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提纲
——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复旦大学理科大批判组
去年七、八、09月，正当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在他亲自指挥下，炮制了一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以下简称《提纲》）。
《提纲》不仅是邓小平搞翻案复辟的一个罪证，也是一份极为难得的反面教材。
邓小平对这份《提纲》异乎寻常地感兴趣，一看到初稿，便连声叫
“好”，扬言“这个文件很重要，不但能管科学院，而且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和其他部门都适用。”
他授意进一步加工、润色，一连改了五、六稿，加进了一些马列主义的词句，磨掉了许多“不必要地锋利”的
“棱角”，准备时机一到，“让提纲自己说话”，从科技界
“打开一个大缺口，全面铺开”。
其用心可谓毒矣！
邓小平搞翻案复辟，其矛头必然要集中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提纲》正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刀的。
《提纲》第1段的标题，原来是“关于充分肯定科技战线上的成绩的问题”。
什么时候的成绩？
“二十六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轻轻一笔，就勾掉了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一伙在科技领域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抹煞了文化大革命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所推行的修正主义科技路线的重大胜利，否定了经过文化大革命我国科技界发生的深刻的变化。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
是阶级斗争嘛。”
文化大革命以前，在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庇护下，对资产阶级在科技领域霸占的世袭领地，是动不得的。
在这里，封、资、修的影响根深蒂固，资产阶级和旧传统势力极其顽固，资产阶级法权得以强化和扩大，有滋生资产阶级的肥土沃壤。
在这里，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知识为资本，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
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轻视工农群众，轻视生产劳动的倾向严重。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荡涤了封、资、修的污泥浊水，沉重地打击了资产阶级。
经过文化大革命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包括科技战线在内的各条战线，面目一新，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大量涌现，形势大好。
在邓小平和《提纲》炮制者的心目中，文化大革命简直是一场灾难。
他们咬牙切齿地诅咒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恶毒攻击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空头政治”、“苛捐杂税”；
疯狂反对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叫嚷什么开门办学是“不务正业”，使人“不敢钻研技术”，等等。
有人在破口大骂之余，情不自禁地狂叫“九年无宁日”。
一语泄露了“天机”。
原来，邓小平和《提纲》的炮制者口口声声说什么要“充分”肯定“二十六年”的成绩，完全是假；
他们是把文化大革命的九年屏于“二十六年”之外的，他们是想通过肯定“二十六年”来颂扬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修正主义路线。
粉饰过去，是为了现在。
为修正主义的科技路线招魂，目的在于重新推行它，就是搞翻案复辟，回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修正主义老路上去。
否定文化大革命，势必逆历史潮流而动。
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扭”。
《提纲》用“整顿”这个词，代替赤裸裸的“扭”，丝毫改变不了翻案复辟的实质。
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为了引导革命前进，“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样的整顿完全是必要的。
对于这样的整顿，大讲“整顿”的《提纲》却避而不谈。
相反，《提纲》在邓小平的“整顿”旗号下，挥舞起“整路线”、“整政策”、“整班子”、“整机构”的大棒，所有这些，实质上要把文化大革命来个兜底翻。
怎么“整顿”呢？
用《提纲》的话来说，就是必须“正确地理解和全面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革命科技路线”。
要把文化大革命以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前进的科技战线，再“整顿”到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革命科技路线”上去，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仔细一研究，原来在所谓“正确”和
“全面”后头，却大有文章。
按照《提纲》的逻辑：
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是“不钻研技术”；
坚持群众路线，就是“降低专业队伍的作用”；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不搞理论”；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就是“排外主义，闭关自守”；
坚持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就是“不利于调动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就是“用哲学代替自然科学”。
于是，他们捏造了一大堆罪名，强加给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和群众，大叫大嚷：
你们是“片面”性呀！
你们是“对毛主席革命科技路线作随心所欲的解释”呀！
你们是“夸夸其谈，以感想代替政策”呀！
所以，就得纠偏，就得从思想上来一个“整顿”。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都有对立着的两个方面；
同时，又认为任何矛盾着的事物都有其主要矛盾方面。
从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无产阶级从来不反对钻研业务，从来不反对搞理论，从来不反对学习外国好的经验；
但是，同修正主义者截然相反，无产阶级坚定不移地认为在我们的科技工作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坚持群众路线，坚持自力更生，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等一系列基本原则。
离开这些基本原则，科技工作就必然会走到邪路上去。
然而，《提纲》却大肆叫嚷这是不“正确”的理解，这是“片面性”。
那末，怎样才算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理解和全面执行”呢？
邓小平和《提纲》炮制者是有一张药方的，就是折中主义诡辩论那套修正主义者的老把戏：
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加“白专道路”；
大搞群众运动，不许“开门办所”；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可以是书呆子”；
贯彻执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得实行所谓“拿来主义”；
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必须让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所长，给他配党委书记，后勤人员”；
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则不许“摘引经典著作”的话，对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理论体系进行分析。
说的是“这一方面”、“另一方面”，实际上要的是“另一方面”。
在他们看来，这样才“正确”，才“全面”。
据邓小平说：
“世界上先进国家不管什么制度，都是走这个道路”，照着这条“捷径”走去，我们工厂自动化水平就会“提高”，体力劳动就会“减少”，“书呆子”也就会摇身一变成为“劳动者”。
我们要向那些老爷们大喝一声：
不须放屁！
你们那一套，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肆无忌惮的歪曲和污蔑。
毛主席早就指出：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
而这些老爷们却要我们相信有“不管什么制度”都能走的“道路”。
可见，《提纲》所兜售的“路线”，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如果科技战线照着《提纲》所说的去“扭”，去“整顿”，其结果，只能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其前途必然是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
为了在科技界复辟资本主义，《提纲》要“说”的“话”，集中到一点，就是“在科技界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
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就是《提纲》的要害。
为了论证“科技界不能提无产阶级专政”，《提纲》制造了一个论据，叫“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在他们看来，生产力不属于上层建筑，因此科研单位也就不属于上层建筑了，科技界就不能提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了。
按照他们这个逻辑，工厂更是发展生产力的，岂不是更不能提落实无产阶级专政了吗？
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诚然没有阶级性，可是，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研究自然科学的人难道也没有阶级性吗？
科研工作为之服务的对象难道也没有阶级性吗？
　
《提纲》东拼西凑，加上捏造，“引用”了十段毛主席语录。
《提纲》炮制者叫嚷：
“光凭这十条就可以把他们压倒”。
要“压倒”谁？
“压倒”无产阶级吗？
这套手法，我们领教过多次了。
他们以为，只要多引几条马克思主义的话，人们就会承认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了。
然而，明眼人一看便知，他们阉割了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
《提纲》引了不少毛主席的话，却偏偏一句也不提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论述，不提毛主席关于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基层的论述。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孤立地说什么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而抽掉了阶级斗争这个推动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取消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只能证明：
他们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的《提纲》是一个道道地地的翻案复辟的提纲。
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科学技术总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为一定的阶级利益和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从来没有什么脱离阶级的科学技术。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8页），成为资产阶级对外侵略和杀人，对内压迫和榨取广大劳动群众的工具。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科学技术应当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为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利益服务。
这都具有明确的阶级性。
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又是受社会制度制约的。
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是在不断改革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改革不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革命解放生产力。
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技术革命，只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才能发展。
《提纲》的炮制者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在科技界提无产阶级专政，根本否认无产阶级政治对科学技术的统帅地位，反对以革命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
他们胡说什么“科研要走在前头”，什么“学大寨也好，评《水浒》也好”，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把科研搞上去”。
其用心是十分险恶的。
他们的阴谋一旦得逞，我国决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只能是资本主义复辟，重新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提纲》这份反面教材再一次证明：
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修正主义仍然是主要危险。
《提纲》这份反面教材还告诉我们：
科技领域决不是一片“净土”，决不是单搞自然科学、与世无争的“仙山琼阁”，而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搏斗的阵地。
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科技领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改造、限制与资产阶级的反改造、反限制的斗争，其尖锐、复杂和长期，比起其他领域有过之而无不及。
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很可能在科技领域复辟，成为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一个桥头堡。
我们同邓小平挂帅的翻案派、复辟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
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不能松懈我们的斗争意志。
当前，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
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深入批判《提纲》，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可以预期，在斗争中，无产阶级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必将取得更大的成绩！

