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发出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通知
号召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深揭狠批“四人帮”，掀起工业学大庆运动高潮，掀起抓革命、促生产高潮，以优异成绩迎接这次会议的召开
新华社1977年01月26日讯
中共中央最近发出关于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学习中央关于批判“四人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揭狠批“四人帮”，掀起工业学大庆运动的高潮，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高潮，以优异成绩迎接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召开。
中共中央的通知说：
中央决定，今年“五一”节前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动员全党、全国工人阶级，把工业学大庆的革命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为普及大庆式企业而奋斗。
这是实现华主席提出的走向大治的战略决策的重要部署，是全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盼望已久的大事。
通知指出：
大庆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树立的我国工业战线的一面红旗。
大庆工人阶级，在我国经济遭受暂时困难、苏修卡我们脖子、刘少奇大刮下马风的时候，在千里冰封的大草原上，在缺少经验、缺少设备、缺少技术力量、衣食住行都很困难的情况下，同天斗，同地斗，同阶级敌人斗，同修正主义斗，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气概，革命加拚命，高速度、高质量地拿下了我国第1个大油田，把大庆建设成为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阵地。
十几年来，大庆坚持两论起家的基本功，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职工，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建设了一个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密切联系群众的团结战斗的领导班子；
锻炼出了一支反修防修，又红又专，压不倒、摧不垮的铁人式的革命化队伍，造就了一代新人；
发扬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革命精神和“三老四严”的革命作风。
十几年来，大庆坚决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党的领导下大搞群众运动，组织大会战，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建立了一套依靠工人阶级管好社会主义企业的规章制度，创造和运用自己的一套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油田开发新工艺、新技术，做到了原油产量以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二十八的高速度持续跃进，使我国从过去依赖洋油变为出口原油和石油产品，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了大功。
十几年来，大庆坚持走“五七”道路，建设了“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社会主义新型矿区，实行政企合一的管理体制，一面抓生产，一面抓生活，做到了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发生了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深刻变化，坚持了向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前进的方向。
大庆，坚持毛主席办社会主义工业的路线，全面贯彻“鞍钢宪法”，走出了一条同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根本对立的我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
大庆，是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大学解放军、具体运用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的典范，坚持了集中领导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了高度革命精神同严格科学态度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了技术革命和勤俭建国的原则。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庆经验有了新的发展，大庆红旗更加鲜艳。
通知说，工业学大庆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
敬爱的周总理始终精心培育大庆红旗，亲自总结、热情推广大庆经验。
王张江姚“四人帮”出于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肆意攻击大庆红旗、疯狂破坏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
他们污蔑大庆“两论起家是假的”，是“唯生产力论的典型”，“搞资产阶级管卡压”。
他们甚至猖狂叫嚣“大庆是哪个司令部搞出来的”，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周总理和党中央。
他们不准宣传大庆，不许学大庆，给电影《创业》安上罪名有十条之多，把《大庆战歌》扣压十年之久，反对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一次又一次刮起反大庆的黑风。
打倒了“四人帮”，搬掉了学大庆的绊脚石，我们必须更高地举起工业学大庆的红旗，把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
通知指出，工业学大庆，是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的一场深刻的革命，它必然会在政治、思想、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引起巨大的变化，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向前发展。
工业战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坚持学大庆，各地区、各部门涌现了一批学大庆的先进企业、先进集体和先进人物。
但是，工业学大庆的重大意义，还没有象农业学大寨那样为大家所普遍认识。
我们有些同志，强调行业特殊不能学，条件不具备不好学，怕苦怕累不愿学，或者不从根本上学大庆，只喊口号不见行动。
这些同志应当认真想一想：
为什么在刘少奇刮下马风的时候，大庆能够顶风而上，艰苦创业？
为什么在林彪、“四人帮”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时候，大庆的广大干部和群众，能够坚决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和政策，排除干扰，紧密团结，同挑拨干群关系、分裂工人队伍的坏人进行坚决的斗争？
为什么在“四人帮”鼓吹“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煽动停工停产的时候，大庆能够始终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使油田年年稳产高产，不断创造新的水平？
为什么在“四人帮”竭力破坏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时候，大庆能够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不断改进企业管理，坚持科学的规章制度？
为什么在“四人帮”乱扣“白专”帽子，不许学技术的时候，大庆工人阶级能够坚持为革命钻研技术，精益求精？
为什么在“四人帮”煽动经济主义，有些地方受到严重干扰的时候，大庆职工家属能够坚持集体所有制，根据自己的条件，不向国家伸手，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大搞农副业生产，为国家作出了贡献？
最根本的是，大庆始终坚持两论起家的基本功，认真组织干部和群众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他们不信邪，不怕鬼，凡是毛主席、党中央指示的就坚决照办，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抵制，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大庆能办到的，别的企业为什么办不到呢？
问题是，你学还是不学，是真学还是假学。
学不学大庆，是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是执行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是要不要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的问题，是要不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问题，是坚持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共产主义方向的问题。
现在苏美两霸都在疯狂扩军备战。
苏修在我国边境陈兵百万，亡我之心不死。
不把农业搞上去，不把工业搞上去，不充分发挥工业的主导作用，怎么能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呢？
怎么能保卫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呢？
因此，工业学大庆是一项十分紧迫的战斗任务。
各地区、各部门党委，必须加强领导，全面规划。
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同志，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一手抓农业，一手抓工业，把工业学大庆运动象农业学大寨那样切实抓紧抓好。
通知最后说，现在离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还有三个月时间。
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争分夺秒，掀起工业学大庆运动的高潮，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高潮。
要把会议的准备过程，作为宣传、发动、组织群众的过程。
所有工业企业，都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学习中央关于批判“四人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深揭狠批“四人帮”，搞好领导班子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增强职工队伍的革命团结，建立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大搞增产节约，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有些企业，领导班子思想路线不端正，资产阶级派性至今没有消除，管理混乱，生产长期上不去，这种状况必须坚决迅速改变。
中共中央号召：
工业战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把大庆工人阶级提出的“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的战斗口号化作实际行动，以优异成绩迎接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召开。

“四人帮”与托洛茨基派
钟涟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反复证明：
每当革命处于关键时刻，潜伏在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总是要跳出来，进行篡党夺权，破坏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维护或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然要大搞修正主义，大搞分裂，大搞阴谋诡计。
这是一条历史规律。
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
要团结，不要分裂；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项基本原则，就是对这条历史规律的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
这也是国际国内历次路线斗争常常具有相似之处的根本原因。
当前，我们同“四人帮”的这场严重斗争，和五十多年前联共党同托洛茨基派的斗争，就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一
一切机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修正马克思主义。
托洛茨基诬蔑列宁主义是“旧”的，“不中用的”，恶毒地攻击“现在列宁主义的整个大厦建筑在谎言和捏造上面”，妄图用托洛茨基主义顶替列宁主义。
张春桥胡说什么读了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仍然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不甚了了”，公然诋毁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了，要抬出所谓“张春桥思想”，无耻吹嘘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4个里程碑”。
托洛茨基主义的核心是所谓“不断革命论”。
它反对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在欧洲主要国家内同时胜利。
托派装出一副要立即争取世界革命胜利的样子，实际上是要破坏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葬送掉整个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四人帮”口口声声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要打掉一切“土围子”，摆出一副恨不得一步跨进共产主义的架势；
实际上，他们搞的何止是强化资产阶级法权，而是大搞资产阶级特权，甚至是封建主和奴隶主的特权，要葬送掉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让资本主义和封建王朝复辟，让江青当女皇帝，搞法西斯专政。
列宁逝世前后，托派的反党活动非常猖獗。
当时，苏联正处在恢复国民经济时期，工农业的发展和工人、农民生活的改善，都取得显著的成绩，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托派却发表反党声明，预言苏维埃政权一定要遭到严重的经济危机，一定要失败。
他们没有提出过任何关于改进工业和农业，关于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的意见，他们对这些问题根本不感兴趣。
相反，托派提出要提高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对农民加重赋税，一心要破坏工农关系。
托洛茨基甚至荒谬地说，农业的丰收“会成为破坏经济，使城乡关系尖锐化的因素”。
他们感兴趣的只有一点：
趁列宁因病不能工作的时候，大搞派别活动，动摇党的基础，篡夺党中央的领导权。
“四人帮”也是这样。
他们对于实现四个现代化，发展工农业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都是毫无兴趣的。
他们到处扣“唯生产力论”的大帽子，破坏革命，破坏生产。
他们宁要“社会主义的草”，“颗粒无收也不要紧”，让人民喝西北风。
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在毛主席病重和逝世的时候，用“层层揪走资派”的办法，打倒中央和地方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赶快“夺权”，“改朝换代”。
二
在政治上大搞修正主义，在组织上必然大搞分裂主义。
托洛茨基一贯搞反党集团，把自己和党中央对立起来，要凌驾于党中央之上。
列宁批判他说：
“托洛茨基的行为表明他是一个最卑鄙的野心家和派别活动者”，“嘴上滔滔不断地谈党，而行动却比所有其他的派别活动者还坏。”
（《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列宁全集》第34卷第411页）托派公开分裂党，要搞垮党的机关，建立他们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地下机构，选择俄国当时最大的城市彼得格勒作为他们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基地，并以个人名义在党内散发反党材料。
“四人帮”完全承袭了托派的衣钵，在搞分裂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们拒不接受毛主席对他们“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等一系列严厉批评，结帮营私，另搞一套，私设秘密联络点，妄图建立他们篡党窃国的基地，以个人名义到处写信，送材料，在党内自成体系。
托派诬蔑同列宁一起革命的“老近卫军”在“蜕化”、“官僚化”，“党的基本核心不中用”，叫嚷要“整刷”一大批“列宁式的干部”。
同时又居心险恶地吹捧青年是对官僚主义最敏感的“可靠的晴雨表”，妄想在不知道联共党同托派斗争历史的青年身上打主意，制造新老干部的对立，阴谋“更换党的领导”。
斯大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唆使青年反对干部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瓦解党。”
“用蜕化的胡说来诬蔑党的干部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企图推翻党，打断它的脊椎骨。”
（《关于俄共（布）第13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21页）“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也对党的干部大举进攻。
他们开“帽子工厂”，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干部统统打成“经验主义者”、“资产阶级民主派”、“党内走资派”、“投降派”，杀气腾腾地叫嚷“要从组织上动大手术”，“要用重炮轰”，“不能打倒的打跑，打不跑的打病、打伤”，还要“枪毙一批”。
与此同时，他们蛊惑性地吹捧青年是“伟大的青年”，“反潮流的勇士”，拉拢腐蚀青年干部，竭力挑拨新老干部的团结，破坏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
象一切分裂主义者一样，“四人帮”和托派都集中力量打击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
列宁说：
“培养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信的党的领袖，这是一件长期的艰苦的事情。
但不这样做，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列宁全集》第32卷第505页）托派恶毒地攻击列宁，诋毁列宁的接班人斯大林，妄图推翻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
“四人帮”千方百计地迫害毛主席，反对和陷害周总理。
在毛主席和周总理逝世以后，他们又将矛头指向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指向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加快了他们篡党夺权的步伐。
三
在马克思主义节节胜利，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的情况下，一切要搞修正主义、搞分裂的人，必然要大搞阴谋诡计。
托派和“四人帮”就是一伙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的反革命两面派。
其一，阳奉阴违，口是心非。
托派在10月革命胜利以后，一改过去公开攻击列宁的手法，转而称颂列宁是“天才人物中最有天才的人”，但暗地里却勾结白匪对列宁进行卑鄙的暗杀活动。
“四人帮”也标榜自己是毛主席的“学生”、“战友”和“代表”，实际上是背叛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的叛徒，是丧心病狂地迫害毛主席的凶手。
其二，偷天换日，造谣诽谤。
托派造谣说联共中央“隐瞒”和“违背”了列宁的遗嘱，并把这个谣言散布到国外，反对斯大林，诽谤联共中央。
“四人帮”伪造毛主席的“临终嘱咐”，连篇累牍地宣扬“按既定方针办”，反对华主席。
他们的造谣本事远远超过了托派，明明是他们自己制造的谣言，硬要人家深信不疑；
明明是他们自己干的丑事，却唯恐别人知道，当作“谣言”拚命追查；
甚至连毛主席对他们的批评，也诬为“谣言”，严令追究。
其三，招摇撞骗，吹牛撒谎。
托派捏造联共中央大多数人曾反对10月起义的谎言，吹嘘托洛茨基是“10月起义的鼓舞者和唯一领导者”，是“独创的”、“卓越的”理论家；
把列宁污蔑成一个“在幽静的办公室里凭灵感决定极重要问题”的人。
“四人帮”自封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正确路线的代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每一个细胞无不浸透着毛泽东思想”。
他们造谣攻击毛主席，恶意中伤长期和毛主席一起工作的周恩来、朱德等同志，肆意篡改历史，以抬高自己的身价。
他们不仅把文化大革命的功劳记在自己帐上，而且把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归功于自己。
其四，两面三刀，蜥蜴变色。
托派在联共党的批评下，一再捶胸顿足，发表声明痛骂自己，谴责自己的宗派活动罪行。
就在他们发誓赌咒的同时，加紧了新的阴谋活动。
“四人帮”在毛主席的严厉批评下，也再三表示要“按照主席的指示办”，实际上仍旧抱成一团，变本加厉地进行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
托派和“四人帮”都是一群凶残狡诈的变色龙，随着形势变化而不断改换自己的保护色。
“四人帮”和托派虽然时隔半个世纪，地隔一万八千里，但他们的反革命嘴脸十分相象。
1937年苏联法庭公审查明，托派在历史上早已是一个与苏联国内白匪勾结、为外国特务机关卖命的反革命集团。
这个集团疯狂反对列宁，反对联共党，反对苏维埃国家。
“四人帮”中，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本来就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王洪文是新生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
他们崇洋媚外，里通外国。
“四人帮”与托派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走着一条共同的反革命道路，因而也必然遭到同样的可耻下场。

