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战斗在反右倾翻案风斗争前列
天津市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大批新干部带领群众刻苦学习，深入批邓，在斗争中茁壮成长，有力地回击了邓小平对新干部的诬蔑
据新华社天津1976年05月20日电
天津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大批的新干部，站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前列，他们和其他领导干部一起，带领广大群众，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深入批判邓小平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使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始终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天津市各级领导班子中新干部茁壮成长的事实，以及他们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所发挥的战斗作用，有力地批判了邓小平对新干部的诬蔑。
文化大革命以来，天津市各级党组织遵照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先后从工人、贫下中农中选拔了五万多名新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
其中有许多新干部分别担任了市、局、区、县的领导职务。
全市三千多个工厂企业的领导班子中，都配备了新生力量。
这批新干部，有的是接受过毛主席检阅的红卫兵，有的是批林批孔的积极分子，有的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骨干。
这一大批新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后，使各级领导班子增添了新鲜血液，增强了战斗力，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了贡献。
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斗争实践，使这些新干部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大威胁，是来自党内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党内走资派耍阴谋，玩诡计，造谣言，打着红旗反红旗，要识别、揭露和批判他们，就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
因此，他们始终把学习放在首位，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克服种种困难，认真看书学习。
印刷局党委书记、青年干部吕耀华，原来是人民印刷厂的工人，自1974年担任这个厂的党委书记以后，除了坚持参加党委成员的集体学习以外，每天还利用业余时间自学两小时。
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开展以后，他一直在人民印刷厂蹲点。
为了加深理解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更好地推动这个厂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深入发展，他围绕着“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资产阶级法权和走资派的关系”等问题，刻苦攻读有关的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
几年来，他通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和《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著作，写了大量的学习心得和读书笔记。
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广大职工自觉学习革命理论，革命大批判的水平不断提高，使这个单位的运动一直走在全市的先进行列。
建华仪表厂党总支书记梁庆晨，是去年才走上领导岗位的青年干部，他刻苦学习，紧密联系实际，用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的实践。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他反复阅读了马列和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回顾党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剖析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认识到了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产生走资派的必然性、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危险性和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重要性。
他向全厂职工汇报了自己的学习体会，使大家受到了启发，进一步看清了邓小平的反动本质，有力地推动了全厂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深入发展。
这些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新干部，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以阶级斗争为纲，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带头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
去年夏季前后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邓小平在经济战线上以整顿企业为名，散布工厂企业的主要矛盾是“制度不健全，设备完好率低”等谬论，抹杀阶级斗争。
天津棉纺一厂的党委书记、新干部李宝铭及时地组织党委一班人学习马列和毛主席有关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教导，并开展了“企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的热烈讨论，使大家认识到，企业的主要矛盾，绝不是什么“制度不健全，设备完好率低”，而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进一步提高了党委一班人狠抓阶级斗争的自觉性。
接着，李宝铭和党委、党总支其他领导成员，分别深入五个后进单位，狠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进行路线教育，组织工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使后进单位的面貌焕然一新。
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开展以来，李宝铭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带头写大字报和批判文章。
在他的带领下，这个厂的党委放手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不断把运动引向深入，为全市工、交、建战线深入开展这场斗争提供了经验。
在天津各级领导岗位上，到处可以看到象李宝铭这样识别能力强，路线觉悟高的新干部。
这些新干部敢于革命，敢于斗争的精神，有力地批判了邓小平散布的“从工人、农民中一下子提上来，一般效果不好”的谬论。
天津市各级领导班子中的新干部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深入基层，和广大群众一起学习、批判，一起劳动，猛烈地冲击了邓小平所鼓吹的“官贵民贱”，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作风和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天津市委宣传部一位三十二岁的副部长，自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开展以来，一直在郊区生产队蹲点，白天和社员一块下地干活，晚上同贫下中农一块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带头批判邓小平。
他担任副部长以来，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深入工厂、农村或基层商店，一面参加劳动，一面进行调查研究，做到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
如今，他还经常穿着补钉衣服，住着同群众一样的房子。
群众赞扬他是“信得过的革命接班人”。

他们战斗在反右倾翻案风斗争前列
天津市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大批新干部带领群众刻苦学习，深入批邓，在斗争中茁壮成长，有力地回击了邓小平对新干部的诬蔑
据新华社天津1976年05月20日电
天津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大批的新干部，站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前列，他们和其他领导干部一起，带领广大群众，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深入批判邓小平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使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始终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天津市各级领导班子中新干部茁壮成长的事实，以及他们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所发挥的战斗作用，有力地批判了邓小平对新干部的诬蔑。
文化大革命以来，天津市各级党组织遵照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先后从工人、贫下中农中选拔了五万多名新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
其中有许多新干部分别担任了市、局、区、县的领导职务。
全市三千多个工厂企业的领导班子中，都配备了新生力量。
这批新干部，有的是接受过毛主席检阅的红卫兵，有的是批林批孔的积极分子，有的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骨干。
这一大批新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后，使各级领导班子增添了新鲜血液，增强了战斗力，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了贡献。
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斗争实践，使这些新干部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大威胁，是来自党内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党内走资派耍阴谋，玩诡计，造谣言，打着红旗反红旗，要识别、揭露和批判他们，就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
因此，他们始终把学习放在首位，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克服种种困难，认真看书学习。
印刷局党委书记、青年干部吕耀华，原来是人民印刷厂的工人，自1974年担任这个厂的党委书记以后，除了坚持参加党委成员的集体学习以外，每天还利用业余时间自学两小时。
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开展以后，他一直在人民印刷厂蹲点。
为了加深理解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更好地推动这个厂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深入发展，他围绕着“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资产阶级法权和走资派的关系”等问题，刻苦攻读有关的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
几年来，他通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和《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著作，写了大量的学习心得和读书笔记。
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广大职工自觉学习革命理论，革命大批判的水平不断提高，使这个单位的运动一直走在全市的先进行列。
建华仪表厂党总支书记梁庆晨，是去年才走上领导岗位的青年干部，他刻苦学习，紧密联系实际，用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的实践。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他反复阅读了马列和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回顾党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剖析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认识到了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产生走资派的必然性、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危险性和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重要性。
他向全厂职工汇报了自己的学习体会，使大家受到了启发，进一步看清了邓小平的反动本质，有力地推动了全厂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深入发展。
这些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新干部，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以阶级斗争为纲，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带头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
去年夏季前后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邓小平在经济战线上以整顿企业为名，散布工厂企业的主要矛盾是“制度不健全，设备完好率低”等谬论，抹杀阶级斗争。
天津棉纺一厂的党委书记、新干部李宝铭及时地组织党委一班人学习马列和毛主席有关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教导，并开展了“企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的热烈讨论，使大家认识到，企业的主要矛盾，绝不是什么“制度不健全，设备完好率低”，而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进一步提高了党委一班人狠抓阶级斗争的自觉性。
接着，李宝铭和党委、党总支其他领导成员，分别深入五个后进单位，狠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进行路线教育，组织工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使后进单位的面貌焕然一新。
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开展以来，李宝铭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带头写大字报和批判文章。
在他的带领下，这个厂的党委放手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不断把运动引向深入，为全市工、交、建战线深入开展这场斗争提供了经验。
在天津各级领导岗位上，到处可以看到象李宝铭这样识别能力强，路线觉悟高的新干部。
这些新干部敢于革命，敢于斗争的精神，有力地批判了邓小平散布的“从工人、农民中一下子提上来，一般效果不好”的谬论。
天津市各级领导班子中的新干部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深入基层，和广大群众一起学习、批判，一起劳动，猛烈地冲击了邓小平所鼓吹的“官贵民贱”，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作风和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天津市委宣传部一位三十二岁的副部长，自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开展以来，一直在郊区生产队蹲点，白天和社员一块下地干活，晚上同贫下中农一块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带头批判邓小平。
他担任副部长以来，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深入工厂、农村或基层商店，一面参加劳动，一面进行调查研究，做到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
如今，他还经常穿着补钉衣服，住着同群众一样的房子。
群众赞扬他是“信得过的革命接班人”。

