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语录
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

热烈祝贺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
毛泽东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
致电苏发努冯主席凯山·丰威汉总理
新华社1975年12月05日讯
毛泽东主席、朱德委员长和周恩来总理12月05日打电报给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老挝最高人民议会主席苏发努冯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凯山·丰威汉，热烈祝贺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及他们荣任共和国主席、最高人民议会主席和政府总理。
电报全文如下：
万象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老挝最高人民议会主席苏发努冯阁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凯山·丰威汉阁下：
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及你们荣任共和国主席、最高人民议会主席和政府总理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向老挝人民革命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和兄弟的老挝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诞生，是老挝人民长期英勇斗争的光辉成果。
几十年来，英雄的老挝人民在老挝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为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不畏强敌，不怕困难，坚持武装斗争，经过艰苦曲折的道路，终于战胜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国内极右反动势力，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老挝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你们的胜利，不仅对印度支那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而且有力地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正义斗争。
中老两国是亲密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在长期的反帝革命斗争中同甘苦，共患难，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中国人民对老挝人民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看作是自己的胜利，感到由衷的高兴。
我们相信，富有革命斗争传统的老挝人民，在老挝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断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必将把老挝建设成独立、民主和繁荣的国家。
我们祝愿，中老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不断巩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75年12月05日于北京

结束在我国的访问
福特总统离开北京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李先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德、李素文等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1975年12月05日讯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结束了在中国的访问，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
福特总统的夫人贝蒂·福特、女儿苏珊·福特，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以及随同福特总统来访的其他人员，也于今天离开北京。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李先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德、李素文，外交部长乔冠华，外贸部长李强，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以及林佳楣同志，到机场送行。
在飘扬着美国国旗和中国国旗的首都机场上，举行了欢送仪式。
乐队奏美国国歌和中国国歌。
福特总统由邓小平副总理陪同，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到机场送行的还有政府部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王海容、朱穆之、谢静宜、严佑民、刘澄清、王曼恬、姜惠莲、路金栋、刘华清、刘存信、邓岗、王冶秋、刘传新、章含之、朱霖、林平、秦加林、朱传贤，以及各界访美人士二百余人。
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和夫人以及联络处官员，也到机场送行。
（附图片）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结束了在中国的访问，12月05日乘专机离开北京。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李先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德、李素文等到机场送行。
图为福特总统由邓小平副总理陪同，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新华社记者 摄

老挝人民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1975年12月01日至02日，在老挝首都万象胜利召开了老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废除君主制度，成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苏发努冯任国家主席、最高人民议会主席，凯山·丰威汉任政府总理。
老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老挝民族民主革命已在全国范围取得伟大的胜利，老挝人民的革命事业，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老挝举国万众欢腾，湄公河畔凯歌冲霄。
中国人民怀着兴奋的心情，向兄弟的老挝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老挝人民是英雄的人民，老挝民族是伟大的民族。
为了争取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老挝人民在老挝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进行了长期不屈不挠的英勇战斗。
特别是近十多年来，老挝人民不畏强暴，不怕牺牲，进行了光荣、艰巨、曲折的斗争，赶走了美国侵略者，推翻了老挝极右反动派，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老挝各族人民掌握了自己国家的命运，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
老挝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是人民战争又一曲壮丽的凯歌。
它有力地鼓舞了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斗争。
老挝人民的光辉战斗历程又一次表明，革命的人民只要拿起武器，敢于斗争，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一步步地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由弱变强，最后打败侵略者及其走狗。
老挝人民在斗争中发扬顽强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前赴后继，英勇奋战。
从查尔平原到波罗芬高原，从长山之麓到湄公河畔，到处都成了歼灭敌人的战场。
尽管敌人气势汹汹，猖獗一时，但是，老挝人民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终于打败了貌似强大的敌人，赢得了民族的解放和革命斗争的胜利。
老挝人民的光辉战斗历程再一次表明，革命的道路尽管是曲折的，但前途总是光明的。
革命人民要善于用革命的两手对付敌人的反革命两手，既不相信帝国主义与一切反动派的“好话”，也不害怕它们的恐吓。
在数十年漫长的斗争道路上，老挝人民经历了多次的曲折和反复。
但是，他们总结经验，继续战斗。
老挝人民在革命斗争中把立足点牢牢放在武装斗争上，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他们并没有因为两次协议的签订而松懈斗志。
相反，他们始终紧握手中枪，时刻保持警惕，对敌人的破坏和捣乱给予坚决、有力的惩罚，乘胜前进，终于把老挝的革命事业从一个胜利引向又一个胜利。
老挝人民的光辉战斗历程还表明，团结就是力量，团结起来为正义事业而战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在老挝人民革命党领导下，老挝爱国战线坚决依靠人民，团结各爱国力量，结成广泛的民族统一阵线，同敌人进行了长期英勇顽强的斗争，取得了辉煌胜利。
老挝人民同越南人民、柬埔寨人民在革命斗争中互相支援，并肩战斗。
老挝人民的斗争，也得到了全世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因此，老挝人民的胜利，也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第3世界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胜利。
历史在发展，人民在前进。
老挝人民和柬埔寨人民、越南人民的伟大胜利，以及第3世界各国人民的巨大胜利有力地说明，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伟大历史潮流，正在滚滚向前，势不可当。
美帝国主义在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地区已经遭到失败。
另一个超级大国野心勃勃，正极力在这个地区渗透扩张，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中国和老挝是山水相连的亲密邻邦。
我们两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甘苦与共，互相支持，互相鼓舞，是亲密的战友和兄弟。
今天，在欢庆老挝人民取得历史性的伟大胜利的时候，中国人民衷心祝愿英雄的老挝人民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在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新老挝的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祝愿中老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不断巩固和发展。

中共和林格尔县委认真做好知识青年工作
充分发挥知识青年在农业学大寨中的作用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电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委认真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注意发挥知识青年在农业学大寨中的积极作用。
几年来，和林格尔县委满腔热情地欢迎和安置了来自天津、上海、呼和浩特和本县的知识青年二千三百多人。
这批知识青年在党的关怀下，朝气蓬勃地战斗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第1线，为农业学大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了贡献。
和林格尔县委非常重视做好知识青年工作。
除县委第1书记经常亲自过问外，县委并确定一名副书记、两名常委具体分管这项工作，定期研究、检查和总结。
在县委的带动下，许多部门和单位也都把知识青年工作列入自己的议事日程。
县物资部门积极为知识青年供应盖房所需物资。
有些工厂组织工人下乡帮助知识青年所在社队修理机器，培训技术力量。
县文教部门组织人力深入农村，帮助知识青年开展文艺体育活动。
由于县委调动了各方面的力量做好知识青年的工作，这就使知识青年们坚定了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决心。
和林格尔县委努力把做好知识青年工作和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结合起来，使广大知识青年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得到锻炼，发挥作用。
巧什营公社忽通兔大队过去工作比较后进。
知识青年来到这个大队以后，在公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领导下，积极协助队里办起了政治夜校、广播站，成立了理论队伍和业余文艺宣传队，建立了图书室。
知识青年们和贫下中农一起学习革命理论，深入批林批孔，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在农业生产中大搞科学实验，有力地推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开展。
经过七年奋战，初步改变了这个大队的面貌。
和林格尔县委总结和推广了他们的经验，使各级领导进一步认识到发挥知识青年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作用的重要性。

坚持青年同工农结合的正确路线
——学习《青年运动的方向》
石凌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光辉著作中，通过对中国革命任务、对象和动力的分析，并根据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深刻地指出了革命青年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重要性，给青年工作规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几十年来，我国广大青年在这条路线指引下，坚持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对革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我们应该继续坚持毛主席制定的这条正确路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千百万知识青年实践了《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所提出的路线，热烈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满怀壮志豪情，奔赴农村，奔赴边疆，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的热潮，把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道路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广大知识青年同贫下中农一起，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战天斗地，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代新人正在茁壮地成长。
他们正在逐步使自己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其中不少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当了农村基层干部，有一大批成了学习理论的骨干，担任了农村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农业技术以及科学研究等各方面工作，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
他们以实际行动，猛烈地冲击着几千年来剥削阶级轻视劳动、鄙视工农的传统观念，给那些对青年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道路持怀疑态度的人以很好的教育，给那些反对派以有力的回击。
实践证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道路的重要措施，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它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加强农村的建设和推动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我们应该坚持这样做下去。
在当前，重新学习毛主席《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光辉著作，对于我们继续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做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批判和抵制某些违背毛主席路线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是有很大现实意义的。
毛主席说：
“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
拿什么去辨别他呢？
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
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
这就清楚地说明，青年们是不是坚持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是一个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的问题。
任何一个青年人，只要他想投身革命，就必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除此没有别的道路。
同时也告诉我们，是不是积极引导和努力帮助青年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这是在青年工作中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
革命青年要坚持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是由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工农群众在革命中的主力军地位决定的。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群众的事业，根本的力量是工农群众。
毛主席在《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著作中，反复强调了工农群众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指出了中国革命一条极其重要的历史经验：
“如果要把几十年来的革命做一个总结，那就是全国人民没有充分地动员起来，并且反动派总是反对和摧残这种动员。
而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可能。”
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并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后，革命的性质和任务虽然不同了，但是革命的主力军，依然是工农群众，即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
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深入开展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后消灭阶级，消灭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没有广大工农群众坚持不懈的奋斗，也是办不到的。
因此，我们按照毛主席制定的路线，积极引导广大青年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出发，引导青年走向革命的唯一正确道路。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曾经指出：
“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
他们总是要依附于一定的阶级，为一定的阶级服务。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他们不是依附于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服务，就是依附于资产阶级，为资产阶级服务，二者必居其一。
因为，现在我们国家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两个阶级都要按照本阶级的利益和愿望，把青年培养成为自己的接班人。
我们坚持青年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正确路线，积极引导和努力帮助青年紧密地和广大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就是要使他们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为无产阶级服务。
否则，路线不对头，青年们脱离工农群众，就会被资产阶级拉过去。
要不要青年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是关系到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关系到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关系到能不能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
我们按照毛主席制定的路线，把青年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富有革命的热情，有为工农群众服务的强烈愿望。
但是，正如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指出的：
“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
这种情况，使一部分青年人容易忽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阶级敌人则总是利用这一点煽动某些青年人脱离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我们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引导他们到工农群众当中去，同工农群众一起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从中学习工农群众坚定的阶级立场、高度的路线觉悟、崇高的思想品质和彻底的革命精神，就可以使他们提高共产主义觉悟，提高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清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轻视工农的反动世界观的影响，在思想感情上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同阶级敌人的一切破坏活动进行坚决的斗争。
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为工农群众服务。
工人和贫下中农当中的知识青年，也要坚持同工农群众相结合，虚心接受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全心全意为工农群众服务。
坚持青年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正确路线，还有助于解决理论同实践的结合问题，使他们把从书本上学来的不完全的知识变成比较完全的知识。
知识青年读了几年书，有了一些书本上的知识。
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
“知识分子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在没有同实践结合的时候，他们的知识是不完全的，或者是很不完全的。”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让知识青年到工农群众当中去，把学到的书本知识应用于群众的斗争实践，在实践中对它加以检验、丰富和发展，这样就可以使他们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掌握比较完全的、有用的知识。
那种认为只有在学校课堂里学到的书本知识才算知识的看法，是片面的。
毛主席关于什么是知识的问题，曾经作过精辟的阐述，指出：
“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整顿党的作风》）要掌握这两门知识，光靠关门读书，是办不到的。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中，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下，许多学生从小学读到大学，十几年不接触工农群众，不接触实际，能说是掌握了这两门知识吗？
实践证明，那是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办法。
我们要把青年培养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必须让他们在改造社会和改造自然的伟大斗争中进行锻炼，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只要是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就必须这样做。
毛主席在这篇著作中，肯定了当时延安青年运动的方向，是全国的青年运动的方向。
毛主席指出：
“延安的青年们干了些什么呢？
他们在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
他们在实行生产运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
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
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谓盛矣。
但是他的学生比起延安来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
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
‘不知道，我不如农民。
’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
‘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
’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
当时的延安青年，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走同工农结合的道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批判了几千年来旧的传统思想，批判了孔孟之道，成为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
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这个光荣传统，把毛主席制定的这条正确路线永远坚持下去。
要不要坚持青年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知识青年要不要上山下乡，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刘少奇和林彪，都是青年工作正确路线的反对派，都是反对青年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都是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
他们千方百计地在青年问题上做文章，竭力散布什么“读书做官”、“下乡镀金”和“变相劳改”等反动谬论，其罪恶目的，就是妄图把青年引上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工农群众的邪路，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毛主席在《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著作中，深刻地批判了反对革命青年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错误倾向，并告诫广大青年说：
“我希望全国的青年切记不要堕入那股黑暗的逆流之中，要认清工农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进军。”
我国广大青年没有忘记毛主席的这个教导，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深刻批判了刘少奇、林彪反对青年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和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行，坚持了正确的方向。
他们就是在反对“那股黑暗的逆流”的斗争中，“向光明的前途进军”的。
但是，这个斗争并没有结束。
只要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总会有人反对正确的路线，反对革命青年同工农群众相结合。
我们必须继续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黑暗的逆流”，同反对青年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种种错误倾向作斗争。
千百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这样一项前所未有的大事情，在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工作中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问题，是并不奇怪的。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需要我们按照毛主席制定的路线和政策，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如果因为存在着缺点和问题就看不清主流，对这项工作发生怀疑和动摇，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也是对待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和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
我们应该为党的事业和青年们的前途着想，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从各个方面创造条件，支持青年上山下乡，引导他们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
有的青年思想上出现反复是难免的，这就需要我们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
他们在生活、学习、工作方面的实际问题，要积极地帮助解决。
对于当了干部的知识青年，要注意教育他们继续同群众结合在一块，不要把他们从群众斗争的土壤中“拔”出来，割断了他们同群众的血肉联系。
对于每一个知识青年来说，要解决一个真扎根还是假扎根的问题。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决不能只干一阵子，做一个匆匆来去的过客，而要树立坚持在乡村干一辈子的思想，做一个铁心务农的革命者。
下乡两三年，那是比较容易做到的，难的是一辈子扎根农村。
已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要有远大的革命理想，把现实的革命斗争同共产主义大目标联系起来，把在农村从事的每一项平凡的劳动都看成是实现伟大理想的实际步骤，自觉地同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一起去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服从国家的需要。
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没有长期在农村干革命的思想，虽然身在农村，也很难同广大贫下中农结合在一块。
所以，这个真扎根假扎根的问题，实际上还是一个真结合假结合的问题。
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同贫下中农就会有共同的语言，对农村就会有深厚的感情，即使有什么歪风吹来，也不会发生动摇，能够顶得住，在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道路上走到底。
现在我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全国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重要阶段。
在毛主席、党中央亲切关怀下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发出了激动人心的号召。
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一场伟大的改天换地的斗争。
广大知识青年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可以在学大寨的运动中发挥很大的作用。
同时，这样一个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又为青年们提供了最好的学习课堂，他们可以在这场斗争中同广大贫下中农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在毛主席制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条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
（原载《红旗》杂志1975年第12期）

