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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万千瓦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是我国目前最大容量的火力发电机组，安装在大运河畔的江苏望亭发电厂。
整个机组技术先进，与国外同容量的机组相比，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消耗低的特点。
发电机采用了我国工人阶级首创的“双水内冷”先进冷却技术；
新设计的锅炉和汽轮机采用了高温高压、中间再热等先进技术；
汽轮机装上了我国自己设计的新型叶片；
辅机和主要配套设备中有八百六十一台（件）是这次试制成功的新产品。
“三十万”电站工程从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九日破土动工，到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建成并网发电，一年多来机组运行逐步正常，发电量不断增长。
今年以来，机组经过精心调整和完善，已做到安全稳定发电。
这套“三十万”机组是社会主义大协作的产物。
上海和全国共有一百多个工厂、企业的工人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三十万”电站稳定地投入发电运行，给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增添了新的光辉，为我国多快好省地建设大型火力电站积累了新经验。
它标志着我国冶金、机电、仪表等工业的技术水平和配套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不斗争就不能进步。”
三十万千瓦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就是在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一伙党内走资派斗争中诞生并胜利前进的！
一九五五年，上海工人阶级就造出了我国第一台六千千瓦汽轮发电机组；
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又相继造出了一万二千千瓦、二万五千千瓦和五万千瓦的汽轮发电机组。
但是刘少奇伙同邓小平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打着“以外促内”的旗号，策划以相当于上海汽轮机厂和上海电机厂两个大厂投资总额的代价，向国外进口一台二十五万千瓦的汽轮发电机组。
上海汽轮机厂、电机厂和锅炉厂的职工无比愤慨地说：“这那里是什么‘以外促内’，分明是以外压内，卖掉母鸡换鸡蛋吃！”
工人们责问：“花这么多钱去进口发电设备，为什么不能用这些钱来加强和发展我国自己的电机制造工业？”
工人们坚决反对这种崇洋媚外行为，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设计、制造比二十五万千瓦汽轮发电机组更大的三十万千瓦汽轮发电机组的革命要求。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广大工人群众奋起造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狠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等修正主义黑货，争得了“三十万”机组的制造权。
工人们发扬敢于创造，敢于登攀高峰的革命精神，在机组上采用了两千多种新产品、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终于使“三十万”机组胜利制造成功。
接着，上海工人和江苏望亭发电厂附近地区的贫下中农并肩作战，进行电站机组的安装和土建工程。
他们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发挥高昂的革命干劲，从向地层打下第一根桩到并网发电，一共只花了十五个月的时间，创造了我国电站建设史上的奇迹。
但是，斗争并未止息。
去年在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影响下，有人抓住“三十万”机组的某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大做文章，散布诬蔑和攻击“三十万”机组的奇谈怪论，妄想不许上海工人阶级再造“三十万”机组。
上海工人阶级顶天立地，毫不动摇。
工人们愤慨地说：“这不是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又回来了吗？”
广大职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论《水浒》，更加心明眼亮，认识到围绕着“三十万”机组的斗争，决不是什么质量之争，而是关系到发展我国工业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
工人们用尽快完善“三十万”机组的实际行动，同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对着干。
在中共上海市委的关怀支持下，市工业领导部门组织了由制造厂、发电厂和科研单位三方面代表参加的“三结合”攻关组，对机组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精心改进，使之完善。
上海电机厂、锅炉厂、汽轮机厂和第一水泵厂等单位的攻关小组，经常住在电站，和运行工人一起检修机组。
望亭发电厂的许多运行工人睡在车间里、机组旁，在很短时间内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大大加快了机组完善的进程。
今年以来，广大职工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判邓小平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斗志更加高昂。
广大工人群众联系电力工业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特别是以设计、制造和安装三十万千瓦汽轮发电机组的亲身经历，满腔热情地歌颂文化大革命给电力工业战线带来的生气勃勃的大好形势，深刻揭露批判邓小平这个敌视文化大革命的翻案派、复辟派的反动面目。
在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年中，上海制造的电力设备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二点六五倍，所造机组的容量从文化大革命前的五万千瓦发展到目前的三十万千瓦，标志着我国汽轮发电机组的设计、制造、安装达到了新的水平。
事实雄辩地证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推动力，邓小平的诬票和攻击，丝毫挡不住文化大革命的万丈光芒。
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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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
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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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讯 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总统迪迪埃·拉齐拉卡和随同来访的其他马达加斯加贵宾，圆满结束了对我国的国事访问，今天晚上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外交部长乔冠华，以及首都群众数千人，到机场热烈欢送。
今晚，首都机场灯火辉煌，中国和马达加斯加两国国旗在机场上空高高飘扬。
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
乐队奏马达加斯加国歌和中国国歌。
拉齐拉卡总统由华国锋总理陪同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拉齐拉卡总统和夫人来到欢送队伍前，同群众告别。
这时，锣鼓声和口号声响成一片，青少年们欢乐起舞，人们挥动中马两国国旗和花束、彩带，向马达加斯加贵宾致意。
欢送的群众衷心祝愿中马两国人民的友谊在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不断巩固和发展。
到机场欢送的还有：
人大常委会委员吴德峰、赵俊祯；
政府有关部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和北京市妇联的负责人何英、陈洁、李克、郝中士、姚进、张之强、徐运北、傅玉芳，中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田志东。
马达加斯加驻中国大使拉科托菲林加和夫人，由马达加斯加新闻部顾问拉科托瓦奥·居伊率领的马达加斯加国家新闻代表团，各国驻中国外交使节，也到机场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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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高高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屹立。
刚刚胜利完成粉碎反革命政治事件战斗任务的天安门前警卫连、北京汽车制造厂、北京车辆段等评报组的战士和工人民兵，立即投入了对四月八日报纸的评论。
在保卫天安门前五星红旗中荣立二等功的警卫连评报组成员朱海平，怀着胜利的喜悦说：“报纸宣传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的气焰，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人民日报》通讯《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写得好，真是大得人心，大快人心。”
