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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2月04日
△早四时起,写佛学稿尚好。
王星贤来谈,以孙著付其阅看。
袁鸿寿夫妇来坐。
车来,参观历史博物馆,长征史迹甚好。
宽儿来同午饭,略谈。
△回访袁,听其谈话。
△晚间维志来坐,闻岳病见好。
12月04日 星期四
△上午科技大学张永谦同志来谈《〈梦溪笔谈>译评》油印稿的问题。
△下午参加所中学习小组,学习今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社论《关于继续进行教育革命》。
12月04日
故宫博物院在此印制一部《元四大家》;图片不甚好,其说明文字颇可供参考。
作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版面:头版
当前,全国人民认真学习并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等一系列重要指示,进一步推动了各项工作。
同全国一样,教育战线的形势也一派大好。
从上海“七·二一”工人大学到辽宁朝阳农学院,从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到大寨学校,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朵朵教育革命的鲜花竞相开放。
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通过各种试验,正在逐步建立和巩固起来。
从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以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蓬勃发展,广大工农兵学员迅速成长,知识分子队伍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大好形势下,必须看到教育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仍然是尖锐、复杂的。
最近,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这也不行,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因而“就是要扭”。
这无非是说,教育革命搞过头了,搞糟了,要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
问题很明显,当前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
我们必须抓住问题的实质,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分清路线上的大是大非,继续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一
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就必须“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明明是首先针对理工科大学怎么办而讲的,然而教育界的怪论却偏在这个问题上唱反调,强调理科“要挑中学生好的,要直接上大学”。
请看,这不是明明要脱离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另搞一套吗?
学校究竟向谁开门,招收什么样的学生,直接关系到教育的阶级性质。
劳动人民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但在以往几千年的阶级社会里,却被剥夺了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
解放后,工农群众成了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主人。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下,广大工农兵竟被排斥在大学校门之外。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破了这种状况。
遵照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大学开始改革招生制度,实现了亿万工农千百年来的愿望。
劳动人民进了清华、北大和其他高等院校,培养出自己的第一代大学生。
从工农兵中间选拔大学生,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一项重大的成果,是教育史上的革命。
这个根本方向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从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这一新生事物经过近几年来的实践,已显示出它明显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使大学面貌焕然一新。
工农兵学员在工厂、农村参加过几年生产劳动,取得了一定的实践经验,这对于他们上大学是很有好处的。
他们通过学习社会,学习工农,提高了觉悟,充实了头脑,逐步明确了方向,这为进一步解决为什么人学习的问题打下了一个较好的思想基础。
同时,由于他们有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经验,无论学文科,还是学理工科,理解能力和实践能力都比较强。
他们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成为教育革命的一支生力军。
这是过去那种从家门到校门,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学生根本做不到的。
我们深深感到,只有坚持从工农兵中招生,才能使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从阶级路线上得到保证。
要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中学生“直接上大学”的招生制度,实际上就是否认了毛主席“七·二一”指示对教育革命的普遍意义。
照此下去,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就会一步一步地被篡改,被屏弃。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就会被攻击,被否定,这样做,就是要“扭”回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上去,搞什么“拔尖子”的资产阶级教育,引诱学生去爬那个“小宝塔”,即通向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阶梯。
与此同时,广大工农兵就要重新被赶出高等学校的大门。
文化大革命前,清华、北大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工农子弟曾被诬蔑为“粗瓷茶碗雕不成细花”,用“泻肚子”的办法将他们赶出校门。
那种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的历史,决不容许重演。
如果有人要从理科开刀,重演这样的历史,那么,我们有权质问:这样搞,不也是要用“泻肚子”的办法将工农兵赶出大学校门吗?
二
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就必须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两条教育路线的斗争,集中表现为培养哪个阶级的接班人。
工农兵学员来自工农兵,在学习期间还要不要与工农相结合?
有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学理论,学技术,学文化,还要不要和三大革命运动相结合?
有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还要不要不断改造思想?
这是关系到工农兵学员沿着哪个方向提高,向哪个方向发展的重大原则问题。
只有坚定不移地走毛主席《五·七指示》的道路,实行开门办学,把教育同三大革命运动紧密结合起来,才是造就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根本途径。
而教育界那种怪论却把开门办学歪曲成“不讲学文化”、“实践——实践——实践”,这完全是对《五·七指示》道路的诬蔑。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
“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社会主义大学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最重要的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的坚强战士。
学校有各种工作,一切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
学生要进行多方面的学习,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学生要上这样那样的课程,首先要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
所有这些,都是不能离开三大革命运动的。
不了解工人,不了解农民,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社会主义大学应当不断提高无产阶级的教育质量,引导学生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业务,为革命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对技术精益求精”,掌握为人民服务的真本领。
在这个问题上,正如列宁指出的,“全部关键”在于“把青年的学习、组织和训练的事业加以根本改遍”。
而坚持走《五·七指示》道路,实行开门办学,正是为了实现这个“根本改造”。
学生只有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与工农相结合,树立为革命而学的正确目的,才能产生真正强大的学习动力,以百折不回的毅力,去攻克一个又一个的科学文化堡垒。
只有立足于教育革命,批判封、资、修的学科体系,彻底改革旧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路线组织教学,才能使学生既学到有用的书本知识,又掌握丰富的实际知识,“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
离开了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还谈得上什么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正确道路”?
几年来,清华、北大发动广大师生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坚持“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在开门办学过程中,努力做到师生与工农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北大文科以社会为工厂,紧密结合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及最近评论《水浒》来组织教学,推动了哲学、经济、文学、历史等各个学科的改造。
以“史”的课程而论,过去宣扬“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现在努力阐述劳动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
过去尊儒反法,现在努力正确评价法家,深入批判儒家;
过去厚古薄今,现在贯彻古为今用的方针,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斗争服务。
清华大学打破了基础课——技术基础课——专业课的“老三段”旧体系,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把学生的学习同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联系在一起。
这几年共完成近千项生产、科研任务。
水利系以万里黄河为课堂,坚持为治黄服务,为农业服务。
治河泥沙专业十二名学员和三名教师,到山东某地结合“引黄放淤”的科研任务进行教学。
他们在当地党委领导下,向贫下中农学习,打破书本上的老框框,完成了放淤工程设计。
经过广大群众的奋战和有关部门的支持,这项工程今年一次就淤出五万一千七百亩良田。
学员既为农业学大寨贡献了力量,又学到了丰富的实际知识,并在理论上有新的创见。
化工系二年级,在完成了一项填补我国技术空白的化工设计以后,师生共同编写了《化工车间设计》等两本教材和两篇科技论文,总结了工人的实践经验,并把设计中有创见的六项革新从理论上加以阐发。
由此可见,开门办学,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的过程,就是始终贯彻“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原则,使学员在实践的基础上着重向理论方面学习的过程。
那种把开门办学歪曲为“实践——实践——实践”的论调,完全是不顾客观事实的一种捏造。
开门办学,出去以后,也仍然有一个端正思想路线的问题。
我们两校注意引导师生在三大革命运动中与工农兵一起战斗,想工农兵之所想,急社会主义之所急,虚心学习工农兵的思想感情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办教育,并且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积极改造旧教学体系。
如果在下厂下乡过程中不与工农结合,不认真参加到阶级斗争和生产劳动中去锻炼思想,而把旧的一套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照搬下去,不花气力去切实组织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那就不是真心实意地实行开门办学。
我们两校始终坚持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首位,坚持“理论和实际统一”的原则,努力使学生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
实践证明,实行开门办学,就可以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培养学员,使他们在政治与业务两方面都得到锻炼,在斗争中提高觉悟,既懂得坚持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极端重要性,又能够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刻苦钻研业务,善于学习国内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又不迷信书本,敢于创新,成为又红又专的战士。
把开门办学诬蔑为“不学文化”,实际上就是要走资产阶级关门办学的老路,把学生培养成资产阶级接班人。
三
资产阶级攻击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总是在教育质量问题上做文章。
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就必须正确看待教育质量,批判“智育第一”。
对于教育质量,不同阶级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必须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服务。
因此,看质量首先要看方向,看路线,要看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
即使就业务学习来说,也决不能以上了多少课程、念了多少本本为标准,而必须看理论与实际的统一,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旧北大、清华号称什么“最高学府”、“红色工程师的摇篮”。
可是,摇来摇去,许多学生被摇得晕头转向,追求个人名利,理论脱离实际。
学哲学的搞不了哲学,学文学的写不了小说,学工科的既不会开机器,也不会修机器,学理科的只能关在高楼深院里纸上谈兵。
有的人怕苦怕死,不服从党和国家的分配,有的甚至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而现在工农兵学员经过几年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大有提高,业务学习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有的人并有发明创造,在校期间就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贡献。
清华大学机械系焊接专业一个学员小组,与北京建筑安装公司的工人、技术人员共同努力,打破了外国焊接工艺规范,成功地进行负一百度低温用钢的焊接。
电子系控制专业的五名学员和两名教师,同精密仪器系几名工人一起,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研制成功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关键设备图形发生器,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员投身于火热的三大革命运动,写出了充满革命激情的长诗《理想之歌》,出版之后,受到广大工农兵的欢迎。
地球物理系和地质地理系的学员一听到云南昭通和辽宁营口地区发生地震的消息,就立即奔赴灾区。
在余震未平,山石还在滚动的情况下,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抢救阶级弟兄和人民财产,并在现场进行科学考察,取得了可贵的资料。
工农兵学员毕业实践的丰硕成果,更是有力地驳斥了那种所谓“质量低”的谬论。
清华大学的两届毕业学员完成了五百六十四项专题研究、生产任务和重大技术革新,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或填补国家空白的项目占三分之一以上。
电子系七二届学员担负的十二个项目,全部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其中九项填补了国家空白。
北大文科毕业学员结合战斗任务,编写了五十五本书,在报刊上发表了七百多篇文章;
外语系的学员共翻译了十六种文字、二百五十万字的材料,为反帝反修斗争服务;
理科学员完成了三百九十三项科研课题,七十九项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还有一些项目,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两条路线,两种结果,事实俱在,不容抹杀。
试问,现在的大学教育质量究竟是“不如过去的中技高”,还是旧大学所根本不能比拟的?
成绩是这样显著,对比是如此鲜明,为什么还出现了对质量问题颠倒是非的种种怪论呢?
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智育第一”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作怪。
毛主席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有人却采取折衷主义的手法加以歪曲,实际上是去掉两头,光要中间,把“有社会主义觉悟”和当“劳动者”扔到九霄云外,眼睛只盯住“文化”。
我们必须警惕有的人故意混淆重视智育和“智育第一”的界限,企图利用人民要把科学文化搞上去的迫切心情,重新搬出“智育第一”的一套陈旧货色。
所谓“不要不加分析地批判智育第一”,说穿了,就是反对批判“智育第一”。
“智育第一”从来就是资产阶级政治第一,难道还有什么值得肯定的东西吗?
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旧教育早已作了深刻的批判,尖锐指出:“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搞“智育第一”,就是要继续让旧教学制度重新来摧残人材,摧残我们的青少年,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
人们知道,苏修叛徒集团的头目,大都是经过大学培养的所谓“红色专家”,正是他们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
这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教训,我们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特别不能忘记。
四
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
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清华、北大在文化大革命前为什么封、资、修的势力盘根错节,攻也攻不动?
为什么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校之前,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而这几年学校却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根本原因就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教育战线的反革命专政,粉碎了林彪一伙对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阻挠和破坏,确立了工人阶级在学校的领导权。
这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根本保证。
资产阶级每次搞翻案、复辟活动,总要跳出来猖狂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
所谓“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实质就是用抽掉阶级内容的手法,篡改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
为什么羞羞答答、不敢和盘托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货色呢?
无非是这种货色太臭了,拿不出手。
于是,接过“外行能够领导内行”的口号,对外行加上“热心科学”的限制词,妄图以“不热心科学”的莫须有的罪名,把工人阶级的领导一举反掉,让那些“热心”搞资产阶级政治的人来把持教育领域。
这就是他们要“解决”教育问题的根本办法。
但是,对这套办法,我们并不陌生。
在一九五七年,右派分子叫嚣“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他们决不是想发展什么科学,而是要共产党退出学校,搞什么“教授治校”,即由资产阶级统治学校。
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党曾派出一批批干部来到清华、北大。
他们先是被资产阶级诬蔑为不懂科学的“土包子”,但后来其中一些人经不住资产阶级的压力和腐蚀,对阶级斗争越来越不关心,把毛主席的教导和党的基本路线置诸脑后,却跟在资产阶级后面对修正主义那一套越来越“热心”。
结果呢,不但科学没有搞上去,自己倒陷入了修正主义的泥坑,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这种历史教训,我们还记忆犹新。
现在,有人竟妄图把历史的车轮拖回到资产阶级右派梦寐以求的境地,这未免走得太远了吧!
学校是阶级斗争的重要阵地,决不是单纯传授知识和为科学而科学的场所。
清华、北大文化大革命前后的正反面经验,都证明了“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的伟大真理。
工人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最痛恨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旧教育制度,又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丰富经验。
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工人阶级牢固地占领教育阵地,才能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才能使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其他一切工作沿着正确的路线蓬勃发展。
许多进驻学校的工宣队同志都有这样的体会:教育阵地上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复杂、尖锐的,必须要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路线斗争觉悟,坚决同修正主义作斗争,要警惕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所打中,这样,才能把教育革命的光荣任务坚持下去。
教育从根本上来一个革命,最近几年才开始。
它不是过了头,而是刚起头。
令人高兴的是,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正在茁壮成长。
它一出现,就显示了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展现出光辉灿烂的未来。
自然,它同一切革命的新生事物一样,总要经历一个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
我们的工作也有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
我们的教育质量决不是到此为止了,而是还在发展、提高。
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首先要看本质,看主流。
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当然也不能忽略,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
但是,如果抓住新生事物的某些不完善的地方,利用一些同志暂时不理解、不适应的状况,否定教育革命的主流和方向,广大革命群众是决不会答应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从文化教育阵地开始的。
毛主席亲自派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又亲自抓教育革命。
教育革命的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教育界的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
教育战线上的这场争论,是当前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组成部分。
把路线是非弄清楚了,就能真正促进安定团结。
教育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件大事,要经过几代人坚韧不拔的努力。
大、中、小学学生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
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我们的青少年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不变颜色的百年大计。
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十二期)
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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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教育要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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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沈阳部队某团四连党支部在领导连队进行检验性军事演习中,继承我军练兵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扬军事民主,提高了训练的质量。
四连在进行检验性演习之初,一度出现“干部咋说就咋办,战士跟着搞训练”的现象。
党支部分析认为,在演习中要不要发扬民主,是关系到在现代战争条件下我军的光荣传统还要不要继续发扬的重要问题,于是,他们在演习驻地深入进行我军优良传统的教育,从三个方面提高干部战士的认识。
一是认清现代战争的条件变化了,但战争的基本规律没有变。
我军的传统是从长期革命战争中积累和总结出来的符合战争规律性的东西,在新条件下练兵用兵,发扬我军优良传统仍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
二是看到虽然武器装备改善了,但人仍然是决定因素。
敌人的武器装备越复杂,我们越要依靠群众去对付;
我军的武器装备越加强,越要依靠群众去掌握和发挥其效能。
三是既要继承基本的经验,又要着眼于战争发展的情况,必须在我军作战传统和现代战争的具体特点相结合上搞好群众性练兵,使作战的各个方面在原有基础上提高一步。
认识提高后,他们把这次检验性演习,也看作是一次发扬我军传统的实际检验。
发动群众研究敌军作战的特点。
在演习中,四连成立有九名干部战士参加的敌军研究小组和战术研究小组,结合演练实际,介绍敌军有关情况,使训练更有针对性。
在夜间演练中,四连发动大家研究如何同敌人的夜视器材作斗争。
班长李春生利用休息日跑到新华书店和工厂查找物理资料和了解光学原理,经过研究小组的集体研究,把红外线夜视器材的作用,以及它易受地形地物、天候条件影响,怕强光刺激,观察受局限等弱点,编成资料介绍给大家。
使干部战士懂得,尽管敌人有夜视器材,但改变不了夜暗的基本条件。
只要我们严密伪装,巧妙利用地形地物,不断改进夜战的战术技术,我军夜战近战的光荣传统就一定能在新的作战条件下发挥威力。
把演习的敌情和任务交给群众。
在一次攻击一个高地的演习中,他们比较了一排和二排的两种做法:攻击命令下达后,一排长把手一挥带着战士很快冲上山头,而二排长却按照敌情和任务,不断出情况给战士处理,启发大家动脑子,论战法。
四班在平时训练开辟通路时,往往经过一次爆破就成功。
这次干部把敌火控制区前沿情况详细讲明,演习中又把任务交给战士,发挥大家研究问题的积极性。
战士姜绵美提出,敌前沿设有多道障碍物,一次爆破打不开通路,必须组织多次爆破和连续爆破,经过研究,四班把全班编成二到三个爆破组,每组带有多种爆破器材,可以进行连续爆破。
同时还根据敌情设置,摸索出连续爆破的协同动作、爆破手的前进和返回路线、导火线长短的处理等许多切实可行的好办法。
演练后大家说,二排的办法好,把敌情和任务交给群众,发扬军事民主,才能把兵练活。
依靠群众解决演习难点。
在演练对敌坦克分队实施进攻中,对突然遭到敌坦克预备发射阵地火力的问题,连队开始感到比较难于对付。
五班长朱为峰带领全班反复研究、演练这个课目。
他们先分析敌坦克分队的防御指导思想、战术手段和防御特点,懂得坦克是机动性很强的兵器,好比是带轱辘的铁碉堡,在战斗中随时可以变换防御阵地和方向;
每辆坦克至少设有一到二个预备发射阵地,以增强其防御的稳定性。
然后,又研究了敌预备发射阵地的特点和弱点,指出它虽然往往设有隐蔽道路,具有杀伤的突然性,但弱点也很多,如开动时有马达声易被我发现,将其击毁;
转移中翼侧易暴露,利于我发扬火力;
撤走后造成顾此失彼,利于我穿插分割。
五班把这些研究的成果介绍出来以后,解决了大家的共同问题,推动了全连的训练。
发动群众评指挥、评战术。
每个演练结束,他们都发动群众运用毛主席军事思想进行总结,开展评论。
一排在演练攻击敌一辆坦克和一个步兵班的战术时,排长王卫军开始以两个班打敌坦克,以一个班消灭敌步兵班,结果不能奏效。
演练结束后,战士们评论说:敌步兵设在敌坦克前沿,对我威胁最大,吃不掉敌步兵就难以打掉敌坦克。
打步兵的兵力,敌我兵力相等,不符合毛主席关于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
排长采纳了大家的建议,调整了兵力,先用一个班兵力箝制敌坦克,集中两个班和主要火器消灭敌步兵。
得手后,以全部兵力火力打敌坦克。
这样一来,指挥得当,演习比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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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日讯
本报讯 五二八二○部队三炮连开始评论《水浒》时,理论小组作辅导给大家讲了一些故事。
大家反映:“故事一大片,人物一大串,分不清眉目,理不出头绪,听了不得要领。”
针对这个问题,党支部组织理论小组学习列宁关于“进行政治分析首先应该提出阶级问题:是哪个阶级的革命?
