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钢五厂举办学习班总结学习经验
为反修防修把理论学习长期坚持下去
据新华社上海1975年09月16日电
上钢五厂党委和各车间、部门党总支最近分别举办学习班，对厂内几个月来的学习运动进行回顾和总结。
参加学习班的党总支书记、支部书记、工人理论队伍成员、工人代表，畅谈了学习运动的收获，也谈了如何使学习运动深入持久开展下去的一些好做法。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以后，上海第5钢铁厂党委坚持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带领广大职工认真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一个专题一个专题地努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使学习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扎扎实实。
在学习班上，大家认为今年以来，学习理论虽然取得了较大成绩，但还是初步的，要真正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还必须把学习运动继续引向深入，下大功夫，作长期的努力。
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明确认识学习的根本目的是反修防修。
只有站在反修防修的高度去认识学习的意义，才能把学习放在首要位置上，才能长期坚持下去。
他们举出了这样一件事：
这个厂的学习运动开展一段时间后，在部分职工中曾出现过“指示学过了，语录读过了，专题议过了，学习运动差不多了”的思想。
厂党委经过分析，认为出现“差不多”思想的根本原因是对学习的意义认识不足。
为此，他们组织职工认真学习党的基本路线，使广大职工明白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反修防修，逐步削弱直至铲除产生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土壤和条件。
反修防修斗争的长期性决定了学习必须长期坚持下去，决不是学了一阵子就可以放松，更不能生产、工作一忙就把学习丢在一边。
认识提高以后，这个厂的职工紧紧围绕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把学习马列著作和学习毛主席著作很好地结合起来，同时注意学一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在学习中积极批判修正主义。
许多车间、部门、工段、班组都结合本单位的特点，选择群众中最注意的几个专题，从反修防修的高度下功夫研究。
工厂党委还经常注意总结群众中以反修防修为指导思想，抓好理论学习的新经验，及时召开现场会、交流会，不断地克服“差不多”思想。
据统计，这类会议今年以来共开过十次之多，每开一次，都给学习运动以一次新的推动，出现一次新的学习热潮。
大家认为这些行之有效的办法，今后应继续采用。
学习运动开始后一段时间，这个厂的一些车间、部门、工段、班组曾出现过两种不同的状况：
一种是从名词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学习运动又深不下去了。
另一种是理论联系实际学，学得生动活泼、热气腾腾。
这两种状况使各级党组织认识到学习运动要深入，一定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
这个厂的八车间在讨论领导权这个专题时，职工们对有些企业“基础不稳固”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说这主要是指文化大革命前的状况，现在文化大革命已八、九年了，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如果说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是不是会否定文化大革命？
这样就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他们学习有关著作，联系实际进行分析，终于认识到目前有些企业是存在“基础不稳固”的情况，认识这一点正是为了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这一专题讨论深入一步后，有的人又认为，只要企业领导权不掌握在坏人手里，工厂的全民所有制就稳固了。
针对这个问题，职工们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讨论，认识到看工厂的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重要的是看工厂执行的是什么路线。
讨论到这里的时候，又有同志提出“领导权，顾名思义是领导之权，与工人不搭界（即没有关系）”。
于是他们又联系车间的一些具体事例讨论，认识到工人是工厂的主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帮助干部把好工厂的“路线关”，领导权同每个工人都有关系。
接着他们又讨论了如何使领导权掌握在工人手里的问题。
在学习班上，这个车间的理论队伍负责人说：
学习一定要联系职工的思想实际，才能把学习运动引向步步深入。
这个厂的职工还注意把学习和调查研究结合起来。
学习运动开展以来，这个厂的职工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的先进思想和事迹以及资本主义倾向、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是怎样在“一部分”人中产生的等等，作了较深入的调查研究。
在总结时，有些干部说，调查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好方法，也是推动学习深入持久的好方法。
要使学习运动长期坚持下去，还必须正确处理学习和生产以及其它各项工作的关系，认识它们之间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在任务重、时间紧的情况下，仍然把学习放在首位，不受任何干扰。
厂党委认为：
要搞好社会主义生产，一刻也离不开无产阶级政治的统帅。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能够使广大干部和工人变成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人，有了这样觉悟的人，生产和其他一切工作都好办了。
这就是学习与生产和其它一切工作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
今年以来，特别是在强调钢铁生产要大上，其他工作头绪又较多的时候，总是引导职工讨论发展钢铁生产的目的是什么？
钢铁生产要高速度发展靠什么？
使职工们在从事繁忙工作的时候，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明确的方向，坚持做到把理论学习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今年五、06月份，一车间工人掀起了夺钢战斗的新热潮，这时在少数干部中出现了放松学习的苗头。
党总支引导职工认真总结本车间钢铁生产连续几年大幅度增长的经验，使广大职工认识到钢铁生产要高速度发展，一定要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
认识提高后，车间里出现了钢铁生产热火朝天，理论学习深入扎实的动人情景。
06月份这个车间出现了班产、日产、炉产、月产的车间新纪录，提前十八天完成了上半年的生产计划。
07月份又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
职工们深有体会地说：
只有理论学习深下去，才能把钢铁生产促上来，抓纲促钢就是好。
要使学习运动长期坚持下去，在干部带头学的同时，必须充分发挥工人理论队伍的作用。
现在上钢五厂工人理论队伍共有一千八百人，他们扎根班组，面向群众，在学习上起模范作用，因此能带动学习运动向普及、深入、持久的方向发展。
理论队伍在群众学习中起骨干作用，能帮助职工解决学习中碰到的疑难问题。
四车间职工在学习列宁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的这段话时，一度出现了深不下去的现象。
在党总支的领导下，工人理论队伍在本车间进行调查，了解了本车间四十三起先进事迹，举办了“学理论、反腐蚀、树新风”展览会，有力地批判了“衰亡着的资本主义”，热情地宣扬了“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帮助职工加深了对过渡时期特点的理解，推动了学习运动向纵深发展。

出席联合国大会第30届会议
我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离京
李先念副总理等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1975年09月19日讯
出席联合国大会第30届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长乔冠华，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纽约。
到机场送行的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仲曦东、王海容、马文波、何英、余湛，有关方面负责人唐闻生、王明修、林平、沈平、秦加林、朱传贤、张占武、周觉、冀朝铸、齐宗华、李珩、刘德培、程远行、隋勤。
同机离开北京的有代表团代表赖亚力、毕季龙，副代表章含之、罗旭，顾问田进、李松龄、唐龙彬、王效贤、宋国清、叶寿曾、金祥云、施燕华、王守元。
代表团副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代表庄焰，副代表邢松？
、张贤务、吴妙发，已在纽约。

学习理论　注重运用
梧州市光学仪器厂学习运动不断深入
本报讯
广西梧州市光学仪器厂党总支领导成员带头坚持刻苦读书，力求理论联系实际，推动全厂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不断深入发展，革命和生产的形势越来越好。
这个厂的主要产品是生物显微镜。
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工厂党总支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认识到要多快好省地生产显微镜，首先要学好马克思主义，掌握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他们学习的自觉性比较高，做到坚持带头学习。
有个年青的不脱产委员，一度强调工作忙放松了学习。
党总支领导同志找她谈心，用另一个不脱产委员联系实际、三学《共产党宣言》的刻苦读书的精神启发她，使她提高了学习的自觉性。
为了把群众性的学习运动搞得扎实深入，党总支领导成员经常深入班组，和工人一起学习，共同研究、讨论问题。
通过举办学习班等方式，培养理论辅导员，使他们在班组学习中发挥骨干作用。
还多次召开经验交流会，交流班组学习的经验。
平时利用黑板报和墙报等宣传工具，及时把工人的学习体会加以宣传。
全厂工人学习理论的积极性很高，业余理论学习小组由原来的七个发展到二十九个。
党总支强调既要认真看书学习，刻苦钻研，也要密切联系实际，注重应用。
他们亲自搞调查研究，收集群众中提出的问题，然后有的放矢地组织群众开展专题讨论。
例如，有的干部过去对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够重视，甚至认为下车间劳动是“当干部不象干部”。
党总支便引导科室和车间干部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指示，讨论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关系。
大家认识到，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搞好干群关系、反修防修的一项重要措施。
过去，有的人对按劳分配缺乏正确的认识，存在着“拿多少钱，做多少活”的思想。
党总支针对这一情况，引导大家深入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和马列的有关论述，围绕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问题开展了专题讨论。
广大工人认识到工人阶级作为国家和企业的主人，应当自觉地破除“拿多少钱，做多少活”的雇佣思想，用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从事社会主义建设。
经过学习讨论，广大工人进一步树立了主人翁的责任感，努力搞好生产，为革命多做贡献。
理论学习的不断深入，促进了生产的不断发展。
上半年，他们已完成全年产值计划的百分之七十点七。

应中共中央和我国政府的邀请
黎笋同志率越南党政代表团将对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新华社1975年09月19日讯
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由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黎笋同志率领的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将于最近期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毛主席语录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
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
要使全国知道。

燎原煤矿党委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
加强工人理论队伍的思想建设
本报讯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陕西省燎原煤矿党委狠抓工人理论队伍的思想建设，教育他们自觉地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武装头脑，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在斗争中不断改造世界观，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努力战斗。
燎原煤矿的工人理论队伍，是在去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建立起来的，现在已发展到一百八十多人。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以后，矿党委成员和理论队伍一起反复学习。
大家认为，毛主席的指示给理论队伍提出了根本的战斗任务，为理论队伍的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理论队伍要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长期作战。
同时，要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加强自身的思想建设。
矿党委首先要求理论队伍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几个月来，全矿工人理论队伍以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为纲，开展了分科研究和专题讨论。
运输队理论组在研究为什么无产阶级中也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这一专题时，学习了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关于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等有关论述，联系苏联变修的惨痛教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推行“物质刺激”等修正主义货色，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罪行，并且剖析了现实生活中的典型事例。
通过这样的学习讨论，弄清了无产阶级中有人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原因，加深了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必要性的认识，提高了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自觉性。
矿党委还对理论队伍进行了反腐蚀防演变的教育。
他们组织理论队伍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和《整顿党的作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光辉著作，认清工人理论队伍不是生活在真空当中，如果放松思想改造，也有沾染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危险。
因此，工人理论队伍当中也要积极开展无产阶级思想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才能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矿党委还组织一些理论组调查了先进工人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用共产主义劳动态度从事生产建设等事迹，作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为了保证工人理论队伍密切联系群众，扎根于群众，矿党委要求他们既要认真地给群众做学习辅导工作，又要虚心地向群众学习，不断从群众中吸取营养。
各支部还定期组织群众评议理论队伍成员，帮助他们不断进步。
对于群众中涌现出来的新的学习积极分子，及时吸收进来，使理论队伍保持广泛的群众基础。
现在，燎原煤矿的工人理论队伍更加朝气蓬勃，大家自觉地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
矿中心理论组成员、新干部薛玉坤，担任矿党委副书记以后，跟工人同学习，同劳动，同在集体宿舍住宿，保持着普通劳动者的本色。
机电科理论组成员周会民，到西安参加注释刘禹锡诗文时，也经常挤时间参加义务劳动。
这些同志都受到了群众的好评。

