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看社会主义的新型干群关系
——昔阳县委不断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把干部和群众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到山西昔阳县来学习大寨经验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昔阳上上下下，县里和基层，干部和群众，团结一致，真心实意地推广大寨的先进经验，使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山河面貌日新月异。
记者听到许许多多参观者称赞昔阳县的工作说：
“昔阳县委把群众团结得真好，这里的干群关系真密切！”
这是实实在在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昔阳县的干部和群众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建设大寨式的县而共同奋斗，逐渐形成了社会主义的新型的干群关系。
今年以来，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过程中，昔阳县委和县革委会的同志进一步认识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特别在干群关系上，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法权观念还存在着。
要进一步搞好新型的社会主义干群关系，县委和各级干部就要不断地促进思想革命化。
要真正懂得群众的感情
要真正懂得群众的感情，就要使群众的感情深入到我们的脑筋中来。
大寨在昔阳，昔阳人民学大寨的感情，一直是很迫切的。
可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昔阳县委某些同志，一度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不理解群众的感情，脱离了群众，偏离了毛主席指引的农业学大寨的道路。
这是很深刻的历史教训。
陈永贵同志担任昔阳县委书记的第1天，就要求县委和县革委会的一班人牢记历史的经验教训，经常迈开双脚到群众中去，看看群众在想什么，干什么，真正体察群众的感情。
他自己当时爬山涉水，跑遍了全县二十个公社，和群众一起劳动，一起谈心，了解群众的愿望，鼓舞群众的斗志，把多年来没有推开的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发动了起来。
昔阳县委和县革委会的同志，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深刻地体会到，要真正懂得群众的感情，首先要懂得群众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感情。
如果群众想大的、干大的，自己想小的、干小的，就不是真正懂得群众的感情。
他们说：
“只有走出办公室，到群众正在大干苦干的地方去，和群众一起大干苦干，才能真正懂得群众的感情。”
1973年底，昔阳县在巴洲川的上游兴建一座蓄水七百五十五万方的水库。
原定计划，大坝在1976年合龙。
但是，群众说，按常规办事不行，大坝要提前合龙，尽快改变巴洲川的落后面貌，尽早为国家多产粮食。
县委和县革委会同志及时体察到群众这种迫切愿望，就带领机关干部和企事业职工，扛着工具来到水库工地。
他们天不明就出工，天不黑不收工，和群众一起大干，满身泥巴满脸汗。
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感动地说：
“干群齐了心，山河面貌新！”
大坝在今年07月01日胜利合龙蓄水，比原计划提前一年。
昔阳县委和县革委会的同志，保持了战争年代那么一种拚命干革命的精神。
他们办事不讲职位，工作不挑轻避重，努力为党、为人民工作，几年来谁也没有歇过星期天。
县委副书记王金籽在机关主持工作，常常是：
清晨迎着朝霞离开办公室，到生产队一边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边了解情况；
晚上，披着一身尘土返回机关，听取值班同志的汇报，处理当天的工作，直到深夜。
有人觉得，县里大部分领导成员长期在下面蹲点，王金籽可以心安理得地呆在机关指挥工作。
但是，王金籽却不这么看，他说：
“在机关里主持工作就不下去了，那还会脱离群众，做不好工作。
只有经常挤出时间深入群众，参加劳动，了解情况，才能指挥得当。”
昔阳县委和县革委会的同志，在遇到重大问题的时候，更是眼睛向下，虚心向群众问计求策，同心协力战胜困难。
1972年的冬天，正当昔阳迈开大步学大寨的时候，有人诬蔑昔阳县大干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是什么“刮共产风”，“不符合政策”……怎样估价自己的工作？
如何对待面临的严重斗争？
昔阳县的领导成员牢记毛主席的教导：
“一刻也不脱离群众”。
他们立即把南垴、石坪等八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请来，一起分析昔阳学大寨的路到底走得正不正？
八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对照毛主席的教导，用本队学大寨的成绩，对那些诬蔑昔阳学大寨的谬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南垴大队党支部书记李锁寿说：
“斗错误思想，斗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啥时也错不了！”
这八个基层干部鲜明的立场，给县委撑了腰，使他们更清楚地看到群众干社会主义的巨大积极性。
于是，他们旗帜鲜明地发动全县群众狠批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开展了一场反修防修的教育，使学大寨运动不停顿地向前发展。
要时刻想到权力是人民给的
昔阳县委和县革委会的同志，时刻想到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
他们总是这样说：
担负了领导工作，不能比群众高一头、宽一膀，只能为人民办事，不能为自己谋私利。
否则就会把自己放在人民群众的对立地位。
县委有个成员，在旧社会受过压迫和剥削，很早就参加了革命。
解放后，他能同群众打成一片，工作埋头苦干。
后来，他担负了领导工作，慢慢地变了，特权观念浓了。
有一次，他家所在的生产大队规划建设新农村。
他觉得规划影响他家的利益，便要生产大队修改规划。
干部和群众意见很大，说他耍特权，“象个旧社会的县太爷”！
县委发现了他的问题，严肃地指出：
“站在群众之上指手画脚，利用职权谋私利，这是国民党旧官吏的派头。
如果不警惕，发展下去，就会变修！”
为了利用这个教训敲起警钟，县委组织领导成员批判资产阶级特权思想，使大家认识到，人民给的权力，必须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绝不能耍特权！
昔阳县领导成员在实践中还深切体会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要用人民给的权力为人民谋利益，就要时刻牢记人民群众的这一根本利益。
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在领导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十分注意帮助基层单位牢牢掌握社会主义方向。
今年年初，王金籽去洪水公社蹲点，听说东沟大队在副业经营方向上有问题，心里很不安，立即来到了这个大队。
他召开了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调查研究了这个大队农副业生产的比例，发现大部分副业生产独立于农业之外，单纯为了赚钱，不为农业生产服务，以致长期以来土地失修，粮食产量不高。
县委马上派去了调查组，同干部和社员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引导大家分析重副轻农、弃农经商的危害性，批判了资本主义倾向。
这个大队的干部改正了过去的错误做法，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
之后，县委把东沟大队的经验教训，通报全县，组织全县各社队进行讨论，使人们进一步认清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坚持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
昔阳县的领导成员，珍惜人民给的权力，时时考虑如何多为人民谋利益。
去年冬天，县水利局提出了一项穿透沾岭山，让萧河水倒流的工程规划。
县委同志看了图纸，听了说明，情绪很高，有人主张立即动手。
但是，他们想到，县里一决定，全县成千上万的人就会照着干，如果规划有差错，草率动工，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就是滥用了党和人民给的权力。
于是，全体常委同志亲自同社队干部、群众和技术人员一起，冒着刺骨的寒风，爬山越岭，边看、边议。
大家根据实际情况，对原方案作了重大的修改，制定了一个既省工，又见效快、收益面积大的新方案。
昔阳县委经常开这样的“流动常委会”，他们说：
