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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麦为主的夏粮，在全国粮食生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夏粮作物连年丰收。
今年，二十四个生产夏粮的省、市、自治区，除少数因灾平产或略有减产以外，大多数都比去年增产。
其中，北京、上海、山东、河南、辽宁、江苏、湖南、浙江、贵州、新疆等省、市、自治区，夏粮的总产量比去年增长幅度较大。
北京市郊区三百六十多万亩以小麦为主的夏粮作物，平均亩产达到四百多斤，一季超过了《纲要》。
上海市郊区的小麦、大麦、元麦平均亩产比去年增长三成以上。
山东省六千万亩小麦的平均亩产和总产量，分别比去年增长一点七成和二成以上，比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分别增长一点二倍和一点三倍。
原来不少高产的地区，今年夏粮继续大幅度增产；
夏粮平均亩产一季达《纲要》、过“黄河”的县成批涌现，平均亩产过“长江”、超千斤的社队也越来越多。
河南省新乡地区近五百万亩小麦，今年平均亩产超过五百斤，一季过了“黄河”。
去年小麦平均亩产过《纲要》的河北省石家庄地区，今年小麦总产量又比去年增长一成以上，再创历史新纪录。
山东省潍坊、烟台、济宁三市郊区和河南省温县，今年小麦平均亩产都在七百斤以上。
原来一些低产的地区，近几年也大步赶了上来。
安徽省淮北平原历史上著名低产的二十个县，今年县县增产，社社丰收，一千九百多万亩小麦的总产和单产都比大丰收的一九七五年增长一成以上，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昔日多灾低产的江苏省徐州和淮阴地区，在连年丰收的基础上，今年夏粮又创造了大面积均衡增产的新成绩。
今年，全国各地在遭受多种自然灾害的条件下，夏粮仍然获得丰收，这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辉煌成就，是农业学大寨的丰硕成果。
夏粮丰收的生动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农业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推动着我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迅猛前进。
今春以来，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广大农村干部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规律，深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加深对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理解，进一步提高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他们站在运动的前列，带头学习，带头批邓，带头反击右倾翻案风，带头抓革命促生产，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他们积极引导广大群众紧密联系历史的和现实的阶级斗争，批判邓小平鼓吹“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联系文化大革命以来“到处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批判邓小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账的罪行；
联系学大寨运动所取得的累累硕果，批判邓小平歪曲大寨根本经验、妄图破坏农业学大寨的罪行。
通过学习和批判，广大干部、群众提高了识别路线是非的能力，更加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他们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认真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以夺取夏粮丰收的实际行动，回击右倾翻案风。
小麦产量占全省粮食总产量三分之一左右的山东省，各级党委在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小麦是一种增产潜力很大的高产稳产作物，大力发展小麦生产，对于加快全省农业发展的步伐，有着重要的意义。
因此，在批邓斗争的推动下，各级党委加强领导，建立了麦田管理队伍和小麦丰产指挥田，并且充分发挥由干部、贫下中农、知识青年、技术人员相结合的科学研究组织的作用，及时总结和推广小麦高产的先进经验，促进了小麦的增产。
在夏粮作物生长期间，我国南北各地先后遇到低温、阴雨、干旱、风雹、病虫等多种自然灾害的威胁。
在批邓斗争中焕发了革命精神的广大干部、群众，坚定地树立起抗灾夺丰收的雄心壮志，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英雄气概，一次又一次同灾害进行顽强斗争，终于夺得了夏粮的新丰收。
认真学习，深入批邓，大大提高了农村各级领导干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自觉性，促进了机关工作的改革和干部的思想革命化。
近几年来，上海郊区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实行了“三三制”。
他们分期分批到公社、大队蹲点，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深入调查研究，增强了与贫下中农的深厚阶级感情。
在批邓斗争中，各级干部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增强了同党内走资派斗争的自觉性。
他们说，只有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与普通劳动者划等号，才能作群众的贴心人，当革命的带头人。
在夺取夏粮丰收的战斗中，在社队蹲点的干部，坚持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和他们一同学习、一同开展批邓，带领群众反击右倾翻案风，进一步发展了郊区的大好形势。
去冬今春以来，全国各地党委先后抽调一百六十多万名干部深入农村蹲点，坚持和贫下中农实行三同，认真学习，努力改进思想作风，深入调查研究，同当地干部、群众一起，紧密结合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生动具体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从而大大加快了农业学大寨的步伐，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目前，我国农村呈现一派大好形势。
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社教运动的重要批示，学习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特别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决心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他们以高昂的革命精神，继续深入地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坚守在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同自然灾害进行顽强斗争，抓紧抓好秋季作物的田间管理，努力夺取今年农业的全面丰收。
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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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备战、备荒、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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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集中火力批邓、深入进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福建省军区驻闽西部队某团到古田会议旧址参观学习，重温古田会议决议，深入批判邓小平在军队建设上散布的种种修正主义谬论，进一步激发了干部战士贯彻执行毛主席军事路线的自觉性，大家决心沿着古田会议的道路奋勇前进。
在古田，这个团的干部战士首先参观了古田革命文物陈列馆，请馆里的负责同志介绍了古田会议前后，红四军共产党内的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情况：当时，我军处于初建时期，由于受旧军队的影响，红四军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错误思想，严重地影响了军队的发展和党交给军队任务的完成。
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于一九二九年的年底在古田亲自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
会上，毛主席用马列主义的原理，总结了军队两年来建设斗争的经验，批判了各种错误思想，明确地规定了我军的性质、任务及其政治工作的一系列方针、原则，从根本上扫除了旧式军队的一切影响，使中国红军完全成为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
