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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报>19760819

北京部队某师直属工兵连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抗震前线摆战场深入批邓斗志昂

版面:头版

本报讯 北京部队某师直属工兵连党支部把抗震救灾的现场当作批邓的战场,引导干部战士联系耳闻目睹的大量事实,用边学边议边批的方法,集中批判邓小平散布的种种反动谬论,提高了干部战士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促进抗震救灾斗争不断取得新胜利。

这个连队党支部引导大家联系一小撮阶级敌人趁震灾之际制造谣言、煽动抢劫国家财产、破坏抗震救灾的事实,联系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时刻图谋对我发动突然袭击的事实,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一系列论述,批判邓小平散布的“阶级斗争熄灭论”。
通过学习和批判,大家认识到,抗震救灾不仅要同自然灾害斗,而且要同国内外阶级敌人斗,邓小平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必须同邓小平对着干,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以纲带目,克服单纯军事观点,夺取抗震救灾的新胜利。
他们抓批邓,促战备,促抗震,认真清查战备物资落实情况,保证做到一声令下,立即出动。
他们还和民兵一起站岗放哨,保护国家财产,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党支部还引导大家进行新旧社会对比,批判邓小平散布的“今不如昔”的谬论,认清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他们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召开了军民同批会。
会上,九十七岁的退休老工人戴郭氏联系一九四五年唐山地震时灾民的悲惨遭遇,对照这次地震后受到毛主席、党中央极大关怀的生动事实,痛斥了邓小平“今不如昔”的谬论,说:“旧社会地动山摇,叫花子撩瓢;
新社会一方受灾,八方支援,全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全托社会主义的福。”
二班长童志元说:“邓小平散布‘今不如昔’的谬论,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搞复辟倒退,是违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必然要被历史车轮轧得头破血流。”
大家表示,邓小平越是仇视社会主义,我们越是要热爱社会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用枪杆子保卫社会主义红色江山。
当前我们要和灾区人民一道,团结战斗,为战胜自然灾害、建设社会主义新唐山多作贡献。

为了深入批判邓小平鼓吹的“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这一谬论,党支部组织全连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教导,学习了唐山人民英勇抗灾的事迹。
他们派出五个调查小组,广泛收集人民群众在抗震救灾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事迹,向全连作介绍。
还先后邀请了唐山市总工会副主任何庆顺、开滦煤矿印刷厂厂长李兴建等人,介绍他们在抗震救灾斗争中抢救阶级兄弟和国家财产的事迹,对全连同志的教育极为深刻。
班长乔洪田说:“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革命的主力军,也是战胜自然灾害的主力军。
在党的领导下,只要依靠群众,再凶恶的敌人也能战胜,再严重的困难也能征服。”
排长郭九德说:“灾区人民团结抗震救灾的事实,有力地批判了邓小平散布的‘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谬论。
我们要在抗震救灾斗争中真心实意地向人民群众学习,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战胜震灾。”
他们还联系连队在抗震救灾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批判邓小平胡说“雷锋不在了”的谬论。
同志们列举三等功荣立者、一排长苏培福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抢救阶级兄弟的英雄事迹,列举全连同志靠着几把铁锹,战胜重重困难,从倒塌的混凝土建筑物中抢救国家财产的事迹,列举连队急灾区人民所急、想灾区人民所想,宁可自己不吃饭不喝水,先后把做好的二十八锅饭和从几里路外担来的水,送给伤员和群众,半夜冒雨用自己的雨衣为群众搭篷的大量事实,狠批邓小平污蔑我军大好形势的罪行。
大家说: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我军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牢固树立,千万个雷锋茁壮成长,形势一片大好。
邓小平说什么“雷锋不在了”,完全是胡说八道。
邓小平把我军说得一团漆黑,是为推行他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
人民军队决不允许邓小平污蔑,革命战士决不允许邓小平诽谤。
我们要在抗震救灾斗争中为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用实际行动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为了更好地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支部在全连开展了学英雄人物、为人民立新功的活动,学习张思德完全彻底为人民,学习杨子荣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越是艰险越向前,学习雷锋以春天般的温暖关心群众,学习邱少云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到秋毫无犯。
大家表示:坚决响应党支部的战斗号召,在抗震救灾斗争中谱写出更多的爱民新曲。

毛主席语录

作者:毛泽东
版面:头版

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发扬红卫兵革命精神做批修的先锋战士-空军高炮某团由红卫兵成长起来的青年干部,认真学习,深入批邓,迎着阶级斗争风浪茁壮成长,为部队革命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版面:头版

本报讯 空军高炮某团六十四位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由红卫兵成长起来的青年干部,在各级党组织的热情关怀下,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继承和发扬红卫兵的革命精神,在激烈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敢于冲锋陷阵,为部队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他们茁壮成长的事实,对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污蔑部队大好形势、攻击革命新生力量的种种反动谬论是有力的批判。

这些由红卫兵成长起来的青年干部,其中有二十多名曾经受到过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
他们来到部队后,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放在首位,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不断提高。
他们保持和发扬了当年红卫兵的革命精神,冲锋在前,坚决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勇敢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曾经受到毛主席三次检阅的红卫兵、现任四连指导员唐志尧,一九六九年入伍后,更加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
几年来,他通读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二十多本马列著作,还阅读了一些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书籍和鲁迅的著作,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积极开展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
去年秋季,当邓小平在军队一次会议上以“报忧”为名,污蔑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军建设的大好形势时,他和其他同志一起,针锋相对地收集了大量反映文化大革命辉煌成果的材料,在连队进行了广泛宣传。
四月七日,唐指导员从广播里听到一小撮阶级敌人公然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事件时,他回想起三次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检阅的幸福情景,不由得激起了对邓小平的满腔怒火。
他连夜准备批判提纲,参加声讨会,愤怒批判邓小平和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行,带领全连同志用实际行动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同志们赞扬他:“不愧是文化大革命锻炼出来的闯将。”
这些当年的红卫乒,当了干部以后能够自觉限制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坚持和战士实行三同,与战士划等号,虚心向战士学习,进一步密切了官兵关系,使我军官兵一致的光荣传统更加发扬光大。
如炮一连的九名干部中,有五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他们从战士提为干部后,自觉破除“上尊下卑”、“领导高明”的资产阶级陈旧观念,始终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做到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
连队常年担负着繁重的战备训练和施工任务,条件艰苦,劳动强度大。
不管是骄阳似火的盛夏,还是冰天雪地的严冬,他们都坚持和战士一样,参加训练、劳动,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身上的汗水和泥土和战士一样多。
今年四月底,连队执行一项战备任务,曾经受到毛主席检阅的红卫兵、连长金铁林,发扬当年红卫兵的革命干劲,带领全连顶着弥漫的风沙,在工地上连续战斗四十多个小时,提前完成了任务。
原红卫兵、副指导员仲潘水工作中注意联系群众,经常深入班排找战士谈心,了解他们的思想、工作情况,帮助战士解决学习、生活、工作上的一些困难,成为战士的贴心人。

这些由红卫兵成长起来的青年干部,是部队建设的朝气蓬勃的生力军,对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加强连队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原红卫兵、三连连长章华奎,当干部不久就提为连长。
开始有的同志担心他一下子管不了一个连。
可是章连长一面虚心地向有连队工作经验的干部学习,一面注意运用文化大革命中在公社担任领导时积累的经验,结合连队的情况进行工作。
在管理教育中,每当遇到战士与班长、排长之间发生矛盾时,他就遵照毛主席关于开展谈心活动的教导,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启发双方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每当连队执行重大任务时,他总是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去带动战士;
每当战备、训练中遇到难点,他就发动群众出点子、想办法,集思广益,找出解决困难的方法。
一次,连队在拉练中接受一项实弹射击任务,章连长对开设火炮阵地不熟悉,他发动老兵、班长、排长出主意,订出开设阵地的具体方法和注意事项,使连队在地形复杂、装备器材多的情况下安全进入阵地,在实弹射击中取得优秀成绩。

