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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一九七六年六月四日电 奉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德瓦陛下之命，尼泊尔驻中国大使拉纳今天晚上在成都举行盛大答谢宴会。
应邀出席宴会的有：
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外交部长乔冠华、副部长韩念龙，中国驻尼泊尔大使曹痴；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赵紫阳，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司令员刘兴元，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段君毅、谢正荣、江海云，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省军区司令员胡继成，成都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崔大田、张坤等。
宴会厅里并排悬挂着中国国旗和尼泊尔王国国旗。
比兰德拉国王陪同华国锋总理等步入宴会厅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
在充满热烈友好气氛的宴会上，比兰德拉国王和华国锋总理先后讲话（全文见第二版）。
他们在讲话中，热情称颂中尼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比兰德拉国王和华国锋总理讲话以后，乐队分别奏中国国歌和尼泊尔王国国歌。
席间，乐队演奏了中尼两国乐曲。
随同比兰德拉国王访问的喜马拉雅·比尔·比克拉姆·沙阿亲王和夫人普林塞普·沙阿公主，巴森达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亲王，肖芭·沙希公主，外交大臣克里希纳·拉杰·阿里亚尔，工商国务大臣哈尔卡·巴哈杜尔·古隆，肖芭公主的丈夫莫汉·巴哈杜尔·沙希驸马等，出席宴会作陪。
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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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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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荣立集体一等功的沈阳部队某部红一连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新高潮中，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回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来同走资派斗争的战斗历程，运用对比的方法，对走资派和资本家进行了剖析，深刻认识到走资派比资本家更危险，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中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的指示，是亿万群众识破走资派、胜利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锐利武器。
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红一连干部战士为了深刻理解毛主席关于“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走资派还在走”的重要指示，围绕“走资派为什么比资本家更危险”的问题，在全连开展了大讨论。
他们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一、走资派搞复辟倒退的能量比资本家大得多。
红一连同志们认识到，走资派之所以比资本家更危险，关键在于他们手中有权，是当权派。
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地主、资本家由统治者变成了被统治者，在经济上丧失了生产资料，在政治上声名狼藉，他们知道亲自出马和无产阶级较量不易得逞，便把复辟希望寄托在党内的资产阶级身上。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
走资派可以利用窃取的权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可以用各种手段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红卫兵入伍的指导员赵洪才说：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邓小平正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大砍合作社，反对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
林彪也正是利用窃取的大权网罗死党，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同志们指出，邓小平所以能在重新工作后的不长时间里就凶猛地煽起了右倾翻案妖风，猖狂地向无产阶级进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利用了在党内掌握的那部分权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来的战斗历程一再告诉人们，党内走资派搞复辟倒退是很凶很快的，比资本家更厉害。
因此，我们应当像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各级领导。”
二、走资派维护、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比资本家更厉害。
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教导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逐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
这就引起党内走资派的极度恐慌和百般抵制。
红一连的同志说，邓小平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那样反感，是因为：（一）资产阶级法权是走资派安身立命的基础。
资本家是靠资本、靠剥削工人来养肥自己，搞一本万利。
走资派是靠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满足私欲，搞无本万料，变按劳分配为按权分配，变社会主义所有制为走资派控制的资本主义所有制。
（二）资产阶级法权是走资派培植资产阶级队伍的土壤。
走资派不但自己要靠这个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保存自己，而且还要靠这块土壤不断培植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传宗接代。
（三）维护、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是走资派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复辟资本主义的重要渠道。
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严重历史教训证明了这一点。
邓小平效法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采用同样的手法，干的是同样的勾当。
三、走资派具有比资本家更大的欺骗性。
由混入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出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比地主、资本家亲自出马要好得多，特别是地主、资本家在社会上名声已经很臭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红一连干部战士经过学习和对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剖析，进一步认识到：走资派所以更富于欺骗性，是因为：（一）走资派可以把自己打扮成党的化身，盗用党的名义，把自己的谬论说成是“党的指示”，借以招摇撞骗。
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一伙炮制的《二月提纲》，去年邓小平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都是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窃取党的名义下发的，其用心是为了欺骗群众，达到其反革命的目的。
（二）走资派身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阉割马克思主义的灵魂，甚至借用革命领袖的威望，来蒙蔽群众。
野心家、阴谋家林彪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干着谋害毛主席的勾当；
邓小平也是打着所谓“全面贯彻毛主席三项指示”的旗号，干着全面歪曲、篡改毛主席指示的勾当。
（三）走资派把自己装扮成“关心”群众的救世主，以此收买人心，欺骗群众。
邓小平重新工作以后，装扮出一副关心国民经济、关心四个现代化的样子，蛊惑人心，欺骗群众，以此掩盖他翻案复辟的罪恶行径。
四、走资派比资本家的危害性更大。
红一连指战员在讨论中指出，阶级斗争的事实证明，党内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比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对革命的危害性更大。
正如鲁迅先生曾经指出的：“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
有的同志说，声势浩大的梁山泊农民起义军，正是因为钻进了宋江这条大蛀虫，他篡夺领导权，推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路线，结果把这场农民革命事业葬送得一干二净。
苏联十月革命后，十四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国内地主、资本家和白匪的叛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几百万希特勒军队的猖狂进攻，都不曾动摇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
但是，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就从内部颠覆了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使列宁亲手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
