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广泛进行教育革命实践
北京大学面貌发生深刻变化
一、工人阶级对学校的领导在斗争中不断巩固和加强；
二、工农兵学员沿着又红又专的方向健康成长；
三、教师队伍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取得可喜进步；
四、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学科领域取得显著成果；
五、教育与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紧密结合，直接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贡献；
六、初步建立起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的新体制。
新华社1975年12月07日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以来，北京大学广大师生员工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批判刘少奇、林彪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及其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批判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潮，广泛进行教育革命实践，大力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新生事物蓬勃生长，学校面貌发生了深刻的革命变化。
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集中到一点就是：
学校正在逐步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一、工人阶级对学校的领导在斗争中不断巩固和加强。
旧北大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封、资、修的势力盘根错节；
现在，工人阶级占领了这块阵地，党的领导不断加强，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无产阶级的重大变化。
1968年工人阶级开进学校，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北大新党委成立后，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进一步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否正确，领导权掌握在那个阶级手中，决定了一个学校的阶级性质。
正是由于工人阶级掌握了领导权，才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学校的性质，引起了学校面貌的深刻变化。
二、工农兵学员沿着又红又专的方向健康成长。
旧北大排斥打击工农学生，用封、资、修思想毒害青年；
现在，北京大学向工农兵开门，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他们坚持《七·二一指示》道路，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选拔学生，几年来招收普通班学员九千五百多名，现在已有三千名毕业，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积极发挥战斗作用。
还培养进修班学员一千一百多名，短训班学员七万多名，帮助工厂、农村举办了二十八所七·二一工人大学和五·七大学，在河北等省市举办了函授教育。
工农兵学员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他们来自工农兵，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和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
他们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又红又专的方向，在德、智、体诸方面全面发展；
他们不仅上大学，而且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不仅受教育，而且在学习期间就积极参加现实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直接作出贡献。
广大工农兵学员在政治上比较敏锐，敢于斗争；
在作风上艰苦朴素，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的侵蚀；
在思想上努力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不断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来自工农，不忘工农。
中文系学员高红十是来自延安地区的北京知识青年，在学习期间，继续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满怀激情地和同学一起创作了深受广大青年欢迎的长诗《理想之歌》，编演了小歌剧《朝阳路上》。
她说：
“《理想之歌》不能光写在纸上，《朝阳路上》不能只演在舞台上，更重要的是要落实在自己的行动上。”
毕业时，她三次写申请书，坚决要求回到延安地区当农民，誓做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
这同旧大学培养学生追名逐利，爬精神贵族的宝塔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业务学习方面，工农兵学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实践的基础上着重向理论方面发展，有较高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许多一、二年级学员就参加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基本理论研究和全国重点建设项目的设计工作，和教师一起编写教材，办短训班，担任外事翻译等。
电子仪器厂半导体专业七二级学员结合教学和生产研制具有先进水平的超高速电路，奋战十个月就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物理系激光专业七三级学员在二年级就和教师一起研制成功了三种新型激光器，能在室温下连续发光，他们的学术报告在全国专业会议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工农兵学员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于攀登科学高峰，学习期间就有创见。
地球物理系学员在太阳质子流强度的测定方法上，电子仪器厂学员在电子计算机磁芯存贮器“下雨”周期的计算方法上，都提出了新的见解。
毕业实践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工农兵学员的学习成绩。
在这几年的毕业实践中，文科学员共编写出五十五本书，在报刊上发表了七百多篇文章；
理科学员共完成三百九十三项科研课题，其中七十九项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一百零一项已经和正在被生产和科研单位采用。
外语各系学员共翻译了十六种文字、二百五十万字的材料。
工农兵学员以自己所取得的这些丰硕成果，有力地驳斥了那些所谓“教学质量今不如昔”的谬论。
三、教师队伍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取得了可喜进步。
北京大学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吸收工农兵参加教学活动，从校内工人和工厂、农村、部队聘请兼职教师，从历届工农兵学员中选留毕业生充实教师和干部队伍，更大量的是通过开门办学、半工半读，请大批工农兵群众以及与工农兵结合较好的革命技术人员讲课、辅导、编写教材。
原有教师在正确路线领导下，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两千多名教师，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已劳动锻炼一年以上。
不少教师经常和学员一起到工厂、农村、部队开门办学，虚心向工农兵学习，努力改造世界观，不断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数力系一位教授，过去认为自己研究的是抽象学科，在我国三大革命运动中很难应用得上，只能在海外找到“知音”。
文化大革命后，他提高了路线觉悟，虽然眼睛高度近视，又患有老年白内障，还动过直肠癌手术，但经常到工厂向工人学习，调查研究，把数学理论应用到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中去。
他积极发挥自己的专长，和其他师生一起解决了有关部门提出的一项比较复杂的计算课题，计算效率比原来提高了一千四百多倍；
最近又带工农兵学员进行毕业实践，解决了两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数学理论问题，有关部门给予高度评价。
他深刻地体会到，三大革命实践才是科学技术的源泉，工农兵群众才是自己真正的知音。
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及几年的教育革命实践，教师中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而且有不少教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四、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学科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
旧北大学科领域基本上被孔孟之道和唯心论、形而上学的思想所统治，教学内容厚古薄今，崇洋非中，陈腐落后，充满了封、资、修的毒素。
现在，北京大学广大师生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与工农兵结合，深入开展学科领域里的革命大批判，努力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各个学科领域，教学内容有了很大变化。
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坚持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有力地推动了学科改造。
特别是在史的方面，变化更为明显。
旧史学宣扬“英雄史观”，现在肯定劳动人民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过去是尊儒反法，现在努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正确评价法家，深入批判儒家；
过去厚古薄今，现在贯彻古为今用的方针，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斗争服务。
在自然科学方面，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教学和科学研究。
翻译了马克思《数学手稿》，举办了《自然辩证法》学习班，对在科学领域中批判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用马克思主义占领阵地，起到了推动作用。
理科师生还研究儒法斗争与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评注了法家关于自然科学的部分论著，并积极吸收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新成果，改革和充实教学内容。
几年来，全校共编写了六百多种新教材。
五、教育与三大革命实践紧密结合，直接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
旧北大脱离沸腾的社会生活。
现在，学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
几年来，北京大学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积极发挥无产阶级舆论阵地的作用，广大师生走出去，请进来，配合政治运动，为工农兵举办了两千多期学习班，并奔赴工厂、农村、部队、商店、街道进行宣讲和学习辅导，仅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就向近百万人作了宣讲。
开展评论《水浒》以来，仅中文系就向三百多个单位十六万多人作了宣讲。
文科师生和工农兵相结合，编写各种书籍近三百本，在报刊上发表大批判文章一千多篇。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写了一批质量较高的理论文章，在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理科师生努力为增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贡献力量。
云南昭通地区、辽宁营口地区发生地震后，地球物理系和地质地理系师生立即奔赴灾区，奋不顾身地投入抗震救灾斗争。
为了加速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参加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的地热小分队师生在高山缺氧、气候恶劣等困难条件下，踏遍半个西藏，行程一万八千多公里，找到了丰富的地热资源。
数力系应用数学水文地质实践队的师生，在河北省实地调查了大量水井的水文资料，进行了科学计算，为解决华北地区的农业用水问题作出了贡献。
制药厂师生和工人奋战几个月，研制成功了医治小儿痉挛的特效药硝基安定。
这几年，在水利建设工地，夺钢会战的炉前，井架林立的油田，农业学大寨的丰产田，都有北京大学的师生在战斗。
为了适应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他们还举办了普及科学技术的各种短训班七十多期，培养技术骨干六千多人，深受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欢迎。
现在，学校与社会的关系日益密切，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六、初步建立起了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的新体制。
为了贯彻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把转变学员思想放在首位，北京大学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办起了九个工厂、二十七个车间和三个农场，学生实行半工半读、勤工俭学。
他们结合教学和科学研究，研制和生产了七十多种产品，有二十多种填补了国家空白。
这几年，理科各系进行了近千项科学研究，已经完成和取得较大进展的有七百多项，其中填补了国家空白的有一百六十多项，已在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中应用的有三百多项。
与有关单位协作，研制成功了铷原子钟，并已成批生产。
基础理论研究在二十多个方面进行了理论和实验工作。
文化大革命前，旧北大由于“三脱离”，一台每秒一万次的电子计算机搞了八年也没有搞成。
而新北大，实行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师生、工人和兄弟单位协作，只用三年时间就研制成功了我国第1台每秒百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
最近，他们又进一步研制成功了具有先进水平的电子计算机随机存贮器，为我国电子工业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北京大学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几年内发生这样深刻的革命变化，从根本上说来，就是因为他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停顿地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努力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实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目前，北京大学教育革命搞得生气勃勃，广大师生正在继续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革命精神，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精神，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坚持教育革命的正确方向，加快教育革命的步伐，大胆实践，不断总结经验，为彻底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建立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而努力奋斗。

多快好省地为农业学大寨培养各种人材
安徽各县积极创办五·七大学
据新华社合肥1975年12月06日电
安徽省各县积极创办五·七大学。
到目前为止，全省共办有五·七大学四十九所，已经多快好省地为农业学大寨培养出各种急需人材三万多人。
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后，安徽省各地掀起了一个学大寨、赶昔阳的群众运动。
随着农村的革命和生产形势的发展，各方面急需培养人材。
中共宿县县委经过调查，要为全县五千六百多个生产队配齐农技、农机、园林、畜牧兽医、赤脚医生等专业人材，就需要近四万人。
广大农村干部和贫下中农纷纷向县委提出要求创办五·七大学。
全省县办五·七大学象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
这些五·七大学一开办便纳入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
在地委、县委直接领导下，成立有农、林、卫生、机械、教育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领导小组，共同研究解决办学中的各种问题。
学员由贫下中农推荐，经公社党委审查和县委批准入学，结业后仍回到社队去。
各校一般设有农业技术、农业机械、赤脚医生、农村电工、畜牧兽医、财会、林业、师资等专业。
学员学什么专业由推荐的社队根据自己的需要确定。
急需的专业先办，急用的技术先学。
学制长短结合，以短为主，根据所学内容的需要而定。
社队个别急需的可以派人来随到随学，学会就走，再学再来。
课程设有政治课、专业课、劳动课，学制在一年以上的还要学些文化课、体育课。
教师队伍中，少数专职，多数兼职。
为了培养学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五·七大学把参加劳动、勤俭建校，作为师生学大寨的基础课。
各校根据不同专业的需要，与附近工厂、社队、医院、农科所、农机站等建立固定挂钩关系，并逐步创建校办工厂、农场等，形成了校内外教学、科学研究和生产劳动“三结合”的基地，把教学过程与农业学大寨运动紧密地结合了起来。