目前,这些由红卫兵成长起来的青年干部,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正和全团指战员一道,进一步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
他们决心进一步发扬红卫兵的革命精神,坚决同党内资产阶级战斗到底,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更大的贡献。

沈阳部队空军某部运输团认真学习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以批邓为动力促进抗震救灾

版面:头版

本报讯 沈阳部队空军某部运输团在执行抗震救灾战斗任务中,认真学习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紧密联系抗震救灾中的大量生动事实,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有力地促进了抗震救灾工作,加强了部队建设。

在进行抗震救灾的政治动员中,他们组织部队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的教导,深入批判邓小平鼓吹的以“整顿”为纲的谬论,批判邓小平推行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使大家更自觉地发扬我军执行三大任务的光荣传统。
干部战士指出,毛主席为我军规定的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这三大任务,充分体现了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
抗震救灾是当前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是我军义不容辞的责任。
邓小平鼓吹“整顿”为纲,是妄图诱使我军整天埋头搞训练,脱离阶级斗争,脱离人民群众,成为单纯打仗的资产阶级军队。
大家提高了认识,都把参加抗震救灾看作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实际行动,急灾区人民所急,想灾区人民所想,帮灾区人民所需。
原场站政委邱正清今年五十七岁,每天主动到外场参加抢险救灾战斗。
同志们劝他休息,他说:“抢救灾区人民生命财产是每个革命战士的光荣职责,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这种情况下哪能躺得下,坐得住啊!”
这个团还用抗震救灾中军民团结战斗的生动事实,批判邓小平诬蔑我军“军民关系紧张”、“内部关系紧张”的反动谬论,进一步发扬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光荣传统。
同志们说:邓小平越是诬蔑我军“今不如昔”,我们就越要在抢险救灾中进一步发扬“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
飞行一大队一中队的同志们以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关心和爱护伤员。
在飞行中,他们尽量躲云避雨,把飞机开得平稳一些,减少伤员的痛苦。
他们虽然每天带着水壶装着水,但自己的嘴唇常常干裂了也不用,主动把水送给伤员。
伤员们每当喝着部队送来的水时,都热泪盈眶,高呼:“毛主席万岁!”
深入批邓,不仅增强了军民团结,而且进一步密切了官兵关系。
在抢险救灾中,哪里任务重,干部就出现在哪里,战士们也主动抢重担子挑,处处呈现一派团结战斗的景象。

这个团担负着抢险救灾的繁重任务。
为了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他们组织部队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的教导,引导大家运用抗震救灾中涌现出来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生动事例,批判邓小平诬蔑我军大好形势的罪行,激励大家进一步发扬革命精神。
空勤的同志们心想灾区人民,身不离战斗的蓝天,每天坚持连续执行任务,有时一天在空中飞行十四、五个小时。
他们豪迈地说:“毛主席革命路线指航向,穿云破雾不迷航,灾情险情不解除,决心永不下战场!”
地勤和场站的同志们,每天维护飞机、装卸物资、接送伤员,在场时间也是十几个小时,有时只能吃上一两顿饭,经常战斗到深夜,出色地完成了保证飞机良好和及时供应的任务。

现在,这个团又接受了抗震救灾的新任务,全团同志情绪高涨,斗志旺盛,决心再接再厉,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夺取抗震救灾的新胜利。

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李文忠生前所在连干部战士热情支持红卫兵的革命精神

版面:头版

本报讯 “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支左爱民模范”李文忠生前所在连队的干部战士认真学习李文忠,象李文忠那样热爱红卫兵,支持红卫兵的革命精神。

八月十九日,是李文忠等同志为抢救红卫兵英勇献身的日子。
每逢这一天,连队党支部都要组织全连同志到英雄献身的地方开纪念会,请当年和李文忠一起奋战赣江的同志介绍英雄的事迹;
每逢十月二十六日,都要重新宣读中央军委授予李文忠为“支左爱民模范”和四排为“支左爱民模范排”的命令。
党支部号召干部战士以李文忠同志为榜样,象李文忠那样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支持红卫兵的革命精神。
去年九月,六连驻地城关中学,有几位红卫兵写了一张大字报,批评学校领导提倡分数挂帅,搞关门读书。
学校大多数革命师生说这张大字报击中了要害,赞扬红卫兵的革命精神,但也有人感到不理解,甚至指责他们是“瞎胡闹”。
正在这所中学担任校外辅导员的四排战士郑志伟目睹这一切,联系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奇谈怪论,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越学心里越亮堂,他对那些写大字报的红卫兵说:“你们这一行动好得很,捍卫了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我坚决支持。”
郑志伟建议学校党支部表彰这些红卫兵的革命精神,把他们写的大字报提交全校讨论,深入发动群众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以来坚持开门办学的经验。
他还和高年级学生一道到县办工厂学工,到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学农,到部队学军,推动了这个学校的教育革命。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批批红卫兵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扎根农村干革命。
六连的干部战士曾经在驻地附近的崇山村支过左,村里当年的红卫兵胡志华,大学毕业后自愿回乡当农民。
村里有人说:“山窝里藏不了金凤凰,到时候,还要远走高飞哩。”
六连的同志一面宣扬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批判陈旧观念;
一面和胡志华到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家里接受再教育,吸取政治营养,胡志华在农村广阔天地里茁壮成长,成为南昌市知识青年的先进典型。
曾被四排同志在赣江抢救起来的二十多名红卫兵,现在都奔赴工农业各条战线,连队经常派人去看望,为他们的成长进步操心尽力。

六连的干部战士热情关怀着红卫兵的成长,红卫兵的革命精神也激励着他们前进。
烈士李文忠的弟弟李文红,李从全的哥哥李从卫,陈佃春的弟弟陈佃兵,都是在他们的亲人牺牲后不久,入伍来到英雄所在连队的。
这些年来,他们处处以红卫兵的革命精神激励自己不断前进。
如今,这三名同志都光荣地入了党,成为基层干部。
李文忠的弟弟、六连副指导员李文红发扬红卫兵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
去年八月,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传达到部队时,李文红当时就觉得不对头。
他再三琢磨,越琢磨问号越多。
他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教导,坚定地对同志们说:“纲”只有一个,就是阶级斗争这个纲。
他发扬当年红卫兵那种革命造反精神,和同志们一起,深入学习理论,坚持批判修正主义,使连队工作生气勃勃,受到同志们的好评。

邓小平在军队一次会议上的讲话选批

作者:天津警备区某团六连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为了实现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竭力推行“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推行一条为其修正主义政治路线服务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他在军队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就是他全面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妄图篡军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一大罪证。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是一份很好的反面教材。
批判这个讲话,是联系军队实际,深入批邓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一场严肃的战斗。
天津警备区某团六连的干部战士,以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军事思想为武器,挥戈上阵,口诛笔伐,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整理出了近三万字的《邓小平在军队一次会议上的讲话选批》,对学习和批判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现在,我们将这个选批材料摘要发表,作为连队同志批判邓小平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参考。

