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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四月九日讯 华国锋主席今天下午会见了英国保守党领袖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
英国驻中国大使游德，撒切尔夫人的随行人员道格拉斯·赫德、约翰·斯坦利、卡罗尔·撒切尔小姐，参加了会见。
华主席对英国客人前来我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
华主席说，撒切尔夫人这是第一次访问我国，有了第一次，一定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乃至更多次的访问。
华主席同撒切尔夫人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谈话，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谈话时，游德大使在座。
李先念副总理、黄华外长、刘振华副外长、中国驻英国大使宋之光，参加了会见和谈话。
华国锋主席同撒切尔夫人握手。
华国锋主席同撒切尔夫人以及随行人员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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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对于深入批判“四人帮”，对于我们党的建设，对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具有极其伟大的指导意义，在国际上也将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
它的出版必将受到我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热烈欢迎。
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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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四月九日讯 全国人民盼望已久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已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印，并正在陆续送到发行部门，不久就要和广大群众见面了。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以后，立即作出了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受到了普遍热烈的欢迎和拥护。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决定，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加紧进行工作，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以及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普遍成立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工作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他们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怀着对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认真学习中共中央的决定，深揭狠批“四人帮”干扰破坏毛主席著作出版发行工作的罪行，从各个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准备工作。
国家出版局召开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全国印制发行工作会议，进行了全面部署安排。
国家计委、轻工业部、石油化工部、一机部、商业部等有关部门，先后召开专业会议，安排纸张、油墨和印刷机械的生产供应。
交通部、铁道部、邮电部、民航总局发出优先运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通知。
供销合作总社对农村发行工作也作了安排。
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各行各业都把印制发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作为自己的光荣政治任务，保证尽快地把毛主席著作送到广大人民群众手中。
各地印刷厂和发行部门的广大职工更是欢欣鼓舞，纷纷写决心书、请战书，要求承担这一光荣任务。
有些已经退休的老工人又重返工厂要求参战。
许多印刷厂充实了技术骨干，组织了技术练兵，对机器设备普遍进行了维修，有的把被“四人帮”破坏了的合理的规章制度重新恢复建立起来。
各地新华书店、供销社的发行工作人员，深入工厂、矿山、农村、牧区，广泛征求意见，对《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需要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积极做好发行的准备工作。
承担《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排版、制版和供应纸型任务的北京、上海出版战线广大职工，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
他们决心以最好的质量，最快的速度，胜利完成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
三月上旬，他们把《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付印稿隆重地迎接到厂，立即开始了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
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广大工人一起上阵，各道工序紧密配合，大大缩短了排字、校对、制版的时间。
各省、市、自治区派人专程到北京、上海等候迎接纸型。
北京、上海的同志在很短时间内就把第一批纸型发往各省、市、自治区。
民航有关部门与出版部门主动联系，对《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纸型随时受理，优先运送。
为了使边疆各族人民尽快得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上海市革委会还派专人乘飞机护送纸型前往拉萨。
在各地承担任务的印刷工人们激动地说，我们能够亲手印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这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对我们的无限信赖。
