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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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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
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
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
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可能性，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
但是，象我们常说的那样，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
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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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个月，中央政治局听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中看到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
综合起来，一共有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
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
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
但是，我们工作中间还有些问题需要谈一谈。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
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
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
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
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
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下面我讲十个问题。
一 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
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
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
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
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
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
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
象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象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
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
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
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
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
这样，重工业是不是不为主了？
它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
但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
加重的结果怎么样？
加重的结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
重工业也可以积累，但是，在我们现有的经济条件下，轻工业农业积累得更多更快些。
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
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
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
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
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
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二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
所谓沿海，是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河南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
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
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
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
在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错误，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
这要改变一下。
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
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
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
不说十年，就算五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
从现有材料看来，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产以后，四年之内，除了收回本厂的投资以外，还可以赚回三个厂，两个厂，一个厂，至少半个厂。
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做？
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这不是说新的工厂都建在沿海。
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
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
至于沿海原有的轻重工业的扩建和改建，过去已经作了一些，以后还要大大发展。
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
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
所以这也是一个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
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
三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国防不可不有。
现在，我们有了一定的国防力量。
经过抗美援朝和几年的整训，我们的军队加强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红军要更强些，装备也有所改进。
我们的国防工业正在建立。
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现在开始能造了。
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
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
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
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怎么办呢？
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
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一九五○年，我们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提出精简国家机构、减少军政费用的问题，认为这是争取我国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
这个比重太大了。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使它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以便抽出更多的资金，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
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不但会有很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弹。
这里也发生这么一个问题，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
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
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
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希望军委讨论一下。
现在我们把兵统统裁掉好不好？
那不好。
因为还有敌人，我们还受敌人欺负和包围嘛！
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
四 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
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
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拿工人讲，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
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
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
关于工资，最近决定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
我们的工资一般还不高，但是因为就业的人多了，因为物价低和稳，加上其他种种条件，工人的生活比过去还是有了很大改善。
在无产阶级政权下面，工人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积极性一直很高。
去年年底中央号召反右倾保守，工人群众热烈拥护，奋战三个月，破例地超额完成了今年第一季度的计划。
我们需要大力发扬他们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
这里还要谈一下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
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
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
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
比如我们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
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
个人是这样，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也是这样。
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
再讲农民。
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但是在粮食问题上曾经犯过一个错误。
一九五四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
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
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
尽管不少人是故意夸大，乘机攻击，但是不能说我们没有缺点。
调查不够，摸不清底，多购了七十亿斤，这就是缺点。
我们发现了缺点，一九五五年就少购了七十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就是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一少一增，使农民手里多了二百多亿斤粮食。