哪个阶级是反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四五页)的论述,大家懂得了《水浒》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评论,才能抓住它的本质。
理论小组在进一步研究中,就比较认清了《水浒》的作者为了适应反动统治阶级的需要,刻划了一个皇帝的忠实奴才宋江,又突出宣扬他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
这样,浩繁篇幅的《水浒》有了一条主线,大大小小的故事有了主次,错综复杂的情节有了头绪,众多的人物分明了阵线,被作者歪曲的事物就能看得清楚了。
理论小组把学习的成果编写成评论稿,根据宋江搞投降的四个阶段分为四讲:第一讲,无可奈何上梁山;
第二讲,屏晁盖,抢班夺权,第三讲,修正晁盖正确路线,乞求招安;
第四讲,镇压革命,走向灭亡。
每一讲都抓住宋江的阶级本质,观点鲜明,通俗易懂。
理论小组对于被反动作者蓄意歪曲的地方,也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加以澄清。
如《水浒》从头至尾讲一个“义”字,把梁山起义军成员都说成不分阶级的“江湖义气,的信徒,并把宋江美化成超阶级的“义士”,而在解放后的《水浒》研究中,也有人赞美宋江的“义”是“义于人民”。
理论小组在评论中,反复阐述恩格斯关于“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反杜林论》第九一页)的观点,突出晁盖用“聚义”的口号组织、团结、发展农民起义,宋江用“忠义”的说教麻醉起义军成员,镇压起义军将领的反抗,屠杀人民的情节,深刻揭露《水浒》作者把“忠义”说成是超阶级的“道德观念”的反动实质。
通过这样评论,使大家深刻认识到,在封建社会里,“义”是反映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道德观念,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晁盖的“聚义”,实际上是“起义”的代名词,而宋江的“忠义”,则是“忠君”的同义语。
宋江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虽是一字之差,实际上却修正了晁盖的革命路线。
三炮连干部战士通过评论《水浒》,受到了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增强了坚持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自觉性。
认真学习革命理论 剖析《水浒》反动实质
本报讯 在评论:《水浒》活动中,五一○六六部队三连三班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批判《水浒》中宣扬的阶级调和论,使大家认清了《水浒》赞美投降派、鼓吹投降主义的反动本质。
三班开始评论时,有的同志对为什么说宋江推行的是一条投降主义路线这个问题不太清楚。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指导员王占福到三班和大家一起学习鲁迅的论述:“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
终于是奴才。”
然后对宋江进行了具体分析。
大家看到:宋江是抱着“官爵升迁、青史留名”的卑鄙目的混到梁山农民起义队伍中来的。
在农民起义领袖晁盖牺牲不久,他便以各种虚伪狡诈的手法骗取农民军的信任,坐了第一把交椅。
当他大权在手以后,首先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篡改和修正了农民起义的路线,紧接着又在菊花会上抛出了“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的投降主义口号。
为了达到受招安的目的,他四处托人行贿说情,千方百计迫使农民起义军向皇帝投降。
同时,宋江为了推行政治上的投降主义路线,还在组织上结党营私,重用地主阶级的上层人物,网罗贵族豪绅,削弱革命力量。
并用“杀头”、“处斩”等手段威胁和压制反对投降的革命派,改变了农民起义军的性质。
在思想上,他起劲地宣扬孔孟之道的“天命观”和“忠孝节义”,为投降大造舆论,因此在被皇帝招安以后,便凶相毕露,成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
为了进一步提高大家的认识,王指导员又和他们一起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教导:“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
大家进一步看到:宋江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从小打下了剥削阶级的思想烙印,他一贯站在反动的立场上,代表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
他混入农民革命队伍以后,搞修正主义,鼓吹投降主义,当封建皇帝的忠实奴才,正是他反动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
同志们说:宋江根本不是农民起义的领袖,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降派的典型。
这样,大家就看清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真面目,提高了识别能力。
本报讯 八三○一八部队一连党支部在组织评论《水浒》的活动中,抓住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还是造反有罪这个问题,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有关著作,并由理论骨干给大家作了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问题的辅导,引导大家回顾中国农民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把《水浒》污蔑晁盖等智取生辰纲、造反上梁山是“弥天大罪”,方腊起义军为“江南草寇”等事实一一端出来,用革命理论进行剖析。
大家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教导:“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
认识到,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
中国历代农民起来造地主阶级的反,是地主阶级剥削压迫他们的结果。
正是这种农民的起义和斗争,才推动了社会的前进。
而《水浒》的作者却站在农民阶级的对立面,对农民起义大肆污蔑,否定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宣扬造反是犯了“弥天大罪”,宣扬剥削有理,向反动派投降有理。
同志们还列举大量事实说明:不同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对革命的不同态度。
侦察班长苏立朋说:“和历史上宋江同时代的农民英雄方腊,就曾宣传过农民造反的正义性。
他大声疾呼:‘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
’号召农民奋起造反。
以出身赤贫的李逵为代表的农民阶级,对反动派特别愤恨,造反立场很坚决,曾多次提出‘杀去东京,夺了鸟位’。
出身地主阶级的宋江,却是一个十足的造反有罪论者。
在《水浒》一书中,还让地主阶级割下方腊的脑袋示众,以警告后人不许造反。
由此可见,《水浒》完全是一部宣扬造反有罪、投降有理的反动小说。”
无线班战士李卷子说:毛主席指出,“‘精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
《水浒》极力污蔑农民造反有罪,颂扬投降主义,完全是为了达到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目的。
本报讯 五一○二九部队炮一连党支部在评论《水浒》中,发现一些同志由于理论水平低、历史知识少,发言时常常“卡壳”或说不到点子上。
针对这种情况,党支部在政治夜校里,组织干部战士反复学习马列和毛主席有关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论述,回顾《水浒》问世的历史背景,帮助大家认清宋江反对农民革命运动,推行的是一条地地道道的投降主义路线。
通过学习,同志们认识到:在封建社会里,由于广大农民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受尽了反动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这就决定了他们必然要反抗。
从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到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他们都与反动统治阶级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了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
八班长王世堂说:毛主席曾经教导我们,“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
这就告诉我们,封建社会的官吏是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专政的工具,而皇帝则是他们的总代表。
只反贪官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
敢不敢反皇帝,是不是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这历来是农民起义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
《水浒》中的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在梁山起义军中大造接受招安的舆论。
当他篡夺了梁山农民起义军的领导权以后,就立即修正了晁盖的革命路线,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打出“替天行道”的白旗,推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路线。
副指导员刘志军说:反动的地主阶级政权,对农民的起义和斗争,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历来采用征剿和招安的反革命两手,打得赢时就打,打不赢时就招安。
宋江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推行一条投降主义路线,把受招安作为农民起义的奋斗目标,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广大农民阶级的意愿,做了皇帝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
在评论《水浒》的过程中,炮一连党支部还注意引导干部战士把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现实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使大家认清新老修正主义者的丑恶面目。
大家说:宋江虽然和林彪相隔几百年,但本质都是一样的。
林彪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他和宋江都是人民的死敌,民族的败类,都没有好下场。
作者:傅维松
作者:杨成武
栏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
八月,红军征服了雪山以后,在毛儿盖、波罗子一带集结待命,前面做是纵横数百里、神秘莫测、人烟稀少的水草地。
党中安决定北上过草地,命令我们团为过草地的先头团。
毛主席很关心这一行动,要亲自给我们先头团交代任务。
我怀着万分兴奋的心情,带着骑兵侦察员从波罗子附近,飞奔党中央的驻地毛儿盖。
十数匹快马象一股疾风,忽而飞上高坡,忽而驰下山谷,在山峦起伏的高原上,扬起阵阵烟尘。
由于急于听取主席的指示,我还是嫌马儿跑得太慢。
到了毛儿盖,直趋毛主席的住处,见到了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同志,他立即带我去见主席。
我边走边打量着这个住处,这是藏民用木头架起来的普通房子,分上、下两层,底层关牲口,楼上住人。
上了小木梯,踏上楼板,邓发同志朝里一指:“毛主席就住在里面。”
当面接受主席的指示,我还是第一次,心中不禁有些激动。
主席看见我们进来,立即同我握手,叫我坐下,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亲切地对我说:
“你来了,很好!
这次你们四团还是先头团。
要知道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从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泽国,你们必须从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
稍顿一下,主席又继续说道:“北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中央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后决定的。
现在,胡宗南在松潘地区的漳腊、龙虎关、包坐一带集结了四个师,东面的川军也占领了整个岷江东岸,一部已占领了岷江西岸的杂谷脑;
追击我们的刘文辉部已赶到懋功,并向抚边前进;
薛岳、周浑元部则集结于雅州。
如果我们掉头南下就是逃跑,就会断送革命。”
他右手有力地向前一挥:“我们只有前进。
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的这一着棋。
但是,敌人是永远摸不到我们的底的,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道路。”
主席详细地告诉我过草地可能遇到的困难,具体地指示了解决的办法,以后又强调地指出:“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把中央为什么决定要过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们讲清楚。
只要同志们明确了这些,我相信没有什么困难能挡得住红军指战员的。”
以后,主席又询问了部队的思想情况和过草地的物质准备情况。
我向主席报告说,部队的情绪很高,大家一致坚决拥护中央过草地北上抗日的决定,只要中央、主席一下命令,我们就坚决向草地进军。
我们早就有过草地的思想准备,省吃俭用存下了一些粮食,沿途采摘些野菜,估计可以捱过草地。
只是衣服成问题,每人只有两套单衣,恐怕抵御不了草地的严寒。
“要尽量想办法多准备些粮食和衣服,减少草地行军的困难!”
主席恳切地、着重地嘱咐我这两句话,然后问我是否已找到向导。
我说已有一个六十多岁的通司作向导,已准备了八个同志用担架抬着他为我们带路。
“要告诉抬担架的同志抬稳当些,要教育大家尊重少数民族,团结好少数民族。”
主席沉思片刻后继续说道:“一个向导解决不了大部队行军的问题,你们必须多做一些‘由此前进’、附有箭头的路标,每逢岔路,插上一个,要插得牢靠,好让后面的部队跟着路标,顺利前进。”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毛主席以很严肃的口吻对我说,“四方面军的二九四团已编入你团,你们必须搞好团结。
团结是党的事业胜利的保证,你们搞好了整编后的团结,就是一、四方面军亲密团结的标志。”
最后主席问我有什么困难。
我说,我们一定遵照主席的指示去做,有困难我们依靠大家想办法解决。
主席说很好,并叫我到徐向前总指挥那里去接受具体的指示。
我向主席敬过礼以后,立即去见徐总指挥。
从徐向前总指挥那里出来,赶紧去看正在患病的周副主席,因医生禁止探望,只见到邓颖超同志。
她详细地告诉我周副主席的病况,并要我转告同志们不用惦念。
当时药物奇缺,粮食极度困难,眼看就要向草地进军,周副主席的病委实叫我们担心!
我们多么希望他快点恢复健康啊!
离开邓颖超同志的时候,已近黄昏,我再返回主席住处,看是否还有指示,邓发同志问我吃饭没有,经他一问,这才想起今天还没有吃东西,而且还要走几十里才能回到我们团部的新驻地,我便说还没有吃饭。
邓发同志听了,出去走了一趟,又到了主席房内,不一会便端出一个土盘子,里面盛着六个小鸡蛋般大的青稞面馒头,对我说:“主席说,你一天没吃饭,还要赶几十里夜路,叫我把他的晚饭给你吃,吃饱了好回去工作。”
我一听说是主席的晚饭,不知如何是好。
我知道,眼前粮食十分缺乏,部队都勒紧裤带,把数得出的一点粮食省下来,准备作过草地之用。
邓发同志找不到饭才告诉主席,主席叫他把自己的晚饭端给我吃。
我久久地望着六个乌黑的小馒头,心里在想,主席一顿饭才吃这么一点东西,本来就不饱,如果我再把它吃了,那主席就要饿肚子。
想到这里,我真后悔不该说没有吃饭,并决心不吃。
但又一转念,不吃,主席是不高兴的,只好吃了两个。
邓发同志还要我吃,我坚决谢绝了。
这时候,主席从房子里走出来,笑呵呵地对我说:“怎么?
不吃了?
不吃饱不好工作啊!”
我只说:“我吃饱了。”
主席以慈爱的眼光看了我一会,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好吧,没有别的事情了,望你们完成任务。”
我向主席敬过礼,便离开了主席的住处。
一路上,毛主席的亲切明确的指示,不断地在我耳边回响着。
草地艰难困苦的情景象一幅图画展示在我的眼前。
是的,过草地是向神秘的大自然挑战,要把连野兽都走不过的沼泽征服,要同风雨、冰雪、饥饿搏斗,要粉碎反动派的骑兵的袭击,许多想象不到的困难在等待着我们。
但是当我一想起主席的指示:“你们必须从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
就感到我们肩负的任务无尚光荣,只觉得眼前明亮无比,浑身是劲。
我满怀信心地想:任何困难是挡不住我们红军前进的。
让阶级敌人再次领略领略无产阶级武装部队“硬骨头”的英雄本色吧!
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深入地进行了过草地的政治动员。
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铭刻在每一个同志的心里。
整编工作也进行得很顺利。
四方面军张仁初同志率领的二九四团编为我团二营,他们把本来不多的粮食、衣服抽出一部分分给各营,大家表示要以高度的阶级友爱和钢铁般的团结去战胜草地的困难。
二十一日清晨,我们红四团,肩负着中央和毛主席的期望,开始向草地进军了。
草地的情景,真使人怵目惊心!
举目一望,是茫茫无边的草原,在草丛上面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不辨东南西北。
草丛里河沟交错,积水泛滥,水呈淤黑色,散发出腐臭的气息。
在这广阔无边的泽国里,简直找不到道路。
脚下是一片草茎和腐草结成的“泥潭”,踩到上面,软绵绵的,用力过猛就会陷下去,拔不出腿。
我们只能跟着通司的担架,依着通司指出的草根较密的地方,一个跟着一个,艰难地前进。
第一天我们就遭到暴风雨的袭击,河水泛滥,曾一度挡住了去路。
黄昏,只得在一个稍高的小山上渡过了第一个漫长的夜晚。
越往草地中心走,困难越是严重。
时风时雨,忽而漫天大雪,忽而冰雹骤下。
夜晚的严寒,更是使人难耐,我们只得挤在一起,背靠背地取暖,特别是风雨一来,衣服湿透,地面是水,战士们只好在风雨中站着,急切地盼天快亮:
风雨、泥泞、寒冷的折磨和饥饿的煎熬,使同志们的身体明显地衰弱下去了。
有的感到两腿瘫软无力,举不起步。
但我们牢牢地记住了主席的指示,越困难,大家团结得越紧。
身体校强的同志搀扶着身体弱的同志走,并把自己的粮食让给他们吃,希望他们增加一些力气,走过草地。
我们几个团的干部的乘马和所有的牲口都抽出来组成收容队,轮流驮送病员,但还是有不少同志倒下了。
当我们熬过一个夜晚,离开宿营地继续前进时,有的战友就长眠在我们共同躺过的营地上。
在这些光荣牺牲的同志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小宣传员郑金煜同志。
他是江西石城人,团部党支部的青年委员,只有十七岁,是一个十分惹人喜欢的“小鬼”。
进入草地的第四天,郑金煜同志就一步也走不动了。
他对同志们说:“我在政治上象块钢铁,但我的腿不管用,我要掉队了!
我多么舍不得你们啊!”
我命令饲养员老谢,把乘马给郑金煜骑,保证把他驮过草地,并且把我们的干粮匀出一部分给他吃。
后来,他衰弱得连腰也直不起来,马也不能骑了,我们就用背包在他身子前后支撑起来,再用绳子把他绑在马背上,叫一些同志轮流扶着他走。
到第五日中午,忽然后面传话上来:“郑金煜同志要政治委员等他一下,他有话同政治委员说。”
我知道有问题了,便怀着沉重的心情站在路旁等着,老远就望见老谢牵着牲口,步伐沉重地走来,到得跟前一看,郑金惕同志已面如白蜡,双目紧闭。
他听见我的声音,强睁开眼睛,以激动得发抖的声音断续地对我说:
“政治委员,我不行了,感谢你对我的照顾。
我知道党的路线一定会胜利!
革命一定会胜利!
……政治委员,我确实不行了,我看不到胜利那一天了。”
说到这里他的眼泪夺眶而出,站在我身边的警卫员和饲养员也泣不成声。
经过一阵急喘后,郑金煜同志微弱而又坚定地说:“政治委员,希望党的路线胜利,革命快胜利!
胜利后,如果有可能,请告诉我的家里,我是为执行党的路线,为了革命的胜利牺牲的。”
我压住心头的沉痛,安慰他:“郑金煜同志,你一定能走过草地,同志们一定帮助你度过草地!”
随即叫警卫员把水壶交给老谢,交代老谢好好照料他,无论如何要把他带出草地。
可是到了下午,这个优秀的青年共产党员,就在风雪交加的草地上,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草地,这残酷无情的草地,夺去了我们多少战友可贵的生命呵!
不少同志长期间经受饥寒交迫的折磨,把全身的每一分热,每一分力气都消耗尽了。
他们在死前的瞬间还非常清醒,还念念不忘革命,还希望在北上抗日的征途中多跨一步。
他们的生命虽然结束了,但他们的英雄史迹,却永远不会被人们忘记。
我们没有辜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期望,经过六天的艰难斗争,终于从茫茫的草地上踏开了一条前进的道路,至二十六日胜利到达了草地尽头的班佑。
在班佑担任了两天警戒,第三天我们又接受了新的任务——向天险腊子口前进。
作者:魏洪亮
栏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
十一月初,我军在陇东固原附近的何家堡,一举歼灭了马鸿逵两个骑兵团后,刚刚撤离战场,胡宗南三个整师,从南向北又直压过来。
敌人向北压,我们向北走。
它压得紧,我们走得紧,从固原一带直奔长城方向。
敌人得寸进尺,以为我们是溃逃,更是一步压着一步穷追。
黄颜色双翅膀的飞机,每天多次出动,贴着我们头顶转。
看架势,胡宗南硬是下了决心要攀上我们。
我们红一师十三团,是何家堡战斗的主攻部队之一,刚打了胜仗,部队情绪很高。
现在胡宗南压着脚板追,同志们心里自然不舒服。
行军路上,议论纷纷,不外乎是一句话:“敌人跟着屁股,为啥不打?”
一天行军路上休息,陈赓师长从后面赶上来了。
他跳下牲口,坐在地上,跟我们团部的一些通信员、司号员、饲养员谈起来。
他们都是些老同志,和陈赓师长都很熟悉。
再加上师长在下级面前没有架子,爱开玩笑,他一来,大家就围了上去,直率地问师长:“敌人天天跟着屁股,啥时候揍它?”
陈赓师长诙谐地说:“我看,你们刚打了一次胜仗,就又翘尾巴了!
啥时候打,我怎么知道?”
饲养员老单,一旁慢吞吞地插了一句:“我看,要不几天啦,准给它个回马枪。”
这个同志打从在中央根据地就当饲养员。
长征到陕北后,陈赓师长每逢遇到他,第一句话总是说:“老单,叫你去当管理员怎么样?”
他一听就摇头说:“不,我没能耐,我要为革命永远当马夫。”
现在师长听他这么说,拍拍他的肩头笑道:“我看,你倒有两手哩!
怎么样?
不要再当马夫吧!”
“我没能耐,我当马夫。”
老单脸红了。
陈赓师长接下去又亲热地和大家谈起来,讲形势,讲革命故事。
当前而传下行军口令时,陈师长跨上牲口回头向我嘱咐说:“你们到目的地,要想尽一切办法,让战士们喝上水!
发现没有?
战士的嘴唇都裂了。”
说着催动牲口向前走去。
望着师长的背影,我心虽一阵阵温暖。
我们的师长无时无刻不关心着战士!
一路上,他不止一次地向我们交代,要想尽一切办法,使同志们喝上水。
水,水,陇东高原,吃水比吃油还困难。
山沟里流出的水,又苦又涩,有一股子硝磺味,根本不能上口。
硬闭着眼喝下去,不是身上发肿,就是拉肚子。
当地老百姓,完全靠接雨水生活。
这一路上,为了维护群众利益,我们从来没痛痛快快喝一碗水。
但愿今天宿营的地方,能多找到些水!
……
部队忍受着干渴,战士舔着干裂的嘴唇,向北,向北。
连着又走了两天,十一月十九日,来到了环县山城堡附近。
两天之后,胡宗南的三个师又跟上来了。
当遭到我军正面阻击以后,见势不妙,便凭借着山城堡一线山地,顽强固守起来。
二十一日黄昏,我军开始了反击。
参加这次作战的,除了我们红一军团以外,红十五军团、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均有部队参加。
按照军团的部署,我们红一师从东向西,攻击敌人防守的一座山。
我们十三团,担负师的主攻任务。
在我们团的左翼,是红二师;
右翼是红四师。
攻击发起之前,陈赓师长亲自带领我们到山下去看地形。
敌人十分嚣张。
天已经快黑了,五架双翅膀的飞机还在空中转。
我们隐蔽地接近到山下,从望远镜中清楚地看到:敌人扼守的山头上,修满了野外工事,摆着对空联络的布板。
成群结队的士兵,在山头上走来晃去。
他们眼里,似乎根本没有我们似的。
陈赓师长拿望远镜向山头上搜索了一阵,又气愤又高兴地向我们说:“看清没有?
狗东西很骄横。
看来,他们还不懂骄兵必败的道理。”
然后指着我们团的突击方向,向我说:“你们突击方向,一共九个碉堡,看清楚没有?”
我说:“看清了。
是九个!”
师长又说:“那个大堡上,竖着一个竿竿,准是电台的天线,那儿可能是敌人的指挥部,估计大约一个团。
你看对不对?”
我说:“师长分析得对。”
并立即表示,我们团一定把口子撕开,保证完成任务。
师长点点头,又嘱咐说:“敌人骄傲,要失败。
你们万不能骄傲。
刚打过胜仗,不能轻敌。
告诉部队,敌人是胡宗南的精锐,准备啃骨头,动刺刀、马刀。
今天是夜战。
夜战是我们红军的拿手戏,要猛,要机动,要灵活……”
当我们看完地形,返回部队的时候,天已黑定了。
这一晚,特别暗,没有月亮,没有星光,把手伸到自己眼前,也分不清五个指头。
部队在运动中,每个战士全凭自己的感觉,全凭夜间行动的经验,向前摸索。
令人焦急的是,我们分两个突破点连扑两次,均没奏效。
全团象被突然闸住的洪水,在山下聚集住了。
师指挥所的方向,一次接一次发号,要我们回答反攻情况。
我身旁的司号员,一次又一次问我:“政委,怎么回答?”
怎么回答?
我用什么话来回答呢?
团长不在,全部重担都落在我一个人肩上。
已经快深夜了,西北风怒吼,黄沙扑面,山顶上敌人疯狂地向我们射击。
我焦急得直握拳头。
一面组织第三次攻击,一面想着打响之前师长的话:“这一仗,关系重大,有关全局。
这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仗!