这些沉重教训告诉我们，混进革命队伍内部的蛀虫做出了地主、资本家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他们比地主、资本家具有更大的危害性。
红一连指战员一致表示，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深入批判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反动罪行，坚决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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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介绍的是一位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的勇士。
他是济南部队某部通信营营部书记，原名叫刘永世。
十年前，这位红卫兵小将在天安门广场幸福地接受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
从此，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刘勇士，决心做一个永远与资产阶级，与修正主义，与党内走资派进行斗争的勇猛战士。
在去年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刘勇士英勇地站出来，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
他的事迹又一次表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我国年轻一代，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善于识别修正主义，敢于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
让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派发抖吧！
我们一定要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更充分地发动群众，发扬群众的首创精神，集中群众的智慧，深入学习，深入批邓，夺取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更大胜利。
——编者
去年夏秋之际，当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济南部队某部通信营营部书记刘勇士，发扬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勇敢批驳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和他在军队建设上散布的种种修正主义谬论，同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
他的事迹，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赞扬，都说他是“批判资产阶级的勇士”。
去年九月的一天，刘勇士听了邓小平一个“讲话”的传达，心里就感到很不是味。
军队工作究竟应该以什么为纲？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我军哪些锻炼和提高？
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一连串的问号出现在他脑子里。
当时，刘勇士正随通信营的一个连队参加上级组织的无线电通信演练。
吃完晚饭，他不顾一天的疲劳，就跑去找台长张书达、报务员姚安福在一块谈论他思考的几个问题。
刘勇士说，邓小平讲的“打钢仗”，和毛主席关于“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的教导是根本对立的。
姚安福说，这个问题我也这么想。
我觉得“讲话”中的有些话和彭德怀说的差不多。
张书达说，“讲话”不提阶级斗争，不提如何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给人的印象就是只抓经济，不抓革命；
只抓军事，不抓政治。
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越说越觉得那个“讲话”问题大。
最后，三个人一起把“讲话”归纳了几句话：讲军事不讲政治和彭德怀差不多，讲战备不讲路线和林彪差不多，讲经济建设不讲阶级斗争和刘少奇差不多。
三个人谈论完，时间已经很晚，同志们早都睡了。
刘勇士躺在床上，翻来复去怎么也睡不着，思想仍然在那个“讲话”上打转转：不久前，邓小平讲了“三项指示为纲”，现在又提出“整顿”、“准备打仗”为纲，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想着，想着，刘勇士坐起来打开《共产党宣言》，认真地学了起来。
接着他又重温毛主席为我党制定的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
伟大导师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使刘勇士进一步明确了：阶级斗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邓小平提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整顿”、“准备打仗”为纲，显然是违背党的基本路线的，我们必须坚决抵制。
不久，无线电通信演练结束了。
营长把起草演练总结的任务交给了书记刘勇士。
用什么思想去指导写这个总结？
刘勇士和营长一起学习毛主席有关阶级斗争的论述，回顾建国以来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认识到：邓小平的那个“三项指示为纲”和那个“讲话”确实问题很大，不符合毛泽东思想，革命战士要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永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接着，刘勇士从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总结了这次演练情况，狠批了资产阶级的唯武器论和单纯军事观点，受到了同志们的好评。
演练结束，部队回到了营房。
一天，刘勇士收到他侄子的一封来信，说他已经上了厂办的“七·二一”工人大学。
信中还谈了当前社会上一些否定教育革命伟大成果的奇谈怪论。
刘勇士联系邓小平那个“讲话”中的谬论，更感到当前发生的这些事情，不是一般问题，是一场阶级斗争。
为了搞清楚问题，他广泛地找同志们谈心，同领导和战友一起研究问题，更把大量的时间用在看书学习上。
刘勇士一直很重视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
他为了批判邓小平的反动谬论，如饥似渴地攻读《矛盾论》、《国家与革命》的第五章、《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新时代，新形式的旧错误》等十几篇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重要指示。
刘勇士的眼界更宽阔了，目光更敏锐了，意识到要不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大问题。
他对同志们说，坚持阶级斗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是非常重要的，是保证我们党和国家不变颜色的大事。
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革命战士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自觉地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斗。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广大群众热情支持下，刘勇士斗争的决心更坚定了。
邓小平诬蔑文化大革命搞“糟”了，他就带头大讲大颂文化大革命给社会主义建设和部队带来的巨大变化；
邓小平妄图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他就积极写信教育侄子带头上好“七·二一”工人大学，邓小平鼓吹唯生产力论，他就大讲抓革命促生产，大批唯生产力论；
邓小平讲“打钢仗”，他在给营部上战备教育课时，就大讲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狠批唯武器论。
在这炽热斗争的日子里，刘勇士一直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邓小平宣扬的这一套，是已经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中批臭了的东西，可他为啥现在又把它抛了出来呢？
他越想问题越大，这时，毛主席的教导又响在他的耳边：“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
邓小平今天搞的这一套不正是修正主义的货色吗？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光在下面斗还不够，还必须向上级表明自己的态度，反映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情绪。
想到这里，刘勇士决定给中央军委写信，提出自己的看法。
在一月上旬，刘勇士在几天内挤时间给中央军委写了一封长信，把邓小平在“讲话”中的一些反动观点作了系统的归纳，指出“讲话”贯穿着一条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提有了“讲话”鼓吹“三项指示为纲”，“整顿”、“准备打仗”为纲，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
诬蔑部队建设的大好形势，鼓吹“今不如昔”；
散布唯武器论，叫嚷“打钢仗”，反对人民战争；
破坏老中青三结合等十个问题。
刘勇士给中央军委写信，得到不少同志积极支持，也有同志劝他要慎重。
要不要给军委写信？
他思想斗争非常激烈。
他反复地朗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词二首，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怎么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一系列教导。
他学习王洪文同志在党的“十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他幸福地怀念着文化大革命峥嵘的战斗岁月，特别是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检阅的情景。
……
毛主席的光辉思想给刘勇士无穷的战斗力量。