这些评报组的同志兴奋地说，党报和我们一起参加了粉碎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战斗，我们既要面对面地打击反革命，还要用革命舆论打击阶级敌人。
天安门前警卫连、首都钢铁公司炼钢厂等评报组，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一些省市报纸建立的许多工农兵评报组当中的一部分。
这些评报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诞生，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斗中成长。
它体现了毛主席关于“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的教导，是新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五月二十一日，在《人民日报》编辑部举行了工农兵评报大会。
来自各条战线的评报组代表，带着阶级的委托，带着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新闻路线的深厚感情，昂首阔步走上讲台，展开了热烈的评报活动。
北京汽车制造厂的杜金栋激动地说：“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别说上这个讲台，就是报社编辑部的大门也难进。”
北京东风市场的陈文泉说：“我们东风市场和《人民日报》编辑部虽是同在一条街，文化大革命前，修正主义新闻路线却硬是要把我们隔得象万水千山。
如今，报社编辑部的门打开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新闻路线使我们战斗在一起了。”
他们说，工农兵评报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新创造。
有了文化大革命，才有工农兵评报组。
工农兵评报，做报纸的主人，这是一个大变化。
北京十里堡副食商店七十二岁的老工人王继明，第一次参加评报时，激动地朗诵了他作的一首诗：
旧社会我卖报，新社会我评报。
新旧社会两重天，我们当家做主人。
人民的报纸为人民，毛主席的教导牢记心。
新生事物我支持，评报工作要认真。
王继明，在旧社会当过报童，吃不饱，穿不暖，他最懂得什么阶级当权，报纸就是什么阶级手里专政的工具。
旧社会，报纸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
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刘少奇、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新闻路线的干扰和破坏，看不起工农兵，广大工农兵评报无门。
现在，王继明当上了评报员。
他评报的第一句话就是：“工农兵评报好！”
工农兵能不能评报？
能不能评得好？
这是在评报工作中曾经遇到的问题。
有人口头上虽说工农兵是英雄，思想深处却怀疑：“工农兵大老粗，能评好报？”
事实作了肯定的回答。
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大工农兵，有着高度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能够识别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
他们的意见，常常一下跳能打中要害。
《光明日报》在最初报道朝阳农学院社来社去这一新生事物时，没有联系批林批孔，北京卫戍区某部六连评报组提出了意见，报社立即派人对朝阳农学院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变化，作了一系列采访报道，收到了好的效果。
这说明，只有工农兵，才是报纸的主人。
工农兵评起报来，评路线，他们最清楚报纸对毛主席革命路线执行得坚定不坚定；
评政治，他们最懂阶级斗争；
评方向，他们最了解报纸是不是代表无产队级利益。
今年三月底，《人民日报》刊登《文化大革命好》征文启事后，北京太阳宫公社五路居大队评报组写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称赞这个征文办得好。
他们说，我们贫下中农最知道文化大革命好；
邓小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我们有帐和这个老走资派算！
这个征文，用十年的大变化歌颂文化大革命，用事实批判邓小平，我们贫下中农最赞成。
这个意见，帮助编辑人员提高了办好征文专版的认识。
一位做了十七年报纸工作的同志，参加工农兵评报活动后，心情激动地说：“工农兵一评报，就评到‘纲’上‘线’上。
谁最懂得办报？
工农兵。
办报十七年，我才感到，自己不如工农兵。”
工农兵评报组，还评论了报纸文章的文风。
他们希望多发表准确、鲜明、生动的文章，特别是短而好的文章。
北京工艺美术工厂等评报组的同志说，报纸上有一些不该长的文章长了，读起来一低头一个多小时，争分夺秒紧张战斗的工人，那能花费这个功夫！
报上长的文章多了，工农兵读者就少了。
这是多么尖锐而又中肯的批评！
他们说，好的长文章，我们很喜欢。
《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一遍读不够，两遍三遍地读。
说到我们心里的好文章，我们从来没有觉得长。
这使编辑人员认识到报纸要登长而好的文章，同时要努力多登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短而好的文章。
他们深有感触地说：文风问题，是个群众观点的问题。
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树立好文风，心里必须要有工农兵！
工农兵的评报意见，象一股股新鲜空气，吹进报社编辑部，给报社人员带来政治营养。
报社将评报意见登在编辑部的刊物上，有的重要意见当天就带到编报会上传达，报社领导和编辑部同志都注意听取，用以研究改进工作。
不少评报组指出：报纸一定要做好对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的宣传，多发表学习理论、深入批邓的典型报道；
要多登工农兵的文章，体现出工农兵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的主力军作用。
东风市场、十里堡副食商店评报组提出，《人民日报》一段时间对商业战线的宣传少了。
报社就派人进行采访，做了报道。
有的评报组还要求一些地方报纸，一定要坚定地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旗帜鲜明地同以邓小平为总代表的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
这使报社人员体会到，无产阶级的新闻工作人员，应当象工农兵那样，做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士。
这样，才能当好党报的编辑、记者，写出有思想性、战斗性的好通讯、好文章。
现在，在编辑、记者头脑里，工农兵评报，成了办好报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评报组代表工农兵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评论每天的报纸。
正象天安门前警卫连同志说的：我们是天安门前的哨兵，也是党报宣传的哨兵。
读报、用报、评报相结合，是工农兵评报的一个特点。
工农兵通过评报，能够更好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能够不断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和改造世界观；
思想觉悟提高了，革命和生产就有了新面貌。
天津拖拉机制造厂等评报组，经常学习理论，认真读报、评报，提高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他们说，现在开讨论会、批判会，心里更有底了，批判更有力了。
评报员又是宣传员，又是战斗员。
这是工农兵评报的另一个特点。
他们把评报活动中学到的理论，带到群众中去宣传，推动了本单位的理论学习和批邓运动。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东风市场湘蜀餐厅评报组走在战斗的前列。
在学习和评论《“十二级台风”刮不倒》通讯时，青年厨工韩振海向党支部领导提出：我们应该好好向小靳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学习，他路线斗争觉悟高，不传达不贯彻执行邓小平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
这使党支部很受教育。
市场党委还开现场会，在全场十七个党支部中，推广了评报和促进本单位革命和工作的经验。
工农兵评报受到了各级党组织的重视，许多单位的党组织加强了对评报组的领导。
有的单位评报工作被提到党委工作的议事日程，有的党委书记亲自动手抓这件事。
多种多样的评报形式创造了出来：车间班组、生产大队、连队、商店、学校、机关开展经常性的评报活动，开评报座谈会和群众评报大会，办“评报园地”，写评报笔记，评大报促小报（大字报、板报等），班组宣传员评报，出辅异群众读报用报的大字报，编辑人员把未发表的文章送给工农兵讨论修改，等等。
一些评报组同志还自豪地把自己叫做“不在编制的报纸工作人员”。
现在可以看到，有了坚实群众基础的工农兵评报组，党报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就越来越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工农兵同样也是新闻革命的主力军。
新生事物总是在斗争中成长的。
“不斗争就不能进步。”
有人说什么，工农兵评报“搞不好”、“长不了”。
事实批驳了这种论调。
工农兵评报组这一新生事物，既然出现了，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它前进的方向。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工农兵评报组象其它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一样，正在不断发展，茁壮成长。
《人民日报》通讯员 《光明日报》记者 《人民日报》记者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讯）