拿口大队知识青年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
增强扎根农村干革命的自觉性
据新华社福州电
福建省邵武县朱坊公社拿口大队知识青年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增强了扎根农村干革命的自觉性。
拿口大队知识青年理论学习小组是1972年成立起来的。
参加学习的知识青年有六十二人。
三年来，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坚持数年，必有好处”的教导，白天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晚上看书学习，从不间断。
他们先后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矛盾论》、《实践论》、《青年运动的方向》等著作，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
不少知识青年还结合理论学习读了一点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书籍。
在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他们集体编写了大量辅导材料和宣讲材料，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知识青年们通过学习革命理论，努力改造世界观，决心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知识青年黄林廉，下乡插队十年来，认真看书学习，刻苦磨练自己，同贫下中农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972年以来，先后三次招工，贫下中农都推荐他，他都表示要坚持留在农村。
知识青年林武炎是邵武县城人，他来拿口大队插队后，不仅自己决心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还经常向父母亲介绍农村的大好形势，动员父母也搬到了拿口大队安家落户。
有个女知识青年被分配到畜牧场养猪。
开始不安心工作。
后来，她在理论小组里学习了《共产党宣言》、《青年运动的方向》等著作，提高了认识，决心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从此，她和几个女社员在一起养了三百多头猪。
她不怕脏和臭，不怕苦和累，刻苦学习兽医知识，搜集土药方，精心为猪治病。
几年来，招工招生她都没有报名。
有人问她：
“你为什么不去上大学？”
她说：
“我要一辈子为革命养好猪，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力量！”

艰苦奋斗争取更大胜利
湛江农垦战线广大知识青年为建成大寨式农场积极作贡献
据新华社广州电广东省湛江农垦战线广大知识青年认真学习和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决心以实际行动学大寨，艰苦创业，奋发图强，努力把自己所在的农场建成大寨式的农场。
1968年以来，湛江垦区国营农场先后接收了四万多名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
这批知识青年和广大农场工人一起，以大寨贫下中农为榜样，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开山劈岭，垦荒造地，发展橡胶、粮食和热带作物生产，取得了显著成绩。
去年，这个垦区的干胶、纤维、水稻等主要生产项目都超额完成了任务，产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今年到11月初，又超额完成了全年干胶生产任务，各项作物的产量都比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以来，湛江垦区广大知识青年认真学习会议精神，回顾下乡干革命的战斗历程，心情无比振奋。
他们以艰苦创业的实际行动，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学大寨新热潮。
南华农场六百多名知识青年和老工人一道并肩战斗，到11月初，已超额百分之二十五完成了全年干胶生产计划。
知识青年在改天换地的战斗中，把冲天干劲和科学态度紧密结合起来，把自己的文化科学知识献给农场，努力为建设大寨式农场作出贡献。
平岗农场一队九班的知识青年在围垦的海滩上艰苦创业，实行科学种田，使水稻产量连续几年超千斤。

一枝毒箭的用心
北京永定机械厂　杨俊青　常振生
在《水浒》第60回中，作者让梁山起义军领袖晁盖中箭身死，从此宋江掌握了梁山泊全权。
他改“聚义厅”为“忠义堂”，公然提出“替天行道”的投降主义口号，接着拉卢俊义上山，放肆地进行招降纳叛的活动，积极为投降朝廷展开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准备工作，形成了梁山起义军路线的大转折。
因此，作者的反动目的在这一回暴露得十分清楚。
可以说，这是《水浒》作者借史文恭之手射向农民起义军的一枝毒箭。
在这一箭之前，作者对安排晁盖必死已埋下了伏笔。
从四十一回宋江被梁山好汉营救上山，到六十回宋江掌权这个过程中，作者主要是围绕宋江而展开情节的。
宋江在梁山发号施令，耀武扬威，水泊军政大事一概独揽。
每遇战事也独断专行，率自己扶植的势力下山，留晁盖等原有梁山首领守寨。
本来晁盖是山寨之主，但作者不让他出场，有时出来，也只是设宴欢迎宋江凯旋回山。
山寨的事，晁盖也无权过问。
宋江有时也说“共同商议”，但实际上是他自己点了头算。
有一次，晁盖要与宋江讨论将领任职之事，宋江却背着晁盖早已“商议已定”。
下山作战的方案，宋江也从来不请示晁盖，而是先“自有调度”。
处处架空晁盖，时时排挤晁盖，使晁盖徒有“山寨之主”之名。
这样，在作者的精心安排下，晁盖在寨中无声无息，可有可无，只剩身躯在山，灵魂却被作者早已驱走了。
因此，晁盖后来中箭身死，完全是作者早就定下了的杀心。
作者这一箭主要是出于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让投降派宋江上台的需要。
晁盖在梁山泊坚持和执行一条正确路线，是坚决“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
这样，晁盖的路线和作者所要歌颂的路线截然对立。
在晁盖死前，作者已经写了宋江几次背着晁盖，向朝廷大臣宿太尉以及被俘的朝廷将官宣露待罪梁山、专等招安投降的反动政治主张，但碍于晁盖是山寨之主，无法公然推行。
很明显，处于山寨之主地位的晁盖就成了作者安排宋江上台的主要障碍。
作者为了宣扬投降主义路线，必然要把晁盖屏于一百○八人之外。
为此作者才恶狠狠地给了晁盖当头一箭。
一箭之后，按照作者的意图，晁盖“骨肉未寒”，宋江就迫不及待地“权坐了第一把椅子”。
宋江篡权后便全面推行一条投降主义路线，彻底背叛晁盖的革命路线。
可见，作者这枝毒箭的罪恶用心就是为投降主义路线上台开道的。
这一箭也是出于作者安排大地主卢俊义上山的需要。
这是宋江实现投降阴谋中必不可少的人物。
作者让晁盖临死前留下一句“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作梁山泊主”的遗言，这是特意为卢俊义上山坐第二把交椅作的伏笔。
作者又让晁盖的魂灵显圣，把史文恭驱至卢俊义埋伏处，使卢俊义捡得了这件功劳，成为他坐第二把交椅的资本。
这些地方，作者的反动意图都是很明显的。

