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群众力量无穷
上海橡胶行业发动群众节约用电增加生产
上海化工局橡胶行业各级党组织充分发动群众，勤调度，巧安排，在压缩用电的困难条件下，胜利完成了01月份生产计划。
全行业三十六个企业中有十一个企业超额完成月计划，十一个企业超过了去年同期水平。
有点困难，大家分担。
上海橡胶行业各级党组织在今年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向广大工人和干部讲形势，交生产任务，特别把困难向大家讲清楚，使大家认识到，在粉碎“四人帮”的大好形势下，当前生产上出现的煤、电及部分原料不足的困难，主要是“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
打倒“四人帮”后，不少地方的工农业生产都在不断向前发展，这样就增加了用电量，说明形势很好，困难是暂时的。
大家表示，要狠抓节约用电、计划用电，用实际行动把“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损失尽快地补回来。
上海橡胶行业各级党组织还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总结推广先进经验，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节电增产的措施。
橡胶公司党委在01月份就召开了两次交流会，介绍了轮胎二厂等五个先进单位的经验。
以推广调整班次、充分挖掘用电潜力的做法为例，橡胶制品十厂就把用电量压缩了百分之六十，01月份还超额百分之十二完成了生产任务。
轮胎二厂炼胶车间内胎小组虽然老年工人多、女工多、病号多，但是由于打倒了“四人帮”，精神面貌大不一样，调整班次后，全组天天完成计划。
一些单位调整班次、增加夜班以后，给工人的生活带来一些新的困难。
上海橡胶行业各级党组织一方面对群众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方面积极采取措施尽可能地加以解决。
橡胶制品四厂党组织在调整班次时，凡老弱病残职工尽可能不安排做夜班。
橡胶制品三厂党组织在调整生产班次的同时，对托儿所的班次也做了相应的调整，解决了一部分带孩子的女同志的困难。
橡胶制品四厂的工人们激动地说：
“我们坚信，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只要我们团结一致，目前的困难是很快就能克服的。”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加强基层建设的八条要求
大庆油田政治部
编者按：
大庆油田继承党的光荣传统，大学解放军，具体运用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十多年来，坚持把工作重点放到基层，狠抓基层建设，使油田各项工作有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今天，本报发表的大庆油田政治部《加强基层建设的八条要求》，为搞好企业基层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值得大家认真学习。
全国要大治，企业要大治。
全国各企业要紧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部署，深揭猛批“四人帮”，以大庆为榜样，在斗争中加强企业的基层建设，把企业建设成政治思想上、生产技术上、作风上都过得硬的战斗集体，为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多做贡献。
基层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第1线。
抓革命促生产各项任务都要靠基层来落实。
只有抓好基层建设，企业才有可靠的基础。
总结大庆会战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学习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工作，贯彻执行“鞍钢宪法”，搞好基层建设的经验，要建设一支反修防修、又红又专的铁人式队伍，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主要是贯彻执行“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
要团结，不要分裂；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基本原则，具体要做到以下八条要求：
第一　基层建设好，党支部很重要。
要把党支部建设成基层领导的核心、团结战斗的堡垒，领导党员和非党员进行三大革命运动，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各项任务。
党支部要努力贯彻执行党章规定的五项任务。
领导班子要实行“四个公开”。
（注）
共产党员必须做到党章中规定的五条，发挥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
按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项条件，根据干部来自工人、“缺课的补课”的要求，培养、选拔和配备好队长、指导员。
基层干部要争当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要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坚持“干部住队”制度，要做到“工人三班倒，班班有领导”，干部要熟悉本单位的生产和业务工作，精通一门或几门技术。
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要发挥工会、共青团、妇女、民兵等群众组织的作用。
第二　发扬“两论”起家基本功，把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放在首位。
要坚持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要和学习贯彻党中央指示、开展当前运动、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紧密结合起来。
党中央的文件指示，该让群众听到的一定要让群众听到，该让群众看到的一定要让群众看到，在“都知道”和“搞清楚”上下功夫。
学习要有组织、有计划、有检查、有总结。
要发扬好学风，理论联系实际，在学懂弄通上下功夫，在改造世界观，改进工作上见效果。
第三　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发扬同天斗、同地斗、同阶级敌人斗、同错误路线和错误思想斗的“四斗”精神，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批判和抵制一切错误潮流和不良倾向。
要有一支以党、团员和老工人为主的政治思想工作骨干队伍，要坚持“两分法”，大力表扬革命的人，革命的事，努力帮助后进同志，做好转化工作，让革命的正气占压倒优势。
处理问题一定要认真执行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
第四　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发扬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大干了还要大干的精神，要多快好省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坚持大搞技术革新，开展增产节约，争取年年有新发展，年年有新贡献。
搞好评思想、比贡献、选模范、树标兵，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第五　加强组织纪律性，培养好作风。
要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四项原则，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继承党的三大作风。
发扬“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革命作风。
实行政治、生产、生活三大民主，做到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第六　坚持政治挂帅，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建立健全、严格执行岗位责任制度的八项内容，做到人人有专责，事事有人管，办事有标准，工作有检查。
第七　坚持又红又专。
以工为主（家属、社员以农为主），兼学别样，学政治，学军事，既学工又学农，提倡为革命学文化、学技术，精通业务，严格训练，严格要求。
在坚持岗位练兵的同时组织好各种业余文化技术学习，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第八　全面关心群众生活，搞好集体农副业生产。
注意劳逸结合。
办好食堂，加强集体宿舍的管理，搞好卫生和文娱、体育活动，关心职工和家属的疾苦。
根据以上要求，经常对照进行检查，充实完善提高，为把基层建设成冲不垮、打不烂，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阵地而努力。
1977年01月修订（注）领导班子的四个公开：
坚持“三要三不要”原则，实行党委集体领导，在党委班子内要做到“四个公开”：
思想公开，有问题摆到桌面上，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搞背后议论；
缺点公开，严于解剖自己，不护短，不怕丑，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工作公开，及时向党委汇报工作，经常互通情况，有事共同商量，加强集体领导；
生活公开，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不干见不得群众的事。

石家庄国棉二厂职工积极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这是并粗车间甲班在举行接头比赛。
新华社记者摄

坚决执行抓纲治国战略决策　工人阶级焕发精神大鼓干劲
首都学大庆运动规模大发展快
据新华社1977年03月10日讯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1个春天，大庆之花在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到处开放。
全市已建成三十个大庆式企业，涌现出一大批学大庆的先进企业、先进集体和先进人物。
英雄的首都工人阶级，热烈响应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焕发革命精神，大鼓革命干劲，掀起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新高潮。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首都广大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高举“鞍钢宪法”的旗帜，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不断发展了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
“四人帮”及其在北京的黑干将，为了要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妄图砍倒大庆红旗，破坏工业学大庆运动。
他们窜到北京市的一些工厂，打棍子，扣帽子，疯狂压制首都工人阶级学大庆的积极性。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为首都工人阶级开展学大庆运动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坚决贯彻执行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筹备会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通知的精神，层层召开工业学大庆会议，总结经验，表扬先进，制定规划，树雄心，立壮志，找差距，订措施，热烈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全市学大庆运动规模之大，发展之快，形势之好，都是前所未有的。
首都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的大好形势，首先表现在广大干部和群众提高了对工业学大庆的重大意义的认识。
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干部通过总结实践经验，深切体会到，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主义方向的实际行动，是实现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重要部署，是一项十分紧迫的战斗任务。
全市各级党组织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迅速加强了对工业学大庆运动的领导。
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筹备会议之后，中共北京市委立即召开了全市工业学大庆的工作会议，进行传达贯彻。
各区、县、局党委和企业党委也迅速行动起来，放手发动群众，把工业学大庆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北京市化工局党委成员学习大庆的传统，今年元旦这天就到工厂同工人一起劳动，发动群众进一步开展学大庆运动。
01月中旬，局党委又针对一些人强调行业特殊不能学等错误思想，组织所属四十多个单位的第1、二、三把手，认真学习毛主席、周总理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有关工业学大庆的指示，批判“四人帮”破坏工业学大庆的罪行，敞开思想，深入讨论，帮助大家提高了认识，明确了方向，坚定了学大庆的信心。
首都工业战线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大庆经验，深刻地认识到，大庆是抓纲带目的典范。
大庆经验千万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坚持两论起家的基本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许多单位回顾自己学大庆所走过的道路，对这一点有深刻的体会。
首都钢铁公司炼钢厂坚持“炼钢抓纲不转向，抓纲促钢不动摇”，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连续八年创高产，1976年的钢产量比1965年增长五倍多，成为北京市的大庆式企业。
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中，首都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各部门广泛总结和交流学大庆先进单位的经验。
这些先进单位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有一股革命加拚命的劲头，敢于藐视困难，战胜困难，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北京市东城区人造金刚石厂就是这样的一个企业。
他们怀着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的革命志气，在科研单位的帮助下，战胜重重困难，不但生产出了人造金刚石，而且使产量年年翻番，去年人造金刚石的产量比1970年增长七十倍，为国家作出了很大贡献。
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最近召开了全市工业学大庆会议。

把困难告诉群众之后
——天津地毯三厂节约用煤蔚然成风
天津地毯三厂党委，把煤炭供应暂时不足的困难，原原本本地告诉群众，和群众一起战胜困难，全厂节约用煤蔚然成风。
入冬以来，共节约煤炭四百多吨，保障了生产的顺利发展。
天津地毯三厂党委，牢记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教导：
“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
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及时把煤炭供应不足的暂时困难告诉群众，组织群众学习毛主席关于“生产和节约并重”等论述，揭批“四人帮”干扰破坏增产节约运动，阻碍国民经济发展的罪行，提高了大家厉行节约的自觉性。
广大职工把节约每一两煤，看成是工人阶级的光荣职责，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种表现，节约煤炭的活动迅速在全厂开展起来。
老工人石尽昌等不管天气多么寒冷，坚持每天筛炉灰、拣煤渣，从不中断。
入冬以来，他们共拣煤渣二万六千多斤。
老工人们说：
旧社会我们拣煤渣，是为了糊口；
今天我们拣煤渣是为了勤俭建国，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为了加强对节煤工作的领导，天津地毯三厂党委把节煤工作列入党委的议事日程，成立了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参加的“三结合”节煤小组。
节煤小组经常分析薄弱环节，学习和推广兄弟单位的先进经验，千方百计节约用煤。
司炉工人为了多省煤，宁可多流汗，不浪费一两煤，积极改进方法。
与此同时，烧煤操作干部和工人对全厂六台锅炉的管道进行了检查和维修，防止滴、漏、跑、冒等浪费现象，降低了煤耗，保证了生产。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编后
有些地区工业生产中存在着某些困难，是暂时的前进中的困难，是“四人帮”干扰、破坏所造成的恶果。
粉碎了“四人帮”，困难的祸根挖掉了，解决问题的障碍排除了。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在不长的时间内，把这些困难逐步加以解决。
为了战胜这些困难，我们应当把困难原原本本地告诉群众，发动大家满怀无产阶级义愤，向“四人帮”给我们造成的困难作斗争。
广大群众必然会想出许多好办法，采取许多好措施，克服困难，继续前进。
上海橡胶行业和天津地毯三厂的事例，就是有力的证明。

