版面：头版
军队怎样把“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英明领袖华主席、敬爱的叶副主席作了重要指示，明确提出了必须搞清楚的十个问题：
应该不应该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应该不应该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派性？
应该不应该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
应该不应该整顿军队？
应该不应该严格遵守革命纪律和规章制度？
应该不应该按照接班人“五项条件”搞好老中青三结合？
应该不应该强调军队要稳定？
应该不应该严格训练、严格要求？
应该不应该坚持野战军、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应该不应该准备打仗？
这十个“应该不应该”，抓住了“四人帮”反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反军乱军篡军的要害，概括了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精粹，为我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紧密联系部队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指明了方向。
这十个问题，事关路线的大是大非，不可不辨别清楚，不可不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使之家喻户晓人人明白。
对“四人帮”的一套破得越彻底，毛主席的思想、路线和政策就立得越牢，落实得越好。
因此，搞清楚这十个问题，是抓纲治军的根本措施。
当前，全国到处莺歌燕舞，热气腾腾，一个全面跃进的新局面正在形成。
全军同志应该认清这个形势，跟上这个形势，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发扬革命加拚命的精神，学大庆，学大寨，学全国人民，更好地开展学习雷锋和“硬骨头六连”的群众运动，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
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英明领导下，军队大治，指日可待。
作者：毛泽东
版面：头版
我全军将士必须时刻牢记，我们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
只要我们时刻遵守党的指示，我们就一定胜利。
版面：头版
这些年来，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为了推行他们乱中夺权的反革命策略，炮制出“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从这个单位推销到那个单位，从地方推销到军队，煽动和指使他们那个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大小喽罗，兴风作浪，乱党乱军。
对这个极端反动的口号，“四人帮”及其党羽、瓜牙倍感痛快，这下可以爱怎么闹就怎么闹了，把各级党委闹乱闹瘫痪，闹得你没有头，就好把权夺到手了。
但是，广大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则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他们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我们的一切。
我军从来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干革命怎么能把各级党委踢开呢？
踢开共产党，闹的不是十足的反革命又是什么！
究竟应该不应该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或者说，是加强党的领导，还是削弱以至取消党的领导？
这是关系到我们军队能否保持无产阶级性质，关系到革命事业成败的不可不辨明的根本问题。
（一）
“四人帮”煽动“踢开党委闹革命”，真是什么党也不要吗？
张春桥在上海曾经明目张胆地提出要取消党。
他胡说：“党究竟还要不要？
是不是可以用群众组织来代替？”
“不要原来那个党支部了，让造反派来起党支部的作用”。
张春桥这段话，一半是真的。
对于中国共产党，“四人帮”作梦也在想把它消灭。
但是，说压根儿不要党，那不是“四人帮”的本意。
张春桥的话里，明明白白地是要以他们的帮派体系来取代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他们网罗了一大批新老反革命分子、打砸抢分子、贪污盗窃分子、卖身投靠的所谓老干部、出卖灵魂的无耻文人、打小报告和告黑状的投机分子、牛鬼蛇神、流氓阿飞、社会渣滓，结成了青红帮那样的反革命黑帮，不就是“四人帮”的党吗？
可见，“四人帮”的“踢开党委”，踢开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委。
在他们踢不动的地方，就采取拉出去打进来的办法，千方百计在党委内部安钉子，或者搞“第二党委”、“运动办”、“地下战斗队”、“炮队”之类的东西，取代党委领导。
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唯一能够代表占全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的利益的。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
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才推翻了三座大山，翻身得解放；
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有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接一个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是我们一切胜利一切幸福的源泉。
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根本谈不上革命！
丧心病狂的“四人帮”竟然要把中国共产党踢开，他们要闹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革命”呢？
绝不可能是反对帝修反和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而只能是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重新推向灾难的反革命。
这些年来，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以来，毛主席、党中央一再强调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各项工作包括政治运动都必须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之下。
“四人帮”抛出“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矛头是直接指向毛主席、党中央的。
这个口号从头到脚是一个反革命的口号。
（二）
要不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一个根本区别。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毛主席为我军规定的一项根本制度。
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我军一新面貌，能够成为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新型的人民军队；
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溃散，即使剩下一个人也要战斗到底，赢得了革命战争的光荣而辉煌的胜利；
能够英勇地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几十年如一日地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我军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坚决实行毛主席制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没有人有了人，没有枪有了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发展成为今天这样一支强大的人民解放军。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检验的，用鲜血换来的一条极其重要的建军原则。
这项制度，从根本上保证了军队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而不致成为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工具。