托洛茨基派趁列宁患病加紧反党活动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9章第4节摘录
编者按：
王张江姚“四人帮”大搞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与1923年托洛茨基派的反党活动极其相似。
现摘录《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9章第4节有关段落于后，供大家阅读。
这些材料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四人帮”如何继承了托洛茨基的衣钵，他们与托洛茨基反革命匪帮确实是一丘之貉。
当时本应鼓起劲来齐心协力地进行工作。
忠实于党的人是这样想和这样做的。
但是托洛茨基派却不是这样。
他们趁列宁病重不能视事，向党和党的领导发动了新的进攻。
他们以为击败党和推翻党的领导的有利时机已经到来。
他们在反党的斗争中利用了一切：
1923年秋德国和保加利亚革命的失败，国内的经济困难，列宁的患病。
正是在党的领袖卧病不起这个苏维埃国家的困难时刻，托洛茨基开始对布尔什维克党进行攻击。
他把党内一切反列宁主义分子纠集在自己周围，炮制了一个旨在反对党、党的领导和党的政策的反对派纲领。
这个纲领叫作四十六个反对派分子的声明。
在反对列宁党的斗争中，所有的反对派集团——托洛茨基派、民集派，以及“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工人反对派”的残余，都联合起来了。
他们在自己的声明中预言苏维埃政权必遭严重的经济危机、必遭灭亡，要求各派别和集团能自由活动，说这是摆脱现状的唯一出路。
这就是要竭力恢复被党的第10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禁止了的派别。
托洛茨基派没有提出过任何关于改进工业或农业，关于改进国内商品流转、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的具体问题。
因为他们对这些问题根本不感兴趣。
他们感兴趣的只有一点：
趁列宁不能视事，恢复党内的派别，动摇党的基础，动摇党的中央。
继四十六人纲领之后，托洛茨基又发表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诬蔑党的干部，对党进行了一系列新的诽谤性的责难。
托洛茨基在这封信中搬弄着党已听他讲过不止一次的孟什维主义的陈词滥调。
托洛茨基首先攻击党的机关。
他们知道，没有巩固的党机关，党就不能生存和活动。
反对派企图动摇、破坏这个机关，企图把党员同党的机关对立起来，把党内的青年同党的老干部对立起来。
托洛茨基在自己的信中想在青年学生身上打主意，想在不知道党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历史的青年党员身上打主意。
托洛茨基为了争夺青年学生而对他们阿谀奉承，称他们为“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同时又说列宁主义老近卫军在蜕化。
他指桑骂槐，用第二国际首领的蜕化来卑鄙地影射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也在走着这条路。
托洛茨基企图通过叫喊党在蜕化来掩盖他自己的蜕化和他自己的反党阴谋。
摘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8年）
人民出版社1975年07月第1版

