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主席亲自主持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大会-叶副主席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出席？
余秋里副总理作《全党，全国工人动员起来为普及大庆式企业而奋斗》重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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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里副总理在报告中表示，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艰难险阻，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周总理宣布的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五月四日讯 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继续举行大会。
英明领袖华主席主持了今天的大会。
当华主席、叶剑英副主席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登上主席台时，全场起立，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华主席、叶副主席频频鼓掌，高兴地向大家亲切致意。
出席大会的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是：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李德生、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郭沫若、徐向前、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邓颖超、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中央军委负责人粟裕，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也出席了大会。
余秋里副总理受党中央委托，在热烈的掌声中作了题为《全党、全国工人阶级动员起来，为普及大庆式企业而奋斗》的重要报告。
他的报告分六个部分：一、发展大好形势，夺取新的胜利；
二、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三、坚持走我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
四、加快我国工业发展速度，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五、关于整顿企业的若干问题；
六、普及大庆式企业，关键在省、市委。
余秋里副总理指出，粉碎“四人帮”以来的七个月，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前进。
遭到“四人帮”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迅速地得到恢复和发展。
全国形势发展之好之快，远远地超出了人们的预料。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及其一小撮死党，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全国上下，到处虽现出一派团结战斗的气氛。
余秋里副总理说，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庆红旗，代表了我国自己工业发展的方向。
普及大庆式企业，就是要把全国所有企业都更好地纳入毛主席办工业路线的轨道。
这是落实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重要部署，也是我国工业战线上一场极其深刻的革命。
他表示，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艰难险阻，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周总理宣布的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
余秋里副总理的报告，激起了全场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
出席今天大会的还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的负责人。
英明领袖华主席主持五月四日的大会。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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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树立的大庆红旗。
华主席给大庆油田的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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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五月四日讯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会见加蓬共和国总统哈吉·奥马尔·邦戈及其一行。
华国锋主席对邦戈总统出国访问途中在北京逗留表示热烈欢迎，并且同邦戈总统和他的随行人员一起照了像。
华主席、邦戈总统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诚挚的谈话。
谈话时，加蓬共和国外交和合作部长马丹·邦戈在座。
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外交部部长黄华参加了会见和谈话。
参加会见的邦戈总统的随行人员还有：共和国总统府负责国家指导、公民服务和党的专门机关部长级代表莱昂·奥热，邮电部长路易·加斯东·马伊拉，公职和行政改革部长布尔代·奥古利根德，国家元首办公室主任布古埃尔，医学顾问让—皮埃尔·奥基亚斯博士，国家宪兵司令乔治·恩科马将军，陆海军部队总司令巴·奥马尔将军，巡回大使、国家典礼局总局长莫里斯·莱弗莱姆，新闻顾问菲德尔·埃琛达，正式访问局局长维克托·姆邦戈，加蓬驻中国大使马荣博。
参加会见的我有关方面负责人还有外交部副部长何英，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达，外经部副部长程飞，中国驻加蓬大使刘英仙。
华主席同邦戈总统亲切交谈。
华主席同邦戈总统及其随行人员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主持下，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五月四日下午继续举行大会。
图为华主席、叶副主席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在主席台上。
左起：苏振华、陈永贵、吴德、纪登奎、李先念、华国锋、叶剑英、陈锡联、汪东兴、李德生、吴桂贤、倪志福。
新华社记者摄
湖南是毛主席的家乡，是华主席工作过二十多年的地方，是革命老根据地之一，在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规划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伟大领袖毛主席生前对湖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极为关怀，经常亲临湖南视察，给我们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向我们提出了建设工业省的伟大任务，为我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华主席坚定不移地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极大的革命热忱，为建设好毛主席家乡倾注了巨大的心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受到毛主席的高度信任和赞扬，赢得全省人民的衷心爱戴。
现在，我向大会汇报华主席带领我们建设工业省的情况。