如果不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如果象“四人帮”那样把党委“踢开”，我们的军队将会是什么样子？
这些年来“四人帮”插手军队、搞乱军队的所作所为及其在某些部门和单位所造成的恶果，不是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吗？
他们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之上，以个人名义给部队写信、送材料，建立单线联系，发号施令；
他们背着党的组织，设立秘密联络点，派坐探，安钉子，结帮拉伙，搞地下活动；
他们采取各种卑鄙手法，网罗大大小小的资产阶级野心家，在一些单位煽风点火，对党委实行上下夹攻，内外夹攻；
他们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破坏无产阶级的革命权威，蓄意使党委说话没人听，决议行不通；
他们推行“打倒一切”，任意点名整军队领导干部，处心积虑地要把军队的各级党委和领导机关搞乱搞瘫痪，妄图由他们那个反革命帮派插进手来，直至篡夺领导权。
一句话，“四人帮”的“踢开党委闹革命”，破坏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就是妄图以他们的帮取代我们的党，以帮指挥枪取代党指挥枪的原则，实现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三）
“四人帮”通过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听党的话说成是什么“驯服工具”，把结帮篡权、整黑材料、打小报告等非组织活动说成是什么党员的权利，把党的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割裂开来，鼓吹同党委“对着干”，煽动党的下一级组织向上一级组织直至向党中央闹对立。
对“四人帮”散布的这些东西，如不予以批驳和澄清，就不能很好地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听党的话，是广大工农兵群众用朴素的语言表达的一个真理，是对党信任，热爱，决心跟党走的无产阶级意识的体现，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这是党性的表现。
听党的话，就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党指挥到哪里就战斗到哪里。
听党的话和听毛主席的话是一致的。
听党的话，当然包括执行党的各级组织的决议，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纪律。
“驯服工具”是什么呢？
是一种不辨香臭，不分好坏，不管正确错误，一味盲从的奴隶主义。
听党的话和“驯服工具”二者之间怎么可以等同起来呢！
其实，“四人帮”并不真的反对“驯服工具”。
他们反对听党的话，却一点也不反对听他们那个帮的话。
他们施展种种伎俩，又打又拉，就是让人作他们篡党夺权的驯服工具。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
要团结，不要分裂；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非组织活动，是我们党一向反对的。
我们党提倡的是有话摆到桌面上来，按照正常的组织手续向各级党组织直至党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见，而且反复教育党组织的各级领导，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
“四人帮”拿党员权利作幌子，指使和引诱一些人采取造谣污蔑等见不得人的手段，借以打击陷害革命领导干部，搞垮党的组织。
他们偷偷摸摸搞的这些活动有哪一点符合党的组织原则？
又哪里是什么正常的批评缺点、提出建议呢？
分明是搞特务，搞情报，提供整人的“炮弹”，进行反党活动，我们共产党员应当懂得党内不允许组织派别和秘密集团这条党规党法，应当坚决抵制非组织活动。
至于“四人帮”鼓吹的“对着干”，不仅是形而上学，而且是有意颠倒敌我关系，制造分裂，把对付敌人的那一套用来对付我们党。
毛主席一再用列宁的话教育我们：“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我们对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应该采取分析研究的态度。
两种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一定要划清。
我们党的组织，人民的革命事业，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
“四人帮”的对着干，恰恰都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着干，同党对着干，同广大干部和群众对着干。
他们是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打着反翻案的旗号搞翻案。
“对着干”不过是他们这些捣乱行为中的一个捣乱行为。
党的政治原则与组织原则是统一的。
“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坚决执行党的组织原则，才能保障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得到有效的实行。
党的上一级组织的决议，下一级党的组织必须执行。
下一级党组织的正确的东西，上一级党组织应该肯定和支持。
全党必须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这些，是我们党的传统。
“四人帮”蓄意制造政治原则与组织原则的对立，制造党的上下级组织之间的对立，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四）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在我军是深深扎根的。
任何要使我们军队成为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工具的图谋，都是不能得逞的。
张国焘恃仗人多枪多，向党闹分裂，最后叛变投敌，连一兵一卒都带不走。
林彪反党集团自以为可以调动一切、指挥一切，但是他们干尽坏事，谁也不听他们的，结果是一切不能调动，一切不能指挥。
“四人帮”拚命要抓军权，企图以帮代党，用帮指挥枪，结果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帮指挥枪，也决不允许枪指挥党。
对于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动摇和削弱。
鉴于“四人帮”反党乱军的教训，为了加强而不是削弱党对军队的领导，下列几条原则和制度，是我们特别需要坚持的：
军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必须集中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没有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和授权，不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规定，随意调动军队，都是不允许的。
尤其不允许未受党中央委托管军队工作的人任意插手或私自处理军队的重大问题。
坚持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
部队中的一切重大问题，除了在紧急情况下得由首长机断处置以外，都必须先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尔后由军政首长分工负责组织实施。
部队的军政首长必须服从党委的领导，执行党委的决议，积极主动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并及时向党委报告工作。
党对军队的领导，最根本的是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领导。
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共产党员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毛主席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
要进行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
加强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维护党的生活的一切准则，实行全党统一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
（二）少数服从多数；
（三）下级服从上级；
（四）全党服从中央。
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抵制资产阶级派性，克服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维护党的团结。