从反贪官到拜贪官
沈阳部队某部　石理
《水浒》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梁山起义军活捉高俅，押上忠义堂时，“宋江见了，慌忙下堂扶住……纳头便拜，口称：
‘死罪’！”
。
一向自命反对“滥官当道，污吏专权”的宋江，竟然拜倒在“谗佞奸臣”高俅的脚下，这岂不矛盾？
其实，这一点也不矛盾。
毛主席指出：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宋江在“替天行道”的口号下，就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
皇帝，是封建社会里的最高统治者，是整个地主阶级利益的总代表。
“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
《水浒》中蔡京、童贯、高俅、杨戩四个“贼臣”，正是由于“天子”宋徽宗的百般庇护，才得以专横的。
高俅本人就是被宋徽宗一眼看中，由一个府内亲随，青云直上，升为殿帅府太尉的。
宋徽宗本人依靠至高无上的权力，骄奢淫逸，使北宋末年劳动人民“终岁勤动，妻子冻馁，求01日饱食不可得”。
对封建社会这个最高统治者，宋江不敢有半点触动，竭尽美化歌颂之能事，吹捧宋徽宗“至圣至明”、“宽仁厚德”，表示愿意替以宋徽宗为“天子”的“天朝”行道，“尽忠报国，万死无怨”。
他所不满的，不过是“谗佞”“闭塞”皇帝，堵塞了他向上爬的门路而已。
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
宋江所以反高俅，是因为高俅独断专横，侵犯了宋江这一派地主的利益，妨碍这一派地主去当权执政。
宋江说：
他“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
这就是说，他虽然忠于皇帝，想“尽忠报国”，可是，却“不能得进步”，即不能往上爬，不能挤进当权集团中去。
宋江为什么反对贪官呢？
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梁山农民军在晁盖的率领下，聚义造反；
宋江上山则推行一条“替天行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政治路线，大搞修正主义。
由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就把农民阶级对整个地主阶级的反抗，变成对几个贪官的反抗。
因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当然就要乞求和接受招安了。
当农民起义军力量越来越大，宋江自己也有了“官爵升迁”机会的时候，他就不再反对高俅之类的贪官了。
为了求得招安，他甚至还拜高俅，以取得高俅这一派地主的谅解。
对同一个高俅，前骂、后捧，前反、后拜，暴露了宋江这个投降派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真面目。
宋江和高俅，不管有过多少派别斗争，但他们同属于地主阶级。
他们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他们对徽宗皇帝都是忠的，他们对农民起义都是切齿痛恨的。
这就是他们同流合污的基础。
面对当时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高俅与宋江又分别采取不同的策略。
高俅明火执仗，策动官军进剿，妄图以武力扑灭农民起义的烈火；
宋江则打入内部，分化瓦解，改变起义军的路线和性质，充当了反动统治阶级在起义队伍中的代理人。
从反贪官，不反皇帝，到拜贪官，受招安，正是宋江一贯的地主阶级立场的必然表现。

宋江的“权谋”
北京市永定机械厂　常振生　杨俊青
宋江在所谓的“反诗”里，吹嘘自己“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
宋江的忠君思想和投降主义，大多是从“经史”中“攻”出来的，这里姑且不论。
那么，他的“权谋”是些什么呢？
“权谋”之一，就是用架空晁盖等阴谋手法，篡夺梁山农民起义队伍的领导权。
宋江混入梁山起义队伍后，处处排挤晁盖，扩大自己的势力。
每当梁山有重大军事行动时，他总是说什么“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
在这样的言词掩盖下，剥夺了晁盖对重大军事行动的决定权和领导权。
到后来，干脆连这些托词也没有了，象山寨分配任务这样的重大事情，也不与晁盖商量，而是擅自决定。
这正如《水浒》作者说的“凭陵欲作恢？
计，须仗公明作主张”。
凡是山寨大事，都由他说了算，把晁盖作为一个偶像摆在那里，梁山领导权完全由他一手操纵，充分暴露了一个篡权阴谋家的丑恶嘴脸。
“权谋”之二，就是用偷换口号的手段，改变晁盖的起义路线。
晁盖扯旗造反以后，旗帜鲜明，就是如朱贵所说的，“要和大宋皇帝作个对头”。
他们败何涛，擒黄安，抗官军，把梁山起义事业搞得红红火火。
晁盖刚死，宋江不与众头领商量，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用“替天行道”的口号取代了“要和皇帝作对”的政治口号。
“权谋”之三，就是借“义”杀人。
他假惺惺地淌着眼泪，在陈桥驿杀了不忘梁山泊革命传统的小卒；
后来又用毒酒杀了富有反抗精神的李逵。
而这些都是在“情同骨肉”的面纱下，嘴里喊着“义”干出来的卑鄙勾当。
他杀了人，不留血迹；
害了人，还要叫人感激他。
如此等等。
宋江的“权谋”，正因为是从“攻经史”学来的，所以，这种“权谋”只能是历史上反动没落的剥削阶级所总结出来的那一套阴谋诡计。
他的“谋”，是打入农民军内部，篡夺革命领导权的“谋”；
他的“谋”，是借“山东烟水寨”，买得“凤城春色”，即用扼杀农民革命，换取朝廷招安和高官厚禄的“谋”。
一切投降派，都是擅长搞“权谋”的。
批判宋江这样的投降派，我们要从中学会识别投降派的“权谋”。

枷锁·“法度”·奴才
朱肖鼎
《水浒》这部书，为了鼓吹投降主义，用浓笔酣墨精心刻画了一个叛卖农民革命事业的投降派典型宋江。
那怕在一件看来是小小的“道具”上，也不轻易放过，可谓煞费苦心。
《水浒》三十六回写到宋江刺配江州，行前在官府“当厅带上行枷，押了一道牒文”。
路过梁山泊时，晁盖派大小头领，“四路等候”，接住了他。
哪知当起义军将士准备给宋江“开枷”时，他却说：
“是甚么话！
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
宋江带枷上山到聚义厅与晁盖相见，山泊中头领教宋江“去了枷”吃酒，那知宋江偏又“不肯除”。
宋江对于朝廷加给他头上的刑枷，先是个“不擅动”，后是个“不肯除”。
宋江为啥不肯让别人替他除去枷锁呢？
宋江有他的“道理”：
“此是国家法度”，万万触动不得的。
“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
国家的“法度”有鲜明的阶级性，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并以此作为一种强制的力量而起作用。
被压迫阶级要革命，就要敢于破除反动统治阶级的“国家法度”。
敢破封建国家“法度”，还是维护封建国家“法度”？
这历来是农民革命运动中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一个方面。
梁山上的李逵、阮氏三兄弟等好汉，就敢于蔑视那些反映反动统治阶级意志的“法度”，敢于冲破它，砸碎它。
而宋江则一头拜倒在反动“法度”面前，拚命维护它。
宋江死也不肯让梁山上的人给他除去枷锁，一者是要向梁山上的人表示，他是决不会违犯“国家法度”，背负朝廷，上山落草的；
二者是要以自己的行动告诉晁盖等人，他们抗拒州府，杀死官军，“直如此大弄”，蔑视和破坏“国家法度”，是犯了“迷天大罪”。
后来他前往江州，路过穆家庄时，又让两个押送公人除了枷。
那是因为“这里又无外人”，穆太公不是晁盖，不会劝他落草，他也不需要教训穆太公：
不得违犯“国家法度”。
从宋江对封建
“国家法度”的态度，我们看到了他对整个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专政的态度，足见他是封建王朝的忠实奴才。
从宋江上山前的甘愿套刑枷，到宋江混迹于梁山大搞投降，接受招安；
到镇压方腊领导的农民革命队伍，为朝廷“除害”；
到宋江领下“御酒”，并在临死前药死“强气未灭”，有可能在宋江死后“犯上作乱”的李逵，又为朝廷除了一个“隐患”，都活现了宋江作为反动腐朽的封建皇帝的忠实奴才的丑恶本相。
宋江不但自己甘愿作“天子”的奴才，还要梁山农民革命队伍也都甘愿做“天子”的奴才。
他上了梁山以后，处心积虑地把代表反动统治阶级意志的各种精神枷锁，硬套在农民起义军将士头上。
宋江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标榜忠义，鼓吹“官爵升迁”、“青史留名”之类的地主阶级世界观，来毒害起义军将士，要被压迫阶级向反动统治阶级投降，永远俯首帖耳地给反动统治阶级当奴隶。
对于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投降派，《水浒》着意精心塑造，百般美化，这只能说明它是一部鼓吹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略论宋江上梁山
解放军某部　黄连城
宋江上梁山本是不情愿的。
头一回，他送燕顺等人去入伙，只是“一时乘兴”，并非真要造反。
上山途中，石勇捎来要他回乡的家书，宋江就“恨不得一步跨到家中，飞也似独自一个去了”。
第2次，宋江被递解江州，正打梁山泊过，他要押送他的公人“宁可多走几里”，绕开梁山，以防被“劫夺”。
后遇到刘唐下山相救，晁盖劝他入伙，他竟大为不满，撕破脸皮说：
“兄这话休题。
这等不是抬举宋江，明明的是苦我。……如不肯放宋江下山，情愿只就众位手里乞死。”
其态度是何等死硬！
宋江把上梁山看作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的“不忠不孝”的行为。
可是，后来他又怎么会上梁山的呢？
他自己的解释是：
“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
这个“不由”，包含两层意思。
第1层意思，他的上梁山是被另一派地主逼迫的。
宋江同高俅是有矛盾的。
这种矛盾，“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
在这个斗争中，他不仅没有能够实现“功成名就”的“凌云志”，反而累遭挫折，先是飘泊流离，后来又被“文了双颊”，刺配江州。
宋江在浔阳楼酒后发了点牢骚，结果又被蔡京的儿子蔡九知府拿住，判处死刑。
最后晁盖等人劫法场，大闹江州，救了宋江。
在这种情况下，宋江实在是走投无路了，不由不上梁山。
这个“不由”还有另一层意思，他要利用梁山这股力量拉开架势，同地主阶级的另一派干一场了。
梁山泊好汉为了救他，“不避凶险，来虎穴龙潭”，劫了法场，闹了州城，也替他报了个人冤仇。
宋江由此看出，梁山的这支武装，倒是一个可借用的力量。
“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
上山落草，是为了日后下山升官发财。
把梁山起义军控制在自己手中，用来同高俅作斗争，可以为实现自己的“凌云志”增加资本，打开方便之门。
因为他是“不由不上梁山泊”的，所以，他身在梁山，心在朝廷，极力推行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
宋江在“山东烟水寨”里，经过一番苦心的经营，终于把一支农民起义队伍拉下梁山，“归顺朝廷”，为他自己买来了“凤城春色”。
从上梁山，到日后投降下山，宋江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都表明他是一个对赵宋王朝忠心耿耿的地主阶级分子。