这一仗打不好,敌人将会直插定边、盐池,然后威逼保安……”
保安,这是我们党中央、毛主席所在地啊!
突然,黑暗中传来个声音:“魏洪亮在哪里?”
从这熟悉的声音,我立刻听出是陈赓师长来了。
师长拄着根棍子,迈着残伤的腿,走到了我近前。
他大概从我说话的声音里,听出了我的焦躁不安,便沉静而温和地说:“不要急嘛,研究一下,原因在哪里?”
我略微平静了一下,把两次突击的情形向师长作了报告。
师长立刻指出:“天太黑,地形不利,这是原因。
你们从两处一齐突,也是可以的,只是忽略了加强主要的突击方向。
马上把预备队调上去,加强第三连,全团的火力,集中支援第三连。”
正在重新部署的时候,三连连长王茂全同志跑来了,报告说:第二次突击中,他们连的司号员摸上去了,并且一直摸到了敌人碉堡底下。
他没有了手榴弹,又不见后续部队,只好摸了下来。
陈赓师长一听,说:“这个司号员很勇敢,很有办法,这次要他带领突击班。”
三连的司号员来到师长跟前,听说要他领路,把铜号往身上一背,说:“行!
我保证把突击班带到碉堡跟前。”
师长摸黑抓住他的手问:“我听你象江西人,是吗?”
“是!”
“好,走过金沙江、大渡河,跨过雪山草地的英雄,你是会把突击班带上去的。”
任何一次突击的成功,因素总是多方面的。
我们正调动火力的时候,四师十二团团长邓克明同志,带着三挺重机枪,路经我们这里。
他听说我们两次失利,正组织第三次攻击,立刻向机枪手命令:“把机枪统统架上,配合攻击!”
这时,虽然第三次突击还没开始,但是我已确信不会组织第四次了。
师长亲临指挥,兄弟团主动支援,又有英雄的司号员同志带路,使我完全充满了信心。
一切准备妥当,二十几挺机枪一叫,三连连长王茂全喊了一声:“冲!”
一挥马刀,带领部队飞上山去。
我也随着突击连的后边,跟向前去。
几分钟后,胜利的号音在山头响起,成功了!
这几分钟之内的激烈战斗,是任何人看不见的。
我们全团每人有一把马刀,突击队上去后,敌人也从工事里跳出来。
混战激烈的时候,战士们一只手提刀,一只手往前摸,只要摸到人头上有个“圆巴巴”(反动派的帽徽),顺手就给一刀。
一刀下去,不管他死活,又去摸另一个。
敌人开始拚命顽抗,几分钟后,变成拚命逃跑了。
我登上山顶,敌人已经溃退到山腰了。
就在这时,陈赓师长派警卫员跑上来,口传师长的命令:追!
追!
追!
陈察师长在战场上下达命令明确、简洁,这三个“追”字,此时此刻,比任何字句,任何语言都有力,我立刻照样传下去:追!
追!
追!
战士们如出山的夜老虎,挥着雪亮的马刀,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猛追,紧追。
我们这个团,班、排长以上的干部,绝大部分是老红军战士,他们熟悉夜战,更善于追击,毛主席的“敌退我追”这句话,是人人领会贯通的。
班长带一个班,排长带一个排(有的只带一个班),横冲直撞,插到敌人当中去,跑到敌人前头去。
胡宗南的所谓“精锐”,白天打阵地战还有一套,可是,夜战碰上红军这些夜老虎,他们就绵羊也不如了。
特别是被冲垮以后,兵离了官,官没了兵,完全变成了散沙一把,乱石一堆。
有的士兵知道红军的俘虏政策,跑一阵,跑不动了,干脆找个坑坑蹲起来;
有的夹在人群中,吁吁奔跑,不知天南地北。
天亮,一看前后全是红军,把枪一丢,一屁股坐下去,不跑了。
战斗结束后,我们回头搜索,拾到重机枪九挺,俘虏三百多名。
所有的俘虏兵,个个脸发白,嘴唇出血,他们除了惊吓以外,据说已经是两天多没喝一滴水了。
山城堡一战,胡宗南整师覆灭。
从此,这个内战健将象一只破皮球,不跳不动了。
我们正待命再战,“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
于是,山城堡一战,也就成了结束十年内战的最后一仗!
蒋介石发动的内战,打了整十年。
十年,他都是当“运输大队长”,这末尾一战,他仍是个“运输大队长”!
据新华社沈阳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日电
这是一件喜事。
说它是喜事,不仅仅是因为我国这种内燃机车进入了世界的先进行列,更可喜的是,这样先进的机车不是靠新建现代化大工厂生产出来的,而是大连机车车辆厂这样的老厂,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坚决贯彻“鞍钢宪法”精神,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加强党对企业的领导,发动群众革新、改造、挖潜而制造出来的。
与此同时,这个厂的货车产量超过了设计能力的三倍。
这样,它就为老企业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为实现我国工业在一九八○年所要达到的奋斗目标,做出了个新的样子。
大连机车车辆厂的这一巨大成就,雄辩地说明了革命是生产发展的强大的推动力。
这个厂生产的东风4型内燃机车,从一九七三年投入运行以来,同被称为七十年代水平的进口内燃机车,进行了多次实用比较。
长城脚下的八达岭地段的铁路,是全国坡度最大的线路。
过去火车通过这里,要用两个车头前拉后推。
进口的一台四千三百马力的内燃机车,带着一列客车在这里作爬坡性能检验时,火车头显得十分吃力,而且不能在这样大的坡度上做刹车和起动试验。
我国东风4型机车比进口的这台机车小三百马力,它拉着同样的列车,在这里却悠然而过,并且在斜坡上作了嘎然刹车和迅速起动这种高难度试验。
这两种机车还分别拉着一列货车,来到和长城平行的丰台至沙城线上,进行牵引能力比较。
这条线坡多、洞多、转弯多。
进口车在接连爬坡的时候,柴油机的排气阀烧得几乎发红。
坡上行车,不进则退,失掉控制,就会酿成大祸。
因此,跟在后面的机车推了一把,才过了难关。
我再的东风4型内燃机车,拉着同样的一列货车,接连爬坡、穿洞,转弯,蜿蜒前进,跑得快,安然自如。
东风4型内燃机车,又同从另一个国家进口的四千马力内燃机车,在北方地区作行驶速度的比较。
进口机车设计时速为一百公里,开到时速九十公里,机车就出现较大的蛇形摇摆。
东风4型设计时速是一百二十公里,开到时速一百三十公里,列丰已经似箭如飞,坐在车上还相当平稳。
大连机车车辆厂生产的这种内燃机车,还在炎热地带同进口机车作过高温环境行车的较量,在耗油和热能利用方面同进口机车比过高低。
在全国铁路转弯最急、弯度最大的线路上,在全国铁路最长的隧道里,它都显示出许多优良性能。
两三年来各种检验证明,进口机车达到的主要经济技术指标,东风4型机车都达到或接近了,有的还超过了。
大连机车车辆厂是个有七十多年历史的老厂,制造东风4型的设备,百分之八十是这个厂的职工自己制造和改造的。
全厂五十几条自动生产线、半自动生产线或生产联动线,全部是他们革新创造的。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全厂职工批判了刘少奇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决心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
在他们创造的十几种新工艺中,有的是国外做为“专利”而保密的技术,有的是至今还没有听说那个地方采用过的技术,制造内燃机车用的四千马力柴油机的曲轴,就是一例。
国外生产这种曲轴,要用合金钢做材料,用六千吨以上的水压机锻压成毛坯,而后再用机床做大量加工等工作,费料费工成本高。
这个厂生产这种曲轴,创造了两种新工艺,在铁水中熔合一定比例的合金成份和稀土元素,浇注而成形,稍作加工,再用一种新技术热处理一下行就成了。
省工省料成本低,性能可以同合金钢锻压的媲美。
这种曲轴和这个厂创制的铸造清砂和废砂回收自动生产线模型,去年在广交会上一展出,就引起了国外行家的极大兴趣。
可以说,这个工厂就是一个琳琅满目的技术革新展览会;
也是一个长自力更生的志气,批判“等、靠、要”思想的课堂。
这个厂自己动手制造和改造的设备,和国外同类工厂比较如何呢?
有一个工业先进国的行家,在铁路上工作三十七年了。
他原以为本国生产机车有八十多年的历史,设备和工艺是比较先进的。
参观了大连机车车辆厂以后,他说,“我不得不改变我原来的看法”。
这么说来,这个老厂也是打掉崇洋迷外思想的好课堂。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素文,外交部长乔冠华,国家体委主任庄则栋,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等,陪同美国客人观看表演。
观看表演的还有首都各界群众。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日讯
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也前往参观。
陪同参观的还有农林部副部长肖鹏、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锁。
福特总统的夫人贝蒂·福特今天上午由李素文副委员长陪同参观了故宫博物院,下午在文化部负责人王曼恬陪同下参观了中央五·七艺术大学舞蹈学校。
连日来,福特总统的随行人员还分别参观了红星人民公社、全国摄影艺术展览,游览了长城、颐和园。
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和夫人贝蒂·福特十二月三日应邀在首都体育馆观看了体操、武术和乒乓球表演。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素文等,陪同美国客人观看表演。
新华社记者摄
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十二月三日在吴德副委员长陪同下参观农业学大寨展览。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据新华社南京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日电
去年,南通医学院师生到这个区开门办学,在干部和贫下中农的要求下,决定依靠当地党组织,发动群众,创办一所赤脚医生大学,来进一步培养赤脚医生,巩固和发展农村合作医疗事业。
这所赤脚医生大学是今年一月创办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提高在职赤脚医生的社会主义觉悟和医疗技术水平。
第一期招收学生五十七名。
学制两年。
毕业后仍回大队当赤脚医生。
这所赤脚医生大学就办在农村。
学生自带口粮,学习期间由所在大队照记工分。
教师由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巡回医疗队的医生和区医院的医生担任。
学校由当地党组织、贫下中农和医学院党委共同管理,岔河区党组织的负责同志经常到校给学生上政治课,辅导学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
各社队贫下中农定期派代表来校了解学生思想状况,加强思想教育。
根据教学需要和农时特点,适当地安排学生回队实践,并积极参加农业集体生产劳动,以保持学生“赤脚”的本色。
办学十个月来,学生们已回队实践三次,平均每人回队看病六百多次,参加农业劳动三十五天。
学校的教学,按农村防治常见病、多发病的需要和赤脚医生的特点来进行。
医学理论结合病例讲,讲到病因病理时结合讲怎样预防,讲到治疗方法时又讲中医又讲西医。
这样,便逐步做到基础课和临床课结合,医教结合,医护结合,中西结合,防治结合。
经过这样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这些原来就有实践经验的学生提高得很快。
过去难以确诊的急腹痛、胆囊炎、急性阑尾炎、老年肺炎、胆道蛔虫症等病,现在他们不仅能及时诊断,还能就地治疗。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日讯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非洲司副司长李珩,礼宾司副司长傅顺和。
栏目:学时事
今年八月,欧安会“最后文件”一签订,苏修就大做文章,说什么欧安会是欧洲缓和的“新篇章”,实现了“欧洲千年历史的转折点”,等等,吹得天花乱坠。
可是实际情况怎样呢?
欧安会以后,苏修不但没有减弱对欧洲的攻势,而且正在积极加紧新战争的准备。
一,继续加强在欧洲的军事实力。
苏修在中欧的驻军,原来约有五十万,欧安会期间,苏修向中欧增派了十二万军队,达到六十二万。
欧安会以后,它继续向中欧增兵,并大量更新华沙条约集团的武器装备,将旧型坦克换成新型超级坦克,将常规火炮换成野战火箭炮,还部署了新式轰炸机;
同时频繁地进行军事演习。
继驻匈苏军在八月中旬举行了一个坦克师规换的战备演习之后,驻东德苏军在九月份举行战斗和空中支援演习,驻捷克斯洛伐克苏军又进行了核条件下的军事演习。
苏修国防部长格列奇科,还亲自到东德“视察”,检查“部队战斗准备状况”。
二,加紧对东欧国家的控制,把它们更紧地缚在它的侵略战车上。
十月七日,苏修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了一个“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这个新条约特别强调二次大战后“欧洲国界的不可触动性”和两个德意志国家之间的“国界的不可触动性”,一笔勾销了一九六四年条约中关于“通过两个主权德国之间的平等谈判和协议”重新统一德国的规定,企图使德国分裂永久化。
条约还规定,缔约一方如遭到“武装进犯”,另一方应立即提供“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一切援助”,而且不限于在欧洲。
这是苏修加紧控制东德和东欧其他国家、在欧洲加速战争准备的一个重要步骤。
三,继续加紧在欧洲南北两翼的部署,企图对整个西欧实行包抄。
在南欧,苏修更明目张胆地把黑手伸向巴尔干半岛和伊比利亚半岛,支持这些地区的亲苏势力,使南欧局势更趋动荡不安。
在北欧,苏修扩建了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以便使它的北方舰队的舰只,能够利用这条运河增援波罗的海舰队,把它的势力范围进一步向西推进。
同时苏修飞机一再侵犯挪威领空,又向巴伦支海水域发射火箭,直接威胁挪威主权。
所有这些铁一般的事实有力地证明,欧安会并没有给欧洲带来丝毫的安全,而是更加增加了新战争的危险。
欧安会是名副其实的欧危会。
正如有的西方舆论所指出的那样,欧安会以后,苏修新沙皇“已进入一个侵略性扩张主义的新阶段”。
作者:徐如琛
栏目:学时事
===== 东欧;
西欧;
南欧;
北欧;
中欧怎样划分?
栏目:学时事答读者问
欧洲,在地理上人们习惯分为东欧、西欧、南欧、北欧和中欧五个区域。
东欧
西欧
南欧
北欧
中欧
伐克、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奥地利、瑞士、列支敦士登。
面积一百零一万多平方公里。
栏目:学时事小统计
欧洲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争夺的重点。
苏修在欧洲部署的兵力占全部兵力的百分比如下:
陆军:百分之七十五
空军:百分之七十
短程导弹:百分之八十五
中程导弹:百分之九十
舰艇:百分之七十
水面舰只:百分之七十五
栏目:学时事小统计
苏修驻中欧的地面部队与西方相比:
兵员:多二十万
坦克:多九千五百辆
战术空军:超过西方
中共平顶山市委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
用革命理论指导阶级斗争实践
据新华社郑州电
中共河南省平顶山市委领导成员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指导革命实践,解决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的实际问题,推动了全市各项工作的开展。
平顶山市委领导成员为了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采取了围绕专题读书和调查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市委领导成员成立五个小组,每一个小组分别研究一个专题。
近几个月来,他们结合学习马列和毛主席有关著作,对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是怎样又相适应又相矛盾,资产阶级法权为什么不可避免又必须加以限制,商品制度、货币交换为什么既不能取消又要防止它产生资本主义,以及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是怎样产生的等五个专题进行了调查研究。
他们以煤矿为重点,深入到几十个厂矿等基层单位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解剖“麻雀”,取得了第一手资料。
市委领导成员在读书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五份材料,每份材料都紧紧围绕着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反修防修这个中心问题。
市委在常委会上经过多次讨论、修改,然后由五位书记、副书记分别向全市广大干部和群众作了辅导报告。
这样的辅导报告,既有基本理论的阐述,又联系了本市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效果很好。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过程中,平顶山市委把帮助各级领导班子端正思想政治路线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重点。
他们认为,要实现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首先必须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强有力的战斗指挥部。
市委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对全市各条战线和较大厂矿领导班子的现状,一个一个地进行了分析,看这些单位领导班子思想政治路线是否端正,党的政策是否落实,党委是否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从调查的情况看,全市大多数厂矿企业的领导班子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也有少数领导班子由于受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不够团结,使这些单位一直处于后进状况。
过去,市委少数领导同志没有从路线上分清是非,所以问题一拖再拖,长期未能解决。
今年以来,市委多次召开各局党委、大型厂矿党委领导成员和群众代表参加的扩大会议,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密切结合本单位实际,批判修正主义,端正思想政治路线。
市委书记、副书记和常委,还经常深入后进单位,帮助这些单位解决革命和生产中存在的问题。
平顶山绢纺厂过去由于少数领导成员长期不团结,革命和生产上不去,市委负责同志到这个厂,弄清情况后,坚持党性原则,充分发动群众,帮助领导班子开门整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这个厂的领导成员分清了路线是非,提高了思想认识,促进了安定团结,很快改变了企业面貌。
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这个市一批后进单位面貌都有了变化,全市出现了你追我赶共争上游的大好局面。
平顶山市委领导成员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进一步认识到,要真正把无产阶级专政任务落实到基层,就必须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依靠工人阶级,这是我们党的一条坚定不移的阶级路线,是革命胜利的保证。
市委明确了思想,在全市大张旗鼓地宣传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把一批工人出身的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并且选拔一批优秀的老工人担任基层的领导工作。
市委领导成员还经常深入厂矿、班组,或把工人请到机关和自己的家中,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
平顶山矿务局四矿几名煤矿工人提出,希望市委加强对煤矿商业供应工作的领导。
市委采纳了工人同志的意见,经过商业部门努力,进一步改善了矿山的服务供应工作。
为了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的作用,平顶山矿务局和各矿召开各种规模较大的会议时,都请部分工人代表参加。
让他们就企业的方向、路线和生产等问题发表意见,畅所欲言。
市委推广了矿务局党委这方面的经验,使工人阶级在全市各条战线成为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依靠力量。
平顶山市委在解决基层领导班子思想政治路线问题的同时,组织广大干部批判刘少奇、林彪在政权建设方面的修正主义路线,进一步实行精兵简政,充实基层。
市委机关派出领导干部到基层加强领导,还从各级机关抽出一千名干部到基层单位工作。
市委领导成员带头转变作风,每个书记、副书记和常委,都有自己的蹲点厂矿,每月有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基层和工人、贫下中农一起学习,一起劳动,调查研究,解决问题。
在平顶山市委的领导和带动下,全市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运动步步深入,推动着经济建设蓬勃发展。
今年一至10月份,全市工业总产值完成了国家计划,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三点六。
原煤生产也月月完成国家计划,十个月的原煤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四十以上。
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当前,全国人民认真学习并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等一系列重要指示,进一步推动了各项工作。
同全国一样,教育战线的形势也一派大好。
从上海“七·二一”工人大学到辽宁朝阳农学院,从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到大寨学校,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朵朵教育革命的鲜花竞相开放。
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通过各种试验,正在逐步建立和巩固起来。
从1968年07月27日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以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蓬勃发展,广大工农兵学员迅速成长,知识分子队伍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大好形势下,必须看到教育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仍然是尖锐、复杂的。
最近,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这也不行,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因而“就是要扭”。
这无非是说,教育革命搞过头了,搞糟了,要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
问题很明显,当前争论的焦点在于:
是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
我们必须抓住问题的实质,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分清路线上的大是大非,继续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一 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就必须“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
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明明是首先针对理工科大学怎么办而讲的,然而教育界的怪论却偏在这个问题上唱反调,强调理科“要挑中学生好的,要直接上大学”。
请看,这不是明明要脱离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另搞一套吗?
学校究竟向谁开门,招收什么样的学生,直接关系到教育的阶级性质。
劳动人民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但在以往几千年的阶级社会里,却被剥夺了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
解放后,工农群众成了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主人。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下,广大工农兵竟被排斥在大学校门之外。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破了这种状况。
遵照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大学开始改革招生制度,实现了亿万工农千百年来的愿望。
劳动人民进了清华、北大和其他高等院校,培养出自己的第1代大学生。
从工农兵中间选拔大学生,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一项重大的成果,是教育史上的革命。
这个根本方向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从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这一新生事物经过近几年来的实践,已显示出它明显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使大学面貌焕然一新。
工农兵学员在工厂、农村参加过几年生产劳动,取得了一定的实践经验,这对于他们上大学是很有好处的。
他们通过学习社会,学习工农,提高了觉悟,充实了头脑,逐步明确了方向,这为进一步解决为什么人学习的问题打下了一个较好的思想基础。
同时,由于他们有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经验,无论学文科,还是学理工科,理解能力和实践能力都比较强。
他们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成为教育革命的一支生力军。
这是过去那种从家门到校门,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学生根本做不到的。
我们深深感到,只有坚持从工农兵中招生,才能使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从阶级路线上得到保证。
要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中学生“直接上大学”的招生制度,实际上就是否认了毛主席“七·二一”指示对教育革命的普遍意义。
照此下去,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就会一步一步地被篡改,被屏弃。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就会被攻击,被否定。
这样做,就是要“扭”回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上去,搞什么“拔尖子”的资产阶级教育,引诱学生去爬那个“小宝塔”,即通向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阶梯。
与此同时,广大工农兵就要重新被赶出高等学校的大门。
文化大革命前,清华、北大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工农子弟曾被诬蔑为“粗瓷茶碗雕不成细花”,用“泻肚子”的办法将他们赶出校门。
那种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的历史,决不容许重演。
如果有人要从理科开刀,重演这样的历史,那么,我们有权质问:
这样搞,不也是要用“泻肚子”的办法将工农兵赶出大学校门吗?