坚持党管干部，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
坚持政治工作制度，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支部建在连上，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模范先锋作用。
“我全军将士必须时刻牢记，我们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
只要我们时刻遵守党的指示，我们就一定胜利。”
我们军队过去的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取得的。
毛主席逝世以后，华主席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领导我们沿着毛主席开辟的无产阶级革命航道继续胜利前进。
华主席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我们党的好领袖，我们军队的好统帅。
我们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是要坚决听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话，一切行动服从华主席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挥。
只要我们这样做了，胜利就一定是我们的。
本报评论员
作者：金海峰/舒秀堂/胡云友/何全文/宋时龙/白长坡/王俊
革命传家宝不传不知道
冬天，师里辛副政委到我们连蹲点。
一天早操，副政委问我，连里有多少战士手上长了冻疮，我答不上来。
又问其他干部，也都说不上。
辛副政委严肃地说：“这可不行呀！”
于是，他告诉我们哪个战士的手冻裂了，还坚持进行射击训练；
哪个战士的手冻肿了，投弹握不紧。
看到辛副政委对情况掌握得这么细，我们又惊奇又惭愧。
接着，他又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战争年代，部队行军、打仗，干部知道战士什么时候饥，什么时候渴。
经过一天行军，连长指导员知道哪个战士脚上打了几个泡。
他说：“干部关心战士，是人民军队本质的体现，是我军的光荣传统，我们带兵的人，可不能只知道用兵，不知道爱兵啊！”
这件事深深地教育了我。
这几年来，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毛主席培育的我军光荣传统有些失传了。
我们应该好好向老前辈学习，把革命传统接过来，传下去。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下了自己的体会：“老首长下连来，手把手传帮带，带来革命传家宝，教会了革命后一代。”
“刘老庄连”连长 金海峰
坚持传帮带 传统大发扬
我们团的前身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于一九三三年在江西瑞金亲手创建起来的。
解放二十多年来，团里的老同志虽然走了一批又一批，但光荣传统却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
群众称赞我们“象个红军后代的样子”。
上级领导机关和报纸、电台多次介绍了我团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经验。
革命传统所以能在我们团代代相传，发扬光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坚持了传帮带。
这些年来，我们把荣誉史的教育作为政治教育的一项内容，由领导干部亲自讲授，使战士和青年干部了解我军的光荣传统，树立接好革命班的思想。
各级领导干部坚持下连当兵代职，和战士一起摸爬滚打，面对面的言传身教。
我们还请回十多位曾经在我团工作过的老红军、老八路，对部队进行现身说法，传经送宝。
我们体会到：长江后浪接前浪，革命一代传一代，要使革命事业兴旺发达，革命传统发扬光大，就要象接力赛跑一样，认真做好革命传统的交接工作，这就是传帮带的重要意义。
某部红军团政委 舒秀堂
副政委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
我军许多领导干部，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在他们身上体现着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只要我们青年人留心学习，就可以学到许多东西。
一次，师里杨副政委和我到二连去当兵。
二连距离部队很远。
到了火车站，我正要去买卧铺票，副政委忙制止我说：“我们一走出机关，就是一个兵了，从现在起，我们就应该按战士标准来要求自己，不能有任何特殊。”
于是我买了两张硬座票。
上了车，我看比较挤，正想给他找个座位，只见他把背包一放，对我说：“这不是很好的座位吗？”
说罢，就坐在上面同旅客拉起了家常。
这一路，杨副政委虽然没有给我讲什么传统，可对我的教育很深。
他教我怎样当好普通一兵，又怎样和群众打成一片。
到连队后，我就象杨副政委那样，严格要求自己，处处跟着学、照着做，受到了干部战士的好评。
干事 胡云友
老一辈的实践经验就是管用
一次，上级对我们班进行班集体爆破战术考核。
开始，我们进行得比较顺利。
正要临近“敌堡”跃进送爆时，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在我左侧的战士梁建封突然向我报告，他炸药包上的起爆装置不知在哪丢失了。
当时急得我团团转。
这时，只见在旁当“顾问”的陈主任迅速匍匐到小梁身边，抢过炸药包，拔颗手榴弹，飞快逼近“敌堡”，将手榴弹往炸药包下一塞，只听“轰隆”一声，“敌堡”飞上了天。
当时，我们问他怎么想起的。
陈主任便讲了起来：在过去一次战斗中，陈主任所在的班担任摧毁山腰敌堡的任务。
在途中过河时，三名同志不慎落水，炸药包上的拉火管因水浸而失效。
为了不误战机，按时完成任务，大家想出了用手榴弹引爆的方法，胜利完成了爆破任务。
陈主任的经验，给我们解决了大问题。
老干部参加革命时间长，无论打仗、练兵、做各项工作，都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很多是书本上没有的。
老干部通过传帮带把革命经验传给年轻一代，就能使我们更快地成长，更好地加强部队建设。
班长 何全文
传帮带是重新学习的过程
传帮带的过程，是对我军光荣传统重新回顾、重新学习的过程；
是对自己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起来的各种经验，进行再总结再提高的过程；
也是认真学习毛主席军事思想，分清路线是非，提高路线觉悟的过程。
解放战争期间，我们团和兄弟部队一道，在东北战场上打了不少胜仗，创造了许多成功的战例。
这些胜仗，本来都是在毛主席军事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可叛徒卖国贼林彪却蓄意歪曲和篡改历史，贪天之功为己有，把功劳记在他的那个“六个战术原则”的帐本上，而把挫折和失败的责任强加在广大指战员的身上。
我们在传帮带中，讲到这段战斗历史的时候，每讲一个战例，都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和军事著作，用毛主席的作战方针原则和战略战术思想，批判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从路线上分清是非，肃清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流毒和影响，把正确的东西传给年轻的同志。
从而使我们对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和作战方针原则理解得更深了，更加坚定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决心，把部队建设搞得更好。
政治处主任 宋时龙
既当先生 又当学生
传帮带既有教的问题，又有学的问题。
我们老同志过去带兵打过仗，对我军的传统体会比较深，有较多的实践经验，需要把这些传授给年轻的同志。
而青年人朝气蓬勃，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敢于创新，他们这些长处往往是我们老同志所缺乏的。
在传帮带的过程中，既当先生又当学生，虚心地向青年干部和战士学习，才能不断地丰富自己，提高自己。
一次，青年干部、副参谋长邓国信到榴炮营，组织部队搞对夜间不发光的“敌坦克”的射击训练。
我给他讲述了过去在朝鲜战场上，利用照明弹、信号弹作照明打敌坦克的两种方法。
邓副参谋长想到将来的战场情况会比过去更复杂，要多准备几手。
他下到连队去，和大家反复试验，又摸索出七种照明打坦克的方法。
邓副参谋长这种对革命负责，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使我受到深刻教育。
我们不能故步自封，满足于过去，一定要虚心向群众学习，振奋革命精神，继续前进不停步。
团长 白长坡
越传越觉责任重
去年，“四害”横行时，阴沟里冒出股妖风，说老干部传帮带是宣传“民主革命经验”，“为老家伙评功摆好”。
我听了非常气愤。
我亲眼看到，通过老同志的传帮带，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和军事思想深入人心，我军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革命事业接班人茁壮成长，部队的革命化战斗化建设不断增强。
