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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了纪念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五十周年，湖南省醴陵县人民武装部党委组织干部战士重温毛主席这篇光辉著作，回顾毛主席考察农民运动的伟大革命实践，联系当年醴陵人民推翻封建地主势力，砸碎精神锁链的斗争实际，狠批“四人帮”污蔑劳动人民，鼓吹唯心史观的反动实质，决心唤起工农千百万，遵循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
醴陵县是毛主席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实地考察过农民运动的五个县之一。
当时，醴陵县的贫苦农民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纷纷组织农会，从政治上、经济上打击土豪劣绅，推翻地主武装和封建统治；
从思想上向几千年来压迫人民的封建礼教猛烈开火，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主席亲临醴陵，考察了十天，深入进行调查研究，详细地了解、分析农民运动的发展情况，满腔热情地支持农民的革命斗争。
在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武装部干部战士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武器，揭发批判“四人帮”以救世主自居，把自己吹捧为“文化大革命的功臣”，并恶毒污蔑人民群众等罪行。
同志们回顾当年醴陵人民推翻封建地主统治，建立农民政权的革命斗争史实，畅谈毛主席在考察农民运动时高度赞扬贫苦农民敢于砸烂旧世界的革命精神。
当年，以农协委员长孙小山为首的贫苦农民纷纷组织起来打菩萨、斗恶霸，大造反动政权、族权、神权的反，受到毛主席的称赞。
毛主席指出，农民协会成立只半年就成就了“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革命先锋”，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
大家愤怒地指出，“四人帮”公然把人类的阶级斗争史歪曲成为儒法斗争史，标榜自己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污蔑工人农民“屁也不懂”，“只看到眼前利益”。
这是对历史的颠倒，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无耻背叛。
部长关志遐联系“四人帮”的丑恶历史，气愤地说：看他们的过去，就知道他们的现在。
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这就是他们走过的全部道路。
早在三十年代，狗头军师张春桥就发表反动文章，无耻吹捧地主资产阶级的总代表蒋介石，为其法西斯统治效劳。
白骨精江青更是拚命地为蒋介石“购机祝寿”争演汉奸妓女“赛金花”。
反动文痞姚文元甚至在一九五八年还为复辟狂孔老二唱赞歌，赤裸裸地叫嚷“孔子的学说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积极的作用”。
新生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王洪文，更是继承了资产阶级政客的衣钵，逆历史潮流而动，疯狂反对革命群众运动。
不管他们怎样乔装打扮，也掩盖不了他们搞复辟倒退的本来面目。
在学习和批判中，武装部党委组织干部战士到毛主席当年召开座谈会的旧址先农坛和东富寺瞻仰学习，请当年的农协委员、赤卫队员作报告，进一步学习文件，座谈讨论。
这样联系实际学习，使大家深刻认识到，在对待群众这个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总是坚定地站在人民群众一边，满腔热情地支持群众运动，同人民群众心连心。
而一切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仇视人民群众，处于和人民群众尖锐对立的状态中。
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鼓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抛出“文攻武卫”的反动口号，煽动全面内战，妄图把阶级阵线搞乱，以便他们混水摸鱼，镇压革命群众。
通过批判，同志们更加激发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崇敬和爱戴，加深了对“四人帮”的刻骨仇恨。
“四人帮”为什么拚命鼓吹唯心史观？
武装部党委引导干部战士进一步作了分析。
副政委肖垂信说：“四人帮”鼓吹唯心史观，其罪恶目的就是要否定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理论根据。
通过学习和批判，武装部党委自觉地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决落实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
党委成员都能做到三个正确对待，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主动送子女上山下乡。
武装部的学习空气越来越浓，革命积极性越来越高，党委成员分头下到各个民兵点上，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与广大民兵一道看书学习，掀起揭批“四人帮”，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新高潮。
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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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作者：文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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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顶上修条河，河水哗哗笑山坡，昔日在你脚下走，今日从你头上过。
这首产生在韶山灌区的民歌，回响着铁锤钢钎的叮当之声，闪烁着劳动汗水的耀眼光泽，洋溢着肥沃泥土的芬芳香味。
它气势磅礴，声调铿锵，表达了劳动人民充满胜利信心的斗争精神，抒发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的豪情壮志。
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任湖南省委书记兼湘潭地委书记，并兼韶山灌区总指挥及政委时，将这首民歌亲笔写下来。
《湖南文学》（即现在的《湘江文艺》）一九六六年元月号上曾刊登了这件手迹。
现在，当我们读着这首优美动人的民歌，看着华主席雄健有力的笔迹，怎能不为华主席热爱劳动人民，与劳动人民感情息息相通的高贵品质，而深受教育和鼓舞呢！
韶山灌区，是座落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故乡的著名水利工程。
华主席亲自指挥了这项工程的修建，在整个施工过程中，华主席亲临工地，运筹组织，勘测设计，搬石抬土，抡锤掌钎，和民工、战士一道学习毛主席著作，同声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灌区建成之后，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地区干旱的威胁，提高了粮食产量，同时还大兴发电、舟楫和养鱼之利。
广大人民群众战天斗地，表现了人定胜天的伟大力量，写出了气壮山河的诗篇。
华主席手迹的一笔一划，都洋溢着对劳动人民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高度赞扬。
正如这首民歌所描绘的那样，中国人民有改天换地的雄伟气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不论是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还是自然灾害带来的艰难险阻，都一个个踩在脚下，从胜利走向胜利。
毛主席逝世以后，华主席率领全国军民，继承伟大导师的遗志，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阔步前进。
尽管“四人帮”给我们造成严重的损失，今春以来有些地区又出现干旱，但是，有华主席的英明领导，有八亿军民不为一切困难所压倒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我们一定能够加速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祖国大地必定到处呈现“河水哗哗笑山坡”的欢腾景象。
英明领袖华主席无限关心人民，无比相信人民的力量。
我们读着这首华主席手书的民歌，更加热爱华主席，更加仇恨“四人帮”。