二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就必须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两条教育路线的斗争,集中表现为培养哪个阶级的接班人。
工农兵学员来自工农兵,在学习期间还要不要与工农相结合?
有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学理论,学技术,学文化,还要不要和三大革命运动相结合?
有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还要不要不断改造思想?
这是关系到工农兵学员沿着哪个方向提高,向哪个方向发展的重大原则问题。
只有坚定不移地走毛主席《五·七指示》的道路,实行开门办学,把教育同三大革命运动紧密结合起来,才是造就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根本途径。
而教育界那种怪论却把开门办学歪曲成“不讲学文化”、“实践——实践——实践”,这完全是对《五·七指示》道路的诬蔑。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
“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社会主义大学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最重要的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的坚强战士。
学校有各种工作,一切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
学生要进行多方面的学习,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学生要上这样那样的课程,首先要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
所有这些,都是不能离开三大革命运动的。
不了解工人,不了解农民,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社会主义大学应当不断提高无产阶级的教育质量,引导学生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业务,为革命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对技术精益求精”,掌握为人民服务的真本领。
在这个问题上,正如列宁指出的,“全部关键”在于“把青年的学习、组织和训练的事业加以根本改造”。
而坚持走《五·七指示》道路,实行开门办学,正是为了实现这个“根本改造”。
学生只有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与工农相结合,树立为革命而学的正确目的,才能产生真正强大的学习动力,以百折不回的毅力,去攻克一个又一个的科学文化堡垒。
只有立足于教育革命,批判封、资、修的学科体系,彻底改革旧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路线组织教学,才能使学生既学到有用的书本知识,又掌握丰富的实际知识,“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
离开了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还谈得上什么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正确道路”?
几年来,清华、北大发动广大师生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坚持“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在开门办学过程中,努力做到师生与工农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北大文科以社会为工厂,紧密结合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及最近评论《水浒》来组织教学,推动了哲学、经济、文学、历史等各个学科的改造。
以“史”的课程而论,过去宣扬“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现在努力阐述劳动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
过去尊儒反法,现在努力正确评价法家,深入批判儒家;
过去厚古薄今,现在贯彻古为今用的方针,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斗争服务。
清华大学打破了基础课——技术基础课——专业课的“老三段”旧体系,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把学生的学习同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联系在一起。
这几年共完成近千项生产、科研任务。
水利系以万里黄河为课堂,坚持为治黄服务,为农业服务。
治河泥沙专业十二名学员和三名教师,到山东某地结合“引黄放淤”的科研任务进行教学。
他们在当地党委领导下,向贫下中农学习,打破书本上的老框框,完成了放淤工程设计。
经过广大群众的奋战和有关部门的支持,这项工程今年一次就淤出五万一千七百亩良田。
学员既为农业学大寨贡献了力量,又学到了丰富的实际知识,并在理论上有新的创见。
化工系二年级,在完成了一项填补我国技术空白的化工设计以后,师生共同编写了《化工车间设计》等两本教材和两篇科技论文,总结了工人的实践经验,并把设计中有创见的六项革新从理论上加以阐发。
由此可见,开门办学,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的过程,就是始终贯彻“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原则,使学员在实践的基础上着重向理论方面学习的过程。
那种把开门办学歪曲为“实践——实践——实践”的论调,完全是不顾客观事实的一种捏造。
开门办学,出去以后,也仍然有一个端正思想路线的问题。
我们两校注意引导师生在三大革命运动中与工农兵一起战斗,想工农兵之所想,急社会主义之所急,虚心学习工农兵的思想感情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办教育,并且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积极改造旧教学体系。
如果在下厂下乡过程中不与工农结合,不认真参加到阶级斗争和生产劳动中去锻炼思想,而把旧的一套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照搬下去,不花气力去切实组织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那就不是真心实意地实行开门办学。
我们两校始终坚持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首位,坚持“理论和实际统一”的原则,努力使学生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
实践证明,实行开门办学,就可以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培养学员,使他们在政治与业务两方面都得到锻炼,在斗争中提高觉悟,既懂得坚持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极端重要性,又能够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刻苦钻研业务,善于学习国内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又不迷信书本,敢于创新,成为又红又专的战士。
把开门办学诬蔑为“不学文化”,实际上就是要走资产阶级关门办学的老路,把学生培养成资产阶级接班人。
三
资产阶级攻击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总是在教育质量问题上大做文章。
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就必须正确看待教育质量,批判“智育第1”。
对于教育质量,不同阶级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必须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服务。
因此,看质量首先要看方向,看路线,要看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
即使就业务学习来说,也决不能以上了多少课程、念了多少本本为标准,而必须看理论与实际的统一,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旧北大、清华号称什么“最高学府”、“红色工程师的摇篮”。
可是,摇来摇去,许多学生被摇得晕头转向,追求个人名利,理论脱离实际。
学哲学的搞不了哲学,学文学的写不了小说,学工科的既不会开机器,也不会修机器,学理科的只能关在高楼深院里纸上谈兵。
有的人怕苦怕死,不服从党和国家的分配,有的甚至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而现在工农兵学员经过几年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大有提高,业务学习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有的人并有发明创造,在校期间就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贡献。
清华大学机械系焊接专业一个学员小组,与北京建筑安装公司的工人、技术人员共同努力,打破了外国焊接工艺规范,成功地进行负一百度低温用钢的焊接。
电子系控制专业的五名学员和两名教师,同精密仪器系几名工人一起,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研制成功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关键设备图形发生器,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员投身于火热的三大革命运动,写出了充满革命激情的长诗《理想之歌》,出版之后,受到广大工农兵的欢迎。
地球物理系和地质地理系的学员一听到云南昭通和辽宁营口地区发生地震的消息,就立即奔赴灾区。
在余震未平,山石还在滚动的情况下,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抢救阶级弟兄和人民财产,并在现场进行科学考察,取得了可贵的资料。
工农兵学员毕业实践的丰硕成果,更是有力地驳斥了那种所谓“质量低”的谬论。
清华大学的两届毕业学员完成了五百六十四项专题研究、生产任务和重大技术革新,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或填补国家空白的项目占三分之一以上。
电子系七二届学员担负的十二个项目,全部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其中九项填补了国家空白。
北大文科毕业学员结合战斗任务,编写了五十五本书,在报刊上发表了七百多篇文章;
外语系的学员共翻译了十六种文字、二百五十万字的材料,为反帝反修斗争服务;
理科学员完成了三百九十三项科研课题,七十九项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还有一些项目,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两条路线,两种结果,事实俱在,不容抹杀。
试问,现在的大学教育质量究竟是“不如过去的中技高”,还是旧大学所根本不能比拟的?
成绩是这样显著,对比是如此鲜明,为什么还出现了对质量问题颠倒是非的种种怪论呢?
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智育第1”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作怪。
毛主席说: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有人却采取折衷主义的手法加以歪曲,实际上是去掉两头,光要中间,把“有社会主义觉悟”和当“劳动者”扔到九霄云外,眼睛只盯住“文化”。
我们必须警惕有的人故意混淆重视智育和“智育第1”的界限,企图利用人民要把科学文化搞上去的迫切心情,重新搬出“智育第1”的一套陈旧货色。
所谓“不要不加分析地批判智育第1”,说穿了,就是反对批判“智育第1”。
“智育第1”从来就是资产阶级政治第1,难道还有什么值得肯定的东西吗?
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旧教育早已作了深刻的批判,尖锐指出:
“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搞“智育第1”,就是要继续让旧教学制度重新来摧残人材,摧残我们的青少年,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
人们知道,苏修叛徒集团的头目,大都是经过大学培养的所谓“红色专家”,正是他们把第1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
这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教训,我们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特别不能忘记。
四
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
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清华、北大在文化大革命前为什么封、资、修的势力盘根错节,攻也攻不动?
为什么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校之前,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而这几年学校却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根本原因就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教育战线的反革命专政,粉碎了林彪一伙对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阻挠和破坏,确立了工人阶级在学校的领导权。
这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根本保证。
资产阶级每次搞翻案、复辟活动,总要跳出来猖狂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
所谓“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实质就是用抽掉阶级内容的手法,篡改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
为什么羞羞答答、不敢和盘托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货色呢?
无非是这种货色太臭了,拿不出手。
于是,接过“外行能够领导内行”的口号,对外行加上“热心科学”的限制词,妄图以“不热心科学”的莫须有的罪名,把工人阶级的领导一举反掉,让那些“热心”搞资产阶级政治的人来把持教育领域。
这就是他们要“解决”教育问题的根本办法。
但是,对这套办法,我们并不陌生。
在1957年,右派分子叫嚣“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他们决不是想发展什么科学,而是要共产党退出学校,搞什么“教授治校”,即由资产阶级统治学校。
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党曾派出一批批干部来到清华、北大。
他们先是被资产阶级诬蔑为不懂科学的“土包子”,但后来其中一些人经不住资产阶级的压力和腐蚀,对阶级斗争越来越不关心,把毛主席的教导和党的基本路线置诸脑后,却跟在资产阶级后面对修正主义那一套越来越“热心”。
结果呢,不但科学没有搞上去,自己倒陷入了修正主义的泥坑,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这种历史教训,我们还记忆犹新。
现在,有人竟妄图把历史的车轮拖回到资产阶级右派梦寐以求的境地,这未免走得太远了吧!
学校是阶级斗争的重要阵地,决不是单纯传授知识和为科学而科学的场所。
清华、北大文化大革命前后的正反面经验,都证明了“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的伟大真理。
工人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最痛恨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旧教育制度,又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丰富经验。
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工人阶级牢固地占领教育阵地,才能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才能使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其他一切工作沿着正确的路线蓬勃发展。
许多进驻学校的工宣队同志都有这样的体会:
教育阵地上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复杂、尖锐的,必须要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路线斗争觉悟,坚决同修正主义作斗争,要警惕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所打中,这样,才能把教育革命的光荣任务坚持下去。
教育从根本上来一个革命,最近几年才开始。
它不是过了头,而是刚起头。
令人高兴的是,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正在茁壮成长。
它一出现,就显示了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展现出光辉灿烂的未来。
自然,它同一切革命的新生事物一样,总要经历一个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
我们的工作也有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
我们的教育质量决不是到此为止了,而是还在发展、提高。
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首先要看本质,看主流。
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当然也不能忽略,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
但是,如果抓住新生事物的某些不完善的地方,利用一些同志暂时不理解、不适应的状况,否定教育革命的主流和方向,广大革命群众是决不会答应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从文化教育阵地开始的。
毛主席亲自派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又亲自抓教育革命。
教育革命的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教育界的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
教育战线上的这场争论,是当前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组成部分。
把路线是非弄清楚了,就能真正促进安定团结。
教育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件大事,要经过几代人坚韧不拔的努力。
大、中、小学学生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
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我们的青少年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不变颜色的百年大计。
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红旗》杂志1975年第12期)
毛主席语录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
教育要革命
邓小平副总理同福特总统继续会谈
新华社1975年12月03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今天上午继续举行了会谈。
一曲协作的凯歌
——记自升塔式起重机的诞生
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下厂小分队
雄伟的北京饭店大厦,屹立在宽阔的长安街上。
你可知道,当初,有四台高耸入云的塔式起重机,担负着运送建筑材料的任务?
它能把重达十吨的建筑材料,提升到一百六十米的高空。
工人们亲切地叫它“大塔”。
“大塔”,是首都工业战线社会主义协作的产物,是北京市广大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克服重重困难,只用了九个月的时间,自行设计、制造出来的。
三结合搞设计的道路实在好
1972年秋天,北京饭店扩建工程开始动工,要建造一幢高出地面八十六米的十七层大楼。
当时,我国还没有高层建筑吊装机械。
围绕着这个问题,扩建工程指挥部里展开了讨论。
有的人讲:
“赶紧进口两台大型起重机吧!
饭店任务急,要是自己制造,万一不成,耽误了工期!”
也有一部分人讲:
“还是采用土办法,用高车架解决垂直运输问题,虽然进度慢,但比较保险。”
大多数同志既不同意采用那种落后的施工方法,更不同意进口起重机械。
他们批判了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也批判了因循守旧的懦夫懒汉世界观,坚决主张用我国自己制造的“大塔”,修建这座现代化大楼。
扩建工程指挥部党委坚决支持自己制造“大塔”的意见,决议:
要在九个月内把“大塔”立在工地上。
1972年11月下旬,北京市建工局党委把设计“大塔”的紧急任务交给建筑工程研究所,要他们一次设计成功,三个月内拿出图纸。
建工研究所里顿时沸腾起来了!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大设计人员,为能承担这项为祖国争光的设计任务感到无比自豪。
参加设计工作的,有北京市建工研究所、机械施工公司、一机部建机研究所、北京工业大学等七个单位的工人和二十多名设计人员。
他们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力争完成这项艰巨的战斗任务。
在这个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三结合”设计班子中,青年设计人员占绝大多数,其中有不少人是第1次搞机械设计的,再加上没有现成的技术资料可以参考,困难确实不少。
但是,他们想到:
有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市工人阶级的支持,就没有搬不开的大山,闯不过的难关。
他们决心按期拿出图纸,而且要大胆采用液压顶升机械和可控硅调速装置等先进技术。
在那紧张的设计工作中,他们一心扑在工作上,有的同志吃在设计室,住在设计室。
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互相关心,互相鼓励。
设计室里始终洋溢着团结协作的热烈气氛。
在整个设计工作中,设计人员始终坚持同使用单位、加工单位的工人、技术人员密切联系,经常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虚心听取工人师傅的意见。
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师傅帮助下,不少图纸改了一遍又一遍,越改越精确,越改越完善。
经过三个月的奋战,设计工作按时完成了。
设计人员看着那一叠叠整齐的图纸,深有体会地说:
“三结合搞设计,这条道路实在好,工人师傅不但帮我们提高了设计能力,还帮我们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
团结战斗 加工制造
设计胜利结束了,但是,要按照上千张图纸制成“大塔”,这是更艰巨的一仗。
制造“大塔”,光机电产品就有七千多件,钢材规格达一百二十种,而且要在三个月内把一千二百多吨钢材加工成四万多个机件。
这个艰巨的任务,由参加制造“大塔”的北京建工局、机械局、仪表局,迅速下达给生产单位。
从东城区到西城区,从丰台区到朝阳区,北京的三十多个工厂,同时摆开了制造“大塔”机件的战场。
锻造大齿圈,由北京第2通用机械厂负责。
它是决定制造“大塔”进度的一项重要任务,必须在二十天内完成。
锻造这种每个重达六吨的大型齿圈,在这个厂里,既无设备,又没经验,困难不小。
计划人员反复安排,至少得两个多月才能完成。
厂领导发动工人群众出主意,想办法。
在炼钢车间,工人们为了提高炼钢速度,大胆提出用平炉炼大齿圈合金钢的建议。
炼钢工人做了充分准备,经过一昼夜奋战,把铸造大齿圈所需用的合金钢全部炼了出来。
通红的钢锭用保温车运到锻压车间,由于旋转工作台小,锻压直径为四米的齿圈又成了难题。
锻压工人在没有大设备的情况下,想出了土办法,把预计需要两个月才能锻成的大齿圈,仅用半个月便完成了。
机械施工公司修配厂在完成一万八千套螺丝锻件的时候,工人们集中力量,团结协作,由原来每班锻三百根,一下子提高到一千一百根,提前十三天完成了锻件任务。
在北京建机厂,在钻孔班长王强的带动下,工人和技术人员群策群力,改革胎卡具,提高钻孔效率七倍,高质量地完成了“大塔”构件上的一万多个钻孔任务。
北京油漆厂把有经验的老工人和技术人员组织起来,经过反复试验,连续奋战五个昼夜,终于制成了“大塔”所需用的两吨翠绿色油漆。
当北京整流器厂接到制作“大塔”控制柜的任务后,厂领导一面派老工人去协助设计单位修改图纸,一面组织人力准备材料,图纸修改完了,马上就加工制造。
结果,在制造“大塔”工作中抢先第1个完成了任务。
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
在“大塔”的制造中,有谁能计算出那三十多个工厂的同志们为了给毛主席争光,给社会主义祖国争气,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呢!
有谁能估量出他们为完成制造“大塔”任务而表现出的高度智慧和惊人的创造力呢!
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些不为个人图名、图利,而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大力、流大汗的无名英雄吧!
不畏艰险 进行安装
1973年08月15日,人们盼望已久的“大塔”总安装开始了。
安装工人不分昼夜,不畏艰险,头顶烈日,攀登在高高的塔架上,有的抡大锤,有的拧螺丝,有的焊钢架,团结战斗。
当一台“大塔”安装到二三十米的时候,突然塔帽顶升出了故障,安装工作中断了。
北京起重机厂得到消息以后,厂领导同志率领十五名工人和技术人员,急速赶到现场。
他们顶风冒雨,在“大塔”上爬上爬下,整整忙碌了一宿,最后查出是齿轮泵出了毛病。
一机部起重机械研究所的同志,赶紧从库房里挑出最好的齿轮泵送来,排除了塔帽顶升的故障。
在建筑物北部凹形区域内安装“大塔”的时候,也遇到了紧急情况。
当时,急需从永定门拆运一台八吨塔吊,来吊装“大塔”的起重臂。
机械施工公司的起重工人,火速赶到现场。
他们为了抢时间,冒着急雨爬上四十米高的塔架拆卸部件。
回到工地,个个成了泥人。
他们顾不上休息,连夜安装塔吊。
平时拆装这么一台塔吊,少说也得三天。
可这一次,他们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连拆带装仅仅用了一天多时间。
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1批自升塔式起重机诞生了。
1973年09月03日,四台翠绿色的“大塔”迎着朝阳,巍然耸立在北京饭店扩建工地上。
这是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唯心论的“天才论”的有力批判;
是广大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坚持开门办科研的成果。
他们用勤劳的双手,谱写了一曲社会主义协作的壮丽凯歌。
厂站结合 开门办科研
上海激光技术试验站
我们站是在1970年建立起来的,主要从事中小能量激光器的应用研究和推广试验工作。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科研路线,建站以后,我们分析了激光技术的研究状况:
过去由于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干扰,有的单位的研究工作长期关在实验室里,科研项目多年徘徊不前。
通过分析,我们认识到,科研机构只有打开大门,使科研人员同工农群众相结合,使研究工作同生产实践相结合,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我们走出大门,到生产第1线去,以工厂为研究基地,实行厂站结合,和工人同志共同进行激光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对于半导体激光技术虽然作了一些研究,但总是打不开局面。
现在,把研究工作同生产实践结合起来,就大不相同了。
在一家工厂,我们和工人同志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亲眼看到工人老师傅为了观察冲天炉的料位,需要爬几十米高的扶梯,体验到工人同志对技术改造的迫切愿望。
于是,我们和工人一起进行研究,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搞出了半导体激光冲天炉料位控测器,实现了加料自动化。
后来,我们与有关单位协作,又先后制造成功汽车车速测量器等多种半导体激光应用仪器。
这些仪器的制成,对于工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很大作用。
同时,也使半导体激光技术本身得到进一步提高。
过去在实验室里长期解决不了的半导体激光器怕热、怕震、性能不够稳定等弱点,都在实际使用中逐步解决了。
开门和关门,效果为什么如此不同呢?
通过学习,我们认识到:
“开”和“关”,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却反映了两条根本对立的科研路线。
本来,科学研究、试制生产、推广使用都是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斗争中不可偏废的环节,它们互相制约、互相促进。
但是,过去由于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干扰,三者被人为地分割开来,对立起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科研单位只管研究工作,至于研究出来的成果,能不能应用推广于生产,那是“与我无关”的。
在科研单位内部,也是等级森严,界限分明,搞理论研究的是第1等,搞应用研究的是第2等,搞应用推广的,则是所谓“下九流”。
这样做,不但违背了人们对于自然界的认识规律,使认识脱离了实践,同时也是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的反映,阻碍了科技工作的进展,对科研人员的思想起着很大的腐蚀作用。
科学技术来自生产实践,并为生产服务。
激光技术也只有在生产使用中才能提出研究的新课题,在应用推广中才能得到不断的发展。
跟在洋人屁股后面转,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势必吃大亏,过去半导体激光的研究就是吃了这个亏。
认识提高以后,我们开门办站的自觉性更高了。
几年来,我们坚持把科学研究、试制生产、推广使用三者结合起来,将近三分之二的科研人员坚持在生产第1线搞科研,三分之二的科研项目在生产和使用单位进行。
实践证明,这样做,符合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大大缩短了从研究到生产使用的时间周期。
建站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三十多项成果,仅在1974年就完成十八项,这在过去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
开门办站,并不等于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新生事物的出现会带来新的矛盾。
工厂有生产任务,科研单位有科研任务,如果你敲你的锣,我打我的鼓,那岂不是乱了套吗?
如果到工厂去搞科研,研究课题与生产不搭界,只不过是实验室搬了家,“换汤不换药”,这样,工作就不能很好开展。
这个问题怎样解决呢?
