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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家乡——湖南驻守过的兰州部队某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干部战士聆听过华国锋同志的指示，有的在华国锋同志身边工作了几年。
华主席英明的远见，高尚的品质，卓越的才能，革命的胆略；
华主席对部队的关怀、教育和鼓舞，深深地印在指战员们的脑海里。
华国锋同志一直十分重视教育大家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建军路线建设部队。
在文化大革命中，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几次到湖南视察，作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指示。
华国锋同志及时向部队作传达、讲意义、提要求，教育大家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切实把支左工作搞好，在阶级斗争的风雨中加强部队革命化建设。
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有多少次，华国锋同志到部队营区，把一张张毛主席的画像和一幅幅革命圣地韶山的图片，送到干部战士手里，勉励大家：我们住在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更要刻苦学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有多少次，华国锋同志来到支左人员和警卫战士中间，检查他们的学习，关怀他们的冷暖，同大家在一盏灯下看书，在一张桌前交谈，并再三叮嘱：要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为人民立新功。
在华国锋同志的亲切关怀下，这个部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迅速开展，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不断涌现，“三支两军”工作和其它各项工作取得较好的成绩。
回忆那战斗的历程，同志们深有感触地说：华国锋同志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感情非常深厚，学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非常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非常坚决。
斗争实践证明，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华国锋同志经常教育大家，要牢记毛主席为我军规定的建军宗旨，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一九六九年，由于“四人帮”和林彪反党集团的挑动，使已实现大联合的革命形势遭到破坏。
湖南的原煤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华国锋同志和部队领导干部共同研究决定，指派部队到某矿务局支左。
华国锋同志曾先后三次给支左的同志讲形势，作指示，进行细致的思想教育。
他语重心长地教育大家，“三支两军”是毛主席交给部队的光荣任务，也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发挥军队柱石作用的一次伟大革命实践。
只要我们狠抓阶级斗争，大力宣传毛主席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重要指示，依靠群众，揭露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支左人员坚决按照华国锋同志的指示去做，这个矿务局的形势迅速好转。
当有的同志不安心执行支左任务、想回部队时，华国锋同志又耐心地做思想工作。
他说：“过去打武仗是为人民服务，现在打煤仗也是为人民服务。”
吃饭时，华国锋同志自己动手盛，并风趣地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他还意味深长地提醒大家：做到丰衣足食可不简单，煤是工业的“粮食”。
现在我们湖南的工业就是少“食”，广大城市人民要烧，也影响到“食”。
只要大家心里想着人民，处处为着人民，就会安下心来，把工作做得更好。
大家认真贯彻执行这些指示，和广大工人一起抓革命，促生产，使原煤产量猛增了十倍。
支左人员也在打煤仗中进一步锤炼了为人民服务的红心。
华国锋同志心里时刻装着人民，处处事事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并用这种思想培育干部战士。
一次，部队几个领导同志，跟随华国锋同志参观本省试制的收割机割稻表演。
华国锋同志参观后，首先热情赞扬了工人的创造精神，然后满面笑容地对在场的同志说，这是个良好的开端，但还要改进。
现在的收割机把很多稻草打碎了，社员盖房子、织草袋都不好办，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要为群众着想啊！
又一次，某煤矿上报革命委员会成员名单，华国锋同志发现名单中没有井下工人代表，便和蔼而又郑重地说：井下工人战斗在煤炭生产第一线，工作最艰苦，最熟悉矿上的生产情况，革委会里不仅应有井下工人代表，而且要有常委和副主任。
在华国锋同志具体指示下，这个矿又增补了两名井下工人代表，分别担任了常委和副主任。
从华国锋同志身上，大家受到很深的教育，进一步懂得了为人民服务，就要每时每刻都想到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做每件事情都对人民极端地负责任。
这个部队在“三支两军”中，用毛泽东思想指导行动，经受了锻炼和考验，较好地完成了任务，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肯定了他们的成绩，也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赞扬。
可是，“四人帮”和林彪反党集团，出于毁我长城和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公然对抗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抗敬爱的周总理。
他们不顾铁的事实，给部队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大帽子一顶一顶地压下来。
他们大刮“揪军内一小撮”的妖风，妄图把部队搞乱。
林彪的一个死党恶毒地咒骂这个部队是“土匪部队”，“犯了错误”，“要把屁股擦干净”。
就在这妖雾弥漫、黑云压城、广大指战员受到很大压力的时候，华国锋同志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气魄，挺身而出，多次在会议上作了旗帜鲜明的讲话，指出：这个部队是一支具有光荣历史的英雄部队。
几十年来，经受了革命战争的严峻考验，转战南北，为祖国为人民建立了功勋，在人民战争史上写下了壮丽的篇章。
华国锋同志对部队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取得的成绩，也给予高度赞扬。
他说：你们是立了新功的，这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
这是多么巨大的爱护和鼓舞啊！
华国锋同志的讲话，大长了广大军民的志气，大灭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威风。
同志们激动地说：“华主席对部队的关心和爱护，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
今天，华主席为我军统帅，是全军的幸福。”
深情的赞誉，道出了广大指战员共同的心声。
抚今追昔，华主席无微不至地关心部队、爱护战士的许多事例，一幕幕呈现眼前。
华国锋同志对干部战士体贴入微，关怀备至，这方面的事例很多。
一天，华国锋同志到担负警卫任务的某团四连看望战士，在宿舍里和大家亲切交谈，发现三班长梁金球情绪不高，很少说话，便关切地询问起来。
原来，小梁前几天经医生检查，发现患了肝炎，产生了思想负担。
华国锋同志听了后，坐到小梁身边，和他谈心，嘱咐他放下思想包袱，振奋革命精神，藐视疾病，积极治疗，一直谈了一个多小时。
末了，又指示连队干部，尽快送小梁住院。
在华国锋同志亲切关怀下，梁金球很快恢复了健康。
他感动得挥泪给亲人写信，叙述华国锋同志对一个普通战士的爱护。
流不尽的湘江水，道不完的阶级情；
说不完的心里话，写不完的赞美诗。
这个部队的指战员在赞颂华主席的丰功伟绩中，再次学习毛主席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的“你办事，我放心”，更加怀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更加热爱英明领袖和统帅华主席。
战士们挥笔写诗：“毛主席放心我爱戴，毛主席信任我拥护。
紧跟统帅华主席，乘风破浪向前进！”
（本报通讯员、本报记者）
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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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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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五二九二九部队九连干部战士深入学习中共中央文件，畅谈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狠批“四人帮”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决心为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不断作出新贡献。
