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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同卡马总统和夫人来访的有：公共事务、新闻和广播部长克韦拉戈贝，总统常务秘书斯廷坎普，外事秘书蒂博内，财政和发展计划部常务秘书莫哈埃等。
中、博两国建交一年多以来，两国人民的友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今天，我国人民有机会接待卡马总统和夫人等博茨瓦纳贵宾，感到十分高兴。
为了迎接贵宾们的来访，首都群众在主要街道上空挂起了欢迎标语和彩旗，街道两旁高大建筑物上飘扬着一面面红旗。
在首都机场上，中、博两国国旗迎风招展，欢迎群众举的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卡马总统！”
“热烈欢迎博茨瓦纳贵宾！”
“坚决支持博茨瓦纳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
“中、博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岁！”
“第三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下午五时许，卡马总统和夫人等贵宾乘坐的专机在机坪上停落。
华国锋总理，外交部长乔冠华，交通部长叶飞，外经部副部长陈慕华，农林部副部长肖鹏，新华社负责人彭迪，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赵政一等，迎上前去同贵宾们热情握手。
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乐队奏博茨瓦纳国歌和中国国歌。
卡马总统由华国锋总理陪同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当卡马总统和夫人会见欢迎的群众时，人们挥动花束、彩带，少年儿童迎着贵宾欢乐起舞，场上鼓乐齐鸣。
首都男女民兵持枪列队向卡马总统和夫人致敬。
卡马总统不断向群众招手致意。
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到机场迎接贵宾。
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朱传贤专程前往深圳迎接卡马总统和夫人，并陪同贵宾从广州到达北京。
卡马总统和夫人今天途经广州时，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广州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焦林义，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梁秀珍，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孙亦武等前往迎送。
（附照片）
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塞雷茨·卡马和夫人，应我国政府的邀请前来进行正式访问，七月二十六日乘专机到达北京，在机场受到华国锋总理和数千名群众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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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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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沈阳部队军政干部学校遵照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和“教育要革命”的指示，组织军事、政治、参谋、后勤等几个学员队，分别到大连红旗造船厂、营口县水源公社、彰武县哈尔套公社、朝阳农学院等先进单位开门办学。
在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师生同学习、同批邓、同劳动的过程中开展社会调查，认真学习人民群众同走资派作斗争的丰富经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加深对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理解，进一步认清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提高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这次开门办学所去的单位，都是全国和全省著名的先进单位，中央和地方报刊多次介绍过他们的经验。
通过深入广泛的调查访问，干校的同志们发现，这些先进单位的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都是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同党内资产阶级这个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革命对象、斗争对象作长期的、反复的斗争斗出来的。
这使军政干校的广大教员、学员和干部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教育，更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他们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
只有象这些先进单位那样，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才能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保持清醒的头脑。
否则，丢掉阶级斗争这个纲，看不到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就会头脑昏昏，麻木不仁，是非不辨，敌我不分，甚至堕落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对象、革命对象。
大家运用这些经验，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
许多同志对照这些经验，研究如何使部队各项工作提起纲来的问题。
学员蒋传相在朝农学习期间，主动调查了本单位今年退伍回朝阳的六名战士的情况。
他把这些退伍回乡的战士同朝农培养出来的学生相比，找出了差距，分析了连队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提纲不够的原因，向党支部写信汇报了情况，提出了如何以阶级斗争为纲，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高度来教育战士的建议。
许多同志都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要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促进部队建设。
邓小平胡说什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一个物质基础”，反对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力图强化和扩大这些东西，以维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大官们”的利益，腐蚀人民群众和革命干部，扩大复辟势力。
通过深入调查了解，军政干校的同志们强烈地感到，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阶级实质及其危害认识深刻，对邓小平强化、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谬论和罪行深恶痛绝，自觉地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做到制度内的不扩大，制度外的不追求，合法不合理的也严格限制，坚决抵制和纠正不正之风。
红旗造船厂的广大干部，自觉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工人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侵蚀，他们不仅规定星期六为干部“法定”的劳动日，还把全厂干部分批组成“五·七”战斗队，每人每年集中劳动一个半月，在三同中同工人建立了新型的干群关系。
工人称赞他们既是工厂的管理者，又是劳动者。
哈尔套公社党委书记当了十五年县委书记后又下到公社当书记，他不计较职位高低，一直朝气蓬勃地战斗在抓革命、促生产的第一线。
农民大学生王贵彬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以后，立即向群众宣布自己带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约法三章”：请客不到、送礼不要、不搞特权，还特别要求同族、亲友不要向他“挖门子”、徇私情。
大家也看到有些本来出身很好，甚至给地主扛过大活的干部，由于长期脱离实际、脱离劳动、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利用职权搞特权，犯了走资派的错误，甚至成了吸工人、贫下中农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他们联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从路线斗争的高度，看清了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变的重要作用。
许多同志说，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坚持继续革命的实际行动；
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是走资派还在走的重要表现。
同志们认真回顾了我军官兵一致、上下一致、军民一致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增强了群众观点和劳动观点，决心以先进单位的革命干部为榜样，坚持继续革命，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带头人。
在整个开门办学期间，从学校的领导到各级干部和教员、学员，都把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作为重要的一课。
他们自觉地同人民群众比革命精神，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有的学员还针对原部队存在的问题，写信给党委提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建议和措施。