“四人帮”这伙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害人虫，哪一个关心过人民群众的疾苦？
在旱灾为害时，张春桥幸灾乐祸，对主动支援抗旱的我军指战员，竟恶狠狠地斥责为“多管闲事”。
唐山发生强烈地震，姚文元却大做建立“新天朝”的黄粱美梦。
广大工农兵大干社会主义，王洪文、江青花天酒地，寻欢作乐，还咒骂别人搞“唯生产力论”。
华主席和人民心连着心，是我们的贴心人。
“四人帮”百般仇视人民，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死敌。
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团结战斗，胜利前进。
华国锋同志书写的韶山灌区民歌。
这首民歌为湖南韶山灌区工地群众所作。
华国锋同志书写这首民歌时，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兼湘潭地委书记，并兼韶山灌区总指挥及政委。
这件手迹，曾刊于一九六六年《湖南文学》（即现在的《湘江文艺》）元月号。
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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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纸揭发，一九七六年八月底，在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病重期间，白骨精江青窜到天津警备区一个连队，妖言惑众，说什么“红星、红旗是我争取来的”。
记者最近从有关方面获悉，江青这句话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令任何一个知情者笑掉大牙。
红五星怎么是她“争”来的呢？
正如创作八个样板戏的功绩根本没有她的份一样，我军的红五星、红领章也离她何止十万八千里。
知道这一段历史的大有人在。
一九六四年，为了保持我军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增强军队和地方的团结，军委考虑减低军队干部的薪金，同地方干部适当拉平。
那时林彪经常称“病”不上班，毛主席指定军委副主席贺龙同志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军委常委开了会，拟出了军队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减薪方案，要贺龙等同志到北戴河向毛主席报告这个事。
毛主席听了汇报，把手一挥说：“减！”
贺龙同志又请示说：是不是把军衔牌牌一起取消算了？
毛主席立即表示同意：取消，这个牌牌我早就想把它搞掉了。
在这以前，毛主席不止一次说过：我看到那个牌牌，就不舒服。
过去没有牌牌打胜仗，现在有了牌牌我看要打败仗了。
贺龙同志就是根据毛主席的一再教导提出取消牌牌的建议，并立即得到批准的。
当时的林彪怎么样呢？
他实际上是不同意的，拖了两个星期不表态，多次用电话向他报告，说常委都同意、毛主席已批准了，他才勉强同意。
以后搞服装设计，搞了几个方案，军委常委、办公会议比较倾向于红领章、红五星，恢复老传统，派贺龙等同志再次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亲自审定批准了。
敬爱的周总理也审阅过服装改革的各种方案，并对海军服装作过指示。
这就是我军服装上红五星、红领章的来历。
通观全过程，那里找得出一丝一毫是江青“争”来的影子呢？
只有死不要脸的人才说得出这样死不要脸的话。
全军衣帽换装以后，江青看到了，一天连打三次电话给林彪，表示她的所谓“祝贺”，用这种方式来吹捧、勾结林贼。
这两个阴谋家，一副黑心肠，互相勾结，彼此吹捧，眉飞色舞，得意志形，连我军服装改革的“桃子”都想由他们一口吞下。
人们知道，江青早在三十年代就投靠国民党。
她混入革命队伍以后，干了大量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行。
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伟大人民军队，是她和她那个黑帮妄想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一直被“四人帮”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搞乱搞垮才罢休。
要“放火烧荒”，“要整一整军队”，“只恨我手中没有杀人的刀”，……听听江青这些反革命的嚎叫，难道会有谁相信她对红五星有什么感情吗！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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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塔山英雄团”党委采取学习毛主席的教导，忆革命传统，揭批“四人帮”罪行的方法，加深理解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训练重要内容的必要性，自觉地抓好革命纪律训练。
这个团的党委成员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教导，联系我军历史上许多自觉遵守纪律，保证战斗胜利的模范事迹，深刻理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于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巨大作用。
当年参加过塔山战斗的老同志，讲述了本团坚决执行命令的优良传统。
在辽沈战役中，这个团和兄弟部队一起，在塔山一线阻击锦西、葫芦岛方向援锦之敌。
全团上下一切行动听指挥，上级指向哪，他们就打到哪，浴血奋战六昼夜，击退了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十一个师的轮番进攻，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
革命前辈的模范事迹，使大家认识到，加强纪律性，一切行动听指挥，是我军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是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
团党委还组织大家批判“四人帮”破坏我党我军革命纪律的罪行。
长期以来，“四人帮”疯狂践踏和破坏我党我军的革命纪律，别有用心地鼓吹“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对着干”，煽动一些人对抗领导，妄图把我军思想搞乱，以便他们乱中夺权。
团里有个连队，在“四人帮”的谬论影响下，一度组织纪律松弛。
后来，党支部领导全连大学大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进行作风纪律的整顿，批判了“四人帮”的黑货，连队出现了上下一致，令行禁止，团结战斗的新局面。
这个团党委还从未来战争的需要出发，进一步认识在现代战争中，技术装备复杂，情况变化急剧，组织协同严密，对我军纪律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党委自觉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列为训练的重要内容。
今年新战士入伍后，团党委就组织新战士学习毛主席关于加强纪律性的教导，学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请老首长讲述我军的优良传统，批判“四人帮”破坏我党我军革命纪律的罪行。
通过“学、忆、批”的活动，新战士的组织纪律观念不断增强。
本报讯 兰州部队领导机关为贯彻执行国务院和总参总政总后关于抗旱的通知，向所属部队发出指示，要求部队立即行动，积极投入抗旱斗争，为落实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做出新贡献。
西北地区入春以来旱情持续发展。
驻军各部队把支援抗旱当作一项十分紧迫的战斗任务。
陕西省军区司令员、政委亲自带领二百多名机关干部投入到抗旱斗争中。
一些军、师、团领导干部还参加了地方的抗旱指挥部。
驻在旱区的部队领导机关普遍召开会议，对贯彻三级通知精神作了新的部署。
宝鸡军分区原计划支援抗旱十天，重新研究后决定，延长支援抗旱时间到旱情解除，并抽调了三十多名团以上领导干部，奔赴第一线，加强抗旱的组织领导。
许多部队把家属、小孩组织起来，参加抗旱。
据不完全统计，全部队目前投入抗旱的劳动力已达二万二千多人、机械二百多台，浇灌小麦近千亩，修水渠一千一百多米，平整土地一千三百九十亩，送肥十二万一千多担。
现在，全部队已经出现了一个各级领导带头参战、千军万马大战旱魔夺丰收的生动局面。
本报讯 北京部队驻晋南地区某师领导干部积极参加抗旱劳动，以实际行动带领部队贯彻执行国务院和总参总政总后关于抗旱的通知精神，努力为夺取抗旱保麦的胜利做出贡献。
晋南地区是著名的产麦区。
今春以来，干旱比较严重。
师党委把支援地方抗旱保麦夺丰收看作是执行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实际行动，早在年初就派出大批工作组，深入农村，组织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入批判“四人帮”“三反一砍”的滔天罪行，协助地方党组织抓抗旱保麦的组织领导工作。