（一）
一九七○年三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重要时刻，毛主席来到湖南视察，提示我们能不能十年建成工业省。
华国锋同志聆听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立即组织干部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指示，亲自主持制订规划，研究建设工业省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抓紧各方面的工作，努力实践毛主席的指示。
在华主席的领导下，省委从一九七○年开始，就把建设工业省当作大事来抓，各级党委切实加强领导，实行书记动手，全党动员，组织各部门协同作战，放手发动群众，使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变成全省人民的自觉行动。
在中央各部门和兄弟省市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经过几年的努力，取得了初步成绩。
农业基础有了较大加强，工业落后状况有了一定改变，整个国民经济的建设步伐加快了。
但是，工业省的建设遭到了“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破坏。
“四人帮”大搞修正主义、大搞分裂、大搞阴谋诡计，批林批孔以来，就直接插手湖南，大乱湖南，死死揪住湖南省委不放，明目张胆地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华主席。
批林批孔中，他们全盘否定“一打三反”运动，大搞翻案活动，秘密策划向省委夺权的名单。
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四人帮”在湖南的黑手公开叫嚷要学江青“当过河的卒子，死不回头”。
他狂叫“湖南的问题不在湖南，在北京，在华总理。”
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华主席。
他们把黑手伸到各地，煽动各级揪“走资派”，“要层层点火，处处冒烟，烧得走资派团团转。”
搞得全省不得安宁，特别是把长沙、邵阳这些工业集中的地方搞乱了。
由于“四人帮”和他们在湖南的黑手的破坏和捣乱，工业省的建设被耽误了几年时间。
事实有力地说明，如果不彻底粉碎“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不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批判和肃清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不从组织上彻底清除他们的死党、余党，资本主义就随时可能复辟，也就根本谈不上建设工业省。
英明领袖华主席，一贯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坚决执行和勇敢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重大路线斗争，华主席总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同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以后，我们面临党变修、国变色的严重历史关头，华主席领导我们党粉碎了“四人帮”，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大大地推向前进，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半年多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制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非常英明，完全正确，都是忠实地继承了毛主席的遗志，卓越地体现了毛泽东思想，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代表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
华主席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领导我们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大胜利。
华主席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不愧为毛主席亲自培养和选定的接班人，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卓越继承者，是我们党的英明领袖。
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有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有华主席掌舵，我们的党大有希望，国家大有希望，人民大有希望，我们建设工业省，建设好毛主席家乡也大有希望。
我们一定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一切行动听从华主席、党中央的指挥，永远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不断前进，夺取更大的胜利。
（二）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再号召我们，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敬爱的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三届人大、四届人大上都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华主席经常教育我们，要把建设工业省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农伟目标，同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思想，同建设好毛主席家乡，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紧密联系起来，树立雄心壮志，加强政治责任感，与帝修反争时间、抢速度。
当林彪、“四人帮”鼓吹资产阶级政治，挥舞“唯生产力论”大棒，疯狂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华主席指示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一有风吹草动就摇摆不定，放弃对生产建设的领导。
华主席不但在湖南工作期间对建设工业省抓得很紧，到中央工作以后，还是经常检查督促，作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
华主席每次回湖南时，都反复强调并具体部署工业省的建设，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又及时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工业省的建设，要抓住大好时机，加快建设步伐，尽早实现毛主席的遗愿。
建设工业省，首先提出来的问题是，什么叫做工业省，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工业省？
毛主席一九五八年视察天津时就教导我们：“地方应该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
首先是协作区，然后是许多省，只要有条件，都应建立比较独立的但是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
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工业省的建设，既要在国家的统一计划下，在一个省内建立起比较独立的工业体系，又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地建立具有自己特点的工业体系。
一九七○年，华主席就组织我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用毛主席的光辉思想作指导，制定了工业省的初步规划，以后又进行了多次修订，特别是一九七三年，国务院各部委派出工作组，帮助我们全面修订规划。