他的心更红，志更坚，决心发扬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把这场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他又向中央军委写了第二封信，进一步揭发批判邓小平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以及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妄图改变我军无产阶级性质的狼子野心。
二月六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这篇报道在《人民日报》发表了。
毛主席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指示陆续发表了。
刘勇士的心情多么激动呀！
他千遍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刘勇士满含着热泪对同志们说：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又一次为我们指明了斗争的航程。
邓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梦想破灭了。
刘勇士和战友们一起，斗志更加旺盛地投入了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斗。
为了表扬刘勇士的革命精神，师党委作出决定，号召全师向刘勇士学习。
刘勇士说：“我要更加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鲁迅为榜样，永不休战，和同志们一起，把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本报通讯员）
新华社成都一九七六年六月四日电 比兰德拉国王陛下在尼泊尔驻中国大使拉纳奉他之命举行的盛大答谢宴会上的讲话，全文如下：
诸位阁下，
我们今晚欢迎阁下和其他尊敬的朋友们，感到十分高兴。
在我们访问贵国期间，我们有机会亲自了解自从我们上次在一九七三年访问你们的伟大国家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各方面所取得的不断进步。
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四川省在一个短时期内所取得的农业、工业和其它方面的伟大成就给我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我们同华国锋总理和中国政府其他领导人亲切友好地交换意见使我们双方都互有收益。
我相信，经常进行这样的交换意见是必要的。
个人交往不仅能促进两国之间更好的了解，而且也有助于进一步发展亲密友谊的关系，导致富有成果的合作。
尽管我们在成都的逗留是短暂的，但我们将永远愉快地铭记，能有机会看到了四川这个首府城市所取得的重大的科学和经济进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所给予我和我的随行人员的热情欢迎和深厚友谊，使我们深受感动。
尼泊尔人民对中国人民怀有深情厚谊。
我们相信，我们两个邻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将为我们两国人民的相互利益而继续发展。
朋友们，现在我提议为尼中两国之间的持久友谊，为中国人民的幸福和昌盛，为毛主席的健康和幸福，为华国锋总理的健康和幸福，为所有在座的贵宾们的健康和幸福，干杯！
谢谢。
新华社成都一九七六年六月四日电 华国锋总理在尼泊尔驻中国大使拉纳奉比兰德拉国王之命举行的盛大答谢宴会上的讲话，全文如下：
尊敬的殿下们，
尊敬的尼泊尔贵宾们，
我和我的同事们非常高兴应邀参加今晚的盛情宴会，并深切感谢国王陛下刚才热情友好的讲话。
在国王陛下访问成都期间，我们双方就进一步加强中尼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了诚挚友好的会谈，取得了圆满的结果。
通过会谈，进一步加深了我们之间的了解，增进了我们之间的友谊。
国王陛下的这次访问，为中尼友好关系揭开了新的一页。
中尼两国同属于第三世界，我们都是发展中的国家。
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斗争中我们一贯互相同情，互相支持；
在发展民族经济、建设各自国家的事业中我们总是互相学习，互相帮助。
我愿借此机会，再次感谢尼泊尔政府和人民在两国交往和国际事务中给予我们的合作和支持。
我相信，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中尼友谊和友好合作关系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
国王陛下和尼泊尔贵宾们在成都访问期间，受到了我国四川人民的热烈欢迎。
明天，你们就要去我国西藏自治区参观访问。
你们在西藏高原上也将同样看到中国人民对尼泊尔人民的深厚友情。
国王陛下的访问将再次给我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请你们回国后，向兄弟的尼泊尔人民转达中国人民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祝中尼友谊象喜马拉雅山一样万古长存。
祝你们旅途愉快。
现在，我提议：
为中尼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日益巩固和发展，
为尼泊尔王国的繁荣和人民幸福，
为比兰德拉国王陛下的健康，
为殿下们的健康，
为尼泊尔贵宾们的健康，
为在座的朋友们和同志们的健康，
干杯！
本报讯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的时候，兰州部队军政干校政治部组织教员和机关干部，深入某团调查文化大革命以来部队的巨大变化，用生动有力的事实，批判邓小平叫嚷“今不如昔”，翻文化大革命案、算文化大革命帐的反动罪行，以深入批邓的实际行动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他们和这个团的指战员一起，把文化大革命给部队带来的变化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并针对邓小平的有关谬论进行了批判。
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了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广大指战员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积累了对党内资产阶级斗争的经验。
这是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
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个团的指战员在参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践中，深切感受到“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自觉性不断增强，学习更加深入、扎实。
各级党委和支部都把学习革命理论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带头批判资产阶级。
在斗争中，全团培养了一支几百人的理论骨干队伍。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使大家进一步弄清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
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团有两千多名干部战士开赴三支两军第一线，分散在一百九十多个单位支左，经受了阶级斗争风雨的锻炼和考验，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这个团的干部战士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积极参加这场伟大斗争。
八连今年退伍的老战士，临走前热情希望党支部带领大家“迎着阶级斗争的风浪前进”，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通过调查，同志们受到深刻教育。
教员马恩洲说：“邓小平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纲领为什么破产的那样快？
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天安门广场制造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为什么迅速被粉碎？
就是因为‘翻案不得人心’，就是因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工、农、兵，有高度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时刻警惕修正主义在我国复辟，坚决与走资派和反动势力作斗争，这是形势大好的重要的标志，也是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
邓小平说这场深刻的革命把部队搞糟了，完全是恶意攻击，必须彻底批判。”
二、文化大革命以来部队党委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增强了干部战士反腐蚀的能力，雷锋式的共产主义战士大量涌现，部队思想面貌焕然一新。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个部队的党委深深感到，用旧思想、旧文化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腐蚀革命战士，是党内外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一个重要手段，部队党委把反腐蚀的斗争作为反复辟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来抓，经常对部队进行我党我军艰苦奋斗政治本色的教育，开展学习雷锋、好八连，学习小靳庄和唱革命样板戏、讲革命故事、作革命诗歌等活动，大大发扬了无产阶级正气，帮助干部战士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现在，全团“学习雷锋小组”有近百个。
这些事实说明，文化大革命以来，部队的思想面貌焕然一新。
参加调查的同志们和部队指战员一起怀着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对邓小平进行深入批判。
他们说，邓小平胡说什么“雷锋不在了”，否认部队大量的好人好事，就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对部队的教育，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
就是妄图以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我们的部队，使军队成为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这只能是痴心妄想！