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罪行时，九连干部战士回顾和畅谈了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历程和胜利成果。
大家看到，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巩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空前普及，我们的党更加坚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茁壮成长，在各个领域加强了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所有这一切充分证明，“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党支部组织大家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看到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四人帮”伙同林彪反党集团，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和路线、方针、政策，罪恶累累，罄竹难书。
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那些有所不足之处，完全是林彪和“四人帮”造成的，他们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人。
九连指战员怀着对“四人帮”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深揭猛批“四人帮”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剥掉他们所谓“文化革命的功臣”的画皮。
大家列举大量事实，指出了“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恶行径：一、对抗毛主席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公开提出“文攻武卫”的反动口号，挑动“全面内战”，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二、鼓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谬论，对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破坏毛主席的干部政策；
三、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煽动一些人围攻解放军，妄图毁我长城；
四、支一派，压一派，挑动资产阶级派性，破坏革命大联合，干扰斗争大方向；
五、煽动无政府主义，破坏无产阶级纪律，搞停工停产，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六、大搞“以我划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和老中青三结合领导班子；
七、不择手段地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八、搞“三箭齐发”，转移批林批孔斗争大方向；
九、否定毛主席关于“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的指示，鼓吹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把矛头指向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干部；
十、篡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层层揪“走资派”、“代理人”，反军乱军，妄图篡党夺权。
总之，他们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方针和政策，干扰和破坏毛主席战略部署的。
指战员们愤怒地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正是排除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才取得的。
“四人帮”哪里是什么“文化革命的功臣”，他们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
九连指战员一致表示，一定要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满腔热情地支持和扶植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进一步为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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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福州部队某部发扬我军拥政爱民光荣传统，积极支持地方党组织做好各项工作，使革命和生产呈现一派大好形势。
“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被粉碎后，这个部队党委遵照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福州部队关于支持地方工作的重要指示，多次召开会议，专门对支持地方工作问题作了具体研究和部署。
他们抽出四十多名领导同志，一百多名干部和十多个连队，支持驻地三个地区、十多个县市做好健全各级领导班子的工作。
同时，还组成四百多个宣传队深入工厂、农村、街道、机关、学校和海岛渔村，运用各种形式，大张旗鼓地宣传华主席、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大打揭发批判“四人帮”的人民战争，巩固和发展了大好形势。
广大干部群众激动地说：“华主席和我们心连心，解放军和我们亲又亲。”
这个部队指战员还大力支持地方抓革命、促生产，掀起“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新高潮。
他们派出四万五千多人次，汽车二千三百多台次，支持地方尽快把工农业和渔业生产搞上去。
莆田地区电瓷厂，由于“四人帮”制造混乱，去年停产半年多。
某部后勤部副部长邵文玺和指战员来到这个厂后，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滔天罪行，把对“四人帮”的仇恨化为巨大动力，三天内就恢复了生产。
近两个月来，创造了历史最高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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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武汉部队炮兵某部“抗洪救灾爱民模范营”指战员，深揭猛批“四人帮”，提高了贯彻我军建军宗旨的自觉性，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发扬。
这个营为了大力宣传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大力宣传华主席是我们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在野营中派出十九个宣传组，走遍三个生产队的一百多户人家。
他们在山区训练了一个月，采取不同形式向贫下中农宣传了一个月，受到贫下中农的热情赞扬。
“抗洪救灾爱民模范营”在开展拥政爱民活动中，还把积极参加普及大寨县运动作为发扬我军做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的重要内容。
他们从各方面大力支援附近社队的学大寨运动。
每逢节假日，干部战士轮流参加兴修水利、积肥运肥等劳动。
他们还采取“组织不散，人员轮换”的办法，组织了一个支农小组，长期住在驻地附近陶楼生产队，协助他们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做出了可喜的成绩。
作者：黎文薛边莘江施宗
为什么“四人帮”对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愿意改正的新老干部，不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是一棍于打死呢？
毛主席教导说：“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帮助态度还是采取敌视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
在对待犯错误的革命干部的问题上，左派和右派，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从来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毛主席指出：“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
采取“一要看，二要帮”和“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决不能一犯错误就打倒。