从湖南的实际出发，我们对工业省总的设想是：在国家的统一计划下，用十年左右的时间，把湖南建设成为适应战备需要、工农业全面发展、具有自己特点的工业省，为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革命作出较大的贡献。
主要要求是：（一）建立比较稳固的农业基础，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
农业人口每人有一亩旱涝保收农田，农、林、牧、副、渔主要作业机械化水平达到百分之七十，播种面积每亩施用化肥八十斤，粮食亩产超千斤，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二）主要轻工业产品基本自给，部分产品对国家有较大贡献，轻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达到百分之三十以上。
（三）钢铁、煤炭等主要原材料和燃料基本自给，有色金属和磷矿的生产要对国家多作贡献。
（四）社队企业大发展，收入占公社三级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
（五）国防工业形成一定规模，提高地方部队和民兵的装备水平。
（六）建立起和经济建设相适应的交通运输网、商业服务网和科学技术、文教卫生事业，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三）
华主席对毛主席关于“农、轻、重”的思想领会最深刻，贯彻最坚决，一再强调工业省的建设首先要建设一个稳固的农业基础，用更多发展农业的办法，来推动轻工业、重工业的发展。
华主席一贯高举“农业学大寨”红旗，亲自动手，扎扎实实地领导了我省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
文化大革命以来，多次组织省、地、县、社各级领导干部到大寨参观学习，多次邀请大寨和昔阳的同志来传播经验，每年坚持派工作队抓三分之一，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华主席亲自培养和树立了一大批学大寨的先进典型，使全省三分之一的县跨进了全国学大寨的先进行列。
在华主席的直接领导下，省委经常注意加强和充实农业战线特别是地、县、社的领导力量，保持领导班子的相对稳定，从上到下坚持书记亲自动手，全党大办农业，反复进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教育，批判各种错误思想，使各行各业的工作真正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
我省过去农业基础薄弱，抗灾能力不强。
华主席在湖南工作期间，认真贯彻农业“八字宪法”，把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当作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来抓，领导我们打了一个又一个的歼灭战。
修建韶山灌区，华主席亲自担任总指挥，仅十个月就建成了灌溉百万亩农田的主体工程，树立了高速度、高质量建设水利的典范。
省革委会成立后，华主席亲自动员省、地，县三级力量，组织一百多个工厂协作，大打化肥建设歼灭战，在三、四年时间内，基本上实现了县县有氮肥厂。
随着生产条件的不断改变，全省农业生产连年丰收，粮食两年过《纲要》，总产量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了百分之七十，生猪和主要经济作物成倍增长。
为了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我们遵照华主席的指示，去冬提出了今后几年全省的工业建设以加速农业机械化为主要目标。
我们决心从煤炭、电力、钢铁等原材料、燃料搞起，从动力机械搞起，发动各行各业、大厂小厂，进行以动力机械为重点的农业机械大会战，加强对农业的装备，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的生产条件。
（四）
华主席在领导我们建设工业省中，十分注意发挥省、地、县、社各级的积极性，坚持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大搞群众运动。
几年来，我省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建设了一批骨干企业，今后还要有计划地继续兴建必需的骨干企业，努力提高工业配套水平，尽快形成比较独立的工业体系。
但是，建设工业省需要更多地发展中小型企业，大力发展“五小”工业和社队企业。
一九七○年，华主席就指出：“各地区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和不损害国家资源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小钢铁，小化肥，小水电，小机械，小煤矿，小水泥，小有色，这是很好的事情，要积极支持，逐步形成为农业服务的地方工业体系。”
实践证明，发展“五小”工业和社队企业，可以立足于本地资源，可以充分发挥各级的积极性，又可以直接服务于农业，投资少，收效快，是建设工业省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华主席总是满腔热情地支持、扶植“五小”工业和社队企业的发展，严厉地批评那种瞧不起社队企业，以种种理由取消或者砍掉社队企业的错误思想和作法。
他亲自为我们树立了攸县大办“五小”工业和常德县蔡家岗公社大力发展社队企业的样板。
几年来，全省学攸县，学蔡家岗，“五小”工业和社队企业迅速发展。
一九七六年，地、县、社、队原煤产量占全省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氮肥产量占全省总产量的百分之九十，水泥产量占全省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三十七个地、市、县有了小钢铁厂，三十多个县的小水电基本上满足自己的需要。
全省已办起了十二万六千多个社队企业，总收入占公社三级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
我们遵照华主席的指示，切实加强了对“五小”工业和社队企业的领导。
华主席亲自提议成立省社队企业局，并指定一名书记兼任局长。
现在，各地、县都成立了社队企业局，有一位书记兼任局长。
对于地、县，我们强调省里不能把什么都统起来，把地、县卡得死死的，要给地、县一点机动权，让他们办更多的事情。
（五）
华主席一贯高举工业学大庆的旗帜，率领我们认真贯彻鞍钢宪法，把学大庆作为建设工业省的根本来抓。
他经常教育我们，“厂要举大庆旗，人要学王铁人”，要发扬大庆同天斗，同地斗，同阶级敌人斗，同修正主义斗，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他亲自蹲点，调查研究，抓三分之一，培养和树立先进典型。
他反复强调厂矿企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狠抓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要把工业学大庆同各项政治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形成统一的革命群众运动。
当林彪、“四人帮”刮起反大庆、砍红旗的妖风时，华主席指引我们针锋相对地批判他们攻击、诽谤大庆的种种反动谬论，并且在一九七一年亲自决定邀请大庆代表团来湖南传经送宝，大造学大庆的革命舆论，有力地推动了我省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的深入开展。
这次，我们省派出了代表团参加了规模盛大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我们在大庆这个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中，学习了一整套的宝贵经验，看到了毛主席办社会主义企业路线的巨大威力，同时学习了兄弟省市的经验，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大庆的道路，就是我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要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把工业搞上去，要建设好工业省，就必须坚决响应华主席、党中央的号召，认真联系我们的思想和工作实际，揭露矛盾，找出差距，用大庆精神学大庆，更深入地开展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把所有的工矿企业都办成大庆式企业。