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四周年
全国城乡群众歌咏活动生气勃勃
亿万群众纵情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歌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歌颂文化大革命，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歌颂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胜利，推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深入发展
新华社1976年05月22日讯
在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四周年的日子里，全国各地城乡纷纷举行歌咏大会，开展各种形式的群众歌咏活动，热情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歌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纵情歌唱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伟大胜利，誓将这一斗争进行到底。
在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推动下，我国群众性的歌咏活动几年来有了很大发展，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群众歌曲，在群众中广泛传唱。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始后，群众歌曲创作和歌咏活动进一步蓬勃发展。
广大业余和专业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积极投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斗，在斗争中谱写出了一支支时代的战歌。
到目前为止，由全国各地选送文化部评选工作小组的歌曲作品，已有六百多首。
这些作品以反击右倾翻案风、歌颂文化大革命为主要内容，有激情，有气势，短小精悍，易于传唱。
参加歌曲创作的不但有专业文艺工作者，业余文艺骨干，而且有领导干部、普通群众，就连一些老大娘合唱队的成员和红小兵，也满怀革命激情，纷纷提笔作词、谱曲。
许多省、市、自治区还举办了各种类型的学习班，为工农兵培训作词、谱曲的骨干力量，大力开展群众歌曲创作活动。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通过举办歌曲学习班，组织工人创作了大量的群众歌曲，表达了首都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强决心。
上海市正在全市广大群众中传唱的《党中央的两个决议威力大》、《阶级斗争是个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等歌曲，作者多数是青年工人，都是在参加热烈欢呼党中央两项英明决议、愤怒声讨邓小平罪行的集会和游行示威过程中创作出来的。
批林批孔运动以来，上海市已先后举办过十八场专题性的全市歌咏大会。
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群众歌咏活动更加蓬勃开展，浦江两岸，到处歌声嘹亮。
天津市业余和专业歌曲作者，与工农兵群众一起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一起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共同创作战斗的歌曲。
他们在短短几个月里，先后创作了上千首群众歌曲。
沈阳市从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举办歌曲创作学习班一百一十多期，工农兵群众创作热情高涨。
沈阳黎明机械厂车间党支部书记王殿槐，同工人一起积极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带头谱写了《工农兵齐上阵》的歌曲，很快在群众中传唱开来。
吉林、江苏、江西、山东等地工农兵的歌曲创作也十分活跃。
“风雷滚滚，红旗飘扬，革命人民豪情激荡，回击右倾翻案风，慷慨高歌上战场。”
在祖国的四面八方，广大工农兵群众都豪情满怀地参加这次歌咏活动。
他们说，反击右倾翻案风、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歌曲，抒发了我们工农兵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唱出了我们工农兵的战斗心声，表达了我们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把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
大家越唱越爱唱，越唱斗志越昂扬。
武汉市以四万五千名业余文艺宣传队员为骨干，带动广大群众开展歌咏活动，各区都从下到上，层层选拔，举行了规模越来越大的歌咏大会。
沈阳市沈河区小西公社有个六十多人的老大娘合唱团，听到右倾翻案风鼓吹者造谣说“老妈妈学唱革命样板戏是逼出来的”，肺都气炸了。
她们说，走资派越是反对我们唱，我们越是要大唱。
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这个老大娘合唱团到工厂、农村、学校、街道演唱革命样板戏和革命歌曲三十多场，受到了热烈欢迎。
广东省各地、市、县普遍掀起了群众歌咏新高潮。
江门市工人几年来每年都在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期间举行一次群众歌曲会演，今年会演活动更加活跃，参加的工人数以万计。
兰州市在群众歌咏活动高潮中，还专门举办了红卫兵、红小兵歌咏大会。
南宁市的壮、汉、瑶、苗、侗等族工农兵群众，05月份以来举办了七十多场歌咏大会，市郊贫下中农也在田头唱，在政治夜校唱，越唱越有劲。
他们说，没有文化大革命，哪有千百万工农登歌台，哪有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开。
在成都市全市歌咏大会上，领导干部和群众一起高唱革命歌曲；
全市还设立了多处教歌站，广大工农兵踊跃学唱新歌曲。
在天山南北，维吾尔族人民敲起了达甫鼓，弹起了热瓦甫琴，载歌载舞，齐声欢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哈萨克族民间歌手们用冬不拉弹唱、联唱、对唱，演唱了成百上千首新民歌，热情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生气勃勃的歌咏活动，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战斗热情，激励了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志，促进了革命和生产的发展。
全国各族人民决心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高歌猛进，夺取更大的胜利。
（附图片）
清华大学师生员工在演唱歌颂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伟大胜利的《教育革命组歌》。
新华社记者摄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
又有二十三部新影片与观众见面
新华社1976年05月22日讯
在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四周年期间，又有二十三部新摄制的影片与观众见面。
这批影片的摄制完成与上映，是电影工作者在毛主席、党中央两项英明决策鼓舞下乘胜前进的又一新成果。
根据上海京剧团演出的革命现代京剧摄制的彩色影片《审椅子》，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时期农村复辟与反复辟的尖锐斗争，鲜明地塑造了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形象。
影片遵循还原舞台、高于舞台的创作原则，在导演、摄影、美工等方面都下了功夫。
中国艺术团演出的丰富多彩的音乐舞蹈节目，这次被搬上银幕，摄入了彩色舞台艺术片《百花争艳》之中。
中国艺术团演出的节目，都是认真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努力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精心排练出来的，在国内外演出时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和赞赏。
彩色故事片《开山的人》，反映了铁路建设中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表现了工人阶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根据北京部队政治部歌舞团演出拍摄的彩色舞台艺术片《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在银幕上再现了红军长征的气壮山河的历程，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影片的上映，将使观众受到一次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
彩色戏曲片《小店春早》，批判了资本主义经营思想，歌颂了商业服务人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
这次新上映的彩色纪录片有六部。
影片《莺歌燕舞——辽宁新事（之一）（之二）》，介绍了教育、卫生等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热情地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河南省鄢陵县豫剧团、四川省平武县文艺宣传队，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常年深入工厂、农村，满腔热忱地为工农兵演出革命样板戏和其他革命文艺节目的先进事迹，也被拍成纪录影片，与广大观众见面。
这次上映的还有十二部科教影片。
这些影片反映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国工农业等各条战线涌现出来的新成就、新经验、新技术。

毛主席语录
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在革命样板戏的推动下
新疆民族文艺空前繁荣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1976年05月21日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族文艺工作者和广大工农兵群众，热爱革命样板戏，学唱革命样板戏，利用民族文艺形式大力移植革命样板戏。
在革命样板戏的推动下，新疆民族文艺推陈出新，出现百花齐放，空前繁荣的景象。
现在，一个群众性普及革命样板戏的文艺活动，正在天山南北蓬勃展开。
从城镇到农村、牧区，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族人民争看革命样板戏，演唱革命样板戏，学习革命样板戏中的英雄人物的动人情景。
全区继新疆歌剧团用维吾尔歌剧形式移植了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以后，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和哈密、阿克苏、博尔塔拉等地、州和其他一些县、公社，又有一大批革命样板戏的全剧和选场被移植成维吾尔歌剧、哈萨克歌剧和其他少数民族戏剧。
这一文艺革命的新成果，不仅有力地驳斥了邓小平攻击革命样板戏的奇谈怪论，而且为进一步发展新疆各兄弟民族的文艺开创了广阔的前景。
在移植革命样板戏的过程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各族文艺工作者，对少数民族的传统文艺形式进行了大胆的改造，使其更好地表现革命样板戏的思想内容。
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在革命样板戏创作经验的推动下，新疆民族文艺百花齐放，日益繁荣。
现在，全疆各地的文艺创作、评论和演出活动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一大批内容新颖、形式完美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歌舞、曲艺、美术等作品相继问世，无论是数量和质量都大大胜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
被誉为“歌舞之乡”的新疆的歌舞，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比过去有了新的发展。
千百年来流传在哈萨克族人民中的弹唱艺术——冬不拉弹唱，在革命样板戏的带动下，唱出了新曲调、新内容，为冬不拉弹唱艺术的革命开拓了广阔的道路。

束鹿县群众业余创作活跃
据新华社石家庄1976年05月22日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河北省束鹿县的群众业余创作活动呈现出崭新的局面。
这个县现在拥有一支以工农兵业余作者为骨干、总数达一千多人的创作队伍。
全县三十一个公社都建立了文艺创作站，许多大队、工厂和学校建立了创作组。
县、社、队三级创作网得到进一步巩固。
最近两年中全县创作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四万多件。
河北、天津、北京等出版社出版了他们的诗歌集、革命故事集、美术作品集。
他们创作的有些小说、诗歌，还被译成外文和少数民族文字出版。
农民美术作者王俊亮创作的年画两次参加了全国美展。
束鹿县群众业余文艺创作的欣欣向荣景象，是对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否定文艺革命的谬论的有力批判。
束鹿县的业余文艺创作是在革命样板戏的推动下日益发展的。
文化大革命前，旧城公社寨子大队只有五个人写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这里掀起了大唱革命样板戏的热潮。
在革命样板戏的鼓舞下，全村参加写诗活动的有一百六十多人。
他们配合批林批孔、评论《水浒》等活动，多次举办赛诗会。
今年县里举办业余文艺会演，共演出了小戏剧、音乐、舞蹈等节目一百零五个。
这些节目努力反映阶级斗争，描写工农兵的战斗生活，塑造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束鹿县的群众业余创作队伍在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经受了锻炼。
去年夏秋党内走资派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工农兵业余作者针锋相对地写出了不少歌颂文化大革命、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作品，县里举办了美术展览和赛诗会，大力宣传文艺革命的新成果。
他们决心把反映革命人民对党内走资派的斗争作为文艺创作的重要课题，使文艺作品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发挥更强有力的战斗作用。