我们党几十年来坚持这个正确方针，实现了全党的团结，使革命事业日益兴旺发达。
一切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反对对犯错误的干部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王明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刘少奇搞“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林彪搞“罢官运动”，“大罢一批”，王张江姚“四人帮”，继承王明、刘少奇、林彪的衣钵，搞“打倒一切”，大开“帽子工厂”、“钢铁工厂”，对犯错误的革命干部实行一棍子打死。
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主张对犯错误的干部采取帮助的态度，是从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出发的。
我们坚信，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
改正了错误，就能变坏事为好事，以避免犯同类的错误。
因此，我们只要是真正爱护革命而不是打击革命，就应当帮助犯错误的干部前进。
相反，“四人帮”对犯错误的干部采取敌视的态度，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根本原因就是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
他们为了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总是企图利用干部犯错误的机会向党发动进攻，把革命的干部打倒，换上他们那帮搞修正主义的人马。
张春桥就恶毒地说过：“就是要把各省第一书记套住，叫他又要工作，又犯错误，好整他。”
他们煞费苦心设置圈套，让人犯错误，以便借机整人，甚至捏造罪名，陷害好人。
有时则把别人的错误当作“辫子”抓在手里，打了一顿以后，又装出关心的样子，用封官许愿加以拉拢，妄图拉着这些干部死心塌地跟他们搞修正主义。
“四人帮”象《阿Q正传》里的假洋鬼子，不准犯错误的干部改正错误，继续革命。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搞“打倒一切”。
后来他们又疯狂地反对落实政策，解放干部。
许多干部经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改正错误重新出来工作，他们竟诬蔑为“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诬蔑为“还乡团”回来了，有了一点错误，就给戴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帽子，要把他们第二次打倒。
相反，那些对他们马屁拍得响、粗腿抱得紧、小报告打得勤的人，那怕是屡教不改的罪犯，也说是“造反派”在“反潮流”中的缺点，竭力包庇并加以重用。
“四人帮”颠倒敌我，偷换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包括犯错误的革命领导干部，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只能说明他们是极右派、反革命派，这是他们反动阶级本性的必然表现。
（黎文）
为什么“四人帮”煽动资产阶级派姓，挑动武斗，全面内战，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内部制造分裂，制造新老干部对立，给人民群众带来极大的灾难和痛苦呢？
长期以来，“四人帮”手举“马列”红旗，头戴“左派”桂冠，身披“学生”、“战友”外衣，疯狂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干着煽动资产阶级派性、挑动武斗、制造分裂、全面内战的勾当，犯下了滔天罪行。
毛主席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四人帮”拚命反对革命人民团结对敌，千方百计煽动资产阶级派性：什么这里不分两派“不可理解”呀，什么那里不打内战是“死水一潭”呀，鼓鼓噪噪。
在他们煽动下，一些地区，一些单位，派性盛行，走资派逍遥，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分子活跃。
毛主席指出：“要文斗，不要武斗”。
“四人帮”唯恐无产阶级天下不乱，极力干扰这个保证文化大革命运动顺利开展的重要政策，鼓吹“文攻武卫”，胡说什么“你们打打也很好”，“我带头指挥打过的”，不一而足。
他们这一挑动，使一些地方武斗成风，工厂机器无声，农村田地荒芜，严重危及了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
毛主席指出，安定团结为好。
我们就是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
“四人帮”竭力阻碍毛主席这一指示的落实，胡说“不怕社会秩序乱”，“乱一点才有生气”，“现在造反派掌权的还不到百分之三十”等等，拚命制造新老干部对立。
在他们挑动下，一些地方党的领导被削弱，不正之风盛行，资本主义泛滥。
“四人帮”这样干是不奇怪的。
煽动资产阶级派性，在革命队伍中挑动“内战”，是走资派的惯技。
刘少奇、林彪不都是拚命分裂革命队伍，拉一派，打一派，培植亲信，网罗党羽，为保护自己，为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吗？
“四人帮”也是这样。
他们在“全面内战”中，凡是反对他们的，就给扣帽子、打棍子，斥为“定资派”、“投降派”、“保守势力”、“复辟势力”。
凡是听他们话，跟他们走，矛头指向革命领导干部的，他们就封为“造反派”、“新生力量”、“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好干部”，就要“突击入党”、“破格提拔”。
同时，社会上的地富反坏，乘“全面内战”之机，纷纷出笼，“四人帮”也大加鼓励，听任他们为非作歹。
这样一来，“四人帮”及其党羽、亲信、社会渣滓，里里外外串通一气，就形成一股不小的反革命势力，对复辟资本主义大有用处。
这正是“四人帮”挑动“全面内战”预期的“成果”！
遗憾的是，这个“成果”并没有能帮助他们实现篡党夺权的阴谋，相反，成了他们这伙正在走的走资派的活证据。
“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
“四人帮”煽动资产阶级派性，挑动“全面内战”，是为了造成乱局，好来混水摸鱼，在乱中夺权。
正如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揭露资产阶级右派时所指出的：“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
“四人帮”一会儿说“江苏乱得不够”，一会儿说河南“要乱”、“要加温”。
他们到处插黑手，安爪牙，派亲信，制造事端，生怕无产阶级的天下不乱。
他们要乱党，乱军，乱国，乱民，使各级领导陷于瘫痪，使革命和建设陷于瘫痪。
而后，他们认为，他们就可以大喊“当今之世，治国平天下，舍我其谁”，梦寐以求的“皇冠”便唾手可得。
但是，事与愿违。
“四人帮”大乱无产阶级的天下以取而代之的反革命目的终究没有达到，却被无产阶级打得落花流水。
他们煽动资产阶级派性、大搞“全面内战”，妄图在乱中夺权的罪恶行径，只能成为他们是反共反人民的资产阶级极右派的铁证。
（李志远）
为什么“四人帮”要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分裂，破坏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呢？
我国是一个由数十个民族组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
认真处理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搞好各民族的团结，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毛主席一向重视民族团结问题，亲自为我党制定了一条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
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王张江姚“四人帮”公然对抗毛主席，蓄意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分裂，疯狂破坏我国各民族的大团结，千方百计干扰、破坏毛主席民族政策的落实。
他们早就伙同林彪反党集团，插手少数民族地区的运动，挑拨那里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的关系，制造民族对立。
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四人帮”借“批儒评法”，继续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分裂。
为了给被他们捧为“法家”的封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戴上“爱国主义”的桂冠，竟荒谬地把历史上我国内部汉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说成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
毛主席经常教育我们，要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和生活习惯，注意团结他们，绝不能搞大汉族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