我们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各厂接到纸型以后，立即投入热烈而紧张的战斗。
许多工人把铺盖搬到车间，连续几天几夜不回家，许多地方的印刷工人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
天津的印刷工人豪迈地提出，不让时间在自己的工序耽误，不让质量在自己车间受到损害。
他们在车间与车间、工序与工序、班组与班组之间开展了互查互访活动，共同为质量负责。
在河北保定，由于“四人帮”干扰破坏长期没有正常生产的河北人民印刷厂，在接受印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任务后，工人们坚决响应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斗号召，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迅速团结起来，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生产秩序。
接到纸型后，工人们的热情更加高涨，有的连续工作二十多小时，原计划五天印出样书，结果只用了三十九个小时就印出第一批样书，受到中共河北省委的热情鼓励。
今年一月上旬，总政治部战士出版社召开了军队印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准备工作会议，总政治部副主任黄卫昆到会作了指示。
各大单位都分别成立了印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领导小组，各印刷厂举行了誓师大命，把这项印制工作当作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实现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大事来抓。
战士出版社在民航总局的帮助下，派专人将纸型迅速、安全地送到各印刷厂。
纸型送到时，各单位举行了隆重的迎接仪式。
新疆部队领导同志及各族干部战士弹起冬不拉，敲起那尔鼓，吹响金唢呐，载歌载舞在机场迎接。
承担印制任务的广大印刷工人愤怒声讨了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疯狂破坏毛主席著作出版工作的滔天罪行。
福州部队印刷工人庄依增，手捧着三十多年前给资本家作牛马的卖身契，回想翻身当主人的战斗历程，激动地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战斗、继续革命的胜利旗帜。
过去林彪、“四人帮”一再阻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我们心中有气口难言。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作出了出版毛主席光辉著作的决定，实现了我们工人阶级多年的心愿。
新疆部队印刷厂劳动模范、老工人李更新说，华主席把印制宝书的光荣任务交给我们，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就是少吃少睡，也要早日完成这项任务。
装甲兵“五·七”印刷厂，是个由七十六名家属、十二名职工组成的小厂，设备较差，也主动挑起了印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重担。
为了把《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尽快送到广大指战员手里，全军各承印单位的干部、战士和广大印刷工人，以大庆为榜样，争分夺秒，日夜奋战。
南京等部队领导同志，亲自到印刷厂参加劳动。
兰州部队印刷厂党委副书记罗洪义，不久前动过大手术，仍夜以继日地坚守在印刷机旁。
沈阳部队印刷厂的工人展开了对手赛、机台赛、班次赛。
国防科委印刷厂机修组的五位工人，连续奋战十七天，制成上线装订用的压烫机，有的工人连续工作三十小时。
武汉部队印刷厂二车间的八名浇版工人，仅用五小时就浇好二百六十块铅版，比原计划提前四个小时。
总后勤部印刷厂两班工人干三班活，二十四小时不停机，第一批任务提前三天完成。
为了省时快印，一二○一印刷厂工人采用塑料版印制的新工艺。
全厂职工日夜奋战在车间，炊事人员把饭菜送到机器旁，托儿所办起了夜托。
全厂人人参战，仅用二天半时间，就提前完成了第一批大二十二开本《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印制任务，在全军出书最早。
印刷工人们说：印毛主席的书，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万年大计，一页一字不能错，一划一点不能差。
广州部队印刷厂革委会主任贾汉卿，是当年八路军总部印刷厂刻字工人，在战争年代参加过印制毛主席著作单行本。
他把对毛主席的无限深情，全部倾注在五卷字里行间。
他发现铅版上有个字笔划稍粗了一点，就拿小刀把笔划轻轻刮细。
济南部队印刷厂准备退休的老工人张锡琪要求承担检校任务，他对每块版、每个字、每道笔划、每个标点、每个页码都用放大镜认真检查，一丝不苟。
成都部队印刷厂职工出勤率达百分之百，还专门成立了两个检查组，每印五千张就检校一遍，保证高质量印好宝书。
印制过程中，从各大单位到车间班组，从军内到军外，呈现一派互相支援、团结战斗的革命景象。
海军部队印刷厂把镀好的第一台版和第二台版首先让给兄弟单位。
一二○二印刷厂的工人每当外单位在技术上遇到困难来请教时，总是热心帮助解决。
北京部队某部特功三连到印刷厂参加劳动。
他们虚心学习，和工人一起，定人定位定机器，保质保量创高产。
昆明部队某部汽车团同志担负运送任务，他们说，高原山再高，路再远，也要保证把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及时送到边防哨卡。
目前，全军印刷工人正在日夜紧张战斗，决心在最短的时间里，把《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印制好送到指战员手中，让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高高飘扬。
春风荡漾，人民解放军一二○一工厂披红戴绿，喜气洋洋。
“快印、印好红‘五卷’，让华主席、党中央放心”的彩色标语，挂满了厂院、车间。
进入工房，机器飞转，墨香扑鼻。
每个干部和工人，都把无比热爱毛主席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倾注在自己的工作中。
这个厂原是八路军印刷厂。
早在延安时期，工人们就在土窑洞里，用手摇印刷机、马兰草止纸和油烟子墨，印制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出了贡献。
几年前，同志们听说即将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日日想，夜夜盼，把物资准备得足又足。
物资存放在仓库里几年了，纸张更换了一次又一次。
但是，由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捣乱、破坏，《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工作被一再拖延。
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解了全国人民的心头恨。