“流动常委会”能冲刷官气，讨论问题能切合实际，决定问题能克服盲目性，能真正用好人民给的权力。
要主动接受群众的监督
昔阳县委的同志常说：
一个领导干部，只要真正放下架子，克服“比群众高明”的思想，虚心当群众的小学生，就可以密切干群关系。
他们经常采取“倒蹲点”的办法，让农村党支部书记和贫下中农代表住到县里，帮助县委进行整风。
批林批孔运动中，到县里来“倒蹲点”的基层干部和群众代表，帮助县委和县革委会的同志，肃清“唯生产力论”的流毒，批判孔孟的中庸之道和一些不正之风，使县委提高了抓意识形态领域里革命自觉性和反修防修的能力。
昔阳县委领导成员说：
“只有领导心里有群众，群众心里也才会有领导。”
他们认为，要做到这一步，首先自己要主动接受群众的监督。
去年冬天，昔阳县接连下了几场好雪，开春后，有的同志看到土地墒情不错，就放松了抗旱宣传教育工作。
生产办公室的一位干部，看到了这种麻痹思想，就找到县委副书记赵满仓说：
“昔阳县春旱秋涝，只要春天刮几场热风，就会把墒情刮坏。
县委领导不能光盯着那几场雪，要立足于抗旱夺丰收。
靠天吃饭打饭碗，抓水抗旱最保险，带头人思想一麻痹，就会给全县的生产造成巨大的损失！”
听了这位干部的意见，县委马上召开了常委会进行研究，定出抗旱的措施。
03月份以后，昔阳县连续刮起了热风，有的地方干土层有二寸多厚。
但由于各生产队事先蓄了水，及时地进行了浇灌，抗御了干旱。
县委成员自觉地接受群众的监督，使上下级的关系、干群关系发生深刻的变化。
广大农村基层干部感受很深。
李家庄公社石坪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有棠说：
“我1953年就在村里担任党支部书记，可是，文化大革命前，有几任县委书记，都是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我到县委办个什么事，看到书记派头大，说话都感到很拘束，有啥事也就尽量不到县委去了。
文化大革命后，县委机关作风大变样，书记没架子，平易近人；
干部态度和蔼，办事认真。
到了县委，看到书记觉着亲，啥话也敢说。
一到县里脚不由得就迈进了县委会。”
这番话代表了许多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对县委的评价。
在昔阳县，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发现了问题，就及时写信告诉县委，有时还亲自到县委反映。
他们到了县委会自己倒水，自己搬座，无拘无束。
他们觉得这件事应该找书记，就找书记；
应该找机关干部，就找机关的干部，当面锣对面鼓，不拐弯抹角。
而县委的同志听了群众的反映，都能认真对待，能立即解决的就解决，重大的问题需要调查的，也能雷厉风行派人调查。
昔阳县就是这样做到“领导心里有群众，群众心里有领导”，建立了社会主义新型的干群关系。
本报记者

在参加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庆祝活动后
西哈努克亲王乔森潘副首相率代表团到京
宾努首相和夫人，邓小平、李先念、吴德、谭震林等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1975年09月04日讯
以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为团长，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总司令乔森潘为副团长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代表团，在参加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庆祝活动后，今天下午乘专机从河内到达北京。
西哈努克亲王的夫人莫尼克·西哈努克公主同机到达。
同机到达北京的还有代表团团员：
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人民教育和青年大臣英蒂丽、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吉春。
到机场迎接的有：
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主席、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亲王和夫人，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委员秀木、杨森安和夫人，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外交副大臣万比尼和夫人；
我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李先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德、谭震林，外交部副部长何英，有关方面负责人林佳楣、朱传贤、梁枫，中国驻柬埔寨大使孙浩；
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阮仲永、越南南方共和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阮成功。
到机场迎接的还有：
柬埔寨驻中国大使笃坎敦和夫人，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成员、王室成员。
（附图片）
西哈努克亲王、乔森潘副首相等到京时，宾努首相和夫人，邓小平、李先念、吴德、谭震林等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记者摄

新疆叶城县委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
各民族干部和群众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团结战斗，发展了全县的大好形势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1975年09月02日电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叶城县委，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进一步调动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展了全县的大好形势。
叶城县境内居住着维吾尔、塔吉克、柯尔克孜、汉、回、乌孜别克等民族的人民。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后，这个县县委领导成员结合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重温了党的民族政策和马列、毛主席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
通过学习，他们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民族政策的理解。
他们说，要带领各族人民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必须贯彻好党的民族政策。
因此，他们更加自觉地把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任务来抓。
在县委领导班子里，各族成员互相学习，互相尊重，互相帮助。
有着二十多年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经验的县委书记、汉族干部孟庆，在领导工作中坚持走群众路线，善于同当地少数民族干部密切合作，遇事注意同他们商量。
今年以来，他更加经常深入各社、队，访问群众，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倾听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同少数民族人民保持亲密的联系。
对待重大问题，县委认真同少数民族群众和干部充分讨论，然后才做出决定。
工作中，他们注意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
这个县的南部是昆仑山和喀拉昆仑山，北部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肥源少，土地肥力差。
今年年初，县委准备在全县制造和推广使用腐植酸铵肥料。
这种肥料制作简便、肥效高。
但是许多群众和干部却对这种肥料表示怀疑。
于是县委决定暂不推广这种肥料。
他们专门指定了三名常委负责进行试验。
试验结果证明，施用腐植酸铵的小麦生长最好，麦苗茁壮。
腐植酸铵试用成功，广大少数民族干部和社员受到很大鼓舞。
在这个基础上，县委又举办了一期试验、推广腐植酸铵的技术学习班，为各社、队培训了一批技术人材，终于使腐植酸铵的试验和推广工作在全县迅速铺开。
现在，这个县不仅在县城建立了一个腐植酸铵加工厂，而且有许多社、队也都积极生产这种肥料，为发展全县的农业生产创造条件。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叶城县委积极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
现在，全县县、社两级领导班子中，少数民族干部已占到百分之八十七。