老同志传帮带有啥不好？
粉碎了“四人帮”，我找到了答案。
他们咒骂污蔑老干部实行传帮带，是因为我们的老同志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受党的多年教育，有丰富的斗争经验，闻得出香臭，辨得清好孬，执行毛主席军事路线最坚决，抵制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最勇敢。
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和军事思想一代一代传下去，在部队中牢牢扎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就不能得逞。
正是因为这个，他们才百般诋毁攻击，给老干部安上罪名打下台，把他们的亲信爪牙扶上台。
从这里我深深感到，要使毛主席军事路线扎根部队，我军的光荣传统代代相传，粉碎一切阴谋家、野心家妄图反军乱军，毁我长城的罪恶阴谋，我们老同志肩上的责任很重，一定要努力搞好传帮带。
团政委 王俊
作者：李建新崔明德
可是，万恶的“四人帮”一提起传帮带就暴跳如雷，骂不绝口。
传帮带何罪之有，“四人帮”竟如此咬牙切齿？
是非曲直不能不辩论清楚。
“四人帮”咒骂传帮带是“为走资派树碑立传”，“为老家伙评功摆好”。
这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广大革命老干部的无耻诽谤。
我军的一切胜利，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军的革命传统，处处闪耀着毛主席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的光辉。
各级领导干部在传帮带中讲传统，并不是夸耀自己个人的功劳，而是通过重温历史，讲述毛主席率领我们走过的艰难历程，歌颂毛主席的英明伟大，颂扬毛主席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的丰功伟绩。
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我们的革命老前辈跟随毛主席爬雪山，过草地，南征北战，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他们的斗争精神和英雄业绩光照日月，是留给我军的宝贵财富，也是进行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这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
“四人帮”咒骂传帮带是“老家伙治军”。
我军老干部参加革命几十年，无论打仗、练兵都有丰富的经验，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有切身的感受和深厚的感情，他们是革命的骨干，是党的宝贵财富。
我们年青的同志，由于参加革命时间较短，对我军的光荣传统懂得不多，体会不深，老干部用现身说法，把自己的体会和亲身经历告诉年青一代，就可以帮助青年干部和战士深刻认识我军的建军宗旨，明确我军一系列建军方针原则，这实际上是通过老干部的传帮带，更好地按照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治军，怎么能说是“老家伙治军”呢？
“四人帮”妄图搞得我军光荣传统无人传，以达到中断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罪恶目的。
他们的阴谋是永远不能得逞的！
“四人帮”还咒骂讲传统“是宣传民主革命”，“是回头看，开倒车，搞复辟”，恶狠狠地叫嚣“过去那一套吃不开了”。
毛主席在带领我军进行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中，坚持用无产阶级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建设人民军队，形成了一整套的优良传统。
几十年来，正是由于坚持和发扬了这些光荣传统，使我军肃清了一切旧式军队的影响，保持了无产阶级的本质。
尽管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革命在革命性质上有所不同，但是，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样是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取得胜利的，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始终没有变；
尽管未来反侵略战争同过去的战争有所不同，但是人民战争的性质没有变。
因此，我军的光荣传统永远闪闪发光，我们过去、现在、将来都要发扬。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四人帮”攻击诋毁我军传帮带的企图是徒劳的。
毛主席的旗帜永远高高飘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千秋永照，人民军队前进的雄伟步伐任何人也阻挡不了！
武汉部队 李建新 崔明德
作者：空军理论组
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
张春桥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祖辈三代都是压榨劳动人民的吸血鬼。
不管张春桥如何狡猾诡诈地长期向党隐瞒反动家庭历史，但从他的文章中某些剖白流露，也完全可以看到他的臀部烙着深深的剥削阶级印章。
让我们戳穿他所谓“身世清白”的谎言，看看他究竟是哪个阶级的孝子贤孙吧！
向地主资产阶级大表孝义。
张春桥对孔孟“以孝治天下”的伦理颇有一番造诣。
你看，一九三二年，张春桥在中学放假之前，看到“明湖的颜色如此难看”，怀乡思亲之情便油然而生了：“波纹是家中年老的双亲的面纹，他们为了儿子流血汗，……”（《学校生活素描》）其孝心之切，简直可以立座“孝子碑”加以旌表了！
张春桥的双亲有着什么样的“面纹”呢？
其父张开益任过军阀张宗昌的县邮政局长、日伪警察局庶务主任、国民党少校军医等反动职务，是个长期为国民党、日寇效劳的反动官僚、汉奸。
其母是个贪婪无厌、作威作福的地主婆。
当张春桥要离家出走时，真是难舍难分哪，又是“沉默地望着他”，又是“无神地向他点点头”，发出“违背了母亲的爱，父亲的爱”的自谴（《行之端》）。
父母之恩岂能不报，果真到了一九六一年，他利用职权，把他的反动老子弄到上海供养起来，逃避群众的管制和斗争。
由此可见，张春桥对于地主阶级，的确是竭诚尽孝，始终不渝。
为地主资产阶级歌功颂德。
在张春桥看来，地主资产阶级是一批“贤人淑士”，他们的起家不是血和火的历史，而是靠“勤俭”“发起财来的”（《我控诉》）。
明明供他上学的钱是重租盘剥而得，他却说是其父“用血汗换来的”。
明明是敲骨吸髓的地主，他却说成“养活”长工的“恩人”，是农民生存的“希望”（《鸡》）。
明明是趁洪水泛滥之际加紧搜刮民财的贪官污史，他却说成是“为民请命”，亲临灾区“放赈”，使农民的日子有了“着落”的“靠山”（《秋》）。
明明是既充当洋大人的爪牙，又为国民党反动派卖命的双料走狗，帝国主义租界上的巡捕，却给他是“极美好”的“印象”（《窘》）。
对地主、反动官僚、巡捕这些历史的渣滓，张春桥钟爱之情可谓深矣！
这还不算，到了一九五六年，他在《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们》一文中，更把资本家塑造成艰辛创业，而又十分乐意社会主义改造的“可敬”、“可爱”、“可信”的形象，肉麻地吹捧他们的“伟绩丰功”。
张春桥和叛徒、工贼刘少奇一样，大肆鼓吹“剥削有功”的谬论，是有其深刻的反动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
“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张春桥爱的是地主资产阶级，而他恨的又是什么人呢？
请看他别有用心的描写：煤矿工人“象几个尸首般没有力气”的“黑鬼”，“刚刚下去一群，一群又上来”（《俺们的春天》）；
破产的农民，“近来街市上都是他们的足迹，而且还存有偷窃的行动”，终于被警察“象拖着条死狗”一样“驱逐出境”（《驱逐》）。
张春桥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哈哈镜，随心所欲地把工农大众丑化成精神低下的“乌合之众”，充分证明他从来就是劳动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
到了七十年代，张春桥这个混进共产党内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继续写黑文叫嚷对劳动人民实行“全面专政”，梦想篡党夺权，夺回其失去的“天堂”。
然而，这只能是一枕黄粱再现。
拥蒋反共的法西斯党徒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使日寇轻易地占领了东北三省。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寇进攻上海，蒋介石采用了同样的叛卖手法，逼迫在我党影响下奋起抵抗的十九路军官兵撤退。
张春桥却歪曲历史，对于蒋介石这个头号卖国贼极尽美化之能事。
他在一篇所谓描写上海军民抗战的小说《为国捐躯》中，声嘶力竭地狂叫：“现在政府也有了长期抵抗的决心了”（指蒋介石反动政权），我们应该“在青天白日之下”（指国民党的狗牙旗）去“杀——杀——杀，抵抗到底，牺牲到底”。
那么，张春桥究竟要捐躯何“国”呢？