几十年来，我军在光芒四射的古田会议精神的指引下，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阶级斗争为纲，不断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部队，因此，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成为百战百胜，无坚不摧，巩固和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军队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大肆鼓吹“整顿”、“准备打仗”为纲，否定阶级斗争为纲；
鼓吹单纯军事观点和唯武器论，反对政治统帅军事；
鼓吹“军队核心论”，反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完全是对古田会议精神的背叛，是开历史的倒车。
战士们说，古田会议决议是我军建设的指针，几十年斗争的实践表明，人民军队的建设一刻也离不开阶级斗争，离不开毛主席的建军路线。
邓小平妄图磨灭古田会议的光芒，篡改毛主席为我军制定的建军方向，把我军引到资产阶级的邪路上去，这是痴心妄想。
在参观学习中，这个团还请红军老战士介绍了当年红四军以古田会议决议为武器，加强路线教育，批判各种错误思想，从根本上提高了部队战斗力的生动事例，使干部战士受到深刻的教育。
他们联系历史，反复学习古田会议决议，狠批邓小平鼓吹的“整顿”、“准备打仗”为纲的谬论。
同志们说：古田会议的实践和我军历次整军的经验都说明，要克服军队内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首要的是要抓好路线学习，路线觉悟提高了，人的积极性发挥了，才能自觉地抵制和战胜各种错误思想，克服各种困难，从根本上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邓小平鼓吹“整顿”为纲，反对阶级斗争为纲，完全背弃了我军的光荣传统。
指导员陈朝明还联系自己的工作实践，深有体会地说：过去，我们连队有些问题总是解决不好，后来，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提高了干部战士继续革命的觉悟，连队面貌焕然一新。
邓小平在部队建设上，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破坏部队的政治工作，侈谈什么“整顿”为纲，其实质就是妄图用资产阶级的那一套改造无产阶级的军队，为他复辟资本主义服务。
在古田，这个团的干部战士通过参观访问，向群众作调查，还了解到不少当年闽西人民和红四军一起，并肩战斗，互相支援，痛歼敌人，创建和发展了闽西根据地的生动战例。
联系这些历史事实，干部战士深入批判邓小平散布的唯武器论。
他们说：闽西人民革命的历史和我国整个革命史都充分证明，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不是物。
人民群众和军队团结一致，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打败一切敌人。
邓小平否定人民群众的作用，鼓吹“打钢仗”，这充分暴露了他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丑恶嘴脸。
作者：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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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入学习毛主席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刻揭露和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的同时，批判邓小平在军队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是联系军队实际，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重要内容之一。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是为其反革命的政治路线服务的。
彻底批判这个“讲话”，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根据我们的体会，批判邓小平的这个“讲话”，要着重批判他鼓吹“整顿”、“准备打仗”为纲，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的罪行；
批判他对抗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反对和破坏我军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罪行；
批判他污蔑我军大好形势，攻击文化大革命，为翻案复辟大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行；
批判他对抗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否定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鼓吹反动的“台阶论”；
批判他对抗毛主席军事思想、军事路线，反对人民战争，贩卖唯武器论和单纯军事观点。
要抓住他篡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妄图从根本上改变我军的性质，把我军变成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这个要害，深入进行批判。
要把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批深批透，必须同他推行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联系起来批判。
恩格斯说，一个纲领就“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三一页）。
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就是他公开树立起来的一面修正主义黑旗，是他向无产阶级发动全面进攻的“总纲”，是他在各个领域、各条战线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总依据。
他抛出的“整顿”、“准备打仗”为纲，就是从这个“总纲”派生出来的，是他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在军事领域的翻版。
把邓小平在军队建设问题上的种种奇谈怪论同他的这个“总纲”联系起来加以剖析，就能认清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政治上的反动性，理论上的荒谬性，手法上的欺骗性。
“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批判邓小平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强大思想武器。
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是在我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在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尖锐激烈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晶，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
我们只有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掌握好思想武器，批判起来才能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抓住实质，击中要害；
才能准确地划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界限，进一步提高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自觉性。
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批判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需要同批判彭德怀、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联系起来，看清彭、林、邓的路线是一丘之貉。
要以我军和本部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成长壮大、取得胜利的战斗历程，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还要同苏修叛徒集团把苏联红军演变为复辟资本主义工具的教训，同评论《水浒》中梁山起义失败的教训联系起来，同批孔结合起来，使我们进一步认清邓小平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罪恶和思想根源。
我们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批判的矛头始终对准邓小平。