这些先进单位为什么在同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能那样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泰山压顶不弯腰、风吹浪打不动摇？
干校的同志在调查中了解到，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坚持认真看书学习，努力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
朝阳农学院诞生以来，党委带领革命师生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认清了无产阶级教育的目的，明确提出了“社来社去”的办学方向。
一九七二年社会上修正主义思潮的妖风邪气迎面扑来，攻击“社来社去”是“极左”，是“现在就要搞共产主义”。
一九七五年夏季前后，教育界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邓小平一伙又跳出来攻击“社来社去”“不培养干部”，只“培养工人、农民，这样学校就取消了”。
学院党委就带领革命师生和这些修正主义谬论对着干。
这些事实，使大家进一步看清了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对于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大大激发了干部、学员刻苦读书的自觉性。
在开门办学过程中，大家除认真阅读了统一规定的书籍外，还主动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师生举行学习讨论会，利用点滴时间读书。
这次开门办学也推动了学校的教育革命，学员们一致反映收获很大。
他们围绕着加深对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个重大理论问题的理解，共写出了八十多份调查报告和体会文章。
回校后，他们又专门集中时间，自下而上地总结交流了这方面的经验。
他们决心继续坚持教育革命的方向，到三大革命斗争实践中去开门办学，与广大工农兵实行三同，深入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建军路线，批判邓小平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破坏军队建设的谬论和罪行，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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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六日讯 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晚上会见了澳大利亚前总理、工党领袖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和夫人。
会见时，华国锋总理同惠特拉姆先生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费思fēn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负责人谢黎，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吴凡吾、唐闻生，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周秋野。
（附照片）
华国锋总理七月二十六日会见澳大利亚前总理、工党领袖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和夫人。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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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六日讯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一大批少数民族飞行员，迎着阶级斗争的风浪茁壮成长，驾驶战鹰飞上了祖国的万里蓝天。
目前，这批少数民族飞行员陆续走上战斗岗位。
他们有的驾驶歼击机，有的驾驶运输机，展翅飞翔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决心为保卫和建设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努力贡献力量。
空军部队的这批少数民族飞行员，是在批林批孔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来到航空学校学习飞行的。
他们当中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锡伯、门巴、藏、土、回、羌和蒙古等十个民族。
平均年龄二十岁。
其中柯尔克孜、锡伯、藏、门巴等，从此有了本民族的第一代飞行员。
两年前，人民空军从少数民族地区招收民族飞行员，从草原牧场到戈壁绿洲，从城镇的工厂、学校到高原的人民公社，各族人民闻讯奔走相告，把本民族最好的年青人选拔出来，载歌载舞，送去学习飞行本领。
他们激动地说：“旧社会，我们当牛做马；
新社会，我们上天开飞机，两个社会两重天。
感谢共产党，托福毛主席！”
这批少数民族飞行员参军前都是本民族的优秀青年，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小将。
他们入伍后，认真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积极批判修正主义，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断提高，成为学习的模范，批修的尖兵。
维吾尔族飞行员乌布里卡斯木参军后，认真读书学习，努力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被选为飞行大队党支部委员。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他读书的自觉性更高。
不久前，他代表少数民族飞行员出席了全空军召开的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深入批邓经验变流会，汇报了自己的学习体会，受到大家的称赞。
在学习期间，各民族飞行员亲密团结，互帮互学，提出了响亮的口号：决不让一个同志掉队！
他们激动地说：我们民族不同，语言不同，但是革命的目标相同。
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我们团结起来，去争取胜利。
作者：八三二一四部队党委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毛主席对“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的批判，和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对哥达纲领的批判一样，显示了革命导师捍卫马克思主义、捍卫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胆略和坚定的原则性。
一切新、老机会主义都是有其血缘关系的。
邓小平这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玩弄折中主义的诡辩手法，引用毛主席的指示而实际上阉割毛主席指示的革命灵魂，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
这种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行径并不是什么新发明。
只要把“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与当年拉萨尔机会主义的哥达纲领比较一下，就不难看出，它们的反动实质和使用的卑鄙手法是完全一致的。
恩格斯指出：“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三一页）。
因此，制定一个什么样的纲领，直接关系到革命运动的性质和前途。
机会主义者在提出他们纲领时惯用的一个手法，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东西加以歪曲和阉割，暗地里偷运他们修正主义的私货，从而达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目的。
哥达纲领和“三项指示为纲”的炮制出笼，都采用了这种偷梁换柱、鱼目混珠的手法。
在哥达纲领里，把国际章程中“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同上，第八页）篡改为“劳动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这样一来，就只攻击资本家阶级，而掩盖了土地所有者对劳动资料的垄断，从而把普鲁士贵族地主阶级排除在革命对象之外。
他们还把国际章程导言中“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同上，第一三页）篡改为“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抽掉阶级内容，用“劳动”取代“工人阶级”，使它变成含混不清，连地主、资产阶级都可以接受的东西。
拉萨尔主义分子就这样将《共产党宣言》、国际章程中科学社会主义的命题加以歪曲，使之完全改变了本意，变成了“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当加以批判的”（同上，第三一页）谬论。
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也是这样干的。
他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把安定团结、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平列起来，称之为“总纲”，这样就将毛主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科学论断完全否定了，也就从根本上歪曲了毛主席的指示。
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是无产阶级政党全部学说和全部策略的基础。
承认不承认阶级斗争，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斗争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
