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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讯 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兼国务委员会主席吴奈温和夫人雅达娜纳梅，应我国政府邀请前来进行正式访问，今天下午乘专机到达北京。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到机场迎接吴奈温总统和夫人。
在飞机舷梯旁，华主席同来自友好邻邦的缅甸贵宾们一一亲切握手，对他们前来我国访问表示热烈的欢迎。
到机场欢迎吴奈温总统和夫人的还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林佳楣同志，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外交部部长黄华和何理良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外经部副部长程飞，外贸部副部长刘希文，交通部副部长潘琪，轻工业部负责人李学实，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磊。
随同吴奈温总统和夫人访问的有：国务委员会委员吴当基、貌貌博士和夫人，外交部长吴拉蓬和夫人，国防部长觉廷将军和夫人，第二工业部部长貌丘上校和夫人，国家情报局局长吴雷貌和夫人，军事情报处主任妙昂上校，总统办公室主任埃觉中校，外交部研究、国际组织和经济外处长（代司长）杜丹汉等。
吴奈温总统是中国人民十分熟悉的老朋友。
今天，吴奈温总统第九次访问我国，带来了缅甸人民的“胞波”情谊，中国人民感到非常亲切和高兴。
缅甸贵宾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到达我国，使首都北京增添了节日的欢乐气氛。
城区主要街道上空一面面彩旗迎风招展，天安门城楼红灯高挂，建筑物上悬挂着巨幅标语，上面写着：“坚决支持缅甸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
“中、缅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岁！”
“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在飘扬着中、缅两国国旗的首都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乐队奏缅甸国歌和中国国歌。
吴奈温总统由华国锋主席陪同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随后，贵宾们来到由数千名群众组成的欢迎队伍前，同大家见面。
顿时，机场上鼓乐齐鸣，一片欢腾。
人们兴高采烈，挥动花环和彩带，跳跃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朝气蓬勃的青少年，迎着责宾，欢乐起舞。
吴奈温总统和夫人频频招手向群众致意。
吴奈温总统由李先念副总理陪同，吴奈温总统夫人由邓颖超副委员长、林佳楣同志陪同乘车来到宾馆时，迎候在宾饱门口的两千欢迎群众载歌载舞，向贵宾们表达中国人民对缅甸人民的深厚友情。
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到机场迎接。
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傅顺和，缅甸驻中国大使吴敏貌和夫人，专程前往昆明迎接并陪同吴奈温总统和夫人到达北京。
中国驻缅甸大使叶成章陪同贵宾们从仰光到达北京。
缅甸贵宾途经昆明时，云南省革委会主任安平生，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部队司令员，省革委会副主任王必成和陈瑛同志，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刘明辉、张zhì秀、段宝珍，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省军区司令员张海棠，昆明市革委会主任王士超等到机场迎送。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讯 国务院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热烈欢迎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兼国务委员会主席吴奈温和夫人雅达娜纳梅，以及随同来访的缅甸贵宾。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主持了今晚的宴会。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阿沛·阿旺晋美，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外交部长黄华，国家体委主任王猛，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出席宴会作陪。
灯火辉煌的宴会大厅里悬挂着缅甸国旗和中国国旗，洋溢着中缅两国人民亲戚般的“胞波”情谊。
宾主满怀喜悦的心情，不断举杯祝愿中缅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祝愿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地友好下去，祝愿吴奈温总统对中国的访问获得圆满成功。
李先念副总理和吴奈温总统先后在宴会上讲了话。
李先念副总理在宴会上讲话时说，吴奈温总统是我们尊敬的老朋友。
一九七五年阁下访问我国时，我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亲切地会见了阁下，并欢迎阁下再来访问，多到一些地方参观。
今天，毛主席生前的意愿实现了，我们又有机会同总统阁下和其他缅甸朋友们欢聚一堂，重叙旧谊。
对此，我们感到格外的高兴。
李先念副总理说，中缅两国人民和两国之间的亲戚“胞波”般的友谊是深厚而久远的。
这一友好关系，是在毛泽东主席和吴奈温总统亲自关怀下培育起来的。
周恩来总理多次访问缅甸，吴奈温总统多次访问我国，为增进相互了解和发展两国友好关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回顾中缅两国的友谊时，我们自然深切地缅怀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
李先念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感谢吴奈温总统和夫人、缅甸政府和人民在邓颖超副委员长访问缅甸时给予的盛情款待。
李先念副总理强调指出：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必将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共同斗争中，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李先念副总理在讲话中阐述了当前国际的大好形势。
他在谈到亚洲的形势时指出，亚洲各国人民日益觉醒，决心拒狼防虎，反对超级大国在亚洲争霸、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正蓬勃发展。
亚洲各国之间的关系广泛地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亚洲形势发展的这一主流是令人鼓舞的，是符合亚洲各国人民的愿望的。
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超级大国的侵略和颠覆仍然威胁着亚洲国家的安全。
在有机可乘的地方，它们就千方百计地挑拨离间，制造矛盾，加紧其渗透、扩张活动。
这正日益引起亚洲国家和人民的警惕。
我们深信，只要亚洲各国人民坚持独立自主，加强团结，坚决反对外来干涉和侵略，就一定能够挫败霸权主义的种种阴谋诡计，推动亚洲形势进一步向有利于亚洲各国人民的方向发展。
李先念副总理赞扬缅甸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他说，在吴奈温总统领导下，缅甸政府长期坚持独立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
对此，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高度钦佩和赞赏。
李先念副总理在讲话中介绍了我国的大好形势。
他说，我们坚信，有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的指引，有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我国人民一定能够贯彻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实现天下大治，一定能够实现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吴奈温总统在讲话时愉快地回顾了他多次来中国访问的美好情景。
