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汽轮机厂职工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鞍钢宪法”
剖析邓小平炮制的修正主义《条例》
《条例》以加快工业发展为名，行复辟资本主义之实，必须深入批判
新华社上海1976年05月30日电上海汽轮机厂党委，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组织广大干部、工人和理论队伍成员，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鞍钢宪法”，联系工业战线的实际，深入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以下简称《条例》），推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深入发展，进一步提高了大家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条例》是邓小平在经济战线复辟资本主义的一面黑旗。
几个月来，这个厂党委充分利用这份反面教材，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
党委主要领导同志首先贴出批判《条例》的大字报，各级干部也纷纷带头揭，带头批，工人理论队伍成员充分发挥带头作用和骨干作用。
工人理论小组分别写出了《〈条例〉是对“鞍钢宪法”的彻底背叛》、《〈条例〉鼓吹物质刺激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等七篇讲稿，在全厂进行宣讲。
厂党委还将宣讲材料和《条例》印发至班组，发动全厂工人群众深入批判。
大家摆事实、议危害，对邓小平授意炮制《条例》的险恶用心看得更清楚了。
全厂广大干部、工人和理论队伍成员掀起了批判《条例》的高潮。
厂党委不失时机，及时召开全厂班组长以上干部会议，组织交流，推动了学习和大批判的进一步深入。
在批判中，这个厂的干部、工人抓住要害，列出专题，摆出事实，讲清道理，着重从三个方面进行批判。
批判“三项指示为纲”黑纲领，
提高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自觉性
广大干部、工人首先抓住《条例》鼓吹的“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修正主义的纲领，进行深入的剖析和批判。
工具车间党支部成员以他们车间的变化为例，说明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重要性，揭露了“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性。
这个车间的领导过去一度放松抓阶级斗争，听任车间里个别对文化大革命心怀不满的人散布错误言论，结果，使资产阶级歪风邪气抬头，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压抑。
后来，厂党委派了调查组，和这个车间的干部、群众一起抓阶级斗争这个纲，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言论进行了批判，使整个车间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无产阶级正气人人树，资产阶级歪风有人批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生产很快上去了。
不少同志从中受到了教育。
他们说：
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要抓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这个纲，而资产阶级为了向无产阶级进攻，则总是要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
邓小平代表资产阶级，因此，他炮制的“纲”和我们的纲必定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邓小平在《条例》中鼓吹“三项指示为纲”，否定工业战线上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是妄图改变工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他们对“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性，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剖析：
一、“三项指示为纲”抹杀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邓小平把三项指示不分主次，统统摆在“纲”的位置上，以目乱纲，以目代纲，这样，阶级斗争这个纲无形之中就被取消了，党的基本路线就被否定了。
《条例》中鼓吹“要加快工业的发展，必须牢牢抓住这个纲”，其目的就是要我们忘掉阶级斗争，跟着他一道走资本主义的邪路。
二、“三项指示为纲”抹杀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
毛主席在党的九大时提出，“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
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企业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阵地。
它的根本任务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三项指示为纲”正是要否定这个根本任务。
邓小平把“实现四个现代化”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把工厂看成单纯的经济组织。
这是十足的唯生产力论，是从根本上抹杀了社会主义企业必须抓阶级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
三、“三项指示为纲”抹杀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三项指示为纲”不提社会主义方向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谈现代化不提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只讲“搞上去”而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
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这就充分说明，“三项指示为纲”完全抹杀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邓小平要实现的“现代化”，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化。
通过这样的分析批判，大家进一步提高了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自觉性。
几个月来，这个厂的党委始终把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全厂举办了一百四十多期各种类型的学习班，召开了四百多次各种类型的批判会和声讨会。
职工们写出了二千多篇批判文章。
革命推动了生产。
今年一至04月份，这个厂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
批判修正主义的“管、卡、压”，
提高工人当家作主的自觉性
广大干部、工人在批判《条例》时还着重批判了邓小平推行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和“物质刺激”的反动本质。
大家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推行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大搞“管、卡、压”，大搞“物质刺激”的情况。
那时，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被打掉了，社会主义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被破坏了。
各种规章制度充满了修正主义的黑货，在这些规章制度里，连工人上厕所的次数都要受到限制。
工人们气愤地说：
“这分明是对我们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至于“物质刺激”给工人队伍带来的危害，大家更是记忆犹新。
文化大革命前，厂里奖金名目多如牛毛，危害程度犹如毒刀。
以当时运输科推行的超额奖和节油奖为例，表面上是鼓励工人多运货，少耗油，实际上却是把工人群众往资本主义的邪门歪道上引。
当时就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如果安排几辆车同时到一个地点装货，司机为了抢先占据有利的装货位置，都抢先出车，甚至不顾行车安全，抄近道，开快车，争取抢先多装。
车开得慢了，搬运工责怪驾驶员；
货装得慢了，驾驶员责怪搬运工。
为了少耗油，驾驶员不肯开倒车，需要倒车时，就让搬运工下车推；
如果耗油指标仍然超出规定，搬运工又埋怨驾驶员没有技术。
工人们回想到这些情景，无比愤怒地说：
“‘管、卡、压’和‘物质刺激’，腐蚀干部、群众的思想，破坏工人队伍的团结，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雇佣关系，金钱关系，完全是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一套。”
通过回顾，广大干部、工人更加感到文化大革命对这些修正主义的条条框框破得对，破得好。
《条例》提出“必须整顿企业管理，提高管理水平”。
大家认为，邓小平鼓吹的整顿，正是要整掉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整掉工人的主人翁精神，恢复“一长挂帅，四总当家”的局面。
一句话，是把企业重新拉到修正主义邪道上去。
通过批判，广大工人当家作主的精神大发扬，更加激发了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近两个月来，这个厂多次开展“共产主义义务劳动”活动，参加的职工有两万一千多人次。
工人们豪迈地说：
“邓小平想用规章制度来卡我们，用‘物质刺激’来腐蚀我们，我们就要同他对着干，不计报酬讲贡献，敢挑重担夺高产。”
深入批判邓小平鼓吹的“洋奴哲学”，提高执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自觉性
这个厂广大干部、工人在批判中，还抓住《条例》中散布的“洋奴哲学”进行批判，激发大家进一步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促进生产和技术革新运动蓬勃开展。
广大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在批判中，回顾了这个厂从原来只能生产小型电动葫芦，到1956年制成第1台六千瓩汽轮机，1958年制成五万瓩汽轮机，文化大革命中又制成十二万五千瓩和大型高温高压中间再热的大容量汽轮机的发展历史。
他们说，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是我国发展工业的唯一正确的路线，只有坚持这个方针，才有汽轮机制造工业的飞速发展。
邓小平鼓吹的“洋奴哲学”，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货色。
这个厂通过批判“洋奴哲学”，广大工人和干部更加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生产形势越来越好，全厂技术改造、技术革新的成果犹如百花争艳。
柴油机车间在前几年开始进行一项改革柴油机结构的科学研究。
最近，这个科研项目的进度大大加快，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试制大容量燃气轮机的工作，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凯歌声中，也取得了初步成果。
改变汽轮机叶片生产落后面貌的一项重要措施——冷拉叶片，已经在生产中正式采用，叶片材料利用率从原来的百分之五十提高到百分之九十，切削工时比原来减少了二分之一。
三个多月来，这个厂共搞成功大小技术革新项目一百一十六个，比去年同期增长近四倍。
现在，这个厂的广大干部、工人正在乘胜前进，他们决心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强大政治动力，夺取抓革命、促生产的更大胜利。

中巴政府一项协定一项协定议定书在京签字
华国锋总理和布托总理参加签字仪式
新华社1976年05月30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和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议定书，今天下午在北京签字。
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巴基斯坦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参加了签字仪式。
外贸部长李强、巴基斯坦教育和省际协调部长阿卜杜勒·哈菲兹·皮尔扎达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上述协定和议定书上签字。
巴基斯坦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还有：
国防和外交国务部长阿齐兹·艾哈迈德、粮食和农业部长谢赫·穆罕默德·拉希德、参谋长联席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谢里夫上将、空军参谋长佐勒菲卡尔·阿里·汗空军上将等。
中国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还有：
外交部长乔冠华、副部长韩念龙，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才千，外经部副部长陈慕华等。

毛主席语录
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

满载中国人民对巴基斯坦人民的深厚友情
布托总理等贵宾离京回国
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等以及首都群众数千人到机场热烈欢送
新华社1976年05月30日讯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和夫人，以及随同来访的巴基斯坦贵宾，结束了对我国的正式访问，满载着中国人民对巴基斯坦人民的深厚友情，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回国。
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外交部长乔冠华，外贸部长李强，以及数千名首都群众，到机场热烈欢送巴基斯坦贵宾。
今天，首都机场上空，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
乐队奏巴基斯坦国歌和中国国歌。
布托总理由华国锋总理陪同，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巴基斯坦贵宾来到欢送队伍前同群众告别。
这时，青少年们欢乐起舞向贵宾们致意。
人们满怀友情，挥动花束和彩带，不断高呼口号，衷心祝愿中巴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日益发展。
布托总理频频向群众招手致意。
随同布托总理访华的巴基斯坦空军参谋长佐勒菲卡尔·阿里·汗空军上将将率领巴基斯坦空军友好代表团继续留在我国访问，今天也到机场送行。
到机场欢送的还有：
人大常委会委员严济慈、杨坡兰、李聚奎；
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等方面负责人韩念龙、张才千、马宁、陈慕华、郝中士、孙晓风、薛玉珊、尹忠尉、刘存信、丁国钰、傅玉芳、张学群，以及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陆维钊。
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阿尔维和夫人，大使馆外交官员，以及在京的巴基斯坦朋友，到机场送行。
各国驻中国外交使节也到机场送行。