三、文化大革命以来部队党委建设得到加强，革命接班人茁壮成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这个团党委的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党委成员能够自觉地抓路线，抓大事，领导作风更加深入扎实。
各级领导干部重视把经过文化大革命考验的同志选拔到领导岗位上，实行老、中、青三结合。
全团有不少连队的正职干部是文化大革命中造走资派反的红卫兵小将，他们是部队建设的一支生力军。
大家指出，邓小平大讲什么“软、散、懒”，根本不提老、中、青三结合，还鼓吹甚么要“靠我们这些老家伙”，其罪恶目的就是打击和排斥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新老干部，以便他放手搞翻案复辟。
我们决不能让他的罪恶阴谋得逞！
四、文化大革命以来，部队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军事训练、军农生产等各项工作中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个团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担负了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的任务，经受了社会阶级斗争的锻炼和考验，部队的军政素质得到极大提高，战斗力得到很大加强。
他们狠批刘少奇、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坚持政治统帅军事，各项训练成绩扎实、突出。
去年，全团四种火器实弹射击年度成绩均为优等，全团投弹成绩平均四十二米，基本战术技术考核也获得较好成绩，全训分队人人学会了打坦克。
他们积极从事军农、军工生产，从事群众工作，既提高了部队的政治思想觉悟，又增强了部队的体质，减轻了国家和人民的负担，改善了部队生活。
去年，二营执行军衣生产任务，大力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使小麦平均亩产一季过“黄河”，全年生产一千一百多万斤粮食，为国家做出了贡献。
看到文化大革命以来部队各方面工作取得的优异成绩，参加调查的同志受到很大鼓舞。
他们说，邓小平鼓吹要以“整顿”、“准备打仗”为纲，他打着关心部队建设的幌子，妄图整掉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部队的大好形势，我们坚决不答应！
认真调查，深入批判，使军政干校的同志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他们说：从这个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变化，完全可以看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促进部队建设的强大动力。
部队“到处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充分证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邓小平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对部队的巨大教育和锻炼，我们就要和他对着干，要热情歌颂文化大革命，大讲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彻底批判他散布“今不如昔”的种种谬论，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栏目：连队新貌
在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许多连队把诗歌作为战斗武器，用革命的舆论粉碎反革命的舆论。
这一首首诗都是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赞歌，都是射向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炮弹。
它大长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士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气焰，鼓舞人们乘胜前进，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教育战线捷报传
理论骨干李泉鑫入伍前是小学教师。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他用自己的切身体会，热情歌颂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回了教育大权的伟大胜利，愤怒驳斥、批判了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攻击教育革命的无耻谰言。
下面是他写的一首诗歌：
文化大革命放光芒，
教育战线捷报传。
资产阶级滚下台，
带茧的巨手掌文权。
工农兵，进学校，
开门办学换新天。
邓小平，不自量，
拚命扭转大方向。
这好比：
蚍蜉妄想撼大树，
螳螂要把车轮挡。
且看新型学校育新人，
教育阵地红旗扬。
（本报通讯员）
赤脚医生人人夸
四连是开展文艺活动的先进单位，多次受到上级党委的表扬。
在批判邓小平污蔑赤脚医生的反动谬论时，文艺骨干孙长法编演了《赤脚医生好》的小歌曲，抒发了对新生事物满腔热爱的激情：
千家万户留脚印，
塞外山村喜气扬；
救死扶伤尝百草，
田间炕头送药忙；
红心映照红药箱，
赤脚踏处泥土香。
加工连的战士李云苟，入伍前当过赤脚医生。
听！
他朗诵一首战斗的诗歌，痛斥了邓小平攻击赤脚医生的奇谈怪论：
赤脚医生向阳花，雨露滋润更挺拔。
扎根农村心向党，丹心似火暖千家。
邓小平，说“屁话”，抛出“穿鞋论”来咒骂。
新生事物骂不倒，赤脚医生人人夸。
（本报通讯员）
报春花开金灿灿
革命样板戏是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报春花，是激励人民继续革命的战斗号角。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最怕它，最恨它。
加工连的干部、战士热爱样板戏，越唱越爱唱，越唱心越亮。
在赛诗会上，战士张清元满怀激情，诵诗一首，道出了全连同志热爱革命样板戏的心声：
报春花开金灿灿，
百花引来万花俏。
文艺革命结硕果，
万紫千红春意闹。
样板戏，就是好，
它是革命进军号。
批邓斗争唱着它，
反修防修当尖刀。
施工、训练唱着它，
革命干劲万丈高。
天天学来天天唱，
革命路上大步跑。
（聚树荣）（附照片）
五一○四四部队坦克二连干部战士，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以雷锋为榜样，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积极帮助驻地学校搞好教育革命。
图为战士曹安中正在给驻地小学的学生做课外辅导。
吴庆义摄（照片）
作者：沈思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去年在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授意炮制了一篇《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的文章。
这篇文章，把“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表述得更加理论化、系统化、具体化，是一篇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攻倒算，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大毒草。
《论总纲》这篇文章，在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向党、向无产阶级进攻的部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邓小平声称，他是要把这篇文章作为“一个拳头”“打出去”的。
打谁呢？
《论总纲》用一种卑鄙的手法，恶意地制造了一个打击的对象，即所谓“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毛主席，指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对于邓小平的这个反革命的矛头，我们必须彻底地揭露它、粉碎它。
“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
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毛主席在历次革命转变的关键时刻，总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阶级关系的变化，做出正确的阶级估量，指明应该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主席为我党制定了一条基本路线，明确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反复指明，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主席最近指出：“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
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
为什么呢？
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走资派还在走。”
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都明确告诉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蓄意对抗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反对革资产阶级的命，反对革走资派的命。
他授意炮制的《论总纲》，就象阿Q害怕人家看见头上的疮疤一样，极力回避社会主义革命对象这个要害问题，而煞费苦心，不惜笔墨给所谓“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安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竭力加以诽谤和攻击，宣称一定要整掉它，要从它那里把“领导权夺回来”。
他们说的那个“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指的是资产阶级吗？
不是。
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
也不是。
那么，到底是谁呢？
按照他们的说法，那是执行“极‘左’词句掩护下”的“反马克思主义路线”，“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夺”了“领导权”的人。