我们决心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指引下，努力实现华主席提出的人治天下的战略决策，学好文件抓住纲，深揭狠批“四人帮”，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阶段，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我们要遵照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进一步修订建设工业省的规划，继续动员全省各级党组织，革命加拚命，苦战几年，坚决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新华社讯）
据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五月四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今天晚上举行宴会，热烈欢迎荷兰王国公主贝娅特丽克丝及其丈夫克劳斯亲王等荷兰贵宾。
在充满友好气氛的宴会上，李先念副总理和贝娅特丽克丝公主先后讲话。
李先念副总理在讲话中说，中荷两国人民并不陌生，彼此一向怀着友好的情谊。
贝娅特丽克丝公主和克劳斯亲王殿下的这次访问，对继续发展中荷两国的友好关系将作出有益的贡献。
李先念副总理说，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仍然是天下大乱，形势大好。
然而，那个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超级大国逆潮流而动，到处插手，到处扩张，同另一个超级大国拚命地争夺世界霸权。
两个超级大国争夺到哪里，哪里就不安宁。
从全局看，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战略重点在欧洲。
为了达到控制欧洲的目的，社会帝国主义一方面把它的主要兵力部署在欧洲，严重威胁西欧各国的安全，同时却高唱“缓和”、“裁军”的滥调，向西欧各国输出精神鸦片，企图麻痹、涣散西欧人民的斗志。
严酷的事实是，赫尔辛基会议并没有给欧洲带来什么“安全”与“缓和”，恰恰相反，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步伐有增无已。
继武装干涉安哥拉暂时得手之后，最近它又一手策划了雇佣军对扎伊尔的入侵，这不仅是它对非洲发动的又一轮严重侵略攻势，而且正是为了达到迂回包围西欧、最后制胜西欧的战略目标。
李先念副总理说，当前重要的是，要把事实的真相告诉人民，并且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做好对付超级大国发动战争的准备，这样，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就不至于措手不及。
贝娅特丽克丝公主在讲话中回顾了荷中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两国的友好关系。
她最后表示希望她们这次访问有助于促进中荷友谊的不断加强和加深。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五月四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今天下午会见荷兰王国公主贝娅特丽克丝及其丈夫克劳斯亲王一行，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荷兰驻中国大使多勒曼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人大常委会委员曹轶欧，外交部副部长刘振华，邮电部副部长罗淑珍，外交部副司长徐维勤、梁上苑、高建中等。
李先念副总理会见贝娅特丽克丝公主及其丈夫克劳斯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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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五月四日讯 在全国军民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热烈响应华主席的号召，掀起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新热潮中，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的《向雷锋同志学习展览》，五月四日在首都正式展出。
它全面介绍了雷锋同志的生平事迹，又充分反映了全国各条战线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的生动局面。
一九六三年以来，首都和全国许多地方曾举办过雷锋生平事迹展览。
这次展览是历次展览中规模比较大的一次。
走进展览大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嵌在一座屏风上的毛主席的“向雷锋同志学习”和华主席的“向雷锋同志学习，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金光闪闪的题词。
在另一座屏风上，嵌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副主席和朱德委员长为雷锋同志的题词。
大厅里，还陈列着毛主席一九六三年八月一日观看话剧《雷锋》之后和演员的合影，周总理一九六三年参观“雷锋同志模范事迹展览”的照片，以及华国锋同志一九六五年视察韶山灌区时的照片，华主席在这里号召十万民工开展学雷锋的活动。
这次展览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阶级仇，民族恨”，记述雷锋同志血泪斑斑的苦难家史；
第二部分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记述雷锋同志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的过程；
第三部分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记述雷锋同志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第四部分是“向雷锋同志学习”，介绍全国军民响应毛主席和华主席的伟大号召，掀起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群众运动。
这次展览，介绍雷锋同志生平事迹的展品共有三百多件。
从雷锋家乡和雷锋生前工作过的单位、部队征集到的六十多件实物和照片，在这里初次和首都广大群众见面。
看了初次在这里展出的雷锋同志在天安门前的留影，以及他学习毛主席著作时用过的小油灯，将激励人们更好地向这个无限忠于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好战士学习。
第一次与群众见面的另一幅照片，生动地纪录了雷锋同志正在补一双完全改变了原来模样的袜子的情景，形象地体现了雷锋同志牢记阶级苦，始终保持我党我军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高贵品质。
雷锋同志一九六○年六月十二日写的一篇记述他参加建筑工地劳动情况的日记，放大成了影印照片，第一次在这里展出。
人们看了这篇日记，将进一步激发大干社会主义的革命干劲，为落实抓纲治国战略决策而奋斗不懈。
雷锋是亿万人民学习的榜样。
十四年来，全国军民抵制和排除刘少奇、林彪、特别是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坚持向雷锋同志学习，千百万雷锋式的战士在成长。
这次展览以三百多件实物和四十多幅照片、画幅介绍了工、农、商、学、兵各条战线涌现出来的大批学雷锋的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
展览的最后部分，还展出了最近一些党、政、军领导机关关于学雷锋的通知，以及广大军民学习雷锋活动的照片。
这些展品充分地展示出，全国亿万军民坚决响应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深入开展学雷锋的群众运动，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决心用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华主席、党中央提出的抓纲治国的伟大战略决策，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 应邀前往罗马尼亚；
南斯拉夫进行友好访问-赛福鼎；
廖承志率人大代表团离京-李先念；
吴德；
乌兰夫；