随后，师里还专门成立了支援地方抗旱保麦领导小组。
在抗旱劳动中，师的领导同志总是走在前面。
华东二级人民英雄、师长赵兰芳和战士们一起挑水。
师政治部副主任崔良晨肩膀动过手术，也坚持挑水抗旱，和战士们一起战斗在田间。
师领导机关和直属分队的干部战士看到师首长亲临抗旱第一线，受到很大鼓舞，干劲倍增。
水桶不够，他们就用缸抬，用脸盆端，大大加快了浇麦进度。
国务院和三总部发出抗旱保麦紧急通知后，师党委又研究制定了新的抗旱措施：一、大造声势，深入进行抗旱保麦的思想发动。
二、师团领导除留一二人值班外，全部到抗旱第一线。
三、继续做好定点挂钩社队的工作，帮助解决抗旱中的困难。
由于措施得力，领导带头，全师很快掀起了抗旱保麦的热潮。
五一○三一部队机枪三连向雷锋、“硬骨头六连”学习，发扬我军拥政爱民传统，积极支援驻地生产队抗旱保麦，出现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巧让“风格水”
机枪三连的麦地和第三生产队的麦地隔着一条渠。
开春以来天气干旱，渠水流量很小。
战士们商量说：“我们是人民子弟兵，爱护人民利益是我军光荣传统，当前旱情严重，我们决不能与民争水，应该主动把渠水让给群众。”
晚上，战士们肩扛铁锹，踏着月色，悄悄来到了麦地里，不声不响地把渠水放进生产队的麦地里。
五十多亩小麦，一夜之间都给灌饱了。
第二天一早，社员们来麦地浇水，见战士们正车拉肩挑，从一里以外运水浇自己的小麦，立刻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
大伙儿二话没说，回家取来水桶参加了战士们挑水抗旱的行列。
急送柴油机
十班的战士们正在给麦苗浇返青水，突然发现第二生产小队抽水浇麦的柴油机没声了。
战士们想，几百亩麦地还没浇完，为什么停机呢？
班长吕子运立刻派了两个战士去“侦察”，才知道柴油机出了故障，得上县城去修理，眼看要影响队里浇麦，社员们正在着急。
战士们及时向连里作了汇报。
连里当即决定把连队五号机井上用的柴油机抽出来支援生产队。
十班的战士们把柴油机送到生产队的机井房，不顾社员们劝阻，七手八脚就给安好了。
随着柴油机的欢唱，井水哗哗地流进了生产队久旱的麦地里。
麦苗“搬家”
清晨，社员们上工路过村西。
奇怪，昨天还是稀稀拉拉的五亩小麦，一夜之间怎么变成了棵苗不缺？
原来，由于天旱，加上这五亩小麦地势高，缺苗严重，社员们都叫它是“鬼剃头”地。
机枪三连的战士们算了一笔账。
这五亩小麦如果就这样下去，恐怕连五百斤也收不了。
要是苗全，再加上管理及时，到麦收恐怕两千五百斤也打不住。
最后大家一致决定从连队的麦田里挑选麦苗，移栽到这块麦地里。
同志们趁天黑，偷偷地给补栽完了，又浇了水施了肥，以后还每天抽人帮助管理。
现在，这五亩小麦返了青，长势格外喜人。
（报道组）
本报讯 在齐齐哈尔火车站，每逢节假日，都可以看到一些穿军装的“服务员”，端水扫地，清理卫生；
穿军装的“乘警”，扶老携幼，维持秩序；
肩扛重货的“装卸工人”，来往如飞。
来自全国的乘客夸他们个个是雷锋；
车站的职工赞他们个个是抓好“先行官”的排头兵。
他们就是八一一四七部队二连的干部战士。
二连利用节假日到车站参加义务劳动是从一九七六年一月开始的。
那些日子，他们抵制了“四人帮”“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的谬论，坚持不懈支援铁路的正常运行。
打倒了“四人帮”，英明领袖华主席提出了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号召全党抓铁路，更加鼓舞了二连的干部战士。
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把抓好铁路“先行官”作为自己的光荣职责，风雪无阻，做到一般情况自觉干，节日放假不歇工，特殊情况不例外。
今年二月底，连队外出施工，家里只留一个排，又要搞生产，又要站哨执勤。
在任务重的情况下，仍没中断去车站劳动。
战士赵志连的母亲头天千里迢迢来到部队，第二天是星期天，他谢绝了同志们劝他陪妈妈上街玩的好意，照常去车站参加劳动。
战士李明哲因病住院五天，中间赶上一个星期天，还悄悄带病去车站干活。
今年复员的十几名老战士，还剩下在部队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了。
他们象往常一样，排着队来到车站，清理卫生，维持秩序，装卸货物，挥汗如雨。
当工人们恋恋不舍欢送他们的时候，老战士一再表示，到了地方上，仍要为铁路大干快上尽心尽力。
二连干部战士自觉支援铁路大干快上，鼓舞着齐齐哈尔车站的广大职工去战胜困难，夺取胜利，实现铁路大治。
去冬，战士们和电力班的工人师傅一起，开挖一条排水沟。
这条排水沟要经过石子马路，再加上天寒地冻，开挖十分困难。
他们脱掉棉衣，抡起大锤，啃下了这块硬骨头，胜利完成了任务。
今年一月，战士们配合工人开挖暖气沟，按规定每个工日刨冻土一立方米。
战士和工人互相鼓励比着干，平均每人一上午就完成了二、三立方米，提高工效二倍。
经过军民齐努力，齐齐哈尔铁路局面貌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他们首先响应了北京铁路局的挑战，制定了夺取更大胜利的规划。
在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上，英明领袖华主席表扬了齐齐哈尔铁路局的工作。
作者：周尧
事事争上游
共产党员孙继洲入伍六年来，多次调动工作，每次他总是乐呵呵地对领导说：“我愿做革命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
孙继洲参军前是一名拖拉机手。
本想入伍后当个汽车司机，没料到刚入伍，连里就分他种菜，心里有些闷闷不乐。
这时，指导员找他促膝谈心，给他讲述雷锋对工作象夏天般火热的革命精神，勉励他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拧在那里，就在那里发挥作用。
雷锋的崇高思想，使孙继洲深受教育。
他在日记中写道：“带着私心干革命，无论什么工作都干不好。
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能为革命作出贡献。”
思想对了头，事事争上游。
孙继洲一心为连队种好菜。
他扫厕所，掏大粪，积肥施肥，不怕脏和苦。
为了发挥肥效又不烧坏菜心，他还用手抓干粪施到白菜根部。
由于孙继洲和生产组同志们的辛勤劳动，连队蔬菜基本实现了自给。
以后，孙继洲又从生产组调到炮班，从炮连调到五连。
他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还是事事争上游。
他当六○炮班班长的时候，为了协助连队解决步兵打伞兵训练器材不足的问题，和别的同志一起精心设计，经过十六个昼夜、一百多次实验，试制成功用六○炮发射的伞兵靶，为部队训练作出了贡献。
孙继洲多次受嘉奖，两次荣立三等功。
同志们称赞他是处处用得上的一块“万能砖”。
（丁志民）
夜深人不静
夜深了，车场上熊熊燃烧的火盆格外耀眼。
共产党员、汽车修理工钱楚佑，正在聚精会神地修理汽车。
在抢运施工原料时，四九号车的刹车总泵损坏了，眼看就要影响第二天的运输任务。
钱楚佑想，抢修四九号车，虽然有较大困难，但自己是共产党员，应该象雷锋同志那样，对工作象夏天一样的火热，主动承担最困难的任务。
经过连里批准，他不顾白天工作的疲劳，吃过晚饭，就迎着刺骨的寒风，一头钻到了车场。
刹车总泵内的膜片，因磨损厉害而漏气了。
需要把膜片的磨损部分磨平，才能利用废膜片解决漏气问题。
他找了一块汽门砂磨了三个多小时，重新装好，但一试车，还是不行。
怎么办？
这时雷锋同志的话在他耳边响起：“斗争最艰苦的时候，也就是胜利即将来到的时候，可也是最容易动摇的时候。
因此，对每个人来说，这是个考验的关口”。
雷锋的话仿佛一团火，使小钱感到心头热呼呼的。
于是，他又一次钻到车下紧张地干了起来。
夜深天冷，钱楚佑握着铁扳手就象拿着一块冰，手冻麻了就到火盆边烤烤，暖和一下再干。
经过七个多小时紧张工作，他终于成功地修好了刹车总泵。
第二天清晨，四九号车迎着初升的太阳，同车队一起投入了新的战斗。
（北空新闻学习班）
编号
——对革命工作象火一般的热情，大干苦干拚命干，能挑百斤担不挑九十九；
身有十分劲，决不留半分，这是一种奋不顾身、勤勤恳恳的革命精神。
——对革命工作象火一般的热情，就能满眼是活，浑身是劲，这是一种主动积极、埋头苦干的革命精神。
——对革命工作象火一般的热情，工作做得越多越光荣，不惜力气，不计报酬，这是一种公而忘私、忠心耿耿的革命精神。
一句话，这种精神，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共产党员、革命战士特有的高贵品质。
对于这种革命精神，我们每一个革命战士，必须始终保持它，发扬它！
乐于吃大苦
在二机炮连，提起给养员马庆信，大家都说他是乐于吃苦、一心一意为连队服务的好同志。
马庆信刚入伍时当过炮手。
打那时候起，他就下定决心学雷锋，拣重担子挑。
后来，领导上决定让他当给养员，有人对他说：“当给养员跑路多，经常睡不好，吃不香，是个‘苦差事’。”
可马庆信想，革命战士对工作应该有火一般的热情，担子越重越光荣。
他愉快地接过了这项工作。
不管是骄阳似火的盛夏，还是寒风刺骨的严冬，他常常顶风冒雨，早出晚归，从不叫声苦和累。
一个隆冬的黄昏，连队野营拉练来到某地山区。
部队宿营后，马庆信不顾连续几天行军的疲劳，冒着鹅毛大雪到十多里外的地方买了粮，又从老乡家借了一辆架子车，连夜拉了回来。
同志们见他这样废寝忘食地为连队奔忙，常常关切地问他苦不苦、累不累，他总是乐呵呵地说：“胸中装着雷锋，再苦再累心也甜！”
（杨金锁）
心比炉火红
共产党员刘志斌从预提班长集训队回来后，领导把他分配到炊事班当战士。