剖析宋江的修正主义
山东利津县回乡知识青年　赵安亭
毛主席指出：
《水浒》中的“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水浒》一书，细致地描画了宋江搞修正主义的全过程，真是一份认识修正主义的反面教材。
仔细分析《水浒》中宋江搞的修正主义，对我们认识投降派，反修防修，是很有益处的。
一
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基本矛盾。
皇帝是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最高代表，是地主阶级专政的象征。
农民起义军要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在政治上必然把矛头指向皇帝。
因此，思想上敢不敢造反，政治上反不反皇帝，实际上就成了坚持农民起义路线还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分水岭。
“造反有理”，还是“造反有罪”，这是《水浒》中革命派和投降派根本对立的观点。
晁盖等人在劫生辰纲时说：
“此等不义之财，取之何碍！”
这实际上就是说“造反有理”，“农民起义无罪”。
就在这种思想鼓舞下，晁盖一上梁山，就提出“竭力同心，共聚大义”的政治主张。
在这一主张指引下，起义军惩何涛、囚黄安，坚决彻底地消灭反动军队；
“整点仓库，修理寨栅，打造军器”，“每日只是操练人兵，准备抵敌官军”；
扫平祝家庄，攻打曾头市，消灭地主武装；
传播“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思想，把矛头明确地指向了皇帝。
这些都充分说明“共聚大义”就是号召团结起来举行农民大起义，是反皇帝的，是坚持农民起义的正确的政治主张。
而宋江却到处宣扬“造反有罪”，用忠义双全的反动谬论，磨灭起义农民的革命思想。
就在“忠义”观念的指导下，他严守朝廷法令，不肯参加农民起义队伍。
后来，他“不由得”被推到了起义军中，又用“替天行道”的主张，篡改了“共聚大义”的主张，修正了晁盖等人反皇帝的政治方向，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把一场轰轰烈烈的梁山农民起义，纳入了符合地主阶级利益的轨道。
在封建社会里，反动地主阶级鼓吹“天不变，道亦不变”，皇帝是代表天的，皇帝行的“道”就是天的“道”。
宋江的所谓“替天行道”，就是替皇帝行封建统治的道。
九天玄女娘娘对宋江说：
“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
就是要他向皇帝尽忠，做皇帝的忠臣，为地主阶级专政效力，镇压农民起义，保护地主阶级的“良民”；
背叛农民起义这条所谓“邪路”，走投降皇帝的所谓“正路”。
既然仍旧要行皇帝行的“道”，那就只能按着皇帝的旨意办，而不能反皇帝。
后来宋江果然把“替天”改成了“顺天”，更赤裸裸地显出了投降派的真相。
人们的实际行动是检验人们的主张的试金石。
请看宋江在“替天行道”的主张下干了些什么吧：
一，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公然宣扬皇帝好，“天子至圣至明，只被奸臣蔽塞”，标榜忠于皇帝，对内压制反对招安、主张反皇帝的革命派，对外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二，释放或重用被俘的朝廷将官，千方百计地进行投降活动，最后，让人招安了；
三，投降了就去打方腊，把农民起义军变成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御林军。
从宋江的行动可以看出，“替天行道”是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主张。
“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
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起义，历来就是采用“剿”“抚”两手政策的。
“剿”或“抚”都是为了消灭农民起义，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
《水浒》中，上起皇帝、朝廷大臣，下至州官、太守，一会儿有人主张“剿”，一会儿有人主张“抚”，正是这两种社会职能的交替使用。
只不过“抚”这一手，在政治上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很受革命队伍里投降派的欢迎；
如能实现，对反动统治阶级也更为有利罢了。
一个主张招抚的大臣对皇帝就是这样说的：
“不若降敕，赦罪招安，诏取赴阙，命作良臣，……此为上策。”
宋江在“替天行道”的口号下，“只愿早早招安”，与朝廷的上策不谋而合，这多么清楚地表明，“替天行道”的主张，是符合地主阶级利益的！
二
有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必然有什么样的组织路线。
一定的组织路线是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
一切真正的革命者，在组织上都维护革命队伍的纯洁，在革命目标一致的原则下坚持团结。
而修正主义者，为了取消革命，必然要改变革命队伍的组织成份和性质，分裂革命队伍。
在梁山起义军刚开创时，晁盖等人拿“敢拒敌官军”作为原则，把那些对官军作战中表现“智勇足备”，“善能用兵”，以及在战斗中立下功劳的人，排在座次的前列。
并招接四方好汉入伙。
执行这一原则，不但使山寨中原来的队伍和新上山的队伍，达到互诉“心腹之事”，紧密地团结，而且使散居各地的许多小股起义军都汇集到梁山，使起义军发展壮大起来。
宋江上山后，推行一条有利于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组织路线。
他一上山，立即着手搞派别活动，先把起义军头领分为新旧两派，各坐一边。
并宣布“休分功劳高下”——即不管在对官军作战中是否勇敢、坚决和贡献大小。
这就抹杀了“敢拒敌官军”的原则。
晁盖一死，他立即改组领导班子，把他的亲信和俘虏的朝廷将官提到前面，而把屡立战功的三阮等排挤出中心领导机构——忠义堂。
后来又公然声明以“世本忠臣”——即忠于皇帝——为原则，以“生于富贵之家”，“有贵人之相”——即剥削阶级出身，社会地位高——为主要标准。
按着这种标准，他用“官爵升迁”、“封妻荫子”、“青史留名”作诱饵，把大批朝廷将官、地主、贵族拉进领导机构，安插到主要领导岗位和要害部门，让自誓“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的大地主卢俊义坐了第二把交椅，让决心要消灭起义军的关胜，做马军五虎将之首。
起义军的军、政、财、监察等大权几乎都落到了投降派人物手中。
而被压迫阶级出身的起义英雄李逵、三阮等，尽管他们为起义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因其出身微贱，不愿意投降，即遭到宋江的排斥和贬低，只担任了些没有什么大权的步兵、水兵头领。
投降派在起义军领导班子中占了主导地位，这个领导班子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宋江的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在领导班子中获得通过，并强加于整个起义军，终于使起义军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了皇帝的御林军。
用剥削阶级的“地位、金钱、名誉”做诱饵，搞派别活动，把剥削阶级代表人物安插到领导班子中，首先改变领导班子的组织成份和性质，这是宋江搞修正主义的组织手段。
梁山一百○八人表面上“哥弟称呼”，“一同酒筵欢乐”，貌似团结一致，但从宋江上了山，同床异梦的状态就已形成。
宋江搞投降主义，遭到不愿意投降的将领们抵制和反对，引起一阵阵轩然大波。
不愿意投降的吴用只好背着宋江下密令，布置反招安斗争。
当宋江公开投降时，起义军基层士兵，当下辞去的就有三五千人……梁山起义军最后弄得四分五裂，这是宋江搞修正主义的必然结果。
三
修正主义是打着革命的旗号，通过玩弄阴谋诡计，从革命阵营内部修正革命路线的。
这就决定了修正主义者在行动上必然阳一套、阴一套，耍两面派。
宋江刚上梁山时，当众发誓：
“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投托哥哥去。”
装出一副好象要坚决造反的样子，但内心想的却是要借梁山这个“烟水寨”，到东京去换个官做。
于是便施展其“权谋”手段：
其一是篡改晁的正确主张。
在宋江上山前，起义军原来的头领没有一个人说过“替天行道”的话，他上山不久，即鼓吹“忠义”，散布“替天行道”谬论，大造舆论。
其二是打着晁的幌子，架空晁盖，散布流言蜚语，抢班夺权。
每逢出兵，宋江总是假惺惺地说：
“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
由他领兵下山，捞到了实权；
把他那一派人逐步提升起来。
就在晁盖活着之时，他已发展到“凭陵欲作恢？
计，全仗公明作主张”的地步，山寨任免大事，也不与晁盖商量，就自作主张擅下命令。
晁盖一死，他骗取了第一把交椅，终于实现了他的投降主义阴谋。
晁盖在世时，宋江当面赌咒发誓：
“这回只得死心塌地与哥哥同死共生！”
背后却进行着背叛晁盖的罪恶勾当。
晁盖死后，宋江在山寨正中的大厅里摆设了晁的灵牌，自己住在一边，表示虔诚。
尽管晁的灵牌还摆在山寨的中央，但山顶上早已竖起了“替天行道”的黑旗，聚义厅也改为忠义堂，晁的主张和为山寨立下的名称，都被宋江修正了，就连纪念晁盖的活动仪式，也被宋江用来当做了贩卖修正主义黑货的市场。
这是对起义领袖晁盖的最大叛卖。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揭露过：
“当那些在被压迫阶级中素享盛名的革命领袖一旦逝世以后，他们的敌人便企图窃取他们的名字来欺骗被压迫阶级。”
“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即所谓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
用这把解剖刀去剖析宋江，就可以剥出这个投降派的修正主义真实面孔来。
《水浒》把宋江描绘成“忠义”的化身和救世的“英雄”，他的一切丑行都被涂上了骗人的金光。
但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真分析，却可以清楚地看出宋江搞修正主义的实质和特点，从中总结出修正主义活动的一般规律，这是一份极其宝贵的反面教材。
毛主席教导我们：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刘少奇、林彪一伙，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篡改马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修正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搞阴谋诡计，制造分裂等等，同《水浒》中宋江搞的一套，有许多相似之处。
充分利用《水浒》这部反面教材，认清宋江搞修正主义的实质和特点，可以使人民知道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投降派。
这对于坚持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
要团结，不要分裂；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原则，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很大的好处。

“托塔天王”
“晁天王”和“铁天王”是群众对梁山农民革命领导人晁盖的赞称。
这两个绰号都来自“托塔天王”。
关于“托塔天王”的来源，《水浒》作者在第14回说了这样一段故事：
为了把鬼赶到东溪村，有人在西溪村凿了一座青石宝塔；
晁盖为此很生气，便把塔托起，放到自家住的东溪村。
这样，晁盖只不过是个宗族派系斗争中的“英雄”，显然是对农民起义领袖形象的歪曲。
早在《水浒》成书之前，宋末元初的龚开根据当时民间传说写的《宋江三十六人赞》中，对“铁天王晁盖”的赞语是这样说的：
“毗沙天人，证紫金躯；
顽铁铸汝，亦出洪炉”。
大意是说：
掌上托着舍利古塔的毗沙天王，是紫金铸就的身躯；
而铁天王晁盖也是洪炉里百炼的纯钢。
“托塔天王”就是“毗沙天人”的俗称。
称晁盖为“托塔天王”，表现了群众对他的赞扬和拥护。
一部中国的农民革命史，就是被压迫的农民阶级用暴力推翻封建制度的历史。
农民革命必然要反对封建制度的集中代表——皇帝。
晁盖是反对皇帝的。
正如旱地忽律朱贵所说，“俺这里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
对封建皇帝采取什么态度，是区别真假农民革命的试金石。
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其斗争的矛头都是针对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总头子皇帝的，其中较大的几次农民起义，还在自己的纲领里或称号中，直接表明了与皇帝势不两立。
如东汉的张角自称“天公将军”。
清代的洪秀全创建太平天国则自称“天王”。
晁盖称“托塔天王”、“晁天王”或“铁天王”，和我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自称“天公将军”、“天王”一样，也包含了反对“天子”的意思。
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真正理解“托塔天王”的政治意义。
《水浒》作者对“托塔天王”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
第71回说：
“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
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
十分明显，这不是作者玩弄什么“对仗”的文字技巧，而是寓褒贬于其中的“春秋笔法”。
晁盖称号里的“塔”字不见了：
把对晁盖英雄气概的形象比喻，偷换成修饰“称王”的贬义词——“托胆”。
这段骈俪对偶的文字，直接表达了作者对晁盖、宋江二人不同的评价，也突出了其结局的不同。
作者唯恐晁盖有胆有识地称王，所以让他早早死去，屏于一百○八人之外。
而大肆吹捧宋江肯引导众弟兄去保卫皇帝，所以让他居于一百○八人之首。
一曲精心制作的颂歌给予投降派宋江，一纸用心险恶的罪状投向农民起义领袖晁盖，爱憎何等分明。
《水浒》作者的笔，正是那支借史文恭之手射向“托塔天王”的毒箭！
（董方）

拙劣的一笔
解放军某部　蒋永超　侯力军　路毅
《水浒》中的晁盖，在领导梁山起义队伍时，号召大家“竭力同心，共聚大义”，立志“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坚持了一条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
而宋江则是一个死心塌地为封建统治阶级卖命的奴才。
晁盖一死，他就迫不及待地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打出了“替天行道”的黑旗，竭力推行一条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
《水浒》的作者为了鼓吹投降主义，于是编造出“晁天王曾头市中箭”的情节，叫晁盖“归天及早”，而且根本不把他排在“天罡”“地煞”之列，完全“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
《水浒》的作者说：
“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
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
这段话不打自招地道出了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的真实目的。
《水浒》的作者煞费苦心地描出了晁盖中箭而死这拙劣的一笔，以便让宋江“把寨为头”，从而好为宋江高唱“名标青史千年在，功播清时万古传”的赞歌，让宋江能够“生当鼎食死封侯，男子生平志已酬”。
总之，《水浒》安排晁盖及早归天，抬出宋江，目的就是否定晁盖的革命路线，肯定和宣扬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
为了欺骗人们，《水浒》的作者在晁盖之死的问题上，还故弄玄虚，加进了浓重的“天命论”色彩。
请看《水浒》的这段描述：
晁盖行将出征，“忽起一阵狂风，正把晁盖新制的认军旗半腰吹折”，宋江说这是上天的预兆，劝晁盖不要下山，而晁盖却认为：
“天地风云，何足为怪”，不顾劝阻，坚决下山。
果然，中了史文恭的毒箭。
《水浒》作者显然是力图说明晁盖不信“天命”，违了“天意”，因而“逆天者亡”；
而宋江知“天命”，懂“天意”，又“替天行道”，所以“顺天者昌”。
晁盖的“及早归天”和宋江的“把寨为头”皆是天地之意，不可“违拗”。
这是企图为排斥晁盖找到一条不容怀疑、不可推翻的神圣根据。
其实，这是十足的欺骗！
《水浒》六十回中这拙劣的一笔，宣扬了“造反有罪，投降有理”八个黑字，这充分暴露了《水浒》作者的反动阶级立场。