历史上的新老机会主义分子总是玩弄各种卑劣手法，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把这个理论基础抽掉。
哥达纲领就是这样，它避开创造财富的物质条件和生产资料所有制，抽象地空谈“劳动”，为资本主义雇佣剥削作辩护。
它鼓吹“铁的工资规律”，把这一规律看成是支配一切社会的永恒的“自然规律”，证明社会主义不能消除自然本身造成的贫困，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它掩盖国家的阶级实质，鼓吹建立“自由的人民国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鼓吹要依靠当时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以实现社会主义。
如此等等，要害就是对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
马克里恩格斯指出：“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
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
（同上，第三七四页）取消阶级斗争，也就是取消革命，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要害也是否定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
我们的安定团结是建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是以阶级斗争为前提的；
只有狠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才能实现安定团结。
邓小平只讲“安定团结”，不讲阶级斗争，实际是以“安定团结”之名，行反对“安定团结”之实。
同样，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也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搞好阶级斗争，端正政治方向。
否则，生产也好，现代化也好，都会走到邪路上去。
邓小平却鼓吹“四个现代化”就是一切，十分清楚，他要的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而绝不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毛主席指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
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的指示，击中了邓小平这个不肯改悔的定资派的要害，也说明只有坚持阶级斗争，我们的各项工作才有正确的方向。
当年哥达纲领出笼后，马克思就指出：“我的义务也不容许我即使只用外交式的沉默方法来承认一个我认为极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
（同上，第三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萨尔机会主义作了深入持久的批判，给拉萨尔机会主义以毁灭性的打击。
当前，我们要发扬革命导师的彻底批判精神，为保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从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把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和他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 深入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
===== 鱼水关系；
油水关系；
水火关系
作者：王凤举
单位：五二八七六部队
一位年逾六旬的老干部，最近在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时，回顾自己的教训，深有感触地说：“在和群众关系上，我经历了三个过程。
在战争年代，我生活在群众之中，与群众同吃一锅饭，同睡一条炕，同抽一袋烟，和群众是鱼水关系；
进城以后，官做大了，薪水高了，逐渐脱离了群众，变成了油水关系；
文化大革命前，我执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和群众对立起来了，成了水火关系。
文化大革命挽救了我，使我重新回到群众中来，我一定要牢记这个教训，永远把心和群众贴在一起，把汗和群众流在一起。”
（见六月二十二日新华社讯）这番肺腑之言，十分引入深思。
无产阶级革命干部和群众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马克思早在巴黎公社时期，就提出公社的领导干部应成为“社会公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四一二页）。
毛主席也一贯提倡：“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这是因为，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广大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
干部，作为人民群众的一分子，同群众一样，既是国家的主人翁，又是普通的劳动者。
所不同的，只是由于革命分工不一样，要求干部多做一些工作，多为人民负一些责任罢了。
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干部，来自群众，为了群众，一刻也离不开群众，他和群众的关系，应该如鱼和水的关系一样。
在战争年代，许多干部自觉地实践革命导师的教导，与群众“同吃一锅饭，同睡一条炕，同抽一袋烟”，与群众同甘共苦，休戚与共，这种血肉相连的鱼水关系，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可贵的阶级本色，也是在战争年代克敌制胜的一个传家宝。
今后，我们要保证党和国家永不改变颜色，同样要继续保持这种鱼水关系。
千百年来，剥削阶级为了巩固他们对人民群众的反动统治，从来都是把“官贵民贱”、“上尊下卑”当作神圣的信条，把剥削和压迫人民当作天经地义，他们与群众的关系必然是水火不相容的。
问题是我们革命队伍中，不可避免地也有人会沾染上剥削阶级的陈规恶习。
象邓小平这样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官做大了，要保护修正主义大官们的利益，不愿和普通劳动者划等号，对群众实行“管、卡、压”，以至“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
他们与群众的关系就变成了水火关系，也就是剥削阶级对群众的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因而最后必然要成为革命对象、斗争对象，被革命人民所打倒。
这里，还要引起注意的是那种油水关系。
表面上似乎同群众在一起，实际是高踞于群众之上，如油浮水，貌合神离。
这样的同志有时也到群众中去，但是身在群众之中，心却在群众之外，思想感情上和群众有隔膜。
他们有时也和群众谈谈话，因为思想感情和群众有距离，并不能了解群众的真实思想，也听不到群众的呼声。
这种油水关系如果发展下去，也就会变成水火关系。
毛主席在关于社教运动的批示中指出：“管理也是社教。
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干部一定要和普通劳动者划等号，要深入到车间班组、田头地边、训练现场去，虚心拜群众为师，同群众一起劳动，一起参加三大革命的斗争实践。
当你切实做到了身不离劳动，把汗和群众流在一起，你就一定能真正掌握群众的脉搏，把心和群众贴在一起。
也只有这样，才能永远同群众保持鱼水一般的关系，并从中获得无穷无尽的力量，永葆革命的青春。
作者：五一二医院理论小组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不斗争就不能进步。”
“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深刻地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地总结了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是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的强大思想武器。
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
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
原始社会解体以后的人类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无产阶级从一诞生，就同资产阶级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正是这种斗争，才造成了资本主义的灭亡，社会主义的胜利。
几十年来，我国革命的胜利是怎样得来的？
是通过斗争而得来的。
正是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浴血奋战，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打垮了蒋家王朝，推翻了三座大山，才斗出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
解放二十多年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发展也是斗出来的。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更是斗争的十年。
走资派不斗不垮，革命胜利不斗不来。
反动的、腐朽的东西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加速它的灭亡；
革命的、新生的事物也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发展、壮大。
“不斗争就不能进步”，这是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
辩证唯物主义者是革命的能动论者，它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不但承认事物有着自身的客观规律，而且承认人可以认识规律，运用规律，去加速客观事物的发展。
客观事物都存在着矛盾，矛盾的对立双方可以互相转化，但这个转化需要有一定的条件。
毛主席指出：“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经过斗争，创造条件，使事物向着前进的、有利于革命的方面转化，而不要向着相反的方向转化。