“四人帮”却一贯歧视和敌视少数民族。
白骨精江青在一次会议上，就口出狂言，伸着小拇指，恶狠狠地向一些维吾尔族干部叫嚣：“你们小小的新疆有什么了不起，我藐视你们”。
她还不准少数民族干部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诬蔑用本族语言同她讲话的少数民族干部是“外国人”，却又把长得象汉族人的我国哈萨克姑娘，说成是“很象一个中国姑娘”。
这不是狂热地搞大汉族主义、制造民族分裂又是什么？
政治流氓王洪文一九七二年到新疆时，也口出狂言，大搞民族分裂主义，破坏民族团结。
“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四人帮”无论是搞大汉族主义，还是搞民族分裂主义，都是为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服务的。
他们篡权复辟的阴谋一旦得逞，就不仅要压榨、剥削汉族的广大劳动群众，也要欺压各个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
他们就会象苏修那样，把中国变成各民族的监狱。
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毛主席提出了鉴别香花和毒草，判断人们言论和行动的是非的六条标准，第一条就是：“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
“四人帮”大搞民族分裂主义的罪恶行径，直接违背了这条重要标准，说明他们是一帮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右派。
（薛边、莘江）
为什么“四人帮”总是依靠象翁森鹤、张铁生那样一些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依靠那些野心勃勃、投机钻营、搞打砸抢、盗窃国家财产、危害社会秩序的坏分子呢？
翁森鹤是浙江省的一个十恶不赦的新生反革命分子。
他恶毒攻击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攻击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攻击人民解放军，结帮营私，结帮篡党，搞第二武装，到处搞打砸抢，煽动停工停产，贪污盗窃，敲诈勒索，投机倒把，腐化堕落。
他和一些坏人勾结在一起，把浙江这个“鱼米之乡”搞得不象样子。
张铁生就是那个名噪一时的交“白卷”的反革命小丑。
他出身资产阶级家庭，改名换姓冒充贫农。
他极端仇视毛主席，仇视周总理，丧心病狂地恶毒咒骂英明领袖华主席。
他对我们党，对无产阶级专政，对人民军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攻击。
他秉承“四人帮”的旨意，到处大放厥词，攻击革命老干部是“走资派、黑帮、投降派”，杀气腾腾地狂叫“要用铁的手腕”，对各级党组织“动大手术”，“一动到底”。
他四处插手，八方串连，呼风唤雨，唯恐天下不乱。
对这样一些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四人帮”特别宠爱。
张春桥吹捧翁森鹤为“全国工人运动造反最早的头儿”。
王洪文对他说：“我们是老战友了”。
他们把他强行拉入党内，强行拉为党的十大代表。
他们甚至狗胆包天，在毛主席指出不要翁森鹤等这样的坏人的批示中，删去了翁森鹤的名字。
张春桥说：“不管怎么样，翁森鹤的历史还是要肯定。”
对张铁生，江青大吹“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
姚文元肉麻地说他要向张铁生这样的“先进知识青年学习”。
他们给张铁生戴上“敢于反潮流的英雄”、“工农兵学员的优秀典型”等一顶顶桂冠，把他塞进人大常委会。
“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王张江姚所以特别器重翁森鹤、张铁生这样的新生反革命分子，总是依靠那些野心勃勃、投机钻营、搞打砸抢、盗窃国家财产、危害社会秩序的坏分子，这只能从阶级关系、阶级斗争上找答案。
“四人帮”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需要一批凶恶的打手，为他们卖命效劳。
反动的阶级立场，把“四人帮”和这些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联结在一起。
由翁森鹤、张铁生这样的反革命分子，打着“造反”、“反潮流”的旗号，披着“工人”、“革命派”、“工农兵学员”的外衣，来向无产阶级进攻，要比名声已经很臭的地富反坏好得多。
张春桥不是一面大吹特吹张铁生“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一面又大叫什么“要把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干部送到中央，闹它个天翻地覆”吗？
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依靠这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用心。
而那些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他们野心勃勃，疯狂反党反社会主义，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也得到了靠山。
王张江姚这伙新老反革命组成的黑帮，正好是他们的后台。
因此，他们上下勾结，狼狈为奸，相依为命，生死与共。
“四人帮”在上面呼风唤雨，牛鬼蛇神在下面兴风作浪。
事实充分说明，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是“四人帮”的社会基础，而“四人帮”则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反革命派、极右派。
（施宗）（未完待续）
学习札记 政治流氓的逻辑
学习鲁迅关于流氓问题的论述，深深感到，“四人帮”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伙地地道道的政治流氓。
鲁迅说得好：“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
因此，在旧中国，流氓，成为社会的一大祸害。
人民公敌蒋介石就是上海滩上一个大流氓。
他早年拜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为师，学得一套流氓本领，然后投机革命，篡夺政权，成为中国的法西斯头子。
“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生涯，也和上海流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张春桥早在四十年前就是上海滩上的一个“洋场恶少”。
江青，也是三十年代混迹于十里洋场的女流氓。
姚文元和王洪文，则是旧遗迹中滋生出来的新流氓，用他们自己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旧土壤上长出的新毒草”。
流氓，在理论上是有其特点的。
鲁迅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
“四人帮”的所谓理论，自相矛盾，自打嘴巴，也是根本“没有线索可寻”。
例如，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他们时而片面强调实践，否定理论研究，否定基本理论的学习和提高，用实践来代替理论，大搞经验主义；
时而又片面强调理论，排斥实践经验，大反所谓经验主义。
在对待历史的问题上，他们时而全盘否定，把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帝王将相，都说成是清一色地没干一点好事；
时而又颂古非今，封这个为法家，封那个为法家，把帝王将相说得比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群众还先进。
对待外国的东西，他们有时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大搞排外主义，动辄给别人扣上“洋奴哲学”、“爬行主义”；
同时，他们又大搞崇洋媚外，不惜花费巨款大量进口外国奢侈品，甚至投降卖国，出卖党和国家的机密。
他们高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对“三名三高”，但在他们自己控制的部门却极力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大搞演戏当官、跳舞当官、弹琴当官，比“三名三高’厉害十倍。
鲁迅以他深刻的社会洞察力指出：“上海的流氓，看见一男一女的乡下人在走路，他就说，‘喂，你们这样子，有伤风化，你们犯了法了！
’他用的是中国法。
倘看见一个乡下人在路旁小便呢，他就说，‘喂，这是不准的，你犯了法，该捉到捕房去！
’这时所用的又是外国法。
但结果是无所谓法不法，只要被他敲去了几个钱就都完事。”
“四人帮”这伙政治流氓，跟旧上海滩上的流氓一样，随时拿出各种理论作武器，目的也只有一个，他们的目的是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
不是吗？
他们为了把自己装扮成“反复旧”的英雄，便在教育、科技领域片面夸大实践，提倡经验主义；
而为了打击有经验的老干部，为篡党夺权扫清障碍，又大反经验主义。
当他们要把自己扮成革命“左派”，以捞取政治资本的时候，可以骂倒一切帝王将相；
而当他们自以为羽翼已成，迫不及待地阴谋篡权的时候，又把吕后、武后之流比附自己，并捧上了天。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在他们那里，是不管你什么理论，只要对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目的有用，他们就随手拿来，为我所用。