本报讯 上海警备区某团三连党支部为了弄清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组织干部战士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引导人家认真分析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研究建国以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深刻认识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对象是党内走资派，进一步推动了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重要指示一发表，三连干部战士就进行专题学习讨论，从阶级根源、经济根源、思想根源和国际根源等方面研究了党内为什么会产生资产阶级的问题。
之后，他们又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学习上海人民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的经验，围绕“走资派是以什么面目出现的”、“走资派是以什么方式活动的”、“走资派是以什么思想为基础的”等三个问题，进一步展开了讨论。
大家认识到：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英明论断，科学地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我国二十多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鲜经验，深刻揭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特点。
对于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必须下一番苦功夫搞清楚，不能学一、两次就满足了。
最近，党支部再次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并采用“三从三看”的方法，使干部战士加深认识党内走资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对象。
从分析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看党内走资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对象。
在讨论过程中，党支部还引导理论骨干紧密联系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进一步分析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后阶级关系的变化。
同志们说，在民主革命时期，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矛盾。
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在民主革命高涨时，可以参加革命，但一到革命低潮时，就可能颓废落伍，甚至叛变投敌，如机会主义路线头子陈独秀、张国焘就是这样；
还有些人在民主革命的重要关头一再动摇，屡犯错误，只是经过党的多次教育挽救，才走完了民主革命这段路程。
但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些人仍然死抱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不放，一心向往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那个“仙山琼阁”，他们从心眼里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这种情况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
其结果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由党的“同路人”，变成社会主义的“挡路人”，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对派；
他们一旦掌握了一部分权力，就会演变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民主派堕落为走资派，这正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的产物。
许多同志还指出，这些人掌握着党和国家相当大的一部分权力，可以盗用党的名义，提出和推行一整套修正主义货色，会用各种借口网罗新老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组成资产阶级司令部。
由此看出，到了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就越来越深刻地突出地表现在党内。
走资派就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在党内出现，成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
通过分析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这种变化，三连干部战士深深懂得：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对象是党内走资派的科学论断，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它象光芒四射的灯塔，照耀着我们继续革命的胜利航程。
从研究建国以来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看党内走资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对象。
三连干部战士用事实说明：斗争并没有停止。
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揭露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
从摧毁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到粉碎林彪的反革命武装政变；
从批林批孔运动，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一次又一次的斗争，都是两个阶级的生死搏斗；
同时也证明，资产阶级确实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派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
毛主席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洞察力，早就看到了党内走资派的危险性，并且一再提醒全党：要警惕一些共产党人在资产阶级糖弹面前打败仗；
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
要注意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还是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毛主席又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走资派还在走。”
毛主席的这一系列重要指示，都极其鲜明地把党内走资派的危险性和识别走资派的重要性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了。
大家回顾建国以来的战斗历程重温毛主席的谆谆教导，感到格外亲切，心明眼亮。
从深刻认识党内走资派的危险性，看党内走资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对象。
为什么党内的走资派比资本家还厉害？
在学习中，三连干部战士把党内走资派与资本家进行了比较。
一致认识到，他们都是资产阶级，都崇奉孔孟之道，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都是反对社会主义，主张复辟资本主义。
他们是一丘之貉。
但党内走资派又有其特殊性：一是名声响，具有更大的欺骗性。
党内的走资派头上戴着“红帽子”，不象资本家戴着“黑帽子”，他们又长期处于领导地位，是以“老革命”、“老干部”的身份出现，其真面目一时不易为人们所识破。
二是权力大，有着更大的危害性。
党内走资派处在执政当权的地位，他们可以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为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拼凑资产阶级司令部；
他们拚命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大肆侵吞和挥霍社会财富。
三是他们混在党内，具有更大的危险性。
党内走资派长期混在共产党内，有着丰富的反革命政治斗争经验，他们了解党内的许多情况，可以经常变换手法，调整部署，向党发起进攻。
同时，他们又总是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打着革命旗号，涂着种种保护色，可以蒙蔽一部分不明真相、觉悟不高的人，暂时跟着他们那条修正主义路线走。
正因为党内走资派比资本家还厉害，成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大威胁，所以他们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对象。
三连的干部战士通过对毛主席指示的反复学习，对为什么说党内走资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对象的深入研究，进一步明确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攻方向。
一致表示，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中，要特别重视和党内的资产阶级斗，和走资派斗，和邓小平这样的修正主义的“大人物”斗！
同志们决心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坚决和党内的走资派斗争到底。