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中，我们懂得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这种资产阶级法权是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弊病，是产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
认识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但是不是够了呢？
完全不够。
更重要的是在认识资产阶级法权的危害以后，要用实际行动去限制它，并积极创造条件，逐步把它消灭。
学习了毛主席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我们懂得党内存在着资产阶级；
党内的资产阶级，特别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搞资本主义、搞修正主义，比资本家更凶，是最危险的。
认识以后，我们就应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积极地和走资派斗争，揭露他们的错误，批判他们的谬论，把他们当反面教员来教育群众。
这样，党内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就不可能在全党居于统治地位，我们党就能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不断前进。
相反，如果不去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对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不揭露、不批判，他们就会逐渐得势，最后，党就可能变修，国就可能变质。
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
一切反动的剥削阶级和复辟势力，最害怕这个斗争哲学。
因为斗争的结果，必然是他们失败。
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度都是个“庞然大物”，但是，广大群众起来一斗争，揭露他们修正主义的真面目，立刻就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宣告垮台。
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革命斗争是最有意义的事情，也是最大的快乐。
如果厌倦斗争，把斗争当作是一种烦恼，就会厌倦革命，最后就可能滑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
毛主席指出：“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
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
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
总还是要革命的。”
历史上的一切剥削阶级，它们一度也曾经是革命的。
但是，一旦夺取政权，建立了本阶级的政治统治，就失去了原有的革命性。
它们的地位也来了一个转化，由原来革命的阶级变成反动的阶级，最后被其他的革命阶级所推翻。
无产阶级则不同，它在夺取政权以后，仍坚持斗争，坚持继续革命，一直要到阶级最后消灭。
无产阶级的彻底的革命性也就表现在这里。
资产阶级民主派为什么会变成党内的走资派，就是因为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停止了革命斗争，由原来革命斗争的参加者变成革命斗争的反对者。
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以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任何时候都要坚持革命，坚持斗争，和资产阶级斗，和修正主义斗，和党内的走资派斗，一直要斗到阶级彻底消灭，斗到共产主义最后实现。
作者：赵磊
单位：海军某部电话台
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走资派还在走。”
毛主席的指示阐明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点对象，是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
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有它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条件。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就是党内资产阶级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经济基础。
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一○页）资产阶级法权就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旧社会的痕迹，在这个旧社会的痕迹最后铲除以前，必然会产生党内的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剥削者的贪婪的心理来看待革命的胜利。
他们认为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应该轮到他们了。
他们做了大官，就利用手中的权力，在政治上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在经济上为自己聚敛财富。
他们有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又有服务员，仍不满足，还要用非法的手段，吞噬社会主义的财产和工人、贫下中农的劳动果实。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二六三页）。
资本家的唯一目的就是增殖资本。
他们用榨取来的剩余价值，不断增加资本的积累。
党内的走资派则通过强化、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榨取更多的财富，以追求更大的私利。
他们都是吸工人血的，都是革命的对象，斗争的对象。
党内的走资派为了强化、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人为地制造领导干部与普通劳动者之间的对立，反对领导干部与普通劳动者划等号，用“管、卡、压”等无形的皮鞭压迫工人，使社会主义社会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平等的同志的关系变成为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在分配方面，他们大搞物质刺激、奖金挂帅，扩大分配上的等级差别，制造贫富分化。
他们还企图用公有制的躯壳作掩护，改变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使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企业变成为由走资派控制的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企业。
他们把大搞物质刺激说成是关心人民生活，其实这完全是坑害劳动人民，是妄图用金钱、商品作诱饵，把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引上资本主义的邪路。
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但它并不是共产主义的东西，迟早是要取消的。
强化、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实际就是要在工人、贫下中农的脖子上重新套上旧社会的铁索链，让资产阶级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列宁指出：“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是资产阶级革命不过分坚决地扫除旧制度的一切残余，而留下其中的某一些”（《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五四一页）。
社会主义社会兼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经济结构的特征。
竭力保留、扩大资本主义的因素，让资本主义因素吃掉共产主义因素，这是党内走资派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手段，而强化、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又是其中的重要方面。
解放以来，我们党采取许多措施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每个措施都遭到党内走资派的抵抗和反对。
他们象保护命根子那样地保护旧社会的这块地基。
他们懂得，只要这块地基存在，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就会不断地产生出来，他们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就有社会基础，复辟资本主义就有现实的可能。
因此，我们每个无产阶级革命干部一定要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但要看到它存在的不可避免性，更要看到它将来被消灭的必然性，绝不能去欣赏它、追求它。
要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自觉战士，并为逐步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积极创造条件。
作者：闻军
栏目：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茁壮成长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我国工人阶级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斗号令，登上了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的政治舞台，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把教育大权夺回到了自己的手里。
这一伟大的革命创举，揭开了我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新篇章。