刘志斌能否正确对待这个分配？
有的同志心里有些担心。
可是他说：“革命战士应该象雷锋同志那样，不为名，不为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刘志斌的话落地有声，行动更是毫不含糊。
他把背包往炊事班一搁，就以火一般的热情投入工作。
烧火时，他发现有一些煤没有烧透就被倒掉了，就出主意，想办法，多次改造炉膛，反复试验，使平均耗煤量下降了百分之四十。
后来，刘志斌当了炊事班副班长，为连队服务的红心更红了。
新同志对工作不熟悉，他就手把手地教。
外出的同志耽误了吃饭，他总是放弃自己的休息时间为他们做饭。
为了把连队的伙食搞得更好，他还十分注意勤俭节约。
平时掉了一粒米、一片菜叶，他都要捡起来。
有一次，他发现一个空面袋掉在地下，捡起来一看，地上落了一层粉。
他把面袋翻过来，扫出三两多面粉。
晚上，他和全班算了一笔帐：全连每年吃一千三百多袋面粉，每年就要浪费几百斤。
从此，全班每个同志都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一点一滴节粮省面。
干部战士都热情称赞刘志斌“为人民服务的心比炉火还红”。
（周尧）
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
“高楼大厦都是一砖一石砌起来的，我们何不做这一砖一石呢！”
——《雷锋日记》
毛主席著作象是粮食、武器、方向盘，
共产主义理想渗透了细胞、血管，
万里长征呵，就从脚下开始，
他从不嫌日常工作劳累、琐碎、平凡……（辰生画 辛冶诗）
作者：广州部队大批判组
一九七二年盛夏的八月，大野心家、阴谋家江青突然窜到地处亚热带的广州，会见了一个所谓“历史学者”的外国女人，在五天的时间里进行长达五十多个小时密谈。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事件，是江青为篡党夺权制造舆论的重要部署，是她崇洋媚外、里通外国的丑恶表演，而那份谈话记录，则是她卖国求荣的自供状。
一副奴颜婢膝的洋奴相
大野心家江青一出场就向这个外国“学者”、“作家”大献殷勤，说什么：“我因为你要来，这个地方很热，给你定做了一把扇子，还没拿来”，于是便在一把声称她用了二十年的檀香扇上，亲手系上一串白兰花，先送给对方。
西方有一句谚语：“第一个印象永存不灭”。
江青的第一个表演，果然使对方颇为“感动”。
接着是阿谀奉承，拍马吹捧。
江青说什么：“出你这么一个女作家是好事情”呀，“你不仅是一个好的美国人，而且是一个好的知识分子，革命的知识分子”呀，等等。
然后是赠送礼物，除了特制的檀香扇，精心设计的象牙雕刻，宏篇巨著的《二十四史》，还有给对方孩子的玩具小熊猫。
真是挖空了心思，竭尽讨好之能事。
经过这样一番“远铺垫”“近铺垫”，又经过江青的左一个暗示，右一个启发，才进入了“主题”。
请看下面一段对白：
江青：你是写一本普通的浮光掠影的书，还是想写一本有分量的书？
某外国“作家”：这本书要描述文艺和政治、文艺和文化大革命互相的关系。
我也想在这本书里写一下江青同志作为个人是怎样在改造文艺方面起领导作用的。
江青：我的历史，谈起来就长了。
一方面是艰苦的，另一方面是相当曲折的，也是相当“罗曼蒂克”的。
……要把整个中国革命历史的背景，加上个人微小的作用。
……能够反映中国革命，尽可能使它的分量重点。
某外国“作家”：我意识到了。
江青：知道你要写一部斯诺《西行漫记》那样的书，我就在为你这本书做钢筋水泥的基本建设。
我现在提供给你的材料，连斯诺都没有，这就比他深入了。
……你就不知道我和文元同志花了多少力量。
很多人为你服务啊！
某外国“作家”：我没有想到，这么多人为了一个外国人服务。
江青：那不是白劳动啊，我相信你能写好书的。
你最好集中写一本。
你就知道我不是单搞文艺的了。
很明显，这是一心想当中国女皇的江青，要一个正在投其所好的国外来客，为她树碑立传。
为达到这一可耻目的，她在接下去的长谈中不惜出卖党和国家的一切机密，包括从未公布过的党内斗争情况、军事地图、作战电报、我党和兄弟党的关系以及其他重要资料。
江青这样的大拍卖，果然得到对方的赞赏。
这个外国“学者”、“作家”宣称：“在我对中国的了解中，江青同志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个榜样的作用。
……我想答谢的是，能够把你领导的作用、导师的作用告诉外界。”
看，一笔肮脏的政治交易已经成交了！
欺世盗名，寡廉鲜耻
江青在这次谈话中，从政治到经济，从文艺到军事，从她的所谓“革命”经历，到她的生活琐事……内容极其庞杂。
然而，万变不离其宗，无非是按照“四人帮”在文艺上那个“三突出”的原则，用“多侧面”的手法，塑造她这个未来中国女皇的“高大完美”形象。
江青先是给自己戴上了一顶“三十年代文化革命旗手”的桂冠。
她一方面声称：在三十年代“他们要迫害鲁迅，我也是被迫害者之一”，把自己吹嘘成和鲁迅并驾齐驱；
另一方面，又诬蔑鲁迅很长时期“是个观潮派”等等，妄图贬低鲁迅，把自己打扮成在三十年代就是唯一正确的文化革命“旗手”。
真是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
现在人们都已知道，这个自吹为“旗手”的江青，在三十年代积极推销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国防文学”，向国民党反动派献媚效劳。
一九三六年她曾在反动影片《狼山喋血记》中担当重要角色。
这部反动影片曾被“四条汉子”吹捧为“国防电影标本”，被国民党《中央日报》吹捧为“国产影片之中最有意义最杰出之作”。
她还竭力争演歌颂汉奸妓女、鼓吹卖国主义的话剧《赛金花》的主角，踊跃参加国民党反动派搞的“庆祝”蒋介石“五十寿辰”的“献机祝寿”活动。
就是这样一个旧上海十里洋场上的三流电影“明星”，居然胆敢攻击诬蔑鲁迅，妄想冒充三十年代“唯一”的文化革命的“旗手”，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江青这个大野心家并不满足于“文艺旗手”之类的头衔，她再三向那个外国“作家”声明，“文艺只是我工作的一个侧面”。
她借谈解放战争的情况，又大肆吹嘘她的另一个“侧面”——军事“天才”。
她拿着别人提供的材料，指着别人画好的地图，大言不惭地宣称，了解解放战争全面情况的，“除了毛主席，就是周恩来总理，然后就是我！”
居然把她自己同在解放战争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功昭日月，光耀千秋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总理并列，真是《天方夜谭》式的神话。
一部伟大的解放战争史，是无数老一辈革命家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岂是骗子的谎言所能篡改得了的？
江青在解放战争中只是担任留在陕北的中央直属机关大队政治协理员的工作，她自己在这次谈话中就曾抱怨过，说每当毛主席、周总理、任弼时同志等召开会议、商讨重大问题的时候，都要把她撵出窑洞，她只好钻进一个驴棚里去。
既然如此，她怎么又会是掌握解放战争全局的“第三个人”？
这不是自己又把自己吹的牛皮戳破了吗！
江青还吹嘘她在当时的西北战场上，是中央直属队中最拥护毛主席战略方针的“那一派的头头”。
这也完全是颠倒是非的谎言。
历史的真实是，由于她反对毛主席关于党中央坚持留在陕北战场指挥全局的英明决策，被毛主席痛斥为怕死的胆小鬼。
为了篡改这个历史事实，她竟往别人头上栽赃，说是：“有的好心的同志动员我跟主席讲一讲：留在这儿，这多危险。
我就是傻瓜，我就去说。
……我冤枉得很。”
这真是只有江青其人能说得出口。
为了给自己这个所谓“军事家”找一点论据，江青还厚着脸皮宣称：“我搞了那么多战争的样板戏，我没有一点经验就能写得了？
并指导他们？”
这真是可笑又可怜。
江青盗窃了京剧改革的成果，把别人的劳动算到自己账上，现在又异想天开，想用别人创作的写战争题材的作品，来证明她有作战经验了！
江青在延安，既没有直接参加过战役战斗，更谈不上指挥过战役战斗。
就是在行军中，按照她自己供认，也是“因为我下了马以后，就要给同志们带来负担，因此就赖在马上不下来”，如此而已。
写到这里，我们不禁想起，这位自封的“军事家”江青有一次曾跑到海南岛某炮兵阵地，一不准部队向上级报告，二不准通知友邻部队，就强令向公海开炮。
她还指责“预备——放”的口令会“放跑了敌人”，要改为“打、打、打！”
这既是无法无天，又足以表明她连半点军事常识也不懂。
江青给自己戴上的最大的一顶桂冠，要算是所谓“卓越的政治家”，“正确路线的代表”。
卖国贼林彪为了想篡党夺权，曾经再三声明，他不是搞军事的，而是搞政治的。
江青想当女皇，也三番五次地提醒那个外国“作家”：“我不单搞文艺”，“我是搞政治的人”。
为了捞取“卓越的政治家”、“正确路线的代表”这个资本，江青狗胆包天，把自己打扮成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发动者和领导者。
而对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发动和领导这些政治运动中的伟大作用，只字不提。
伪造刚刚过去不久的一段历史达到了如此惊人的程度，真是古今中外都极为罕见的。
谁都知道，是毛主席在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为《人民日报》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指出《武训传》的实质是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击中了《武训传》的要害，教育了全党和全国人民。
而江青却说是她首先发现《武训传》是“改良主义”的，是她首先发起了批判运动。