很明显，这里指的，就是坚持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坚决革走资派的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把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批判的走资派封为党的好干部和先进人物，把无产阶级革命派作为打击的对象，这就是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阶级路线和反革命策略。
他们的用心是何等险恶！
《论总纲》给无产阶级革命派安上的罪名之一，叫做搞分裂，包括“分裂党”、“分裂工人阶级”、“分裂群众队伍”这样一大串的分裂。
据他们看来，这些“分裂”都是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文化大革命批斗了走资派，是“混淆两类矛盾，颠倒敌我，把敌人当同志，把同志当敌人”，这就是造成所谓“分裂”的根源。
不难看出，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这种诬蔑，不过是从工人运动中分裂出去的机会主义者的猖狂反扑和绝望的哀叫罢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
就是搞阶级斗争，重点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对走资派，群众要批判、斗争他们，是由于他们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力量。
他们地位高、权力大，搞修正主义，压迫群众，能够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起到地主、资本家起不到的作用。
不批判他们，不斗倒他们，党就要变修，国家就要变色。
你们想用几句什么“混淆两类矛盾，颠倒敌我”之类的攻击，妄图阻止我们对走资派的斗争，要我们同走资派讲“团结”，是万万办不到的。
无产阶级最重视革命的大团结。
毛主席教导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一切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政治目标的一致，总是能够坚持革命团结的。
分裂主义从来都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产物。
历史经验证明，一切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号，口头上高喊“团结”，实际上大搞分裂。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不要让‘团结’的叫喊把自己弄糊涂了。
那些口头上喊这个口号喊得最多的人，恰好是煽动分裂的罪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四一○页）。
在我党的历史上，陈独秀、王明、张国焘以至刘少奇、林彪都是叫喊“团结”最凶的，实际上他们都是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由于他们的政治目标同无产阶级背道而驰，他们不可避免地要挑动一些人，向马克思列宁主义闹分裂，向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闹分裂，向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闹分裂。
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也是如此。
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就伙同刘少奇组织资产阶级司令部，分裂我们的党和革命队伍。
他重新工作后，又炮制“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挑拨人民群众和党的关系，挑拨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挑拨新老干部的关系，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同党对立，同革命人民对立，同社会主义分道扬镳，邓小平同一切新老机会主义者一样，是叫喊“团结”最凶的，其实恰恰是分裂的发动者。
“要团结，不要分裂”，是广大革命人民的愿望。
极少数机会主义头子，一小撮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们妄图分裂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是不能得逞的。
然而，他们既然坚持搞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同马列主义分道扬镳，结果只能是他们自己从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分裂出去。
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内部团结，正是在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并不断同这些机会主义者实行决裂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和加强的。
列宁指出：“不坚决同机会主义决裂，不向群众说明机会主义失败的必然性，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的任务，就不可能实现工人的真正国际主义的团结。”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五七二页）事实证明，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清除了混入革命队伍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反革命分子，进一步纯洁了我们的党，纯洁了革命队伍，提高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这就大大促进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革命团结。
经过十次大的路线斗争考验，我们的党没有分裂，工人阶级没有分裂，群众队伍没有分裂。
历史经验使我们深信，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不久以前，一小撮阶级敌人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在天安门广场制造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迅速被革命人民彻底粉碎，毛主席、党中央作出英明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这又一次显示了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全国人民伟大的革命团结。
不管邓小平怎么咒骂和叫嚣，都无损于我们革命团结的一根毫毛。
“你们闹资产阶级派性！”
邓小平和他授意炮制的《论总纲》企图把这个罪名加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头上，也是徒劳的。
资产阶级派性，恰恰是邓小平所代表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一项本质属性。
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一样，为了维护他们少数人的私利，必然要搞小集团和派别活动。
而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利益，本质上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历来反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
如果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有人沾染上一些资产阶级派性，那也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恶果。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资产阶级派性是怎样挑起来的？
毛主席早就深刻地指出，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
正是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伙同刘少奇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带头挑动群众斗群众，妄图转移斗争大方向。
对此，人们是记忆犹新的。
事实就是这样：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挑动资产阶级派性的罪魁祸首。
《论总纲》给无产阶级革命派安上的又一个罪名，是不抓生产。
它在“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的口号下，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是把政治和经济互相割裂开来，把革命和生产互相割裂开来，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一听到要抓好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就给人家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说人家搞修正主义”。
这种颠倒黑白的恶意攻击，是为了发泄他们对广大群众狠抓阶级斗争、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的不满，是掩护他们搞反动的唯生产力论，搞修正主义，把我国国民经济纳入资本主义轨道的烟幕弹。
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问题，是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坚持政治统帅经济、革命统帅生产，认为只有革命才能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群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持不懈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资本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孔孟之道，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批判投降派，包括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的批判。
这就是《论总纲》所诬蔑的“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