晁盖之死
陈炳
梁山农民起义领袖晁盖在进攻曾头市的一次战斗中中箭牺牲。
书中写晁盖是死于曾家府地主武装的教师史文恭的毒箭之下，但我们透过这一情节的描写却可以看出，晁盖的死是出于作者让宋江篡权的反动意图。
《水浒》写晁盖中箭身亡，露骨地表明作者宣扬投降主义的反动意图。
作者极力贬低和歪曲农民革命领袖晁盖，美化和歌颂投降派宋江。
一向能谋善战、武艺高强的晁盖，在攻打曾头市时却变成了一个庸庸碌碌、粗暴固执的形象。
作者还通过风折认军旗宣传“天命论”，让他死去，以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
作者这样描写的反动意图是交代得十分明白的，那就是：
“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
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
但是透过作者的种种歪曲，我们从晁盖之死中，可以认识到，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是掌握在革命派手里，还是掌握在投降派手里？
这是一个关系到执行什么路线和革命成败的极为重大的问题。
因此，“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我们必须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认识投降派，反修防修，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1976年中芬贸易协定在京签字
新华社1975年12月05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芬兰共和国1976年贸易协定今天在北京签字。
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外贸部副局长孙锁昌和芬兰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副司长波利·奥巴斯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
外贸部副部长柴树藩会见了芬兰政府贸易代表团全体成员并出席了签字仪式。
芬兰政府贸易代表团是11月26日抵京的。
他们曾在北京、天津参观访问。
代表团将于06日动身去上海和广州参观，然后回国。

厦门大学研制成电化学综合测试仪
新华社福州1975年12月05日电
厦门大学化学系电化学专业师生最近研制成功我国第1台电化学综合测试仪。
经过技术鉴定，这台仪器性能良好，即将成批生产。
电化学综合测试仪主要用来对石油、化工、造船、航空及国防等工业部门对电化学领域的参数进行综合测试，同时也是研究电化学基础理论的重要工具。
它可以对复杂的电化学过程，利用时间、电位、电流等因素加以解析，为加速或减慢电化学过程提供理论根据和解决方向。
这台仪器采用半导体集成电路新技术，所用的材料都是国产的。
它由恒电位仪、信号发生器和交流阻抗测定仪等三部分组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开始研制，由于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一直没有取得成果。
文化大革命中，师生们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指引下，树雄心，立壮志，从1973年重新开始了研究试制工作，先后试制了不同型号的四部样机。
今年以来，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的推动下，师生们进一步树立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雄心壮志。
他们在过去试制的基础上，又反复实践，终于在最近研制成功。
（附图片）
我国第1台电化学综合测试仪。
这是厦门大学化学系师生在一起对这台电化学综合测试仪进行检试。
　新华社记者 摄

坚持面向农村积极为农业学大寨服务
黄梅县邮电局普及农村投递网
新华社武汉1975年12月05日电
湖北省黄梅县邮电局的干部和职工坚持面向农村，积极为农业学大寨服务。
他们用一年多的时间，普及了农村投递网，实现了全县各公社生产队队队通邮，受到了广大贫下中农的热情赞扬。
黄梅县地处鄂东大别山南麓。
1972年初，在批林整风运动推动下，县邮电局职工讨论了“各行各业都支农，我们邮电怎么办？”
的问题。
大家认为，邮电部门支援农业，为农业学大寨服务，首先要普及农村投递网，实现全县生产队队队通邮。
而这个县过去在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下，还有少数生产大队和许多生产队不通邮。
他们联系实际，狠批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决心普及农村投递网，让党的报纸刊物迅速广泛地同群众见面，把邮件及时传递到群众手里。
认识统一以后，县邮电局党支部书记、局长黄俊卿以身作则，跑遍全县十七个邮电支局（所），组织干部和职工广泛开展讨论，制订出了实现全县生产队队队通邮的规划。
要使全县所有生产队都通邮，就要增加投递点和延长邮路。
怎么办？
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
还是当伸手派，依赖上级增人增车？
这个邮电局的党支部选择小池公社邮电支局作试点，依靠群众创造自力更生普及农村投递网的经验。
小池公社邮电支局服务境内共有二百四十五个生产队，要实现队队通邮，按照通常情况，邮路要由原来的五条增加到八条，里程须由原来的一百六十六公里增加到三百二十公里，这样就需要增加三个人、三辆车。
但这个支局的职工，不向上伸手要人要车，而是学习大寨大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深入农村，进行实地勘察，根据“合理划线，合理定点，合理使用人力”的原则，改革原有老邮路，制订出新的投递方案。
他们经过六次试跑，不断减少迂回重复的邮路，最后在不增人、不添车的情况下，实现了生产队队队通邮。
县邮电局总结推广了这个支局的经验后，全县各支局迅速掀起了普及农村投递网的热潮。
这个县十三个邮电支局，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职工先后分别跑遍了平原、丘陵和山区，认真地调查了全县三千三百四十个生产队和二十四个农场、林场，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基础上，他们按照地理条件，合理划线，合理定点，将原有的一千九百三十一个投递点，扩大到六千二百九十五个，终于实现了全县生产队队队通邮。
黄梅县邮电局在普及农村投递网以后，各级党组织坚持对职工进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教育，促使大家进一步改进服务工作。
广大职工除按班按点完成邮件投递任务外，还大力开展“五收五送”活动，即把农村的包裹、汇票、特种挂号邮件、电报、挂号信送上门去，又上门收订报刊、收受电报、收寄函件、包裹、汇款。
1973年以来，全县共收送挂号邮件二十二万多件，节省农业劳动日七万三千多个。
在改进服务工作中，邮电局各级领导干部走在前面。
县邮电局党支部副书记、副局长严汇川一年多来跟班走了四十多条邮路，步行三千余里，爬山涉水，跑遍三千多个投递点，同广大乡邮员一起收送邮件。
小池公社邮电支局副局长胡一雄，在今年08月的一次暴雨中，顶班劳动。
当他走到杨塘公社新星大队时，齐腰深的洪水淹没了去路，他临危不惧，头顶邮包，涉过洪流，按时完成了投递任务。
为了充分发挥党的报刊的作用，全县邮电部门还帮助生产队成立了五百多个读报组，开展群众性的读报活动。
现在全县的报刊发行量比1971年增加百分之七十七，各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都基本上订阅了党的报纸刊物，保证了群众政治学习的需要。

外事往来
我贸易代表团去泰国访问
以贸促会主任王耀庭为团长、外贸部副局长张先成为副团长的中国贸易代表团05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泰国进行友好访问。
外贸部副部长陈洁和有关方面负责人肖方洲、奚业胜、陈木、刘岩等到机场送行。
柳忠阳宴请匈牙利科学工作者
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柳忠阳05日晚举行宴会，欢迎匈牙利生物科学博士塞吉·约热夫和农业科学副博士居尔菲·贝拉。
参加宴会的有中国科学院有关方面负责人和科学工作者武藻文、魏江春、崔澂等。
匈牙利驻中国大使馆参赞尤沙也应邀参加了宴会。
匈牙利科学工作者是05日乘飞机到达北京的，他们将在北京、南京、上海、广州、大寨等地进行访问考察。
我政府贸易代表团回到北京
由外贸部局长张耿和率领的我政府贸易代表团结束了对伊拉克的友好访问，04日下午乘飞机回到北京。
（新华社）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友好参观团离长沙去桂林访问
新华社长沙1975年12月05日电
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部长金涣为团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金泰浩为副团长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友好参观团，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长沙去广西桂林访问。
朝鲜战友是03日下午从上海到达长沙的。
当晚，中共湖南省委举行宴会欢迎朝鲜战友。
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湖南省委第2书记张平化和金涣团长在宴会上举杯共祝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万古长青。
昨天，朝鲜战友专程访问了韶山，受到韶山人民的热烈欢迎。
中共韶山区委书记毛泽普陪同朝鲜战友参观了毛主席旧居和毛主席旧居陈列馆。
朝鲜战友在长沙参观了毛主席早年从事革命活动的纪念地湖南省第1师范学校、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清水塘，还参观了湖南省博物馆，并观看了文艺演出。
朝鲜战友抵离长沙时，张平化同志和湖南省、长沙市有关方面负责人尚子锦、李照民、李青、李振祥、唐杉等到机场迎送。

湛江港又建成两个万吨级矿砂码头
对支援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将起重要作用
据新华社广州1975年12月05日电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南方湛江港扩建工程取得新成就，最近又建成了两个万吨级以上的矿砂码头。
这是继去年湛江港的五万吨级油码头建成投产后，仅用二十三个月的时间快速建成的又一项较大工程。
与矿砂码头同时建成的还有铁路、供水、堆场、宿舍等一批配套设施。
这些工程全面投入生产后，将使矿砂中转通过能力大幅度增长，对支援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将起重要作用。
湛江港是我国解放后新建的海港。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增长，这个港原有设施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因此国家决定要在三年内改变港口面貌，矿砂码头的建设就是湛江港扩建工程中的一个重要项目。
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推动了革命和生产的发展。
广大建港工人通过学习和批判，自觉地把建设海港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联系起来，团结一致大干社会主义，施工现场出现了早出工，晚收工，人人出力，个个献计的生动局面。
安装方块是码头施工关键性的一仗。
大家纷纷出主意、想办法，战风斗浪，苦干巧干，使方块安装由日装三块上升到六十一块，提前完成了任务。
在浇注码头胸墙的会战中，为了克服施工机械、船舶不足的困难，工人们把原水上作业方案改为岸上打混凝土、栈桥运输和浇注混凝土的施工方法，用手推车把水泥沙浆运到现场浇注，提前十六天胜利完成了码头胸墙的浇注任务，为国家节约了十多万元。