为了充分发挥这些少数民族干部的作用，县委十分注意这支干部队伍的思想建设。
今年以来，县委采用县、社两级举办学习班的办法，先后轮训了一万多名生产队长以上的少数民族干部。
在学习班里，县、社两级党委领导成员同他们一起，联系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历史和现状，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
通过学习，广大少数民族干部加深了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进一步提高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加衣提列克公社党委书记买买提艾合来提，是个新干部。
有一段时间，由于他产生了和平麻痹思想，放松了抓阶级斗争。
在学习班上，他受到启发。
回到公社以后，他和公社党委其他成员一起，对全公社的干部和群众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发动群众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调动了广大干部和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叶城县委遵照毛主席关于“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的教导，经常向各民族干部和群众进行民族团结的教育。
在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时，县委特别强调汉族干部要热爱少数民族，虚心向少数民族学习，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同时，要求各民族干部和群众都要主动搞好团结，认真做到互相学习，互相帮助。
这样，就使全县各民族之间的革命团结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民族团结的佳话到处盛传。
铁提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汉族干部于国言，是个青年干部，缺乏领导工作经验。
这个公社的党委书记、维吾尔族老干部吐尼牙孜衣明，经常找他谈心，同他一起学习革命理论，交流工作经验。
这个公社其他少数民族干部也都象关怀亲兄弟一样关心他的成长。
于国言虚心向兄弟民族干部学习，增长了才干，提高了领导水平。
叶城县委由于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全县革命和生产的发展。
现在，这个县各族人民的革命团结进一步增强，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
各族干部和群众意气风发，团结战斗，全县从城镇到农村、牧区，到处呈现出一派努力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搞好革命和生产的动人景象。

毛主席语录
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
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
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
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

投降主义路线的赞歌
——批判《水浒》对农民起义的歪曲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毛主席最近指出：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
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是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小说。
两千年来，在我们祖国的大地上，擂起过无数回农民起义的战鼓，兴起过几百次农民革命的风暴。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
那斩木为兵，揭竿而起的英雄气概，那“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豪迈宣言，那“杀尽不平方太平”的战斗决心，都充分表现了中国农民不甘屈服于反动统治的顽强反抗精神。
它铭刻在多少代劳动群众的心头，激励过多少代革命志士去战斗。
然而，在《水浒》这部书中，革命农民可歌可泣、气壮山河的反抗斗争，却被颠倒、被歪曲、被否定了。
它把宋江这个投降派捧上了天，对以李逵为代表的革命农民肆意贬低和丑化。
投降路线被百般歌颂，革命路线被横加指责。
一句话，宣扬投降，反对革命。
是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还是造反有罪？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
由于农民在封建社会受压迫受剥削的政治、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反抗的必然性。
特别是在阶级矛盾激化的时候，农民的革命造反意识更加强烈。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十分痛恨榨取他们血汗的剥削者，认为反抗剥削、压迫的斗争有着充分的正义性。
和历史上宋江同时起义的农民英雄方腊，就曾向广大劳动人民宣传了这个正义性。
他控诉说：
“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独吾民终岁勤动，妻子冻馁，求01日饱食不可得！”
他大声疾呼：
“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
号召群众奋起造反。
但是，《水浒》却污蔑方腊是“江南草寇”，把方腊起义军的革命造反行动说成是“残害”百姓，必欲斩尽杀绝而后快。
《水浒》中的宋江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造反有罪”论者，他把晁盖等智取生辰纲，造反上梁山的革命行动污蔑为“犯了迷天之罪”，“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
直到上了梁山，混入农民革命队伍之后，他依然攻击起义军“造恶甚多”，“罪恶迷天”。
是反抗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还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以李逵为代表的梁山起义军广大战士，和黑暗的封建统治是势不两立的。
李逵主张推翻宋王朝、夺取政权。
在皇帝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他蔑视皇权，粪土王法，不仅敢于闹县衙，打钦差，而且把皇帝的御座称为“鸟位”！
他一再大声疾呼“杀去东京，夺了鸟位”。
但是，这种推翻地主阶级政权、建立农民革命政权的朴素要求，却屡遭宋江等人喝骂，被斥为“胡言乱语”，“再如此多言插口，先割了你这颗头来为令，以警后人”。
相反，宋江对赵宋皇帝是崇拜得五体投地的。
在梁山起义军中，他多次公开宣称，只反对“滥官当道，污吏专权”，表白自己“怎敢背负朝廷？”
甚至对昏庸腐朽的宋徽宗，他也是煞费苦心地百般回护说：
“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
等到一受招安，便立刻张贴告示，肉麻地吹捧起“天子宽仁厚德”来了。
直至最后喝了御赐的鸩酒，他仍然口中念念有词地说：
“宁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
《水浒》歌颂的，就是这样一个封建皇帝的忠实奴才。
列宁说：
“中国农民这样或那样地受土地束缚是他们受封建剥削的根源；
这种剥削的政治代表就是以皇帝为政体首脑的全体封建主和各个封建主。”
毛主席在论述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点时指出：
“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
“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
中国历史上，多少次农民战争的矛头都是对着地主阶级的国家及其头子封建皇帝的。
从陈胜、吴广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起，农民革命英雄们一次再一次地把封建皇帝头上的金冠打得滚落尘埃！
这才是农民革命的真实记录。
是坚持农民起义的革命精神，反对腐朽的孔孟之道，还是“全忠仗义”，死守儒道作奴才？
《水浒》中的宋江，是个孔孟之徒。
对封建皇帝，他讲“忠”。
所谓“忠肝盖地”，“尽忠报国”，“忘生报国，万死不辞”。
《水浒》为了宣扬这个“忠”，在宋江死后还让他的鬼魂跑到宋徽宗的梦里“垂泪启奏”，表示忠心。
对地主老子，他讲“孝”。
宋江很讲究“昏定晨省，以尽孝敬”这一套。
晁盖劝他上梁山，他就抬出“孝”的招牌加以拒绝，说什么“上逆天理，下违父教”，万万行不得。
对朝廷派来镇压起义的反动军队，他讲“恕道”。