这伙政治流氓，正如鲁迅所说的，是“随便捞到一种东西以驳诘相反的东西。
要驳互助说时用争存说，驳争存说时用互助说；
反对和平论时用阶级争斗说，反对斗争时就主张人类之爱。
论敌是唯心论者呢，他的立场是唯物论，待到和唯物论者相辩难，他却又化为唯心论者了”。
总之，凡是别人干的，一概都错；
他们干的，一概都对。
这就是“四人帮”这伙政治流氓的逻辑。
陕西师大大批判组
作者：中共湖南湘潭军分区党委会
栏目：党的生活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
从那时起，他先后近五年兼任湘潭军分区第一政委和党委第一书记。
我们曾多次听到他的指示；
多次得到他的热情关怀和帮助。
华国锋同志带领我们党委“一班人”，努力实践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加强党委建设。
他处处以身作则，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
华国锋同志曾经多次主持召开军分区党委会议，每次会议他都充分发扬民主，耐心地听取各种意见，从不中途打断别人的讲话。
他发表意见的时候，非常善于由表及里，去粗取精，集中大家的正确意见，同时，总是以谦虚的态度和大家共同商量，从来不自以为是，不搞“一言堂”。
因此，在华国锋同志的领导下，同志们心情舒畅，敢于说话，敢于发表意见，每次会议都开得十分活跃，很有成效。
华国锋同志在党委内部很善于当“班长”，注意发挥各个委员的积极性。
有段时间，军队和地方有的同志事无大小都爱找第一书记决定。
华国锋同志耐心地指出：如果只有第一书记说了算，书记、副书记、委员说了就不算，这是很不好的。
党委领导是集体领导，党委内部应该实行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怎么能只有第一书记说了算呢？
我们应该在党委集体领导的原则下，按照党委分工，充分发挥每个委员的作用。
他还举例说，倘若上级有件重要任务马上要执行，而第一书记又不在家，你说会要不要开？
通过的决议算不算数？
我看会是要开的，通过的决议也是要坚决执行的。
华国锋同志在党委里，凡是重大事情都和大家认真讨论，一旦通过决议就坚决执行，从来不搞个人包办，不搞独断专行。
华国锋同志坚持毛主席倡导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华国锋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共湘潭军分区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研究新党委分工问题。
会上有的党委成员提出：由于过去书记、副书记经常外出，有时地委开会不能参加，给工作带来一些影响。
建议今后遇到类似情况，应由其他委员出席会议。
华国锋同志边听边记，说，这个意见很好，地委的重要会议精神，分区党委是应该了解的，这样才能够结合地方中心做好民兵工作。
今后地委开会，如果你们书记、副书记不在家，那就派其他委员参加。
还有一次，上级布置了一项全区性的战备工作任务，要限期完成。
正当这项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有个县准备把基层干部集中到县里开会。
当时，分区党委把情况向华国锋同志作了汇报，并建议这个县推迟召开会议。
华国锋同志听了以后，认为这个意见很好，马上指示有关同志向这个县委问明情况，讲清道理，把会议推迟。
后来，战备工作如期圆满地完成了，那个县的会议也不失时机地召开了，军队和地方的同志都感到满意。
因为工作上的需要，我们经常到地委向华国锋同志请示汇报工作，无论是在吃饭时或休息时，他都热情接待。
他还向分管部队工作的地委领导同志说，咱们要主动多到军分区听取他们的意见。
有一次研究战备工作，我们党委成员正准备到地委去开会。
华国锋同志知道后打电话说，你们不要到地委来了，明天我到分区去。
我们知迟他的工作很忙，一再劝阻，他还是在第二天准时到军分区参加了会议。
华国锋同志的民主作风，还表现在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
一九六四年，我们有个党委成员犯了错误。
开始，有的党委成员很气愤，提出要从严处分。
但是多数同志主张思想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
华国锋同志集中大家的正确意见，反复向我们指出，对待犯错误干部的处理，一定要体现毛主席关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尽可能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在华国锋同志的亲切教导下，这位党委成员弄清了犯错溪的根源，划清了是非界限，在组织上也对他进行了适当的处理，维护了党的纪律。
华国锋同志对党无限忠诚，光明磊落，作风民主，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的优秀品质，对我们的教育很深。
我们一定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破坏党的传统，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罪行，让党的优良作风发扬光大。
作者：征锋
栏目：党的生活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这篇光辉著作中，提出了一个基本方针，就是“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泰，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再次重申和强调了这一基本方针，号召全党在各方面的工作中，都要贯彻执行这个基本方针。
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首先要把全党党员和干部的积极因素都充分地调动起来。
开展党内民主生活，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是充分调动全党积极性的重要保证。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教导我们：“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
“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
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
我们党就是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调动了全党的积极性，带领全国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建国以后，毛主席又把这一原则运用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来，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突飞猛进地发展，不断加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长期以来，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蓄意混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混淆是与非、正确与错误的界限，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蓄意扼杀全党和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他们大开“钢铁工厂”和“帽子工厂”，给大批跟随毛主席革命几十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领导骨干扣上“民主派”、“走资派”的帽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捏造罪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他们对敢于坚持原则，敢于抵制和反对他们的青年同志不择手段地进行镇压和迫害。
他们不准人家讲话，压制对他们的任何批评，无论他们怎样胡作非为，称王称霸，别人都不能讲半个不字。
谁敢议论，就给扣上“攻击中央领导”、“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搞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
使一些单位出现万马齐喑的局面。
这样怎么能调动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呢？
他们的倒行逆施，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反对乱打棍子、乱扣帽子。
毛主席在总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时，曾经指出：“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必须切合于具体对象的情况，决不应主观地看问题，决不应使过去那种‘乱戴帽子’的坏习惯继续存在。”
“轻易地给人们戴上‘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轻易地采用‘开展斗争’的方法，是不对的”。
王明、张国焘等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对不合他们口味的人，安上许多罪名，打击了很多好同志，使党受了很大损害，毛主席多次告诫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