深入批判邓小平　坚持文艺革命
——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初澜
三十四年前，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光辉著作中，深刻阐明了文艺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指明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提出了必须依照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改造文艺，改造世界的伟大战斗纲领。
今天，当我们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在热烈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的日子里，重新学习毛主席的这篇光辉著作，进一步领会毛主席关于“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的教导，更加鼓舞了我们深入批邓，坚持文艺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决心和斗志。
邓小平在大搞翻案复辟的“全面整顿”的行动部署中，“整顿”文艺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统治时期，邓小平不但从未讲过要整顿文艺，反而胡说什么：
“修正主义不占主要地位，文艺界在党的领导下是正确的。”
他以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中二号头目的显赫地位，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为封、资、修文艺的泛滥大开绿灯；
包庇和保护“四条汉子”这些党内的资产阶级，公然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阎王殿”和旧文化部美化为所谓“党的领导”。
可是在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今天，正当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得到深入贯彻，革命样板戏大放光彩，社会主义文艺春色满园的时候，他却跳出来诬蔑现在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中有所谓“路线问题”，叫嚷要用他那个修正主义的纲领、路线来“整顿”文艺。
他的“整顿”文艺，就是代表党内外的资产阶级来整无产阶级，整掉以革命样板戏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整掉无产阶级在文艺界的领导权，以便他们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文艺，重新恢复资产阶级对文艺的垄断，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
恶毒攻击革命样板戏，否定文艺革命成果，为资产阶级争夺思想阵地，这是邓小平“整顿”文艺的集中表现。
毛主席教导我们：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
“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
而“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无一不是为一定的阶级和政治路线服务的。
不去表现工农兵群众，不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文艺，是不可能为工农兵服务的。
过去，文艺黑线的头目们也派剧团下去演出，可是他们给贫下中农演《小上坟》，给工人同志演《贵妃醉酒》，给解放军战士演《投军别窑》，这哪里是在为工农兵服务，明明是违反工农兵的根本利益，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脚，让政治舞台上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在文艺舞台上专无产阶级的政。
文艺黑线的头目们也讲普及和提高，但他们是用地主资产阶级所需要和便于接受的东西，而不是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和便于接受的东西去普及，以便把封、资、修的文艺强加于工农兵。
他们的提高，也不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而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实际上就是按照地主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按照他们的要求和愿望，去继续毒害和奴役工农群众。
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是在毛主席《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沿着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依照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改造文艺的光辉实践。
革命样板戏及其创作经验，比较彻底地解决了文艺为工农兵和如何为工农兵的基本问题，无论是它所体现的世界观还是艺术创作方法，都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文艺划清了原则的界限。
它展现了中国革命历史的壮丽画卷，塑造了一个个无产阶级英雄典型的光辉形象，揭示了不同革命历史时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特点和规律，歌颂了无产者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献身的崇高理想，是在文艺创作方面用无产阶级世界观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成功范例。
文艺革命的这一辉煌胜利，把历史的颠倒再颠倒了过来，使整个文艺舞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文艺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党内外的资产阶级遭到了惨重的失败。
但是，他们是决不就此甘心认输的。
在他们眼里，总是新不如旧，今不如昔，梦想恢复过去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统治。
邓小平的“整顿”文艺，就是代表了党内外资产阶级的这一复辟愿望。
他诬蔑革命样板戏“一花独放”，咒骂《春苗》这样学习革命样板戏经验的社会主义文艺“极左”，攻击在革命样板戏带动下的工农兵业余文艺活动妨害生产，一律都要整掉。
把这些都统统整掉，用什么来代替呢？
这就是那些“表现帝王将相的智慧”，颂扬才子佳人、牛鬼蛇神的“老戏”。
去年他又一次老调重弹，鼓吹“老戏演了那么多年，革命还不是成功了”的反动谬论。
这就进一步说明，邓小平为了让资产阶级“还乡团”卷土重来，复辟资本主义，就必然要为封、资、修的文艺开放绿灯，大造反革命舆论。
邓小平如此卖力地为“老戏”招魂，仇视革命样板戏，从反面给我们上了一课，使我们对革命样板戏批判资产阶级、歌颂无产阶级的战斗作用和榜样的力量，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革命样板戏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为其创作思想的理论基础的，它深刻地批判了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批判了阶级斗争熄灭论及其在文艺上的表现“无冲突论”；
革命样板戏是以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为其创作方法的，它有力地批判了修正主义的“现实主义深化”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
革命样板戏是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为其根本任务的，它尖锐地批判了“中间人物”论、“时代精神汇合”论。
总之，革命样板戏热情歌颂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胜利，集中地体现了无产阶级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的历史要求，具有强烈的鼓舞人心的思想力量和感人至深的艺术力量。
这就难怪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挂帅人物邓小平，要以十倍的疯狂，砍杀革命样板戏这经霜傲雪的红梅，践踏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欣欣向荣的春苗，毁掉文艺革命的丰硕成果。
邓小平的“整顿”文艺，如同他在其他各条战线的“整顿”一样，也是“首先抓班子”。
我们知道，革命样板戏的诞生，是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由无产阶级带领革命的文艺战士，披荆斩棘，冲锋陷阵，同当时窃踞文艺领导部门的党内走资派，同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斗出来的胜利成果。
经过这场激烈的斗争，把被党内走资派所篡夺的文艺领导权夺了回来，摧毁了十七年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统治，我们的文艺队伍出现了新的面貌。
因此，邓小平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新的领导班子和革命文艺队伍，总是视为仇敌，用种种卑劣手段进行打击和排斥。
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的这一套不行，还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行，要靠他们出来收拾残局。
资产阶级挂帅人物的这番“亮相”，博得了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喝采。
与此同时，他又通过“邓记谣言公司”制造政治谣言；
教唆和煽动一些人炮制诋毁文艺革命大好形势的诬告信；
抛出各种对革命样板戏及其创作经验进行反动“围剿”的奇谈怪论；
特别恶毒的是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他这些无所不用其极的阴谋诡计，都是为了破坏和对抗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进一步深入贯彻，分裂和瓦解革命文艺队伍，为资产阶级在文艺界重新复辟夺权作舆论准备。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艺领域这场占领与反占领，夺权与反夺权，反复辟与复辟的斗争，触目惊心地教育了我们：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党内走资派确实就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力量，是资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党，改造世界的政治代表。
因此，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走资派还在走”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必须准备和他们作长期的斗争，一直斗到这一历史现象不再存在为止。
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
“不斗争就不能进步。”
“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
在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四周年的今天，我们无限欢欣地看到：
毛主席当年提出的依照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改造文艺，改造世界的伟大战斗纲领，正在逐步得到实现。
我们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我们要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坚持文艺革命。
文艺是一个重要的舆论阵地。
阶级斗争总是会敏锐地在文艺领域里反映出来。
搞掉了一条文艺黑线，还会出现新的黑线，还得再斗争。
在进行这场伟大斗争的过程中，我们还会遇到曲折和阻力，但是，无产阶级一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文艺，改造世界；
也一定能够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文艺，改造世界。
让我们沿着毛主席《讲话》指引的方向胜利前进！