谈《水浒》的结局
北京市崇文区文艺评论组北京市机械工业局工人评论组
毛主席最近指出：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
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竭力美化和歌颂投降派，大肆宣扬和兜售投降主义，是《水浒》的主题，《水浒》的要害。
然而，过去有这样一种观点：
《水浒》是批判投降主义的。
理由是，作者真实地描写了梁山泊起义军的悲剧结局，“以事实批判了投降路线”。
或者说：
作者主观上虽然想肯定投降路线，但客观上却以悲剧结局批判了这条路线，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
这种论调流行多年，颇能迷惑一些人。
因此，很有澄清的必要。
让我们来看《水浒》作者是怎样写梁山泊起义军结局的吧！
原梁山泊起义军的头领十之七八都在征方腊时死去了。
《水浒》一面把杀人的罪名强加在方腊头上，妄图激起读者对方腊的痛恨；
一面又把这些人的死亡归之于“天命”，“寿夭短长，人生分定”，“已死者皆是天命”。
小说的作者还让这些人死前为投降主义路线唱赞歌，什么“受了国家诰命，穿了锦袄了，今日为朝廷，便粉身碎骨，报答仁兄也不为多”，什么死了“也强似死在梁山泊埋没了名目”。
而且，又往往写他们死后成神成仙，把封建统治者的屠刀化为神仙“超度众生”的“拂尘”。
“兔死狗烹”。
宋江的被药死，是投降派的可耻下场。
《水浒》作者却把它写成只是奸臣作祟，而并非皇帝意愿。
如果皇帝和宿元景这样的“好官”及时过问此事，这类不幸不就可以免除了吗？
阮小七等人免官、弃官归里。
在《水浒》作者笔下，却都成了由于乐于归老田野，或作良民，或当富豪，逍遥自在，享尽天年，好象还很惬意。
吴用等人的自杀，是由于预感到自身将会遭到迫害。
《水浒》作者却把他们写成因与宋江“恩义难舍，交情难报”，而要与宋江同葬一处，以表白“忠义之心”。
总之，在作者笔下，战死的归于“天命”，被害的归罪奸臣，弃官的是乐于归老田野，自杀的是表白忠义之心。
投降主义路线的罪恶统统被涂抹掉了。
这样肆无忌惮的歪曲现实，所谓的“现实主义的胜利”究竟在哪里？
这样的为投降主义辩护，所谓的对投降路线的批判又从何谈起？
征方腊中，原梁山泊头领大量伤亡，生还者仅二十七人，这是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严重恶果。
虽然宋江的眼泪会蒙住一些人的眼睛，但觉醒者必然越来越多。
可是，被称为“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水浒》，却极力掩盖和抹煞人们对投降主义的不满和反抗。
鲁智深对宋江借方腊起义军的鲜血染红朝服，表示不满。
因此，当宋江祝贺他，厚颜无耻地说什么回京后可图个封妻荫子，光耀祖宗时，他给宋江碰了个软钉子，扫了宋江的兴。
他沉痛地说：
“只得个囫囵尸首，便是强了。”
然而，作者却将他的隐痛抹去，把他的愤恨冲淡。
把这句愤慨的话，写成似乎是即将听潮信而“圆寂”的谶语；
把他宁可仍当和尚也不去朝廷作官的抗议行动，写成按照“天命”得到坐化飞升的归宿。
武松后来也是反招安的，他不愿朝京，与鲁智深一样，也是一种反抗。
但作者却一笔带过，将他的反抗抹煞了。
李俊，在征辽后曾与吴用等人计划过劫掠东京，重上梁山泊。
这样一个人，在征方腊后，托病以脱离宋江。
然而，作者却把他写成只是为了不负前约，明哲保身，而终于到国外去了。
对于反对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人和事，《水浒》作者不去表现它，把它阉割掉，这难道就是所谓“现实主义的胜利”吗？
如果真的是“以事实批判了投降路线”，这些事实，作者为什么不去写，或者只写了一点点又加以歪曲呢？
《水浒》作者不仅歪曲现实，为投降主义辩护；
而且编造事实，极力宣扬投降主义者得到的“美好”结局：
封妻荫子，青史留名，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生时作官封侯，死后为神为佛，把这些琳琅满目地向读者展览出来。
在小说中，徽宗皇帝对梁山泊的头领们是多么“仁慈体恤”，他对宋江等只剩少数人生还“心中嗟念”，“不胜伤悼”。
他许诺“殁于王事者，朕命各坟加封，不没其功”。
并说话算数，立即实践诺言，“将这已殁于王事者，正将偏将各授名爵：
正将封为忠武郎，偏将封为义节郎。
如有子孙者，就令赴京，照名承袭官爵；
如无子孙者，敕赐立庙”。
不愿封侯赐爵的鲁智深、武松，也加赠了“雅号”，就连已故的女将也加封为“夫人”、“郡君”。
生还者封官授职，赏赐了金银锦缎。
真是“皇恩浩荡”。
你看，皇帝大张筵宴，犒赏功臣，何等荣耀；
你看，宋江受赐金银一千两，另有十万贯“赐钱”“作为还乡之资”，准假省亲，锦衣还乡，何等风光。
一句话：
朝廷不负人，投降就是好。
作者把封建统治阶级和宋江投降主义路线吹得天花乱坠。
小说又以方腊的结局与宋江的结局作对比。
“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受剐时，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投降的奴才升官受赏，坚持革命的英雄当刑受剐。
这部作品为了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投降派，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
这种歪曲农民革命的反面教材，还说得上是现实主义的吗？
也许有人会说：
不管怎样说，宋江不是最后被药死了吗？
这个悲剧结局不是对投降主义的批判吗？
这种辩解是可笑的。
因为，他们掩盖了作者写宋江之死的真正居心。
《水浒》作者是要通过宋江之死来树立一个“全忠仗义”的最高典范：
“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虽死而无怨。
这才是封建统治者最理想的奴才。
作者塑造宋江“一生忠义”的形象，刻画和赞美他的奴才性格，正是通过写他的死，才得到最后完成的。
作者树立这样一个典型，是要农民起义军都来学他，当一个“有始有终”，“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的好奴才。
这样，封建统治者就可高枕无忧了。
宋江虽然受了奸臣的暗算，但作者告诉我们，奸臣之上还有皇帝，还有皇天，他们是“至圣至明”的。
因此，投降派即使生前不能遂心永享富贵，死后一可封爵，二可升天。
宋江死后，不就是被皇天封为梁山泊都土地吗？
皇帝不也终于不受蒙蔽，而替他建立庙宇，敕封他为什么“忠烈义济灵应侯”吗？
“生封侯而死庙食”，是地主阶级分子的人生最高理想。
宋江得到了，甚至超过了，多么值得令人羡慕。
《水浒》作者要告诉我们的是：
活着也好，死了也好，还是当投降派好，当奴才好。
宋江作为投降派的最高典范，不仅自己死而无怨，而且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绞杀革命派。
他利用“手足之情”，“兄弟之义”，把李逵骗到楚州，同饮鸩酒，以免他重去“哨聚山林”。
对宋江个人，是免得坏了他“一世清名忠义之事”；
对朝廷来说，是尽走狗的最后义务。
宋江的嘴脸是何等丑恶，真是地地道道的奴才。
小说的作者，正是通过宋江毒杀李逵的情节来表现宋江忠义的彻底性的。
以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水浒》的结局处理，是歪曲农民革命的，是歌颂投降主义的。
把它吹捧为
“现实主义的胜利”，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坚持用大寨精神办好农场
——记宁夏国营灵武农场转亏为盈的事迹
宁夏回族自治区国营灵武农场，是1950年冬开始筹建的老场。
过去长期处于低产亏损的后进状态。
但1973年以来，他们奋起学大寨，一举改变了这种后进面貌，全场出现了连年增产、转亏为盈的新局面。
去年粮食总产量在1973年增产的基础上又增长了二成半，达到三千万斤，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增长了一倍以上，平均亩产跨过“黄河”，达到六百二十五斤，平均每个职工生产粮食八千五百多斤。
这一年为国家提供商品粮一千五百多万斤，比1965年全场总产量还多二百万斤。
林、牧、副业生产也蓬勃发展。
全年盈利一百二十四万九千多元，比盈利四十多万元的1973年增加两倍多。
今年上半年盈利又多于去年同期。
同时，在改革耕作制度、传播先进农业技术、培训农业技术人员等方面，还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作出榜样和贡献，发挥了国营农场的示范作用。
国营灵武农场这几年之所以发生深刻的变化，最根本的原因是端正了办场方向。
过去，在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有的同志认为，农场是全民所有制的农业企业，搞的是社会主义，所以不存在方向道路问题。
因而，他们一年到头忙的是抓春夏秋冬，想的是五谷丰登，干的是催耕催种，丢的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为了把生产搞上去，他们用奖金挂帅、物质刺激去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结果，“刺激”不起来，生产搞不上去，他们又认为是劳动力太紧张，于是又出来了国家出钱，雇工种田。
每年仅请来农场种田的民工工日就达二十多万个，支付临时工资达四十多万元。
由于生产搞不上去，开支又多，成本高，年年亏损，长期扭转不了农场的被动局面。
1973年，农场新党委成立后，他们反复学习党的基本路线，联系农场实际，对国营农场究竟怎样学大寨，国营农场应该坚持什么方向、走什么道路这个根本问题展开了讨论。
他们还多次实行开门整风，充分发动群众，针对农场的方向道路问题，揭矛盾，找差距，挖根源。
群众批评说：
“大寨是搞政治挂帅，咱们是搞奖金挂帅，亏了国家，害了职工；
大寨依靠自力更生，咱们靠雇工种田，人越靠越懒，志越靠越短，粮食越靠越减产。
方向不明，路线不对，怎能办好社会主义国营农场呢？”
群众的尖锐批评，对农场党委教育很大。
他们认为抓住了农场的要害问题。
农场办得不好，不能怨天怨地，怨上怨下，而主要是领导班子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没有认真学大寨的结果。
为了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他们又分头深入基层调查了农场现实斗争情况。
他们既看到了职工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也看到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情况。
这就是：
一、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影响尚未肃清；
二、少数职工的资本主义倾向还不断出现；
三、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并没有停止。
通过调查，农场党委认清了一个问题：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同样存在着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在国营农场内部，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仍然是激烈的，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还存在着资本主义能够存在和再产生的条件，如果不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搞得不好，社会主义企业就有变质的危险。
明确了前进方向以后，农场党委立即行动起来，带领全场职工认真看书学习，开展对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批判。
他们先后举办了各种类型的学习班，建立起五十多个理论学习小组，培训了一支拥有六百多人的理论骨干队伍。
从学习革命理论入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国家出钱，雇工种田”、“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等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揭露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迅速提高，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
农场党委趁热打铁，带领职工在全场掀起了农田基本建设高潮，许多过去难以办到的事情，现在都办到了。
西干沟是一条横贯农场全境的大沟，长达五十多里。
由于淤塞严重，排水不畅，使近两万亩耕地的粮食产量受到严重影响。
过去总认为劳动力少，没有力量搞治水改土工程，因此，西干沟一直未得到治理。
1973年冬天，农场党委领导成员亲自带领场部机关四十多名干部和一千五百多名工人，冒着零下二十度的严寒，打响了治理西干沟的战斗。
只用了一冬一春的时间，动土十一万方，就使这条长期影响农业增产的大沟基本上得到了治理，还利用沟土垫低洼地六百七十亩。
近两年来，全场还依靠自己的力量，新开和整修沟渠六百多条，改造低洼地四千多亩，为农业增产创造了有利条件。
灵武农场每年播种粮食作物四万八千亩，平均每个农业工人要负担几十亩，任务的确很艰巨，不请民工能不能完成呢？
灵武农场的实践证明，不仅完全可能，而且能完成得很好。
他们除了充分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外，就是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向机械化要劳动力。
农场党委加强对农机工作的领导，根据农副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大搞技术革新，不断改良农机具，对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劳动效率，起了很大作用。
去年，这个农场在每个农工平均负担四十亩耕地的繁重任务下，没有请用民工，不但胜利地完成了各项生产任务，粮食产量和经济盈利都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而且还搞了六十八万土方的农田基本建设工程，为进一步发展生产创造了条件。
工人们高兴地说：
“只要路线对了头，生产建设就能更上一层楼。”
国营农场是否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的原则，这也是办农场的一个路线问题。
否则，即使粮食增产，也不一定能达到盈利的目的。
灵武农场一方面千方百计广辟增产门路，另一方面精打细算节约开支，对转亏为盈起了重要作用。
这个农场认真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除了认真经营好粮食作物外，还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不断扩大增产门路。
在畜牧业方面，全场发展了养猪、养牛、养羊、养骡马等，仅生猪饲养量平均每人就达到二点三头，每年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大量优质肥料。
去年，畜牧业为农业生产提供的肥料，就解决了全场三分之一农田的基肥问题。
在园林方面，近几年来也有很大发展，既为一部分老弱劳动力找到了出路，又生产了大量木材、果品。
现在，全场建筑用材和职工烧柴基本自给，近两年水果收入达六十五万多元。
农、林、牧业的发展，又为工副业生产开辟了广阔途径。
这个场利用农副产品原料加工，发展了碾米、磨面、榨油、酿酒、制酱醋、制糕点等生产项目。
去年，工副业为国家上交利润达四十二万多元。
生产发展了，家业扩大了，还要不要坚持勤俭办场的方针。
这对社会主义国营农场来说，也是一个新的考验。
1973年，灵武农场盈利后，就有人提出该为农场办公室盖几间象样的楼房了。
农场党委认为，农场之所以转亏为盈，是靠大寨精神艰苦奋斗得来的。
如果局面刚刚好转就大手大脚，那就有可能走回头路。
因此，他们坚持生产发展了，收入增多了，但艰苦奋斗的本色不变，他们处处讲经济核算，事事讲节约，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堵塞浪费漏洞，节省开支。
有些简陋房屋，能继续使用，就决不盖新房屋，尽量压缩非生产性开支；
并且建立了计划管理、财务管理、物资管理、成本核算、统计核算、资金管理等一整套必要的规章制度，具体制订了农、林、牧、机械等项生产的定额管理制度，基本上做到了开支有计划，消耗有定额，领发有手续，工作有记载，事后有核算，层层把关，人人负责。
同时还广泛开展了群众性的增产节约活动，为社会主义节约一两粮、一两煤、一分钱、一度电、一滴油，已在全场蔚然成风。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本报有删节）（附图片）
大寨大队的地头批判会。
《山西日报》供稿