毛主席语录
工业学大庆抓革命，促生产

反革命的老调新唱
——揭穿“四人帮”揪“军内资产阶级”的阴谋
解正
在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精心策划下，一个蛊惑人心的反动口号被抛出来了，叫做揪“军内资产阶级”。
它贴着1976年制的标签，其实，人们很清楚，不过是1967年林彪、江青一伙炮制的那个臭名昭著的“揪军内一小撮”的再版，是反革命的老调新唱。
“四人帮”反军乱军是一贯的，野心越来越大，阴谋越来越毒。
他们的手法则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换。
这一次，他们公然歪曲、篡改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炮制出揪“军内资产阶级”这个反动口号，其目的就是要掀起新的反军乱军恶浪，妄图打倒一大批军队革命领导干部，篡夺军权，毁我长城。
这是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一个重大步骤。
1976年01月，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这对朝思暮想篡党夺权的“四人帮”是当头一棒。
张春桥象一只疯狗跳将起来，在中央一号文件下发的当天，写下了《1976年02月03日有感》的黑文，发泄对毛主席的刻骨仇恨，发誓要把华国锋同志整掉。
接着，张春桥、江青就和他们的亲信密谋策划所谓“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鼓吹要写“民主派到走资派”的“典型”，“要写到中央，纳入大的斗争”。
“四人帮”借“走资派”问题大作文章，在各个领域大造反革命舆论，就是为了“揪一层”、“层层揪”，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揪“军内资产阶级”的反动口号脱笼而出了。
1976年02月，张春桥对他们在上海的亲信面授机宜说，“对部队我们有批林批孔的经验”。
什么“经验”呢？
说穿了，就是借批林批孔，搞“三箭齐发”，把攻击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叶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背着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擅自在部队发动政治运动，把部队搞乱。
张春桥的黑话，不打自招地供出了他们反党乱军、揪“军内资产阶级”的罪恶阴谋。
不久，那个传播白骨精江青“三·五讲话”而颇受“四人帮”赏识的政治小丑，秉承“四人帮”的旨意，又一次跳出来充当急先锋。
他利用职权，从这个部队窜到那个部队，开了这个会又开那个会，鼓其如簧之舌，喋喋不休地叫嚷写“军内资产阶级”、“戴红领章、红五星的走资派”，说什么写好“同军内走资派的斗争”的任务已“历史地落到我们肩上了”，等等。
他越讲越起劲，越讲越露骨，竟然狂吠：
军内“确实有几个走资派在那里摆着，都是大家伙”；
这是“你死我活的、尖锐的斗争”，“不冒点风险也是不可能的”。
这个在主子面前奴颜婢膝、摇尾乞怜的人物，此时却如此凶狠，杀气腾腾，毫无顾忌，到处挥舞揪“军内资产阶级”的大棒。
显然，他们利令智昏，头脑发胀，急不可待地要向军队动手了。
“四人帮”及其死党、亲信，鼓吹“军内资产阶级”层层都有，“大家伙有，小家伙也有”，要统统打掉。
他们特别把矛头指向军委领导同志，指向军队的高级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
他们肆意诋毁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久经考验的革命老干部，胡说“小小长征算了什么”，“老帅”、“战将”“有什么了不起”，任意扣上“民主派”、“走资派”、“复辟派”、“还乡团”等帽子，加以打击陷害。
白骨精江青恶狠狠地叫嚣，她是能“吃掉老帅”的“过河卒子”。
他们打着“联系实际”的幌子，煽动联系“上面的”，抓住“幕后的”，“要敢动庞然大物”，大抓所谓“代理人”。
什么“联系实际”？
不过是“打倒一切”的代名词，一句话，就是把你打倒，让他上台。
到了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的步伐，更加猖狂地四面奔走，八方串连，揪“军内资产阶级”的阴谋活动也达到了高潮。
07月，王洪文亲自出场，赤裸裸地胡说，军队“主要问题在上面”，解决的办法，就是“把主要领导干部换掉”。
08月，张春桥、姚文元给他们的亲信下达黑指示，要求
“紧急动员”，“集中全力”，提前编辑赫鲁晓夫如何上台的材料，并且要着重写赫鲁晓夫怎样作秘密报告、怎样与朱可夫一起搞军事政变等内容，丧心病狂地把攻击矛头指向华主席、叶副主席。
就在这个期间，“四人帮”一面指使其亲信开黑会、写黑戏、派人游说等，从上而下地把揪“军内资产阶级”这股妖风吹向全军；
一面又采取送“材料”、传“经验”、造谣言、搞单线联系等卑劣手段，点火于基层。
1976年06月间，“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就强令个别基层单位讨论所谓“军内资产阶级”问题。
对他们的那一套，部队党委和干部战士强烈反对，责问他们“这样搞，不是同林贼的揪军内一小撮一样了吗？”
08月13日，“四人帮”在上海的那几个亲信合伙窜到这个单位，气势汹汹地声称：
讨论这个问题“有极大的尖锐性”，“不是头脑发热提出来的，是头脑清醒提出来的”，“对今后长远的斗争，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他们捉刀代笔，盗用党支部名义给王洪文、张春桥上书言事，说什么对“军内资产阶级”这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要下决心严肃解决”。
他们在军队煽动极端民主化，极其荒谬地提出了什么“上调查”、“倒蹲点”，妄图唆使干部战士到上级机关调查“军内资产阶级”的问题，“把不革命的、军内走资派揪出来”。
他们还强行推广所谓讨论“军内资产阶级”的“经验”，妄图从此突破，搞乱全军。
也是在08月13日，“四人帮”精心豢养的那个“白卷”走狗、反革命分子张铁生，钻到部队的一个单位，大放厥词。
他歇斯底里地嚎叫：
“党内有路线斗争，有资产阶级，军队更是如此”。
他用“大官老爷”、“二老爷”、“三老爷”、“旧军阀”、“官僚”、“疯狗”、“恶狼”、“比地主还厉害”，“雇佣军或者是一个御用军队”等恶毒语言，肆意诬蔑攻击人民解放军，辱骂我军干部，指名道姓地攻击军委领导同志。
这个气焰嚣张的现行反革命，真是个难得的反面教员。
他的丑恶表演能够使人们一目了然地看清楚，“四人帮”及其死党是怎样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恨杀向人民解放军的，看清楚他们鼓吹揪“军内资产阶级”的险恶用心和反动实质。
09月中旬，“四人帮”在清华大学的亲信，竟然秘密串连军队的个别人，策划召开所谓“反潮流积极分子会议”，研究所谓“开门建军”问题，密谋从上到下、里应外合地揪“军内资产阶级”。
“四人帮”及其死党、亲信，上下配合，南北呼应，内外串通，一致行动，恨不得把军队领导权一把夺过去，把我们这支人民军队一口吞掉。
大量事实证明，他们炮制揪“军内资产阶级”的反动口号，完全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军乱军的罪恶活动。
马克思在揭露巴枯宁时说过：
“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5—396页）“四人帮”在理论上极端荒谬、一窍不通，而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搞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却是专家、能手，远远超过了他们的修正主义老祖宗。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走资派还在走。”
毛主席还提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
要团结，不要分裂；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给我们指明了识别党内走资派的根本标准。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
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只有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挂着马克思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手里，才有可能防止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悲剧在中国重演，才有可能率领我国人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
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和“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正是解决这样一个事关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极端重要问题的强大武器。
它的锋芒所向、斗争重点是十分明确的，就是对着“四人帮”这类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这类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
刘少奇、林彪和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正是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揭露“四人帮”时指出：
“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上，他们蓄意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把自己打扮成‘左派’、
‘革命派’，而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党政军各级革命领导干部当做他们的‘革命’对象，这就从根本上篡改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四人帮”别有用心地炮制出所谓揪“军内资产阶级”的反动口号，明目张胆地篡改毛主席的指示，转移斗争大方向，则完全是个阴谋，是“贼喊捉贼”，是妄图打倒我军一大批领导干部、篡夺军权，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同时，又可以掩盖他们的反革命真面目，逃脱人民的惩罚，一箭双雕，用心何其险恶！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培育的新型的人民军队，担负着保卫祖国、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神圣任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
我军过去是好的，现在是好的，历来是好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
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军队稳定，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所以，我们这个军队决不可以削弱，更不可以搞乱。
毛主席、党中央历来强调这点。
1976年春，遵照毛主席关于不要冲击军队的指示，党中央、中央军委明确规定，要保持部队的稳定。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公开和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对着干”，唯恐军队不乱，抛出揪“军内资产阶级”的反动口号，这就再一次说明，他们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死敌。
他们的一个亲信毫不隐讳地说：
“什么会不会搞乱军队？”
“什么军队有高度组织纪律性？”
大叫大嚷要破“军队特殊论”。
而历史经验、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证明，保持军队的稳定，保持军队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一切行动听指挥，这是保证我军坚强战斗力的重要条件。
如果说特殊，那末这种特殊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需要，是我军所肩负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是万万不可缺少的。
毛主席说：
“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无论从国内或国际的阶级斗争现实来说，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务必要保持一支强大的军队。
没有这支强大的军队，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
现在妄想搞垮我们这支人民军队的，在国内是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在国外是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
“四人帮”疯狂地反军乱军，妄图毁我长城，正是代表了党内外、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的利益和愿望。
因此，爱护还是破坏人民解放军，是区别敌我的重要标志。
总而言之，只要阶级、阶级斗争存在，只要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存在，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坚强柱石的人民解放军，就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只能爱护，不能搞乱。
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四人帮”揪“军内资产阶级”的阴谋活动，同“揪军内一小撮”的阴谋活动一样，也是好景不长，几个月工夫，就随着“四人帮”的覆灭而烟消火灭了。
这固然出于“四人帮”及其死党、亲信的意料之外，却完全是在人民的意料之中。
原因是：
“四人帮”反军乱军，违背民心、党心、军心，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倒行逆施。
“四人帮”妄图搞乱军队，然而事与愿违，到头来，反而乱了他们自己，一个个落进了自己掘好的坟墓里。
而我们这支百战百胜的人民军队，却经受了锻炼，更加坚强了。
（原载01月22日《解放军报》）

江青为何赞《浔阳楼》？
1973年02月，江青以“权威”的身分，就《水浒》问题作过一番谈话。
她在谈话中，大肆赞美宋江“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人物”，“应充分予以肯定”。
江青在谈话中还对《浔阳楼》这出戏，倍加赞赏，说这“是一出好戏”，“宋江在那里吟反诗，抒发了自己的反抗情绪”。
江青特别看重这出戏，是因为戏中突出地美化了投降派人物宋江。
宋江刺配江州，01日在浔阳楼上，凭栏独饮，“临风触目，感恨伤怀”，于是笔吐牢骚，墨呈怨气，写了一词一诗。
诗词中不反皇帝，不斥贪官，不触动统治阶级的半根毫毛，完全是奴才、野心家的自我表白，是宋江争权失利、怀才不遇的感情流露。
这恰好也是江青内心世界的写照。
江青曾写过一首黑诗，诗曰：
“江上有奇峰，锁在烟雾中。
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字里行间，倾泻出她野心没有得逞的无限怨气，发泄了她对毛主席、党中央极端不满的恼恨心情。
她要隐瞒其反革命真相，窥测方向，伺机而动。
这和宋江“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如出一辙。
一个以“猛虎”自比，一个以“奇峰”自喻；
一个在“荒丘”上“潜伏爪牙”，委屈忍受，以求实现他日“青史留名”的“凌云志”；
一个在“烟雾”中以屈求伸，企望有朝01日“露峥嵘”。
这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无怪乎江青对宋江要大加赞赏了。
（摘自01月21日《北京日报》）

黑“三条”与“双突击”
王张江姚“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肆意篡改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提出所谓提拔干部的黑“三条”，即“领导熟悉，群众拥护，上上下下要精干”。
他们所指的“领导”，就是“四人帮”自己。
他们“熟悉”的，无非是紧跟他们，忠于他们，愿意为他们卖命的心腹死党。
他们说的“群众拥护”，就是他们一帮子拥护。
所谓“上上下下要精干”，就是象张铁生那样，要上能投机钻营，敢搞所谓“反潮流”，下能煽风点火，“放火烧荒”，具有从事反革命活动的法西斯“本领”。
“四人帮”横行霸道，不得人心，按照他们那黑“三条”选拔的苗子，在人民群众中名声很臭，广大党员和群众中根本通不过。
于是“四人帮”反党集团就搞“双突击”，并且玩弄了一系列鬼蜮伎俩：
一是所谓“圈定”，就是由“四人帮”一伙内定名单，然后拿到基层党组织强行通过；
二是所谓“上级审批”，就是利用窃据的权力，在不经广大党员和群众讨论，不经基层党组织同意的情况下，越级批准；
三是所谓“搬石头”，就是说如果你反对“四人帮”选定的人入党和提干，就把你当“石头”搬掉，以此来压制群众，推行他们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组织路线。
在“双突击”中，“四人帮”大搞“任人唯亲”路线，凡是和他们三代有缘，沾亲带故的，都要拚命拉入党内；
对那些拍马奉承，拉拉扯扯的，不管是地痞、流氓、反革命分子，还是叛徒、特务、变节自首分子，统统加官晋爵，甚至连毛主席亲自定案的坏人，他们也狗胆包天的为其翻案，委以重任。
“四人帮”为了拼凑篡党夺权的黑班底所玩弄的阴谋，可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摘自01月18日《山西日报》）

一个好方法
辛工
粉碎了“四人帮”，群众中蕴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迸发出来了。
怎样把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到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中去？
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是一个好方法。
“四人帮”极度仇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把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诬蔑为搞“唯生产力论”，对评选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更是横加指责，恶毒攻击。
在他们的反动思想影响下，有的单位出现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和不干一个样”的怪现象。
“四人帮”的这一套，完全违背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一贯教导。
10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经指出：
“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重要的正是要在经济方面实行竞赛。”
（《列宁选集》第3卷第512页）毛主席指出：
“必须实行劳动竞赛，奖励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
鸡西煤矿的实践证明，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可以使广大工人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提高主人翁责任感，培养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思想，充分发挥干劲、智慧和创造力；
也有利于干部改进领导作风，提高组织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能力。
组织劳动竞赛，既是经济工作，又是政治工作。
华主席在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号召“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大干社会主义”。
我们要积极响应华主席的号召，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划清为社会主义多做贡献同资产阶级锦标主义的界限，把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