请看，他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期间就充当国民党的奸细，告密陷害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
原来他尽忠的“国”是蒋介石的“党国”。
这篇小说就是他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一份晋见礼。
一九三五年，张春桥一踏进十里洋场的上海，便一头栽进“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怀抱。
当时，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极力鼓吹所谓“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
张春桥此时的作品，正是在这个法西斯理论指导下，为蒋介石、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呐喊助威的。
他吹捧蒋介石是要实行“全国总动员抗战”的“民族英雄”（《用武力回答武力》）。
他把国民党的反动军队描写成“一切中华民族的雄壮美丽集中在他们身上”的“人民救星”（《中国为什么会胜利》）。
真是无耻之尤！
不仅如此，他还按照国民党中宣部的调子，公开叫嚣取消八路军、新四军，把一切“正式和非正式的武装部队、别动队、游击队”都置于国民党“政府领导下”（《武装民众》）。
张春桥的险恶用心，就是要革命人民交出武装，在蒋介石国民党和日本法西斯的屠刀下束手待毙。
张春桥为了向国民党反动派献媚，积极参加反革命的文化“围剿”。
当时，由特务崔万秋参与主编的《大晚报》，是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反革命文化“围剿”的一块滩头阵地。
张春桥和一些反动文人、叛徒沆瀣一气，曾凭借这块阵地舞文弄墨，恶毒攻击和毁谤鲁迅。
在三十年代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激烈论战中，张春桥又紧跟在田汉等人的屁股后头，“雄赳赳”地“打上门来”围攻鲁迅。
他抛出《也是文学管见》、《光明》等黑文，拚命为“国防文学”摇旗呐喊。
鲁迅逝世后，张春桥却又打着拥护鲁迅的旗号，肆无忌惮地干着歪曲、反对鲁迅的勾当。
张春桥一系列的丑恶表演，充分说明他是一个蒋介石鞍前马下的“文章枪手”，是一个法西斯蒂的忠实党徒。
在中华民族处在危亡的关头，张春桥又跳将出来，为国民党反动派招兵买马，争夺青年。
一九三七年十月，张春桥抛出了《血火中的上海》，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上海百般粉饰，并且心怀叵测地“告诫”青年们“不用去延安了”，对革命圣地延安充满恐惧和仇恨。
当年蒋介石唯恐我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壮大起来，曾经指令胡宗南匪帮在西安附近遍布特务，设明岗，立暗哨，多方搜捕投奔延安的革命青年。
就在这时，狄克先生躺在蒋管区的寓所里大声疾呼“不要去延安了”。
你看张春桥和国民党配合得何等默契！
尤其可恶的是，张春桥不但在蒋管区积极从事拥蒋反共活动，而且当他混入延安后，仍然鼓吹什么要在“蒋委员长领导下展开神圣的全民族的对日抗战”（《在巩固和扩大中的陕北公学》），“全国上下都在蒋委员长绝对领导底下”等等（《韩复榘》）。
张春桥拚命为人民公敌蒋介石抬轿子，真不怕累断了脊梁骨。
这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有的人“是从来不考虑改变他的反动立场的”。
张春桥便是如此。
四十多年来，他走的是一条拥蒋反共的罪恶之路。
虽然他可以乔装打扮，骗过一时，但是“不管他怎样伪装，他的尾巴是藏不住的”。
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野心狼
毛主席指出：“在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
张春桥便是一个当今的活例。
尽管人民战争的狂飚使蒋家王朝覆灭了，但是他作为蒋家王朝代表人物，却并不承认他们的失败，还继续在革命队伍中兴风作浪。
在五十年代，他抛出了两本毒草集：《今朝集》和《龙华集》。
张春桥明明是一个反社会主义的极右派，倒要在《今朝集》的序言里，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响当当的反右英雄；
明明是一个手上沾着血腥的特务，却要在《龙华集》的序言里，以“一种特殊的感情”，对革命烈士表示什么“景仰和怀念”。
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两篇序言，完全是装腔作势，转移视线，企图“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以利于他变本加厉地大干反革命的勾当。
这两本小册子是封资修的大杂烩，灵魂之肮脏，文笔之拙劣，实在不堪入目。
先让我们看看张春桥在整风反右时的表演吧！
一九五七年春，资产阶级右派乘我党整风之际猖狂向党发动了进攻。
在这黑云翻滚的日子里，张春桥接连抛出了《只能放，不能收》、《坚持工农的方向》两篇黑文，充当了向党进攻的急先锋。
他一会振振有辞地讲：“封建地主正在改造成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也正在改造成为工人。”
一会又叫嚷：“作家要有‘完全的个人自由’，‘敢于在自由竞赛中发展共产主义事业’。”
这同右派头子章乃器、章伯钧之流鼓吹的“工商业家的两重性一去不复返了”，以及要搞什么“政治设计院”和资本主义的“自由化”等完全是一个腔调。
在一片反共叫嚣中，谁能分出哪是张春桥的狂吠，哪是章伯钧的谬论？
他们都不愧为几十年一贯制的反共老手。
“鸣放”时叫得那么欢，等到反右斗争开始时，张春桥又装模作样地批判起上海的一个右派头面人物王若望来了。
其实他俩是一路货色，很难找到什么精神上的差异。
王若望的毒草文章《步步设防》，主张让资产阶级任意进攻，张春桥也主张让资产阶级自由地放；
王说报纸不应有阶级性，张就说阶级矛盾不存在了；
王发出“反教条主义”的鼓噪，张也狂叫“清除各种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现象”。
本来是同台演了一曲右派反党的“二重唱”，结果张春桥却成了“反右英雄”。
请看张春桥摇身一变的魔术，变得多么玄妙呵！
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日子里，标榜为文艺革命“功臣”的张春桥，却抛出了一篇《关于现代题材剧目的问题》，公然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竭力维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充当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艺的卫道士。
他把我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歪曲为资产阶级自由化；
谁要不同意他们那一套，就是“清规戒律，只会把文艺工作窒息”。
那么文艺应该怎么发展？
张春桥的“锦囊妙计”是：“让现代剧目同天上的仙人，会说话的禽兽一起来为工农兵服务”。
那就不管是什么仙人禽兽，什么牛鬼蛇神，统统出笼好了。
他大肆煽动：“让我们干起来吧！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如果按张春桥的路子搞下去，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阵地，就会变成封、资、修文艺的大“沙龙”；
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会重新沦于百年魔怪舞翩跹的境地。
张春桥真不愧为一个老牌的文化特务，他表面谈的是文艺，实际上则是为覆灭的蒋家王朝扬幡招魂，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张春桥和一切反动派一样，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他的反革命活动愈演愈烈，异常猖獗。
他和叛徒江青、政治流氓王洪文、反动文痞姚文元结成黑帮，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极右路线。
他恣意阉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撰写了黑文《论全面专政》。
这篇黑文五毒俱全，又是打“土围子”，又是斗“民主派”，恶狠狠地要把广大革命老干部当作打倒对象，公然要篡党夺权，妄图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
蒋介石反共几十年，没有能够做到的事，他要去实现。
他那篇臭名昭著的《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更是刀光剑影，杀机毕露。
这条更猖狂的中山狼，竟然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选定的好接班人华国锋同志张牙舞爪地猛扑。
然而，这只能加速张春桥等“四人帮”从捣乱到失败直至彻底灭亡的进程。
帝国主义扶植的几百万军队，并没能挽救蒋家王朝的覆灭，几个孽子孤臣的挣扎，也休想实现复辟的迷梦。