联合公报
新华社1976年05月30日讯
联合公报
一、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阁下的邀请，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阁下和夫人努斯拉特·布托从1976年05月26日到05月30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正式访问。
巴基斯坦总理及其代表团的成员受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热情亲切的欢迎，这反映了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传统的深切友好和团结的感情。
二、毛泽东主席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并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谈话。
布托总理向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并通过他向兄弟的中国人民，转达了巴基斯坦人民的问候以及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坚定不移地支持巴基斯坦正义事业的感激。
布托总理赞扬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一贯坚持国家不分大小，都应尊重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原则，并且严格地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
三、布托总理祝贺华国锋总理任党的第1副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四、布托总理和华国锋总理就当前国际形势、南亚事态发展以及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和合作进行了广泛的会谈。
两国领导人对会谈的结果表示完全满意。
五、在回顾国际形势时，双方一致认为，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有利于世界人民，而不利于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
双方欢呼第3世界的进一步觉醒，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双方一致认为，第3世界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正义斗争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双方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在世界的任何地区建立霸权和势力范围的图谋。
六、双方一致认为，应当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主权、平等和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建立新的经济秩序，改变少数大国剥削第3世界的旧经济秩序；
并同意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加强第3世界的团结以改变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不公正的旧经济秩序。
七、双方欢呼越南、老挝、柬埔寨人民解放斗争的伟大胜利，并认为这个胜利对于决心捍卫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第3世界各国人民是一个鼓舞的源泉；
双方坚决支持朝鲜人民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正义斗争；
坚决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以及外来的干涉，收复被占领土和完全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的正义斗争；
双方热烈祝贺非洲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伟大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高度赞赏非洲人民警惕外来势力对非洲事务的干涉，并坚决支持南部非洲津巴布韦、纳米比亚、阿扎尼亚人民为争取独立解放，反对种族隔离及少数白人统治的正义斗争。
八、双方欢迎南亚次大陆局势中的积极发展。
巴基斯坦总理重申他将致力于按照西姆拉协议使南亚各国关系正常化。
他告诉中国总理，西姆拉协议中拟定的南亚国际关系正常化的各项步骤，已经完成。
现在只剩下查谟和克什米尔争端有待于按照联合国各项决议中所承认并曾为印度和巴基斯坦所接受的自决权加以和平解决。
巴基斯坦总理申明，如果要在和平共处各项原则基础上使印巴关系完全正常化，公正解决这一争端是绝对必要的。
他重申巴基斯坦真诚希望结束南亚冲突和对峙的一段历史，并强调巴基斯坦、印度和孟加拉国都需要持久和平，以便能把他们的力量和资源用于改善他们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九、巴基斯坦总理告诉中国总理，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之间已实现了全面和解，并表示相信，这两个国家人民间的历史联系将是促进这个地区和睦和安定的建设性因素。
他表示欢迎中国和孟加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十、中国政府对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之间关系的积极发展表示欢迎，并赞赏巴基斯坦对与印度关系正常化进程所作的贡献，巴基斯坦总理向中国总理通报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关系的现状。
中国政府对巴基斯坦总理即将访问喀布尔表示赞赏，并希望这次访问将导致积极的成果。
十一、双方强调南亚地区所有国家间的关系必须反映国家不论大小、主权平等、领土完整不可侵犯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双方重申反对扩张主义、霸权主义以及取得统治地位或势力范围的要求。
中国总理重申，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巴基斯坦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他们也坚决支持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争取实现自决权的斗争。
十二、双方坚决支持斯里兰卡政府所倡议的“印度洋和平区”的正义主张以及尼泊尔国王陛下关于“尼泊尔和平区”的建议。
十三、巴基斯坦总理感谢中国总理因为中国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关于南亚无核区的建议，并对中国愿意承担由此而产生的相应的义务表示深为满意。
十四、巴基斯坦总理重申，巴基斯坦将继续全力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斗争。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十五、巴基斯坦方面表示深为钦佩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的伟大领导下在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国家建设成果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中国方面热烈赞扬巴基斯坦人民在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总理领导下在国内外事务中取得了杰出的成绩，并通过反对外国干涉、加强国内团结和发展民族经济维护了巴基斯坦的政治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十六、中国总理欢迎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总理恰好在中巴建交二十五周年时进行的这次访问。
两位领导人注意到，在此期间两国关系是以诚挚和牢不可破的友谊联系为特征，并且相信巴基斯坦总理这次对中国的访问将进一步巩固两国间的深厚的传统关系。
十七、布托总理热忱地邀请华国锋总理访问巴基斯坦。
中国总理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1976年05月30日于北京

一个加快复辟资本主义的《条例》
——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
吕达
去年夏秋，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背着党中央，授意炮制了一个修正主义的工业管理条例，名曰《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以下简称《条例》）。
邓小平搞这个《条例》是干什么的？
是真的要加快工业的发展吗？
否！
《条例》就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在工交战线大搞翻案复辟。
联系最近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问题的实质就暴露得更加清楚：
邓小平的目的根本不是要加快工业的发展，而是要加快复辟资本主义。
邓小平要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就必然把各行各业、各项工作统统纳入他那个“三项指示为纲”的轨道。
《条例》的“前言”和“工作总纲”声称：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把“三项指示为纲”作为今后二十五年“全党、全军、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要加快工业的发展，必须牢牢抓住这个总纲”。
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从而改变党的基本路线，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引向歧途。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原来就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头目。
文化大革命前，他就伙同刘少奇推行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理所当然地批判了这条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和各种条条框框。
在风头上，邓小平假作检讨，表面上承认错误。
他重新工作不久，马上翻脸不认帐，又授意炮制了《条例》。
这个《条例》，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贩卖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宣扬专家治厂，技术挂帅，制度万能，物质刺激，条条专政，洋奴哲学，等等，完全继承了刘少奇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衣钵，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就充分说明了邓小平搞这个《条例》是为了在工交战线顽固地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大搞翻案复辟，对工人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条例》极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
生产力论，反对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
方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妄图改变党的基本
路线，复辟资本主义。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一贯反对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是纲的教导，说什么“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
《条例》按照邓小平的旨意，不讲阶级斗争这个纲，否认工交战线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否认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企业的根本任务，把发展国民经济摆在纲的位置上，把社会主义企业说成仅仅是“生产的企业”。
《条例》竭力攻击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开展的革命，“闹得企业不得安宁”，“破坏生产”；
攻击用革命统帅生产的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是“只唱高调，不干实事”；
借口“整顿”劳动组织，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硬要把企业中的“体育队、文艺宣传队、民兵、写作班子等等”“一律撤销”。
《条例》不准人们批判反动的唯生产力论，用“只注意生产”“是很不对的”，“不注意生产”“也是很不对的”这种折中主义手法，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否定无产阶级政治对经济的统帅作用。
毛主席明确指出：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
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
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
这种基本矛盾，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和斗争。
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辩证关系的精辟分析，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奠定了理论基础。
无产阶级从来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也从来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在不断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过程中实现的。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抓好革命，才能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
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基本完成，但是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
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很顽强。
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改革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那一部分上层建筑，改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那一部分生产关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群众性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运动蓬勃发展，工人理论队伍茁壮成长，工人民兵积极参加保卫祖国的斗争和社会阶级斗争，广大工人群众学唱革命样板戏，干部参加劳动蔚然成风，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广泛开展，等等。
这一大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批判和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改善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振奋了革命精神，使工厂企业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阵地，生产蒸蒸日上。
毛主席在批判邓小平的时候，尖锐地指出：
“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
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打着“发展生产”、“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幌子，想要熄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让人们埋头抓生产、搞建设，不关心国家大事，以便党内外资产阶级乘虚而入，复辟资本主义。
毛主席说：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
是阶级斗争嘛。
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
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
熄灭了吗？”
最近，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充分地暴露了邓小平“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假，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是真的险恶用心。
《条例》否认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交战线
出现的大好形势，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
化大革命的帐，要走资派重新篡夺和把持企
业领导权，改变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重新工作后，把工交战线的大好形势描绘成漆黑一团，迫不及待地要在包括工交战线在内的各条战线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他首先把眼睛紧紧盯在领导权上。
在他授意炮制的《条例》中，贯穿了一条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
《条例》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反对革命的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说什么“危害甚大”的是那些“没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识分子和
‘勇敢分子’当权”。
他拿出当年搞独立王国的资产阶级老爷派头，挥舞“整顿”的大棒，要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中、青干部，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革命新生力量统统打下去。
同时，要把那些所谓“党性强”、“最有经验”的人，统统提到重要领导岗位上加以重用。
什么“没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识分子”，什么“勇敢分子”，这里所指的正是那些同他们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什么
“党性强”、“最有经验”的人，无非是指那些对文化大革命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这一褒一贬，邓小平搞翻案复辟的立场何等分明！
毛主席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说过：
“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
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
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
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
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一批工厂企业为什么程度不同地改变了性质？
一些部门为什么生产长期徘徊不前？
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单位的领导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甚至有的领导权被一小撮走资派所把持。
走资派掌权就是资产阶级掌权。
他们一朝权在手，就拚命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妄图改变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工人群众批判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夺回了被他们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一大批经过锻炼的工人参加了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
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这些来自生产第1线的新干部与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干部团结一致，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自觉地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社会主义企业的各项工作出现了朝气蓬勃的新局面。
然而，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并没有死心，他们对自己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的丧失是不甘心的。
他们念念不忘翻案复辟。
“走资派还在走。”
一个“加快工业发展”的《条例》，只字不提反对走资派，不提工交战线的主要危险仍然是修正主义，决不是偶然的疏忽。
这正说明邓小平做贼心虚。
他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的挂帅人物，他授意炮制的《条例》怎么会提到走资派的问题呢？！
《条例》从反动的唯心史观出发，把
劳动人民当作“群氓”，否定工人阶级当家
做主的地位，对工人群众实行资产阶级
专政。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明确指出：
“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
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又进一步指出：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对抗毛主席的一贯教导，说什么“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
《条例》一味强调“整顿企业管理”，宣扬“制度万能”，左一个“严加控制”、“一律不准”，右一个“严格执行”、“决不允许”，妄图把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了的资产阶级的管、卡、压那一套，重新拿来束缚工人群众的手脚。
社会主义企业不是不要规章制度，问题是要什么样的规章制度。
规章制度是有阶级性的。
无产阶级的企业管理制度，应是工人群众在实践斗争中的经验总结。
我们所要的规章制度，必须有利于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有利于调动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有利于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而邓小平搞规章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管群众，压群众，束缚群众的手脚。
谁若触犯了他们的“王法”，就要受到种种“处罚”。
其实质，是对工人群众实行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
《条例》还把物质刺激作为实行这种专政的一个重要手段，用金钱、物质腐蚀工人群众的灵魂，扼杀工人群众的革命精神，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金钱关系。
邓小平还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打着“整顿”的旗号，重搞条条专政。
《条例》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企业下放后的大好形势，以“对下放企业不能撒手不管”为名，片面强调集中统一，千方百计扼杀地方积极性，企图把下放企业“管死”，把国民经济计划“统死”，把地方积极性“卡死”。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认真贯彻执行“鞍钢宪法”，创造了许多新鲜经验。
工人阶级日益显示出革命领导阶级的巨大作用。
大批工人宣传队占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广大工人群众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领导干部共同管路线，抓大事，直接参加企业管理，使企业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不断前进。
邓小平深知工人群众主人翁的地位越加强，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就越困难。
因此，他对工人群众的伟大创举咬牙切齿，痛恨之极！
在他看来，这那里还算得上工人的样子，简直是“无政府状态”，是“胡作非为”，“不务正业”。
列宁说过：
“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概念中，政治好象是脱离经济的。
资产阶级说：
农民们，你们想活下去，就要工作；
工人们，你们想在市场上得到一切必需品，生活下去，就要工作，经济方面的政治有你们的主人管。
其实不然，政治应该是人民的事，应该是无产阶级的事。”
（《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列宁选集》第4卷第370页）邓小平正是列宁所批判的那种不让工人关心政治的资产阶级老爷！
邓小平在工人群众面前趾高气扬，摆出一副大官老爷的架式，而在资产阶级面前却低三下四，露出一副十足的奴才相。
在他授意炮制的《条例》中，一方面，竭力宣扬要依靠少数资产阶级“专家”、“权威”，主张专家治厂、技术挂帅；
说什么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依靠所谓“精通技术，精通业务的人材”。
他还说什么就是白专也“应爱护、赞扬”。
请看，邓小平对资产阶级“专家”、“权威”何等关怀备至，而对工人群众却大搞资产阶级专政。
他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是多么鲜明啊！
另一方面，邓小平公开主张把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技术的希望寄托在外国资产阶级身上。
《条例》说什么我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靠多引进
“外国的先进技术”，要靠外国供应“现代化的成套设备”，诬蔑自力更生是“夜郎自大，闭关自守”。
邓小平把他贩卖的洋奴哲学、卖国主义的货色，标榜为是一个最可靠的“大政策”。
如果按照他这一套搞下去，中国岂不就变成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倾销商品的市场、原料基地，变成国际资本的附庸了吗？
经济上丧失独立，政治上决不可能自主。
我国人民在历史上遭受的这种创痛是很深的。
从清朝洋务派头子李鸿章、曾国藩，到人民公敌蒋介石，他们打着“自强”、
“建设”的幌子，把祖国的大好河山，国家主权，经济命脉拱手送给帝国主义。
历史是一面镜子。
邓小平继承刘少奇、林彪的衣钵，拚命反对毛主席制定的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伟大方针，反对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他究竟要把中国引向何处，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翻案不得人心”。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授意炮制这样一个《条例》，在工交战线上大搞翻案复辟，必然激起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的强烈反对。
《条例》是一份极好的反面教材。
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反面教材，以马思克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锐利武器，深入批判邓小平及其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从政治上、思想上把它批深批透，夺取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胜利，抓革命，促生产，把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一浪高一浪地推向前进！