萨洛米埃斯大使举行招待会
庆祝芬兰独立日
新华社1975年12月05日讯芬兰驻中国大使萨洛米埃斯和夫人今天中午举行招待会，庆祝芬兰独立日。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交通部长叶飞，外交部副部长仲曦东，外贸部副部长柴树藩，有关方面负责人刘皑风、黄树则、王雨青、王笑一。
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青藏高原大规模多学科考察获得丰富资料
在这次考察中，我国科学工作者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发扬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的革命精神，胜利完成了五十多个学科的考察任务，为西藏地区工农业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新华社1975年12月03日讯
我国科学工作者今年又在青藏高原进行了大规模、多学科的综合考察，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我国青藏高原地区辽阔，一般高度在海拔四千米以上，具有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资源。
为了阐明青藏高原地质发展的历史与隆起原因，探讨它隆起后对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影响，研究、改造、利用它的自然条件和资源，我国科学工作者组成了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已在1973年和1974年先后两次对青藏高原进行了多学科科学考察。
今年，由中国科学院和各地方有关研究所、大专院校、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近四十个单位二百四十多名科学工作者组成的一支考察队，又乘胜前进，在日喀则地区以及拉萨、山南、那曲、昌都部分地区，开展了青藏高原考察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科学考察。
考察的项目包括地质、地球物理、地貌与第四纪、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地热、冰川、泥石流与滑坡、自然地理、动物、植物、土壤、气候、农业、林业、畜牧业、草场、水利经济等五十多个学科。
这次考察获得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填补了青藏高原某些地区、某些学科研究的空白，为深入研究青藏高原有关理论课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西藏地区工农业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锻炼的我国科学工作者，今年在考察期间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发扬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的革命精神，克服高山缺氧和风雪严寒带来的困难，在中国科学院和西藏自治区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在西藏各族人民和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胜利完成了考察任务。
这次考察，在地质史的研究方面有了较大的进展。
地质科学工作者在仲巴以南喜马拉雅山北麓二迭纪石灰岩地层中，第1次发现了暖水型的蜓类与群体珊瑚化石，在仲巴以北岗底斯山南麓发现了古生代地层。
特别是从事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考察的科学工作者，同当地干部和群众结合，第1次在藏南的吉隆盆地和藏北的夏曲卡盆地发现了丰富的三趾马以及鬣狗、犀牛、兔、鹿、羚羊等十多种动物的化石，并且找到了含化石的地层层位。
据已经掌握的材料分析，这种三趾马动物群的地质年代为距今三百万年到一千万年的上新世至早更新世之间。
这个发现说明，青藏高原在上新世甚至早更新世时还是一个气候湿热，湖泊众多，植物繁茂的低海拔地区。
只是在这以后，地壳才大幅度上升成为今日的高原。
这一发现，对研究青藏高原隆起的历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科学依据。
此外，地貌与第四纪方面，通过对雅鲁藏布江等河谷地貌、湖泊地貌、冰川地貌以及第四纪沉积的研究，为划分第4季冰期间的冰期积累了必要的资料。
在此同时，科学工作者还在林芝县附近发现了包括下颌骨、肢骨等一批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
1966年，我国科学工作者曾在定日县发现过旧石器。
今年，考察队又在定日县的热久找到了这些旧石器的原产地。
同时，还在林芝县挖掘了一批新石器和同时代的人类头骨。
据初步分析，这些新、旧石器与我国中原地区发掘的石器十分相似，人头骨的形态和结构也与内地同时代的人类头骨相似。
这说明，在四千年到一两万年之前，西藏地区的人类及其文化就同黄河中游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
为了开发西藏的地热资源，适应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考察队与西藏有关单位合作，在拉萨附近发现了我国第1处地热湿蒸汽田。
考察队还对地热资源进行了普查。
他们踏遍考察区的山山水水，行程一万九千多里，考察了一百十七处温泉泉群，找到了三十多处超过当地沸点的沸泉，还有由温泉串连而成的热水河、象火山爆发般的水热爆炸现象以及间歇性喷射的间歇喷泉等丰富多采的地热显示类型。
特别是在岗底斯山区，发现了目前我国海拔最高的一处沸泉和最大的间歇泉。
他们对这些温泉的形成条件、水温、水质、水量进行了详细的考察。
一次，在海拔五千米的高山上，考察队员们在凛冽的寒风中坚持一千多个小时，终于记录下一处我国最大的间歇泉的宝贵资料。
冰川科学工作者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今年继续在空气稀薄、极端严寒的冰川上坚持战斗，进一步调查了西藏东南部地区的海洋性冰川，阐明了我国海洋性冰川的基本特征、运动规律、成冰过程，确定了海洋性冰川与大陆性冰川的划分指标和分布界线。
同时，考察队员们在西藏中部海拔五千多米的冰川上设立了观测站，连续四个月对水文、气象和冰川夏季的动态变化作了系统的观测。
这些考察成果，丰富了我国的冰川科学，为合理利用冰雪资源和防治冰雪灾害提供了必要的科学依据。
我国西藏地区有着丰富的生物资源。
经过调查，今年考察队采集了大量珍贵的动、植物标本，其中包括高低等植物、菌类、鸟类、兽类、昆虫、鱼类、藻类等，有不少是在全国或在西藏地区首次见到的，有的还是世界上第1次发现的新种。
这对于研究高原生物区系的组成、起源与演化以及充分利用生物资源，有着重要的意义。
考察队还积极为农业学大寨贡献力量。
他们围绕西藏地区农业建设中的问题，对不同类型地区的气候、土壤、植被、地貌等自然条件和农业自然资源，以及农林牧业生产特点、发展方向和增产措施，进行了调查研究。
他们通过对冬小麦后期灌浆动态、光合强度、呼吸强度、农业小气候等指标的观测，证明拉萨地区冬小麦光合作用时间长、强度大，灌浆的持续时间，特别是高水平灌浆持续时间远远超过我国东部平原地区。
这些成果，为阐明西藏地区农作物增产、高产原因以及农作物生长特点等，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资料。
在林业方面，科学工作者基本完成了对喜马拉雅山森林资源的调查，第1次对分布在吉隆县的我国两类稀有树种——长叶松和长叶云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森林学方面的研究，还根据当地需要，提出了拉萨等地的造林规划设计方案。
畜牧业方面，对日喀则地区适合发展半细毛羊的范围和杂交改良的方向与途径进行了重点考察，还调查研究了天然草场资源及其改良利用，摸清了各类草场的分布规律、组成与产草量，总结了群众利用和改良草场的经验。
水利方面，科学工作者克服千难万险，实现了我国科学工作者第1次对雅鲁藏布江河源地区的考察，基本完成了雅鲁藏布江干流全线及其主要支流的考察，对适宜建立水电站的地段进行了重点调查，同时初步研究了利用雅鲁藏布江干流灌溉农田的引水方案和一些河流的综合利用问题。
通过考察，还确定雅鲁藏布江的正源是发源于喜马拉雅山的杰马央宗河，否定了外国“探险家”对河源的错误结论。
今年，考察队还开展了地球物理的研究，建立了四个临时地震台，进行了五千多公里的重力测量，搜集了较丰富的有关资料。

青藏高原大规模多学科考察获得丰富资料
在这次考察中，我国科学工作者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发扬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的革命精神，胜利完成了五十多个学科的考察任务，为西藏地区工农业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新华社1975年12月03日讯
我国科学工作者今年又在青藏高原进行了大规模、多学科的综合考察，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我国青藏高原地区辽阔，一般高度在海拔四千米以上，具有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资源。
为了阐明青藏高原地质发展的历史与隆起原因，探讨它隆起后对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影响，研究、改造、利用它的自然条件和资源，我国科学工作者组成了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已在1973年和1974年先后两次对青藏高原进行了多学科科学考察。
今年，由中国科学院和各地方有关研究所、大专院校、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近四十个单位二百四十多名科学工作者组成的一支考察队，又乘胜前进，在日喀则地区以及拉萨、山南、那曲、昌都部分地区，开展了青藏高原考察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科学考察。
考察的项目包括地质、地球物理、地貌与第四纪、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地热、冰川、泥石流与滑坡、自然地理、动物、植物、土壤、气候、农业、林业、畜牧业、草场、水利经济等五十多个学科。
这次考察获得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填补了青藏高原某些地区、某些学科研究的空白，为深入研究青藏高原有关理论课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西藏地区工农业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锻炼的我国科学工作者，今年在考察期间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发扬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的革命精神，克服高山缺氧和风雪严寒带来的困难，在中国科学院和西藏自治区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在西藏各族人民和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胜利完成了考察任务。
这次考察，在地质史的研究方面有了较大的进展。
地质科学工作者在仲巴以南喜马拉雅山北麓二迭纪石灰岩地层中，第1次发现了暖水型的蜓类与群体珊瑚化石，在仲巴以北岗底斯山南麓发现了古生代地层。
特别是从事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考察的科学工作者，同当地干部和群众结合，第1次在藏南的吉隆盆地和藏北的夏曲卡盆地发现了丰富的三趾马以及鬣狗、犀牛、兔、鹿、羚羊等十多种动物的化石，并且找到了含化石的地层层位。
据已经掌握的材料分析，这种三趾马动物群的地质年代为距今三百万年到一千万年的上新世至早更新世之间。
这个发现说明，青藏高原在上新世甚至早更新世时还是一个气候湿热，湖泊众多，植物繁茂的低海拔地区。
只是在这以后，地壳才大幅度上升成为今日的高原。
这一发现，对研究青藏高原隆起的历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科学依据。
此外，地貌与第四纪方面，通过对雅鲁藏布江等河谷地貌、湖泊地貌、冰川地貌以及第四纪沉积的研究，为划分第4季冰期间的冰期积累了必要的资料。
在此同时，科学工作者还在林芝县附近发现了包括下颌骨、肢骨等一批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
1966年，我国科学工作者曾在定日县发现过旧石器。
今年，考察队又在定日县的热久找到了这些旧石器的原产地。
同时，还在林芝县挖掘了一批新石器和同时代的人类头骨。
据初步分析，这些新、旧石器与我国中原地区发掘的石器十分相似，人头骨的形态和结构也与内地同时代的人类头骨相似。
这说明，在四千年到一两万年之前，西藏地区的人类及其文化就同黄河中游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
为了开发西藏的地热资源，适应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考察队与西藏有关单位合作，在拉萨附近发现了我国第1处地热湿蒸汽田。
考察队还对地热资源进行了普查。
他们踏遍考察区的山山水水，行程一万九千多里，考察了一百十七处温泉泉群，找到了三十多处超过当地沸点的沸泉，还有由温泉串连而成的热水河、象火山爆发般的水热爆炸现象以及间歇性喷射的间歇喷泉等丰富多采的地热显示类型。
特别是在岗底斯山区，发现了目前我国海拔最高的一处沸泉和最大的间歇泉。
他们对这些温泉的形成条件、水温、水质、水量进行了详细的考察。
一次，在海拔五千米的高山上，考察队员们在凛冽的寒风中坚持一千多个小时，终于记录下一处我国最大的间歇泉的宝贵资料。
冰川科学工作者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今年继续在空气稀薄、极端严寒的冰川上坚持战斗，进一步调查了西藏东南部地区的海洋性冰川，阐明了我国海洋性冰川的基本特征、运动规律、成冰过程，确定了海洋性冰川与大陆性冰川的划分指标和分布界线。
同时，考察队员们在西藏中部海拔五千多米的冰川上设立了观测站，连续四个月对水文、气象和冰川夏季的动态变化作了系统的观测。
这些考察成果，丰富了我国的冰川科学，为合理利用冰雪资源和防治冰雪灾害提供了必要的科学依据。
我国西藏地区有着丰富的生物资源。
经过调查，今年考察队采集了大量珍贵的动、植物标本，其中包括高低等植物、菌类、鸟类、兽类、昆虫、鱼类、藻类等，有不少是在全国或在西藏地区首次见到的，有的还是世界上第1次发现的新种。
这对于研究高原生物区系的组成、起源与演化以及充分利用生物资源，有着重要的意义。
考察队还积极为农业学大寨贡献力量。
他们围绕西藏地区农业建设中的问题，对不同类型地区的气候、土壤、植被、地貌等自然条件和农业自然资源，以及农林牧业生产特点、发展方向和增产措施，进行了调查研究。
他们通过对冬小麦后期灌浆动态、光合强度、呼吸强度、农业小气候等指标的观测，证明拉萨地区冬小麦光合作用时间长、强度大，灌浆的持续时间，特别是高水平灌浆持续时间远远超过我国东部平原地区。
这些成果，为阐明西藏地区农作物增产、高产原因以及农作物生长特点等，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资料。
在林业方面，科学工作者基本完成了对喜马拉雅山森林资源的调查，第1次对分布在吉隆县的我国两类稀有树种——长叶松和长叶云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森林学方面的研究，还根据当地需要，提出了拉萨等地的造林规划设计方案。
畜牧业方面，对日喀则地区适合发展半细毛羊的范围和杂交改良的方向与途径进行了重点考察，还调查研究了天然草场资源及其改良利用，摸清了各类草场的分布规律、组成与产草量，总结了群众利用和改良草场的经验。
水利方面，科学工作者克服千难万险，实现了我国科学工作者第1次对雅鲁藏布江河源地区的考察，基本完成了雅鲁藏布江干流全线及其主要支流的考察，对适宜建立水电站的地段进行了重点调查，同时初步研究了利用雅鲁藏布江干流灌溉农田的引水方案和一些河流的综合利用问题。
通过考察，还确定雅鲁藏布江的正源是发源于喜马拉雅山的杰马央宗河，否定了外国“探险家”对河源的错误结论。
今年，考察队还开展了地球物理的研究，建立了四个临时地震台，进行了五千多公里的重力测量，搜集了较丰富的有关资料。