在起义军战败官军之后，宋江总是勒兵不追，说什么“以强欺弱，非所愿也”。
每当俘获反动将领时，他总是“亲解其缚”，“纳头便拜”，一概待之如上宾，一副奴才相。
尤其毒辣的是，宋江还用儒家的反动思想内容来篡改体现革命农民团结造反的“义”，使它服从于忠君这个封建思想的最高原则。
孔孟之道，是宋江麻醉农民起义军的精神鸦片，也是他搞投降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
我国历史上每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风暴，在思想上同时又都是一次反孔斗争。
随着农民革命斗争的发展，反孔的旗帜越来越鲜明。
这种反孔斗争正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整个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怎么能把孔孟之道的黑幡，冒充成指引农民革命的战旗呢！
是反对投降，还是跪求招安？
这是梁山泊农民起义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其结果必然是受招安。
毛主席说：
“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宋江就是一个热衷于受招安的投降派。
从对上二龙山的武松临别赠言，到“菊花会”上赋诗明志；
从劝说被俘军官上山，到接招安诏书时山呼万岁，处处说明宋江这个家伙盼的是招安，等的是招安，求的是招安。
更有甚者，《水浒》还特意安排了一个宋江亲自出马，钻营门路，乞求招安的场面。
宋江也是去了东京的。
不过，他不是如李逵所主张的那样“杀去东京”，怀着胜利的喜悦踏翻金殿的御座，而是乔装打扮，带着奴才的笑脸溜进妓女李师师家里，企图通过她“告一道招安赦书”，效法孔老二，上演了一出“子见南子”式的丑剧。
李逵、吴用和阮氏兄弟是反对招安，不愿意投降的。
列宁指出，“劳动农民在几百年的过程中养成了一种敌视和仇恨这些压迫者和剥削者的心理”。
出身赤贫的李逵，被压在封建社会的最低层，与封建统治者有不共戴天的仇恨，革命是很坚决的。
他手掿双斧，声喝如雷，在多少次激烈的大小战斗中，冲锋陷阵，无所畏惧，斗争是何等的勇敢。
他大闹“菊花会”，对宋江提出的求招安主张非常气愤，一脚把桌子踢翻，痛斥宋江：
“招安，招安！
招甚鸟安！”
旗帜是何等的鲜明。
可是，《水浒》为了贬低和反对农民革命路线，肆意丑化李逵等革命农民的形象，总是以他们屈从宋江为结局，借此肯定和宣扬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
这完全是对农民革命斗争的歪曲。
一部中国农民革命史，充满了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英雄事迹。
他们抱定“一入兵阵，视死如归”的决心，谱写了一篇篇英雄的乐章。
当然在农民起义中会出现一小撮叛徒，他们有的本来就是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的剥削阶级分子，有的则是由于封建思想的腐蚀而蜕化变质的，他们是农民革命队伍里的败类，根本代表不了广大农民的意愿。
“投降主义者是得不到群众的”。
我国历史上的农民英雄们不但有对反动统治者宁死不屈的战斗意志，而且勇于同投降主义路线毅然决裂。
唐末农民起义时，王仙芝多次乞求招安，准备跪受唐朝给的“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的官衔。
对这种无耻投降的行径，农民起义军广大将士十分愤慨，群起责骂和反对，他们与王仙芝决裂，转战南北，坚持斗争。
这才是我国农民起义真正的光荣传统。
阶级斗争是复杂的。
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立和斗争，总要反映到农民革命运动中来。
判定一条政治路线，主要看它的阶级实质，看它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和愿望。
《水浒》宣扬的宋江投降主义路线，根本不是农民革命的路线，而是一条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路线。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实质上是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
地主阶级死心塌地地拥护皇帝，以便维护封建剥削制度，巩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
在封建社会里，除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这一主要矛盾外，还存在着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
因此，每当阶级矛盾激化，地主阶级中的某一集团，可以在反对贪官、澄清吏治的骗人幌子下，转移革命人民的斗争目标。
《水浒》一开始就写高俅发迹，把高俅作为对立面，接着是王教头私走延安府，林冲刺配沧州道；
然后又写宋江不满蔡京，私放晁盖，惹出杀惜之祸，直到刺配江州，酒后题诗，弄得差点丢了脑袋，以及宋江骂高俅一伙是“滥官”，“污吏”，是“闭塞”皇帝的“奸臣”，处处突出的是宋江一伙同高俅的矛盾。
正如毛主席深刻地指出的：
“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
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政治纲领正是这种矛盾的反映。
他力图利用这个纲领来改变农民革命的性质和方向，把它纳入地主阶级内部斗争的轨道，实现他们维护封建王朝的目的。
其实，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其结果必然是保皇帝也保贪官。
在梁山起义军三败高俅之后，起义将领在水里活捉了这个恶贼，把他象落水狗一样扔到“忠义堂”下时，宋江却“纳头便拜，口称：
‘死罪’”。
为了得到皇帝的招安，此时此刻，宋江连他标榜的反贪官的口号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对农民起义，反动阶级总是交替使用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这两手的。
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可能出现投降派。
当统治阶级由军事镇压转变到招安为主的策略时，投降派的活动就会更加猖狂。
招安是反动统治阶级瓦解和消灭农民革命队伍的反动政策，是政治欺骗的集中表现。
“一封恩诏出明光，伫看梁山尽束装”。
宋王朝正是在武力镇压不能奏效的情况下，采用招安这种“怀柔”政策，达到了“伫看梁山尽束装”的目的。
当宋王朝的统治者变换策略时，宋江变本加厉地推行他的投降主义路线，断送了梁山的革命事业，实现了赵宋王朝的愿望，干了反动派用武力所做不到的事情。
正因为这样，宋江这个叛徒，在反动统治者那里一时身价倍增。
皇帝赞扬他：
“素怀忠义，不施暴虐。
归顺之心已久，报效之志凛然。”
镇压梁山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张叔夜，也“不爱黄金爱宋江”。
这说明，宋江的路线，代表的是地主阶级的利益。
梁山起义军不是在困难重重、居于劣势的情况下遭到失败，而是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的胜利高潮中缴枪投降。
这个问题，值得注意和研究。
路线正确与否决定着革命事业的胜败。
这是一个被历史事实反复证明了的真理。
作为在制定和推行路线过程中起重大作用的领袖人物，他们的状况如何，是极其重要的。
在晁盖当权、执行正确路线的时期，梁山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整个山寨是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
宋江这个家伙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上山的。
在他临上山时，曾信誓旦旦地向晁盖表示：
“这回只得死心塌地，与哥哥同死同生。”
然而，上山之后，他却处处排挤晁盖，扩大自己的势力。
每当有重大军事行动时，他总是假惺惺地说什么“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使得轻动”，实际上是架空晁盖。
到后来，连口头上的谦让之词也没有了，象分派山寨各种任务这样的大事，也由他擅自决定。
用《水浒》的话来说，就是“凭陵欲作恢？
计，须仗公明作主张”。
宋江排斥晁盖是为了投降的需要。
《水浒》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叫晁盖“归天及早”，让宋江“把寨为头”，就是为了宣扬“瞻依廊庙”的投降主义路线。
晁盖一死，宋江坐上头把交椅，第1件事就是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
这实际上是把团结造反的农民革命路线，篡改为忠于宋王朝的投降路线。
为了实现这条路线，他不惜一切把对农民革命怀有刻骨仇恨的大地主卢俊义拉入领导集团。
梁山起义军之所以在战绩卓著的形势下被拉上投降道路，就是因为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