但是，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不断深入的学习与批判，教育了干部，锻炼了群众，使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发生了深刻变革，调整了人与人相互间的关系。
革命改变着人们的精神面貌，焕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新高涨。
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客观现实。
“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这个伟大方针和革命真理，决不是几句无耻谎言所能诋毁得了的。
一切修正主义者总是在发展生产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论总纲》秉承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旨意，连篇累牍地叫喊发展国民经济，把实现“四个现代化”放在高于一切、统帅一切的地位，声称不仅是当前“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还把它封为今后二十五年“各项工作的总纲”，颠倒了革命与生产、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统帅与被统帅的关系。
不难看出，邓小平拚命攻击我们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就是为了推行他那条“不管白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的修正主义路线。
按照他这条路线去搞，必然只能破坏革命，破坏生产，即使搞成了现代化，也只能化到资本主义那里去，化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去，重蹈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覆辙，葬送中国革命的全部成果。
《论总纲》给无产阶级革命派加的种种罪名当中，有一个总的罪名，名曰“极左”，也就是所谓“继承林彪的衣钵”，执行“极‘左’词句掩护下”的“反马克思主义”路线。
他们给无产阶级革命派安的这条总的罪名，恰恰从反面说明了邓小平及其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
林彪路线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路线？
究竟是谁执行林彪的路线呢？
党的十大明确指出：林彪反党集团推行的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恶目的，就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法西斯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那是一条彻头彻尾的极右的路线。
同样，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就伙同刘少奇推行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重新工作不久，又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纲领，大刮右倾翻案风。
在政治上，他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妄图篡改党的基本路线；
在理论上，他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大搞折中主义；
在组织上，他打击、排斥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老、中，青干部，纠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向无产阶级猖狂反攻倒算。
他以“整顿”为名，行篡权复辟之实。
《论总纲》宣称要实行九个“整顿”，特别强调“重点”是“整顿”党，“关键”是“整顿”领导班子。
怎么“整顿”呢？
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要用“三项指示为纲”，“做好各方面的整顿工作”，其用意就是要按照他们修正主义那一套，来改造我们的党，改造我们的国家，使各项工作纳入修正主义的轨道；
就是要通过“整顿”，把无产阶级革命派打下台，给资产阶级把“领导权夺回来”。
大量事实证明，邓小平推行的，正是刘少奇、林彪先后推行的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继承林彪的衣钵”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
一次大的革命过后，要巩固和发展革命的成果，往往需要经历比革命本身还长的时间，在革命时期和革命以后的长过程中，总是贯穿着翻案与反翻案、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就是一本反攻倒算的变天帐。
他给无产阶级革命派安上“极左”的种种罪名，就是为了从根本上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他们恶毒诬蔑文化大革命“伤害了有经验的干部”，“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这不是明目张胆地为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为一小撮叛徒、特务、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反革命分子翻案吗？
这除了充分暴露他们自己的极右真面目，又能说明什么呢？
他们既然是站在刘少奇、林彪一类的极右的立场上，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都看成“极左”的东西，自然就不奇怪了！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切修正主义者为了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反革命的篡权复辟活动，一个惯用手法，都是把自己打扮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戴上什么“极左”、“左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进行打击。
苏修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不就标榜他们是什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大师，咒骂我们党是什么“左倾冒险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吗？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彭德怀、刘少奇、林彪不也是恶毒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左倾冒险主义”、“盲目性”、“过火斗争”、“过极”吗？
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从头到尾打着“反左”的旗号，恶毒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什么“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公然把斗争矛头指向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中国共产党人，杀气腾腾地向无产阶级进攻。
邓小平的这一套把戏，不过是一切新老机会主义者的故伎重演罢了。
“从来的顽固派，所得的结果，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
他们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
资产阶级的总代表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的文章和他翻案复辟的丑恶表演，完全暴露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结果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我们要乘胜前进，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斗争锋芒始终对准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继续深入批判他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坚决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作者：根旺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提出以“整顿”、“准备打仗”为纲，妄图改变我们人民军队的建军路线和方向，这是我们革命战士决不允许的。
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我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
要使我军永远保持无产阶级的性质，就必须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不断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袭，要投身到现实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去建设军队。
我们军队一直是这样做的。
因此，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蓬勃开展，广大干部、战士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不断提高，战士理论骨干队伍茁壮成长，新生力量大批涌现，部队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经得起考验。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闭口不谈阶级斗争这个纲，却大谈什么“整顿”、“准备打仗”为纲，是包含着很大的祸心的。
我们知道，“整顿”，是有阶级性的。
毛主席在提出关于军队要整顿问题的同时，明确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指示我们“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只有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按照毛主席的建军路线进行整顿，才能纠正不正之风，使我军更好地完成无产阶级政治的革命任务。
而邓小平说的“整顿”，却是以“三项指示为纲”“做好各方面的整顿工作”。
这就是说，要按照他那个修正主义纲领，来建立复辟资本主义的领导班子，在各项工作中推行修正主义路线。