自力更生　阔步前进
山东烟台地区农业机械化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一个工业基础薄弱的地区，能不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发扬大寨精神，在国家的支持下，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伐？
山东省烟台地区的实践证明：
只要路线对头，方法得当，不是消极地回避问题，而是积极动手去解决问题，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烟台地区解放前几乎没有什么工业。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地区，现在不仅有了小型钢铁联合企业，而且迅速形成了一支制造和修配农业机械的力量，大大加快了农业机械化的进程。
目前，全地区每个生产大队拥有的动力机械达到一百零二马力，比1965年增长八倍多，基本上实现了脱粒、磨面、捕捞、耕作、排灌、运输和饲料加工等方面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这些成就是怎样取得的呢？
烟台地区的做法是：
认真学习大寨和昔阳的经验，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大搞群众运动，把全地区现有小厂“组织起来”，采取了挖掘潜力、革新和改造技术等措施，“一厂一件，百厂成线”，大打制造农机具的会战。
“一厂一件，百厂成线”，是自力更生精神在烟台地区发展农业机械化事业中的具体体现，是一条值得重视的经验。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
烟台地区办农业机械化事业，走过的道路也并不平坦。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有些人由于对农业集体化以后还必须实现农业机械化这条路线认识不足，一度满足于“小砖井，辘轳把”，锄、镰、锨、镢四大件，因而，全地区农业机械化事业发展缓慢。
特别是在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影响，已经兴办起来的农业机械工业，大部分也被砍掉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干部群众批判了刘少奇破坏农业机械化事业的罪行，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的重要指示，开始认识到学不学大寨，搞不搞农业机械化，是一个执行什么路线的大问题。
从而，下定决心，以大寨为榜样，学习河北省遵化县的经验，主要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伐。
然而，搞农业机械化，一开始就遇到资金、设备、原料等种种问题。
这时候，有的人嘴上谈论机械化，心里盼着机械化，却不知道怎样去实现机械化。
是等待国家调拨农业机械和原材料，还是放手发动群众，自己动手发展农业机械化事业？
两种不同的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烟台地区从农业合作化的1956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在“等、靠、要”的错误思想支配下，等了十年，结果是：
整整十年时间全地区每个生产大队平均拥有的农用动力机械，只达到十点九马力，每年只增加一个多马力；
全区的高产稳产田只有一百五十七万亩，平均每户不到一分地；
粮食平均亩产也只有三百六十八斤，每年只增加九斤多。
1971年，这个地区的各级党委认真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精神，坚定地走自己动手发展农业机械化事业的道路。
四年来，在国家的必要扶持下，这个地区生产了七千多台小型拖拉机，三万三千多台柴油机，还生产了五万五千多台各种配套农机具。
四年间，全地区增加的农业机械总马力，超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总和。
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步伐大大加快，粮食产量也迅速提高了。
从1971年到1974年，全区粮食平均亩产连续四年跨《纲要》，1974年亩产六百七十四斤，比1965年增长三百零六斤；
今年全区八百万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三百斤，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
两条道路，两种结果，充分说明了单纯依赖国家，依赖外地支援的消极等待思想是错误的。
要尽快地实现农业机械化，就必须彻底批判坐等机械的懦夫懒汉世界观，把方针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在一个地区的范围内，要想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农业机械化，困难的确是很多的。
制造农业机械需要钢铁和各种原材料，这些原料、材料从那里来？
要成批生产各种农业机械，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机械加工能力，这样的加工能力又怎么解决？
这些，都是当时面临的困难。
可是，烟台地区的各级党委并没有被这些困难束缚住手脚，他们豪迈地说：
“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
只要学习大寨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大家动手去征服，再大的困难也会克服，也能战胜！”
没有钢铁，是烟台地区发展农业机械事业的最大困难。
首先，他们分析了烟台地区办钢铁的有利条件，然后采取有力的措施，攻克缺少原材料的难关。
烟台地区位于胶东半岛，山岭起伏，地下蕴藏着铁、铜、铅、锌等几十种矿产资源。
他们认为：
有这样好的资源条件不去开发利用，等于有米不做饭，还去讨饭吃，这是懒汉懦夫的做法。
他们决心自力更生办“小钢联”。
资金缺乏，就千方百计压缩非生产性开支，尽量节约代用。
“小钢联”从筹办到建成，地区自筹资金八百多万元，占整个投资的百分之七十五。
设备不足，就因陋就简，进行改制和制造。
“小钢联”所需的一百三十多台主要设备，只有十八台是向外地订购的，其余的设备都是当地工人们自己动手制造的。
被人们称为“百家衣”的三座热风炉，最初是用一千多块钢板边角料精心焊接而成的。
最小的边角料还不到半块手帕那么大。
他们就是靠着这种“百家衣”精神，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建成了一个有采矿、烧结、炼铁、炼钢、轧钢等设备的地方小型钢铁联合企业。
几年来，生产了十三万三千多吨生铁、三万一千多吨钢、二万四千多吨钢材。
这样，全地区制造和修配农业机械所需的一般钢材，有一半以上是由自己生产的。
也就是靠着这种“百家衣”精神，他们还陆续办起了三十六处小矿山，三年来共生产铜、铅、锌等有色金属四百七十多吨，基本上解决了制造农机具所需要的原材料问题。
有了原材料，还得有机械加工能力，才能制造出农机具。
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没有采取扩建新厂、另起炉灶的办法，而是象当年搞农业合作化运动那样，把全地区一百三十多个小工厂组织起来，根据每个工厂的设备和技术特点，让他们担负一定的农机生产任务，上百个小企业分工协作，定点生产，大搞农机生产会战。
这就把全地区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解决了机械加工能力不足的问题。
所有参加会战的小工厂，都在“决不让农机会战的列车在自己这个站晚点”的口号下统一行动。
不论是承担主机生产任务的单位，还是承担配件生产任务的单位，都紧密配合，相互支援，团结战斗。
现在，这个地区制造的二十马力小型拖拉机，是由二十二个单位协乍生产的；
柴油机是由三十一个单位协作生产的；
配套农机具是由二十一个单位协作生产的。
这些协作小厂，就象若干条制造农业机械的“流水作业线”一样，形成了较强的农业机械生产能力，取得了投资少、见效快、质量好、成本低的良好效果。
如果采取另起炉灶的办法，新建一处年产三千台到五千台的小型拖拉机制造厂，投资较多，花费的时间也较长；
而采用“一厂一件，百厂成线”的办法，只花八百多万元的投资对小厂进行技术改造，就可以形成年产两千多台小型拖拉机的生产能力。
烟台地区的实践证明：
组织起来，分工协作，定点生产，是一条多快好省地发展农业机械化事业的正确途径。
采用“一厂一件，百厂成线”的办法发展农业机械的制造和修配工业，也推动了工业部门本身的改革，使协作会战的过程成了协作工厂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
烟台地区参加农机会战的工厂，原来大都是比较简陋的小厂。
在近年来的农机会战中，这些厂子都逐步装备起来，并迅速发展壮大了。
莱阳拖拉机厂1970年时只有五十三台简易设备，主要承担拖拉机的修配任务。
自从担负拖拉机的制造任务以来，他们边生产、边技术改造，生产了四年，改造了四年，现在已成为拥有二百九十多台主要设备、年生产能力达到两千台的小型拖拉机的制造厂。
据不完全统计，烟台地区的县社工业经过这些年的协作，机器设备普遍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增加了几倍。
如果各地都能象烟台地区这样，把本地的小厂子有计划地组织起来，充分挖掘企业内部的潜力，就会逐步地建立起农业机械制造和修配工业，为加快农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新华社记者

中日友协代表团离京前往日本
新华社1975年09月19日讯以中日友协顾问、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楚图南为团长，中日友协秘书长孙平化和北京市总工会副主任、北京市妇联副主任王静儒为副团长的中日友协代表团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日本参加日中友协（正统）成立二十五周年庆祝大会，并进行友好访问。
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张香山、王芸生、马小六、傅玉芳、于崇浩、王晓云、石煌等到机场送行。
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公使秋山光路以及在京日本朋友森田尧丸、福富纪子等也到机场送行。