他接着说，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我来中国访问的时候，毛主席会见了我。
毛主席邀请我再次访华，多参观一些地方，并建议我可以邀请中国领导人去缅甸访问。
当时我向毛主席保证一定再次访问中国。
我也根据毛主席的建议，邀请了中国领导人访问缅甸。
这次我来中国访问，实现了毛主席的意愿，我为此感到高兴。
我要对再次向我发出邀请，使我能够实现对已故的毛主席所作的保证的华国锋主席、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再次表尔感谢。
他说，在我对中国领导人发出访问缅甸的邀请后，今年二月我的老朋友、尊敬的邓颖超副委员长应邀访问了缅甸。
尊敬的邓颖超副委员长对缅甸进行友好访问，就象是一位大姐看望弟弟一般，使我感到非常高兴。
邓颖超大姐对缅甸的友好访问增进了中缅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吴奈温总统说，中缅两国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亲戚“胞波”关系。
中缅两国不仅在地理上山水相连，而且两国人民之间在社会、经济、文化上有很多来往。
中缅两国都接受和平共处原则。
和平共处原则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与两国人民的愿望相一致。
因此就缅甸来说，我们决心要为进一步巩固中缅两国之间的亲戚“胞波”关系而努力。
吴奈温总统说，中缅两国是邻国，两国之间如果没有任何问题，当然是最好的。
如果由于某些不可避免的原因，产生一些不顺利的事情，双方就应该坦率耐心地进行解决。
如果采取这种方法而有些问题一时仍然解决不了，那么我们双方也应该做到使问题不再扩大，不影响我们之间已有的友谊。
两国边界的划定就是用上述方法解决问题的一个例证。
最后，他举杯祝愿缅甸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两国友好关系持久地巩固和加强。
他们的讲话激起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讲话以后乐队分别奏缅甸国歌和中国国歌。
席间乐队还演奏了中缅两国乐曲。
缅甸驻中国大使吴敏貌和夫人，以及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应邀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作陪的还有政府部门、对外友协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中国驻缅甸大使叶成章和张琬同志。
吴奈温总统和夫人在机场受到华国锋主席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记者摄
吴奈温总统由华国锋主席陪同，同欢迎群众见面。
新华社记者摄
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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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样大家知道的五项原则。
作者：解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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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狗头军师张春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六个月来，根据广大群众的揭发，经过反复调查核实，大量确凿的事实证明，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是打入中国共产党内的蒋介石国民党的典型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野心家、阴谋家。
在他身上，集中了蒋介石的法西斯狂热，刘少奇的内奸灵魂，林彪的反革命骗术。
他四十多年的反动政治生涯，简单说来，就是：拥蒋反共卖国，篡党夺权复辟。
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就是他走过的全部道路。
地主阶级的“恶大少”
张春桥一贯把自己打扮成出身清白的“革命左派”，其实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
他一九一七年出生在山东省巨野县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祖辈三代全是敲骨吸髓、无恶不作的豺狼。
巨野县解放以前的三年内，他家有土地八十五亩九分，全部出租，有房屋二十二间，直到一九五五年其父张开益还收房租。
张开益是个长期为国民党、日寇效劳的反动官僚、汉奸。
张春桥受这样一个地主、官僚、汉奸家庭的熏陶，头脑里灌满了孔孟之道、洋奴哲学的毒汁。
张春桥从小就有丫鬟侍候，是一个尽干坏事的“恶大少”。
他折磨小丫鬟，殴打穷孩子，放狗把佃户的儿女咬得鲜血淋淋，活象歌剧《白毛女》中的黄世仁。
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走狗
一九三二年至三四年，张春桥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期间就充当国民党特务。
他在国民党特务分子校长、训育员等人的指使下，监视和密告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
由于他的无耻告密，就使六名革命青年遭到迫害，其中一名被捕判刑，受到户刑拷打，牺牲在狱中。
一九三三年春，张春桥伙同国民党复兴社分子在济南发起成立法西斯蒂组织华蒂社，由复兴社出钱创办了《华蒂》月刊。
张春桥是华蒂社的发起人之一和“中坚”分子，积极为华蒂社发展组织，撰写文章，进行反动宣传。
所谓“华蒂”，即“中华法西斯蒂”，它以“拥护蒋介石，反对共产党”、在中国实现法西斯主义为宗旨。
张春桥完全以这个反动宗旨作为他反革命的指导思想和行动准则。
一九三四年十月，张春桥炮制了卖国文章《济南》，公然贩卖日寇“侵略有理”、“侵略有功”的汉奸理论。
他极力宣扬日寇侵略给济南带来了“繁荣”和“幸福”，把亲日派、国民党军阀韩复榘控制下的济南描绘成了“人间天堂”，公开鼓吹“共存共荣，中日提携”的卖国滥调，充当日本侵略者的吹鼓手，成为中华民族的可耻败类。
张春桥对日本军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是一副奴才相，而对工农大众则是极端仇视的一副老爷面孔。
他在《俺们的春天》等一连串的黑诗黑文中，咒骂工人是“黑鬼”、“野狗”、“犯人”、“象件死了的机械”；
咒骂农民是“永远肃清不了的匪患”，污蔑逃荒到城市的农民象“一条狗似的卷伏在那里”，“计划着怎样拿过前面那个人的皮包”。
张春桥如此恶毒地攻击和咒骂工农，证明他早就是工农大众不共戴天的敌人。
钻进革命阵营的“蛀虫”
一九三五年五月，张春桥窜到上海，混入左翼作家队伍，在复兴社特务、反动报纸《大晚报》副刊《火炬》主编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文化特务活动。
他猖狂反对毛主席制定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追随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鼓吹阶级投降和民族投降，打着“国防文学”的破旗，经常发表反动文章，充当围攻鲁迅和左翼文艺运动的凶恶打手。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他化名“狄克”，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题为《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黑文，恶毒攻击鲁迅。
鲁迅在《三月的租界》等文章中，痛斥张春桥是向敌人献媚或替敌人缴械。
张春桥于四月下旬又给鲁迅写黑信，进行猖狂反扑。
鲁迅曾经一再痛斥这种隐藏在革命阵营内部“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的侦探，对张春桥这种“假革命的反革命”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向中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
九月，张春桥从上海溜回济南，在山东省复兴社特务头子秦启荣的指令下，由另一个复兴社特务分子掩护，在这个特务家里隐蔽了两个多月，伺机潜入革命根据地。
张春桥对这个特务说：“我到延安看看如何，如果干好了，就干下去，如果干不好，就回来再找你。”
经过密谋策划，他乔装打扮，隐瞒了他的反革命历史，于一九三八年一月混入革命圣地延安，同年八月钻进党内，继续进行他“从内里蛀空”的反革命事业。
他到延安不久，就抛出反动文章《韩复榘》，在叛徒丁玲主编的刊物上发表，为蒋介石大造反革命舆论，妄图把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都“改造”、“统一”到蒋介石手里去。