毛主席语录
工业学大庆要提倡勤俭建国

刁小三的逻辑和资产阶级法权
——批判张春桥授意炮制的两篇反军黑文章
向群
1975年07月，在“四人帮”控制下的上海一家报纸和《学习与批判》杂志上，出现了两篇触目惊心的黑文章。
一篇叫《刁小三的逻辑》，一篇叫《八路军的“样子”》。
这两篇文章，用最阴险的手法，最恶毒的语言，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发泄对我军的刻骨仇恨，极尽污蔑之能事。
要而言之，就是诬指我军为《沙家浜》一剧中的汉奸伪军刁小三，攻击我军是“把革命功劳当作伸手要特权的政治资本”，“漫天要价，高人一等”，“做买卖”，“以贵凌贱”，就跟抢劫群众的伪军刁小三一样，简直是“凶神恶煞”。
这两篇东西，互相配合，从思想到语言，都如出一辙。
他们硬把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同汉奸刁小三扯在一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的内幕是：
我军领导机关当时正在举行一个重要会议，会上通过了安排退役干部的方案。
方案规定：
我军退役干部一般转到地方工作，按地方的同等级别工资待遇。
基层干部可以当职工或者回原籍地、县、人民公社当干部。
这个方案，完全适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使这些退役干部各得其所，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对军队干部的关怀和爱护。
不久，毛主席就批准了这个方案。
但是，当时身居我党我军要职的张春桥，却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极力反对这个方案。
他的反对意见在讨论中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于是他就授意炮制出这两篇黑文，丧心病狂地公开咒骂我军。
且看《刁小三的逻辑》。
全部文章就做在刁小三抢劫一个妇女的包袱时说的一句话上：
“老子们抗日救国，给你们赶走日本鬼子，你得慰劳慰劳！”
由此开始，一是扯出个等价交换原则来；
二是攻击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也是“搞等价交换”；
三是用等价交换把刁小三同我党我军硬扯在一起。
汉奸刁小三明明是抢劫老百姓的包袱财物，张春桥却说这是“来而不往非礼也”，是“搞等价交换”。
强盗和被抢劫的群众之间，有什么“来往”？
又何来“等价”？
伪军刁小三明明是充当日本鬼子蹂躏人民的帮凶，张春桥却说他有“赶走日本鬼子”的“政治资本”。
日本鬼子的走狗竟然有抗日的政治资本，真是海外奇谈！
汉奸伪军烧杀淫掠，人民只会以坚决打击相对，以坚壁清野相迎。
张春桥却说，他们能居功要老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其实，这是张春桥的自我写照。
他是干过扛着小白旗去跪迎二鬼子的队伍这类勾当的。
伪军刁小三抢包袱时放的是狗屁，张春桥却说“这个逻辑却有点迷惑人”。
刁小三是明火执仗地抢劫，不论本质和现象都只是抢劫，张春桥却说“现象上是平等”。
不知这“迷惑人”的和“平等”的东西究竟在什么地方？
这里不妨把张春桥的反革命逻辑再解剖一下。
第1步，张春桥完全抛开伪军刁小三替日寇帮凶、鱼肉人民的客观实际，专门挑出他“嘴巴上”的一句“侈谈”来搞名堂。
他故意把一个穷凶极恶的日寇走狗，说成抗日的功臣，把他抢劫百姓的罪行，说成拿“政治资本”要人民“感恩图报”，“搞等价交换”。
这样，在反革命张春桥的魔术棒下，强盗的逻辑变成了等价交换的逻辑，汉奸的逻辑变成了“资产阶级法权”的逻辑，安下了污蔑我军的伏笔。
第2步，张春桥一笔勾销我军同人民的鱼水关系和骨肉深情，攻击和丑化我军是拿革命当“政治资本”，“搞等价交换”；
恶毒影射我军退役干部分配在地方工作，是所谓资产阶级等价交换，也就是所谓“刁小三的逻辑”。
这样，就把我们伟大的人民军队辱骂为汉奸的军队；
我军广大指战员，竟被他辱骂为汉奸伪军刁小三！
不仅如此。
在《刁小三的逻辑》这篇黑文末尾，张春桥特意点明，“腐尸虽臭，招魂有人”，丧心病狂地攻击我党我军领导同志，说他们提出、通过和批准退役干部安排方案是为遗臭万年的汉奸刁小三招魂！
他的矛头直指中央军委，直指党中央，直指伟大领袖毛主席。
张春桥并且一口断定：
“只要有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存在，就总会有人把刁小三的那套逻辑搬出来闹点名堂的。”
这就咒骂我党我军的领导机关不仅现在有人替汉奸招魂，而且今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直到商品和货币消灭为止，都会有人替汉奸招魂。
看这些反革命分子疯狂到了什么地步！
张春桥到底要干什么？
这个家伙，1933年写过反动文章《济南》，无耻地宣扬日本帝国主义关于“互相提携”“共存共荣”的强盗口号。
这个家伙1938年又写过另一篇反动文章《韩复榘》，把投降卖国积极反共的蒋介石吹捧成抗日救国的领袖。
早在三十年代，张春桥就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他现在的反共叫嚣，不过是他反共卖国的历史的继续。
我们要彻底剥掉他的马克思主义词藻的伪装，剥掉他的“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伪装。
我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指挥的军队，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的军队。
“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毛主席制订的我军三大纪律之一。
正由于这样，我军指战员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联，人民群众衷心爱戴和拥护解放军。
在车轮滚滚的支前战线上，在千千万万赶制军装的油灯下，在荒僻的养护伤病员的山洞里，人民群众想尽一切办法，直至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支援和保护人民的军队。
只要有人民群众，我们的军队就扑不灭，困不死，就能越战越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这样一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伟大军队，哪里有一点“搞等价交换”的影子？
我军建军五十年来，哪一年不是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为最崇高的目标牺牲奋斗？
我军推翻本国反革命统治和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长期英勇斗争，是“搞等价交换”吗？
我军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保卫领土、领空、领海和人民生命财产的英勇斗争，是“搞等价交换”吗？
在支援唐山人民的抗震救灾斗争中，我军广大指战员的血和人民的血汇流到一起，是“搞等价交换”吗？
我军干部和战士是有薪金和津贴的，这在今天是必要的。
我军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一贯坚持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但是指战员的生活不能没有一定的物质保证。
这是任何人的常识，决不是什么“搞等价交换”。
我军为保卫和建设伟大祖国所付出的牺牲和劳动，决不是什么薪金和津贴所能衡量的。
只有向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出卖了灵魂的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匪帮，才会这样污蔑和咒骂我军。
我军肩负着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任务。
为了保证军队的战斗力，当然就要不断更新部队的组成，使一部分干部转到地方上去。
必须使去者脱下军装不下岗，继续战斗在新的战线上。
必须使留者和后来者安心。
这里，要强调政治挂帅，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使广大干部斗私批修，不管是到城市还是农村，是到内地还是边疆，都自觉服从组织分配，不计名利，不辞艰苦，全心全意为革命。
同时，对退役干部转到地方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也必须作出妥善的安排。
这是巩固我军和加强我军战斗力不可缺少的措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需要，完全符合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军干部是党的整个干部队伍的一部分。
他们经过部队革命生活的各种锻炼，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
他们转到地方后，大部分是参加生产劳动，体现了我党干部作为一个普通劳动者的革命精神。
他们由部队的岗位转到地方的岗位，同那里的干部和群众一起，继续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贡献力量，这对革命工作是有利的。
张春桥竭力反对这样的安排，攻击这种安排是“伸手要特权”，是“高人一等”，这只能暴露出他们一伙对我党我军的刻骨仇恨。
其目的显然是为了破坏我军的战斗力，瓦解我军，以适应帝修反的需要。
张春桥不仅咒骂我军是刁小三，也咒骂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的全国工人农民是刁小三。
在反革命张春桥那里，等价交换等于“刁小三的逻辑”，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按劳分配，既然也是采取商品等价物交换的同一原则，那末，在张春桥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认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也就是“刁小三的逻辑”。
这是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吗？
根本不是。
任何一个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懂得，在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制度下，“‘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
‘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列宁选集》第3卷第252页）。
但是，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还不是“按需要”分配这一点来说，这种“平等权利”“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列宁选集》第3卷第250页）。
这种权利之所以是资产阶级法权，就在于它是拿劳动这一尺度作为领取产品的共同标准的，就在于“这里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1页）。
把这一共同标准或原则应用在劳动强弱不同、子女多少不同等等的人们身上，他们的富裕程度也就会不同。
因此，“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1页）这样的资产阶级法权，在进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以前是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只能加以限制。
（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设想，在共产主义社会第1阶段中，尽管已经不存在商品生产，不存在价值和货币，这样的资产阶级法权仍然要存在。）
张春桥硬把在我国工农群众中实行的按劳分配，和他们伪造的所谓刁小三的“商品交换”混同起来，骂为汉奸伪军的抢劫，这难道是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吗？
这是打着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幌子，污蔑我国伟大的劳动人民，施展反共反人民的阴谋。
我国工人是按劳分配的。
新中国成立前，他们一面为资本家生产财富，一面为自己生产贫困；
今天，实行按劳分配，标志着从资本的剥削下解放出来。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群众已经初步树立或者正在逐渐树立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
他们深深懂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进行忘我的创造性劳动，对于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改善自己和全国人民的生活，具有决定的意义。
我国工人阶级的英雄代表，大庆工人王铁人，为了摘掉我国贫油的帽子，打破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封锁，为社会主义祖国争气，头顶青天，脚踩荒原，在滚滚的寒流和漫天的风雪中，奋战不息，甚至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
难道能够说，这是搞张春桥老爷发明的刁小三式的“商品交换”吗？
我们决不能容忍张春桥对我们伟大的工人阶级的污蔑！
我国农民也是实行按劳分配的。
但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为革命种田的思想也日益为广大农民所接受。
以大寨人为光荣代表的我国男女老少贫下中农，战天斗地，劈山引水，终年艰苦劳动，大干社会主义，为“备战、备荒、为人民”做出了伟大贡献。
难道能够说，他们是搞张春桥老爷发明的刁小三式的“商品交换”吗？
我们决不能容忍张春桥对我们贫下中农的污蔑！
张春桥炮制的《八路军的“样子”》这篇黑文中还鼓吹：
“从马克思以来的共产党人”，“只讲义务，不讲权利”。
这是明目张胆的捏造。
正是马克思说过：
“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7页）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要下山摘桃子，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毛主席驳斥说：
“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
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
毛主席在这里说的，也是这个关于权利与义务的道理。
如果按照张春桥所说的“只讲义务，不讲权利”的鬼话办事，那么，人民流血牺牲和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浴血奋战得到的胜利果实，不是可以统统不要，而拱手送给蒋介石吗？
毛主席说：
“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
人民的权利，无产阶级的权利，包括经济的权利和政治的权利，共产党人不仅要讲，而且要为之坚决奋斗，决不容许“四人帮”及其一伙用任何伎俩来篡夺。
“四人帮”看到讲物质利益，就总是要歇斯底里地狂叫，说这是经济主义。
他们简直就象恩格斯所说，是“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3页）的历史唯心主义者。
毛主席说：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张春桥把革命者的自我牺牲精神同革命者的基本生活保证绝对对立起来，居心也是极端险恶的。
革命者无论在流血的或不流血的革命斗争中，除非光荣牺牲，就必须维持自己的生存。
无论在物质生活上多么艰苦，一定水平的物质需要是必须努力保证的。
鲁迅说，他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和血。
这也是我军长期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
我们一定要永远保持和发扬这一传统的革命精神。
但是如果连草也不吃，那就只有饿死，当然不能有奶。
因此，无论什么军队，都要有后勤；
无论什么社会，都要分配消费品。
没有生产就不能消费。
没有消费（例如工人农民不吃饭）也就不能生产。
张春桥真的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吗？
毛主席在反驳王明路线时说，王明路线不懂得三条常识：
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人走的，子弹是可以打死人的。
张春桥拾王明路线的牙慧，不承认共产党要保证战士和人民吃饭的权利，就是要帮助敌人消灭革命力量。
张春桥不是还叫嚷，只要路线“正确”，颗粒无收也不要紧吗？
这不是为了帮助敌人毁灭中国经济，消灭中华民族，又是什么呢？
“四人帮”是一伙吸血鬼，离开声色狗马的腐朽糜烂生活，他们一伙就熬不住，活不成。
在他们那里，一桌酒宴，万民血汗。
他们一伙，巧取豪夺，敲诈勒索，贪污侵占，无所不用其极。
他们所干的完全是盗窃和掠夺，盗窃国库和掠夺工人农民的劳动果实。
他们实行的，根本不是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的原则，根本不是马克思说的资产阶级法权，而恰恰是刁小三的强盗逻辑。
他们诬蔑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是刁小三，实则他们自己才是刁小三。
他们是刁德一、刁小三一帮的总头目，是钻到我党肚子里来，抢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抢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破坏党、破坏军队、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破坏民族的叛徒和内奸。
（原载03月10日《解放军报》）