充分发挥广大职工的干劲、智慧和创造力
鸡西煤矿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进入1977年以来，鸡西煤矿广大职工认真学习毛主席《论十大关系》，认真学习华主席在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提出了深揭狠批“四人帮”，大干快上夺高产的战斗口号。
元月第1天，他们就实现了开门红。
全局各矿干部、工人，决心乘胜前进，加快学大庆赶开滦的步伐，进一步把煤炭生产搞上去，以优异成绩迎接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召开。
在毛主席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指引下，鸡西煤矿1972年已经开展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四届人大以后，这个矿的干部、工人，为了实现敬爱的周总理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提出的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规划，矿与矿、井与井、队与队之间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开展得轰轰烈烈。
全矿区一百七十三个掘进队、九十四个采煤队，如千帆竞发，万木争春，在百里矿山展开了夺煤大战。
1975年，鸡西煤矿打了一个大胜仗，原煤产量比前一年增加八十多万吨，突破了一千万吨大关。
可是，就在广大工人、干部准备继续攀高峰的时候，忽然吹来一股邪风，给热气腾腾的群众运动泼了一瓢冷水。
这股邪风胡说什么抓劳动竞赛是搞“唯生产力论”，评选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是搞“锦标主义”。
干部、工人憋了一肚子气。
有的矿工气愤地说，劈头盖脑一顿乱棒，不让我们大干快上，这是安的什么心？
除掉“四害”人心振，百里矿区气象新。
鸡西矿到处摆开大批判的战场，狠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狠批“四人帮”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滔天罪行。
各级党委为了充分发挥广大职工的干劲、智慧和创造性，在矿与矿、井与井、队与队之间发起了对口赛和对手赛，力争为国家多产煤炭，为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东海矿有一段时间，生产比较被动。
揪出“四人帮”以后，开展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矿党委成员分头到第1线参加劳动，指挥生产，全矿做到了“工人三班倒，班班有领导”。
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产生了排山倒海的力量，去年11月上旬的煤炭日产量比10月平均日产量翻了一番，仅十天就夺回了欠产煤，扭转了被动局面。
城子河矿一四二采煤队，建队四年，五次破全省纪录，单产跃居全矿第1位。
最近，这个队在掌子面收尾，煤层矮，断层多，顶板碎，坡度大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又打破了自己创造的平均月单产两万七千吨的全省纪录。
城子河矿老标兵王金德，在劳动竞赛中，班班为下班创造条件。
一次，他们一个班割了两刀半煤，还为下班做好了一切准备。
接班的矿劳动模范吴传启深为感动，他们一个班割了三刀煤，创造了小班采煤五百多吨的全矿最高纪录。
象这样的典型事迹，在鸡西煤矿，举不胜举。
全矿职工你追我赶，互帮互学，去年的原煤产量和掘进进尺，分别提前三十六天和六十三天完成了国家计划。
本报通讯员

国营农场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
陈永贵同志在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
“要认真办好国营农、林、牧场和水产企业。
这些企业潜力大，商品率高，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必须加强领导，充分发挥全民所有制的优越性和示范作用。”
参加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国营农场、生产建设部队和农垦管理部门的代表，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大家一致认为，分布在祖国各地的数千个国营农场，土地占有量多，机械化程度高，潜力很大，大有作为。
在当前大好形势下，进一步办好国营农场，使全民所有制农业有一个更快的发展，对于加速实现我国农业的现代化，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商品粮，对于建设和巩固祖国边疆，加强民族团结，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多年的实践证明，办好国营农场，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坚定不移地走农业学大寨的道路。
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以后，各地国营农场的广大职工，认真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努力建设大寨式的农场，同“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代表们回顾这几年来的战斗历程，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同样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只有认真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才能使国营农场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高速度地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
黑龙江省红兴隆农场管理局所属的十四个农场的巨大变化，深刻地说明这个道理。
这些农场位于富饶的三江平原，现有耕地四百六十万亩，土质肥沃，水利资源丰富，田间机械化程度达到百分之八十，具有发展农业生产的良好条件。
可是，前些年受修正主义路线干扰，办场的方向道路不对头，资本主义倾向抬头，粮食产量逐年下降，亏损严重。
1974年，农场管理局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学习大寨、昔阳的经验，从局、场两级领导机关抽调大批干部，深入基层，广泛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向广大职工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加快了农业学大寨、建设大寨式农场的步伐，粮食产量大幅度上升，向国家提供的商品粮成倍增长，摘掉了亏损的帽子。
1975年以来，这个农场的管理局和所属农场，认真学习华国锋同志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坚决排除“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继续派出大批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发动群众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去年全管理局所属农场的农业生产创造历史新水平，粮食总产比大丰收的1975年又增长两成，向国家提供的商品粮越来越多。
红兴隆农场管理局所属各农场坚持学大寨，三年三大变的斗争实践，对“四人帮”是一个有力的回击。
同时也生动地说明，国营农场潜力很大，大有作为，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
而要把国营农场办好，就要坚持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调动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挖掘潜力，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商品粮和其他农副产品，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发扬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这是办好国营农场的又一重要经验。
我国国营农场多数分布在祖国边疆的严寒地区、风雪高原或戈壁沙漠边缘，在内地的也多在荒山荒滩，自然条件比较艰苦。
二十多年来，经过大批转业、复员解放军指战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广大农场职工的艰苦创业和辛勤劳动，使国营农场从无到有，日益发展，每年给国家提供大批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为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
西藏自治区生产建设师在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上艰苦创业的事迹，受到代表们的热情赞扬。
这个师所属的澎波农场有一个“巴亚”作业组。
“巴亚”，藏语就是最穷的地方。
这里地处海拔四千米以上的一条穷山沟里，山上沟里全是乱石。
职工们用背筐把一块块大石头背出去，又从沟外把肥土背进来，共背进背出土石七十万立方，把原来的六百六十多块瘠薄土地改造成高标准梯田，并修成两条盘山水渠，为农业增产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高原上打下“中原粮”，去年粮食平均亩产过了“黄河”，平均每人为国家贡献粮食一万多斤。
西藏生产建设师的广大干部、职工就是以这种“愚公移山”的革命精神，战斗在世界屋脊上，为发展社会主义农业，为巩固祖国西南边防作出了贡献。
1971年以来，这个师为国家贡献粮食一亿斤，上交利润一千六百多万元。
加强党对国营农场的领导，是办好国营农场的切实保证。
首先，各级党委要把国营农场工作真正列入自己的议事日程，书记要亲自动手来抓。
广东省是我国南方国营农场较多的地区。
几年来，省委采取有力措施，加强领导，从省委到地委、县委都有一名书记或常委抓农场工作，层层都建立起农场管理机构，使全省国营农场蒸蒸日上，粮食和橡胶、麻类、水果等经济作物的生产都迅速发展。
去年全省除一个农场稍有亏损外，其余的农场全部有了盈余，全省各农场去年给国家上交利润六百多万元。
参加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国营农场的代表，在会上受到深刻的教育，更明确了前进的方向。
大家决心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乘胜前进，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事业有一个更快更大的发展，争取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新华社记者　本报记者

在全国第2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鼓舞下，陕西合阳县百良公社进一步掀起农业学大寨高潮，提前二十天完成了抽黄总干渠施工任务。
这是公社党委书记周福源（左二）和社员一起学习《人民日报》社论《更高地举起农业学大寨的红旗》。
本报通讯员摄

把党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
广东丰顺县下八乡公社地处高寒山区，是个革命老根据地。
去年，由于遭到自然灾害的严重袭击，晚造生产受到较大的损失，给群众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公社党委认真学习了华主席在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提出的要关心群众疾苦的重要指示，回顾了八乡山的革命斗争史和在战争年代里党和群众的鱼水关系，狠批“四人帮”反党集团破坏党的优良传统，诬蔑关心群众生活是“物质刺激”的谬论，把安排好群众生活列入议事日程，各社队都成立了专门机构，由党组织的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
公社七名党委常委分别带领调查组到全社八个大队进行调查，发现问题，及时帮助解决。
去年受灾以后，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机破坏，煽动一些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人搞自发活动。
公社党委紧紧抓住这个问题，组织群众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开展“受灾以后怎么办？”
的大辩论，帮助大家树立依靠集体力量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决心。
广大干部、群众发扬大寨贫下中农“泰山压顶不弯腰”的革命精神，打击了搞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批判了资本主义倾向，解放思想，破除不搞冬种的旧习惯，掀起了大搞冬种生产热潮。
下八乡公社党委还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具体帮助群众解决困难，鼓励社员开展正当的家庭副业。
各生产队除妥善安排劳力，集体经营大宗副业生产外，还发动群众利用工余和休息时间采集零星山货土产。
三个多月来，全社共采集了毛竹、野生药材、野生纤维等二十七宗土特产，价值八万多元，每人平均十元多，既支援了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又增加了社员收入。
党委领导成员还亲自登门访问，问寒问暖，把各种御寒物资、粮食及时送到有困难的群众手里。
广大贫下中农激动地说：
“华主席和老区人民心连心，我们一定要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以实际行动报答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
本报通讯员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是一伙毫无心肝的豺狼。
他们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对八亿人民的生活疾苦不闻不问，甚至丧心病狂地说什么：
“八亿人民生活苦一点没有关系。”
谁关心人民生活，他们就给谁扣帽子、打棍子，污蔑是搞“物质刺激”、“福利主义”，真是可恶之极！
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
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
当前，一个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高潮正在兴起，几千万人民顶风冒雪战严寒，大干社会主义。
我们一定要象贺县县委和丰顺县下八乡公社党委那样，深入工棚，深入现场，采取切实措施，安排群众生活，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体现党对群众的关怀。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保护群众的积极性。
这对“四人帮”也是有力的批判。
编后

群众干劲越大越要关心群众
在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鼓舞下，广西贺县掀起了农田基本建设新高潮，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冒严寒，披冰霜，日夜大干，形势一派大好。
县委领导成员认真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学习英明领袖华主席在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深入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
大家说，毛主席早在1934年就谆谆告诫全党要关心群众生活，可是王张江姚“四人帮”却到处打棍子、扣帽子，把关心群众生活污蔑为“物质刺激”，妄图把人们的思想搞乱，破坏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以达到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在当前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中，群众干劲越大，越要关心群众生活，只有这样，才能鼓起群众更大的革命干劲，去夺取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新胜利。
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贺县县委把关心群众生活问题列入了议事日程，从县直机关单位抽调了四百多名干部，深入农田基本建设工地，对工棚进行了全面检查，有漏风漏雨的立即进行修补。
县委还组织了一批医务人员，深入工地防病治病。
县工交财贸部门，大力增设供应点，供应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把党对人民群众的关怀，送到工地，送到每个民工的心坎上。
姑婆山水利工地，海拔一千七百多米，气候严寒，入冬后部分民工防寒衣服少，县委筹集了三万七千多斤稻草，送到工地，给民工垫床避寒，帮助解决购买棉衣、水鞋和手套等防寒衣物。
工地党委副书记检查到一个工棚漏风漏雨，便亲自搬来油毛毡和茅草，把工棚修好。
由于各级党组织认真安排好民工生活，广大民工斗志昂扬，战天斗地，一个规模更大的农田基本建设新高潮正在全县迅速掀起，月打块石量由原来的二百多方增加到一千五百多方。
每天出工人数达十四万多。
目前全县已造田造地二万四千多亩。
本报通讯员

