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共产党大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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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关于“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
要团结，不要分裂；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基本原则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是领导班子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标准。
各级领导班子要以铁人王进喜同志为榜样，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坚决贯彻，努力实践。
具体要求做到以下各条：
一、坚持两论起家基本功，把思想政治路线搞端正
各级领导干部要有计划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华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文件。
在群众性的学习运动中，领导干部要先学一步、多学一些、学深一点。
要刻苦钻研，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学立场、学观点、学方法，在“搞清楚”上下功夫，在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上见效果。
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批资批修
领导班子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发扬同天斗、同地斗、同阶级敌人斗、同修正主义斗的革命精神。
凡是毛主席的教导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要认真学、照着办，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不符合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精神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就坚决批判，坚决斗争。
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导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困难再大也要办；
批判修正主义，风险再大也不怕；
打击阶级敌人，绝不心慈手软。
对于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涌现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要大张旗鼓地表杨；
对于歪风邪气、错误倾向，要敢于批判、坚决抵制，使领导班子成为坚强的战斗指挥部。
在斗争中，要严格区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执行党的各项策，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
三、坚持搞光明正大，实行“四个公开”
领导班子内要实行“四个公开”：思想公开，有问题摆到桌面上，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搞背后议论；
缺点公开，严于解剖自己，不护短，不怕丑，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工作公开，及时向党委汇报工作，经常互通情况，有事共同商量，加强集体领导；
生活公开，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不干见不得群众的事。
四、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多快好省地完成生产建设任务
遵照毛主席关于“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的教导，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关心生产，研究生产。
要领导编制好生产建设计划和保证完成计划的技术组织措施；
要发扬铁人“宁可少活二十年，拚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革命精神，大干社会主义；
要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充分发挥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干劲、智慧和创造性；
要熟悉生产的全过程，深入第一线，领导和指挥生产；
及时解决生产中出现的薄弱环节和各种问题，多快好省地完成各项生产建设任务和各项经济技术指标，为加快发展我国石油工业多作贡献。
五、努力做到又红又专，积极开展科学实验
领导干部不能长期当外行，要为革命学习科学技术知识，拜工人为师，学会一门至几门手艺，努力做到又红又专，为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做出贡献。
要有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雄心壮志，既要有高度的革命精神，又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组织工人和技术人员，搞好三结合，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根据生产中的关键技术问题，指方向，定课题。
对重大的项目，要亲自组织科研攻关。
要为科研工作的开展，创造条件，解决问题。
科学试验遇有失败的时候，要主动承担责任，同群众一起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再战。
六、遵守党的组织纪律，维护党的集体领导
要遵循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坚持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
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经由党的委员会充分讨论，作出明确决定，按照党委分工负责组织贯彻实施。
在特殊情况下，有关领导可以机断处置，但事后必须报告。
七、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抓好典型，以点带面
领导干部要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党委成员和领导机关干部要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蹲点，三分之一调查研究，三分之一抓面上的工作。
领导干部要有一个常年联系点，做到下基层蹲点蹲得住，和基层联系不断线。
蹲点做到“三不定”：先进经验不总结出来不走，应该解决的问题没解决不走，落后不转变不走。
领导要亲自动手，总结经验，在点上下功夫，在面上见效果。
八、发扬革命精神，保持艰苦奋斗作风
领导干部“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
思想上要艰苦；
工作上要有高标准；
作风上要严格要求，最讲“认真”。
领导干部要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模范地遵纪守法。
要坚持“约法三章”：坚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搞特殊化；
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做官当老爷；
坚持“三老四严”的作风，不骄傲自满，不说假话，要求群众不做的事情领导首先不做；
号召广大群众要做的事情，领导首先要做好。
不把职权当特权，不占公家便宜；
办公室不摆沙发、不铺地毯；
不搞个人突出；
领导干部个人名字、照片不上自己办的报纸、展览；
不用个人名义上报下发文件；
集体外出活动一律坐大车，下基层能步行的就不坐车。
九、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保持劳动人民本色
机关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办公，一天二十四小时抓革命、促生产。
除老弱病残者外，大庆党委、革委会领导成员和机关干部每人每年劳动六十天以上，指挥部领导成员和机关干部一百天以上，大队干部一百五十天以上，基层干部坚持住在队上，跟班劳动，工人三班倒，班班有领导。
十、密切联系群众，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领导干部要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要时刻想着大多数，不脱离大多数，为大多数人谋利益。
在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同时，坚持“向工人学习日”的制度，每月到基层班组同工人同劳动一个班，同吃三顿饭，同住一宿。