万象市
万象市是老挝最大的城市，人口十六万。
它位于中寮湄公河的河谷平原上，濒临湄公河，隔河与泰国相望。
万象是“檀木之城”的意思，据说，万象以前有许多檀木，但在外国统治时期，已砍伐得差不多了。
万象是一座古老的城市。
从十四世纪以来就是老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万象的“塔銮”是由群塔组成的，在建筑艺术的造型、结构和布局方面都享有盛誉。
这座“塔銮”是在公元一五六六年澜沧国王赛·塞塔堤勒时期兴建的。
万象又是老挝的交通中心。
十三号公路和湄公河水路贯通南北，从万象到沙湾拿吉一段的湄公河全年可以通航，琅勃拉邦到万象一段，在雨季水涨时可以通航。
市西湄公河畔有瓦代国际机场。
从万象至河内、西贡、广州、香港、曼谷均有国际航线。
十九世纪初，老挝受到外来侵略，万象遭到严重的破坏。
后来又被法国殖民者占领达半个世纪之久。
现在，万象市是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首都。

万赛
万赛意为“胜利之城”，位于老挝上寮桑怒市东北角四、五十公里处，旧名叫纳盖。
纳盖在老挝革命史册上，一次又一次地写下了灿烂的篇章。
早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当老挝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时，纳盖人民就拿起过武器打击法国殖民者。
这里的山洞，曾经是游击战士的宿营地。
在最近十多年的战斗岁月里，万赛是老挝爱国战线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在这里领导和指挥着老挝爱国军民进行了一场伟大的抗美救国战争。
万赛原是一个小山村，只有七、八户人家，随着革命事业的不断发展，这里曾经是老挝解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那时候，这里有老挝爱国战线中央直接管理的机械、发电、汽车修理等工厂；
有商店、宾馆和医院；
有政治、军事、艺术等学校。

印度尼西亚军队继续武装入侵东帝汶
新华社1975年12月05日讯
帝力消息：
据路透社报道，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国防部长、独立革命阵线军事指挥官罗热里奥·洛巴托12月04日宣布，印度尼西亚三艘军舰03日对东帝汶的洛埃斯河一带进行了三小时的轰击。
04日晨又有六艘印度尼西亚军舰对这一带轰击了两小时。
洛埃斯河距东帝汶首都帝力约八十公里。
路透社前已报道，在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11月28日宣布独立的当天，印度尼西亚部队在坦克和海军大炮的掩护下攻占了阿塔拜城。
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部队撤到了阿塔拜以北的洛埃斯河继续抵抗印度尼西亚部队的进攻。
据报道，印度尼西亚总统顾问、谍报统筹机构副主任阿里·穆托波11月29日在东帝汶宣布独立以后表示，印度尼西亚准备制止葡属东帝汶宣布的独立。
他说，如果议会批准，印度尼西亚将派二千五百人进入东帝汶。
如果东帝汶革命阵线进行抵抗，印度尼西亚准备使用海陆空力量。
报道说，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马利克12月01日在阿坦布瓦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外交办法已经用尽”，“帝汶问题现在要在战场上解决”。
马利克12月02日还说，印度尼西亚政府不久就要宣布“决定把这块葡萄牙殖民地同印度尼西亚合并一事的政策”。
另据报道，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军事指挥官洛巴托最近指出，从独立革命阵线宣布独立以来，印度尼西亚就向帝力大举进攻，他表示东帝汶人民一定要进行抵抗。

巴勒斯坦突击队在敌占区打击侵略者
黎巴嫩总理谴责以色列滥炸黎村庄和巴勒斯坦难民营
新华社贝鲁特1975年12月03日电
巴勒斯坦军事发言人发布战报说，巴勒斯坦突击队11月下半月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和被占领的戈兰高地袭击以色列侵略者，打死打伤一批敌人。
11月16日，一支巴勒斯坦突击队深入耶路撒冷以北的拉马拉市，在以色列内政部大楼里放置烈性炸药，炸坏了这座建筑物的大部分，炸死炸伤一些敌人。
20日，一支巴勒斯坦突击队潜入被占领的戈兰高地南部以色列的拉马特马克希米姆准军事移民点，攻占了敌人的“纳哈勒”军事青年组织的地方总部。
经过五个小时的战斗，打死了两名敌兵之后，突击队冲破敌人的包围，安全返回基地。
23日，一支巴勒斯坦突击队在加沙地带的谢赫拉德万区伏击一辆以色列军官乘坐的汽车，打死了车上的所有敌军官和两名卫兵。
同一天，巴勒斯坦突击队的一支特种部队进入耶路撒冷附近的扎卡里亚军事移民点，在敌人的一座军用飞机部件仓库放置炸药，炸毁了这个仓库的大部分。
27日，以色列的一名所谓炸药专家，在特拉维夫市的一座建筑物里拆卸巴勒斯坦突击队放置的爆炸物时，挨炸丧命。
据新华社贝鲁特1975年12月03日电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黎巴嫩总理拉希德·卡拉米12月03日强烈谴责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飞机野蛮袭击黎巴嫩的村庄和巴勒斯坦难民营的暴行。
卡拉米总理是在一次内阁会议后向各报记者发表谈话时说这番话的。
他说：
“这一暴行鲜明地勾划出了种族主义的、侵略的和扩张主义的以色列的形象。”
他说，这次空袭的规模和结果表明，以色列在阿拉伯人的斗争面前，已经失去了理智。
卡拉米总理呼吁国际舆论谴责以色列这一明目张胆的违反最起码的人道准则的侵略行径。
黎巴嫩国防部12月02日上午发表公报说，02日上午，三十架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飞机野蛮地袭击了黎巴嫩北部和南部的村庄和巴勒斯坦难民营，打死了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平民五十七名，打伤一百一十名。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国旗
老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决议，规定老挝救国斗争时期的革命旗帜为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国旗。
这面光荣的旗帜是由蓝底、红边和洁白的圆月组成。
在老挝人民经常唱的一首革命歌曲的歌词中，对这面旗帜的象征意义作了如下解释：
旗帜中央洁白的圆月象征和平；
上下两条红边象征老挝革命者为争取自由而洒下的鲜血；
中间蓝底象征老挝人民用鲜血换来的幸福。

老挝人民的光辉战斗历程
老挝人民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英勇斗争，赶走了帝国主义，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1893年，法国殖民者侵占了老挝，并把它变为法国的“保护国”。
老挝人民曾举行过多次反法武装起义。
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侵入老挝，老挝人民又掀起了抗日斗争。
1945年08月，日本投降后，老挝人民于同年10月12日组成临时政府，制定老挝独立宪法，宣布老挝独立。
1946年03月，法国殖民者卷土重来，临时政府宣告解散，受法国“保护”的老挝王国政府重新成立。
一部分老挝爱国者在苏发努冯的率领下退到东部边境，成立了“寮国人民解放委员会”，继续坚持武装斗争，并在老挝许多地方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1949年01月20日，建立了寮国战斗部队（1965年10月改名为老挝人民解放军）。
1950年08月，爱国力量在桑怒根据地成立了以苏发努冯为总理的寮国抗战政府。
1954年日内瓦协议承认了老挝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1954年日内瓦协议签订以后，美帝国主义在老挝扶植极右反动势力，多次策动反动政变，挑动内战，企图消灭老挝爱国力量，把老挝变成它的殖民地。
老挝人民在老挝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坚持武装斗争，挫败敌人的军事进攻，取得了重大胜利，迫使美国在1962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上签了字。
但是协议的墨迹未干，美国又在老挝燃起了战火。
老挝人民解放军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灵活地运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坚持抗美救国战争，取得了巨大胜利。
在这个时期，老挝爱国军民消灭敌军二十一万多名，解放了全国五分之四的国土，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和巩固的、辽阔的解放区，为夺取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老挝爱国军民一方面坚持武装斗争，一方面为和平解决老挝问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1973年02月21日老挝爱国力量代表和万象政府的代表在万象正式签订了“关于在老挝恢复和平和实现民族和睦的协定”。
1974年04月05日临时民族联合政府和民族政治联合委员会作为全国的两个中央权力机构同时宣告成立。
此后，老挝人民在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一面巩固和发展解放区，一面揭露极右势力破坏万象协定的罪行，并坚决打击了极右派的军事冒险。
今年05月以来，老挝人民普遍开展了夺权斗争，老挝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
万象方面控制区和中立区的各省市相继成立了人民革命政权。
08月23日，在万象市和万象省也成立了人民革命政权。
今年12月01日至02日，老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首都万象举行，宣布废除君主制度，建立人民民主制度。

苏发努冯主席举行盛大招待会庆祝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
新华社万象1975年12月05日电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老挝最高人民议会主席苏发努冯12月05日晚上在万象举行盛大招待会，庆祝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
出席招待会的有：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凯山·丰威汉、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顾问梭发那·富马、副总理诺哈·冯沙万、奔·西巴色、坎代·西潘敦，最高人民议会副主席西宋喷·洛万赛、西吞·库马丹、费当·罗比瑶、最高人民议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坎苏·高拉等军政官员。
中国驻老挝大使国鹰和各国驻老挝的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苏发努冯主席在招待会上发表了讲话。
他首先宣布，老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在老挝废除君主制度，自1975年12月02日起成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他说，这一胜利是老挝人民三十年来进行斗争的结果。
苏发努冯主席号召老挝全体人民紧密地团结在老挝新的国家政权的周围，为努力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路线和通过的各项决议、特别是政府的施政纲领而奋斗。
苏发努冯主席还号召老挝全国人民提高革命警惕，克服各种困难，粉碎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