在批邓斗争中新疆、宁夏七·二一工人大学迅速发展
各族工人幸福地进了自己的大学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电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业、交通、基建等战线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积极兴办七·二一工人大学，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
目前，七·二一工人大学已由去年的十八所发展到七十五所，包括维吾尔、哈萨克、汉、锡伯、蒙古、回、塔塔尔等民族的学员共三千多名。
各族学员以阶级斗争为纲，学政治、学业务、学文化，政治觉悟和技术知识水平大大提高，在发展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形势的斗争中，充分发挥了骨干作用。
新疆从1971年开始举办七·二一工人大学。
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以来，广大工人、干部批判邓小平否定教育革命、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行，进一步提高了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自觉性。
有关单位的党委都把办好七·二一工人大学当作发展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来抓。
今年头五个月内，全自治区新办的七·二一工人大学相当于过去五年办的七·二一工人大学的三倍多。
从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到边远的喀什、和田、阿尔泰、哈密等地，从几千人的大企业到三、四百人的小工厂，都有了工人阶级自己的大学。
各地的七·二一工人大学十分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工人学员。
过去肩扛坎土曼、手拿放羊鞭的少数民族农牧民，进工厂当工人以后，今日又幸福地进了工人自己的大学。
他们怀着对毛主席、共产党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刻苦学习，努力实践，与汉族学员互教互学，并肩前进。
新疆石油管理局七·二一工人大学专门开设了民族班。
在机械修理班学习的维吾尔、哈萨克族学员，学习了内燃机、制图、金属工学、电工学和流体机械（泵）等课程后，他们今年02月用废旧材料加工装配了一台B2—300柴油机，04月份又加工装配了一台解放牌汽车引擎。
据新华社银川电
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交战线的七·二一工人大学，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有了迅速发展。
目前全区七·二一工人大学已由去年上半年的五所发展到五十七所，在校回、汉、蒙古族学员三千二百多人。
这些七·二一工人大学一办起来，就成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课堂，革命大批判的战场。
青铜峡水电厂七·二一工人大学在今年03月办起来后，开设的第1个专业班就是理论学习班，招收的第1批学员就是工人理论骨干。
他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边学习，边批邓，并且辅导全厂职工的学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各地七·二一工人大学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把教学、生产和科研紧密结合起来。
石炭井矿务局总机修厂七·二一工人大学的学员，在学习过程中，先后完成了一些先进设备的设计和制造任务。
七·二一工人大学受到了各级党委的重视和广大工人群众的欢迎。
吴忠县有二十三个县、社、街道办的企业，联合起来办了一所七·二一工人大学，开学那天，锣鼓喧天，红旗招展。
许多工人激动地说，我们工人今天能够办大学，上大学，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是对右倾翻案风的有力回击。

毛主席语录
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用实际行动批判邓小平反对教育革命的罪行
四川依靠群众办好七·二一工人大学
新华社成都电
四川省工交战线办的七·二一工人大学，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有了迅速的发展，目前全省已办起二百八十多所，今年头四个月，就比去年增加一点三倍。
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全省七·二一工人大学学员和广大工人群众扬眉吐气，纷纷用巩固、发展七·二一工人大学的实际行动，批判邓小平反对七·二一工人大学、反对教育革命的罪行。
四川省学大庆先进单位——宝鼎矿区，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办起了十一所七·二一工人大学，开设了采煤、机电、土木建筑、政治经济学等二十一个专业。
工人们说，毛主席指引的七·二一道路我们走定了！
邓小平的任何诬蔑、攻击都阻挡不住我们前进的步伐。
许多厂矿企业党组织都注意发动和依靠工人群众办好七·二一工人大学。
江华机器厂党委专门发动全厂职工讨论如何办好工人大学的问题。
许多老工人在讨论中控诉了旧的教育制度，总结了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厂的车工学习班针对产品需要组织教学的经验，工人们认为，工人大学也必须围绕典型任务组织现场教学。
他们选定机加工零件尺寸检验自动线作为典型任务，交给七·二一工人大学组织教学。
学员们在老工人的帮助下，通过学习和实践，终于自己设计、制造和装配出全厂第1台机加工零件尺寸检验自动线，既解决了生产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又学到了机械制图、数学、机床电路、工程力学、机制工艺、机床及液压等多方面的理论知识。
工人们热烈称赞这样办学好。
四川省各厂矿企业在兴办七·二一工人大学中，注意贯彻执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原则。
许多工人大学办在工地的旧席棚、旧仓房里，办在生产第1线，被工人们亲切地称为“席棚大学”、“流动大学”。
（附图片）
这是长江航运局重庆分局七·二一水上工人大学驾驶专业师生在轮船驾驶舱里进行教学。
新华社记者摄

贵州积极创办工人大学
新华社贵阳电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鼓舞下，贵州省工交、财贸、基本建设战线办的七·二一工人大学迅速发展壮大。
广大工人说，邓小平越是反对七·二一工人大学，我们越是要办，而且要多办，办好。
许多厂矿企业加快了工人大学的筹建工作。
不到半年时间，全省七·二一工人大学就从去年的十五所发展到一百一十八所；
在校工人学员由去年的不满千人发展到七千四百多人。
这些七·二一工人大学在办学过程中，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坚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贵阳耐火材料厂七·二一工人大学哲学专业的五十多名学员，结合参加现实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史、政治经济学等课程，不断提高了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
现在，绝大多数学员成了工厂理论队伍的骨干，成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尖兵。
卫东矿务局汪家寨煤矿的七·二一工人大学，把课堂搬到矿山上去，一边讲课，一边指导测绘，使学员掌握了测量知识和仪器的使用方法。
为了适应教学的需要，全省工人大学师生自编各种教材二百七十多种，自制了一大批教具。
到目前为止，全省七·二一工人大学已毕业学员二千八百多人，他们活跃在三大革命运动第1线，成了厂矿企业抓革命、促生产的骨干力量。

同群众划等号
毛主席指出：
“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领导干部拜工农为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主要是为了做到切实与工农群众实行三同，能够在基层单位当一个合格的普通劳动者，与工农群众划等号，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修防修，继续革命。
不学会一门至几门手艺，就不可能真正做个普通劳动者，就只能站在群众之外，或者站在群众之上指手划脚，与群众处于对立地位。
我们不是为学手艺而学手艺，而是要通过学手艺的艰苦劳动，学习工人、贫下中农的好思想、好作风，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永远同群众心连心，永葆无产阶级的革命青春。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领导干部要带领群众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须站到群众斗争的前列，拜群众为师，与群众实行三同。
只有这样才能永不变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摘自07月03日《江西日报》载《从学手艺谈起》一文，作者：
骏声）

只有深入学习，才能深入批判。
上钢五厂一车间党总支领导成员和理论骨干一起在认真看书学习。
本报记者摄

抓住走资派最本质的政治特征
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这是走资派最本质的政治特征。
走资派的资产阶级实质，正是通过这一政治特征突出地表现出来的。
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就集中反映了新老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利益，是同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利益的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
我们分析走资派，首先必须弄清政治路线问题。
当前深入批邓，最要紧的也是要抓住邓小平的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把它批深批透。
走资派之所以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尖锐对立，还在于他们占有他人的劳动。
毛主席在1964年指出：
“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这就极其鲜明地点出了走资派的剥削阶级本质。
吸工人血，这是所有资产阶级共同的本性。
只是在“吸血”的途径和方式上，走资派和资本家有所不同。
资本家直接用资本吮吸活劳动，吸工人的血。
而走资派则利用手中掌握的一部分权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在他们所控制的那些单位和部门，使社会主义公有制蜕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
他们扩大人们相互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脱离劳动，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把干群关系搞成雇佣关系，把代表工人管理变为“个人管理”，从而使管理成为他们压迫和剥削工人的手段；
他们把权力当作特权，搞特殊化，通过合法的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侵吞劳动人民创造的社会财富。
总之，他们极力在各个领域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力图恢复腐朽反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工人群众重新推到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
而他们则化公为私，不劳而获，穷奢极欲。
他们吸工人血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贪婪和凶狠，确实比资本家还要厉害。
广大的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不喜欢走资派压他们，他们要革命，要斗争；
这样，那些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的走资派，“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摘自07月05日《解放日报》载《揭露走资派阶级本质的锐利思想武器》一文，作者：
云飞）

根本的问题在路线
官僚主义者阶级，为什么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尖锐对立呢？
根本的问题是他们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要革命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这是由他们的阶级地位和阶级本质所决定的。
而官僚主义者阶级，也由他们的阶级地位和阶级本质所决定，必定要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同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矛盾和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
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走资派，都是利用手中掌握的很大一部分权力，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在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占了统治地位的单位，就使社会主义公有制只剩下一个外壳，实际上变为走资派所控制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对工人和贫下中农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
（摘自07月03日《安徽日报》载《官僚主义者阶级就是党内资产阶级》一文，作者：
芜湖纺织厂工人理论小组　中共芜湖市委宣传部理论小组）

看清人与人之间最本质的关系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人和人之间最本质的关系，从来是阶级关系。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企业管理的权力属于资本家，资本主义企业里的管理人员，是代表资本家进行管理的，而工人由于没有生产资料，受资本的雇佣，在劳动过程中，完全处于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
在社会主义企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工人群众是国家的主人、企业的主人，党和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是革命的同志关系，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但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三大差别，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领导与群众之间，在事实上还存在一定的差别，还存在着相对固定的分工关系，还分等级。
如果不积极采取措施限制领导与群众关系上的资产阶级法权，听任搞修正主义的党内资产阶级强化和扩大它，把管理者和劳动者的分工绝对化，那么，有些领导干部就会蜕变为吸工人血的走资派，工人群众就会重新沦为雇佣奴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就会变为走资派控制下的资本主义私有制。
因此，领导干部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自觉地拜工人为师，向群众学习，不断密切干部同群众的关系，与工人划等号，是直接关系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使我们的干部能够和工人打成一片，共同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件大事。
（摘自07月04日《北京日报》载《真心实意地拜工人为师》一文，作者：
北京铁路分局党委学习中心组）