学习推广工人阶级的好思想、好作风、好经验，体验生活，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
要依靠群众管路线，管大事，管企业。
坚持经常组织基层干部和工人检查领导机关，讲评工作，欢迎、支持群众对领导实行革命监督。
十一、全面关心群众生活，爱护群众积极性
关心群众生活是为人民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
要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组织职工、家属集体种地、养猪、盖房，办好食堂，管好宿舍，扩大集体福利事业。
使职工在可能条件内住好睡好，吃饱吃好，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地为革命工作。
搞好劳逸结合，不搞无效果的劳动，不打疲劳战。
搞好安全生产，搞好环境保护，解决好职工的劳动保护用品，搞好卫生防病工作，宣传晚婚和计划生育，关心群众疾苦，活跃职工的文化生活，成为广大群众的贴心人。
十二、力戒骄傲，谦虚谨慎
遵照毛主席关于加强互相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虚心向大寨学习，向人民解放军学习，向全国人民学习。
要坚持一分为二地看待自己的工作，经常总结工作，肯定成绩，找出不足，要象铁人王进喜同志说的那样，“成绩是党的、人民的自己的小本子上，只能记差距”。
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以上各条要在斗争中具体贯彻落实，并不断总结提高。
每月党的小组会，每年的整党整风，要对照检查。
一九七七年二月修订（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一日讯）
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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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工业学大庆
栏目：人民日报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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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向全国工矿企业的领导同志推荐大庆党委的《领导班子革命化的措施》。
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十二条”呵！
每一个做领导工作的同志认真地读一读，想一想，查一查，一定能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大庆为什么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大庆红旗为什么永不褪色，永保鲜艳？
关键在于有一个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化的领导班子。
广大工人说得好：“企业好不好，关键在领导。”
这是至理名言。
大庆党委的这个“十二条”，是大庆会战以来十几年成千上万干部革命实践的总结。
他们坚持这样做了，赢得了广大工人的赞扬和信赖，带领群众，排除万难，奋勇前进。
这个“十二条”，给领导班子的革命化提出了一个高标准。
你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的样子、革命的精神。
毛主席教导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
在这方面，大庆各级领导干部作出了榜样。
全国有一大批大庆式企业的领导班子，已经和正在向着这个高标准攀登，在革命化的大道上阔步前进。
随着普及大庆式企业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一定会有更多的企业领导人，把大庆党委的这个“十二条”，变成自己的行动。
学大庆必须见行动。
大庆是最讲认真，最讲落实，最讲见行动的。
领导人，特别是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首先要做出一个样子来！
广大工人群众都在看着我们，期待着我们。
我们一定要以铁人王进喜同志为榜样，努力搞好自身的思想革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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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一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今天晚上设宴招待民主柬埔寨政府副总理英萨利和由他率领的民主柬埔寨政府代表团。
民主柬埔寨驻中国大使毕姜和夫人应邀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外交部长黄华，中联部副部长申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尚荣，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梁枫、傅顺和等。
李先念副总理和英萨利副总理先后在宴会上祝酒。
宴会自始至终洋溢着中柬两国人民团结友好的热烈气氛。
英萨利副总理和由他率领的民主柬埔寨政府代表团是在访问了亚洲一些国家以后的回国途中，于今天上午乘飞机到达北京的。
黄华外长、毕姜大使等到机场迎接。
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阿尔维也到机场迎接。
代表团将于近日离京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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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五二九四○部队党委坚决贯彻执行国务院和总参总政总后关于抗旱保麦的紧急通知，发扬当年支援邢台抗震救灾“万人宣传队”的光荣传统，采取有力措施，组织部队投入抗旱保麦保春播战斗。
一九六六年三月，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后，敬爱的周总理亲自指示他们说：“你们这个部队要用一个月的时间，对邢台地区普遍宣传一次，村村走到，山区也去，不留死角。
当好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播种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民群众的头脑，扎下毛泽东思想的根子。
军队为人民，人民就为军队，军队帮助人民打自然敌人，将来人民就会帮助军队打社会敌人。”
这个部队坚决贯彻执行周总理的指示，立即组成了一支毛泽东思想万人宣传队，连夜奔赴邢台地区，到每个村庄、城镇，挨门挨户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帮助群众抗震自救，重建家园。
这一年，邢台地区获得历史上最好的收成，创造了大灾之年大丰收的奇迹。
十几年来，这个部队保持和发扬了“万人宣传队”的光荣传统，走到那里，就把宣传群众，帮助群众的工作做到那里。
去冬今春，部队驻地缺雨少雪，旱情比较严重。
部队党委专门请地委领导同志来部队作报告，组织干部战士围绕怎样支援地方抗旱、普及大寨县问题展开讨论。
指战员们说：我们坚决贯彻落实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发扬“万人宣传队”的光荣传统，为驻地抗旱保麦、普及大寨县做出新贡献。
部队派出了大批宣传组和支农分队，深入驻地各个社队，向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热情宣传毛主席《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的重要讲话，宣传大寨、昔阳的经验和事迹，同社员群众一起深入批判“四人帮”“三搞一篡”、“三反一砍”的滔天罪行，和社员群众并肩战斗，打响了抗旱夺丰收的战斗。
国务院和三总部关于抗旱的通知下达后，广大指战员受到极大鼓舞。
部队党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制定具体措施，立即行动起来。
首先，这个部队的各级党委都加强了对支农抗旱的领导，深入驻地旱情较严重的社队，协助地方党组织，解决抗旱、春播中的问题，指挥抗旱斗争。
他们又抽调汽车、拖拉机、马车、抽水机等机械设备，帮助社队解决抗旱机械动力问题。
连日来，全部队出动了汽车、拖拉机、电动机等机械上百台次；
还组织了十个巡回医疗组，一边抗旱，一边为群众防病治病；
派出了七个修理组，对驻地七十三个生产队的机电灌站和机电井，逐个进行检查，帮助修理了各种农机具二千余件。
他们还集中人力，全力支援抗旱。
目前已投入了三万八千多个劳动日。
他们特别注意节约用电，支农抗旱。
从三月二十三日起，机关和部队生活区、宿舍区停止照明用电，并组成了用电检查组，随时检查落实情况。
在抗旱斗争中，他们还开展了革命竞赛活动。
某团连队与连队，班排与班排，个人与个人，开展了“三学七比”的竞赛活动：学大寨，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
比学批，比思想，比干劲，比团结，比纪律，比作风，比贡献。
干部战士发扬“天大旱，人大干”的革命精神，为夺丰收作贡献。
到目前为止，全部队担水五十万担，浇麦点播二万六千多亩，整修水渠四千四百多米，劈山造田二百八十多亩，积肥运肥五千六百担，运化肥二十吨，运石六十五立方米，运水泥四十吨，受到驻地贫下中农热烈称赞。