西藏高原传喜讯
西藏生产建设部队各族指战员，坚决抵制“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齐心协力学大寨，获得农业特大丰收。
粮食总产量比1975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一，油料、水产增长百分之五十以上；
各类牲畜总头数比1975年纯增百分之三；
上缴利润超过计划百分之六点五，上缴国家的商品粮也比1975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
西藏生产建设部队主要是由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的老战士和大批民主改革后获得新生的翻身农奴组成的。
1975年，正当各族人民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时候，王张江姚“四人帮”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阴风也刮到了西藏。
他们诬蔑西藏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学大寨是“路线不正确”，攻击农业连年丰收打下的粮食是“为修正主义打的，为地主打的”。
这个生产建设部队各级党组织按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办事，根本不听“四人帮”那一套。
他们组织大家认真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加强领导班子思想建设，大胆提拔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发挥他们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作用。
同时，还提倡各族干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互帮互学，取长补短，充分调动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以翻身农奴为主的澎波农场，藏族干部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去年，由于场党委狠抓了各族干部看书学习，各级领导干部团结战斗，各方面的积极性都得到了充分发挥。
全场粮食总产量比1975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亩产上了《纲要》。
这个生产建设部队把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当作增强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实现农业高产稳产的重要措施。
去年，仅一个冬春完成的土石方量，就比1975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四十一。
共建设梯田、条田、园田一万二千多亩，改造低产田八千亩，建成小水库五座，新修灌溉干渠二百多里。
最近，西藏生产建设部队的各族干部和广大职工，正在认真学习毛主席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总结去年的经验，制定新的发展规划。
他们决心在今年一年里，把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为繁荣西藏民族经济，巩固祖国西南边疆作出新贡献。
本报记者

乌兰夫副委员长会见澳议员团
新华社1977年01月26日讯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今天下午会见以女参议员马丁为首的澳大利亚议员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的议员团的团员有奈特、福尔克纳和夫人、麦肯齐、卡里奇。
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查尔斯·加勒德·伍达德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交学会负责人谢黎、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吴凡吾等。
（附图片）
乌兰夫副委员长会见以女参议员马丁为首的澳大利亚议员团。
　新华社记者摄

伍达德大使举行招待会
庆祝澳大利亚国庆日
新华社1977年01月26日讯
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查尔斯·加勒德·伍达德和夫人今天晚上举行招待会，庆祝澳大利亚国庆日。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外交部部长黄华，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方毅，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外贸部副部长柴树藩，农林部副部长梁昌武，石油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孙晓风，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副局长彭则放，北京市革委会副秘书长王笑一。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
正在北京访问的女参议员马丁为首的澳大利亚议员团也出席了招待会。

吴桂贤副总理会见加蓬新任驻华大使
新华社1977年01月26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今天下午会见了加蓬共和国新任驻中国大使马荣博·阿兰·莫里斯。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非洲司副司长罗旭、礼宾司副司长傅顺和。

大庆凯歌更加嘹亮
——愤怒揭发“四人帮”一伙扼杀《大庆战歌》的罪行
上海电影制片厂《大庆战歌》摄制组
大型彩色艺术性纪录片《大庆战歌》，在被禁闭了十年之后，终于和全国人民见面了！
1964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战斗号召。
1965年01月，周恩来总理指示我们：
尽快拍出一部艺术性纪录片，向全国宣传大庆。
周总理在日理万机的百忙之中，找创作人员谈话，要大家投入到大庆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提炼主题，反映大庆精神。
在创作上要采用“三结合”的方法，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闯出一条无产阶级文艺新路来。
为了尽快落实周总理的重要指示，大庆党委亲自挂帅，组成了一个由领导、工人和专业人员“三结合”的创作摄制班子。
在影片的创作过程中，广大石油工人、工程技术人员、解放军指战员、职工家属们热烈拥护，大力支持。
为了提高影片的质量，参加过石油大会战的英雄人物详尽地向我们介绍、讲解他们为祖国尽快甩掉石油工业的落后帽子，如何在亘古荒原上，顶风雪、抗严寒，与错误思想、与各种困难作斗争的感人肺腑的故事。
顶天立地的“铁人”式的英雄壮举，深深地教育和感动着摄制组每一个成员，大家表示一定要为毛主席争光，为中国工人阶级争气，誓把大庆石油会战的一幕幕动人情景，通过银幕再现出来！
1966年08月，影片样片完成了。
周总理审看样片后，非常高兴，认为影片宣传了按毛泽东思想办企业这一光辉思想。
同时也指出影片太长，建议压缩，但周总理特别强调，删减之后，按毛泽东思想办企业的这一中心思想绝对不能削弱。
就在周总理审看这部影片时，江青一听《大庆战歌》是歌颂大庆的，根本不屑一顾。
“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也置之不理。
不久，社会上就刮起一股污蔑大庆、诋毁王进喜同志和其他英雄人物的黑风恶浪。
有的人还窜到上海搞当年石油大会战的领导同志的黑材料。
更有甚者，有些坏蛋居然丧心病狂到偷拍周总理对拍艺术性纪录片的指示！
于是，这部影片就被“四人帮”打入了“冷宫”。
1970年，王进喜同志病逝了，大家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了一份报告，反映了周总理对《大庆战歌》的一系列指示，要求将影片尽快修剪好上映。
报告送上去了，“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装聋作哑，拖了一年多，才看了一次样片，说了句：
“不改可惜，改也难”！
但是，“不改可惜”只是他们装腔作势的欺人之谈，“改也难”才是他们的真正用心。
这就是说，他们无法把《大庆战歌》改成为他们树碑立传、篡党夺权服务的东西，这不止是“难”，根本就不可能！
因此，影片还是被他们禁锢起来。
毛主席洞察一切，针对“四人帮”剿杀影片《创业》的卑鄙活动，对《创业》作了光辉的批示，给了“四人帮”当头一棒。
尽管“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抵制、隐瞒、拒不传达，广大文艺工作者还是奔走相告，拍手称庆。
摄制组同志在毛主席光辉批示的鼓舞之下，为了想配合当时准备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1975年11月再次提出，要求把影片整理好上映，并订入厂的计划上报审批。
“四人帮”在上海的同伙被迫同意了。
大家想，这次影片总可以冲破牢笼，得以解放了吧？
谁能想到，“四人帮”的亲信扼杀影片的心并没死，不过是变换了手法罢了。
首先，“四人帮”的一个爪牙就按其黑主子的意旨定调子，划框框，叫嚷：
“以上海为主搞，不要给大庆看了。”
肆意破坏“三结合”创作方法，排斥大庆领导和大庆工人于门外！
他们勒令在影片的解说词中，不准提起大庆油田和石油部的名字，不准用中央文件的镜头。
并且要删去影片里飞机运《矛盾论》和《实践论》的镜头。
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他们对影片里出现周恩来总理的光辉形象大为恼怒，借口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届一次会议上作政治报告一组镜头是黑白资料片，与彩色片不协调，不准用。
甚至连那次会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镜头也不准用。
真是猖狂到了极点！
他们说什么：
“周总理在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不是单独宣布石油自给，是在作政府工作报告。”
要知道，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周总理指出：
“大庆油田的建设是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大学解放军，具体运用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的典范……大庆油田的建设，全面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多快好省的要求。”
这是对大庆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又是对“工业学大庆”的进一步号召。
可是“四人帮”一伙不仅不准在银幕上出现这个镜头，竟然在解说词里连周总理对大庆的评价也不准提！
经过这样的凌迟碎剐，影片总该可以上映了吧？
不！
1975年12月26日，在全国人民喜庆毛主席诞辰八十二周年的日子，那个“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来看了整理后的影片，一语不发走了。
在多次的催问下，才说了八个大字：
“问题较多，不予上报！”
其实所谓“问题较多、不予上报”这八个字，也和“不改可惜，改也难”一样，只能暴露出他们这一伙的横蛮无理和捣鬼阴谋。
可以清楚看出，“四人帮”妄图扼杀《大庆战歌》，是公然反对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庆红旗，是猖狂攻击周总理，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今天，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大庆战歌》获得了解放，以原来的面目与广大工农兵相见了！
我们要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滔天罪行，让大庆红旗永远在祖国上空高高飘扬！

学习大庆、学习铁人的好教材
看了大型彩色艺术性纪录片《大庆战歌》，我们感到非常兴奋，很受教育，很受鼓舞。
再看一看《大庆战歌》摄制组揭发“四人帮”一伙扼杀这部影片的罪行，又感到非常愤慨。
这部十分感人的优秀纪录片，真实地反映了大庆工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拿下我国第1个大油田的光辉历程。
影片生动地再现了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中国工人阶级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
在我国国民经济遭受暂时困难、苏修卡我们脖子、刘少奇大刮下马风的时候，他们泰山压顶不弯腰，风吹浪打不转向，革命加拚命，高速度、高质量地拿下大油田，把石油落后的帽子扔进太平洋。
他们在千里冰封、零下几十度严寒的茫茫草原上，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怀着对帝修反的无比仇恨，同天斗，同地斗，同阶级敌人斗，同修正主义斗，赢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他们在缺少经验、设备和技术力量的情况下，靠毛主席的“两论”起家，冲破千难万险，创造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在衣食住行样样困难的时候，他们以蓝天当被，草原当床，用双手筑起一座座干打垒的土房，组织广大职工家属把千年荒地变成粮仓，终于建成一个“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社会主义新型矿区，成为工业战线上一面光彩夺目的鲜艳红旗。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树立大庆这面鲜艳红旗，亲自发出“工业学大庆”的伟大号召。
敬爱的周总理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精心培育大庆红旗，亲自总结、热情推广大庆经验。
《大庆战歌》这部影片，就是在周总理的亲自指示和关怀下拍摄成功的。
但是，王张江姚“四人帮”出于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恶毒攻击大庆红旗，疯狂破坏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竟把《大庆战歌》扣压十年之久。
粉碎了“四人帮”，才使《大庆战歌》重见天日。
对于“四人帮”反对大庆红旗、扼杀《大庆战歌》的滔天罪行，我们必须予以彻底清算。
《大庆战歌》是学习大庆、学习铁人的好教材。
我们热切地希望：
石油战线所有的职工和家属都看看这部影片，工业战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都看看这部影片，全国工农兵学商都看看这部影片，走大庆的道路，学铁人的精神，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把大庆战歌唱得更加嘹亮，让大庆红旗在祖国的城乡更加高高飘扬！