地主阶级的代理人宋江篡夺了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他所推行的投降主义路线占了统治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梁山将士在战役中的一个个胜利，不但不能成为坚持革命斗争、扩大战果的基础，反而被宋江作为搞投降主义，与赵宋王朝进行反革命政治交易的筹码，和加快实现招安步骤的条件。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夺取。
梁山泊这个农民革命的堡垒正是被它内部投降主义的首领人物宋江搞垮的。
修正主义路线就是投降主义路线。
修正主义者就是投降主义者。
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他们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实行民族投降主义；
对内向资产阶级投降，实行阶级投降主义。
刘少奇、林彪都是如此，他们都是投降社会帝国主义的。
批判《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揭露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着重大的、深刻的意义。

“替天行道”析
宇波
晁盖一死，宋江就打出了“替天行道”的旗号。
宋江的这个旗号，是从哪里来的？
《水浒》这部书故弄玄虚。
先是九天玄女对他口头嘱托：
“汝可替天行道”；
后来，天上掉下来的石碣又刻着“替天行道”四个大字。
总之，这是老天给宋江的命令和委托。
其实，“替天行道”终究还是人造出来的，《水浒》只不过借助于神，给它涂上神圣的灵光，使它有更大的欺骗性罢了。
宋江所谓的“天”，只不过是封建制度和皇帝的别名；
所谓的“道”，不过是封建主义之道，孔孟之道。
九天玄女嘱咐宋江时说得明白，“替天行道”就是：
“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
译成白话，意思就是：
作为梁山泊起义军的头领，你要当个投降大宋皇帝的领头羊；
作为大宋皇帝的臣民，你要当个死心塌地的好奴才。
毛主席指出：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宋江在“替天行道”的口号下，就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
在他看来，天下是被乱臣贼子搅乱的，而皇帝是“至圣至明”的。
《水浒》不仅不反对皇帝，也不反对“好地主”和“好官吏”。
书中写了许多“好地主”和“好官吏”。
无为军的“黄面佛”就是一个“修桥补路，塑佛斋僧，扶危济困，救拔贫苦”的“好地主”，宋江本人也是这样一个“好地主”兼“好官吏”。
由此可见，“替天行道”，就是要形成一个由赵家皇帝到所谓“好地主”、“好官吏”的一统天下。
皇帝是封建统治的总代表，封建官吏是封建统治的工具，地主阶级是剥削阶级。
什么“好地主”、“好官吏”云云，都是骗人的鬼话。
既要“全忠仗义”，“辅国安民”，又处于农民起义军的客观地位，这是个矛盾。
这个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要么坚持“替天行道”，投降皇帝；
要么抛弃这个口号，转向革命。
二者必居其一。
宋江要坚持“替天行道”，就必然要把“只待朝廷赦罪招安”的投降愿望，变成卑躬屈膝乞求招安的实际行动。
毛主席指出：
“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宋江正是在“替天行道”的口号下，在接受招安后去打方腊——不“替天行道”的“强盗”的。
而这些不“替天行道”的“强盗”，恰恰是真正坚持革命的农民起义军。
宋江的“替天行道”，并没有也不会把高俅之类的贪官打倒，而是终于跟高俅一起“同心合意”消灭了方腊的农民起义军。
《水浒》鼓吹的“替天行道”，是一面投降派的旗号，它的实质就是：
替反动的封建统治者当奴才和帮凶。

“菊花会”上的斗争
解放军某部　刘祯祥　聂敬华
《水浒》七十一回的“菊花会”上，有一场投降与反投降的激烈斗争。
毛主席最近指出：
“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召集“菊花会”，是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步骤。
宋江上了梁山以后，为了实现招安投降的可耻目的，从各个方面作了准备。
他把“权借梁山水泊避难，专等朝廷招安”作为口头禅，反复表明自己的心迹，大造投降的舆论。
晁盖死后，宋江篡夺了领导权，就迫不及待地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打出忠于朝廷，等待招安的旗号。
他招降纳叛，把一些“生是大宋人，死是大宋鬼”的官军将领和恶霸地主，千方百计拉上梁山，造成投降派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优势。
他还借“英雄排座次”的集会，装神弄鬼，用所谓“天地之意，物理数定”的谎言，来诱骗和强迫大家接受他的投降主义路线。
然而，宋江心里明白，尽管经过这一系列的苦心经营，他的投降主义路线并没有被梁山农民军全体头领所接受，在招安问题上还存在着严重的斗争。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宋江迫切需要召集一次大聚会，把大家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他的投降主义路线上来。
宋江精心策划的“菊花会”开始以后，“筛锣击鼓，大吹大擂，语笑喧哗，觥筹交错”。
宋江开怀痛饮，陶然“大醉”，俨然象个“醉翁”。
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借酒赋诗，以诗言志，唱出“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的投降主义调子。
就这样，宋江把一个争取朝廷早日招安的行动纲领，向梁山农民军全体头领公开抛了出来。
宋江的投降主义调子还没唱完，李逵便睁圆双眼，大叫道：
“招安，招安！
招甚鸟安！”
搅乱了“菊花会”，这是李逵等人反对投降主义路线斗争的一次大爆发。
梁山农民军的基本群众和一部分领导骨干，从农民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出发，坚持革命，反对投降。
特别是李逵，曾经多次提出“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革命主张，对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进行了反抗和斗争。
宋江在“菊花会”上进一步提出招安投降的行动纲领，这就不可避免地要爆发一场投降与反投降的激烈斗争。
李逵再也按捺不住了，只一脚，把桌子踢起，攧做粉碎。
和一切反动派一样，宋江在搞阴谋勾当上也是颇为能干的。
在这场严重斗争面前，宋江使出了软硬兼施的反革命手法。
宋江知道，李逵是他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主要障碍；
只要镇住了这股“黑旋风”，反投降的革命风潮就可平息下来。
当宋江杀气腾腾地要把李逵“推去斩首”，遭到众多头领的反对时，他又借机一变，把李逵监禁起来，等候处理。
这时，他装着酒已醒了，诉说起自己与李逵“骨肉”一般的“情分”，责备自己因喝醉了酒“险些儿坏了”李逵的性命，还虚情假意地挤出了几滴眼泪，用地主阶级的人性论来抹杀投降与反投降的原则斗争。
接着，他又一次贩卖他那一套投降主义的陈词滥调，什么“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要等到“云开见日”，“赦罪招安”，大家就能“同心报国，青史留名”，强行通过他那个争取早日招安的投降主义纲领。
《水浒》的作者从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竭力美化和歌颂宋江这个投降派。
对于以李逵为代表的反投降派，则极尽丑化、歪曲之能事。
斗争刚一展开，就让他们灰溜溜地败下阵来。
在宋江搬出封建理教上下尊卑的“法度”，以“再犯必不轻恕”相威胁时，李逵竟“诺诺连声而退”。
作者把一个反投降派糟踏成这个样子，完全是为了肯定和宣扬投降主义路线。
“菊花会”后，宋江就把梁山泊的农民起义引向了投降的道路。
从“菊花会”的这场斗争中，人们可以看到宋江这类投降派的反动嘴脸，也可以看到坚持同投降派斗争的重要性。

一个学大寨的先进集体
郭大江
读了华西大队的调查，江南水乡人民意气风发地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跃然纸上，令人振奋！
华西学大寨十年，学出了不平凡的成绩，成为农业学大寨的一个先进集体。
他们粮食亩产连年超过两千斤并持续上升的事实，再次说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执行一条马克思主义路线，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是大有作为的。
“生产到顶”，“无所作为”的思想，是错误的。
这种思想，在大寨面前，在华西这样学大寨的先进典型面前，还能站得住脚么？
华西的成就还说明，正确处理人和物的关系，是何等的重要！
人，在生产力诸因素中，是最活跃的因素。