这样，过去有意见的农民也说“共产党真是好”了。
这个教训，全党必须记住。
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
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
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
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
世界上那有这样的道理！
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
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
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
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
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
但是就是这样，如果粗心大意，也还是会犯这种或那种错误。
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合作社同农民的关系也要处理好。
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得适当。
合作社所拿的部分，都是直接为农民服务的。
生产费不必说，管理费也是必要的，公积金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公益金是为了农民的福利。
但是，这几项各占多少，应当同农民研究出一个合理的比例。
生产费管理费都要力求节约。
公积金公益金也要有个控制，不能希望一年把好事都做完。
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
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
无论只顾那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
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
五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
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
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
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
我们不能象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中央要发展工业，地方也要发展工业。
就是中央直属的工业，也还是要靠地方协助。
至于农业和商业，更需要依靠地方。
总之，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
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
立了一个部就要革命，要革命就要下命令。
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厅局联成一线，天天给厅局下命令。
这些命令虽然党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都说是中央来的，绘地方压力很大。
表报之多，闹得泛滥成灾。
这种情况，必须纠正。
我们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
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冒下命令。
在这方面，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
中央的部门可以分成两类。
有一类，它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
有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去处理。
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
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
拿我们自己的经验说，我们建国初期实行的那种大区制度，当时有必要，但是也有缺点，后来的高饶反党联盟，就多少利用了这个缺点。
以后决定取消大区，各省直属中央，这是正确的。
但是由此走到取消地方的必要的独立性，结果也不那么好。
我们的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
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宪法并没有约束。
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
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
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
这种特殊不是高岗的那种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还有一个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这里说的主要是地方的上下级关系问题。
省市对中央部门有意见，地、县、区、乡对省市就没有意见吗？
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
当然，也要告诉下面的同志那些事必须统一，不能乱来。
总之，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
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
这种从全国整体利益出发的争权，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的争权，不能叫做地方主义，不能叫做闹独立性。
省市和省市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地方和地方的关系，也要处理得好。
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
在解决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经验还不多，还不成熟，希望你们好好研究讨论，并且每过一个时期就要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
六 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的政策是比较稳当的，是比较得到少数民族赞成的。
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
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
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
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
如果汉人搞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那就很不好。
而土地谁多呢？
土地是少数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
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
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
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
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
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
所以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
早两年已经作过一次检查，现在应当再来一次。
如果关系不正常，就必须认真处理，不要只口里讲。
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究竟怎样才适合，要好好研究一下。
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
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
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七 党和非党的关系
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
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
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
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
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
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
象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就是那些骂我们的，象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
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中国现在既然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不会没有各种形式的反对派。
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
在“把革命进行到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问题上，他们都是又反对又不反对。
对于镇压反革命，他们一直到现在还有意见。
他们说共同纲领好得不得了，不想搞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是宪法起草出来了，他们又全都举手赞成。
事物常常走到自己的反面，民主党派对许多问题的态度也是这样。
他们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常常由反对走到不反对。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
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
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
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
我看很舒服。
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
这个道理，过去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
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
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决没有象有些人说的那样“已经过时”。
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没有很大的强制性。
但是，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
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
话说回来，党政机构要精简，不是说不要民主党派。
希望你们抓一下统一战线工作，使他们和我们的关系得到改善，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八 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反革命是什么因素？
是消极因素，破坏因素，是积极因素的反对力量。
反革命可不可以转变？
当然，有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会转变。
但是，在我国的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
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现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有几点应当肯定：
第一点，应当肯定，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是必须的。
有这么一种意见，认为那一次镇压反革命也可以不搞。
这种意见是错误的。
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是：杀、关、管、放。
杀，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一回事。
关，就是关起来劳动改造。
管，就是放在社会上由群众监督改造。
放，就是可捉可不捉的一般不捉，或者捉起来以后表现好的，把他放掉。
按照不同情况，给反革命分子不同的处理，是必要的。
现在只说杀。
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杀了一批人，那是些什么人呢？