去年11月,上海玻璃瓶十厂的同志为了实现生产自动化,迫切需要解决对某道生产工序的玻璃液面变化进行自动控制的问题,希望得到我们的支持。
按照过去的老规矩,将近年底了,自己的任务忙不过来,对于没有纳入科研计划的项目是一概不接的。
我们考虑到生产的实际需要,打破了这个老规矩,抽出几位科研人员和厂里的工人老师傅一起,组成了三结合小组,投入研制工作。
玻璃液面自动控制是一项难度较高的技术,国外采用的一些方法,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有许多缺点。
我们决心走我国自己的发展道路。
三结合小组在现场边研究,边设计,起早摸黑,不辞劳累,从厂里的生产需要和实际条件出发,采用激光技术的三点式控制方法,只花了二十多天的时间,就制造成功了自己的激光玻璃料位控制器。
这种控制器不但在工作原理上远远比一些国外采用的方法先进,而且结构简单,使用方便,还能及时发现和报告玻璃液内的气泡和杂质,使一机发挥了多种作用。
以后,我们又进一步改进了仪器中的光学系统,使成本大大下降,在玻璃行业中较快地推广使用。
激光玻璃料位控制器的研制成功,工人满意,工厂欢迎,同时,科研人员也感到收获很大,不但促进了科研人员世界观的改造,而且对激光技术研究的业务水平有了提高,还摸到了激光应用的新途径。
实践告诉我们,虽然生产单位和科研单位的工作性质有所不同,但只要坚持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关系,使科研工作紧密结合生产实际和技术改造的需要,实行厂站结合,不但不会乱套,而且能使生产任务和科研任务相互促进,齐头并进。
更重要的是,这样做,使科研人员和工人打成一片,有利于破除科研人员中的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促进科研人员世界观的改造。
开门办站以后,怎样处理好推广应用工作和基础技术研究的相互关系,是我们遇到的另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激光基础技术研究主要是指激光器件以及单元技术的研究,它既为推广应用服务,又是在推广应用基础上提高。
我们在抓推广应用工作的同时,也抓紧对基础技术的研究,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以应用带研究,以研究促应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有关单位曾经搞过一台激光视网膜凝结机的实验性装置,但是在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影响下,由于对红宝石固体激光器输出脉冲间隔时间过长等涉及到激光基础技术的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加上其他一些原因,结果,这项装置不了了之。
1970年,我们和有关部门组成研究、生产、使用三结合协作组,重新研制,并结合临床实际,分析以往失败的原因,采取通水冷却等措施,很快地突破了技术难关,使红宝石激光由原来十分钟发出一次提高到一分钟发出几次,在三个多月的时间内,就制造成功新的视网膜凝结机,大大缩短了治疗时间,减轻了病人痛苦,以后很快在全国许多医院推广使用。
1972年初,我们又采用提高激光功率等方法开始作激光虹膜切除器的研制工作,到1973年11月,这种新的治疗器投入了临床使用。
最近,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又把目前国际上比较先进的倍频激光技术的研究工作同这项技术在眼科治疗器上的应用结合起来研究。
实践证明,开门办站不但大大加快了激光技术的推广应用工作,也为激光基础技术的研究开拓了新的前景。
当然,在推广应用中开展基础技术研究,并不排斥必要的实验室研究工作。
我们在站内设有三个试验室,着重对一些带有共同性的基础技术问题开展研究提高工作,这样就把站外研究和站内研究结合起来,使基础技术的研究工作进展更快,也进一步丰富了开门办科研的内容。
几年来,我们开门办站,坚持科研为工农业生产服务,既担负了激光基础技术的研究任务,又进行了推广应用工作,还配合上海市激光技术协作组、科技交流站开展激光知识的普及交流和组织协调工作,为发展激光技术发挥了社会主义科研单位应有的作用。
前进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
我们在开门办站的过程中,经历了激烈的斗争。
有的同志对于实行厂站结合,开门办站等新生事物不理解,提出过种种非难。
在我们站里,对于开门办科研的一些问题,进行过四次大的辩论。
有人讥笑我们激光站是“四不象”(不象研究所、交流站、推广站、机关)。
革命科研人员豪迈地说:
“‘四不象’好得很!
我们社会主义的科研单位就是不能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样。”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通过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我们进一步懂得了加强科研领域内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重要性。
我们要更好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科研路线,使科研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科研的必由之路
李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科研战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广大科研人员深入农村、工厂,开门办科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为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的迅速发展做出了贡献。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
“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
科学研究是为了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是与生产实践密切联系的。
生产实践直接地、不断地给科研人员提出了许许多多的课题和研究任务。
恩格斯说得好:
“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
显然,生产实践是科学研究的源泉。
如果科学研究和实践断绝了关系,那还有什么科学呢?
科研工作只有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到实践中去取得真知,坚持理论与实践、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原则,才能使科研成果有效地指导生产实践,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提高和发展,从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劳动人民是科学技术的主人和创造者。
他们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第1线,与自然界作斗争,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科学研究要总结群众的生产实践经验,解决生产实践中的问题。
科研工作也要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科研人员应当到生产实践中去,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在同工农群众一起搞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虚心向工农群众学习,接受工农群众的再教育。
这样做,不仅可以使科研人员的立足点来个转移,改造世界观,提高思想觉悟,成为工农兵所欢迎的知识分子,而且在科学研究上,还可以从工农群众中吸取政治营养,吸收群众智慧,丰富新的知识。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科研人员批判了修正主义的科研路线,开门办科研,同工农相结合,大搞群众性的科研活动,攀登了一个又一个科学高峰,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上海激光技术试验站,实行厂站结合,开门办科研,给科研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过去有些不好解决的科研项目,科研人员一经与工人相结合,很快就解决了。
开门办科研,短短的三、四年,就取得了三十多项研究成果。
开门办科研,不但大大加快了激光技术的发展,而且为激光技术的研究开阔了新的前景。
自升塔式起重机的诞生,也是广大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实行“三结合”,开门办科研,大搞群众运动取得的丰硕成果。
这些事例生动地说明,科研人员只要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使科研工作紧密地结合生产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完全可以做到思想、科研双丰收。
坚持开门办科研,是无产阶级搞好科研的必由之路。
“开门”与“关门”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反映了科研工作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科学事业是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搞好科研工作,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有着重大意义。
科研工作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坚持开门办科研,与生产实践相结合。
我们必须批判刘少奇、林彪所推行的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脱离生产实践的修正主义的科研路线,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科研路线。
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一系列重要指示,努力开展科学研究,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做出贡献。
广东省徐闻县下桥公社的知识青年在农村广阔天地里茁壮成长。
她们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实践,努力改造世界观,成为当地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中的一支突击力量。
新华社记者 摄
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甘肃省庆阳县向阳大队的赤脚医生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热心为社员防病治病,成为甘肃省办农村合作医疗的先进单位。
这个大队的赤脚医生大多出身贫下中农,他们被群众推荐当了赤脚医生后,在大队党支部的教育下,注意不脱离集体生产劳动,不脱离群众。
他们说,赤脚医生只有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才能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才能更好地为贫下中农服务。
今年,他们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自觉性更高了。
向阳大队的赤脚医生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边看病边参加劳动的具体办法,他们白天带上药箱到生产队巡回医疗,有病看病,无病坚持和社员一起参加生产劳动。
平时,定期抽一人回本队或到农田基本建设工地集中参加劳动,时间三个月,回队期间以参加生产劳动为主。
夏、秋大忙以及所在队有突击任务时,赤脚医生一律参加,生产中社员有病或受伤,随时治疗。
培养赤脚医生 巩固合作医疗
湖南省洞口县中医院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在坚持开门办院的过程中,把培养农村赤脚医生,巩固合作医疗,看作是自己的分内事。
他们每年都要请一批赤脚医生到医院来学习医疗理论和临床经验,帮助提高医疗水平。
医院还经常派出医生到边远山区举办赤脚医生医疗技术学习班。
今年一至07月,就举办了四期,培训赤脚医生三十八名。
通过培训,许多赤脚医生学会了用中草药防病、治病,这样既降低了合作医疗费用,又提高了疗效。
医务人员还利用下乡巡回医疗的机会,对赤脚医生进行传、帮、带。
他们和赤脚医生一起检查病情,研究治疗方案,使赤脚医生的医疗技术在实践中不断提高。
开门办院,巡回医疗,促进了医务人员思想革命化,推动了医院的斗、批、改。
不少医务人员虚心向赤脚医生学习好思想好作风,学习土方土法,努力挖掘祖国医学遗产,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山西办起六百多所贫下中农管理的五·七农校
为农村培养了一批批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会科学种田的人材
新华社太原1975年12月03日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山西省各地创办了六百多所由贫下中农直接管理的五·七农校,为农村培养了一批批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懂得农业八字宪法,会科学种田的人材。
早在1958年,山西省不少地区就办起农业中学或农中班,为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培养人材。
但是,由于刘少奇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部分农业中学和农中班被扣上所谓“不正规”的帽子,砍掉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农村干部和贫下中农批判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扼杀新生事物的罪行,工农兵开始占领了教育阵地,各地又办起了新型的五·七农校。
特别是在1968年,毛主席发出“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指示以后,山西各地五·七农校更象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
以晋中地区的祁县为例,就由一所发展到五十八所,全县近三分之一的生产大队都办起了五·七农校。
山西的五·七农校,有县办的,公社办的,大队办的,也有社、队联办的。
招生对象主要是回乡和下乡的初中毕业生(也有少数高中毕业生)。
农校实行场(农场、林场、畜牧场、良种繁育场)校合一,一面学习,一面生产。
学生除了学政治、学工、学军以外,还根据各地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需要,分别开设语文、农机电、畜牧兽医、科学育种、医药、园艺、农用会计等几种专业课。
学制一年到三年不等。
在各级党委或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学校由贫下中农直接管理,要求培养出来的学生热爱农村,热爱劳动,走社会主义道路,有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和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雄心壮志。
昔阳县大寨公社办的五·七农业技术学校,开学第1课就由大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梁便良带领,学习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的指示,到大寨大队参观学习大寨贫下中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改天换地的革命精神。
各地五·七农校学习大寨公社五·七农业技术学校,也都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农业学大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教育作为学校的基本教育。
五·七农校的办学纳入农业学大寨的轨道,实行教学、生产劳动、科学实验三结合。
祁县城关公社北谷丰大队,不少耕地是盐碱地,粮食产量低。
1968年,这个大队办起五·七农校以后,师生们在农场里进行根治盐碱地的试验,总结出一套适合当地条件的治理盐碱地的办法。
办校几年来,随着农校治理盐碱地经验推广,全大队粮食产量也逐年提高,现在亩产量已达到七百多斤。
各地五·七农校普遍推行了这种“农业出题目,农校作文章,农场搞试验,生产队再推广”的方法,积极为农业学大寨作出贡献,取得了不少农业科学实验的新成果。
如地处太行山南麓的晋城县,当地主要粮食作物是谷子、豆子、小麦,长期以来不少人认为这些作物不能高产。
这个县的高都公社高都农校师生就把提高这些作物的产量作为农校科研项目。
他们采取杂交选育和辐射育种的方法,培育出了适应当地生产条件的谷子良种“高农一号”,亩产达到一千二百多斤,“群选一号”豆种也达到亩产四百斤以上。
贫下中农称赞五·七农校真是又出人材,又出经验,出成果。
积极为农村培养技术人材
四道岗公社自办五·七大学
新华社长春电
吉林省怀德县四道岗公社为适应农业学大寨运动而办的五·七大学,坚持半工半读,勤俭办学,积极为农村培养技术人材。
四道岗公社的五·七大学设有农业技术、机电、卫生、畜牧兽医、土木建筑等专业。
这些专业都办在公社各有关生产单位,如农技专业办在附近的生产队,卫生专业办在卫生院,机电专业办在农机修配厂,畜牧兽医专业办在兽医站,土木建筑专业办在建筑工地。
学生一面学习理论,一面参加实践。
学员普遍反映这种办学方法好,收效快。
卫生专业有的学员经过半年学习,就能处置一些常见病,做一般手术和常规化验。
机电专业多数学员毕业时达到了二级工的水平,能顶班劳动。
四道岗公社五·七大学十分重视组织学员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
他们把对学员的思想教育和专业教育紧密结合起来。
学校规定农业学大寨为各专业的必修课,并规定学员必须定期回队参加劳动,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不断增强自己热爱农村的思想感情。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我国城乡涌现出大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这些新生事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广大革命人民为之拍手叫好。
本版发表的一些事例,就是很好的说明。
——编者
积极培养少数民族赤脚医生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一支以少数民族赤脚医生为主体的医疗卫生队伍已经形成。
医疗卫生人员活跃在侗乡苗寨,热情为山区各族人民防病治病,促进了革命和生产的发展。
三江侗族自治县地处桂北山区,聚居着侗、苗、瑶、壮、汉五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百分之七十以上。
解放前,全县只有一个诊疗所,六名医务人员,三家简陋的中草药铺,疫病流行不断。
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生产不断发展,生活日益提高,卫生面貌也有很大改变。
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群众,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从各方面充实加强公社卫生院,积极培养少数民族赤脚医生,巩固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合作医疗事业。
现在,全县一百三十六个大队,都建立了合作医疗卫生所,大多数生产队办了卫生室,大队赤脚医生有三百多名,卫生员和接生员有一千七百多名,其中少数民族赤脚医生和卫生员占百分之七十以上。
在培养少数民族赤脚医生过程中,这个县的各级党组织始终把政治思想教育放在首位,经常举办学习班,组织赤脚医生学习马列主义,学习医疗技术。
今年以来,县、社两级就先后组织他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使少数民族赤脚医生进一步提高了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自觉性。
肩挂药箱 不丢锨把
六年前,陕西省凤县堡子大队合作医疗站成立了。
贫下中农推选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李进林当了赤脚医生。
在旧社会从小就给地主当放牛娃的李进林,回想起过去“地主有钱看病,穷人没钱丧命”的情景,下决心要努力办好合作医疗。
李进林学习外地办合作医疗的经验,觉得实行“三土”(土医、土药、土法)、“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中草药),用中西医结合防病治病,这是一条自力更生勤俭办医的好路子。
1970年,他带领社员上山开荒,办起了十五亩药场。
每年春秋季节,他又同药农一起身背背篓,肩扛锄头,带上干粮,越深沟,穿密林,上山采药。
为了弄清各种中草药性味、功能和疗效,他尝遍百草。
有一回,尝了“柱丝麻”这种草药以后,他口渴心烦,舌头麻木,几天吃不下饭,但他没有叫一声苦。
就这样,四年来,他带领四个社员,采种中草药六十多种,三千多斤,除自用外,还卖给国家一千四百多斤。
为了办好合作医疗,他事事坚持勤俭的原则。
医疗站没有桌子,把大队的两张破桌收拾起来用;
没有药柜,自己动手做;
现在,这个医疗站的资金达到了二千七百多元,各种中西药有三百六十多种,社员吃药不花钱,基本上满足了群众的需要。
李进林常常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说:
“病在贫下中农身上,疼在我的心上。”
病家一叫就出诊,病人一到就看病。
几年来,他往往因为看病,一顿饭分做几次吃,一觉分做几回睡。
贫农老大娘杨秀花,一次患了急性心脏病,家里人都说没救了,准备安排后事。
李进林心想:
杨秀花老大娘在旧社会苦大仇深,过去由于没钱治病,几个儿子都病死了,她自己的一只眼睛也病瞎了。
李进林决心把大娘的病治好。
白天,他要去大娘家七、八次,晚上不离大娘身旁。
经过精心护理和医治,杨秀花的病好了,她含着热泪感激地说:
“感谢毛主席,咱要不是有赤脚医生进林,早就不行了。”
李进林既担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又当赤脚医生,事情很多,却很少离开铁锨把。
去年,他劳动时间二百多天,其中农业生产劳动占一百八十三天;
今年上半年,已经劳动一百二十八天。
李进林常说:
“脚上没泥巴,手上没老茧,就不算赤脚医生,就会慢慢变成城市老爷卫生部的医生了。”
(据新华社)
遵循毛主席教导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四川七十万知识青年坚持乡村干革命
据新华社成都1975年12月01日电
在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指引下,四川省广大知识青年踊跃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目前,有七十万知识青年战斗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第1线。
他们同贫下中农一起,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蓬安县平头公社一百零六名下乡知识青年组成青年队,1974年初开到嘉陵江畔寨子山下安营扎寨,奋战一年半,开荒七百多亩,把一片卵石成堆的荒沙滩初步建成了一个糖料基地。
办起日榨三十吨甘蔗的糖厂一座。
去年,生产甘蔗一百八十多万斤,榨糖十万多斤,还生产了花生、黄豆、蔬菜等五万八千多斤,修建住房两千多平方米。
他们说:
我们扛的是锄头扁担,肩负的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担;
走的是金光大道,奔的是共产主义大目标!
巫溪县下乡女知识青年陈月霞,满怀建设山区的美好理想,相继担任大队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队长和妇女民兵连指导员。
在治山治水中,她担土抬石,打眼放炮,同小伙子一样干。
经过两年多奋斗,她所在大队已从过去吃国家供应粮变成余粮队,她也挑起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的担子。
坚持下乡务农的成都知识青年张官民,1973年在党组织支持和领导下建立了公社科研站,他协助全社一百多个生产队建起科研小组,先后开展了一百多个项目的科学实验活动。
其中改进和培育水稻品种二十多个,小麦品种三十多个,并且试验成功双季小麦、双季高粱以及稻田化学除草、小麦移栽等新技术。
今年推广的一万亩小麦良种,平均亩产达到五百三十七斤,最高亩产一千一百斤。
全社今年粮食平均亩产已达一千三百斤。
张官民说:
在农村这个大课堂里,我有学不完的知识,干不完的工作。
知识青年们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作出了贡献,也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迅速成长。
全省有四千六百多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二十一万多人加入了共青团,五万多人担任了县、社、队领导成员。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后,四川省广大知识青年心潮澎湃,斗志昂扬。
黔江县黑溪公社的生产队长、重庆下乡知识青年刘裕恕,从1969年以来,和贫下中农一起战天斗地,使贫穷落后的山村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粮食连年增产,集体经济不断发展。
但是,他参加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后,想到毛主席、党中央对青年一代寄以很大的期望,又对比大寨、昔阳的先进榜样,感到差距还很大。
会议结束,刘裕恕急忙赶回队里,白天和社员一起劳动,夜晚向大家讲述自己的学习心得,并且同队干部一起研究学大寨的具体规划。
他在参加全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期间,向全体知识青年代表传达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使到会代表受到很大鼓舞。
广大知识青年决心不辜负毛主席、党中央的期望,一定要和贫下中农一起,把我们现在还很落后的乡村建成繁荣昌盛的乐园,让青春在农业学大寨的伟大事业中发出灿烂的光辉!