学习大寨根本经验　加快农业发展速度
烟台地区粮食亩产过“长江”
成为北方第1个跨“长江”的地区，林牧副渔也有很大发展
据新华社济南1975年12月07日电
山东省烟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树雄心，立壮志，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战胜自然灾害，夺得了农业全面丰收。
今年全地区一千多万亩粮田，平均亩产达到八百斤，成为我国北方第1个粮食平均亩产跨过“长江”的地区；
林、牧、副、渔各业也都有很大发展。
全区已向国家交售公购粮十五亿斤，花生米三亿多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地处胶东半岛的烟台地区，是山东省重要的粮食产区之一。
但是，过去这里农业发展缓慢，从1949年到1963年，全区粮食总产量只增加了十三亿六千万斤，平均每年递增不到一亿斤。
自从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以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烟台地区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带领干部群众艰苦奋战，使全区农业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从1964年到1970年，全区粮食总产量增加了九亿五千万斤，平均每年递增一亿五千多万斤；
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后的四年间，全区粮食总产量增加了二十亿零四千万斤，平均每年递增五亿一千万斤。
今年，这个地区的广大干部和社员，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大寨、赶昔阳的劲头更大，全区农业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今年粮食总产量比去年增加了十一亿斤。
一年增产的粮食比1970年以前六年增产的总和还要多。
烟台地区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不断批判安于现状、固步自封的思想和懦夫懒汉世界观，使各级领导班子树立起大干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敢下决心，敢打硬仗，不失时机地带领群众朝着更高的目标前进。
这个地区1971年粮食平均亩产上了《纲要》，此后三年，每年平均亩产以五十多斤的幅度递增，1974年全区平均亩产上升到六百七十四斤。
按照这样的速度，全区粮食亩产过“长江”至少还得三年。
地委认真学习了大寨、昔阳的经验，分析了本地区主客观条件，1974年秋天向全区广大干部群众提出加快农业发展速度，力争1975年实现粮食亩产过“长江”的要求。
这个计划有没有可能实现？
当时有人持怀疑态度。
通过广泛深入地讨论、分析，批判了因循保守的思想和懦夫懒汉世界观，思想统一了，行动一致了，一场气势磅礴的粮食“渡江战役”在胶东半岛打响了。
烟台地区的实践说明，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必须紧紧抓住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端正发展农业的方向道路。
近年来，烟台地区各级党委集中力量解决农业的方向道路问题。
他们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根据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新特点，围绕着经营管理、生产方针、种植计划、产品销售、收入分配等方面的问题，组织群众学习革命理论，联系实际，开展革命大批判，刹住资本主义歪风，端正社会主义方向，推动先进单位更加先进，后进单位迅速改变了面貌。
烟台地委的同志说：
坐等条件全部具备再去“加快速度”，条件永远不会成熟；
自己动手，创造条件，能坚持继续革命，学大寨才能学出新水平。
他们把广大群众在大批资本主义中激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效地组织到大干社会主义农业上来。
全区县、社、队成立了近四十万人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专业队。
这些专业队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因地制宜，全面规划，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
农田水利建设规模之大，数量之多，胜过以往任何一年。
许多阻碍农作物大幅度增产的不利条件，正在迅速得到改变。
烟台地委在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始终把县委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当作一件大事来抓。
一年来，他们通过举办学习班、读书班和开门整风等形式，组织县委领导干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提高了继续革命的觉悟。
许多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联系群众，经常活跃在农村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第1线，带领广大群众不断夺取新胜利。
（附图片）
这是被人们称为建设社会主义铁柱子的烟台地区黄县县委副书记、下丁家大队党总支书记王永幸（右二），在同干部社员一起学习理论，批判修正主义。
　新华社记者 摄

毛主席语录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教育要革命

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中共江西省星子县委书记　史松明
我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八路军的，那时才十几岁。
在部队这个革命大熔炉里，经过党和毛主席多年的培养和教育，各方面的进步都比较快。
当时，虽然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是，由于心里想的是整个民族的解放事业，想的是要推翻“三座大山”，所以，打起仗来不怕流血，不怕牺牲；
平时执行任务也有一股子虎劲。
解放后，转业到地方工作，开初一段时间，还能保持部队工作时期那样一种作风。
可是，随着生活条件的好转，环境、地位的变化，对作风方面的问题慢慢地就注意得比较少了。
自己还认为，只要能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作风方面马虎一点问题不大。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就逐渐地减少了。
结果，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上，出了一些问题。
1969年，我刚来星子县工作不久，永红公社干部和群众就向县委提出要修建寺下湖圩堤的建议。
当时，我没有真正深入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只听到少数人反映，说这里是鄱阳湖的一个大风口，风大浪急，工程土方任务大，文化大革命前曾修过一次，后来被洪水冲决了。
听了这些情况，我想，一个公社想修建这么大的圩堤是很难办到的，就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
结果，第2年洪水泛滥，寺下湖一带严重受灾。
这时，群众再次向县委提出修建寺下湖圩堤的迫切要求。
我接受以往的经验教训，这一次，走出办公室，深入实地调查研究，和公社干部一起，走访了受灾的村村队队，强烈地激发了我的阶级感情。
也使我深深感到，由于自己的作风不深入，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损失。
在同群众座谈中，许多贫下中农表达了治理寺下湖的坚强决心，提出了很多克服困难的好措施，使我增强了治理寺下湖的信心。
这次实地调查回来后，我又建议其他常委也去进行实地调查，最后在常委会上一致通过了修筑寺下湖圩堤的决定。
由于这个决定符合群众的要求和实际情况，只用一个冬春，一条七十万土石方的大坝就建成了，促进了农业丰收。
这一事实进一步教育我，不同的作风会带来不同的结果。
过去我曾认为，改进作风嘛，无非就是多深入群众，多吃点苦，不要摆架子。
结果呢，工作往往没有多大起色。
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使我认识到，作为一个县委领导干部，不但要勤于动手，勤于动腿，更要勤于动脑。
只有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善于运用革命理论来指导斗争实践，才能自觉地反修防修，领导好农业学大寨运动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今年04月，我到隘口公社红旗大队和蓼花公社翻身大队搞调查研究。
这两个大队过去我都蹲过点。
以往只看到这两个大队的生产搞得不差。
这次我用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重要指示作指导，重新进行调查研究，发现红旗大队在方向道路上存在问题。
这个大队不注意壮大集体经济，特别是“吃光分净”的资本主义思想没有很好地批判，助长了个别社员的小生产思想。
而翻身大队则不同，随着生产的逐年发展，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大队、生产队的固定资产年年大幅度增加。
因此，近两年农业机械化大大发展，充分显示出集体经济的优越性。
翻身大队集体经济为什么逐步发展壮大呢？
就是因为这个大队有一个路线觉悟比较高的领导班子，他们不断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从而坚持了集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
我根据这两个大队的情况，写了一个调查报告，县委批转全县，帮助各级领导同志提高批判资本主义的自觉性，进一步端正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方向。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我认识到，作风和路线是密切相关的。
只有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领导干部要保持和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就要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侵蚀，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
特别是我们这些从战争年代过来的老同志，要正确对待组织上和同志们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不断激励自己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决不能借各种理由来原谅自己。
如果被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迷了心窍，满脑子“资格”、“功劳”、“权力”，只想着工作轻松点，日子过得舒服一点，就必然会丢掉我党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是值得重视的。
近两年来，我由于年纪大了，身体差了，又患有疾病，有的同志关心地劝我少下乡，适当休息。
当时我心里也想，这几年，自己同县委其他同志一起跋山涉水，深入基层，带领群众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变了全县生产发展缓慢的状况，一跃成为江西省农业战线上的一个先进单位。
再说，自己革命几十年了，现在年纪大身体差，工作上少操劳一点也说得过去。
产生了这种念头，工作劲头就不如原先那么大了，作风也不如以前那样艰苦深入了。
后来，我回顾战争年代，那时，那里想过个人呢？
为什么现在反而倒注意起自己来了呢？
越想越觉得不愿再做艰苦工作的思想不对头，如果这样发展下去，怎么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呢？
认识提高了，革命精神振奋起来了，对疾病的态度也就不同了。
我常常想：
年纪大了，越要加倍努力工作，争取多为党作些贡献。
一年来，我坚持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较好地取得了指导革命和生产的主动权。

大批青年干部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茁壮成长。
这是中共湖北襄樊市委常委、青年干部焦海英在电视机厂蹲点，同车间干部研究解决问题。
新华社记者 摄

新老书记心贴心
广西天等县向都公社党委书记黄利民是壮族老干部，副书记韦祥辉是瑶族新干部。
他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前进。
人们称赞道：
“壮瑶干部团结紧，新老书记心贴心。”
一天，黄利民下乡回来，看到了韦祥辉在乐龙大队蹲点的一份汇报材料。
韦祥辉到乐龙大队蹲点的时间不很长，却把乐龙大队的阶级斗争的情况调查得十分清楚，黄利民暗暗地为小韦的成长感到高兴。
但也看到材料上有些提法不太妥当，有可能出现违背党的政策的苗头，黄利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老干部，有责任帮助小韦。
黄利民翻山过坳，步行了二十多里路，赶到了乐龙大队，和小韦促膝谈心。
小韦谈到，乐龙大队有些社员开私荒，资本主义倾向比较严重，打算抓个典型，在社员大会上狠狠地批一批。
黄利民想，批判资本主义是应该的，但要注意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他便和小韦一起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劳动人民中的缺点或者错误，是能够经过适当的政治工作使他们加以克服或者改正的”的教导，同时，黄利民还谈了自己在这方面的一些经验教训。
前几年，少数社员上山开荒种竹子，他没有着重进行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却简单地命令把竹子全部收归集体，规定不准再种，结果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谈到这里，黄利民深有体会地说：
“改造小生产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要注意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广大群众是有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只要我们正确引导，做好少数后进社员的转化工作，大家心齐了，就会一起奔社会主义呀！”
老书记的耐心帮助，使小韦很受教育。
他俩在灯下一起研究了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从此以后，韦祥辉帮助各生产队办好政治夜校，组织干部、群众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狠批刘少奇、林彪一伙鼓吹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帮助社员群众努力提高思想觉悟。
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煽动开私荒、搞资本主义活动的阶级敌人，发动群众进行批判斗争；
对一些资本主义思想比较严重的富裕农民，坚持做过细的思想工作。
通过教育，原来私开荒地的社员自觉地把这些土地交给了集体。
山龙渠道是若兰水库的一个配套工程，前后搞了几年，农田仍不能受益，群众对此有不少议论。
在一次党委会上，韦祥辉就这个问题放了一炮。
他说：
“贫下中农批评我们：
‘领导口头说大干，自己怕流汗’。
这个批评的确是好，领导只说不干就没有说服力。
领导要敢下海，群众就敢擒龙。”
韦祥辉这几句话，使公社党委领导成员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
黄利民看到，青年干部有许多优点值得老干部学习，他感慨地说：
“小韦打中了我们的要害，领导的决心不能只下在口头上，还要下在行动上。”
会上，黄利民和韦祥辉自告奋勇上工地，和群众一起干。
第2天，他们背上行李，顶风冒雨来到了工地。
公社党委新老书记带头上阵，许多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也亲自带领民兵来到工地。
工地上人数由二百多增加到八百多。
老黄和小韦不仅和群众一样劳动，还注意调查研究，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第1线。
他俩在工地办起了政治夜校，组织大家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批判刘少奇“工分挂帅”、“物质刺激”等黑货，扩大共产主义思想宣传，调动了大家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干部、社员齐心奋战，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提前完成了修筑山龙渠道的任务。
本报通讯员