是老百姓非常仇恨的、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
六亿人民的大革命，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人民是不能起来的。
如果没有那次镇压，今天我们采取宽大政策，老百姓就不可能赞成。
现在有人听到说斯大林杀错了一些人，就说我们杀的那批反革命也杀错了，这是不对的。
肯定过去根本上杀得对，在目前有实际意义。
第二点，应当肯定，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
在胡风问题出来以后，清查反革命是必要的。
有些没有清查出来的，还要继续清查。
要肯定现在还有少数反革命分子，他们还在进行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比如把牛弄死，把粮食烧掉，破坏工厂，盗窃情报，贴反动标语，等等。
所以，说反革命已经肃清了，可以高枕无忧了，是不对的。
只要中国和世界上还有阶级斗争，就永远不可以放松警惕。
但是，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也是不对的。
第三点，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
社会上的反革命因为是老百姓的直接冤头，老百姓恨透了，所以少数人还是要杀。
他们中的多数，要交给农业合作社去管制生产，劳动改造。
但是，我们还不能宣布一个不杀，不能废除死刑。
第四点，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
真凭实据的反革命，由机关清查，但是公安局不捉，检察机关不起诉，法院也不审判。
一百个反革命里面，九十几个这样处理。
这就是所谓大部不捉。
至于杀呢，就是一个不杀。
什么样的人不杀呢？
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
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
这样的人杀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许多人头就要落地。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可以杀错人。
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象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
第三条，消灭证据。
镇压反革命要有证据。
这个反革命常常就是那个反革命的活证据，有官司可以请教他。
你把他消灭了，可能就再找不到证据了。
这就只有利于反革命，而不利于革命。
第四条，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
杀了他们，你得一个杀俘虏的名声，杀俘虏历来是名声不好的。
还有一条，机关里的反革命跟社会上的反革命不同。
社会上的反革命爬在人民的头上，而机关里的反革命跟人民隔得远些，他们有普遍的冤头，但是直接的冤头不多。
这些人一个不杀有什么害处呢？
能劳动改造的去劳动改造，不能劳动改造的就养一批。
反革命是废物，是害虫，可是抓到手以后，却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
但是，要不要立条法律，讲机关里的反革命一个不杀呢？
这是我们的内部政策，不用宣布，实际上尽量做到就是了。
假使有人丢个炸弹，把这个屋子里的人都炸死了，或者一半，或者三分之一，你说杀不杀？
那就一定要杀。
机关肃反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妨碍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严肃态度。
但是，可以保证不犯无法挽回的错误，犯了错误也有改正的机会，可以稳定很多人，可以避免党内同志之间互不信任。
不杀头，就要给饭吃。
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
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镇压反革命还要作艰苦的工作，大家不能松懈。
今后，除社会上的反革命还要继续镇压以外，必须把混在机关、学校、部队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继续清查出来。
一定要分清敌我。
如果让敌人混进我们的队伍，甚至混进我们的领导机关，那会对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专政造成多么严重的危险，这是大家都清楚的。
九 是非关系
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
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
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
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
《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
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
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
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
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
我看在这点上，有些人很有点象假洋鬼子。
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
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
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
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有人说要看他们改不改。
我说单是看还不行，还要帮助他们改。
这就是说，一要看，二要帮。
人是要帮助的，没有犯错误的人要帮助，犯了错误的人更要帮助。
人大概是没有不犯错误的，多多少少要犯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帮助。
只看，是消极的，要设立各种条件帮助他改。
是非一定要搞清楚，因为党内的原则争论，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不允许含糊的。
按照情况，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恰如其分的合乎实际的批评，甚至必要的斗争，这是正常的，是为了帮助他们改正错误。
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给帮助，反而幸灾乐祸，这就是宗派主义。
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
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
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
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容易把尾巴翘得高。
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整得过分，常常整到自己身上。
高岗本来是想搬石头打人的，结果却打倒了自己。
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
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帮助态度还是采取敌视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团结全党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
十 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
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
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
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
为什么能发展？
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
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
那有这个事？
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
我们党的支部书记，部队的连排长，都晓得在小本本上写着，今天总结经验有两点，一是优点，一是缺点。
他们都晓得有两点，为什么我们只提一点？
一万年都有两点。
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
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
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
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
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
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筋斗，象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
比如，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
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
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
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
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
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
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
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
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
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
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
这是公正的。
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
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
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党内一些人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那时我们批评了这个东西。
但是现在也还是有。
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
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
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
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
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
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
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
现在，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
这也是一种迷信。
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我认为，中国有两条缺点，同时又是两条优点。
第一，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
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
但是，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象《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
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第二，我们的革命是后进的。
虽然辛亥革命打倒皇帝比俄国早，但是那时没有共产党，那次革命也失败了。
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在一九四九年，比苏联的十月革命晚了三十几年。
在这点上，也轮不到我们来骄傲。
苏联和我们不同，一、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二、后来又有了一个十月革命。
所以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
我们这两条缺点，也是优点。
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