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一开始就给予热情的支持和巨大的关怀。
毛主席指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八年来，进驻学校的工宣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以阶级斗争为纲，领导教育，改造学校，斗资产阶级，批修正主义，战胜了阵阵妖风恶浪，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现在，教育革命的鲜花竞放，新生事物茁壮成长，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进一步建立和巩固，学校正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教育战线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到处是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
但是，资产阶级并不甘心失去他们的“世袭领地”，时刻梦想复辟。
工人阶级从进入学校的第一天起，就同他们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对工人阶级更是充满仇恨，胡说什么“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散布要由“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的谬论，妄图取消工人阶级的领导。
“不斗争就不能进步。”
进驻学校的工人阶级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带领广大师生与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在斗争中赢得了胜利，进一步巩固了工人阶级在教育阵地上的领导地位。
工人阶级占领和改造学校虽然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走资派还在走”，教育阵地上占领与反占领、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将是长期的，激烈的。
战斗在教育战线上的工人阶级，决心发扬“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革命精神，与党内资产阶级斗到底，为进一步搞好教育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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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副书记张光明同志，是“七·二七”进驻清华大学的老工宣队员，一九六九年来到北大哲学系。
他八年如一日，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牢记党的基本路线，为占领和改造教育阵地，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同党内资产阶级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他的斗争精神，受到了全校师生员工的赞扬。
去年夏季前后，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带头刮起右倾翻案风。
一时间奇谈怪论满天飞，叫嚷什么这也不好，那也不行，“就是要扭”；
鼓吹学校要由“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
听到这些胡说八道，张光明同志憋了一肚子气。
他把系里的工宣队员召集在一起，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论述，辨别风向，统一认识。
他对同志们说：“不管是谁，只要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要顶，就要斗，就要批判。”
他和吕增禄同志把大家的想法向学校党委作了汇报，党委给他们很大的支持，更增添了他们斗争的勇气和胜利的信心。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在教室、厕所，甚至在系革委会办公室的墙壁上写标语、画漫画，对张光明同志进行人身攻击。
张光明同志清楚地知道，资产阶级的谩骂，决不是对他个人的，而是为了取消工人阶级对学校的领导。
面对这些见不得人的流氓手段，张光明同志不畏惧，不退缩，更加坚定地进行战斗。
和党内走资派斗争，单靠几个人是不行的，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
在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的时候，张光明同志深入到群众中间，教育师生辨风向，顶逆流。
他经常和同志们谈心，热情支持群众反潮流的革命精神。
他还利用小组会、干部会、团员会、教员会等各种方式，大讲阶级斗争，大摆大好形势，揭穿那些奇谈怪论，提高了广大师生的识别能力，增强了同右倾翻案风对着干的决心。
毛主席发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号令后，张光明同志更加朝气蓬勃地投入了战斗。
几个月来，在学校党委和系党总支的领导下，他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在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勇猛冲杀，发挥作用，经受锻炼。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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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党总支副书记张华秀同志，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工人。
他怀着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心愿，进驻了北师大。
去年春天，张师傅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决支持群众“学朝农，迈大步”，到农村开门办学的革命要求，同广大师生一起到了农村。
正当张师傅带领广大师生把教学活动同火热的三大革命紧密结合，越干越有劲头，越干方向越明的时候，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也吹到了他们的“办学点”。
什么“开门办学不学理论”，“只是实践——实践——实践”，“教学质量降低了”，等等，一时妖风四起，甚嚣尘上。
张师傅听到这些奇谈怪论，一连几夜都没有睡好觉。
他重温了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教导，回顾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历程，深深感到，实行开门办学，坚持“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而这股妖风就是要刮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刮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他当即建议召开支委会，学习毛主席指示，分析形势，从路线上分清是非。
在支委会上，张师傅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怀着满腔无产阶级义愤说：“他们这一套，全是对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的，我们要坚决顶住。
我们一定要为毛主席争气，坚持教育革命的方向。”
张师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当时有人说：“你们在农村开门办学，一浪费人力，二浪费物力，三降低教学质量，该回头了！”
面对这种情况，张师傅不但没有动摇，相反更增强了他开门办学的信心。
为了顶住这些攻击，他建议请当地党组织和贫下中农给师生作报告，从中吸取力量。
广大贫下中农异口同声地说：“你们把大学办到我们家门口，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大方向没有错，我们举双手赞成，坚决支持！”
广大贫下中农对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的热情赞扬，更加激励着张师傅带领广大师生去顶妖风、战恶浪。
广大师生也从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大家坚定地说：“我们没有错！
毛主席指出的道路我们走定了！”
就这样，排除了前进中的干扰，教育革命加快了步伐。
由于张师傅在斗争的关键时刻很好地发挥了带头作用，师生们开门办学的道路越走越坚定。
他们豪迈地提出同广大贫下中农一道，争取“把昌平县建成大寨县”，作为带动教学的战斗任务，决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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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五·七”公社党委副书记、工宣队员杨凤鸣同志被“五·七”公社的工人和革命师生夸为“我们群众的贴心人”。
老杨在一九六七年就作为工人代表参加同济大学“五·七”公社的教育革命了，担任了领导职务以后，他总是告诫自己，地位变了，同群众的鱼水关系不能变，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永远不脱离集体生产劳动。
他对自己参加劳动，是有规定又没有规定的，每星期四同师生、职工一起劳动或回原单位劳动，这是有规定的；
他到工地上的教学班去，只要师生在劳动，他就一起参加，这是没有规定的。
他说：“毛主席说：‘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
’一个干部不劳动，就不知道工人的疾苦，同工人就没有共同语言，思想上的变，也往往从这里开始。”
老杨关心群众比关心自己为重。
他的腰部受过伤，经常酸痛，在各个教学点一天跑到晚，累得直不起腰，他总是说，腰痛睡一晚就好了，不下去是不行的。
有一次，他的家属和孩子发高烧到四十度，来电话要他陪送去医院，而他因与班组学员已有约定，就让家里克服困难，自己跑到班组里去了。
有件更使人感动的事被争相传颂着：一个学农的学员被狗咬了一口，作为学农总指挥的老杨，立即和几位负责同志赶去探望。