“四人帮”继承王明、张国焘的衣钵，更加肆无忌惮地破坏党内民主生活。
按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在我们党和革命队伍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
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
“四人帮”破坏党内民主，同时又无视党的纪律，自成体系，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严重破坏党的统一领导。
他们煽动资产阶级派性，拉拢一部分人，打击广大干部和群众，分裂革命队伍，鼓吹“矛头向上”，煽动极端民主化，蓄意制造混乱，破坏党和革命队伍的严明纪律。
他们肆意歪曲革命造反和反潮流的马列主义原则，网罗一小撮坏人起来造无产阶级的反，为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推波助澜，甚至大搞打、砸、抢，严重破坏了党和革命队伍的团结统一。
华主席最近指出：“我们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和人民内部的民主生活。”
我们要通过对“四人帮”的揭露和批判，进一步认识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把被“四人帮”破坏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恢复过来，把全党的积极性都充分地调动起来。
要鼓励广大党员和群众，为了搞好革命事业，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
要教育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让人讲话，不惧怕批评与自我批评。
同时，要使广大党员懂得：“无产阶级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一八一页）要重申党的组织纪律原则，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要教育党员成为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
总之，只有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才能使党员的学习、工作、思想经常处于党组织的监督之下；
才有助于揭露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增强党内党外的团结，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
也只有在民主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克服一切破坏党和革命队伍的纪律的不良现象，才能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使党具有坚强的战斗力。
“四人帮”把自己装扮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到处吓唬人，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制造混乱，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压制了人们的革命积极性。
我们要彻底批臭“四人帮”破坏党内民主生活和党的优良传统的罪行，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造成一个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栏目：党的生活党的知识问答
问：党章规定：“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什么叫党的民主集中制？
为什么要实行民主集中制？
答：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我们党是由党的首脑（中央）、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依照一定原则组织起来的统一体，这种原则，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党员群众相结合的制度，即是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
民主和集中是一个统一体两个矛盾着的侧面。
广泛地发扬民主，是为了做到思想一致，保证集中；
而党内的民主生活也是在集中领导下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的。
党内集中，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使广大党员以主人翁的态度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使全党团结一致，步调一致，有效地贯彻执行党的指示和决议。
既有民主，又有集中，它反映着党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党员个人与党的整体的关系。
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教导的：“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
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条件之一。
任何把民主和集中对立起来，以及极端民主化，不走群众路线等倾向，都会涣散党的组织，削弱党的战斗力。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出于篡党夺权的野心，极力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
他们一方面大搞无政府主义，煽动一些人反对党的领导，想把党的各级组织搞垮；
一方面把自己凌驾于党组织之上，以帮治党，称王称霸，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使党的正常组织生活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
我们共产党员必须是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
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深入批判“四人帮”的罪行和谬论，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我们党内真正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充分发挥我们党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斗作用。
===== “四人帮”是流氓；
阿飞的总后台
作者：刘兵华
单位：三二三四三部队
栏目：党的生活
“四人帮”疯狂反对毛主席关于青年要“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指示，叫嚣“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林彪，即使全国都成了文盲，也是最大的胜利”，明目张胆地反对青年学文化，不让青年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他们用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腐蚀青年，封官许愿，收买拉拢，还助长歪风邪气，胡说什么“流氓阿飞打群架不要紧，这样的青年可能打起仗来勇敢，当上解放军，受重伤不下火线”，等等。
你要是抓阶级斗争在青年中的反映，他们就说你专找“阴暗面”，给你扣上“九斤老太”的帽子。
真是一派胡言乱语。
培养青年，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四人帮”竭力毒害青年，完全是为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服务的。
他们害怕青年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害怕青年懂得党的历史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妄图把青年变成愚昧无知的庸人，任凭“四人帮”驱使和奴役，以便他们畅行无阻地歪曲马克思主义，篡改毛主席指示，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
他们鼓动流氓、阿飞闹事，胡说这种人会成为“勇敢战士”，是对人民军队的恶毒污蔑，也是为搞乱社会主义的革命秩序，搞垮无产阶级专政大造舆论。
“四人帮”真是比蛇蝎还毒，比豺狼还狠，必须彻底批判他们的罪行。
“四人帮”，心肠坏，祸国殃民是罪魁。
支持打砸抢，纵容武斗队，教唆青年当阿飞。
共青团员马洪友，批判会上声如雷。
声讨“四人帮”，揭露弥天罪，誓把敌人批成狗屎堆！
董理忠摄（照片）
作者：三七二九七部队通信二连团支部
栏目：党的生活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
毛主席号召我们革命青年要敢于造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反，敢于反修正主义的潮流。
“四人帮”接过毛主席的革命口号，别有用心地抽掉了它的阶级内容，极力教唆少数青年造无产阶级的反，反马克思主义的潮流。