在解放战争时期，张春桥肆意歪曲和篡改毛主席制定的城市工作的路线和政策，反对依靠工人阶级管理城市、建设城市的正确路线，连篇累牍地发表为资产阶级捧场文章。
他别有用心地鼓动城市贫民斗争小商小贩；
对已经接收的资本家的工厂，他鼓吹象农村贫雇农斗地主、分田地那样“分工厂”，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总之，在民主革命时期，张春桥竭力维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妄图阻止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车轮前进，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国民党蒋介石的忠实走狗。
漏网的资产阶级右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张春桥死死抱住蒋介石这具政治僵尸不放，继续同党和人民较量，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妄图倒转社会主义革命的车轮，复辟资本主义。
一九五七年春季，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
张春桥迫不及待地跳将出来，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紧密勾结，向党、向社会主义施放了一支又一支毒箭。
他极力鼓吹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胡说：“在今天的中国，政治舞台上还有什么人呢？
帝国主义被赶跑了，官僚资本主义被打倒了，封建地主正在改造成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也正在改造成为工人。”
在张春桥的笔下那里还有什么阶级斗争呢！
毛主席指出：“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
张春桥贩卖刘少奇的修正主义黑货，正是为了保护包括他自己、他老婆、他老子在内的那一堆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
张春桥大喊大叫“阶级斗争熄灭”，是掩盖他向无产阶级进攻的烟幕。
他早就和胡风分子互相勾结，打得火热，支持胡风反革命集团向党猖狂进攻。
胡风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他继续攻击党的领导，鼓吹“今不如昔”，为牛鬼蛇神出笼呼风唤雨。
他抛出大量黑文，污蔑“剧团没有戏演，观众没有戏看，演员没有饭吃”，攻击共产党“立了许多清规戒律，使自己站在丰盛的酒席桌旁饿着肚子”。
他狂热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公开煽动：作家、艺术家“应当有完全的自由”“去描写各种各样的题材”，“可以在自己的作品中公开地、不受干涉地”“批评新社会的落后现象”。
他公然鼓吹“毒草无害论”，要听任封、资、修黑货自由泛滥，同它“和平共处”、“友谊竞赛”，“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张春桥鼓吹的这一套，是地地道道的右派言论。
他是一个漏网的大右派，十足的走资派。
“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狗头军师
张春桥在“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中，出谋划策，起着特殊的作用。
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张春桥就和林彪、陈伯达、江青等人勾结在一起，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鼓吹“改朝换代”，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干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疯狂地残害群众，破坏生产，犯下了滔天罪行。
在批林批孔中，他伙同王洪文、江青、姚文元等人搞“三箭齐发”、“放火烧荒”、揪“现代的大儒”。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张春桥明目张胆地篡改毛主席关于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的教导，抛出反经验主义为“纲”，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妄图打倒敬爱的周总理和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
他公然诬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攻击毛主席没有解决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变化的问题，恬不知耻地叫嚷要由他写一本《中国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作为今后制定政策的依据”。
他鼓吹“打土围子”，要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实行法西斯的“全面专政”。
他窃踞军委领导成员、总政治部主任要职，担当了“四人帮”反军乱军篡军和搞“第二武装”的主要角色。
他疯狂反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建军路线，反对军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反对宣传我军的革命传统，反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破坏军队的集中统一和纪律；
鼓吹揪“军内资产阶级”，向军队高级领导机关“打闷棍”，妄图把大批军队的领导干部打下去，换上他们的死党、亲信。
毛主席亲自提议任命华国锋同志为代总理，给了张春桥当总理的美梦当头一棒。
他咬牙切齿地写下《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恶毒攻击毛主席和华国锋同志。
他一再叫嚷：“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早就准备杀头了！”
表明他要豁出狗命来拚了。
他狂叫：“问题是谁挂帅”，“现在最危险的是党内的上层资产阶级”，“政治局有买办资产阶级”，向华国锋同志等中央领导同志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猖狂攻击。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以后，张春桥按捺不住篡党窃国的野心。
他对一个党羽说：“我在天安门追悼大会上想，一颗原子弹会把北京炸平，但各地还会出领袖。
苏联也是先出颓废派、民粹派，后出列宁。
中国现在也在出民粹派。”
张春桥丧心病狂地攻击毛主席和华国锋同志，狂妄地把自己比作列宁。
他伙同王洪文、江青，姚文元等人伪造出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封锁华国锋同志戳穿他们这一阴谋的批示。
他给上海的死党送口信，说“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下达发动反革命武装暴乱的动员令。
他亲笔写下反动提纲，赤棵棵地提出“镇反”“杀人”计划，妄想有朝一日把革命浸入血泊之中，靠刺刀建立法西斯统治。
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两面派
张春桥这个国民党特务分子所以能长期潜伏在革命队伍内部，而且爬上高位，窃踞要职，是因为他“搞鬼有术”，很会玩弄反革命两面策略。
张春桥早在中学时期就是个两面派，表面上装成“进步学生”，暗中干着特务勾当。
鲁迅在世时，他明枪暗箭攻击鲁迅，鲁迅逝世后却把自己打扮成鲁迅的“学生”。
张春桥本来是个大右派，当反右派的战斗号令刚发出，他立即披起红皮上阵，俨然是个反右派“好汉”了。
他本来是刘少奇的爪牙，文化大革命中又摇身一变，成了“反刘英雄”。
他和林彪本是一丘之貉，曾经肉麻地吹捧林彪的讲话“是最新的、最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林彪垮台后，他又把自己装扮成“反林英雄”。
他极其善于充分发挥他那反革命的嗅觉，看准时机，接过一、两个革命口号，大唱高调，把自己打扮成天下最先觉悟的和最激进的革命派。
你看，这个彻头彻尾的反共分子，不是曾经给人以假象，好象他最恨资产阶级法权，最恨走资派吗？
张春桥还具有攀附靠山，结帮营私的反动本领。
文化大革命前不久，张春桥看到江青处心积虑地想“露峥嵘”，就一头栽到江青那里，当了她的狗头军师。
张春桥给江青送上了独特的晋见礼。
他下令他控制的报刊，突出宣扬江青，还无耻地说：“这个马屁非拍不可！”
“我们在上海是百家争鸣，一家作主，最后听江青的。”
他这一招，很受江青的赏识。
江青在对一个帝国主义女特务谈话中说：“张春桥在上海做了许多组织工作，我是特别记了他一下功劳的。”
后来，张春桥更是不遗余力地大吹特吹江青，胡说什么“从《国际歌》到革命样板戏，这中间一百多年是一个空白”，是江青“开创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新纪元”。