阿明总统尼雷尔总统发表讲话重申
支持非统组织对安哥拉问题的正义立场
奥地利《争取人民政权》报揭露苏联用尽阴谋手段挑动安哥拉内战
新华社坎帕拉1975年12月04日电
据《乌干达之声》报道，乌干达总统阿明12月03日在接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非地区代表乌尔里克·贝德特时重申，乌干达对于安哥拉三个解放组织的立场是中立的。
他说，乌干达在安哥拉问题上奉行的政策是同非洲统一组织的政策一致的。
阿明总统说，他的目的是要使安哥拉得到完全的和平，愿意看到安哥拉发展而不是瓦解。
他表示乌干达要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向安哥拉运送食物。
阿明总统还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只向安哥拉运送药品和食物，而不要运送军用品。
12月03日晚上，阿明总统在为非洲统一组织行政秘书长埃特基·姆布穆瓦举行的招待会上强调了非洲团结的重要性。
他说，他相信安哥拉问题将会得到解决而不应当使非洲分裂。
姆布穆瓦是到乌干达来同作为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的阿明总统讨论改善非洲同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问题的。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电
据这里《每日新闻》11月27日报道，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重申，坦桑尼亚支持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的解放运动。
他还谴责大国干涉安哥拉。
尼雷尔总统在比利时国王博杜安11月25日在布鲁塞尔为他举行的宴会上说：
“安哥拉的战争已经不再只是安哥拉人之间的冲突了。
它已经成为大国和一些其他工业国积极参加进去的战场了。
没有它们在双方进行的干涉，安哥拉人民就能在非洲的帮助下，更快得多地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遭受少得多的痛苦。
但是那些现在正向互相争斗的各集团提供武器和其他装备的国家，并不是关心安哥拉的自由或安哥拉人民的痛苦。
它们正在试图控制安哥拉和试图把它变成一个它们可以为自己的利益而加以剥削的傀儡国家。
它们想要在将来控制独立的安哥拉，象葡萄牙人统治安哥拉殖民地时一样有效地控制它。
我们坦桑尼亚人全心全意地赞同非洲统一组织关于其它国家不要介入安哥拉争端的要求。”
新华社维也纳1975年12月04日电
奥地利革命工人联合会（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央机关报《争取人民政权》最近一期发表文章，揭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阻挠安哥拉三个解放组织实现联合和挑动安哥拉内战的阴谋活动。
文章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在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几年来一直极力争取在非洲立足。
葡萄牙殖民政权的崩溃对他们来说正是大好时机。
在（安哥拉人民的）艰苦的游击战争时期，很少看到过和听说过他们（苏联）的‘援助’，而现在他们却伸出了‘乐于援助之手’”。
文章指出，苏联在安哥拉的所作所为，“完全是按着众所周知的社会帝国主义的格式行事”。
“对于俄国人来说，关键是在第3世界里取得重大战略意义的基地（安哥拉就有突出的战略意义），并且附带地以新殖民主义方式剥削有关国家的财富”。
文章说，“一句话：
俄国社会帝国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想尽一切办法来阻挠（安哥拉）各解放组织的联合。
他们利用一切阴谋手段谋求煽动各解放组织彼此间采取对立的军事行动”。
文章说，“我们知道，帝国主义是决不会自动放弃它的统治及其势力范围的。
在安哥拉，我们现在看到，掠夺成性的、致力于攫取世界霸权的俄国社会帝国主义，在反对独立的安哥拉的罪恶阴谋中占了主导地位”。
文章指出，苏联的目的就是要“在第3世界的一个国家里倒转历史的车轮”。
它要“抢走安哥拉人民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的胜利果实”，并“把自由战士变成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的炮灰”。
文章最后强调说，“俄国当权者在争夺安哥拉的斗争中撕下了他们的‘国际主义者’和是第3世界‘无私的和天然的盟友’的假面具，而现出了他们作为掠夺成性的和挑动战争的帝国主义者的赤裸裸的狰狞面目”。
“他们搬起的石头，必将砸到他们自己的脚上”。

勃列日涅夫集团农业政策破产的总暴露
新华社记者述评
今年，苏联的粮食产量是近十年来最低的一年，是勃列日涅夫上台十一年来的第7次粮食严重减产，是近二十年来粮食减产幅度最大的一年，也是苏联历史上进口粮食最多的一年。
这是勃列日涅夫集团农业政策破产的总暴露。
由于今年粮食减产情况异常严重，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巴伊巴科夫12月02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没有象往年那样宣布今年的粮食总产量，而只是说“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指标没有达到计划水平”。
为了掩饰农业欠收的严重程度，勃列日涅夫集团安排最高苏维埃联盟院计划预算委员会主席瓦申科在12月02日联盟院会议上作报告时特地把第9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一至1975年）期间“粮食平均总产量”同第8个五年计划（一九六六至1970年）期间的水平作比较。
然而，就是根据瓦申科所透露的这种百分比和过去苏联官方每年所公布的粮食产量来计算，今年苏联的粮食产量最多也只是一亿三千七百万吨。
这比去年减少五千八百万吨，即减产百分之三十；
比一九七一到一九七四这四年的平均产量也减少将近百分之二十九；
比原计划1975年要达到的指标差百分之三十七。
从苏联官方过去每年公布的统计材料来看，这是苏修叛徒集团上台二十多年来减产最严重的一年；
另一次减产较严重的是赫鲁晓夫垮台前的1963年，那年的粮食产量比1962年减少百分之二十三。
必须指出，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一伙为了欺骗苏联人民和世界舆论，每年所公布的粮食产量数字都是含有很多虚假和浮夸成分的。
这已成为人所共知的事实。
今年勃列日涅夫集团通过瓦申科所透露的关于苏联粮食产量的情况，更不会例外。
这一点从苏联地方报刊上所透露出的材料也可以找到证明。
例如，据苏联哈萨克共和国农业部长莫托里科不久前在《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哈萨克今年的粮食比去年减产百分之四十，比一九七一到一九七四这四年的平均产量低百分之五十二。
哈萨克过去九年的粮食平均产量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占第3位，仅次于俄罗斯和乌克兰；
而粮食的平均交售量居第2位，仅次于俄罗斯。
乌克兰、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报纸，也透露了农业生产严重衰退的一些情况。
为了应付农业的严重欠收和适应苏修对外侵略扩张而增加粮食储备的需要，勃列日涅夫集团在国际市场上大量抢购粮食。
据西方国家的报纸和通讯社报道，迄今为止，今年苏联已在国外订购粮食约二千五百万吨，其中仅从美国就购买达一千三百二十多万吨。
勃列日涅夫集团创造了苏联历史上进口粮食的空前纪录。
从苏联粮食的进出口情况来看，近几年苏联已从一个粮食出口国变成了一个大量的粮食进口国。
沙皇俄国曾是粮食出超的国家。
苏联在社会主义年代，是粮食出口国家。
苏联资本主义复辟以来，随着农业生产的恶化，进口粮食不断增多。
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材料，赫鲁晓夫当政的十一年（从一九五四到1964年），苏联共进口粮食近一千四百万吨，其中1963年由于严重减产订购粮食达一千多万吨。
从1965年到1975年勃列日涅夫当政的这十一年，苏联共进口粮食九千六百五十多万吨，而出口六千四百九十万吨，入超近三千二百万吨。
其中，1971年到1975年这五年中，苏联进口的粮食就达七千五百多万吨，出口共为三千二百万吨，净进口达四千三百万吨。
不仅如此，今年10月苏联政府还同美国政府签订一项苏联长期从美国购买粮食的协定，其中规定，从1976年到1981年，苏联将从美国市场购买三千万吨到四千万吨粮食。
近来，国际舆论提出一个问题：
“为什么苏联不能喂饱自己？”
对此，只要分析一下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制度、路线和政策，是不难找到答案的。
苏联的农业生产越来越糟，这是苏修叛徒集团复辟资本主义和疯狂扩军备战的必然结果。
近几年来，苏联国民经济军事化已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苏联整个的国民经济已变成一种特殊的战争经济。
从1971年到1974年，苏联实际的军费开支平均增长速度约达百分之十二；
去年苏联的实际军费比1960年增加了三倍左右。
目前苏联的军费开支已占其国民总收入的五分之一，占其预算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五。
苏联的国民收入约相当美国的百分之六十六（按苏联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而它的实际军费开支却比美国还要多百分之二十。
从一九六二到1975年，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增加近二十一倍。
近十二年来，苏联潜艇发射的导弹增长近七倍。
勃列日涅夫集团把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扩军备战，这就必然直接影响农业生产。
而近几年，勃列日涅夫集团正是靠着大量进口粮食来不断加紧扩军备战的。
勃列日涅夫集团大量地进口粮食，造成美国和国际市场上的粮价上涨，使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受到损害，而弥补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之所短。
这个问题值得人们警惕和深思。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曾一再宣称，要“竭尽一切努力”把苏联农业“引上不断高涨的道路”，苏联报刊也不断吹嘘勃列日涅夫对苏联农业的发展“作出重大的个人贡献”等等。
然而，今天苏联农业陷入严重困境的现实，却是对勃列日涅夫的无情嘲笑。
人们看到，勃列日涅夫当政以来把苏联的农业搞得比赫鲁晓夫时期更糟。
美国合众国际社驻莫斯科的记者12月03日报道说：
“苏联今年的粮食收成，是1963年灾难性收成以来最坏的收成之一，1963年的粮食欠收曾导致赫鲁晓夫下台”。
英国《每日邮报》记者12月04日发自莫斯科的报道指出，“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处于‘秘密争吵’的谜局之中”，勃列日涅夫正在为1975年“灾难性”的收成寻找“替罪羊”。
但是，不管勃列日涅夫玩弄什么花招，既掩盖不了他的严重罪责，更无法掩盖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复辟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恶果。

意大利一百多万劳动者罢工反对解雇
法国加拿大工人示威游行要求保障就业增加工资
新华社罗马1975年12月05日电
意大利米兰市一百多万劳动者12月04日举行大规模罢工、示威游行和集会，声援雷兰德—英诺琴蒂汽车厂、皮雷利橡胶公司、蒙特爱迪生公司等职工，反对关闭工厂和解雇工人的斗争。
为了向劳动群众转嫁经济危机，这几家垄断资本企业最近先后决定关闭工厂和大批解雇工人，使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受到严重威胁。
最近一个时期，这些公司的工人不断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
雷兰德—英诺琴蒂汽车厂的职工还占领了工厂。
参加这一天罢工的除了米兰市的工商业部门的职工和服务人员之外，还有该市公共汽车、电车、地铁的司机、报社记者、编辑、学校师生等。
罢工持续了四个小时。
约十五万群众还在市中心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群众集会。
同一天，那不勒斯省机械工人举行了半小时罢工，声援米兰工人的斗争。
卡拉布里亚区各行各业劳动群众也举行了罢工，并有五万人在卡坦扎罗举行了示威游行。
12月02日，约八十万大中小学教职员举行罢教。
许多人还在罗马、米兰、那不勒斯、都灵等地举行了示威游行和集会。
他们的斗争使绝大部分学校停课。
12月05日，意大利机场工作人员和技术人员也举行二十四小时罢工。
这次罢工使这一天意大利国内国际航线的绝大部分班机被取消。
新华社巴黎1975年12月03日电
12月02日，在巴黎和法国大部分工业城市，数以万计的劳动者共举行了五十多起示威游行，要求提高购买力和保障就业。
在巴黎，有数万名铁路员工、码头工人、邮递员、电工、银行和电台以及电视台的职员参加了示威游行。
铁路员工的罢工使巴黎郊区的铁路交通陷于瘫痪。
在里昂和马赛，参加示威游行的劳动者有一万人。
在波尔多，有一万二千人，在利摩日和勒阿弗尔有两千人举行了示威游行。
在卢瓦尔有九万多人举行了罢工，其中有四万冶金工人。
新华社渥太华1975年12月03日电
加拿大各地工人继续进行游行示威和罢工斗争，抗议政府10月份提出的“反通货膨胀措施”，要求增加工资。
11月26日，一万五千名魁北克省的工人、教师和工务员等，冒着摄氏零度的寒冷，在蒙特利尔市的大街上游行，抗议政府的这项措施。
游行者高呼“工资冻结必须结束”等口号，从东端公园直抵市政厅。
魁北克省代表五十万工人的三个主要工会组织，曾分别在这个省的六个地区组织示威游行。
12月01日，大约八千名魁北克的服装工人，举行罢工，使一百三十家服装厂关门。
加拿大各地的二万五千名造纸工人，其中有安大略省的一万二千人，目前还在罢工。
多伦多的八千六百名中学教师从11月11日开始的罢教斗争，至今仍在继续。
教师们要求增长工资。
二万多名渥太华—哈尔地区工会会员在11月24日组成了劳工统一阵线，以加强工人的团结力量，反对冻结工资。
（附图片）
图为法国舰空公司职工在巴黎举行示威游行，反对通货膨胀，要求增加工资和保障就业。