在热烈欢呼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建立毛主席纪念堂、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两项英明决定的日子里，厂党委代表全体职工多次向上级请求承担印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光荣任务。
大家在请战书上写道：“最敬爱的毛主席他老人家与世长辞了，但他留下的不朽著作将指引我们永远前进！”
职工们怀着对毛主席的深切怀念，把工作间整饰一新，反复检查，整修了机器，擦洗了工具。
三月中旬的一个艳阳天，当上级首长双手捧着《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纸型到工厂来授给他们的时候，全厂红旗飘扬，锣鼓震云，军乐队高奏着《东方红》和《紧跟华主席前进》，秧歌队翩翩起舞。
在誓师大会上，干部和群众齐声欢呼：“印好红‘五卷’，为毛主席争光，为华主席争光！”
在印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日子里，厂党委成员一直同工人劳动在一起。
厂党委书记郭清源深深懂得，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是我们胜利的象征，毛主席的著作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最珍贵的传家宝，保质保量地印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是全国人民赋予印刷工人的光荣任务。
因此，半个多月里，他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
车间里还活跃着一支由老工人组成的突击队。
这些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老师傅们，见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型，仿佛见到了大救星毛主席，精神抖擞，奋勇上阵。
老红旗手李书元，人称革命的“老黄牛”，曾多次幸福地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他这个班担负的浇铸铅版的任务十分繁重。
李书元总是亲手捧着版型上机，保证铸出的铅版上每个字都清晰悦目，每个标题字都鲜明吸引人，每条线都整齐匀称。
他昼夜奋战，不离工房，别人劝他回家去休息，他深情地说：毛主席救咱劳苦大众出火坑，教导咱们要彻底革命，反修防修，奔向共产主义的伟大前程。
想想毛主席，我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
装订车间里一片喜人景象。
比学赶帮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学雷锋，见行动”活动，激励人心。
工序之间衔接得紧密协调，上道工序都主动为下道工序创造方便条件。
整齐的印张，耀眼的封面，转眼间汇成成千上万册光灿灿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行政工作人员为工人们服务也更加周到，他们下到伙房，和炊事人员一起做好饭菜送到工人手里，鼓励大家加油干。
他们说，战争年代，毛主席的书送往根据地越多，消灭敌人越多；
今天把红“五卷”早日送到工农兵手上，好更深入地批判“四人帮”，更沉重地打击帝修反！
一二○一工厂印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工作，以最好的质量、最快的速度进行着。
全厂赛学习比觉悟、赛团结比风格、赛劳动比贡献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如火如荼。
全厂职工在厂党委的领导下，互相协作，紧密配合，首次印制任务原定十天完成，结果只三天半就完成了。
人们问心灵手巧的青年女工郝秀竹为什么任务完成得这样快，她爽朗地回答说：“东风吹的！”
顺着她的手往墙上看去，上面张贴着工人们写的一首诗：
日出韶山太阳升，
人民心向毛泽东。
华主席决定印“五卷”，
东风浩荡齐欢庆：
让毛泽东思想世世传，
让毛泽东的伟大旗帜代代红！
新华社记者 本报记者
解放军一二○一工厂的干部和职工为保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印刷质量，认真细致地进行检验工作。
本报记者摄
作者：刘金瑞樊玉清吴鹏兴
不久前，五一○四六部队高机连进行了一次实弹射击考核。
当天下午，党支部召开了支委扩大会，通过了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刘金瑞的提议，把收藏起来的“军训流动红旗”重新拿出来，评给考核成绩过硬的四班。
对于这件事，连队里有不同的议论。
有的说，军事训练一紧，连长又走老路了；
但是大多数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四人帮”被粉碎了，连长的思想解放了，开展“军训流动红旗”竞赛和搞锦标主义不是一码事。
围绕这个问题，党支部组织全连进行了一次讨论，划清了是非界限，澄清了一些同志的模糊认识。
这里介绍的是这个连的三个同志在讨论会上的发言。
为什么要重新开展“军训流动红旗”竞赛？
我们连的“军训流动红旗”竞赛，是在批判林彪只搞文不搞武、取消军事训练的罪行以后搞起来的。
后来，“四人帮”大肆攻击、污蔑革命竞赛活动是“唯生产力论”的东西，那时候，我一时也搞不清开展革命竞赛是不是搞锦标主义，就把“军训流动红旗”收了起来。
连队的训练也不象以前搞得那么红火了。
打倒“四人帮”以后，我就琢磨开展革命竞赛是不是搞锦标主义这个问题。
学习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心里豁亮了。
毛主席把调动一切积组因素当作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方针。
华主席号召我们：“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大干社会主义。”
回顾我们连前几年开展竞赛活动那阵子，干部战士的练兵劲头真是一鼓再鼓，军事训练的成绩在全师都是数得着的。
可见，用“军训流动红旗”这种形式，激发大家鼓干劲，争上游，搞好战备训练，这正是在军事训练工作中贯彻毛主席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一基本方针的具体体现，绝不只象“四人帮”所说的那样是搞锦标主义。
因此，我把“军训流动红旗”又拿了出来，建议支部重新开展练兵竞赛。
我也想过，开展“军训流动红旗”竞赛，会不会出现一些锦标主义呢？
从前几年开展竞赛的经验教训来看，关键在于正确引导。
领导的指导思想明确，对出现的问题处理得当，锦标主义是可以防止的。
思想一解放，我们又重新把练兵竞赛开展起来。
连长 刘金瑞
红旗到了手又该怎么办？
连长不仅对一班高标准，严要求，对我们也不例外。
“军训流动红旗”刚到我们班，连长的政治思想工作跟着就做上了门。
那天，我把流动红旗拿回班里后，全班同志个个高兴得合不上嘴。
有的说，我们班是对着窗口吹喇叭，名声在外了。
也有的说，咱们还是老太婆赶牛车，稳当点好。
总之，大家看成绩多，讲问题少；
保红旗想得多，如何帮助别的班赶上来想得少。
正在这时候，连长来到了我们班，和我们一起学习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关于两点论的论述，启发我们要正确对待成绩，虚心学习别的班的长处，和兄弟班互相帮助，共同前进。
连长的耐心启发，使我们看到，所谓好是相对的，绝对的好是没有的。
从这次考核情况来看，虽然一班的子弹卡了壳，但他们打出去的子弹比我们打的靠靶心近，火力集中，如果在战场上，他们就能更准确地打中敌人要害，对敌人的杀伤效果就比我们好。