——编者

鼓吹“整顿”为纲,要害是否定军队建设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

〔原文〕“‘军队要整顿’,……我们军队工作的纲就是这个。”
〔批判〕在这里,邓小平耍了一个障眼法。
军队要整顿,这是毛主席的话。
邓小平悄悄地加了一个“纲”字搞修正,正如列宁曾经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成为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行为的挡箭牌了”(《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四三页)。
邓小平在剽窃了毛主席的话之后,悄悄地加了一个字的修正,毛主席指示的革命灵魂就被阉割了,无产阶级军队与资产阶级军队的根本区别就被抹杀了,党的基本路线就被抽掉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就被否定了,“整顿”为纲这个修正主义军事纲领就炮制出笼了。
真是“一字之差,谬以千里”。

军队建设究竟以什么为纲?
这是一个关系到我军建设的方向和性质的根本原则问题。
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这就决定了在全国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工作中,“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都必须坚持阶级斗争这个纲。
我军是在阶级斗争中诞生,也是在阶级斗争中成长壮大的。
我军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担负着对外反侵略、对内反复辟的历史使命。
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我军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我军建设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邓小平提出“整顿”为纲,其要害就是妄图整掉阶级斗争这个纲,整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改变我军建设的正确方向,使我军蜕变为资产阶级的军队。

我们军队是要整顿的。
但是,我们说的整顿和邓小平说的整顿,从目的到内容,都有着本质的区别。
毛主席在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中,作了军队要整顿的指示,明确指出,抓军队工作,无非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讲团结。
这就是说,军队要整顿,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用党的正确路线教育部队,整掉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更好地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全面加强部队建设。
邓小平接过毛主席关于军队要整顿的革命口号,干的却是反革命的勾当。
他讲“整顿”,不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学习,不讲批林批孔、批资批修。
他的所谓“整顿”,就是掩护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就是要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我们的军队。
“整顿”为纲,说穿了就是复辟为纲。

邓小平在鼓吹“整顿”为纲的时候,总是打着“争取时间”,“准备打仗”的招牌,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他搞“整顿”,真的是为了加强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吗?
不是的。
邓小平讲战备,闭口不讲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好战备工作,不讲战争的性质、人心的向背,不讲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是战争的主要策源地,不讲“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方针,不讲毛主席一再强调的首先要有打仗的精神准备。
这实际上是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上,对国际阶级斗争形势进行唯心主义的估量,麻痹人民,破坏战备,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效劳。

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进行阶级斗争,执行党的纲领、路线的工具。
在毛主席领导下,我军进行的历次整风运动,都是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的。
邓小平背叛党的基本路线,竭力推行“整顿”为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我军忘掉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任务,以便他顺顺当当地向党和无产阶级进攻,搞资本主义复辟。
修正主义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
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也是我军建设中极其重要的课题。
因此,我们革命战士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深刻认识邓小平“整顿”为纲的反动实质,坚持不懈地同修正主义斗,同党内资产阶级斗,同走资派斗,使我军胜利完成对内反复辟、对外反侵略的任务,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

剖析邓小平从“三项指示为纲”中派生出来的“整顿”为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同彭德怀、林彪这些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一样,他们从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需要出发,都是要竭力推行为其修正主义政治路线服务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都是要拚命抓军权的。
毛主席曾经指出,“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
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兵权的斗争,将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
我们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始终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防止象邓小平这样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我军变成他们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

〔原文〕“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是不可分割的,不能丢掉哪一条。”
〔批判〕邓小平把毛主席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问题所作的指示并列在一起,玩弄折衷主义的诡辩论,其罪恶目的就是妄图破坏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推销他那个“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政治纲领和“整顿”为纲的修正主义军事纲领。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
但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决不是平列和折衷。
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
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关键是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弄清楚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问题,防止林彪一类篡权复辟。
可是,邓小平怀着险恶的用心,从毛主席一系列指示中抽出三条,不分主从地平列在一起,蛊惑人心地说什么三条指示“不可分割”,“不能丢掉哪一条”。
这就否定了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抽掉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核心,实际上是打着全面落实毛主席指示的幌子,破坏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
他大叫“经济建设搞不上去,国防建设是空的”,要把国防建设搞上去,首要的是“要有物质基础”,不然打起仗来就会“无能为力”,就要“干叫”,就得“完蛋”。
由此可见,邓小平所说的“不可分割”、“不能丢掉哪一条”,都是幌子,其罪恶目的,是反对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为全国人民进一步指明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也为社会主义时期人民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全军广大指战员和全国人民一道,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积极批判修正主义,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部队各项工作都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对此,邓小平站在与工农兵尖锐对立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恨得咬牙切齿,疯狂进行破坏。
他一方面胡说什么“三项指示”“不可分割”,“不能丢掉哪一条”;
一方面恶毒攻击我们“宣传毛泽东思想观点混乱”。
谁要是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强调抓阶级斗争,他就加上“分割”、“丢掉”的罪名,打将下去。
事实也正是如此。
我们要抓阶级斗争这个纲,他就攻击这“是用形而上学来对待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
我们要抓紧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就攻击这是“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
我们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他就叫嚷“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一个物质基础,没有,怎么限制”;
我们要评论《水浒》,批判宋江投降派,他就恶毒攻击说这是借题目“作文章”,“搞阴谋”。
不难看出,邓小平就是妄图用“不可分割”论来阻挡、破坏我们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放在首位,不许以阶级斗争为纲来指导一切。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
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部队是我军建设的根本。
邓小平之所以拚命反对我军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很清楚:因为他是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挂帅人物,作梦都想复辟资本主义,所以他极端害怕我军指战员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害怕工农兵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提高了识别党内资产阶级的能力,革他的命;
害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铲除资产阶级赖以生存和再生的条件,拔了他的命根;
害怕学习理论进一步加强了我军建设,成为障碍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铜墙铁壁。
我们就是要和邓小平对着干,认真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原文〕“抓编制,抓装备,抓战略,就是这三件事。”
〔批判〕讲到军委的工作,邓小平一口气讲了“三抓”,就是不讲抓路线学习,不讲纠正不正之风,不讲抓阶级斗争这个纲。
这充分暴露了他的修正主义嘴脸。

当然,编制,装备,战略,这些都是要抓的。
但是,抓军队工作,首要的应当抓什么?
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我军初创时期的古田会议上,就提出要抓党的正确路线教育;
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在解放战争中,毛主席领导开展的新式整军运动,主要抓了诉苦和“三查”的阶级教育。
在批判彭德怀时,毛主席又着重指出,要首先抓马列主义的学习,搞好部队的革命化。
在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斗争中,毛主席又作了抓路线学习等明确指示。
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告诉我们,军队工作千忙万忙,必须首先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部队,这样才能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毛主席在总结我党我军的历史经验中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实践证明,是不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建设部队,这是在军队建设问题上搞马列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重大问题。
毫无疑问,编制要统一,装备要改善,战略要研究。
但抓这些工作,只有在正确路线指导下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
邓小平抓这抓那,就是不讲抓路线学习,不讲抓阶级斗争这个纲,这就清楚地说明,他这样做,就是妄图在军队建设上用修正主义取代马列主义,用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取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

邓小平对抗毛主席的一贯指示,不讲抓路线学习,不讲抓阶级斗争这个纲,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毛主席指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
文化大革命前,他胡说工农兵学习毛泽东思想是“疲劳战术”,是“社会压迫”,叫喊“不应该强调阶级斗争”,“天天运动这是不好的”,“不宣传阶级斗争这是马列主义”。
他重新工作以后,仍然老调重弹,什么“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呀,什么学理论、评《水浒》是“听到风就是雨”,“起不了什么大作用”呀,等等。
他在军队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只字不提党的基本路线,不提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不提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建设军队,不提同走资派作斗争,竭力兜售他那套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黑货。
这只能证明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走资派讲不出马克思主义,这完全合乎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