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努力作战，在斗争中提高执行和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自觉性。
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进一步搞好军队建设，为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做出新的贡献。
在沈阳部队工程兵最近召开的认真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深入批邓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一份激动人心的典型材料，鼓舞着到会的每个同志。
这份材料介绍的是“雷锋班”识别、抵制和批判邓小平在军队一次会议上的讲话的先进事迹。
那是去年八月下旬，邓小平在军队的一次讲话传到连队，“雷锋班”的同志听后，总觉得这个讲话里有不少问题。
遇事问个为什么，这已经成了“雷锋班”的习惯。
这些年来，他们每遇到一个问题，都象老班长雷锋那样，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一下。
这回，全班同志考虑得就更多了。
开讨论会，一向争先恐后发言的“炮筒子”，也闷了起来。
大家都在想：邓小平是个“大人物”，为什么在军队这样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上，一开口就报起“忧”来呢！
什么“三种班子”，什么“五个字”，什么“雷锋叔叔不在了”，把部队说得一塌糊涂，这不符合实际情况呀！
那些天里，大家思考着，议论着。
有的想，我们军队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长期的斗争考验和锻炼，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广大指战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得到了更大的提高，部队建设的大好形势更加喜人。
有的说，我们战士是实践者，部队形势好不好，我们最清楚。
有的认为：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以来，全团涌现出来的雷锋式的先进战士和模范事迹，数不清，说不完呀！
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考虑一个问题：邓小平这样估计形势，不是把我军建设的大好形势一风吹掉了吗？
不是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吗？
一天晚饭后，班长曾树林拉着战士曹海军说：“走，我们谈谈。”
他俩肩并肩地上了驻地铁路旁的小道。
敢说敢讲的曹海军，开口就说：“班长，我们从一九七三年那阵子，就盼军队这次会议快点开，盼来盼去，没想到盼来这么一个有问题的讲话。”
“我和你的想法一样。
邓小平这样大的人物，在这样的重要会议上，不去肯定大好形势，而是把我军建设描绘得一团糟，实在值得深思啊！”
曾树林话音刚落，小曹紧跟上一句说：“是呀！
对待形势的看法，历来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表现。”
接着，曾树林又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党的九大和十大，都充分肯定了国际和国内的大好形势，充分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充分肯定了我军在“三支”“两军”、加强战备、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方面的新贡献，邓小平的讲话同九大和十大的精神是相违背的。
战斗正在进行。
九月初，班长曾树林意外地病倒了。
他进医院前，一再嘱咐战友们要抓紧时间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要时刻以老班长雷锋为榜样，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
曾树林在医院里，一直坚持进行战斗。
他想到毛主席号召评论《水浒》，对照邓小平那个讲话，反复研究阶级斗争新动向。
他经常问自己：评论《水浒》的现实斗争意义在哪里？
现在是谁一上台就把“聚义厅”变成“忠义堂”，搞修正主义呢？
现在是谁把晁盖排斥在一百零八人之外呢？
现在谁是投降派呢？
一连串的问号在他的脑子里翻腾着。
经过这样反复的思考，他很快地意识到，这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
在复杂的阶级斗争面前，他如饥似渴地读了许多马列和毛主席的书，把伟大导师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的教导，汇集了七十多条语录，联系社会上出现的种种奇谈怪论，边学边批，问题也越来越清楚了。
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各报发表了我国又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的好消息。
“雷锋班”热烈欢呼卫星上天，他们更欢呼在这篇报道中，鲜明地重申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伟大教导。
全班同志一边认真学习，一边联系邓小平鼓吹的“三项指示为纲”和那个讲话，进一步加深了对这场斗争实质的认识。
他们说：现在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同邓小平那个“三项指示为纲”对着干的。
“雷锋班”的同志们认识到这一点，就象老班长一样，认真去做，敢于和修正主义对着干。
曾树林带着班里同志，到他们担任校外辅导员的朝鲜族中学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支持广大革命师生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好教育革命，坚持开门办学。
在“雷锋班”同志的建议下，学校很快办起了教育革命成果的展览，热情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效地抵制了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
去年底，连队要求各班制定新年度规划。
这个规划要以什么为纲？
全班同志首先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有关阶级斗争的论述，进一步认识到，邓小平鼓吹什么“三项指示为纲”，“整顿”、“准备打仗”为纲，这些不符合伟大导师的教导。
我们要提“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大家在讨论中还强调指出：对待当前部队建设的大好形势是肯定还是否定，实质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他们重点分析了在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中，多年来，一直存在着严重的两条路线斗争。
刘少奇一伙歪曲学习雷锋，林彪一伙反对学习雷锋，今天又有人诬蔑学习雷锋的群众运动，我们坚决不答应。
曹海军还提议，要关心国家大事，经常听广播，看报纸，不断注意研究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积极参加阶级斗争。
“雷锋班”订规划的过程，实际上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邓小平的过程。
在深入学习、深入批邓的今天，“雷锋班”几位老战士已经被调到其他班担任战斗骨干，留下了曾树林和几位新战士。
这些新同志不但接过了老战士的枪，更接过了老班长雷锋的战斗精神，象老战士那样不停地战斗着：
为了掌握思想武器，深入批判邓小平的那个讲话，每天晚上，他们都围坐在毛主席塑像的周围，刻苦地学习着马列的书和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
为了批判邓小平，他们到处摆开战场；
为了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他们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发扬雷锋的革命精神，努力完成各项任务。
（本报通讯员、本报记者）
去年九月的一天，乌云密布，山雨欲来。
济南部队炮兵某部一连班长孙友祥听完邓小平在军队一次会议上讲话的传达，往回走的时候，他望着乌云滚翻的天空，心里很不平静。
他想：毛主席教导我们：“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为啥邓小平这个讲话却说什么“军队讲打硬仗，真正打硬仗的是打钢仗”呢？
难道说钢多了，有色金属多了，就能保证赢得战争的胜利吗？
回到连队，孙友样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排长宋军和一班长聂兆泉。
孙友祥说：“我看这个讲话，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打钢仗’的讲法是在宣扬唯武器论。”
排长宋军听了小孙的话，也接着说：“听了这个讲话，我也有这个感觉，好象有了钢铁就能打胜仗。”
晚上，孙友祥又认真地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对照邓小平的讲话，越感到那个讲话不对头，为什么通篇讲话，不提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和建军路线呢？
为什么不讲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呢？
而谈什么“整顿”为纲、“打钢仗”呢？