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 深入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
驻京某部党委成员遵照毛主席关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伟大教导，深入战士之中，虚心向群众学习，和战士一起研究加强学习、深入批邓的新鲜经验，决心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这是政治处主任陈智和连队战士在一起学习。
本报通讯员摄（照片）
最近，在广州部队召开的理论讨论会上，广州警备区某团一连理论小组介绍了他们辨别、抵制、批判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谬论的体会。
代表们受到很大启发，纷纷赞扬：“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战士，敢于和修正主义路线斗，真是大有希望的一代！
亿万人民都能这样，修正主义休想在中国得逞。”
去年八月的一天，一连指导员、理论小组组长刘等生从领导机关开会回来，召开连队干部和理论骨干会议，传达一个写有“三项指示为纲”的文件，要大家讨论。
他讲了之后，同志们个个沉默思索。
刘等生心想，以往开会讨论问题，同志们都热烈发言，今天为啥都不开腔呢？
是不是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看法？
便说：“你们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谈谈嘛。”
这时，理论骨干张汉才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是谁说的？”
他话音刚落，理论骨干阮绍吉接着放了一炮：“毛主席讲，‘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现在有人讲‘三项指示为纲’，这对头吗？”
一石激起千层浪，不同的看法象连珠炮似的放了出来。
理论骨干龚兆云、副连长米志启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来，毛主席作了很多指示，都是强调要抓阶级斗争这个纲。
现在有人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这不好理解。
支委、理论骨干黄加利说：“我有一个信念，就是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
现在有人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我心里老打架，怎么处理才好？”
党支部副书记、连长杨德林也说：“把‘三项指示’合为一个纲，有什么理论根据？”
战士理论骨干黄朝将还尖锐地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符合毛主席历来的教导。”
理论骨干和干部提出的尖锐问题，使刘等生一连几天都在沉思。
他感到自己是党支部书记，带领干部战士走哪条路，责任重大。
一九五八年春天，伟大领袖毛主席来到这个连视察时，对连队建设作了许多指示。
他想，要是我们把连队建设的方向搞偏了，怎么对得起毛主席呢？
他还想到，这几年，连队一直担负着警卫毛主席举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的光荣任务，天天学习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经常学习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光辉著作，要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分不清路线是非，辨不明方向，怎么能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担负起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重任呢？
刘等生越想，越感到这个问题事关重大，一定要搞清楚。
有一次，他向团政治处副主任汇报理论骨干和干部提出的问题，副主任送他一本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并对他说：“你们好好学习这本书，再认真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会找到答案的。”
回来后，他便同干部、理论骨干一起学习这三本书。
大家钻研的劲头很大。
刘等生把列宁和毛主席有关论述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和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的语录摘出来，一条一条地琢磨，对“三项指示为纲”进行剖析，终于明白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社会主义时期，抓主要矛盾，就是要抓阶级斗争这个纲，“三项指示为纲”没有体现出这个主要矛盾；
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任何时候不能颠倒，把“三项指示”凑成一个纲，就把政治和经济并列了，不可能体现出纲举目张。
在这个同时，理论骨干们同刘等生一样，都在深钻问题，寻找答案。
一天熄灯后，战士理论骨干龚兆云还在学习室里读书。
他把“三项指示为纲”拿来对照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是纲的教导，觉得对不上。
他又把“三项指示为钢”拿来同林彪的“四好为纲”一对，觉得是一样的。
理论骨干黄加利除了学习革命导师的三本书外，还再次重温了党的基本路线，看清了“三项指示为纲”不符合党的基本路线。
这时，他对刘等生说：“凡是违背党的基本路线的，不管是谁提出来的，我们都不能听！”
八月底，连队干部又听了邓小平一个“讲话”的传达，大家对讲话中的“整顿”为纲和对部队建设的诬蔑很反感，联系“三项指示为纲”，更觉得这些东西不对头。
为了进一步搞清这个问题，他们一方面组织干部战士继续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积极开展评论《水浒》的活动，批判修正主义，批判投降派；
另一方面集中理论骨干紧密联系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认真学习和领会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
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三七四页）的教导，加深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
思想认识搞明确，行动就坚定。
党支部对完成下半年工作如何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问题作了研究，制定了四条具体措施：一是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批判修正主义放在首位；
二是加强理论队伍的建设，组织社会调查，及时研究阶级斗争新动向；
三是大力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四是做好经常性政治思想工作，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连队干部和理论小组的同志在订计划、搞总结、出墙报、黑板报中，都不提“三项指示为纲”，只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
执行各项任务，也自觉坚持政治挂帅，以纲带目。
去年九月，连队要完成训练、军事示范表演等六项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学习和批判不松劲，促进了各项任务的完成。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始后，《人民日报》社论传达了毛主席关于“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重要指示，一连的同志们心里更加明亮。
大家怀着对邓小平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挥笔上阵，在几天内，写出了五百多篇批判稿，揭露和批判邓小平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痛斥他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理论骨干还学习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剖析邓小平的阶级实质，进一步看清他的反动面目。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发生后，全连同志又连夜举行声讨批判会，掀起了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新高潮。
他们说：“邓小平被撤职了，谬论也批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被粉碎了，但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我们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坚持当理论战线上的尖兵，把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联合报道组）
栏目：全民皆兵
四川省红原县人民武装部参谋、藏族干部扎江同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做好人民武装工作贡献了自己的一切，是人民武装干部学习的好榜样。
扎江参加革命以来，十五年如一日，他要求自己：“学习革命理论，刻苦认真不放松；
听毛主席的话，真心实意不含糊；
狠抓阶级斗争，自始至终不动摇；
为人民服务，完全彻底不掺假。”
他忘我地战斗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线，先后九次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完成艰险任务，抢救阶级兄弟，直到献出年青的生命。