要害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大连石油七厂职工深入批判邓小平“整顿企业管理”的阴谋
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辽宁省大连石油七厂党委带领广大职工，紧密联系工交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社教运动的重要批示，深入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修正主义工业管理条例——《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以下简称《条例》）。
广大职工以毛主席的重要批示为武器，深刻揭露了邓小平在《条例》中策划“整顿企业管理”的险恶用心。
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邓小平鼓吹的“整顿企业管理”，是他“全面整顿”这一翻案复辟行动部署的组成部分，目的是扶资产阶级，整无产阶级，妄图在企业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企业管理中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
石油七厂的工人认为，企业的领导权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中，还是掌握在走资派、官僚主义者阶级手中？
工人在企业中是当家做主，还是被当做雇佣奴隶？
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办企业，还是依靠少数资产阶级“专家”办企业？
在这些企业管理的重大问题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十分激烈。
这是直接关系到在企业里实行哪个阶级专政，关系到企业的性质的重大问题。
这个厂的广大职工在革命大批判中指出，邓小平在《条例》中恶狠狠地攻击什么现在的企业是由“没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识分子和‘勇敢分子’当权”，叫嚷要把所谓的“党性强”、“最有经验”的人提到重要领导岗位上加以重用，就是要挥舞“整顿”的大棒，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中、青干部，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统统打下去，把那些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
邓小平在《条例》中还鼓吹依靠所谓“精通技术、精通业务的人材”，企图依靠少数资产阶级“专家”、“权威”，重搞“专家治厂”。
对于工人群众，邓小平则大叫大喊要管得“严一些”。
他拚命反对批判“管、卡、压”，胡说什么“这是大帽子”。
《条例》中极力宣扬“制度万能”，不问是否合理，必须“严格执行”。
这显然是要把资产阶级“管、卡、压”的那一套重新拿来管群众，压群众，束缚群众的手脚。
工人们愤慨地说：
从邓小平给“整顿企业管理”定的调子、画的框框，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就是要扶植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让那些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对企业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搞资本主义复辟。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石油七厂工人、干部回顾文化大革命前后厂里的变化，对邓小平在企业管理上搞翻案复辟的反动性、危害性认识更加深刻。
文化大革命前，这个厂由于领导权没有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厂里搞的是“一长挂帅，四总当家”、“领导立法，管理人员执法，工人守法”等修正主义管理制度，对工人实行“管、卡、压”和物质刺激，工人处于无权的地位。
文化大革命中，工人们造了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在企业中争得了领导权、管理权和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权。
从工人中选拔的一百多名新干部，担任了厂、科室、车间的领导工作，占车间以上领导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七；
全厂自下而上地建立了群众管理网，班组有五大员，车间设工人管理组，厂一级有工人管理委员会，两千多工人直接参加企业管理工作；
凡属企业的重大问题，厂党委都在工人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做决定，广大工人和领导干部共同管路线，抓大事。
精制、水汽等车间的工人在革命大批判中说：
邓小平这个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怀着对文化大革命的刻骨仇恨，在企业管理方面大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妄图重新剥夺工人当家做主的权利，让走资派欺压工人，吸工人的血，这是开历史倒车，搞“克己复礼”，我们坚决不答应！
石油七厂工人在革命大批判中进一步指出，邓小平极力否定工人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妄图把工人变成雇佣奴隶，既是出于他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也是由他反动的唯心史观所决定的。
邓小平胡说什么“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在他的眼里，只有走资派最高明，而工人是“群氓”，是“下愚”，连依靠都不能依靠，只配受管、受压，哪还能当家做主呢？
石油七厂工人以毛主席关于“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精辟论断为武器，列举大量事实批判了邓小平贬低工人作用的谬论。
去年下半年，正当邓小平大刮“业务台风”、“经济台风”的时候，这个厂的工人理论队伍三次写了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文章，在全厂巡回宣讲，顶住了这股逆流。
工人高度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有力地批判了邓小平“上智下愚”的反动唯心史观。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钻心的虫子”最坏事
河北省饶阳县五公大队革命委员会主任　耿长锁
好多天来，我老琢磨这么个事：
为什么说党内走资派最危险？
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联系我们大队组织起来三十多年的斗争史，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深深感到，党内走资派确实比地主资本家还厉害，还危险。
他们脸上抹着红粉，手里握着大权，好比“钻心的虫子”，危险性很大。
一提起邓小平这个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我们贫下中农就一肚子火。
批邓以来，我们五公大队在党总支的领导下，召开了三十多次批判会，编演了八十多个批邓的文艺节目，有七百多人登台朗诵了自己创作的批邓诗歌。
我们五公大队的贫下中农为什么对党内走资派这么痛恨呢？
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就是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人支持、怂恿党内外资产阶级，变着法地反对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同他们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
1951年，正当我们的合作社经过八年斗争，越办越好的时候，在召开的一个“农业互助合作”座谈会上，有人竟然说什么“办合作社不是群众要求，也不是发展方向，就是将来搞社会主义，合作社也得解散。”
我一听，脑袋嗡嗡开了，心想：
怎么共产党的干部和俺村的地主富农说的一个腔调？
俺村的地主富农就说我们办合作社是“穷极生疯，早晚得穷散。”
“合作社瞎胡闹，发家致富才是正道。”
我憋着满肚子气回来，把俺村的地主富农狠狠斗了一顿。
1961年，在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的座谈会上，有的人竭力鼓吹“三自一包”的好处，还要实行什么“粮食完全按劳动工分分配”的所谓新政策。
我一听不对头，就站起来说：
“这不是又要单干了？
这么办下去，不闹个穷的穷、富的富才怪哩。”
因为我的话不顺他们的耳，从此就不让我参加会，让我在饭店里干蹲着。
后来才知道，那次会是刘少奇直接控制的。
可真是“上边”煽黑风，点鬼火，“下边”就跟着冒邪气，瞎咋呼！
在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修正主义路线头子的煽动下，我们五公大队的阶级敌人也叫喊什么“包产到户”呀，“牲口分槽喂养”呀。
当时我心里想，甭管怎么样，谁不搞社会主义我就反对谁。
我们发动群众，彻底揭露阶级敌人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顶住了那股修正主义的妖风，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
过去，我一直在想，那些“大人物”不都是“共产党员”吗？
不都是“领导干部”吗？
为什么他们老和阶级敌人一个鼻孔出气？
为什么老和我们贫下中农扭着劲？
现在我清楚了，原来这些人名为“共产党员”，实际上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些人里头，有的本来就是钻进共产党里来的叛徒、特务、内奸、工贼和其他坏人，有的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有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派。
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后，资产阶级成了革命的对象，这些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不认真改造自己的思想，跟上革命的步伐，而是死抱着资产阶级世界观不放。
当革命革到他们自己头上，革命洪流冲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就不满、抵触，甚至站到群众的对立面，反对革命了。
这样的人怎能不和我们贫下中农扭着劲干呢？
在批邓斗争中，我们把过去一次次的斗争都分析过。
我们发现了这么个规律：
每当党内走资派提出修正主义纲领、路线的时候，社会上的阶级敌人就乱哄哄；
每当我们开始反击党内走资派的时候，社会上的阶级敌人就跳出来进行捣乱，千方百计转移斗争大方向。
这说明，党内走资派是一切仇视社会主义事业的反动势力的代表，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的核心和主要力量。
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则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挂帅人物。
我们的党和国家会不会改变颜色，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能不能进行到底，就看我们能不能坚持同党内走资派斗下去，一直斗到共产主义。
我常和社员们念叨，古今中外，象邓小平这类人物是很危险的。
我们看过《水浒》，梁山农民起义军哪一次不是把宋朝派去的兵将打得落花流水？
可投降派宋江一搞修正主义，就把梁山农民革命事业断送了。
苏联也是这样，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和希特勒法西斯德国的两次武装侵略没把苏联打垮，内部出了个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却把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颠覆了，把列宁亲手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
在刘少奇、林彪、邓小平控制的一些部门里，不也是让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吗？
正象鲁迅说的那样，许多事情都败在这些“蛀虫”手里。
依我看，党内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破坏革命事业，主要的有两个便利条件：
一个是他在党内，一个是他有权力。
也就是说，他既能哄人、骗人，又能吓人、压人。
他们就靠着这些，使出好多卑鄙的办法来复辟资本主义。
邓小平不就是这样吗？
他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推行一条复辟倒退的修正主义路线，妄图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蜕化变质；
他又利用手里的权，“举逸民”、“请隐士”，积蓄反动力量，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提上来”，把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打下去，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他和刘少奇、林彪一样，用共产党员的外衣、领导干部的地位，掩盖他资产阶级的本来面目；
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装饰修正主义的黑货；
在社会主义的招牌下，干着资本主义的勾当。
尽管隐藏在党内的走资派有很大的欺骗性，但是，对付他们并不难。
别看他们气势汹汹，其实，最虚弱了。
因为他们有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得人心。
无论他怎样不可一世，只要把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本质一揭露，他就没咒念了，顶多是狗急跳墙，来个垂死挣扎，那他就会灭亡得更快。
邓小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复辟资本主义的丑恶面目被揭露以后，就煽起一个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这样，邓小平就更快地垮台了。
群众说得好：
“党内走资派就象景阳冈上的老虎，就那么猛三下，三下过去了，就该着咱揪住它的脑瓜皮，狠狠揍它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走资派还在走。”
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党内始终存在着资产阶级，存在着走资派；
同走资派的斗争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任务。
这种情况好比割韭菜。
菜园里的韭菜，割了一茬又长一茬，老是割不完，只有刨了它的根，它才不长了。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任务，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要警钟长鸣，挖山不止，不断地跟走资派作斗争，并且注意不断地铲除资产阶级得以存在和产生的土壤。
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英明论断，彻底揭露了党内走资派的本来面目。
这对于我们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对于我们战胜和消灭资产阶级，完成最终消灭阶级的任务，具有深远的意义。
我虽然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大好，可我一定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总结同走资派作斗争的经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从群众中来（版画）　叶欣作（阳泉）