“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
“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
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
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
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
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
因此，这两条对我们都有好处。
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
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
一万年都要学习嘛！
这有什么不好呢？
一共讲了十点。
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
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
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
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可能性，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
但是，象我们常说的那样，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
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同志在这篇讲话中，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我国情况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
毛主席和周总理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
（一九五三年）
毛主席、朱委员长、周总理在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主席台上。
（一九五九年）
一九四年十月一日，毛主席和董必武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
毛主席和康生同志、陈毅同志、贺龙同志在首都机场上。
（一九六三年）
毛主席给警卫战士讲话。
（一九五五年）
毛主席在工厂视察。
（一九五六年）
毛主席在农村和人民公社干部谈话。
（一九五八年）（本版照片系《人民日报》记者、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作者：蔡长风
栏目：长征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八十三岁光辉诞辰，八亿军民无限怀念毛主席。
我们曾经跟随毛主席经历过战争生活的同志，更是激情翻滚，思绪万千。
几十年的战斗岁月，我们有多少令人激动的回忆啊！
有一件使我永远不能忘怀的事情，是一九四九年的元旦，我第一次幸福地见到了毛主席，和毛主席在一起，度过了一个不平凡的新年。
一九四八年底，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正在按照毛主席亲手制定的作战方针，紧张地进行着淮海和平津两大战役。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这时，中央军委确定，召集各野战军和几个军区的后勤（供给）部长，在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开会。
我当时是华东野战军的供给部长，因此有机会从淮海前线来到党中央的所在地，来到敬爱的毛主席身边。
会议并没有如期召开。
因为许多更要紧的工作正在十分繁忙地进行着，负责主持会议的军委参谋长周恩来同志一时抽不出空来。
于是，我们一边学习，一边等待开会。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多么想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啊！
我们这些同志，参加过毛主席亲自指挥的战斗，也听过许多关于毛主席的激动人心的故事。
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希望有一天能见到毛主席。
这个美好的愿望，有力地鼓舞着我们努力工作，奋勇杀敌。
今天我们住在招待所，每当看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的吉普车从门前驶过的时候，这种愿望就更加强烈和迫切。
我们有多少心里的话儿要对毛主席讲啊！
我想起了出发前，野战军前线副总指挥粟裕同志再三叮咛我，到了中央，一定要尽快地向军委首长和中央报告，淮海战场上的敌人已经被我们团团围住，解决战斗只是时间问题。
请中央多发我们一些山炮弹，胜利就会来得更快。
我也想起了沿途见到的络绎不绝、日夜南去的支前队伍，那人欢马叫、热气腾腾的景象，这是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革命战争的自觉行动，是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光辉成就。
我当时暗暗想到：要是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一下这些情况，该有多么高兴啊！
就在这时候，一个喜讯传来了。
杨立三同志告诉我们：元旦就要到了，中央准备举行新年聚餐会，邀请我们来开会的同志参加。
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对前线全体指战员的巨大关怀和鼓舞！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非常高兴。
同志们说：“和中央首长聚餐，兴许能见到毛主席呢！”
也有的同志担心，说：“毛主席正在指挥前线的战斗，又要考虑建国的大事，太忙啦！”
我们早就听说过，毛主席一天只能睡几个小时的觉，有时简直就不睡觉。
那天，我们到达石家庄，这里有军委专门为这次会议设立的联络站，我们向工作人员问起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健康，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首长们经常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到了西柏坡，我们又亲眼看到，党中央所在地整天车来马往，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首长们办公的地方，也总是亮着灯光。
就在前几天，我们开会的同志，还参观了广大人民群众为新中国设计的国旗图案。
这对我们可是个新鲜事呢！
我们这些人，过去只见过日本鬼子的“膏药旗”，国民党的“狗牙旗”。
现在，正当淮海和平津战场炮声隆隆的时候，我们的毛主席、党中央就已经在准备建立新中国了。
这是多么英明的预见和雄伟的气魄！
在这样日理万机的繁忙工作中，毛主席能够来同我们聚餐吗？
我们问杨立三同志，他也笑着说，不知道。
但是，大家心里头却坚信这次一定能见到毛主席，都急切地盼望着元旦快一点到来。
一九四九年元旦终于来到了。
这一天，天气格外晴朗，风和日暖。
下午三点多钟，我们去参加聚餐。
朱德同志高兴地在接待室门口等候。
他穿着一身灰布棉军服，腰间束着宽皮带，显得非常魁梧壮实。
一见我们，便伸出双臂，笑容可掬地迎出来。
大家认得是朱总司令，一个个抢上前去向他敬礼。
朱总司令乐呵呵地说：“呵，今天我不当司令员，是招待员。
你们是远道来的，请快到屋里坐。
外面冷，里面有火，还有烟、茶。”
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我们进到一间不大的接待室里，有几位客人已经先到了。
不一会，周恩来同志来了。
他见大家都站起来，便说：“都来了吗？
这边请吧！”
随着他的手势，我们都跟着进到另一个房子。
只见里面整齐地摆着两排十几个大圆桌，有的已经围坐了客人。
我们开会的同志习惯地坐在一起，周恩来同志笑着说：那样不行，今天是中央聚餐，请你们前方来的同志参加，要每一个桌上都有你们的人。
于是亲自把我们一个一个地分别安排在每一个大圆桌上，并向在座的客人作了介绍。
客人都到齐了。
正当我们盼望着毛主席来参加聚餐时，只听周恩来同志高声说道：“毛主席来啦！”
只见毛主席容光焕发，情趣盎然，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谈笑着走进来。
顿时，餐厅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满屋子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
上百双深情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到毛主席身上。
毛主席一边笑着示意大家坐下，一边向我围坐的桌子走过来。
他在桌子跟前站定，再次向大家摆摆手，拉过凳子坐在我对面，一边又转过身去招呼身边的同志入座。
席间，当周恩来同志向大家祝贺新年，讲到鼓舞人心的战争形势，讲到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要取得更加伟大胜利的时候，毛主席兴致勃勃地倾听着，并不时地发出会心的微笑。
此时此刻，不知是高兴还是紧张，我的心怦怦地跳动着。
我凝望着毛主席和蔼的笑容，魁梧的身材和普通的衣着，满肚子的话儿不知道说什么好。
日思夜想见到毛主席，没想到毛主席在指挥两大战役考虑全国解放的百忙中间和我们一起欢度新年，而且和自己同坐一个桌子，是那样亲切，那样平易近人，一种幸福、崇敬的感情一下子涌了上来。
当周恩来同志讲到，今天参加聚餐的，还有来自前线的各野战军和军区的后勤、供给部长时，毛主席又笑容满面地向大家频频点头。
看到这些，我的心里真比屋里燃点着的炭盆还要热。
我们前线的指战员日夜想念着毛主席，毛主席也在时刻关怀着前线的指战员，毛主席和我们心连着心啊！
周恩来同志结束了简短的讲话，工作人员便送上了酒和热气腾腾的饭菜。
毛主席不喝酒，他一边吃菜，一边打着手势，和同志们谈笑风生。
他的高兴、幽默和诙谐，常常使大家笑起来。
周恩来同志、朱总司令则不时地离开座位，到各个桌上碰杯祝贺新年，为胜利干杯。
整个餐厅，洋溢着团结、欢乐的气氛，我看着这热烈的场面，不禁想起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在井冈山和战士们一起吃红米饭、南瓜汤的生活，想起了在延安时粮食不足，油盐不足，被服不足，经费不足的困难。
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曾几何时，我们不仅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有了雄厚的物质力量……。
我这样想着，周恩来同志回到了座位上。
他指着我对毛主席说：“他是淮海前线来的，是华野的。”
毛主席听说，便高兴地问我前线的情况怎么样，部队有什么困难？
我一时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只是说：“敌人被我们紧紧地包围了，打胜仗有把握。”
周恩来同志接着说：“他们就是要山炮弹，已经送去了。
打得很好。”
毛主席笑着点点头，接着勉励我们要努力工作，要准备向长江以南进军，将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的亲切教诲，象一股暖流，流遍我的全身。
“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话语啊！
这时候，我才似乎懂得了，为什么在我军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还在没明没夜地工作！
毛主席全局在胸，想得深，看得远，不仅用胜利来鼓舞我们，而且及时地给我们指明新的奋斗目标，教我们看到今后更加艰巨、复杂的斗争。
这使我记起了毛主席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
在这篇光辉文献中，毛主席告诫我们：“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
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
并且，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
还讲了一个《农夫与蛇》的古代寓言，说的是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冻僵的毒蛇，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
那蛇暖过来了，就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
毛主席用这个寓言谆谆告诫我们，在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决不能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而要把盘踞在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统统清除掉。
必须把革命进行到底，决不能半途而废。
在新的重要的一年到来的时候，毛主席的伟大教导，给了我们多么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力量，激励着多少革命战士为彻底埋葬蒋家王朝冲锋陷阵，胜利进军啊！
晚间，毛主席又和我们一起观看文艺演出。
毛主席坐在前排，时而和身旁的同志认真地谈论着，时而合着舞台上的音乐轻快地打着节拍。
我们知道，毛主席身在剧场，心里想着的却是整个的战局。
这种怡然自得的轻松，这种胸有成竹、胜利在握的豪迈气概，鼓舞着剧场的全体同志，更鼓舞着我们从前方来的同志。
当演出结束，毛主席快要离开剧场时，他回过头来不断地向大家挥手致意。
我们一边使劲鼓掌，一边望着毛主席有力的手势，仿佛听到了毛主席洪亮的声音：“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
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这个元旦很快地过去了。