这就值得我们很好学习。
如果我们看不到这种差距，眼睛只盯在红旗上，就不会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
连长还用雷锋的事迹教育我们，使我们懂得了“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的道理，明确了自己帮助其他一时处于后进的班赶队的责任。
在连长的帮助下，我们在赞扬声中不停步，荣誉面前不保守。
我们多次请一班瞄准手谈体会，学习他们加强射击精度，提高命中率的经验。
在这同时，我们还派出“小教员”，热情向一时成绩比较差的班传技术，帮助他们夺红旗，形成你追我赶的练兵局面。
实践使我体会到，红旗到了手，对红旗是“保”还是“争”，对后进是“看”还是“帮”，是检验我们究竟是为革命争上游还是为个人争荣誉的一面镜子。
我们班夺到红旗后，连长及时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树立比中学，赛中帮的思想，引导我们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
这正是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它和锦标主义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根本不是一码事。
四班长 吴鹏兴
我们班射击分数高为啥没夺到红旗？
连长说得好：开展革命竞赛会不会产生锦标主义，关键在于指导思想明不明。
从这次射击考核评选“军训流动红旗”的实践来看，确实是这样。
这次射击考核，我们班分数最高。
但是“军训流动红旗”并没有评给我们。
这是什么原因呢？
问题就出在我们夺红旗的指导思想不对头。
实弹射击前，由于我们检查不细，有一节弹链变形了没有发现，射击时，突然子弹卡了壳，最后有几发子弹没有打出去，考核组按机械故障处理了。
这样算成绩，我们班在全连分数最高。
当时，我明知这次机械故障是我们战备观念不强造成的，应按上级发给的总弹数算成绩，可我一看考核分数表，我们班比四班分数只稍高一点，如果把这次故障说成是我们的责任，把打出去的子弹和没有打出去的子弹加在一起算成绩，我们班的分数就没有四班高了。
我心里想：我们班和四班在连队都是不相上下的先进班，如果说明是我们的责任，这次夺红旗就没指望了。
于是，我没吭声就过去了。
但是，这件事被细心的连长发现了。
他来到我们班提出了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争红旗为了什么？
在连长的教育和启发下，我们从这次打靶出现故障找到了平时存在的和平麻痹思想，从问题发生后不敢揭露矛盾，找到了我们练为看的思想。
连长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真正的靶场在战场。
我们的眼光不能盯在分数上，要盯在能不能适应未来反侵略战争的目标上！”
我们端正了认识，主动找考核组将原来的优秀改为良好，一致同意把这次竞赛红旗给四班，决心学四班，赶四班，练出过硬的杀敌本领，争取下次把红旗夺到手。
这件事情说明，连长在评比中，不是只看分数高低，不看实战需要；
只看成绩好坏，不看思想觉悟。
而是从实战需要出发，严格训练，严格要求。
这样做，只能使大家的练兵目的更明确，热情更高，怎么能说是搞锦标主义呢？
一班长 樊玉清
作者：总参谋部通信部司令部理论组
栏目：全民皆兵
一九七四年四月，总参谋部原定在辽宁省阜新地区召开全国民兵通信分队组训会议，因为“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的阻挠破坏，后来改在一九七五年十月于河北省唐山地区举行。
会议从始至终，“四人帮”及其死党、亲信，极尽搞乱、破坏之能事，是他们篡夺民兵领导权罪恶阴谋的一次大暴露。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大办民兵师”、“实行全民皆兵”光辉思想照耀下，建国以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民兵建设迅速发展。
为了适应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遵照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历来关于加强通信建设的指示，普遍抓好民兵通信分队的组建和训练工作，越来越显得重要。
总参谋部有关部门经过反复调查研究，认为辽宁省阜新地区民兵通信分队组训工作有成绩有经验，为了推动全国民兵通信分队建设，商得沈阳部队领导机关和辽宁省军区同意，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决定于一九七四年五月在阜新地区召开全国民兵通信分队组训现场会议，并于同年四月向各有关单位发了通知。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利用他窃取的权力，蛮横无理地发难：“在我这里开业务会，我不同意”！
把筹备就绪的会议扼杀了。
军委总部要在一个地区召开全国性专业工作会议，“四人帮”的那个死党竟勒令不准召开，这种恶霸作风实属罕见！
斗争并没有结束。
总参谋部有关部门经过研究定于一九七五年十月在河北省唐山地区召开“全国民兵通信分队组训经验交流会议”。
“四人帮”又指使他们在上海的余党、亲信，对唐山会议进行干扰和破坏。
会前，他们对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迟迟不报，变来变去，故意捣乱。
会议期间，“四人帮”指使亲信一再违背会议指导思想，胡说什么民兵通信“应该由民兵指挥部来抓”，否则他们“不能贯彻”！
会议遵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关于民兵工作的一系列指示，排除干扰，开得很成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会后，“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不仅不贯彻会议精神，还强令参加会议的干部作检查。
并匆忙组织“代表团”去上海“学习”。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亲信和辽宁的那个死党串通一气，狂妄地攻击唐山会议“不抓方向、路线”，“是个黑会”，声嘶力竭地叫嚷“要消毒”。
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对于这样一个专业性会议，“四人帮”及其死党为什么要大动干戈，千方百计地加以破坏呢？
用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一句私房话来说，“就是一个领导权的问题”。
在“四人帮”看来，军事部门抓民兵工作是“非法”的，统统归“民兵指挥部”来管，才是“天经地义”的；
介绍别的地区的经验就一定是“陈旧”的，只有他们的“经验”才是最“新鲜”的。
民兵通信分队组训会议抵制了“四人帮”的这一套做法，不合乎他们的反革命胃口，因此，他们就要竭力破坏这次会议。
“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腰斩阜新会议，棒打唐山会议，完全走他们加紧经营“第二武装”，妄图窃取民兵指挥大权阴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他们以势压人，以棒打人，更加暴露了他们反革命的凶相。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一贯重视我军和民兵的通信建设，作过许多极为重要的指示。