就联大通过的关于朝鲜问题四十三国提案
玄峻极大使在京举行记者招待会
新华社1975年12月03日讯
就第30届联大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朝鲜问题的四十三国提案问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玄峻极今天上午在大使馆举行中国记者招待会。
玄峻极大使说,最近联大通过的四十三国提出的关于《在朝鲜把停战转变为持久和平、为促进朝鲜自主和平统一创造有利条件》的决议草案,完全符合于全体朝鲜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对于朝鲜自主和平统一问题的一致愿望,明确地指出了在当前局势下切实解决朝鲜统一问题的根本途径。
他说,联大关于朝鲜问题的表决结果,是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主体思想武装起来的党和共和国政府的祖国自主和平统一方针和自主的对外政策的伟大胜利,同时也是为了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而进行有力斗争的朝鲜人民和积极支持朝鲜人民的正义事业的世界进步国家和人民的共同胜利。
玄峻极大使指出,联大通过的四十三国提案决不意味着这个提案会马上付之实现,也不意味着我们的斗争就告结束,我们要为实现四十三国提案继续斗争下去。
山西超额完成全年原煤生产计划
全省煤矿职工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推动革命和生产发展。
今年比去年同期原煤增产百分之十一点四,回采工效提高百分之三十三
据新华社太原1975年12月03日电
从1968年以来年年超额完成国家原煤生产计划的山西省煤炭工业战线,今年又提前四十一天超额完成了全年原煤生产任务。
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全省原煤产量增长百分之十一点四,回采工效提高百分之三十三,成本、上交利润都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
山西省煤炭工业战线革命和生产蓬勃发展的新形势,是广大煤矿工人认真贯彻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一系列重要指示的结果。
今年以来,全省煤炭工业战线各级党组织纷纷举办学习班、读书班,开办政治夜校,组织广大职工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联系煤炭工业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深入开展对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批判,大大提高了广大干部和工人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推动了革命和生产的发展。
大同矿务局党委,组织了有领导干部、理论骨干和工人群众参加的四百五十个“三结合”调查小组,广泛地进行社会调查,认真分析研究本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和现状,分专题一个一个地进行学习和研究,写出了一批调查报告,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加深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理解,推动了煤炭生产的发展。
这个矿务局今年的生产计划虽然比去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他们不仅提前三十四天超额完成了今年原煤生产计划,而且各项经济技术指标也都达到或超过了国家规定的要求。
今年以来,山西省煤炭工业战线各级党组织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加强了党对企业的领导,依靠工人阶级办好社会主义煤矿。
阳泉矿务局在理论学习中,批判“物质刺激”,坚持政治挂帅;
批判“群众落后”和“上智下愚”等谬论,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
批判只顾多快、忽视好省的错误倾向,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通过学习和批判,进一步提高了各级领导依靠工人群众办企业的自觉性。
今年,这个局的原煤生产提前四十一天完成国家计划,上交利润、全员工效和吨煤成本等主要经济技术指标都创历史最好水平。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指引下,山西省地方煤矿的广大工人,振奋了革命精神,增添了革命干劲。
全省十个地、市的地方煤矿到11月底,已为国家超产原煤六百万吨。
目前,山西省煤炭战线的广大职工,正在认真贯彻落实全国煤矿采掘队长会议精神,努力建设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同时积极地为明年生产取得更大成绩做好准备工作。
廖承志会见日本贸易会友好访华代表团
新华社1975年12月03日讯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03日下午会见了以水上达三为团长、柴山幸雄为副团长的日本贸易会友好访华代表团,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有关方面负责人金黎、单达圻、李江等参加了会见。
吴德等陪同参观
福特总统和夫人观看体育表演并在京参观
邓小平、李素文等陪同观看体育表演。
吴德等陪同参观
新华社1975年12月03日讯
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和夫人贝蒂·福特今天晚上应邀在首都体育馆观看了体操、武术和乒乓球表演。
应邀观看体育表演的还有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和夫人,以及随同福特总统访问的其他人员。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素文,外交部长乔冠华,国家体委主任庄则栋,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等,陪同美国客人观看表演。
观看表演的还有首都各界群众。
新华社1975年12月03日讯
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今天下午由吴德副委员长陪同在全国农业展览馆参观了全国农业学大寨展览。
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也前往参观。
陪同参观的还有农林部副部长肖鹏、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
福特总统的夫人贝蒂·福特今天上午由李素文副委员长陪同参观了故宫博物院,下午在文化部负责人王曼恬陪同下参观了中央五·七艺术大学舞蹈学校。
连日来,福特总统的随行人员还分别参观了红星人民公社、全国摄影艺术展览,游览了长城、颐和园。
(附图片)
邓小平副总理、李素文副委员长等陪同美国客人观看表演。
新华社记者 摄
福特总统在吴德副委员长陪同下参观农业学大寨展览。
福特总统的夫人贝蒂·福特由李素文副委员长陪同参观故宫博物院。
新华社记者 摄
纪登奎副总理会见乍得新任驻华大使
新华社1975年12月03日讯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今天下午会见乍得共和国新任驻中国大使阿杜姆·阿加纳耶。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非洲司副司长李珩,礼宾司副司长傅顺和。
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呼吁安哥拉三解放组织实现团结
强烈要求一切外国军事人员撤出安哥拉
土耳其报纸谴责苏联挑动安哥拉内战
新华社洛美1975年12月02日电
多哥总统埃亚德马最近重申多哥主张安哥拉三个解放组织实现团结的立场。
他说,“联合、团结、和解的政策,对于非洲来说,是唯一可行的”。
埃亚德马总统强调说,“多哥从来没有承认过安哥拉任何一个组织的政府”,“我们主张成立一个民族团结政府”。
他表示希望安哥拉三个解放组织“为我们亲爱的非洲的最高利益而实现和解和团结”。
埃亚德马总统是在接见多哥妇女全国联盟新的执行局成员时讲这些话的。
新华社卢萨卡1975年12月02日电
赞比亚总统卡翁达12月02日在卢萨卡举行的赞比亚国防军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说:
“我们强烈谴责来自任何方面的对安哥拉的外来干涉。
我们要求在安哥拉的一切外国军事人员撤出安哥拉。”
他指出:
“外来干涉阻碍了寻求能够保持安哥拉领土完整、使人民群众得到可贵的和平和繁荣的切实而公正的解决办法。”
他强调说:
“外国无权呆在安哥拉。”
卡翁达总统说:
“我们相信,组成一个民族团结政府仍然是可以使战争结束、解决安哥拉问题的最好办法。
这个政府由三个解放组织联合组成。
我们认为当前没有别的解决办法。”
他说:
“我们呼吁非洲统一组织号召立即停火,并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以立即寻求一个政治解决办法,保证安哥拉的统一与和平。”
新华社内罗毕1975年12月01日电
肯尼亚外交部长韦亚基和赞比亚外交部长班达12月01日分别发表讲话,强烈要求外国停止干涉安哥拉内政,让安哥拉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据肯尼亚通讯社报道,肯尼亚外交部长韦亚基在蒙巴萨的一次讲话中指出:
“南非不得进入安哥拉;
同样,超级大国也不应当卷进去。”
他强调说:
“如果没有外国干涉,安哥拉人民是能够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的。”
韦亚基外长要求一切外国停止对安哥拉内部事务的干涉,使安哥拉能够建立一个民族团结政府,使安哥拉人民能够和平地生活。
正在肯尼亚进行访问的赞比亚外交部长班达在内罗毕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
“赞比亚坚决谴责对安哥拉的一切外来干涉”,“要求外国军队撤出安哥拉,让安哥拉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班达外长说:
“非洲统一组织承认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三个组织为安哥拉人民的合法代表”,“作为非洲统一组织一个坚定的成员国,赞比亚承担对非洲统一组织的责任”。
他在谈到纳米比亚问题时说,赞比亚要求南非遵照联合国各项决议撤出纳米比亚。
他还谴责南非当局在纳米比亚制造“班图斯坦”的行径。
新华社安卡拉1975年12月02日电
土耳其《最新消息报》11月27日以《俄国在非洲煽动公开的和秘密的战争》为题发表文章,谴责苏联挑起安哥拉内战。
文章说:
俄国为了在安哥拉支持一方,反对另一方,不惜付出一切代价,“不管是金钱,还是武器,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它把一切所需要的战争工具和物资不断运进非洲大陆”。
文章指出:
“俄国非常重视这次内战。”
文章说,一小撮苏联男女间谍以“专家”的身份到安哥拉活动,是他们挑起了这场“俄国人的殖民战争”,“俄国人的一种完全新的战争”。
文章指出,西方情报机构与这些俄国间谍进行了激烈的争夺。
目前,这场公开的和秘密的斗争还在继续进行。
文章强调说:
“来自非洲的消息证明,这些(苏联的)间谍除了在安哥拉外,还渗透到了非洲其他国家。”
中华医学会医学代表团离东京回国
新华社东京1975年12月02日电
以屠宝忠为团长的中华医学会医学代表团结束了对日本的友好访问,12月02日乘飞机离开东京回国。
代表团在访问期间,参观了医疗研究机构、医院、保健设施、学校、工厂和农村。
代表团是应日中友协(正统)中央总部的邀请,于11月11日到达日本进行友好访问的。
中朝科技合作委员会会议议定书签字
新华社平壤1975年12月02日电
中朝科技合作委员会第16届会议议定书,12月02日在平壤签字。
中朝科技合作委员会中国组主席、石油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孙晓风,朝中科技合作委员会朝鲜组主席、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徐载弘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议定书上签了字。
朝鲜政务院副总理孔镇泰和中国驻朝大使李云川出席了签字仪式。
在举行签字仪式前,孔镇泰副总理接见了以孙晓风为团长的中国科技合作代表团全体成员,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当晚,李云川大使为中国科技代表团参加例会和访问朝鲜举行了招待会。
中国科技合作代表团是在11月25日乘火车到达平壤的。
中越科技合作计划议定书签字
新华社河内1975年12月01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科学技术合作执行机构关于1975年至1976年科学技术合作计划的议定书12月01日在河内签字。
中国科技代表团团长、中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符浩和越南科技代表团团长、越南机械冶金部副部长鸿龙分别在议定书上签了字。
亚丁纺织印染厂举行竣工移交仪式
鲁巴伊主席赞扬也中两国人民的牢固关系
新华社亚丁1975年12月01日电
亚丁纺织印染厂竣工移交仪式11月30日在亚丁举行。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萨勒姆·鲁巴伊·阿里出席了仪式,并为这个厂的竣工剪了彩。
出席竣工移交仪式的还有内政部长萨利赫·穆斯利赫、工业部长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卜杜勒·瓦利、交通部长阿尼斯·哈桑·叶海亚等高级官员和参加这个厂建设的民主也门和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工人以及亚丁各界群众三千多人。
中国驻民主也门大使崔健和中国纺织技术组组长赵雷也应邀出席了竣工移交仪式。
鲁巴伊主席在仪式上发表的讲话中说,这座纺织印染厂是民主也门当前最大的工业发展项目。
它体现了也中两国人民之间的牢固关系。
它是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平等的双边关系的一个成果。
圣基茨总理布雷德肖要求国家独立
新华社乔治敦1975年12月02日电巴斯特尔消息:
圣基茨—尼维斯—安圭拉(以下简称圣基茨)总理罗伯特·布雷德肖12月01日晚在讲话中强烈要求国家独立。
布雷德肖在为庆祝圣基茨执政党劳工党在12月01日的议会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而举行的群众大会上说,“作为加勒比共同体的一员,圣基茨自今日起即将为取得独立而着手工作。
国家独立是人民的普遍呼声。”
布雷德肖总理的讲话受到与会群众的热烈欢迎。
布雷德肖表示,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圣基茨决定同加勒比共同体的圣文森特、圣卢西亚以及其他争取自由和独立的小岛一起,协同努力。
在这之前,圣基茨劳工党通过了一项要求由国家完全接管外资控制的食糖工业的宣言。
圣基茨位于东加勒比海,面积三百五十二平方公里,一六二三年沦为英国殖民地,1967年实行“内部自治”,成为“与英国联合的邦”。
圣基茨人民为取得独立曾不断进行斗争。
大力兴修水利 努力饲养家畜 力争生活自给
柬埔寨革命军队积极发展生产
新华社1975年12月03日讯
据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之声电台广播,柬埔寨革命军队积极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大力饲养家禽家畜,力争作到生活自给。
波萝勉省平佐、巴普农、平罗和磅略白地区驻军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努力解决水利问题,目前已修筑了不少水利工程,其中一座较大的堤坝,堤长三公里,宽五米,高三米。
水净华地区驻军修筑一条大堤长达四公里。
现在,这个地区的驻军正在抢修一座容水量四万立方米的水库。
贡布地区驻军也修了不少水利工程。
由于这些地区的水利条件得到改善,生产出现了新的局面。
波萝勉省平佐等地驻军今年雨季种植水稻四百六十公顷,新开荒地一百六十多公顷。
水净华地区过去是激烈的战场,到处是敌人修筑的工事。
现在那里的驻军已经把它变成了一望无际的稻田。
贡布地区驻军今年雨季种植水稻达一千六百公顷。
各地驻军还种了不少经济作物和蔬菜。
目前,这些地区的水稻长势良好,呈现一派丰收景象。
与此同时,平佐、水净华、贡布等地驻军还大力饲养家禽和家畜,以满足生活需要。
仅平佐等地驻军今年就饲养黄牛和水牛四百二十多头,猪一百一十多头,鸡鸭近一千二百只。
(附图片)
柬埔寨东部地区农民正在赶插水稻。
新华社记者 摄
我女子篮球队离美回国
新华社华盛顿1975年11月30日电
以李世华为领队的中国女子篮球队在结束了对美国的访问后,11月30日离开华盛顿回国。
到机场欢送的有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国大学女子体育协会的代表。
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副主任韩叙也到机场送行。
我科学技术协会代表团离东京回国
新华社东京1975年12月02日电
以严济慈为团长、潘梁为副团长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代表团,结束了对日本的友好访问,12月02日乘飞机离开东京回国。
到机场送行的有,日中经济协会副理事长渡边弥荣司、专务理事大久保任晴、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常任理事白土吾夫,以及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官员等。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代表团是在11月11日到达日本进行友好访问的。
在访问期间,日本通商产业大臣河本敏夫,国务大臣、科学技术厅长官佐佐木义武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
柬埔寨和卢旺达建交
新华社1975年12月01日讯
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和卢旺达共和国政府11月24日签署的一项联合公报宣布,柬埔寨和卢旺达决定建立外交关系。
公报说:
“意识到第3世界国家之间的战斗团结和希望在相互尊重独立、国家主权以及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加强两国间的友好和合作关系,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和卢旺达共和国政府,决定从1975年11月24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欢迎上海乐团访问演出
新西兰内政部长代表政府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1975年12月02日讯惠灵顿消息:
新西兰内政部长亨利·梅代表新西兰政府于12月01日晚举行招待会,欢迎正在新西兰访问演出的上海乐团。
出席招待会的有:
新西兰总理罗林,贸易和工业部长沃伦·弗里尔,司法部长马丁·芬利,新西兰国民党娱乐和体育发言人库默等。
中国驻新西兰大使裴坚章也出席了招待会。
亨利·梅部长代表新西兰政府在招待会上讲话。
他说:
“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和合作精神必将继续加深。”
新西兰国民党娱乐和体育发言人库默和上海乐团团长兰瑛也在招待会上讲了话。
上海乐团11月23日到达新西兰后,曾访问了北岛的汉密尔顿市和奥克兰市以及南岛的克赖斯特彻奇市,在上述各地各演奏了一场。
汉密尔顿市市长米诺格和克赖斯特彻奇市市长哈伊曾分别举行招待会,欢迎上海乐团。
在奥克兰市逗留期间,上海乐团曾受到新西兰贸易和工业部长沃伦·弗里尔的接见。
西哈努克亲王访问索马里
据新华社摩加迪沙1975年12月02日电
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应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的邀请,从11月29日至12月02日对索马里进行友好访问。
访问期间,西哈努克亲王同西亚德主席就当前国际形势和非洲局势以及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了会谈。
12月02日在这里发表了两国联合公报。
公报谈到,当前国际形势正朝着有利于世界人民方向发展,旧的国际秩序正在瓦解。
公报接着指出:
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之一是清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制度的最后残余和种族主义的少数人政权的残酷统治。”
公报说,两国确认“只要人的基本权利被剥夺,只要在世界上许多地区,特别是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还有殖民剥削和种族压迫,国际和平与安全就会继续受到威胁。”
公报说,双方“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所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
双方“重申需要采取共同的国际行动,迫使南非撤出纳米比亚”。
公报还“强调津巴布韦人民迫切需要在非洲人多数统治下行使他们不可剥夺的自由和独立的权利”。
公报说,两国领导人对安哥拉当前的爆炸性局势表示关切。
他们重申支持安哥拉的团结、国家主权和独立。
公报说,两国领导人热烈祝贺印度支那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
公报说:
“双方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争取祖国和平统一、要求一切外国军队撤出南朝鲜所作的努力。”
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已于12月02日离开摩加迪沙前往坦桑尼亚进行访问。
辽宁歌舞团在布加勒斯特等地演出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975年12月02日电
中国辽宁歌舞团12月01日晚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歌剧院举行了招待演出。
出席观看演出的有:
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主席杜·波佩斯库,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政府副总理格·勒杜列斯库,大国民议会副主席维·特奥多雷斯库,罗中友协主席扬·波佩斯库一普楚里,罗马尼亚外交部副部长康·万恰以及罗马尼亚中央机关、群众团体负责人、文化艺术界代表等。
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李庭荃、歌舞团团长毕文廷和副团长梁泽民陪同罗马尼亚领导人观看了演出。
波佩斯库和勒杜列斯库等同志同毕文廷、梁泽民同志和李庭荃大使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他们说,辽宁歌舞团的访问增进了罗中两党、两国、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
中国辽宁歌舞团从11月20日至26日在蒂米什县首府蒂米什瓦拉市、卡拉什—塞维林县首府雷希察市和多尔日县首府克拉约瓦市进行了五场演出。
这三个县市的党政领导同志出席观看了演出。
11月27日和29日,歌舞团先后在克拉约瓦“电力”工厂和布加勒斯特建筑五金器材厂进行了两场专场演出。
11月29日,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副主席扬·任加接见了毕文廷团长、梁泽民副团长和歌舞团其他领导成员并同他们进行了友好谈话。
亚洲大洋洲邮政联盟召开第3届代表大会
我代表团发表声明说,蒋帮过去盗用“中国”名义参加联盟的一切活动都是非法的,中国一概不予承认
新华社堪培拉1975年11月29日电亚洲大洋洲邮政联盟第3届代表大会11月19日到27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召开。
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亚洲和大洋洲十四个国家和地区以及万国邮政联盟的代表。
以邮电部邮政总局副局长张庆瑞为团长的中国邮政代表团参加了会议。
亚洲大洋洲邮政联盟已于1974年05月20日驱逐了蒋介石集团,并于1975年11月17日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会员国。
中国邮政代表团发表一项声明说,“蒋介石集团过去盗用‘中国’的名义参加亚洲大洋洲邮政联盟的一切活动都是非法的,因而是无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概不予承认”。
大会审议和通过了亚洲—大洋洲邮政公约和公约实施细则。
加强合作和促进西欧政治联合
欧洲经济共同体九国首脑会议在罗马举行
意大利总统说西欧联盟是西欧人民的根本性抉择
新华社罗马1975年12月02日电
欧洲经济共同体九个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12月01日至02日在罗马举行了两天会议。
会议讨论了促进西欧政治联合和当前的经济形势,并就欧洲经济共同体派遣单一的代表团参加国际经济合作会议等问题达成了协议。
在意大利首都举行的这次会议是欧洲经济共同体今年举行的第3次成员国首脑会议。
欧洲经济共同体为了加强九个成员国之间的政治合作,在去年年底决定每年举行三次首脑会议。
意大利总理、欧洲经济共同体理事会现任主席阿尔多·莫罗01日在开幕词中指出,九国领导人在罗马正在为西欧“政治联合下一阶段取得进展”而作出努力。
他说,由于欧洲正处在历史上的困难时期,西欧联合的发展是不容易的。
他敦促欧洲经济共同体各成员国加速西欧的联合而不要妨碍它的进展。
意大利总统利昂纳在为九国首脑举行的招待会上说,西欧联盟是“西欧人民一项根本性的抉择”和“一项政治建设的计划”。
他还表示,意大利将对此作出自己的贡献。
九国领导人在会上还听取了比利时首相莱奥·廷德曼斯就起草关于欧洲联盟的报告而发表的一项声明。
廷德曼斯表示,这项报告将在今年底以前起草完毕并分送各成员国政府。
会议还决定从1978年开始,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各国以直接投票方式选举欧洲议会,并且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内部实行统一的护照制度。
此间报界认为,这次首脑会议达成的上述协议是西欧九国朝着更紧密的政治联合而采取的新的步骤。
关于欧洲经济共同体参加即将在巴黎召开的国际经济合作会议的问题,英国原来要求在共同体代表团之外单独派代表参加会议。
经过会上会下反复磋商,会议最后决定:
欧洲经济共同体将派单一的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共同体理事会现任主席(意大利)和共同体委员会主席将担任代表团的发言人;
同时,欧洲经济共同体代表团团长可以让共同体理事会明年的执行主席卢森堡和英国两国的代表在国际经济合作会议部长级会议上发表他们的意见。
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在会议结束后说,这项协议表明:
“共同体精神”已取得了胜利。
关于当前经济形势问题,会议主席莫罗在讲话中指出,1975年各方面的经济数字表明,西欧面临着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工业生产已经倒退到1972年年初的水平,失业人数已超过五百万,通货膨胀仍在持续上升。
其他西欧领导人也对当前的经济危机表示关切。
会后发表一项文件强调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要在经济政策方面加强“密切协调”,并且表示支持各国在经济上进行“国际合作”和“建设性的对话”。
据报道,九国首脑和外长还研究了当前的国际局势,讨论了地中海、中东、塞浦路斯、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地区和国家的问题。
安理会决定延长驻戈兰高地联合国部队委任期
新华社联合国1975年11月30日电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1月30日晚通过一项决议,将驻戈兰高地的“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部队”的委任期再延长六个月。
这项决议还决定于1976年01月12日“参照联合国各项有关决议”继续辩论包括巴勒斯坦问题在内的中东问题。
在通过这项决议时,中国和伊拉克代表没有参加投票。
中国代表赖亚力在表决后发言,阐述了中国的立场。
他说:
“中国代表团团长在本届大会一般辩论的总发言中以及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在本届大会审议巴勒斯坦问题时的发言中,均已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中东问题的立场。
我们赞成有关阿拉伯国家和一些不结盟国家所提出的安理会于明年01月审议中东问题,包括巴勒斯坦问题的主张,并且赞成届时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出席安理会参加辩论。”
赖亚力指出,至于决议草案执行部分提到的“联合国的各项有关决议”,中国代表团过去对其中若干决议曾多次申明过自己的立场,并有记录在案。
赖亚力指出:
“关于联合国部队的问题,我们历来在原则上是持有不同立场的。”
日本各界群众集会反对苏联军事威胁和干涉内政
怒斥苏联霸权主义 要求归还北方领土
新华社东京1975年12月03日电日本各界人民群众一千多人12月02日晚在东京举行要求归还北方领土大会,愤怒谴责苏联霸权主义,强烈要求苏联必须无条件地归还日本北方领土。
这次大会是由日本政界、文化界、学术界、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等各界知名人士七十七人发起组成、以佐佐木更三为代表的“要求归还北方领土东京集会实行委员会”主办的。
东京及其周围各县的人民群众以及来自北海道、九州的代表出席了大会。
大会主席台上悬挂着“无条件、全部归还北方领土!”