但我们的心潮却久久地回旋激荡，不能平静。
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教导一直在我耳边回响，这是多么难忘的一个元旦啊！
在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鼓舞下，一九四九年可真是个好年头。
我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决定性的胜利。
一月，淮海、平津两大战役取得了胜利，我军歼敌一百多万。
三月，我们党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四月解放了南京。
五月攻占了上海。
十月一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历史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努力奋斗，就无往而不胜。
毛主席啊，革命战士永远沿着您指引的方向前进，誓将您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作者：苏东海
栏目：长征
在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的最悲痛时刻，守卫在天安门广场的警卫战士含着眼泪降下了半旗。
低垂的五星红旗在哀乐声中随风拂动，把人们的哀思引回到这面红旗诞生和升起的时候。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正式成立了。
毛主席任筹备会主任，为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各项准备工作。
制定新中国的国旗就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当时，毛主席广泛征求全国人民群众的意见。
一个月时间，筹备会收到了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外华侨寄来的两千九百九十二幅国旗设计图案。
每一张图案，每一份设计说明，都洋溢着对毛主席、共产党的衷心爱戴。
在毛主席主持下，经过反复讨论，精心评选，于九月二十七日在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第三十二号设计图为当选图案。
这就是我们光荣的五星红旗的图案。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诞生了。
从九月二十七日确定国旗图案起，首都人民三天内突击赶制了无数面五星红旗，其中有一幅特制的大红旗，长四百六十厘米，宽三百三十八厘米，用红色绸料作旗面，用黄色缎料制成五角星，鲜红中泛着金光。
这面庄严美丽的大旗，就是毛主席即将在天安门亲手升起的我国第一面国旗。
亿万人民期待的伟大历史时刻到来了！
人们举着红旗，集成队伍，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
下午三时，乐队奏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新中国的缔造者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掀动电纽，亲手升起五星红旗。
广场上三十万群众仰望着她，全国各族人民遥望着她，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遥望着她。
国旗在军乐声中升到旗竿的顶端。
全场掌声如雷，一片欢腾。
象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在地球的东方升起了，“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毛主席亲手升起的这面记载着庄严历史时刻的巨幅国旗，珍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激励着千千万万观众的革命斗志。
今天，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揭露了罪恶滔天的王张江姚“四人帮”，决定修建毛主席纪念堂，从纪念堂工地可以看到广场上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
人们缅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决心在毛主席升起的旗帜下，跟随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续革命，永远前进！
（附图片）
作者：叶晓山
栏目：长征在毛主席纪念堂工地
告别红太阳故乡，
来到天安门广场。
连长交给我一辆小车，
参加修建毛主席纪念堂。
多光荣，亲手为纪念堂推土，
多幸福，直接为纪念堂奔忙。
我的推土车风驰电掣——
满车泥土，满车歌唱。
我曾在韶山小学读书，
我曾在韶山农田种粮，
毛主席伟大的革命实践，
象雨露滋润我茁壮成长。
不久，纪念堂就会落成，
晶莹的水晶棺将在这里安放。
毛主席安静慈祥的遗容，
永远激励我们劈波斩浪！
呵，韶山——北京，北京——韶山，
一幅多么壮丽的历史画廊，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
描绘了中国革命的灿烂篇章！
此刻，我感到车轮太慢，
恨不能给它装上翅膀……
呵，毛主席纪念堂建在北京，
也建在我们韶山儿女的心上！
作者：安造计
栏目：长征在毛主席纪念堂工地
火车上听到纪念堂动工的消息，
下车后急匆匆奔向金色的工地。
澎湃的激情敲响急骤的心鼓，
急骤的心鼓催动脚步的急雨！
呵！
天安门城楼光芒万丈，
庄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屹立！
“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火红的横标辉映天地！
为什么群情振奋，掌声雷动？
呵！
华主席来到火热的工地！
拿起铁锹，亲自奠基培土，
八亿人民的心愿，凝聚在领袖挥动的手臂！
紧跟着华主席战斗的脚印，
我汇进建筑大军的行列里。
滴滴汗水洒进芳香的泥土，
无限忠诚筑进红色的地基！
“继承毛主席遗志，听从华主席指挥！”
最响亮的口号传遍工地。
这钢铁的誓言，这豪迈的声音，
拂动着广场上空飞舞的红旗！
今天，我是一个最幸福的人，
心中洒满幸福的甘雨，
我要把无限幸福带回边疆，
筑起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
作者：喻晓
栏目：长征在毛主席纪念堂工地
我踏着彩云归来，
来到毛主席纪念堂工地。
同志，给我一把锹吧，
让我也为这伟大的工程，
献一片心，出一把力！
纪念堂在北京胜利动工，
华主席亲手培土奠基。
一千六百万台湾同胞的心啊，
向着伟大祖国，向着首都北京，
日夜萦绕在这沸腾的工地！
我带来了峻拔的台湾杉的树苗，
请把它在纪念堂周围栽植。
它是一千六百万台湾儿女的代表——
台湾和二十九个兄弟省市一道，
日日夜夜在毛主席身旁守护、肃立！
我带来一方美丽的大理石，
请把它砌进纪念堂的墙壁，
砌上日月潭的星斗、阿里山的明月，
台湾的天，台湾的地，
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永不分离！
……
总有一天，胜利的红旗，
插遍台湾岛的每一寸土地，
台湾的同胞将结队而来，
在纪念堂前庄严地表示：
毛主席，请接受我们崇高的敬礼！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离开我们已经三个多月了，世界人民，同中国人民一样，都在悼念他，缅怀他！
四海寄哀思，五洲致敬意，各国革命人民、革命政党和组织、进步舆论和第三世界的许多领导人都在赞颂毛主席。
他们用不同的语言表示：毛泽东主席虽然与世长辞了，但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开创的革命事业“已在大地生根”，毛主席的教导“已深深印入我们的心灵”，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将永远温暖着全球一切革命人民的心”，毛泽东的名字“已经用金字铭刻在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心坎上”，毛泽东的形象“将象日月光华永照人间”。
光辉道路
世界人民深情怀念毛主席！
是毛主席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思想，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指出了中国武装夺取政权，只能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为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许多外国朋友指出，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象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对全世界一切要独立、要解放、要革命的国家、民族和人民“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一位在轮船上工作的日本电报员在深切缅怀毛主席的时候，情不自禁地打开了世界地图。
他看到，最近二十多年来世界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兴的独立国家越来越多，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他激动地说，所有这些，都是同中国革命胜利的影响分不开的。
正因为这样，亚、非、拉人民赞颂毛主席“缔造了一个新中国，改变了世界”。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帝国主义统治的罗网“在东方遭到很大的突破”，“鼓舞了亚非拉人民解放斗争的斗志”。
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通过自己亲身的经历，日益认识到，毛主席指出的武装斗争的道路，就是他们争取解放的必由之路。
当年在抗法战争中打响第一枪的阿尔及利亚的阿里人民，目前正在狱中坚持斗争的一些拉美国家的志士，战斗在丛林之中的东南亚一些国家的革命战士，以及巴勒斯坦的游击队员、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的自由战士们，怀着对毛主席的真挚感情，写下了一首首赞颂毛主席的诗篇，邮寄来一封封缅怀毛主席的书信，举行了一次次怀念毛主席的集会，千言万语都表达了这样一个意念：毛主席指引的道路，是一条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解放事业所开辟的“崭新的广阔的道路”。
毛主席“创立了为全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开辟崭新阶段的伟大历史业绩”。
毛主席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英明论断，是各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指路明灯”，是“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
亚洲的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和革命人民通过自己的革命实践，深有体会地说，“只有走毛泽东主席指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才能夺取最后胜利。
中国革命的道路“指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人民争取解放的革命道路”。
他们说：毛主席关于“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的光辉论断，给他们以极大鼓舞。
学习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建立根据地”等教导，给他们增加了无穷力量，使他们真正认识到：“根据地是战略基地，要坚持长期斗争，就要有根据地。”
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的光辉道路，正激励着世界人民去争取独立和解放斗争的新胜利。
英明战略
世界人民深情怀念毛主席！
是毛主席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深刻地分析了当代各种基本矛盾以及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和改组，作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英明论断。
当前，全世界人民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斗争风暴，席卷全球。
各国革命人民指出，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就是这场斗争风暴的伟大旗手。
许多国家的革命者指出，毛主席这一分析是非常正确的：第一世界的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压迫者和剥削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
第二世界的发达国家有压迫和剥削第三世界国家的一面，但同时它们本身也受到超级大国的压迫、剥削、控制和威胁；
广大的第三世界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它们是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主力军。
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席爱·弗·希尔同志说：“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外交政策以及关于三个世界的深刻分析和这种分析的含义，正确地回答了关于国际阶级斗争的极其重要的问题：即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它正确地阐明了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行径及其威胁，强调指出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所造成的严重危险，说明了第三世界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作用，并且正确地估计了介于两个超级大国和第三世界之间的那些国家的地位。