把阶级投降主义说成是改良主义，至今连问题的实质都还没搞清楚，还想冒充领导这场斗争的英雄，实在是恬不知耻！
谁都知道，是毛主席在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亲自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在全国深入展开了一场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伟大斗争。
就在这封信上，毛主席指出《清宫秘史》“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
而江青却硬说这些也都是她的功绩。
大约她也知道，那位外国“作家”，虽属“历史学者”，知道中国的一些情况，但既然钓上了她江青这条大鱼，也就未必有心思戳穿她的谎言。
一个愿讲，一个愿听，政治交易早已拍板，她也就放开来胡扯了。
果然，在江青口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竟也成了她江青发动的。
这实在不值一驳。
谁都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
而江青及其同伙，则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
她在这次谈话中说：“兵一来就是全面内战”，企图把“全面内战”的责任嫁祸于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归罪于毛主席号召的“三支两军”。
真是令人愤慨！
谁都知道，“全面内战”正是从江青那个臭名昭著的“文攻武卫”论开始的。
而冲击军队，企图乱军夺权，毁我长城，也是由她那一伙提出的“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开始的。
江青还颠倒黑白地胡说什么：“我跟着主席坚决保护他们（革命老干部）”。
实际情况也恰恰相反，她是处处破坏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和政策，她是企图打倒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一大批革命老干部的反革命组织“五·一六”的黑后台。
她是有名的“帽子公司”“钢铁公司”的总经理，是煽动“打倒一切”的罪魁祸首。
“野心就是一切虚伪和谎话的根源。”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六四九页）江青偷天换日，吹牛撒谎，企图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文武双全、军政兼优、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八亿人民“当然领袖”的形象，罪恶目的是为她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
但是，无论乌鸦怎样用孔雀的羽毛来装饰自己，乌鸦毕竟是乌鸦。
大量揭发材料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了江青其人，她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分子，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
江青吹嘘：“我是从反封建反帝，然后找到共产党的，我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是的。”
她有什么反帝反封建的历史？
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
她的历史是极其反动丑恶的：二十年代她为成名成家而个人奋斗，东投西靠；
三十年代，她是王明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革命队伍中的叛徒；
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她采取“勉从虎穴暂栖身”，“潜伏爪牙忍受”的韬讳之计，窥测方向，以求一逞；
六十年代，趁文化大革命之机，伪装左派，爬上高位；
七十年代，资产阶级野心恶性膨胀，与王张姚结成“四人帮”反党集团，梦想当二十世纪的中国女皇，最后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从争当“头牌明星”，到梦想当中国女皇，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就是江青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一生走过的可耻道路。
篡党夺权的重要步骤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早在五十年前就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
事实正是如此。
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为实现其政治野心，奴役中国人民，都极力投靠洋大人，甘当帝国主义的附庸。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党内外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由于他们十分虚弱，要变天复辟，也要极力寻求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拜倒在洋主子的脚下。
林彪、江青之所以投靠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都是他们资产阶级本性所决定的。
在国际范围内为自己制造反革命舆论，是江青及其一帮人蓄谋已久的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步骤。
用江青自己对某外国“作家”的话说，就是：“要把这段历史说一下，也是我好久以来想搞的。
这次你来成了一个动力。”
真是早也盼，晚也盼，终于盼来了这个“动力”，好得很，于是，江青一把抓住那天外飞来的外国“来客”，把炮制她这个“女皇传”的宿愿变成了实际行动。
江青这个“满纸洋奴腔，一部伪造史”的谈话的出笼，是同当时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紧密相关的。
一九七二年夏秋之际，林彪反党集团被彻底揭露和粉碎了。
这个同“四人帮”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的反党集团的毁灭，客观上为“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去掉了一个竞争的伙伴，进一步使江青一伙的反党野心膨胀起来。
此时，又处于召开党的十大和四届人大的前夕，他们认为这正是他们排挤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打击真正优秀的年轻一代革命干部，进行大力抓权的大好时机。
于是他们象疯狗一样四面出击，枪炮齐鸣，喇叭尽吹，从国内到国际，搞得个乌烟瘴气。
这就是这个野心家的自供状出笼的政治背景。
然而，“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列宁全集》第九卷第二八一页）。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果断地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大野心家江青的女皇梦彻底破产，他们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而这篇卖国求荣的自供状，则是刻在耻辱柱上的一份永远洗刷不掉的罪行录，将遗臭万年。
作者：包文
野心家、阴谋家江青在伸手向毛主席要官要权的时候，把自己说成“基本上是闲人”。
这是撒谎。
其实，江青搞阴谋诡计是很忙的。
忙处之一，就是在信上大做文章。
据她自供，光是看信，每天就占去“四分之一、有时是三分之一的时间”。
何况，除看信外，还要邀信、批信、写信、送信、扣信、造信等等，自然忙得不亦乐乎。
这是她篡党夺权反动政治生涯中的一项极重要的活动。
江青忙于看信。
在这方面要花许多时间，毫不足怪。
因为多年来她到处邀信——鼓动一些投靠者：“你们有事可以直接给我写信！”
“以后有人欺侮你们，就给我写信！”
这一叠叠邀来的告阴状的黑信或曰小报告，江青总得仔细阅读，好从中搜集反党的子弹。
看完还得批信，以便把这些子弹打出去。
江青忙于写信。
给毛主席写信，厚着脸皮要钱、要官、要权；
受到毛主席批判，为了蒙混过关，又写信作假检查。
她不断给她的亲信写信，策划阴谋，拟定诡计，伺机进攻。
她给党政军四面八方写信，冒充党中央、毛主席的代表，捞取政治资本；
为此她还要派专人送信，送去了，还要开大会读信，以壮声势，而显淫威。
江青还忙于扣押各地写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件。
发现揭发他们一伙的信，则对写信人残酷地打击报复；
看到有隙可乘的，则榨出油水，加以利用，编写黑材料，以便打倒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
但江青最下功夫，也最令她神往的，是造信，就是授意向她写信“效忠”、“劝进”之类。