诬蔑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部队形势“今不如昔”,意在为翻案复辟大造反革命舆论

〔原文〕“我们不能只报喜不报忧,……我想了一下,如果从报忧方面或者叫缺点、毛病来说,有五个字……”
〔批判〕我军是毛主席、中国共产党缔造、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在广大指战员中有着深厚的基础。
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全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大大发展,干部战士在同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作斗争的实践中,极大地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进一步认清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取得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建设部队的新鲜经验,从根本上加强了部队建设。

然而,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捕风捉影,制造谣言,竭力诬蔑文化大革命以来部队形势“今不如昔”,“问题成堆”。
他在通篇讲话中,有将近二分之一的篇幅用来“报忧”。
什么“组织纪律差,政治纪律也差”,军内、军政、军民关系“相当紧张”,“传统作风丢掉了”,“雷锋叔叔不在了”,“现在干部不会管理部队”,“连队伙食普遍不好”,等等。
他从政治到军事,从组织到思想,从连队到机关,对我军的大好形势进行了全面的诬蔑。
他的所谓“五个字”,概括起来就是一个字:“糟”。

由于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在我军建设上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
我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对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流毒和影响进行了清算。
我军建设的形势越来越好。
邓小平装出一副“关心”部队建设的样子,打着“报忧”不“报喜”的幌子,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只讲支流,不讲主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对部队形势极尽攻击诬蔑之能事。
可见,他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从翻案复辟的需要出发,用修正主义的观点讲问题。
就拿他讲的“五个字”中的“肿”字来说吧。
我们的部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早就指出的“兵贵精不贵多”的建军原则。
但是,邓小平用一个“肿”字来讲我军的编制体制问题,只讲表现不讲原因,实质是为了掩盖林彪一伙搞乱我军编制体制、破坏部队装备建设的罪行。
大家知道,长期以来,林彪及其死党对抗毛主席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叫喊“什么编制不编制”,“部队数目字不要卡的那么死”。
他们不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擅自组建和扩大部队,以致造成我军编制体制与担负的任务、人员与装备比例不相适应的情况。
邓小平在说到“肿”字的时候,却对此只字不提,这不是欲盖弥彰吗?

形势大好,说明路线正确。
对形势的看法实际上是对路线的态度问题。
用否定大好形势来否定正确路线,这是一切新老机会主义者惯用的手法,代表资产阶级复辟愿望的邓小平也是这样干的。
他抓住一些鸡毛蒜皮不放,接二连三地向我军抹黑,完全是为全面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否定文化大革命,为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大造反革命舆论。
在邓小平的心目中,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现在不那么灵了”,文化大革命把部队搞“糟”了,只好由他这位“救世主”,打起“整顿”为纲的旗号来“收拾残局”了。

邓小平以报“忧”为名,妄图达到他的反革命目的,结果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昨天嚣张一时,今日被扫进历史垃圾堆,让邓小平这个翻案复辟狂到他的老祖宗孔老二那里“报丧”去吧!

〔原文〕“文化大革命支左有功,带来了另外的问题。”
〔批判〕邓小平讲的所谓“问题”,主要是指的他编造的那“五个字”。
他在这里讲“问题”,就是要向我们算两笔帐:

第一,他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他几乎把所有的“问题”都说成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
你听,什么文化大革命使军队“卷入派性”,现在还没有“摆脱”呀;
什么现在干部“不敢讲话”、“不敢办事”、“怕讲错了挨批”呀;
什么文化大革命使军队得到了从未有过的优越地位,造成了老传统“有某种程度的丧失”呀,等等。
在邓小平眼里,文化大革命简直是一场灾难,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不能容忍的”!
这种咬牙切齿的声音,和盘托出了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刻骨仇恨。

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究竟为我军带来了什么变化?
我们革命战士心里最清楚。
文化大革命及时而坚决地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他们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保证了我们国家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
它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课题。
我军正是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育、锻炼和考验,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保持了无产阶级军队的本质,继承和发扬了革命传统,极大地加强了革命化建设。
这一切都说明,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
邓小平不顾铁的事实,硬要给文化大革命抹黑,这只能暴露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恐惧和仇视,而丝毫无损于文化大革命的光辉。

第二,他要算三支两军的帐。
在邓小平看来,文化大革命一团糟,三支两军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产物,理所当然也是一团漆黑了。
正是因为这样,他也给三支两军栽了不少赃。
他胡说什么所谓“散”,“是在支左当中出现的”;
所谓“骄气”、“骄横”,是在支左当中“滋长”的;
还有所谓的军政、军民甚至军内相互间的关系“相当紧张”,也是由于支左“形成”的。
这纯粹是无耻的诽谤。

我们知道,三支两军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赋予我军的光荣任务。
在三支两军工作中,我军广大指战员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人民立了新功,得到了党的“九大”、“十大”的充分肯定,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赞扬。
在支左实践中,由于我军虚心学习全国人民,汲取了丰富的政治营养,使军队自身建设也得到了加强。
邓小平把我军的三支两军工作数落得一无是处,摆出非“整”不可的架式,这就充分地说明:他就是要反对党的“九大”、“十大”所做的明确结论,歪曲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赋予我军的光荣任务,否定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新发展。

三支两军不容否定,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

〔原文〕“过去团结好的传统丧失了,……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丢掉了,……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也丢掉了。”
〔批判〕邓小平打着“把几十年的优良传统继承和发扬起来”的幌子,对我军的光荣传统进行肆无忌惮的歪曲和攻击,其险恶用心,就是妄想重新复活林彪、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无产阶级军队里搞资产阶级军队的一套传统。

我军是毛主席和共产党缔造、领导和指挥的新型的无产阶级军队。
“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在这个宗旨下面,我们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具有艰苦奋斗的作风,有一个很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团结,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须的一系列的战略战术,一系列的政治工作,执行打仗、生产、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人民军队。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和考验了我们军队,使我军的革命传统,特别是在与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密切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关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些方面,有了新的发展。
革命传统的继承、发扬和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我军建设,使我军始终保持了无产阶级军队的性质,更好地发挥了无产阶级专政柱石的作用。

对于我军经过文化大革命,很好地保持和极大地发展了革命传统的事实,邓小平是瞎子,一概看不见。
他蓄意攻击诬蔑,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这就充分说明:邓小平所要的传统,绝不是我们无产阶级军队的传统,而是早已被我们批判和破除了的资产阶级军队的一套。

革命传统是革命的传家宝,我们一定要继承下来,一定要发扬光大。
但是,继承发扬什么样的传统,怎样继承和发扬传统,都必须用阶级的观点,革命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去进行分析。
一句话,讲传统,最要紧的是要讲路线。
我军的传统,是毛主席、共产党亲自培育起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具体体现。
离开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不会有我们这样一支人民军队,更谈不上什么革命传统。
过去,我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
今天,我们发扬革命传统,就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革党内外资产阶级、重点是革党内走资派的命,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则完全相反。
他把发扬传统同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对立起来,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立起来,同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对立起来。
他讲传统,不讲革命,不讲党的领导,不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显而易见,他的所谓发扬传统,完全是一个骗局。
他的真实目的,无非是借这个题目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搞翻案复辟,妄图把革命事业拉向后退。
邓小平的这种手法不自今日始。
十多年前,他就配合刘少奇、彭德怀,叫嚷什么“我们的好传统……丧失了,损坏了,减弱了”,攻击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这一次不过是故伎重演而已。