积极培养和选拔青年干部
中共江苏省东台县委员会
培养选拔青年干部，是我们党的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
只有不断地积极地培养青年干部，才能使我们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才能为各级领导班子实行老、中、青三结合创造条件。
基于这个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认真抓培养选拔青年干部的工作，要求各级党组织制订培养规划，落实到人，以老带新。
一边培养，一边注意选拔。
现在，担任县委副书记、常委和县革委会组、局长级的青年干部占百分之十二；
担任公社党委正副书记、正副主任的青年干部占百分之二十七；
担任大队正副书记的青年干部三百三十人。
在这些青年干部中，女青年干部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七。
这批新生力量选拔上来后，给各级领导班子增添了新鲜血液。
他们虚心学习老干部的长处，严格要求自己，敢闯敢斗，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统一认识　全党动手
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
我们对于这个极其重大的问题的认识是逐步提高的，培养和选拔青年干部过程中的斗争也是十分激烈的。
有的对青年干部不放心，说他们“年纪轻，没经验”；
有的不放手，认为“选拔革命接班人是件大事，要慢慢来”；
有的领导同志怕选不准，出了问题自己要负责任；
也有少数老干部怕“教出徒弟，挤掉师傅”，等等。
当提到具体对象时，往往是过高要求，多方挑剔，迟迟不能落实。
县委认为，这些思想不解决，青年干部就选拔不上来。
为了统一认识，我们组织各级领导班子和广大干部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指示，充分认识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
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各级党委把培养选拔新生力量的工作提到党委的议事日程上，经常讨论，定期检查。
县委负责同志带头考察和选拔干部，并以身作则做好传、帮、带。
明确标准　积极培养
在培养选拔青年干部的过程中，我们坚决贯彻执行了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
具体执行时，我们掌握如下几点：
一是看本质。
着重从工人、贫下中农中选拔优秀分子，既看成分，又要看表现，重在表现。
二是看主流。
对于要选拔的青年干部的表现，不但要看一时一事，而且要看他们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
经过一定时间的锻炼和考验，把表现确实好的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青年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以后，党组织要继续做好培养和教育的工作。
我们的做法：
一是分期举办学习班，让他们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弄清楚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提高他们抓大事抓路线的自觉性。
二是坚持能上能下，放到基层去培养锻炼。
有一段时间，我们对他们只注意了使用，忽视了培养，以致形成有的同志蹲在上面多，开会多，参加劳动少，实际工作少，联系群众少。
县委看到了这种情况，便决定把选拔到公社担任副书记、副主任的三十八名青年干部全部放到大队去兼职，坚持做到三不脱离。
三是坚持以老带新，让青年干部挑重担子。
顾德林、徐美芳、卢石根三个青年干部担任城东公社副书记和副主任以后，公社党委把他们放到环境比较艰苦、斗争比较激烈的地方去工作，每人分工抓一个片（三、四个大队），每片再配一个老干部传、帮、带；
同时每人又分管一条战线，每条战线又有老干部当参谋。
新老干部配合得好，新干部成长得就快。
今年10月，徐美芳同志担任了公社党委书记。