毛主席曾形象地称誉做通信工作的同志：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给了广大通信战士以极大的鼓舞。
周总理在谈到通信工作的作用时曾指出，通信工作很重要，对战争胜负关系很大，“象人体的血管和神经一样，你们就起这样的作用”。
周总理还要求我们“第一要保密，第二要准确，第三要迅速”。
毛主席的教导和周总理的指示，充分说明通信工作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全党、全军实施领导和指挥的重要手段，是党的机要工作。
而一切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出于他们反革命的罪恶目的，都拚命抓通信。
林彪反党集团搞反革命政变，他们的《“571工程”纪要》中就有一条：“通信器材（包括01工程）”（按：“01工程”是林立果为搞反革命政变专门设计制造的一种收发报机）。
“四人帮”比他们的前辈林彪反党集团毫不逊色。
狗头军师张春桥就曾直言不讳地说：“搞政变不抓通信才见鬼呢”。
政治流氓王洪文也跟着狂叫“通信兵是个要害单位”。
所以，他们不遗余力地争夺民兵通信分队的领导权，妄图把民兵通信分队变成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
“四人帮”阴谋败露之后，他们在上海的一小撮余党负隅顽抗，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的时候，几乎动用了他们所能掌握到的电台、电话、摩托车等各种通信工具，就是对他们为什么不择手段地干扰破坏民兵通信分队组训会议，所作的最好注脚。
栏目：全民皆兵
去年十月以来，湖北省黄石市人民武装部的同志，迈开双脚，到基层去，组织指挥民兵深入揭批“四人帮”，把“四人帮”干扰破坏的民兵工作，一项一项治理好。
这个武装部在组织广大民兵揭批“四人帮”搞“第二武装”的斗争中发现，“四人帮”在民兵工作上自成体系，另搞一套，散布种种谬论，给黄石市的民兵工作确实造成了不少混乱。
少数成立民兵指挥部单位的民兵干部觉得不光彩，工作提不起精神；
部分基层民兵组织对一些路线是非分不清，工作缺乏大破大立的革命气势。
为了解决好这些问题并给面上提供经验，部党委派人深入到新华水泥厂民兵团。
当时，这个民兵团在批了“四人帮”另立民兵指挥机构的罪行后，部分民兵和干部由于界限没划清，思想上疑虑较多，一度连正常的民兵执勤、护厂也不敢大胆抓了。
市武装部的同志来厂以后，调查研究了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从中找出了解决的办法。
首先，他们和广大民兵一起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关论述，学习了华主席在第二次全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重温了中央军委的有关规定，并请老民兵讲述本厂民兵打击敌人、保护人民、保卫生产的光荣历史，使大家从思想上明确：民兵站岗放哨、巡逻执勤，维护社会治安，打击阶级敌人，是毛主席为民兵规定的一项光荣任务，这和“四人帮”妄图利用民兵进行武斗，镇压人民群众，是根本不同的两码事。
在市武装部同志的具体帮助指导下，新华水泥厂广大民兵和干部搞清了路线是非，又继续执勤护厂，保卫政治运动，保卫生产，为发展大好形势做出了新的贡献。
这个武装部党委认为，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治理好民兵工作，要理直气壮地抓紧抓好。
他们在新华水泥厂取得初步经验的基础上，专门召开了党委会和机关干部动员会，调整部署了力量，把大多数党委成员、机关干部放到了基层去，为治理好被“四人帮”干扰破坏了的民兵工作出力流汗，做过细的工作。
十五冶机修厂高炮民兵连，原来是全市劳武结合的先进集体。
在“四人帮”鼓吹民兵可以大批、长期脱产，污蔑民兵突击生产是不抓阶级斗争、是“唯生产力论”的反动谬论影响下，他们连年完不成国家生产计划，训练得不到群众支持，生产不敢搞突击，训练不敢经常抓，训练成绩一退再退。
针对存在的问题，深入到这个民兵连的市武装部的同志和民兵一起，运用多种形式，宣传我国民兵劳武结合的优良传统，批判“四人帮”的谬论，揭露“四人帮”破坏生产，破坏民兵劳武结合，搞乱民兵组织的险恶用心，把一度被拆散了的民兵生产突击队又重新组织起来，发动民兵自觉为搞好生产多作贡献。
结果，生产天天超额究成计划，民兵业余训练也能天天坚持，高炮训练又重新取得了好成绩。
“四人帮”鼓吹民兵组织要“以造反派为基础”，一度给黄石市一些民兵单位带来恶劣影响，大冶钢厂一轧钢车间民兵团就深受其害。
在这里蹲点的市武装部副政委余文珠，抓住民兵团队伍不团结、思想不统一、行动不一致等问题，在车间党总支领导下，开展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运用本单位典型事例，引导民兵批判“四人帮”分裂人民武装的阴谋，把仇恨集中到“四人帮”身上，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有效地加强了民兵团的团结、统一，民兵工作迅速走向活跃。
为了使深入基层的同志胸中有全局，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把民兵工作的光荣传统迅速恢复起来，武装部党委还适时召开经验交流会，互通情况，及时掌握工作中遇到的情况和问题，对推动全面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湖北省军区新闻学习班）
作者：吉林省汪清县双河公社党委
栏目：全民皆兵
怎样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中建设民兵？
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
把办民兵同学大寨结合得紧紧的
前几年，我们党委的有些成员认为：农业学大寨主要是“三变”，即人变、地变、产量变；
大办民兵主要是“三多”，即教育多、训练多、活动多。
由于把办好民兵和大办农业结合得不紧，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争人头、争干部、争时间的情况。
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学大寨与办民兵的关系，我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全党抓军事，实行全民皆兵”、民兵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等教导，学习华主席作的《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重要报告，提高思想觉悟。
随后我们又具体解剖了和盛大队的情况。
这个大队从一九七三年以来，大抓民兵学大寨，大学大寨办民兵，使这个后进单位跃入先进行列。
从这个大队的变化使我们懂得了把大办民兵和大办农业结合起来，对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和加强战备的意义：一是从劳动力来看，基干民兵占全公社的强劳动力的百分之七十一还多，他们年轻力壮，有文化，保守思想少，是抓革命、促生产的骨干力量；
二是从两种组织形式看，同样是青年，在生产组织中和在民兵组织中，纪律性、战斗性大不一样，在攻坚、突险的劳动和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中，以民兵组织形式出现，可以多快好省地完成任务；