最近，四川省军区党委作出决定，给扎江同志追记一等功。
号召所属部队和民兵向扎江同志学习，更加自觉地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对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反击右倾翻案风，为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加强部队和民兵建设而奋斗。
“头戴红星的人，热爱武装是本分”
扎江是在苦水里泡大的穷孩子，自幼四处流浪，做奴隶，当杂巴（小和尚）。
一九五六年，毛主席派来亲人“金珠玛米”到了川西高原，从此，小扎江才结束了苦难生活。
一九六一年三月，扎江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一九七○年六月从部队调到红原县武装部做民兵工作。
环境变了，任务变了，可他为人民扛好枪的战斗队思想没有变。
他常说：“祖国处处是家乡，战士到处是战场，党需要我在哪里，我就战斗在哪里！”
扎江到了武装部，仍然保持着当年那股干劲，根子扎在群众中。
他每年深入民兵工作第一线的时间，往少里说也有三百天。
不到三年时间，他跑遍了全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公社、牧场和大队。
牧忙季节，他背着糌粑口袋，与牧民一起跃马扬鞭去放牧；
牧闲季节，他打着枪杆，与民兵一起摸、爬、滚、打搞训练。
群众赞扬他“一心扑在党的民兵建设事业上”，他说：“头戴红星的人，热爱武装是本分！”
一九七四年冬天，要在麦洼公社组建武装基干民兵排，扎江主动要求去执行这个任务。
他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组织广大贫下中牧和民兵学习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和大办民兵师的论述，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破坏民兵建设的罪行。
为了把枪杆子掌握在可靠的贫下中牧手中，他建议把全公社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贫下中牧都请来，召开评选大会，一个一个地挑选持枪民兵。
这个武装基干民兵排组建后，他带领民兵们学习上海民兵工作的新鲜经验，积极参加社会阶级斗争，坚持战备执勤，配合公安机关破获了三起重大案件，处理了四十起侵占集体利益的事件。
这个武装基干民兵排，在阶级斗争中锻炼成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战斗集体，深受群众赞扬。
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美苏两霸相争的国际斗争形势，不断提高了扎江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办武装的自觉性。
他经常深入远牧点和民兵班、排开展军政训练，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任务。
红原县武装部的同志们还清楚地记得：为了搞好民兵乘马军事技术训练，扎江向骑兵团同志请教，刻苦锻炼，早晨，他跑到辽阔的草原上，敞开喉咙练口令；
夜晚，他伏在油灯下编写民兵训练教材。
苦练出精兵，功夫不负有心人。
一九七三年，扎江带训的县民兵乘马射击队，参加州体委举行的三县运动会，荣获了乘马射击第一名。
一九七四年，他带训的县民兵马术表演队，又荣获马术表演第一名。
“我不是过路的喜鹊，是扎了根的草地人”
“做民兵工作不抓学大寨不行，学大寨不抓民兵工作没有力量。
只有充分发挥民兵在学大寨中的战斗作用，才能真正做好民兵工作。”
这是扎江的深切体会。
几年来，他走到那里，就带领民兵大批大干在那里。
在麦洼公社一大队，老阿妈珍藏着他浸透汗水的背篓；
在四寨公社乡牧场，老阿爸收拣着他使用过的牧鞭；
在龙壤公社的草库伦上，筑砌着他滴沾着鲜血的层层草皮。
在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雪山草地，白河两岸，到处传颂着他带领民兵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错误路线斗的英雄事迹。
龙壤公社二大队，过去领导班子的团结总是搞不好，群众生气地批评他们是“牛毛口袋里装牛角——七拱八翘”，牧业学大寨的步子老是迈不开。
扎江到这个大队蹲点，一进队就到群众中去调查阶级斗争情况。
他发现原来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在暗中拉亲戚瓦卡（一种宗派活动），讲部落家族，搞请客送礼，腐蚀干部，破坏领导班子的团结。
他给大队党支部建议，组织牧业组长和民兵班长以上骨干，举办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学习班，提高干部和群众的阶级斗争觉悟，使大家认识到，只有阶级亲，没有瓦卡亲。
扎江抓阶级斗争一开头，几个坏家伙就跳出来煽阴风，到处叫喊：“云走蓝天在，水流石头在。
扎江是过路的喜鹊，叫几声就会飞的，不要瓦卡斗瓦卡伤了和气。”
有一天，他和县里几个干部到远牧点上检查工作，一个坏家伙还偷偷放出几只凶猛的猎狗咬他们。
面对阶级敌人的煽动和威胁，扎江十分愤怒，他激昂地说：“我不是过路的喜鹊，我是扎了根的草地人。
阶级敌人想赶走我，这办不到。
不把雪山草地建设成社会主义新牧区，我决不下战场！”
他一面发动群众揭露阶级敌人的反革命阴谋，一面带领民兵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
这样，既打击了敌人，又教育了群众，还挽救了干部，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了基层。
现在这个大队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干部的心连得紧紧的，群众的劲头鼓得足足的，牧业连续三年获得大幅度增产，一九七四年被评为州的牧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
去年秋天，县委号召牧区各社队修建草库伦消息一传开，阶级敌人就造谣说：“草地神土动不得，动了要挖断龙脉。”
一些有保守思想的人也跟着说：“只见过牛羊跑着吃青草，没见过圈起牛羊能喂好。”
为了打开局面，扎江来到龙壤公社，组建以民兵为骨干的基建队，决心在雪山草地破天荒地修建起第一个草库伦。
他组织大伙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教育群众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大大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在施工中，他重活抢着干，苦活跑在前。
不到几天功夫，他的掌心磨破了皮，血肉粘在包扎的纱布上，到收工时，纱布被血浸得鲜红，青年民兵无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
就这样，扎江和这支牧业基建队，为普及大寨县大干苦干，五十多天就完成了预计两年才能完成的低务，修筑草库伦九千多米，围草场一万多亩，县委在这里召开了全县大战草库伦的现场会，给他们以嘉奖。
“草地需要我，我愿献身草地”
扎江，这个英雄战士处处表现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那还是他在部队当通信员的时候，一天上午，扎江和战友们从执勤点骑马回连部，在经过雅砻江一条支流时，三班藏族新战士阿批，不会骑马摔下河里，被急流冲走了二十多米，扎江不顾个人安危，跳进急流，救起了战友。
他当副排长的时候，带领两名战士从连里到团部途中遇到一辆马车受惊，扎江无私无畏冲上前去，勒住了惊马，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他当排长的时候，连队野营拉练过尼木柯河上的独木桥时，新战士王德方不慎掉进冰河里，扎江奋不顾身跳进冰河，把小王救了上岸。
他当参谋的时候，为了扑灭一个草场的火灾，扎江第一个冲进火海，衣服着火了，眉毛烧焦了，手烫起了血泡，连续奋战十多个小时，和战友们一道保护了二万多头牲畜和四十多万亩的草场，……
川西草地，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
为了迎接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这个火红的日子，经过县委的批准，红原县武装部集中全县民兵营、连干部搞一次军事演习。
扎江带领了一个反坦克示范班来到了演练场地。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八日，天刚蒙蒙亮，扎江就起了床，拉开帐篷，迎着朝阳，开始了一天的战斗。
早晨：他背着背篓，走东家，串西家，买来了演习场需要的柴灰。
经过战斗考验的扎江，深深懂得装制炸药包是一种危险的工作。
一开始，他就独揽了炸药包的装填包扎工作。
他对大家说：“这危险，我来干！”
上午：他对打坦克演习班作了进一步思想动员，他说：“同志们，四十年前，红军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斩关夺隘，抢险飞渡，打退了成千上万的追兵，翻越了高耸入云的雪山，跋涉了渺无人烟的草地，表现了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军队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
今天，咱们为了埋葬帝、修、反，学红军，抓训练，搞演习，也要具备这种革命精神，平时练为战，关键时刻看表现，……”
下午：他领着打坦克演习班长，来到现场指挥员跟前，报告了示范演习的一切准备工作，……
两点半钟，示范演习开始了。
安曲草场静悄悄的，示范班长站在坦克左后侧，兴致勃勃地向大家介绍用炸药包打坦克的动作要领。
突然，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叭”一声脆响，导火索上的拉火管爆炸了，导火索喷着红红的火花。
演习场上人们的心情都紧张起来了。
扎江深知，导火索一燃烧，很快炸药包就会发生爆炸，严重威胁在场的民兵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就在这一瞬间，只听扎江大吼一声：“快散开！”
他临危不惧，飞步向前，一把推开示范班长，抱起嘶嘶作响的炸药包冲出人群。
在场的人们惊呼：“扎江，危险，快丢！”