还胡说什么“对江青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他背着中央在上海炮制的“中共党史”，竟然妄图把江青抬到党的“领袖”地位。
张春桥攀附江青，同王洪文、姚文元勾结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
张春桥早就阴险狡诈地隐瞒自己的反动家庭出身和反革命历史。
他把官僚、地主家庭说成“中农”，后来又说是“城市小资产阶级”、“自由职业者”；
把他的反动老子说成“小职员”、“医生”、“一生不得志的知识分子”。
他的老婆曾被日寇俘虏，自首叛变，充当日本特务。
张春桥也对她长期进行包庇，并把她塞到重要岗位上。
张春桥在同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勾结一气之后，更采取凶狠毒辣的手段，来掩盖自己的反革命面目。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利用窃取的权力，同林彪、陈伯达一伙相勾结，派人查找有关他们历史问题的材料，秘密转移销毁。
他们还在上海，江苏秘密组织人，伪装红卫共，以“扫四旧”为名，查抄知情人的家，收缴、销毁有关他们政治历史问题的各种材料。
对了解他们历史情况的某些人，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私立专案，秘密逮捕，长期关押，残酷迫害，甚至杀人灭口。
上海化工“七·二一”大学有些革命群众揭发了张春桥的历史问题，张春桥、王洪文及其在上海的党羽就以“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等罪名，设立专案，变相抄家，大搞逼供信，长达八年之久，有的被隔离或拘留，硬是要打成“现行反革命”。
这种事例举不胜举。
张春桥就是这样施展各种阴险毒辣的伎俩，把自己长期隐藏在革命内部，并钻进了党的领导核心。
革命人民极好的反面教员
“毒草有功劳。
毒草的功劳就是它们有毒，并且散发出来害过人民。”
张春桥干尽了坏事，是个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的双料反革命分子。
如果说能给我们一些什么东西，那就是张春桥以其反革命的尖锐性和鲜明性，从反面给我们上了极其深刻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课。
从张春桥这个反革命分子的所作所为，可以充分看出，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
这个国民党特务分子钻进革命队伍中来，唯一的目的就是从革命内部来破坏和反对革命。
随着革命的胜利和深入，他的破坏和反抗越来越疯狂。
他代表着被打倒的反动阶级的利益，对于亡国、共产不甘心，利用一切机会和可能，进行极其残暴凶狠的阶级报复。
张春桥那样仇视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那样仇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其他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那样仇视我们英明领袖华主席，那样仇视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他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简直恨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叫嚣什么“颗粒不收也没有关系”，“全国都成了文盲，也是最大的胜利”，什么越乱越“有好处”“有生气”，甚至妄想“原子弹会把北京炸平”。
这是为什么？
把他的老底子查出来了，许多现象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他这样一个国民党特务分子，是必然要这样干的，不这样干才是奇怪的。
张春桥走过的反革命道路清楚地告诉我们：民主革命时期混入革命队伍的老反革命分子，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当了权，必然成为走资派。
这才是历史的逻辑，阶级斗争的逻辑。
我们从张春桥这个锅国殃民的反革命分子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性质是多么严重，揭批“四人帮”的意义是何等重大。
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绝不能心慈手软，半途而废，绝不能做东郭先生。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讯 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今天在北京继续举行大会，开始交流各地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普及大庆式企业的经验。
大会在雄伟的人民大会堂举行。
主席台正中并排高挂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英明领袖华主席的巨幅彩色画像，两侧是十面鲜艳的红旗。
横贯全场的两幅醒目大字标语上写着：“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将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动员全党、全国工人阶级，把工业学大庆的革命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为普及大庆式企业而奋斗！”
在今天下午的大会上，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陈剑飞、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于明涛、中共江苏省常州市委书记何冰皓、中共河北省遵化县常委王云阁发了言。
电影《武训传》（第四六页）
《武训传》是一九五○年在全国上映的一部反动影片。
影片所歌颂的主角武训，是一个封建奴才。
他以兴办“义学”为名，奴颜婢膝地到处行乞，用乞讨来的钱放高利贷，陆续买田五百多亩，举办了几所宣传封建文化的学校，从而得到了清朝反动政府的奖赏。
影片通过对武训的颂扬，狂热地宣扬封建文化，美化地主阶级，诬蔑农民的革命斗争。
《武训传》本是国民党倒台前伪中央电影制片厂没有来得及拍完的一部片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拍摄这部片子并在全国上映，而且受到了一些人的吹捧，充分暴露在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我国文艺界所存在的严重问题。
一九五一年在毛主席领导下，发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毛主席还为《人民日报》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
鸦片战争（第四七页）
一八四○年——一八四二年英帝国主义对满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
战前英国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面对英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清政府中林则徐等人在广东厉行禁烟，并焚烧英国进口的鸦片。
英帝国主义借机向中国发动侵略，腐败的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从此，帝国主义的魔爪伸进了中国，中国从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社会经济形态（第四七页）
就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的社会经济形态，即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占有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
消灭了阶级和剥削的共产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去的过渡阶段。
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
（第四九页）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下，全国解放不久，我党就在全国知识分子中，首先是在国家工作人员和文化教育界的工作人员中，结合当时土改、抗美援朝、镇反、三反五反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展开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
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