南通县开展编讲革命故事活动深入批邓
新华社南京1976年05月30日电
江苏省南通县各级党组织紧密配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发动全县革命故事员积极开展编写和讲革命故事活动，推动了当前这场斗争的深入发展。
南通县编讲革命故事活动的热潮，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凯歌声中掀起的，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有了新的发展。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始以后，广大故事员在党的领导下，运用革命故事这一武器，积极参战。
半年来，全县先后编写了四百多个革命故事，这些故事以阶级斗争为纲，热情歌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深刻揭露邓小平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的反动实质及其搞翻案复辟的反革命罪行。
三余区和恒兴公社的故事员根据恒兴中学顶妖风、战恶浪，深入开展教育革命的事迹，创作了《顶风破浪》。
这个故事讲开以后，对于推动全县教育革命大辩论，回击右倾翻案风，起了积极的作用。
通海区小海公社退伍战士倪惠康、李德祥，用实际行动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做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退伍后到西藏安家落户，扎根边疆干革命。
区、社和大队创作组的故事员，根据这一题材，编写了题为《江鹰》的革命故事。
许多退伍战士和知识青年听了这个故事后，愤怒批判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纷纷写申请、表决心。
最近，这个县又有一批退伍战士和知识青年奔赴边疆，走上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战斗岗位。
平西公社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朝气蓬勃的新干部。
这些新干部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和革命老干部团结战斗，促进了革命和生产的发展，全公社粮、棉产量都比文化大革命前翻了一番以上，这个公社的故事员，调查了这批新干部在斗争中成长的事迹，创作出革命故事《护苗》，热情歌颂了新干部崭新的精神面貌。
革命故事《赤脚心红》、《猪栏新医》、《报告》、《新支书》、《战风雪》、《补课》等，都热情洋溢地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和贫下中农理论队伍、赤脚医生、合作医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开门办学、开门办科研、文艺革命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批判了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疯狂攻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种种奇谈怪论。
今年以来，县委和县宣传部门的领导干部深入到区、社，先后举办了十一期故事员学习班，引导广大故事员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论述，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广大故事员和贫下中农相结合，紧密配合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创作革命故事，深受群众欢迎。
平潮、三余、余西、刘桥等区的故事员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是纲”的伟大教导，写出了许多批判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修正主义纲领的革命故事。
他们组成故事小分队，深入到田头、工地、车间、厂房，边参加劳动，边巡回宣传，推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深入开展。

侨乡巨变
陈雅生
我的家乡是著名的侨乡——福建省晋江县。
晋江，是我国东海之滨的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
可是，在解放前，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压榨，劳动人民辛苦一年，不得半饱，许多晋江人被迫漂洋过海到国外谋生，我们村里的何大伯就是其中的一个。
解放后，晋江人民在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迅速清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渣滓垃圾，使晋江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1965年，何大伯从海外回国探亲，看到家乡的一切，兴奋得几天睡不着觉。
去年国庆前夕，何大伯又回国探亲来了。
他回到离别不过十年的故乡，不禁怔住了：
过去大队只有几只出海捕鱼的小帆船，如今渔村前面的港湾里，排列着一艘艘崭新的大机帆船；
从前港湾旁边的那片涨潮一片汪洋、落潮遍地泥浆的海滩，现在一条大坝拦住了海水，坝里渠道如网，稻田飘香；
原先村里多数居民都住泥土房，今天全都换上整齐的砖瓦房；
村中央的百货商店接待着喜气洋洋的顾客，高音喇叭播送着革命歌曲，排球场上进行着热火朝天的球赛，学校里教育革命搞得热气腾腾……何大伯再也找不到这个渔村十年前的旧景了。
他站在村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两眼禁不住涌出了激动的泪花。
他万分感慨地说：
“变了，一切全变了。
从家乡十年前后的巨变，我看到了伟大祖国飞速前进的步子。
这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得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伟大胜利呀！”

藏族技术员在车间伍任摄

山窝飞出“金凤凰”
向延科
我是湘西山区——湖南吉首县人。
过去，这里是偏僻之地，交通不便，我们大队的贫下中农，祖祖辈辈从来没有一个识字的人，碰上个写写画画的事，真是作难哪！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春风吹到了我的家乡，大队领导班子按照贫下中农的迫切要求，在山村办起了一所耕读学校，为贫下中农的子女敞开了大门。
从此，我们大队有了第1代读书识字的人。
十年来，我们的耕读学校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山窝里飞出了“金凤凰”。
他们当中，有的当了大队的干部，有的成了农业技术骨干、民办学校教师、赤脚医生。
前年，大队又从这些毕业当农民的学生中，选出两名青年上了大学。
这可是我们山村开天辟地的大喜事。
离村那天，小山村里热闹得就象过年似的，贫下中农敲锣打鼓，送了一程又一程。
老队长高兴得眼含热泪，一遍遍地嘱咐两位新大学生：
“你们是我们村里的第1代大学生。
要记住，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贫下中农就上不了大学。
毛主席为我们劳动人民争得了上大学的权利，可要好好学习呀！”