谈谈老干部对我的支持和帮助
上海市黄浦区第二饮食公司党委书记　吴文珍
去年年底，区公司党委改选后，组织上决定让我担任党委书记。
当时我的心情很不平静，虽然认识到这是阶级的委托，群众的信任，是革命工作的需要，我不应该辜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一定要接好革命班，但心里一直是紧张的。
掂掂这副担子的分量，我一连好几个夜晚睡不好觉。
党委的几位老干部看出了我的心思，他们满腔热情地鼓励我，积极主动地支持和帮助我，并没有因为我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而卸掉传、帮、带的责任。
原党委主要负责人、现党委副书记周三金同志对我说：
“小吴，你担任‘班长’，是革命的需要，不要有顾虑，应该大胆地工作，我一定当好你的参谋，支持你做好工作。”
其他一些老干部也说：
“你大胆工作吧，我们坚决支持你。”
他们的实际行动正是这样。
新党委成立不久，很多具体问题要处理，这个问题要我表个态，那个问题要我讲句话，结果我被一个个具体问题缠住了，整天埋在事务堆里，很少考虑全盘工作。
这时，周三金同志就主动和我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大权独揽，小权分散。
党委决定，各方去办”的教导，并热情地向我指出：
党委的工作千头万绪，最根本的是要抓大事、抓路线、抓方向，各项具体工作，应该充分发挥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和各个职能部门的作用，让大家去干。
于是，我下决心摆脱日常事务，多考虑些全局工作，腾出手来抓大事。
在一次党委会上，经过大家的充分讨论，我认识到，党委要做到抓大事，抓路线，首先要抓好领导班子成员的理论学习。
如果干部自身的学习抓不好，思想政治路线搞不端正，就不能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
为此，我们进一步健全了党委会的学习制度，还发动党委中心学习组成员参加各基层中心学习组对口检查活动，向基层干部和群众学习，从中找差距，使干部学习的自觉性大大提高。
为了实现机关革命化，我们实行公司干部轮流下基层蹲点劳动、调查研究的制度。
党委的多数成员，都带头下去了，面上的工作由我负责抓。
这样，有段时间我下基层比较少了。
基层的干部和群众批评我：
“现在小吴地位变了，下基层少了，心和群众离远了。”
我感到很委屈。
周三金同志在基层蹲点，知道这一情况后，就立即来找我谈心。
他还回顾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的教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脱离群众，脱离劳动。
他说，基层的干部和群众对公司党委干部是否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参加劳动，心里都有一本帐，群众的批评是对我们的监督和促进，是群众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
我们要永远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工作再忙，深入基层不能忘；
事情再多，联系群众不能少。
老周的这一番话，使我深受教育。
以后，在党委其他同志的帮助和支持下，我合理安排了学习和工作，如：
把在上面听汇报变成到下面摸情况，能不开的会尽量不开，能合并开的会尽量合并召开，能安排到基层开的会就不安排到公司开，同时尽量提高会议质量，缩短会议时间，这样就使我挤出了更多时间深入到基层。
到基层以后，我主动找一些新、老干部和群众谈心，征求他们对党委工作的意见，发现问题和困难，及时帮助解决。
一次，我到了浦东地区的基层店，那里的干部和群众热忱地希望我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群众的意见，使我深深感到：
自己虽然来自基层，来自群众，但如果总是浮在上面，不深入基层，逐渐就会听不到群众的声音，就会使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在自己头脑中滋长起来，思想感情发生变化。
后来，我尽量利用休息时间进行串门访问，同群众多接触，把自己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中。
在党组织和老干部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下，我为党做了一点应做的工作，但离党的要求、群众的期望，还相差很远。
我决心今后更认真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谦虚谨慎，努力工作，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教育我继续革命
广西南宁机械厂党委书记　王希勤
全国解放前夕，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7届中央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1步。”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新学习毛主席的这个教导，感到特别亲切。
我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现在年过半百了。
回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的教育，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我深深感到，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继续保持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必须摆正个人与革命的关系，胸怀革命大目标，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历史上的一切剥削阶级都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
他们一旦推翻了另一个统治集团，登上统治者的宝座，总是追逐个人利益，无比贪婪地大捞一把，重新骑在广大劳动人民头上。
与一切剥削阶级相反，无产阶级革命不是谋取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解放前我给地主放过牛，要过饭，是一个穷苦的孩子。
是毛主席、共产党把我从苦海里救了出来，参加了革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在革命战争时期，尽管斗争残酷，生活艰苦，在党的哺育下，大家艰苦奋斗，一心想的是求天下受苦人都解放，很少考虑个人得失。
随着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我们这些人也走上了领导岗位，条件比过去大大不同了。
在胜利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严格要求自己，就会骄傲起来，以功臣自居，就会停顿起来不求进步，就会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这就处理不好个人与革命的关系，甚至会把自己变成商品，当成向党讨价还价的资本。
重新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深深体会到，我们个人的解放和全阶级、全人类的解放是紧密相连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因此，共产党员应该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安排，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还体会到，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就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1步。”
毛主席的教导，不就是要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吗？
我们过去进行革命战争，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不是革命的完结，而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1步。
今后这“万里”，还要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现共产主义。
后者的道路更长，革命更伟大，斗争更艰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深深认识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万里”，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
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仍将长期存在，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
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万里”与“一步”的关系，就要认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反修防修的重要性和长期性。
只有这样，才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达到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
有了这个认识，我们的革命热情就会更高，我们的革命干劲就会更大。
我身体不好，动过大手术，患过结核性脑膜炎，留有严重的后遗症。
疾病给我的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
我经常用焦裕禄、杨水才的事迹激励自己，努力为党多做工作。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还必须摆正自己和群众的关系。
毛主席教导我们：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
这就是说，从政治立场到思想感情，从工作态度到生活作风，都应该和群众紧密相联系。
我们这些从革命战争时期过来的干部，往往因为过去负过伤，流过血，立过功，现在年纪大，有经验，容易高高在上，轻视群众，脱离群众，对群众的批评听不进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们认识到要正确对待群众。
看过去革命战争的胜利，要想到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想到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想到广大群众。
看今天社会主义的胜利，要想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指引，想到广大革命群众的努力。
群众有批评，要多想想自己的缺点、弱点和错误，要听取群众的正确批评，保护群众的积极性。
我感到，正确对待群众这个问题，不大容易解决得好，要不断注意解决这个问题。
有一段时间，工人同志说我象个“参观书记”。
开始我想不通，自己每天忙忙碌碌、辛辛苦苦，怎么象个“参观书记”呢？
毛主席说：
“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这样我们就能无敌于天下。”
学习了毛主席的这段教导，使我认识到，既然我们是代表群众的，就应该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
于是，我写了一张欢迎批评的大字报，同时，又深入到群众中去，征求群众的意见。
经过群众的帮助，我认识到有一段时间，由于我们厂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上级表扬多了，报上报道多了，外单位来参观的人也多了，自己整天忙于作报告，接待参观，因而接近群众少了，参加劳动少了。
于是，一些工人同志就很自然地说我象个“参观书记”了。
吸取这个教训，党委决定每年搞一、两次开门整风。
工作有成绩，上级表扬多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发动群众给我们提意见，找差距。
这样，我们不但在群众中吸取了政治营养，而且取得了战胜困难的智慧和力量。
有一年，我们厂由于生产的发展，急需六十台设备。
广大工人和干部主张自力更生，力争在一百天内造出这些设备。
在党委会上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的同志左算右算，觉得无法办到，我心里也没有底。
我们到群众中去，发动群众讨论。
工人提出了许多办法和措施。
群众的智慧和干劲教育了我们，增强了我们的决心和信心。
我们同群众一起苦干加巧干，提前完成了任务。
毛主席说：
“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毛主席的这段指示，体现了无产阶级干群之间的新型关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我们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把自己置于群众之中，自觉地接受群众的监督，带领群众为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必须努力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努力搞清楚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不是凭空产生的，只能来源于在革命斗争中刻苦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在革命战争时期，不管斗争多么残酷，我们英勇奋战，不怕牺牲；
不管条件多么艰苦，我们以苦为乐，以苦为荣。
这股革命精神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是因为在那艰苦斗争的环境里，党和毛主席经常用马克思主义教育我们。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我们更要学好革命理论，才能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
我还觉得，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不但是长期的、艰巨的，而且是曲折的、复杂的。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路线，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
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很难分清楚的。
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努力搞清楚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今年上半年，我们厂生产一度上不去。
是什么原因呢？
工人群众批评我们说：
“你们的眼睛只盯在生产上，不抓阶级斗争这个纲。”
群众一针见血的批评，击中了要害。
我们认真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重温了党的基本路线，从路线上查原因，发现生产上不去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前段时间就生产抓生产，就管理抓管理，放松了抓阶级斗争，一小撮阶级敌人钻了我们的空子。
通过学习，党委一班人提高了觉悟，发动群众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批判资本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揪出了坏人，教育了群众，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超额完成了第3季度生产计划，与去年同期相比，柴油机产量增长百分之六十四点五。
实践使我认识到，一个领导干部，不但要有革命的干劲，还要掌握革命的理论，才能正确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谈谈批林批孔运动对我的教育
冯友兰
1973年秋天，群众性的批林批孔运动展开了。
开始的时候，我的心情很紧张。
我想：
糟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一向是尊孔的。
现在要批林批孔，我又成了批判的对象了。
后来又想，这个思想不对。
这个思想还是从我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旧立场出发的。
我过去尊孔，那是因为我过去的立场反动，路线错误。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已有所认识。
尊孔问题，我也初步地作了自我批判。
现在应该在已经作的批判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批孔，批我过去的尊孔思想。
我要同革命群众一起，批林批孔。
学校的领导上知道我的这个思想，就鼓励我在哲学系的全体师生大会上，讲讲我现在对于孔丘的认识。
《北京大学学报》（1973年第4期）发表的我的那第1篇文章，就是我在这次大会上的发言稿。
在预备这篇稿子的过程中，我的紧张心情，逐渐消失。
我觉得心情越来越轻松愉快，觉得能够同革命群众一起批林批孔，这是很大的幸福。
于是在那篇发言稿的结束部分，我就写道：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向纵深发展。
在中国哲学史领域内，正经历一场新的革命。
毛主席亲自领导，指示方向。
我年近八十，在过去搞了半个世纪的中国哲学史，现在还能看见这个伟大的革命，这是很大的幸福。
不但能看到，而且能参加，这是更大的幸福。
在我讲了以后，当时到会的同志，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当时我想：
同是一个批林批孔，在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我好象是一种灾难。
后来我觉得对于我确实是一种幸福。
这是因为前后所站的立场有所不同，所走的路线有所不同。
从尊孔到批孔，从觉得好象是灾难，到觉得确实是幸福，这是一种思想改造上的转变。
这个转变是同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的教育分不开的，是在那个基础上取得的。
后来领导上又鼓励我在北大老年教师批林批孔大会上发言。
《北京大学学报》发表的我那第2篇文章，就是在这次大会上的发言稿。
在预备这次发言稿的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中国哲学史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条路线是以孔丘的儒家为代表的复古、倒退路线，另一条是以法家为代表的革新、前进路线。
复古、倒退路线总是以唯心主义为其哲学基础的；
革新、前进路线总是以唯物主义为其哲学基础的。
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孔孟之道是统治的思想。
封建主义的哲学史都吹捧儒家，贬低法家，宣扬唯心主义，诬蔑唯物主义。
资产阶级哲学史也是如此。
这是一个两千多年的旧案。
中国哲学史中的革命，就是要推翻这个旧案，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哲学史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认识清楚了，对于哲学史中的革命也就了解了。
我在这里讲了一些那两篇文章写作时的背景，为的是要说明，在那两篇文章中，我的认识如果有一点提高，那也是同领导的鼓励分不开的，也就是说，同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分不开的。
1973年12月03日《光明日报》转载了我那两篇文章，并且加了《编者按》。
这是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的进一步的体现。
我极为感动。
《编者按》虽然短，但是语重心长，其中好象有千言万语，句句都体现了党的对于知识分子，特别是老年知识分子的苦口婆心。
《编者按》的第1段是对于我的鼓励。
其实我的那两篇文章的内容是平常得很。
但是，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对于知识分子的进步，那怕是很小的进步，那怕只有一个苗头，也要予以肯定，鼓励他继续前进。
《编者按》的第2段讲批林批孔的意义。
我觉得，这是党向知识分子提出的任务。
《编者按》的第3段勉励知识分子在斗争中继续前进。
对于我说，这是一种鞭策。
《编者按》的话并不是专对于我一个人说的。
这是党对于知识分子，特别是老年知识分子的普遍的关怀。
当时我作了一首诗，写出我所受的感动。
诗说：
怪道春来花满枝，
满园烂熳贺芳时。
含苞才露嫩红色，
便有东风着意吹。
这个东风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制订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
《光明日报》转载了我的那两篇文章以后，我接到很多群众来信，有工人的，有农民的，有解放军的，有知识分子的。
其中有一封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
信中说：
“我是支援边疆建设的知识青年。
教授这样大年纪的人，能够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给孔丘一个回马枪。
这很叫人敬佩。
革命青年向您致意。”
信中接着写了一段讲批孔的道理，并表示他批孔的决心。
结尾说：
“祝教授健康。
祝您为我国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回他信说：
“你的信，议论风发，意气豪迈。
从你的信中，我看到了革命青年战天斗地、壮志凌云的伟大气概。
我向你学习。”
从这许多信中，可见工、农、兵、革命群众对于愿意改造的旧知识分子是欢迎的，这也给我很大的鼓励，这也是东风。
回想过去，我也是“五四”运动时代的人。
“五四”运动反对腐朽、反动的旧道德、旧文化、旧文学，认为孔丘是这些东西的总代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从此以后，打倒孔家店或拥护孔家店成为革命或反革命的重要标志。
我是拥护孔家店的。
“五四”以后，封建社会的尊孔老方式不起作用了。
我就用资产阶级的方式拥护孔家店，其具体的表现就是我在三十年代写的那部《中国哲学史》，以及在抗日战争时期写的那些吹捧孔孟之道的东西。
这是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特别是为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服务的。
在解放以后，资产阶级的方式又不行了。
我就用修正主义的方式拥护孔家店，其具体的表现就是在六十年代我写的那半部《中国哲学史新编》。
这是为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
总而言之，我过去的哲学史工作，主要的是抱着那个被颠倒的历史不放手。
现在这个被颠倒的历史翻过来了。
翻过来以后，对于历史的事实认识得更清楚了，了解得更深刻了。
可是我过去对于这些事实，为什么总是视而不见呢？
为什么坚持颠倒历史呢？
这是因为我过去在政治上走的就是以孔丘为首的那条复古、倒退路线，所以在哲学上我就宣扬唯心主义，在哲学史中我就吹捧孔丘。
我过去的阶级立场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
我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
站在这种立场上，用这种世界观观察社会和历史，那就非尊孔不可。
用资产阶级世界观不但不能看到社会和历史的真象，也不能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基础。
一个人如果不是站在革命立场，无论你怎样同他讲，他不会懂。
无论他怎样读马列的书、毛主席的书，他也不会懂。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有人说，我们这些旧知识分子读毛主席的书，往往是一看就懂，一放就忘，一用就错。
我也深有同感。
所谓懂，实在是不懂。
不懂而自以为懂，其危害性比不懂还要厉害得多。
因为不懂，所以一放就忘。
因为不懂而自以为懂，所以一用就错。
说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掩护资产阶级思想，办起事来，还是资产阶级那一套。
我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就是一个例子。
批林批孔运动，使我比较清楚地认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使我能够认识我过去走的是哪一条路线，现在应该走的是哪一条路线，使我认识到尊孔的反动作用，尊孔的是哪一种人。
尊孔与批孔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的政治斗争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使我进一步地认识到，归根到底，知识分子要彻底改造，必须遵照毛主席屡次教导的，转变阶级立场，改造世界观。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74年元旦社论引毛主席的教导说：
“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毛主席在这里所说的就是转变阶级立场和改造世界观的问题，这两者基本上就是一回事。
有什么阶级立场，就有什么世界观。
转变立场、改造世界观，必须在工作和学习中进行，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主观世界；
当前，必须在积极参加批林批孔斗争的过程中，改造主观世界。
事实就是这样。
象我这样一个受孔丘的思想毒害如此之深的人，如果不积极参加批林批孔，怎么能够肃清孔丘思想在我头脑中的毒害？
怎么能够解除孔丘的思想加于我的精神枷锁？
事实上，我作过一次批林批孔的发言，就觉得眼界为之一阔，精神为之一振。
听别人的批林批孔发言，读别人的文章，可以得到启发，但是，还不能同自己批林批孔有同样的效果。
自己的精神枷锁还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清除。
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在批林批孔过程中，也就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这样学习的收获，比单纯依靠念书得来的东西大不相同。
因为这也是从实践中得来的，从斗争中得来的。
这就是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改造主观世界。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正在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发展。
从北京到边疆，从城市到农村，有成亿人参加。
亿万革命群众参加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历史，在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内进行革命。
革命的主力军工、农、兵，走在运动的最前面。
这是历史中向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事。
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的实践。
我又作了一首诗说：
清华、朗润（注）共春风，
协力辛勤练劲弓。
众矢穿云无虚发，
笑他天马枉行空。
意思是说：
清华、北大的人，都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林批孔掌握了理论武器，就能把自命为“天马”妄想“行空”的林彪打得粉碎。
这虽是就清华、北大说的，其实全国也都是这样，真是形势一片大好。
有人这样说：
看样子，这样批下去就能批出一个灿烂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来。
这话说得很对。
实际上就是这样。
破和立是同时的。
毛主席说：
“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05月16日）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现在是，在世界上一个历史很古，人口最多的国家中，破旧立新，灭资兴无。
这样的大破大立，不仅是中国的一个伟大的创举，也是全世界的一个伟大的创举。
我们正在作前人所没有作过的事业。
在这种大好形势下，领导上鼓励我参加“练弓”。
我也继续写了一些“对于孔丘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的文章，合起来就成为这本《论孔丘》。
这是1973年那两篇文章的继续和发展。
我的思想中的旧框框太多。
“弓”练得不好。
不是“矢无虚发”，而是虚发很多。
其中还难免有许多错误。
如果也打中一两环，那就要归功于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归功于毛主席和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
伟大的祖国欣欣向荣。
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前进。
无数事实雄辩地证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批林批孔运动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我的这点感受，也是对那些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成果、诬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奇谈怪论的一个回答。
（注）“朗润”是北大校内一个园子的名称。
（本文是人民出版社出版冯友兰著《论孔丘》一书的前言，转载时由作者作了一些补充。）

上海乐团在香港举行音乐会
新华社香港1975年12月07日电
中国上海乐团12月06日晚在香港举行首场音乐会，受到了一千七百名观众的热烈欢迎。
港澳知名人士、港英当局官员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一些国家驻香港的官员出席了音乐会。
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也出席了音乐会。
在音乐会上，上海乐团演奏了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选段，鼓乐合奏《渔舟凯歌》、琵琶独奏古典乐曲《十面埋伏》以及女高音独唱《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等节目，博得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演出结束后，港澳各界同胞的代表向上海乐团赠送了花篮。
上海乐团是在结束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友好访问后，于12月05日到达香港的。
在香港逗留期间，上海乐团将要为港澳同胞和各界人士进行多场演出。

华国锋副总理会见布隆迪驻华大使
新华社1975年12月07日讯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会见即将离任回国的布隆迪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希布拉。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非洲司副司长罗旭、礼宾司副司长刘华。

我国首任驻菲律宾大使离京赴任
新华社1975年12月07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菲律宾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柯华，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赴任。