作者：上海人民出版社批判组
对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结帮篡党，伟大领袖毛主席早有察觉，并多次对他们进行过严厉的批评和教育，向他们指出“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并尖锐地告诫他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
要团结，不要分裂；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
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但是，对待毛主席的批评教育，“四人帮”一直是采取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态度，当着毛主席的面，他们表示“按照主席的指示办”，背着毛主席，他们仍然抱成一团，继续搞他们的“四人帮”，而且变本加厉地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认真地查一查，原来搞反革命两面派，是他们的本色，由来已久。
就以反动政治文痞姚文元来说，此人长期来乔装打扮成“一贯正确”的“革命左派”，欺世盗名。
今天，我们要揭开他的历史，剥去他的伪装，还他一个反革命两面派的本来面目。
一幅自画像
一九六七年一月，姚文元以反周扬的“英雄”的姿态出现，发表了一篇颇为壮观的长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以下简称《评周扬》）。
但是，我们把此文细细读去，老是觉得有一个憧憧的鬼影在周扬身边亦步亦趋，这个鬼影不是别人，就是姚文元！
请看：在《评周扬》中，姚文元批判了周扬的“题材广阔”论，说，题材“‘不应作任何限制’是裴多菲俱乐部的反革命口号”！
谁知一查旧刊，正是这个姚文元，也在那里高喊这个“反革命口号”：“我们主张创作的题材不受任何限制”！
（《从一个演员的下乡体会谈起》）
在《评周扬》中，姚文元批判了周扬“极力赞美右派分子刘宾雁等从苏修那里搬来的所谓‘干预生活’的一大批毒草”。
赞美毒草，应该批判。
但是，最早的一篇所谓“干预生活”的毒草——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姚文元就曾经在《一点补充》中吹捧过，说它“相当深刻地刻划了人物……复杂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动态，……反映了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的重大问题，也应当算在‘重大题材’之内。”
这和周杨的“极力赞美”究竟有什么不同？
在《评周扬》中，姚文元批判说：“周扬所痛恨的‘狭隘理解’，就是文艺紧密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服务”。
不幸这种“狭隘理解”，姚文元自己也是痛恨过的。
他曾经穷凶极恶地叫嚣：“把‘政治意义’理解得实在太狭隘了”！
“只懂得机器，只懂得口号，不懂得人”！
（《从拒绝放映〈天仙配〉想起的》）
够了，够了。
单是这几条，就足以悦明，姚文元在《评周扬》中所批判的种种谬论，有许多恰恰是他自己的黑货。
姚文元同周杨为什么观点如此吻合，原来姚文元爬上文坛、步步高升的过程，正是他追随周扬、亦步亦趋的过程。
姚文元是大写批胡风的文章起家的。
而他的第一篇批胡风的文章，正是受到周扬的启发、以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为蓝本写出来的。
他自己就这样写着：“看到……周扬同志的《我们必须战斗》一文以后，我感到非常必要和胡风先生的观点划清界限”。
（《分清是非，划清界限！
》）姚文元这一“划”，就把自己“划”到了周扬一边。
的确，从此以后，姚文元就紧紧追随周扬，不遗余力地鼓吹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甚至不惜用诬蔑鲁迅的办法为周扬张目。
直到一九六五年八月，文化大革命前夕，也就是写出《评周扬》一年多以前，姚文元还把周扬的报告奉为经典。
他写信给《解放日报》的一位负责人说：如何看待十八、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文学作品，可看“周扬同志的《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道路》一文”，这里面有着“最精辟”、“最权威”的论述。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姚文元反周扬是假，拥周扬是真。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评周扬》一文就象是姚文元这个反革命两面派的一幅自画像。
冒牌的“反右先锋”
姚文元以“批胡风”而名噪一时，混进文艺界，一九五七年六月以后，姚文元又大写批判右派的文章，俨然成了一个“反右先锋”。
姚文元真的是一个“反右先锋”吗？
否！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
一九五七年春季，资产阶级右派乘我们党整风之机，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
在这黑云乱翻的日子里，上海的一个右派头面人物王若望，在四月二十六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步步设防》的极为恶毒的文章。
文章的主旨是：放手让资产阶级进攻，而无产阶级非但不准反击，连防御也不许。
王若望这篇黑文发表才十天，姚文元就起而响应，抛出了一篇《一点补充》。
他臂头就说：王若望的《步步设防》，“尖锐地批判了”“预先订出若干保留项目”的思想，“我认为是很好的，也是很必要的”，并表示“同意王若望同志的基本看法和不少正确的分析”。
那末，他“补充”什么呢？
王若望同其他右派先生一样，抢起“反教条主义”的大棒向党攻来，姚文元就接过这根大棒，大反特反所谓的“教条主义”。
他叫喊说：“首先是着重反对教条主义”！
“我们需要更多的扯判教条主义的文章”！
他攻击有些人“受了某些庸俗机械论的影响”，“用阶级斗争时期的老眼光来看今天的新问题。”
一句话露了馅。
原来姚文元认为，现在已经不是“阶级斗争时期”了，阶级斗争已经“熄灭”了。
谁如果还要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问题，他就是“教条主义”，或曰“庸俗机械论”。
在边里，姚文元“首先”和“着重”要反对的“教条主义”，不正是阶级斗争的观点吗？
不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吗？
这不是十足的右派言论和右派行径是什么？
顺便指出，“庸俗机械论”是反革命分子胡风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习惯用语，姚文元在一九五五年曾经装模作样地“批判”过它。
但是时隔两年以后，姚文元把自己的“批判”忘得一干二净，竟然又捡起胡风的烂枪，拿来攻击党的领导，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真是丧心病狂！
《一点补充》只是突出的一例，姚文元的右派言行还多得很。
姚文元就是这样一个不折不扣的右派！
然而反右斗争一开展，他却大写其批判右派的文章，大反那些打着“反教条主义”旗号反党的右派，他自己则以“反右先锋”和“左派英雄”的姿态出现。
他甚至写了批判王若望的文章，厚着脸皮，当众撒谎，把他对《步步设防》的赞扬、同意和“补充”，说成是“我同王若望有过一次争论”。
他居然还有勇气发出号召：“对于曾经被他（王若望）的理论迷惑过的人，现在是到了清醒的时候了！”
难道姚文元自己就不该“清醒”“清醒”吗？
真是无耻之尤！
特别令人作呕的是，他还把《一点补充》选入了小册子《在革命的烈火中》拿去出版。
当然，为了掩盖真相，他还是作了“精心”的修改的，删改之处，计有二十一处之多。
“我认为是很好的，也是很必要的”这一类赞同王若望反动观点的字句，就统统抹去了。
我们把以上种种，录以备考，借以剥出姚文元这个反革命两面派的假左派、真右派的丑恶面目。
墙头草“理论家”
我是一个最优秀的理论家，
什么风浪袭来我都不害怕，
因为我已变成一棵墙头草，
那边风大我就往那边斜，……
这是姚文元在一九五六年七月写的一首歪诗，现在一看，竟是这个反革命两面派的“夫子自道”。
他不是自命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吗？
他的“理论”确有一大特色，就是“那边风大我就往那边斜”。
或者美其名曰：“我们应当不怕修正已经在生活中过时的论点。”
我们且举一例，看他如何“斜”来“斜”去。
一九五八年，正是全国人民意气风发，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时候，姚文元在一篇书评中写道：“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是我们生活中的灵魂，一切文学种品只有在培养人民共产主义道德上起作用，才算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水兵的心，水兵的歌》）真是革命得很啊！
可是，到了一九六二年上半年，用姚文元自己的话来说，正是“国内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向社会主义的进攻达到了高潮”，“修正主义逆流泛滥”的时候，姚文元把这篇书评编入《新松集》出版，竟然把这段文字删得一字不剩。
文章中原来还有一句“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是应当受到深刻批判的”，也一起删去。
原来，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什么“共产主义理想”，什么“共产主义道德”，在姚文元看来，都该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也尽可自由泛滥，无需再“深刻批行”了。