三是从平战结合上看，平时在三大革命运动中使用民兵、锻炼民兵，坚持劳武结合，战时才能思想、作风、技术过得硬，配合人民解放军消灭入侵之敌。
从这些分析中，我们认识到，民兵是学大寨运动的突击队，学大寨运动是锻炼民兵的大课堂；
学大寨要发挥民兵的作用，办民兵不能离开学大寨运动。
把民兵干部配得棒棒的
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的教导，为了配好民兵领导班子，作出了《关于加强和稳定民兵干部的决定》，对配备民兵连的干部亲自把好质量关。
仲坪大队民兵连长吴龙锡看到公社党委对民兵工作这样重视，抓民兵工作的劲头更大了。
去年，吴连长积极带领民兵和社员一起大干、苦干，发挥了突击作用。
在大灾之年，这个队粮食产量比丰收的一九七五年增产了两万斤。
民兵连的军事训练成绩在全公社也是名列前茅。
现在，我们公社民兵连以上干部有五十名，其中党员二十三名，团员二十七名。
他们人人爱武装，个个会做民兵工作，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积极带领民兵打头阵，当尖兵。
把民兵放在大办农业中练得硬硬的
大办农业，民兵除在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斗争中发挥骨干作用，积极参加科学实验外，平时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
大办农业的第一线，是锻炼民兵的大课堂。
去年，为了迎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召开，由公社武装部组织五百名基干民兵，大打一场治山治水的人民战争。
民兵们把揭批“四人帮”焕发出来的冲天干劲，用在大干社会主义上。
他们仅用三十天的时间，修出了三十垧水平梯田，两个小水库，三千二百多米长的渠道，还在雪地里抢收了一百多垧地的庄稼。
在生产中，他们还穿插了“兵”的活动内容。
既提高了民兵的军政素质，也为学大寨做出了贡献。
在大办农业中，我们除结合生产组织民兵进行军事训练外，每年还适当地安排一些时间，对民兵进行“小集中”训练。
这样，全公社年年完成了上级规定的训练任务，取得较好的成绩，做到了劳动、练武双跃进。
栏目：全民皆兵民兵传统战法介绍
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广大民兵遵照毛主席关于积极防御，主动歼敌的思想，在党的领导下，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就地取材，制造了拉发雷、踏发雷、定时雷、子母雷、连环雷、梅花雷、跳雷、飞雷、滚雷等各种各样的地雷和许许多多巧妙的布雷方法，并根据敌情和地形，大摆地雷阵。
为防御敌人袭击、破坏，就在城镇、村庄和重要目标周围设置地雷警戒圈；
为杀伤和迟滞敌人进犯，就在敌人必经之路设置地雷区；
为牵制驻止的敌人，就在敌人驻地周围设置地雷封锁线；
为削弱敌人的战斗力和补给能力，就炸毁敌人的交通线和重要军事设施。
在开展地雷战中，民兵还采用各种手段，诱迫敌人闯入雷网和雷阵，并结合伏击战、地道战、围困战、麻雀战等传统战法，灵活机动，出其不意地打击和消灭敌人。
地雷战对粉碎敌人的进犯，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栏目：全民皆兵民兵传统战法介绍战例
一九四五年五月初，日寇由青岛纠集了两千多兵力，对我山东省海阳县盆子山区进行“扫荡”。
敌人残酷地推行“三光”政策，妄图一举消灭我民众抗日武装力量，控制海阳、莱阳沿海区域，以达长期占据青岛的目的。
盆子山区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老根据地。
为了粉碎日寇的“扫荡”，英雄的赵疃民兵在区武委会的领导下，同鬼子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五月十八日清晨，四百多名日伪军从行村出发，向赵疃进犯。
以地雷爆炸大王著称的赵守福和赵同伦得知消息后，立即组织民兵把地雷设成二线：一线设在鬼子必经之路的村北河套树林里；
一线设在村里的街巷和十字路口上。
晌午，日伪军果然向赵疃扑来。
敌人刚踏进树林里，地雷就响了，前面的鬼子被炸得血肉横飞，鬼哭狼嚎，其余的鬼子吓得晕头转向。
这时隐蔽在村口的民兵为了吸引敌人，打了一阵土枪，一个骑着大洋马的鬼子军官抽出洋刀，指挥一群鬼子向村里冲去。
刚到十字路口的牌坊下，“轰”地一声巨响，一个“箱子雷”就在马肚子底下爆炸，大洋马应声倒下，鬼子军官一命呜呼。
后面的鬼子被街上的地雷炸死炸伤十余名，剩下的鬼子仓惶逃命。
鬼子不死心，从青岛调来了工兵，用探雷器扫雷。
民兵摸清了敌人行动的规律，很快研制出“真假雷”，敌人排雷时一挖上面的假雷，底下的真雷便爆炸。
同时还研制了“头发丝雷”，敌工兵在探雷时，探雷器一触即炸。
鬼子被地雷吓破了胆，不敢再探雷和起雷了，瞅见可疑的地方，便用白灰撒个圈，让后面的鬼子大队绕道而行。
民兵就“照葫芦画瓢”，也在路上画圈，与敌人前一天画的圈混在一起，在圈与圈之间埋上地雷，并在两旁适当的地方埋设雷群。
第二天，二百多鬼子从这里通过时，看见圈就东躲西闪，又蹦又跳，随着，地雷就“轰隆、轰隆”的连续爆炸。
敌人见势不妙，就拚命向两旁躲闪，结果正好滚进雷群里，炸得鬼子乱成一窝蜂，死的死，逃的逃。
鬼子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趁民兵在降雨起雷的时候进行偷袭。
民兵就将计就计。
有一次，暴阳来临之前，民兵立即把雷用蜡封好，在敌人必经路上布设了三角形的三组“胶皮连环雷”，两侧还埋上了“踩雷”、“绊雷”、“夹子雷”等一百多个。
雨刚停，鬼于果然又向赵疃扑来，鬼子走着，走着，忽然“轰！
轰！
轰！”
三声巨响，路上的连环雷响了，炸死炸伤十多个鬼子。
敌人慌忙向左右躲闪，埋设在两侧的地雷连续爆炸，多数被炸死，剩余的鬼子急忙逃跑了。
这次战斗共炸死炸伤敌人六十余名。
作者：李天君
栏目：全民皆兵
四川省宝鼎矿区高炮民兵连狠批“四人帮”，苦练杀敌本领，加强战备，保卫祖国。
这是炮手正在练习装填技术。
李天君摄
新华社科伦坡一九七七年四月五日电 斯里兰卡《战士》月刊三月号发表一篇文章，赞扬华国锋主席成功地领导了反对“四人帮”的斗争，保卫了中国人民流血牺牲取得的胜利成果。
文章指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粉碎了刘少奇和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活动。
毛主席选定华国锋同志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并曾经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作过多次警告。
文章说：在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他们的破坏活动。
“这些叛徒们企图篡夺党政最高领导权。
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胜利地进行反对‘四人帮’的斗争，保卫了中国人民的事业。”
文章说：“‘四人帮’是假革命、假左派。
华国锋主席成功地领导了反对‘四人帮’的斗争，保证了中国不致变成托洛茨基主义和修正主义，使中国人民免于再次遭受帝国主义的奴役。”
文章指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八亿中国人民增强了团结，保证了中国不会改变颜色。”
文章最后说，华国锋主席领导了这样伟大的事业，证明了他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一九七七年四月二日电 瑞典共产党理论刊物《马克思主义论坛》今年第一、二期合刊摘要刊登了陈永贵同志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