扎江抬头一看，左边是执勤民兵，右边是连环雷，前边是假设敌，后面是干部、民兵和参观的群众。
往那里丢呢？
不能丢，他宁愿自己粉身碎骨，也不让群众有一分危险！
扎江反而抱得更紧，跑得更快，向附近的水坑冲去。
当他冲到离水坑只六米远的地方，“轰隆”一声巨响，地动山摇，烟柱冲天，炸药包在扎江手中爆炸了……。
英雄扎江，用自己三十四岁的年轻生命保护了在场的三百多名阶级兄弟。
他以舍己为人的伟大共产主义精神，谱写了一曲毛泽东思想的壮丽凯歌。
扎江同志短短的一生，用光辉的战斗历史，实践了他生前的誓言：“生为革命而生，死为人民而死，草地需要我，我愿献身草地！”
人们从心底里念着：“扎江没有死，扎江不会死，扎江永远活在人民的心坎上！”
（联合报道组）
作者：钟武群
栏目：全民皆兵
去年春天，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一派大好形势下，民兵工作也呈现出生动活泼的大好局面。
全国广大民兵，特别是城市工人民兵，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指示，在地方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认真学习和推广上海民兵建设的新鲜经验，积极参加社会阶级斗争，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他们采取巡逻执勤、进驻街道、配合公安部门搞政治大清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举办青少年学习班等各种形式，主动向阶级敌人进攻，破获了大量案件，狠狠地打击了阶级敌人和流氓、盗窃、投机倒把等各种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教育挽救了大批犯错误的青少年，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秩序，保护了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的安全，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了重大贡献，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群众赞扬说：“民兵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就是好，好得很”。
就在这种情况下，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疯狂地攻击上海民兵建设的新鲜经验，拚命地反对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
他装腔作势地说什么，对这件事“我还没有研究，还要好好研究，还有时间研究”。
他一口气说了三个“研究”。
乍一听，好象是真的要好好研究了，其实，他的所谓“研究”，只不过是骗人的鬼话，是他妄图扼杀民兵建设新生事物的代名词。
去年七、八、九月份，当右倾翻案风刮得最起劲的时候，邓小平就公然下令“对民兵指挥部问题要彻底解决”。
不仅如此，他还以“整顿企业管理”为名，要把所有工厂、企业的民兵执勤队伍“一律撤销”。
这就最清楚不过地暴露出他所谓“研究”的罪恶用心。
邓小平为什么这样疯狂地反对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呢？
这是他反动的阶级不性所决定的，是同他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紧密相联的，是为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服务的。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承认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是区别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的根本标志。
伟大领袖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新特点，为我党制定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问题。
二十多年来，毛主席不仅经常地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而且深刻地阐明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毛主席说：“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
毛主席还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
毛主席指出：“谁来行使专政呢？
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
“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
人民解放军和民兵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
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是党的基本路线所赋予的历史使命，也是毛主席关于专政是群众的专政这一光辉思想的伟大实践。
首都工人民兵，在人民警察、警卫战士和广大群众的配合下，迅速地粉碎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暴乱，充分显示了群众专政的巨大威力，为我们提供了依靠群众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宝贵经验，为全国民兵树立了光辉榜样。
它再一次证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动员民兵、组织民兵积极参加社会阶级斗争，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意义。
邓小平这个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党内外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总代表，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就必然要反对群众专政、反对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
邓小平炮制“三项指示为纲”，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天天讲阶级斗争，就是为了麻痹革命群众的斗志，使人们放松革命警惕，掩护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是同邓小平的复辟愿望相对立的，是同他所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针锋相对的。
广大民兵遵照毛主席关于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的教导，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狠狠地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深挖了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
所有这些，邓小平都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因此，他对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千方百计地进行攻击和破坏。
邓小平越是反对，我们就越是要同他对着干，我们一定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发动民兵积极参加社会阶级斗争，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
民兵要不要参加社会阶级斗争，在我国民兵建设上，历来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
斗争的焦点是围绕着要不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大办民兵这个根本问题。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极力反对武装工农，公然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把枪支拱手交给国民党。
建国以后，资产阶级野心家彭德怀，大砍民兵组织，收缴民兵武器，篡改民兵的任务，反对民兵履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
叛徒、卖国贼林彪及其同伙，叫嚷民兵的“中心任务”就是“全力”搞生产，攻击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是“别出心裁”，是“搞专政的多中心”，妄图使民兵脱离现实阶级斗争，为他搞反革命政变、复辟资本主义大开方便之门。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继承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的衣钵，对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极端仇视，横加指责，竭力反对，妄图把民兵建设纳入他那个“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轨道上去。
正如列宁痛斥机会主义者时所指出的：他们总是力求把民兵“变为不大的、脱离人民的、尽量亲近资产阶级的、受资产阶级人物指挥的旧式武装部队”（《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五二页）。
由此可见，邓小平同一切新老机会主义头子都是一丘之貉，都是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耻叛徒。