应中共中央邀请前来我国进行访问
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代表团到京
耿飚同志举行宴会欢迎挪威同志
新华社1977年01月26日讯
应中共中央邀请，以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主席保尔·斯泰根为团长的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代表团前来我国进行访问，今天上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部长耿飚今天晚上举行宴会，欢迎挪威同志。
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副部长冯铉，中联部有关方面负责人朱达成等出席宴会作陪。
宴会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代表团到达北京时，冯铉副部长等到机场迎接。

廖承志、陈洁分别会见日本国际贸促十团体访华团
新华社1977年01月26日讯
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今天会见日本国际贸促十团体访华团全体成员，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李川等参加了会见。
24日，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陈洁也会见了日本经济贸易界朋友。

王震副总理会见日本国际贸促十团体访华团
新华社1977年01月26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今天下午会见日本国际贸促十团体访华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正在北京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西本部理事长木村一三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任王耀庭、副主任李川，有关方面负责人王晓云、吴曙东、张廷禹。
（附图片）
王震副总理会见日本国际贸促十团体访华团。
新华社记者摄

我经济贸易展览会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开幕
新华社尼亚美1977年01月26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贸易展览会01月25日下午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隆重开幕。
尼日尔工商经济部长阿勒菲贾·阿卜杜勒拉赫曼代表尼日尔最高军委会和政府为展览会开幕剪了彩。
大约三百位客人出席了开幕式。
他们当中有：
尼日尔国防部长兼教育部长伊德里萨·阿鲁纳，内政部长索里·马马杜·迪亚洛，财政部长穆萨·通迪，农村发展部长布拉马·曼加，外交和合作部长穆穆尼·杰尔马科耶·阿达穆，司法部长马马杜·马拉姆·阿瓦米，公共工程、运输和城市规划部长穆萨·巴科，主席府负责新闻的国务秘书达乌达·迪亚洛以及其他军政高级官员。
中国驻尼日尔大使谢克西和一些国家驻尼日尔的外交使节也出席开幕式。
阿勒菲贾部长在讲话中赞扬了中国人民依靠自力更生所取得的建设成就以及中国人民和第3世界国家人民的友好互助合作。
他指出：
“我们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经济合作，尽管最近才展开，但已经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就。
这次展览会将向我们提供在经济方面进一步合作的机会。”
中国展览团团长姜维荣在讲话时祝愿中国和尼日尔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经济贸易合作不断发展。

我青年乒乓球代表团到日本访问
据新华社东京1977年01月22日电
以王文忠为团长的中国青年乒乓球代表团，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日本乒乓球协会、北九州市和日本爱知工业大学的邀请，到日本进行友好访问。
代表团于21日到达东京，并在当天乘火车前往名古屋市。
22日，中国青年乒乓球代表团同爱知工业大学乒乓球代表队进行了友谊比赛。
这次比赛是在当天落成的为纪念已故后藤钾二而命名的体育馆——“钾德馆”举行的。
爱知工业大学校长、爱知县乒乓球协会会长后藤淳在开幕式上讲话，对代表团访问日本表示热烈欢迎。
王文忠团长在讲话中，对中日两国人民和两国乒乓球界的友谊不断发展和巩固表示高兴。
他赞扬已故的后藤钾二先生和日本乒乓球界的朋友们为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为增强亚洲各国人民和乒乓球界的团结，为促进世界乒乓球技术的不断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访华后发表谈话强调
努力发展日中友好争取早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
新华社东京1977年01月25日电
访华归来的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01月25日在东京羽田机场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时强调指出，在华国锋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形势大好。
他表示，公明党今后将为进一步发展日中友好，为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而努力。
竹入说，1976年，对中国来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通过这次访华的亲身体验，可以断言，华国锋主席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竹入在谈到日中关系时说，日中两国有共同签署的联合声明。
这一联合声明“是双方站在对等的立场上，经过讨论和协商，以相互负责的态度制定的。
从那以后，经过了四年多，现在不应该对日中联合声明的内容提出这样那样的解释，而应该忠实地履行两国间的诺言。
这在国际社会来说，是理所当然的。”
竹入说，任何出尔反尔的言行“都绝不会有利于日中关系的发展”。
竹入说：
“公明党一贯为发展和巩固日中友好而做了努力。
今后要在这次访华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发展日中友好关系而努力，并且为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尽力。”
以竹入义胜委员长为团长的日本公明党第5次访华团，在羽田机场受到公明党副委员长二宫文造、书记长矢野绚也以及日中友好协会（正统）中央总部理事长宫崎世民等的迎接。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临时代办肖向前也到机场迎接。

朝鲜劳动党等政党和团体举行会议并致函南朝鲜各政党等
号召民族团结早日实现祖国自主和平统一
新华社平壤1977年01月26日电
据朝鲜《劳动新闻》报道，朝鲜劳动党、朝鲜民主党、天道教青友党、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中央委员会等朝鲜十八个政党和社会团体，01月25日在平壤举行联席会议，讨论了《关于消除民族分裂和战争的危险，提前实现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问题。
朝鲜党政领导人金一、康良煜、徐哲、林春秋、杨亨燮、黄长烨以及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党中央书记杨亨燮在会上作了报告。
朝鲜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成律、天道教青友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康长洙、朝鲜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国勋、朝鲜社会主义劳动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池在龙、朝鲜农业劳动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以勋、朝鲜民主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李水月等先后在联席会议上发了言。
会议在与会者的热烈支持和赞成下，通过了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致南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各阶层人民和海外同胞的信》。
新华社平壤1977年01月26日电
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联席会议01月25日写信给南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各阶层人民和海外同胞，号召热爱祖国和民族的全体朝鲜人，团结一致，制止民族分裂主义者制造“两个朝鲜”的阴谋，投入争取国家自主和平统一的斗争。
信件指出，朝鲜人民真诚地希望按照七·四南北联合声明中提出的自主、和平统一、民族大团结三大原则，早日消除分裂的不幸，生活在统一了的一个朝鲜。
但是，由于国内外分裂主义者制造“两个朝鲜”的政策，三大原则惨遭践踏，朝鲜人民统一祖国的事业面临严重的挑战。
信件说：
“民族的分裂，确实是在同族之间造成不信任和对抗，产生不安和紧张，是导致战争的根源。”
信中谴责南朝鲜当权者在“南侵威胁”的借口下，把外国侵略势力引进国内，大肆进行罪恶的备战。
尤其是，企图借助于帝国主义者的核武器惨杀同族。
信件说：
“在‘反共’口号下，在南朝鲜推行的罪恶的‘两个朝鲜’政策和战争政策，使法西斯恐怖达到极点，使民主的、爱国的一切被窒息，被扼杀。”
“人们一要求民主就被囚禁；
一主张和平统一就受血腥审判；
对民族将来表示忧虑就要流血丧生。”
信件说：
“是统一还是永久分裂；
是和平，还是战争；
在这决定民族存亡的严峻时刻，我们要想方设法防止民族的永久分裂和战争危险，打开和平与和平统一的道路”。
信件提出了早日实现朝鲜国家统一的四点救国方案：
“一、为了争取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必须实现向往统一的北方的社会主义力量和南方的爱国民主力量的大联合。”
“北方的社会主义力量和南方的民主力量的大联合必须是反对法西斯，向往民主；
反对战争，向往和平；
反对分裂，向往统一的真正的爱国力量的联合。”
“二、为了实现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必须缓和北方和南方之间的紧张局势，消除核战争的危险。”
“必须早日消除威胁国家和平，阻挠和平统一的北方和南方的军事对峙状态，必须缓和紧张局势。
必须废除在南朝鲜的核基地，立即撤走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杀人武器，美国军队必须无条件撤走。”
“三、为了实现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必须消除民族内部不和根源，创造民族大团结的气氛。”
“必须消除在同族之间制造不和，阻碍团结的法西斯分裂主义制度，给盼望和平统一的人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示威的自由，无条件释放无理被捕监禁的爱国人民和民主人士。”
“四、为讨论上述所有问题，必须召开由北方和南方的各政党、社会团体和各阶层人民的代表组成的南北政治协商会议。”
“会议将开诚布公地讨论有关促进国家自主和平统一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我们的建议在内。”
信件说：
“我们认为，为了准备这样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必要尽快在板门店或在其他商定的任何地点举行受权联络代表的预备性工作会议。”
“只要南朝鲜现当权者取消‘两个朝鲜’政策，停止‘反共’，停止对爱国人民和民主人士的镇压，抛弃它们在‘南侵威胁’的借口下推行的战争政策，我们就可以同他们重新坐在一起，也不反对他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永葆革命军队的青春
中国新闻代表团
在访问柬埔寨的日子里，我们深深地为英雄的柬埔寨革命军在全国解放以后“一手拿枪，一手拿锄”，积极参加保卫国家和建设国家的斗争所感动。
这支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立下了丰功伟绩的人民军队，在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家经济等方面，又为人民立了新功。
12月的一天，我们迎着热带骄阳，驱车经过风景绮丽的金边郊区，来到卫戍首都的一支革命军部队的农场。
在一幢座落在果林掩映的高脚屋里，柬埔寨负责国防事务的宋成副总理亲切地接待了我们，并陪同我们参观。
宋成副总理热情地说：
“上次中国新闻代表团来柬埔寨访问，正值我们处在解放金边、解放全国的决战阶段，这次中国新闻代表团来访问，是在我们处在保卫国家、建设国家的革命新阶段中的时候。
热烈欢迎你们参观我们革命军的生产战场。”
他告诉我们，为了使革命军保持坚定的劳动人民的立场，建立一支永远不脱离人民群众的人民子弟兵，柬埔寨革命组织规定革命军必须同人民群众一起参加生产劳动，并要求革命军在1976年实行粮食自给，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他说，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革命军现在基本上实现了粮食自给。
我们首先参观了农场的扬水站。
在一台以木炭做动力燃料的抽水机前，只见碗口般粗的水柱，从抽水机的管口向外哗啦哗啦地倾吐出来。
几个在旁精心操作的革命军战士向我们介绍说，这台抽水机由三个部分组成：
一个土法制造的简易锅炉，一排用美国炮弹壳做的滤气装置，和一台从毁坏了的美国军用卡车上拆卸下来的引擎。
我们不禁对这些过去在战场上机智杀敌，今天继续在生产战场上发挥他们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创造力的革命军战士发出赞叹。
宋成副总理十分风趣地向我们介绍说，这个农场有各种各样的抽水机，电动的、烧汽油或烧柴油的、烧木炭的。
总之，各种方式，各种手段都用上了。
烧木炭的这种就算是游击队的方式吧！
我们穿行在长着高大的糖棕树、椰子树和果树的田野里。
眼前那些品种繁多的水稻，把我们弄得眼花缭乱。
一种叫“雀爪稻”的稻子，长势特别喜人，我们随手掐了一株稻穗，数数就有两百多颗稻粒。
农场的负责同志提醒我们说，已经看过的稻田，只是农场稻田的一小部分，要全部看，一天也看不过来。
在一片稻田里，革命军战士正在灼热的太阳下，挥镰收割。
这是一支来自东部柴桢省的部队。
战争期间，他们在柴桢地区战场上屡建战功，曾在一次反击入侵南越伪军的战斗中，击毁敌坦克十五辆。
现在战士们使用的奇特的镰刀，就是他们在战斗空隙用美国炮弹壳仿照当地农民使用的一种古老的镰刀式样打制的，解放金边时，部队又把它们带到了金边。
这件事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革命军在战争时期，既是战斗队，也是一支生产队。
革命军不但会打仗，而且会做群众工作，帮助根据地人民建设。
蒙多基里和腊塔纳基里是两个多民族居住的省，也是革命老根据地。
长期以来，这两个省的少数民族人民只习惯在山上种地。
从1968年起，柬埔寨革命组织就一直劝说他们下山种水稻田，但是没有被采纳。
全国解放以后，驻在这两个省的革命军，针对少数民族人民不会种水稻，也不相信水稻产量高的情况，采取了一方面自己种，一方面帮助少数民族人民少量种的办法进行引导。
结果使这两个省的少数民族人民改变了原有的想法，愿意改种水稻田了。
访问中，我们看到革命军战士在帮助群众收割水稻、和群众一起兴修水利的场面。
革命军战士的辛勤劳动，使祖国山河的面貌日新月异。
革命军某部驻地，原是一片苍莽的丛林。
我们在那里访问，只见绿荫中，修起了一座一座非常漂亮的高脚屋。
高脚屋四周，菠萝蜜树、桔子树、巴蕉树成行，白薯、木薯和各种瓜菜成垄。
远处是一块一块的稻田。
尘土飞扬处，几十个革命军战士正在挥舞砍刀、银锄开荒。
在树荫下，一些战士正在编筐、编篓。
驻军负责同志告诉我们，这里睡的床、用的桌椅，无一不是战士自己双手做的。
“现在这里已变成能生产的村庄了。”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位曾在“马亚克斯号”事件中在通岛同美国入侵强盗进行过英勇战斗的革命军战士。
他向我们详细地介绍了1975年05月15日这天上午，美国出动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袭击通岛，以及柬埔寨海防部队英勇地向敌人发动反击的经过。
在这次战斗中，革命军海防部队打死、打伤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三十多人，击落美国直升飞机五架。
这位战士向我们坚定地表示：
柬埔寨人民过去为维护自己国家的神圣的领土完整和主权，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今后将继续为维护这一权利进行坚决的斗争，消灭一切入侵的敌人。
革命军的另一处驻地，原是一片原始森林。
部队刚到这里时，连一条路也没有。
这里古木参天，高大的树干和枝叉上，攀悬着如绳索一般的藤蔓。
革命军战士进驻以后，在这里修了一条一条的道路和房屋，种了白薯、木薯等各种蔬菜，养了猪、鸡、鸭。
蔬菜不但自给，还能支援别的地方。
我们去访问时，战士们听说是中国同志来了，热情地用他们的劳动成果，给我们做了一顿很丰盛的午餐。
这顿午餐有鸡、有肉、有鱼虾。
临别前，战士们又端来了一盘一盘煮熟的白薯和切成一段一段的甘蔗，让我们尝尝。
柬埔寨革命军是在革命的急风暴雨中诞生和成长的一支人民子弟兵。
它在战争年代以及恢复和发展经济时期，都表现了忠于革命、忠于人民的崇高精神，今后必将进一步发扬人民子弟兵的光荣传统，为把柬埔寨建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附图片）
柬埔寨革命军保持“一手拿枪，一手拿锄”的光荣传统，保卫国家，建设国家。
图为革命军某部战士用敌人的炮弹皮制造锄头。
新华社记者摄