请看姚文元这一“斜”，斜到了什么地方！
姚文元长期来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以反修“英雄”自居。
一九五八年，他出版了一本洋洋大观的《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以下简称《论思潮》），自吹自擂地说：“这些文章执行着批判的、革命的、战斗的任务，全部是为当前彻底粉碎修正主义的斗争服务的”，摆出了一副与修正主义“英勇战斗”的架势。
但是当我们读着他这些裹脚布式的长文时，常常不免哑然失笑，因为他的棍子常常打到了自己的头上。
例如他在《序言》中说：“在文艺批评的标准上，修正主义者反对……把政治标准放到第一位”。
他大声疾呼：要“用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精神去教育人民”。
好的。
但是不幸的是，读者又记起了隐藏在浩然巾下的姚文元的另一张面孔。
那也是在一年多以前，姚文元抛出了一篇《从拒绝放映〈天仙配〉想起的》，说是有个烟厂的工会想放映一场《天仙配》，“但（市工联）放映队的同志坚持不同意，理由是：‘《天仙配》缺少政治意义’”。
姚文元于是板起面孔教训别人说：“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好事情都要摆出一副‘政治面孔’……工人喜欢《天仙配》，也许就因为那里面不是开口生产任务闭口提高觉悟，而有更多的生活和感情吧”。
姚文元在这里公然反对用革命文艺去“提高人民的觉悟”，反对所谓的“摆出一副‘政治面孔’”。
他究竟要什么呢？
他要的是与生产任务和提高觉悟无关的“更多的生活和感猜”，要的是用这种戏“使工人们有优美广阔的精神生活”，这哪里有一丝一毫他自己所标榜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精神”？
这和他所批判的在文艺批评标准上的修正主义观点不是毫无二致吗？
若干年来，姚文元大写其作品评论。
一个作品，一经这个文痞论定，或褒或贬，即成定论。
现在一查，清楚了，姚文元对作品的褒贬，始终随着当时的“风向”“斜”来“斜”去，从来不脱他墙头草的本色。
试举一例：一九六○年八月，周扬在文代会的报告中肯定了《三家巷》。
姚文元就在同年十二月所写的《从阿Q到梁生宝》中把《三家巷》归入“优秀的社会主义文学作品”之列。
但是到一九六五年四月，文艺界批判“写普通人”的谬论了，姚文元又说《三家巷》是“描绘少爷小姐打情骂俏、吃喝玩乐的‘人情味’‘风俗画’等等，是多么庸俗，多么令人作呕”。
这不是自打耳光吗？
姚文元就是这样看风转舵、投机取巧、反复无常、两面三刀，迅速爬上了文艺理论“权威”的宝座。
在这里，我们只是稍稍掀起一点他那浩然巾的后摆而已！
在《评“三家村”》的背后
“四人帮”背着中央私下炮制的所谓“党史”，给反动政治文痞姚文元立了一块丰碑：说是他的《评“三家村”》一文发表后，“全国人民立即掀起了批判刘少奇一伙复辟资本主义罪行的高潮。”
我们且不去评论这篇文章的作用如何，还是先来揭开姚文元在这篇文章背后的言行，拿来跟他的《评“三家村”》作一对照吧。
大家知道，“三家村”的主将是邓拓。
而邓拓，除了参与《三家村札记》的炮制以外，还单独写了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总题曰《燕山夜话》。
姚文元在《评“三家村”》中这样写道：“《燕山夜话》……很能吸引一部分缺少或治辨别力的人，在新闻、教育、文艺、学术界中，都不乏赞赏者和追随者。
……也有一批‘响应’《燕山夜话》某些论点的文章。”
可是，在那一批“赞赏者”、“追随者”和“响应者”的队伍中，姚文元自己恰恰是名列前茅的一个。
这里是一封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日姚文元给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信，不妨全文照录如下：
准备把自己这三年来写的杂文、短论，选其在当前现实意义，里想意义较大（即能鼓舞情绪、提高认识的），编一本类似“燕山夜话”那样的杂文集，并取一个有趣而有意义的名字（如“蟹的杂感”）。
想把它寄给你们，不知你们是否接受这样的稿件？
难道还不清楚吗？
在《燕山夜话》出笼的当时，姚文元对它是拜倒的，并且拿它当作自己的范本。
他迫不及待地想步邓拓的后尘，急急忙忙把三年来的文章编排起来，请求出版社给他出一本类似《燕山夜话》那样的东西。
这是姚文元在信里一时写豁了边吗？
不。
翻一翻姚文元自己所写的文章，确有不少和《燕山夜话》一样“现实意义，思想意义较大”的反党货色在，有的简直象孪生姊妹一样。
例如，《燕山夜话》里有一篇《两则外国寓言》。
姚文元在《评“三家村”》中批判说，这篇杂文“攻击所谓‘说大话’”，“同呼唤右倾机会主义者上台完全结合在一起了”。
但是，恰恰就是这个姚文元，也写过一篇借用外国寓言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文章。
他这样写着：“‘百喻经’里面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大富翁看见另一个大富翁有一座三层大楼，‘心生渴仰’，就想找木匠来造房子。
可是他不要第一、第二层楼，要木匠只造第三层，因为那一层最高、最华丽。
……”接下去，姚文元居心险恶地说：“这喻言是很深刻的，……令人联想到很多别的事情。”
联想到什么别的事情呢？
不是咒骂我们的人民公社、大跃进是“不要第一、第二层楼”的“空中楼阁”吗？
这和邓拓借外国寓言咒骂我们的大跃进是“说大话”，不是完全一样的货色吗？
邓拓曾经写过一篇借古讽今的黑文《郑板桥和“板桥体”》，讲的是，郑板桥“完全站在人民的方面，为受灾群众谋利益，而激怒了封建官僚”，因此“罢官而去”。
姚文元写的是《关于郑板桥的“狂”》和《郑板桥家庭教育一事》。
在这两篇黑文中，姚文元完全和邓拓一个腔调，别有用心地狂热吹捧郑板桥，说他“对黑暗现实”有“尖锐泼辣的批判”，“对人民苦难”有“深厚的同情”，对现实“抱着清醒态度”和“没奈何心理”，等等。
他还借郑板桥教训我们党，说什么“不要因自己优裕的地位而作威作福，要对劳动人民疾苦有所了解”，并且公然威胁我们党说：“不要逼得人民去‘造反’”！
看，姚文元和邓拓，一南一北，不约而同地请出郑板桥这个历史的亡灵来，他们究竟要干什么，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这里还有一个难得的好材料。
一九六二年初，姚文元在编排他的《新松集》时，忽然添进了一段吹捧叛徒田汉所作话剧《关汉卿》的文字，说：“《关汉卿》中一曲《蝶双飞》，……是感人至深动人心魄的，使你目不转睛全神贯注地看下去。”
《蝶双飞》正是这个打着“为民请命”旗号的毒草剧的点睛之笔。
剧中人朱帘秀唱的是：“将碧血、写忠烈，作厉鬼、除逆贼，这血儿啊，化作黄河扬子浪千叠，长与英雄共魂魄！”
姚文元如此“贯注”这曲《蝶双飞》，不禁使我们想起“三家村”掌柜邓拓米。
邓拓也曾“贯注”过那个化厉鬼报冤仇的毒草剧《李慧娘》。
姚文元和邓拓，一个“贯注”着要“作厉鬼”的朱帘秀，一个“贯注”着已“作厉鬼”的李慧娘，又是一南一北，不的而同。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不正是同样出于他们对党、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极端仇恨吗？
这些铁一般的事实说明，姚文元与其说是评“三家村”的好汉，不如说是“三家村”的伙伴。
如此“划清界线”
反革命两面派姚文元的种种恶劣表演，是有他深刻的阶级根源的。
原来，姚文元出身于一个地主资本家的反动家庭。
他祖上五代都是地主。
他父亲姚蓬子，早年投机革命，混进党内。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被捕后，叛变投敌，成为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而且做了万恶的特务。
抗战胜利后，姚蓬子巴结伪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在其卵翼下开设“作家书屋”，从作家和读者两方面吸取血汗，大赚其钱，是个剥削成性的资本家。
姚文元就是这么一个由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养育，靠吮吸劳动人民血汗长大的“飘零子弟”。
但是，姚文元在混进革命队伍以后，一直表白自己已经和叛徒、特务、资本家的老子“政治上划清了界线”，“割断了一切经济联系”，背叛了反动家庭。
事实真是这样吗？
否！
事实是，姚文元所谓“划清了界线”，只是演出了一幕幕两面三刀的小丑剧。
现在我们把幕布拉开：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刚刚开始。
作协上海分会党组的一位同志，通知姚文元说：组织上获悉，姚蓬子最近同北京来的某个头面人物有所接触，要他回家了解情况，向党组织汇报。
岂知姚文元一拖再拖，根本不作任何汇报。
等到组织上催问此事，他公然声称：“我早已和父亲划清界线，平时也不往来，没法了解。”
好一个“平时也不往来”！
就在这个声称后，仅隔两天，有人看到他趁作协机关下班以后，偷偷来到作协，替姚蓬子贴出了一张表态性的大字报：“拥护共产党整风！”
到了一九五八年，姚文元要结婚了。
他要求作协组织上给他分配房子。
理由是，他和老子“划清了界线”，不愿一起住。
组织上配给他一处住房，可是结婚以后，他赴老婆分娩之机，丢弃了这所住房，搬进了姚蓬子家里，住在三楼。
因为他老婆是中共卢湾区委组织部负责人，区委组织上认为他们住在姚蓬子家里不妥，一再劝他们搬出，无效。
后经区委负责同志亲自下令，他们才不得不搬出另住。
但仍把他们的大女儿留给姚蓬子抚养，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广大革命群众理所当然地要求审查和批判叛徒、特务姚蓬子。