这一分析是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手中的强大武器，使他们充满乐观精神。”
瑞士共产党（马列）机关刊《十月》指出：“几年来，毛泽东同志研究和分析了世界形势，他的分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外交政策的基础，是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总战略的基础。”
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对敌斗争中的指南针”。
毛主席的英明战略思想的正确性，一再为客观现实的发展所证明，并且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成为各国人民反对两霸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
现在，世界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了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迅速地扩大和加强了反对苏美两霸的斗争。
日本一家刊物说：“现实发生的大事都一件又一件证明了毛主席对世界形势认识的正确性。
毛主席指明的战略思想正在日益给予越来越多的人们以坚定的信念，全世界的反霸斗争正在迅速地扩大和加强。”
在当前全世界规模的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作为主力军的第三世界国家，进一步增进了团结，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社会主义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坚决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博得了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称赞。
马里《发展报》说：“可以说，毛泽东通过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使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同民族解放运动的要求结合了起来。
的确，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大家都说，殖民地人民和附属国人民的民族革命是世界伟大反帝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
但是使第三世界自己觉悟到这一点，作出最大贡献的是毛泽东。”
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最相信人民群众。
亚非拉各国人民深有体会地说，毛主席关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论述以及“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教导，将始终鼓舞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和谋求自身解放的斗争。
卓越贡献
世界人民深情怀念毛主席！
是毛主席发动了反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由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列宁主义的故乡苏联，山河变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时面临着“万花纷谢一时稀”的严酷现实。
全世界马列主义者和革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正是毛主席“最早最有远见地”发动了批判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为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这是继马克思、列宁之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又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斗争”。
各国马列主义政党、组织和革命人民，在回顾这场波澜壮阔的国际反修斗争时，都由衷地称颂毛主席。
他们指出：当苏修“企图使各国人民和无产阶级脱离革命道路的困难时刻，毛泽东同志担当了世界革命的引路人”，“再一次指明了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为了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而应遵循的道路”，“并给世界上所有共产党人提供了武器，使他们举起了被修正主义者抛弃的共产主义大旗，继续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斗争，直到取得胜利”。
经过这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反修斗争，许多国家的马列主义政党、组织更加坚定地投入新的战斗。
法国马列主义革命共产党总书记马克斯·克吕佐在一篇文章中说，毛主席从“政治上思想上加强了因修正主义和修正主义统治的影响而受到削弱的工人阶级的革命决心”。
法国革命者已把“与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作斗争”，作为“一个有决定意义的任务”。
西欧一些国家的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纷纷表示用毛泽东思想为“行动指南”，继续同修正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思潮斗下去。
正是在这场斗争中，世界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在日益发展壮大。
意大利马列主义共产党人组织指出，毛主席领导的反修斗争，“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培育了新的一代马列主义者，为在世界上建立马列主义政党作出了根本性的贡献。”
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农民、学生和进步人士在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传播毛泽东思想，表示要为“推翻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而更加艰苦地工作”。
反修斗争也给了修正主义集团统治下的各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
苏联的一位公民表示，苏联人民和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要以毛泽东为榜样，继续坚持斗争”。
波兰一位工人表示，要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道路继续前进。
继续革命
世界人民深情怀念毛主席！
是毛主席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自从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列宁亲自创建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以后，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马列主义者和世界革命人民面前，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怎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世界在注视着东方，注视着北京。
伟大的导师毛泽东主席总结了国际国内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问题。
它象一声惊雷，驱散了迷雾，震撼了世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光辉体现，博得了各国革命人民的高度赞扬。
他们指出：“这场革命的目的就是保卫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这场大革命证实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要性”，它是“指导各国共产党人开展反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斗争，沿着通向共产主义道路前进的路标”。
毛主席正是以他彻底革命的精神为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和革命人民提供了关于如何在社会主义社会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
哥伦比亚马列主义联盟机关刊《新民主》在一篇社论中指出：无产阶级怎样防止复辟？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伟大的列宁来不及在实践中解决这些问题就逝世了。
毛泽东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经验，主要是中国和苏联的新经验，不妥协地捍卫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遗训，在马克思主义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并制订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整套理论。
中国亿万无产阶级群众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一理论的实践。”
这一伟大理论和光辉实践是毛主席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作出的极其重要的新贡献，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极其光辉的篇章。
正如一个亚洲国家共产党人所说的，当修正主义者企图将人民引入歧途的时刻，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划破重重黑暗，照亮了我们前进的路程”。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同我们永别了。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在满怀悲痛、深情悼念的时候，都希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保证中国永不变色。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中国人民的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
这场政治大革命是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
它必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这一伟大胜利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各国人民的热情欢呼。
法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人代表团的声明说：“粉碎反党反人民的野心家集团这一胜利是一项历史性的保证，它确保在华国锋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红色中国将永不变色。”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劳动党平壤市委责任书记康贤洙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拥护毛主席的接班人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从而继承了毛泽东同志的遗志，沿着毛泽东主席开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胜利前进”。
也正因为如此，各国马列主义者和革命群众纷纷指出，这是毛泽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路线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的一次伟大胜利。
毛主席的伟大思想与日月同辉，毛主席的光辉业绩共天地长存！
许多国家的革命人民表示，要更好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以实际行动继承毛主席遗志。
一位美国朋友说，“我们全世界劳动人民是毛泽东的继承者”，“我们将把他为之奋斗的事业继续下去，直到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
斯里兰卡的一位朋友在他的《光荣永远归于毛泽东》的诗中，满怀激情地写道：
“东方红”——您乐观的理想已成现实，
“世界红”——将由我们来完成！
到那时，
胜利的红旗迎风招展，
整个世界将刻上您金色的名字。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东京电 亚非人民团结日本委员会理事长坂本德松十二月十六日在大阪矢田工人学校举办的学习会上发表讲演时指出，“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是科学观察当前世界形势的指针”。