一番表演，几个觔斗，只能说明张春桥是蒋家王朝的一个死硬分子，是一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一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野心狼。
他要反党、反人民、反革命到底，那有什么办法，只有让他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吧！
铁的事实证明：我们同张春桥等“四人帮”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长期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长期斗争的继续。
狗头军师张春桥身名俱裂了。
尽管他披了一身“马列主义理论家”的华丽外衣，颇令人目眩，然而，他几十年呕心沥血、刀笔经营的大量反动文章，却象一面镜子，照出了他那拥蒋反共、投降卖国、大搞修正主义的阴谋家的丑恶嘴脸。
毛主席指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
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
张春桥就是一个用笔杀人的刽子手，是一个“一旦大权在握则毫不踌躇地把革命浸入血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三六○页）的野心狼。
然而，善恶到头终有报，张春桥终究逃脱不了历史的无情惩罚。
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
老投降派张春桥经常唱着“爱国主义”的调子迷人，动辄挥起“卖国主义”的棍子打人，真是堂哉皇哉，大有“民族英雄”之概。
张春桥“演反派人物很象，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象，装腔作势，不大自然”。
从历史垃圾中找出他三十年代的作品翻翻，原来，他早就是一个媚日求荣的民族败类，东洋鬼子豢养的一只宠犬。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亡，华北危急。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张春桥抛出了《银铃》、《明湖春色》、《济南》等反动文章。
下面我们略加剖析，看看张春桥在国难当头的时候，通过这些文章吹的什么妖风。
写侵略无害之景。
一九三三年，正当我国大好河山遭受着日寇蹂躏的关头，张春桥作为济南国民党法西斯组织华蒂社的发起人之一和骨干分子，在反动刊物《华蒂》上发表了小说《银铃》，大肆兜售精神鸦片。
小说里，侵略者的炮声听不见了，有的却是“象银铃一样”的“笑”；
侵略者的奸淫烧杀看不见了，有的却是“人间的天堂”，“美丽的少女底心”。
在张春桥笔下，日寇魔爪深深插向的济南，简直是“太平盛世”，连“佛峪及龙洞的石头有些都是能够动人的”，人们“花环一般地挽着臂膀”，“低低地诉说着各人的春风般软绵绵的心曲”（《济南》）。
够了！
在日寇大举进攻中国的苦难岁月，侵略者所到之处，烧光、杀光、抢光，国破家亡，生灵涂炭，张春桥却在那里唱着肉麻的赞美诗，抒发着剥削阶级的腐臭情调，这难道还有一点点中国人的气味吗？
鲁迅说过：“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张春桥正是这样一个拜倒于日本帝国主义脚下的万劫不复的奴才。
抒侵略有功之情。
在张春桥的汉奸逻辑中，侵略非但无害，而且有功。
日本侵略者的“文治武功”在哪里？
请看：济南，“现在一切都变了，……渐渐好起来了：站在千佛山或城头马路上可以看到向突飞猛进的路上走的房子。
……济南马上便可以成为一个华北的更重要的市镇”。
这真堪称绝妙的卖国奇文。
按照张春桥的逻辑，中国人民岂不应该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万世千秋感恩戴德了吗？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穷尽的苦难。
当时的济南，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把一个封建的中国变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的血迹斑斑的图画”的一个缩影。
张春桥声嘶力竭地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评功摆好，恰恰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汉奸帮凶的自供状。
寄欢迎侵略之意。
张春桥认为帝国主义侵略不但无害，而且有功，因此，他便对侵略者热烈欢迎起来了。
他汪汪汪地叫道：“我们只有在‘共存共荣’下才能够互相提携，才能够把济南建筑起来。”
一副奴颜婢膝的叭儿狗相！
依着他的主张，唯有向帝国主义拱手交出大好河山，中国才能得救，人民才有“幸福”。
怪不得到了七十年代，他妄图变中国为殖民地，梦想在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卵翼下，当个傀儡王朝的一品大臣。
这真是“秉性难移”啊！
汉奸卖国贼人人得而诛之。
然而在张春桥笔下的汉奸，要么是“为了生活”的“无知的人”（《怎样对付汉奸》），要么是滑稽、可笑的人（《汉奸吉思恭》）；
自然，谁也不会指望张春桥对汉奸有一丝半点的义愤。
他的老婆就是个自首叛变、充当日本特务，被日寇称为“东方的摩登女士”的汉奸，而他却长期进行包庇，与之同床共梦。
这并不奇怪，因为张春桥这种人，“表皮上没有标出汪记，实际上是汪记。
这些人也是敌人的第五纵队”。
张春桥和汪精卫、吉思恭之流的汉奸，都是所谓“大东亚共荣圈”里的丑类，是中华民族的叛逆。
沈阳部队空军某部机务四中队召开批判大会，深揭狠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和丑恶历史。
汪柳摄
五月九日下午，在标志着我国工业发展史上重要里程碑的全国工业学大庆盛会上，英明领袖华主席作了重要讲话，向全党全军全国工人阶级和各族人民发出了伟大号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实现二十世纪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
华主席以极其鼓舞人的宏亮声音指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发展方面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一定能够更加光辉灿烂地显示出来！
在这激动人心的难忘的时刻，辉煌的人民大会堂里，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震撼全场。
从白发苍苍的老干部到年轻新干部，从各级领导到先进模范标兵，个个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他们以发自肺腑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纵情欢呼：“向华主席致敬！”
“向党中央致敬！”
无比信赖、爱戴、崇敬自己的好领袖，决心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华主席的伟大号召，华主席的殷切期望，展现了毛主席的遗愿，表达了八亿人民梦寐以求的共同心意和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极大地振奋着每个人的心。
每个代表都显得年轻了。
每个代表的眼里都闪现着喜悦的光辉：华主席所展示的雄伟蓝图，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繁荣富强的明天，呈现在我们前面了！
能为实现这样的宏图大业而积极贡献力量，该是多么地幸福和自豪！
华主席的伟大号召，激起了最强烈的反响。
来自全国各地区、各条战线的七千名代表，直到深夜都在兴高采烈地讨论着华主席讲话的重大意义，直到深夜都在欢欣鼓舞地交谈着怎样用实际行动落实华主席的伟大号召。
每个代表都在思考着：如何抓住当前大好时机，努力做好工作，尽快地使我们的国家强盛起来。
每个代表都在计算着：从现在起到二十世纪末，只剩下二十三年了。
要在这二十三年之内，实现毛主席的遗愿，完成华主席交给的光荣的历史使命，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现代化强国，时间是紧迫的。
在这样紧迫的时间内，我们应该怎样奋发努力？
每个代表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感到时间是如此宝贵。
省市委书记们坐不住了，部长们坐不住了，企业的领导们坐不住了，先进模范人物们坐不住了，科学技术人员们坐不住了。
他们深感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巴不得立即回到本地区、本部门、本企业，把华主席的殷切期望、大庆的经验、会议的精神，一口气告诉广大干部和群众，让本地区、本部门、本企业跨上骏马，向大庆式企业飞奔，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向四个现代化进军！
担任中央各工业部门和省、市、自治区以及企业领导的许多当年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的老干部、老党员、老红军，今天聚集在华主席身边，直接聆听华主席的指示，变得更加朝气蓬勃。