许德珩等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五月四日讯 由团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赛福鼎，副团长、人大常委会委员廖承志率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应邀前往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进行友好访问，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德、乌兰夫、许德珩，秘书长姬鹏飞、副秘书长武新宇，人大常委会委员胡愈之，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运北等到机场热烈欢送。
代表团团员有人大常委会委员郭映福、宝日勒岱，人大代表陈昊苏、张凤文以及工作人员吴常康、郗照明等。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格夫里列斯库和夫人，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德鲁洛维奇和夫人以及这两个大使馆的外交官员也到机场送行。
代表团今天路经乌鲁木齐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负责人杨勇、司马义·艾买提、郭林祥、宋致和、何林兆、贾那布尔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杨克、阿木冬·尼牙孜、司马义·托乎提、寇东震等到机场迎接。
由赛福鼎、廖承志率领的人大代表团应邀前往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进行友好访问，五月四日乘专机离开北京。
李先念副总理、吴德、乌兰夫、许德珩副委员长等前往机场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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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八○三部队党委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坚持边学边批 分清路线是非
本报讯 五四八○三部队党委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注意运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批判“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澄清他们在思想理论上造成的混乱，进一步分清路线是非。
党委常委、副政委孙明增在接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后的短短十几天时间里，认真学习了毛主席阐述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的二十多篇重要著作，深入揭批“四人帮”反对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反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反动罪行。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党的各级负责同志，都要奋发努力，“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
一方面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搞好经济建设”，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文中，又谆谆告诫我们，在国民经济建设上，一定要在五、六十年的时间内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四人帮”与毛主席大唱反调，他们在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上大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把两者截然对立起来，动辄挥舞“唯生产力论”大棒，诬蔑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搞垮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复辟资本主义，把广大劳动人民重新推入饥寒交迫的苦难深渊。
大家把选集五卷中毛主席的教导同“四人帮”的反动谬论进行对照，边学边批，越学越觉得毛主席英明伟大，越批越觉得“四人帮”反动透顶。
通过初步的学习和实践，这个部队党委在如何正确处理政治与军事、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如何看待整顿，要不要建立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等十几个问题上，进一步澄清了模糊认识，划清了是非界线，促进了部队建设。
济南部队五·七干校以毛主席的著作为武器
深入剖析“四人帮”的阶级实质
本报讯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发到部队后，济南部队五·七干校结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认真学习毛主席在领导全党同高饶反党联盟、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中写下的重要著作，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这把解剖刀，深入剖析了“四人帮”的阶级实质和反革命面目。
这个干校的同志们把《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有关批判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重要文章，联贯起来进行学习，清楚地看到，在反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中，毛主席通过揭露“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取的那一类丑恶的活动”，戳穿这个“联盟”的反动面目；
在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毛主席从分析这个集团的“基本队伍”入手，撕下了他们的“青年作家”、“革命作家”的画皮；
在反对刘少奇在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思潮时，毛主席又根据他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揭露了其右倾保守、大砍合作社的阶级实质。
曾经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荣获“战斗英雄”称号的学员、某团副团长周登国，在学习了毛主席的这些伟大理论和光辉实践以后说，“四人帮”是由一伙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他们身上都拖着一条又臭又长的剥削阶级尾巴；
他们结帮营私，结帮篡党，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他们煽阴风，点鬼火，专门玩弄阴谋诡计，压制、迫害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
用毛泽东思想这面照妖镜一照，就可以看出，他们与高饶反党联盟、胡风反革命集团和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政治企图及反革命手法都是一脉相承的。
他们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
广西军区某守备团党委学习毛主席有关论述
批判“四人帮”破坏整党整风的罪行
本报讯 广西军区某守备团党委在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高潮中，紧密联系抓纲治国、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实际，坚持边学、边批、边治。
他们在学习《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等几篇文献时，认真领会毛主席关于“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的教导，批判“四人帮”把我们党内整风说成是“矛头向下”、是“复辟”的反动谬论。