联系我军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联系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孙友祥想，不管是谁讲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咱都不能听。
这时，为了表达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决心，孙友祥打开笔记本，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主席教导记心间，
革命要开顶风船，
斗争才能得胜利，
迎着风浪永向前。”
第二天，在班里讨论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时，孙友祥首先带领全班同志学习了毛主席有关人民战争的一系列论述，引导大家回忆了本连在解放战争的一次战斗中，炮弹打完了，敌人眼看要占领炮阵地，战斗英雄张仁海带领大家端起刺刀和敌人拚杀，打垮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守住了炮阵地，取得战斗胜利的事迹。
联系毛主席的教导和本连的战例，同志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战士潘胜利说，抗日战争中，论钢铁，我们没有日本鬼子多，但我们夺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解放战争中，我们没有蒋介石的钢铁多，但我们消灭了八百万蒋匪军，夺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我们靠的是无产阶级政治，靠的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战士。
这充分说明了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不是物。
那种所谓打硬仗是“打钢仗”的说法，和已批判过的彭德怀的一些谬论多么相似啊！
这次讨论会，实际上成了一个批判会。
最后，全班同志异口同声地说：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忘阶级斗争，这是毛主席的教导。
我们要在各项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
“打钢仗”的说法，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我们不能听。
时隔不久，在部队外出野营拉练时，孙友祥又听到邓小平在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的传达。
他把这个讲活和听过的前一个讲话联系起来，看到这两个讲话虽然时间、地点不同，但实质是一样的，通篇讲话只字不提毛主席为我党制定的基本路线，却一个劲地叫喊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呀，“把生产搞上去”呀，等等。
这时，孙友祥把它同社会上的种种奇谈怪论联系起来想，问题就看得更清楚了。
他对同志们说：“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是坚持阶级斗争还是否认阶级斗争，这决不是个小问题，这是关系到要走那条路的大问题。
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革命战士，一定要旗帜鲜明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同错误的思想、错误的倾向斗。”
后来，他把自己的想法向连队党支部作了汇报。
孙友祥的汇报引起了党支部的重视。
党支部对邓小平的讲话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讨论，大家以毛主席的教导为武器，剖析了讲话的实质，清楚地看到邓小平在讲话中讲线不讲党的基本路线；
讲纲不讲阶级斗争这个纲；
讲矛盾不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大家坚定地表示，一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到底。
在火热的斗争中，孙友祥更加认识到，要战胜一种错误的东西，单枪匹马是不行的，必须和广大群众一起战斗。
那些天里，他广泛地找同志们谈心，和同志们一起研究问题，交谈对现实阶级斗争的看法，热情宣传毛主席革命路线。
他在班内训练前的小动员和训练后的讲评时，就大讲人的因素的重要，狠批唯武器论。
邓小平污蔑文化大革命搞糟了，他就出黑板报、写广播稿和诗歌，热情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祖国带来的新面貌；
邓小平污蔑部队建设的大好形势，说“雷锋叔叔不在了”，他就带领全班大力开展学雷锋活动；
邓小平污蔑教育质量低，他就利用野营机会，到学校走访，用事实回击奇谈怪论。
拉练一路，孙友祥宣传一路，他和广大社员群众一起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宣传学大寨的根本经验。
正当孙友祥与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越来越有劲的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指示发表了。
毛主席的指示更加鼓舞了孙友祥的革命斗志，使他对这场斗争的性质、任务和意义认识得更加清楚了。
四月七日晚，当党中央两项英明决议发表时，孙友祥象听到冲锋号一样，跃出战壕，杀上战场。
他连夜出黑板报、写标语、表决心、写批判稿，一直忙到深夜。
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孙友祥带领全班出批判专栏十多期，写各类批判稿一百多篇。
孙友祥迎着风浪走，敢开顶风船，同走资派斗，同错误路线斗，越斗心越明，越斗眼越亮，越斗志越坚。
同志们一致称赞他是“敢开顶风船的小闯将”。
（本报通讯员）
作者：张润森
作者：南建勤/南海工/谢先扬/李海庆
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全国各条战线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勇开顶风船的战斗集体和个人，海军某部一○五船党支部就是其中的一个。
去年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这艘船上的党支部就挺身而出，坚决抵制，带领全船指战员顶妖风，战恶浪，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奋勇向前。
最近，一○五船所在部队党委通报表彰了他们敢于反修正主义潮流的革命精神和先进事迹，号召所属单位向他们学习，把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恶浪压顶不弯腰
一九七四年秋天，报纸上刊登出《小靳庄十件新事》，介绍了小靳庄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学大寨，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的经验。
这篇报道，给了一○五船全船指战员很大的鼓舞。
在党支船的领导下，他们很快掀起了学习小靳庄的活动，理论小组、演唱组、报道组和军体组相继建立了，政治夜校和图书室开办起来了，赛诗会和文娱晚会等各种活动热火朝天地展开了。
小靳庄的经验迅速在一○五船上开了花，结了果。
正在这时候，邓小平刮起了右倾翻案风，攻击和诬蔑小靳庄的种种奇谈怪论相继而出，积极学习小靳庄的一○五船指战员也遭到种种非难和指责，妖风卷起的恶浪向他们劈头盖脑地打过来。
面对妖风恶浪，党支部专门开了支委会。
党支部书记、指导员戴明举说：“向小靳庄学习，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有什么错！”
党支部委员、副船长朱连久说：“我们船学习小靳庄，出现了新气象，说明我们学对了。
我们一定要继续深入地学下去！”
战士支委王凤斗气愤地说：“要我们不学小靳庄的人，实际上就是要我们放弃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我们决不上当！”
支委们都敏锐地意识到，学习还是反对小靳庄，是事关执行什么路线的大问题，于是作出了这样的决定：要教育全体干部和战士提高觉悟，擦亮眼睛，做敢于反潮流的战士，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同反对小靳庄的妖风逆流对着干。
随后，党支部又对照小靳庄的先进经验，进一步找出差距，制订了继续深入学习小靳庄的具体计划和措施，掀起了学习小靳庄的新热潮。
全船指战员以更大的钻劲，刻苦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政治夜校越办越好。
他们编排了更多的文艺节目，热情歌颂小靳庄的先进事迹。
他们满怀革命豪情，接连召开赛诗会，大唱革命样板戏和革命歌曲。
他们大批修正主义，革命大批判搞得越来越红火。
在右倾翻案风刮得最凶的那段时间里，他们写出大批判稿三百七十多篇，出专栏和黑板报五十七期，新学会样板戏十几段唱段和革命歌曲十几首，并且自编诗歌集一本。
学习小靳庄的活动，给一○五船增添了无穷的活力，促使全船指战员更坚定地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任凭风吹浪打不偏航。
同邓小平对着干
去年七月的一天，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传到了这个部队。
邓小平在那个讲话中恶毒地污蔑我军，叫嚷这要“整顿”，那也要“整顿”。
戴明举听了这个讲话，憋了一吐子气。