加强基层建设，搞好企业大治
石油化学工业部大批判组
今年，是走向大治的一年。
我们要响应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斗号召，在深揭猛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学习大庆的经验，把加强基层建设做为企业大治的一项重要任务，切实抓紧抓好。
（一）
王张江姚“四人帮”大念“乱”字经，叫嚷什么“乱，才有生气”，“乱的越彻底越好”，妄图把企业基层搞乱。
谁要抓基层建设，他们就说你“矛头向下整群众”；
谁要讲整顿基层的各项工作，他们就说你“搞复辟”。
“四人帮”为了把基层搞乱，叫嚷“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
张春桥别有用心地鼓吹基层对上级要“敢于议论，敢于分析，敢于批判，敢于斗争”。
他们那个黑干将更加露骨地叫嚣，要“下级盯上级，一级盯一级”。
“四人帮”为什么这样处心积虑破坏基层建设？
这是因为企业的基层，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前哨阵地，是前线作战的基本单位，是企业一切工作的落脚点。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都要在基层落实。
国家的各项生产建设计划，都要靠基层实现。
企业的基层，历来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激烈搏斗的战场。
“四人帮”妄图搞乱企业，搞乱国民经济，必然要破坏基层建设，把基层搞乱。
加强基层建设是“矛头向下整群众”吗？
不对！
企业的基层犹如解放军的连队一样，加强基层建设，就是要提高基层的战斗力。
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矛头向下整群众”的问题。
狠抓基层建设，使基层对待革命工作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在三大革命运动中过得硬，难道是“矛头向下整群众”吗？
对那些纪律松弛，团结涣散，无政府主义泛滥，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抬头的基层促一促，帮一帮，严格要求，加强教育，有什么不好？
对那些破坏生产，违法乱纪，搞打砸抢者，进行坚决打击，严肃处理，有什么不对？
在阶级社会里，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
绝不能以矛头“向上”、“向下”做为判断是非的标准。
“四人帮”叫嚣“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其罪恶目的就是搅乱阶级阵线，蓄意把水搅浑，充分暴露了他们反马克思主义的丑恶嘴脸。
整顿基层的各项工作是“搞复辟”吗？
不对！
整顿是我党的光荣传统，整顿基层的各项工作，主要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把思想政治路线搞端正。
整顿是为了建设，为了加强，是继续革命，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是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需要。
对企业基层有章不循，无章可循，管理混乱的状况，该不该整顿？
对拖拖拉拉，松松垮垮，马虎凑合的坏风气，该不该整顿？
对“软、散、懒”的基层领导班子，该不该整顿？
不进行整顿，资本主义就会乘虚而入，队伍就会丧失战斗力。
“四人帮”反对整顿基层的各项工作，是为了把基层搞乱，适应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
张春桥胡说基层对上级要“敢于议论，敢于分析，敢于批判，敢于斗争”。
这是他盗用“反潮流”这一马克思主义原则，贩卖自己私货的故伎重演，粗暴地践踏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个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从根本上取消党的领导。
如果见上级的指示就抵制，就反对，那么，
“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怎么能够做到呢？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怎么能够在基层落实呢？
国家的各项生产建设计划，怎么能够实现呢？
“四人帮”鼓吹下级反上级，“一级盯一级”，就是为了“层层揪”，“揪一层人”，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实现其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
（二）
王张江姚“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拚命要砍倒大庆红旗。
但是，不管他们怎样疯狂，大庆红旗就是砍不倒，在斗争中迎风招展，更加鲜艳。
这是为什么？
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大庆继承我党的光荣传统，学习解放军一整套政治工作经验，十多年来，始终把工作重点放到基层，下了极大的功夫，使基层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冲不垮，打不烂，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大庆的基层过得硬，首先在于坚持不懈地抓了基层党支部的建设。
毛主席教导我们：
“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个井队，一个车间，要能打硬仗，关键在于要有一个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能够带领党员和群众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冲锋陷阵的党支部。
大庆的实践证明，有了这样一个基层领导核心和团结战斗的堡垒，就能带出一支在政治思想上、生产技术上、纪律作风上，都过得硬的队伍。
大庆油田基层党支部，十分注意加强领导班子革命化。
支部委员会成员和基层领导干部，带头学习马
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坚持参加生产劳动，经常接受群众监督，做到了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
党支部十分注意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在党支部周围培养了一支包括党团员、先进人物、老工人在内的骨干力量。
党支部一声令下，一呼百应，工作有声有色，队伍越打越强，越打越硬。
大庆的基层过得硬，在于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进行艰苦细致
的政治思想工作。
无论在会战初期，还是在油田大发展的时候，无论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还是在完成繁重的生产任务时，大庆的基层单位都始终坚持“两论”起家的基本功，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战斗，统帅工作，武装广大职工的头脑。
大庆油田的基层单位，十多年来深入持久地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把阶级教育、路线教育当作思想教育的基础课。
每个基层都有职工的新旧社会“两本帐”，把忆苦思甜和现实的阶级斗争密切结合起来，做到常忆常新。
大庆同志深有体会地说：
“要把基层建设好，阶级教育是个宝”。
遵照毛主席关于思想政治工作“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教导，大庆油田的基层单位，把经常性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到钻台上去、井场上去、工地上去、宿舍中去，做到家属中去，使政治工作联系实际，有的放矢。
许多基层单位摸索出一套进行经常性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
在社会上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候，生产条件变化的时候，工作顺利或遇到矛盾的时候，受到表扬或受到批评的时候，以及总结、评比，职工探亲归队、家庭生活有困难的时候，都抓住思想苗头，有针对性地进行工作，政治思想工作做得主动及时，生动活泼，讲求实效。
各基层单位特别注意做好后进同志的转化工作，把它当作政治思想工作的攻坚战。
做好一个后进同志的工作，往往会突破一点，推动全局，在灭资兴无的斗争中，打开新的局面，不断加深职工的思想革命化。
大庆的基层过得硬，在于坚持不懈地认真培养一个好的作风。
大庆油田的基层，发扬党的三大作风，始终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干部和群众。
学习人民解放军，从实际出发，干部带头，思想领先，严格要求，从日常的、大量的、细小的事情上抓起，培养“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好作风。
大庆的经验说明，基层单位有了这样一个好作风，就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有了这样一个好作风，就能脚踏实地，老老实实，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有了这样一个好作风，就能自觉严格要求，干出来的事情信得过；
有了这样一个好作风，就能闻风而动，指到那里，打到那里。
作风是无声的命令。
一个基层，一旦形成了“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好作风，就会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队伍就会变样子。
大庆基层过得硬，在于坚持不懈地把高度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大搞技术练兵。
会战以来，大庆的基层单位始终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尊重科学，做艰苦的调查研究，搞好第一性资料，掌握自然界的客观规律，鼓实劲，讲实效，一步一个脚印；
始终坚持狠抓技术练兵，以岗位练兵为主，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开展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的群众技术练兵，为革命苦练真本领，硬功夫，做到又红又专。
大庆工人在技术练兵中，贯彻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的原则，从严、从难、从生产实际出发，努力做到“四过硬”：
在机器上过得硬，熟悉机器性能，会维修保养，会排除故障；
操作上过得硬，动作熟悉、精确，协同动作好；
质量上过得硬，合乎规格要求；
在复杂情况面前过得硬，有安全知识，能判断、预防和处理事故。
工人同志们说：
“不累不痛，功夫稀松。
要想技术精，必须下苦功。”
大庆基层过得硬，还在于坚持不懈地依靠群众，严格执行岗位责任制；
坚持不懈地搞好评思想，比贡献，选模范，树标兵，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坚持不懈地全面关心职工生活，搞好农副业生产。
大庆油田抓基层建设，年年抓，反复抓，年年有新套套，年年有新发展，使油田各项工作有了坚实牢靠的基础。
（三）
加强基层建设，是企业党委工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把企业建设成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阵地，必须要建设过得硬的基层。
批修正主义，斗阶级敌人，顶错误潮流，要有过得硬的基层。
在生产上打硬仗，打大仗，打胜仗，要有过得硬的基层。
不建设起过得硬的基层，就休想办好社会主义企业。
因此，基层工作好坏，是企业工作的一面镜子，反映着企业整个管理水平，是检验企业领导机关革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搞好基层建设，除了依靠基层的主观努力之外，企业党委必须给予经常的、实际的、具体的帮助。
这就要求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时刻想着基层，把基层的事挂在心上，对基层进行面对面的领导，把加强基层建设切实做好。
十多年来，大庆油田党委排除刘少奇、林彪、“四人帮”对基层建设的破坏和干扰，始终不渝地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到基层，政治上帮助基层，组织上充实基层，作风上方便基层，工作上扎根基层，生活上关心基层，不断加强基层建设。
为了加强基层建设，大庆油田各级党委，深入基层蹲点，调查研究，具体帮助总结经验。
对基层干部严格要求，热情培养，放手使用，关心基层干部的成长，支持基层干部大胆工作，大胆管理，带好队伍，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路线觉悟、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
有了缺点错误，热情帮助，主动承担责任。
1975年，大庆油田各级党委，采取蹲点、到基层代职、派出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等方式，帮助一大批基层单位搞好建设。
去年，除组织五千多名干部到基层蹲点外，还组织了五百多人的工作队，分赴一百多个边远队、薄弱队、后进队帮助工作。
为了加强基层建设，大庆油田各级领导机关，采取各种措施，搞好机关革命化。
各级机关坚持“三个面向”、“五到现场”，即：
面向基层，面向生产，面向群众；
实行政治工作到现场，生产指挥到现场，材料供应到现场，设计科研到现场，生活服务到现场，主动为基层服务。
为了加强基层建设，大庆油田各级党委大张旗鼓地树立先进典型，大力表彰它们的先进事迹，推广它们的先进经验，使基层学有榜样，赶有目标。
一二○二钻井队、一二○五钻井队、采油四中队、油建十一中队、运输十三车队等，这些会战初期的老标杆越战越强。
在它们的带动下，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先进的基层单位。
1975年，全油田就有六百多个钻井队、采油队、基建队、运输队和车间等基层单位跨入先进行列。