他呼吁日本工人阶级和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和其它第三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推进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
在有五百多名工人出席的学习会上，坂本德松强调说，毛主席根据战后以来国际力量的发展和变化，把今天的世界划分为三个世界，这一科学论断是无比正确的。
他说，苏美两霸的相互争夺是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尤其是已经完全堕落成为社会帝国主义的苏联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
自从去年赫尔辛基“欧安会”以来，苏联嘴里起劲宣传“缓和”，实际上却在加紧扩军备战。
最近几年，苏联在东欧、苏联西部和中部配置的导弹、坦克和飞机急剧增加。
苏联的海军活动遍及世界各个重要海域。
但是苏联的霸权主义面目日益暴露，正到处碰壁，日子很不好过。
坂本说，推进今天世界发展的动力是第三世界。
不管苏美两霸，特别是不管苏联怎样破坏阻挠，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新华社金沙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电 《扎伊尔》周刊在最近一期上刊载文章指出，“中国伟大的舵手毛泽东的逝世是在各国人民历史上，甚至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打上不可磨灭的印记的重大事件之一”。
文章指出，毛主席是罕见的人物之一，他的思想不仅根本改变了自己国家的面貌，而且还影响了整个世界。
文章说，毛主席的“著作往往是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正是这样，它吸引了世界，特别是整个非洲”。
文章在谈到长征、抗日战争、国内战争和文化大革命时指出，毛主席作为“杰出的领导人、中国伟大的领袖”成功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胜利。
文章在谈到粉碎“四人帮”以后说，毛主席的遗产经受了各种风暴，变得更加坚不可摧，中国将按毛主席的理想与世长存。
据新华社日内瓦电 日内瓦的瑞士中国友好与文化促进协会从十一月二十二日到二十八日在日内瓦举办了中国图片展览。
约有一万二千人观看了展览。
展览大厅正中悬挂着毛泽东主席的画像。
画像两边是瑞士国旗和中国国旗。
在大厅里，以“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为主题展出了六十来幅毛主席生平照片。
此外，还展出了关于新中国的妇女和前进中的北京的情况的图片。
图片展出期间，还组织了一些关于中国的报告会。
著名女作家韩素音二十二日作了用幻灯作说明的报告：《今日西藏》。
她根据大量事实，强调指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她说，西藏不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取得了很大进步。
新华社马德里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电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的光辉著作，深受西班牙人民的衷心欢迎。
马德里基础出版社从一九七四年九月到一九七五年二月分卷出版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
其中，第一卷和第二卷已经再版，总共印行一万八千册；
第三卷和第四卷初版，共印行一万六千册。
今年六月，这家出版社又初版印行了《毛泽东主席语录》一万八千册。
巴塞罗那的阿纳格拉玛出版社在一九七四年出版了《毛泽东四篇哲学论文》一书，这四篇著作是：《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
在马德里、巴塞罗那等大城市的书店里，或者在友好人士举办的有关报告会上，都可以看到很多人购买毛主席著作。
毛主席逝世以后，一些西班牙报刊还分别刊登过一些毛主席的诗词和语录。
最近，马德里基础出版社负责人说：“西班牙的广大读者十分崇敬和热爱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选集》销售很快，我们将继续再版，以满足读者的需要。”
作者：沈阳部队司令部理论组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也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
毛主席关于党内走资派是社会主义革命重点对象这一英明论断的深入人心，逼得王张江姚这伙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也大喊大叫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
在这里，他们采取了偷梁换柱的手法。
他们所说的党内走资派，另有一番含义。
他们把象他们自己那样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党夺权的典型的党内走资派，吹嘘为“革命左派”。
他们要斗争的所谓“走资派”，实际上是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领导同志。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就公开叫喊，斗争的重点“是县团以上领导干部，尤其是一、二把手”。
他影射攻击华国锋同志任第一副主席和总理是“纳吉上台”，胡说什么“大老爷在国家，二老爷在省，三老爷在市”，诬蔑中央和地方的领导权都落到了走资派手里。
他豢养的打手“大学迷”，到处散布要层层抓“邓小平的代理人”，胡说“一类老爷，二类老爷，三类老爷没有被揭露”，扬言要采取“铁的手腕”，“要斩首示众”，“要一个一个地收拾”，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他们就是这样接过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革命口号，篡改它的阶级内容，用来向党进攻的。
在他们那里，所谓“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杀手锏了。
“四人帮”反党集团为了篡改党内走资派的阶级内容，公然把走资派在政治上搞修正主义说成搞经验主义，声嘶力竭地叫嚷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大肆鼓吹反经验主义。
他们把有革命经验的老干部都说成是经验主义者，说成是搞修正主义，也就是走资派。
这实在是十分荒唐、十分反动的逻辑。
半个世纪以来，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们党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丰富实践经验的革命领导干部。
在这里，一方面，这些干部的革命实践经验十分可贵，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
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
另一方面，这些干部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是在不断地进行理论学习，努力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的。
因此，这些干部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我们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保证，是党内走资派篡党夺权的主要障碍。
“四人帮”露骨地说什么反对经验主义指的是党的“中央委员”、“高中级干部”，影射攻击中央负责同志是什么“因循守旧”，“墨守成规”，“胸无大志，目光短浅”；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丧心病狂地咒骂我们的干部是“老糊涂”、“老夫子”、“老主观”，是革命的“绊脚石”，要“打倒”等等，充分暴露了他们对革命干部十分恐惧的反动心理和他们反马克思主义的丑恶嘴脸。
为了篡改党内走资派的阶级内容，“四人帮”在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大做文章。
他们极其荒谬地把干部的级别待遇作为划分走资派的标准，把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领导同志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受益者”，是维护资产阶级法权的“顽固派”，因而是一批没戴走资派帽子的走资派。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就胡说什么党内资产阶级就是那些“二三百元，一幢楼，汽车、司机样样有”的大官。
他们抽掉大官的阶级内容，不分是资产阶级的官老爷，还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不分是党和人民给予的物质待遇，还是非法霸占的脏物，把享受一定的级别待遇的革命领导干部一概说成是党内资产阶级。
而他们自己，口头上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比谁都响，暗地里强化、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干得比谁都凶。
他们把窃取的职权当特权，以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特有的贪婪，霸占房子，占用卧车，索取公款，大捞特捞，恣意聚敛和侵吞国家财富，欲壑难填。
他们挥金如土，穷奢极侈，糟蹋人民的劳动成果，吞嚼人民的血肉。
他们打牌、打猎、跳舞、骑马、玩猴、开汽车、看黄色电影，过着腐朽糜烂、醉生梦死的资产阶级生活。
他们自然决不只是什么资产阶级法权的“受益者”和“维护者”，而是疯狂地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是一帮地地道道的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
然而，他们却说他们是“属于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因此，这些都不算资产阶级法权了。
真是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范例！
凡是对他们篡党夺权有用的都是真理！
更为荒谬的是，“四人帮”把在民主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与资产阶级民主派混为一谈，与党内走资派混为一谈，千方百计地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在民主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又基本上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他们胡说什么“从民主派到走资派是客观的必然规律”。
他们的黑爪牙，到处胡说：“老干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由民主派必然到走资派”是“一般客观规律”，叫嚷“有百分之八十要打倒”，扬言“要从组织上动大手术”。
真是反动之极！
民主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必然变成走资派，这种”“必然规律”，完全是“四人帮”头脑制造的法则。
在今天，凡是参加革命工作二十八年以上的人，都参加了毛主席和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
在民主革命时期，这些同志大部分不顾个人生死、家庭安危，跟随毛主席闹革命，用枪杆子打出了无产阶级江山。
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后，他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兢兢业业地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和锻炼，他们更加意气风发地前进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
多年来，他们造了蒋介石为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造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反，造了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反，造了党内走资派的反，是老造反派。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就是广大革命前辈的光辉典范。
在民主革命时期，周总理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浴血奋斗；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斗争，废寝忘食，日理万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民主革命时期是冲锋陷阵的勇士，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继续革命的闯将，这就是毛主席培育了几十年的我们党的广大老干部的基本状况。
毛主席一再指出，我们党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四人帮”否定我们党的干部的这个基本状况，也就是全盘否定我们的党。