姚蓬子有恃无恐，借势吓人，扬言：“你们搞我，就是要搞姚文元！”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在张春桥、姚文元授意下，下令各群众组织：不得批斗姚蓬子，不得调查和泄露姚蓬子的材料，不得成立姚蓬子专案组。
但是为了掩人耳目，他们自己搞了一个御用的“姚蓬子专案组”，把这个叛徒、特务稳稳当当地保护起来，让他逍遥法外。
等到一九六九年姚蓬子病死以后，姚文元也就心安理得地继承了他叛徒老子遗下的除存款外的全部家产。
凡此种种，对于姚文元的所谓“划清了界线”真是绝妙的讽刺！
伪装剥去，真相露出，姚文元始终是一个叛徒、特务的肖子，地主老财的贤孙，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
姚文元这个反动政治文痞、阶级异己分子，长期来“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
借用他在《评周扬》中所说的：他的“所谓‘一贯正确’史，就是一部反革命两面派史”。
这句话用在姚文元自己头上，真是再恰当也没有了。
姚文元始终摆出“一贯正确”的架势，抡起棍子到处打人，从不做半点自我批评。
他是一个厚颜无耻、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
（原载三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
栏目：短评
伟大领袖毛主席生前多次指示我们，要准备打仗。
英明领袖华主席最近也指示我们，要切实加强战备。
“深挖洞”，就是加强战备，赢得未来反侵略战争胜利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
打起仗来，钻洞子是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一个好办法。
尤其是在现代战争条件下，要对付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是要对付使用核武器的侵略战争，更要深挖洞。
深挖洞，可以藏兵，可以藏粮食，藏装备。
敌人轰炸打炮，我们钻进洞子里，以逸待劳；
敌人来了，我们就出来，短兵相接，打它个措手不及。
我们可以利用四通八达的地下长城，大量杀伤敌人，拖住敌人，使其不能长驱直入，可以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彻底埋葬侵略者。
抗日战争时期的地道战，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期的坑道战，都充分证明“深挖洞”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有效手段。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疯狂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深挖洞”的伟大战略方针。
狗头军师张春桥胡说什么洞子“打起仗来临时挖也来得及”，已经挖好的，他还叫嚷要“下决心填掉一些”。
这完全是置国家安危、人民生死于不顾，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破坏战备、投降卖国的丑恶嘴脸。
当前，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苏美争霸，总有一天要打起来。
苏修亡我之心不死。
我们必须彻底批判“四人帮”反对深挖洞的谬论，充分认识深挖洞的战略意义，争时间，抢速度，一年当作两年用，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深挖洞”的伟大指示，切实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本报讯 基建工程兵某部团长张玉森，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
他亲身尝过多挖洞，能藏能打的甜头。
他注意通过现身说法，把我军这个打胜仗的好传统传给干部战士，使大家懂得深挖洞的意义，争分夺秒搞好战备施工。
张团长在现身说法时，首先使干部战士懂得深挖洞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一个好方法。
今年三月初，这个部队接受了一项重要的战备施工任务。
张团长在政治动员时，带领大家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伟大教导，然后讲了自己亲身经历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的一段故事：一九五二年，张团长那时候当连长，他们部队负责抢修朝鲜的佛流江大桥。
这座桥是从平壤通往前方的交通要道。
敌人集中了三十多架飞机狂轰滥炸，每天都要投下几百吨炸弹，致使桥的附近“地上没青草，天上无飞鸟”。
可是我军利用早已挖好的坑道工事同敌人周旋。
敌机来了，人和机械就藏起来，敌机一定，就出来突击抢修，弄得敌人看不见找不着，变成瞎子，气成疯子。
这样，始终保证了一列列军用列车从佛流江大桥上顺利地通过。
张团长的亲身体会，使大家深深懂得了深挖洞对于保存自己、战胜装备优势的敌人是多么重要。
于是，各连纷纷向团党委表决心，战士的决心书也象雪片一样飞向连队党支部，整个部队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张团长还用过去战争年代部队在行军作战中每到一个新地方，总是不顾吃饭睡觉，争分夺秒地挖工事，首先保证人和武器有藏身之地的战斗传统，鼓舞干部战士在战备施工中抢时间争速度，大干快上。
这次战备施工的战斗打响后，干部战士学习革命前辈的好榜样，你追我赶，施工进度日日加快。
当土方开挖到二十多米深时，突然遇到大股地下水，基坑变成稀泥坑，挖土机无法使用，车辆进不去出不来。
干部战士迅速地展开了排除烂泥潭的攻坚战。
大家脱下鞋，赤着脚跳进带冰碴的泥坑里，用铁锹、脸盆和水桶等器具，挖的挖，端的端，提的提，把泥浆引到排水沟里去。
刺骨的烂泥把脚冻麻了，有的手裂开一道道血口子，没有一个叫苦的。
大家奋战两昼夜，制服了地下水，使施工进度由原来的每个工班一辆车拉五六车猛增到二十五六车，提高工效三四倍。
挖土机司机、共产党员王文忠，每天早上班，晚下班，顽强战斗，创造了全团几年来单机开挖的最高纪录。
张团长常说：“我们既要用过去的亲身经历教育战士，又要用今天体现过去光荣传统的模范行动影响战士。”
他处处带头，战斗在施工第一线。
三月中旬，施工遇到冰层，给施工带来很大困难。
张团长立即在现场开“诸葛亮会”，采取果既措施，增加一个连的兵力破冰层，调来抽水机排水，切断冰源。
在三昼夜里，张团长每天只打一两小时的盹，就算是睡了觉；
一顿饭，炊事班要热四五次，还是顾不上吃。
在他的带动下，团、营、连领导都坚持战斗在第一线，指战员们干得更欢了，工地上一片热气腾腾。
本报讯 工程兵某团党委联系历史经验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特点，反复学习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伟大战略方针，使干部战士牢固树立“修好地下长城，随时准备打仗”的思想，有力地排除了“四人帮”的干扰，年年超额完成战备施工任务。
这个团是组建较晚的一支工程兵部队，一度有的干部战士对国防施工的目的和意义认识不足。
针对这一情况，团党委把“深挖洞”的战略意义的教育作为部队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来抓。
他们把部队带到工地上，面对汪洋大海，请当地的老人给部队讲战备课。
一九三七年八月，日本侵略军开替水陆两用坦克从这里爬上岸来，乘虚直入，侵占了附近的城市，烧杀掳掠，无恶不作。
蒋介石反动政府投降卖国，有边无防，使人民吃尽了苦头。
今天，帝修反还在包围着我们。
我们一定要接受历史教训，筑起铜墙铁壁，敌人胆敢来犯，就把它彻底消灭。
老人的话，深深地印在战士们心里。
大家表示：一定要眼睛盯住敌情，心中想着战备，把工事抢在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之前修好。
部队初建，地形复杂，机械化施工的条件差，大家硬是用手工作业，迅速地打通了一条条坑道。
打筑混凝土，需要大量的砂子、石子和水泥，山高坡陡，汽车上不了山，大家就用背背肩打，把成百吨的物资运上山去。
拌合混凝土要水，他们就到山下去挑，来回一趟两个多小时，上山不歇脚，下山快如飞，从未误过施工的需要。
全团艰苦奋斗，一年就完成了两年的施工任务。
这个团还联系我军克敌制胜的历史经验，大讲深挖洞对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重要作用。
他们把毛主席在一九三○年亲手创建的我军第一个工兵连英勇战斗的历史故事作为教材，对部队进行教育。
工兵红一连早在中央苏区时就运用他们过去在安源挖煤的经验，挖了许多防空洞，粉碎了敌机的轰炸，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等领导同志与军委机关的安全，受到毛主席的表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工兵红一连同人民群众一起开展地雷战和地道战，屡立战功。
抗美援朝战争中，工兵红一连打坑道，修地下仓库，保证了兄弟部队和作战物资的安全。
这个团有的领导同志在志愿军炮兵部队时参加过上甘岭战役。
当时，他们把大炮架在坑道里，敌机炸不着，敌炮打不到，而我们的大炮一怒吼就压倒敌人，有力地支援了步兵坚守坑道的斗争。
他们经常用这些经历教育部队，使大家懂得深挖洞，可以更好藏兵、藏装备，可以用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战士们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一定要艰苦奋斗深挖洞，修建坚不可摧的地下长城。”
这个团的党委还根据未来反侵略战争的特点，对部队进行深挖洞的教育。