他们无限深情地说：有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我们的好领袖华主席掌舵，我们党大有希望，我们国家大有希望。
我们这些由党培养了几十年的老同志，一定要拿出当年跟随毛主席爬雪山过草地的那种革命精神，跟随华主席继续长征，为实现毛主席的宏大遗愿再立新功。
放眼朝前看，再大的成绩也不感到满足了。
为发展我国石油工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走在我国工业发展的最前列的石油化工部，在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誓师大会上又提出了更高的进军目标：决心再接再厉，乘胜前进，在本世纪内，一定要搞出十来个大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先进更先进，后进赶先进，各个工业部门都决心向石油化工部看齐。
冶金工业部的领导同志立志争上游，尽快改变钢铁生产面貌。
他们说：钢铁工业深受“四人帮”之害，看大庆，想自己，我们寝食不安。
我们决不辜负华主席的殷切期望，一定要举旗抓纲，深揭猛批“四人帮”，肃清其流毒，真正学好大庆经验，把钢铁工业迅速搞上去。
“普及大庆式企业，关键在省、市、自治区党委。
我们一定要学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紧跟华主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深揭狠批‘四人帮’，当好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的带头人！”
许多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人，表示了这样坚强的决心。
参加会议的湖南省的省市委书记们，日夜在讨论着如何在毛主席家乡，加快普及大庆式企业，早日实现毛主席指示的、华主席为之奋斗多年的把湖南省建成工业省的宏图。
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断作出新贡献的许多著名的劳动模范，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许多年轻的先进标兵，听了华主席的重要讲话，心情格外激动。
他们高兴地说，华主席为党锄奸，为国除害，为民平愤，踢开了绊脚石，我们可以甩开膀子大行社会主义了。
我们一定要在这迅速到来的新的跃进年代出大力，流大汗，尽快在经济上和科学技术上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争光，为华主席争光！
华主席挥巨手，钢铁工人争上游。
鞍钢工人下了狠心要大干，一定要用最优异的成绩向华主席、党中央报喜。
武钢工人也修订了规划，决心要迎头赶上。
包钢工人表示要很快赶上去。
今年三月向鞍钢和全国各钢铁公司发出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倡议的首钢怎么办？
首钢的代表响亮地回答：借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强劲东风，快马加鞭向前跃。
公司党委书记同党委“一班人”商量，决心要全面学习大庆经验，并且已制订出规划，到一九八○年钢产量翻一番，同全国钢铁工人一起，为尽快把钢铁搞上去而奋斗。
“有了唐山这样英雄的人民，一切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今年四月二十六日，华主席视察唐山时，再次表扬了开滦煤矿的工人阶级在恢复生产的斗争中表现的革命精神，并且勉励他们要不断提高开滦煤矿的生产水平。
华主席的勉励，给他们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英雄的开滦煤矿的代表们说：别看我们受了灾，大庆红花照样开！
八级地震震不垮，定叫老矿焕青春！
我们一定要把开滦煤矿建成高标准的大庆式企业，今年年底达到震前生产能力，到一九八○年照样完成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原定指标，尽快实现华主席提出的提高生产水平的要求，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淮南煤矿的代表，学习大庆人坚持继续革命的精神，学习开滦煤矿工人阶级战胜困难的英雄气概，要老矿立新功，再创新水平。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战斗号令鼓舞下，七千名代表奋发起来了！
全党全军全国工人阶级和各族人民奋发起来了！
一个争时间，抢速度，为实现毛主席的遗愿而比大干、比贡献的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开始了！
《人民日报》记者 新华社记者（本报有删节）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一日讯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期间，从深受“四人帮”之害的贵州高原传来了形势迅速大好的喜讯：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战略决策指引下，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鼓舞下，贵州工交战线广大职工迅速掀起了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高潮，揭批“四人帮”的高潮，抓革命促生产的高潮。
全省工交战线捷报频传。
四月份全省工业总产值比三月份增长百分之二十三点三，大大超过了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贵阳、遵义等全省九个地区，四月份的工业总产值都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
参加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代表知道这个喜讯后，受到很大鼓舞。
他们从贵州的变化，联系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高兴地说：只要我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紧跟华主席的战略部署，深揭狠批“四人帮”，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就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形势就会越来越好。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贵州省委认真贯彻华主席、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和对贵州工作的重要指示，带领群众揭批“四人帮”及其在贵州的黑干将破坏贵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罪行，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迅速扭转了被动局面，出现了大好形势。
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开幕以来，贵州省委又通过电话会议、广播大会等各种形式，把华主席的指示和会议的精神及时向全省干部、群众进行传达，使广大职工更加明确了前进的方向。
大家承认落后，不甘落后，更加意气风发地大干社会主义，使全省工交战线到处都出现了你追我赶的热气腾腾的局面。
贵州四条铁路干线的枢纽贵阳铁路南站，去年被“四人帮”及其在贵州的黑干将糟蹋得不成样子，广大职工狠批这一小撮害人虫的滔天罪行，焕发出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出满勤、干满点，创造了一百四十多天无重大事故和无大事故的好成绩。
全分局四月份出现了畅通无阻和多拉快跑的喜人景象，所辖站段货运量逐日上升，进入五月上旬以后，运输生产继续稳步上升。
贵阳钢铁厂在夺得首季开门红之后，四月份炼钢、轧钢、锻钢、炼铁等主要生产车间都提前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
省煤炭战线广大职工在学大庆、赶开滦的群众运动中，提前超额完成了第一季度计划，四月份又创造了原煤产量历史最高纪录。
化肥战线的广大职工开展了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最近以来生产指标天天突破，四月份全省的化肥产量，比三月份又有大幅度的增长。
贵阳棉纺厂大治快上，今年三月份的产量和产值都等于一、二月份的总和，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的鼓舞下，广大职工四月份夺得的产量和产值又等于第一季度的总和。
贵阳卷烟一厂和二厂的工人们说：打倒了“四人帮”，华主席率领我们学大庆，饭可以少吃，觉可以少睡，不超过指标决不下岗位。
两个厂开展对口赛，都提前完成了四月份生产计划，产量都突破了一万箱大关。
正在北京出席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贵州代表，在这个大好形势鼓舞下，更加振奋了革命精神，连日来召开各种类型的会议和开展谈心活动，大讲学大庆的重要意义，大摆学大庆的大好形势，大谈群众和干部学大庆的积极性。