结果必然把我军整到资产阶级的邪路上去。
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决不允许任何人歪曲和篡改。
过去，野心家彭德怀曾鼓吹军队的主要矛盾是“人和技术的矛盾”，搞资产阶级的“正规化”，结果，被历史所唾弃；
叛徒、卖国贼林彪贩卖“四好为纲”的修正主义黑货，妄图把我军变成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最后也自取灭亡。
今天，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又抛出一个什么“整顿”、“准备打仗”为纲，妄图改变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结果当然也只能碰得头破血流。
作者：杨如春/韦玉才/黄乃仁/杨凡
栏目：热烈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位于桂西大石山区，居住着七十五万各族人民。
境内石山林立，七十六万亩耕地，绝大部分分散在二万多个锅底形状的lòng场里，或者挂在半山腰的石缝间。
“天晴三日火烧苗，一场大雨满lòng涝，春时辛苦种一坡，秋来收成不满箩。”
这首民谣是旧都安的真实写照。
解放前，由于瑶王、地主、山霸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各族人民过着住岩洞、咽糠菜的悲惨生活，有些地方还处于刀耕火种、刻木记事的落后状态。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共产党解放了瑶山，使各族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都安的生产条件改变不快，几乎年年要吃国家统销粮。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都安各族人民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全县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呈现一片朝气蓬勃的景象，成为少数民族地区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
粮食连年增产，从一九六八年起由缺粮县变为余粮县。
一九七五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四亿八千二百多万斤，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比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增产一点三倍。
多种经营不断扩大，“五小”工业蓬勃发展。
一九七五年全县工业总产值比一九六五年增长四点四倍。
都安的变化，生动地证明了文化大革命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对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鼓吹“今不如昔”的谬论，是一个有力的驳斥。
（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瑶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由于端正了思想政治路线。
对待都安十分艰难的生产条件采取什么态度，文化大革命前后有着两种根本不同的思想和路线。
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受刘少奇“山区落后”、“民族地区落后”等反动谬论的毒害，加上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煽动，都安曾几次刮起“搬迁风”。
当时，阶级敌人在群众中散布：“都安是个穷地方，走路碰石头，抬头见山头，实在没奔头，不如搬到外边找甜头”，鼓动不少社队干部出去找地方搬家，在家的社员和干部也忙着分财产、卖房子，搞得人心惶惶，资本主义乘机泛滥。
结果越迁人心越散，越迁志气越短，穷山恶水面貌依旧。
文化大革命中，都安县广大干部和群众批判了刘少奇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开展了一场“穷则思迁”还是“穷则思变”的大辩论，认识到：“思迁”还是“思变”虽然只一字之差，却反映了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
只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狠抓阶级斗争，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那么，象大寨那样，自然条件再差也能创造出人间奇迹。
通过这场大辩论、大批判，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关于“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的光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有力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一些准备搬迁的人们，安下了治理穷山恶水的铁心；
已经搬迁出去的人又搬回来，抡起了开山铁锤；
一批复员军人和民兵背上背包，到农田水利工地上安营扎寨，全县迅速掀起了治山治水的热潮。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都安各族人民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百马公社摩天岭生产队发扬“百方石头一分地，千篓泥土一担粮”的革命精神，在海拔七百多米的摩天岭之巅开山造地，把全队一百二十亩零星石缝地建成了水平梯田，成为全县第一个粮食亩产跨《纲要》的先进单位，近几年又连续实现了亩产超千斤。
下坳公社板买大队的贫下中农大干十九个月，终于凿通了一条四百零七米的全县有名的“千山万lòng第一洞”，使五百多亩lòng场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高产田。
地苏公社南江大队广大干部、群众，根据地下水起落不定的特点，在地下河的“天窗”里，制造安装了水泥抽水船，又修筑起三十六里长的干渠和支渠，把沉睡千年的地下河水提上地面，送上高坡，灌溉了二千多亩干旱田地，使滴水贵如油的南江大队变成了都安的“鱼米乡”。
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县在石山上修造水平梯地二十三万二千多亩，开发地下河二百四十八处，凿通引水排涝隧洞一百五十三条，总长四十六公里，新建山塘、水柜、水库三万二千多个。
全县旱涝保收田的面积由一九六五年七万六千四百多亩扩大到四十二万八千九百多亩，增加了四点六倍，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二）
都安面貌变，根本在路线。
在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中，都安县革委会诞生了。
“穷别思迁”还是“穷则思变”的大辩论，首先在领导班子内部展开。
经过辩论，分清了是非，端正了路线。
大家决心以大寨的领导班子为榜样，不断地搞好自身思想革命化，朝气蓬勃地带领群众与天斗，与地斗，与资本主义斗，与阶级敌人斗，一定要在都安斗出个新的面貌来。
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县革委会作出了《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迅速改变都安的落后面貌》的决定。
县领导班子成员深入基层蹲点，和群众一起劳动，一起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斗争破坏农业学大寨的阶级敌人，研究治山治水的规划，很快在全县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热潮。
经过两年苦战，出现了一大批为革命治山治水的先进典型，使都安跨进了农业学大寨的先进行列。
当都安在全自治区有点名气，得到上级表扬、群众赞扬、报纸宣扬的时候，县委、革委会中有的领导成员就开始飘飘然起来。
有的腿脚懒了，深入基层少了；
有的地方阶级斗争放松了，资本主义倾向抬头了，学大寨的步伐也慢了。
这时，县委立即开展了以反骄破满为中心的整风。
所有常委都迈开双脚走下去，广泛征求群众对县委的意见。
并把一些基层干部、贫下中农代表请到县委机关，帮助揭矛盾，摆问题，评路线。
群众一共提了七百多条意见，集中到一点就是县委某些领导成员，把一步当全程，起点当终点，实际上是半截子革命思想。
经过这场严肃的思想斗争，县委领导成员进一步提高了继续革命的自觉性。
他们制订了关于加强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学习、坚持蹲点和劳动、以阶级斗争为纲总结推广大寨式先进典型等具体措施，作为促进县委革命化建设的保证。
在安阳公社西北郊，有一片方圆五千多亩面积的茫茫石海，树不能长，飞鸟不落。
文化大革命以前，有人也想在石海上造地。
但掐指一算，在这里造一亩地，投工最少也要一千二百多个工日，因而炸石海的想法变成了泡影。
这次整风以后，县委书记田长喜带领“一班人”来到石海，进行现场勘察，作出了战石海的决定。
他们和工地上的民工一起打炮眼，炸顽石，出大力，流大汗。
在战石海的二十多个月里，县委总有一至两名领导成员在石海指挥战斗。
就这样，经过两年多艰苦奋战，投下了约七百五十多万个工日，炸填石头三百多万方，挖填泥土一百多万方，硬是在石海造出方方正正的大寨田三千多亩。
（三）
马克思说：“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
三只羊公社花周生产队袁祖秋等四个瑶族老贫农，年纪都在六十开外，组织起一个“愚公造地组”，七年如一日，为革命劈山造地，在三座山上共砌起一百一十级，全长六十多里的石墙，造出水平梯地四十五亩。
缈贾卫砭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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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也公社刁房生产队老贫农韦宝然，房侧种了一蔸葡萄，枝蔓爬满了一块与房子大小相当的巨石上，每年可收葡萄五、六十斤。
他听说队里要修渠道，没有就近的地方取石头时，就马上拔掉葡萄，把石头献出来。
他说：“葡萄再甜，也只能甜我一家，队里修起了水渠，就能甜遍千家。”
去年，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鼓吹的“三项指示为纲”传到都安的时候，福龙公社大把第二生产队的一位壮族姑娘，学习了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著作，认为“三项指示为纲”不符合革命导师关于阶级斗争是纲的教导，不管它来自那里，都要坚决抵制。