他们运用我国热核武器试验效应的经验教育部队，使大家懂得坚固的坑道是对付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是反对使用核武器的侵略战争的好办法。
同志们说，原子弹、氢弹的破坏力再大，也伤不了深藏在地下的人民军队和群众的一根毫毛。
我们多挖洞，深挖洞，不仅不怕敌人摔原子弹，而且可以依托四通八达的地下长城，开展人民战争，造成埋葬敌人的汪洋大海！
“深挖洞”的思想深入人心，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而施工的观念坚定不移，“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也就枉费心机。
全团上下，不忘虎狼压国境，争分夺秒深挖洞，到处捷报频传。
二连继创坑道被复的最高纪录之后，又创掘进的最高纪录，经常日进六七米，有时日进十米多，成为全师施工的先进连队之一。
去年，这个团正在紧张施工时，“四人帮”刮起了“抓生产就是唯生产力论”和“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妖风。
团党委及时总结推广二连理论小组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划清抓革命促生产与“唯生产力论”的界限的经验，明确指出：为革命抓施工，为人民搞战备，永远没有错！
及时排除了“四人帮”的干扰。
领导、骨干、群众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先后创制了机具二百一十件，大大地提高了施工效率。
七连坚持抓路线教育促战备施工，工效由日进八十米上升到一百四十米。
全团去年不但夺回了原计划所缺的五万七千多个劳动日，还超额百分之二十二点三完成了全年的施工任务。
最近，他们联系实际批判“四人帮”破坏国防工程的反动谬论，大批带动了大干，干部战士顶着五六级的寒风作业，处处呈现你追我赶争上游的生动景象。
去留听从党安排
不久前，我哥哥来信说他已经为我联系好工作，要我今年争取退伍。
看了信我很犹豫：要求走，怎么向领导讲；
不要求走，一旦再留队，找好的工作就会失掉。
思考好久，感到还是走为上计，于是我给连里写了一个要求退伍的报告。
就在这时，报刊发表了学习雷锋的报道，使我思想产生了新的斗争。
我回忆起，自己还戴着红领巾就唱学雷锋的歌，处处向雷锋叔叔学习。
入伍后，也正是在雷锋同志的精神鼓舞下，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自己不断锻炼成长。
想到这些，我又翻出在上学时买的一本《雷锋日记》读起来。
当我读到：“对待个人主义要象秋风扫落叶一样”的时候，再也坐不住了。
比雷锋，看自己，我觉察到，在走留这个问题上，个人小算盘这片残叶，还没被扫除掉。
我想，“四人帮”用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我们，我们更应该抓紧世界观的改造。
走与留，都要根据革命的需要，由组织去考虑和决定。
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即使退伍，也要服从党的安排，不能通过私人关系去找门路。
于是，我给哥哥写信表明态度，同时又给连队党支部写了一份斗私批修，以实际行动狠批“四人帮”的决心书。
副班长 田玉岭
挑啥担子任党派
我入伍前在大队开柴油机，参军时一心想当一名汽车兵。
可是分到连队不久，却让我当了饲养员。
这下我的思想波动开了。
心想，整天围着猪圈转，又脏又累，有啥出息。
连队首长和同志们知道了我的心思，和我一起学习《为人民服务》，给我讲张思德、雷锋的英雄事迹，讲得我心里热呼呼的。
我渐渐懂得了把革命工作分成高低贵贱是十分错误的。
不愿做平凡的工作，而只想做技术工作，想学一门技术，今后好找工作，这是个人主义的表现。
雷锋同志对个人主义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我学习雷锋，就要坚决同个人主义作斗争。
养猪也是为革命。
我决心象张思德、雷锋那样，革命担子任党派，党叫干啥就干好啥。
思想通了，浑身劲也就足了。
我以前没喂过猪，就认真向有经验的老同志和驻地贫下中农请教。
猪生病了，我就精心治疗。
母猪要下崽，我就守护在猪圈里。
饲料不足就打草挖菜。
搞发酵饲料。
我对这项工作越干越爱干。
在我和另外一名同志的努力下，连队由原来十几头猪，发展到五十几头，还饲养了三十四只鸡。
为搞好连队生活管理尽了自己的力量。
年终团党委给我记了三等功。
战士 张洪海
职务高低不计较
我是一九六六年入伍的，当排长已经八年了。
和我一起入伍的有的当了营、连干部。
很长一段时间，我一想到这个问题，心里就有点别扭。
后来我在学雷锋活动中，思想受到了触动。
我读着《雷锋日记》，不断被雷锋同志甘当革命的“傻子”，愿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革命精神所感动。
雷锋同志为什么能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呢？
就是因为他把革命的需要，人民的利益摆在一切之上。
而我却在职务的高低上想这想那，说明我头脑里还有不少个人主义的脏东西，这是必须彻底清扫的。
以后我反复学习《为人民服务》，对照雷锋事迹斗私心，进一步认识到：职务并不完全说明觉悟的高低；
一个共产党员，不应把眼睛盯在“官”字上，而应该经常想到如何在党指定的岗位上多为人民做工作。
思想通了，我的情绪也高了。
为了带好全排，我坚持和战士们一起练长跑，爬电杆，苦练杀敌本领。
由于团结一致，全排各项任务都完成得比较出色，多次荣记三等功。
我决心象雷锋同志那样，党把我安在哪里，就在哪里发光发热。
为革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排长 曲仁亭
思想灰尘勤打扫
我和其他同志一起去外地接车回来，进行履带行军的时候，看到有部队首长欢迎，心想：自己是老驾驶员，开的又是新车，得露一手给人瞧瞧。
于是我猛加油，跑高速，开起了“英雄车”。
结果在宽阔平坦的公路上，撞倒了路边的一棵树，出了个不大不小的洋相。
事故发生后，我心里很难过。
有的同志安慰我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你开车七、八年，第一次出了这事，算个啥！”
我想，雷锋同志在思想改造中严格要求自己，有次他为拿了块锅巴吃，还自觉作自我批评，我怎么能马马虎虎对待自己的过失呢？
我回顾事情的前后经过，深挖思想根子，认识到，自己想露一手是个人主义在作怪。
这真是“个人主义抬了头，新车也能栽跟头”。
我在车务会上，主动作了检查。
又向党支部写了一份思想汇报，建议用我的事例，向全连进行防事故的教育。
在训练中，我又用自己的教训，提醒大家认真对待每一个动作。
我这样做，受到同志们的热情鼓励。
我想，这是对的，雷锋同志对待个人主义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我们对自己思想上的灰尘就应该勤打扫，使自己的思想能保持鲜红颜色。
编后 秋风劲吹，横扫枯枝败叶。
对待个人主义象秋风扫落叶一样，给人以刚健强劲的感觉，富有锐气，使人振奋，催人战斗。
雷锋同志扫个人主义之秋风，来源于他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是他严于解剖自己、努力改造世界观的结果。
个人主义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对它只能深恶痛绝，彻底清除。
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但必须只争朝夕。
思想有败叶，猛扫不停息；
灵魂有污灰，荡涤不留情。
雷锋的这种精神何等光明磊落，正气浩然。
剥削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在秋风面前哀鸣、发抖。
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思想在斗争中不断成长。
让革命的秋风刮得更猛烈，摧枯拉朽，彻底扫除“四人帮”和剥削阶级留下的一切陈腐东西，换来春色满人间。
坦克驾驶员 阎力
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
“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雷锋日记》
怪不得班长称赞他是个“标准战士”！
走到哪里都让人想起毛主席的光辉指示：
“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辰生画 辛冶诗）
据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讯 最近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冶金工业会议。
这次会议揭发批判了“四人帮”及其在冶金部的黑干将篡党夺权、破坏冶金工业的罪行，交流了贯彻鞍钢宪法和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的经验，讨论了完成今年生产建设计划的措施。
会上，首钢发起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倡议，得到与会各单位的一致的热烈响应。
代表们兴奋地说：这次会议是大鼓革命干劲，让“钢铁元帅”尽快升帐的誓师会。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冶金工业十分关怀。
会议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纪登奎、陈永贵、吴桂贤、王震、谷牧、孙健接见了全体代表。
李先念、纪登奎、谷牧副总理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出席会议的代表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学习了党中央关于揭批“四人帮”的一系列文件和指示。