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
解放军群众性业余文艺创作蓬勃开展
近几年，全军创作的作品，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文化大革命前所不能比拟的；
它有力地回击了邓小平散布的“今不如昔”和诬蔑革命样板戏“一花独放”等谬论
据新华社1976年05月22日讯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人民解放军群众性业余文艺创作活动的蓬勃开展。
广大干部、战士坚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学习和运用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努力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满腔热情地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部队业余文艺创作硕果累累，呈现出一派百花竞开春满园的繁荣景象。
铁的事实，给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散布的“今不如昔”和诬蔑革命样板戏“一花独放”的反动谬论以有力的驳斥。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2年到今年初，全军举办了两次摄影和两次美术展览，展出的作品达一千九百多件。
在这期间，创作出版的小说、诗歌、散文、戏曲、故事等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四百六十多种。
许多部队还编辑出版了定期或不定期的连队文艺刊物，发表了成百上千篇各种形式的作品。
这些作品，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所不可比拟的。
这些作品对于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都发挥了积极的战斗作用。
工程兵部队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间，没有出版过一本集子；
文化大革命后的短短几年时间，就出版了三十八种。
仅去年前三个季度，在《解放军文艺》、《解放军报》上发表的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就有四十二件。
沈阳部队重新改写的《雷锋的故事》单在1973年就出版发行了一千七百多万册，比文化大革命前1963年到1966年间出版发行的总数多三十八倍。
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指战员对上层建筑领域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有了更深刻认识，都把文艺创作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斗争紧密联系起来。
他们说，创作就是战斗，作品就是武器。
社会主义大厦需要我们添砖加瓦，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需要我们大造舆论。
从白雪皑皑的反修前哨，到镇守祖国蓝色海疆的威武战舰，从深山密林的巡逻队，到天安门前的哨兵，那里有战士的沸腾生活，那里就有文艺创作的骨干。
他们之中，有久经战火考验的师团领导同志，也有刚刚穿上军装的新兵；
有连队基层干部，也有女气象员、女护理员，以及通信员、饲养员、仓库保管员、电影放映员和各军种兵种的战斗员。
北京部队某炮团八连的同志，两年来创作了九百多幅战士画，配合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举办了十二次画展。
许多战士画已被出版部门印成了画册。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荡涤了文艺黑线的流毒，全军群众性的业余文艺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许多新的突破和创造。
广大业余文艺战士创作的成千上万件作品，热情地歌颂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伟大的人民，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歌颂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这些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以崭新的内容，崭新的人物形象和崭新的语言风格，塑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反修防修战士，一代共产主义新人，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和清新浓郁的战斗生活气息。
广大工农兵读了这些作品，受到深刻的教育，倍增战斗的壮志豪情。
全军各部队蓬勃开展的业余文艺创作活动，紧密配合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坚定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努力使革命文艺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1972年以来，全军出版发行的数百种文艺作品，大部分取材于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
亲自参加了粉碎一小撮阶级敌人制造的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指战员，拍去身上的征尘，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下战斗的诗篇：
“迎着火红的朝阳，身披灿烂的霞光，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我们在天安门前站岗。……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让革命红旗，千年万代，永远飘扬！”
江西宜春军分区独立营二连业余创作组为了配合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创作了枪杆词《掀起批邓新高潮》、表演唱《战士家乡新事多》等节目，满腔热情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痛斥邓小平“今不如昔”的无耻谰言。
南京部队某部红军团“千首诗歌连”，在解放战争时期千里进军大西南的征途中，伴随战斗的硝烟，全连共创作了七千五百多首革命诗歌，鼓舞着连队斗志昂扬，高歌猛进。
今天，指战员们又挥笔上阵，开展起诗歌创作活动，用饱蘸无产阶级感情的笔，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推动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不断深入发展。
随着群众性文艺创作活动的蓬勃开展，全军文艺战线新人辈出，无产阶级创作队伍和评论队伍迅速发展壮大。
大批的业余作者，几年前还是红卫兵和红小兵，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照亮了他们前进的道路，打开了他们的眼界。
他们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迎着阶级斗争的风雨战斗前进，茁壮成长。
这些文艺战线上的新兵，有的已做为新生力量充实到专业创作队伍。
他们有雄心，有能力，誓为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努力创作出不愧为伟大时代的作品，而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

努力学习　深入批邓
河北省滦南县青坨营公社花旺坨大队理论小组
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
在大好形势下，有的同志认为：
邓小平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一小撮阶级敌人制造的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也被粉碎了，斗争也就差不多了；
建设大寨县的任务很重，该往生产上使劲了。
这是一种错误的、有害的松劲情绪。
毛主席教导我们：
“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
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
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证明，彻底批判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总要花很大气力，下很大功夫。
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在政治上垮了台，罢了官，但是，他们的思想影响并不会一下子消失。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贩卖的那些修正主义谬论，并不是什么新鲜玩艺，从伯恩施坦、考茨基到刘少奇、林彪，这些新老修正主义者都曾经贩卖过。
刘少奇、林彪的谬论，还可以从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那里找到出处。
这些古今中外的复辟派的种种谬论，都曾被批判过，清算过，可是，它们的阴魂不散，如今又被邓小平接过来重新贩卖。
可见，要想肃清修正主义的流毒，就必须对它进行深入的持久的批判。
我们对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虽然已经取得很大成绩，但是，还没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它批深批透，还需要继续努力作战。
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
不仅老的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而且还存在着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和条件；
资产阶级在社会上有，在党内也有。
党内走资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力量。
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每一个关键时刻，他们都要跳出来反对。
他们决不会因为一两个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被打倒而偃旗息鼓，改恶从善。
刘少奇、林彪这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头子，都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邓小平也跟刘少奇一起受过全国人民的批判，并曾表示“悔过自新”，发誓“永不翻案”。
可是，他重新工作不久，就又旧病复发，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并且叫嚷“不怕第2次被打倒”。
这一活生生的事实，就足以说明：
“走资派还在走”，这是长期的历史现象。
因而，我们同走资派的斗争也必然是长期的、持久的。
我们决不能只看到斗争的胜利，而看不到胜利后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第439页）走资派的特点，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在马克思主义口号下贩卖修正主义的货色。
革命人民要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要同走资派进行斗争，就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要努力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列宁说：
“在革命时期千百万人民一个星期内学到的东西，比他们平常在一年糊涂的生活中所学到的还要多。”
（《革命的教训》，《列宁选集》第3卷第115页）我们就是要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更多地学一些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真正搞清楚资产阶级在哪里和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问题，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道理。
建设大寨县的任务是很重的，是要努力抓好的。
可是，怎样抓，抓什么，这是应该首先弄清楚的问题。
毛主席指出：
“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以阶级斗争为纲，就要正确处理革命与生产的关系。
不抓阶级斗争，不抓革命，不批判修正主义，不批判资本主义，就不能干好社会主义，也不能真正学好大寨。
学大寨就要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
认为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搞了一段，就“差不多”了，就该转过头去专在生产上使劲了，这恰恰说明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的影响还没有肃清。
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
但是，斗争远远没有结束，也不会结束。
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
“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
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
不能丧失警惕。”
一定要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翻案复辟的一个组织措施
——批判邓小平鼓吹的“台阶论”
北京部队　黎云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头目邓小平在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威力下，虚伪地宣称要“重新做人”。
当他一旦重新掌握了一部分权力，就“重新”走资本主义老路，大搞翻案复辟。
为此，他在搞修正主义纲领、造反革命舆论的同时，急切地“首先抓班子”：
一方面，拆革命的三结合领导班子的台；
另方面，搭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还乡团”的台。
他宣扬“台阶论”，就是为了一箭双雕地达到这两个方面的反动目的。
邓小平叫嚷：
对干部的提拔必须“和台阶一样，一阶一阶的上，不能跳着来”。
说穿了，就是要论资排辈，压制革命的新生力量。
很显然，这种“台阶论”的实质，就是反对毛主席革命的三结合的原则，打击和排斥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中、青干部，网罗和重用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这正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翻案复辟的一个组织措施。
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实行老、中、青三结合，是毛主席制定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措施，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以来，按照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标准，大批优秀青年被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使各级领导班子面貌一新，生气勃勃。
这是我们革命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的标志，革命人民无不为之欢欣鼓舞。
可是，邓小平对这却恨得要死。
他诬蔑年轻的领导干部“职务高了，没经验，上去束手无策”，要用他的“台阶论”把干部队伍重新“整顿”一番。
“整顿”，“首先抓班子”，就是把不符合他翻案复辟的需要的干部打下去，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资产阶级“专家”、“权威”重新安排在重要位置上，为他复辟资本主义的“事业”效劳。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
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
大批青年干部参加革命的三结合领导班子以后，刻苦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努力按照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他们和革命的老干部互帮互学，互相帮助，团结战斗，朝气蓬勃地带领群众同资产阶级斗，同修正主义斗，同种种困难斗，促使许多地区和单位迅速改变了面貌。
当然，在青年干部刚走上领导岗位的时候，由于缺乏领导工作经验，总会碰到一些困难，工作中也难免产生一些缺点或错误。
但是，经验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是人们头脑里固有的吗？
不是！
经验是从实践中来的。
“台阶论”貌似重视实践，实际上是反对青年干部到党所需要的领导岗位上去实践。
难道不从事具体的领导工作实践就能获得领导工作的经验吗？
毛主席早就指出：
“要让他们做，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
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
何况，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的革命的新生力量，大多数来自三大革命运动的第1线，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比较高。
他们有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同走资派作斗争的经验。
邓小平要打击和排斥他们，恰恰是因为他们有了一些这方面的经验。
事实证明，只要他们敢于斗争，勤于实践，善于学习，只要各级党委积极地支持他们，热情地帮助他们，他们是完全可以很快取得领导工作经验，成为优秀的领导干部的。
邓小平鼓吹的“台阶论”，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邓小平鼓吹“台阶论”的另一个理由是，“从工人、农民中一下提上来，一般效果都不好”。
他声称：
“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
照他的看法，普通工人、农民根本不能当干部，不能做领导工作。
这是公开地诬蔑和歧视工农干部，反对工农直接参加国家管理。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工农群众是我们国家的主人，也是三大革命运动的主力军。
他们完全应该、也完全能够参加国家管理。
列宁曾经痛斥过资产阶级分子和机会主义者轻视工农、排斥工农的无耻谰言，他愤慨地说：
“无论如何要打破这样一种荒谬的、怪诞的、卑鄙的、龌龊的陈腐偏见，似乎只有所谓‘上层阶级’，只有富人或者受过富有阶级教育的人，才能管理国家，才能管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有组织的建设。”
列宁明确指出：
“凡是识字和有识别人的本领、有实际经验的普通工人和农民都能够胜任组织家的工作。”
而“这样的有才能的人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中间是无穷无尽、源源不绝的”（《怎样组织竞赛？
》，《列宁选集》第3卷第395页）。
因此，列宁坚定地主张大胆选拔优秀的工人农民参加国家的管理。
我们党的九大和十大坚决实行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路线。
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来自三大革命运动第1线，有高度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觉悟，有丰富实际斗争经验的工农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从而大大促进了各级领导班子的革命化，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提高了各级领导班子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广大工农干部参加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决定的，是我们党更加无产阶级革命化的体现，也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的一个标志。
人民群众不能管理国家大事，这是几千年来剥削阶级的偏见。
孔丘、孟轲曾经鼓吹“庶人不议”、“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企图维护剥削阶级的等级制度和世袭特权。
邓小平用“台阶论”来排斥工农干部，这只能说明他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他宣扬的是剥削阶级的英雄史观，强化和扩大的是资产阶级法权和等级差别，他代表资产阶级，同工人、贫下中农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特别仇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青年干部，要把他们“一抹到底”。
反动气焰是何等嚣张！
毛主席说：
“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邓小平如此仇恨这些青年干部，就因为他们敢于造走资派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
他们是在粉碎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激烈斗争中成长起来的。
他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坚定保卫者。
他们当中的优秀代表参加各级领导班子，对于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胜利地进行反修防修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我们国家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否定他们，就是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为什么竭力要把这些青年干部赶下台呢？
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些革命同志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休戚相关，谁要是搞修正主义、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他们是决不答应的，一定会给以迎头痛击。
邓小平如此迫不及待地要把他们赶下去，原因就在这里。
组织路线总是从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并为其服务的。
邓小平鼓吹“台阶论”，是由他推行“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决定的，是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
尽管他也曾煞有介事地宣扬什么“领导班子要依靠老的”啦，“传帮带就是靠我们这些老家伙”啦，乍一听，似乎只要是老的，他就信任，就重用。
其实，这不过是个骗局。
对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老干部，他既不信任，也不重用，反而千方百计加以诬蔑和打击。
他所说的“老”，决不是指革命的老干部，而是指那些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各级领导班子实行老、中、青三结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诞生的新生事物，邓小平妄图将它一风吹掉，我们决不允许。
“翻案不得人心”。
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将在斗争中茁壮成长！
（附图片）
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北京人民机器厂的各级党组织领导成员，带头学习，带头批判，带领广大职工把斗争不断引向深入。
这是党委副书记韩云鸿和第2机械加工车间三八班的工人一起学习。
新华社记者摄