他认准了社会主义道路
粤北山乡——广宁县宾亨公社山根大队水头生产队的政治夜校里，电灯明亮，理论辅导员小高，联系生产队的斗争实际，给社员讲解“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一课。
广大贫下中农聚精会神地听着，老贫农高苟听得更加认真。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伙同邓小平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竭力兜售“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黑货，妄图把广大农民引上资本主义邪路。
那时，高苟凭着自己的手艺，经常外出搞个人副业，收入越来越多，在队里造成极坏的影响。
“苟伯，你是贫农，成天想着为个人赚钱，发展下去危险啊！
把你的手艺献给集体不好吗？”
大队、生产队的干部，不只一次地教育高苟，但他都听不进去。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垮了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山根大队党支部，狠抓阶级斗争，认真组织广大社员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
各生产队建立了政治夜校、图书室、文化室，广泛开展活动，整个山村沸腾了。
高苟的家庭也发生了变化。
高苟的大儿子是共青团员、高中毕业的回乡知识青年，担任生产队的理论辅导员。
他对父亲热衷于为家庭养蜂赚钱有一肚子意见，带着弟弟一起批评父亲。
父亲说：
“我不养蜂赚钱，你们花什么？”
儿子说：
“我们不要你赚那几个‘自发’钱，我们大家都应该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奔社会主义，过集体富裕的日子。”
贫下中农支持小高的革命行动，纷纷到高家帮助高苟，耐心地教育他：
“过去有人羡慕你有本事，能赚钱，学着你的样子干。
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些人都看清了你走的是资本主义的道，是回头路，千万不能再走了。”
党支部书记周金友登门同高苟促膝谈心，帮助他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
高苟听着，想着，思想渐渐开窍了。
这天，周金友把小高找到政治夜校，共同准备一堂辅导课，题目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党支部让小高在这一课里，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是非讲明，把他父亲的资本主义自发思想点破，让他父亲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辅导课开始了，小高讲着讲着，说起自己一家的血泪史：
在旧社会，高苟十二岁死了父亲，姐姐、弟弟和妹妹，都因家里贫困，无法养活，被卖掉了，母亲随后也流落他乡做苦工，高苟从小就给地主打长工，给资本家当雇工。
为了生活，他向人“偷师”学艺，学会了多种谋生的手艺。
尽管这样，也没有帮助他摆脱长年累月受地主资本家剥削压迫的命运。
高苟静静地听着，一股辛酸泪直往肚里流。
贫下中农发言了：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我们贫下中农！
文化大革命擦亮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清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看清了刘少奇、林彪要把我们往资本主义道上拉。”
一位贫农组长对高苟说：
“你说你一家的幸福生活是你的手艺挣的，这是忘了党的恩情，忘了社会主义的恩情。
旧社会，我们两个一起给地主做工，替资本家卖命，你虽是‘百艺藏身’，也落得个家破人亡，亲人离散。
社会主义才使你母子、兄妹团圆，可你上了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当，好了伤疤忘了疼。
我们万万不能叫资本主义重演啊！”
这堂辅导课还没讲完，高苟就坐不住了，他要求上台发言，诚恳地检查了自己的错误，提醒大家接受他的经验教训。
在这一堂辅导课中，高苟由受教育者变成了教育者。
高苟变了。
他不再为自己一家养蜂了，他担任了大队蜂场的养蜂员。
有人曾经对他开玩笑：
“高苟，你过去凭着十几箱蜂，每年赚那么多钱。
如今养的蜂更多了，一天只记这么些工分，图什么呀？”
高苟回答说：
“图什么？
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文化大革命真好啊，我这点手艺用到正道上了。”
看到高苟的变化，学习高苟的样子，水头生产队的社员干社会主义的劲头更足了。
这个生产队再没有人在副业上搞资本主义了。
集体经济大发展，去年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一千三百多斤，其他各项工作都做得很出色。
目前，干部社员正集中火力批判邓小平。
本报通讯员

山村墙报
浙江台州　王金育是晚霞缭绕？
是春花晓放？
是谁染红了这山村墙报？
一幅幅画，一首首诗，象一发发炮弹呼啸。
政治夜校的发言，批判会上的声讨，都是投向走资派的梭镖！
啊，这里是阶级斗争的战壕，席卷着批邓的风暴，它象烈火熊熊，它象战旗飘飘，正对着走资派横扫！

工人美术大字报
阳泉工人美术作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创造的美术大字报，为我国革命美术花坛增添了新的花朵。
1974年10月01日，在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在北京举办了《上海、阳泉、旅大工人画展览》。
一幅幅充满战斗气息的工人画，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观众。
其中一张用包装纸照原画复制的“美术大字报”——《革命、生产要上去，领导干部要下来》，非常引人注目。
广大观众热情赞扬它是“革命的美术大字报”。
这张美术大字报是怎样产生的呢？
那是1974年七、08月间，阳泉农机厂有的领导干部路线不端正，经常浮在上面，很少深入群众，影响了全厂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生产也连续两个月没有完成计划。
工人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工人美术组遵照毛主席关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指示，对这种情况作了分析，认为这是关系到执行什么路线的大事，决定给厂领导送一张美术大字报。
几个人找来一张包装纸，构思，描图，着色，不到半天就画成了，贴在厂党支部办公室门口。
工人纷纷跑来看这张别具风格的大字报，热烈赞扬：
“画得好，贴得及时，咱厂的领导是该狠促一下！”
厂的领导成员细看门前的画，听听大家的议论，深受教育。
党支部迅速召开会议，厂的领导干部在会上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教导，对照群众的批评，认真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从路线上找到了产生问题的原因，作出干部深入班组、参加劳动的决定。
他们以画面上“下来”的那位干部为榜样，深入车间，扎根班组，和工人实行三同，实行面对面的领导，很快扭转了被动的局面。
全厂批林批孔掀起新高潮，一跃成为全局的先进单位，生产任务也完成得很好，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
一船引航，千帆竞发。
工人美术大字报在阳泉工人画的成长史上，写下新的战斗篇章。
阳泉矿务局四矿一井的一些老矿工，识字较少，文化水平不高。
他们怀着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冲破了旧观念、旧思想的束缚，拿起画笔，挥戈上阵，创作了上百张美术大字报，歌颂文化大革命，愤怒批判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头子的罪行。
工人们高兴地说：
“别看咱工人文化水平不高，粗大的手，张张画画的如匕首。”
铁路上的司机和乘务员，机务段的列检工和车站客运员，克服了工作分散、流动性强等困难，自动组织起来，开展业余美术创作活动。
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以美术大字报这一锐利武器，向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向制造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一小撮阶级敌人猛烈开炮。
从沸腾的矿山到繁忙的工厂，从铁路沿线到街道两旁，到处都可看到美术大字报。
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在那里冒头，革命美术大字报就在那里出现。
两年多来，美术大字报在批林批孔、评论《水浒》、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邓小平的斗争中，发挥了战斗作用。
去年夏季前后，当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阳泉工人，坚决同右倾翻案风对着干。
有的单位受右倾翻案风的影响，放松了理论学习，削弱了对思想文化阵地的领导，工人美术作者就画出了《坚持数年，必有好处》、《要办好职工文化阵地》等美术大字报，敲响了警钟。
邓小平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鼓吹“基础论”。
工人美术作者画出《要做国家主人，不做金钱奴隶》的美术大字报，针锋相对地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号召工人继承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发扬“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革命精神。
有的美术大字报列举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群众的表现，启发工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对邓小平散布的“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的反动谬论，给以有力的回击。
有个工厂，由于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小包工”、“超产多记工”之类的旧货色一度又冒了出来。
有人还说这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广大工人群众立即闻出了修正主义的气味。
工人美术组创作了《事关路线，不可轻心》、《工人大干为革命，坚决抵制资产风》等美术大字报，尖锐地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热情地监督、挽救某些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的领导干部。
美术大字报在阶级斗争中显示了强烈的战斗作用，博得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不下岗的哨兵”的光荣称号。
那一个个挺立在坑口、车间、宿舍的“哨兵”，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体现了工人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坚强意志，表现了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战斗风格。
它深刻地说明了美术一旦从地主资产阶级的宫廷、沙龙里彻底解放出来，变成工人手里的武器，能够发挥多么巨大的威力。
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开展以来，工人美术作者扬眉吐气，意气风发，精神振奋。
一幅幅美术大字报，象一把把匕首、一发发炮弹，投向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邓小平。
《走资派还在走，我们要坚决斗》、《以阶级斗争为纲，坚决回击右倾翻案风》等美术大字报，表现了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同邓小平斗争到底的决心和气概。
《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等美术大字报，帮助人们加深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的认识。
《看样板戏去！
》、《文艺战线今胜昔》、《群众是科研的主人》、《新生事物赞》等美术大字报，以鲜明的艺术形象，狠批邓小平的修正主义纲领和路线。
04月07日，党中央两项英明决议发表了。
当天晚上，在欢庆胜利的锣鼓、鞭炮声中，《热烈欢呼中央两个决议的发表》、《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反革命，追查反革命谣言、传单的制造者》等多幅工人美术大字报迅速问世，为深入批邓大造革命舆论。
阳泉工人美术大字报在斗争中发展，迎着风浪前进。
本报通讯员