越学越感到毛主席伟大，越学越认识到华主席英明。
代表们说，毛主席的旗帜是引导中国革命无往而不胜的旗帜。
过去我们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今天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去夺取更大的胜利。
代表们说，英明领袖华主席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阴谋集团。
五个多月来，又采取了一系列革命措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华主席是毛主席当之无愧的接班人，是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英明领袖。
我们钢铁工人一定要最紧密地团结在华主席周围，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把冶金工业搞上去，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会议期间，代表们联系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愤怒揭发和批判了“四人帮”及其在冶金部的黑干将篡党夺权、破坏冶金工业的滔天罪行。
代表们说，从党的十大以来，“四人帮”一伙对冶金工业进行了两次大的破坏：第一次是一九七四年，“四人帮”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批林批孔搞“三箭齐发”，不批林，不批孔，要揪“现代的大儒”，到处抓“孔老二的徒子徒孙”；
搞什么“吹氧会”，“让贤”，“二次夺权”等，拉山头，闹分裂，胡说什么“法家造反，儒家生产”，把不少企业搞瘫痪了。
针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一九七五年，党中央发出了毛主席亲自圈阅的关于加快钢铁工业发展的重要文件，使冶金战线出现了全党动员抓钢铁的大好形势。
可是，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又利用反击右倾翻案风另搞一套，妄图全面篡党夺权，对冶金工业进行了第二次大破坏。
他们在冶金战线上全盘否定贯彻党中央关于加快发展钢铁工业这一重要文件所取得的成绩，疯狂进行反攻倒算，攻击整顿企业是“搞复辟”，攻击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是打击“新生力量”，污蔑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新老干部是“民主派”、“走资派”、“投降派”、“喝了御酒的宋江”，层层揪“代理人”，抓“还乡团”，要搞什么“老中造”的班子，由“小二管大王”。
他们攻击工业“以钢为纲”是“多纲论”，鼓吹“少生产几百万吨钢是小事”，公然煽动停工停产。
代表们愤怒指出：这一切事实有力地证明“四人帮”是破坏冶金工业的罪魁祸首，是一伙篡党夺权的阴谋家、野心家，是工人阶级不共戴天的敌人。
这次会议认真讨论了如何加快冶金工业发展的问题。
代表们指出冶金工业是基础工业，毛主席教导我们发展工业要以钢为纲。
目前，国防战备需要钢，加速农业机械化需要钢，工业交通各部门发展需要钢，全国人民都在想钢、盼钢。
钢铁“元帅”不升帐，全党不答应，全国人民不答应，必须迅速改变冶金工业不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状况。
会议认为，冶金工业要大治快上，首先要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把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进行到底。
要按照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部署，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
联系冶金工业和本单位的实际，从政治上、思想上把“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和极右路线批深批透，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从组织上把“四人帮”搞乱了的阶级阵线搞清楚。
会议指出，冶金工业要大治快上，必须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贯彻鞍钢宪法，搞好企业整顿。
目前，冶金战线上已经涌现出一批大庆式企业，要大张旗鼓地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做到学有榜样，赶有目标，苦战三、五年，普及大庆式企业。
要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大搞增产节约运动。
会议要求把这次会上发起的冶金战线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在所有企业之间，车间、工种之间普遍开展对口赛，比先进，学先进，帮后进。
要大造革命舆论：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大干了还要大干。
会议认为，冶金工业要大治快上，必须全党动手，大家来办。
冶金系统要继续深入批判“外因论”，把工作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同时其他战线也要保证冶金企业生产所必需的煤、油、电、运等外部条件。
会议期间，各行各业都纷纷表示要支持冶金工业，千方百计满足冶金生产所需要的一切外部条件。
会议重温了一九七五年中央关于加快钢铁工业发展的重要文件，指出：发展钢铁工业，要注意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办好大型企业的同时，要大力发展地方中小钢铁企业。
会议号召冶金战线广大职工，学好文件抓住纲，深入揭批“四人帮”，认真落实华主席抓纲治国的伟大战略决策，抓纲治钢，大治快上，坚决完成今年的生产计划，迅速把冶金工业搞上去，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
新华社平壤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三日电 据朝鲜《劳动新闻》报道，在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指导下，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在平壤举行了朝鲜西部海区水产部门积极分子会议。
朴成哲、全文燮、杨亨燮等朝鲜党政领导人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
金日成主席在会上根据朝鲜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水产事业的实际要求，科学地分析了西部海区水产事业的现实状况，作了关于发展西部海区水产事业以进一步满足人民需要的重要指示。
据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一日讯 在华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我国铁路战线大治快上，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捷报：三月份每天的平均装车数比全国铁路工作会议规定的三、四月份的指标超过一千六百多车，其中煤炭装车比计划超过三百多车，都创造了历史同期日装车的最高水平。
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一度处于落后状态的我国铁路战线，今天正以“畅通无阻，安全正点，多拉快跑，当好先行”的新面貌呈现在全国人民的面前。
仅仅一个多月以前，“四人帮”干扰、破坏所造成的恶果，还使铁路的运输生产处在很大的困难中，当时有些同志认为，这种局面似乎很难迅速改变。
然而，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关怀下，在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精神的鼓舞下，今天铁路的职工还是原来的职工，设备还是原来的设备，运输生产却大踏步地上去了。
这个事实雄辩地证明：华主席、党中央对铁路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无比英明、正确；
只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就能克服“四人帮”给我们造成的困难，把国民经济迅速搞上去。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指出：“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
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种种困难，特别是由于‘四人帮’长期以来在政治、思想、组织、经济等等方面的干扰和破坏所造成的困难，但是，我们有充分的信心战胜一切困难。”
铁路战线的广大干部、群众认为，正如华主席指出的那样，看不到我们面前的困难是不对的，但是一定要看到战胜困难的有利条件，对克服困难充满胜利的信心。
他们说，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挖出了造成困难的祸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可以得到全面贯彻执行，我们遭到压制的社会主义积极件可以充分发挥出来；