“走火”与放火
季汛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标榜自己“敢讲话”，同时又说自己说话常“走火”。
乍听起来，此人不但“敢字当头”，还颇有点“自知之明”。
其实，他的这番话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是在煽右倾翻案之风，点复辟暴乱之火，而又准备赖帐。
常言道，言为心声。
枪膛中没子弹，是绝不会“走火”的。
那末，邓小平的“火”从何而来呢？
翻翻邓小平的历史，就不难看出，此“火”由来已久。
早在中国革命从民主革命阶段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转变的时候，无产阶级革命触动了私有制，触动了邓小平所喜爱的资产阶级法权，触动了他所要维护的传统观念，触动了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他就恼火起来了。
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发展，邓小平的心头越是“火”上浇油，同坚持继续革命的工人、贫下中农的矛盾越尖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亿万革命群众起来造走资派的反，批判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他更是“火”冒三丈，同刘少奇一起疯狂镇压群众运动。
就是这样，社会主义革命每前进一步，他心头的“火”就增长一分。
虽然文化大革命的怒涛迫使他不得不把心头这股“火”强压下去，作了一个“永不翻案”的假检讨，但他资产阶级本性未改。
眼看着文化大革命节节胜利，他更是“火”燎心头。
一旦党和人民给他以改过自新、重新工作的机会，他便以为时机已到，恨不得把窝在心里多年的“火”一古脑儿全喷射出来。
邓小平怀着满肚子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邪火，时时刻刻想放出来烧社会主义，烧革命人民，他却偏偏要用所谓“走火”来骗人。
他公开扯起修正主义纲领作大旗，把攻击的矛头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对着党的基本路线，对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连珠炮似地猛轰过来，这是“走火”吗？
不！
这是在向无产阶级专政开火，是在点资本主义复辟之火。
他不仅点火，还要煽风。
他起劲地为那些对文化大革命一不满意、二要算帐的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撑腰打气，让他们“不要怕这怕那，怕东怕西”，不要怕被“第2次打倒”，要“敢讲话”，敢“复辟”。
在他的煽动下，极少数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四处刮风，八方点火，或造谣言，或写黑信，或公开散布奇谈怪论，右倾翻案风越刮越猛。
风助火势，助长了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阶级“克己复仇”的气焰。
于是，一小撮利令智昏的亡命之徒，终于迫不及待地跑出来放火了。
在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行凶作恶，打人放火。
这个火，不正是邓小平自称为“走火”的那些“火”引起的吗？
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反革命讲演、反革命传单，与邓小平自称为“走火”的那些话何其相似乃尔！
从他们打出的旗号、呼喊的口号，可以清楚地看出，邓小平的所谓“走火”就是反革命“放火”的舆论准备，而反革命分子“敢”出来“放火”，则是邓小平煽阴风点鬼火的必然结果。
从邓小平的“走火”到反革命的“放火”，恰恰说明邓小平就是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罪魁祸首。
邓小平和他所代表的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以及一切阶级敌人满以为刮起一阵西风，吹起一堆鬼火，就能使资本主义在中国死灰复燃。
无奈，“翻案不得人心”，玩火者必自焚。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革命人民奋起反击，强劲的东风一起，革命的烈火立刻扑向邓小平和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将邓小平的骗人伪装和他们这一次复辟行动化为灰烬！