彝家有了“土医生”
吴吉昌
我的家乡在祖国西南边疆的乌蒙山区——云南省宣威县。
这里山峦连绵，群峰叠嶂，解放前是个“雁过不歇脚，马鹿不安窝”的穷地方。
解放后，我们彝家翻身做了主人，不愁吃，不愁穿，生活就象开满山的攀枝花那么红火。
不如意的是缺医少药，生了病要跑好几十里山路到县医院治疗，有的危急病人没有送到医院就死在半路上。
广大彝族贫下中农，多么盼望能在家门口办起医院，多么希望能有自己的医生啊！
可是，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干扰、破坏，彝家的迫切愿望迟迟不能实现。
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冲垮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
毛主席光辉的“六·二六”指示传到了我们彝家山寨，山寨男女老少载歌载舞，喜气洋洋地办起合作医疗站，选出自己的第1代赤脚医生。
我们山寨的合作医疗站起的作用可大哩！
不仅能治一般的常见病，还能动一些小手术，保障了贫下中农的身体健康，加快了山区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这是文化大革命给彝族人民带来的幸福。
邓小平妄图扼杀合作医疗、赤脚医生这棵革命的新苗，我们彝家坚决不答应。

文化大革命中对我批一下，很有必要
北京冷冻机厂党委书记　田克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回顾十年来的战斗历程，回顾文化大革命对我的教育，深深感到，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同党内资产阶级的一次大较量，是有亿万群众参加的反修防修的伟大实践，也是对干部的一次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
文化大革命中对我批了一下，很有必要，大有好处，使我辨明了方向，提高了觉悟，重新回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上。
我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
那时候，整天跋山涉水，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同群众吃一锅饭，睡一条炕，根本想不到什么级别、待遇之类的东西。
整天盼着早日推翻三座大山，不当亡国奴，不受牛马罪；
盼着早日进入社会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变了，可我忘记了毛主席关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教导，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观念慢慢淡薄了。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办社会主义企业，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
结果，盲目地跟着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跑，丢掉了阶级斗争这个纲，搞唯生产力论、专家治厂、物质刺激那一套，大会小会讲生产，上上下下抠进度。
搞了五花八门的奖金，处处用钱来“刺激”积极性，这样，便把社会主义企业中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同志关系变成了雇佣关系。
我想，如今搞社会主义建设，跟革命战争年代不同了。
那会儿打游击，抬担架，送公粮，……不发动群众寸步难行。
现在是领导、管理现代化的工厂，工人群众只要好好干活儿就行了。
当时我厂主要生产一种构造简单的冷冻机，但长时间出等外品。
厂里依靠少数技术“权威”，成立了产品“升级”组，可是，年复一年，产品质量还是过不了关。
工人群众积极提出了很多自力更生解决质量问题的建议，可我看不上眼儿，不支持。
我这套作法压制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阻碍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还破坏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文化大革命初期，广大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摧毁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也批判了我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
我一时想不通，有不少怨气。
心里说，我二十多年前在山沟里打游击，就听说社会主义好，天天盼社会主义。
如今辛辛苦苦，一心要把生产搞上去，怎么反社会主义？
广大群众为了帮助我、挽救我，多次对我进行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批判。
大家说：
过去你打游击，搞土改，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
现在你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是替刘少奇腐蚀群众，为资产阶级效劳。
你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社会主义。
经过七批八斗，触动了我的灵魂。
我反复学习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
毛主席指出：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我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看待文化大革命，看待群众，看待自己。
过去，由于我执行了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在我们工厂，工人群众没能真正当家做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没有落实到基层。
全国各地这样的单位相当多，这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稳固。
要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及时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冲垮了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发展下去，我们的社会主义企业就会变为资本主义企业，我们的国家就会改变颜色，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就会重新回到旧社会的苦难深渊。
这是多么危险的情景呵！
为什么我会跟着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跑，搞资本主义呢？
归根结底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认识不清，身子进了社会主义，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
这样，很容易接受修正主义观点，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变为革命的阻力。
想到这些，我真正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文化大革命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前途的百年大计，文化大革命是对干部的最大教育、最大爱护。
思想认识提高了，怨气换成了继续革命的朝气，我主动到群众中做检讨，同群众一起批判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决心为人民立新功。
广大群众对我表示谅解和信任，推选我参加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
1972年，我厂工人听说北京石油化工总厂需要进口氨透平压缩机。
资本主义国家卡我们，百般刁难，五台机器的价钱足够建设两个我们这样的厂子。
大家又气又急，纷纷向厂党委请战，自己造“争气机”。
当时，有的人又想走老路，让少数技术“尖子”搞这件事。
我想，社会主义企业，不是单纯的生产组织，而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基层单位。
我们只有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执行“鞍钢宪法”，才能使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坚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社会主义生产。
由此看来，是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不仅是能不能造出“争气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执行什么路线、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党委在讨论试制方案时，批驳了那种专家治厂的老调，确定了贯彻执行“鞍钢宪法”的方针。
会后，领导干部深入第1线，充分发动群众，大打人民战争。
广大群众贯彻执行自力更生的方针，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奋战十一个月，制成了我国第1台二百五十万大卡氨透平压缩机。
紧接着，又为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制成五百万大卡氨透平压缩机。
去年以来，又试制成功难度更大的新产品，为发展我国石油化工工业做出了贡献。
毛主席指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
经过文化大革命，我厂党委带领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不断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抓革命，促生产，大大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1975年与1965年相比，我厂总产值增长四点六倍，劳动生产率增长两倍，上缴利润增长八点三倍，十六个月的上缴利润就等于国家给我厂的总投资。
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年，是我厂“旧貌变新颜”的十年，是一步一层楼的十年。
这些铁的事实，是对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攻击文化大革命，鼓吹“今不如昔”、“积重难返”等反动谬论的有力批判。

毛主席语录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石头蛋蛋发了芽”
刘光禄
我入伍前作工的重庆市北碚农机厂，人数不多，设备简陋，只有几幢小工房，两台旧车床。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我们这个不起眼的小厂，造出了适合山区运输特点的小型载重汽车。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们厂工人批判了刘少奇推行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进一步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牢牢地树立了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思想。
工人们看到贫下中农在学大寨运动中，缺乏适合山区特点的运输工具，大胆提出了用水泵柴油机制造汽车的建议。
有人不同意这个建议，说：
“这么个小厂要能造出汽车，除非石头蛋蛋发了芽！”
工人们豪迈地说：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山区农村需要小型载重汽车，我们有条件要造，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造。”
于是，在厂党委领导下，一个根据“鞍钢宪法”精神，由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组成的“三结合”试制小组成立了。
在试制过程中，各种困难接踵而来。
但是，困难再大，也难不倒用革命理论武装的工人。
不懂技术，到汽车制造厂求教，边学边干；
没有图纸，深入农村调查，根据山区的特点和贫下中农的意见，自己动手设计绘制；
缺少设备，就土法上马，自力更生制造。
就这样，在全厂工人一致努力和兄弟单位大力协助下，汽车终于试制成功了。
当第1辆汽车开出车间时，整个工厂沸腾起来。
工人们自豪地说：
“在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我们硬是让石头蛋蛋发芽啦！”

祖国到处莺歌燕舞
——解放军空军某部战士畅谈家乡大好形势
在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解放军空军某部广大战士满怀革命激情，畅谈自己家乡的大好形势，热情洋溢地赞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以雄辩的事实痛斥邓小平污蔑文化大革命的无耻谰言。
这里刊登的是几位战士的文章。

“蛤蟆洼”里稻谷香
张清川
我的家乡——江苏邳县，地处苏北骆马湖畔，历史上是个十年九涝的苦地方。
解放前，这里有首民谣：
“邳县当中洼，自古龙王家，人流血和汗，地里收蛤蟆。”
可是，自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地里年年收的再不是蛤蟆，而是金黄的稻谷了。
文化大革命以前，邳县贫穷落后，根本原因不是由于“龙王”作法，而是受了刘少奇、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
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邳县人民狠批了刘少奇兜售的“四大自由”、“三自一包”等修正主义黑货，狠批了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向千百年来的“龙王”开战，使邳县迅速换了新的面貌。
1972年06月中旬，正是春稻拔节、夏稻返青的季节，突然下了一场特大暴雨，一夜之间，我们大队绿油油的稻田变成一片汪洋。
贫下中农豪迈地提出，“灾情再重不减产，龙王口里夺丰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投入紧张的抗洪救灾战斗。
全大队男女老少齐上阵，把齐腰深的大水及时排了出去。
由于水大流急，稻苗被冲走不少。
社员立即重新育秧，抓紧时间补栽。
辛勤的劳动换来了丰硕的果实，当年的稻谷产量不仅没有减产，反而比往年有所提高。
贫下中农手捧沉甸甸的稻穗，无限感慨地说：
“要不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大灾之年夺得这样好的收成，连作梦也不敢想啊！”

布托总理举行记者招待会
新华社1976年05月30日讯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今天上午在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
在记者招待会上，布托总理说：
巴中关系发展了一个相当时期了，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实事求是而又有健全考虑基础上的，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能够逐步发展的原因。
他说，巴中关系既在困难时期中，也在正常情况下得到了发展。
我相信，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进一步沿着建设性和积极的方向向前迈进。
布托总理谈到了他这次在北京的访问。
他说，他在北京期间，毛泽东主席会见了他，华国锋总理同他进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了国际形势、亚洲形势、巴中双边关系和两国合作等问题。
他说，我们的会谈进行得非常好。
（附图片）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和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议定书，05月30日在北京签字。
华国锋总理和布托总理参加了签字仪式。
李强部长、巴基斯坦教育和省际协调部长阿卜杜勒·哈菲兹·皮尔扎达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和议定书上签字。
新华社记者摄

我抗震技术考察组离京赴日
应日本日中经济协会、日中建筑技术交流会、日中土木技术交流协会邀请，以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程震文为组长，中国建筑学会常务理事、结构委员会副主任叶耀先为副组长的中国抗震技术考察组，28日乘飞机离京前往日本进行友好访问和技术考察。
（新华社）

日本三井信托银行代表团离京去上海访问
以生野专吉行长为团长的日本三井信托银行代表团一行五人，29日离京去上海访问。
代表团是应中国银行邀请于05月24日来我国访问的。
在京期间，中国银行副董事长卜明会见并宴请了客人。
中国银行副总经理赵秉德和代表团举行了业务会谈。