华西学大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正是为了首先把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起来，发挥出来。
路线正，人心齐；
人心齐，泰山移。
马克思主义一经掌握了群众，就可以产生出巨大的物质力量。
许许多多单位学大寨的先进事迹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改天换地斗争的胜利，无不以思想政治路线斗争的胜利为前导。
这是学大寨的一条基本经验。
华西大队的干部和社员下苦功夫，花大力气，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夺得了连年高产再高产的胜利，建设了焕然一新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事实说明，干社会主义就要有一个较全面的规划，有一个较长远的奋斗目标和重新安排河山的雄心壮志。
华西大队充分运用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社员生活共同富裕的事实，大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
促使社员们不断冲破小农经济狭隘思想的束缚，抵制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更加热爱国家、热爱集体，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提高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自觉性。
他们的精神境界就能够不断提高，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思想就更加明确。

及早动手做好三秋准备编辑同志：
当前，秋庄稼一天一个样，大面积动镰收割的时刻就要来到了。
我们公社不少大队和生产队发动群众总结往年的经验教训，分析今年“三秋”的特点，从各方面做好秋收、秋耕、秋种的准备工作。
但是，也有的大队和生产队干部认为“三秋年年搞，年年老套套”，掉以轻心，不做准备。
这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其实，忽视“三秋”准备工作的教训是不少的。
去年，我们这里有少数队事前不抓，临时着忙，不是缺绳、少套，就是农具、车具不全。
粮食不能及时上场，风吹雨打，损失不少，而且腾地缓慢，秋耕推迟，种麦误了季节，影响了今年小麦收成。
我们建议农村各级党组织立即抓紧对“三秋”工作的领导，教育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学理论，抓路线，克服麻痹大意思想，检查、落实“三秋”准备工作。
对收、割、运、打、翻、种等各种农机具及早进行整修、补充，夺取“三秋”生产的全面胜利。
天津市蓟县洇溜公社周亮
“三秋”大忙即将到来，提前做好秋收、秋耕、秋种的准备工作，是关系到今年秋季能否增产增收的大问题；
对争取明年夏粮的更大丰收，也甚为重要。
时间紧迫，事不宜迟。
希望农村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从思想上和物质上各个方面，早早抓好“三秋”准备工作。
　——编者

路线正　人心齐　泰山移
——江苏省江阴县华西大队党支部领导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调查
美丽富饶的江南水乡，有一个“农业学大寨”的先进集体，这就是江苏省江阴县华士公社华西大队。
这里，人的精神面貌和农业生产面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1964年前，这里的田块零碎，八百多亩田分成一千三百多块；
排灌系统较乱，抗旱抗涝作用不大；
耕作工具落后，费时费力。
如今，已建成四百多块平坦坦、排灌自如的格子化良田，排灌、耕翻、植保、脱粒、农副产品加工等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一年两熟变三熟，去年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二千三百二十九斤。
今年三麦、早稻两熟平均亩产一千八百七十斤，比去年增产二百零九斤。
这里每人平均只有八分田，去年每亩田向国家交售粮食七百斤，比十年前翻了一番。
过去，这里基本上是单一经济，如今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去年，多种经营收入占农副业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三。
公共积累近五十万元。
社员家家有余钱，户户有余粮，满村电灯亮。
华西人换思想地换装。
干部和社员热爱国家，热爱集体，为革命种田的积极性日益高涨。
老贫农瞿汝生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
为吃饱肚皮种田，产量已经够高了；
为革命种田，一亩田收三千斤粮食还嫌少，产量高了还要高，贡献多了还要多。
为什么华西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他们的回答是：
“农业学大寨”运动，创造了两种财富——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新思想创造了农业新面貌，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发展又促进了人们思想觉悟的提高。
只有路线正才能人心齐
学大寨前的华西，比较落后，种田年年靠贷款。
一小撮阶级敌人趁机捣乱，少数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倾向严重滋长，在一些社员中也出现“敲锣卖糖，各想各行”的现象。
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压抑。
大队党支部有的同志受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错误地认为集体力量弱，批判资本主义似乎理不直气不壮，甚至用一些物质刺激的办法来“调动”社员积极性，结果更涣散了人们的斗志。
毛主席发出的“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给华西大队党支部指明了方向。
他们以大寨党支部为榜样，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向资本主义倾向展开斗争，引导农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1964年冬天，大队党支部根据贫下中农迫切要求改变后进状况的愿望，制订了十五年远景规划。
规划一提出，贫下中农拍手赞成；
富裕农民则连连摇头，感到不合个人发家的心意；
阶级敌人也煽风点火，造谣破坏。
针对这个情况，大队党支部决定立即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他们挑选出二十多个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贫下中农，一户户、一队队，和干部、社员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议论集体经济发展的前途，使大家知道具体的奋斗目标，提高了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狠狠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判了资本主义倾向，宣传了远景规划，干部和社员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
第1生产队社员孙金才，有一手祖传的木匠好手艺。
解放后，他一直个人做木工，收入不少。
订远景规划那年，干部三次去请他为集体修农具，他一声不应，甚至故意扔掉斧头。
葛玉岐三番五次和他一起忆苦思甜，说：
你我都是木匠，旧社会同是受苦人。
我爷爷、父亲一辈子做木匠，到头来还欠一身债，地主抢去了工具，掮走了大门。
你一家也是被地主逼得无路走，只得丢了手艺，离乡背井租田种，出去一担挑，回来两手空。
解放后，我们生活富裕了，是靠手艺吗？
不是，是靠了毛主席，是靠了社会主义。
一席话说得孙金才思想开窍了，他拿起了斧头，一心为集体干活。
大队党支部运用孙金才转变的事例，对广大社员广泛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外出搞副业单干的人也回来了，大家齐心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
路线正，人心齐，革命和生产搞得热气腾腾。
不断冲破旧的思想束缚
华西十年大干，经历了三次思想斗争：
第1次，冲破“只想现得利，不肯下苦功”的小农经济狭隘思想束缚，展开了改天换地的斗争。
开始，有些社员看到有一部分农田基本建设不能当年受益，认为“不合算”，不愿出力气。
大队党支部带领群众学习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的教导，同时用大寨下苦功夫改造七沟、八梁、一面坡的事实，引导大家认清要彻底改变穷困落后面貌，就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