假“旗手”真扒手
谢文清
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中就指出：
“要谨防扒手”！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一向以文化大革命的“旗手”自诩，其实他们都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是结帮篡党的政治扒手。
说他们是政治扒手，首先是因为他们为了篡党夺权，竟偷天换日，对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的指示做了恶毒的篡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明明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四人帮”却跳出来叫喊说：
中国当时的主要矛盾是所谓“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
寥寥十个字，全部篡改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
关键就在“旧政府”三个字。
按照这种反动说法，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既然是个“旧政府”，那么，在这个所谓“旧政府”治理下的中国当然也就是个“旧中国”了！
这等于说：
文化大革命是在“旧中国”而不是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条件下进行的。
这样一来，伟大领袖毛主席长期担任过这个政府的主席，岂不成了“旧主席”吗？
敬爱的周总理开国以来就担任这个政府的总理，岂不也成了“旧总理”了吗？
毛主席1957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早就说过：
“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而“四人帮”却硬说是个“旧政府”，难道还有比这更恶毒的反革命言论吗？
这不是1957年右派向党进攻时的极右观点的翻版吗？
“旧政府”三个字，是对我国人民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奋斗二十八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无耻的诽谤，是对一部中国近代革命史的最恶毒的歪曲；
也是对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全盘否定！
其次，说“四人帮”是政治扒手，还因为他们偷梁换柱，完全篡改了毛主席为文化大革命规定的任务。
毛主席教导说：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在这里，毛主席明明说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可是，张春桥却叫嚷说：
“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砸烂旧机器”、“要改朝换代”。
姚文元也狂叫要建立“新天朝”。
张春桥在这里所说的“旧机器”，就是上文提到的所谓“旧政府”。
说明白点，他们就是要砸烂我们党领导的人民政府。
砸烂旧的政权机器，这是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时所应采取的唯一正确的原则。
“四人帮”却把这个对付反动政权的原则搬来对付我们的人民政权。
毛主席说要巩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政权，张春桥却要把它当作“旧机器”加以“砸烂”，其篡党夺权的野心岂不是洞若观火吗？
“四人帮”就是这样要“砸烂”我们的人民政府，“改”掉我们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换”上他们那个女皇坐天下的“新天朝”，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
第3，说“四人帮”是政治扒手，又因为他们盗换了毛主席为文化大革命规定的革命对象。
“十六条”中明确地指出：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主席一再指出：
干部的大多数即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就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大多数也是可以教育改正的。
“四人帮”却硬要打倒一切。
江青到处血口喷人，把我们许多党政军领导干部诬蔑为“叛徒”、“特务”、“军阀”、“土匪”、“假党员”、“坏人”、“大儒”和“走资派”。
她断言“老干部百分之七十五必然从民主派到走资派”。
“四人帮”就是要把他们不顺心的所有新老干部统统揪光、打光、扫光，从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到广大的革命干部，都成了他们的“革命对象”。
他们如此狂妄，就是为了扫除篡党夺权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第4，说“四人帮”是政治扒手，也因为在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这个根本方针问题上，他们也是顽固对抗毛主席的指示的。
毛主席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一再教导说，“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四人帮”却处心积虑地到处挑起武斗，煽动内战。
江青公开发出武斗号令，叫作“文攻武卫”。
这便是“四人帮”用以“砸烂旧机器”，建立他们的“新天朝”的手段。
尽管江青表面上摆弄什么“文攻”的字眼，但骨子里却是“武卫”，即武斗。
因为，对付“文攻”，只需“文卫”就足够了，干嘛要用“武卫”呢？
只有“武攻”时才需要“武卫”嘛！
用“武卫”来对付“文攻”，这就是说，人家用大字报、大辩论来批她，她就要用刺刀和机枪来“自卫”，这不是充分暴露了她那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狰狞面目吗？！
尽管“四人帮”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以及进行的方针做了系统的篡改，但是，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掌舵，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现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已经把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打倒了。
对于这一帮右得不能再右的大右派，必须一桩桩一件件地彻底清算他们的反革命罪行。

“四人帮”的自我写照
刚平
反动影片《反击》中有这样一个情节：
省委第1书记韩凌从《列宁选集》中翻出一句话，用来同“造反派”头头江涛辩论政治同经济的关系，被江涛当场拆穿：
原来韩凌引为论据的那段话，恰恰是列宁当作靶子批判的，结果，闹出了一场笑话。
这是《反击》的炮制者十分得意之笔，在影片中渲染烘托，颇费了一番心思。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究竟是谁在扮演着韩凌这场戏？
不是别人，恰恰是“四人帮”一伙。
正是在“四人帮”的影响下，这种断章取义、随意歪曲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恶劣作风发展到了惊人的地步。
去年05月，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引了列宁这样一段话：
“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概念中，政治好象是脱离经济的。
资产阶级说：
农民们，你们想活下去，就要工作；
工人们，你们想在市场上得到一切必需品，生活下去，就要工作，经济方面的政治有你们的主人管。
其实不然，政治应该是人民的事，应该是无产阶级的事。”
“四人帮”攻击别人主张搞好企业管理，搞好生产，主张工人要以工为主，坚持“业余闹革命”，就是不许工人关心政治，就是对工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他们以为，找到列宁这段话，就有了十足的“理论根据”了。
现在，我们反用江涛对付韩凌的办法，把列宁这段话的后面一段念上一遍，“西洋景”立即就可以戳穿。
在这段话下面，列宁指出：
“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
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供应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地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的问题，消除饥荒，这就是我们的政治。”
请看，列宁在这里，明明是说政治和经济是统一的，政治不能脱离经济。
这篇文章却断章取义，完全把列宁的意思弄颠倒了。
其实，列宁五十多年前的这番话，倒很象是对准“四人帮”这伙讲的。
“四人帮”一伙不正是在那里拚命把政治同经济分割开来吗？
他们根本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是搞好社会主义建设；
他们也根本否认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
甚至连“大干社会主义”这样的口号，他们也极力反对。
照“四人帮”的逻辑，一讲经济，就必定是脱离政治，一讲生产，就必然是否认革命；
照“四人帮”的标准，那些整天不干活，到处乱冲，搞打砸抢的人，倒成了最革命的了；
照“四人帮”的主张，似乎少生产点粮食，少生产点煤炭，倒是最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了。
这种种谬论，不正是列宁在这篇文章中所痛斥的吗？
“四人帮”在炮制反动影片《反击》的过程中，挖空心思，塑造了一个最大的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的典型，想动员人们去同这类典型人物进行殊死的斗争。
人们看了之后，却在这个典型身上发现了“四人帮”的影子。
韩凌钓鱼是王洪文钓鱼的真实写照，韩凌翻书，不也是“四人帮”翻书的真实写照吗？

广东省海康县调风公社雷高大队党支部，对社员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大学、大批促大干，获得粮食大幅度增产。
这是党支部书记（中）和社员一起谈学习体会。
本报通讯员摄

埋头拉车赞
邓斌李润
“四人帮”把许多正确的东西说成错误的，把许多错误的东西说成正确的。
对于那些为革命事业脚踏实地、努力工作的同志，人们尊敬他们，称赞他们埋头苦干、埋头拉车。
埋头拉车本是一句好话。
但是，在“帮”风盛行、“帮”气逼人之时，这句好话却成了批判人、讽刺人的坏话。
多少为革命埋头拉车的积极分子，被扣上“不抬头看路”的帽子。
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被压抑了，人们的思想被搞乱了。
照“四人帮”的说法，似乎大干苦干、任劳任怨同远大理想、路线觉悟是必然割裂，不能并存的。
于是，埋头拉车，便是墨守成规，胸无大志，目光短浅，看不清方向道路。
而如他们所说的“路线觉悟高”者，一定不屑于埋头拉车。
这是什么逻辑？
这是形而上学的逻辑！
“四人帮”既用拉车、看路比喻，我们也就从拉车、看路说起。
拉车，或为运货，或为送肥，空车拉它干啥？
而载货装肥之车，少则几百斤，多则上千斤，分量是很重的。
要拉着这样的车子赶路，直着身子，两眼平视，决拉不动。
若是昂首向天，人与地面成钝角，那就要闹大笑话：
连人带车都会朝后掀翻。
只有驾起辕，拉紧套，埋头使劲，才能拉得车跑。
拉车，不但要埋头，简直要整个身子俯下去，俯下去，与地面成四十五度的锐角，成三十度的锐角，有时甚至要面朝黄土背朝天，才能把车子拉上坡去，拉向前进。
至于路嘛，本在地上，不在天上。
正是埋头使劲时，才看得清何处平平坦坦，可以大步地走；
何处坑坑洼洼，需得多加小心。
若是一味扬着脑袋，眼睛朝天，踱起方步来，莫说拉车，就是空手走路，怕也难免要跌交子。
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三不会打仗的人，想必车子也没有拉过，根本不懂拉车的道理。
请问：
岂有拉车而能不埋头的吗？
岂有埋下头来就看不清路的吗？
埋头与看路，只能对立，不能统一，不是形而上学猖獗，还是什么？
拿拉车同做人做事相比，也是一样。
杨水才“小车不倒只管推”，王国福“拉革命车不松套”，不埋头苦干，能做到吗？
不埋头苦干，能有王铁人？
能有雷锋？
能有焦裕禄？
这些同志，胸怀共产主义大目标，为革命甘当老黄牛，埋头拉车，肩不松套，眼睛不是向上盯着名利权位，不是左右观望看风使舵。
他们不管刮风下雨，不管泥泞坎坷，不管荆棘丛生，总是下定决心，一步一步朝前迈。
这不正是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
这不正是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
这不正是实践第1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吗？
经过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这些反党集团，八亿人民，三千多万共产党员，正在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上前进。
对于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人们分辨得更清楚了。
毛主席说：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
这告诉我们：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干出来的，不是看出来的。
这里，对于实现无产阶级的理想境界，也有一个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
你是真想，你就大干、实干、埋头苦干；
你是假想，你就松松垮垮，夸夸其谈，只看不干。
埋头拉车何罪？
埋头拉车好得很！
至于“四人帮”，动不动训人“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革命”之貌，堪称岸然，实则其心可诛。
盖“路”有不同，有马列主义的路线，有修正主义的路线；
有革命的道路，有反革命的道路。
“四人帮”叫人看路，乃是要骗人上当，跟他们走那条复辟资本主义的回头路。
而近些年来，这个形而上学的口号，确也搞乱了一些人的思想，煽起了一股歪风：
似乎埋头拉车有过，翘腿坐车有功，破坏生产的坏蛋成为“抬头看路”的英雄，而埋头苦干的模范倒成了“为错误路线生产”的盲人！
广大群众气得说：
照这样弄下去，岂不是“大干不如小干，小干不如不干，不干不如捣蛋”？
“四人帮”巴不得乱，巴不得捣蛋。
思想一乱，有人捣蛋，他们正可以趁此机会，一抓“勤勤恳恳的走资派”，再抓“有事业心的走资派”！
打倒“四人帮”，是把被“四人帮”颠倒的东西颠倒过来的时候了。
什么可卑，什么可敬，人民心里最清楚，毛主席说得最明白。
毛主席早在四十年前就指出：
“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
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埋头苦干可敬，埋头拉车有功。
我们要埋头拉车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
鲁迅说：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
鲁迅认为，即使是等于替帝王将相写家谱的所谓“正史”，也掩不住这种光耀。
鲁迅歌颂说：
“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见《且介亭杂文》）
“中国的脊梁”！
这评价何等崇高，何等伟大，勤劳勇敢、埋头苦干的中国人民当之无愧！
在鲁迅阐述的真理面前，“四人帮”的谬论直如一堆粪土。

“帮八股”害人不浅
解放军某部报道组麦步初
“四人帮”摆出一副理论权威的架势，硬要人家把他们的假话、谬论当作“真理”和“原则”，照搬照套，弄得“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报纸上的许多文章题目一样，口号一样，写法一样，内容一样。
从报纸到报纸，抄来抄去，充满了梁效那样的假话和空话。
“四人帮”的“帮八股”也毒害了我们报道人员的思想。
有的同志很少去作认真的调查研究，写出工作中的具体经验和体会，很少反映生动活泼的部队面貌和火热的三大革命运动。
即使写了，也是空话、套话多，实际内容少。
什么“深深认识到”、“深刻体会到”，好多都是坐在屋子里瞎编的。
“四人帮”大搞“帮八股”，要新闻报道人员都变成他们的“传声筒”、“应声虫”，他们才好随心所欲地制造反革命舆论，篡党夺权。