捷政府贸易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1975年12月07日讯
前来我国签订1976年贸易协定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对外贸易部副部长米·布尔萨07日乘飞机到达北京。
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陈洁等去机场迎接。
捷克斯洛伐克驻中国大使库尔卡和先期到达北京的代表团副团长安·康德尔克等也到机场迎接。

来自工农不忘工农
——记几位战斗在井冈山下的复员退伍军人
人民解放军是工农的子弟兵。
他们来自工农，不忘工农；
穿上军装是解放军战士，脱下军装便是普通的老百姓。
他们有功不摆功，有难不怕难，只要革命需要，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
战斗在井冈山老革命根据地酃县的几位复员、退伍军人，就是这样的代表。
革命不分东西南北
1970年05月的一天，复员军人黄立德带着一家大小六口，从辽宁来到湖南酃县水口公社，再走五十里山路，就到他们的家乡下村公社牛圹生产队了。
他们望着这一片葱郁的崇山峻岭，脸上露出了微笑。
路上，有人知道他们是回乡落户的，就说：
你们不留城市回农村，是自找苦吃。
黄立德同志是怎样想的呢？
1949年黄立德参加了解放军，后来又参加了抗美援朝，回国后一直在沈阳部队工作。
1970年部队党委决定让他退伍，并打算安排他到工业部门工作，黄立德主动提出要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一天晚上，老黄同全家一起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井冈山的斗争》。
他说：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搞农业虽然艰苦一点，我们要下决心去挑那副重担。
过去我从南方到北方，是革命的需要；
今天我又从北方回到南方，也是革命的需要。”
当他们读到毛主席在这篇著作中提到的酃县下村时，黄立德心潮澎湃，他说：
“毛主席曾在这里点燃了革命的火种，井冈山儿女最早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哺育，那里的人民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老黄的爱人刘湘兰和孩子们听了这番话都很激动，一致表示：
只要党需要，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要去。
这一家人是决心为革命“吃苦”来的，过路人的话，动摇不了他们的决心。
他们背起背包，回答说：
“毛主席当年走过的路，我们要走到底；
毛主席当年登过的山，我们要爬到顶。”
他们花了整整两天时间，走完了剩下的五十里山路。
黄立德一家六口人回家务农的喜讯传开了，村里的贫下中农都来看望他们。
大家看到老黄一家挤在三间又矮又窄的房子里，关心地说：
“立德呀，先造幢新房子吧。
这大山里有的是树，我们帮你盖。”
公社党委很快批给了老黄家盖房子的木料。
孩子们高兴地嚷着要画一个盖新房子的蓝图。
黄立德想起雷锋先人后己的模范事迹，想起大寨贫下中农先治坡后治窝的精神，便说服爱人和孩子，把准备盖房子的木料拿给生产队盖了仓库。
现在牛圹生产队的许多社员都住上了宽敞的房子，黄立德一家还住在三间旧房子里。
从此，黄立德夫妻俩和社员一起，投入了新的战斗。
白天，他们拜老农为师，从犁田到播种，一样一样地学习种田的技术。
晚上，他们挨家挨户调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情况，宣传毛泽东思想。
治稻虫，老黄晚上点着松明子喷药，清晨又踏着露水下田去复查。
运化肥，往返一百一十里，过去运一趟要两天，湘兰带领妇女两头打火把，一天运一趟。
不久，在那小小的山村里，政治夜校的灯火亮起来了，各种各样的试验田也开了花。
牛圹生产队的革命和生产面貌一新。
五年来，粮食产量翻了两番，由缺粮队变成了余粮队。
最近，黄立德同志挑起了公社党委副书记的重担，湘兰也被社员推选为大队支部书记。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后，老黄和湘兰把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当做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比以前抓得更紧了。
他们经常组织干部认真学习理论，狠抓阶级斗争，不断巩固和加强集体经济。
社会主义道路走在前
1952年春，老红军战士钟炳勋回到自己家乡——酃县十都公社密花大队。
老钟1935年参加红军，为革命四次负伤，被评为一等残废。
这位老红军毅然决然地回乡当一名普通农民，当地贫下中农敲锣打鼓欢迎他。
但是，也有人不太理解他的行动。
他们问：
“你出生入死十几年，还回来种地？”
“凭你过去的功劳，留在城里过个舒坦日子也应该嘛！”
可是，老钟说：
“共产党员活着就要干社会主义，怎么能因为过去有点贡献，就坐享清福呢？”
钟炳勋回到家乡以后，眼望着山山水水，想起当年在这里战斗的情景，心情非常激动，恨不得立即投入到火热的建设新山村的战斗中去。
可是，他左腿伤残，当时还走不了路。
当他经过艰苦的磨练，刚能扶着拐杖下地走动的时候，老钟马上向自己提出了一个新的奋斗目标：
能走了还不够，一定要下地劳动。
密花这地方，山高坡陡，道路崎岖，对于一个只有一条好腿的人来说，参加劳动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啊！
可是，老钟说：
“我走不快，只要往前走，没有攀不上去的山。
我干活慢，只要不停地干，就能为社会主义作出贡献。”
从此，人们经常可以在田野里、山坡上、晒场内，看见老钟拄着拐杖和社员一起劳动。
他干重活有困难，就给生产队喂两三头牛，每年割两万多斤牛草，给队里积一万多斤牛粪。
他负责管理大队的碾米站，不管盛夏与严冬，经常天不亮就赶到碾房。
密花大队的共产党员和贫下中农，看中了老钟那股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顽强毅力，选他当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他分工管大队财务工作，总是一丝不苟地为集体精打细算。
有一次，阶级敌人煽动一部分不明真相的人围攻老钟，逼他分掉大队的四万元生产资金。
他坚持原则，不怕威胁，说服了受蒙蔽的群众，粉碎了阶级敌人破坏集体经济的阴谋。
社员们都称赞他们的支部副书记身残志坚，真是一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好榜样。
近几年，村里来了不少知识青年。
老钟象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关心他们，手把手地教他们打柴种菜，烧火做饭，还经常给大家讲革命故事，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有个女知识青年看到同伴有的被招工，有的进了大学，情绪就波动。
老钟就找她谈心，一块学习毛主席教导，向她讲述当年红军为了夺取政权，浴血奋战在十都一带的英雄事迹。
这个青年提高了觉悟，决心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大家都说，知识青年的成长，有老钟的一份功劳。
艰苦奋斗的带头人
“红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这是井冈山地区多年来流传下来的革命歌谣。
酃县十都公社小江大队的社员说：
“我们的支部书记罗光田，真象当年的红区干部。”
罗光田家在离大队部六里远的高山上，为了节省时间，多做工作，他每天坚持带着午饭去办公。
天蒙蒙亮就从家里出发，整个上午和社员在田里劳动，中午在大队部边吃饭边同社员们商量问题。
饭吃完了，事也商量好了。
“闲不住”是罗光田的习惯。
他1957年从部队退伍进工厂，1962年应贫下中农的要求，从工业战线回到家乡。
回乡十三年来，他到公社开会，每次总是给队里挑担农副产品去交售；
回来时，给队里带担化肥或农药。
每天早晨从家里到大队部，晚上从大队部回到家里，他也往往顺便帮队里挑点东西。
他从外面开会回来，只要社员还未收工，他就把行李往田头地角一放，和社员一起干起来。
因此，就是那开会最多的年份，他参加劳动都在三百天以上。
他参加劳动，总是抢脏活累活干。
背杉树，踩打谷机是累活，老罗就带几个骨干包下来。
掏粪坑，挑大粪，是脏活，他主动上前。
春耕大忙季节，他见大队里双季稻种得多，耕牛不足，为了抢季节，他就带头拖犁，一拖就是半个月。
脚趾擦破了皮，肩膀磨起了泡，还坚持不下火线。
1972年严冬腊月，小江大队打响了治水的战斗，罗光田带头下河抬石头，扭伤了腰也一声不吭，一直坚持到底。
在罗光田同志的带动下，小江大队干部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侵蚀，他们做到会议在田头开，工作在劳动中做，工作劳动两不误。
文化大革命以来，大队干部每年劳动都在三百天以上，大大地密切了干群关系。
老罗回乡十三年来，生活上一直克勤克俭。
虽然家里人多劳力少，困难比较大，但他从来不要队里特殊照顾，群众称赞他是艰苦奋斗的带头人。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澳大利亚男子篮球队到达北京并同辽宁省篮球队进行友谊比赛
新华社1975年12月07日讯
澳大利亚男子篮球队昨天到达北京，今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同我国辽宁省篮球队进行了友谊比赛。
国家体委主任庄则栋，各有关方面负责人李梦华、牟作云、倪志钦、任超等观看了比赛，并在比赛前会见了澳大利亚男子篮球队领队约翰·拉希基。
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兰德和夫人应邀出席观看了比赛。
澳大利亚男队是一支有相当实力的队。
辽宁省篮球队是今年我国第3届全运会篮球比赛第3名。
比赛开局出现了势均力敌的场面，双方打得勇猛顽强，表现了良好的球艺和风格，博得一万五千多观众们的热烈掌声。
比赛结果，客队以八十三比七十一获胜。
澳大利亚男子篮球队是12月03日到达广州的，当天晚上广东省篮球协会为澳大利亚客人举行了欢迎招待会。
在广州期间，客队先后同广东省篮球队、广州部队篮球队进行了友谊比赛，客队分别以九十四比八十七、九十三比五十三获胜。

美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离任回国
新华社1975年12月07日讯
美利坚合众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今天乘飞机离任回国。

郭沫若院长委托吴有训副院长设宴
欢迎罗马尼亚科学院代表团
新华社1975年12月07日讯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今天晚上委托吴有训副院长举行宴会，欢迎由克里斯托弗尔·西米奥内斯库副院长率领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代表团。
代表团团员是罗马尼亚科学院秘书长、布加勒斯特大学校长乔治·丘库教授和罗马尼亚科学院行政外事局副局长阿列克山德鲁·丘翁古同志。
吴有训副院长在宴会上祝酒时赞扬中罗两国科学院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和两国科学工作者之间的友谊不断得到加强。
他说，在代表团这次访问中，双方将商签中罗两国科学院新的科学合作协议和1975年至1976年的科学合作计划。
通过双方诚挚友好的会谈，这一工作将圆满完成。
西米奥内斯库副院长在祝酒时说，我们两国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都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经济，保卫国家的独立和主权。
我们即将签订的科学合作协议和科学合作计划将进一步加深两国科学工作者的友谊。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道洛班楚等外交官员，应邀出席宴会。
参加宴会作陪的有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武衡、副秘书长秦力生，有关方面负责人和科学工作者郝汀、于洪亮、施汝为、谭伟、武藻文、田方增、钱人元等。
罗马尼亚科学院代表团是应郭沫若院长的邀请前来我国访问的。
代表团昨天到京时，在机场受到吴有训副院长、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格夫里列斯库等的迎接。