社员们冲破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从1965年起，连续苦干三年，改变了旧的灌溉水系面貌，1967年的粮食亩产达到一千三百七十斤，摘掉了“靠贷款种田”的帽子。
第2次，冲破怕吃大苦的无所作为的思想束缚，鼓足干劲改变面貌。
1968年，大队主要干部两次到大寨学习。
回来后，立即领导社员掀起了重新安排河山、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
这年冬天，江南水乡，大雪封门。
华西大队的社员在冰天雪地里干。
有些怕苦怕累的人说什么：
“把沟填成田，把田挖成沟，搬来搬去，自讨苦吃！”
党支部组织社员群众讨论了两个问题：
一是现在的吃苦与旧社会受地主资本家剥削压迫的苦有什么不同；
二是怎样看待现在这个“苦”？
在旧社会当了半辈子长工的朱法生深有感触地说：
“新旧社会两重天，过去吃苦受剥削，今天苦干为革命。”
社员们克服了怕苦畏难思想情绪，提出了“泰山压顶不弯腰，大干苦干创新业”的战斗口号。
建造电灌站，缺少石头，三十多个青壮年社员组成突击队，白天搞田间管理，晚上冒着寒风，摇船到沙山脚下的河道里，一个个不顾河水刺骨寒，下水捞石头。
他们接连干了三十多个晚上，捞石头二千多方，保证了建站的需要，为集体节省了开支。
一个冬春，社员们挑土十一万方，按计划完成了开挖总渠道，建设电灌站，改造旧村庄的任务。
1972年，粮食亩产超一吨。
这几年，华西大队粮食亩产平均每年递增一百斤，并提前七年完成了十五年规划。
第3次，冲破满足现状、因循守旧思想的束缚，坚持大干不停步。
1973年，大队党支部带领群众继续大干。
但是，有的社员说：
干了七、八年，农田建设蛮好了，生活也不错了，可以吃杯“定心茶”，歇歇气，享享清福了。
“拿当地农民的经验向农民作细致的分析，这就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党支部分析了一些干部和社员的思想状况。
五十多岁的老队长赵根元，看到全家每年收入上千元，米囤满满的，就觉得该让老一辈享享福了。
贫农社员孙德泉两兄弟也觉得第1个规划实现了，一亩打两千斤粮食，产量到顶了，没什么可干的了，应该让社员多理理家务了。
一句话，有些人满足现状，因循守旧，不想继续前进了。
党支部针对这种思想苗头，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开展社会主义教育。
他们一方面发动群众总结了实现第1个规划的经验，引导社员看到自己的力量，从自己创造的业绩中，认清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克服满足现状和因循守旧的思想，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自觉性。
另一方面教育社员站在华西，看到全国，看到全世界，既要看到华西和其他先进单位的差距，也要想到为革命多做贡献的责任。
党支部还组织社员查看农田水利建设，使大家看到还有百分之三十的田块急待改造。
经过这样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纠正了一部分人的错误思想，树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的信心。
老队长赵根元继续挑起抓革命促生产的重担，孙德泉兄弟俩分别当了农副业生产作业组长，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的积极分子。
许多社员看到社会主义事业一天天向上发展，心里总是热乎乎的，对前途充满着希望。
人心齐，泰山移。
这年冬春，他们不但超额完成了原定计划十六万土方的任务，还大积有机肥料。
粮食亩产达到二千二百四十九斤，比1972年亩产增长了二百四十八斤。
关键在于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
华西大队生产步步发展，社员思想步步提高，关键在于有一个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党支部“硬班子”。
华西大队的干部思想好。
干部们总是用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大队党支部书记吴仁宝的儿子，前几年由公社统一安排到外省做木工，收入交队。
当时，吴仁宝并没有注意这件事。
不久，吴仁宝觉察到这件事对社员安心务农有影响，便立即打电报叫儿子回来务农。
社员们赞扬吴仁宝的作法，然而他心里还感到不安，又在党支部会上剖析了这件事。
他说，干部办事情，不能只看到是不是手续合法，还必须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
凡是对社会主义事业有不利影响的，一件也不能干。
华西的干部们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教育子女，教育家属，教育亲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加强了干部与干部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的革命团结。
华西大队的干部作风好。
大队党支部要求干部要吃苦在前。
江南水乡每年第2个“双抢”大忙期间，党支部委员都担任作业组长，干活走在社员前面。
今年“双抢”刚开始，支部副书记吴锡坤的眼睛动了手术，但他回家后立即投入抢收抢种。
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华西干部已经坚持了十年。
去年，支委们全年平均劳动三百一十五天。
华西大队的干部遵守纪律好。
过去，党支部委员对于集体讨论通过的决议、决定，一般都能执行，但也出现过有人不认真执行的现象。
党支部经常对干部进行党的纪律教育，保证党的决议的贯彻执行。
多年来，他们对涉及到劳力外出和种植计划的安排，农副产品的分配和出售等较重要的问题，都坚持由支委会统一研究决定，支部委员带头严格执行。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华西大队的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就能有力地带领社员齐心协力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
社员的思想境界一天比一天开阔。
他们总是这样说：
“搞社会主义大农业，不能只顾鼻子底下的小天地。
一队富不算富，社社队队富，反修防修力量才能强。”
有些大队缺少资金，华西大队便主动从经济上支援他们；
有些社队缺乏技术力量，华西大队便派人去作辅导。
今年以来，华西大队党支部领导干部和社员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总结自己的经验，决心把农业学大寨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附图片）
华西大队干部和社员正在收割丰收的早稻。
　本报通讯员摄

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技术展览会开幕
中国国际贸促会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1975年09月04日讯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技术展览会开幕，今晚举行招待会。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部部长汉斯·弗里德里希斯和由他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德意志经济东方委员会主席奥托·沃尔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技术展览会展览团团长海因茨·胡夫纳格尔和展览团成员，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中国大使保尔斯。
我国外贸部代部长姚依林、副部长柴树藩，一机部副部长孙友余，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王磊，贸促会副主任肖方洲、王文林，有关方面负责人徐维勤、彭金波等出席作陪。
招待会洋溢着中国和西德两国人民友好的气氛。

在前往朝鲜访问途中
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总书记祖卢路经北京
新华社1975年09月04日讯
由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总书记亚·格·祖卢率领的赞比亚代表团在前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途中，今天路过北京。
到机场迎送的有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司长何功楷、副司长高建中，水电部对外司负责人鲁平和赞比亚驻中国大使马西耶，朝鲜驻中国大使玄峻极等。

外事往来
何英会见新西兰新闻代表团
外交部副部长何英04日会见新西兰新闻代表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新西兰驻中国大使韩瑞思也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吴凡吾、新闻司副司长王珍等。