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
齐奥塞斯库同志主持　党政代表团作访华报告强调发展罗中友好合作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977年01月26日电
据罗马尼亚通讯社报道，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在总书记尼·齐奥塞斯库同志主持下于01月25日举行了会议。
报道说，由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政府副总理格·奥普雷亚和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书记斯·安德烈等组成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在会议上作了关于访问中国的报告。
“政治执行委员会认为，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对中国的访问是罗中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和团结关系的新体现。
罗马尼亚代表团受到了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的接见，并同中国党政其他领导成员举行了会谈。”
“这次访问表达了双方的以下愿望：
本着罗共总书记、共和国总统尼·齐奥塞斯库同志同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会谈时达成的谅解的精神进一步更广泛地发展罗中友好和多方面的合作关系。”
“政治执行委员会满意地评价华国锋主席和中国其他领导人关于今后继续奉行毛泽东主席的政治路线的决心，并对加强和扩大中罗两国之间的合作、两党和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高级会晤和会谈予以特别重视。”
“政治执行委员会表示相信，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展和加强罗中合作、友谊和团结符合两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同时也符合社会主义、加强全世界反帝、进步和民主力量的一致和团结、各国人民之间的合作和谅解的共同事业。”
报道说，政治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系列旨在加强党和国家工作方面的领导活动的相应措施。
政治执委会决定通过科·布尔蒂卡、埃列娜·齐奥塞斯库、格·勒杜列斯库和伊·维尔德茨同志为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常设局成员。
选举扬·斯特凡内斯库为罗共中央书记。
政治执行委员会决定任命罗共中央书记科·布尔蒂卡和扬·斯特凡内斯库同志为政府副总理。
决定解除米·达列亚同志的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建议他担任社会主义团结阵线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决定解除彼·卢普同志的劳动部长的职务，并建议他担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政治执行委员会讨论了关于实现原料、材料、半成品和制成品标准化的第1阶段工作成果的报告，讨论并通过了关于1980年以前发展农药生产的计划，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减少天然气消耗、并合理使用和充分利用天然气的措施建议等。

三言两语
苏修《真理报》又在大吹苏修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说什么这是第3世界国家进行反殖、反帝斗争的“可靠支柱”。
其实应该说，苏修的所谓“援助”，是它在第3世界进行新殖民主义扩张的“可靠支柱”。
许多第3世界国家已提出了要警惕前门拒狼、后门进虎。
埃及人民不是就毅然决然拆掉在他们国土上的这根“可靠支柱”了吗？
苏修《真理报》要埃及相信，“同苏联合作的好处意味着在许多方面都能有所前进”。
向什么方向“前进”呢？
《真理报》没有说明。
但是，埃及人民从二十多年的切身经验中已经懂得，“同苏联合作”只能使埃及向沦为苏修殖民地的绝境“前进”。
至于真正有利于埃及人民的事情的前进，是不可能在“同苏联合作”中取得的。
试看埃及要求苏修给予重新安排还债日期谈判的合作，不是一步都“前进”不了吗？

尼迈里总统强调
苏丹决不向侵略者屈服
谴责有人在埃及等国煽风点火策动破坏活动
新华社喀土穆1977年01月26日电
苏丹总统尼迈里强调决不向侵略者屈服。
尼迈里总统在01月25日举行的苏丹社会主义联盟第2届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说，“我们要努力建设一个能够自主地处理自己的事务和自由地作出自己的选择，并且拥有自由、独立和尊严”的国家。
他谴责那些在苏丹、黎巴嫩、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煽风点火，策动恐怖和破坏活动的罪恶行径。
他强调指出：
“苏丹人民和人民武装力量决心并且有能力保卫苏丹的完整、安全与和平。
苏丹人民和人民武装力量也有决心和有能力履行其民族义务，捍卫整个阿拉伯世界、东非以及红海的安全。”
他说：
“我们要使红海成为一个和平海，一个不受外来势力威胁的安全海。
我们要使红海沿岸的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摆脱那些威胁它们的利益、重要的交通线以及它们的安全与和平的危险。”
新华社喀土穆1977年01月24日电
据苏丹通讯社报道，苏丹总统尼迈里01月23日宣布，为了帮助埃及减轻目前的经济困难，和贯彻苏丹同埃及之间一体化精神，苏丹决定立即向埃及赠送价值五百万美元的食品。
这些食品包括一万吨高粱、一万五千头宰好的牛和五千头骆驼。