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到京国防部设宴欢迎阿尔巴尼亚同志
新华社1975年12月07日讯
以阿尔巴尼亚国防部副部长兼人民军总参谋长维利·拉卡伊为团长，国防部副部长纳扎尔·贝尔贝里为副团长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军事代表团，应我国国防部的邀请，前来进行友好访问，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到机场欢迎代表团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彭绍辉，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总后勤部副部长封永顺，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北京部队、北京卫戍区等有关方面负责人。
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什图拉、大使馆武官达乌太等也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1975年12月07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今天晚上举行宴会，热烈欢迎以国防部副部长兼人民军总参谋长维利·拉卡伊为团长，国防部副部长纳扎尔·贝尔贝里为副团长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军事代表团。
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什图拉、大使馆武官达乌太等应邀出席宴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在宴会上祝酒，热情赞扬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军，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正确领导下，不断沿着革命化大道阔步前进，在部队建设的各个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
他说，光荣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军，警惕地捍卫着社会主义祖国，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
中阿两党、两国人民和两国军队在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一贯互相支持，互相鼓舞，结成了亲密的革命友谊。
这种友谊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之上的，是牢不可破的。
拉卡伊团长在祝酒时说，由敬爱的毛泽东主席和恩维尔·霍查同志培育起来的阿中两党、两国人民和两国军队之间的友谊，在建设社会主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在反对美帝国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得到了锤炼，它具有不可动摇的坚强基础。
他表示相信，代表团这次访问将为增进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友谊作出贡献。
出席宴会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彭绍辉、何正文，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总后勤部副部长封永顺，外交部副部长余湛，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北京部队、北京卫戍区等有关方面负责人高振家、成钧、宋承志、宋庆生、崔萍、徐信、钟辉琨、柴成文、王炳南、周荣国、郗照明、张全忠、张文成，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刘振华和大使馆武官张秀山等。

中新人民情谊深
——记广州杂技团访问新加坡
中国广州杂技团满载着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从10月11日到21日对新加坡进行了十天的友好访问。
在访问期间，杂技团共演出了八场，观众共达二万七千多人。
新加坡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吴庆瑞和其他高级官员观看了演出。
杂技团同新加坡艺术家们多次欢聚，互相学习，交流经验。
这是一次印象深刻和充满友谊的访问。
喜爱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新加坡人民，对广州杂技团的来访非常高兴。
在杂技团到达的前几天，人们就在新加坡国家剧场前面排长队，等候买票。
每场演出，场内都坐无虚席。
连剧场后面的山坡上也密密麻麻地站着观众。
在演出过程中，剧场内外不时地爆发出欢呼声。
新加坡的文艺工作者对中国朋友非常热情。
年近七十、白发苍苍的魔术家黄慕尹，在得知杂技团需要斑鸠作道具的消息后，赶忙把自己心爱的鸟借给杂技团用。
他看了杂技团的魔术表演后，同年轻的中国魔术师热情交谈，并把自己掌握的几套魔术教给中国朋友。
他热情地说：
“新、中两国人民的友谊比海深，就象一家人。”
杂技团到达新加坡的第2天，一位著名的新加坡古筝演奏家就来访杂技团的乐队，和中国朋友一起讨论古筝的演奏技术。
当他谈到自己用钢指甲演奏古筝音量、音色都不够理想时，中国朋友建议他试用赛璐珞制的新指甲，并送给他一块赛璐珞板。
第2天，在新加坡文化部长易润堂宴请杂技团时，他用赛璐珞新指甲演奏了中国古筝独奏曲的新作品——《战台风》。
当晚，他把自己几年来用来收听中国乐曲的录音机赠送给中国朋友。
他说：
“录音机和赛璐珞板并不稀罕，珍贵的是我们在交流新、中两国的文化和人民的友谊。”
新加坡各族人民有着自己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艺术。
一天，杂技团应邀前来新加坡人民协会总部作客，新加坡的艺术家们用各种精彩的舞蹈来欢迎中国朋友。
他们的演出，给中国客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0月20日晚，中国广州杂技团结束了对新加坡的最后一场友好访问演出。
夜深了，可是，数百名新加坡朋友仍然和往常一样，静静地等候在剧场门前，欢送杂技团。
当中国朋友出现时，掌声和欢呼声四起，新加坡朋友争先恐后地和中国朋友握手告别，依依不舍地送了一程又一程。
最后，几名女学生还特意为杂技团写了几句诗：
“杂技英豪传友情，互相学习情谊深。
新、中人民心连心，挽手并肩向前进！”
新加坡人民对中国人民所表达的友好情谊，使中国朋友深受感动，给他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新华社记者（附图片）
广州杂技团对新加坡共和国进行友好访问演出，受到新加坡人民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稿

凯山在老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
号召老挝人民加强团结建设和保卫祖国
新华社万象1975年12月06日电
老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秘书处12月04日发表了凯山·丰威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老挝目前形势和今后任务的政治报告。
报告回顾了老挝人民的斗争历史，特别是近三十年来反对帝国主义斗争所取得的辉煌胜利。
报告指出，在九年抗击法国殖民主义者的斗争取得胜利之后，老挝各族人民在老挝人民革命党的坚决领导下，在老挝爱国战线的团结旗帜下，紧密团结，继续同越南人民和柬埔寨人民并肩战斗，进行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救国斗争。
经过近二十年的艰苦和充满牺牲的斗争，老挝民族终于取得了巨大的辉煌胜利。
1973年初签订了万象协定。
1974年04月，老挝民族政治联合委员会和临时民族联合政府宣告成立。
它们胜利地开辟了老挝走向和平、独立、民主、和睦和统一的道路。
报告说，依靠解放区的强大力量，依靠万象协定和临时民族联合政府的十八点政治纲领，老挝各地城乡人民，英勇奋起，进行了连续两年的胜利斗争。
到今年年初，印度支那的总形势发生了非常迅速的变化，柬埔寨和越南南方人民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美国走狗的势力土崩瓦解。
兄弟国家人民的胜利为老挝革命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时机。
在老挝人民革命党的英明领导下，在解放区的巨大帮助下，在美国及其走狗控制区的老挝人民再也不愿继续过当牛做马的生活，他们坚决奋起，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粉碎了美国新殖民主义的枷锁，迫使反动头子们出逃，使它们的力量迅速瓦解，迫使美帝国主义撤走了“美援署”。
人民陆续在各地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
报告说，“由于这一胜利，我国人民彻底摆脱了八十多年来一直套在自己脖子上的枷锁，基本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使我国各族人民摆脱了奴隶地位而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这是我国历史上空前壮丽、空前辉煌的一页，它使我国的命运有了空前巨大和深刻的变化，开辟了建设我们可爱的祖国、使我国沿着独立、民主、统一和富强的道路迅速前进和保障我国各族人民永远过上幸福、温饱和自由生活的十分光明的新纪元。”
报告接着指出，“我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光辉的胜利，首先是由于我们民族的高度爱国精神、坚强不屈的意志和我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团结斗争传统。”
报告说：
“我国能取得上述巨大胜利，也是由于老挝人民革命党的英明领导和它对民族、对人民的赤胆忠心。”
报告说，所以取得这样的胜利，是由于有坚强的革命根据地和老挝、越南和柬埔寨人民之间的战斗团结。
报告还谈到了老挝废除君主制度和解散民族政治联合委员会和临时民族联合政府的必要性。
报告强调指出：
“面对国家的上述新形势和全体人民的强烈愿望，符合目前世界各国发展潮流的我国的正确路线是：
“高举民族民主和社会进步的旗帜，加强全国人民的团结，团结各民族，全面加强革命力量，坚决斗争，彻底铲除新殖民主义的一切残余、影响和势力，粉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一切新阴谋，牢牢地保卫祖国的独立、民主、统一和领土完整。
“废除君主制度并铲除封建头人制度和租田制度的一切残余以及一切落后文化和思想的残余。
“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制度，建立和巩固从中央到地方的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权机构，使之成为真正民主、坚强、有足够的力量来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政权体系。
“大力促进生产，恢复和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使各族人民的生活恢复正常并逐步提高，同时要逐步实行对生产关系的改造和发展生产力，逐步建立物质和科学基础，为有力地促进生产和使国家迅速富强创造条件。
“执行独立、和平、友好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
“把老挝建成一个和平、独立、民主、统一、繁荣和社会进步的国家，为东南亚地区和世界的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的斗争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凯山·丰威汉在报告中号召老挝各族人民“进一步发扬爱国精神，增强团结，消除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制造的仇怨和分裂，关心并帮助进步缓慢的人，同心协力建设和保卫我们的美好新制度和可爱的祖国。”

北京足球队结束在莫桑比克的访问
据新华社洛伦索马贵斯1975年12月03日电
中国北京足球队结束对莫桑比克为期十二天的友好访问后，12月03日离开这里前往坦桑尼亚进行访问。
中国北京足球队在莫桑比克期间，先后在洛伦索马贵斯、贝拉和楠普拉同莫桑比克足球队进行了三场友好比赛。
受到观众热烈欢迎。
11月23日下午，中国北京足球队和莫桑比克足球队在马查瓦体育场举行首次友谊比赛。
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发展和经济计划部长马赛利诺·多斯·桑托斯、国防部长阿尔贝托·若尔金·希潘德、劳工部长马里亚诺·马齐尼亚、公共工程和住房部长儒利奥·卡里略、足球协会主席埃托尔·马丁斯以及解放阵线和政府其他官员出席观看了比赛。
中国驻莫桑比克临时代办赵源和许多外国使节也观看了比赛。
12月02日下午，总统府国务部长若泽·奥斯卡·蒙特罗代表教育和文化部长格拉莎·辛比内接见了中国足球队全体成员，并同他们进行了热烈友好的谈话。
12月02日晚，中国驻莫桑比克大使馆临时代办赵源为中国足球队的访问在大使馆举行了招待会。

印尼军队悍然大规模入侵东帝汶
新华社1975年12月07日讯
帝力消息：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印度尼西亚军队在12月07日悍然大规模入侵东帝汶，并且占领东帝汶民主共和国首都帝力。
报道说，一千多名印度尼西亚伞兵和海军陆战队07日拂晓在帝力港登陆，迅速占领了设在帝力的军政机构。
据路透社报道，12月06日，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吉多·苏亚雷斯指出，印度尼西亚的几艘军舰在这天出现在共和国的沿海，并且在已被印度尼西亚军队侵占的阿塔拜城设立了作战司令部。
当天，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总统多·阿马拉尔致电印度尼西亚政府，就东帝汶局势表明了东帝汶民主共和国的政策和立场。
据报道，在12月04日，印度尼西亚政府曾发表声明，扬言东帝汶局势“危害了印度尼西亚的安全”，印度尼西亚有责任“去保护帝汶领土上的人民”，为其进一步入侵东帝汶制造舆论。
在印度尼西亚军队侵占帝力的当天，印度尼西亚外长马利克又借口说，印度尼西亚军队进入帝力是去“帮助恢复秩序和阻止不必要的流血”。
但是，路透社的消息说，帝力的妇女和儿童正在遭到入侵的印度尼西亚军队的屠杀。
报道说，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的领导人和军队以及许多当地居民，已经转入帝力周围的山区。
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驻悉尼的发言人说，东帝汶人民“决不停止对入侵者的战斗。
我们将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决不屈服。”
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的东帝汶人民，经过不断斗争，于今年11月28日正式宣布独立，成立了东帝汶民主共和国。
对于东帝汶的独立，印度尼西亚政府公然表示反对，并且拒绝就双方存在的分歧举行会谈，多次出兵向东帝汶进攻。
印度尼西亚这次大规模武装入侵东帝汶，充分暴露了它对东帝汶进行赤裸裸的吞并的野心，必然受到世界进步舆论的强烈谴责。