他们唯恐天下不乱，肆意搞乱思想理论，搞乱阶级阵线，妄图把中央和地方一大批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政军负责同志统统打倒，以便他们复辟资本主义。
“四人帮”鼓吹的“造反”和“反潮流”是以我划线。
他们称王称霸，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只要你跟着“四人帮”跑，听他们驱使，拍他们的马屁，就把你封为所谓“路线觉悟高”，“造反精神强”，就能受到重用和提拔；
甚至写一封告阴状的信，也可以得一个反潮流“英雄”的称号，立刻飞黄腾达。
而对于那些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真正发扬反潮流的精神，敢于抵制和反对他们搞修正主义路线的青年，“四人帮”就动不动扣上“顽固势力”、“反革命”等大帽子，非把他们置之死地而后快。
“四人帮”大搞修正主义，腐蚀毒害广大青年，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死敌，我们要坚决把他们斗倒斗臭。
作者：马泽林
单位：八六九六六部队
栏目：党的生活
深夜，北风卷着雪花一个劲地飘舞。
会议室里还亮着灯，只见一个战士正奋笔疾书，赶写批判“四人帮”的稿子，他是共青团员、油机员汪帮泉。
小汪在家只念过两年书，批判稿开了个头就写不下去了。
正好这时指导员查铺路过这里，望着小汪紧皱的双眉，关切地问他批判“四人帮”有没有困难。
小汪坚定地说：批判“四人帮”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是革命战士义不容辞的职责，就是有天大困难也要克服。
在指导员的帮助下，经过认真修改，批判稿终于写好了。
这时指导员见时间不早，就叫小汪休息。
江帮泉想，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
我们一定要百倍提高警惕，把对“四人帮”的刻骨仇恨倾注到一丝不苟的战备工作中去，以实际行动保卫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小汪不顾疲劳，顶风冒雪来到阵地，开动油机仔细检查起来。
突然，他发现电荷表上的电压不能上升到规定的高度。
如果电源有问题，雷达就不能搜捕目标，火炮就无法转动。
强烈的责任感促使汪帮泉立即卸开调速器，紧张地维修起来。
这时外面风越刮越紧，雪越下越大，他全然不顾，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及时把油机修复。
经过一段时间精心修理，故障终于排除了。
望着重新欢唱起来的油机，小汪脸上露出了胜利的笑容。
（八六九六六部队马泽林）
栏目：党的生活
共产党员心向华主席
作者：华国锋
粉碎“四人帮”这场大革命，清除了破坏生产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大祸害，被“四人帮”长期压抑的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正在迸发出来，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大有希望了。
华国锋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
栏目：粉碎“四人帮”形势无限好
淄博矿务局实现开门红
新近在全国煤炭工业学大庆、赶开滦会议上被命名为大庆式企业的山东省淄博矿务局，已分别提前三天和四天超额完成了一月份的原煤产量和掘进计划，实现了开门红。
在极不平凡的一九七六年，这个局的党委带领广大职工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革命和生产都取得了显著成绩，提前三十二天和五十一天超额完成了全年原煤和开拓进尺计划，为国家增产煤炭四十六万一千多吨。
进入今年以来，局党委又带领广大职工为完成华主席提出的一九七七年的各项战斗任务而英勇奋斗。
全局上下层层举办学习班，并且广泛组织干部、工人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学习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以此为思想武器，展开了对“四人帮”的猛烈批判，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激发了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整个矿区到处呈现出一派学大庆、赶开滦，比干劲、比贡献的动人景象。
黑山煤矿的广大职工曾经三次修改增产计划，一次比一次高，提前五天完成一月份计划，在全局起了带头作用。
西河煤矿一月份的原煤产量比去年同期提高百分之二十点五。
在各矿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全局一月份共为国家超产煤炭四万多吨。
窑街矿务局一月份矿矿超产队队超产
甘肃省窑街矿务局广大职工坚持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以大干社会主义的实际行动迎接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召开。
到一月二十五日为止，全局分别超额百分之三和百分之九完成了全月原煤生产和掘进进尺计划，而且矿矿超产、队队超产，各项经济技术指标都有了新的进步，实现了开门红。
窑街矿务局是甘肃省煤炭工业战线学大庆的一个先进企业，从一九七四年以来，年年提前超额完成国家原煤生产计划。
近三年来，局党委和广大职工排除“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在矿与矿、队与队、班组与班组、个人与个人之间，坚持开展对手赛、对口赛、攻关赛、创水平赛等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使全局上下一直保持着高昂的战斗精神，原煤生产连年大幅度增长，为支援工农业生产建设做出了贡献。
为了发扬成绩，最近局属各单位发动群众，对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的经验和成绩进行了总结、评比，召开了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
各单位对照先进找差距，制订工业学大庆的规划，从年初开始，又掀起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高潮。
鸣山煤矿提前完成一月份生产任务
江西省鸣山煤矿职工坚持学大庆、赶开滦、赶“十面红旗”，革命和生产形势越来越好，到本月中旬已提前超额完成一月份产煤任务。
这个煤矿的职工同“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他们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使百年老矿的生产水平逐年提高，成为江西省煤炭战线的先进单位。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以后，鸣山煤矿群情振奋，干劲倍增。
全矿迅速展开了深揭狠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推动革命和生产滚滚向前，整个矿区展现出喜人景象。
栏目：粉碎“四人帮”形势无限好
邯邢冶金矿山管理局提前完成一月份计划
年年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的邯邢冶金矿山管理局，在一月二十日全面完成了今年一月份的生产计划。
其中，采剥总量、铁矿石产量分别提前十一天和十四天超额完成了国家生产计划。
铁精粉等主要生产指标也较去年同期显著上升，原料、材料消耗有所下降。
邯邢冶金矿山管理局是我国冶金战线工业学大庆的先进单位。
批林整风以来，这个管理局年年超额完成国家生产计划。
去年，在两个特大喜讯的鼓舞下，广大职工在完成国家计划后，又为国家增产了二十多万吨铁矿石。
今年，这个局重新修订了本单位建成大庆式企业的规划，决心在新的一年里，紧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夺取新的更大胜利。
广大职工发扬革命加拚命的精神，夺取一月份开门红。
符山铁矿露天采场，地处海拔一千一百多米的高山顶上，气温经常在零下二十多度。
这个矿二采区和三采区的矿工，为了夺得一月开门红，头顶淋水，脚踏烂石泥，坚持战斗。
在困难的条件下，二十三十班组刷新了生产纪录，全矿采剥总量、铁矿石和铁精粉产量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
广州炼铁厂积极挖掘潜力大力增加生产
广州炼铁厂职工积极挖掘潜力，大力增加生产，已提前超额完成一月份生产任务。
跨进新年以来，广州炼铁厂职工就进一步树雄心，立壮志，以更高昂的干劲抓革命促生产，决心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他们以大庆工人为榜样，发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革命精神，积极挖掘企业内部潜力，努力增加生产。
炼铁车间职工通过增加热风管，充分利用热能，有效地提高了风温，降低了焦比。
洛阳地区运输公司支援工农业大干快上
顶住“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连续三年提前完成国家运输计划的河南洛阳地区运输公司又提前十一天完成了今年一月份运输生产计划。
全公司运输周转量和车吨产量分别比一九七六年同期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二点七和百分之五十三，其他各项经济技术指标都创造了历史最好月产水平。
今年以来，这个公司学习大庆经验，把生产指挥系统都搬到了生产第一线，组织运输生产大会战。
豫西隆冬，寒风刺骨，但这个公司到处呈现着火热的战斗景象。