通过这一运动，大大缩小了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国民党和资产阶级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在人民群众中，广泛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扩大了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
“三反”“五反”（第五三页）
“三反”，是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二年四月，为抵制资产阶级对我们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腐蚀而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
“五反”，是与“三反”同时开展的以“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为中心内容的击退资本家在经济战线上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群众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资产阶级，巩固了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为以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
同业公会（第五七页）
同业公会是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同一行业的资本家组织。
它由封建性的“行会”演变而来。
资本家组织这样的同业公会，是为了维护本行业资本家的利益。
对私营产品的包销订货（第五八页）
对私营产品的包销订货，是解放初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所采取的初级形式。
包销是国营商业通过合同，要私营工厂（或行业）按合同规定的规格、质量和价格，将产品的一部或全部卖给国营企业。
订货是国营企业通过合同向私营工厂订购产品，私营工厂根据合同规定的规格、数量和质量进行生产，并按期交货。
对私营产品的包销和订货，可以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非法经营和牟取暴利。
达赖（第六二页）、班禅（第六三页）
西藏前反动统治者、宗教首领。
达赖是蒙古语大海的意思，班禅是梵文智慧学识深博广大的意思。
相传达赖和班禅的第一代都是黄教（喇嘛教的一派）始祖宗喀巴的大弟子，宗喀巴死后，由达赖和班禅两个弟子“转世”继承衣钵。
此后，每逢前一代达赖和班禅死后，便再找一个“转世”的“灵童”，作为继承者。
达赖驻拉萨，班禅驻日喀则附近的札什伦布。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提到的达赖，是指十四世达赖喇嘛，名丹增嘉措。
丹增嘉措于一九三九年继位。
他在西藏和平解放时就参与了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的破坏活动，一九五九年发动反革命叛乱后背叛祖国，逃亡印度。
书中提到的班禅是指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名却吉坚赞。
解放前班禅与达赖喇嘛素有矛盾，长期离开日喀则，寄住在青海的塔尔寺。
解放后，经中央人民政府派代表多方调解，达赖同意班禅回藏，恢复固有的地位和职权。
班禅在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到达拉萨，并于六月二十三日安全回到了日喀则。
一九六四年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揭发了以班禅为代表的反动农奴主集团有组织有计划地反人民、反祖国、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会议通过决议并经国务院批准，撤销了班禅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副主任和代理主任的职务。
住持、长老（第六八页）
佛教名词。
即寺院里的主持人，上层统治者。
作者：战士孙长权
栏目：长征
艳阳三月，春意盎然、生机勃勃的大庆油田，象一幅绚丽的画卷，到处牵动我的眼神：远处巍巍的炼塔，吐着洁白的彩练，当空飘舞；
路旁隆隆的钻机，唱着跃进的赞歌；
傲然挺立的井架上，一面面如火的红旗在春风里飘动；
雪白的井房，把百里油田装点得更加美丽；
一列列油龙，轰隆隆地驶向祖国的四面八方……，油田春色呀，多么令人陶醉！
啊，大庆，你是祖国大地上一颗闪光的明珠。
日夜守卫在你身旁的战士，每当看到你这雄伟的容颜，心里就迸发出自豪与骄傲！
我大口地吸着那带有油香的空气，心中无比地爽快、舒畅。
正走着，前面飞来一串悦耳的歌声：
巍巍炼塔迎朝阳，
百里油田满春光，
手握钢枪精神抖，
我为大庆来站岗。
……
顺着歌声望去，只见一个年青的战士，边唱边往前边哨所走着。
听着熟悉的歌声，看他那走路的姿态，我认出来了：他不是田保和吗？
去年，我来采访就住在他们连里。
他见了我，喊一声：“宋干事！”
就奔过来了。
“小田！
你的歌唱得不错呀！”
我这一夸，他倒不好意思了，一对大眼看着我，红润的方脸上，露出了自豪的笑容，说：“这是油田哨兵之歌，自己编的。
宋干事，以后你叫我田保庆吧，大庆的庆。”
接着，他就给我讲为什么要改名字。
“我入伍从四川家乡出发时，听首长讲到大庆。
拿起枪去保卫大庆，我心里那个高兴劲，就象抹了二两蜜。
一下火车，刀子似的寒风迎面扑来，大庆油田一片白茫茫大雪。
长这么大，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雪，使我打了个寒噤。
“我们班长可细心啦！
他经常鼓励我，跟我谈心。
一天下雪，班长带我站岗时，我看见风雪中，工人师傅正在钻机旁紧张地工作。
他们干得热火朝天，有的把棉衣都甩掉了。
这个场面多么动人哪！
我不由得从心里说出一句：‘大庆人真是革命的硬骨头！
’班长让我好好看一看，还对我说：‘大庆人硬是用铁人精神，在冰天雪地的大草原上打出了第一口油井，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就拿下了一个大油田，把我国贫油的帽子甩到太平洋去了。
十几年来，无论是在酷热的盛夏，还是寒冷的严冬，他们为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大干苦干……，我们革命战士，能够拿起枪来保卫大庆，这是多么光荣啊，我们要向大庆工人阶级学呀！
’我说：‘班长，今后我一定要向大庆工人阶级学习，为保卫大庆站好岗，放好哨。
’班长兴奋地说：‘我们是油田保卫者，要学大庆、爱大庆，要站好岗，放好哨，还要苦练杀敌本领。
’班长这样要求我们，也给我们做出了好样子！
严冬，他爬上四十多米高的铁架，刻苦练习对空射击技术；
盛夏，他在蒸笼一样的坦克里摇炮，汗水湿透衣衫；
节假日，星期天，他满怀深情辅导大庆民兵训练……”
小田越说越兴奋：“班长对大庆爱得可深了！
就在他复员离队前的最后一刻，还站最后一班岗呢。
我见他手握钢枪，深情地望着那熟悉的井架、炼塔，望着百里油田的姿影，顿时，一股激情涌遍全身。
直到老兵都集合准备上车了，班长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哨位……为了象班长那样爱大庆，保卫大庆，我想把名字改成田保庆。
你说好吗？”
望着小田天真的笑脸，一股炽热的激情触动我的心弦。
小田走上哨位又告诉我，射击场正在进行坦克实弹射击训练。
我想：采写他们刻苦练兵的事迹，这倒是个好机会。
就急忙朝射击场走去。
百里油田上，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都有警惕的哨兵！
我的思绪骑着骏马在奔驰……
光荣的油田哨兵啊，大庆是你们心中的一颗闪光的明珠。
你们的哨位，是阶级斗争的前沿阵地！
你们亲眼看到，那滚滚的大庆油，流进飞机、坦克，流进大寨田里的铁牛，流进运输线上的汽车，推动着建设祖国的千百万架机器在飞转！
你们亲眼看到，那滚滚的大庆油，流进万吨远洋巨轮，运往五洲四海，支援世界革命人民的斗争！
可爱的油田哨兵啊，在这个战斗的岗位上，你们以大庆工人阶级为榜样，伴过多少酷热的盛夏，度过多少寒冷的严冬，送走了多少个不眠的夜晚，又迎来多少个灿烂的黎明……有你们这样忠诚的哨兵，守卫着祖国的大庆，祖国人民就放心了。
“轰！
轰！”
几声炮响，把我从沉思中拽了回来，抬头看时，我已经到了射击场。
只见射击场上，炮声隆隆，烟尘四起。
一辆坦克，高扬炮口，如出征的战马，昂首嘶鸣，冲向“敌阵”。
炮口吐着一串串火球，炮弹长了眼睛似的在远处的“乌龟壳”上开了花。
见近情景，我心里暗暗称赞，这个射手练得真有功夫啊！
射击完毕，从车上跳下个人来，我不禁一怔：这不是老营长吕钢吗？
老营长吕钢，在反击新沙皇侵略我国领土珍宝岛的战斗中立过功，左腿上至今还留着新沙皇的弹片。
他今年四十多岁，中等身材，饱经风霜的脸庞，一对明亮的大眼，透出一种不为任何困难所阻的光芒。
还没等我开口，他就先打上招呼了：
“宋干事，哪阵风把你吹来了？”
我也笑着说道：“老营长，看来你比去年更硬朗了！”
“嗨，以前咱是有劲使不上；
打倒了‘四人帮’，今天，咱身上就象安了马达，劲更大了。”
望着老营长的英姿，听着他爽朗的话语，不禁使我想起一九七六年那些乌云翻滚的日子……