巴拿马人民举行纪念独立日活动
新华社巴拿马城1975年12月04日电
巴拿马数百名群众最近在巴拿马省乔雷拉城举行纪念巴拿马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取得独立一百五十四周年的活动时，重申巴拿马人民加强民族团结、消除运河区殖民飞地和实现完全独立的决心。
巴拿马劳工和社会福利部长阿道弗·阿乌马达在讲话中强调了一八二一年11月28日巴拿马独立的意义，并指出，“对于我们这些在军事、经济和文化方面遭受过一个外国强国奴役的人们说来，独立意味着真正的自决，独立意味着在我们整个领土上实行完全的主权，独立意味着充分利用我们的自然资源，归根结蒂，独立意味着真正的自由，而不受一个外国大国公开或隐蔽的强制行为的束缚。”
他强调说，必须建立和加强民族团结以保障独立。
巴拿马副总统赫拉尔多·冈萨雷斯和国家其他高级官员出席了纪念活动。
参加纪念活动的人们还举行了游行。

希腊国防部长访问罗马尼亚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975年12月05日电
据罗马尼亚通讯社报道，希腊国防部部长阿维罗夫—托西察斯12月02日到05日对罗马尼亚进行了正式访问。
罗马尼亚总统尼·齐奥塞斯库04日接见了阿维罗夫—托西察斯部长。
接见时在座的有罗马尼亚国防部部长扬·约尼查大将和第1副部长扬·科曼上将。
报道说，双方在谈话中一致认为，罗希两国多方面合作关系的发展和扩大为促进巴尔干地区的合作与谅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双方还讨论了当前国际局势问题。

我武术代表团结束对阿尔及利亚的访问
据新华社阿尔及尔电中国武术代表团结束了对阿尔及利亚十一天的友好访问，12月02日上午乘飞机离开阿尔及尔前往毛里塔尼亚。
中国武术代表团在阿尔及利亚访问期间，先后在卜利达、布法里克、蒂齐乌佐、奥兰、阿斯南和阿尔及尔举行了七场表演，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阿尔及利亚青年和体育部长阿卜杜拉·法迪勒、青年和体育部秘书长西·穆罕默德·巴格达迪和阿尔及利亚田径联合会主席布杰米亚出席观看了最后一场表演。
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周伯萍陪同观看。
周伯萍大使于12月01日晚为中国武术代表团的访问举行了招待会。
中国武术代表团是在11月20日到达阿尔及利亚进行友好访问的。

我经济贸易展览会在巴马科开幕
新华社巴马科1975年12月05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贸易展览会12月05日上午在马里首都巴马科开幕。
马里全国解放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计划部长阿马杜·巴巴·迪亚拉出席展览会的开幕式并剪了彩。
出席开幕式的还有：
马里全国解放军事委员会委员优素福·特拉奥雷，全国解放军事委员会委员、司法和掌玺部长马马杜·萨诺戈，全国解放军事委员会委员约瑟夫·马拉和米萨·科奈，以及政府部长们。
中国驻马里大使樊作楷和其他国家的外交使节也出席了开幕式。
马里贸易和财政部长富内凯·凯塔和中国展览团团长徐风在开幕式上发表的讲话中赞扬了马里和中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当天晚间，樊作楷大使和徐风团长为展览会开幕举行了招待会。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施政纲领公布
规定现阶段总任务和当前各项具体任务和政策
新华社万象1975年12月06日电老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秘书处在12月04日公布了《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施政纲领》。
纲领谈到政府现阶段的总任务时指出，要把全体人民和军队团结在政府周围，加强各方面的力量，特别是建设和巩固国家政权机构和人民武装力量；
发扬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提高革命警惕，及时不断地打击敌人，坚决粉碎国内外敌人的破坏阴谋；
动员人民促进生产，恢复和发展经济，逐步改造和建立民族经济基础；
坚决清除帝国主义的奴隶式的腐朽的文化，积极恢复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建立民族、民主和进步的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
纲领列举了老挝当前的各项具体任务和政策。
纲领指出，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任务是：
“团结各阶层、各民族和全体公民，充分发扬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以便使人民成为革命政权执行政府施政纲领的坚强后盾。”
“加强从中央到基层的政权系统的日益有效的活动，以管理社会和人民生活，为各民族人民服务。”
“加强各方面的治安保卫力量，同敌人的各种干涉和破坏阴谋作斗争，保卫国家主权和人民的安宁，严格维护社会秩序，保卫革命政权和革命力量。”
“加强巩固各革命武装力量，加强国防的物质和科学技术基础；
随时准备粉碎一切来自外部的阴谋、干涉和侵略以及来自内部的叛乱活动。”
纲领指出，在经济财政方面的任务是：
“促进生产，逐步恢复和发展由农业、林业、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事业和财政、金融组成的民族经济基础，其中，农业和林业机构是发展工业的基础。”
纲领指出，在经济方面的另一个任务是：
“按照民族的、自主的和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方向改革和建立民族的经济基础。”
纲领接着指出了这方面的具体的政策，其中包括：
“废除买办资本经济和禁止任意强占土地、山林，加强国营经济领域”；
“鼓励和帮助民族资本家的经济，让他们开办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生活的企业”；
“鼓励和帮助农民走集体化生产的道路，以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
“根据保障老挝的独立、主权、平等互利和不附带政治条件的原则，同外国建立经济关系”。
纲领阐述文化教育方面的任务时指出，必须“清除帝国主义的奴隶式的腐朽文化，建立民主和进步的民族文化”；
“要建立和发展民族、民主和进步的教育基础，以便提高各族人民的文化水平，建立为建设和保卫祖国服务的干部队伍”；
“加强已有的卫生基础，逐步扩大各省、县、乡的医疗卫生网”。
关于对外政策，纲领指出，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奉行独立、和平、友好和不结盟的对外政策，为维护东南亚地区和世界和平作出积极贡献。”

辽宁歌舞团结束访问罗马尼亚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975年12月06日电
中国辽宁歌舞团结束了对罗马尼亚的访问演出，12月06日乘飞机离开布加勒斯特前往巴基斯坦。
歌舞团自11月18日到达罗马尼亚后，曾在蒂米什瓦拉、雷希察、克拉约瓦和布加勒斯特等地先后演出了十一场，并进行了参观访问。
12月02日和04日，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副主席扬·多杜·巴兰和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李庭荃先后为歌舞团的访问演出举行了招待会。
12月04日，罗马尼亚对外文协和罗中友协领导人同歌舞团领导人和全体团员举行了友好会见。

东南亚一些国家报刊发表大量评论文章揭露
苏联“缓和”经念得最起劲扩军备战最疯狂
英国报纸指出苏联利用大量进口粮食和西方技术资金扩充军备
新华社1975年12月06日讯
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报刊，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发表大量评论和文章，揭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鼓吹“缓和”的险恶用心，并且指出，苏联在这种“缓和”烟幕的掩盖下正在加紧扩军备战。
泰国《星暹日报》的评论说：
“所谓国际缓和的宣传，是由克里姆林宫向欧洲唱出的迷醉西方人心的催眠曲，欲使他们沉沉地入睡之后，让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可以更大胆地部署进行侵略的军事活动。”
另一家泰国报纸《中华日报》的社论说：
“今日世界，其紧张情况以及它所造成的严重危机，非虚伪的‘和解’一词所能掩饰。”
两个超级大国正在“加速发展和部署新的战略性武器，彼此都想凌驾于对方之上”。
“其互相扩展的结果，总有一天会爆发战争”。
马来西亚《南洋商报》的评论指出，所谓“缓和”，只不过是克里姆林宫领袖们“在战争发生之前掩饰备战的策略而已”。
菲律宾《东方日报》的文章说：
“新沙皇一向是软硬兼施，明暗并用，既疯狂扩军，搞核讹诈，又大念‘缓和’、‘裁军’经。”
“新沙皇的魔爪伸到哪里，哪里就出乱子。”
各国评论还揭露苏联吹嘘“欧安会”、“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欺骗性。
马来西亚《诗华日报》的社论说，苏联高唱“欧洲集体安全”，只是别有用心的“骗人花招”。
泰国《新中原报》指出，“‘欧安会议’其实是‘欧危会议’，宣言中所列的所谓欧洲安全十项原则，其实就是十条无法彻底实现的美丽谎言。”
菲律宾《东方日报》在谈到苏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时指出：
“世人越来越看得清楚，这场已经进行了五年的马拉松谈判，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
它既是两霸用以掩盖核扩军的屏风，也是它们从事核竞赛的加速器。”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妄图把“欧安会”的黑样板推广到亚洲，乘机兜售“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破烂货色，遭到东南亚国家报刊评论的严厉谴责。
泰国《中华日报》指出，莫斯科要把所谓“赫尔辛基精神”带到亚洲，是要把它在欧洲的葡萄牙、非洲的安哥拉所玩的把戏在亚洲重演。
“所谓‘亚安体系’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设想的又一骗局”，它比“日本帝国主义时代的‘大东亚共荣圈’更为险恶。”
马来西亚《星槟日报》的文章说，苏联提出“亚安体系”的许多原则，“似乎都充满着独立、自主、合作、和平等类的好听字眼，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克里姆林宫的内在意向却不折不扣地隐藏着从帝俄时代留下来的丝毫未变的野心”。
这家报纸说：
“从‘欧安会’到‘亚安体系’，是苏联的如意算盘”，但是，“亚洲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并不愿见到美国或英国的势力撤退后，有另一个强国插足进来，它们宁可自己填补真空，也不要别人毛遂自荐提供保护和安全”。
一些报刊的评论，还集中揭露了苏联疯狂扩充军事实力，咄咄逼人的态势。
泰国《玛哈纳空》周刊发表的文章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口里叫喊和平，实际上自己把刺刀对准别国的咽喉”。
马来西亚《星槟日报》的社论说，全世界一百三十多个国家中，“以苏联居世界军费支出的第1位”。
“它正在取代美国的第1号军火商人的地位。
可见它对世界和平和安全的严重威胁。”
泰国《主权报》指出，苏联的国民经济总产值只及美国的百分之六十六，但是，它的军事预算却超过美国百分之二十。
泰国《亚洲新闻评论》说，苏联今年04月间举行的大规模海上军事演习，“表明了苏联正在加速向外扩张的步伐”。
“这次军事演习是从海上向美国进迫，使苏美的海上争霸更趋激烈。”
泰国《星暹日报》的评论说：
“蓄意发动侵略战争的既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那么，全世界人民为了制止战争，则必须集中力量，对付苏联。”
《亚洲新闻评论》的文章指出：
“当前，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任务是：
必须前门驱狼，后门打虎！”
“希特勒已经覆灭，帝国主义濒临崩溃，新沙皇集团也必将落得同样的下场。”
新华社伦敦1975年12月05日电英国《每日电讯报》12月05日发表社论指出，由于苏联一直将大量经费耗费在扩军备战上，所以它不仅需要依靠西方的粮食，而且还要依靠西方在消费品生产和自然资源开发方面的技术。
社论说：
“在绝对数量上，俄国人在军备方面比美国花的钱多，因此，（军费）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就更是大大地超过了美国。”
社论指出，西方主要是美国支撑了苏联的国内经济，使得苏联能够继续将相当大部分的资源用在军备上。
社论警告说：
“如果西方不得不给俄国提供粮食并帮助它解决落后的、资金短缺的国内经济问题，在这样做的时候而又无视俄国大规模扩军这一事实，这难道是对的吗？
诚然，这正是苏联领导人所说的‘缓和’的意思。
‘你卖给我粮食和汽车生产线，这样我就可以扩充军备，把你吃掉’，这就是勃列日涅夫先生的缓和！”