三辆自行车载着四个人，老杨后面带着一位不会骑车的医生。
当时伸手不见五指，道路高低不平，就靠手电筒引路。
突然前面骑车的同志一个急刹车，后面的老杨和医生都从车上摔了下来，老杨的脚骨折了，他忍着剧痛，继续把医生载到病员那里。
在灯光下，大家看到老杨的脚肿得非常厉害，但他根本不管自己，只说“不要紧，不要紧”。
回来的路上，老杨考虑到另两个同志车技不很好，还坚持由自己把医生带回到指挥部。
隔了一天，老杨的脚更肿了，上了石膏，医生指定要他休息，他却要求在指挥部坐着工作。
后来，学校派车子硬把他接回学校休息，而他却在规定拆石膏前的一个月已把石膏锯开，一拐一拐又到群众中去了……。
在批邓斗争中，杨凤鸣带头认真学，深入批，同工人、师生一起狠批邓小平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谬论，决心更好地深入群众，当群众的小学生，做群众的贴心人，以实际行动同邓小平对着干！
（据《文汇报》）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五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今天下午会见了即将离任的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驻中国大使艾·乌·梅内亚。
会见时，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副司长林兆南、礼宾司副司长傅顺和在座。
新华社上海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六日电 朝鲜人民军协奏团今天晚上在上海首次演出大型革命歌剧《党的好女儿》，受到一万多名工农兵观众的热烈欢迎。
今晚的演出在文化广场举行。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上海部队负责人刘文学、康庄、程英、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陈士法、申元军、胡开德观看了演出，并在演出前会见了金应道团长和协奏团其他领导同志，同他们进行了十分亲切友好的谈话。
观看演出的还有各有关方面负责人，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和文艺工作者的代表。
上海观众为能看到这一大型革命歌剧感到非常高兴。
朝鲜艺术家的精彩演出，受到工农兵观众的热情赞扬，场内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演出结束时，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同志走上舞台，同演员们亲切握手，热烈祝贺演出成功，并向他们赠送了花篮。
朝鲜人民军协奏团是二十四日乘专车从广州到达上海的。
朝鲜战友在车站上受到上海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上海部队负责人，有关方面负责人，以及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文艺工作者的代表和一千多名群众的热烈欢迎。
当天晚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上海部队举行宴会，热烈欢迎朝鲜战友。
据新华社桑给巴尔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五日电 由孙健副总理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在坦桑尼亚第二副总统兼总理卡瓦瓦、外交部长卡杜马和坦桑尼亚朴中国大使卢辛德的陪同下，七月二十四日乘专机到坦桑尼亚桑给巴尔进行访问。
到机场欢迎孙健副总理及其一行的有：坦桑尼亚第一副总统、桑给巴尔革命委员会主席琼布，非洲设拉子党总书记孔博和一些高级官员。
中国驻桑给巴尔领事刘胥吉、在桑给巴尔工作的中国专家代表和一些国家驻桑给巴尔的外交官员也到机场迎接。
从机场到国家大厦沿途，数千名群众向中国客人热情欢呼和挥手致意。
孙健副总理及其一行由第一副总统琼布和第二副总统卡瓦瓦陪同参观了农具修配厂、印刷厂、家具厂等中国援建的一些工厂。
当天晚上，琼布第一副总统在人民官设宴招待中国代表团。
琼布在宴会上讲话时高度赞扬了中国和坦桑尼亚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与合作。
他说：坦赞铁路的建成是“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合作的又一伟大胜利”，“是对帝国主义者、剥削者和那些企图统治世界并预言这一工程将失败的人们的一个沉重打击”。
孙健副总理在讲话中说：“中坦人民是兄弟，是战友。
我们热烈欢呼中坦友谊的不断发展。
坦桑尼亚人民可以相信，在今后的岁月里，在反帝、反殖、反对霸权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在建设自己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事业中，中国人民将永远同你们相互支持，携手前进。”
宴会前，琼布第一副总统和卡瓦瓦第二副总统同孙健副总理在战斗团结和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了会谈。
二十五日上午，中国政府代表团结束了对桑给巴尔的访问，在卡瓦瓦第二副总统的陪同下前往坦桑尼亚的阿鲁沙访问。
第一副总统琼布、外交部长卡杜马和非洲设拉子党总书记孔博等到机场欢送。
元谋猿人牙齿化石是于一九六五年五月一日在云南省元谋县发现的。
此后，地质力学研究所在有关单位配合下，依靠当地贫下中农，对元谋猿人化石地层和第四纪冰川地质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工作。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他们终于在最近测定出了元谋猿人化石和元谋组地层的年龄。
在这同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云南省博物馆也在这个地区挖掘出了旧石器和用火灰烬，进一步证实了元谋猿人的活动。
经过对比分析，我国科学工作者确定元谋猿人的年龄比北京猿人和蓝田猿人要早一百多万年。
传统观点认为，地球地质史上的第四纪只有一百万年，甚至更短。
一些外国“权威”抱着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观点，竭力否定中国第四纪存在冰川活动的事实。
我国科学家李四光生前在这方面做了艰苦细致的研究工作，掌握了大量确凿的科学调查材料，终于确定了中国冰川的存在。
我国科学工作者这次在对含元谋猿人化石地层的研究过程中还发现，元谋盆地在第四纪地质历史时期内有过多次冰川活动。
特别有意义的是，在元谋组地层下面找到了冰川遗迹，从而确定了三百多万年以前我国有过冰川活动，并定名为“龙川冰期”。
这是我国第四纪地质上的新发现。
这项发现，为今后研究我国第四纪地质开辟了新的途径，也为在自然科学领域内批判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提供了新的事实。
栏目：国际资料
农牧业是博茨瓦纳国民经济的支柱，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口直接从事农牧业生产，养牛业占有重要地位，主要农作物有玉米、高粱、小米、豆类等。
工业以畜牧产品加工业为主。
博茨瓦纳还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博茨瓦纳中部的奥拉帕钻石矿为世界最大的钻石矿之一。
此外，还有煤矿和碱盐矿等。
博茨瓦纳独立后，十分重视发展民族经济，独立十年来，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三倍，牛从九十万头发展到三百万头以上。
博茨瓦纳对外奉行不结盟政策，反帝、反殖、反对种族主义，努力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博茨瓦纳虽然处于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包围和威胁之中，但能不畏强暴，坚持原则，支持南部非洲人民的解放斗争。
中国和博茨瓦纳同属第三世界，一九七五年一月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一年多来，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相互了解不断加深。
（据新华社）（附地图）
斯里兰卡总理等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科伦坡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三日电 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七月十二日到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斯里兰卡一些高级军政官员、群众团体负责人以及华侨代表，一些国家外交使节也前往吊唁。
锡兰共产党总书记桑穆加塔桑、斯里兰卡共产党（马列）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纳敦格，也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锡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斯里兰卡共产党（马列）中央委员会献了花圈。
尼泊尔首相等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加德满都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二日电 尼泊尔首相图尔西·吉里七月十一日到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到中国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的还有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拉特纳·巴哈杜尔·比斯塔，全国评议会议长拉姆·哈里·夏尔马和一些大臣，国务会议常务委员会主席贝达南达·杰哈，前首相基尔提·尼迪·比斯塔、苏里雅·巴哈杜尔·塔帕、孔·英·辛格、坦卡·普拉萨德·阿查里雅，尼尔·沙姆谢尔·拉纳元帅，陆军总参谋长古纳·沙姆谢尔·拉纳以及王宫和政府其他高级官员、一些群众团体负责人、各界友好和知名人士、华侨、一些国家驻尼泊尔外交使节。
马来西亚总理等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三日讯 吉隆坡消息：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奥恩七月十日到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到中国大使馆吊唁的还有马来西亚上议院议长翁毓麟、外交部官员、国会议员、各界友好人士以及许多国家驻马来西亚的外交使节。