“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
——评苏联颁布关于“保护苏联沿海生物资源和渔捞调度临时措施”的法令
不久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了一项关于“保护苏联沿海生物资源和渔捞调度临时措施”的法令，宣布在“宽度二百浬的苏联沿海内”，“行使（苏联）对鱼类资源和其他生物资源的主权”。
紧接着，克里姆林宫的宣传喉舌对这项法令作了一番说明。
01月12日，苏联《文学报》发表文章，强调这项法令仍然“主张按照国际原则解决世界海洋法律制度”问题，说什么苏联承认各国“有权建立二百浬经济区”，但在捕捞鱼类和其他生物资源方面，如果沿海国无力“百分之百地捕捞”，“它应该允许其他国家捕捞没有利用完的鱼类和其他生物资源”。
01月03日，塔斯社又在评论中写道，这项法令“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法令”，“其目的是反对有些国家绕开正在草拟的公约任意地和片面地解决有关经济区的问题的倾向”，等等。
新沙皇生怕别人体会不了他们这项法令的妙处，经这么一解释，他们伪善、诡诈、霸道的用心就全盘托出来了。
什么“反对有些国家任意地和片面地解决有关经济区问题的倾向”！
这不明明白白是对当前第3世界国家纷纷建立二百浬专属经济区这一趋势的放肆攻击和猖狂反扑，又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最近几年，广大第3世界国家在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英勇斗争，坚决要求建立二百浬专属经济区，维护中小国家沿海资源。
但是，这个正义要求遭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另一个超级大国的百般压制和阻挠。
苏联这个国际渔霸每年总鱼获量的百分之九十是在远洋和广大中小国家，首先是发展中国家沿海捕捞的。
为了维护这个既得利益，几年来苏联一直拚命反对第3世界国家关于建立二百浬专属经济区的合理主张。
后来，他们迫于形势，不得不口头上表示“同意”二百浬经济区，但却一再坚持要沿海国家同意“在经济区不能达到百分之百捕鱼量的情况下，允许外国渔船捕鱼”，允许外国拥有“捕捞鱼获量剩余部分的自由”。
这样，苏联这个渔霸就可以继续“自由”地到别国沿海去巧取豪夺，滥肆捕鱼，沿海国对经济区的主权就将成为一句空话。
最近一个时期，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西欧国家纷纷宣布二百浬专属经济区或捕鱼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克里姆林宫仓皇抛出了这项法令。
表面上看，苏联似乎也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主权，它也“允许”外国在苏联的二百浬范围内捕捞“其总量超过苏联渔业生产能力”的“一部分”鱼类资源，但是在实际上，新沙皇是要凭仗它的捕鱼实力，把苏联沿海的鱼类资源紧紧抓在手里，同时又去大肆捕捞其他国家的沿海鱼类资源。
塔斯社宣称这项法令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法令”，蓄意把这一作法强加给其他国家，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第3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第6期会议今年05月将在纽约复会。
克里姆林宫在此时抛出上述法令，是为了破坏这次会议。
法令指责其他国家“绕开正在草拟的公约”“任意地”解决经济区问题，却根本回避这样一个事实：
其他国家“绕开”的正是两霸，特别是苏联要强加给别国的帝国主义海洋法原则。
此外，克里姆林宫还玩了一个鬼花招。
它明明已经宣布“在宽度二百浬的苏联沿海内”“保护生物资源”，却授意塔斯社特地申明“苏联未规定二百浬捕鱼区”，以便它可以“理直气壮地”反对其他国家建立经济区或捕鱼区。
又要偷蜂蜜吃，又怕让蜜糖糊住了熊掌。
新沙皇玩弄的这一手法显然也是十分笨拙。
苏联的这项法令象一把多刃刀，同时也捅到许多第2世界国家身上。
目前，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已经正式宣布二百浬捕鱼区。
日本有关方面对苏联的作法感到不安。
因为，这项法令一实行，历来作为日本最大的深海渔场鄂霍次克海和堪察加半岛沿海的水域，甚至被苏联霸占的日本北方四岛周围海域，就将被划入苏联的二百浬捕鱼区。
苏联的法令也是为了同美国争霸海洋资源。
不久前，美国也宣布二百浬捕鱼区，并将从今年03月起实行。
“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
两霸在海洋权问题上顽固敌视广大中小国家，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耍尽阴谋诡计阻挠破坏各国维护主权权利的霸道作法，将只能进一步激起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对，更加暴露它的霸权主义丑恶嘴脸。

春天还会远吗？
丁思新
1977年新年刚过，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就出了一点事，使得苏修这个“一家之主”如坐针毡，惶惶不安。
它开动宣传机器，派出大员，骂人，压人，策动抓人。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是捷克斯洛伐克有几百个公民发表了一份名曰“七七（年）宪章”的宣言，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占领和控制表示愤懑和谴责，要为争取政治权利而斗争。
一纸宣言，几百人签名，就使得苏修这个庞然大物慌了手脚，有点坐不住了！
苏修统治集团原来以为，自从它1968年夏天派出几十万军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八年多来不断采用法西斯手段，对反对苏修占领的人，抓一批，关一批，撤一批，杀一以儆百，而且大军驻在境内，捷克斯洛伐克总可以太平无事了。
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天下岂有靠刺刀能长久维持统治的道理？
具有革命传统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要求自由民主、反抗苏修占领的斗争并未停止，“七七（年）宪章”宣言的出现，就是一个最新的例证。
人们记得，就在两个多月前，勃列日涅夫还亲自登台，大讲“历史上还未曾有过”比苏捷之间“更纯洁的友谊”。
的确，这种独特的“友谊”在“历史上还未曾有过”。
一夜之间派出几十万大军占领一个主权国家，据说是为了加深“纯洁的友谊”。
把一个国家置于苏修的坦克、刺刀之下达八年之久，而且还要继续占领下去，也算一项“纯洁的友谊”的表示。
要别国的内政、外交、经济、文化，都唯苏修的马首是瞻，不得越雷池一步，这更是“纯洁的友谊”的体现了。
但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不承认这种“友谊”。
他们通过多年来亲身的遭遇，尝够了这种所谓“纯洁的友谊”所带来的被侵略、受奴役的痛苦。
有压迫，必有反抗。
《七七（年）宪章》签名活动只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反抗苏修占领和控制、争取自由和民主权利的伟大斗争所迸发出来的一点火花。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是不可侮的。
他们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是扼杀不了的。
英国诗人雪莱写过这样有名的诗句：
“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严冬虽然笼罩着捷克斯洛伐克，但是可以断言，独立和自由的春光，终将来到伏尔塔瓦河畔。

苏修散布和平谎言加紧侵略扩张
斯《人民之路》揭露苏联“对印度洋关心”是为了争夺霸权准备战争
巴拿马报纸指出勃列日涅夫讲话是自称为“和平者”的又一谎言
新华社科伦坡1977年01月25日电
斯里兰卡《人民之路》月刊最近一期发表文章，揭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所谓“对印度洋的关心”的实质是为了争夺霸权，准备战争。
文章说，苏联当权者前不久通过《国际事务》季刊在印度洋问题上大放厥词，说什么苏联并不是不关心印度洋的未来，而是“十分关心印度洋”。
文章说：
“从1968年苏联战舰第1次开进印度洋以来，他们一直在那儿胡作非为。”
“苏联对印度洋的关心是为了侵略和扩张。”
文章说：
“在苏联同另一个超级大国瓜分世界的争斗中，印度洋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
如果苏联控制了印度洋，它就可以随时切断美国及其盟国之间的海上联系。”
苏联不正当地取得印度洋上许多港口、海军和空军基地的使用权，这表明，新沙皇关心印度洋是为了准备战争。
文章说，目前，新沙皇正在实现老沙皇的梦想。
他们的所作所为危害了印度洋的和平，威胁着印度洋地区各国的独立和主权，因此沿岸国家的人民应该更加提高警惕。
新华社巴拿马城1977年01月24日电
巴拿马《评论报》01月24日发表文章指出，勃列日涅夫最近在图拉市发表的讲话是自称为“和平者”的“又一谎言”。
文章说，“俄国领导人的厚颜无耻已经到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文章列举了勃列日涅夫讲话中诸如苏联“永远不会举起剑来对付别国”等谎言和空洞的许诺之后说，苏联以各种借口最终通过武力侵犯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国家，而现在听到这样一个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讲这种话，这确实使人感到吃惊。
文章接着指出，勃列日涅夫“多年来一直是毫无顾忌和公开地这么干，在这种情况下，竟还说什么俄国永远不会举起剑来对付别的国家”。
他们“企图把自己打扮成和平鸽。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已经没有人再相信他们了，他们也骗不了人了”。

阿通社揭露苏联再次提高石油价格掠夺东欧
新华社地拉那1977年01月23日电
阿尔巴尼亚通讯社01月22日发表文章说，最近，苏联再一次提高了出售给东欧的石油价格。
这一来，今年东欧国家就得用比1975年几乎高两倍的价钱从苏联进口石油。
文章指出，苏联从不断提高石油价格中获得了巨额利润，但却给东欧国家造成沉重负担。
1975年，苏联把出售给东欧的石油价格提高了百分之一百三十，总共赚了二十三亿一千一百万卢布的利润。
1976年，仅仅由于把每桶石油的价格提高了三卢布，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就从东欧国家剥削了二亿卢布。
最近一次涨价，给了莫斯科进一步掠夺东欧国家的可能，并将进一步增加东欧国家的贸易赤字。

面对霸权主义的威胁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日益加紧对日本列岛周围进行扩张和军事威胁。
它已把渗透的触角从日本北方海域一直伸到若狭湾、对马海峡和五岛列岛等地区。
目前，在日本海和太平洋游弋的苏联潜艇达一百艘之多。
扫雷艇、护卫舰及渔船队的活动也比以前增多。
苏联太平洋舰队拥有五十四艘情报舰，其中仅在日本海游弋的就有十五艘。
不久前，人们发现，三艘二千吨至六千七百五十吨级的苏联潜艇、海洋观测舰甚至接近了长崎县佐贺东部十三公里的海面。
苏联潜艇在距日本领海这样靠近的地方停泊，这还是第1次。
苏联的舰只如此放肆地接近日本的近海，显然不怀好意。
日本《人民新报》指出：
苏联企图利用目前日本领海尚未划定为十二浬的时机，逼近沿海地区加紧调查水温、潮流、水深以及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警戒”等情况，以便获得作战需要的军事情报。
苏联在远东地区配备了一百多艘登陆舰，已远远超过了美国在远东的登陆舰的数量。
苏联还把日本的九十九里滨地区作为假想的登陆地点，并进行了模拟登陆作战演习。
日本《苏联问题调查月报》写道：
不能把这些行动看成是防御措施，“这是一种进攻性布局”。
一些报刊和人士也不安地指出，从北海道到冲绳，整个日本列岛都被置于苏联海空军的威力圈内。
苏联霸权主义日益疯狂的扩张和威胁，引起了日本人民的警惕。
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苏修假缓和、真扩张的侵略本质。
苏修集团口口声声说什么苏日之间要保持“睦邻友好”和“合作关系”。
但是，勃列日涅夫之流一直蛮横地拒绝把它霸占的日本北方领土归还日本。
苏修报纸不久前还公然叫嚣：
“即使日本外相访问苏联，也不能解决北方领土问题。”
苏修的卑劣行径，在日本人民面前暴露了它那贪婪的霸权主义的面目。
一天下午，记者来到了濒临伊势湾的津市，三重县的工会等团体正在这里举行群众集会。
当地的一位爱国人士说：
“长期以来，许多人想通过征集签名、举办讲座等活动，以促使苏联当局早日把北方四岛归还给日本。
但是，苏修集团却无视日本人民的正义要求，所以，我们不能对它抱任何幻想。
只有坚持斗争，才能维护日本真正的独立和安全。”
在日本，一些有识之士引用历史教训来揭露苏联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呼吁警惕对苏联的绥靖思潮。
日本评论家池上干德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当年德国法西斯铁蹄已经践踏了挪威的土地，但希特勒还欺世惑众，说什么它无意采取行动侵犯挪威。
今天，勃列日涅夫集团明明出武器，运雇佣军，武装干涉安哥拉内政，可是却说什么这是出于对安哥拉的“友谊”。
它明明派遣军舰、飞机威胁日本的安全，霸占日本北方领土至今不归还，却一再标榜说，苏日关系的基础是“睦邻”与“和平”。
这同希特勒玩弄的手法如出一辙。
今天，日本人民所看到的现实是，日本和太平洋地区的局势决不是“缓和”了，而是苏美两霸之间的争夺加剧了。
日本人民和各阶层的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妥协和退让的危险性，从而加强了开展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
　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