他们制造参加民主革命的干部必然变成走资派的所谓“规律”，正是他们妄图改变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一个重要罪证。
“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
“四人帮”反党集团借斗争党内走资派为名，疯狂打击迫害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领导同志，目的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是我们无产阶级同党内走资派斗争的又一伟大胜利。
我们一定发扬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紧跟华主席，紧跟党中央，穷追猛打“四人帮”反党集团，夺取这场斗争的彻底胜利。
打一场深揭猛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
作者：“硬骨头六连”大批判组
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十分重视实践经验，指出：“要认真总结经验”，“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并从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不断地总结我党我军的革命斗争经验。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光荣的“延安保卫战”中，毛主席指示我们部队利用战斗间隙开展了以“诉苦”和“三查”为中心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
在紧接着的宜川战役中，部队指战员把通过新式整军运动焕发出来的阶级觉悟变为巨大的力量，在战斗中团结一心，英勇奋战，我们连续击退敌人三十多次轮番反扑，配合大部队一举全歼敌军，打了西北战场上的第一个大胜仗。
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度评价并亲自总结了这次战役，写出了《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的光辉文献，对我军的革命化建设，发挥了极其巨大的指导作用。
毛主席的光辉指示和伟大实践，不断鼓舞我们前进。
将近三十年来，我们经常学习《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的光辉著作，重温新式整军运动的经验，以促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连队的革命化建设，光荣传统大发扬，硬骨头精神代代相传，连队每年都有进步。
实践证明，从实践中得来的革命经验是很可贵的。
否认实践经验，就是否认唯物论，否认我军的优良传统，否认在毛主席领导下的我军的光荣历史。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把我党我军的革命老干部都诬蔑为“民主派”，制造出“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的反动公式。
同时，他们也把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都斥之为“陈规旧习”，一概骂倒，用心十分反动。
民主革命是干什么的？
是打蒋介石，打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
它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必经阶段。
我们的民主革命，不是其他的民主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导下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正是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缔造了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经历了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的艰难曲折的道路，我们党、我们的军队不断发展壮大，才创建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才有我们的今天，才有未来的共产主义。
参加民主革命的广大干部，他们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英勇奋斗，对革命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并且不断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
当然，他们也有缺点错误，必须继续提高，但怎么能诬蔑他们都是民主派，在今天又必然要变成走资派呢？
又怎么能把民主革命时期的实践经验，说得一无是处，统统当成“秕糠”而加以“批判”呢？
按照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反动逻辑，岂不是说他们中有的人躲在蒋介石的卵翼下，为敌人效劳“有功”，而革命反而“有罪”了吗！
岂不是他们的反革命“经验”是“宝贝”，而革命的经验反而成了“糟粕”了吗！
这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背叛又是什么呢？
王张江姚“四人帮”否认经验，而又要发明各种各样的“理论”，就只有走刘少奇“头脑制造法则”的老路。
试问，“四人帮”鼓吹的那套反动理论，什么“少生产点钢，生产有些问题，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抗震是几百万人的事，批邓是几亿人的事”啊！
“男的要让位，女的来管理”啊！
“走资派是一层人”啊！
包括要把反对经验主义作为“纲”，有哪一条符合于客观实际，有哪一条不是从他们反动的政治需要出发，从头脑里凭空制造出来的？
原来，他们反对“经验主义”，是要兜售他们最反动、腐朽的修正主义、唯心主义的破烂。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横行霸道，目空一切，似乎地球也要围绕他们转了。
然而，地球并不会倒转，历史总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只能加速他们的灭亡，马克思主义的光辉真理将永远指引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
作者：战旗柳平思文
毛主席批判王张江姚“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
王张江姚“四人帮”是党内的资产阶级，是极端阴险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他们所代表的反动的阶级利益，决定他们也必定要以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作为篡党夺权的反动武器，来向马克思主义猖狂进攻。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开宗明义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
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
’”矛盾是事物的内在本质，是事物运动、发展的内部原因。
是不是承认事物内部存在着矛盾，从而存在着对立统一的斗争，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别。
王张江姚“四人帮”大搞形而上学。
却装出提倡辩证法的外貌。
他们口头上也讲矛盾，有时还唠唠叨叨地讲得很多，但他们说的矛盾是主观虚构的矛盾。
王张江姚“四人帮”诬蔑文化大革命前的我国政权是“旧政权”，杜撰出所谓“新文革和旧政权”的矛盾，影射攻击党内有“大儒”，杜撰出所谓当代“儒家和法家的矛盾”，捏造出“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的公式，“逸民”、“隐士”、“还乡团”的帽子满天飞。
所有这些，是要用主观虚构的矛盾代替真实存在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把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派这些真正的革命对象放过，而去同被他们戴上“大儒”、“逸民”、“隐士”、“还乡团”等等帽子的革命干部作斗争，在党内制造无穷无尽的纠纷和混乱，以保护他们的生存，实现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野心。
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对立双方的斗争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而矛盾对立双方的同一是有条件的、相对的。
“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
没有斗争，就没有发展，没有世界。
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不斗争就不能进步。”
唯物辩证法所说的斗争，是一个具有十分丰富的意义的哲学范畴，指的是矛盾双方的互相对立、互相排斥、互相作用。
两个对立阶级的对抗性冲突，人民内部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同志间的谈心、交心，也都是矛盾斗争的不同表现。
在解决一个具体矛盾时，究竟采取哪一种斗争形式，完全要根据这一矛盾的具体性质来确定，任何主观随意的态度都是错误的。
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由于矛盾的性质不同，处理矛盾的方法也应该不同。
在人民内部矛盾中，认识问题、作风问题、思想问题、立场问题，在性质上也有差别，处理的方法也应有所区别。
王张江姚“四人帮”讲的“斗争”，实际变成了“整人”的同义词，用处理对抗性矛盾的斗争形式，来解决一切矛盾。
他们的“斗”，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而对他们的亲信和死党，则不管罪恶累累，恶贯满盈，却从来不置一词，百般包庇。
他们今天“斗”这个，明天“斗”那个，以坚持“斗争哲学”的“英雄”自居，其实是从根本上篡改了“斗争”这一概念的内容，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
目的是要把广大革命干部当作敌人打下去，而把真正的敌人保护起来。
矛盾对立的双方，不但互相依存，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
毛主席指出：“事情不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是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
正确与错误，成绩与缺点，顺利与困难，先进与后进，领导与群众，政治与业务，红与专，这些矛盾的对立面，都不是死的、僵化的、固定的，而是可以变动的，可以各自向着相反的方面转化。
王张江姚“四人帮”大搞形而上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把矛盾对立的双方固定化起来，否定这种转化。
他们象假洋鬼子一样，不准别人革命，不许犯错误的干部改正错误，否认错误可以向正确转化。
在革命与生产、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他们否认生产与业务工作有任何政治意义，否认搞好生产与业务工作可以推动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也否认生产与某一项业务工作，在一定时期可以成为某一个部门、某一个单位的中心任务，搞不好生产与业务工作，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变成政治问题。
他们把革命与生产、政治与业务两个对立面绝对地对立起来，既破坏生产，也破坏革命。
另外，他们又借口宣扬“矛盾的同一性”，把不同质的事物互相混淆起来，以实现其卑鄙的政治目的。
例如以反对“经验主义”为名，把从实践中得来的经验说成是无用的“废物”，打击革命老干部；
以发展“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新鲜经验”为名，否认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把它说成是“过时”的东西加以抛弃，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最彻底的背叛。
拒绝对事物作全面分析，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这也是“四人帮”大搞形而上学的惯用伎俩。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是一伙典型的绝对主义者，他们认为好的，就是绝对地好，一切皆好；
他们认为坏的，就是绝对地坏，一切皆坏。
凡是他们所称赞的，别人只能跟着鼓掌叫好，连半个不字都不能说，而对不符合他们旨意的，则是抓住一点，百般挑剔，千方百计地打入冷宫。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认为，一切客观真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都有其适用范围，所谓穷尽全部认识的终极的最后真理是根本没有的。
王张江姚“四人帮”象林彪一样，以“天才”自居，把他们主观臆造的一些“公式”和“原则”，当作是万古不变的“模式”，当作“终极的最后真理”强制人接受，谁不照着做，就戴帽子，打棒子。
他们自以为享有世界上一切真理的垄断权，任何真理都应该从他们“天才”的脑袋里发明出来，所有人都应该诚惶诚恐地拜倒在他们的脚下，象天主教徒接受上帝的教诲那样去向他们请教，否则就要被宣布为“修正主义”而受惩处。
然而，恰恰是这伙自吹占有“终极的最后真理”的“四人帮”，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
“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