张春桥的“废话”
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　刘明远
人们还记得，野心家林彪有个特点，作文讲话都是装腔作势，废话连篇。
什么“最大的一次，而不是同他们一样大，更不是比他们小，也不是稍微大一点，而是极大、最大。”
类似的废话在他的文章和讲话里有的是。
“四人帮”继承、发展了林彪的文风。
张春桥在他的一篇文章里，在引用了马克思讲的“四个一切”以后说：
“在这里，马克思讲的是一切，四个都是一切！
不是一部分，不是大部分，也不是绝大部分，而是全部！”
“一切”这个词，本来十分明白，可是张春桥却偏要装出比马克思、比群众都高明的样子，故弄玄虚，同义反复，大讲了一通废话！
这种废话连篇、空洞无物的文风，只能说明这些家伙头脑空虚、思想贫乏，又要装腔作势，借以吓人。

我们不喜欢“卖嘴皮”干部编辑同志：
我们学习了昔阳县委关于进一步改进县社队三级干部作风的决定，受到了很大教育和启发。
在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鼓舞下，我们坚决响应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深揭猛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决心为加速建设高标准大寨县作出贡献。
“四人帮”是一伙政治骗子，他们整日舞文弄墨，四处游说，兴风作浪。
有些干部受了“四人帮”恶劣作风的影响，成天漂在上面，很少和群众一起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是指责这个，就是教训那个。
群众把他们叫作“卖嘴皮”干部。
大伙在“卖嘴皮”干部身上，发现有三个特点：
一是轻视实践，不懂得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1的和基本的观点。
他们自以为是生就的“天才”，一道又一道的命令，一篇又一篇的演说，嘴上呱呱叫，行动不对号，公开宣称不当“长工”干部。
二是目无群众，不承认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他们满脑子“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总是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动不动就训人、骂人、压人，独断专行，叫嚷“我叫你怎干，你就怎干”。
三是否认自我革命，不是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而是把自己看作“花一朵”，把别人看作“粪一堆”。
自以为天下第1，从来不作自我批评，最爱“拿上不是当理说”。
这种“卖嘴皮”干部，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他们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对号，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对号，和人民群众的要求不对号。
在三大革命运动面前，他们是地地道道的懦夫懒汉。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下，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人民军队南征北战打出来的；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人民群众辛勤劳动换来的；
我们学大寨、赶昔阳的新面貌，是干部社员大批大干干出来的；
绝不是靠他们开动嘴皮子说出来的。
在群众运动中，他们既拿不出办法，又不肯去实干，只会高高在上，破口大骂群众“蠢才”、“朽木”。
这种作风，真是叫人恶心。
嘴上呱呱叫，行动不对号。
这是口头革命派的作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
它是无产阶级的大敌，共产党的大敌，人民群众的大敌。
它破坏党和群众的关系，削弱党的战斗力，影响人民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有百害而无一利。
我们奉劝这些“卖嘴皮”干部，还是放下臭架子，认认真真学点马列，老老实实深入群众，到三大革命运动的第1线，同群众一起，学点真才实学，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作出贡献吧！
山西盂县下曹公社郭村大队贫下中农
（原载《山西日报》）

中越两国政府卫生合作协定年度执行计划在京签字
新华社1977年03月10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卫生合作协定年度执行计划今天上午在北京签字。
卫生部副部长张之强，越南卫生部副部长武公说在计划上签字。
有关方面负责人王康久、徐守仁、王津等出席了签字仪式。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阮仲永也出席了签字仪式。

山东省农村广大社员在揭批“四人帮”中焕发干劲
抗旱保麦誓夺小麦丰收
新华社济南1977年03月10日电
我国冬小麦主要产地之一的山东省农村广大干部和社员，把揭批“四人帮”斗争焕发出来的冲天干劲，投入到当前紧张的抗旱保麦活动中去，决心夺取今年小麦丰收。
去冬以来，山东省大部地区没有雨雪，底墒普遍较差，旱情持续发展，严重地影响了小麦的正常生长。
面对严重的干旱，山东各地采取了有力措施，同干旱展开顽强的斗争。
中共山东省委先后召开了小麦田间管理和抗旱保麦、保春播的紧急电话会议，部署抗旱斗争。
会后，全省各级党组织切实加强对抗旱斗争的领导，带领广大群众认真贯彻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深揭猛批“四人帮”，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研究抗旱保麦的具体措施，大打抗旱保麦的人民战争，全省有一千多万名劳动力投入了抗旱活动。
许多地、县、社成立了抗旱保麦、保春播的领导机构，组织大批干部深入农村第1线，参加抗旱，指挥抗旱。
昌潍地区的地、县、社各级党委的主要领导成员带领一万一千五百多名干部奔赴抗旱斗争第1线，同老农、技术员一起分析旱情，研究抗旱措施，总结抗旱经验。
全地区人民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男女老少齐上阵，充分利用一切水源、水具，机械、水桶一齐用，与旱情展开斗争。
同时抓紧施肥、划锄，抗旱保墒。
这个地区的诸城县县级直属机关的三百七十五名干部，由县委九名常委带领，到抗旱最艰巨的地方，帮助开展抗旱斗争。
旱情严重的五莲县，除已抽调的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外，又从现有机关干部中抽调二分之一人员，投入到抗旱保麦、保春播的斗争中去。
济宁地委在曲阜县召开了有地、县、社三级党委书记参加的小麦田间管理现场会议，总结和推广了曲阜县委、滕县县委、金乡县委以揭批“四人帮”为动力，大打小麦田间管理的人民战争的经验。
全地区广大干部和群众发扬天大旱、人大干的革命精神，迅速掀起了抗旱保麦的高潮。
微山湖畔，运河两岸，到处是抗旱的人群，到处是批判“四人帮”的战场。
入春以来，全地区已浇小麦三百二十多万亩。
打倒“四人帮”，思想大解放，天旱斗志旺。
山东农村广大干部和社员响亮地提出了“天大旱，人大干，抗旱抗出水利化，大旱之年夺高产”的豪迈口号。
各地农村干部和社员采取各种措施，同干旱进行斗争。
单县每天八万六千人上阵，利用机井、抽水机、水桶等一切水具，突击浇小麦，春灌日进度三千二百亩。
山东各地农村充分利用现有水源，发挥机械的作用，重视肩挑人抬，节约用水，抓紧浇麦。
同时，因地制宜，广开水源，平原大打机井，抓紧机井配套；
山区截潜流，挖山泉，建立扬水站。
把地下水提上来，把河里的水引出来，千方百计搞好抗旱浇麦。
全省从去年10月到今年02月底，新打机井三万一千六百多眼，机井配套三万四千一百多眼，在抗旱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这场抗旱保麦斗争中，各行各业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大力支援农业。
许多地方的交通部门优先运输抗旱物资，商业部门组织职工送抗旱物资上门，工业部门组织维修小分队，深入田间检修抗旱机具，为夺取今年夏粮丰收积极贡献力量。

广东甘肃大闹春耕
湖南常德县集中劳动力投入农业生产第1线
据新华社广州1977年03月09日电
在广东，季节较早的海南岛正在突击插秧种早稻；
季节较晚的粤北山区，也已开始整田抢播。
全省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团结一致，意气风发，决心夺取打倒“四人帮”后的第1个早稻大丰收。
今年入春以后，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大农村各级党组织带领干部和社员，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在全省农村大打深揭猛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
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深揭猛批“四人帮”“三搞一篡”、“三反一砍”的滔天罪行。
他们联系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抓住“四人帮”的要害问题，集中力量进行批判，肃清其流毒。
在今年春耕生产中，广东省各级党委很注意把“四人帮”搞乱了的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恢复和发展起来。
各地注意从实际出发，制订切实可行的增产指标，扎扎实实地落实各项增产措施。
全省从地委、县委到公社党委，普遍接受去年早稻受寒流影响烂秧的教训，重视总结生产领导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注意调查研究，有事同群众商量，坚持在生产第1线指挥生产。
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到中山县，总结和推广这个县在早播早植中搞好防寒育秧的一整套做法，发动全省农村把防寒育秧作为春耕生产的一个硬仗来打。
据新华社兰州1977年03月09日电
甘肃省广大农村千军万马齐上阵，深揭猛批“四人帮”，轰轰烈烈闹春耕。
全省已有三百多万人投入春耕或备耕的战斗。
积肥速度、春播准备、农机具维修，都大大加快。
酒泉地区领导干部带头深揭狠批“四人帮”，带头总结推广先进经验，促使春耕生产搞得扎扎实实。
在春耕生产热潮中，甘肃各地党组织进一步贯彻执行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更好地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据新华社长沙1977年03月10日电
湖南常德县委在领导春耕生产中，把劳动力集中投入农业生产第1线，出现了“人心向农，劳力归田”的大好局面。
全县投入春耕生产的劳动力比去年同期增加一万多人。
集中劳动力，大办农业，要年年抓，可是过去常德县对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够好，原因在哪里？
常德县委“一班人”在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找到了答案。
县委第1书记刘春樵说，“四人帮”散布修正主义谬论，把人们思想搞乱了，影响了劳动力的集中，所以，要集中劳动力一定要抓纲，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
县委常委们带着这个问题，深入社、队，调查研究，发动群众深入揭批“四人帮”，着重澄清三个问题：
一是深入揭批“四人帮”破坏农业生产的罪行，牢固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
二是批判“四人帮”反对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反对大批资本主义，叫嚷什么批资本主义是“矛头向下”、“整群众”、“大资批小资”的谬论，使大家认识到集中劳动力，大办农业，才是真正大干社会主义；
三是批判“四人帮”大搞无政府主义，把加强革命纪律，坚持合理的规章制度说成是资本主义“管、卡、压”的罪行，明确认识在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原则下，搞好劳动管理是完全必要的。
蔡家岗公社原来办农业的劳动力比较集中，在揭批“四人帮”中，公社党委带领群众坚持批判资本主义不动摇，今年又从非农业人员中挤出二百多人投入春耕生产。
这个县集中劳动力，大办农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根据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原则，从县级机关和各部门抓起。
县委在调查研究中发现，有些地方劳动力外出，往往与县级机关、部门，包括一些工厂企业私招乱雇，占用农村劳动力分不开。
因此，他们组织县级机关和工厂企业的广大干部和职工，学习两个重要文件，揭批“四人帮”破坏农业生产的罪行，进一步把各行各业纳入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把私招乱雇的农村劳动力有计划、有步骤地退回去。
通过初步清理，全县从各企业事业单位退出劳动力六千多人投入农业生产。
县委的行动给下级做出了榜样，农村各级党组织从调查研究入手，对离队劳动力一个一个地查清去向，对凡是能够集中的劳动力，做好工作，动员他们回到农业生产第1线。
各地采取的措施主要是：
一、坚决收回放弃农业的劳动力，特别是注意收回打着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招牌，外出抓钱的劳动力；
二、压缩非农业生产人员，挤出劳动力投入农业生产；
非脱产干部、赤脚医生、民办教师、广播员、代购代销员等，实行定工生产，规定劳动任务。
县委还要求各级干部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带动和影响广大农村劳动力稳定在农业生产第1线。