深入批邓搞好机关革命化
四平地委领导成员自觉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他们坚持面向基层，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进一步树立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的思想
据新华社长春电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中共四平地委领导成员和广大干部，认真搞好机关革命化建设，更自觉地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用实际行动狠批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四平地委机关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从去年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来，四平地委先后五次以整风的形式，联系实际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继续认真改进作风。
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展以后，他们又联系实际批判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散布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一个物质基础”的谬论。
他们在学习和批判中认识到，限制还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
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国家机关永不变色，就必须加强机关工作人员的思想革命化建设，不断清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影响。
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地委常委采取一系列措施，对机关实行改革，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限制。
地委机关从领导成员到广大干部，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
他们和当官做老爷的旧传统旧作风斗，坚持面向基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使机关同广大群众保持广泛密切的联系。
地委常委带头下基层，在机关的十一名常委，除了留两名负责处理日常工作外，其余的人坚持长年在基层蹲点。
在双城堡公社蹲点的一位地委副书记，吃住在社员家，清晨背着粪筐去拣粪，白天和社员一块下地劳动，晚上和社员们一起学习、座谈。
机关干部去年抽出三分之一、今年抽出二分之一下农村、工厂，帮助基层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坚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机关内许多部门实行合署办公，精简了会议、文件和表报。
地区计委把原有的三个科、两个办公室合成一科一室办公，一个人顶起几个人的工作，其他人都下基层。
去冬，全地区组织十六万劳动大军治理东辽河，地委主要领导干部亲自深入工地，边劳动、边调查研究，地委的几次常委会议都是在工地召开的。
由于干部坚持下基层，改变了过去机关人浮于事、脱离实际的现象，进一步密切了干部、群众的关系，促进了全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深入发展。
去年，全地区粮食亩产跨过了《纲要》。
去冬今春，全区农田基本建设是历史上搞得最多最快最好的一年，完成土石方三亿七千万立方米，相当于前十年的总和。
群众反映，现在机关干部有三个不一样：
精神面貌、领导作风和革命干劲同过去不一样。
从前他们向下面要数字要报表多，现在面向基层，汗和群众流在一起，心和群众贴在一块了。
四平地委机关把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作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一项重要措施来抓。
他们年初有要求，每季度有检查，年终有总结，去年机关干部平均每人劳动五十一天。
下乡下厂蹲点的干部，坚持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留在机关的干部，在人少、任务重的情况下，定期轮流到农村参加一个月的农业生产劳动；
同时，干部轮流在机关当工人。
过去，机关每年烧锅炉、搞清扫，都要用十五、六个临时工，自去年秋天开始不用临时工，由留在机关的干部烧锅炉，打扫楼内卫生和帮厨等，每人轮流劳动一个月。
过去，一些领导干部的办公室都由公务员打扫，现在自己动手，和干部一起当勤杂工，密切了上下级的关系。
每逢节假日，地委领导干部带头到农村、工厂或商店参加劳动。
去年元旦，地委书记带领常委和革委会主任等干部，下到梨树县大房身公社，和社员一起挖河泥，挑土筐，吃窝窝头。
今年春节的大年初一，他又带领局以上的领导干部，到东辽河工地和民工们一起，冒着严寒抬运石头。
许多干部深有感触地说，劳动与不劳动大不一样，参加劳动冲洗了身上的官气，密切了同群众的关系。
四平地委机关采取措施，促进机关干部自觉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进一步树立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的思想。
去年，地委先后两批从机关下放一百六十名干部充实基层，加强第1线的领导力量。
其中有部、室主任和科、局领导干部三十九名。
这些干部下基层后，带头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努力工作，受到广大群众的称赞。
最近，四平地委机关干部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谬论。
他们说，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维护资产阶级法权，我们就是要和他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用实际行动批判“上尊下卑”、“官贵民贱”等资产阶级法权观念，永远不脱离劳动，不脱离群众，当人民的勤务员，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

迎着阶级斗争风浪茁壮成长
在贵州山寨，在青藏高原撒拉族之乡，广大少年儿童正在迎着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阔步前进，茁壮成长。
阳光雨露育新苗
每当夜幕降临，贵州边远山区独山县筹洞山寨的二十座少年儿童业余学习室，立刻活跃起来。
在这里，布依族的少年儿童有的在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重要指示，有的在聚精会神地听老工人、老贫农作忆苦思甜报告，有的在批判会上举着小拳头愤怒声讨邓小平的反动罪行，有的在排练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革命文艺节目。
这二十座少年儿童业余学习室，是在今年01月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开办的。
在大队党支部的关怀和指导下，学习室坚持把组织少年儿童学政治、批判资产阶级放在首位，做到每周一、三、五晚上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报刊杂志上的重要文章，开展革命大批判；
每周二、四、六晚上开展革命文娱活动，唱歌、跳舞、朗诵毛主席的诗词。
少年儿童在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时，还分成小组到农村社队、铁路工区和车站进行调查，然后把调查的情况分成专题学习和讨论，不断加深对毛主席指示的理解。
党中央两项英明决议发表后，进一步激发了少年儿童的革命热情。
04月07日以来，业余学习班的革命小将们人人口诛笔伐，每个学习小组都先后出了三期革命大批判专栏，共写了一千二百多篇文章。
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筹洞山寨的布依族少年儿童，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哺育下，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烈火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正在茁壮成长。
贫下中农和工人叔叔夸奖他们说：
筹洞的娃崽，真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好后代！
“阿娜上学实话亚合夏！”
“阿娜上学实话亚合夏！”
这是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广大贫下中农的赞语，意思是女孩子上学实在好。
无论是寒冬或是盛夏，人们可以看到一群群梳着小辫的“阿娜”（撒拉语：
小女孩），挎着五颜六色的小花书包，唱着歌儿，英姿勃勃地去上学。
在万恶的旧社会，撒拉族妇女处于社会的最底层，那时流传着“妇女头发外面露不得，人前说话声音大不得，见了男人头抬不得，阿娜念书使不得”。
这些反动的孔孟之道，给妇女戴上重重精神枷锁，小女孩长到七、八岁时，就不许出门了，那有上学的权利！
当时，全县没有一名撒拉族女孩子上学。
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的“妇女无用论”，批判了林彪、孔老二的“男尊女卑”等反动思想，打碎了几千年来束缚人们的精神枷锁。
县委第1书记亲自挂帅，大力普及小学教育，许许多多的阿娜也上学了！
她们高兴地唱道：
林孔妄图搞复辟，宣扬封建旧礼教。
阿娜坚决批判它，为了革命上学校。
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象强劲的东风吹到了撒拉族之乡，毛主席的光辉指示照亮了阿娜们的幼小心灵，大大激发了她们的革命热情。
她们纷纷杀上了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场，联系教育革命的成果，写大字报，编革命儿歌。
无论是在课堂里，或是在田间地头，都在开批判会，深入批判邓小平这个复辟狂。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本报有删节）

邓岗局长设宴欢迎朝鲜广播电视代表团
新华社1976年05月30日讯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今天晚上举行宴会，热烈欢迎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广播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承俊为团长的朝鲜广播电视代表团。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玄峻极应邀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的有《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和外交部新闻司的负责人肖泽曜、郭全有、董林、李哲夫、王珍等。
宴会上洋溢着中朝两国人民和两国广播、电视工作者亲密团结的气氛。
朝鲜广播电视代表团是应邀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于今天上午乘火车到达北京的。

郭沫若院长委托吴有训副院长宴请越南国家科委和社会科委代表团
新华社1976年05月30日讯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受郭沫若院长的委托今天晚上举行宴会，热烈欢迎以越南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黎克为团长、越南考古学院院长范辉通为副团长的越南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社会科学委员会代表团。
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阮仲永、越南南方共和驻中国大使武玉湖应邀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柳忠阳，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有关方面负责人刘继英、郝汀、邱力行、张岐等。
吴有训副院长和黎克副主任先后在洋溢着热情友好气氛的宴会上祝酒，共祝中越两国人民和科学工作者之间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不断巩固和发展。
越南国家科委和社会科委代表团是应中国科学院的邀请，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于05月28日乘火车到达北京的。

马宁司令员宴请巴基斯坦空军友好代表团
新华社1976年05月30日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马宁今天晚上举行宴会热烈欢迎由巴基斯坦空军参谋长佐勒菲卡尔·阿里·汗空军上将率领的巴基斯坦空军友好代表团。
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阿尔维，大使馆外交官员，应邀出席了宴会。
在充满友好气氛的宴会上，马宁司令员和佐勒菲卡尔·阿里·汗空军上将先后祝酒。
他们在祝酒中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斗争中，中巴两国人民结成的深厚友谊必将不断巩固和加强，两国空军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也将进一步发展。
出席宴会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何廷一，副政委高厚良，国防部外事局副局长尹佐珍等。