文化大革命教育出的好医生编辑同志：
文化大革命实在教育人、锻炼人。
首都医院中医科医生李士祥，近六年来坚持利用星期日休息时间，在我们大队医疗站为社员和附近居民义务看病。
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在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上有多大的作用。
1970年，塔院大队在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的指引下，办起了合作医疗站，大伙选出七名社员担任赤脚医生。
家在塔院大队的李士祥医生，对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早就不满意。
他看到办起了合作医疗，跟我们社员一样高兴，自告奋勇挑起培训赤脚医生的担子。
李士祥在解放初期是一个卫生员，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
在战争的年月和后来多年的医疗实践中，他积累了一些医疗经验。
现在，他是城市医院的一名专业医生，但他知道自己的“本事”是党和人民给的，应该为培养农村医疗卫生队伍出力。
他的想法得到首都医院党委和塔院大队党总支的支持。
从1970年起，他就放弃星期天的休息，半天给赤脚医生讲课，半天带着赤脚医生为贫下中农治病。
塔院大队的赤脚医生培养起来了，李士祥利用星期日为大队贫下中农和附近住的工农兵治病也成了惯例。
每逢星期日下午，他总在塔院大队医疗站里热情地接待病人。
首都医院中药房的史泽同志，从1974年开始，每个星期日下午也骑着自行车，一趟几十里，赶到我们大队同李医生一起义务治病。
六年来，李士祥和史泽利用星期日休息时间在我们大队为群众看病的人数达到一万四千多人次。
李士祥为贫下中农治病不分黑夜白日。
他正吃着饭，只要有病人一招呼，撂下碗就走；
晚上睡着了，只要来了病人，他就披衣起床。
有一回，延庆县一位老大娘赶到我们大队医疗站已是夜晚八、九点钟了。
李士祥瞧完一天的病人，前脚刚进家门，病人后脚跟了进来。
李医生顾不上吃饭，就把病人让到炕上治疗。
有一个春节的晚上，大家正吃着饭，附近一个妇女分娩后得了乳腺炎，赤脚医生来找李士祥，他二话没说，背起卫生包就走，一直忙到深夜才回家。
老贫农温振林，两只胳膊长满了牛皮癣，下不了地，三十多年来跑过十多家医院，都没治好。
这几年在李士祥的精心治疗下，才算断了根。
如今温振林在农业生产第1线干得欢着哪。
李医生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治病，贫下中农打心眼里喜欢他。
好多人为了表示自己的心意，常常想送点食物或土特产给李医生，他都婉言谢绝。
他说：
“医疗技术不是我的私有财产，我只有用它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利用它向人民要这要那的权利。”
每当听到病人向他感谢时，他就说：
“不为名，不为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医生的本分，比起白求恩、李月华来，我还差得远呢。”
一滴水映出太阳的光辉，从一个医生对我们贫下中农的心意，能够看出文化大革命给医务人员带来的深刻变化。
只有经过文化大革命，才能真正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才能茁壮成长。
只有文化大革命，才能使“城市老爷医院”改变面貌，向我们工农兵开门；
只有文化大革命，才能教育出李士祥这样身在城市医院，心不忘贫下中农的好医生。
北京市海淀区东升人民公社塔院大队贫下中农

石娃（散文诗）
山西平定县　于宗琪
鞭杆攥在手，惊雷鞭梢炸：
“啪！”
——抖一路春风，扬十里蹄花。
运肥、送粮、拉石、装沙……路正方向明，响鞭催快马。
这把式，谁不夸？！
两年前，石娃插队到石凹，坚决要求：
“哪儿艰苦我去哪！”
党支部让他教小学，他二话没说去教课，可心里拴个大疙瘩……
没多久，队里发生一件事：
大车拉煤换麦搞“自发”，连车带马被扣压。
车把式、富农的儿子张财发，把集体经济的墙脚挖。
咱石娃，挺身批判真泼辣：
“资本主义邪路要堵死，鞭杆车马咱当家！”
党支部开会作决定：
长鞭交给小石娃。
石娃爱鞭爱车又爱马，更爱社会主义金光大道映彩霞。
出车，鞭响百回舍不得打；
收车，和饲养员同住草棚下。
你看他，风里雨里不闲暇；
你看他，起早搭黑把重载拉。
一次，大雪封山路铺冰，大车上坡轮光打滑。
上？
一步千钧力。
下？
一坠百丈崖。
车上装着队里的肥，一斤一两不能撒！
危险时刻冲在前，学习张勇、金训华。
石娃拚尽浑身力，肩扛大车咬紧牙，辕马抖鬃使劲爬。
“驾——”震天撼地蹄声脆，大车飞过山圪梁。……
两年风和雨，朝暮来摔打，炼红一颗心，炼就一副钢骨架。
大队召开批判会，石娃第1个把言发：
“邓小平要走回头路，俺们坚决不答应他！”
车轮生疾风，歌声荡天涯。
“啪！”
——长鞭当笔书云空：
广阔天地作为大！

矿工登上赛诗台
湖南省鲤鱼江煤矿工人　郭国良云让开，雾让开，煤城搭起赛诗台。
三山五岳俯首听，歌海诗潮动地来。
昔日“煤黑子”，今天“红秀才”。
一唱文化大革命，再唱风华新一代。
诗台正是大炮台，炮口对准走资派！

克雷库总统等到达石家庄参观访问
贝宁贵宾访问沙石峪大队
新华社石家庄1976年07月18日电贝宁人民共和国总统马蒂厄·克雷库和由他率领的贝宁国家代表团，由农林部长沙风陪同，今天下午乘专机从河北省遵化县到达石家庄参观访问。
今天，石家庄市洋溢着中贝两国人民友好的热烈气氛。
市区街道上空悬挂着彩旗和
“热烈欢迎克雷库总统！”
“热烈欢迎贝宁贵宾！”
等大幅标语。
机场上飘扬着中贝两国国旗。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子厚，副主任王金山、王桂华、刘殿臣，河北省、石家庄地区和石家庄市的有关方面负责人郭志、李永进、孙吉全、张建尧，以及石家庄市两千名群众，冒雨到机场热烈欢迎贝宁贵宾。
克雷库总统等在机场上同欢迎群众见面时，人们敲锣打鼓，挥动花束和花环，高呼口号，向贵宾们表达友好情谊。
贵宾们乘车前往宾馆时，沿途群众向他们热情鼓掌。
克雷库总统不断向欢迎群众挥手致意。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曾美陪同贵宾从遵化县到达石家庄。
晚上，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举行宴会，欢迎克雷库总统等贝宁贵宾。
沙风部长和外交部非洲司长何功楷、礼宾司长朱传贤，中国驻贝宁大使谷小波等出席了宴会。
刘子厚主任首先在宴会上祝酒。
他感谢克雷库总统率领贝宁国家代表团前来河北省访问，给河北省人民带来贝宁人民的友好情谊。
他祝愿贝宁人民在克雷库总统领导下，在维护民族独立和建设自己国家的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克雷库总统在祝酒时，对河北省人民给予代表团的热情欢迎和接待表示深切的感谢。
他说，从我们参观沙石峪这个模范的生产大队开始，到访问遵化县城，在同各界负责人和人民群众的会见当中，我们到处都看到勇敢的人民群众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他们是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这些成就的。
这对第3世界人民也是巨大的启发和鼓舞。
宴会以后，贝宁贵宾观看了杂技节目。
新华社石家庄1976年07月18日电贝宁人民共和国总统马蒂厄·克雷库和由他率领的贝宁国家代表团，在农林部长沙风陪同下，今天乘专机从北京到达河北省遵化县，参观了岳各庄公社沙石峪大队。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曾美，遵化县革命委员会主任王国藩，唐山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何毅、张一萍等到机场欢迎贵宾并陪同参观访问。
克雷库总统等贵宾上午乘车来到沙石峪大队时，受到了社员们的热情接待。
大队革委会主任张贵顺向贵宾们介绍了沙石峪大队解放后二十多年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把一个过去“土如珍珠水如油，满山遍野大石头”的穷山村，变成“层层梯田花果园，青石板上创高产”的社会主义新山村的情况。
解放前，这里粮食不过百斤，去年粮食亩产已达八百九十多斤。
今年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推动下，夏粮又获得丰收。
克雷库总统同张贵顺主任手拉着手沿着山路登上山坡，观看了层层梯田。
在“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梯田旁，张贵顺主任告诉贵宾，1966年一百名青年从五里外挑来泥土造起的一亩田，去年产量达到了一千五百多斤。
文化大革命以来，社员们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在这里又造了六百多亩地，产量不断提高。
贵宾们来到半山腰，参观了社员们用五个冬春时间建起的蓄水池。
在山坡上，贵宾们举目眺望山村全景，只见满山遍野郁郁葱葱，高粱玉米长势喜人，果树园里果实累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克雷库总统在参观中，热情赞扬沙石峪人民在革命和生产中取得的成就。
他说，我们在这里看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以他们坚定的决心能够做到一切。
贝宁贵宾今天在遵化县还参观了县办的米面加工厂、针织厂和县工农业展览馆。

墨西哥赠送我国动物交接仪式在京举行
新华社1976年07月18日讯墨西哥合众国政府和人民向我国政府和人民赠送的一批珍贵动物，今天在北京举行交接仪式。
举行交接仪式的会场上悬挂着写有“中墨两国人民友谊万岁！”
“热烈欢迎墨西哥朋友”的横幅。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贾汀和墨西哥合众国总统府副部长胡安·何塞·布雷梅尔—德马蒂诺先后在仪式上讲话。
贾汀副主任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墨西哥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他说，中国人民对墨西哥人民一向怀着友好的感情。
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
我们相信，墨西哥赠送的珍贵动物，将在中国的土地上健康成长，一定会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
他说，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墨两国人民的友谊之花必将开放得更加绚丽多彩。
布雷梅尔副部长在讲话中回顾了墨中两国人民的友谊。
他说，我们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交往已成为互相尊重、互相合作的典范。
今天墨西哥赠送给中国的珍贵动物，是墨西哥人民对中国赠送一对美丽熊猫的深切感谢。
那对熊猫为我们墨西哥首都动物园增添了异彩。
他表示将继续为加强中墨两国之间的友谊和合作而努力。
农林部副部长肖鹏和有关方面负责人陈德和、张亮、石煌、刘文伯、倪竖发等出席了交接仪式。
护送动物来京的墨西哥工商部全国渔业委员会主任路易斯·卡苏加、墨西哥城动物园主任肖克，墨西哥驻中国大使马丁内斯等出席了交接仪式。
交接仪式结束后，中墨两国朋友一起参观了墨西哥赠送的动物。
晚上，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举行宴会欢迎墨西哥朋友。