否定老中青三结合,就是对抗毛主席无产阶级干部路线

〔原文〕“就是要靠我们这些老家伙。
过去几十年,……我们是出了力的,是有份的。”
〔批判〕邓小平为了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总需要有人为他抬轿子,总需要有组织保证。
他鼓吹的所谓靠“老家伙”建军,就是他采取组织保证的重要措施之一。

老、中、青三结合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成果,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干部路线的新的发展。
实行老、中、青三结合,对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反修防修,具有深远的意义。

革命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
广大的革命老干部,是加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应当依靠的一支重要力量。
事实上,他们也正在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是,邓小平所说的靠“老家伙”,是不是指靠广大的革命老干部呢?
不是的。
对于广大忠于人民、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战争年代经过考验,在社会主义时期坚持继续革命、不断为人民立新功的老干部,他不仅不关心,不依靠,而且是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他叫喊“过去几十年,……我们是出了力的,是有份的”,煽动人们把参加革命当作入股投机,把资历当作向党和人民讨价还价的资本,妄图把老干部引到工人阶级的对立面,陷入修正主义的泥潭。
广大革命老干部同群众一起坚持继续革命,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论《水浒》,邓小平却大唱反调,叫喊不要“听到风就是雨”;
广大革命老干部同群众一起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他却很反感,胡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有“物质基础”;
广大革命老干部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使军队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手里,积极热情地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他却兜售青年干部“没经验”,“不理想”,“效果不好”等谬论,大肆鼓吹反动的“台阶论”,攻击提拔青年干部是“坐直升飞机”,叫喊要“挂职下放”,恨不得把革命的青年干部一棍子都打下去。
事实很清楚,邓小平所说的“老家伙”,并不是指革命的老干部,而是指的对文化大革命一不满意、二要算帐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指的对社会主义革命有抵触、甚至反对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指的死心塌地跟着他搞资本主义复辟的“还乡团”。

邓小平摆出“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架式,喋喋不休地鼓吹靠“老家伙”建军,实际上是要排斥和否定革命的老、中、青,肆意制造矛盾,破坏团结,否定党委集体领导,让老、中、青干部都听象他那样的“老家伙”的摆布。
这不明明是要把党的兵权变成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的兵权,篡夺毛主席、党中央对军队的领导权吗?
这当然是我们绝对不能答应的。

〔原文〕“军队有相当多的‘散’班子,也有相当多‘懒’班子,恐怕‘软’班子占得更多。”
〔批判〕看一个领导班子的好坏,象认识一切事物一样,都有个政治立场问题,有个阶级标准问题。
这里,邓小平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主场上,用复辟派的标准,对我军的各级领导班子作了别有用心的估量。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军的各级领导班子,按照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努力实现老中青三结合,更加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加朝气蓬勃地履行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责。
这正是我军建设取得新成果、呈现新面貌的一个重要标志。

邓小平颠倒黑白,混淆真伪,把所谓“散、懒、软”的罪名强加于我军各级领导班子,正说明他代表的是资产阶级,推行的是修正主义。
他所说的“散”,正是因为我们旗帜鲜明,立场坚定,齐心协力地同他那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
若是服服贴贴,跟着他的修正主义路线转,那恐怕就是他心目中的“不散”了。
他所说的“懒”,正是因为我们没有跟他去为翻案复辟“拚命干”;
若是顺着他的纲领、路线摇旗呐喊,象他那样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向党进攻,那恐怕就是他心目中的“不懒”了。
他所说的“软”,正是因为我们坚持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错误路线敢于议论,敢于分析,敢于批判,敢于斗争;
若是象他那样披着“共产党员”、“老革命”的外衣,“横下一条心”搞资本主义复辟,那恐怕就是他心目中的“不软”了。
可见,邓小平诬蔑我军的领导班子,正是为了拼凑他的复辟倒退的班子。

应当指出,邓小平对我军的所谓“班子”问题讲得最多,而讲班子时又对所谓“敢”字讲得最起劲,什么要“丢掉怕字”呀,要“敢字当头”呀,要“敢于负责”、“敢摸老虎屁股”呀,等等。
真是唯“敢”为好,唯“敢”为贵,“敢”字“第一”。
我们说,敢,是有阶级性的。
对无产阶级来说,敢,就是敢于坚持斗争哲学,敢于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敢于反潮流,敢于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
而邓小平讲“敢”字,却只字不提这种具体的无产阶级内容。
他要让人们“敢”干什么呢?
说穿了,无非就是敢写诬告信,敢做放毒演说,敢拟翻案提纲,敢造政治谣言,敢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这种“敢”,是反革命的敢,走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的代名词。

事情十分清楚,邓小平攻击我军的各级领导班子“散、懒。
软”,要建立所谓“敢字当头”的班子,实质就是妄图换班夺权。
这正是同他那个“首先抓班子”的翻案复辟的组织措施一脉相承的。

〔原文〕“经过‘艰苦奋斗’,把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弄走,找一些听他话的人,搞这样的班子,这不是垒山头吗?
这不是搞宗派吗?
所谓派性,这就是最大的派性。”
〔批判〕邓小平这一通冠冕堂皇的议论,看起来是在反宗派,反山头。
其实,他这是煽风点火,造谣诬蔑,挑拨离间,制造分裂,混水摸鱼,以便搞自己的山头。

我军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战斗洗礼,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有了极大提高,全军上下紧紧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同党内外资产阶级斗,充分发挥了无产阶级专政柱石的作用。
邓小平瞪着眼睛说瞎话,大肆叫嚷有人把“意见不同的同志弄走”,喜欢“垒山头”,“搞宗派”,甚至“在北京”,“还是高级领导同志”云云。
这同他攻击评论《水浒》是“做文章”、“搞阴谋”,同在天安门广场闹事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恶毒诬蔑坚持马列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一小撮野心家的翻案活动”,其手法和本质都是一样的。
这完全是袭用汉代吴王刘濞“清君侧”的鬼蜮伎俩,蛊惑人心,制造混乱,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妄图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邓小平还把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同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坚决作斗争的同志诬蔑为“喜欢捧人”,“值得打个问号”,这同林彪的所谓党内斗争是“拉一伙打一伙”的恶毒攻击,是何其相似呀!

邓小平诬蔑别人“垒山头”、“搞宗派”,实际上他这是打着反山头、反宗派的旗号,掩盖自己垒山头、搞宗派的活动。
他要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统统反掉,把昔日同他一道反对、镇压文化大革命,今日同他一道搞翻案复辟的人全部请来,跟他一块向党和无产阶级进攻。
他口口声声地讲“团结”,他不是团结无产阶级,而是要团结资产阶级,团结在天安门广场闹事的一小撮拥护他当中国的纳吉的阶级敌人。

邓小平这个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政治上思想上搞修正主义,在组织路线上就必然要搞分裂主义,在策略手段上就必然搞阴谋诡计。
这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规律。
只要党内“走资派还在走”的现象存在,就还会有人拉山头、搞宗派、闹分裂,我们必须同他们作长期的斗争。

〔原文〕“要党性好、作风好、团结好的……从这几点上选人。”
〔批判〕邓小平提出的这“三好”,就是他选拔干部的“标准”。
在这“三好”当中,他不讲搞马列主义,不讲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讲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公开篡改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
他的这“三好”,实际上是排斥和打击我军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新老干部的一根大棒,是纠集翻案复辟势力的一面黑旗。
戳穿了,他的所谓“党性”,就是他一再狂叫的“横下一条心”,“不怕第二次被打倒”的反革命疯狂性;
他的所谓“作风”,就是跟着他“艰苦奋斗”搞复辟,对革命新生事物敢“扭”敢“整”的霸道行径,就是在风头上认输,过后就反攻倒算的反革命两面派作风;
他的所谓“团结”,就是熄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请隐士”,“举逸民”,纠集反革命复辟势力的同盟。
不难看出,邓小平的所谓“三好”标准,同林彪鼓吹的“高举”、“突出”、“干劲”的选拔干部的三条黑标准完全是一路货色。