友谊的乐曲
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怀着对赤道几内亚人民的深厚情谊飞越千山，远涉重洋来到几内亚湾的赤道几内亚。
这里可可树、棕榈树、椰子树青翠挺拔，各色热带花草点缀其间，繁花似锦。
然而中国和赤道几内亚两国人民在共同斗争中结成的友谊比鲜花开得更加艳丽，更加茂盛。
中国船舶技术人员和赤道几内亚船员共同驾驶的赤道几内亚第一艘客货轮“马西亚斯”号，乘风破浪航行在首都马拉博和莫尼河省首府巴塔间的正常航线上，沟通了这个国家被大西洋分割的岛屿与大陆的联系。
在几内亚湾航行有时会遇到赤道小旋风和暴风雨。
旋风把海水卷到半空，仿佛是一座山峰突然拔起，海面上风浪骤起，三千多吨的客货轮象一叶扁舟逐浪沉浮。
在这种情况下，年青的赤道几内亚船员不畏狂风恶浪，不顾晕眩呕吐，坚守岗位，同中国船员密切协作，驾驶着轮船，避开旋风，劈浪前进。
一次，当“马西亚斯”号客货轮在巴塔靠码头时，风急浪高，海浪把轮船猛烈地撞向码头，带缆的小艇突然出了故障。
在这紧急时刻，只见赤道几内亚水手道比亚斯从五、六米高的船尾跳进大海，与海浪搏斗了半个多小时，终于与艇上的工人一起排除了故障，随后他又爬上摇摆不定的浮筒把一根几十公斤重的钢丝尾缆挂上浮筒，保证了轮船停靠安全。
赤道几内亚朋友的勇敢精神使中国船员深受感动。
1974年08月，巴塔地区好几个月没有下雨，赤日当空，大地冒烟。
当中国技术人员和赤道几内亚工人一起在当地电台发信台前场地上修理被大风刮断的发信机天线时，突然发现杂草间窜出了火光，一瞬间，遍地杂草象一堆浇了油的干柴，燃烧了起来，顿时变成了一片火海，大火随着风势逼近发信台木板房和旁边的变压器房。
情况十分危急，在场的几名赤道几内亚工人和四名中国技术人员立刻脱下自己的衣服冲进火海，用衣服扑打烈火，阻挡火势向前蔓延，他们的皮肤被灼痛了，头发被烧焦了，然而大火仍然步步向前紧逼。
在这危急的时刻，驻在附近的一百多名赤道几内亚士兵和居民闻讯赶来，他们手持各种树枝冲进熊熊的烈火。
经过一场紧张的战斗，终于扑灭了大火，保证了马拉博—巴塔的通讯联络以及电台的正常广播和巴塔居民的生活用电。
赤道几内亚和中国两国工程技术人员在工作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
他们用当地的黄泥浆代替进口的、价格昂贵的白灰膏掺入水泥砂浆，既保证了质量又节省了水泥；
他们自己砌窑，利用当地的木材烧焦炭，用来锻烧各种铁制工具；
他们把从海里打捞出来的旧短绳缆重新接好，解决了船上绳缆不足的困难；
他们用木箱和电灯自制医院检验室的电烤箱。
他们自己动手，土法上马克服了种种困难，保证了各项工程的顺利进展。
中国技术人员为了保证一项建筑工程质量，不用唾手可得的海砂，而宁愿下河捞河砂。
当地工人知道了海砂对钢筋有腐蚀作用时，他们愤慨地说：
“一些外国资本家为了赚钱，都是用海砂搞混凝土来欺骗我们。
而你们中国人才是真心实意地帮助我们，你们要用多少河砂，我们就捞多少，一定满足这个关系到我们民族利益的工程的需要。”
中国技术人员在赤道几内亚到处都沉浸在赤道几内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之中。
赤道几内亚朋友在工作中同中国技术人员密切合作；
在生活上，对中国技术人员热情关怀。
赤道几内亚总统马西亚斯多次去各个工地视察，有时还送去水果等食品。
马西亚斯总统赞扬两国人员的密切合作和友好的关系，他说：
“中国和赤道几内亚是同属第3世界的亲密朋友和兄弟国家。”
“中国是赤道几内亚的真正朋友。”
马西亚斯总统的关怀给了中国技术人员很大的鼓舞。
中国远洋货轮“岳阳”号运来的新闻纸有一令在卸货时不慎掉入海中，赤道几内亚水手赛莱斯蒂诺立即从七、八米高的船舷跳下大海，打捞从遥远的中国运来的纸张。
建造公路时需要大量石料，赤道几内亚朋友们便穿过原始森林，跋山涉水，手持砍刀，披荆斩棘在前开路。
毒蜂遮天盖地袭来，朋友们奋不顾身冲进蜂群驱蜂救友。
毒蛇挡道，朋友们抢前一步，抡起砍刀，把蛇斩断。
在森林中迷了路，朋友们便来带路。
车在半途抛锚了，朋友们争相赶来推车。
天黑了，朋友们送来马灯照明……这一幕幕令人感动的情景为两国人民的友谊增添了新的光彩。
两国工程技术人员就是这样用自己的行动谱写了一支支友谊的乐曲。
（新华社）

津巴布韦少年积极参加爱国武装力量坚持的武装斗争。
这是他们正在进行军事训练。
新华社记者摄

在党和政府的哺育下逐步成长为未来革命事业接班人
朝鲜北方少年儿童茁壮成长
新华社平壤1976年05月28日电
在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和朝鲜劳动党的亲切关怀下，朝鲜北方广大少年儿童正在幸福、健康地茁壮成长。
目前，朝鲜北方各地城乡普遍设有托儿所、幼儿园和中、小学校，广大少年儿童在党和政府的哺育下逐步成长为未来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去年开始，朝鲜北方全面普及十年制高中义务教育和一年制学龄前义务教育。
截止目前，朝鲜北方已有六万多个托儿所、幼儿园，有三百五十万学龄前儿童受到照顾和教育，有四百多万中小学生正在学校里学习。
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对少年儿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使他们继承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
学校和少年团经常组织少年儿童学习朝鲜劳动党和金日成主席的革命历史，参观革命史迹和纪念馆等，让他们了解革命前辈走过的艰巨的革命路程，培养他们热爱社会主义制度、憎恨旧社会，热爱祖国、憎恨帝国主义，热爱人民、憎恨阶级敌人的优良品质。
朝鲜广大少年儿童努力学习文化知识，热爱劳动。
他们经常在学校和少年团的组织下参加各种力所能及的劳动，例如植树造林、清扫环境卫生、收集废铜铁等。
每逢农忙季节或工业生产高潮时，许多中小学校的少年儿童还组织文艺宣传队前往农村或工厂，演出各种文艺节目，并参加一些生产劳动。
朝鲜广大少年儿童还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积极参加各种体育活动，不断增强体质。
朝鲜北方少年儿童，时刻关怀还在朴正熙集团黑暗统治下的南朝鲜少年儿童。
他们在各种活动中，以各种形式表达了对南朝鲜少年儿童痛苦遭遇的关心和同情，决心为争取实现朝鲜自主和平统一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附图片）
朝鲜平壤少年宫的学生们进行种子发芽试验，观察植物生长情况。
新华社记者摄

圭亚那第1座国营制砖厂投入试产
毛里塔尼亚首都第2成衣厂举行奠基仪式
新华社乔治敦1976年05月29日电
位于德默拉拉河西岸的圭亚那第1座国营制砖厂今天开始投入试验性生产。
试验投产的仪式在这个工厂内进行。
圭亚那总理福布斯·伯纳姆和夫人、工程和住房部长史蒂夫·纳兰、负责西德默拉拉—埃塞奎博地区的国务部长乔舒亚·乔林姆托以及其他高级官员和议员出席了仪式。
中国驻圭亚那大使王占元也出席了仪式。
伯纳姆总理在试验投产仪式上讲话，他指出，在制砖厂建设过程中，圭中两国技术人员和工人劳动在一起、生活在一起，而今工厂机器的运转就是他们作出的一个贡献。
他赞扬了参加建设工程的许多圭亚那工作人员，并且号召圭亚那人民抱定决心和信心，自力更生地为国家的发展而工作。
他强调说：
“自力更生是我们的主要哲学”。
中国大使王占元在仪式上讲话，向圭亚那政府和人民以及参加这项工程建设的全体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他说，制砖厂的机器的运转表明，圭亚那人民在伯纳姆总理的领导下，在开发本国自然资源、发展民族经济和逐步实现
“国家吃、穿、住三自给”政策方面又取得了新的胜利。
他祝愿两国友谊之花更加绚丽。
仪式结束后，伯纳姆总理在纳兰部长、王占元大使和中国技术小组组长李明的陪同下，到一些车间视察了生产过程。
他对试验生产以及机器运转良好表示满意。
新华社努瓦克肖特1976年05月29日电
毛里塔尼亚努瓦克肖特第2成衣厂奠基仪式05月28日在这里举行。
毛里塔尼亚国民经济国务部长谢赫·阿卜杜拉希出席了仪式并为工厂奠了基。
毛里塔尼亚工矿部长乌尔德·拉杰勒和我国驻毛里塔尼亚大使馆临时代办朱凤翔等也出席了奠基仪式。

老挝少年儿童过上了新生活
新华社万象1976年05月30日电
在老挝全国解放后，广大老挝少年儿童正走向新生活。
解放前，在万象极右派统治区的广大儿童，过着饥寒交迫的痛苦生活。
据老挝政府卫生部妇幼局的初步统计，解放前，万象极右派统治区出生婴儿的死亡率达百分之十五至三十，有的地区高达百分之四十以上；
学龄儿童的入学率仅为百分之三十，有的地区不到百分之十；
十多万儿童流离失所，进入“难民营”，每年有大量儿童死亡和残废。
老挝全国解放后，老挝人民革命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广大儿童的生活和成长。
政府教育部门努力发展教育事业，使广大穷苦儿童有了入学的机会；
全国学龄儿童的入学率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不少老解放区达到了百分之九十。
各级卫生部门重视妇幼保健工作，并经常派出医疗组为孕妇、产妇和广大儿童防病治病。
今年“六一”儿童节前，各地派出的医疗组已为六万多名少年儿童检查了身体，打了防疫针。
目前，全国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大为降低，广大儿童的健康状况有了较大改善。
今年以来，全国各地机关、工厂还纷纷办起了托儿所、幼儿园，使广大干部和职工子女健康成长。
各级革命政权和有关部门还重视对儿童的思想教育工作。
今年以来，老挝全国的中、小学校普遍实行了新教育制度，学生精神面貌日益发生变化。
目前，老挝全国的少年儿童正在兴高采烈地迎接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后的第1个“六一”国际儿童节。