尼日尔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团长举行告别宴会
新华社1976年07月18日讯
尼日尔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团长、工商经济部长阿勒菲贾·阿卜阿勒·拉赫曼，今天晚上举行告别宴会。
外贸部长李强、副部长陈洁，外经部副部长陈慕华，有关方面负责人张耿和、程飞，中国驻尼日尔大使谢克西，应邀出席了宴会。
宴会充满着友好的气氛。
阿勒菲贾部长和李强部长在祝酒时共祝尼日尔和中国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尼日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卡泽尔马·塔雅和代表团团员出席了宴会。

敢撑上水船的人
——记石板滩中学党支部书记艾祖信
这里是湖南省汉寿县石板滩中学党支部书记艾祖信写的一篇日记：
“……这种人确实摆出了一副架式，准备同无产阶级再来一次较量了！
这种人是保护修正主义，而反对无产阶级，保护孔孟之道，而反对教育革命。
我们要引起高度警惕，观察他们的行动，采取适当的斗争策略，战而胜之！
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行动，决不受那些头脑发昏的人摆布！”
他写这篇日记的日期是1975年10月20日。
去年08月间，教育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派了一个调查组，来到石板滩中学。
他们对开门办学等教育革命成绩不肯表态，一有机会就说什么要“全面理解”教育方针，临走之前，还对艾祖信说：
“上面很关心你，跟你打个招呼，以后工作中不要怕人家说你右倾保守，不要赶时髦，要有自己的主张。”
艾祖信和学校党支部的同志，公社党委的同志，许多教师，都感到这个调查组的话不对味，成问题。
“这不是处处给我们教育革命泼冷水吗？”
人走了，风还在刮。
什么“不学文化，科技界后继无人”；
什么“不要不加分析地批判‘智育第一’，不要笼统地批‘读书做官’”；
什么“当前主要的危险是不读书、不要文化”等等奇谈怪论不断地传来。
社会上对石板滩中学的流言蜚语也多起来了。
为什么奇谈怪论的调子都差不多呢？
散布这些怪论的人，是站在哪条路线上，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呢？……这些问题在艾祖信的脑子里翻腾起来。
夜已经很深。
住在艾祖信对门的学校团总支书记小刘推门进来，见他还在灯下聚精会神地看书，激动地说：
“你身体不好，还不休息？”
艾祖信抬起头来，高兴地对小刘说：
“小刘，你来看，列宁的话说得多么好啊！”
他一字一句地念起来：
“讥笑新事物的幼芽嫩弱，抱着知识分子的轻浮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
（《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第14页）
革命导师的英明教导，使艾祖信看到了那些修正主义奇谈怪论的实质。
他心情振奋地连夜把列宁《伟大的创举》中的几条语录油印出来，送到每个教师手里，送到各个教学班。
他自己在10月20日，写下了前面的那段日记。
艾祖信常说：
“航船要有指南针，干革命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辨清方向。”
不管工作怎样忙，身体怎样弱，他每天都坚持看书学习两个钟头，并且写心得笔记。
艾祖信由于坚持看书学习，力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弄通马克思主义，所以在教育革命中能保持清醒头脑，坚持正确方向。
1970年，有人到学校检查工作，对开门办学看不惯，提了三条意见：
“学校活动多”、“秩序不正常”、“教学质量低”。
艾祖信在党支部委员会和教师会上说：
“大家要注意，这些意见与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腔调差不多，我们不能听。”
1972年，教育界刮起了一阵邪风，说什么当前教育战线的主要矛盾是“数量与质量”、“教与学”的矛盾。
艾祖信在党支部大会上，带领党员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教导，学习党的基本路线，使大家认识到，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
党支部顶住了这股邪风。
艾祖信不仅同修正主义歪风邪气斗，也无情地解剖自己。
1973年上学期初，学校拟了一个评“三好学生”的标准，其中把“学习好”一条定为各科成绩都上八十分。
可是，在执行过程中碰到了问题。
高七班有个叫杨才保的学生，在生产队里敢于揭发腐蚀青少年的坏分子，热心集体生产劳动，在学校担任团支部书记工作也做得很出色，各科考试成绩除化学不上八十分外，其余都是优等。
评比中，大部分师生同意他为“三好学生”，有人就不同意，唯一理由是有一门考试不够八十分。
杨才保的爹，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代表，听到这个争论，便说：
“俺主要考虑的是伢儿走的路正不正，莫把那个分数看死了，评学生好不好，千万注意，不要同旧学校捅在一个窟眼里去了，批判过了的东西，千万莫让它又回生！”
老贫农的告诫，使艾祖信和学校党支部几个支委感到这是个路线问题，立即修改了那个八十分的标准，用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要求学生，对于学习成绩则主要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
一天上午，艾祖信来到杨大伯家，再三要他写一张大字报，批判以八十分为标准的那件事。
杨大伯要儿子写了一张大字报，艾祖信把它连同自己写的大字报，贴在学校最显眼的地方。
这是学校批林批孔的第1批大字报。
在艾祖信的带动下，学校几个负责人和老师们都贴出大字报，揭矛盾，找差距，鼓励和支持小将们向修正主义路线开火，把学校教育革命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开始后，艾祖信心情无比激动。
他反复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联系建校以来的斗争，写出了《奇谈怪论与孔孟之道》、《同“三项指示为纲”对着干》等大字报，在全校点燃了革命大批判的熊熊烈火。
艾祖信还带领师生到生产队，和贫下中农一起，集中火力批邓，把斗争不断引向深入。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本报有删节）

谷牧副总理会见泰国市长访华团
泰国市长访华团举行告别宴会
新华社1976年07月18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今天下午会见以佛丕府市长育·昂吉南为团长，叻丕市长那隆·威拉纳约信、清莱市长哥威·素帕蒙空为副团长的泰国市长访华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泰国驻中国大使格森·沙·格森西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
对外友协副会长杨骥、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程瑞声、对外友协副秘书长郭东俊等。
新华社北京1976年07月18日讯
以佛丕府市长育·昂吉南为团长，叻丕市长那隆·威拉纳约信、清莱市长哥威·素帕蒙空为副团长的泰国市长访华团，今天晚上在这里举行告别宴会。
应邀出席宴会的有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副会长杨骥，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程瑞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秘书长王笑一等。
泰国驻中国大使格森·沙·格森西参加了宴会。
昂吉南团长和王炳南会长在宴会上先后祝酒。
他们表示相信，中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好关系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巩固和发展。
泰国朋友在北京期间参观了工厂、学校，游览了名胜古迹，并将于日内离开北京前往我国南方城市参观访问，然后回国。
（附图片）
谷牧副总理会见泰国市长访华团。
新华社记者摄

陈永贵副总理会见尼日利亚技术合作代表团
新华社1976年07月18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今天下午会见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运输部长马戈洛上校率领的技术合作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尼日利亚驻中国大使坦科·优素福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铁道部副部长郭鲁，有关方面负责人韩力平、刘和林、朱世源。
（附图片）
图为会见时情形。
新华社记者摄

卡马总统的唁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毛泽东主席阁下：
在你的同胞和亲密同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先生阁下不幸逝世的时候，我代表博茨瓦纳政府和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十分悲痛地向阁下表示衷心的哀悼。
贵国失去了一位坚强而干练的领导人。
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　塞雷茨·卡马
1976年07月12日于加博罗内

埃尔亚恩总统的唁电
新华社1976年07月18日讯
冰岛共和国总统克里斯蒂安·埃尔亚恩07月14日致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朱德委员长逝世表示诚挚哀悼。
电报说：
“请接受我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先生逝世所表示的诚挚哀悼。”

奥地利革命工人联合会（马列）的唁函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敬爱的同志们：
获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同志逝世，深感悲痛。
朱德同志是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共产主义战士，他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路线。
他的逝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的重大损失，而且是世界革命运动的重大损失。
我们同你们一起对这一损失感到沉痛。
我们将把朱德同志的生平业绩当作我们的榜样，化悲痛为力量，并以此来纪念这位卓越的革命家。
谨代表奥地利革命工人联合会（马列）
阿尔弗雷德·尤哈
1976年07月07日于维也纳

布尔吉巴总统的唁电
新华社1976年07月18日讯
突尼斯共和国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07月07日致电康克清，对朱德委员长逝世表示最诚挚的哀悼。
电报说：
“我沉痛地获悉朱德逝世。
在这悲痛的时刻，我谨向你，向蒙受不幸的其他家属表示最诚挚的哀悼和最深切的慰问。”

恩古瓦比总统的唁电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
我十分沉痛地获悉你的同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同志逝世。
朱德同志的勇敢精神、坚定决心、工作才能和政治素质都表明他是一位非常卓越的伟大革命战士。
我谨代表刚果人民和刚果政府，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请你向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伟大逝世者的家属转达战斗的、最深切的哀悼。
你的同事的逝世使你深感悲痛，我谨向你表示支持和战斗的声援。
顺致最崇高的、战斗的敬意。
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统
刚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马里安·恩古瓦比少校
1976年07月15日于布拉柴维尔

斯里兰卡共产党（马列）中央委员会唁函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斯里兰卡共产党（马列）中央委员会和它的全体党员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同志的逝世深为悲痛。
朱德同志是中国人民的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革命战士以及党、国家和军队的一位杰出的领导人。
朱德同志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为了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坚持继续革命而坚定不渝地战斗。
斯里兰卡共产党（马列）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转达它的最深切的哀悼。
你们兄弟般的斯里兰卡共产党（马列）
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　德·恩·纳敦格
1976年07月08日