去年秋天，我下放在这个营当兵，和老营长认识了。
一次，他家里连着打来三次电报，说是爱人病重，让他回去看望。
那几天，他的胃病也犯了，吃不进饭，喝不下水。
我们大家整天围着他磨咕，领导安排他回家探亲，同志们劝他休养，可老营长说啥也不干。
一天下午，我们大家又去“围攻”他。
老营长的面孔显得异常严肃，他把大家领到屋外，指着百里油田，深情地说：“同志们！
你们看看眼下是什么时候？
那些狼心狗肺的阴谋家、野心家们，今天骂铁人，明天骂大庆，对毛主席树立的大庆红旗，下了毒手哇！
在这种情况下，啥重啥轻？
作为一个革命战士，作为一个油田哨兵，我能离开这战斗的岗位吗？
我们要和大庆工人阶级并肩战斗，誓死保卫毛主席亲手树立的红旗！”
我们被老营长对大庆的真挚感情感动了。
大家紧紧地和老营长靠在一起，一个个攥紧了拳头……
“哈哈哈！”
老营长那爽朗的笑声打断了我的回忆，“宋干事，快进屋吧！
我有好多好消息告诉你！”
我不觉问道：“老营长，你一直没回家去看看？”
老营长指着巍然挺立的井架上飘扬的红旗，说：“现在还没那个时间。
华主席、党中央决定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的会议，这里有好多工作要做。
咱这油田哨兵，要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为保卫大庆，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永远战斗哇！
……”
我跟着老营长，向营部走去。
天上繁星闪闪，油田灯火灿灿。
一队巡逻战士在我眼前一闪，便消逝在茫茫油海之夜了。
这时，我又听到有人唱起《油田哨兵之歌》来了：
隆隆钻机把歌唱，
大庆红旗迎风扬，
油田哨兵多豪迈，
誓把青春献给党。
这嘹亮的歌声，从整个军营传出，和着隆隆的钻机鸣奏，在百里油田上空，久久地飘荡……
作者：朱剑
栏目：长征在我们连队里
那是个难得的晴天，远处的山林，近处的房屋，都沉浸在红艳艳的霞光里。
听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凌晨一点，从北京运来了，八点整，要用彩车送到连队。
军营沸腾了。
大伙儿都穿上了新军装，没用布置，红红绿绿的标语就上墙了。
细心的连长，特地采来了一束束迎春花，整整齐齐地插在连队墙报架上，墙报上还贴了一首诗：
一朵花儿一颗心，
花儿朵朵向阳开；
雄文五卷象太阳，
照得山河披异彩。
我让演唱组把锣鼓家什抬了出来，同时叫通信员立刻带一面红旗上山，彩车一到，赶紧报信，我们就奔过去接书。
一切安排妥当，已经七点半了。
我在屋里坐不住，就和连长上了公路。
看看远处还没有车影，就在一块青石上坐下来。
这会儿，我们谁也没说话，但彼此都知道心里在想些什么。
等了一阵，连长跳了起来，往山上走去，我喊住了他，说：“时间还不到，先坐一会儿。”
“我坐不住啊，这心里……”他笑了。
自从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公布那一天起，我们眼睛就朝北京望了。
盼哪，盼哪，总盼着能早一天把五卷接到手，那怕早一个小时也好啊！
彩车啊，你快些出现吧！
红色的雄文，快飞到战士手中来吧！
禾苗盼雨露，春芽盼阳光呵！
我的心激烈地跳动着。
见连长比我更急切，便安慰他说：
“再耐心地等一会儿吧！”
“等！
我已经等了十年了！”
他几乎用了吵架般的嗓门。
我理解战友的心情。
十年前的一天，他从街上回来，脸象喝了喜酒似的又红又亮，喜滋滋地对我说，红卫兵贴了喜报，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要出版了。
打这以后，我们就一直等着、盼着，一晃就是三、四年。
后来才知道，是林彪反党集团破坏了毛主席著作的编辑出版工作。
林彪一爆炸，我们心里的这把火又燃旺了。
等哪，盼哪，又是五、六年，那晓得呢？
万恶的“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干扰和破坏《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出版工作，并妄图控制出版大权。
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终于满足了我们的愿望，很快就把宝书送到我们手中来了！
就在这时候，山顶上红旗挥舞起来，紧接着，一辆戴着红花插着彩旗的吉普车出现在公路上。
“来了！”
不知谁喊了一声。
就在这一刹那间，我面前金光万缕，彩霞满道。
我连声说：“你看你看！
来啦！
来啦！”
“嘿嘿，嘿嘿嘿！”
连长笑着，同时喊道：“集合！
跑步前进！”
我们一齐向山顶跑去，向着红旗招展的地方跑去。
呵！
这一天终于盼到了！
栏目：长征
彩虹报告的喜讯
草原上升起七色的彩虹，
它约来温煦的春风漫游在青稞穗上，
千里春风吹绿的田野哟——
牧民心里漾起的无边绿浪。
田野呀田野，心中的田野，
怀着等得太久太久的希望！
啊，那不是彩虹，那不是春风，
那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的喜讯在飞扬，
牧民以麦浪一样沸腾的感情，
迎接为万代丰收所需要的阳光。
雪山上升起七色的彩虹，
它牵来媚丽云霞在哨所上空飞荡，
万里云霞飘动的天空哟——
边防战士晴朗而宽广的心房。
天空呀天空，心中的天空，
怀着想得太甜太甜的希望！
啊，那不是彩虹，那不是云霞，
那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的喜讯在飞扬，
战士以天空一样明朗的胸怀，
迎接乌云迷雾遮不住的阳光。
（饶阶巴桑）
北疆春歌
四月的中原百花争艳，
四月的江南稻熟鱼鲜，
四月的北疆啊春风荡漾，
青松添翠，百鸟鸣啭。
一早，指导员兴冲冲赶到哨所，
捧满天彩霞映红群山：
“同志们，快来呀，
我送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什么比这更令人兴奋，
一句话象春风吹进战士心田；
我满怀激情伸出双手，
接过来呀，接过来不朽的文献！
感谢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最了解亿万人民的心愿；
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把甘露甜雨撒在我们心坎。
快打开，快打开这真理的宝库，
每一页都是指路的明灯一盏；
快阅读，如饥似渴地钻研，
沿着这真理的阶梯奋力登攀！
望着生机勃勃的北疆大地，
战士倍感肩上任重如山，
我不由得紧握手中的钢枪，
保卫华主席为我们赢得的第一个美好春天！
（陈超）
栏目：长征
全国群英会奖给王进喜同志的《毛泽东选集》和他学习过的《矛盾论》、《实践论》。
一九六○年四月十日大庆党委（当时为部机关党委）作出的第一个决定。
（《革命文物》供稿）
作者：郑继续
“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三十年代，曾蹲在“三月的租界里”，化名为“狄克”。
这化名有何来头？
原来“狄克”是一个洋名，而且一语双关，是由英语侦探（Dick）和专政（Dictatorship）这两个词的译音化出来的。
对于张春桥来说，这真是名副其实。
说起张春桥的侦探勾当来，早在化名“狄克”之前，就已胸有其志，并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的外围组织“华蒂社”，帮助日寇“征服中国人的心”了。
一九三四年张春桥所写的《济南——地方印象记》就是罪证。
在这篇黑文里，这个侦探操着东洋腔调说：“我希望你不要惊奇地说这里的经济权都操在日本帝国手里，那是一种胡说，我们只有在‘共存共荣’下才能够互相提携，才能够把济南建筑起来”，才能使济南“成为华北的一个大都市”。
请看，按照张春桥的逻辑，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竟然给中国带来了“王道乐土”，使中国“好起来了”。
既然如此，就不应再提什么抗日，再搞什么革命，应该拱手让出全中国，请日本侵略者升堂入室来统治才对。
“狄克”就是这样充当汉奸侦探而初露峥嵘了。
尔后，他受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委派，披着国民党警察局长带有血腥味的大衣，佯装革命，混入延安。
凭着他那反革命的钻营，变本加厉地干起了内里蛀空的侦探勾当。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窃取了高位，同政治流氓王洪文、反党野心家江青、文痞姚文元这些狐群狗党结成一帮，经营着地富反坏、新老资产阶级的复辟之业。
在三十年代，这个化名为“狄克”的叭儿，配合周扬一伙对鲁迅进行围剿，妄图专鲁迅的政，专革命人民的政，为鲁迅所痛斥。
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张春桥不断更新花样，但万变不离其宗，妄想继续对革命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
张春桥在篡夺了党和国家一部分权力之后，结帮篡党，有理论、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地搞复辟活动，要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对无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张春桥为实现其复辟美梦，狂叫要把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和流氓、阿飞都“团结起来”，为他们篡党夺权“打仗”、“冲锋陷阵”。