她写了一篇《阶级斗争是一切工作的纲》的小评论，贴在政治夜校里，对群众进行宣传，并和群众一起抓阶级斗争，和“三项指示为纲”对着干。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当前，全县各族人民正掀起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高潮，决心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革命统帅生产，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杨如春、韦玉才、黄乃仁、杨凡）
栏目：新华社记者述评
在中东“六·五”战争九周年到来前不久，苏联政府曾就中东问题发表了一项声明。
看看苏联在这项声明中兜售的货色，人们对这个叛卖阿拉伯人民正义斗争的所谓“天然盟友”的认识，就会更深一层。
苏联政府声明，它对中东局势“感到不安”，鼓吹要恢复关于中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使中东问题取得“无所不包的根本的政治解决”，表示苏联将“毫不迟延”地派代表与会。
声明还“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表示，“苏联在近东并不为自己谋求任何利益或优势”，“既不谋求军事基地：也不谋求开发自然财富的任何权利和对有关国家内部发展施加影响的可能性”，等等。
乍一看，苏联似乎在为中东各国人民着想，似乎要下决心解决中东问题。
但是，只要对声明稍加剖析，就不难看出，这不过是一种廉价的姿态，背后掩盖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苏联声明发表的时机是精心选择的。
它是在美国“逐步解决”中东问题的“方案”走入困境的情况下发表的。
去年九月，埃及和以色列在美国的调解下达成第二次脱离接触协议。
美国还保证要促成叙利亚和以色列谈判第二次脱离接触。
然而从那以后，尤其是今年美国面临大选，统治集团忙于竞选，目前无力作出重大决定。
所以基辛格在四月间就公开承认，“一步一步”的方法“大概已经成为过去”。
福特也只能重申，美国“正在设法做的是（在中东）保持势头”。
所谓“保持势头”，其实就是竭力保住美国在中东的既得利益。
但是，美国要保持的东西，正是苏联要争夺的东西。
苏联正是乘美国在中东问题上无所作为之机，提出重开日内瓦会议，将美国的“军”，同美国争夺控制中东问题的“主动权”。
这是苏联在中东发动的争夺攻势的一个组成部分。
苏联声明威胁说，如果有关国家仍继续“阻挠”日内瓦会议，将对其后果“承担严重责任”，弦外之音是，美国应该“知趣”一点，靠边站，由苏联来包揽与它“南部边界直接毗连的这一地区”的事务，把中东问题纳入莫斯科的轨道。
苏联声明也是在苏联霸权主义在埃及遭到严重挫败、在阿拉伯世界声名狼藉的情况下发表的。
今年三月，埃及毅然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揭露了自称为阿拉伯国家“天然盟友”的超级大国苏联的伪善面目，为其他阿拉伯国家反对苏联干涉、控制、颠覆的斗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阿拉伯人民进一步认识到，苏联对中东的政策完全是服从于它同美国争霸的需要，完全是为了对中东进行侵略和扩张的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出来作一些什么“不谋私利”的虚伪表白，结果是欲盖弥彰。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军政头目正在中东加紧活动，企图挽回自己的声誉和挖美国的墙脚。
苏联乘约旦和美国在武器问题上的分歧，不久前派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兼空军司令到约旦活动。
柯西金也“访问”了一些中东国家。
苏联还变本加厉地破坏阿拉伯团结，插手阿拉伯国家间的事务，以便分化瓦解，各个击破。
大量事实证明，苏联正在插手黎巴嫩事件和西撒哈拉问题，阴谋挑起争端，破坏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反霸事业。
据黎巴嫩报纸揭露，苏联还阻挠和破坏埃及、叙利亚、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四国会议。
苏联在一些阿拉伯国家培植亲苏势力，力图扭转这些国家反侵略、反霸权斗争的方向。
苏联为了同美以做交易，还阴谋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承认以色列。
苏联自己则加紧同以色列勾勾搭搭。
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遭到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强烈反对。
苏联对阿拉伯人民的新觉醒十分惶恐，它现在又捡起“召开日内瓦会议”的主张来重弹旧调，在它的政府声明中假惺惺地表示“关心”和“支持”阿拉伯人民，侈谈它对解决中东问题“肩负的国际责任”和“愿望”，企图骗取阿拉伯人民的好感，补缀千疮百孔的“天然盟友”的画皮，以便继续对阿拉伯国家进行渗透和侵略，和打掉美国的“逐步解决”方案。
但是，阿拉伯人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苏联根本不想真正解决中东问题，而是极力保持中东的“不战不和”的局面，打一下，停一段；
打是有控制的打，和是有控制的和。
因为，只有这种局面，才有利于它同另一个超级大国在中东争夺势力范围、战略要地和石油资源；
有利于它贩卖军火、牟取暴利；
有利于它试验新式武器，准备新的更大的战争。
事实早已证明，美国固然没有彻底解决中东问题的意图，苏联更谈不上有什么彻底解决中东问题的打算。
这一点早已为阿拉伯人民所识破。
所以苏联政府声明发表后，苏联宣传机器虽然广造舆论，全力兜售，但是阿拉伯国家反应寥寥、冷冷清清。
中东问题的实质，是以色列的侵略和美苏在中东争夺霸权同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反侵略、反霸权主义斗争的问题。
苏联和美国的任何“方案”都是各有打算、为各自争夺中东霸权服务的，都是以牺牲中东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的，都是靠不住的。
中东问题的真正解决，从根本上说，只能靠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加强团结，坚持长期斗争，才能最后得以解决。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六月四日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今天下午会见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广播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承俊为团长的朝鲜广播电视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玄峻极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副局长李哲夫，新华社副社长解力夫，《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肖泽曜，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王晓云等。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六月四日讯 法国三军参谋长居伊·梅里上将和夫人等一行，应我国国防部邀请前来进行正式访问，今天下午乘专机到达北京。
到机场欢迎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何正文，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海军副司令员王万林，空军副司令员张积慧，北京部队副司令员肖选进，有关方面负责人赵志珍、柴成文、魏应吉、张秉玉、齐宗华，以及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武官吴震。
法国驻中国大使克洛德·阿尔诺和夫人，大使馆武官白克诚上校和夫人，副武官费序尔少校和夫人等，也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六月四日讯 由巴基斯坦空军参谋长佐勒菲卡尔·阿里·汗空军上将率领的巴基斯坦空军友好代表团结束了对我国的友好访问，今天晚上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到机场欢送代表团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马宁、副司令员何廷一、副政委高厚良，国防部外事局副局长尹佐珍等。
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阿尔维，大使馆外交官员，也到机场送行。
三日晚，佐勒菲卡尔·阿里·汗空军上将和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阿尔维为代表团访华举行了宴会。
据新年社布加勒斯特一九七六年六月三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六月一日至三日在罗马尼亚东部重要的工业中心加拉茨县进行访问演出。
加拉茨县领导人康·列奥纳尔德、瓦·科若卡鲁和格·德特兰等六月三日晚观看了演出。
演出结束后，科若卡鲁等同志同演员们共进晚餐。
在晚宴上，科若卡鲁同志和郑希文团长讲了话，共同祝愿罗中两国人民、两国军队的友谊进一步发展。
六月二日，科若卡鲁同志接见了歌舞团的领导同志，向他们介绍了加拉茨市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
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在加拉茨市和空军某部队共演出三场。
歌舞团演出的节目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尤其是中国歌手演唱的罗马尼亚民歌《这就是我的摩尔多瓦》更受欢迎。
新华社平壤一九七六年六月三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六月三日晚上，在平壤二·八文化会馆大剧场举行最后一场对朝鲜友好访问演出。
朝鲜文化艺术部副部长张哲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朝鲜人民军官兵以及各界劳动群众六千人观看了演出。
一些国家驻朝鲜的外交使节也应邀观看了演出。
歌舞团在平壤市共演出八场，观众约三万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特别是男女声二重唱中国歌曲《歌唱我们的新西藏》和朝鲜歌剧《血海》中的选曲《前进在革命的大道上》，以及舞蹈《练兵场上》和舞蹈《水乡送粮》等歌舞节目，博得了广大观众的热情赞扬。
在平壤期间，歌舞团全体成员瞻仰了朝鲜人民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的旧居万景台，参观了学校、革命历史博物馆、解放战争纪念馆等单位，并且同朝鲜人民军协奏团的文艺工作者举行了友好联欢活动。
歌舞团还访问了朝中友谊宅庵合作农场，同农场场员一块参加了插秧劳动。
他们所到之处，受到朝鲜战友的热情欢迎和款待，充分显示了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以及文艺工作者之间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