朱丽安娜女王的唁电
新华社1976年07月18日讯
荷兰女王朱丽安娜致电康克清，对朱德委员长不幸逝世表示哀悼，并向她表示深切的慰问。

瑞士共产党（马列）中央委员会的唁电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同志的逝世使我们深感悲痛。
他毕生为人民服务，终年九十岁。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完全同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一样由于这一重大损失而感到巨大的悲痛。
朱德同志是模范的共产党员，是人民和无产阶级的英勇战士。
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朱德同志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
他始终如一、兢兢业业地为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为社会主义建设和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而献出一生。
朱德同志的伟大贡献及其不朽的功勋赢得了中国工人、农民和士兵以及全世界革命者和共产党人的最高崇敬。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谨以我党的名义向你们表示我们对朱德同志的深切敬意。
瑞士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

皮诺切特总统的唁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阁下：
我谨代表智利人民和政府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杰出人物朱德先生的不幸逝世向阁下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智利共和国总统
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乌加特陆军上将
1976年07月13日于圣地亚哥

维也纳共产主义联盟中央书记的唁函
新华社1976年07月18日讯
奥地利维也纳共产主义联盟中央书记瓦·林德纳致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朱德同志的逝世表示哀悼。
唁函说：
“朱德同志是卓越的革命战士和共产党员，他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反修斗争服务终生。
他的逝世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非常重大的损失。
对于这一损失，世界人民和国际马列主义运动同中国人民一样感到悲痛，我们奥地利马列主义者也十分沉痛。
朱德同志永远是我们的光辉榜样，我们将始终怀念他。
朱德同志的榜样将激励我们把一切服务于革命事业，加倍努力把奥地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引向胜利。”

美国革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唁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朱德同志的逝世是中国人民、国际工人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的重大损失。
朱德同志从革命斗争的早期阶段直至1949年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及在反对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不断斗争中，一直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英勇战斗。
他的长久的一生是对资产阶级的有力驳斥，资产阶级说什么无产阶级不可能产生出这样的领袖：
他们经过漫长的岁月，经历了建立社会主义和向共产主义社会前进的无数迂回曲折的斗争而始终忠于无产阶级的事业。
他的一生是各国青年工人和老年工人的光辉榜样。
美国革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76年07月12日于芝加哥

菲律宾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唁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悲痛地获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同志逝世的消息。
我们谨代表菲律宾共产党党员、新人民军指战员和菲律宾革命人民，向朱德同志致以最后的庄严的革命敬礼。
我们和全世界所有革命战士和革命人民一道，同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一起，深切哀悼优秀的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光荣英雄朱德同志的逝世。
朱德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位忠诚的战友，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军队的卓越领导人。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朱德同志就热烈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革命路线，并坚定地把人民战争的光辉理论付诸实践。
他以彻底献身于党和人民的精神，英勇地战斗，不倦地工作，很好地履行他在建设人民军队和在各个不同阶段指导革命战争的重大职责，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为人民解放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黑暗统治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后，朱德同志坚持继续革命，站在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同刘少奇、林彪和邓小平这些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头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阴谋进行斗争，而且，不顾他年事已高，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坚持学习，坚持工作。
朱德同志毕生为人民解放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服务，不仅获得了中国人民，而且也获得了全世界所有革命人民深切的爱戴和敬佩。
朱德同志的逝世，已使中国人民心中极其痛切地感到损失。
但我们相信，英雄的中国人民将会化悲痛为力量，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复杂阶级斗争中，为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争取更多的胜利而战斗，更加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菲律宾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将努力学习朱德同志坚持把革命进行到底和忘我地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人民解放和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崇高精神。
我国革命战争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
在我们的岛国，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革命的正确路线，坚持按照我国具体情况进行人民战争，更加努力发扬自力更生，逐步而扎实地发展革命力量，人民就会取得更多的胜利，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黑暗统治终将被推翻。
我们将一如既往，永远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起，在同一条战壕里进行战斗，而我们决心更加坚持不懈地进行人民民主革命，以便能够为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共同事业作出更具体的贡献，履行我们自己对世界革命的神圣职责。
向朱德同志致革命敬礼！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同志永垂不朽！
菲律宾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76年07月07日

达科斯塔总统的唁电中国毛泽东主席同志：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人民、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解放运动、政府和我本人沉痛获悉中国人民的伟大领导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元帅逝世。
我们谨向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逝世者的家属致以诚挚的哀悼。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
曼努埃尔·平托·达科斯塔
1976年07月16日于圣多美

阿勒纳哈扬总统的唁电
新华社1976年07月18日讯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总统扎耶德·本·苏丹·阿勒纳哈扬07月14日致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朱德委员长逝世表示诚挚的哀悼。
电报说：
“我代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人民和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就第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先生的逝世，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友好的人民表示诚挚的哀悼。”

阿昌庞国家元首的唁电毛泽东主席：
我悲痛地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先生阁下逝世。
已故的朱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人民解放军的创建和发展以及对促进中国与外国的友谊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将是他的一生和工作的永久纪念碑。
加纳政府和人民同我一起向中国政府和人民，并向逝世者的家属表示衷心的哀悼。
加纳共和国国家元首、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
伊格内修斯·库图·阿昌庞
1976年07月15日

马拉总理的唁电
新华社1976年07月18日讯
斐济总理卡米塞塞·马拉致电华国锋总理，对朱德委员长的逝世表示哀悼。
电报全文如下：
斐济政府和人民深为惋惜地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先生逝世。
请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以及朱德先生的家属转达我们对这位伟大和鼓舞人心的国家领导人和英雄的不幸逝世的哀悼。
总理　马拉

魏地拉总统的唁电
新华社1976年07月18日讯
阿根廷总统魏地拉致电宋庆龄副委员长，对朱德委员长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电报全文如下：
我谨代表阿根廷人民和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元帅阁下的逝世，向阁下表示深切的哀悼，并请阁下向康克清女士和逝世者家属转达这一哀悼。
阿根廷共和国总统　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

强盗的心理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霸占着日本的北方领土，不仅不归还给日本，而且不准日本提出归还的要求。
去年，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发表文章谈日本的北方领土问题时，竟蛮不讲理地说：
“对于日本毫无根据的要求，我们将予以反击。”
今年02月，苏修头目勃列日涅夫在苏修二十五大上更是一口咬定：
日本人民收复北方领土的斗争是“没有根据的非法要求”，还说这是“在外来的直接挑唆下”向苏联提出的。
新沙皇的这种强盗言论，当即遭到广大日本人民和舆论界的强烈谴责，搞得苏修一时无言以对，霸权主义的嚣张气焰受到沉重打击。
可是，曾几何时，日本外相宫泽喜一07月09日在国会上却公然跟在勃列日涅夫的后面，胡说什么中国人民支持日本人民收复北方领土的斗争“干预”了“日苏两国之间的问题”，“是不受欢迎的”，“无助于事态的圆满解决”。
人们注意到，霸占着日本北方领土的苏联今年以来加紧了对日本的军事威胁。
07月初，苏联军舰在日本周围频繁活动，有时闯入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训练海域，有时侵入日本列岛近海。
07月03日，配备有新式导弹巡洋舰的一支苏联“导弹舰队”，突然闯入日本九州附近海域。
07月07日，一个编队的苏联轰炸机从千岛群岛飞向冲绳，另一个编队的苏联反潜巡逻机也从日本海方面向冲绳飞去。
这些飞机参加了07月03日以来一直游弋在日本九州与冲绳之间的苏联“导弹舰队”的军事演习。
就在苏联以海空军大演习进行威逼后，宫泽外相为讨好苏修，竟把这一向日本炫耀武力的霸权主义行径，说成是“通常”的“活动”，并发表了上述污蔑中国人民的言论。
宫泽外相这番奇谈怪论立即遭到了日本各界人士的强烈谴责。
然而，苏修却如获至宝，克里姆林宫的喉舌塔斯社急忙跳出来吹捧宫泽外相是采取了“正当立场”，以为宫泽外相这么一说，日本的北方领土便“根据”十足地成了苏联的领土。
这是不折不扣的强盗心理。
塔斯社对宫泽外相的言论如此欣赏，是因为它感到苏联对日本施加的强大压力已有了“效果”，于是迫不及待地出来打气，并乘机攻击中国“破坏苏日睦邻关系”。
但是，这却使苏修自己露了马脚。
苏联所谓的“苏日睦邻关系”是什么？
勃列日涅夫说，日本“向苏联提出没有根据的非法要求”，“当然不是保持睦邻关系的途径”。
这便一语道破了“苏日睦邻”的奥妙，即莫斯科要求日本只能同苏联空谈“睦邻”，而不得索还被苏联霸占的领土。
然而，克里姆林宫想借宫泽外相的言论捞稻草，那是徒劳的。
日本人民开展的轰轰烈烈的要求归还北方领土的斗争，是维护民族利益的正义行动。
它得到了日本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受到了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坚决支持。
日本现内阁的外相对于这种大好形势视而不见，对于苏联霸占日本北方领土的强盗行径不敢站在维护日本民族利益的立场上据理斗争，反而跟在勃列日涅夫的后面向日本人民泼冷水，并且指责站在正义立场上支持日本人民斗争的中国人民。
这种颠倒是非的做法是对日本民族利益的叛卖，它在广大日本人民中间是绝对通不过的。
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日本的威胁和恫吓，只能欺侮一两个胆小怕事者，广大日本人民是不吃它那一套的。
对欺软怕硬的新沙皇，他们一定会坚决斗争下去。
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同全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坚决支持日本人民收复北方领土的正义斗争，并且相信日本人民的这一斗争必将最终获得胜利。