人大常委会举行宴会
欢迎阿尔瓦雷斯副议长等委内瑞拉贵宾
谭震林副委员长和阿尔瓦雷斯副议长先后祝酒
新华社1975年09月19日讯
人大常委会今天晚上举行宴会，欢迎委内瑞拉共和国国民议会副议长奥斯瓦尔多·阿尔瓦雷斯·帕斯博士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谭震林，秘书长姬鹏飞，副秘书长武新宇、李金德，人大常委会委员曾生，有关方面负责人陈德和、凌青、许寒冰、邢仁先等，出席了宴会。
在洋溢着友好气氛的宴会上，谭震林副委员长和阿尔瓦雷斯副议长先后祝酒。
谭震林副委员长在祝酒时赞扬委内瑞拉人民在为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本国资源、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
他说，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委内瑞拉人民的正义斗争，并祝你们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谭震林副委员长表示相信，这次阿尔瓦雷斯博士等委内瑞拉朋友对我国的访问，必将为进一步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和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贡献。
阿尔瓦雷斯副议长在祝酒时回顾了委内瑞拉人民为争取石油工业国有化所作的斗争。
他说，委内瑞拉颁布法案，将在今年内把石油工业全部收归国有，这是委内瑞拉人民开始走上彻底独立的历史新阶段，这一法案受到广大第3世界国家的支持。
阿尔瓦雷斯副议长祝愿委中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不断增进和两国的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向大沙漠进军
——新疆麦盖提县战斗公社见闻
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疆重镇喀什噶尔驱车东进两百多公里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的麦盖提县战斗公社访问，一路看见，到处都是参天的白杨，茂密的翠柳和金果累累的沙枣林。
道路、条田、渠道，全都掩映在郁郁葱葱的林带深处。
满眼的绿色，不但挡住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狂怒的风沙、炙人的热浪和干枯对于生命的威胁，而且也使空气变得滋润而清新，显示了人们改造大自然的伟大力量。
记者后来了解到，这个公社仅集体有各种林木就达三百六十万株，按人口平均每人达三百二十株。
时令正是初秋。
战斗公社的农田里，玉米结着粗大的棒子，棉桃也挂满了枝头，预报着秋季丰收的喜讯。
战斗公社已经连续夺得了五个丰收年，从1970年以来，每年平均增产粮食七十多万斤。
1974年粮食总产达到一千一百多万斤，比文化大革命前产量最高的1965年翻了一番，平均每人拥有粮食九百二十三斤。
棉花去年也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平均每人有皮棉百斤以上。
五年间，给国家提供的商品粮等于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三倍。
我们在公社里访问，穿林带，越渠水，在林荫深处才看得见社员新村。
社员户户自成院落，家家有果树装点，葡萄架上挂满翠珠，园里散发着苹果和鲜梨的芳香。
维吾尔族人民善种瓜果，喜食果品。
全公社十九个大队和农副业生产单位，六十多个生产队，都有集体果园，除供应社员群众以外，每年还向国家提供大量果品。
这幅沙漠边缘的新图景，是前人难以想象的。
记者沿途见到古代驿站的遗址和历史上开发塔里木修建的水渠遗迹。
这些遗迹是大沙漠吞噬生命的见证。
而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公社越过前人挣扎图存而败退的地方，胜利地向沙漠进军了。
公社党委的负责同志泽日普居日甫和斯拉木吾守尔向记者讲述了他们战天斗地的历程。
这个地方原来是一片沙原。
因为地处提孜那甫河下游，又受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风沙、盐碱的侵袭，作物很难生长。
据老年人回忆，这一带培育出农作物，只不过是最近四十几年的事情。
那时，外地一些穷苦人因为不堪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来到了这里谋生。
不知经过了怎样的苦斗与挣扎，穷苦人才在这沙荒上建立了立足点，并且期望这里能繁荣兴旺起来。
可是不久，巴依（老财）和伯克（官吏）的魔掌又伸到了这里，人们怎么也摆脱不了苦难的生活。
“一唱雄鸡天下白”。
解放后，这里的维吾尔族人民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高歌猛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不断批判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
1970年，他们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规划，决心用几年时间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条件。
当年，他们就大搞条田规划，营造防护林带，共建造林带二百多公里，建成条田二万八千亩。
第2年，他们修建了两座水库，新建和扩建干渠六十一公里。
1972年，挖排碱干渠七条，支排渠四十几条，全长一百五十公里，降低了地下水位，改良了土壤。
近两年他们大搞积肥改土，并开荒造田一万五千亩。
在实现人民公社改天换地的规划中，干部带了头，群众干劲足。
六大队东边，是面向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前沿。
茫茫沙海为害，大队境内有几百个沙丘和碱坑。
水土流失造成了一条条碱沟。
要发展农业生产，首先就要治服风沙，战胜碱害。
从小就给地主当奴隶的六大队党支部书记卡的艾力既当战斗员，又当指挥员。
他带领一支队伍，以愚公移山的干劲和毅力填碱坑，平沟壑，搬沙丘，整渠系，营造条田，被群众称赞为“铁书记”。
七大队管水员那曼玉努斯，一心扑在大队的水利事业上。
不管酷暑寒冬，常年四季奔走在二十公里的包孜干渠上。
为了确保渠道安全，他常常睡在渠堤上，随时准备护渠防险。
他说：
“河渠坚固，洪水才不泛滥；
思想上反修防修，才能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就这样，战斗公社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边缘，抗风沙，战盐碱，把这里建成了繁荣兴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记者越过六大队的农田，登上那座被林网锁住了的高高沙梁，向东极目远望，起伏的沙丘，是一望无边的瀚海，热风卷起的流沙，象怒涛呼啸奔腾。
回首俯瞰公社全景，庄稼和林木织成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图。
沙梁内外，两个天地。
对比之下，人们怎能不为社会主义时代人进沙退的壮举而欢呼。
战斗公社的社员群众大都能歌善舞，各个大队都有业余文艺宣传队。
他们无比热情地歌颂毛主席，歌颂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
在战斗公社良种场青年队，我们参加了一个“刀郎舞”晚会。
这个青年队是为了落实毛主席关于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的指示而办起来的。
晚会上，维吾尔族社员和各族知识青年同歌同舞，一人唱歌众人和，一串串笑声一串串歌。
歌舞老手、知识青年队的负责人、贫农社员达吾提木沙激动地唱道：
我弹起热瓦甫放声歌唱，
心中涌起了幸福的波浪。
自从中国共产党来到了新疆，
维吾尔人民找到了亲娘。
我们的生产一年比一年发展，我们的生活赛蜜糖。
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要终生为您而歌唱！
　新华社记者

吴德主任举行宴会欢迎巴格达市长等伊拉克贵宾
新华社1975年09月19日讯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今晚举行宴会，欢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市市长易卜拉欣·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和市长办公室主任萨米尔·阿卜杜勒·瓦哈布。
伊拉克驻中国大使萨马赖和大使馆外交官员应邀出席了宴会。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丁国钰，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王笑一、程远行、石煌、张晓光、金瓯卜、江小柯等出席宴会作陪。
吴德主任在宴会上首先讲话。
他赞扬伊拉克人民是具有光荣反帝斗争传统的伟大人民。
近年来，伊拉克政府和人民在贝克尔总统的领导下，在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建设自己国家的事业中取得了新的成就。
吴德主任说，中伊两国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
这次伊斯梅尔市长的来访，必将为增进我们两国人民和两国首都人民的友谊做出新的贡献，也为我们两国首都之间相互学习、交流经验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伊斯梅尔市长在宴会上的讲话中说，自从我们抵达你们美丽的首都北京以来，受到你们盛情接待，我们表示感谢。
同时，我转达伊拉克人民对于友好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问候。
他还说，我们感到非常高兴的是，这次访问将进一步增进两国首都人民之间的友谊。
宴会前，吴德主任会见了伊拉克贵宾，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坦桑尼亚、赞比亚政府代表团离开北京去外地参观访问
新华社1975年09月19日讯由交通运输部长坦道率领的坦桑尼亚政府代表团和由动力、交通、工程部长穆伦加率领的赞比亚政府代表团，在对外经济联络部长方毅陪同下，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去外地参观访问。
外交部副部长何英、铁道部副部长苏杰、外经部副部长陈慕华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前往机场欢送贵宾。
坦桑尼亚驻中国大使馆和赞比亚驻中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员也到机场送行。

外事往来
施特劳斯离京回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约·施特劳斯及其随行人员结束了对我国的访问，09月19日晚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肖方洲，有关方面负责人徐维勤、彭金波等到机场送行。
到机场送行的还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中国大使保尔斯以及大使馆其他外交官员。
巴西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一行离京
巴西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马利诺和夫人一行十人结束了在北京的参观游览，09月18日前往南京、无锡、上海和广州等地访问，然后回国。
马利诺大使等是于09月14日到达北京的。
在京期间，教育部负责人李琦和清华大学革委会副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委员张维会见了马利诺大使一行。
巴西驻中国大使阿卢伊济奥·纳波莱昂和夫人参加了会见。
会见后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负责人孔筱宴请了巴西朋友。
　（新华社）

应邀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
英国前首相希思到达北京
新华社1975年09月19日讯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及其一行应邀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西欧司副司长梁上苑、张毅君，到机场欢迎。
英国驻中国大使游德和大使馆外交官员，也到机场迎接。

祖卢总书记等赞比亚贵宾在西安市参观受到热烈欢迎
新华社西安1975年09月19日电
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总书记亚历山大·格雷·祖卢以及由他率领的赞比亚友好代表团，今天在西安市参观访问，受到西安人民的热烈欢迎。
当祖卢总书记等赞比亚贵宾在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和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谷凤鸣、王凤琴陪同下，来到西安人民搪瓷厂时，这个厂的职工们怀着对赞比亚人民的深情厚谊，敲锣打鼓，挥动花束和彩带，热烈欢迎赞比亚贵宾。
这个厂建厂二十多年来，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使生产不断发展，产量提高，品种增加。
祖卢总书记等参观了生产车间和产品陈列室，了解了搪瓷产品的生产过程和生产发展情况。
祖卢总书记和夫人等今天还参观了陕西省博物馆，游览了大雁塔和华清池。
晚上，祖卢总书记等赞比亚贵宾应邀出席文艺晚会，观看了陕西省和西安市的文艺工作者演出的歌舞节目。
（附图片）
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总书记亚历山大·格雷·祖卢等赞比亚贵宾由乌兰夫副委员长等陪同，参观西安人民搪瓷厂。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纪登奎副总理会见英萨利副首相
新华社1975年09月19日讯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今天下午会见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英萨利，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中联部副部长申健，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朱传贤。
会见以后，纪登奎副总理设宴招待了英萨利副首相等柬埔寨贵宾。
（附图片）
纪登奎副总理会见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英萨利。
新华社记者摄

谭震林副委员长会见赞比亚教育代表团
新华社1975年09月19日讯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谭震林今天下午会见赞比亚教育部长弗瓦尼昂加·穆利基塔和由他率领的赞比亚教育代表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赞比亚驻中国大使馆参赞马翁迪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教育部部长周荣鑫，有关方面负责人周明基、尹尚志、胡述智。
（附图片）
谭震林副委员长会见赞比亚教育部长弗瓦尼昂加·穆利基塔。
新华社记者摄

马里新任驻中国大使
向朱德委员长递交国书
新华社1975年09月19日讯马里共和国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西纳利·泰拉今天上午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递交了国书。
递交国书时在场的有外交部副部长何英，礼宾司司长朱传贤、非洲司副司长周明基等。
马里驻中国大使馆参赞高雷西也在场。