“反对苏联的军事威胁和干涉内政!”
“反对亚安体系设想!”
“反对苏联霸权主义!”
“日本人民团结起来收回北方领土!”
等大字标语口号。
大会首先宣读佐佐木更三的书面讲话。
佐佐木说,最近的国际形势更加动荡,不是紧张局势缓和了,而是紧张加剧了。
两个超级大国在欧洲、中近东以及亚洲的争夺更加激烈。
苏联为了加强它在亚洲的争夺力量,正在加强北方领土的作用,它越来越不想把北方领土还给日本。
这是苏联霸权主义的具体表现。
佐佐木指出,收复北方领土是日本的历史课题和民族课题。
他号召日本人民团结起来,为收复北方领土而奋斗。
接着,归还北方领土东京促进会代表坂本德松在大会上作了报告。
坂本说,要求归还北方领土运动正在走向新的高潮。
抗议苏联非法占领和要求归还北方领土的呼声,已遍及日本各地。
他说,这是日本人民恢复日本的独立和主权、谋求领土完整的正义运动。
坂本说,日本人民收复北方领土的运动也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保卫日本和亚洲的安全与和平的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他强调说,苏联在北方领土上建立了大规模的海、空军基地,“使它成为同美国对抗、向亚洲、太平洋地区扩大势力的重要基地,同时也成为向日本施加军事压力的据点。”
坂本说:
“苏联以这些军事力量为后盾,派出大型渔船队威胁我国沿岸渔民的安全和利益,掠夺渔业资源,还干涉日本大多数人民热切希望的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特别是在反对霸权问题上进行露骨的阻挠。
这些都是苏联的扩张领土和霸权主义的自白。”
坂本在报告中还谴责苏联兜售的“亚安体系”。
他说,“欧安会”之后,苏联政府极力向亚洲各国兜售“亚安体系”设想。
这个设想是以不改变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边界为原则的。
很明显,这个设想具有与“安全”背道而驰的危险的性质,我们要坚决反对!
坂本的报告不断博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
会上还有其他团体代表讲了话。
大会还一致通过了要求立即归还北方领土的决议。
(附图片)
图为会场情景。
新华社稿(传真照片)
齐奥塞斯库总统和巴列维国王举行会谈
两国再次要求使印度洋和巴尔干成为无核区
新华社德黑兰1975年12月02日电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应邀从11月27日至12月01日对伊朗进行了正式访问。
访问期间,齐奥塞斯库总统和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就双边关系和当前国际形势举行了友好的会谈。
访问结束时,两国发表了联合公报。
公报说,伊朗和罗马尼亚再次要求使印度洋和巴尔干成为无核区。
公报说,“波斯湾沿岸国家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通过地区合作取得波斯湾的安全与和平,对世界和平是很重要的”。
公报说,只有通过尊重国家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别国内政,世界和平才能维护。
公报说,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而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以及国家边界的不可侵犯也是重要的。
关于中东问题,公报说,两国领导人重申,以色列军队撤出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和保证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是实现这个地区永久和平的唯一基础。
关于世界的经济情况和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公报说,两国领导人认为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
他们主张两国政府和其他国家一道加紧努力,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公报说,在这次访问期间,伊朗和罗马尼亚签订了包括修建铁路、广播电视和旅游方面合作的文件。
齐奥塞斯库总统离开德黑兰前在记者招待会上赞扬伊朗建议的对波斯湾合作的安排。
他说,罗马尼亚一贯支持各国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事务。
19751204B1-外电报道邓副总理同福特总统会谈
【合众国际社北京12月02日电】
(记者:理查德·格罗沃尔德)受到东道主热烈欢迎但在苏美缓和的坏处问题上又受到东道主教育的福特总统今天开始同年迈的中国领导人举行正式会谈。
助手们说,他不会屈服于中国的压力而冷淡同俄国的关系。
当总统同中国主持日常工作的领导人、代理总理邓小平在会议桌两边坐下之后不久,白宫新闻秘书内森在人民大会堂对记者说:“他们不会改变我们的想法。”
福特和邓在第2天会谈时隔着会议桌很幽默地开玩笑。
两人亲切地谈论不抽烟、用烟斗抽烟或抽烟的好处。
邓喜欢抽烟,他对连续抽烟的习惯表示无可奈何。
福特同意这种看法,他从口袋里掏出烟斗,并说:“如果你不在意,我就用烟斗抽烟。”
内森说,福特同基辛格以及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在前往会谈前,在宾馆十八号楼的住处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讨。
第1次正式会谈持续了两个半小时,会谈是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会议厅举行的。
在讨论结束之后,福特和基辛格离开会议厅时面无笑容。
内森在会谈开始时对记者们说:“总统将会有力地、充分而坦率地说明美国(对缓和)的立场。”“中国人抱怨的不是我们,他们抱怨的是俄国人。”
在会谈之后发表的一项公告说:“双方就广泛的国际问题建设性地交换了意见。
双方都认为讨论是有益的”。
公告宣布,基辛格和中国外长下午晚些时候将在基辛格在宾馆中的别墅会谈。
【美联社北京12月02日电】
(记者:约翰·罗德里克)美国总统福特02日同中国的代理总理举行第1次实质性会谈,他的助手们说,“就广泛的国际问题进行了建设性的意见交换”。
美国在福特和邓小平副总理举行了两小时会谈后发表的简短公告中说,“双方认为讨论是有益的”。
总统在会谈后离开人民大会堂时没有笑容,显得心事重重。
19751204B1-外电评我人造卫星返回地面
【法新社香港12月02日电】
新华社今晚间接透露中国的空间技术达到了一个新阶段。
新华社用一句话报道了中国11月26日发射的一颗人造卫星返回地面。
观察家们说,中国具有收回卫星的能力,就使它同美国和苏联——迄今只有这两国曾收回宇宙飞船——处于同等的地位。
在香港的中国问题观察家们推测,这颗卫星大概用于搜集气象资料,为农业目的的地形测量,以及搜集军事情报,特别是北部和西南部边界一带的军事情报。
【共同社东京12月03日电】
述评:首次回收,可能已完成军事卫星技术
迄今,以自己的力量发射人造卫星的是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中国五个国家,而拥有回收卫星到地面来的技术的只有美苏。
中国回收卫星这还是第1次。
中国自发射第1颗卫星以来,刚刚第5年就超过了法国和日本,完成了回收技术。
回收卫星到所定地点,需要减缓轨道速度的喷射装置、用反喷射矫正姿势的制动装置以及从地面发出的电波指示,中国在短时间内完成了这些,是引人注目的。
回收的目的,一般是为了取得气象观测或宇宙观测等方面的数据资料,不过,在美苏通常是以侦察为目的的军事卫星为多。
中国虽然未谈及第4颗卫星的目的,但西方专家们的强烈看法认为那是军事卫星。
19751204B1-外电评述毛主席会见福特总统
【合众国际社北京12月02日电】
(采访白宫记者:海伦·托马斯)毛泽东主席今天邀请福特到他的住所,同他在一起呆了将近两个小时——这是一次很长时间的会见,立即给福特的访问增添了光彩。
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进行那次有历史意义的访问时同毛在一起呆了一小时,这次会见被认为是不寻常的长,其本身就是很重要的。
白宫官员们说,他们将在以后透露福特同毛会谈的细节,但是,单单是这次会见的时间之长似乎就表明,中国希望使它同华盛顿的关系继续保持牢固,尽管它反对美苏缓和。
福特夫人的新闻秘书韦登菲尔德说,第一夫人对毛有“十分深刻的印象”,并认为他“非常随和和好客”。
【合众国际社北京12月02日电】
(采访白宫记者:海伦·托马斯)毛泽东主席今天在他的宅邸会见了福特总统及其家属,使福特此行得到了他所期望的特殊外交荣誉。
总统、福特夫人和他们的女儿苏珊接到了他们一直等待着的这一渴望得到的邀请,在下午三、四点钟乘车到了毛在北京紫禁城内的宅邸。
苏珊·福特在离北京九十分钟行程的明陵观光时被匆忙召了回来,这是可能发出邀请的第1个迹象。
毛在家里过着简朴的知识分子生活,这位主席就在这里会见了美国总统并同福特和他的顾问们坐下来谈话。
墙上几乎没有什么贵重的艺术品,椅予以现代的中国方式垫得鼓鼓的,上面罩着深色皮革,没有什么花纹。
毛生活和工作的几个房间里沿墙排列着书架,他通常在一个沙发摆成马蹄形的房间内接待客人。
朴素的茶几上摆着水果、茶杯、香烟、火柴和烟灰缸。
【美联社北京12月02日电】
(记者:约翰·罗德里克)福特总统今天同中国主席毛泽东会晤了一小时又五十分钟。
这次会晤的时间几乎比他在1972年会晤尼克松总统的时间长一倍,是毛同外国国家元首举行的时间最长的会晤之一。
中国政府发表的公告的措词表明,这次交谈不仅仅是一般地融洽。
这次会见是福特为期五天的中国之行的头两天里最精彩的活动。
【本刊讯】
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卢·坎农12月02日报道:
美国官员们私下说,无论是福特和毛的会谈还是早些时候总统和邓小平副总理之间历时两小时的会谈,都没有产生任何出乎意外的结果。
一位美国官员说,“这基本上是一种踏步不前的行动,中国人表明他们希望这种关系继续下去,我们也是如此。
但是我们没有打开新局面。”
白宫说福特先生同邓的会谈是“有益的”,并说,“双方就广泛的国际问题进行建设性的意见交换”。
即将卸任的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什既参加了总统同邓举行的会谈也参加了同毛举行的会谈。
他说,总统访问北京并受到热诚的欢迎这一事实,证明中国是希望改善关系的。
白宫对这次访问除了公布日程表外没有向记者们提供任何消息,而把有关这次会见的情况几乎全部让中国人来发表。
新闻副秘书格林纳说,中国人的报道是对这次会见作出的“妥善的叙述”。
【本刊讯】
美国《华盛顿明星报》记者布雷德舍12月02日自北京报道:
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今天同福特总统会晤,中国在会后宣布,毛泽东“同福特总统在友好的气氛中,就广泛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有意义的交谈”。
老资格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认为,对这次会晤进行这样用词谨慎的报道,表明中国对福特访问是抱诚挚态度的。
将近四年前刚建立直接的美中关系时,当时的总统尼克松也曾同毛泽东会晤,这里的政府称那次会晤进行了“认真的、坦率的交谈”,没有提到气氛。
【路透社北京12月02日电】
(记者:戴维·罗杰斯)观察家们说,看来中国的毛泽东主席今天已亲自敦促福特总统在美国同苏联搞缓和方面要有节制。
一位中国问题专家把今晚的报道同新华社对毛上一次同西德总理施密特的重要会见的报道作了比较,那次报道只是说,他们进行了广泛的交谈。
今晚,这里的白宫新闻处用它自己的稿纸印发了新华社关于福特同毛会晤的报道的全文。
一位美国记者说:“我不记得过去白宫用过一家外国通讯社有关美国总统会晤的报道。”
19751204B1-福特说毛主席同他进行了有意义的交谈
【美联社北京12月03日电】
福特总统今天说,在他同毛泽东主席的一小时五十分钟的会晤中进行了“有意义的交谈”。
这是福特第1次公开评论昨天的会晤。
福特告诉中国官员和一小批记者:“这是有意义的交谈。
这次交谈既讨论了我们的双边关系问题,也讨论了非常广泛的国际局势问题。”
坐在铺着桌毯的桌子那一边的副总理邓小平在总统讲这番话时点头表示赞许,并且说:“是的,我同意是这样。”
福特在供他居住的黄砖砌成的宾馆里开始了同北京官员们的第2轮正式会谈。
这是按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和福特的住所两地轮流举行的原则。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时则由中国领导人主持。
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在这座大厦内排成一列迎接中国人。
双方代表团然后都进入宽敞的会议室。
===== B2-米德尔顿著《美国能打赢下次战争吗?
》(七)
19751204B2-米德尔顿著《美国能打赢下次战争吗?
》(七)
看来不可避免的是,运送补给品的重担主要将由向前推进的各师的卡车运输队承担。
正是在这种装备方面,苏联人远远落后于西方。
在苏联的装甲师中,非装甲车辆和装甲车辆的比例是二比一;在北约组织的师中,这种比例是四比一。
这种情形也许不会继续存在下去。
情报部门的报告表明,俄国人至少已在东德加强了他们的卡车力量。
过去每个团有一个汽车运输连,现在每个团则有一个汽车运输营。
在集团军(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师)一级,汽车运输团已扩编为一个完整的旅。
还有另一些不那么容易用统计数字来说明的弱点。
驻德苏军被认为是俄国训练与装备最好的一支军队,而过去十年来纪律问题逐渐增多。
俄国士兵不乐意呆在德国,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受到种种限制。
应征入伍的苏联兵一星期当中有六天都被关在兵营及其周围的训练区之内,而当他们获准外出的时候,还必须有人陪同。
酗酒自从沙皇时代以来就是俄国军队的一个严重问题,这种恶习在苏联士兵中间很流行。
只有在野外演习的时候,士兵们才有机会摆脱折磨人的兵营训练的单调生活,他们常常抓住这个机会痛饮一番。
在演习的讲评中,部队指挥官们往往由于他们的部属在演习过程中的不光采行为而受到责备。
俄国人的另一个弱点是缺乏战斗经验。
不管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在道义上受到何种非难,它们的确使美国有了一批熟悉现代武器和战术的官兵。
在战略力量对比中,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优越条件,尽管这种价值是无法用统计数字衡量的。
为了弥补这种经验不足和操纵机械的能力较低的缺陷,苏军指挥官们让他们的部属反反复复地进行训练。
在衡量这些弱点的时候,必须考虑到新式武器和装备正在源源不断地运到驻中欧的苏军部队这一情况,以及俄国士兵天生的爱国主义。
西方没有得到任何证据足以证明,从莫斯科报道的那种持不同政见的言论已对军队的士气产生任何影响。
为美国着想,最稳妥的结论应该是:驻欧苏军,包括陆军和空军,是当今世界上最厉害的军队。
要估计其他华沙条约国军队的能力,就不那么容易了。
这些军队至少在理论上构成欧洲共产党国家全部军事力量的三分之一。
困难不在缺乏准确的情报,西方了解这些军队的编制和装备的程度并不亚于了解苏军的。
可是,在谈到华沙条约国家军队的可靠性时,我们就坠入五里雾中,在这里,一旦爆发对北约组织的战争,被压抑了三十年之久的民族宿怨与世仇,就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
单纯的数字是可观的: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名义上拥有五十八个师和将近二千五百架作战飞机。
但是情报机构的分析材料表明,这些师当中只有十八个是装甲师,而且其中有三个是架子师;剩下的四十个摩托化步兵师中,至少有一半是严重缺额;坦克当中,很大一部分是老式的T—55和T—54式的,而作战飞机当中,一半以上还是根据五十年代的设计制造的。
根据一份研究报告,苏联的欧洲盟国都还没有得到苏联两种最新式的米格飞机,即米格—23和米格—25,也没有得到苏—11战术战斗轰炸机。
关于除苏以外的其他华沙条约国军队在一场对北约组织的战争中将起什么作用,人们的估计相差很大,这是可以理解的。
最普遍接受的看法是认为,在入侵北约组织的中心地区时,将只有东德和波兰军队起的作用能超过象征性的作用。
在华沙条约国军队中,人们认为东德和波兰的陆军和空军是装备和训练得最好的。
在苏联向西方发动的任何进攻中,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和军队的全心全意的合作对苏联将是必不可少的。
有许多年,东欧国家一直被美国人看作是铁板一块的共产党世界的一部分。
近年来发生的事情已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然而,如果低估把这些国家同莫斯科连结在一起的纽带的力量,那就会跟那种把它们看作是不自觉地唯莫斯科之命是从的奴仆的看法一样危险。
某些研究苏联问题的人士认为,俄国人将只能从这些盟国得到名义上的帮助。
这种论点忽视了这些国家和东方巨人之间的经济联系与政治联系的力量。
它们在许多原料和劳务方面依赖苏联。
此外,华沙条约是由苏联主宰的。
它的联合统帅部和政治协商委员会都设在莫斯科,两个机构的头目都一向是俄国人。
联合秘书处和常设委员会都是以苏联官员为首。
联合统帅部的总司令和参谋长都是苏联军官,实际上所有的重要计划都是由俄国人制订的。
苏联统帅部和其他各国统帅部之间的关系不那么明确。
1970年,在东欧各国军队进行一次重大改组以后,它们的一些特定的部队已编入苏军的战斗序列。
最后,整个华沙条约区域的防空体系是以莫斯科为中心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很难不得出如下的结论:那就是一旦发生战争,华沙条约国家的司令官们将执行苏联的命令。
我们一直在谈中欧的苏军及其盟军,因为中欧是北约组织最感忧虑的地区,是美国军方的守旧派认为苏联最可能发动进攻的战场。
但是苏联也针对着北面的挪威和丹麦以及南面的土耳其和希腊,部署了很强大的兵力。
北约组织在中欧面对着一支很大的军事力量,其武器和装备一直不断地处于更新的过程之中。
正象军方一向不厌其烦地所说的那样,这支军事力量之大远远超过了任何可能设想的苏联防御的需要。
(七)
19751204B2-苏党中央全会通过二十五大议程
【塔斯社莫斯科12月01日电】
现播发关于苏共中央全会的新闻公报和全会决议。
1975年12月01日举行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苏共中央全会关于苏共第25次例行代表大会问题的决议:
一、确定苏共第25次例行代表大会的下列议程:(1)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和党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的当前任务。
报告人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同志;(2)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总结报告——报告人:检查委员会主席西佐夫同志;(3)一九七六——1980年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基本方针
——报告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同志;(4)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二、规定出席苏共第25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每三千名党员中选出一名代表。
19751204B2-苏联举行最高苏维埃会议
【塔斯社莫斯科12月02日电】
苏联议会
——最高苏维埃会议今天在克里姆林宫开幕。
代表们将讨论和通过1976年——第10个五年计划头一年的苏联发展经济计划和预算。
这两项法案已由政府提出。
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和其他苏联领导人出席了会议。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巴伊巴科夫向代表们提出了1976年发展经济计划草案。
代表们还将批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两次会议期间通过的法令。
【美联社莫斯科12月02日电】
苏联今年的农业生产大大低于定额,为此而感到痛心的苏联政府宣布了1976年放慢发展速度的经济计划。
这是战后年代中一个要求最不高的计划。
明年(一个新的五年经济时期的第1年)的计划要求工业生产仅增长百分之四点三,而最近几年的增长指标平均为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八。
被宣布为行将结束的这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的消费品生产,其增长率在明年的计划中将下降为百分之二点七。
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巴伊巴科夫说:“生产增长率较低,特别是B类(消费品)生产的增长率较低,是因为1975年农产品不足,以及在使新生产单位投入生产方面行动迟缓。”
巴伊巴科夫向最高苏维埃全体会议提出1976年计划。
他没有谈到今年的最后的收获数字,但是间接提到“非常不利的气候条件”。
苏联人还说,他们的国防总预算将和今年一样,为一百七十四亿卢布。
这相当于二百三十四亿美元左右,但是大部分西方专家对此是怀疑的,他们认为,苏联所宣布的国防预算仅仅是其军事开支的一部分。
苏联人还打算把他们同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增加百分之十以上。
引人注意的是柯西金总理没有出席,他作为部长会议主席是掌管国家经济的最高级官员。
【本刊讯】
美《纽约时报》12月02日报道:
苏联副总理巴伊巴科夫提出的经济计划没有报告1975年粮食产量。
某些外交人士认为,不提粮食产量表明今年粮食歉收已接近灾难性的程度。
报告为明年规定的有节制的目标暗示,歉收可能会作为一个占主导地位的问题出现在02月的第25次党代表大会上。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12月02日电】
苏联今天宣布1976年轻工业增产指标定为百分之二点七。
外交官说,翻阅二十多年的记录没有记载过这样低的数字。
19751204B2-里根谈福特访华和美苏关系等问题
【路透社华盛顿11月30日电】
正在同福特总统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加利福尼亚州前州长罗纳德·里根,今天对福特这次中国之行的价值表示怀疑。
里根还批评政府对苏联的缓和政策。
他在美国广播公司会见记者的电视节目《问答》中承认,福特说过他的北京之行将有助于增进和平的机会。
但是由于已有两位总统访问中国(前总统尼克松七二年访问过中国),而任何中国领导人都没有进行过回访,里根说:“坦率地说,我必须问道,难道现在不该由中国来访问我们吗?”