土耳其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安卡拉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二日电 土耳其总统府秘书长福阿特·拜校莫卢七月十二日到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代表法赫里·科鲁蒂尔克总统，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到中国大使馆吊唁的还有土耳其外交部长伊赫桑·萨布里·查拉扬吉尔、其他官员和武装部队代表以及各国驻土耳其的外交使节。
博茨瓦纳副总统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哈博罗内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二日电 博茨瓦纳副总统马西莱代表博茨瓦纳总统卡马、博茨瓦纳政府和人民，七月十二日到中国驻傅茨瓦纳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到中国大使馆吊唁的还有博茨瓦纳政府一些部长、警察总长赫希菲尔德和其他高级官员，以及一些国家驻博茨瓦纳的外交使节。
冈比亚代总统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三日讯 班珠尔消息：冈比亚代总统卡马拉七月十二日上午到中国驻冈比亚大使馆，对朱德委员长逝世表示哀悼。
前往中国大使馆吊唁的还有总统府代理秘书长索塞，各界友好人士以及各国驻冈比亚外交使节和一些国际组织的代表。
毛里求斯友好人士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七日讯 路易港消息：七月十日，有二百多人到中国驻毛里求斯大使馆，沉痛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到大使馆吊唁的有毛里求斯—中国友好协会主席、各国驻毛里求斯外交使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毛里求斯代表以及华侨等。
赤道几内亚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七日讯 马拉博消息：赤道几内亚外交和各国人民友好部部长恩圭马·埃索诺和这个部的秘书长翁多·阿西，七月十二日到中国驻赤道几内亚大使馆，代表赤道几内亚总统马西埃和政府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一些国家驻赤道几内亚的外交使节也前往吊唁。
喀麦隆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雅温得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三日电 喀麦隆外交部亚非司司长艾蒂安·埃莱赫·埃莱七月十二日到中国驻喀麦随大使馆，代表喀麦隆外交部长对朱德委员长逝世表示沉痛哀悼。
同一天，各国驻喀麦隆的外交使节也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多哥友好人士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洛美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六日电 多哥—中国友好协会主席埃索·多戈姆萨·比雷冈和协会的其他负责人，七月十二日到中国驻多哥大使馆，对朱德委员长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同一天，一些国家驻多哥的外交使节也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贝宁高级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四日讯 科托努消息：贝宁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韦梅省省长卡波希希·格朗蒂安，贝宁政府一些部长和其他官员，七月十三日到中国驻贝宁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并且以贝宁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国民议会和革命军事政府的名义献了花圈。
七月十一日以来，一些国家驻贝宁的外交使节也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三日讯 西班牙港消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外交部长卡思伯特·约瑟夫七月十二日到中国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到中国大使馆吊唁的还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外交部常务次官尤斯塔斯·塞诺雷特等政府官员和一些友好人士。
各国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外交使节以及一些华侨也到大使馆吊唁。
加纳军政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阿克拉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二日电 加纳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武装部队空军司令查尔斯·博索莱尔和政府一些官员，七月十二日到中国驻加纳大使馆，对朱德委员长逝世表示哀悼。
前往吊唁的还有加纳友好人士、各国驻加纳外交使节和一些华侨。
乌干达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坎帕拉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二日电 乌干达代外交部长马提亚·卢贝加七月十二日到中国驻乌干达大使馆，代表乌干达政府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到中国大使馆吊唁的还有一些乌干达友好人士、各国驻乌干达外交使节和华侨。
几内亚比绍议长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比绍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二日电 几内亚比绍全国人民议会议长若奥·贝尔纳多·维埃拉、第一副议长保罗·科雷亚和第二副议长卡尔门·佩雷拉，七月十二日前往中国驻几内亚比绍大使馆，对朱德委员长逝世表示哀悼。
到中国大使馆吊唁的还有几内亚比绍政府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员、各界友好人士以及一些国家驻几内亚比绍的外交使节。
摩洛哥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拉巴特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二日电 摩洛哥外交部亚非司司长穆罕默德·比斯比斯和礼宾司司长奥马尔·本·沙克隆以及摩洛哥各界友好人士，七月十二日前往中国驻摩洛哥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各国驻摩洛哥外交使节也前往吊唁。
肯尼亚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内罗毕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三日电 肯尼亚外交部亚洲和澳大利亚事务司司长恩迪西七月十二日到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前往吊唁的还有各国驻肯尼亚的外交使节、联合国驻肯尼亚专门机构的代表和华侨代表。
瑞典官员等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二日电 瑞典劳工大臣英厄蒙德·本特松和海军司令本格特·隆德瓦尔海军中将七月十二日分别代表瑞典政府和瑞典武装部队到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前往中国大使馆吊唁的还有瑞典交通大臣本特·诺林等。
瑞典共产党国际书记克里斯特·隆德格伦，火炬社主席汉斯·荣松，红色青年主席罗尼·舒勒尔以及瑞中友联主席克里斯特·利奥波德；
副主席托布耶恩·维克兰德也前往使馆吊唁。
前往吊唁的还有瑞典各界友好人士、各国驻瑞典的外交使节、一些驻瑞典的解放组织代表和华侨。
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和美国各界人士到我代表团驻地吊唁
新华社联合国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二日电 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和联合国秘书长，美国各界友好人士和旅美台湾同胞和华侨七月十一日和十二日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悼念朱德委员长逝世。
前往吊唁的有呵尔巴尼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罗马尼亚、巴基斯坦等近九十个国家的代表、观察员或其他外交官员。
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副秘书长罗伯托·盖耶以及联合国秘书处其他高级官员也前往吊唁。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意大利常驻联合国代表皮埃罗·芬奇，肯尼亚外交部长穆尼瓦·韦亚基，毛里求斯外交部长哈罗德·爱·沃尔特，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代表在最近几天举行的安理会会议上对朱德委员长逝世表示了哀悼。
前往吊唁的还有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外交和新闻部长若泽·拉莫斯·奥尔塔，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西南非洲民族联盟等民族解放运动组织的代表。
美国十月同盟（马列）、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等许多团体组织以及各界友好人士还纷纷发来唁电和唁函，并送了花圈。
美中人民友好协会主席韩丁等到中国代表团驻地吊唁。
曾经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到中国解放区访问过的海伦·福斯特·斯诺女士绝康克清同志写了慰问信。