全运会各项比赛继续取得可喜成绩
八人破七项全国纪录　运动员良好作风和精湛技艺博得热烈赞扬
据新华社1975年09月19日讯
第3届全运会的比赛今天进入第7天，又有八人打破七项全国纪录。
到今天为止，一个星期来，共有一个队和三个人打破两项世界纪录，两个人平两项世界纪录；
十九个队和六十六人打破四十四项全国纪录。
这一可喜的成绩使广大观众受到很大鼓舞，充分显示了我国体育事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蓬勃发展的生动景象。
射击比赛连日来捷报频传。
今天在北京西郊射击场进行的男子小口径自选步枪三乘四十的比赛中，陕西选手林波以一千一百四十八环的成绩，打破一千一百四十六环的全国纪录。
他在这个项目的卧射比赛中，又和广东选手林宏光、云南选手戚风，分别以三百九十七环、三百九十八环、三百九十七环的成绩，打破三百九十六环的全国纪录。
游泳比赛今天进入高潮，共有五名运动员打破五项全国纪录，这是比赛五天来破纪录项目最多的一天。
十四岁的黑龙江女选手赵静今天又在少年二百米自由泳比赛中，以二分十九秒七五的成绩，破这个项目二分二十一秒四的成年全国纪录。
北京选手高凯以十分十七秒七的成绩打破女子八百米自由泳的全国纪录。
广西选手韦萍以二分三十四秒四九的成绩，打破女子二百米蝶泳全国纪录。
广东选手梁秀琼以一分十九秒九三的成绩打破女子一百米蛙泳全国纪录。
上海选手汤群以一分三秒三四的成绩打破男子一百米仰泳全国纪录。
田径比赛今天全部结束，七天来，共有六名运动员打破三项全国纪录。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最后一个项目——马拉松赛跑中，六十九名运动员发扬坚持到底的顽强精神，绝大多数都跑完了四十二公里一百九十五米的全程。
云南省佤族选手肖国明和陈家忠平时练就了两条铁腿，比赛一开始，他俩就奋力前进，最后超过其他人，最先到达终点。
他俩的成绩分别是二小时二十六分五十五秒六和二小时二十六分五十七秒八。
第3个到达终点的是解放军选手韩忠，成绩是二小时二十九分三十五秒四。
在这次田径比赛中，许多年青新手迅速成长，成绩显著提高。
江苏十六岁新手林正兰进行中长跑训练仅一年半的时间，她在参加女子甲组一千五百米赛跑中，就以四分三十一秒三的好成绩战胜许多名将取得第1名。
这次田径比赛分男、女甲组和男、女乙组进行。
获得男、女甲组团体总分前六名的是：
北京、辽宁、广东、解放军、山东、广西。
获得男、女乙组团体总分前六名的是：
广东、山东、北京、辽宁、福建、上海。
历时六天的跳水比赛，今天全部结束。
广东队同时取得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第1名。
男子团体第2和第3名是：
四川队、辽宁队；
女子团体第2和第3名是：
解放军队、福建队。
今天进行了女子跳台跳水和男子跳台跳水决赛，广东李宋芳、四川谢才明分别获得这两个项目的第1名。
这次跳水比赛是对我国跳水运动员思想风格和技术力量的一次检阅，显示了我国跳水运动的水平正日渐提高。
一批朝气蓬勃的少年选手，以迅速的步伐赶超老将，预示着我国跳水运动兴旺向上、后继有人。
这些少年运动员经过二到四年的训练，都已掌握了一定难度的动作，其中有十四人次进入了这次比赛四个项目的前八名。
今天羽毛球男女团体赛全部结束。
福建男队和湖北女队在整个比赛过程中始终保持不败纪录，分别获得男、女团体赛第1名。
今天晚上在北京体育馆，羽毛球男、女团体赛进行第2阶段单循环制最后一轮的比赛，男子是福建队和广东队，江苏队和湖北队，女子是福建队和广东队，湖南队和湖北队。
湖北队出场的是陈玉娘、涂棚芳、何翠玲、龚发英，湖南队出场的是梁秋霞、李芳、唐安平、庞小玲、李莉。
首先，单打李芳以二比一胜龚发英，为湖南队先得一分。
接着，双打陈玉娘和涂棚芳以二比○胜唐安平和李莉，湖北队也得了一分。
随后，双打梁秋霞和李芳以二比○胜何翠玲和龚发英，湖南队又领先一分。
接着，何翠玲以二比○胜庞小玲，这样，湖南队和湖北队就打成二平。
最后，陈玉娘以二比○胜梁秋霞，结果湖北队以三比二胜湖南队。
今晚其他场地的比赛结果是：
男子福建队以三比○胜广东队，江苏队以三比○胜湖北队，女子福建队以三比○胜广东队。
江苏、广东、湖北、解放军、湖南和福建、湖南、广东、上海、江苏分别获得男女团体赛第2至第6名。
成年组足球决赛第2阶段比赛经过三轮十八场比赛，于今天结束。
将在第3阶段中争夺前四名的代表队是：
解放军、辽宁、北京、广东；
争夺五到八名的代表队是：
天津、湖南、河北、湖北。
在今天进行的两场比赛中，四个队踢得既勇猛顽强，又团结友好。
广东队和北京队决赛以来都保持不败纪录。
今天两个队一交锋，场上就出现了激烈的争夺场面。
北京队斗志旺盛，进攻猛烈，以一比零战胜了广东队。
另一场比赛的结果是：
河北队以一比零胜湖北队。
第3阶段比赛将从21日开始。
（附图片）
吉林省朝鲜族女运动员在全运会民族传统体育表演中进行秋千表演。
　新华社记者摄
在男子乒乓球团体决赛中，辽宁队选手（左）与广东队选手进行激烈的争夺。
本报通讯员摄
北京队在女子乒乓球团体决赛中，胜河南队获得第1名。
这是阎桂丽（右）、杨燕群在团体决赛中合作双打的情形。
　新华社记者摄

“我也显得年青了”
在武术赛场上，有一位精神焕发、工作认真的老裁判员，他就是负责男、女甲组规定拳和南拳比赛的裁判组组长何福生。
何福生，是我国体育战线上的一名老战士，今年六十五岁了。
他担任前两届全运会裁判工作时，都以认真负责的精神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好评。
这届全运会筹委会又一次请他参加裁判工作，他的心情非常激动。
他说：
“这是毛主席和党对我们老体育工作者的关心。
虽然我的年纪大了，但是有一分热，就要发一分光。”
何福生从外地来到北京后，立即把年青的裁判员组织起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他说：
能不能做好裁判工作，最重要的是在于能不能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武装头脑，用政治统帅业务。
在何福生的影响下，许多年青裁判都严格要求自己，认真负责。
何福生看到年青的裁判员判得准确，高兴地说：
“和这些年青人在一起，我也显得年青了。”
何福生还常管些“份外”事。
除了担任裁判工作以外，无论是平时或是比赛前，他看到有的运动员动作不标准，都及时地加以纠正。
有很多运动员都主动来找何福生，让他检查和帮助纠正动作，说何福生的行动体现了裁判员和运动员之间的新型关系。
（新华社）

排球、足球、田径、游泳、举重、射击、射箭、乒乓球等18日成绩公报
排球（成年组）男子排球：
上海胜陕西（三比○）、江苏胜湖南（三比○）、广东胜解放军（三比○）、辽宁胜山东（三比一）、北京胜安徽（三比○）、福建胜广西（三比二）；
女子排球：
陕西胜上海（三比○）、江苏胜天津（三比○）、解放军胜浙江（三比○）、四川胜辽宁（三比二）、北京胜安徽（三比一）、广西胜福建（三比一）。
足球（成年组）解放军平辽宁（一比一）、天津胜湖南（四比○）、山东胜陕西（五比○）、吉林平广西（○比○）；
足球（成年组）十四、15日成绩：
辽宁胜湖南（三比○）、解放军胜天津（一比○）、吉林平山东（○比○）、广西胜陕西（四比○）、北京胜湖北（四比○）、广东胜河北（二比○）。
田径男子一万米：
北京谢宝江、云南彭祥生、辽宁杨健、云南许亮、吉林袁庆和、吉林尹增江、河南陈新顺、云南高正荣；
女子二百米栏：
广东刘莲爱（二十七秒七○）、广东邹娃（二十八秒○七）、北京张建英（二十八秒二七）、辽宁陈吉贤、四川郭素华、广西韦常欢、福建贺丽娜、新疆代建华；
女子三千米：
吉林杨彦英（九分四十五秒二）、青海高晓莉（九分四十六秒四）、青海罗玉秀（九分五十秒四）、北京吴凤霞、北京宋美华、山西李爱梅、江苏林正兰、湖南李良英；
女子四乘四百米接力：
辽宁（三分五十秒四）、广东（三分五十一秒二）、黑龙江（三分五十一秒三）、广西、湖南、吉林、河南、河北；
男子四乘四百米接力：
解放军（三分十八秒三）、广西（三分十八秒七）、广东（三分十九秒）、安徽、黑龙江、甘肃、吉林、辽宁；
男子三千米障碍：
河北李文亮（八分五十六秒四）、山东王占奎（九分二秒八）、山东王如法（九分五秒六）、吉林张元福、吉林袁庆和、吉林朱玉柱、山西杨宏宝、湖南谢祥生；
男子一百一十米栏：
北京崔麟（十四秒四一）、广东赖伟文（十四秒四二）、黑龙江刘振坤（十四秒六九）、浙江吴建伟、天津李建生、山西刘重石、广东缪秉正、辽宁张涛；
男子链球：
解放军纪绍明（六十米二十八）、山东尹国邦（五十四米九十二）、江西胡钢（五十四米三十四）、黑龙江殷国太、江苏范德华、河南刘复生、山西赵三刚、解放军张建国；
女子铅球：
江西李小英（十五米四十八）、江苏崇秀云（十五米零六）、湖南王文兰（十五米零三）、新疆池建英、内蒙古吕诚、辽宁秦泗英、吉林杨桂芳、云南杨从仙；
女子标枪：
江苏李霞（五十一米七十）、青海周毛加（五十一米四十八）、上海侯利华（五十米七十四）、河北姚瑞英、河北毛玉兰、北京梁铁玉、西藏次仁卓玛、广西林桂清；
男子铁饼：
北京李伟男（四十九米八十八）、辽宁王俊生（四十九米七十二）、江苏赵学彩（四十八米五十六）、解放军张建国、新疆范印、内蒙古刘殿龙、云南张德祥、四川方学超；
男子三级跳远：
山东孙景明（十六米）、解放军张贻爻（十六米）、辽宁邹振先（十五米八十二）、北京周建国、解放军孙建军、湖南胡树生、辽宁刘志固、福建林文贤；
男子跳高：
北京詹永安（二米十八）、上海张如义（二米零三）、北京郑毅（二米零三）、河北刘立春、广东龚健生、辽宁孙斌、解放军雷建国、山东崔洪军；
男子十项全能：
山东董学智（六千九百二十二分）、解放军雷建国（六千六百二十七分）、陕西李志伟（六千四百八十一分）、甘肃张兴林、广西黄振贵、天津潘景春、四川于东岳、湖北田海江。
游泳女子一百米仰泳：
广东程凤英（一分十三秒六三）、北京高凯（一分十三秒七四）、辽宁王笑（一分十三秒七七）、山东刘菁茹、福建蔡惠玲、四川冯临渝、天津姚丽娜、湖北杨志华；
男子二百米蝶泳：
广东罗兆应（二分十二秒六二）、解放军吴才锦（二分十三秒二八）、上海桂园园（二分十四秒九六）、解放军陈国强、北京乔勇、广西樊柳可、福建翁国伟、河北刘红旗；
女子四百米自由泳：
云南杨占昆（五分零秒二六）、广西周思慧（五分一秒七四）、北京张光（五分三秒二八）、上海曹云华、解放军胡频、云南余永红、江苏曾桂英、广西邱秀群；
男子四乘二百米自由泳：
广东（八分三十秒七○）、广西（八分三十三秒一一）、黑龙江（八分三十九秒一六）、天津、解放军、北京、江西、浙江。
举重次重量级抓举：
北京钱玉凯（一百二十五公斤）、山东于守金（一百二十五公斤）、黑龙江王惠卿（一百二十公斤）、天津田树林、黑龙江曹维臻、河北王少伟、解放军赵广吉、江西罗健；
次重量级挺举：
北京钱玉凯（一百七十五公斤）、天津田树林（一百六十七点五公斤）、山东于守金（一百五十七点五公斤）、天津刘宝全、黑龙江曹维臻、山东曹其超、解放军赵广吉、河北王少伟；
次重量级抓举和挺举总成绩：
北京钱玉凯（三百公斤）、天津田树林（二百八十五公斤）、山东于守金（二百八十二点五公斤）、黑龙江曹维臻、黑龙江王惠卿、山东曹其超、解放军赵广吉、河北王少伟；
重量级抓举：
山东杨怀庆（一百三十五公斤）、解放军方杏根（一百三十公斤）、山东宋振竹（一百二十五公斤）、天津马汝璥、解放军张序文、河北赵庆林、天津赵忠强、江苏任德龙；
重量级挺举：
山东杨怀庆（一百七十公斤）、山东宋振竹（一百六十七点五公斤）、解放军方杏根（一百六十二点五公斤）、解放军张序文、河北赵庆林、天津马汝璥、江西熊冬麟、天津赵忠强；
重量级抓举和挺举总成绩：
山东杨怀庆（三百零五公斤）、山东宋振竹（二百九十二点五公斤）、解放军方杏根（二百九十二点五公斤）、解放军张序文、天津马汝璥、河北赵庆林、天津赵忠强、江苏任德龙。
射击男子小口径自选步枪三乘四十：
河北（四千四百八十五环）、青海（四千四百八十一环）、陕西（四千四百七十六环）、云南、解放军、辽宁、上海、江西；
男子小口径自选步枪三乘四十卧射：
陕西（一千五百六十九环）、云南（一千五百六十三环）、北京（一千五百六十三环）、河北、广东、青海、内蒙古、江西；
男子小口径自选步枪三乘四十立射：
河北（一千四百二十九环）、解放军（一千四百二十七环）、陕西（一千四百一十三环）、青海、辽宁、上海、云南、甘肃；
男子小口径自选步枪三乘四十跪射：
青海（一千五百一十四环）、上海（一千五百一十三环）、云南（一千五百零九环）、辽宁、江西、湖北、河北、陕西。
射箭女子团体双轮全能前六名：
内蒙古（七千零七十八环）、辽宁（七千零四十四环）、上海（六千九百五十八环）、青海、福建、广东；
男子团体双轮全能前六名：
内蒙古（六千六百六十四环）、山东（六千六百五十七环）、青海（六千六百一十三环）、辽宁、福建、山西；
女子双轮全能前八名：
辽宁宋淑贤（二千四百四十三环）、内蒙古扎拉嘎（二千四百二十一环）、上海郭蓓（二千四百一十二环）、辽宁黄淑艳、广东王亦农、内蒙古丰志萍、广东叶飞琼、上海余莉华；
男子双轮全能前八名：
内蒙古陈普光（二千三百六十二环）、上海张家骥（二千二百七十一环）、辽宁王文华（二千二百六十环）、山东姬长民、福建张德昌、青海谭旭波、山西冯泽民、青海苏培明。
乒乓球男子团体前六名：
辽宁、广东、广西、北京、解放军、黑龙江；
女子团体前六名：
北京、河南、黑龙江、上海、辽宁、解放军；
少年男子团体前六名：
广东、河南、上海、河北、陕西、四川；
少年女子团体前六名：
上海、四川、浙江、辽宁、北京、河南；
成年男子团体：
辽宁胜广东（五比○），广西胜北京（五比四），解放军胜黑龙江（五比三），广东胜广西（五比四），辽宁胜北京（五比三），黑龙江胜安徽（五比二），解放军胜河北（五比三）；
成年女子团体：
北京胜河南（三比二），黑龙江胜上海（三比二），辽宁胜解放军（三比一），河南胜上海（三比一），北京胜黑龙江（三比○），解放军胜吉林（三比二），辽宁胜江西（三比○）。
体操女子团体前六名：
湖南、广西、北京、解放军、云南、上海；
男子团体前六名：
江苏、解放军、湖南、河北、广东、上海。
围棋围棋团体前六名：
上海、河南、广东、福建、江苏、山西。
（新华社）