邓小平为了推行他的“三好”标准,还叫嚣管干部的干部“要正派,不信邪”,“不怕得罪人”。
我们说,“正”、“邪”等这些概念都是有阶级性的。
无产阶级视为“正”,资产阶级就视为“邪”;
资产阶级要“得罪”的,正是无产阶级要拥护的。
邓小平把搞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当“正派”,把搞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当“信邪”;
他要“得罪”、要整掉的正是坚持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按照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办事,执行老、中、青三结合原则的人。
邓小平顽固地实施他翻案复辟的组织措施,妄图篡夺军队的领导权,这个阴谋是绝不能得逞的。
有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有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航程,我们的军队必将永远牢牢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

宣扬唯武器论和单纯军事观点,是对人民战争思想的反动

〔原文〕“现在我们的小米加步枪不同于过去的小米加步枪了。
内容变了。”
〔批判〕这是在公开鼓吹“小米加步枪过时论”。

小米加步枪,这是我们用劣势装备打败优势装备的国内外强大敌人的象征,是我党我军进行正义战争的象征,是人民群众不畏强暴,勇于支援战争、参加战争的象征,是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生动体现。
我们肯定小米加步枪,就是肯定我军革命化统帅现代化的建设方向,肯定人民群众是战争的决定因素,肯定灵活机动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一九四六年,毛主席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指出:“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
革命战争的历史已经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个英明论断,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也必将继续证明毛主席这一英明论断的无比正确。

以过时论来否定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是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的惯用伎俩。
邓小平也是这样干的。
他在鼓吹“小米加步枪过时论”的时候,制造了一条理由,即:“内容变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邓小平的长篇讲话给我们作了这样的回答:苏美两霸的钢铁“变”得多了,武器“变”得新了,我们的民兵“变”得没用了,小米加步枪“变”得过时了,一句话,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变”得不灵了。

小米加步枪真的过时了吗?
不是,完全不是。
毛主席指出,在现代战争中,我们主要不是靠“尖端”,还是要靠近战、夜战,靠人民战争,靠人的勇敢精神。
一九七○年,毛主席总结了反侵略战争的经验,进一步明确指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
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
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这就清楚地说明,不管武器装备怎样发展,战争情况如何变化,只要我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不管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钢铁怎么多,武器如何好,如果它们胆敢发动侵略战争,就绝对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原文〕“打仗就是要钢铁,就是要有色金属。”
〔批判〕这是货真价实的钢铁制胜论,典型的唯武器论。

按照邓小平的打仗就是打“钢铁”的反动逻辑,那岂不是说:毛主席关于“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的英明论断已经过时了吗?
钢铁最多的苏美两霸不是理所当然地要称霸世界吗?
没有钢铁或钢铁很少的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在侵略者面前只能甘当奴隶,甚至连反抗的资格都没有了吗?
邓小平的这一谬论,完全否定了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抹煞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区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背叛,是对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背叛,是地地道道的投降主义哲学。

我们懂得,打仗是需要钢铁,需要武器,但更需要的是革命的人民,人民的革命精神。
原子弹是有很大的杀伤破坏力的,但“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国军民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式装备的八百万蒋匪军;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朝人民并肩作战,用劣势装备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
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我们用现有装备打垮并缴获了苏修现代化的乌龟壳。
所有这些铁的事实,都证明唯武器论必败,人民战争必胜。

唯武器论是资产阶级的战争理论,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重要理论基础。
邓小平鼓吹的“唯武器论”,正是他的唯生产力论在战争问题上的翻版,其本质都是否认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否定政治对经济、军事的统帅作用,否定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不承认“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
这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我们队伍中的唯武器论,单纯军事观点,……都是资产阶级的影响。”
〔原文〕“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

〔批判〕邓小平这个话,是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讲出来的。
他根本不讲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对于加强部队建设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却别有用心地把训练抬到“战略位置”的高度。
他闭口不谈“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的危险性,却大讲不抓训练要“倒相当的霉”。
他只讲提高“管理水平”和“指挥水平”,不讲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提高同走资派作斗争的本领。
总之,他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贬低又贬低,把军事训练提高再提高。
这样做的结果,军事就要高于一切,就要凌驾于政治之上了,还是“军事领导政治”那一套。

什么是战略问题?
“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它决定着战役,战斗及其发展方向,是直接影响整个战局成败的关键。
邓小平鼓吹把训练放在“战略位置”上,就是妄图强迫人们把军事训练当成是夺取战争胜利的决定性条件,进而把训练放在部队工作的首要位置,一切围绕训练转。
这种“军事第一”的说教,正是他鼓吹的唯生产力论在军事上的反映,正是林彪鼓吹的“军事就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政治”,“学有线电就是有线电第一,学无线电的,就是无线电第一”谬论的翻版。

毛主席指出:“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
军事技术是靠人去掌握,靠人去发挥的。
没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没有爱憎分明的无产阶级立场,没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彻底革命精神,就不可能练出过硬的杀敌本领,即使掌握一定的军事技术,也不可能在战斗中充分发挥其作用。
只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搞好人的思想革命化,才有可能取得力量和智慧的源泉,才会勇敢不怕死,才能无往而不胜。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邓小平的分歧,并不是要不要军事训练的问题,而是用什么路线去指导训练,把训练摆在什么位置的问题。
军事训练是重要的。
特别是在现代战争条件下,诸军兵种合同作战,不加强训练是不行的。
只有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
但是要搞好军事训练,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用政治统帅军事。
只有政治好,称第一,才能军事好,如霹雳。
邓小平鼓吹军事第一,让我们埋头军事,不问政治,只管练,不管线,其目的是取消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使我军变质成为资产阶级军队。

外国报刊和各方面人士继续赞扬我国抗震救灾斗争-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有能力战胜任何挑战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八日讯 新华社记者报道:外国报刊和各方面人士最近继续就我国人民的抗震救灾斗争发表评论。
他们通过中国人民的抗震斗争,观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看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英明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有些报刊强调指出,这场抗震救灾斗争的实践证明,具有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的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临危不惧,舍己为公,自力更生,团结互助,英勇斗争,不仅有能力战胜地震灾害,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而且也有能力战胜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任何挑战。

“泰国人民之声”电台八月十二日广播的一篇文章说:“坚信‘人定胜天’的中国人民正在创造新的奇迹。”
“他们决心依靠自力更生的精神克服困难,支援灾区阶级兄弟重建家园,进一步巩固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文章着重指出了在这次抗震救灾斗争中中国人民表现的“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和“一方受灾,八方支援”的共产主义风格以及“灾区各级党委的坚强领导”。

日本《长周新闻》八月七日发表文章说:“全中国人民都关心这次大地震,把灾区人民的困难看成是自己的困难。”
“通过这场‘抗震救灾’工作,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共产主义风格得到了发扬。”
斯军兰卡《锡兰每日新闻》八月七日发表文章说:中国人民“把坏事变成好事,保持他们的社会主义自豪感和相信他们自己的集体自力更生,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惊讶”。

尼泊尔《回声》周刊八月六日发表社论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将证明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重建遭受地震灾害的地区。
他们的决心表现了他们的团结、勇敢和坚韧不拔,他们在历史上一直是以具备这些品德出名的。
他们在地震后所作的努力将载入中国和世界的史册。”
孟加拉国新闻界人士和朋友们指出,这样强烈的地震也吓不倒中国人民。
他们正在努力克服地震造成的困难,并且取得了胜利。
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重建地震所摧毁的一切而拒绝外国的援助。
这表明中国是一个十分强大和伟大的国家。
这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是极大的鼓舞,他们也正在同自然灾害作斗争,并且用自己的双手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