民兵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群众武装组织，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
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是实行群众专政的一项有效措施，是加强民兵建设，提高民兵战斗力的正确途径。
只有通过参加社会阶级斗争，使广大民兵在斗争中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加深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认识，不仅善于同社会上的阶级敌人作斗争，更要学会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本领，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学会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才能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成为自觉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强战士。
只有通过参加社会阶级斗争，使广大民兵在斗争中经受锻炼和考验，与广大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熟悉社情、敌情、地形，加强组织纪律性，增强战斗力，才能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当前，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我们不仅要看到斗争后的胜利，更要看到胜利后的斗争。
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大力组织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在阶级斗争中锻炼、改造和提高民兵，进一步搞好民兵工作“三落实”，为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战斗。
作者：钟兆麟
单位：辽宁省金县食品公司
栏目：全民皆兵
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辽宁省金县食品公司 钟兆麟作（图片）
工业战线广大职工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在加快实现农业机械化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这对保证我国农业连年丰收，进一步发展集体经济，巩固工农联盟，起了重要作用，有力回击了邓小平散布的“今不如昔”的谬论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讯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荡涤着修正主义的污泥浊水，为工业支援农业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十年来，全国工业战线广大职工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在加快实现农业机械化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九七五年和一九六五年相比，各地工业部门为农业提供的拖拉机、手扶拖拉机、排灌机械、拖拉机和内燃机配件等主要农机产品的产量，分别增长了六倍至十一倍。
一九七五年的化肥产量，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化肥产量的总和；
农药、农业用电量、水泥、塑料薄膜、机引农具等，也大幅度地增长。
工业加强对农业的支援，加快了农业机械化的步伐，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这对保证我国农业连年丰收，进一步发展集体经济，巩固工农联盟，起了重要作用。
今年以来，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推动下，全国支农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又有新的提高。
一月至四月，十四种主要农机产品，有十二种的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五十以上，化肥产量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三。
这些事实又一次说明，革命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
它对邓小平散布“今不如昔”的谬论，妄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也是一个有力的回击。
我国农业机械化是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毛主席早在一九五七年就教导我们：“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
一九五九年，毛主席又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接着，毛主席又亲自制定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
但是，由于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使一些单位“重工轻农”、“重城轻乡”，一些企业利润挂帅，不愿生产支农产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他们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国民经济各部门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加强了支援农业的工作。
到目前为止，全国农机工业的布局已经基本铺开，其中各种专业农机制造厂就有一千六百多个，可以生产包括大型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大型农用水泵等一千三百多种产品。
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中，已有二十七个建立了大中型的化肥厂。
小钢铁厂、小机械厂、小煤矿、小化肥厂、小水泥厂、小水电站等，遍及全国各地，正在逐步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支援农业网。
毛主席教导说：“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
原来工业基础吐较薄弱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以及甘肃、湖南、山东、河南等省，近几年来在大办农业的同时，有计划地发展支农工业，也大大加强了工业对农业的支援。
各地发展支农工业的经验证明，凡是批判贪大求洋，坚持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群众，土法上马，充分挖掘原有企业潜力的道路，发展的速度就快，效果就好。
常州市过去曾想生产一种拖拉机。
起初，他们搞了一个设计，向国家要几千万元的投资。
由于方案脱离实际，搞了几年没有搞成。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市的领导接受工人的建议，把全市二十四个小工厂组织起来，发动群众大搞技术革新，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逐步形成了每年能生产一万五千台手扶拖拉机和三万八千台小柴油机的生产能力，而投资只等于新建一个同等规模工厂的三分之一。
全国还有一些地区，象常州一样，自力更生发展支农工业，收到了多快好省的效果。
我国幅员辽阔，农作物品种多，各地的自然条件和耕作习惯不一样。
要实现农业机械化，不仅要依靠工人阶级，发挥工业的主导作用，同时也要动员几亿农民一起来搞。
河北省遵化县人民在县委领导下，发扬“穷棒子”精神，大办社队工业，几年来，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共生产了各种中小农机具四万多件，在排灌、脱粒、粉碎、农副产品加工、植物保护等方面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辽宁省依靠贫下中农发展为农业服务的社队工业，一九七四年社队工业的总产值比一九六六年增加了十倍。
社队工业的发展，加快了农业机械化的步伐，扩大了农村的社会主义经济阵地，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
这种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虽然现在还比较幼小，但是它有着光明灿烂的前途。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讯 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总统迪迪埃·拉齐拉卡和夫人等马达加斯加贵宾，今天上午由教育部负责人、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迟群和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徐运北陪同，参观访问了清华大学。
当贵宾们乘车来到清华大学时，工农兵学员敲锣打鼓，挥舞花束和彩带，热烈欢迎马达加斯加贵宾。
拉齐拉卡总统和夫人等听取了关于清华大学教育革命的情况介绍，参观了校办机械厂和教育革命展览，观看了师生员工批判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字报。
参观结束时，拉齐拉卡总统赞扬这个学校是一个革命的学校，并向学校负责人转达他对师生员工的问候。
今天在学校欢迎并陪同贵宾们参观的还有清华大学革委会负责人胡健、荣泳霖等。