昆明铁路局大干快上气象新
传达落实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精神以来，昆明铁路局呈现一派抓纲治路、大干快上的新气象。
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深入发展，运输生产显著上升，02月份后五天的平均日装车数比前二十三天增长百分之七十四。
昆明铁路局是深受“四人帮”之害的一个路局。
去年，“四人帮”直接插手云南，并唆使其亲信和紧跟他们干坏事的那几个人，伙同局里少数几个人拉山头，结行帮，随意揪斗局党委领导同志，公然冲击专政机关，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搞乱了企业管理，使这个局的运输生产受到很大影响。
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精神传达以后，昆明铁路局广大职工受到很大鼓舞。
从昆明枢纽到沿线工区、小站，到处摆开革命大批判的战场，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声势越来越大。
从车间到班组，从干部到工人，纷纷表决心，提保证，展开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大干社会主义的劲头不断高涨。
许多班组进一步健全了规章制度，使生产做到有条不紊，保质保量。
在全局职工的努力下，运输生产上得很快。
02月份，成昆、贵昆铁路干线的货物发送量比去年“四人帮”破坏严重的月份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三点八。
最近，昆明铁路局党委响应北京铁路局的倡仪，拟订了应战条件，和各兄弟局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他们决心超额完成今年的运输生产任务，并要在今年内把十分之一的站、段单位办成大庆式企业。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朝鲜政府贸易代表团访问中朝友好人民公社
新华社1977年03月10日讯
由朝鲜政务院副总理兼贸易部长桂应泰率领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贸易代表团，今天上午访问了北京郊区的红星中朝友好人民公社。
朝鲜战友由外贸部副部长陈洁陪同来到公社时，受到了公社革委会邢春华等负责人和社员群众的热烈欢迎。
红星中朝友好人民公社自1960年命名以来一直得到朝鲜战友的爱护和支持。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1975年04月20日亲临公社访问视察，给予了社员们极大的鼓舞。
今天，中朝两国战友在金主席访问时栽种的松树前合影留念。
朝鲜战友参观了公社的鸭场、奶牛场、农机修配厂、奶品加工厂。
在农机修配厂里，工人们正加紧修配拖拉机和各种农机具，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大干苦干。
朝鲜战友参观时，工人们热情地向他们鼓掌。
桂应泰副总理对公社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并希望中朝友好人民公社在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取得更大的胜利。

王冶秋会见日本书法家友好访华团
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王冶秋08日下午会见以梅舒适为团长、村冈久平为秘书长的日本书法家友好访华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访华团是于02月24日从广州来首都参观访问的，将在参观结束后回国。
　（新华社）

印度国大党在大选前夕发生严重分裂
新华社1977年03月05日讯
新德里消息：
继印度农业部长贾格吉凡·拉姆宣布退出执政党国大党后，最近，国大党内一些有影响的重要人物又纷纷宣布退出国大党，这是印度国大党在1969年以来的又一次严重分裂。
据报道，印度农业部副部长普拉布达斯·帕特尔03月03日宣布退出国大党和内阁。
在这之前，印度总理英·甘地的姑姑潘迪特夫人、前总统吉里和他的儿子尚卡尔·吉里以及前北方邦首席部长巴胡古纳、前奥里萨邦首席部长萨特帕蒂夫人和国大党的一些议员都宣布退出国大党。
合众国际社报道说，这些人“原来都是英·甘地的亲密助手和忠实支持者”。
印度国大党的这次严重分裂是在英·甘地决定于03月中旬举行全国大选以后发生的。
印度人民院（即议会下院）议员任期五年，这届议会应在1976年03月任满。
但从1975年06月以来，英·甘地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并两度延长人民院议员任期到1978年03月。
01月18日，英·甘地又突然宣布取消第2次延期，决定在03月中旬举行大选。
目前，印度执政的国大党和在野的反对党正在进行紧张的竞选活动。
拉姆、帕特尔和一些最近退出国大党的人重新组织了民主国大党，这个党和新成立的以前副总理莫拉尔吉·德赛为首的人民党组成联合阵线，参加竞选。

孟军法管制副首席执行官发表严正谈话
孟加拉国对恒河水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
新华社达卡1977年03月08日电
孟加拉国军法管制副首席执行官、海军参谋长穆什拉夫·侯赛因03月07日在达卡机场对新闻记者说，孟加拉国对恒河河水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在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上是没有妥协可言的。
穆·侯赛因是在率领一个孟加拉国代表团动身前往阿根廷参加03月14日开始在那里举行的联合国河水会议时说这番话的。
他说：
“在恒河河水问题上，我们的立场没有改变。
我们将继续努力，以便分享这条国际河流的河水份额。”
在谈到当前恒河河水的情况时，他说，流到孟加拉国的恒河河水的流量已经低到前年同期的三万秒立方，到了该河河水流量历史上的最低点。
在每年的这一期间，正常的流水量是七万八千秒立方。
因而，沿着恒河流域的孟加拉国人民的吃水问题也已变得“非常严重”。
他说，谁都知道，孟加拉国为了迅速解决争端，是如何作出最大限度的让步的。
然而，对孟加拉国的建议，印度还没有作出任何反应。
他说，印度关于法拉卡水坝问题的说法是在制造混乱，把人引入歧途。
他强调说，孟加拉国政府将根据国家的利益采取行动，并将毫不犹豫地说明真实情况，“真实情况必须说出来，必须面对事实。”
最近以来，孟加拉国政府领导人连续多次就恒河河水问题发表谈话，一再敦促印度政府停止单方面引走河水的行动。
对同孟加拉国政府谈判合理解决恒河河水的分配问题，印度方面迄今未作出任何反应。

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达成复航协议
据新华社拉瓦尔品第电
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03月02日在一项公告中宣布，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和阿里亚纳航空公司最近达成了有关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恢复航空业务的协议。
巴阿两国间的航空业务是在1974年中断的。
由于航空联系恢复，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在加强两国间友好关系方面又前进了一步。

日本《人民新报》和公众舆论揭露苏联实施二百浬渔业专管水域阴谋
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不容霸占北方领土
新华社东京1977年03月10日电
日本《人民新报》03月09日发表社论，谴责新沙皇妄图利用宣布二百浬渔业专管水域永久霸占日本北方领土。
社论指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过去一贯反对第3世界要求建立二百浬经济区和第2世界各国提出的设置二百浬专管水域的要求。
这个凶恶的超级大国现在突然宣布实行二百浬渔业专管水域，其目的就是企图用这一做法“来限制别国，实现它建立海洋霸权的美梦。”
社论说：
“日本民族绝对不能容忍的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竟公然把我国的固有领土齿舞、色丹、国后和择捉等北方岛屿视为苏联领土，并把它们列入它单方面宣布的二百浬范围之内。”
社论指出，非法占领别国领土，并在造成既成事实的基础上设置“自己的”二百浬专管水域，这种恶劣的作法，“难道不正是为了进行掠夺而不择手段的帝国主义的作法吗？”
社论强调说，苏联的做法“不仅侵犯我国的正当渔业权益”，而且企图以此“逼迫日本承认被它非法占领的北方领土，从而使日本民族放弃让苏联归还北方领土的要求。”
“这是一个阴险的圈套。”
社论强调指出：
“我们决不能被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这一阴谋诡计所欺骗。
日本政府和广大日本人民必须看穿新沙皇的野心及其恶劣手法。”
日本“绝对不应屈服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而要坚持捍卫日本民族的正当权益，以断然的态度来对付这个超级大国。”
“如果对这个超级大国表现出丝毫的害怕而采取优柔寡断的态度，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就将得寸进尺，越来越露骨地侵犯我国的独立、主权和权益。”
社论说：
“我们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在同苏联政府谈判时，要根据日本民族的正当权利，采取坚定的原则性态度”。
社论最后呼吁“进一步开展斗争，反对苏联的海洋霸权主义，争取立即无条件地归还北方领土”。
新华社东京1977年03月10日电
日本《公明新闻》03月07日发表社论，谴责苏联妄图把日本的北方领土据为己有，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同苏联进行顽强的谈判。
社论说，苏联已经把日本的北方领土作为它的领土划定了二百浬渔业专管水域，“然而，无论从历史上或国际法来看，北方四岛都是日本固有的领土。”
社论说：
“如果日本政府被苏联的强硬态度所压倒，而听任苏联的片面主张，让它在北方领土周围水域划线的话，苏联将越发认为北方领土是它本国的领土。
这对日本来说，等于放弃了北方领土。”
社论指出，苏联企图把日本的北方领土变成它本国的领土，我们必须粉碎苏联的这一企图。
社论最后要求日本政府同苏联政府进行顽强的谈判。
新华社1977年03月10日讯
据东方通讯社报道：
日本归还北方领土东京促进会03月08日晚在东京举行街头宣传并散发传单，呼吁工人和人民群众行动起来揭露苏联实施二百浬渔业专管水域的阴谋，谴责苏联霸占北方领土的行径。
参加街头宣传的人们打着上面写有“谴责苏联单方面宣布二百浬”的横幅，散发传单，并用话筒高声谴责苏联霸权主义。
他们特别谴责苏联驻日本大使03月08日声称“在苏日两国之间根本不存在悬而未决的领土问题”的谬论。
他们强调说，这完全是苏联妄图“彻底撕毁1973年田中前首相同勃列日涅夫谈判达成协议的强盗行为和大国主义态度”。
他们号召日本人民团结起来，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和争取早日收复北方领土。
此外，归还北方领土关西促进会最近发表声明，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声明说：
“苏联是活生生的用谎言和欺诈来愚弄世界人民的反面教员。
苏联政府以巨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非法地霸占日本固有领土的行径和在全世界奉行领土扩张的政策就是‘你的也是我的’的强盗逻辑，是通过显示军事力量和武力威胁而进行的帝国主义外交。”
“我们强烈抗议用宣布二百浬渔业区来非法霸占日本的北方领土，要求立即无条件地完全归还北方领土。”

瑞典马列主义斗争联盟机关刊物《警钟》发表文章
揭露苏联利用西方贷款疯狂扩军备战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977年03月09日电
瑞典马列主义斗争联盟机关刊物《警钟》最新一期发表文章，揭露苏联利用从西方国家获得的贷款搞扩军备战，威胁世界各国人民的安全。
文章说，据英国报纸消息，苏联从西方国家获得的贷款1975年相当于1970年的十倍，达到一百八十亿美元。
“这些贷款特别增加了苏联在重工业和进攻性军事力量方面所下的大赌注。
苏联在农业异常吃紧，消费品工业很不发达，因而苏联人民吃尽苦头的情况下能够如此疯狂地致力于发展其军事机器，部分原因就在于这些贷款。”
文章指出，这一事实表明，“在美国日益削弱和麻烦日益增多的情况下，苏联领导人的基本战略是以战争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把眼光盯在世界霸权上。”
文章说，苏联领导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野心，是今天世界上爆发一场新的大战的根源。
苏联领导人的“这些野心既是针对美国动摇的帝国主义利益，也是针对第3世界人民和欧洲人民的”。
因此，各国人民应该共同努力，加强防卫力量，以“维护各国的独立和主权”。
文章最后指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和美帝国主义者一样，貌似强大，其本质是虚弱的，“未来决不属于他们”。
文章说，“但是，今天我们不应该低估他们，而是从现在起就应该为尽可能地加强人民的防卫力量而努力”。