大家说：论条件，贵州比大庆好，论困难，贵州比大庆小，大庆人能办到的我们也一定要办到。
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认真学习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把大庆经验带回去，大干苦干拚命干，进一步加快发展贵州的大好形势，为华主席争光，为党中央争气。
据新华社布加勒斯特一九七七年五月九日电 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五月九日隆重集会，庆祝罗马尼亚国家独立一百周年。
尼·齐奥塞斯库、马·曼内斯库、埃列娜·齐奥塞斯库等罗马尼亚党和国家领导人，军队指战员、群众团体和工人、农民的代表以及爱国卫队战士、党政干部等一万一千多人参加了集会。
由赛福鼎为团长、廖承志为副团长的中国人大代表团以及由彭梦庾率领的中国友好参观团应邀参加了集会。
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共和国总统尼·齐奥塞斯库在集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齐奥塞斯库说，罗马尼亚人民在其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并在今天有力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他说，在罗马尼亚诸公国正处在形成和巩固过程中的时候，在多瑙河之南成立了奥斯曼帝国，由于它的统治和压迫政策，它已成为对包括我国人民在内的许多民族的完整和自由的严重威胁。
后来，在罗马尼亚公国周围也形成了追求扩张目标的沙皇俄国和哈布斯堡帝国。
在这种特有的历史和地理条件中罗马尼亚人民数世纪来不得不进行艰苦的斗争以反对形形色色的侵略者。
为了自身的发展，为了自由和独立而不断斗争，这就是我国人民整个历史的基本特征。
齐奥塞斯库在叙述了罗马尼亚人民和军队经过艰苦的浴血奋战，终于战胜了奥斯曼帝国之后说，罗马尼亚国家独立的取得并非是偶然的势态或政治权宜的结果，并非外来的恩赐，而是前人数世纪斗争的结果，这种斗争随着一八七七年在反奥斯曼帝国的战役的战场上取得伟大胜利而达到高峰，在我国自由独立的发展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齐奥塞斯库说，罗马尼亚人民经历的艰辛和遭到的敌视以及在其存在的转折时刻所赢得的胜利雄辩地证明，决心保卫其领土、自由和独立，决心不惜任何代价确立其不可剥夺的权利，在太阳底下取得一块立足之地的人民永远不会被任何人、任何东西所征服。
同时，我国人民的历史经验和整个世界社会经验证明了任何一个推行统治和压迫政策，无视和践踏其它国家人民的基本权利的国家，不管在某一时期有多么强大，它拥有多少军事力量，都是注定要失败、垮台和被消灭的。
齐奥塞斯库说，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历史事件的发生为罗马尼亚社会的民主进步的新发展，为彻底铲除我国人民对外国垄断资本和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的任何依赖开辟了道路。
罗马尼亚第一次真正全面地获得了民族独立和主权。
齐奥塞斯库说，罗马尼亚共产党将继续加强罗马尼亚军队，继续加强爱国卫队，作好青年和全体人民的训练工作以准备随时保卫社会主义的革命成果和罗马尼亚的自由、独立和完整。
齐奥塞斯库说：“现在，当我们进入我国独立的第二个世纪的时候，让我们在全体人民面前做出庄严保证以纪念我们伟大的前辈：在任何困难面前我们将不退却，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我们高举斗争的旗帜，无论是三色旗还是红旗，忠诚英勇地为人民的革命事业、祖国的独立与主权，罗马尼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服务。”
当天晚上，在八·二三体育场举行了有陆军、海军、山地部队、边防军等各军兵种部队、爱国卫队、青年军训队、地方防空队和救护队以及少先队的分列式。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一九七七年五月十日电 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共和国总统尼·齐奥塞斯库同志五月十日下午接见了以赛福鼎为团长，廖承志为副团长的中国人大代表团全体成员。
接见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参加接见的有：罗共中央政治执委会委员、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斯·沃伊捷克，罗共中央政治执委会委员、政府副总理格·奥普雷亚，罗共中央政治执委会委员、罗共中央书记约·乌格拉尔，罗共中央政治执委会候补委员、罗共中央书记斯·安德烈，罗共中央政治执委会候补委员、罗共中央书记约·邦克，罗共中央政治执委会候补委员、大国民议会主席尼·乔桑和罗共中央委员、大国民议会秘书瓦·波托普。
接见时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李庭荃也在座。
赛福鼎同志首先向齐奥塞斯库同志转达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和李先念副总理亲切友好的问候，并介绍了我国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大好形势。
他说，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十分珍视中罗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和战斗团结的不断发展，衷心感谢罗马尼亚党政领导和人民对代表团的热情友好的接待。
齐奥塞斯库同志请赛福鼎同志转达他对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和李先念副总理的亲切问候和最良好的祝愿。
他对中国人民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并预祝中国人民取得更大的成就。
齐奥塞斯库同志介绍了罗马尼亚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三月四日强烈地震后，在恢复生产和夺回地震造成的损失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
他满意地评价罗中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他说，代表团的访问是这种友好关系的生动体现，祝愿罗中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兄弟般友谊，战斗团结和多方面的合作关系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据新华社布加勒斯特一九七七年五月十日电 以赛福鼎为团长、廖承志为副团长的中国人大代表团五月十日晚举行告别宴会。
罗共中央政治执委会委员、政府副总理格·奥普雷亚，罗共中央政治执委会委员、布加勒斯特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扬·丁卡，罗共中央政治执委会候补委员、大国民议会主席尼·乔桑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在宴会上，赛福鼎团长和乔桑主席先后祝酒。
他们共同举杯为中罗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伟大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为齐奥塞斯库同志和华国锋同志的健康干杯！
宴会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一日电 以赛福鼎为团长、廖承志为副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圆满结束对罗马尼亚的友好访问，五月十一日上午乘专机离开布加勒斯特前往南斯拉夫进行友好访问。
罗共中央政治执委会候补委员、大国民议会主席尼·乔桑，罗共中央候补委员、大国民议会副主席阿·斯波尔尼克，罗共中央委员、大国民议会秘书瓦·波托普，罗共中央委员、罗中友协主席扬·波佩斯库一普楚里，罗共中央委员、大国民议会工业和财政、经济活动委员会副主席埃·科若卡鲁，大国民议会教育、科学和文化委员会主席拉·沃伊尼亚等前往机场欢送。
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李庭荃和大使馆其他外交官员，在罗工作的中国技术人员和留学生代表也到机场欢送。
到机场欢送的还有南斯拉夫驻罗马尼亚大使波·多迪克。
在登上飞机前，少先队员们向代表团全体成员献了鲜花。
赛福鼎同志和廖承志同志同乔桑同志热烈握手拥抱告别，再次感谢罗马尼亚党政领导和人民对代表团的热情友好的接待。
中国人大代表团在访罗期间，罗共中央政治执委会委员、罗共布加勒斯特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扬·丁卡五月六日上午会见并设宴招待了代表团全体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