他想，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我军受到了极大的锻炼和教育。
广大指战员通过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更好地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
对此，邓小平为什么就是不提？
他的讲话，全盘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我军带来的大好形势，是对我军的恶毒的诬蔑。
戴明举越想越有气，便找到上级机关领导同志汇报了自己的看法。
支部其他几个委员听了邓小平的那个讲话，也都感到不对味。
在一次支委会上讨论怎样向战士传达这个讲话时，大家针对邓小平的谬论，摆了我军的大好形势，畅谈了船上的新气象。
他们说，大量的事实表明，我们军队的形势好得很，我们船的形势好得很。
最后支委会决定，不能按邓小平的那个讲话去办。
相反，他们向战士大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军的大好形势，大讲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来船上的新气象。
他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大讲阶级斗争，大讲路线斗争，并且针对船上指战员的思想实际进行我军光荣传统教育，促使全船各项工作搞得好上加好。
就在那一次支委会上，他们还作出了另一个决定：表彰本船学雷锋的积极分子，继续深入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同邓小平的讲话对着干。
党支部的这个决定得到指战员们的热烈拥护。
他们积极开展学雷锋活动，人人争当雷锋式的好战士，决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击邓小平的反动谬论。
乘胜前进不停步
毛主席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给一○五船的干部和战士极大的鼓舞。
在党支部的带领下，他们迅速掀起了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
党中央的两项英明决议和粉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消息广播以后，党支部连夜组织干部和战士进行学习和座谈，愤怒声讨邓小平搞翻案复辟的反动罪行。
后来他们的船要进行修理，任务很重，时间又紧。
在这种情况下，党支部坚持把批邓放在首位。
他们合理安排时间，保证指战员们搞好学习，搞好批判。
在几个月之内，全船干部和战士写出了大批判文章二百余篇，出批邓板报二十多期。
在学习革命理论，批判邓小平的斗争中，党支部“一班人”一直站在斗争最前面，带头学，带头批，带头反击右倾翻案风。
同时，他们很注意把群众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焕发出来的革命干劲，引导到做好各项工作中去，掀起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高潮，提前完成了修船任务，接着又迎着风浪，投入了新的战斗。
（南建勤、南海工、谢先扬、李海庆）
栏目：学军事
前些日子，部队里对于炸药包能不能打掉敌人的“乌龟壳”，议论得很热烈，多数同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有的同志还有些怀疑。
看来，弄清这个问题很有必要，因为这不仅是如何评价炸药包作用的问题，而且直接关系着我们靠什么打胜仗，打什么样的战争，执行什么路线的大问题。
我今天就是抱着炸药包来上课的，和同志们一起，进一步弄清人和武器的关系，牢固树立用人民战争打败现代化装备的敌人的决心和信心。
谈谈人与武器的关系
我们部队的武器装备，在过去的战争年代，就是小米加步枪。
那时候，打仗主要靠人的政治觉悟和勇敢牺牲精神。
现在呢？
飞机、大炮、军舰、坦克，我们都有了。
为了打破苏、美两霸的核讹诈，原子弹也有了。
武器装备越发展，现代化武器越多，人与武器的关系越需要搞清楚。
有的同志为什么对炸药包的作用产生怀疑呢？
因为这些同志的眼睛总是盯着现代化武器，盯着火箭、导弹、飞机、坦克，越看越觉得炸药包不象样子，觉得它没什么用处了。
这就是受了唯武器论流毒的影响。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叫嚷，没有四个现代化，“总有一天我们要完蛋”。
四个现代化里就包括着国防现代化。
这就是说，我们的国防现代化不了，新式武器搞不上去，那就只好等着完蛋。
他被现代化武器的威力吓破了胆，看不见人的作用，看不见人民群众的力量，这不正是唯武器论的腔调吗？
如果说我们的武器装备在短时期内赶不上敌人，按照邓小平的观点，那就只好搞投降主义了。
我看，这正是他的险恶用心。
毛主席教导我们：“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人是活的，武器是死的，一切武器和技术都是要人去掌握，由人来使用的。
恩格斯指出：“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第二一一页）人没有政治觉悟，没有勇敢精神，再精良的武器也不能发挥作用。
相反，有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不仅好的武器能充分发挥作用，就是差的武器也能发挥应有的效能。
拿炸药包来说，它是我们打坦克的有效武器之一，当然它不是我们打坦克的唯一手段。
炸药包比起反坦克导弹、火箭，是较为落后的。
但它在我们革命战士的手里，在人民战争的辽阔战场上，却能够使那些用现代化武器武装到牙齿的敌人闻风丧胆。
在朝鲜登坡里战斗中，咱们部队打坦克老英雄张灿，带领一个连，用步兵武器打退美帝一个加强营在飞机、坦克掩护下的十七次进攻，炸毁三辆坦克，张灿荣立一等功。
志愿军某部在朝鲜文登里地区，一次用手雷、炸药包击毁、击伤敌人四十七辆坦克。
革命战争的实践证明，土器材能够打败洋坦克。
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不管武器有什么新发展，最后决定胜负，还是靠近战、夜战，靠人的因素。
再从我们训练的实践来看，用三公斤炸药就能炸坏坦克的发动机或驾驶仓的顶部，五至七公斤就可以炸坏炮塔和车体结合部。
这都说明，炸药包是能够打掉“乌龟壳”的。
有人说敌坦克速度快，火力强，炸药包能不能送得上，炸得准？
我看完全可以。
敌坦克和任何事物一样，都是一分为二的，只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条件，以我之长，击敌之短，就能送得上，炸得掉。
正如同志们说的：坦克上坡慢悠悠，转弯过沟笨如牛，抓住规律和要害，消灭它来不发愁。
敌人坦克快，我们设障碍；
坦克装甲厚，我们专找薄弱部位揍；
坦克火力强，也有死角可以防。
单辆坦克可以打，对集群坦克能不能打呢？
我看同样可以打。
集群坦克既然是由单辆坦克组成的，就不会是铁板一块，一定有隙可乘，有空子可钻。
正是由于集群坦克“高速度，大纵深，宽正面”，才暴露了许多弱点，比如：它行动目标大，容易被发现，便于我提前作好战斗准备；
它行动面积大，受地形限制，便于我兵力火力机动，予以各个击破；
它行动纵深大，容易造成首尾难顾，便于我穿插分割、切股分段，使其大群变小群，小群变单辆，照样可以击毁它。
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仍然是人民战争。
人民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敌人来了，我们亿万民兵、人民群众都要起来打击敌人。
在广阔的战场上，炸药包更是可以大显神威的。
如果按照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观点，把决定战争的胜负放在一、两件现代化武器上，那实质上就是要否定人民群众的力量，否定人民战争，这是典型的战争问题的机械论，是历史唯心主义在战争问题上的反映。
当然，我们说炸药包是打坦克的有力武器，决不是说我们现有的武器装备不需要再发展了。
我们强调人的决定因素，并不否定武器是重要因素。
尖端武器，我们必须搞，敌人有的，我们也要有。
问题在于我们怎样去正确认识人和武器的关系，主要靠什么打败敌人。
打起仗来我们主要靠人的觉悟，靠人民群众，打人民战争。
装备再改善，总不会给每个民兵、每个战士都发一件尖端武器吧。
炸药包取材方便，制作简单，最适宜打人民战争，到啥时候也不能丢掉，这是我们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决定的。
与此相反，一切资产阶级军事家，都是唯武器论者。
意大利的杜邦鼓吹“空军决定一切”，德国古狄连胡说“坦克决定一切”，赫鲁晓夫污蔑民兵只是一堆肉，叛徒林彪叫嚷什么“技术问题决定了政治、经济、军事、战略等一切问题”，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鹦鹉学舌，只要现代化，不要革命化，死抱着唯武器论不放，这是他取消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唯生产力论在军事上的恶劣表演。
怎样认识“土”和“洋”
有的同志也承认炸药包打坦克确实有作用，但心里总觉得它有些土气。
用三十年代的土家伙，打七十年代的现代化坦克，不是有点可笑吗？
现在，咱就讲讲土和洋的关系，为土家伙说几句公道话。
要说炸药包土，那倒是不假，的确有几分土气。
可是我们认为这种土是基础，一切洋东西都是从土中发展来的。
如果没有一千年前我们祖先发明的火药，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导弹。
就是说，有土才有洋。
土的东西是在不断发展的。
拿炸药包来说，经过几年来打坦克训练，广大群众解放了思想，发明出抛射炸药包、磁性手雷等，不但使炸药包长出了“翅膀”，还长出了“眼睛”。
有一年，我们部队搞打坦克演练，短短几个月，就研究出六十多种用炸药包打坦克的土办法。
我们连当时也研制出钩、插、挂“三用炸药包”，夜间用的“闪光炸药包”等。