美国银行家如何喂肥俄国熊
编者按　三十多年前，当希特勒借助美英等国垄断资本的财力和物力加紧扩军备战的时候，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如邱吉尔等人曾敲响警钟，劝告美英等国当局，不要喂肥纳粹德国。
但是，他们根本听不进去，终于自食恶果。
今天的情况，正象斯大林所说的“历史在重演，不过是在新的基础上重演。”
（《10月革命的国际性质》，《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09页）美国和西欧国家的一些当权者、银行家、企业家，又向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提供大量贷款和技术设备，使它得以不断增强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西方国家的一些清醒舆论已一再发出警告。
美国《芝加哥论坛报》最近发表的这篇文章，就是其中之一。
“养虎贻患”的历史教训，难道不应当记取吗？
西方世界把巨额美元花在军事防务上，可是西方企业家却提供巨额美元的贷款来加强苏联经济，而这种经济是支持苏联威胁的。
这种情况实在令人费解。
当俄国人的谷物歉收时，山姆大叔就迫不及待地出售千百蒲式耳的小麦，使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摆脱他们在国内的困境。
当苏联主子开始感觉到国内对一个斯巴达式社会中消费品缺乏表示不满而产生的压力时，西方企业家赶忙送去各种货物和劳务以及技术援助以解救他们。
使人们想起这种矛盾情况的是，一再有消息说，苏联集团向西方银行大量借款，总额估计在二百六十八亿到四百亿美元之间。
有消息说，西方银行家现在正在重新考虑他们这种贷款是否明智，但是他们这样做不是出于爱国或政治上的原因。
相反，他们感到震惊，因为如果苏联对他们表示蔑视而拖欠不还，他们就可能垮台。
尽管如此，这些担心仍然没有严重到足以放慢把钱借给铁幕后面的人的速度。
显然，俄国人需要现金来为购买对发展他们的工业和开发他们的资源都是极其重要的西方技术筹措资金。
他们还需要美钞、法郎和马克来为购买避免内部动乱所需要的消费品提供资金。
而且，他们需要用西方的小麦来填满苏联人的空肚皮，不然的话，这可能引起一种可能把克里姆林宫的墙震倒的怒吼。
虽然西方企业界人士完全清楚地知道，他们正在做的事完全有助于养肥这只俄国熊，直到它的爪子对整个自由世界投下阴影，但是他们还是那样做了。
看看山姆大叔每年必须花在军费上的钱是多少。
数一数维持核轰炸机起飞和核潜艇潜水要花多少美元。
再听听那些糊涂人的议论，他们说美国现在可以开始削减防务费用，因为实行缓和已经使俄国熊变得温驯起来，认为与其打击西方还不如同西方做生意。
就是智力不那么发达的人也应该看到苏联人的军事力量正在与日俱增。
这一部分是由于西方实业家的无微不至的照顾。
照我们看来，并不是所有的疯子都关进疯人院了，其中有些还呆在华尔街和政府的办公大楼里呢。
——1977年03月06日
美国《芝加哥论坛报》

鱼目混珠
——评苏修宣布“二百浬沿岸水域渔业临时措施”
任谷平
最近期间，苏修在二百浬海洋权问题上采取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行动。
先是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了一项“保护苏联沿海生物资源和渔捞调度临时措施”的法令。
接着，苏联部长会议又宣布从今年03月01日起在太平洋和北冰洋苏联沿岸二百浬海域实施这一“临时措施”的决定。
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去年通过的二百浬捕鱼区法案也于今年03月01日起开始生效。
一贯顽固反对二百浬海洋权的苏美两个海霸在这个时候如此动作，是颇值得注意的。
大家知道，争取和维护二百浬海洋权，是第3世界国家维护主权、资源，反对超级大国侵略、掠夺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近几年来海洋法会议上广大中小国家同超级大国海洋霸权主义进行激烈斗争的一个焦点。
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二百浬海洋权问题上历来是跳得最高，反得最凶。
它恶毒攻击第3世界国家要“瓜分”海洋，“扩大疆界”，是什么“极端主义”等等。
后来它迫于形势，不得不“承认”二百浬经济区，实际上却玩弄手段，千方百计地企图阉割专属经济区的实质内容。
但是，不管苏美两霸如何阻挠和破坏，广大中小国家要求维护二百浬海洋权的斗争汹涌澎湃，向前发展。
支持这一正义主张的已从最初的少数国家发展到一百多个国家，其中四十多个国家已先后宣布了二百浬领海、专属经济区或渔区。
不仅是第3世界，而且越来越多的第2世界国家也参加了这个行列。
这反映了建立二百浬海洋权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可阻挡，超级大国的海洋霸权主义陷入了无可奈何的困境。
今天，苏联颁布了新的“法令”和“措施”，是不是意味着它要改弦更张，从此真的要承认广大中小国家的二百浬海洋权，放弃对别国海洋资源的掠夺，对沿海国家主权的侵犯呢？
不是，完全不是。
马克思在揭露老沙皇时曾指出：
“它的方法、它的策略、它的手段可能改变，但是这一政策的主旨——世界霸权是不会改变的。”
（《1867年01月22日在伦敦纪念波兰起义大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26页）苏联新沙皇也是这样。
它挖空心思，炮制了“二百浬沿岸水域渔业临时措施”的所谓“法令”和“决定”，只不过是以一种更加狡诈的手段和策略，继续推行它的海洋霸权主义。
只要人们对苏修的“法令”和“决定”稍加剖析，就不难发现它是要一箭数雕，达到如下几重目的：
其一，为它继续恣意掠夺广大第3世界国家的海洋资源制造合法根据。
它的“法令”煞有介事地规定，可以“允许”外国渔船到它那里去捕捞“超过苏联渔业生产能力”的部分鱼类和其它生物资源。
苏联报刊大肆宣传，其它沿海国也必须照此办理。
表面上看来是有往有来，公平交易，实际上却是恃强凌弱，以大吃小。
谁都清楚，超级大国的“渔业生产能力”远远超过广大发展中国家。
如果按照克里姆林宫的这个王法，第3世界国家显然越来越难以到苏联沿海去进行捕捞，而苏联却可以继续派出它的大量渔船队到人家那里去横冲直撞，滥捕鱼虾。
广大中小国家的二百浬海洋权，岂非纯粹成了一句空话？
其二，是用来整第2世界国家，特别是把矛头指向日本。
苏修的“法令”和“决定”一实行，就要把日本渔民从北方四岛附近的渔场逐步赶出去，而且使苏联对日本固有领土北方四岛的霸占进一步加强。
这样，日本渔民甚至到北方四岛周围海域去捕鱼，也要得到苏联的“许可”，遭到苏联的“制裁”。
苏修企图利用这种手段对日本进行新的政治讹诈，对日本渔民在北方四岛周围海域捕鱼谋生横加阻挠和干涉，扼杀日本人民要求收复北方领土的正义斗争。
其三，是为了便于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海洋霸权。
苏美两霸几乎同时宣布有关措施和法令，不仅是要对付其它国家，而且也包含着它们两霸之间的矛盾和争夺。
苏修宣布“二百浬沿岸水域渔业临时措施”，还有一个险恶用心，就是歪曲第3世界国家提出的主张，以假乱真，鱼目混珠，继续对抗和破坏广大中小国家要求建立二百浬专属经济区、维护自己主权和海洋资源的正义斗争。
苏修为了从实质上否定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的主权权利和专属管辖权，一直顽固坚持经济区是“公海的一部分”，苏联有权去捕捞所谓沿海国“捕不完的鱼”，有权去进行名为科研实为搜集情报等其它海洋活动。
苏修企图借自己的“法令”和“决定”把它的这种无理主张强加于人，无视许多国家已经宣布的二百浬专属经济区。
苏修宣传机器对此供认不讳，说什么苏联宣布的“法令”，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法令”，是要“反对有些国家”“任意地和片面地解决有关经济区的问题”。
这就一语道破了苏联这个海霸的真实意图。
由此可见，苏修在此时此刻抛出它的所谓“法令”和“决定”，完全是一个阴谋诡计。
它同广大第3世界国家所主张的二百浬海洋权根本不是一回事。
相反，它是企图阻挡广大中小国家要求维护海洋权的历史潮流。
但是，抽刀断水水更流。
苏修的这一花招是骗不了人的。
它的这种卑劣阴谋，必将遭到广大第3世界和其它中小国家的强烈反对。
可以预言，广大中小国家反对超级大国海洋霸权主义的斗争一定会继续向前发展，取得新的胜利！

中东和阿拉伯国家
“中东”这个名称是欧洲殖民主义者所取的，过去欧洲人向东扩张时，以欧洲为中心，按距离欧洲的远近分为“远东”、“中东”、“近东”。
实际上“中东”地区的范围，没有明确的划分，尤其是“中东”和“近东”没有严格的界限，人们往往在习惯上称为“中东”或“中近东”。
“中东”一般指亚、非、欧三洲连接的地区，主要是亚洲西部一带。
现在，一般所说的“中东”主要包括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伊拉克、约旦、黎巴嫩、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民主也门人民共和国、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土耳其、塞浦路斯、伊朗等国家和地区。
总面积为七百多万平方公里，人口一亿六千多万。
“中东”地区大多数是以阿拉伯民族为主的、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国家。
以阿拉伯民族为主的国家，都称阿拉伯国家。
这些国家信奉伊斯兰教。
阿拉伯国家分布在亚洲的西部和非洲的北部。
在亚洲西部的阿拉伯国家有：
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约旦、沙特阿拉伯、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科威特、巴林、阿曼、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
在非洲北部的阿拉伯国家有：
埃及、苏丹、利比亚、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索马里等。
阿拉伯国家的总面积约一千四百万平方公里，人口总数约一亿五千多万。