“四人帮”一伙四方呼号，到处插手，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级领导班子，诬蔑为“资产阶级的土围子”，驱使他们的余党、亲信赤膊上阵，大打出手，上下夹攻，恨不得一下子把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打倒。
他们疯狂叫嚷，要在部队“放火烧荒”，要揭开“盖子”，“揭不开就砸，砸不开，就用炸弹炸”！
其“全面专政”的野心之大，气焰之凶，来势之猛，就象蒋介石当年的“围剿”、日本侵略者的“大扫荡”、还乡团的“清洗”一样。
张春桥的“全面专政”就是要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让资产阶级上台。
我们弄清张春桥反革命的肮脏的政治生涯，揭露他的反革命真面目，就更清楚地懂得“四人帮”为什么如此疯狂地反共反人民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应斯里兰卡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的邀请，四月十七日到达素称印度洋上的明珠的斯里兰卡共和国进行为期五天的友好访问。
时间虽然短暂，但斯里兰卡政府和人民对中国人民使者的隆重接待和热烈欢迎的一幕幕动人的情景，在中国客人心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斯里兰卡总统高伯拉瓦和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对邓颖超副委员长的访问十分重视，他们打破礼仪常规，亲自到机场迎送并检阅仪仗队。
老朋友重逢，畅叙友情，分外亲热。
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对邓副委员长的生活关怀备至，使邓副委员长在斯里兰卡生活得象在家里一样。
这充分反映了斯、中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风光绮丽的科伦坡，打扮得象节日一般，欢迎来自远方的中国客人。
从班达拉奈克国际机场到科伦坡市区长达数十里的大道上，装饰得五彩缤纷。
数不清的中斯两国国旗和彩旗迎风招展；
有的地方用象征繁荣、幸福的嫩椰叶编织起具有民族风格的欢迎牌楼；
机场上、大道上悬挂着用汉语、僧伽罗语和英语书写的“热烈欢迎邓副委员长！”
等大横幅。
邓副委员长到达的那一天，尽管天气炎热，成千上万的斯里兰卡朋友很早就聚集在机场上，大路两旁和市区的大街上，迎候中国客人的到来。
有的斯里兰卡朋友全家专程从离科伦坡二、三百里的康提、加勒等城市赶到机场迎接。
当邓副委员长走下专机时，等侯在舷梯旁的斯里兰卡朋友击起鼓，吹起螺号。
穿着民族服装的青年，打鼓吹号，还表演了各种民族舞蹈。
车队向市区行进，一路上，友好的斯里兰卡人民向中国客人挥舞彩旗，热情地招手，有的还用僧伽罗语高呼：“阿尤宝温！”
“贾雅维瓦！”
（你好！
万岁！）
邓副委员长一行访问期间，不论是在科伦坡，还是在康提；
不论是参观访问，还是观看专场文艺演出，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人们送上一束束鲜花，一个个花环、花篮，和一叠叠表示良好祝愿的槟榔叶。
一张张笑脸，一阵阵欢呼，到处洋溢着热情友好的气氛。
邓副委员长的来访，是斯中关系中的一件大事。
斯里兰卡朋友们为此作出了不少的努力。
例如，科伦坡电报局的工作人员优先保证把有关访问的消息和照片传送到北京。
消息随到随发。
为了及时传真照片，他们专门安排了夜班。
一次在传真过程中，得悉北京收到的照片不够理想，全体值班人员马上全力以赴，连夜检修线路和机器，反复重播照片，经过几小时的努力，终于把照片清晰地传到了北京。
殷勤的接待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在整个访问期间，不辞辛劳，周到地为中国客人日夜服务。
中斯两国自古以来就有着文化和贸易方面的友好联系，远的可以追溯到公元一世纪初，千百年来，两国人民交往频繁，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据历史记载，公元五世纪初，古称狮子国的斯里兰卡的一位使臣，经过远途辗转跋涉，到达中国访问。
在此后不久，中国著明高僧法显访问了狮子国，在那里住了两年。
科伦坡附近至今留有法显的遗迹。
他们为两国往来和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在科伦坡国家博物馆内，保存着中国宋、明的陶瓷器和古钱。
邓副委员长一行参观了这个已有百年历史的博物馆，观看了珍藏在那里的古代中、斯两国交往的证物。
博物馆里展出了斯里兰卡历史发展各个时期的文物和艺术品。
有珍贵的手抄在棕榈叶上的僧伽罗语经文，字迹清晰，保存完好。
还有大量木雕、牙雕、石刻、铜器、银器，制作精细，充分反映了斯里兰卡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劳动人民的智慧。
据了解，斯里兰卡的雕刻很早就传到中国，中国著名的云岗石窟石雕艺术就受到斯里兰卡艺术的影响。
中斯两国人民过去有着共同的遭遇，他们都受到过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对外来的侵略者进行过英勇的斗争。
由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阻挠、破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一度中断。
后来，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和斯里兰卡独立以后，特别是两国建交以来，两国和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又重新焕发出光采。
近年来，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不断发展。
一九七三年落成的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是中斯两国近年来日益增进的友谊的象征。
这座大厦是按周恩来总理一九六四年访问斯里兰卡时同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签署的联合公报以及两国政府有关文件中的规定由中斯两国合作建成的，是两国技术人员和工人共同劳动的结晶。
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就在这里为欢迎邓副委员长举行宴会和群众大会。
她们在那里发表了歌颂两国友谊的热情讲话。
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在讲话中一再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怀念。
邓副委员长在讲话中特别赞扬以班达拉奈克夫人为首的斯里兰卡政府一贯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坚持独立自主，主持正义，在国际事务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人们记忆犹新，去年八月的第五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就是在这座大厦里召开的。
作为东道国的斯里兰卡，为筹备这次会议作了大量工作，为会议排除超级大国的干扰和破坏、坚持团结反帝反殖反霸的大方向，取得积极成果作出了重大贡献。
为了反对超级大国在印度洋的争夺和扩张，确保印度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多次提出了建立印度洋和平区的倡议，得到了中国和印度洋沿岸国家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支持。
邓副委员长等参观了这座大厦里的所罗门·班达拉奈克的纪念馆。
馆内陈列着图片和实物，反映了这位已故总理的生前活动。
馆内还挂有周恩来总理，贺龙、陈毅副总理访问斯里兰卡时的照片。
为了纪念斯里兰卡杰出的政治家、已故所罗门·班达拉奈克总理，邓副委员长一行来到离科伦坡约五十里的霍拉戈拉，在他的墓前献了花圈。
陵墓上覆盖着黑色大理石，墓后竖立着五根石柱，象征着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邓副委员长等瞻仰了陵墓，对所罗门·班达拉奈克总理表示了最大的敬意。
这位已故总理生前曾为维护民族独立和主权，为促进世界人民团结反帝的正义事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为此献出了生命。
他为奠定和发展斯中两国关系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进行了不懈努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邓副委员长等在斯里兰卡贸易、公共行政和内政部长的夫人塔玛拉·伊兰加拉特尼的陪同下，访问了斯里兰卡的名城康提。
它位于斯里兰卡中部山区，离科伦坡二百多里。
康提古城有着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光荣历史。
公元一八一五年前，那里的人民英勇顽强地先后抗击了葡萄牙、荷兰和英国殖民主义侵略军。