骨肉团聚格外亲
解放军男子篮球队和台湾男子篮球队在门头沟煤矿举行了一场比赛。
在这场比赛中担任评论工作的是台湾籍工农兵评论员吕月贞。
吕月贞是门头沟大峪中学的教员，回到北京已有二十多年了，今天在比赛场上同自己的骨肉同胞相遇，心情格外激动。
比赛结束后，她立即同亲人们热情地交谈起来。
她还即兴朗诵了一首自己新作的诗：
“……从亚洲、欧洲、美洲，从祖国的四方，为了一个共同目标，我们欢聚一堂。
在这骨肉团聚的时刻，我更加怀念海峡那边的故乡。
阿里山的云海至今还飘动在我的心上。
日月潭的清风时刻吹拂着我的胸膛。
可是啊！
她现在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模样。
苦难的家乡人民啊！
昂首北望，盼自由，盼太阳，盼着台湾快解放。
台湾一定会解放！
到了那一天，阿里山举臂迎亲人，日月潭纵情把歌唱。
那个时候，我要奔上阿里山顶欢呼：
台湾啊！
我回来了，我亲爱的故乡！”

一个骗人的外壳
——揭露苏修在“按劳分配”招牌下实行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
辽宁大学　景彦
今天的苏联，由于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变化，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分配关系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目前，苏联在分配关系方面实行的是劳者不获和获者不劳的资本主义分配原则。
可是，苏修叛徒集团却竭力掩盖其真相，并煞有介事地宣称，苏联是“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的社会主义社会”。
今年06月25日，苏修《真理报》还以《按劳分配》为题发表社论，胡说按劳分配原则已经成为苏联“生活不可违背的法则”。
苏修在这里玩弄的完全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花招。
当年列宁在揭露机会主义时曾经指出：
“不骗人就卖不出去，这是他们的格言。”
（《“保管人”仲裁法庭的总结》）欺骗，同样是今天苏修叛徒集团的格言。
他们把按劳分配原则当作欺世惑众的一种招牌，来掩盖他们对苏联劳动人民残酷剥削的实质。
按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
在苏联，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掌握着政权，也掌握了全国的生产资料，垄断了消费品和其它产品的分配大权。
而广大劳动人民则沦为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劳动者，遭受残酷的剥削。
苏修新资产阶级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的大量剩余价值，在内部则按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
据统计，从1960年以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除掉用来强化法西斯国家机器、扩军备战和资本积累的那部分，其余部分中的绝大多数被这伙新资产者肆意挥霍，满足他们穷奢极欲的寄生生活的需要。
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照例是不从事任何生产劳动的，而是“为掠夺而管理”，“借管理来掠夺”。
（列宁：
《怎样组织竞赛？
》）苏修却把这种剥削活动称为比工人农民的劳动效用更高的“复杂劳动”，并宣称对这种“更熟练、更紧张、更重要或更负责的工作，要用更多的报酬来刺激”。
这就为他们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津贴等途径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制造理论根据。
他们给自己规定的名义工资同一般工农的工资相比，差距悬殊。
党政军头目的月工资在几百卢布至二、三千卢布之间。
担任科研部门领导职务的科学院院士的工资也高达一、二千卢布。
他们的工资都比苏修公布的最低工资高几十倍。
企业经理、总工程师等人的名义工资为三、四百卢布。
但是，照规定，他们的工资要按企业的规模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来确定。
比如，规模较大的黑色冶金、煤炭企业和建筑托拉斯的头目就可以拿较高的工资。
这就是说，谁掌握的企业规模越大，支配的资本越多，谁的工资就越高。
苏联从1973年起还在若干重工业部门内对企业领导人和技术人员试行规定“劳动报酬等级”的新指标。
其实质是，企业领导如能最经济地使用不变资本，最有效地榨取工人劳动，就能得到最大的“劳动报酬”。
这种办法使他们的报酬同榨取剩余价值的职能直接联系起来。
在农村，集体农庄主席、总农艺师的收入也是很高的，同报酬最低的庄员相比，在不少地区这个差距达二十倍以上。
从这里可以看出苏修按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的一个侧面。
苏修新资产者的名义工资虽然很高，但他们利用特权取得的种种优厚收入更为可观。
苏修党政军头目同时还拿到名目繁多的各种巨额津贴、特定工资、兼职兼薪，等等。
为“院士”、“教授”等人，还规定了学位津贴、外语知识津贴等大量外快，带研究生、译书、审稿、作学术报告都有报酬，使他们每月的实际收入达几千卢布以上。
作家写书有高稿酬和版税，导演、演员演戏拍电影都有高额酬金和奖金。
苏修还用各种奖金的名义将成千上万卢布“奖给”那些“社会名流”。
在苏修企业里，企业领导掌握发放奖金的大权，结果使大部分奖金落进了他们自己的腰包。
据苏修报刊透露，在七百零四个实行“新经济体制”的企业中，从利润中抽取的日常奖金的款项，广大工人只得到百分之十八点一，而经理、工程师等却得到百分之八十一点九。
又据苏修官方材料，1969年，全国工业企业中，工人得的奖金为其工资的百分之四，而企业领导人为百分之四十。
实际上，不少企业领导人得的奖金为其工资的一两倍，甚至更高。
有些奖金，按规定的得奖条件，工人是得不到的，有些则明文规定企业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高于工人，如新技术奖的最高额，前者可达六个月的职务工资，而工人却不得超过三个月的工资。
农庄主席也可以任意给自己规定奖金。
比如，列宁格勒州“纪念伊里奇”农庄主席，以二十年“有成效的领导”为借口，一下子“奖给”自己两个月的“工资”。
这不是明“奖”暗抢又是什么？
苏修新资产阶级还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享有种种特殊待遇。
为了满足他们骄奢淫逸的生活需要，政府开设了各级特殊商店，根据级别和职务的高低提供不同的特殊待遇。
在这些商店里，各种高级商品和西方进口的奢侈品应有尽有。
在莫斯科郊区、黑海岸边，到处是他们占有的私邸和别墅，还有专供他们游乐、渔猎的场所。
有的高级官员可以领到价值三百卢布的免费疗养证，家属随行还可以享受“宽厚的折扣待遇”。
有的人利用职权出国旅行休假。
他们还往往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把子女送进“名牌”的高等学校，安排在党政军的领导部门工作，从而实际上确立了特权的世袭制。
这种种特殊待遇是无法用卢布计算的。
苏修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一伙贪得无厌的暴发户，他们占有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欲望是永远无法满足的。
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串通一气，采取各种手段侵占劳动人民更多的劳动成果。
就连不断吹嘘所谓“按劳分配”原则的苏修《真理报》最近也不得不承认，“投机、贿赂、不劳而食”、“追逐暴利”等现象已经泛滥成灾。
苏修报刊还供认，从中央到地方，在工业、农业、商业、文教等领域，“许多领导人和党组织的负责人”、“企业和组织的领导人”，“同一的企图是怎样能赚得更多”和“靠损害人民的利益而轻易牟取暴利”。
他们当中，有些人还“亲自领导贪污盗窃集团”，大肆窃取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使不少人在“很短时期内”就成了“百万富豪”。
苏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就是通过这些手段大量地侵占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
他们的实际收入比一般工农的工资高出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这种差距反映的决不是什么“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之间的差别，而是极其残酷的阶级剥削。
列宁指出：
“通常所说的阶级究竟是什么呢？
这就是说，允许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
（《青年团的任务》）在今天的苏联，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占有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劳动，而他们当中，谁的地位越高，权力越大，支配的资本越多，谁就能占有别人更多的劳动，捞取更多的财富。
这才是今天苏联分配制度的实质。
对劳动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
苏修为了驱使工人向他们提供更多的剩余价值，拚命鼓吹“物质刺激”原则。
苏修一头目公然宣称，
“物质刺激”的“主要精神在于，先好好干，然后根据整个集体挣得的利润数额来分得自己的一份”。
显然，要劳动人民“先好好干”，这是真的；
而至于可以“分得自己的一份”，那完全是骗人的。
就以被勃列日涅夫吹捧为“完善劳动报酬”典型的“谢基诺经验”为例，它通过裁减人员，让一个工人完成原来要两个或三个人才能完成的工作量，但工人们因此而得到的奖金按规定却不得超过原工资的百分之三十。
又如，苏修在建筑部门大力推广的称为“兹洛宾方法”的工作队承包制，名义上要使工人的工资和奖金直接取决于“工程完成的期限、质量和实际造价”。
而实际上，兹洛宾工作队在采用这种方法的头两年中，工人通过增加劳动强度，使“施工期限缩短一半，劳动生产率提高百分之四十”，但由此创造的利润绝大部分（百分之六十至九十）“上缴国家”，即上缴给苏联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剩下很少一部分才按评定的等级发给工人作“奖金”。
因此，苏修越是“彻底地”实行“物质刺激”原则，苏联劳动人民遭受的剥削也越深重。
据苏修公布的材料，从1964年到1972年，苏修新资产阶级掠夺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约增加了一点六四倍。
1973年，苏联工业部门的剥削率高达百分之二百以上。
由此可见，随着工人劳动强度的提高而相应增加的决不是工人可以分得的那一份劳动报酬，而是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利润。
难怪勃列日涅夫都情不自禁地供认：
“我们必须毫不吝惜地进行物质鼓励，这笔资金将得到百倍的补偿。”
（在1973年苏共12月全会上的发言）一语道破了“物质刺激”的真相，同时也暴露了一副垄断资本家的贪婪嘴脸。
苏修在推行“物质刺激”、采用欺骗一手的同时，还凶相毕露地采用物质惩罚这另一手。
他们在企业中制定了数不清的清规戒律，稍有违反，即克扣工资和奖金，甚至罚款、开除。
因劳动中的“疏忽和缺点”，就可以减少工人基本工资，剥夺其奖金的全部或一部分。
对于完不成生产定额、出废品的，不管其原因如何，都要扣工资、罚款。
对于“违反劳动纪律”的，轻则取消奖金或调做报酬低的工作，重则竟给以解雇的处分。
农村的情况完全类同。
一小撮新农场主对广大农民“起一根鞭子的作用”，稍不顺眼，就给以各种经济制裁和行政处分，直至开除“庄员资格”。
例如，“共产主义之路”农庄主席一年内颁布了一百多项各种各样的处罚令，使每四个庄员中就有一人受到处罚。
“胜利者”国营农场场长一年内发布了二百二十三项处罚及追究物质责任的命令，迫使百分之四十的职工离开农场。
近年来，苏联各地解雇成风，大批职工遭到解雇，同时又有更多的人不堪于苏修资本家的剥削和恶劣的劳动条件而“自愿”离职。
苏修把这种现象称作“劳动力流动”。
据透露，工业和建筑业每年有一千多万人流动，农民背井离乡者每年有二百万人以上。
苏修采用的“物质刺激”也好，“物质惩罚”也好，手法虽然不同，但目的是一样的，即加强工人、农民
“劳动的紧张程度和强度”，迫使他们创造巨额的剩余价值。
这些事实充分说明，苏联广大工农群众在今天苏联的分配关系中完全处于受剥削的地位。
他们所得到的微薄工资只是维持最起码生活的劳动力的价格。
他们所创造的大量剩余价值被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吞噬。
在今天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下，所谓“按劳分配”，只剩下一个骗人的外壳而已。