团结　合作　战斗　发展
——记第1次非洲—阿拉伯最高级会议
团结、合作、战斗、发展——这是三亿五千万非洲和阿拉伯人民当前面临的共同任务。
来自六十个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或他们的代表，本着增进团结、加强合作以争取民族解放、巩固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宗旨，聚集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1次非洲—阿拉伯最高级会议。
在03月07日至09日最高级会议召开的日子里，和煦的阳光照耀着初春的大地，尼罗河水微波粼粼，竖立在会议大厦广场上的六十面鲜艳夺目的旗帜迎风飘扬，把整个会场衬托得格外壮观，使会议厅里非、阿团结合作气氛显得更加炽热。
会议最强音——团结战斗
近年来，团结战斗的非洲人民把斗争的锋芒直指南部非洲仅存的两个反动堡垒——南非和罗得西亚少数种族主义政权；
阿拉伯人民同仇敌忾，斗争的目标对准插在阿拉伯心脏的一把尖刀——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权。
两个地区的人民在斗争中遥相呼应，互相支持，携手前进。
斗争的实践使他们越来越看清，南非、罗得西亚和以色列三个反动政权是一丘之貉。
它们之所以能够作恶多端，是因为得到两个超级大国的纵容和支持。
他们也日益看清，非洲和中东不得安宁的罪魁祸首就是在这两个地区进行激烈争夺的两个超级大国。
第1次非洲—阿拉伯最高级会议反映了非洲和阿拉伯人民增进团结、加强合作的强烈愿望，标志着他们的斗争的新发展。
这次会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与会代表以大局为重求同存异。
会内会外呈现一片团结战斗的气氛。
“加强团结，共同战斗”成了这次会议的最强音。
这次会议显示了非洲和阿拉伯人民把反帝、反殖、反霸、反种族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坚强意志，表达了非洲和阿拉伯人民在斗争中互相支援，互相配合的战斗情谊。
历史的经验使非洲和阿拉伯人民不会忘记超级大国的霸道行径和破坏他们的斗争的罪恶活动。
赞比亚总统在谈到南部非洲和中东形势时明确指出：
“我们处在超级大国推行全球战略的中心。
因此，我们要对全球的政治安全和经济状况取得共同的认识。
我们必须对在集体保证成功的基础上建设共同的未来采取一致态度。
这样，我们才能存在。”
毛里求斯总理在谈到帝国主义不断进行分裂活动时说：
“通过非洲—阿拉伯的团结合作，我们将构成一支超级大国不得不认真看待的力量。”
突尼斯总理努伊拉在强调非、阿团结重要性时指出：
“我们这些国家都吃过殖民统治、霸权、种族主义的苦头。
这一经历产生了一种共同战斗和共同发展的深厚感情，加速了解放和取得主权的进程。”
会议好精神——互助合作
本着互助合作的精神发展民族经济，大力声援民族解放运动，强烈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是这次最高级会议的另一个鲜明特点。
这次会议通过的《非洲—阿拉伯经济和财政合作宣言》反映了非洲和阿拉伯人民通过互助合作，努力发展民族经济的强烈愿望和坚强决心，使第3世界在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中增强了力量。
这次会议还成功地把经济上的互助合作同政治上的团结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必将更加促进第3世界在政治、经济两条战线上开展的反帝、反殖、反霸斗争。
这个文件强调两个地区之间的经济财政合作，以摆脱帝国主义和超级大国的控制、掠夺、剥削和奴役。
这无疑是对两个超级大国通过经济手段以达到其政治目的这一罪恶企图的一个沉重打击。
这次会议还突出强调从道义上和物质上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加强支持和声援。
这有力地增强了非、阿团结，有助于非洲民族经济的发展，支持了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斗争的进一步胜利开展。
驱散阴风毒雾
最高级会议召开前举行外长会议的几天里，在会议厅外，在新闻中心，可以感到一股对会议进展散布悲观空气的阴风。
原来，外长会议的任务之一是对一项关于要求阿拉伯产油国向非洲国家提供二十二亿美元经济援助的建议进行讨论，并将结果提交最高级会议。
就在这个时候，不知从哪里传出阿拉伯产油国拒绝给非洲国家提供援助的谣言。
也正在这个时候，苏联塔斯社于最高级会议开幕前夕03月06日抛出了它的评论员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骂一些阿拉伯产油国是“反动政权”，说什么这些产油国“出于政治动机”反对向非洲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对非洲国家施加压力”，“想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战斗团结中冲掉反帝的精髓，使非—阿讲坛（按指最高级会议）离开主要目标的解决”。
但是，在克里姆林宫散布的这阵冷风中，在最高级会议的会议厅里，当一些阿拉伯产油国宣布决定向非洲国家和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提供大量援助的时候，全场响起了热烈掌声。
这阵阵掌声不啻是打在苏联脸上的一记记耳光。
塔斯社散布的谣言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就可耻地宣告破产。
铁的事实证明不是别人，正是苏联出于它的“政治动机”，肆无忌惮地向参加开罗会议的非、阿国家施加压力，企图使会议脱离反帝、反殖、反霸斗争大方向，纠缠于内部不同意见，以达到它破坏会议、破坏非、阿团结的罪恶目的。
苏联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又一次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它与非、阿人民为敌的可耻面目。
第1次非洲—阿拉伯最高级会议取得的巨大成功，预示着非、阿人民反帝、反殖、反霸、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将更加蓬勃深入地发展，非、阿人民将以崭新姿态出现在第3世界团结战斗的行列中，去夺取新的胜利。
新华社记者

小统计：
1975年阿拉伯产油国石油产量
（单位：
万吨）阿拉伯国家产量83，680世界总产量（不包括中国）　263，500百　分　比　31．7％

第1次非洲—阿拉伯最高级会议通过《政治宣言》等文件
加强团结合作实现开罗宣言完成非阿事业
坚决反帝反殖反犹太复国主义反种族主义，强烈谴责雇佣军的行径
新华社开罗1977年03月09日电
第1次非洲—阿拉伯最高级会议03月09日通过《政治宣言》、《非洲—阿拉伯经济和财政合作宣言》和《实现非洲—阿拉伯合作的组织形式和方法》等文件。
《政治宣言》说：
“非—阿最高级会议重申对不结盟与和平共处原则和建立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承担义务。
“非—阿最高级会议申明，对尊重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不侵略、自决和不容许以武力占领或并吞领土以及和平解决争端和冲突的原则承担义务。
“非洲、阿拉伯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重申，有必要加强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人民统一阵线和谴责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种族隔离以及其他一切形式的歧视、种族隔离和宗教隔离，特别是谴责在南部非洲、巴勒斯坦和其他被占领的阿拉伯和非洲土地上出现的种种形式的歧视、种族隔离和宗教隔离。”
宣言说，会议要求非洲统一组织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定期交流其成员国人民争取解放的共同斗争的进展情况，以便使成员国能在这方面发挥有效和积极作用。
宣言指出，非洲、阿拉伯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谴责帝国主义通过南非和罗得西亚当局不断对南部非洲一些主权国家进行军事侵略和策划其他政治、经济阴谋，企图在政治上动摇这些国家的政府和破坏这些国家为发展经济所作的努力。
“最高级会议认为这种侵略是针对非—阿世界的，也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
会议还谴责以色列对埃及、约旦、黎巴嫩和叙利亚进行的类似活动。
此外，非洲、阿拉伯国家元首和首脑还决定，他们各自的国家应当提供和增加物质支持和需要的其他任何方式的援助，以便使这些国家能够巩固和保卫自己的独立。”
“会议谴责以色列当局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坚持要改变被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的人口结构和地理的特征。
会议要求以色列停止这种作法，以便创造更好的条件以利于找到一个解决这一地区问题的办法。
“非—阿最高级会议决定，只要以色列、南非和罗得西亚的政权坚持奉行种族主义和扩张侵略的政策，就在非洲统一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和联合国以及其他一切国际机构内作出更大的努力，谋求最有效的方式方法着重在国际方面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孤立这些政权。
为此，最高级会议认为必须在政治、外交、文化、体育和经济方面继续对这些政权实行全面抵制，特别是要对它们实行石油禁运。”
宣言说：
“非—阿最高级会议在详细研究了形势之后，表示十分关心巴勒斯坦、中东、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问题。
完全相信这些事业是非洲—阿拉伯的事业。
最高级会议决定全面支援为反对种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而斗争的人民，全面支援紧靠着对阵地区的援助民族解放斗争的前线国家。
“会议强烈谴责雇佣军的行径，保证消灭在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这种现象。”
宣言最后说：
“非洲、阿拉伯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对非—阿合作表示坚定不移的信念，表示他们决心保证调动和运用一切力量来实现《非洲—阿拉伯合作开罗宣言》所确定的目标，以便进一步增进非洲和阿拉伯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建立有着坚实持久基础的牢不可破的非—阿兄弟情谊。”
《非洲—阿拉伯经济和财政合作宣言》说，第1次非—阿最高级会议“认识到造成非洲和阿拉伯国家人民的落后状态和各种经济问题的根源是多少世纪以来的种种形式的剥削和殖民主义”。
这种落后状态和经济问题是“目前这种基本上是为进行剥削的工业化国家的利益服务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性质所必然带来的”。
宣言指出，非—阿最高级会议决定“通过一项关于非洲—阿拉伯经济和财政合作的长期综合计划”。
宣言在谈到这一长期综合计划的十一项条款时指出，这些条款包括：
“增加非洲经济发展阿拉伯银行的财力，使它能够为满足非洲发展的需要提供更多的资金”，“通过互惠制来加强非洲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鼓励阿拉伯国家投资，特别是通过确定非洲—阿拉伯联合项目来实现”以及“鼓励非洲和阿拉伯国家之间进行技术合作”等。
《实现非洲—阿拉伯合作的组织形式和方法》说，为了保证《非洲—阿拉伯合作开罗宣言》中提出的非—阿合作得到实现，除了定期举行非—阿最高级会议和部长理事会会议以外，将建立常设委员会、若干工作小组和专门小组以及若干协调委员会等机构。
文件说：
“非—阿最高级会议每三年举行一次，部长理事会每一年半举行一次例行的联席会议。”
文件说，常设委员会在必要时可以建议召开部长理事会联席特别会议。
文件说，在贸易、矿业、工业、农业、能源和交通运输等方面将成立若干工作小组和专门小组，以促进非洲、阿拉伯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合作。
文件说，协调委员会由非洲统一组织十二人委员会主席和秘书长同阿拉伯国家联盟十二人委员会主席和秘书长组成，负责协调各工作小组的工作和在授权的范围内处理需要紧急决定的行政性问题。
文件说：
“应设立一个非洲—阿拉伯法庭或调解和仲裁委员会，负责有关非洲和阿拉伯合作的文本作法律上的解释和负责处理可能产生的任何争执。”

阿拉伯国家联盟
阿拉伯国家联盟即阿拉伯联盟。
1944年09月，在埃及建议下，阿拉伯各国外长在亚历山大港举行会议，拟定了《亚历山大议定书》，并决定成立阿拉伯国家联盟。
1945年03月，阿拉伯各国代表在开罗举行会议，拟定并通过了《阿拉伯国家联盟公约》，阿拉伯联盟正式成立。
1950年04月在开罗签订《阿拉伯联盟国家联合防御和经济合作条约》。
参加阿拉伯联盟的国家现有二十个。
此外，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也是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员。
阿拉伯国家联盟领导机构为理事会。
理事会由全体成员国的代表组成。
非洲国家在反击帝国主义的侵略、颠覆和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的斗争中，得到阿拉伯国家的积极支援。
为了支持南部非洲人民的斗争，阿拉伯国家领导人1973年11月作出决定，宣布与罗得西亚和南非断交，对南非实施石油禁运。
阿拉伯国家在支援非洲国家开发本国资源方面，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非洲统一组织
1963年05月22日至26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洲国家首脑会议，通过了《非洲统一组织宪章》，成立了非洲统一组织。
根据宪章的规定，非洲统一组织的宗旨是：
促进非洲国家的统一与团结，加强非洲国家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合作，保卫和巩固非洲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与独立，从非洲根除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促进国际合作。
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是非洲统一组织的最高组织机构，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会议。
现已举行了第13届首脑会议。
非洲统一组织总部设在亚的斯亚贝巴，成员国有四十八个非洲独立国家。

非洲—阿拉伯最高级会议
最近在开罗举行的非洲—阿拉伯最高级会议，是非洲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第1次首脑会议。
非洲和阿拉伯六十个国家的国家和政府首脑或他们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为了促进非洲、阿拉伯国家的合作，增强相互之间的战斗团结，1974年10月在拉巴特举行的第7次阿拉伯首脑会议上，作出了筹备召开非洲—阿拉伯最高级会议的决定。
为此，1976年04月，在达喀尔举行了第1次非洲—阿拉伯国家外长会议，为召开最高级会议作准备。
1977年01月，在卢萨卡举行非洲、阿拉伯二十四国部长级联合委员会会议，为这次最高级会议草拟了《政治宣言草案》，讨论了非洲、阿拉伯合作执行机构等问题并确定了最高级会议和外长会议的日期。
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在地理上毗邻，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有着遭受外来侵略和掠夺的相同历史遭遇，今天又面临着反对霸权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共同任务。
近年来，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团结与合作日益加强。
1973年10月中东战争爆发后，非洲二十个国家相继在一个多月内与以色列断交，至今，与以色列断交的非洲国家达二十九个。
这对以色列是个沉重的打击，有力地支持了阿拉伯人民的斗争。
非洲国家也从阿拉伯国家得到有效的援助。
1973年11月，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6次阿拉伯首脑会议作出决定：
所有阿拉伯国家宣布与罗得西亚和南非断交，对南非实行石油禁运，并采取特别措施向非洲国家供应石油，以帮助他们克服因石油涨价带来的经济困难。
会议还决定建立非洲经济发展阿拉伯银行、阿拉伯基金会和阿拉伯技术援助基金，帮助非洲国家。
非洲和阿拉伯人民在发展民族经济、维护自然资源的斗争中日益加强相互间的团结合作关系。
为了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超级大国的经济剥削，非洲和阿拉伯国家联合开发资源和合资兴办企业。
它们还签订了一系列经济、技术、贸易等方面的协定，促进民族经济的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