中国客人的车队在去康提市途中，穿过了卡都加纳伐陡坡上的一个险要处。
在这个险要处，过去曾经有十八名斯里兰卡的勇士在反击英殖民主义者的战斗中坚守在那里，给予入侵者以沉重打击。
斯里兰卡民间至今流传着他们的事迹，引为民族的骄傲。
这些令人崇敬的事迹，使我们想起了斯里兰卡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光荣传统，眼前浮现起他们不屈不挠的英雄的形象。
具有英勇反帝斗争历史的康提人民，聚集在康提市区人口处的界桥上，高呼“斯中友谊万岁！”
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中国客人的到来。
当晚，斯里兰卡艺术家为中国客人表演了著名的康提舞。
鼓声隆隆，节奏分明，舞蹈动作刚劲有力，充满了战斗气息，反映了他们光荣的斗争传统。
康提风光秀丽，林木葱郁，是一个游览胜地。
邓副委员长一行参观了位于康提城郊、世界闻名的佩拉德尼亚热带植物园。
园内树木繁茂，奇花异木，品目繁多。
植物园的负责人邀请邓副委员长植树留念，并陪同邓副委员长来到周恩来总理一九五七年访问时植的树前。
邓副委员长为这棵树浇了水，让它在斯中两国人民的共同培育下，越长越茂盛。
中斯朋友还在树旁合影留念。
中国客人参观了植物园里的兰花馆。
兰花色泽鲜艳，秀丽满园。
斯里兰卡朋友特别向中国客人介绍了其中一种名为“康提舞”的兰花，花朵果然同康提舞的舞姿十分相似。
中国客人还参观了科伦坡近郊的德希瓦拉动物园。
园内的热带水族馆中，有各种形状和颜色独特的热带鱼，有的在水中漫游，有的跃近水面，竞相争食，煞是好看。
这个动物园和北京动物园有着密切的友好关系。
中国儿童赠送给斯里兰卡儿童的一对取名“友谊”和“幸福”的白唇鹿，就在这里落户。
一九七二年，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代表斯里兰卡儿童从这里选了一只小象，用僧伽罗语“米杜拉”（朋友）命名，送给了中国儿童。
“米杜拉”生活在北京动物园，一直深受中国儿童的喜爱。
中国客人观看了曾经护送“米杜拉”到北京的斯里兰卡饲养员指挥的大象表演，它们驯服地作了许多逗人笑乐的和惊险的动作，博得观众一阵阵欢笑声和掌声。
四月二十二日，带着中国人民的诚挚的友谊到斯里兰卡访问的邓副委员长一行，又满载着斯里兰卡人民对中国人民兄弟姊妹般的情谊，怀着依依惜别之情，离开科伦坡回国。
这次访问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中斯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中斯友谊有着牢固的基础，是任何人破坏不了的。
我们深信：在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斯友谊之花必将越开越茂盛，越开越鲜艳！
（新华社讯）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三日讯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政治局委员、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代表团团长尤素福·阿吉托罗普同志，最近写文章揭露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及其走狗盗用“印尼共产党中央”名义破坏印尼共产党和印尼革命的阴谋。
文章首先引述了《印尼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自我批评》中在总结印尼革命经验教训时所作的如下结论：“为了赢得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印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高举党的三面旗帜，即：
第一面旗帜，建设一个摆脱主观主义、机会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
第二面旗帜，进行武装的人民斗争，其实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武装农民反封建的土地革命斗争。
第三面旗帜，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
文章说，不屈不挠的印尼共产党人坚信印尼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所指出的道路是正确的，他们正高举党的这三面旗帜。
但是，有一股伪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革命势力却阻挡这一斗争。
“他们早就制定了妄图分裂印尼共产党的政策，把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强加于印尼革命，妄图破坏印尼革命。
这股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的势力就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及其一小撮走狗——印尼修正主义叛徒集团”。
文章揭露了在莫斯科的印尼修正主义叛徒集团于一九七六年年底公然盗用了印尼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一个黑文件。
文章说：“他们的目的显而易见，是为了抗拒和反对《印尼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自我批评》，是为了对抗和反对以《印尼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自我批评》和一九六七年十一月的《印尼共产党争取印尼人民民主纲领》的路线为指针的印尼共产党中央。”
文章指出，这是“他们企图在印尼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中间制造混乱、惊慌和分裂的一个顶点。
但是，冒充‘印尼共产党中央’名义的这种肮脏和罪恶阴谋，顷刻间就被他们自己在黑文中所贩卖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所戳穿了。
他们无法掩盖他们作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走狗的本性”。
“他们的政治路线的内容正是使印尼共产党和印尼革命遭殃的‘和平道路’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
文章指出，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同印尼反动派“加紧勾结，执行他们的反人民、反共、反印尼共产党和反华的政策”。
“为了达到使印尼革命遭殃的目的，早已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并具有称霸世界野心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同法西斯政权以及他们的一小撮走狗印尼修正主义叛徒集团串通一气”。
文章说：“苏修及其走狗对印尼共产党和印尼革命犯下的罪行确实是不可饶恕的。
他们是印尼共产党和印尼革命的叛徒。
印尼共产党人和印尼革命人民唾弃他们，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也谴责他们”。
“我们党的结论是：现代修正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危险，也是印尼共产党最大的危险”。
“我们必须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及其走狗——一小撮印尼修正主义叛徒集团进行坚决的和毫不留情的斗争”。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副司令员曹里怀、吴富善，有关方面负责人邢永宁、高德襄、王寄洋、尹佐珍、贾柏森等。
巴基斯坦空军参谋学院院长阿亚兹准将率领的巴基斯坦空军参谋学院代表团出席了招待会。
代表团将于近日离开我国。
代表团在我国期间，访问了北京、广州、桂林、韶山等地，还参观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和陆军部队。
本报讯 军委办公厅原管理处科长钟运堂同志，因病于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五日在北京逝世。
钟运堂同志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六年六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终年六十五岁。
本报讯 江苏省军区离职休养干部、原陆军某师副师长吴立批同志，因病于一九七七年四月五日在南京逝世。
吴立批同志一九三四年四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五年九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终年六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