党委成员在学习和批判中进一步明确了经常进行整党整风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是纯洁党的队伍，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有效方法。
“四人帮”拚命反对整党整风，其罪恶目的是要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通过这样边学边批，大家更自觉地响应华主席提出的整党整风的号召，把一度放松了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又紧紧掌握起来。
团里曾有两名干部不愿意过海岛的艰苦生活，在群众中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去年，由于受“四人帮”所谓不要“矛头向下”的影响，有的同志不敢对他们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
最近，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的教导，召开了党委扩大会，对那两位同志进行了耐心的批评教育，帮助他们改正了错误，振奋革命精神，为各项工作大干快上努力工作。
经过这次小整风，大家进一步提高了觉悟，决心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扎根海岛，建设海岛，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
短评 大学大批促大治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发行，给我们送来了深入揭批“四人帮”的锐利思想武器，也给我们增添了贯彻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无穷力量。
我们要迅速掀起一个学习五卷的高潮，大学大批促大治，把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尽快搞上去。
理论联系实际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
“四人帮”破坏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给我党我军的思想作风建设和实际工作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我们狠批“四人帮”，要以实际行动把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重新恢复和发扬起来。
联系实际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就要紧密结合深入揭批“四人帮”、抓纲治国、抓纲治军的斗争，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用以指导我们的战斗，统帅我们的工作，改造我们的思想。
当前，看重要的就是，要学习和运用毛主席在选集第五卷中首次提出的关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长期存在的论断，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思想，彻底批判“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澄清他们在思想理论上和军队建设中造成的混乱，纠正被他们颠倒了的路线是非，肃清他们在各方面的流毒和影响。
学好理论抓住纲，大治天下有保障。
学和批既是大治的重要内容，又是大治的首要环节。
这件大事抓好了，大治天下才有一个坚实的基础。
我们要努力学习和运用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促进部队各项工作大上快上。
一
张春桥是从三十年代开始他的反革命政治生涯的。
他曾一再声称，他是三十年代传播“新文化运动的种子、救亡运动的种子”的“文化人”。
事实真是如此吗？
否！
现已查明，官僚地主家庭出身的张春桥，早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时，就和复兴社特务鬼混在一起，充当国民党密探，积极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他表面上参加进步学生运动，甚至写文章大讲“抗日爱国”，暗地里却密告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
由于张春桥的告密，六个进步学生横遭迫害，其中一人遭到严刑拷打，牺牲在狱中。
一九三三年春，张春桥伙同复兴社特务分子，在济南发起成立法西斯蒂特务组织“华蒂社”，成为“华蒂社”的骨干分子。
他还在由复兴社出资创办的《华蒂》月刊及其他报刊上进行反动宣传。
一九三五年张春桥一到上海，就同与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酒肉与共的复兴批特务崔万秋搭上了关系，并在崔万秋的指使下，充当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马前卒，围攻鲁迅的急先锋。
一九三六年三月，张春桥写了《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反动文章，化名“狄克”发表在崔万秋主编的《大晚报》副刊《火炬》上，攻击伟大的革命家鲁迅。
当鲁迅义正词严地进行还击以后，他又装成受害而可怜的样子给鲁迅写信，表白他的“好心”。
但是他在暗地里却继续恶毒诽谤鲁迅。
后来又和田汉等人沆瀣一气，鼓吹以“国防文学”为口号的投降主义路线，从背后向鲁迅刺去。
张春桥在上海的那一段时间里，写了许多反动文章，污蔑共产党，而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却极尽美化歌颂之能事。
他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大唱赞歌，鼓吹“在政府底统一指挥下抗战”，谁如果不听“指挥”，便是“托罗斯基”，便是“日本帝国主义派来的别动队”。
在鲁迅对他们的投降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有力的揭露以后，张春桥又以守为攻，跟叛徒、托派、政治骗子陈伯达的“休战论”相呼应，提出要“使这论争早日结束”，妄图抹杀这场斗争的重大意义，并把他们破坏团结抗日的责任推卸到革命人民身上。
张春桥是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
他写文章攻击鲁迅，化名“狄克”，给鲁迅写信，也不敢用真名实姓，甚至连通信地址也要由《大晚报》转，仿佛攻击鲁迅的是狄克，而不是张春桥。
张春桥用真名发表文章，却对鲁迅装得毕恭毕敬，什么你是我的“良师”呀，我是你的“伙伴和儿女”呀，应有尽有。
在鲁迅逝世的时候，他居然假惺惺地抢着去吊唁，并且写了“纪念”文章《先行者，你安息吧》。
这篇文章发表后的第六天，他还借纪念鲁迅为名写了《速写红萝卜》，煞有介事地骂那种“摇身一变，化个名儿”的两面派是红皮白心的“红萝卜”。
但就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同一个月，他与另一个特务在国民党的反共杂志上发表了剧本《匪区之夜》，咬牙切齿地骂共产党是“共匪”，是“刽子手”’，明目张胆地叫嚣去“杀共匪”，去跟共产党“拚”。
这恰好证明，张春桥自己才是个货真价实的红皮白心的“红萝卜”。
这个对共产党、对革命怀有刻骨仇恨的张春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文化人”，干的是什么勾当，还不十分清楚吗！
一九三七年九月，张春桥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离开上海，返回济南，按照山东复兴社特务头子秦启荣的指令，伺机潜入我根据地。
当时，全国抗战已经爆发，大批爱国青年纷纷奔向延安，张春桥发表文章进行破坏，要青年们“不用去延安了”。
而他自己却在复兴社特务的掩护下，披上济南市警察局长送给他的大衣，于一九三八年一月混入延安，后来钻进了共产党。
长期以来，张春桥一直千方百计地隐瞒他的国民党特务身份和反革命历史，隐瞒官僚地主家庭出身和他父亲的反动历史，极力包庇他的反革命父亲和叛徒、特务老婆。
在文化大革命中，张春桥利用他窃取的一部分权力，极力搜缴和销毁有关他政治历史问题的材料，并对了解他丑恶历史的人，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残酷地加以迫害，甚至把敢于揭露他的革命群众，打成“现行反革命”，阴险毒辣，令人发指。
二