委内瑞拉《埃利特》周刊最近载文说,“组织良好的中国社会对这种局势并没有惊慌失措。”
“毛泽东领导的政府拒绝接受外援这一件事,表明了这种勇气和中国不屈不挠的自豪。”
西德《科隆城新闻报》八月十三日刊登的评论指出,“中国‘百年未遇的大地震’和中国人克服这场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的方法,又给西方世界出了一个谜。
许多人敢于解释这种现象,而许多解释也是大胆的。”
“中国人吃过亏,他们根本不要外援,外援会使自己产生依赖性,而且往往达不到它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人在一九六○年夏天有过重大教训。
当时,正当这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遭受自然灾害的时候,苏联人一瞬间取消了对中国的‘兄弟般的援助’。”
“毛泽东向他的中国人发出了著名的指示:自力更生、独立自主。”
“这一原则使每个中国人有可能发挥其临时应变的才能并能有效地动员群众。
中国的中央领导和要求各省直至各公社发挥自己的首创精神,这二者别具一格地结合在一起,显然也在目前的‘抗震运动’中表明是行之有效的。”
为什么中国人民在抗震救灾斗争中能创造出这样的奇迹?
不少外国朋友都在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
一些电台和报刊着重指出,这是由于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孟加拉国新闻界人士指出,只有伟大的中国才能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用自己的力量克服这样强烈的地震造成的困难。

“泰国人民之声”电台八月十二日说,“中国人民在这次有效的抗震救灾中所取得的优异成绩,不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是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宣扬的所谓‘自然灾害不可战胜’的荒谬论调的有力驳斥,同时给各国人民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的人民不但能够战胜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阶级,而且能够逐步战胜自然灾害,最后必将成为自然界的主人。”
日本《长周新闻》八月七日指出:“地震本身是无法避免的自然现象,然而,在如何对待这种天灾上,政治社会制度的差异就泾渭分明地反映了出来。”
对于经历过五十几年前日本关东大地震的日本人民来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团结一致对付业已发生的大地霞,救灾恢复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的状况,是发人深省的。”
加拿大刊物《锻炼》八月十二日发表评论指出,在这次地震之后,灾区“没有出现惊慌”,中国“没有从国外空运大批的食品和医药,也没有出现食物和饮水的匮缺”,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真正实行‘为人民服务’的口号”。

英国《每日电讯报》八月十三日刊载的通讯指出,中国的“体制通过了实际考验,证明在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之一所造成的条件下这种体制是强有力的”。

英雄的人民既然可以战胜严重的自然灾害,也一定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任何战争挑衅。
这是一些外国报刊从中国人民抗震救灾的行动中得出的结论。

阿尔巴尼亚报纸在报道阿尔巴尼亚群众团体给中国人民的慰问信和慰问电时指出:“没有什么地震,没有任何别的力量,无论是内部的反革命或是外部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和社会帝国主义者,能够阻挠伟大的中国人民向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前进。”
西德《科隆城新闻报》八月十三日的评论说,毛泽东主席曾不断号召中国人民备战备荒,因此,中国人把这次救灾工作同时当作一次“发生战争的大规模演习”。
“看来地震的挑战的另一作用是使这个国家的团结加强了。”
通过这次抗震救灾斗争,“中国的自信心是比较容易理解了,中国人用这种信心来对付不可避免的冲突。
因此,如果认为中国在地震灾害后感到自己力量削弱了,需要别人怜悯,甚至是援助,那是完全错误的。”
意大利《新闻报》八月三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在中国,象原子弹爆炸一样的强烈地震突然之间爆发了,但它并没有使这个国家措手不及。”
“有效地进行如此巨大规模的应急工作会使任何政府都处于危急之中。
中国人为什么能成功地做到呢?”
这是因为,中国人民多年来一直在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
中国是一个“紧密组织起来的社会”,它“保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免遭可能的核入侵”。

法国《震旦报》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发表文章谈到中国在地震后“异乎寻常的动员、有条不紊地作出反应的巨大的组织工作”时指出,“这首先是为全世界树立的一个榜样”;
“中国人的秘密在于:他们预料到了最坏的情况并为最坏的情况作好了准备。”
中国人民为了“抵抗世界核战争的突然爆发,已在整个大陆范围内采取了巨大的措施”。
中国“已不仅是一个保持警惕的巨大的大陆,也是为了承受核轰炸和空中入侵而组织得很好的大陆。
在感情上受过冲突不可避免教育的中国人,已经准备着应付各种冲突”。
“这次为了抗击自然灾害而进行的所有力量和资源的非常性动员,实际上只是关于未来原子战争的警报演习和预演。”
“他们已有准备……。
一旦天空突然出现带核弹头的导弹,他们也将同样沉着地作出反应,就象它是一场地震似的。”

阿尔及利亚、中国等二十多国的代表-要求把朝鲜问题列入三十一届联大议程


新华社联合国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七日电 阿尔及利亚、中国等二十多个国家的代表正式要求:把《关于在朝鲜消除战争危险,维护并巩固和平,促进朝鲜自主和平统一》的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的议程。

由阿尔及利亚、布隆迪、中国、刚果、民主也门、几内亚、伊拉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里、马耳他、罗马尼亚、索马里、多哥、赞比亚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代表一九七六年八月十日签署了致联合国秘书长的一封信,附上了有关这个议题的一份解释性备忘录和一项决议草案。

备忘录指出,朝鲜人民经历了三十多年国家分裂的悲剧,目前一个外国对朝鲜内政的干涉仍在继续。
朝鲜重新统一的问题应当在不受任何外来干涉、民族自决原则的基础上自主地、和平地解决。

备忘录说,(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届会议有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八日通过了一项关于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撤退打着联合国旗号的驻在南朝鲜的一切外国军队,以和平协定代替朝鲜军事停战协定,防止朝鲜北方和南方之间武装冲突,裁减武装部队和军备以及减缓紧张局势的决议。
但是,必须对下述事实予以严重注意:这项决议不仅没有实施,而且朝鲜的紧张局势还在继续加剧,国家的分裂继续存在。

备忘录说,最近,南朝鲜的军事力量不断增加,大量的、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从外国运进南朝鲜,沿着大部分的军事分界线集中了各种的武器和军事人员,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威胁与日俱增。
对此,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深感忧虑。

备忘录还说,减缓朝鲜极其严重的紧张局势和消除新的战争危险,已成为今天最迫切的问题。

鉴于上述理由,解释性备忘录的签署者要求把一项《关于在朝鲜消除战争危险,维护并巩固和平,促进朝鲜自主和平统一》的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议程。

二十多个国家代表提出的决议草案中,要求立即停止外国对朝鲜的一切军事卷入和侵略行径。
立即撤走引进南朝鲜的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新式武器和军事装备,停止加剧朝鲜紧张局势和增加一场新的战争危险的行动。
决议草案呼吁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制止一切干涉朝鲜内政和制造“两个朝鲜”、阻碍朝鲜统一的行径。
决议草案希望由朝鲜人民自己在不受外来力量干涉的情况下,通过谈判和对话的方式,例如能广泛地反映全民族愿望的大民族会议,根据一九七二年七月四日朝鲜北方和南方联合声明中阐明的自主、和平统一和民族大团结的三项原则来实现朝鲜的统一。