欧安会后，欧洲处在更危险而不是缓和时期
施特劳斯指出苏联强权战略和霸权政策是对欧洲的主要威胁加拿大议员说欧安会使苏联在“缓和”烟幕下加紧向西欧扩张
新华社波恩1975年12月04日电
西德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最近强调指出，当前威胁欧洲和平的主要危险“来自莫斯科的强权战略和帝国主义霸权政策”。
据《巴伐利亚信使报》报道，施特劳斯最近在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在因戈尔施塔特举行的德国政策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他说：
“我们现在再度生活在欧洲历史上一个危险的时期”。
“只要人们正视这一点，就会对当今的现实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们今天是生活在持久的缓和与更大的安全中吗？”
施特劳斯在回顾了欧洲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之后说：
“我们根本不想粉饰历史，我们想要做的不过是把全部历史真相摆到桌面上来并且重新唤起人们普遍的觉察”。
他强调说：
“每一场历史性的灾难之前都有一段长时间的序幕。
而在这序幕的某一处出现一个破裂点，从这一个点上开始走上通往灾难的道路。
人类——也包括欧洲人——历史上可怕的悲剧中却有这种情况，就是同时代人普遍不善于觉察这一破裂点，甚至还把它当作一个快乐的事件加以庆祝。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第2次世界大战前，人们曾把慕尼黑协定当作一个快乐的事件来庆祝，而把所有反对它的人统统污蔑为“战争煽动者与和平破坏者”。
在谈到欧安会以后的欧洲局势时，施特劳斯指出，莫斯科在赫尔辛基（欧安会文件上）签字后相信“有更大的成功把握”能实现它的目标。
他认为，欧洲“越来越成为苏联强权的引力中心”，苏联企图在无须出动军队的情况下，把整个欧洲纳入它的势力范围。
施特劳斯强调说，“莫斯科的强权战略和帝国主义霸权政策”是对欧洲的主要威胁。
他指出，苏联采取的“手段是各种各样的，一会儿用胡萝卜，一会儿用大棒，然后再用胡萝卜，忽而威胁，忽而缓和——目标仍然是照旧”。
新华社渥太华1975年12月03日电加拿大议员莱奥内尔·博多恩12月02日在加拿大众议院辩论时指出，欧安会通过的最后文件，使苏联人在“缓和”的掩盖下，得到“绝对自由去为所欲为”。
他说，“象这样的条约（按：
指欧安会最后文件）并没有提供切实的保证。
仅仅在正式文件下面签字，不足以保证和平和安全。”
他说，当年张伯伦和希特勒签订的条约是一个“痛苦的回忆录”，它告诫人们“决不要忘记这一事实”。
议员道格拉斯·罗奇在议会揭露苏联在东欧和中欧进行扩张时指出，欧安会最后文件实际上是“在缓和的装饰下，使苏联的行动合法化”。
罗奇问道：
“我们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对苏联）没有法律效能的文件上，是不是自我出卖？”
他说，虽然文件上谈到了互不干涉、主权平等、领土完整、自决和边界不容侵犯，这些对国与国之间的安全和合作无疑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今天，这些原则中的任何一条都没有受到苏联的尊重”。

欧安会后，欧洲处在更危险而不是缓和时期
施特劳斯指出苏联强权战略和霸权政策是对欧洲的主要威胁加拿大议员说欧安会使苏联在“缓和”烟幕下加紧向西欧扩张
新华社波恩1975年12月04日电
西德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最近强调指出，当前威胁欧洲和平的主要危险“来自莫斯科的强权战略和帝国主义霸权政策”。
据《巴伐利亚信使报》报道，施特劳斯最近在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在因戈尔施塔特举行的德国政策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他说：
“我们现在再度生活在欧洲历史上一个危险的时期”。
“只要人们正视这一点，就会对当今的现实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们今天是生活在持久的缓和与更大的安全中吗？”
施特劳斯在回顾了欧洲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之后说：
“我们根本不想粉饰历史，我们想要做的不过是把全部历史真相摆到桌面上来并且重新唤起人们普遍的觉察”。
他强调说：
“每一场历史性的灾难之前都有一段长时间的序幕。
而在这序幕的某一处出现一个破裂点，从这一个点上开始走上通往灾难的道路。
人类——也包括欧洲人——历史上可怕的悲剧中却有这种情况，就是同时代人普遍不善于觉察这一破裂点，甚至还把它当作一个快乐的事件加以庆祝。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第2次世界大战前，人们曾把慕尼黑协定当作一个快乐的事件来庆祝，而把所有反对它的人统统污蔑为“战争煽动者与和平破坏者”。
在谈到欧安会以后的欧洲局势时，施特劳斯指出，莫斯科在赫尔辛基（欧安会文件上）签字后相信“有更大的成功把握”能实现它的目标。
他认为，欧洲“越来越成为苏联强权的引力中心”，苏联企图在无须出动军队的情况下，把整个欧洲纳入它的势力范围。
施特劳斯强调说，“莫斯科的强权战略和帝国主义霸权政策”是对欧洲的主要威胁。
他指出，苏联采取的“手段是各种各样的，一会儿用胡萝卜，一会儿用大棒，然后再用胡萝卜，忽而威胁，忽而缓和——目标仍然是照旧”。
新华社渥太华1975年12月03日电加拿大议员莱奥内尔·博多恩12月02日在加拿大众议院辩论时指出，欧安会通过的最后文件，使苏联人在“缓和”的掩盖下，得到“绝对自由去为所欲为”。
他说，“象这样的条约（按：
指欧安会最后文件）并没有提供切实的保证。
仅仅在正式文件下面签字，不足以保证和平和安全。”
他说，当年张伯伦和希特勒签订的条约是一个“痛苦的回忆录”，它告诫人们“决不要忘记这一事实”。
议员道格拉斯·罗奇在议会揭露苏联在东欧和中欧进行扩张时指出，欧安会最后文件实际上是“在缓和的装饰下，使苏联的行动合法化”。
罗奇问道：
“我们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对苏联）没有法律效能的文件上，是不是自我出卖？”
他说，虽然文件上谈到了互不干涉、主权平等、领土完整、自决和边界不容侵犯，这些对国与国之间的安全和合作无疑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今天，这些原则中的任何一条都没有受到苏联的尊重”。

法国群众集会支持葡萄牙人民反对苏联进攻
据新华社巴黎1975年12月03日电
法国的两个群众组织——争取独立与自由运动和反帝斗争新闻中心12月02日晚上在巴黎举行集会，支持葡萄牙人民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几百名法国工人和学生参加了集会。
两个组织的一名代表在会上发表讲话说，“俄国社会帝国主义想在葡萄牙人民身上打主意”，它“在各方面发动总攻势，这是对独立的新葡萄牙的真正的侵略。”
他强调说，“这是俄国社会帝国主义在欧洲发动的一次真正的进攻，而且，这一进攻还在继续，这一进攻今天是政治的，明天就将是军事的。
这使我们必须有所准备”。
一位葡萄牙人在会上发言指出，“我们从半个世纪的亲美的法西斯主义之下解放出来，不是为了陷入另外半个世纪的亲苏的法西斯主义中去。”

“还我北方岛屿”
日本人民要求归还北方领土的运动广泛发展
新华社1975年12月05日讯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霸占日本北方四岛拒不归还的蛮横行径，遭到了日本朝野各界的强烈谴责。
最近日本《时代动向》半月刊刊登了一篇座谈会记录，题目是《还我北方岛屿》。
出席座谈会的有日本总理府总务长官植木光教和政治评论家户川猪佐武等人。
植木光教在座谈会上叙述了齿舞、色丹、国后、择捉等北方四岛的历史，指出“从历史上说，四岛完全是我们的，说什么主张归还没有根据，我们是不能理解的。”
户川在座谈会上提到了不久前发表的平泽论文（按：
日本外交评论家平泽和重，今年09月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论文，主张“把处理国后和择捉的问题冻结到本世纪末，以只归还齿舞和色丹为条件，缔结日苏和平条约”）时指出：
“坦率地说，倘若象平泽那样，提出冻结它二十五年的话，你看吧，那就是说只要蛮横地强加于人，什么都行得通。
归根到底，就是承认大国主义外交。”
植木光教说：
“平泽的文章发表后，在北海道举行了道民大会，大家都表示非常气愤。”
植木还指出：
“作为日苏签订和平条约的前提，不管怎样，必须解决这四个岛的领土问题。
因此，两国之间现在虽然签署了联合宣言，却没有签署和平条约，还是要一起归还四岛，然后再签订和平条约。”
户川在谈到苏联的态度时说：
“苏联很狡猾。”
它“一方面说齿舞、色丹是要归还的，领土问题要继续谈判；
但另一方面又对国内，有时对国际舆论大肆宣传，说什么那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还说要求归还北方领土只是日本少数人的意见。”
植木说：
“北方领土问题不只是一个根室地区的人或者是从北方领土撤回来的少数人的问题，也不只是北海道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全体国民的问题。
如果不在我们这个时代完全归还，我们作为日本国民，就不能尽到对后代的责任。”
据新华社东京1975年12月03日电
日本人民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者占领日本北方领土的运动最近在广泛发展。
12月02日在东京举行的要求归还北方领土群众集会，就是这一发展的组成部分。
这次集会的发起人发表的呼吁书指出：
“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收回北方领土，不仅是日本民族和人民争取日本独立和恢复主权的正义要求，而且是维护亚洲和平与安全的迫切而重要的课题”。
这一号召得到日本群众热烈响应。
目前在日本，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被苏联霸占的日本北方四岛，已经变成苏联在远东的重要军事基地，它不仅威胁日本的安全，而且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向太平洋和印度洋扩张的战略据点。
人们还清楚地记得，第2次世界大战中偷袭珍珠港的日本帝国海军就是从择捉岛的单冠湾秘密启航的。
今天，苏联太平洋舰队的大批舰艇停泊在单冠湾等军港内。
苏联还正在加紧扩建这些岛屿上的军事基地。
日本人民看穿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本质，他们行动起来，进一步开展斗争。
今年10月初，政治、文化、学术、妇女、工人、农民等各界知名人士和群众团体的领导人在东京成立了实行委员会，呼吁召开要求归还北方领土的群众集会。
为了使这次集会开得成功，东京、北海道、埼玉、神奈川、东海（爱知、岐阜、三重）、大阪、九州等地要求归还北方领土的组织，纷纷在工厂、学校、公司、车站、闹市区散发传单，征集签名，有时还举行电影会、讲演会等，呼吁各阶层群众参加归还北方领土运动，使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向全国范围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