在封建社会，几乎每次有人篡位称王，改朝换代，都要策划亲信搞“劝进书”。
到了武则天更是花样翻新，竟指使她的儿子（被她赶下台的皇帝）李旦等上书劝她当女皇，篡唐为周，搞武氏天下。
后来袁世凯又别开生面，把流氓妓女们也收买起来，授意用他规定好的格式、语言，上书“劝”他称帝。
江青学得她的先辈们的这手把戏，如法炮制不少“效忠”信、“劝进”信，以便作为她爬上女皇宝座的扶梯。
毛主席曾经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反党分子大概都是无孔不入的“发明”家。
江青利用信件来进行反党活动，而且利用得如此五花八门，淋漓尽致，真可谓又一大大的发明。
然而，可惜的是，历史不容倒转。
江青虽然费尽心机，不仅当不上她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则天武后，就连袁世凯那样称帝八十三天也没有办到。
相反，她邀的、批的、写的、送的、造的许多信件，都落到人民手中，成了她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党夺权罪行的铁证，起了她自己搬起来砸自己脚的石头的作用。
作者：张有进黄武
栏目：批谬论划界限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中国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
‘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
‘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
要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我们要努力发展工农业生产，不断提高生产力的水平，同时还要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不断提高我国的文化科学水平。
列宁指出：“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三四八页）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高度的文化科学知识；
而社会主义社会剥夺了剥削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权，也就剥夺了他们对文化科学知识的垄断权，为普及文化科学知识，提高人民群众文化科学水平创造了客观的条件。
这是社会主义社会优越性的一个重要表现。
自然科学文化知识是人类实践经验的总结，资产阶级可以利用它来为资本主义服务，无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我们要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都必须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
王张江姚“四人帮”把文化科学知识当作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叫嚷“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不要有文化的精神贵族”，谁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就给谁扣上“知识至上”的帽子，这是丑化社会主义，诬蔑劳动群众。
“知识至上”是一种修正主义的错误观点，它把文化科学知识看得高于一切，否认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原则，否认文化科学知识只有服务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才能有利于社会，造福于人类。
有这种错误观点的人，往往把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看成个人追逐名利的阶梯，认为有了文化科学知识，就可以一举成名，出人头地，就可以不要搞体力劳动，所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就是这种错误观点的一种表现。
他们不是为革命而学习文化科学知识，而是为个人而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因而往往是文化科学知识水平提高了，个人主义也膨胀起来，这是很危险的。
但是，我们反对“知识至上”，是反对颠倒无产阶级政治和文化科学知识的关系，反对文化科学知识不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并不是说，文化科学知识本身是一种坏东西，因而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必然要出修正主义。
“四人帮”把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和“知识至上”别有用心地混淆起来，他们既不让我们搞生产，发展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又不让我们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提高文化科学水平，目的都是一个：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号召我们“要提倡为革命学习文化，学习技术”，我们要坚决响应华主席的号召，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把被他们搞乱了的思想澄清和纠正过来，努力为革命而学习文化科学知识。
大庆油田的这个经验生动实际，看得见，摸得着，对于我们部队深入揭批“四人帮”完全适用，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编者
新华社大庆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五日电 大庆油田党委在深揭猛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放手发动群众，联系油田实际，创造和总结出了大打人民战争的好经验，他们管这个经验叫“三大讲”。
所谓“三大讲”，就是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干部、群众个个上阵，人人开口，联系油田和本单位实际，大讲“四人帮”横行时党受其害、国受其害、厂受其害、身受其害的深仇大恨，大讲同“四人帮”针锋相对作斗争的经历，大讲同“四人帮”斗争的经验和体会。
几个月来，油田各级党组织坚持学好文件抓住纲，大力推广“三大讲”这个好经验。
他们以班组为基点，广泛深入地开展生动活泼的揭批活动。
在群众性的“三大讲”活动中，各级干部带头讲，工人、家属普遍讲；
一人发言，大家补充；
一人肃流毒，大家受教育，一个基层队就可以开辟几个、几十个战场。
几十万大庆儿女动员起来了，辽阔的大庆油田，到处都摆开了围剿“四人帮”的战场。
斗争实践证明，“三大讲”对于提高职工对粉碎“四人帮”重大深远意义的认识，对肃清“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对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投入抓革命促生产的战斗，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收到了显著效果。
在讲“四人帮”的罪行时，干部、工人和家属怀着无比的愤怒，象控诉地主、资本家、蒋介石、林彪那样，控诉“四人帮”祸国殃民、倒行逆施的罪行，把党受其害、国受其害、厂受其害、身受其害的深仇大恨，通通讲出来。
一天讲不完，讲两天。
在班组会上讲，到大会上讲，有的和阶级忆苦相结合，有的和回忆我党的光荣传统相结合，大大提高了干部、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
钻井、油建、运输、供应、井下作业、石油化工总厂和六个采油指挥部的许多老工人，运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建立起来的“苦情账”和“幸福账”，进行忆苦思甜，揭批“四人帮”。
他们大讲“四人帮”对党、国家、工厂和个人的危害，对照旧社会工人、贫下中农当牛做马的苦难生活，使广大职工和家属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四人帮”是一伙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极右派。
如果“四人帮”上台，资本主义就要复辟，国家、人民就要遭殃，石油工人扶刹把的手就要重新拿起讨饭棍，八米见方的钻台就要成为工人们的断头台，从而更加深了对揭批“四人帮”这场斗争伟大意义的认识。
那些认为“四人帮”“早就是狗屎堆，不批也臭了”的少数同志，也振奋起革命精神，积极投入斗争洪流。
许多单位把“四人帮”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谬论分成专题，广泛开展班组批判，推动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不断深入发展。