这都充分证明，炸药包本身也可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广大军民就会焕发出高度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一定能充分发挥土武器的作用，变土为洋。
任何武器都有两重性，土和洋，各有各的长处，也各有各的短处。
土和洋互相依赖，互相补充。
导弹、火箭、大炮各有其作用，可是，当敌人的“乌龟壳”爬上了你的阵地，爬到你跟前了，这时候，炸药包、反坦克手雷就可以大显神威了。
我们要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打败敌坦克，就要发扬我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多学几手，多准备几招，把情况想的更复杂点，真正做到远近结合狠狠打、梯次配制层层打、依托阵地人人打、机动灵活重点打、军民结合协同打，使敌人成为过街老鼠，无法逃避。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对立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敌人的“乌龟壳”有长处，但经过我们主观努力，可以变敌人的长处为短处。
我们的炸药包有短处，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使短处变为长处。
从我们几次打集群坦克演习的实践看，敌人的武器越洋，越怕近战。
“乌龟壳”一爬进我们的网状阵地，就如同老牛掉进水井里，有劲使不上，一切长处都变成了短处。
我们却可以用炸药包，依托有利地形，在犬牙交错的局面中，机动灵活地消灭敌人。
唯武器论的鼓吹者，总是以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战争，看待武器，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割断事物的发展和联系，颠倒人和武器的关系，这只能导致军事上的失败主义。
发扬传统战法与着眼现代战争特点
战争来了，还是要靠近战、夜战，还是要靠步兵的手中武器。
几十年来，我们人民军队在毛主席领导下，南征北战，打败国内外敌人，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还不是靠人的政治觉悟，靠步枪、手榴弹、炸药包。
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不管武器装备如何发展，人民战争的性质不能变，毛主席为我军制定的作战方针、原则不能变，我军优良的传统战法不能丢。
当然，继承和发扬我军优良的传统战法，必须着眼于现代战争的特点和发展，使用炸药包也要适应现代作战的要求。
有的同志看到战士在打坦克训练中炸药包送不上，挂不住，就说炸药包打坦克不顶用。
这是把训练方法问题和炸药包有没有用两个问题混淆起来了。
毫无疑问，我们使用炸药包要根据作战的时间、地点、对象的变化而发展变化。
过去炸碉堡、炸城墙那是不动的目标，现在是在立体战争中打敌人的集群坦克，当然不能停留在过去那种机枪掩护，爆破组一个接一个送炸药包的办法。
我们在训练中正是按照现代作战的要求研究用炸药包打坦克的。
着眼于现代战争特点，使用炸药包打坦克，就要创造一定的条件。
大家知道，在我们的网状阵地里，或者利用我们反坦克支撑点的既设工事和各种反坦克障碍，炸药包打坦克就比较容易成功，因为在这种条件下便于以我之长击敌之短。
如果在一马平川的开阔地上，不设置障碍，不采取其他措施，仅是跟在坦克的后面追着打，就不能奏效。
懂得了条件的重要性，同志们就会在训练中，从实战需要出发，把练基础动作和练应用动作结合起来，练技术和练战术结合起来，在熟练掌握基本功的同时，学会在各种情况下，利用地形地物打坦克。
同时还可以根据我们积极防御作战的特点，积极主动地创造条件，造成打坦克的机会。
例如，我们过去在打坦克演练中，发动群众创造出的一系列以阻制快的办法：挖反坦克壕和设置崖壁、断崖、陷阱等等。
总之，通过改造地形、设置阵地，就能够创造出使用炸药包打坦克的有利条件。
唯武器论的鼓吹者总是用形而上学的眼光看问题，那就只能抓住一点非本质的表面现象来否定炸药包的作用。
炸药包打坦克不仅要利用和创造客观条件，主观条件（即战术技术水平）也是可以提高的。
过去，有的同志练基础动作，就不注意战场上的实际需要。
比如，练左侧爆破，就老练这一个方向，一条线路。
动作有痼癖了，换换方向就感到别扭，不顺手，当然就挂不住炸药包。
再如练习设伏打，有的同志往往注意了出击时机的掌握和利用地形地物，却不注意研究什么地方是敌坦克的必经之路。
虽然设伏很好，可是敌人没有从这条路线上来，设伏失败了。
类似这样的情况还可以举出一些，都是战术技术上出现的问题，并不是炸药包本身的问题。
只要我们在训练的实践中努力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从实战需要出发，开动机器，分析敌情，大论战法，就可以使主观更好地符合客观，凭借着炸药包所需要的客观“舞台”，导演出威武壮观的打坦克活剧来。
同志们还要看到，炸药包在打集群坦克中能发挥积极作用，是因为它是整体力量的一部分。
因此，也只能在整体中起作用。
过去，我们搞单兵打坦克训练比较多，似乎是自己孤身作战。
这是一种错觉。
实际上，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一般来说，我们用炸药包打坦克，是在各种兵器包括反坦克兵器的支援下进行的，并非孤立作战。
唯武器论者抓住一点就否定炸药包的作用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同志们，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马列主义的哲学著作，狠批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和折中主义，狠批邓小平反对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罪行。
我们要在毛主席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的指引下，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发扬我军优良的传统战法，时刻准备歼灭一切入侵之敌。
作者：卢兴德
栏目：学军事
在军队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洋洋万言的讲话，除了一句“部队总的形势是好的”外，全都是“报忧”。
忧心之重，真是千古屈指可数！
孔老二忧心很重。
他，面对着封建制的兴起，奴隶制的崩溃，忧心如焚，奔走呼号了十几年，到处碰壁。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他被“斥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
到了晚年，他眼见“礼崩乐坏”、大势已去的局面，联想自己的处境，自己也啼笑皆非地承认：“是啊，我是象一条丧家之狗啊！”
孔老二是在为周札的崩溃而忧。
“孝义黑三郎”宋江一生多忧。
北宋末年，各地农民纷纷起义。
起义军的胜利动摇了地主阶级的统治，触动了宋江及其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根本利益。
他切齿咒骂起义是“犯上作乱”，千方百计妄图扑灭漫天的起义烈火，决心为道君皇帝分忧。
当他喝了主子赐给他的“御酒”，马上就要狗命呜呼的时候，还在为李逵活着会“犯上作乱”而担忧。
宋江是在为封建王朝而忧。
当今，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誓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我们的国家到处呈现一派“莺歌燕舞”、“旧貌变新颜”的大好局面。
对此，新老资产阶级的总后台、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惊恐万状，本能地又重新拾起“礼崩乐坏”、“犯上作乱”这些余唾，哀叹“积重难返”，内心怎么能不忧？
邓小平是在为新老资产阶级而忧。
复辟倒退势力的世代忧愁，说明了历史车轮的前进是不可抗拒的。
但是，出于其反动的阶级本性，他们总是要跟出来挡车的。
孔老二、宋江是这样，邓小平也决不例外。
他重新工作后，为大搞翻案复辟活动，施展了全部反革命政治斗争经验，其中之一就是“报忧”。
邓小平对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很恼火，他胡诌“军队有相当多的‘散’班子，也有相当多的‘懒’班子，恐怕‘软’班子占得更多”。
好家伙，两个“相当多”再加上一个“更多”是多少呢？
总之是非常之多。
这显然是诽谤。
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中军队支左最恨。
他胡说，“资产阶级派性”、“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是军队在支左当中出现的新问题”，这纯属栽赃。
显而易见，邓小平所谓“报忧”，就是利用造谣、夸大、诡辩等手法，把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军的大好形势说得一团漆黑，一无是处，公开散布“今不如昔”的谬论。
其险恶用心就是为了把他的“整顿”为纲的黑旗举起来，按照他那条资产阶级军事纲领“整顿”我军，把我军“整顿”成为资产阶级的军队。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鲁迅对妄图阻碍历史发展而嗡嗡叫的丑类们深恶痛绝，形象地把他们比喻为“蝇子们”。
鲁迅写道：“蝇子们，是最善于寻觅创伤的脚色，嗡嗡的叫，拚命的吸吮，一面又拉许多蝇粪在他的皮肤上，来证明他是怎样地一个不干净的东西”。
然而，“如果自造一点丑恶，来证明他的敌对的不行，那只是他从隐蔽之处挖出来的自己的丑恶，不能使大众差，只能使大众笑”。