解放以来，张春桥这个惯于耍两面派手法的家伙，披着共产党的外衣，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大肆贩卖修正主义，干着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勾当。
张春桥竭力追随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石家庄解放没几天，主编《新石门日报》的张春桥就在报上鼓吹什么“贫民当家”，“贫民作主”，就是不提依靠工人阶级。
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对这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且指出：在城市斗争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
张春桥对此置若罔闻，而对刘少奇宣扬的“不要认为依靠工人阶级就没有问题”的反动论调却心领神会，更露骨地叫嚷什么“工人阶级是未必能依靠的”。
全国土改完成以后，毛主席又及时指出全党要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并批驳了刘少奇反对农业合作化的谬论。
张春桥却在他把持的上海《解放日报》上，抛出了《要发家，种棉花》的批论和其它专题版面，与毛主席的指示大唱反调，大肆鼓吹刘少奇“发家致富”的富农路线。
当时有人向他提出异议，列宁不是提出过小生产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吗？
张春桥当即回答：“中国情况不同，……用不着宣传列宁的这个指示”。
他公然反对列宁和毛主席的指示，这和他宣扬“要好好向刘少奇学习”一对照，他爱谁，恨谁，拥护什么，反对什么，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一九五三年“新三反运动”时，张春桥利用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来打击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提出“不要拍苍蝇，要抓大牛”的反党口号。
在他所把持的报纸和刊物上，几乎每天要点名批判一两个局以上的领导干部，或者捕风捉影，或者无中生有，制造了好几起假案。
当时负责华东和上海工作的陈毅同志发现了这个问题，当众批判了他。
陈毅同志愤怒地说：“报纸是一把刀子，朝敌人身上砍，越锋利越好，砍了自己的同志是要伤骨肉的。”
陈毅同志严厉地质问张春桥：“刀子究竟对着谁！”
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他蓄意颠倒敌我关系的险恶用心。
他不得不作个假检查以蒙混过去。
张春桥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大右派。
一九五四年他和他的“老朋友”邓拓一起到苏联去了一次，回国后立刻成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一个应声虫。
他竭力攻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说什么我们国家同苏联、美国比起来，“民主自由太少了”。
张春桥在为谁争“民主自由”呢？
当然是地主资产阶级，是他的右派同伙。
他公然提出新闻事业要“独立工作”、“独立思考”、“独立负责”。
左一个“独立”，右一个“独立”，说穿了，就是要使新闻事业脱离党的领导，变成资产阶级的工具，向无产阶级进攻。
他还公然煽动作家要“敢于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号召”他们去寻找“提篮桥监狱里还关着”的“大人物”、“刽子手”，与“三教九流”交朋友。
他攻击肃反运动过“左”，主张“把有问题的人找来，摆出茶点招待一下，谈一谈”，就算了。
因此，当时上海有些反动分子感激涕零地向他欢呼：“张青天！”
这个“张青天”究竟是为谁撑腰打气，代表谁的利益？
答案不是很清楚了吗！
张春桥这个狡猾的敌人，凭着他的反革命嗅觉，很善于窥测方向，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进行政治投机，并且在反革命活动中，总结了一套“凡事左三分”的反革命策略，用以欺骗别人，以售其奸。
在反右派斗争中，这个写了不少右派文章的家伙，在听到一些风声后，立刻抢先发表了几篇措词激烈的“反右”文章，掩盖他的反革命面目。
一九五八年，他听到毛主席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指示，又抢先写出了所谓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
发表前，有的同志批评他不应当把按劳分配原则说得一无是处，他拒不改动。
后来他又跑到陈伯达那里去，炮制大刮“共产风”的理论依据。
毛主席在郑州会议上，对他们这帮所谓“理论家们”进行了极其严厉的批判，坚决制止了“共产风”。
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给张春桥和他所代表的反动阶级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张春桥怀着剥削阶级的仇恨心理和政治赌徒的投机欲望，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浑水摸鱼，投机钻营，大搞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张春桥是一个十足的反革命两面派。
他本来是“三家村”黑帮的同党，听到批判的风声，就派人给“三家村”的黑掌柜送情报，还说什么“邓拓是我老朋友了，不打个招呼，他会说我不够交情”，与此同时，他又抓起批《海瑞罢官》的旗帜，装成了批判“三家村”的好汉。
他本来是刘少奇的一个忠实追随者，一直吹捧刘少奇是什么“中国革命几十年，几千万人流血牺牲”才培养出来的“领袖”，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一下子又把自己打扮成早就同刘少奇作斗争的“老冤家”。
他明明是林彪的同伙，林彪的那个“政变经”，就是他参与炮制的。
林彪摔死前不久，他还和林彪暗中勾结，秘密策划。
可是，林彪垮台后，他又把自己打扮成反林的“英雄”。
上海“一月风暴”时，他先是打电话“说服”大家不要向走资派夺权，当他听到毛主席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动后，又摇身一变，把自己打扮成“一月风暴”的领导者。
为了窃取更大的权力，他投靠大野心家江青，这两个三十年代的老反革命，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勾结在一起，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
张春桥厚颜无耻地说：“人家说我们拍江青的马屁，这个马屁就是要拍，这个马屁拍定了。”
江青也当面吹捧张春桥“是我们党的少壮派”。
“手段的卑鄙证明了目的的卑鄙。”
张春桥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时就提出一个反动理论：“文化大革命是改朝换代”。
他妄图通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实现其“改朝换代”的野心。
他把“打倒一切”的矛头，首先指向一切久经考验、对党无比忠诚的好干部。
他用蒋介石的语言攻击污蔑敬爱的周总理、朱德委员长和陈毅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攻击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为革命作出贡献的老干部“不是好东西”，“是一批老右派”，公开煽动“要象打仗一样”去“战胜”他们。
这完全是国民党“还乡团”复仇、变天心理的真实写照！
他唯恐天下不乱，公然对抗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大肆散布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派性，挑动两派群众武斗，把搞武斗说成是“很勇敢”，把冲击党和国家的要害部门说成是“最好的品质”，妄图挑起“全面内战”，搞乱无产阶级天下，以便乱中夺权。
张春桥这个野心家，随着地位的加高，权力的增大，他的反革命胃口也就越来越膨胀。
党的十大以后，他比以往更疯狂地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就在毛主席发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的光辉指示后没多久，张春桥公然说“列宁的说法还不够”。