该刊编辑部所加的编者按语指出，陈永贵同志的报告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今天所奉行的路线是毛泽东主席制订的路线。
编者按语说：“毛泽东主席逝世以后，中国的形势发展很快。
阶级斗争激烈进行，结果导致了中国人民、工人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伟大胜利。
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和粉碎‘四人帮’，意味着毛泽东主席的路线得到了巩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严重威胁得以排除。”
按语说，陈永贵副总理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令人满意地说明，“中国共产党今天所奉行的路线，就是毛泽东主席所制订的路线”。
按语说，“四人帮”反对农业学大寨这一宏伟计划。
他们说什么努力增加生产是“修正主义的”。
按语指出，“四人帮”的“胡说八道”是“毫无根据”的，陈永贵的报告有力地揭露了“四人帮”。
按语最后说，中国人民反对“四人帮”的斗争，“对其他共产党和一切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来说也是很有教益的”。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四月九日讯 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莫克塔·乌尔德·达达赫和夫人，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和交通部副部长潘琪陪同，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广州访问。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林佳楣同志，外交部长黄华，外经部长陈慕华，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农林部副部长肖鹏，新华社副社长曾涛，民航总局副局长沈图，以及首都群众数千人，前往机场热烈欢送贵宾。
今天首都机场上飘扬着毛里塔尼亚国旗和中国国旗。
毛里塔尼亚贵宾到达机场时，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
乐队奏毛里塔尼亚国歌和中国国歌。
达达赫总统由李先念副总理陪同，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首都男女民兵持枪列队向贵宾致敬。
身穿鲜艳服装的青少年翩翩起舞，欢送贵宾。
人们挥动五色缤纷的花束和彩带，热烈祝贺达达赫总统和夫人访问取得圆满成功，祝中、毛两国人民的友谊不断巩固和发展。
达达赫总统和夫人高兴地向欢送群众挥手告别。
临上飞机时，达达赫总统同李先念副总理亲切拥抱告别。
毛里塔尼亚驻中国大使巴卡尔·乌尔德·西迪·哈伊巴的夫人，大使馆外交官员和在京的毛里塔尼亚留学生，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到机场送行。
外交部副司长林兆南、高建中，中国驻毛里塔尼亚大使康矛召和杨玲同志，毛里塔尼亚驻中国大使巴卡尔·乌尔德·西迪·哈伊巴，也陪同达达赫总统和夫人前往广州。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四月九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王震今天上午会见日本关西经济界友好访华代表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代表团团长是上枝一雄，副团长是武田长兵卫、藤本一郎、木村一三，秘书长是吉泽宏始。
日本驻中国大使小川平四郎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外贸部副部长刘希文，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任王耀庭，有关方面负责人李川、王晓云、吴曙东等。
图为会见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据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四月九日讯 英国保守党领袖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外交部长黄华、副部长刘振华，中国驻英国大使宋之光和有关方迅负责人应邀出席了宴会。
撒切尔夫人在宴会上祝酒时说，我很高兴能有机会同这么多的中国政府领导人进行会谈。
这些会谈所涉及的范围很广。
我们讨论了许多可能影响我们整个前途的重要国际问题。
我们谈到了中国目前的前景以及进一步增进我们两国间现已良好的合作关系的可能性。
这样的交换意见使我深感愉快而且得益非浅。
撒切尔夫人说，我感到特别荣幸的是，今天受到华国锋主席的接见，而且听到了他对我们双方关心的许多问题的意见。
撒切尔夫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特别困难的一年。
你和你的同事们向我介绍了你们是如何解决所遇到的问题的。
你们描述了业已取得的进步，并且说明了你们对未来的希望。
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其中包括了你们扩大中国的对外进出口贸易的希望。
我希望，在你们扩大的贸易中，英国能起越来越大的作用。
李先念副总理在祝酒时说，这几天撒切尔夫人同华国锋主席进行了友好的会见，还会见了邓颖超副委员长和我本人，并同黄华部长、李强部长进行了会谈。
双方就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充分地交换了看法。
这些都无疑地有助于增进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两国关系的发展，对双方都是十分有益的。
我们高兴地看到，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我们双方有不少共同点。
确实，在当今世界上，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正在全球侵略扩张，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愈演愈烈。
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什么缓和可言的。
我们反对以高唱缓和来欺骗别人的扩张主义者，也反对以大谈缓和来欺骗自己的绥靖主义思想。
绥靖只能加速战争的到来。
我们高兴地看到，在一片缓和的喧嚣声中，越来越多的欧洲政治家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面对严峻的现实，并且有勇气把所谓缓和的真象告诉人民。
我们认为这是可贵的。
李先念副总理说，当前我国的形势大好。
打倒“四人帮”以后，全国人民思想大解放，生产力大解放。
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正在蓬勃兴起。