他还说:“我希望在诚实的基础上同赤色中国改善关系——我相信别人也都这样希望,但是,如果这意味着牺牲我们同台湾的关系,那就不能这样做。”
中国的政策是不同承认台湾政府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关于缓和问题,里根说:“我认为这不是原来打算的那种有来有往的缓和。”他还说,莫斯科在安哥拉内战中和在葡萄牙所起的作用,以及它继续保持巨大军事开支的做法,至少违背了缓和的精神。
他说:“我认为美国应当坚持给人的东西不能超过我们得到的东西。”
关于国内事务,里根对福特总统支持向纽约市提供贷款以便帮助避免财政上还不起债的做法表示忧虑。
他说,他担心这可能开了一个先例,使其它城市也指望联邦政府的帮助——如果它们也面临还不起债的局面的话。
【本刊讯】
美国《华盛顿邮报》11月30日报道:
参加总统竞选的共和党人里根,今天批评了福特总统目前的中国之行,并且反对在牺牲台湾利益的情况下把中美关系升级的任何做法。
这位加利福尼亚州的前州长还说,美国不应该采取任何使它同台湾的关系降级的行动。
19751204B3-东帝汶内阁宣誓就职
【路透社帝力12月01日电】
今天下午,“东帝汶民主共和国”的十九人内阁的十二名部长在前东帝汶总督的官邸里举行的一次简单的仪式上宣誓就职。
沙维尔·多·阿马拉尔总统主持了尼科劳·多斯雷伊斯·洛巴托就任总理的宣誓仪式。
十一名部长和七名副部长同时宣誓就职。
在这所华丽的、刻着“葡属帝汶省”字样的殖民地时代的宅邸的阳台上,阁员们逐一在好几千人面前宣誓:“誓将我的全部力量和知识贡献给打击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形式的人统治人、人剥削人的制度,誓必保卫和促进东帝汶人民的最高利益,誓必为毫不妥协地保卫国家完整和东帝汶民族统一而努力。”
除总理外,宣誓就职的有:政治事务国务部长:马里·阿尔卡蒂里;经济和社会事务部长:阿比利奥·德阿劳若;经济协调和统计部长:若泽·贡萨尔维斯;国防部长:罗热里奥·洛巴托;内政和治安部长:阿拉里科·费尔南德斯;外交和新闻部长:若泽·拉莫斯·奥尔塔;……
【路透社帝力11月30日电】
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的全国政治专员马里·阿尔卡蒂里昨天说,他预料在十天之内将有二十五个国家正式承认新共和国,包括苏联在内。
二十六岁的阿尔卡蒂里最近刚从非洲国家访问回国,在访问期间,他做了为东帝汶独立争取支持的工作。
19751204B3-柬反共分子苏瓦塔纳在巴黎宣布组成流亡政府
【法新社巴黎11月27日电】
自称“高棉抵抗运动领袖”和柬埔寨反共流亡政府首脑的苏瓦塔纳上校今天下午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成立了一个柬埔寨反共流亡政府。
这个政府包括一些在柬埔寨国内“打游击”的人物,主要有前朗诺政府的首脑山玉成,以及流亡中的人物,主要是另一个前总理英丹。
19751204B3-瑞士《新苏黎世报》文章:《苏联人回到印度尼西亚》
【本刊讯】
瑞士《新苏黎世报》11月28日登载一篇文章,题为《苏联人回到印度尼西亚》《停止十年后莫斯科提供第1笔经济援助》,摘要如下:
舞台多年来被美丽的词藻和外交手腕所笼罩——现在,看来莫斯科与雅加达之间的大型戏剧在开始新的、已采取行动的一幕。
在11月中旬雅加达正式宣布苏联政府将提供一笔价值“一亿多美元”的经济援助用来在爪哇兴建两座发电厂后,便可得出这种结论了。
这会不会象北京愤怒地警告的那样,“美帝国主义这只虎被从前门——越南——赶走后,苏联帝国主义这只虎得以从后门跳了进来”呢?
不信任消除了吗?
亚洲的大河在慢慢地流动。
莫斯科长时间地对苏哈托领导下的新印度尼西亚持保留态度。
另一方面,它在共产党的政变失败后和在血腥迫害共产党人的年代里也没有断绝同雅加达的外交关系,没有提强烈的抗议。
但是,经济援助在1965年突然停止了。
当过了几年后情况表明,苏哈托不只是一个过渡性人物,而且自己在开始谱写印度尼西亚历史的一个篇章时,苏联人便表示同意延期偿还曾经慷慨地提供给苏加诺总统的军事贷款
——而且是根据起初拒绝的西方债主制定的办法。
一九七○到1974年的标志是两国之间进行频繁的、笼罩着互不信任阴影的访问外交。
1973年,苏哈托总统命人建立一个研究同苏联恢复经济关系的委员会。
1974年12月26日,印尼外长马利克在莫斯科签署了一项关于经济和技术的协议。
同时谈到了确保和平和安全的问题,但情况表明,勃列日涅夫所喜欢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这个计划没有得到雅加达的迅速赞同。
苏联给予适量的支持到11月18日雅加达宣布莫斯科协议的第1批具体结果时,又过了差不多一年。
将在苏联专家(估计这些人在可望及的时间内便到达印尼)的帮助下,在西爪哇和中爪哇建立两座发电量为四十万——六十万瓩以及十八万瓩的发电厂。
参与的资本被比较笼统地称为“一亿多美元”,根本没有谈有关项目的技术和财政情况的细节。
在中断了十年之后,苏联重新恢复经援无疑是值得注意的,即便不是耸人听闻的。
鉴于印尼对基本设施的设备的极大需求,这笔投资是相当微薄的,虽然仍然要等着看,还会提供些什么,暂时没有立即对决心反共的内政产生影响的可能性。
这还没有对最近的“发电厂事件”的对外政策动机和后果的问题作出充分的回答。
在下面这一点上莫斯科的立场是明确的:位于亚洲东南侧的这个岛国,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方面的重要性在不断增加。
是否要让印尼继续倒向“资本主义世界”呢?
雅加达恰好在现在为了克服国营国民石油公司的危机所造成的经济困难而迫切需要这个“资本主义世界”。
此外,北京在新加坡和雅加达出现的政策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任何成就。
总之一句话:莫斯科不愿意和不能够再站在角落里生闷气了。
在印尼举办一个博览会和建两个发电厂是值得的。
有目的地确定时间福特总统打算在12月份的第1周访问中国之后接着去访问雅加达。
接着印尼的代表将要去阿姆斯特丹与援助印尼国际财团的代表举行会议,西方的债主国和放发贷款者参加了这个集团。
明年02月在巴厘将要举行亚洲集团国家首次首脑会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和菲律宾都是这个集团的成员国。
估计会作出在莫斯科看来可能是危及苏联人利益的决议。
在这方面看来至少间接的出席是必要的。
目前示威性地宣布苏联有限的经济援助,这在时间上显然也是合印尼外交家的意的,以便加强自己在即将举行的会议上的地位。
因此人们懂得高度评价福特总统的访问,但想在世界面前绝对避免从中引出雅加达和华盛顿的排他性关系。
有趣的是,马利克外长这些天来有些生气地、虽然实质上也是有道理地说,预计中的美国的增加一倍至四千三百万美元的军援是太少了,谈不上“美国武装印度尼西亚”。
暂时还看不出来,现在是莫斯科还是雅加达硬要宣布苏联新的经济援助的。
不管怎么说,选择这个时间是聪明的,这个时间大概符合双方的利益。
这肯定不是事件的结束,恢复1960年赫鲁晓夫和苏加诺所断言的两国人民的“永恒的”友谊暂时是极不可能的。
但发展的车轮已滚动起来。
在雅加达已在非正式地谈论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的访问。
苏联的外交如同在东南亚的所有地方一样也在印度尼西亚推进。
19751204B3-老挝国王儿子苏里雅冯等一批王族逃到泰国
【法新社曼谷12月01日电】
今天逃往泰国的一百个难民中有一些老挝王族。
国王的小儿子苏里雅冯王子——今年四十六岁——是最近渡过了湄公河的有头衔的人。
他由他的妻子达拉万公主、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的私人秘书陶
·苏拉萨、省长帕雅·布文·诺拉辛和二十二位近亲陪同。
首相的次子是上星期逃出的。
在他逃出的前一天,西萨旺国王的异母兄弟、女婿芒卡拉·玛尼冯王子离开老挝前往法国避难。
19751204B3-西巴色召见外交使团通告老挝联合政府解散
【美联社万象12月02日电】
消息灵通人士今天说,老挝国王西萨旺·瓦达纳已决定退位,巴特寮控制的政府已召见各国外交使团成员宣布结束历时十九个月的老挝联合政府。
这些人士说,人们预料到国王可能会在今天退位,联合政府的结束意味着中立派首相富马亲王下台。
万象的消息灵通人士说,代理外交大臣奔·西巴色昨天把联合政府结束一事通知了西方国家外交官、联合国代表和老挝国际监督委员会。
老挝外交部官员说,可能在今天晚些时候召集人尺代表大会的代表,正式废除历时十九个月的联合政府。
这些人士说,这样做的决定是11月29日在万赛的巴特寮总部召开的政府代表和老挝民族政治联合委员会的会议上作出的。
这些人士说,巴特寮之决定结束联合政府,是因为它已完成了实现民族和解的目的。
【路透社万象12月02日电】
消息息灵通人士今天说,老挝政府和巴特寮领导人在这里同老挝王储进行了会谈。
这些人士说,很多老挝领导人,其中包括苏发努冯亲王(他本人同国王是亲戚)参加了11月30日的会谈。
富马也参加了会谈。
政治观察家说,举行这次会谈就是为了讨论国王逊位的形式。
【美联社万象11月29日电】
外交界的消息可靠人士说,预计中立的老挝首相梭发那·富马在亲共产党的巴特寮领导人的压力下,不久就将辞职并且把全部权力交给巴特寮。
外交界人士说,梭发那亲王将离开老挝,去法国度过他的余生,他的妻子是在那里出生的。
【本刊讯】
《日本经济新闻》11月30日刊登该报驻曼谷记者内藤发回的一篇述评,题为《老挝联合政府解体,“静悄悄的革命”出乎预料地取得进展》,摘要如下:
根据(1973年)和平协定在1974年04月成立的老挝临时民族联合政府,25日已正式决定解体了。
这个决定是当天在桑怒省万赛举行的老挝临时民族联合政府和民族政治联合委员会的特别联席会议上作出的,根据这个决定,富马首相等旧中立派的历史作用已告结束,今后将在迅速废除临时联合政府的同时,设立由人民革命党为核心的巴特寮(左派爱国战线)所领导的新政府和人民代表大会,为此目的而举行的大选也不久就将实现。
过去宣布实行大选的日期是1976年04月,但是,这次的新决定将使得这个日期提前,快的话在今年内,或者在明年初就举行。
关于选举日程的正式决定,预定由12月就将举行的临时联合政府和政治联合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作出。
在大选之前的过渡期间,现政府和政治联合委员会将正常行使职能,最后将通过瓦达纳国王的诏敕正式解体。
可以认为,大选将不采用历来的全民直接选举方式,而采用由人民代表进行间接选举的方式。
19751204B3-马利克称印尼不久将宣布其吞并东帝汶的政策
【法新社雅加达12月02日电】
今天,印度尼西亚外长马利克在同帝汶的亲印度尼西亚政党的领导人会谈之后回到这里时说,亲印度尼西亚的武装力量同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武装力量之间的军事摊牌是现在唯一的解决帝汶问题的办法。
他还说,印度尼西亚政府不久就要宣布它对于反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阵营要求给予武器和支持以及他们决定把这块葡萄牙殖民地同印度尼西亚合并一事的政策。
19751204B4-外电报道福特等在北京参观游览活动
【合众国际社北京12月02日电】
(记者:里查德·格罗沃尔德)现代化的北京的共产党统治者今天拨出时间来请福特总统游览北京过去的帝王举行宗教仪式的遗迹。
副总理李先念陪同福特和他的夫人贝蒂游览天坛,那里是明代和清代的皇帝祈祷丰收的地方。
福特赞美这座圆形的祈年殿的美观建筑之后问道:“皇帝们在这里停留和祈祷多久?”
一个向导回答说:“大约半个小时。”
福特表现出惊奇的样子,他显然料想,由于这座庙宇这样优美,利用它来祈祷丰年的古代统治者在那里呆的时间应当是更长一些。
福特详细地询问他的向导关于这座在五百五十年以前于明代建成的庙宇的情况。
福特夫人看来对于它的精致的艺术装潢更感兴趣。
这座庙宇是中国最著名的庙宇之一,座落在一条八百码长的环形的走道的尽头,这条环形走道由三座高高的平台托起。
第2座约在一五三〇年完全是用木头建成的较小的庙宇,在音响方面有着两种稀罕的奇迹。
在靠近庙宇墙壁的地方可以听到站在院子两头的两个人悄声说的话。
福特和他的夫人对讲了一句耳语。
在这座公园的中间通路边有三块发出回声的石头。
大声喊叫一声或者拍一下手就将听到一个回声,接着是第2个回声,然后是第3个回声。
国务卿基辛格说,这座公园是他在北京最喜爱的一个地方。
【美联社北京12月02日电】
今天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把他的耳朵贴近天坛的回音壁,并专注地听他的夫人贝蒂在一百码以外用普通交谈的声音说话。
这位总统说,“杂音太大了。
我总是向她这么说。”
当福特夫人再次来到福特身旁时,她告诉她的丈夫:“我们还得用更好的通讯工具。”
当总统的车队快到天坛时,几千名中国人排列在街道两旁。
总统的一位发言人说:“没有人群来看尼克松”。
他指的是前总统尼克松1972年对北京的访问。
一些中国官员说,旁观者是过路的,他们是在等车队通过后再穿过街道。
【合众国际社北京12月02日电】
福特总统和夫人星期二晚上观看了中国革命芭蕾舞剧,渡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演出结束后他们热烈鼓掌,同时演员们也向他们鼓掌。
总统的女儿苏珊以及正式随行人员陪同福特夫妇观看演出。
自星期一到达此间以来由于日程安排得紧,福特夫妇看来有些疲劳。
当福特夫妇到达人民大会堂三楼的一个礼堂观看芭蕾舞剧《沂蒙颂》时,人们向他们长时间鼓掌表示欢迎。
19751204B4-意大利《晨报》评福特访华《对话不容易》
【本刊讯】
意大利《晨报》12月02日就福特总统访华发表一篇文章,题为《对话不容易》,摘要如下:
福特中国之行,显而易见,不仅调动三角外交——三个「超级大国」的外交,而且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
且不论这次访问——鉴于目前的形势不会有戏剧性的结果——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毫无疑问,如果福特不相信他这次访问在内政和外交政策上会得到一些实际成果的话,那么他是不会从华盛顿动身的。
在国内,鉴于处在最剧烈的选举战关键一年的前夕;很明显,福特在千方百计努力取得一些外交上的成就。
不应该忘记,由于国会许多议员施加压力,福特不得不——至少是在现在——扩大他对北京的开放。
这些国会议员公开地批评基辛格支持不断寻求缓和的政策,这种缓和被认为是对象苏联这样的一个对手的过分让步。
中国人也许对苏联一次武力进攻没有比对需要确保整个国际的平衡更为关心,因为这种平衡能够保障他们完成已经开始的大规模的国内建设,他们希望任何人也不要来搅乱他们的建设。
中国人不愿同任何人结盟。
他们想使福摩萨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
但是,他们首先希望,华盛顿和西欧在不惜一切代价寻求缓和的时候,不要放松对苏联的警惕。
也许同自己强大的西伯利亚邻国并肩相处上千年的中国人比我们更了解俄国人。
所以,福特在北京找到了一些冷静的、考虑周到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关心的不是在双边政策上的胜利,而是关心美国能更加明确地认识必须把世界平衡的政策放在可靠的基础上。
===== B4-斯坦利·卡诺文章《访问中国,目和何在?
》
19751204B4-斯坦利·卡诺文章《访问中国,目和何在?
》
【本刊讯】
美国《新闻周刊》12月08日一期(提前出版)刊登卡诺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访问中国,目的何在?
》,摘要如下:
我们的电视机本周将显著放映杰拉尔德·福特访问北京的枯燥地安排的场面。
这将成为自从林登·约翰逊访问金兰湾以来,一位总统所进行的最没有意义的访问。
这并不是说,美国同中国和解是错误的。
相反,这种和解的局面必须保持下去,甚至要予以加强。
中国人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果无视他们——就象在中国人处于共产党统治下之后,华盛顿在长达二十年时间里采取的无视他们的作法那样,那显然是荒谬的。
而且,同中国建立联系使美国获得同苏联讨价还价的手段,它也是在东亚和太平洋出现的新的力量均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加强理查德·尼克松在三年前建立的同中国的联系的办法是通过真正的外交活动。
然而,总统将进行的是一次毫无意义的访问。
首先,我们派两任总统访问北京,而中国人除了派杂技演员、针灸医生和一个女子篮球队访问我国外,再也没有派出什么比这些人更有名望的人了,这有损于我们的身份。
这必然会降低美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更重要的是,我认为,让一位总统到国外作一次与其说是实质性的倒不如说是讲时髦的访问,那是错误的。
安排总统出访事宜的基辛格本来希望此行将推动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朝着一种比目前的作法更正式的外交安排的方向前进。
但是这要取决于台湾问题的解决,而这在现在是不可能的。
中国人同意邀请他前往访问,即使他的访问不会有什么进展,因为他到中国去可以达到他们自己的某些目的。
例如,中国人由于在北京款待福特,就可以向他们的俄国对手表明,他们同美国的关系仍然完整无损。
此外,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上一堂关于搞缓和的危险的课。
中美关系还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巩固,两国专家还有许多事情要谈。
但是据我估计,这是职业外交官的事情。
所以,如果总统把本周的时间用来解决他同国会的争论,那他的情况本来会好一些。
19751204B4-福特观看演出后说这是一个愉快的夜晚
总统后来在他和福特夫人与列队欢送他们的人握手时对好几位中国要人说:“这是一场精彩的演出,一个愉快的夜晚。”
【合众国际社北京12月02日电】
苏珊走到了长城最高的了望区,用了大约二十分钟,她不时地停下来喘气。
在一处,她的中国向导说,长城太陡,古代的骑兵没办法。
苏珊说,“城墙太陡,人爬不上来。”
当有人问她对长城有什么感想时,她说,“长城比画片上的漂亮,超过我的预料。”
苏珊对记者们说,她从未料到会来参观长城,更不用提登上长城了。
19751204B4-英报文章:《为什么中国担心可能引起第3次世界大战》
【本刊讯】
英国《泰晤士报》12月01日刊登迈克尔·亚胡达(伦敦经济学院的讲师)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为什么中国担心俄国武器的增加可能引起第3次世界大战?
》,摘要如下:
众所周知,中国领导人认为东西方缓和是一种幻想,他们认为导致两个超级大国为了争夺欧洲打新的世界大战的因素正在增长。
提出这种看法的基本原因还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
中国人是在1973年下半年开始指出有爆发一次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的。
这是前总统尼克松保持总统职位的力量开始削弱的时候。
中国人开始指出这种事实: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美国的一半的苏联在武器方面的开支甚至比美国还要多。
苏联经济的日益不平衡——人们认为这是所谓苏联扩张主义的根本原因之一——正在由于同西方国家的贸易而得到补救。
中国认为,这些西方国家迟早会成为所谓苏联扩张主义的进攻目标。
因此这些西方国家被认为是异常近视的,是不知道它们真正利益的所在的。
在中国领导人看来,三十年代的情况正在重演。
中国人十分直率地称勃列日涅夫是当年的希特勒,而且,他们还把西方各国领导人对苏联采取的政策比作当时法国和英国对希特勒采取的绥靖政策。
中国人认为,一些西欧国家正在裁减防务,与此同时,苏联却在继续扩大它的进攻能力。
据说勃列日涅夫象三十年代的希特勒那样空喊和平,空喊缓和紧张局势。
据说,1938年签署慕尼黑文件并声称带来了“我们时代的和平”的西方各国领导人有了与他们对等的人物,这些人物在今年早些时候在赫尔辛基签署了甚至更多的文件。
据说中国人在美国参议员杰克逊身上找到了当代的丘吉尔。
中国人认为,许多西方国家领导人没有认识到目前苏联的制度的本质,实际上他们在姑息苏联。
同第2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情况作一个比拟也是有盒的。
英国是在认为希特勒走得太远时才向德国宣战的。
但是,这种宣战是在绥靖政策失败后从一种虚弱的地位发布的。
那种情况会不会重现呢?
希思说,他在09月会见毛主席时,毛主席对1940年的英国想得很多。
中国人的担心所具有的道理肯定比乍看起来可能具有的更多一些。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人认为他们将从这样一场战争中得到好处。
人们可能指责他们在他们所申辩的论点中具有特殊利益,也可能指责他们是言过其实,但是,他们关于如何避免这场战争的意见本身是无懈可击的。
这个意见就是:西欧国家应更团结,为抗战更好地作准备。
中国人还将希望看到欧洲国家同第3世界国家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因为后者仍被视为使国际事务发生革命性变化的主要力量。
虽然这对抱有目前的情绪的西欧可能是难以接受的,但是中国人的分析显然值得受到西方仔细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