前往吊唁的还有美籍学者李政道、吴健雄和王浩，前政协代表缪云台，李宗仁先生的儿子李幼邻，李济琛先生的女儿李筱梅以及叶南，李顾鸿，梅子强，黄于燕，梅贻琦夫人韩咏华等。
不少旅美台湾同胞和华侨代表从外地赶到纽约，悼念朱德委员长逝世。
联合国总部在七月八日和十一日下半旗志哀。
牙买加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三日讯 金斯敦消息：牙买加外交部长达德利·汤普森七月十二日到中国驻牙买加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到中国大使馆吊唁的还有财政部政务次官莫里斯·坦和其他政府官员。
牙买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协会主席吉米·洛、牙买加其他友好人士和华侨代表也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前往吊唁的还有各国驻牙买加的外交使节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牙买加的常驻代表。
加拿大议长等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渥太华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二日电 加拿大参议院议长雷诺·拉普安特七月十二日到中国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前往中国大使馆吊唁的还有加拿大总督的代表罗特比尼埃，政府一些部长和国会议员。
加拿大友好人士文幼章、林达光，白求恩纪念委员会执行委员温德尔·麦克洛德，渥太华、蒙特利尔、多伦多加中友协的领导人，金融和工、商界著名人士以及华侨代表也到中国大使馆对朱德委员长表示悼念。
各国驻加拿大使节也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同一天，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副总督和总理的代表以及这个省的各界友好人士一百七十多人，到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议长等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七日讯 圣多美消息：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人民议会议长、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解放运动副总书记、外交部长莱昂内尔·马里奥·达尔瓦，人民议会副议长吉列尔梅·内托以及其他高级官员，七月十日到中国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委内瑞拉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加拉加斯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二日电 委内瑞拉国民议会礼宾司司长奥马尔·佩雷斯·耶佩斯、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曼努埃尔·比利亚努埃瓦七月九日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委内瑞拉—中国友好协会负责人、各国驻委内瑞拉外交使节以及华侨代表也前往吊唁。
智利官员等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圣地亚哥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二日电 智利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马里奥·席尔瓦·孔查七月十二日到中国驻智利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一些智利友好人士、一些国家驻智利的外交使节和华侨代表也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芬兰议长等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赫尔辛基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二日电 芬兰议会议长维科·海勒七月十二日到中国驻芬兰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芬兰总统乌尔霍·吉科宁的第一副官博·克伦贝格代表总统前往大使馆表示哀悼。
到大使馆吊唁的还有芬兰政府一些部长和其他政府官员。
各国驻芬兰的外交使节也到大使馆表示悼念。
到中国大使馆吊唁的还有芬兰—中国协会主席乌尔霍·卡赫宁和芬兰马列主义小组的负责人。
阿根廷官员等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三日讯 布宜诺斯艾利斯消息：阿根廷一些政府官员、军方和友好人士七月十二日到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到中国大使馆吊唁的有：阿根廷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拉戈里奥、亚洲和大洋洲司代理司长弗拉瓜斯，空军总司令的代表贝加少校，心外科专家利奥塔以及其他阿根廷朋友。
一些国家驻阿根廷的外交使节和华侨也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荷兰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三日讯 海牙消息：荷兰皇室典礼官范林登、副首相范·阿赫特等七月十二日到中国驻荷兰大使馆悼念朱德委员长逝世。
许多国家驻荷兰的外交使节和华侨代表也前往吊唁。
澳大利亚总理等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堪培拉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三日电 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七月十三日到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到中国大使馆吊唁的还有澳大利亚政府的一些部长。
澳大利亚总督约翰·克尔爵士的代表、总督秘书史密斯也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席希尔七月八日到中国大使馆，对朱德同志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到中国大使馆吊唁的还有澳大利亚—中国协会代理全国书记林迪·德克尔小姐和澳大利亚各界人士。
各国驻澳大利亚外交使节也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巴西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三日讯 巴西利亚消息：巴西外交部长代表若奥·奥古斯托七月九日到中国驻巴西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一些国家驻巴西的外交使节也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奥地利官员等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维也纳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二日电 奥地利政府官员和各界友好人士分别于七月十一日和十二日到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前往中国大使馆吊唁的有奥地利总统基希施莱格的代表、总统府办公厅主任魏斯，奥地利总理克赖斯基的代表伊勒施，联邦议会议长施魏格尔，副议长沙姆贝克和斯科托恩以及其他高级军政官员。
前往吊唁的还有奥地利革命工人联合会（马列）主席尤哈和维也纳共产主义联盟的代表。
奥地利社会党议会党团主席菲舍尔，奥地利中国研究会的代表也前往中国大使馆吊唁。
前往吊唁的还有许多国家驻奥地利的外交使节和旅居奥地利的华侨。
西班牙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马德里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二日电 西班牙外交大臣的代表、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埃米略·潘·德索拉卢塞—奥尔莫斯，七月十二日到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悼念朱德委员长逝世。
西班牙各界友好人士、一些国家驻西班牙的外交使节和华侨也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东德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柏林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二日电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团主席、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格拉尔德·戈丁、外交部副部长库特·尼尔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七月十二日到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哀悼朱德委员长逝世。
到中国大使馆吊唁的还有各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使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以及华侨。
保加利亚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索非亚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二日电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弗·鲍内夫、国务委员会副主席米·格里戈罗夫、部长会议副主席马·达科夫、国民议会副主席尼·格奥尔基耶夫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七月九日到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吊唁朱德委员长逝世。
到使馆吊唁的还有许多国家驻保加利亚的外交使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