匈牙利和美国等签订长期贷款协定
新华社布达佩斯1975年12月05日电
据此间报纸报道，匈牙利和美国等国家有关金融组织，于12月05日在伦敦签订了一项长期贷款协定。
根据协定，一个由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银行组成的金融机构将向匈牙利国家银行贷款一亿五千万美元。
贷款期限为六年。
这项贷款事宜由一家最大的美国银行负责筹备。

埃切维里亚总统提出的法案获众议院通过
墨西哥决定建立二百浬专属经济区
新华社墨西哥城1975年12月05日电
墨西哥众议院12月04日一致通过了关于建立二百浬专属经济区的法案和一项有关的规章草案。
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11月04日向参议院提交了上述法案，参议院已于11月19日一致通过这些法案。
关于建立二百浬专属经济区的法案说，“国家在位于领海之外和毗连领海的一个专属经济区内行使国会法律所规定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专属经济区从确定领海的基线算起延伸至二百浬。”
法案还说，在同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发生重叠的情况下，专属经济区的界限将在与有关国家达成协议之后划定。
关于二百浬专属经济区的规章草案规定，在二百浬专属经济区内，国家拥有勘探、开发、保护和管理包括底土在内的海底和海水中的再生和非再生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
拥有建立和使用人造岛屿、设施和建筑结构的专属权利和管辖权；
对为这个区域的经济勘探和开发而进行的其它活动拥有专属管辖权；
对包括控制和消除污染在内的保护海洋环境以及对科学考察都拥有管辖权。
规章草案规定，外国在专属经济区享有航行、飞行、敷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自由以及与航行和通讯有关的国际上其它合法使用海洋的自由。
草案还规定，联邦政府将颁布措施来管理、保护和利用好专属经济区的生物资源。
根据规章草案规定，经众议院通过后的这项法律将在官方报纸公布一百二十天后开始生效。
新华社墨西哥城电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11月05日向国会提交了在墨西哥一千公里长的海岸外建立二百浬的专属经济区。
埃切维里亚说，墨西哥重申它对专属经济区的国家主权，“将有利于我们的经济发展和减少对外国的依赖”。
他说：
“墨西哥继续主张沿海国有权保护靠近它们海岸的生物资源，反对其他国家肆意开发和外国渔船队的劫掠行为。”
他还谴责外国新式的渔船队在离墨西哥海岸不足十二浬的海域内对首先应为墨西哥人民谋利的大量渔业资源进行了大规模的捕捞。
埃切维里亚最后指出，墨西哥建立专属经济区的行动符合新的海洋法原则。

美国总统福特访问菲律宾
新华社1975年12月07日讯马尼拉消息：
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于12月06日乘专机到达马尼拉，对菲律宾进行了访问。
据报道，在访问期间，美国总统福特同菲律宾共和国总统费迪南德·埃·马科斯就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举行了会谈。
福特于07日结束了对菲律宾的访问离开马尼拉回国。

联大第1委员会通过决议草案
通盘研究建立南亚、中东和非洲无核区
我代表阐明我国立场并表示原则上支持决议草案
新华社联合国1975年12月05日电
联大第1委员会12月04日和05日分别通过了关于南亚、中东和非洲无核区以及关于对无核武器区问题的各方面进行通盘研究的决议草案。
在联大第1委员会关于裁军问题的一般性辩论中，许多国家的代表表示支持巴基斯坦提出的建立南亚无核区的创议。
巴基斯坦代表说，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是使这一地区免受核威胁的措施。
他说，巴基斯坦提出的决议草案要求南亚的国家继续努力在这个地区建立无核区，并且要求它们不采取同建立南亚无核区的目标相矛盾的任何行动。
尽管这项决议草案在第1委员会获得通过，但印度代表却顽固地表示拒绝接受，甚至声称印度将不参加该项决议草案中规定的磋商。
伊朗代表提出了一项关于在中东地区建立无核区的决议草案。
他说，在中东建立这样的无核区是得到这一地区国家的广泛支持的。
在辩论中许多国家的代表指出，由于这一地区的实际情况，若引进核武器将使这一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前景遇到严重困难。
他们还要求两个核超级大国不要采取任何危及建立中东无核区的行动。
第1委员会还通过了关于非洲非核化宣言的执行情况的决议草案。
这项决议草案要求所有国家不得在非洲大陆进行试验、制造、部署、运输、储存、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核武器。
在12月05日的会议上，由许多国家提出的关于对无核武器区问题的各方面进行通盘研究的决议草案也获得通过。
中国代表庄焰12月01日在会上就关于对无核武器区问题的各方面进行通盘研究的决议草案发了言，阐明中国的立场。
他说，众所周知，中国已经主动承担义务，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特别是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核武器。
庄焰强调说，中国政府多次提出，所有核武器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必须承担以下义务：
（一）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特别是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核武器；
（二）撤销在别国领土上设置的一切军事基地，包括核基地，撤退在国外的一切武装部队，包括核部队。
我们认为这是促进真裁军的必要前提条件。
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在原则上支持这项决议草案。
标榜赞成建立无核区的苏联代表团在表决这项决议草案时弃权。
苏联代表罗申在解释投票态度时说，苏联代表团对这项决议草案不能投赞成票，因为这项决议草案包含有把无核区扩张到公海的意思。

非洲国家积极发展粮食生产
谭非
近年来，非洲国家同其它第3世界国家，在反对超级大国经济霸权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为第3世界的团结反霸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它们在巩固政治独立的同时，争取经济独立，积极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富饶的非洲由于几世纪的殖民统治，畸形的单一经济严重地破坏了非洲的经济，特别是摧残了非洲农业生产的发展，使许多以农业为主的非洲国家粮食不能自给，不得不依赖殖民国家的“剩余粮食”过日子。
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生的非洲国家采取了许多有效而果断的措施，使粮食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
但是，由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仍然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非洲国家的经济，所以造成非洲国家在粮食方面仍未摆脱受制于超级大国的局面。
据统计，当前还有四十个国家和地区的粮食不能自给，约占整个非洲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为弥补粮食的不足，非洲国家不得不进口大量的粮食。
1968年至1973年，非洲净进口谷物二千三百零七万二千九百吨，支出外汇为三十八亿四千九百二十三万美元，这对非洲国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也严重地影响了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
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则以粮食作为剥削非洲国家的一个重要手段。
特别是近几年来，一个超级大国采取了减少粮食储备，控制粮食输出，提高粮价的恶劣手法，人为地制造“粮食危机”的恐怖空气，妄图进一步盘剥和压榨第3世界的一些缺粮国家。
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则由于大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大搞国民经济军事化，造成了粮食产量年年下降，到处大量抢购粮食，引起世界粮价暴涨，使非洲国家和其他第3世界国家深受其害。
仅1973年，由于粮价的上涨，非洲各国在进口谷物方面，额外损失了三亿多美元，占1973年非洲各国进口谷物总值的百分之三十。
面对着两个超级大国在粮食问题上的“抢”和“压”，非洲愈来愈多的国家认识到粮食靠进口，让别人卡脖子，国家的独立，民族经济的发展就没有根本保证，从而进一步认识到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重要意义。
正如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多次指出的：
“一个国家只要它还没有成为自己经济上的主人，那么它的独立就毫无意义。”
非洲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十分重视发展农业，他们强调指出“农业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是优先中的优先”，“粮食是一个国家独立的标志”等等。
为迅速发展农业，改变粮食生产的落后面貌，实现“不吃进口粮”的目标，非洲国家发扬自力更生精神，根据各自的特点和具体条件，采取了各种切实可行的措施。
比如：
大力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和贷款。
过去，非洲国家对农业的投资比例很小，现在逐年增加。
阿尔及利亚1973年对农业的投资比1969年增加了将近二倍。
多哥在现行的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投资占总投资的百分之六十七。
马里在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总投资为三千八百六十亿马里法郎，其中用于农业和畜牧业的投资达一千二百五十亿马里法郎，占百分之三十二。
兴修水利，扩大农田灌溉面积，增强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
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下，非洲丰富的水利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
据统计，非洲的灌溉面积还不足整个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
现在，获得了独立的非洲国家正在充分利用丰富的水利资源发展农业和粮食生产。
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和马里于1972年成立共同开发塞内加尔河的组织，合作兴修马纳纳塔利水坝。
这一工程完工后，三个国家的受益面积达四十五万公顷，增产粮食二百六十一万九千吨。
马里还将兴建塞利加水坝，扩大灌溉面积五万五千公顷。
卢旺达为了根治尼亚布戈戈河的水害，修筑了长达七千三百八十米的河堤；
为战胜旱灾，又在穆贡古利稻区修建小型水坝，引水灌溉，使水稻获得丰收。
积极引进和培育优良品种，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几内亚打破了帝国主义关于热带不能种植小麦的谬论，试种小麦获得成功。
塞内加尔推广中国的“珍珠矮”水稻良种，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到每公顷五吨以上。
许多其它的非洲国家也正在大力培育和进一步推广适合本地区生长条件的新品种。
推广改良农具，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
由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长期统治，非洲国家的农业生产工具十分落后，农业机械化程度很低。
为了提高拖拉机的利用效率，几内亚组织了四百三十四个用现代农业机械装备的机耕队。
尼日利亚在各州建立拖拉机和农具租用站，帮助农民提高农业和粮食生产的机械化水平。
同时，尼日利亚还兴建一些中小企业，制造和推广农业改良工具，促进农业和粮食生产的发展。
非洲国家还积极扩大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
过去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非洲大搞单一经济，结果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所占比例很小。
在六十年代，非洲各国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仅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二。
为改变这种不合理状况，非洲国家都在努力扩大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
阿尔及利亚准备合理地减少葡萄的种植面积十万公顷。
同时，非洲国家还发动群众开垦荒地，增加粮食的种植面积。
由于采取种种积极措施，非洲国家的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取得了可喜成绩。
非洲的谷物种植面积从1961年至1965年的五千八百八十一万一千公顷扩大到1972年的六千六百七十九万二千公顷，谷物产量从五千一百一十二万七千吨提高到1972年的六千六百五十四万六千吨。
据报道，1975年，非洲的粮食生产有了更大的发展，许多国家农业喜获丰收，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纪录。
有的国家已实现了粮食自给。
赞比亚的主要粮食玉米，除自给外，还能出口约二亿公斤，改变了过去大量进口粮食的状况。
阿尔及利亚谷物产量逐年增加，已基本上满足国内需要。
1975年，加纳的粮食生产大幅度提高，结束了依靠外国吃饭的日子。
事实充分表明，政治上已经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团结在一起，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够逐步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剥削、掠夺和控制，改变口粮靠进口的情况，实现粮食自给的目标。
我们相信，任何艰难和障碍都阻挡不住非洲国家在发展粮食生产道路上前进的步伐，非洲国家积极发展粮食生产必将取得更大的成绩，为反殖、反帝、反霸斗争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