他赤膊上阵写了一篇文章，肆意篡改和歪曲列宁的教导，还声明他有些想说的话没写进去，因为怕别人说他“认为列宁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他心怀叵测地说，把毛主席著作“重读”了一遍，“越读越感到自己对今天各阶级的情况，真是不甚了了，越是觉得应当弄清楚”。
真是狂妄、嚣张到了极点！
象当年列宁所批判过的伯恩斯坦一样，“以最嚣张的态度”“提出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改”。
与此同时，张春桥还利用他们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大造反革命舆论，妄图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领导干部。
在政治思想领域，他别有用心地鼓吹“打土围子”，要把反经验主义“当作纲”；
在文艺领域，他含沙射影地提出要写“大走资派”；
在历史领域，他借古讽今地提出要松“辫帅”，而且要一直批到“皇帝”和“制度”；
在经济领域，他到处乱扣“唯生产力论”的帽子。
他恨不得一下子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统统打倒，把无产阶级的天下一口吞掉。
张春桥如此仇恨曾与国民党反动派浴血奋战几十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此迫不及待地要搞垮党，搞垮无产阶级专政，正好说明张春桥是蒋介石国民党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是地主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
人们正是从张春桥的这些丑恶表演中逐渐认清了他的反动嘴脸。
革命群众揭露他、抵制他的斗争一直在继续。
毛主席对“四人帮”的许多尖锐批判，更使心怀鬼胎的张春桥惶惶不可终日，他曾供认：“我很苦闷，不知什么时候会掉脑袋！”
但是，这个政治赌棍孤注一掷，加紧进行反革命活动。
他推出王洪文到处去放炮，推出江青大闹政治局，推出姚文元把守舆论阵地，自己躲在幕后充当狗头军师。
许多重要会议他借口“不了解情况”不参加，参加了也尽量不表态。
在暗地里，却拚命调集这些会议的记录，寻找岔子，整理黑材料，一有空子可钻，就借机发难，闹事整人。
去年年初，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了。
全国人民万分悲痛，张春桥及其“四人帮”同伙却欣喜若狂。
对总理的职务，他早就垂涎三尺，此时更加眼红。
他们的亲信爪牙公然贴出兵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向毛主席、党中央示威。
就在张春桥大作“当总理”的美梦时，伟大领袖毛主席作出英明决策，把总理这一重任交给他老人家亲自选定的可靠接班人华国锋同志，给了张春桥当头一棒。
这个反动家伙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写下了他的《有感》，发泄对毛主席的刻骨仇恨，咒骂华主席，发誓要把“新桃换旧符”。
他们一伙，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狼子野心，再也按捺不住了。
在毛主席病重和逝世以后，他们以为时机已到，更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
在全国人民极其悲痛地悼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时候，张春桥一伙却伪造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临终嘱咐”，公开发出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信号。
九月中旬，他就向其亲信们授意要“准备斗争”。
九月下旬，他又派人到上海传话：“问题是谁挂帅”，并且下达了“要打仗”的反革命动员令。
张春桥还亲自拟定了“杀人”计划。
他们就要动手杀人了！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英明领袖华主席继承毛主席遗志，把八亿人民的共同心愿集中起来，化作无坚不摧的巨大力量，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张春桥这个老反革命分子及其“四人帮”同伙在猖狂一跳以后，终于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张春桥的现行反革命罪行，是他历史反革命罪行的必然延续。
毛主席曾经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我们与张春桥的斗争，正是这场斗争的尖锐表现。
四十多年来，张春桥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指挥下，在王明机会主义路线和刘少奇、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支持与庇护下，与我们党和人民进行了长期的、反复的周旋和较量，深刻地反映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
在这个斗争过程中，尽管张春桥不断地更换伪装和策略，玩弄种种阴谋诡计，终究逃不过人民雪亮的眼睛，躲不了被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所淹没的命运。
在上海，这个自封的“一千万人民的代表”，已成了一千万人民的众矢之的。
四十年前张春桥发迹的地方，十年来张春桥要稳住的基地，如今已成了埋葬张春桥及其“四人帮”同伙的汪洋大海。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四人帮”的历史逻辑。
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谁也阻挡不住亿万人民革命的步伐。
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实现抓纲治国的伟大任务！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七年第五期）
中共上海市委大批判组
一九六九年四月，党的九大结束不久，反党分子王洪文曾骄横跋扈地窜到我们饭店办公室来，强令我们党委要解决三个人的入党问题。
他气势汹汹地说：“老实告诉你们，这三个人虽是你们饭店的人，但也是我的造反队员。
我在九大期间，晚上睡不着觉都在考虑这个问题。”
他的这一套，完全是一副恶霸流氓腔。
“我的造反队员”，这是典型的反革命“帮话”。
一个“我”字说明了王洪文的所谓“造反”，原来就是拉山头，搞宗派，结帮营私。
“我的造反队员”就得入党，暴露了王洪文把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置于他们那个帮派之下，以帮篡党的野心。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立党为公，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要求每个共产党员必须做到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
无产阶级政党所以不同于其他一切政党，正是因为它代表了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全心全意地为着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而英勇奋斗的。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蓄意从根本上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把我们党变为替他们一己一帮谋私利的工具。
还应该指出，王洪文所说的“造反”，根本不是造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反，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
他们从来就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而是一伙专营私利的反革命黑帮。
看看王洪文在上海的几个“老造反”、“小兄弟”，不是流氓头子，阿飞“司令”，就是贪污盗窃犯、投机倒把犯，只是凭着和王洪文一起“造反”过，同恶相济，一个个扶摇直上，飞黄腾达，窃踞要职，称王称霸。
事实无情地揭露了自吹为“工人领袖”的王洪文正是地地道道的工贼。
延安饭店党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