阿尔巴尼亚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罗马尼亚对少年儿童进行建设和保卫祖国教育
新华社地拉那1976年05月30日电
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亲切关怀和教导下，阿尔巴尼亚的少年儿童正幸福、健康地成长。
解放前，阿尔巴尼亚广大劳动人民的孩子象他们的父母一样，过着悲惨的生活。
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为他们创造各种良好的条件。
目前，阿尔巴尼亚城乡的幼儿园和托儿所共有四千一百多个，使数以万计的儿童过着愉快的集体生活。
全国所有的学龄儿童都能入校学习。
此外，国家还在各地办起许多少年宫、夏令营，丰富了少年儿童的生活。
在阿尔巴尼亚，少年儿童经常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如参观革命斗争历史博物馆和烈士墓，听老游击队员讲革命故事等，学习革命前辈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最近，发罗拉区的少先队员广泛开展以“了解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烈士生平”为主题的活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
他们纷纷表示要接好革命班，继承烈士们的遗志，把烈士们没有完成的事业进行下去。
阿尔巴尼亚少年儿童的文娱活动丰富多样，许多学校都有自己的演出队。
今年04月，在斯库台市举行了全国少年儿童歌咏会演，小演员们用自己的歌声歌颂劳动党和霍查同志，歌颂社会主义祖国和幸福的生活。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976年05月30日电罗马尼亚加强对少年儿童的革命传统、爱国主义和劳动教育，培养他们成为建设和保卫祖国接班人。
近几年来，罗马尼亚各级党团组织、少先队组织和学校通过上历史课、参观历史博物馆和革命纪念馆以及请革命战士和老工人作报告等各种形式，使广大少年儿童了解罗马尼亚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历史，加深对外国侵略者的仇恨和对民族独立、国家主权的珍视和热爱。
为了使少年儿童学习罗马尼亚武装部队广大官兵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的斗争精神，共青团、少先队和学校组织他们到部队观看战士们的军事表演，请战士们介绍部队的革命传统。
全国各地还开展“飞行员之友”“边防军之友”等，使青少年熟悉军事生活。
参加“边防军之友”活动的小朋友们到边防站同战士们一道站岗放哨，从小培养保卫祖国的革命警惕性。
在罗共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同志的指示下，劳动已成为学校中的一门课程。
学生从五年级开始在校办的小工厂、小农场或在同学校挂钩的工厂、工地、农业社里参加生产劳动。
不少小工厂已能制造一些达到国家质量要求的产品。
农村校办小农场也获得了显著成果。

亚非国家报刊抨击超级大国顽固维护旧国际经济秩序
第3世界反对经济霸权主义潮流不可阻挡
苏联代表在贸发会非法印发文件私塞黑货被当场揭穿丑态毕露
新华社1976年05月30日讯
一些亚非国家报刊最近继续发表评论和文章，抨击超级大国在联合国第4届贸发会议上顽固维护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立场，并且呼吁第3世界国家加强团结，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斗争。
斯里兰卡《人民力量报》发表的文章指出，帝国主义大国都是维护旧秩序，反对新秩序，特别是那个装作第3世界“朋友”的大国，
“提出‘缓和’和‘裁军’的口号，企图把第3世界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引入歧途。”
同时，它还重复老牌帝国主义的腔调，鼓吹“国际分工”、
“互相依靠”。
它打着支持新秩序的幌子鼓吹这些论调，目的是反对建立新秩序。
文章说：
“这个帝国主义国家是当代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剥削者之一。”
文章指出，帝国主义大国内外交困，在人民中日益孤立。
由于帝国主义者企图瓜分世界，新的世界大战的威胁正在增长。
文章说：
“对和平更大的威胁是来自那个鼓吹‘和平’的帝国主义大国，这已不是什么秘密。”
文章谴责帝国主义大国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更加残酷地剥削、损害第3世界国家的利益和主权，特别揭露那个推销“中、长期贸易协定”以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帝国主义大国。
文章还强调，第3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基础应当是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
“为了发展经济和反对国际剥削和垄断，发展中国家还必需加强经济合作和互相支援”。
扎伊尔《埃利马报》发表的文章指出，在联合国贸发会议期间，“某个国家鼓吹签订‘中、长期贸易协定’，妄想以此代替商品综合方案”。
它还鼓吹建立“合股企业”，并“竭力反对第3世界国家遵循独立自主和相信自己力量的道路”。
文章揭露超级大国“玩弄阴谋进行诽谤”，企图“在第3世界国家之间制造分裂”。
文章强调说：
“要改变世界的面貌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此，第3世界的斗争将是长期和尖锐的。
只要我们进一步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同时我们也要联合能够支持我们的其他力量，我们就能够取得胜利。”
尼泊尔《祖国周刊》发表评论说，联合国贸发会议是在超级大国加紧掠夺和剥削发展中国家的时候举行的。
第3世界国家正在联合起来以结束这种状况和建立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
评论指出，第3世界国家在内罗毕会议上为实现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要求，采取了一种共同的立场。
“但是，研究一下美国和苏联代表的发言就可以看出，美国和苏联将继续阻挠第3世界努力实现他们的要求”。
因此，“第3世界要结束现有的不公正的世界经济秩序”，就“必须团结起来”。
叙利亚《革命报》在一篇署名文章中说，发展中国家在许多方面表明，特别是在中东10月战争之后表明它们能够控制自己的资源。
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发生军事对抗时，它们也有能力保卫自己的资源主权。
文章指出，要改变旧的国际经济关系就必须改变剥削的关系，必须清除殖民体系的残余，必须取消国际贸易中的一切特权。
老挝《人民之声报》的评论指出：
“第3世界国家代表在这次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要求废除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其实质是要铲除各帝国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压迫和剥削。
只有解决这一问题，发展中国家才能逐步走向经济独立。”
新华社内罗毕1976年05月29日电
苏联代表在联合国第4届贸发会议上兜售“缓和”、“裁军”、“欧安会”等黑货连遭碰壁后，竟使用卑鄙无耻的手段，未经谈判小组代表同意非法印发文件，私自把这些黑货偷偷塞进这个非法的文件里。
这一非法勾当被当场揭穿，成为国际会议上罕见的丑闻。
05月27日，在会场区散发了一种以第五谈判小组名义发表的文件。
但是这个小组的代表随即发现其中有不少曾由苏联代表多次提出但一直遭到拒绝的论点，例如：
“以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最后文件’各项规定为指南”，“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结果为所有国家间经济合作的发展和正常化创造了有利条件”等等。
代表们看到这种情况，非常气愤，纷纷到会议的有关机构去追查。
在28日举行的总务委员会会议上，中国代表指出，这个超级大国把与会议无关、纯属欺骗宣传、并已遭到谈判小组各方拒绝的一些段落，偷偷塞进文件，非法印发，造成了混乱。
多哥代表以“七十七国集团”名义发言，支持中国代表的意见，并要求会议彻查此事。
主持会议的总务委员会主席西·弗·蒂斯当即接受了这一合理建议，责令大会秘书处负责收回这一非法文件。
据参加第五谈判小组的人士透露，早在谈判一开始，苏联代表就以他们所控制的集团的名义抛出“缓和”、“裁军”等黑货，但是始终无人理睬。
苏联代表又死皮赖脸地说什么只要把那些话列入文件，那怕加上括号也行。
当这种要求也遭拒绝后，苏联代表恼羞成怒，竟大耍流氓手段，威胁与会代表说，如不接受苏联那一套论调，会谈就会“吹台”。
这种蛮不讲理的恫吓，引起了发展中国家代表们更大的愤慨。
他们当即严词批驳，并警告苏联代表：
苏联如果搞垮会议，就要承担一切后果。
在种种花招宣告破产后，苏联代表竟堕落到使用偷偷摸摸的伎俩，把他们那套黑货私自塞到非法文件里去。
29日上午，当总务委员会主席宣布立即停止分发、并收回已发的非法文件时，苏联代表在众目睽睽之下，犹如罪犯受审，窘态毕露，无地自容。