拉齐拉卡总统的夫人等马达加斯加贵宾，今天下午由农林部副部长郝中士陪同，参观了双桥人民公社，受到社员们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太原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今天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会见委内瑞拉全国众议员、委中友协第二副主席阿道尔多·埃莱拉教授和夫人一行，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大寨大队革命委员会主任郭凤莲会见时在座。
委内瑞拉客人是六月十四日到达大寨的。
郭凤莲同志陪同委内瑞拉客人在大寨参观访问，并代表大寨大队革委会设宴欢迎他们。
栏目：新华社记者述评
苏联当局最近就不结盟运动大放厥词，竟然把不结盟运动同它炮制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挂起钩来，说什么两者“并无矛盾”，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的”。
这是勃列日涅夫集团混淆黑白、以售其奸的又一手法。
不结盟运动和“亚安体系”是水火不相容的。
这只要摆一摆最基本的事实，就十分清楚了。
一九六九年六月，勃列日涅夫第一次抛出“亚安体系”时，就曾露骨地宣称，“亚安体系”的首要目的是对亚洲“现有军事政治集团的更好的代替”。
他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把亚洲一些国家纳入莫斯科牌号的“军事政治集团”。
因此，外国报刊立即指出，苏联的意图，是妄想打着“和平”、“安全”的幌子，拼凑一个“亚洲的华沙条约”。
众所周知，不结盟运动正是在反对超级大国控制的军事集团的根本原则下发展起来的。
一些不结盟国家的领导人反复阐明反对超级大国拼凑军事集团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坚定立场。
今年六月初，不结盟国家协调局会议通过的最后公报再次强调：不结盟运动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不参加同大国建立的多边军事同盟”。
由此可见，不结盟运动和“亚安体系”是根本对立的，绝不可能“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七年来，克里姆林宫为了兜售“亚安体系”，给这个破烂货色贴上各种装璜。
但是，随着新沙皇们的侵略本性日益暴露，人们对他们炮制“亚安体系”的目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楚了。
亚洲舆论指出，所谓“亚安体系”是“苏联的陷阱”，是“侵略扩张的工具”。
马来西亚《星槟日报》的评论说，苏联“以新的亚洲国际宪兵的姿态出现”，“想取代美国的势力，成为亚洲霸权的盟主”。
菲律宾《东方日报》说：“苏联建立‘亚安体系’的目的，是想保障一个超级大国在亚洲的地位，苏联的亚洲安全概念是建立在政治霸权的基础之上的。”
尼泊尔《祖国》周刊指出，“亚安体系”是企图“使亚洲国家互相残杀”，它同不结盟国家维护本国主权的主张“有着根本的差别”。
正因为这个“亚安体系”在亚洲没有市场，到处碰壁，苏联又想利用不结盟国家积极筹备将在科伦坡举行的第五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的时机，把这个卖不出去的“亚安体系”硬塞给不结盟运动，来破坏不结盟运动。
克里姆林宫的吹鼓手在叫嚷所谓“亚安体系”同不结盟运动“同一方向”的时候，还以命令的口气说，不结盟运动“应该竭尽所能”为“亚安体系”作出“贡献”。
这就是要改变不结盟运动反帝、反殖、反霸的正确方向，使它充当苏联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霸权的工具。
苏修在兜售“亚安体系”的过程中玩弄这种伎俩，已经不是第一次。
一九七三年以来，他们先后把东南亚中立化计划、建立印度洋和平区的建议以及尼泊尔宣布本国为和平区的建议，全都说成是同“亚安体系”的原则“一致”、“接近”或者“密切相联的”。
现在，他们又把不结盟运动说成是“亚安体系”“必不可少的前提”了。
但是，不管苏修怎样变换手法，都不能掩盖他们以“亚安体系”为名、行扩张之实的霸权野心。
在日益觉醒的第三世界人民面前，苏修推销“亚安体系”的图谋是决不会得逞的。
作者：江洪斌
在勃列日涅夫集团统治之下，苏联反动法令多如牛毛。
最近勃列日涅夫集团又颁布了一项新的条文，规定每周的星期四为“无肉日”。
这项规定从五月六日起已在莫斯科实行。
而一些加盟共和国已实行了两个月。
据外国报刊报道，在“无肉日”的星期四，苏联“企业、军队的食堂和餐馆都不供应任何样式的牛肉、羊肉、牛犊肉或猪肉”，“只有外国人（旅游者、商人）居住的宾馆的餐厅可能是这一新规定的例外”。
这无肉的星期四，苏联人嘲笑地称之为“吃素的星期四”。
星期四“吃斋”日的规定，并不是因为这一天是苏联的“教节”，勃列日涅夫要领着全苏联人去教堂顶礼膜拜；
也不是由于苏联人过够了“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生活，吃腻了“牛肉、羊肉、猪肉”，而在星期四这一天，全国采取统一行动，改为吃素来调调胃口；
而是苏修叛徒集团为了摆脱“肉类危机”所玩弄的一个断水节源的新骗术。
人们不禁为勃列日涅夫集团这一妙策叹服不已。
你看，什么东西货源不足，供应不上，就利用法律条文来施行新的规定，断其购买者的门路，卡住需要者的脖子，这官方堂堂皇皇宣布的“无肉”规定，比那打肿脸充胖子的吹嘘更切合实际一些，不仅可缓和一下燃眉之急，而且还增加了一个“节日”，真是“两全其美”，岂不妙哉！
但是，这一套玩意并不新奇，十八世纪法国作家莫里哀已作过生动形象的描述。
在《悭吝人》中的爱财如命的阿巴公，就私自叫人印了些特别的日历，把每一季节里的三天吃斋期和每一个教节前一天的吃斋期都增加了一倍，好强迫家里上上下下的人多吃几天斋，多省几个钱。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苏修叛徒集团又跳出来丢人现眼地表演这出“哄骗肚皮”的把戏。
不过，苏修叛徒集团所规定的“吃斋”日子之多，“吃斋”范围之广，人员之多，却是十八世纪的守财奴阿巴公望尘莫及的。
但是苏修叛徒集团有一点是不如阿巴公的，那就是阿巴公要家人增加“吃斋”，并不是因为街上没有肉，家中没有钱，而是为了多多积聚他自己的万贯家产；
苏修当局规定星期四为“无肉日”，要大家吃起“斋”来，是因为他们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推行要大炮不要黄油的政策，挤掉了牛、羊、猪肉，才不得不采取这种“忍为上”的办法。
大家知道，勃列日涅夫集团在苏联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把农业、富牧业搞得一团糟，年景比赫鲁晓夫当政时期还要坏。
勃列日涅夫当政十一年间，苏联农业就有七次减产，进口粮食大大超过了赫鲁晓夫当政时期。
仅去年一年就从国外进口粮食两千八百万吨，创造了历史上最新纪录。
由于农业屡遭减产，畜牧业也陷入困境，饲料不足，大量屠宰牲畜，造成了“肉荒”。
因此，今年以来，苏修在世界各地大量抢购粮食的同时，还大量抢购牛肉、羊肉。
美国农业部估计，苏修今年将进口牛羊肉三十万吨。
但是，靠抢购还是度不了“粮荒”、“肉荒”，只好另求他途了。
去年年底，苏修当局施行了“面包小型化”，才过了半年，又规定了每周星期四为“无肉日”，照此办理，恐怕过不了多久，还要冒出个“无菜日”、“无米日”哩。
这一连串新规定是对勃列日涅夫在“二十五大”夸下的苏联人的饭桌上要“一应俱全”的海口的一个绝妙的讽刺。
===== 日本司法；
警察当局和蒋帮分子串通一气制造迫害旅居横滨；
神户爱国华侨事件-旅日爱国华侨团体和日中友好团体纷纷谴责日本当局这一违反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行为
在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以后，横滨和神户两地华侨根据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要求蒋帮分子交出他们非法霸占的华侨的公产——两地的华侨总会会址。
但是，日本法务省的派出机构横滨地方法务局竟然准予一小撮蒋帮分子以所谓“中华民国留日横滨华侨总会”的名义进行登记。
这是违背中日联合声明、制造“两个中国”的非法行为。
今年五月二十一日，旅居兵库县和神户地区的二十八个华侨团体的代表前往神户华侨总会会址交涉。
二十二日晚，日本警察当局出动一百多名警察，强行赶走正在谈判的华侨代表。
五月二十二日，旅居神奈川县和横滨地区的华侨代表，也前往横滨华侨总会会址交涉。
日本警察当局出动八辆大型警车和数百名警察，无理逮捕了十九名华侨。
事件发生后，神户、横滨两地的华侨组织相继发表声明，谴责日本警察当局包庇蒋帮分子和迫害华侨的暴行。
东京、关西、九州等地的华侨团体也纷纷举行集会或发表声明，坚决支持横滨、神户两地华侨的正当行为，强烈抗议日本警察当局的暴行。
日中友好协会（正统）中央总部在五月二十四日举行的一九七六年全国大会上，一致通过了一项反对迫害华侨的抗议书，并且派出代表把抗议书递交有关当局。
这个协会的中央总部六月七日又发表一项声明，指出在横滨和神户发生的事件显然是违反日中联合声明精神的。
日中友好协会（正统）中央总部会长黑田寿男、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代表吉田法睛、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河原崎长十郎、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理事长qiū原定司和亚非人民团结日本委员会理事长坂本德松，在东京华侨总会六月十日举行的报告会上讲话，一致谴责迫害华侨的暴行。
他们指出，在日中邦交正常化三年多以后的今天发生这种事件，是令人震惊的。
这次事件虽然是日本警察当局制造的，但是，它是同日本政府的政治态度联系在一起的。
日本社会党也以委员长成田知巳的名义，要求日本政府停止对华侨总会的无理干涉，立即释放被捕华侨。
但是，日本当局不顾广大旅日华侨、日中友好团体和人士的抗议，不仅长时间地非法拘留了十九名华侨，而且于六月十二日还扩大事态，对其中的六名华侨强行“起诉”。
横滨华侨总会当天发表声明，指出这是蓄意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和破坏中日友好的事件。
日中友好协会（正统）中央总部、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和日中友好议员联盟在六月十二日联合派出代表，会见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华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