决议草案重申,应当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应该撤出打着联合国旗号驻扎在南朝鲜的一切外国军队,以一项和平协定代替停战协定。
决议草案还认为,为早日实现以上各点必须采取实质性的措施。

凶相毕露

栏目:新华社记者述评

第五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开幕前后,莫斯科新沙皇惊慌失色,大喊大叫,软硬兼施,又骂又哄,一心要把不结盟运动置于新沙皇的控制之下。
他们赤裸裸地鼓吹不结盟国家一定要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结成“联盟”,谁要同苏联“闹独立”,不结盟,谁就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
一急之下,社会帝国主义的凶相暴露无遗。

一个时期以来,莫斯科总爱对不结盟国家笑嘻嘻地说:苏联是不结盟运动的“忠实的朋友”,“天然的传统的盟友”,“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不结盟运动力量的源泉”,是不结盟运动能“作出重大贡献的保证”等等,等等。
苏联《社会主义工业报》八月十五日的一篇文章甚至恬不知耻地说什么“没有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形成……没有苏联始终不渝地实施缓和政策,不结盟运动的产生、发展及其反帝方针就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或者也不可能有不结盟运动的产生、发展及其反帝方针。”
鬼话说得多了,难免露出几分吃人的凶相。
你们承认不结盟运动是一支独立的有强大生命力的政治力量,为何它的“力量源泉”跑到莫斯科去了呢?
为何不结盟运动只有依靠苏联新沙皇才能“产生”和“发展”呢?
事实证明,这一运动在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已经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为何非得有苏联的“保证”,才能有所“贡献”呢?
真是岂有此理!
难道这不是新沙皇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表现吗?

召开第五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的日期越是临近,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狐狸尾巴也就越来越包不住了。
他们施出的手段也就更加露骨,总之是要千方百计地把不结盟运动捆绑到自己的车子上去。
在这方面,塔斯社十六日发表的“经济评论员”文章是又一例证。
这篇文章鼓吹发展中国家同苏联建立“切实的实业合作”,说“它们的利益在主要方面和根本方面是吻合的”,还说什么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在争取建立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斗争中可以坚定地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有效声援”。
又是连篇的谎言!
大家记忆犹新,今年五月在内罗毕举行的联合国贸发会议第四届会议上,苏联对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玩弄了多么诡谲的伎俩。
它嘴上说支持,行动上干的却完全是社会帝国主义的一套。
至于说“实业合作”,一些发展中国家早已吃够了苦头,这不过是苏联用来对发展中国家推行经济殖民化的一种手段,其目的是把这些国家变成它的原料供应地和陈旧机器设备的推销场所,对这些国家进行掠夺、控制和剥削。

人们不禁要问:不结盟国家召开一次正常的会议,为何使得莫斯科如此神经紧张,焦躁不安?
苏联施展的种种压力究竟是为了什么?

勃列日涅夫本人曾在苏修二十五大上诡称,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政策是,“不为自己谋求任何好处,不争夺租让权,不谋取政治控制权,也不乞求军事基地”。
这些话说得娓娓动听,但是看看苏联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张称霸,千方百计攫取军事基地,肢解别国领土,干涉别国内政,其所作所为,对勃列日涅夫的漂亮话是无情的讽刺。
苏联现在对不结盟会议的种种表演,是霸权主义的新暴露。

不少外国的观察家们早就指出,“不结盟这个概念本身是不能与莫斯科的政治理论相协调的”。
新沙皇满脑子里想的是苏美两家争夺世界霸权,其它任何力量都必须纳入他的这个战略计划。
什么“不结盟”、“独立的非集团因素”,莫斯科压根就厌恶这种字眼。
所以苏修竟能出奇地蛮横到硬是要不结盟国家与它“结盟”的疯狂程度。
而且公开扬言谁要是坚持不结盟的方针,不同意投靠这个“天然盟友”,谁就是“分裂”,就是“反苏”,就是“破坏反帝运动队伍”,就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
总之,不结盟运动非得受苏联的“统帅”不可。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是克里姆林宫崇拜的逻辑。
因此,凡是有人一提到反对大国强权政治,反对大国霸权,莫斯科的新沙皇就会神经质地暴跳如雷,破口谩骂。
也好,新沙皇暴跳得愈欢,骂人愈凶狠,就愈会使人们看清:原来这个“不为自己谋求任何好处”的可爱“盟友”,什么也不想要,只要一件东西,那就是霸权,霸权,霸权。

苏联今年畜牧业状况很不妙-许多地方牲畜头数减少,饲料供应中断


文章说:苏联今年不少地方“在保证牲畜饲料方面出现中断现象,这样往往造成了产量不足。
例如,直到现在,卡卢加州、苏密州、莫吉廖夫州的一系列农庄、农场还没有克服牲畜产奶率下降的现象。
勃良斯克州、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基洛夫格勒州销售牲畜的重量标准明显变坏”。

文章承认,“斯摩棱斯克州、沃林州、阿克纠宾斯克州的相当大一部分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小牛犊的繁殖显著减少了,牛的头数减少了。
在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小羊羔的出生率降低,母羊的头数减少了”。
图拉州、萨拉托夫州、鄂木斯克州、波尔塔瓦州、文尼察州的许多农庄、农场没有“恢复猪的头数”。

文章在谈到牲畜饲料的准备工作时说,高尔基州、新西伯利亚州、加里宁州的一系列农庄、农场收割牧草速度“比去年同期慢得多”。
土库曼、亚美尼亚、诺夫哥罗德州、别尔哥罗德州“饲料收割机经常停顿”。

新沙皇侵略扩张到处碰壁


英国去年以来拦截二百多架苏联军用飞机

据新华社伦敦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三日电 英国国防大臣梅森八月十一日在英格兰巴恩斯利举行的一次会上说,英国空军战斗机去年和今年上半年拦截了靠近英国海岸上空的二百多架苏联军用飞机。

梅森说:“去年,我们拦截了一百二十五架苏联军用飞机,单是今年上半年,我们又拦截了约八十架。”
荷兰报纸谴责苏掠夺北海渔业资源

新华社布鲁塞尔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七日电 海牙消息:荷兰《电讯报》八月十七日刊登一篇报道,谴责苏联船队掠夺北海的渔业资源。

这篇题为《俄国人正在捞空北海》的报道说,俄国的现代化的捕鱼船近来加紧在北海靠近荷兰海岸的地区掠夺渔业资源。
和捕鱼船一起行动的还有海上鱼类加工船,以及军舰、潜艇等。
报道说,“在捕鱼的同时,这些俄国船只还从事间谍活动。”
报道说,俄国人用一种违反现行捕鱼限制规定的鱼网捕鱼,实际上将海里凡是有生命的东西捞劫一空,并且从海里捞走大量的幼鱼。

据荷兰农业和渔业部发言人说,事实上存在着限制捕鱼的国际协定,苏联“应该尊重国际规定”,在一定时期内不能捕捞某些种类的鱼。

报道还说,苏联在北海掠夺渔业资源激起了荷兰渔民的愤慨,他们对苏联船队的“粗暴行径怨声载道”。

瑞士逮捕一名为苏联进行间谍活动的高级军官

新华社日内瓦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七日电 瑞士司法和警察部八月十六日在伯尔尼宣布,一名为苏联进行间谍活动的瑞士高级军官已经被捕。

司法和警察部的公报说,根据联邦总检察长的命令,原瑞士防空部队首脑让—路易·让梅尔已经被捕。
公报说,去年年底退休的让梅尔把军事情报和文件交给苏联驻瑞士大使馆的人员。

让梅尔在退休以前,作为防空部队司令,曾是瑞士总参谋部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