在大讲怎样跟“四人帮”斗争的经历时，大庆的工人、干部和家属，回顾几年来同“四人帮”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的实践，更加认清了“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进一步提高了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和鞍钢宪法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自觉性。
他们说，当“四人帮”反对大干社会主义、煽动停工停产的时候，大庆工人阶级发出“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大干了还要大干”的钢铁誓言，坚持大干不息，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大干社会主义的凯歌；
当“四人帮”大反“经验主义”的时候，大庆党委重新印发了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材料，根据毛主席关于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这一教导，开展反修防修的大讨论，大大增强了全油田职工识别修正主义的能力；
“四人帮”鼓吹“整顿就是复辟”的时候，大庆各单位不听这一套，照样坚持整顿领导班子，整顿队伍，整顿企业管理，保证了油田各项工作扎扎实实地前进；
当“四人帮”全面否定大庆的基本经验，妄图砍倒大庆红旗的时候，大庆党委顶住这股妖风，带领群众年年总结大庆的新鲜经验，高举红旗阔步前进，使大庆红旗更加鲜艳。
所有这一切充分证明，只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无往而不胜。
铁人王进喜生前带领过的一二○五钻井队和被誉为“永不卷刃的尖刀”的一二○二钻井队等著名的标杆单位，大讲他们以铁人老队长为榜样，坚持同“四人帮”作斗争寸步不让的英雄事迹，讲得人人热血沸腾，精神抖擞，干劲倍增。
在大讲同“四人帮”作斗争的经验体会时，那些曾经和“四人帮”作过坚决斗争的单位和个人，总结了自己的经验；
那些受“四人帮”影响而说过错话、作过错事的同志讲述了自己的教训，转变了立场，提高了认识。
这个油田有个出身于干部家庭的中学女教员，一九六四年大学毕业后，主动提出不留在大城市，积极要求到大庆参加会战。
由于“四人帮”反动思潮的毒害，她错误地认为跟着“四人帮”就是造反派，而把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批判的老干部都看作是“复辟势力”，并且参加了被王洪文“放虎归山”的那个人及其一伙在大庆搞篡党夺权的活动，她的家成为那伙人开黑会搞串连的据点。
“四人帮”被揪出来以后，她认为“造反派可得挨整了”。
在“三大讲”中，她受到深刻教育，思想发生了变化，认识到，自己在“四人帮”毒害下，由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变成了“四人帮”的俘虏，几乎走上反革命道路，是多么危险啊！
她衷心感谢华主席、党中央把她从“四人帮”的泥坑中挽救出来。
她在“三大讲”中积极控诉“四人帮”，揭发被王洪文“放虎归山”的那个人的罪行。
通过这样大讲经验教训，就使那些同“四人帮”顶着干的人更加扬眉吐气，从路线上总结了经验；
同时也把那些受“四人帮”影响犯了错误甚至犯有严重错误的人教育过来，转变了立场，提高了觉悟，最大限度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了浩浩荡荡的大军，促进了各方面的工作。
目前，大庆油田正在继续深入开展“三大讲”，进一步深入揭批“四人帮”，决心把这场伟大的斗争进行到底。
新华社太原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五日电 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中，财政金融部门如何学大寨、为普及大寨县作出新贡献？
财政部最近在昔阳召开的全国财政金融学大寨会议，认真学习了昔阳县用大寨精神办财政金融的经验，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参加会议的代表认为，今年是抓纲治国，安定团结，走向大治的一年。
当前，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正在蓬勃兴起，形势大好。
但是必须看到这几年由于“四害”横行，一些地方的工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给国民经济造成很大损失，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困难。
上海市的代表说，“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竭力鼓吹“国家出钱，农民种田”的谬论，造成有些社队“两眼向上”的依赖思想。
到一九七六年底，上海全郊区放出未收回的财政无息贷款就有一亿零四百万元；
银行、信用社贷款比一九七○年增加两倍多。
天津的代表说，江青为了砍倒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寨红旗，在宝坻县搞了一个点，吹嘘这个点“没要国家一分钱”。
事实上，从一九七四年六月江青第一次到这个点以来，国家拨给的农田基本建设款，修公路和美化村容款，银行、信用社发放的贷款等，合计达数十万元，平均每户近五千元。
这是“四人帮”拿国家的钱为自己树碑立传的罪证之一。
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踢开了绊脚石，全国广大农村正在意气风发地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农业大干快上，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新形势正在出现。
财政金融部门如何支援农业，把农业搞上去，存在着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种是搞“国家出钱，农民种田”，认为“支农就是给钱”，“钱少不能支农”；
另一种是学习大寨精神，象昔阳那样，依靠群众，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挖掘潜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大寨县。
会议期间，代表们到大寨、昔阳参观学习，受到深刻的教育。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出席了会议，作了重要讲话。
中共昔阳县委副书记、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在会上介绍了大寨贫下中农在毛主席的自力更生思想指引下，把一个穷大寨变成富大寨的战斗历程，中共昔阳县委常委、昔阳县革委会副主任郭富银介绍了用大寨精神建设大寨县的经验，给了代表们很大的鼓舞和启发。
二十多年来，大寨大队除合作化的第一年向国家贷了一笔款、第二年就全部还清外，从没有向国家要过一斤粮、一分钱。
大寨人一颗红心两只手，自力更生样样有。
一九六三年的一场特大洪水，地冲、坝倒、屋塌，阶级敌人乘机煽动说：“十年辛苦一水漂，大寨红旗从此倒，只有逃荒路一条”。
但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经过长期斗争锻炼的大寨贫下中农，在陈永贵同志的带领下，依靠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了严重洪灾，在大灾之年做到了“三不要”：不要国家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
“三不少”：粮食产量不少，社员口粮不少，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
现在，条件好了，还要不要自力更生？
大寨贫下中农的回答是肯定的。
在扩大再生产的问题上，大寨党支部始终坚持三条原则：一是搞社会主义建设敢花钱，二是花钱靠自己，三是花钱讲勤俭。
几年来，大寨大队的农田基本建设投资和机械化、水利化的资金，都是在提高社员政治觉悟和生活水平的基础上，从扩大公共积累中自己解决的。
这几年，大寨农田基本建设的投资平均每年每人达一百到一百二十元。
大寨的公共积累，一九七五年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点六，比办社初期积累的比例提高了五倍。
文化大革命以来，管理费用占总收入的比例，每年平均不到百分之零点二。
昔阳县建设大寨县的十年，也是用大寨精神办财政金融的十年。
昔阳县三年建成大寨县，五年粮食产量翻两番，九年粮食平均亩产跨过“长江”，改了那么多河，搬了那么多山，建设了那么多水利工程，国家的投资只占百分之九点三。
昔阳县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寨精神，靠的是广大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昔阳县财政金融部门按照毛主席关于“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的教导，帮助社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增加生产，节约支出，在这个基础上，财政收入十年增长近四倍，收入年年超额完成任务，支出年年有结余。