中国人民决心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紧密地团结起来，永远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强大，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撒切尔夫人和李先念副总理的讲话受到热烈欢迎。
宴会充满了友好的气氛。
英国驻中国大使游德和夫人，大使馆外交官员出席了宴会。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四月九日讯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德、邓颖超今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和首都群众一起，观看了日本新制作座友好访华演出团的精采演出。
出席观看演出的还有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文化部负责人华山，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有关方面人士王冶秋、楚图南、赵朴初等。
日本驻中国大使小川平四郎，日本众议员宇都宫德马以及在北京的其他日本朋友，也出席观看了演出。
今晚，日本艺术家们一开始就满怀深情地演唱了《东方红》、《歌唱敬爱的周总理》、《歌唱敬爱的华主席》等中国歌曲。
他们在演唱中表达的对中国人民深厚的真挚感情，博得了首都观众极其热烈的掌声。
日本艺术家们演出的丰富多采、纯朴活泼的日本民间舞蹈和歌曲，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演出休息时，吴德、邓颖超副委员长会见了新制作座友好访华演出团团长真山美保、副团长槙村浩吉、秘书长羽根井昭夫和演员代表，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吴德、邓颖超副委员长赞扬新制作座剧团坚持到群众中去创作和演出的正确方针，演出了思想性、艺术性很高的歌舞节目，并赞扬日本朋友这次访问演出将为进一步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贡献。
真山美保团长说，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友情，我们十分感谢中国人民在这次访问演出中给予的热情支持和亲切关怀。
演出结束时，吴德、邓颖超副委员长走进演出场，同日本艺术家们亲切握手，并赠送了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图为演出结束后，吴德、邓颖超副委员长等走进演出场同日本艺术家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栏目：反对绥靖情绪警惕苏联威胁
西德巴登符腾堡州总理、基督教民主联盟副主席菲尔宾格先生最近就欧洲安全问题发表谈话，揭露苏联口头上讲“缓和”，实际上却大量扩充军备。
认为“西方的任务就是要指出这些矛盾，并设法维护自己的安全”。
菲尔宾格说：“如果人们只听了苏联口头上所讲的‘缓和’，就加以相信，那就要走上歧路”。
他说，苏联已建立了一支强大的进攻性的力量。
没有人威胁苏联。
如果只是为了保卫自己，苏联根本不需要如此强大的军备。
苏联的言词是用来掩盖其行动的。
人们必须清楚而明确地看到苏联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兵力是针对欧洲的。
如果欧洲看不到这种危险，并不能由此得出必要的结论，那就会引来巨大的失望。
菲尔宾格紧接着指出，三十年代人们在慕尼黑推行“绥靖政策”，“其结果带来的却是深重的灾难”。
菲尔宾格指出，“欧洲各国，作为单独的国家，在苏联面前是可以被讹诈的，但是如果联合起来，情况就不同了。
因为统一的欧洲将是维护欧洲和平和自由的重要支柱。”
栏目：反对绥靖情绪警惕苏联威胁
据西德《巴伐利亚信使报》报道，西德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最近在讲话中，提醒人们注意由于苏联加紧扩军备战而给西欧带来日益增长的战争危险。
施特劳斯说：“由于苏联加紧扩军，由于苏联以不可想象的规模进行海上扩军，由于苏联在常规武器方面的咄咄逼人优势及其在核武器方面至少同美国人保持均势，我们面临着世界战略全局的戏剧性变化。”
他说，“苏联在世界各大洲建立了全球性的基地系统”，同美国的基创相比，苏联的基地系统在驻军和实力方面部分地超过了美国人。
“美国人在后退，而苏联则处于进攻状态”。
他强调指出，勃列日涅夫把所谓“缓和”看成是实现其各种愿望的手段；
苏联今后的目标是：光凭军事实力就能把苏联的意志强加于所有其他国家。
施特劳斯认为，鉴于当前欧洲局势的危险事态的发展，西方必须克服战略上的弱点。
栏目：反对绥靖情绪警惕苏联威胁
美国《芝加哥论坛报》最近发表文章，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给苏联大笔贷款和技术援助表示不安，指出这将使苏联增强实力，从而加剧对西方的威胁。
文章说，西方世界把巨额美元花在军事防务上，可是西方企业家却提供巨额美元的贷款来加强苏联经济，而这种经济是支持苏联威胁的。
这种情况实在令人费解。
好象西方世界对自己的死亡抱有一种愿望，而这种愿望只有向它的潜在的处死者给予帮助才能实现。
使人们想起这种矛盾情况的是，一再有消息说，苏联集团向西方银行大量借款，总额估计在二百六十八亿到四百亿美元之间。
文章指出，渴望得到美元的西方企业界人士不是鼓励俄国熊去犯错误，而是不管碰到多大困难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去迁就俄国人。
他们正在做的事完全有助于养肥这只俄国熊，直到它的爪子对整个自由世界投下阴影。
可是一些糊涂人竟说美国现在可以开始削减防务费用，因为实行缓和已经使俄国熊变得温驯起来并使它认为与其打击西方还不如同西方做生意。
文章说，应该看到苏联的军事力量正在与日俱增。
这一部分是由于西方实业家的无微不至的照顾。
（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四月九日讯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云南省博物馆联合考察队不久前在云附禄丰县石灰坝煤场古猿化石地点的一次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个保存着除中门齿以外全部牙齿的古猿下颌骨化石。
经初步鉴定，这个比较完整的古猿下颌骨化石，在一些重要特征方面具有从猿到人转变的过渡性质，与目前国内外普遍承认的人类的远古祖先——拉玛古猿的形态相接近。
这种从猿到人过渡类型的完整的下颌骨化石，在我国是第一次发现，国外也从没有发现过。
因此，这一重要的新发现，在古人类学上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
它不但对研究人类起源的理论、阐明恩格斯关于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的学说，提供了新的科学根据，而且雄辩地证明了我国南方是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
在发现以上古猿下颌骨化石的同时，还发现了另外两个古猿颌骨化石和四十多枚古猿牙齿化石，以及丰富的三趾马动物群化石。
根据同时出土的三趾马动物群化石推断，禄丰石灰坝煤场煤系地层的时代为上新世，距今大约八百万年。
自一九七五年以来，我国科学工作者已在禄丰古猿化石地点进行了三次正规的科学发掘，积累了丰富的化石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