喜看北大换新天
昔日资产阶级独霸的北京大学，已经旧貌变新颜。
今天的新北大，已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新型大学，逐步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这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是这场大革命给北大带来的历史性变化。
在纪念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1966年05月16日《通知》，欢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的光辉日子里，北大校园红旗漫卷，凯歌嘹亮，师生员工们回顾十年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的巨大成就，个个激情满怀，心花怒放。
（一）
昔日的旧北大，究竟是谁家的天下？
十年前奋起造了走资派反的红卫兵们，永远不能忘记文化大革命前在这所“最高学府”里发生的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政的触目惊心的历史事实。
那时候，在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党内外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把广大工农兵排斥在校门之外。
旧北大的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恶毒诬蔑工农学生“粗瓷茶碗雕不出细花”，“不是上大学的材料”。
他们采用出难题、怪题、偏题等种种恶劣手段，搞突然袭击式的考试，迫使工农学生留级、退学。
许多工农学生最后被迫离校时，怒火满腔，指着北大的校门说：
“我爱北京，但恨北大，北大不是我们工农的天下！”
工农学生前脚走，走资派便把六十多名未改造好的右派学生接回来继续上学。
旧北大究竟是谁家的天下？
历史作了最好的回答。
文化大革命前的旧北大，是资产阶级的独立王国，是封、资、修盘根错节的顽固堡垒。
十七年中，党内外资产阶级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顽固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在这里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
十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05月16日《通知》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在北大，在全国，熊熊地燃烧起来了！
旧北大这个资产阶级王朝，顷刻瓦解，一朝覆灭。
文化大革命风雷动，旌旗奋，红卫兵在同走资派的激烈搏斗中，经风雨，见世面，锻炼成长；
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开进了学校，占领教育阵地；
广大工农兵学员从祖国四面八方涌进北大，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广大教师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一些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也焕发了青春。
北大园内一片生机，北大换了新天地。
（二）
新北大向劳动人民敞开了大门，它在造就一代新人。
历史上第1次出现了这样激动人心的盛况：
成千上万的工农兵学员，扛起工人刻着“砸烂旧世界”的铁锤，带上贫下中农改天换地的铁锹，挑着井冈山人民刻着“重担在肩”的扁担，穿着延安人民赠送的草鞋，昂首阔步地跨进了社会主义的新北大。
“人民送我上大学，我上大学为人民。”
这些工农兵学员怀着对党对人民无比热爱的心情，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的斗争，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做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战士。
这些工农兵学员对复辟逆流顶得住，具有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不忘阶级斗争。
他们既有崭新的精神面貌，又有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邓小平不是在散布“大学生真正象大学生还差得很远”的无耻谰言吗？
请看，在繁花盛开的新北大，是一幅多么美丽壮观的情景？！
批林批孔运动中，一位来自农村的女学员登上政协礼堂的讲台，作批判孔孟之道的报告。
她就是哲学系二年级工农兵学员张桂福。
台下的听众是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其中有不少知名人士。
他们本来以为前来作报告的是北大的名教授，没想到走上讲台的却是一个“小辫子”。
张桂福有理有据地评论千秋功罪，批判林彪与孔孟之道，引起强烈反响。
人们议论说：
“数千年来被孔老二及其信徒骂为‘小人’的农村姑娘，今天在政协礼堂批判古‘圣贤’，用马列主义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析，这是天翻地覆的事情，我们亲身感受到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胜利。”
中文系解放军学员乔印合，毕业后回到部队。
在去年七、八、九三个月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的时候，他敏锐地觉察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看出“三项指示为纲”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他在读书笔记中写道：
“三项指示为纲就是否定党的基本路线，抽掉阶级斗争”，“无论哪个走资派要想搞复辟，绝对办不到。”
在他主办的连队墙报上，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促军事训练”的响亮口号。
当年被咒骂为“粗瓷茶碗雕不出细花”的工农兵学员，今天为革命敢攀高峰，敢攻尖端。
他们的聪明才智放出了夺目的光彩。
北大有一份对第1届到三届工农兵学员毕业实践成果的统计表，上面记载着理科学员从1973年以来，共完成六百九十一项科研课题，其中一百八十一项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一百九十六项已经或正在被生产和科研单位采用。
外语各系学员共翻译了十六种文字、三百五十万字的材料，为反帝反修斗争作出了贡献。
更为可喜的是，这些工农兵学员勇于实行两个“彻底决裂”，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拆掉几千年沿袭下来的“读书做官”的阶梯，向死死抱住资产阶级法权不放的党内走资派宣战。
今年03月，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毕业的四十六名工农兵学员，不恋城市爱农村，不恋内地爱边疆。
他们笑迎高原暴风雪，登上“世界屋脊”干革命。
（三）
新北大工农兵学员的胸怀为什么这样宽广，他们的品质为什么这样高尚，他们的智慧为什么放出光芒？
这是因为新北大党委和广大师生员工遵照毛主席关于“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的教导，奋起砸烂这块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世袭领地”，打碎这个封资修的染缸。
他们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出发进行教育革命，逐步把旧大学变成造就一代社会主义新人的革命熔炉。
两条路线带来两种结果。
北大的新旧对比如此鲜明，变化如此深刻。
邓小平叫嚷“今不如昔”，攻击文化大革命搞糟了，攻击教育发生了“危机”，让他睁开眼睛看事实！
旧北大哲学系把学生禁锢在高楼深院，封资修的毒素充斥课堂，不少青年深受其害。
文化大革命以后，新北大哲学系遵照毛主席关于“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的教导，以阶级斗争为主课，紧密结合三大革命实践组织教学。
他们引导学员走出校门，和工农兵相结合，在斗争中学习，划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他们和工农兵一起，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批判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及其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努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弄清楚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和前途，弄清楚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旧北大法律系，引导学生死背硬记法律条文，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
新北大法律系清算了刘少奇、林彪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组织师生与政法人员并肩战斗，通过社会调查，分析各种案例，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去年，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后，他们深入到北京、天津的三十多个单位，同工农群众一起进行学习和讨论，一起总结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的经验。
今年04月上旬，当一小撮阶级敌人制造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时，这个系的师生配合公安部门打击反革命，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斗争中进行学习。
旧中文系对“孔夫子为什么爱吃方块肉”可以引经据典地加以论述，而当全国展开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方向的批判时，这个系却按兵不动，袖手旁观。
今天新中文系积极地参加了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战斗。
评《水浒》，他们一马当先。
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开始后，他们结合评论《水浒》，剖析现代投降派，揭露批判邓小平搞复辟、投降的丑恶嘴脸。
文化大革命前的旧生物系，不问粮棉油，不管猪马牛，一味追求“冷门”，对现实斗争漠不关心。
如今，生物系充满了生气。
昆虫学专业的师生到河南安阳农村开门办学，在当地党委领导下，和贫下中农一起研究怎样防治当地危害很大的棉蚜虫，开展了以蚜虫养瓢虫，以瓢治蚜的工作，大搞群众运动，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旧北大把数学说成是“科学的皇后”，鼓吹“灵感创造数学”，公然申明“只有脱离实际才能发展数学”。
师生们身居高楼深院，关门教学，使一些青年陷入资产阶级的泥坑。
经过文化大革命，数力系师生与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坚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
他们到工厂、农村、矿山、部队和科研单位调查研究，与几十个生产、科研单位挂钩，把教学、生产、科研结合起来，从农田地下水预测、水坝工程计算到石油勘探、地质探矿；
从数字通讯、精密仪器、内燃机设计到化工生产自动化控制；
从工业、农业到国防建设；
从地下、海上到天空，到处都是数学科研活动的场所。
他们从事的科研项目中有十三项填补了国内空白，二十四项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三十七项成果已被工农业生产部门所采用，直接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贡献。
“学校是工厂，工厂也是学校”。
在毛主席教育思想的光辉指引下，北京大学创办了九个校办工厂，三个农村教育革命基地。
创办六年多的电子仪器厂和制药厂，是北京大学校办工厂，厂办专业，实行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新体制的先进单位。
校办电子仪器厂的师生员工们，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经过三年努力，和有关单位协作研制成功我国第1台每秒运算一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在我国首次配备了全套软件和多道管理程序。
他们还先后研制成功我国第1支1024位随机存贮器、第1支超高速的四位半加器，为我国填补了十多项科技空白，为我国电子工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中有些项目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邓小平和教育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不是在到处散布什么“教育危机”、“不学文化”、“不搞科研”、“理论不行”等种种谬论吗？
他们不是在那里大喊教育“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吗？
他们闭眼不看北大这些雄辩有力的事实，硬要把学校“扭”回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旧大学的轨道上去，把社会主义新型大学重新变成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这是广大革命人民所绝对不能答应的。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北京大学的十年是翻天覆地的十年。
十年的变化，归根结底是路线发生了变化，领导权发生了变化。
回顾文化大革命十年来的战斗历程，对比新旧北大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师生员工们说：
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开辟航道，有工人阶级做中流砥柱，任何逆风恶浪都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
他们表示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乘胜前进，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推动教育革命向新的广度和深度进军，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谱写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史上更新更美的篇章。
新华社记者（本报有删节）

李光耀总理等到达广州参观访问
新华社广州1976年05月22日电
新加坡共和国总理李光耀和夫人以及由李光耀总理率领的友好代表团，由外交部副部长仲曦东陪同，今天上午乘专机从桂林到达广州参观访问。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林李明，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广州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焦林义，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梁秀珍，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罗范群，以及一千五百名群众到机场热烈欢迎新加坡贵宾。
今天，郁郁葱葱的广州呈现着中新两国人民友好的气氛。
一幅幅欢迎标语和绚丽缤纷的彩旗，把市区的主要街道装饰一新。
白云机场上飘扬着中国和新加坡两国国旗。
李光耀总理和夫人等贵宾走下飞机同欢迎群众见面时，青少年们欢乐起舞，欢迎群众挥动花束和彩带向贵宾们表达友好情谊。
李光耀总理频频向群众招手致意。
晚上，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举行宴会，欢迎新加坡贵宾。
林李明副主任首先在宴会上祝酒。
他说，李光耀总理和夫人等贵宾来广州参观访问，我们感到十分高兴。
新加坡贵宾对我国的访问，为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做出了新的贡献。
他表示广东省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坚决支持新加坡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
李光耀总理在祝酒时说，我们在中国的两个星期过得很有收获。
我们代表团全体成员，对中国人民艰苦的劳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将带着这个伟大的经历回到新加坡。
他说，中国用自力更生的办法解决问题，将长久的留在我们记忆之中。
他祝新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进一步增强。
宴会后，贵宾们出席文艺晚会，观看了杂技音乐节目。
今天新加坡贵宾在广州参观了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陈列馆。
今天上午贵宾们离开桂林时，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刘重桂，桂林市革命委员会主任钟枫等到机场欢送。

柳州铁路局机电厂党委站在斗争前列
带头学习带头批邓
据新华社南宁1976年05月22日电
在党中央两项重要决议的鼓舞下，柳州铁路局机电厂党委带领工人和干部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掌握思想武器，掀起了批判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新高潮。
全厂呈现一派朝气蓬勃、团结战斗的革命景象。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以来，机电厂党委始终把学习革命理论放在首位，做到带头学、带头批。
厂党委六名主要领导成员学习雷锋同志刻苦学习的“钉子”精神，紧紧围绕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等问题，反复认真地学习毛主席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
通过认真学习，使党委“一班人”加深了对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重大意义的认识，提高了带头参加战斗的自觉性。
党委书记王明德第1个在全厂批判大会上带头批判邓小平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
厂党委委员、工会主任阮逸群，连续奋战三个夜晚，写出了批判文章。
党委其他领导成员，不仅带头写大批判文章，还深入车间、班组，和工人群众一起学、一起批。
毛主席指出：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走资派还在走。”
为了帮助工人和干部学习和深刻领会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厂党委领导成员先进行深入的学习，弄清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
党委书记王明德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一系列论述，回顾解放以来我们党同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修正主义路线头子所进行的斗争，清楚地认识到资产阶级确实就在共产党内。
邓小平坚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
王明德在全厂的批邓的大会上，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帮助工人和干部进一步加深了对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理解。
柳州铁路局机电厂党委注意引导广大工人和干部把斗争锋芒始终对准邓小平，集中火力深入批判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和他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党委主要领导成员除经常根据群众在学习和批判中提出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编写学习问答材料以外，还把邓小平散布的修正主义谬论集中起来分成专题，并同刘少奇、林彪、孔老二的反动谬论对照起来编成材料，给班组批判提供靶子。
最近，他们把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与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加以对照，把邓小平与纳吉加以对照，把制造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反动言行与林彪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加以对照，列出图表，供大家分析批判。
党委根据运动发展情况，还经常举办车间主任以上干部和工人理论骨干学习班，让他们先学先批，然后回到车间、班组和群众一起学习，一起批判。
厂党委由于采取上述措施，进一步调动了工人和干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了批邓斗争的深入发展。
最近，在党中央两个重要决议的鼓舞下，这个厂掀起了批邓新高潮。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使柳州铁路局机电厂广大工人和干部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大家团结一致，共同战斗，不断夺取抓革命、促生产的新胜利。
全厂在超额百分之三十完成第1季度生产任务的基础上，04月份生产又取得了新的成绩。