在这里，鲁迅以他那特有的笔触，把那些别有用心的诽谤者的龌龊心理揭露得淋漓尽致！
四十多年过去了，而今重温鲁迅这些话，就象是对当今的“报忧”者说的一样，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党内走资派有莫大的教益和启发。
邓小平为了翻案、复辟，到处鼓吹“今不如昔”的谬论，喋喋不休地“报忧”，充其量不过是鲁迅笔下的苍蝇而已。
作者：冯兆举
栏目：学军事演练札记
在进攻战斗中，准确选择突击点是一件十分要紧的事。
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点呢？
毛主席指出：“从敌军诸阵地中，选择较弱的一点（不是两点），猛烈地攻击之，务期必克。
得手后，迅速扩张战果，各个歼灭该敌。”
在一次加强步兵连对立足未稳之敌进攻的检验性演习中，我们体会到，对“弱点”的选择，不能只简单看到敌兵力配置上的强弱，而应该着眼于在战术部署上对全局是否起决定作用。
演习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敌人仓卒转入防御，兵力部署不周，火力配系不严，工事构筑不完备，只要我们集中兵力于敌兵力配置较弱的部位，就可一举突破敌前沿，迅速扩张战果，全歼敌人。
经过攻击，很快突破了敌人阵地，但由于敌是坦克分队，机动性强，又牢牢控制了制高点，反而把我攻击得手的部队压制在山沟里，使部队既无法展开，又无法进行穿插迂回，完全暴露在敌火力之下。
进攻没有得手，引起了我的深思：为什么选择了敌人的“弱点”，但攻击又不能奏效呢？
结合这个问题，我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全局与局部关系的论述，认识到，攻击未能奏效，是因为突破口虽然是敌兵力配置上的“弱点”，但位置前出，与纵深联系不大，突破后不能动摇敌整个防御部署，起不到割裂、控制敌人和扩张战果、全歼敌人的作用。
因此，这样的“弱点”，不是真正的“弱点”。
接着，我同干部战士一起对敌情、地形和我们的主要任务与兵力情况进行了分析，一致认为，突击点应该选在作为敌“门户”的一号高地。
这个高地，是敌人防御的“要点”，夺取了它，能迅速扩张战果，穿插迂回，达到全歼敌人的目的。
这一点，敌人的火力配置强，从局部看，它是强点，但是从战术部署上看，从全局上看，它是真正的弱点，敌人正是要保这个“弱点”，所以才加强了兵力。
演练重新开始后，我们集中六倍于敌的优势兵力实施四面包围，同时以小部兵力调动敌人，结果攻击奏效，各个歼灭了敌人。
栏目：学军事
北京部队某团指战员，狠批邓小平推行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掀起群众性的练兵热潮。
图为该团三炮连的战士们抓紧晚饭后休息时间开展小群练兵活动。
本报通讯员摄（照片）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二日讯 中国科学院组织的日环食观测队，在喀喇昆仑山上对今年四月二十九日发生的日环食现象成功地进行了综合性观测，获得重要成果。
最近他们已经回到北京，对观测所得的数据和资料作了初步分析，测定和总结。
这是我国科学工作者全部用国产仪器设备，独立自由地进行的第一次综合性日环食观测。
观测结果，为我国积累了第一批日环食研究和科学普及资料，改变了过去依赖外国日环食资料的局面，为我国天文科学普及事业作出了贡献。
日环食属于日食的一种。
月球绕地球旋转，地球又同时带着月球绕太阳旋转。
当月球转到地球和太阳中间，三者处于或近于一条直线时，月球挡住太阳，就发生了日食。
整个太阳被挡住叫日全食；
太阳被月球挡住一部分叫日偏食；
太阳中央被月球挡住，边缘还剩下一圆明亮的环，叫日环食。
日环食观测对科学研究和获取科学普及资料都具有重要意义。
解放以来，我国境内曾遇到过两次日环食现象。
第一次是在一九五八年。
那时，苏修以“合作”为名，派来“专家”，同我国科学工作者一起，对发生在我国海南岛的日环食现象进行了“联合观测”，可是观测的成果大部分被他们掠走。
多年来，我国天文馆宣传、天文教学和天文科学普及工作所用的日环食资料不仅很不完整，而且几乎全是依赖外国的。
广大工农兵群众和天文科学工作者迫切要求改变这种状况。
去年，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的推动下，一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天文、物理科学工作者，经过协商讨论，倡议发起了这次日环食观测。
这支日环食观测队，由北京天文馆、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北京天文台、上海自然博物馆、珠江电影制片厂、新疆地震研究部门、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和天津市科技局有关单位的工人、解放军指战员、科技人员、电影工作者组成。
观测队员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绝大部分是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新生力量。
这次日环食带中心线经过的新疆西部喀喇昆仑山区神仙湾、甜水海一带，山高路险，气候恶劣。
观测队员们以“可上九天揽月”的英雄气概，奋战在海拔五千二百米至六千一百米的三个观测点上，从运送、安装仪器设备到观测结束，在严寒缺氧、高山反应严重的情况下坚持工作了几十个日日夜夜。
在这次观测活动中，队员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在高山雪原摆开了批邓的战场。
大家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决心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以更多的观测成果来反击右倾翻案风。
许多观测队员爬雪山，涉冰河，反复选择更为有利的观测点，并且冒着高山大风和严寒，事先进行了多次试验观测。
他们日夜监视着观测点上的风云变幻，努力使观测工作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
有些观测队员在日环食发生前的半个月，便携带照相设备和电影摄影机，在观测点周围的许多山头进行了多次试拍，在四月二十九日日环食观测现场，他们在相距几百公里的三个观测点上，拍摄了我国第一批珍贵的纪录日环食全过程的电影和照片资料，并且完成了有关科学普及影片所需要的日食外景和实景的摄影任务。
日环食期间引力异常效应的观测，是在海拔五千五百米的山洞里，用多种仪器设备和不同观测手段进行的。
有的队员在山洞里几天吃不下饭，还日夜守在仪器旁边，记录日环食期间及前后各种不同的观测数据。
这次日环食观测活动，得到了人民解放军新疆部队和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协助。
喀喇昆仑山区军民热情为观测队安排好交通、食宿和物资供应。
许多边防战士主动给观测队带路察看地形，提供环食带的地理、气象情况，帮助观测队制订计划和运输、安装仪器，为完成这次观测任务作出了重要贡献。
（附照片）
这是四月二十九日在喀喇昆仑山海拔五千二百米的观测点上拍摄的日环食照片。
新华社记者摄
观测队员在边防战士的协助下，用我国制造的天文望远镜头，在海拔五千二百米的观测点上拍摄纪录日环食全过程的照片，获得了我国第一批日环食研究和科学普及所需用的图片资料。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一日讯 一些国家的外交部长最近分别打电报给宋庆龄副委员长或乔冠学部长，对朱德委员长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发来唁电的有：缅甸外交部长吴拉蓬，朝鲜外交部长许锬，日本外务大臣宫泽喜一，老挝外交部长奔·西巴色，菲律宾外交部长卡洛斯·普·罗慕洛，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贝宁外交和合作部长米歇尔·阿拉达耶，毛里塔尼亚外交国务部长哈姆迪·乌尔德·穆克纳斯，突尼斯外交部长哈比卜·沙提，比利时外交和发展合作大臣雷纳特·范埃尔斯兰德，丹麦外交大臣克努兹·伯尔厄·安诺生，意大利外交部长马里亚诺·鲁莫尔，荷兰外交大臣马克斯·范德斯图尔，挪威代理外交大臣布亚尔特马尔·耶尔德，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克罗斯兰，阿根廷外交和宗教事务部长塞萨尔·奥·古塞蒂，巴西外交部长安东尼奥·弗·阿泽雷多·达西尔维拉，智利外交部长帕特里西奥·卡瓦哈尔·普拉多，古巴外交部长劳尔·罗亚，墨西哥外交部长阿方索·加西亚·罗夫莱斯，秘鲁前外交部长米格尔·安赫尔·德拉弗洛尔，委内瑞拉外交部长拉蒙·埃斯科瓦尔·萨洛姆，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安德鲁·皮科克，爱尔兰外交部长加勒特·菲茨杰拉德，新加坡外交部长拉贾拉南，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一日讯 一些国家的部长和有关方面负责人，最近分别打电报给我国领导人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对朱德委员长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发来唁电的有：乍得最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马马里·吉梅·恩加基纳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武装力量部长吴振宇，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齐亚·乌尔·哈克，孟加拉国陆军参谋长、军法管制副执行官齐亚·拉赫曼，孟加拉国海军参谋长、军法管制副执行官穆什拉夫·侯赛因，日本通商产业大臣河本敏夫，泰国司法部长和众议院前议长巴实·干乍那越。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政治部主任法鲁克·卡杜米也发来了唁电。