银行、信用社的农村储蓄存款增长三点八倍。
银行、信用社发放的支农贷款一般也能当年收回，资金周转较快。
昔阳人民学习大寨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为了分担国家暂时的财政困难，今年停止了简易体育场的建设，把已经拨给的三十万元建设资金上缴给国家，同时停止一切不必要的非生产性基本建设。
参加会议的代表，通过参观，边看、边议、边找差距，越谈情绪越高涨，越谈方向越明确。
大家反映，抓纲看线，自力更生确实是革命和建设的无价宝。
坚持自力更生，这是个政治问题、路线问题，出高价是买不来大寨县的。
大家认为，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援为辅，这是解决农村社队生产建设资金的基本原则。
毛主席早就指出：“在筹集农业资金方面，农民群众中间有很大的潜在能力。”
大寨人已经为全国广大农村作出了榜样。
大寨的经验说明，坚持自力更生，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可以大大发扬。
但这不是说，依靠自力更生，财政金融部门就可以减轻责任，相反地，这是对财政金融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财政金融部门切实把立足点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支农要支在路线上，主动帮助社队壮大集体经济，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
同时，把财政金融的有限资金用在刀刃上，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促进社会主义农业的迅速发展。
财政金融部门不仅要管拿钱，还要管花钱，管效果。
要克勤克俭，对国家的每一分铁都要一管到底。
财政金融部门一定要协助各级党委带领广大群众刹资本主义的歪风，反对铺张浪费，反对投机倒把，反对贪污盗窃，千方百计做到把每一分钱都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把每一分钱都花到最需要的地方。
会议号召财政金融部门的各级干部要深入到学大寨运动的第一线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做到胸中有规划，工作有措施，手中有典型，及时总结推广先进经验，把财政金融工作做好，为普及大寨县作出更大的贡献。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五日讯 我国春季植树造林活动已蓬勃展开。
在季节较早的南方，许多省、市、自治区今年春季植树的规模和速度都超过了去年，有的省已经完成的造林面积超出了去年同期一半。
在季节较晚的北方，春季植树造林活动已陆续展开，正逐步形成高潮。
今年全国各地春季植树造林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更自觉地把发展林业生产纳入建设大寨县的轨道，实行农、林、牧统一规划，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
过去林业上得快的地区，今年上得更快；
过去上得慢的地区，今年也大步跟上来了。
云南省屏边苗族自治县有百万亩荒山，过去不仅造林很少，而且对原有森林资源重视保护也不够。
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鼓舞下，今年这个县总结推广了本县西沙大队用林业大发展促进粮食大增产的经验，作出了全县绿化荒山的规划，放手发动群众大战荒山，一举造林八万亩，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
新华社拉瓦尔品第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五日电 巴基斯坦总统法兹尔·伊拉希·乔德里三月二十四日下午在总统府接见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率领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
杨成武团长向伊拉希总统转达了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的最良好的祝愿，并向总统祝贺巴基斯坦国庆日。
伊拉希总统对华国锋主席和叶剑英副主席的祝愿表示感谢。
并请杨成武团长转达他对华国锋主席和叶剑英副主席的问候。
伊拉希总统说，他曾经访问过中国，会见过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亲眼看到了中国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去年中国失去了三位伟大的领导人，这不仅是中国的巨大损失，也是中国的朋友的巨大损失。
这三位伟大的领导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历史将记载他们的丰功伟绩。
伊拉希总统说，令人十分满意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华国锋主席的领导下各个领域都在取得进展。
他表示希望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的这次访问将进一步加强两国人民和武装部队之间的友谊。
杨成武团长感谢伊拉希总统对中国的友好感情。
他说，中巴友谊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遵照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的指示，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努力发展中巴两国之间的友谊。
他说，我们相信，中巴友谊将继续不断发展。
接见时在座的有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齐亚·哈克上将。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陆维钊也在座。
新华社拉瓦尔品第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五日电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陆维钊三月二十四日晚在拉瓦尔品第为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举行宴会。
出席宴会的有：巴基斯坦国防和外交国务部长阿齐兹·艾哈迈德、总理国家安全特别助理蒂卡·汗上将、参谋长联合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谢里夫上将、陆军参谋长齐亚·哈克上将、海军参谋长穆罕默德·谢里夫海军上将、空军参谋长佐勒菲卡尔·阿里·汗空军上将和其他高级军政官员，以及一些国家驻巴基斯坦的外交使节和武官。
三月二十三日晚，阿齐兹·艾哈迈德部长为我军事友好代表团举行了宴会。
出席宴会的有：国防部秘书长吴拉姆·伊沙克·汗、外交部秘书阿迦·夏希、国防部秘书法扎勒·穆基姆·汗、参谋长联合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谢里夫上将、海陆空三军的参谋长和其他高级军政官员。
陆维钊大使也出席了宴会。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五日讯 台北消息：台湾久旱不雨，许多地区农田缺水龟裂，严重影响插秧和秧苗生长。
蒋经国反动集团对台湾农民的死活不闻不问。
据台湾报纸报道，台湾各地从去年十一月起就普遍出现旱情。
整个台湾四个多月来的降雨量，只及往年同期的三分之一，不少地区滴雨未下，使今春成为“台湾三十年来第二个最严重的枯水年”。
目前不少农田出现龟裂，一些河流水位下降，已完全无法灌溉农田。
台湾最长的河流注水溪的流量已从每秒三十二立方米下降到目前的每秒二十一立方米，严重影响下游和沿海地区大片农田的灌溉。
由于严重干旱，不少农田无法插秧。
按照当地季节，台湾中南部嘉义县以南地区应在三月底以前插完秧，嘉义县以北地区应在四月上旬插完秧。
目前中部地区旱情最为严重，在有台湾“谷仓”之称的彰化县，自去年入秋以来就未下过雨，四万多公顷农田只有百分之五十六点七插完了秧，其余农田因缺水无法完成插秧。
南投县早稻种植面积为一万三千多公顷，至今还有两千多公顷未插上秧，已插秧的农田也严重缺水，秧田均已龟裂，不少秧苗已经枯死。
在插秧处于开始阶段的北部和东部地区，旱情也相当严重。
苗栗全县一万九千公顷农田，有一万五千公顷缺水，当地农民不仅无法插秧，连整地也无法进行。
南部地区虽已大部分完成插秧，但水源不继，妨碍秧苗生长。
仅云林县就有八万公顷农田缺水。
高雄县的蔗园也已有干枯现象，当地蔗农要求糖厂提早收割，以免甘蔗全部枯死，血本无归。
蒋帮在台湾长期不修水利，目前对严重干旱又不闻不问，并纵容一些投机分子乘机对农民敲诈勒索。
据报道，许多受灾地区最近出现一种“卖水”的新行业。
彰化县有些人出租抽水机，以用电度数计算，每度电要收新台币十元，许多农民租不起，不得不忍痛放弃秧苗。
南投县农民也因水泵租价过高，无力负担，眼看秧苗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