日本《日中文化交流》月刊发表文章
苏修的诽谤挡不住日本要求归还领土斗争
苏联搜集情报的军舰在日本近海游弋，引起日本当局警惕
新华社东京1976年05月21日电
日本《日中文化交流》月刊最近一期上发表了日本归还北方领土北海道促进会委员细井敬三的文章，要求归还北方领土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
文章说：
“北方领土——国后岛、择捉岛、色丹岛和齿舞群岛，是日本固有的领土，也是日本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文章驳斥了勃列日涅夫对日本人民要求收复北方领土的斗争所进行的无耻诽谤。
文章说，要求归还北方领土是广大日本人民群众的正义要求。
苏联却把日本民族的正义要求，硬说成是什么部分人的要求。
这是歪曲事实的胡说八道。
文章说：
“要求归还北方领土的斗争，是日本人民根据自力更生的精神自主地展开的一场斗争，同时也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
文章指出：
“苏联把北方四岛变成一个庞大的军事基地。
这个基地和其它的军事基地一起，正在加强对日本的军事威胁。”
文章说：
“日本人民在进行要求归还北方领土的斗争中，必须对苏联的霸权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坚决的、彻底的斗争。
不和苏联霸权主义斗争，就不可能取得收回北方领土斗争的胜利。”
新华社东京1976年05月22日电
据日本报纸援引日本防卫厅05月22日发表消息说，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反潜巡逻飞机21日上午十一时半在距福井县若狭湾北方大约六十公里的近海，发现一艘苏联搜集情报的军舰。
当天，这艘军舰还继续沿日本列岛西海岸南下游弋。
22日上午，这艘苏联军舰又到达离舞鹤港大约七十公里的海域。
日本海上自卫队舞鹤地方队曾派出舰艇进行监视。
据报道，这是苏联搜集情报的军舰第1次出现在若狭湾进行活动，已经引起日本方面的警惕。

第3世界国家坚持《马尼拉宣言》不断排除超级大国干扰
贸发会议朝着反对经济霸权主义方向发展
新华社内罗毕1976年05月22日电
新华社记者报道：
联合国第4届贸易和发展会议从05月05日开幕以来，广大第3世界国家加强团结，坚持《马尼拉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原则立场，不断排除超级大国的干扰和破坏，使会议朝着有利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反对经济霸权主义的方向发展。
会议一般性辩论一开始，第3世界国家便显示了团结战斗的力量。
由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代表拥有一百多个成员国的“七十七国集团”向会议提出的《马尼拉宣言》和《行动纲领》，成了大会讨论的基础。
在持续两个星期的一般性辩论中，第3世界七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先后发了言，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支持马尼拉文件，强调《马尼拉宣言》和《行动纲领》反映了第3世界国家关于破除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改善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维护国家主权等一系列正义要求和主张。
正象肯尼亚代表所说，第3世界国家代表在内罗毕聚会，是为了用一个声音，即《马尼拉宣言》的声音，来表达他们的共同立场。
阿尔及利亚代表指出，对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反抗，已经不可逆转”。
会上，第3世界国家的代表纷纷走上讲台，愤怒地控诉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剥削和掠夺，强烈谴责建筑在这种剥削和掠夺基础上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使美苏两个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又一次坐在被告席上。
第3世界国家代表指出，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为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的剥削服务的，是造成第3世界国家贫穷的根源，不根本改变这种制度，第3世界国家就不能真正取得经济上的独立。
突尼斯代表在会上明确指出，第3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障碍，“是来自外部的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新殖民主义造成的”。
墨西哥代表说，“迄今的历史证明，强国的繁荣是建筑在弱国被剥削和贫困的基础之上的。”
许多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还要求改革不合理的国际贸易关系，特别是解决关于占发展中国家出口总额四分之三左右的原料价格问题。
据会上揭露，由于原料价格不断下跌，第3世界多数国家的出口收入不断减少，国际收支逆差猛增，外债急剧上升。
许多发展中国家代表强调，这种不合理的贸易关系必须改变，发展中国家“不能永远充当初级产品生产国和廉价劳动力的来源”。
他们要求会议通过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商品综合方案，其中包括建立共同基金，实行初级产品的缓冲库存，以稳定这些产品的价格；
同时要求减轻外债负担，举行债务国和债权国的国际会议，进行讨论。
在大会辩论中，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要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必须团结起来，实行自力更生，即主要依靠本国的力量，同时加强各国之间的合作。
毛里求斯、马里、阿尔及利亚、塞内加尔、哥伦比亚、科摩罗等国的代表都强调自力更生发展本国民族经济的重要意义。
但是，和第3世界国家正义主张和合理要求成鲜明对照的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再次抛出了它们自己的所谓“方案”，企图继续顽固维护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分化第3世界，破坏内罗毕会议。
美国为了维护它的既得利益，炮制了一个所谓设立“国际资源银行”的建议，妄图以此取代第3世界国家提出的商品综合方案和其它合理主张。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则打着“支持”《马尼拉宣言》的招牌，抛出了一个实际上与《马尼拉宣言》相对抗的“具体行动纲领”。
苏联代表在兜售这个“具体行动纲领”时，一面高唱“缓和”、“裁军”等滥调，一面鼓吹“签订长期贸易和经济协定”的“好处”，妄图把苏联剥削其“经互会”“兄弟国家”的那一套经验到处推广，把第3世界国家捆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剥削体系上。
但是，两个超级大国破坏和干扰会议、诱骗第3世界国家的拙劣手法，遭到了谴责和抵制。
第3世界一些国家的代表严正指出，超级大国企图扭转会议的方向，发展中国家不要上当。
马达加斯加的代表说，“在内罗毕，某些大国为了破坏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实行，施展了种种阴谋诡计。”
印尼的代表指出，“不应因某些强国的建议，使会议的注意力从基本问题上转移开去。”
就是这样，两个超级大国的所谓“建议”遭到了第3世界国家的冷遇和唾弃，它们的阴谋没有得逞。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第2世界的发达国家表示支持第3世界国家关于破除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正义主张和合理要求。
挪威和荷兰的代表在会上宣布支持第3世界坚持的商品综合方案和共同基金的建立。
瑞典、丹麦、芬兰、加拿大、意大利等国也对第3世界关于通盘解决原料问题的方案表示支持。
这些国家采取的这种态度，使两个超级大国更加孤立，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赞扬。