在乔森潘副首相陪同下
西哈努克亲王和宾努亲王参观国营纺织厂
柬埔寨电台赞扬柬农业成就，今年粮食将实现自给自足
新华社1975年09月19日讯
据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之声电台09月19日广播，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主席、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亲王和夫人，09月17日上午，在乔森潘副首相陪同下参观了国营波成东第1纺织厂。
前往参观的还有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成员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成员以及刚从国外回到金边的柬埔寨知名人士。
西哈努克亲王和宾努亲王受到了工厂的男女战士、工人和干部的热烈欢迎。
这家新恢复生产的工厂，现在每天生产一万五千米各种布匹。
新华社1975年09月19日讯
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之声电台09月18日广播的一篇社论指出，柬埔寨由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路线，在农业生产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社论说，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柬埔寨革命组织执行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路线，基本上达到了自给自足。
连农业落后的东北地区也达到了自给自足。
在战争时期，正是由于柬埔寨人民和军队有足够的粮食，因此能够打败美帝的侵略，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直到解放全国。
社论说，由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农业的路线，柬埔寨除了满足人民和军队的需要之外，还有剩余的粮食出口。
解放后，许多过去逃往金边的居民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各地的团结增产组都有足够的粮食帮助他们解决生活问题。
这充分显示了柬埔寨革命组织的革命生产路线的正确性。
社论说，现在，各地的团结增产组更加巩固和不断发展。
各地农村的水库星罗棋布，水渠纵横交错，在很大程度上战胜了旱涝灾害，水稻种植面积大大增加，单位面积产量年年提高。
许多过去只能种一季作物的地区，现在一般都能种两季，有些地区甚至能种三季。
社论在谈到今年柬埔寨各地农业生产的大好形势时说：
“今年，我们将能够完全实现自给自足，明年将有剩余的粮食出口，今后还将出口更多的粮食。
我国的农业将成为工业的真正的基础。”

老挝桑怒集会庆祝万象和琅勃拉邦建立新政权
万象市妇女和青年纷纷加入爱国群众组织决心保卫革命成果
新华社万象电
据巴特寮电台报道，老挝老解放区桑怒省行政委员会最近举行集会，热烈庆祝万象和琅勃拉邦省市建立人民革命新政权。
老挝爱国战线中央委员、桑怒省爱国战线委员会主席披洪·宋巴和桑怒省的干部、战士、工人、农民三千多人出席了集会。
披洪·宋巴在集会上讲话后，集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表示支持全国各地的夺权斗争。
新华社万象1975年09月16日电
据老挝《人民之声报》09月16日报道，万象市广大妇女和青年纷纷要求参加爱国群众组织，决心为国家和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
09月12日，万象市第1个爱国妇女协会成立。
老挝爱国妇女协会的代表出席了成立仪式，并发表了讲话。
她号召广大妇女团结起来，保卫革命新政权。
参加万象爱国妇女协会的妇女纷纷表示，决心严格执行协会的章程，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力并履行应尽义务，为建设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09月13日和14日，万象市农村共有五百名青年加入了爱国青年协会。
报道说，目前，广大妇女和青年要求加入爱国群众组织的运动正在继续发展。
据新华社万象电
据老挝《人民之声报》报道，老挝爱国战线中央交通技术学校第1届毕业生于09月07日在万赛结业。
报道说，本届毕业生将根据国家需要，奔赴祖国各地，为医治战争创伤、建设祖国作出贡献。
这所设有桥梁和道路建筑、运输和运输机械化三个专业的交通技术学校还将于近期内招收新生。
另据老挝《人民之声报》09月08日报道，近日来，万象省、市人民在革命新政权的组织下，纷纷自愿投入湄公河防洪筑堤活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
报道说，从09月03日起，万象省沙丰县工人、农民等一千多人在当地革命新政权的领导下昼夜奋战，积极修筑湄公河堤坝。
经过五天的艰苦劳动，现已基本完成预定的筑堤任务。
万象市西科达邦县的人民群众五百多人也于09月05日组织起来，积极投入了防洪筑堤活动。
09月01日，二百多名民兵也主动参加了筑堤劳动。

联大总务委员会经过激烈辩论后决定
把朝鲜问题等列入大会议程草案
我代表黄华斥马立克反对修改宪章和兜售“裁军”黑货
新华社联合国1975年09月18日电
联大第30届会议总务委员会09月17日至18日举行会议，讨论本届会议的议程草案和暂定议题。
经过两天的激烈辩论，总务委员会决定把包括一百二十五项议题的议程草案提交大会讨论。
这些议题中包括朝鲜问题、接纳越南两方入会、修改联合国宪章、执行联大第7届特别会议作出的决定、中东局势、巴勒斯坦问题、塞浦路斯问题和反对殖民主义问题等。
在辩论朝鲜问题列入议程草案时，阿尔及利亚、中国等四十二国提出了《为在朝鲜把停战变为持久和平、为促进朝鲜自主和平统一创造有利条件》的议题和决议草案，它指出了朝鲜问题的关键和解决朝鲜问题的具体合理途径。
美国等国却提出了所谓《迫切需要充分执行联大第28届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一致意见和维持朝鲜半岛的安全》的议题和决议草案，它不但为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提出了先决条件，而且只字不提撤退在南朝鲜的美国军队。
实际上是企图使本届大会同意美国军队无限期地留驻南朝鲜，并使朝鲜的分裂局面固定化和合法化。
中国代表黄华在辩论中发言，反对将美国等国提出的议题列入大会的议程，坚决主张将阿尔及利亚等四十二国的议题列入议程。
许多第3世界国家的代表赞同中国代表所持的立场。
阿尔及利亚等国的议题以十七票赞成、零票反对，同意列入向大会推荐的议程草案。
美国等国的议题也列入了议程草案。
总务委员会向大会推荐的议题是在“朝鲜问题”的总标题下，第1项是阿尔及利亚等国提出的议题，而美国等国提出的议题则列为第2项。
当总务委员会讨论把修改联合国宪章这一问题列入议程草案时，苏联代表马立克在发言中妄图阻挠许多国家的正当要求。
他叫嚷什么“首先不是修改联合国宪章，而是各国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
中国代表黄华在会上驳斥了马立克的无理主张。
他指出，苏联代表在这里喋喋不休地重复其反对修改宪章的谬论，不仅同议事规则完全不符，而且也再次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了它利用联合国宪章推行霸权主义的顽固立场，以及反对广大第3世界和中小国家修改宪章的正义要求的丑恶面目。
在18日举行的总务委员会会议上，马立克还再次发言兜售所谓“缓和”、“裁军”的黑货。
中国代表黄华在发言中针锋相对地揭露了他极力鼓吹的所谓“缔结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建议。
黄华指出，苏联的这项议题，根本不敢触及全面禁止使用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储存这个要害问题，而是在它已经进行了无数次的核试验，正在拚命完善核武器、扩大核武库的时候，提出所谓要求缔结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建议。
这种拙劣的欺骗手法，是蒙骗不了日益觉醒的世界人民的。
他说：
“中国代表团将在本届大会审议这一建议时，进一步揭露它的欺骗性和极端虚伪性，并阐明我们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