我政府代表团访问赞比亚利文斯通受到热烈欢迎
新华社卢萨卡1976年07月17日电由副总理孙健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07月17日在赞比亚总理穆登达和动力、运输和工程部国务部长班达、总理办公室公共工程国务部长姆瓦勒的陪同下，访问了赞比亚南方省省会利文斯通。
中国代表团在利文斯通机场受到了热烈欢迎。
到机场欢迎的有：
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负责南方省的中央委员穆比利希，负责南方省的内阁部长坦博和其他官员。
从机场到市中心，街道两旁几千人挥动赞、中两国国旗，举着写有赞、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万岁的标语牌，欢迎中国客人。
孙健副总理和代表团成员参观了国家博物馆和著名的利文斯通瀑布，在马兰巴文化村观看了赞比亚艺术家的表演。
联合民族独立党中央委员穆比利希设宴招待中国代表团。
穆比利希在宴会上发表讲话说：
“今天，你们访问了标志着自由的北方和被奴役的南方之间的分水岭的非洲地区。
河的对岸，正在进行着一个从这个世界上消灭黑人的图谋。”
他说：
“黑人决心取胜，并且一定取胜。”
“二十世纪一定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末日。”
史密斯的寿命“屈指可数了。
非洲正从沉睡中发展和觉醒。
非洲所需要的是坚强的团结，非洲的前途是光明的。”
他指出：
“沃斯特和史密斯不断对赞比亚和其它独立的国家进行轰炸，绝不能改变事情的趋向和历史。”
孙健副总理发表讲话说：
“站在反对南部非洲白人种族主义斗争前列的我们的赞比亚兄弟，对非洲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从而赢得了非洲人民的赞扬。
他们的斗争引起了对赞比亚人民进行威胁和讹诈的沃斯特政权的恐惧和憎恨。
就在几天之前，这个政权还厚颜无耻地侵犯赞比亚领土。
中国政府和人民严厉谴责沃斯特政权的挑衅行为，坚决支持赞比亚政府和兄弟的赞比亚人民。”
他强调说：
“在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正义斗争和支持非洲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中，主持正义和敢于斗争的赞比亚人民，一定赢得最后胜利。
反动的沃斯特政权采取邪恶的行径，只能是再次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日本《钏路新闻》呼吁
进一步开展收复北方领土运动
新华社东京1976年07月18日电
日本《钏路新闻》06月24日以六个整版刊登了“北方领土问题专辑”，呼吁日本人民进一步顽强地开展收复北方领土的运动。
这个专辑在“还我岛屿”的通栏标题下，刊登了北方四岛的照片、地图，以及大量的历史和国际条约的资料，证实齿舞、色丹、国后和择捉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
这个专辑还刊登了日本各界人士关于北方领土问题的一次座谈会的记录。
与会人士要求日本政府以强硬的态度同苏联政府进行交涉，并强调应进一步唤起国内外舆论来支持日本收复北方领土的运动。
“北方领土居住者青壮年联合会”会长箭波光雄说，日本“不应该左顾右盼”，“只依靠八面玲珑的外交，是无法解决领土问题的。”
他批评有人提出的归还两岛的荒谬主张说，“这就歪曲了日本主张的正当性。”
这个联合会的事务局长高桥章友说，“哪怕需要几十年、几百年，收复北方领土运动的明灯是永远不会熄灭的。
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要坚持独立国家的主权进行谈判。”
在此之前，日本《根室新闻》也曾以四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北方领土问题的专辑。
这个专辑刊登了根室市市长寺奘伊奘雄等各界人士的文章，他们一致表示要为收复日本固有的领土——北方四岛而努力。

穆登达总理为孙健副总理举行正式宴会
宾主共颂赞中两国人民在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取得的胜利
新华社卢萨卡1976年07月17日电赞比亚总理穆登达和夫人，07月16日晚在这里为以国务院副总理孙健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举行正式宴会。
中国代表团团员：
外经部部长方毅、外交部副部长何英、铁道部副部长苏杰和驻赞比亚大使李强奋等出席了宴会。
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宪法、法律和对外事务委员会主席卡曼加，联合民族独立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卢萨卡省的委员利索洛，外交部长姆瓦勒以及驻中国大使马西耶也出席了宴会。
出席的还有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内阁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员，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的外交官员和参加修建坦赞铁路的中国技术人员的代表，以及各国驻赞比亚的外交使节和非洲自由战士。
宴会厅主席台上悬挂着中、赞两国国旗，还悬挂着毛泽东主席和卡翁达总统的画像。
宴会是在中、赞两国人民战斗团结和友谊气氛中进行的。
宾主为两国人民的友谊、为两国人民在反帝、反殖、反对种族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取得的胜利而频频干杯。
穆登达总理和孙健副总理在宴会上先后讲了话。
穆登达总理首先对中国客人表示极为热烈的欢迎，并且代表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政府和人民，对毛泽东主席派遣代表团来赞比亚表示衷心的感谢。
他说：
“自从1965年以来，赞比亚许多代表团访问了你们伟大的国家。
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
他们对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的成就获得了印象。”
他说：
“我们的双边关系不断增强。
我们两国采取措施，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合作。
在国际讲坛上，我们两国一贯谴责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霸权主义、不公正和压迫。”
“我们两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为建立一个确保发展中国家的公平收入的新的经济秩序而努力。
我认为，你们伟大的国家在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和加强第3世界的合作方面已经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这方面，赞比亚赞赏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最近在肯尼亚召开的联合国第4届贸发会议上采取的立场。”
他表示同意中国关于发展中国家应当发扬自力更生精神的观点。
他说：
“这在发展我们民族经济方面是基本的。”
穆登达总理还赞扬了中国对赞比亚的援助。
他在谈到坦赞铁路时说：
“这条铁路的竣工和交接是中国作出的许多贡献之一，它不仅是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发展的贡献，也是对正在南部非洲进行的解放斗争的贡献。”
穆登达总理说：
“事实上，中国是再次强调了众所周知的它支持解放斗争的保证。
毛泽东主席早就说过：
‘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
’这是十分正确的。”
他说：
“中国人民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进行了十分长期的争取自由的斗争。
他们在一个时期内不得不同几个装备优良的敌人作战。
最终，这些敌人未能挡住解放力量的压力。
这些敌人证明都是纸老虎。
你们的经验反映在你们伟大的国家对被压迫群众的支持当中。”
在谈到南非的局势时，穆登达总理指出，索韦托惨案非常清楚地表明种族主义政权在进行垂死挣扎。
这一事件表明，被压迫群众中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团结。
他强调说：
“南非爱国力量正在进行的正义斗争无疑将获得成功。”
孙健副总理在讲话中首先转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赞比亚政府和兄弟的赞比亚人民的热烈问候和良好祝愿，并且向赞比亚总理，向赞比亚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孙健副总理说：
“勤劳勇敢的赞比亚人民具有长期反帝反殖斗争的光荣传统。
独立以来，赞比亚人民在卡翁达总统领导下，在维护民族独立，清除殖民主义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以及建设自己国家的事业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在国际事务中，赞比亚政府一贯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坚决支持第3世界国家和人民反帝、反殖、反霸，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
赞比亚政府和人民不畏强暴，不怕恫吓，敢于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行揭露和斗争，充分显示了第3世界国家和人民藐视超级大国的英雄气概，赢得了世界人民的赞扬和支持。
我们对兄弟的赞比亚人民所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喜悦，并祝愿你们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孙健副总理指出：
“当前国际形势一派大好。
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非洲的形势十分令人鼓舞。
伟大的非洲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大国霸权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中团结战斗，胜利前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他说：
“今年以来，津巴布韦人民在赞比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博茨瓦纳等国家和非洲统一组织的支持下，进一步加强了反对罗得西亚反动当局的武装斗争，打出了一派大好形势。
最近，南非约翰内斯堡的黑人学生掀起了反对南非反动当局的斗争浪潮，反映了阿扎尼亚人民和南部非洲人民新的觉醒。
当然，南非、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不会甘心失败，还在作垂死挣扎，南部非洲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仍然是长期的、艰巨的。
尤其在当前，当老殖民主义全面崩溃的时候，有的外来势力把手伸进了非洲，妄图取代老殖民主义在非洲的地位。
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
但是，我们相信，不管前进的道路会有多少艰难险阻，正如卡翁达总统所正确指出的，‘非洲的未来归根到底将由非洲人民自己来决定’。
伟大的非洲人民，提高警惕，坚持团结，坚持战斗，一定能够挫败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完成解放整个非洲大陆的伟大事业。
中国政府和人民遵循毛泽东主席的一贯教导，将永远站在非洲人民一边，永远站在赞、坦、莫、博四国人民一边，支持非洲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斗争。”
孙健副总理说，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是真诚的战友关系，是经得起任何考验的”。
“我们深信，在今后的共同斗争中，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的战斗友谊必将日益加强，万古长青。”
他在谈到中、赞之间的深厚友谊时说：
“中国和赞比亚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是，共同的历史遭遇和当前的共同战斗任务，把我们两国人民紧紧连结在一起了。
中赞建交以来，在毛泽东主席和卡翁达总统的亲切关怀下，两国人民的友谊得到了持续不断的发展。”
“卡翁达总统阁下两次访问我国，同毛泽东主席亲切会见，为建设中赞友谊大厦作出重大贡献。”
“我们衷心祝愿中赞友谊象长江和赞比西河一样，源远流长，奔流不息！”
孙健副总理在谈到中国国内情况时说：
“目前，中国国内形势很好。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对于进一步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我们更好地履行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都具有十分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中国人民决心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把这场伟大斗争进行到底，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为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