华主席亲自抓铁路、全党动员办铁路，对我们是巨大的支持和有力的鞭策，这些就是有利条件。
有了这些有利条件，我们就能把困难踩在脚下，把铁路运输很快搞上去。
一个多月来，铁路战线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华主席、党中央对铁路工作的指示，从各方面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群众抓纲治路的积极性。
他们发动群众联系实际深揭狠批“四人帮”，大打一场人民战争，搞清楚了社会主义铁路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要不要搞生产、要不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要不要规章制度和要不要安全正点等路线是非问题。
对待所面临的困难，他们从战路上蔑视，从战术上重视，采取有力措施认真对待。
例如，一些同志原来认为，机车不足是完成国家运输计划的一大障碍。
但是，铁路战线工业学大庆的先进单位占冶机务段的职工们，在以多拉快跑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每台机车都要比国家规定的标准多拉二百吨货物，这个机务段的一百一十台机车因而每天可以多拉货物两万二千吨。
其它机务段的机车乘务员学习他们的榜样，胸怀全局，抢挑重担，超轴多拉，使全铁路最近一段时间每天多运的货物达二十一万吨以上，等于给国家增加了七十台机车，有效地克服了机车不足的困难。
许多这样的事实生动地表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要足够地估计群众的积极性。
只要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任何困难就都可以战胜。
现在，铁路战线的许多领导干部正深入到祖国漫长的铁路线上，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和群众一起抓革命、促生产，把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更深入、持久、扎实地开展下去，进一步发展铁路战线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使铁路运输事业在实现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在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大胜利的斗争中，作出新的贡献。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阿齐兹·艾哈迈德，陆军参谋长齐亚·哈克上将、海军参谋长穆罕默德·谢里夫上将和其他高级军官到机场送行。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陆维钊也到机场送行。
陪同代表团到巴基斯坦访问的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夏菲准将陪同代表团同机离开拉瓦尔品第。
在机场上举行了欢送仪式。
杨成武团长检阅了仪仗队。
杨成武于三月三十日晚上在伊斯兰堡举行告别宴会。
应邀出席宴会的有：巴基斯坦外交部长阿齐兹·艾哈迈德、陆军参谋长齐亚·哈克上将、海军参谋长穆罕默德·谢里夫上将、国防部秘书长吴拉姆·伊沙克·汗、外交部秘书拉扎、前总理国家安全特别助理蒂卡·汗上将和三军的其他高级军官。
中国驻巴基所坦大使防维钊也出席了宴会。
杨成武在讲话中热烈祝贺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阁下再次荣任巴基斯坦总理。
他说：“通过这次访问，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友谊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非常宝贵的。
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将坚定不移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外交政策，并且发展同巴基斯坦人民和军队的友好关系。”
齐亚·哈克在宴会上说，巴基斯坦军队能够接待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是一件令人很高兴的事情。
他说：“在你们访问期间，巴基斯坦官兵和人民出自内心的反应充分地表达了他们对中国人民和军队的热烈情谊和敬意。”
他还祝愿中国人民和军队取得新的成就，
三月三十日上午，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会见了国防部秘书长吴拉姆·伊沙克·汗、国防部秘书法扎勒·穆基姆·汗和马苏德·哈桑。
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随后，代表团从拉瓦尔品第乘飞机到沙戈达会见了巴基斯坦军事参谋长佐勒菲卡尔·阿里·汗上将。
代表团还访问了沙戈达空军基地，观看了巴基斯坦空军特技飞行表演。
佐勒菲卡尔·阿里·汗设午宴招待代表团。
陆维钊大使参加了这两次会见。
据新华社伯明翰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日电 在三十日举行的第三十四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女团体决赛中，中国女队以三比○胜南朝鲜女队，中国男队以五比○胜日本男队，双双获得男女团体冠军。
这是中国女队第三次获得团体冠军，中国男队第六次获得男子团体冠军。
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打出了风格，打出了水平，取得了新的成就，赢得了友谊。
女子团体决赛结束后，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名誉司库让·梅尔西埃向中国女队发了考比伦杯；
男子团体决赛结束后，英格兰乒乓协会主席查尔斯·默顿·怀尔斯向中国男队发了斯韦思林杯。
中国女队曾在三十二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和一九七四年第七届亚洲运动会上同南朝鲜女队两次交锋，各胜一次。
在上届世界锦标赛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队又一次同南朝鲜女队交锋，并以三比二取胜。
在三十日的女团决赛中，中国队上场的是张立、张德英，南朝鲜队上场的是李艾利萨和郑贤淑。
第一盘，张立对李艾利萨。
张立打得主动积极，发球后争取主动，能扣就扣，不能扣就拉长球过渡，伺机起板，失误较少，很快地胜了一局。
第二局，李艾利萨注意力争主动，多次抢先拉攻。
双方七次打成平局。
当打到二十平时，张立果断地接连起板猛扣，连得两分，再胜一局，为中国队赢得了第一分。
接着，张德英在战友胜利的鼓舞下，满怀信心地挥拍上场。
这位曾在农村锻炼的二十三岁选手，平时刻苦练习，侧身攻球和发球技术较好。
她的对手郑贤淑则是削球手，常以旋转多变的削球，诱使对方抽杀失误而得分。
在第二盘比赛中，张德英采用长抽短吊，逼两角，打乱对方步法的战术，连取两局。
第三盘，张立、张德英配合默契好，不断发起进攻，又胜两局，中国最后以三比○胜。
在三十日中、日两队之间进行的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上场的黄亮、梁戈亮和郭跃华都打得很出色，发挥了各自的特长。
黄亮在对前原正浩的第一盘和对河野满的第四盘比赛中，发球时力争主动抢攻；
对阵时，有时削中伺机起板重扣，连连得分，两盘都以二比零取胜。
在第二盘中，梁戈亮以攻削结合的打法赢了河野满。
梁戈亮常在稳削中伺机侧身猛攻，河野满也侧身突击，场上不时出现快速对攻的局面。
双方的精彩球艺一再博得全场的热烈欢呼。
这一盘打满三局才分胜负。
郭跃华在第三和第五两盘比赛中以拉攻为主，辅以长拉短吊，先后以二比○的同样比分战胜了高岛规郎和前原正浩。
比赛结束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副团长兼男队教练员李富荣回答各国记者提出的问题时说，中国乒乓球运动所以有今天这样的水平，首先是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发展人民的体育运动。
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们是一个团结友爱的集体。
中国乒乓球运动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同时，中国运动员通过和外国的乒乓球运动员的友好往来和友谊比赛，向外国运动员们学到许多自己没有的技术。
男运动员郭跃华说，我们有自己的打法，也学习了欧洲的打注。
今天获胜了，过些时候又被别人超过去，世界乒乓球运动就是这样不断地向前发展。
中国女队教练员张燮林在女团决赛结束后对各国记者说：“取得胜利决不是我们到这里来的唯一目的。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希望通过比赛增进同各国运动员之间的友谊，并且交流技术，以求得共同的进步和提高。”
女运动员张立也表示，新中国的运动员们决心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断加强同各国运动员之间的友谊和团结。
参加第三十四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中国女队获女子团体冠军。
新华社记者摄
参加第三十四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中国男队获男子团体冠军。
新华社记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