精神麻痹术
何迈
鲁迅有一篇著名的杂文《春末闲谈》，向读者介绍了细腰蜂身上一根神奇的毒针，它只要对其捕获物小青虫的“运动神经球上只一螫”，青虫“便麻痹为不死不活状态”，既不死，以长久保持肉食的新鲜；
又不活，以听任细腰蜂的吞食。
鲁迅从细腰蜂这种“很残忍的凶手”谈到古今中外反动派对人民群众的种种精神麻痹术，还提到有人曾发愁道，“不知道将来的科学家，是否不至于发明一种奇妙的药品，将这注射在谁的身上，则这人即甘心永远去做服役和战争的机器了？”
诚然，一切反动统治者为了维持其吃人的筵席，使用过种种类似“奇妙的药品”的精神麻痹术来对付老百姓，结果都未奏效。
今天，这样的“药品”，苏修先生们也发明了好多种，其中的一种，名曰“军事爱国主义教育”。
据他们说，这种教育在“对青年进行日常教育的全部工作中，居于责任特别重大、特别主要的地位”。
因此，苏修“二十五大”又进一步加以鼓吹与强调，妄图以此作为麻痹人民的一种特效“药品”。
何谓“军事爱国主义”？
被苏修捧上了天的影片《这儿的朝霞是宁静的……》作了形象的回答。
影片精心塑造并狂热歌颂一个叫瓦斯可夫的“爱国主义英雄”，他为了“祖国”，“一生都在执行命令”，“就象一架庞大的精心安装的机器上的一个传动齿轮一样，自己在转动，又带动其他的齿轮转动，并不考虑机器的转动从什么开始，朝着什么方向，造成什么后果”。
瞧，在苏修眼中，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服役和战争的机器”！
不管是“什么方向”，只要是社会帝国主义头子一声令下，就转动起来，而且带动别人转动；
不管“造成什么后果”，即使是把坦克和军队开到别的国家去实行军事占领，也“执行命令”。
苏修是多么需要把老百姓麻痹成没有头脑思考的战争工具和炮灰啊！
苏修御用文人叫嚷：
“祖国不能选择——人生下来就有了祖国。”
管它是社会主义祖国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管它前进还是倒退，管它为大多数人服务还是为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服务，你一概不要过问，只要象机器上的传动齿轮那样，不停息地为它卖命就行了。
不仅自己为它卖命，还应带动别人为它卖命。
而且要用武器效劳，为它“流尽最后一滴血”。
这样，你就建立了“爱国主义的丰功伟绩”。
这就是苏修用各种形式大肆宣扬的“军事爱国主义”。
这颇象细腰蜂的毒针。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大搞“军事爱国主义教育”一旦生效，岂不是也能使苏联青年象被细腰蜂的毒针螫了一下那样不死不活的小青虫，既不怕死，又不思想。
苏修所谓的不怕死，则可为霸权主义去创造“奇迹”，去充当炮灰；
不思想，则不致反抗，可以任其驱使。
这算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的一个“发达”之处：
不是简单地用皮鞭驱使人们为其侵略扩张政策卖命，而是在“爱国主义”的招牌下，在“保卫祖国”的幌子下，向人们灌输“勇敢精神”、“战斗荣誉”、“军职至上”、“万古不变的俄罗斯精神”、沙皇军队的“战斗传统”、希特勒法西斯的“军国主义思想”和日本法西斯的“江田岛精神”，以便煽起扩张主义与霸权主义的狂热。
不过，苏修要做的实在比细腰蜂所做的难得多。
细腰蜂只要向小青虫运动神经球上一螫，便告成功。
而苏修叛徒集团无论怎样日施手段，夜费心机，也不能使苏联人民俯首听命，任其宰割。
苏修“二十五大”收场后开展各种宣传活动，叫嚷要“回击意识形态的破坏活动”，这也不打自招地供认了苏联人民的反抗情绪正在增长。
苏修叛徒集团越是欺骗、压迫人民，就越会激起人民的反抗。
正如鲁迅在《春末闲谈》中所引的老沙皇的例子：
老沙皇虽然善于玩弄几种精神麻痹术，但“还缺其一，便是：
无法禁止人们的思想”，所以最终被人民送上断头台，罗曼诺夫王朝从此“覆宗绝祀”。
新沙皇又何尝能禁止得了人民的革命思想呢！
因此，苏修“阔人的天下一时总怕难得太平的了”，而且，其下场也不会比尼古拉二世更好些！

蒙博托总统谴责外国颠覆活动
阿希乔总统强调非洲命运应由非洲人自己决定
突尼斯报纸谴责苏美加紧在非洲争夺势力范围
新华社金沙萨1976年05月21日电
扎伊尔总统蒙博托05月20日在金沙萨举行的一次群众集会上谴责“某些外国”对扎伊尔进行颠覆活动。
他说：
“这些国家的代表是搞颠覆活动的专家。”
蒙博托总统指出，这些专家们通常利用我们派往他们国家留学的学生来进行颠覆活动。
蒙博托总统接着说，这些国家驻扎伊尔使馆的文化随员和商务随员不同扎伊尔进行文化和商务方面的任何接触，而把时间用来进行间谍活动。
蒙博托总统还揭露说，几天前，一个扎伊尔人在从某个外国使馆干了肮脏的颠覆活动后，回来时被扎伊尔当局抓住。
新华社雅温得电
喀麦隆总统阿希乔05月11日强调说，“非洲的命运必须由非洲人自己来决定”。
他是在为正在喀麦隆进行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举行的招待会上讲这个话的。
阿希乔总统指出，非洲各国人民“有权控制自己的自然资源，并且有权使自己的原料和初级产品得到公平合理的价格”。
他强调非洲统一和第3世界的团结。
阿希乔总统还说，非洲在摆脱殖民主义统治后，必须投入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以使非洲得到全部解放。
新华社突尼斯1976年05月20日电
突尼斯《行动报》05月18日发表题为《非洲面临着外国的野心》的评论，谴责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非洲加紧争夺势力范围。
评论说：
“争夺各方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都毫不迟疑地在非洲国家之间以及非洲国家的内部煽风点火。”
这篇评论还揭露和谴责超级大国“以经援为名在中小国家扩大其势力的领域”。
评论说，当前，非洲国家应当在经济上联合起来，以对付外来的控制，特别是在“援助”幌子下的控制。

金日成主席盛宴欢迎布托总理
新华社平壤1976年05月22日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05月21日晚在平壤举行盛大宴会，热烈欢迎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和夫人。
金日成主席的夫人金圣爱，朝鲜领导人康良煜、朴成哲和夫人、吴振宇、林春秋、郑浚基、许锬和夫人、孔镇泰等出席了宴会。
布托总理的随行人员以及各国驻朝鲜的外交使节应邀出席了宴会。
在充满着朝鲜人民和巴基斯坦人民友好团结气氛的宴会上，金日成主席和布托总理先后发表讲话。
金日成主席说，布托总理这次访问“是对朝鲜和巴基斯坦两国人民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
他在讲话中赞扬了巴基斯坦人民在布托总理的领导下正在为建设一个自由、繁荣的新巴基斯坦而进行的斗争。
金日成主席在讲话中热烈祝贺巴基斯坦人民在维护民族主权和建设自己国家的事业中取得的各项成就。
布托总理在讲话时对朝鲜人民给予的盛情接待表示衷心感谢。
布托总理谈到巴基斯坦对外政策时说，巴基斯坦始终一贯的政策是：
在同一切国家建立关系方面，都要以主权平等为基础和反对任何霸权主义。
布托总理说：
“朝鲜的统一是全体朝鲜人民固有的不能让步的权利，这一权利必须在没有外来势力的影响下，自由地得到行使。
巴基斯坦完全赞成这一观点。”
金日成主席和布托总理的讲话博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05月21日，金日成主席和布托总理在平壤举行了会谈。

高调和事实
苏联新任驻日本大使波利扬斯基到任伊始，唱了一通高调，发了一通谬论。
话虽然不怎么新鲜，但却充分露出了苏修外交官惯有的那种盛气凌人、蛮不讲理的派头。
据日本报纸报道，这位大使18日在他到任后的首次公开讲话中，侈谈“睦邻友好是日苏关系发展的原则”，并用教训的口吻说什么，现在“有必要使日苏关系免受”一种什么“势力”的“干扰”。
人们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这番含沙射影的论调，无非是企图掩盖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日本关系中的霸权主义实质。
苏修先生高唱“睦邻友好”已有多年了。
奇怪的是，这种动听的调子唱得越频繁，苏联对日本的欺侮、干涉和威胁不但不见减少，反而越来越肆无忌惮了。
请看下面这些谁也无法推翻的事实：
苏修长期霸占着日本的北方领土，不仅不肯归还，而且在那里又是修建基地，又是扩充军港，把北太平洋的形势搞得日益紧张。
日本人民要求归还自己的固有领土，苏修就横加辱骂，给日本人民加上“复仇主义”、“挑衅者”、“没有根据的非法要求”等等“罪名”，依势压人。
难道这就叫做“睦邻友好”吗！
苏修仗恃它日益膨胀的军事力量，经常出动飞机、军舰，在日本附近的海上、空中横冲直撞，甚至侵犯日本的领空，威胁日本的安全。
这能叫做“睦邻友好”吗！
苏修借“经济文化交流”之名，在日本国内大搞间谍和渗透活动。
就在几天之前，一名以“记者”身份作掩护的苏联间谍被日本安全机关当场拿获。
这也算是“睦邻友好”吗！
苏修充当海上渔霸，不仅不断扣留日本渔船和日本渔民，而且派出大批船队到日本近海掠夺海洋资源，破坏日本人民正常的渔业生产。
这能叫做“睦邻友好”吗！
面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欺侮、压迫和威胁，日本人民要求归还北方四岛、反对苏修霸权主义的斗争浪潮日益高涨。
当前日苏关系中存在着的令人“遗憾”的问题及其症结，无一不是苏修霸权主义政策和行动所造成的。
然而苏联大使先生却大放厥词，妄图转移人们的视线，把事情说成好象是别的什么人，而不正是苏修自己把苏日“关系搞得复杂化”了。
这只能是欲盖弥彰。
苏修先生们既然对日本搞霸权主义，又想用“睦邻友好”之类的词句来掩盖现实，以颠倒是非的手法来推卸自己的罪责，这是绝对办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