在苏修海运扩张的背后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　江滨
苏修一再扬言，要成为世界“海洋大国”必须
“拥有强大的船队”。
因此，他们在疯狂扩充海军舰艇的同时，竭力增加海运商船，加紧海上的扩张和争夺。
十多年前，苏联的海运商船队在世界上还没有多大地位，而今天它的总吨位已占世界的第6位。
它的二千多条商船，打着海上运输的旗号，出没于一百多个国家的一千多个港口。
近来，苏联的各家海运公司又以大幅度降低运费的手法，展开一场激烈的“贸易战”，力图挤垮别国海运公司，从而打进一些海运航线或者独揽海运生意。
人们不禁要问：
苏修大搞海运扩张，难道仅仅为了多赚几个钱吗？
他们的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药呢？
马克思在揭露沙皇俄国的扩张政策时曾经指出：
“它的方法、它的策略、它的手段可能改变，但是这一政策的主旨——世界霸权是不会改变的。”
（《1867年01月22日在伦敦纪念波兰起义大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26页）今天，克里姆林宫的新沙皇所奉行的政策同样是要建立世界霸权。
争霸海洋又是它们争霸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们扩充海运商船队，推行海运扩张，正是为了实现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
苏修的这种图谋，就连西方的一些航运商都已看穿，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扩充商船队的“着眼点并非是商业上的，而是怀有政治及战略的目的”。
的确，苏联商船队的战略目的是极其明显的。
还在六十年代初，东南亚国家曾经掀起一场反对西方航运垄断的斗争。
当时，苏修以“援助”为名向东南亚地区派出大量商船。
接着，它们在其中一个国家搞了一个“船务公司”的“合股企业”。
在这以后，苏修以同样手法分别在其他一些国家设立所谓“船务公司”。
这样，苏修不仅得到了在东南亚同西方争夺航运市场的立足点，而且打开了对东南亚国家进行颠覆、干涉和经济渗透的缺口。
这些年来，它们以装卸货物和船舶修理为理由，谋取了一些港口的使用权，在那里又建船厂，又修码头，又办银行。
就是在这些公开活动的掩护下，它们派出大批间谍，窃取大量情报，从事颠覆破坏活动。
苏修的这些罪恶阴谋，早已被东南亚国家人民所识破。
今年03月，曼谷《京华日报》指出：
苏联商船在泰国有特别任务，它的船只之多，不仅超出实际需要，而且船员行动诡秘，“带有某些神秘的气氛”。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修在海运扩张中把重点放在石油运输上。
众所周知，近东、非洲的一些国家所开采的石油百分之七、八十都需经海上运往西欧、美国、日本等石油消费国。
可是，过去石油输出国利用本国油船运输的出口石油还不到百分之零点五。
今天，正当产油国提出运输独立问题的时候，苏修打着“天然盟友”的招牌，以援建海港、出售海轮、培训海运人员为名，加紧把魔爪伸向这些国家，妄图控制那里的海运，垄断那里的石油运输。
据报道，苏联商船队竭力挤进非洲的海运业，苏联一家航运公司在北欧和非洲航线上投入的货轮数目已是苏联同整个非洲进行全部贸易所需货轮的十倍。
连苏修《真理报》也承认，苏联的“油船运输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也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这正是暴露了苏修海运扩张的真实用意。
苏修扩充商船队，也是它扩军备战的重要部署。
在苏联的商船中，有的直接装有军用设备，有的随时可以转为军用。
美国《新闻周刊》揭露，苏联的“油船可以自动转为军事供应船，不少新式长舱货船可以装运飞机、坦克和其它重型武器装备”。
因此，苏联日益膨胀的商船队实际上成了苏联海军的预备队，而且在平时担负着海军舰艇无法承担的特殊任务。
由此可见，在苏修发展商船队、推行海运扩张的背后所隐藏的用心是十分险恶的。
当然，所有这一切仅仅是苏修的如意算盘。
随着苏修变本加厉的海运扩张，它的海霸嘴脸也就暴露得更加彻底，激起更多国家和人民的抵制和反抗。
目前，第3世界许多国家在反对超级大国海运垄断的斗争中，正在大力发展自己的海运事业。
可以断言，苏修的海运扩张及其在商船队掩护下干的种种阴谋活动，是决不能得逞的，是注定要失败的。

掩盖苏美加紧核军备竞赛的又一骗局
苏美签订所谓《和平利用地下核爆炸条约》
新华社1976年05月30日讯
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加紧进行的核军备竞赛中，又炮制出笼了一个所谓《和平利用地下核爆炸条约》。
这个条约完全同它们过去所签订的各种所谓限制核武器条约一样，只不过是一个掩盖它们加紧核军备竞赛的骗局。
据报道，苏美两国的头目05月28日分别在莫斯科和华盛顿在这个条约上签了字。
在签字仪式上，一个声称这个条约是“为了遏制军备增长”的“又一环节”；
另一个吹捧条约是“武器控制协议历史上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
可见，双方都不讳言，所谓“和平利用”，不过是核武器竞赛的同义语。
他们对条约的这些有气无力的吹捧，恰恰说明他们竭力在为摇摇欲坠的“缓和”打强心针。
至于说这个条约将“遏制”、“控制”核军备，则更是个大骗局。
根据条约的规定，双方将不进行爆炸力在十五万吨级以上的任何单个爆炸或总爆炸力在一百五十万吨级以上的任何成组爆炸
（包括几次单个爆炸）。
至于十五万吨级以下的单个爆炸和一百五十万吨级以下的成组爆炸根本不在限制之列；
即使爆炸力大于十五万吨级的单个爆炸，也“将由双方在适当时间进行讨论”，也就是说，条约的这一“限制”仍不过是一句空话。
这个条约出笼之后，美国一名众议员指出，这个条约是“一个骗局和诡计”。
据美联社报道，一些研究军备控制的专家说，这个条约由于规定的“限额太高而没有什么意义”。
05月29日《纽约时报》一篇评论指出，“十五万吨级的限制，实际上等于是没有限制”。
事实上，苏美在1974年07月签订所谓《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以来的近两年的时间里，它们各自都进行了十多次爆炸力从十五万吨至一百万吨级的各种核武器地下试验，为发展新的大当量的核武器准备了条件。

法国报纸揭露苏联在波罗的海加强军事活动
新西兰总理马尔登指责苏联在南太平洋试验新导弹
新华社巴黎1976年05月29日电
法国《十字架报》05月29日发表文章，揭露苏联在波罗的海加紧军事活动，指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些高级官员和北欧的领导人不隐讳他们对于华沙条约武装力量在丹麦沿岸海域加强军事活动的关注”。
文章说，丹麦国防部有人指出，华沙条约武装力量的登陆演习越来越迫近丹麦海岸。
1975年这些演习还在苏联进行，1970年以来，这些演习则移至距丹麦很近的东德佩内明德一带进行。
文章援引《商业报》的报道指出，苏联控制的华沙条约组织在波罗的海沿岸部署了一百艘两栖军舰和一万多名受过专门训练的士兵。
丹麦海军上将兰格认为，“这大大超过了单纯为防御目的的需要。”
文章指出：
“华沙条约的军用飞机定期在丹麦的波恩荷尔姆岛周围进行侦察飞行。
五艘军舰经常在离丹麦领海仅有几寻（一寻等于一点六二米）的海面游弋。”
文章指出，波罗的海地区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文章说：
“东方国家拥有的修船和造船厂有一半以上是在波罗的海沿岸。
平均每天有苏联的一艘军舰、二十五艘货船和十五艘拖网渔船经过丹麦与瑞典之间的厄勒海峡。”
文章同时指出了这个地区的战略重要性。
文章说：
“以摩尔曼斯克港为基地拥有一百七十艘苏联潜艇的苏联北方舰队以及波罗的海舰队就在这个地区活动，一旦发生冲突，北方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将切断欧洲和美国之间的供应线。”
文章说，为了同苏联在这个地区的力量抗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西德和丹麦合作制订了一个加强北翼的计划，西德和丹麦将投入一些新的海军力量。
文章最后说：
“正象英国的约翰·夏普将军不久前所说的那样：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北翼将不会永久是联盟的平静角落。
’”
新华社1976年05月30日讯
惠灵顿消息：
新西兰总理罗伯特·马尔登在05月28日的电视新闻节目中发表谈话指出，苏联在印度洋部署新式军舰，并在南太平洋的科克群岛附近试验新的导弹。
马尔登总理说，苏联正在印度洋部署最新式的军舰，这些军舰连标准的参考书《战舰一览》都没有登过。
马尔登还说，苏联“正在试验新的远程导弹，而且是在太平洋中离北科克群岛不到四百英里的地方进行导弹试验。
非常明显，这些导弹能够发射到新西兰。”
科克群岛位于新西兰东北约二千英里，原来是新西兰的属地，1965年实行完全的内部自治，但国防和外交仍由新西兰代管。

科威特《火炬报》连载文章揭露
苏联控制干涉掠夺阿拉伯国家罪行累累
新华社科威特1976年05月30日电
科威特《火炬报》最近连载一篇长文，揭露苏联千方百计企图控制阿拉伯国家，粗暴干涉阿拉伯国家内政，掠夺阿拉伯国家的自然资源。
文章说，从1967年“六·五”战争到最近埃及废除埃苏条约，“阿拉伯舆论要求重新考虑苏联对阿拉伯事业的立场的呼声日益高涨。”
文章指出：
“人们普遍认为，无论是在1967年06月以色列侵略以前或以后，苏联都没有履行它对埃及和阿拉伯民族所承担的义务。”
文章指出，随着苏联在阿拉伯世界扩大它的势力，“苏联企图控制阿拉伯国家，而阿拉伯则努力维护自己的独立和自由意志不受苏联控制，这两者之间的斗争便开始了”。
文章说：
“在支持民族独立和鼓励不结盟政策的烟幕下，苏联力图掩盖其使阿拉伯国家成为它的附属国的真实意图，利用一些阿拉伯国家面临的政治压力和经济困难打进了阿拉伯地区。
苏联一直象一个特权国家那样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横行霸道。”
文章指出：
“苏联进入中东，是企图取代别的外国势力，而不是来做阿拉伯人的朋友。”
文章说：
“苏联用比资本家商业方式更恶劣的剥削哲学来同阿拉伯国家建立联系。”
文章以下列事实为例，说明苏联的背信弃义：
“苏联牺牲阿拉伯民族的利益同美国在葛拉斯堡罗会晤。
“当美国向以色列提供最现代化的武器时，苏联却拒绝向阿拉伯人提供最新式的进攻性武器。
“苏联鼓励苏联犹太人移居以色列，为以色列提供了大量人力，以加强以色列对阿拉伯民族实行扩张和侵略计划的力量。
“苏联声称它支持革命的解放运动，但与此相反，迟迟不承认巴勒斯坦抵抗运动。
“苏联硬要冻结巴勒斯坦问题，使中东局势处于不战不和状态。
“苏联利用它在阿拉伯世界的特殊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把它从阿拉伯人手里以不公平价格得来的原料拿到阿拉伯人所抵制的市场上去搞投机。”
文章还指出，埃及是同以色列对阵的国家，但是，“苏联对埃及采取了削减供应的政策，拒绝提供现代化武器，拒不执行埃苏条约”。
文章说，总之，“苏联企图干涉我们的内政，损害我们的民族利益的事实是数不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