发来唁电、唁函的还有一些国家的政府部门、同中国友好协会、群众组织、民间团体、各界人士及国际机构，以及各国驻华使节和在华的外国朋友。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二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今天晚上举行宴会，招待伊朗阿什拉芙·巴列维公主和其他伊朗贵宾。
宴会自始至终充满着热情友好的气氛。
宾主欢聚一堂，亲切交谈，畅述友情，衷心祝愿中伊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的友好关系日益发展。
伊朗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拉加布萨德和夫人应邀出席了宴会。
外交部长乔冠华，以及林佳楣、朱传贤、周觉等出席宴会作陪。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二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今天上午会见以法国“社会和自由的一代”全国委员会主席多米尼加·比斯罗为团长的法国“社会和自由的一代”青年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法国驻中国大使克洛德·阿尔诺，大使馆公使衔参赞苏礼蔼，参加了会见。
参加会见的代表团团员有让·皮埃尔·拉法兰、亨利·吉斯卡尔·德斯坦、伯诺依·罗热·瓦斯兰、玛尔克·菲利普·多布勒斯、皮埃尔·西莫纳、尼古拉·德斯坦。
会见时在座的有对外友协副会长杨骥、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赵俊祯，有关方面负责人贾学谦等。
新华社广州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二日电 以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宣传部长金应道少将为团长的朝鲜人民军协奏团，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丁里陪同，今天晚上乘专车离开广州前往上海访问演出。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副司令员黄荣海、副政治委员单印章，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梁锦棠，有关方面负责人张景耀、王海、罗范群以及文艺工作者、青少年一千多人到车站热烈欢送朝鲜战友。
朝鲜人民解协奏团在广州演出了四场大型革命歌剧《党的好女儿》和一场歌舞节目，近两万名工农兵群众观看了演出。
广大观众对朝鲜人民军艺术家们的成功演出表示热烈的祝贺，对他们带来的朝鲜人民的深情厚谊表示衷心的感谢。
朝鲜战友在广州期间，参观了毛主席当年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瞻仰了烈士陵园的“中朝人民血谊亭”，访问了工厂。
他们还同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代表、志愿军英雄连队代表、文艺工作者和医护人员进行了亲切的会见，并观看了广州部队文艺工作者演出的歌舞节目。
离开前，协奏团的演员们同广州军民举行了联欢。
新华社上海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二日电 墨西哥海军部代表、墨西哥“英雄”海军学院院长萨尔瓦多·戈麦斯·贝尔纳特将军和墨西哥海军官兵，这几天在上海进行参观访问，受到了上海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解指战员的热烈欢迎。
十八日，墨西哥海军官兵应邀访问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某部，受到了东海舰队副司令员高希曾和部队指战员的热情接待。
停靠在码头的各种舰艇为墨西哥朋友的来访悬挂了满旗，指战员整齐地排列在甲板上向客人们致敬。
墨西哥朋友参观了我国自己制造的各种舰艇和装备。
中午，墨西哥海军官兵同中国海军指战员欢聚一堂，共进午餐。
东海舰队指战员把一册反映我国海军指战员生活的影集赠送给墨西哥海军。
墨西哥客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指战员还热情地举行了联欢活动。
上海民兵为墨西哥朋友举行了一场军事表演。
红小兵的步枪射击，男女青年的歼敌赛和摩托车飞跃断桥等项目的表演，受到了墨西哥海军官兵的热烈鼓掌欢迎。
墨西哥朋友还分路参观了上海的工厂、农村人民公社、工人新村、少年宫，观看了军事体育表演，出席了文艺晚会。
今天晚上，戈麦斯将军在“夸乌特莫克”舰的甲板上举行宴会，向上海人民告别。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冯国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刘文学、东海舰队副司令员高希曾、国防部外事局副局长尹佐珍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工人、公社社员、解放军指战员、民兵等各界代表二百人应邀出席了宴会。
戈麦斯将军和刘文学政委在宴会上先后举杯，共祝中墨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友谊与日俱增。
丑闻的主角是：苏联现代五项运动协会秘书长、“功勋体育大师”、多次世界冠军、上届奥运会金牌获得者鲍里斯·奥尼辛科。
事情的经过是：当奥尼辛科同英国选手金·福克斯进行五项中的重剑第二轮交锋时，他进攻，福克斯后退，福克斯很清楚知道自己并没有被击中，可是裁判的纪录器却亮出了他已被击中的信号。
福克斯马上提出抗议，要求检查对方“武器”。
裁判委员会进行详细检查，把剑柄完全拆开，终于发现其中非常巧妙地安设了一个电子装置。
奥尼辛科只要用小拇指一按暗钮，就能“遥控”纪录台，使其发出对方被击中的信号。
这位苏联“功勋体育大师”制胜“武器”的全部奥秘原来就在这里。
把戏被拆穿了，人证、物证俱在，但这位运动员竟然大耍无赖，矢口否认说：“这不是我的剑！
这是我借来的！”
在场的苏联官员仓皇失措，默不作声。
问题提交仲裁委员会处理。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研究，委员会在记者招待会上当众宣布委员会一致决定取消奥尼辛科已经取得的七胜一负的成绩，取消他的比赛资格。
这项比赛的裁判委员会负责人卡尔·舒温德事后介绍说，赛前对运动员的武器都进行了检查，但是奥尼辛科的剑伪装得如此巧妙，以致不把剑柄完全拆开就根本无从查出弊病。
而我们检查的目的并不是去破坏器材。
仲裁委员会仔细听取了申辩，但理由都站不住脚，经过调查无法证实这把剑不是苏联人而是别人所有的。
他说：“我们除了取消他的比赛资格，没有别的选择。
他已被赶出奥运会。”
国际体坛上的这一丑闻发生在奥尼辛科的身上，但其根源却在于苏联勃列日涅夫集团长期以来推行的修正主义体育路线，正是他们大搞物质刺激、锦标第一，用“奖章”、“称号”毒害广大苏联运动员。
奥尼辛科不过是这条路线的一个牺牲品。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到处称王称霸，在国际体坛上也不例外，光想赢，输不得。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不择手段。
别人打破了它的世界纪录，它就采取不承认主义，摆出一副别人纪录要由它来批准的教师爷态度。
冰球赛中，为了赢球可以公开打人，可以搞窃听；
乒乓赛中让选手少报年龄参加青少年比赛；
自行车比赛中故意阻拦撞人；
在上届奥运会上，苏联举重运动员因为金牌拿得太少，结果就被押送回国，以示惩罚；
就在今年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上，苏联一名女选手违反规定，用兴奋剂……。
所有这些人们记忆犹新！
这次蒙特利尔的新丑闻，再一次从体育活动这个侧面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腐朽面目。
（附照片）
在第二十一届奥运会开始比赛的第二天，苏联运动员鲍里斯·奥尼辛科在现代五项运动击剑比赛中作弊，当场出丑，被取消比赛资格。
这是奥尼辛科垂头丧气离开运动场的情形。
新华社发（传真照片）
新华社雅典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一日电 雅典一些报纸指出，苏联航空母舰“基辅号”从黑海驶入地中海，这表明苏联正在加强它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力量。
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更加加剧。
《新闻晚报》写道，苏联把“基辅号”派进地中海，将使它自己的航空母舰同美国的航空母舰相对峙。
“这意味着两个超级大国在这个地区争夺决定性影响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论坛报》在一篇评论中说，苏联通过这一行动“获得了它过去所缺少的空中保护，加强了它的战斗力，使苏联的地中海舰队更加强了”。
《城堡报》刊载的一篇文章说，除了四艘直升飞机母舰（其中两艘属于苏联）之外，世界上现有的二十五艘航空母舰中，有五艘在地中海地区巡航。
“基辅号”同两艘苏联直升飞机母舰一起，形成一支能够进行和支持重要进攻的力量。
一些报纸指出，苏联的地中海舰队对这个地区的国家早已形成威胁，现在由于这支舰队进一步加强，从而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威胁。
在“基辅号”出现在地中海以前，希腊舆论对苏联向这个地区派驻舰队就有强烈的反应。
许多报刊要求两个超级大国的舰队撤出这个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