先进标兵司机姬振华为了支援工农业大干快上，他日行千里，连续十三天不下车，首创今年万吨公里的纪录。
第二车队五辆汽车，到远距洛阳的英壕驻点运煤，司机们每天起早贪黑，往返十二趟，完成了需要十辆汽车完成的运输任务，创造了平均日运量四百四十吨的最高运量。
当地煤炭工人称他们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运输小分队”。
（据新华社）
作者：郭伟祖
单位：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
去年八月，苏联《哲学问题》杂志第八期上抛出一篇署名为哈尔穆哈麦多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民族关系》的文章。
这是新沙皇加速对国内非俄罗斯各民族实行俄罗斯化的又一自供状。
这篇文章宣称：“各苏维埃社会主义民族在苏维埃条件下生活的国际化，既表现在精神领域方面，也表现在文化方面”，“我国各族人民民族文化的发展不是在保持这种文化的独立性的幌子下‘保持’这种文化的这些或那些成分来进行的，这样做就会导致民族局限性和民族‘不开化’”。
这就清楚不过地表明，苏修的所谓“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民族关系”，原来就是苏联各民族“生活的国际化”。
而所谓“生活的国际化”，就是要取消苏联国内非俄罗斯各民族的民族独特性，就是要统统俄罗斯化，把非俄罗斯各民族同化、兼并为单一的俄罗斯民族。
那么苏修如何来实现苏联各民族“生活的国际化”（即俄罗斯化）？
一曰“迁移居民”。
文章把“迁移居民”吹得天花乱坠，说什么“提高居民的移动性，加速迁移过程，有助于增加我国各共和国、边疆区、州、市和区的多民族化”。
实际上，所谓“迁移居民”，不过是苏修叛徒集团加速俄罗斯化的一个鬼蜮伎俩而已。
据苏修透露，在一九七○年全苏人口普查的前两年间，苏修叛徒集团从俄罗斯联邦迁往各非俄罗斯共和国的人口达八百六十万九千人，从非俄罗斯共和国迁进俄罗斯联邦的人口为八百七十八万五千人，迁移速度和规模都是空前的。
他们如此通过强制迁移人口，人为地制造各非俄罗斯共和国及其他民族地区的“多民族化”，就是为了加紧控制各非俄罗斯共和国和其他民族地区，加速同化、兼并各非俄罗斯民族。
他们借口“垦荒”、“筑路”等等，硬是把成千上万的非俄罗斯民族男青年迁到俄罗斯联邦和其他共和国，使这些被迁离故土的非俄罗斯青年，在新的环境下被迫俄罗斯化；
另一方面，又从人口密度本来低于各非俄罗斯共和国的俄罗斯联邦，大量迁移居民，特别是把大批享有特权的俄罗斯干部、技术人员、“克格勃”的特务等等迁进各非俄罗斯共和国，把持该共和国的党政财文大权，加紧对非俄罗斯民族的控制。
他们通过强制迁移居民的手段，使各民族共和国的土著民族在该共和国的人口比率普遍下降，使俄罗斯人在各非俄罗斯共和国的人口比率明显上升，然后借口该民族在该共和国中已丧失主体民族的地位而逐一取消各非俄罗斯共和国，以便建立一统的俄罗斯大帝国。
早在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就借口卡列利人在该共和国人口下降到从属于俄罗斯人的地位，一举取消了该加盟共和国，降为自治共和国，划归俄罗斯联邦管辖。
不难预料，明天的哈萨克、乌克兰等共和国的命运就是昨天的卡列利共和国已经落得的命运。
苏联学者就曾为此大造舆论，说什么“共和国土著居民不占该共和国绝对多数时，就必须改造为自治共和国”，“而加盟共和国改造为自治共和国时必须加入俄罗斯联邦”。
苏修叛徒集团的用心可谓险恶矣。
二日“异族通婚”。
这篇文章大肆宣扬“异族通婚”，说什么这是当代的进步现象，而且叫嚷要“加速”这一过程。
当然，各民族劳动人民从来都是互相往来的，“异族通婚”也是不奇怪的。
问题是新沙皇要“加速”“异族通婚”过程，同样是为了加速俄罗斯化的又一鬼蜮伎俩。
事实已经清楚地证明，新沙皇搞的“异族通婚”给各非俄罗斯民族带来了痛苦和灾难。
就拿乌克兰来说吧。
新沙皇以“垦荒”为名，从乌克兰迁出的数十万乌克兰族男青年，被迫定居在哈萨克、中亚，他们自然只能与当地的俄罗斯族或其他民族的人结婚，被迫接受俄罗斯化。
至于乌克兰广大农村，据透露，由于男青年被迫迁离该共和国，使将近四分之一的乌克兰族女青年到了结婚年龄也找不到对象，有的只能同迁移进来的俄罗斯人结婚，这样，生下的子女自然都属俄罗斯人。
结果是乌克兰人在该共和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
另外，由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猖獗，苏修大肆宣扬俄罗斯人的作用，所以就使一些小民族的人产生民族自卑感，他们被迫同异族通婚，被迫接受俄罗斯化，新沙皇却把这称为“当代的进步的现象”，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
三曰“推广俄语”。
在这篇文章中，大肆鼓吹在苏联非俄罗斯各民族中推广俄语是什么“生活提出的历史的客观规律”。
什么“客观规律”，说穿了，不过是社会帝国主义苏联需要强制推广俄语罢了。
各民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各民族语言一律平等，这是马列主义民族观的起码常识。
新沙皇的“强制推广俄语”同老沙皇的“义务国语制”是一路货色，都是为了扼杀非俄罗斯民族语言。
苏修叛徒集团上台以来，发布了一个又一个决议、决定，强制推广俄语：强迫非俄罗斯民族儿童在学龄前就学俄语，甚至有的从托儿所婴儿开始；
民族学校也要用俄语教学；
大学教材、科技书籍一律用俄文，并用俄语教课；
入学考试、毕业论文要用俄文写；
各共和国公文一律用俄文，开会一律用俄语，即使那个单位只有一两个俄罗斯干部；
在许多非俄罗斯共和国，俄语充塞广播、电视、歌舞剧院、公共场所、商店，等等。
由于采取了上述种种扼杀非俄罗斯语言的反动政策，据苏修供认：有一千三百多万非俄罗斯民族的人被迫把俄语当作自己本民族的语言，四千二百万非俄罗斯民族的人把俄语当作第二语言。
由了强制推广俄语，使许多非俄罗斯民族学校名存实亡，许多非俄罗斯民族青少年失去了使用本民族语言的能力，有些民族丧失了本民族语言，甚至连民族名称也被苏修当局抹去了。
这充分说明，新沙皇强制推广俄语，是它对国内非俄罗斯民族加速俄罗斯化的又一鬼蜮伎俩而已。
毛主席指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以勃列日涅夫为代表的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内实行法西斯专政，对外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完全违背了苏联各族人民包括俄罗斯人民的利益，因而激起了苏联各族人民越来越大的愤怒和反抗。
苏修统治集团加速俄罗斯化，是它加紧奴役苏联各族人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为了加强其反动统治，从而继续大干侵略扩张的罪恶勾当。
但是，压迫愈深，反抗愈烈。
苏联各族人民都有反对新老沙皇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光荣传统。
这些年来，从里加到奇姆肯特，从第比利斯到乌克兰草原，反抗新沙皇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
坐在火山口上的克里姆林宫新沙皇被苏联各族人民埋葬的日子不会很远了！
据新华社达卡一九七七年二月一日电 孟加拉国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陆军参谋长齐亚·拉赫曼一月三十一日晚接见了以《新华日报》总编辑樊发源为团长的中国新闻代表团，并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齐亚·拉赫曼在谈话中回顾了他最近访华和同华国锋主席以及其他中国领导人举行的会谈。
他表示相信两国之间的亲密友谊将继续发展以加强各方面的合作。
他祝愿中国人民在华国锋主席领导下将更快地进步。
拉赫曼还重申孟加拉国人民将始终反对霸权主义和充分行使他们的主权。
据新华社达卡一九七七年二月一日电 以《新华日报》总编辑樊发源为团长的中国新闻代表团结束了对孟加拉国的友好访问，于二月一日离开达卡回国。
中国新闻代表团在孟加拉国逗留期间访问了达卡、吉大港、杰索尔、库尔纳和米门辛格，参观了工厂、大学和水利工程。
受到热情欢迎。
应邀出席电影招待会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达、总政治部副主任黄玉昆、总后勤部副部长李元，以及各军兵种、北京部队、北京卫戍区、国防部外事局和中联部、外交部、外贸部、外经部的有关方面负责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徐钟国也出席了电影招待会。
招待会上放映了表现朝鲜人民军飞行员顽强不屈精神的朝鲜故事影片《健翅雄鹰》。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总后勤部副政委白相国、海军副司令员周仁杰、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有关方面负责人尹佐珍、梁枫、傅顺和、晏家华。
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阿尔维和夫人出席了招待会。
各国驻中国大使馆的武官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本报讯 离职休养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原运输学校副校长李亚民同志，因病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北京逝世。
李亚民同志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七年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终年七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