肖鹏宴请日中渔业协议会代表团
中国渔业协会代会长肖鹏04日晚上宴请以日本日中友好协会（正统）中央本部顾问、日中渔业协议会会长德岛喜太郎为团长，奥田繁市为副团长的日中渔业协议会代表团全体成员。
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参赞佐佐木冨二和我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了宴会。
代表团是04日到达北京的。
他们将与中国渔业协会就签订渔业安全作业的协议进行会谈。
（新华社）

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
大型泥塑《农奴愤》在拉萨市展出
新华社拉萨1975年09月04日电
为了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大型泥塑《农奴愤》已创作成功，最近在拉萨市西藏革命展览馆正式展出。
大型泥塑《农奴愤》有力地揭露和控诉了旧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滔天罪行，热情歌颂了农奴们的斗争精神，体现了奴隶们创造历史的光辉思想。
大型泥塑《农奴愤》共分为“溪卡”（封建领主的庄园）、寺庙、“噶厦”（旧西藏地方反动政府）和农奴斗争盼解放等部分，由一百零六个象真人一样大的人物塑像、六个动物塑像和四块浮雕组成，并配有绘景、灯光、解说和音乐等艺术效果。
人们观看了这组大型泥塑展览，无不对反动农奴主阶级残酷野蛮的罪行，激起强烈的愤慨，认为《农奴愤》是对翻身农奴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激发人们反修防修和继续革命的好教材。
大型泥塑《农奴愤》是在西藏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下，由中央“五七”艺术大学美术学院赴藏雕塑组、沈阳美术学院赴藏教师和西藏革命展览馆等单位的艺术工作者，经过一年半的艰苦努力，共同创作成功的。
在创作过程中，他们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查阅了有关西藏社会历史和阶级斗争等方面的许多资料，提高了对这次泥塑创作的重要意义的认识。
为了搞好泥塑《农奴愤》的创作，泥塑工作者深入农村牧区进行调查访问，行程五千多公里，他们和翻身农奴一起劳动，参加了四十八次翻身农奴的忆苦会，听了七十五位苦大仇深的翻身农奴的愤怒控诉，同时，还邀请了许多贫下中农牧讨论和审查泥塑稿样。
他们在创作中遵照“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汲取西藏民间传统艺术的精华，运用圆雕、浮雕、画景等艺术手法，把旧西藏这座最反动、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的人间地狱，形象逼真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泥塑《农奴愤》通过各种不同人物性格的刻画，塑造了奴隶们敢于反抗的英雄形象，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翻身农奴参观泥塑展览时，许多人仇恨满腔，流着眼泪控诉说：
看了泥塑就想起了在旧社会被三大领主折磨死去的亲人，我们恨透了封建农奴制度，恨透了刘少奇、林彪、孔老二和达赖。
有的翻身农奴联想到现在的幸福生活，无限深情地说：
“喜马拉雅山再高也有顶，雅鲁藏布江再长也有源，藏族人民再苦也有边。
共产党来了苦变甜，喜马拉雅山再高也没有毛主席的恩情高，雅鲁藏布江再长也没有共产党的恩情长。”
已经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广大翻身农奴表示，我们要让我们的子子孙孙永远不要忘记旧西藏的仇和恨，一定要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世世代代跟着毛主席和共产党干革命。

心红志坚
——记贵州省“指点江山”医疗队
在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指示指引下，1968年春天，上海第1医学院等六所医科院校的二十几名青年学生，组成了“指点江山”医疗队，来到了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苗岭山区农村安家落户。
七年来，他们不管酷暑寒冬、日晒雨淋，爬高山，穿密林，风里来，雨里去，深入到苗寨侗村为群众防病治病，受到各族贫下中农热情称赞。
“指点江山”医疗队来到剑河县南哨公社不久，一位六十多岁的贫农老大娘，立即叫她的儿孙搀扶，行走了几十里山路，来到了医疗队住地，要求给她治好眼疾。
经检查了解，这位老大娘是因为内翻倒睫造成角膜溃疡，致使双目失明。
这位老大娘沉痛地对他们说，双目失明三十多年了。
解放前，苗岭山区一无医，二无药，有病只有去求巫医神汉，结果被骗了钱，病也没治好。
解放后，翻了身，想去治疗，但大医院都在城里，离得远，不方便。
最后，她恳切地说：
“大夫，请想想办法把我的眼治好吧，让我看看毛主席领导的新社会，我还可以为新社会出力哩！”
听了老大娘的一席话，医疗队的队员们深受教育。
他们想，这种眼疾并不是复杂的病症，可是，在这大山区，它却使这位老大娘长期受疾病折磨。
想到这些，更加激起了他们对旧社会和对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仇恨，他们决心要治好这位老大娘的病，用实际行动来捍卫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
他们认真地给她作了眼睑内翻矫正手术，经过精心护理和治疗，这位老大娘终于双目复明了。
当医务人员把蒙在老大娘眼上的敷料去掉时，她顺着医护人员的指点，看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
她噙着泪花激动地连声高呼：
“毛主席万岁！”
在医疗实践中，医疗队的同志深切感到，农村需要他们贡献力量，他们需要在农村这个革命熔炉里锻炼成长。
在医疗队党支部的领导下，全队开展了一系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活动。
在南哨公社大田生产队，他们看到十二户贫下中农苦战三年，劈山引水，改变落后面貌的英雄事迹深受鼓舞；
在当年红军长征时经过的老山界，他们听了贫下中农讲述红军革命斗争的历史，更加受到激励。
通过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医疗队全体队员扎根农村干革命的思想越来越牢固。
几年来，他们多次受到了县、区、公社党组织的表扬，人们称赞他们是“扎根山区干革命，心红志坚为人民”。
“指点江山”医疗队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
他们看到，由于山区群众居住分散，交通不便，有的病人来看病，需要好几个人护送抬来，走几十里到上百里的山路，不仅使病人病情加重，也影响集体生产。
在学习会上，队员们就这个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他们说，贫下中农为建设山区而忘我劳动，我们为什么不能为解除群众病痛送医送药上门呢？
于是，大家决定创办“扁担医院”。
从1972年下半年以来，他们挑着行李和医疗器械，翻过高山峻岭，穿过森林，涉过急流险滩，先后到黎平、榕江、台江、镇远、岑巩等县的边远山区进行了八次巡回医疗。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医疗队深入批判了林彪、孔老二散布的“天才论”、“上智下愚”等反动谬论，认识到光靠自己的努力，没有广大群众参加，要迅速改变农村医疗卫生面貌是不可能的。
因此，他们在办好“扁担医院”的同时，积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积极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并且帮助社队培训赤脚医生和卫生员，建立合作医疗站。
近几年来，他们在当地党组织和卫生部门的领导与支持下，先后举办了医疗卫生知识学习班三十多期，培训赤脚医生和卫生员四百四十多名，帮助许多大队巩固和发展了合作医疗，迅速地改变了当地医疗卫生状况。
在同群众一起开展防病治病的工作中，医疗队队员们的思想感情不断发生变化，他们与贫下中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冬天，他们想到冒着严寒兴修水利的贫下中农，立刻赶制出防治皮肤冻裂的药膏送到水利工地；
夏天，他们想到贫下中农不顾炎热投入夏收、夏种战斗，又把自制的防暑药品送到田头。
为了巩固合作医疗，减轻贫下中农的经济负担，他们自采、自种、自制了几十种中草药成药。
医疗队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贫下中农看在眼里，喜在心上。
“指点江山”医疗队党支部经常引导队员们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使大家始终保持了旺盛的革命斗志。
现在，医疗队一些同志结了婚。
但是他们仍然坚持着一套集体生活管理制度：
每天早上听到哨音，大家一起起床做广播体操；
晚上大家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或者讨论研究业务问题；
业余时间还积极开展文娱体育活动，整个集体朝气蓬勃。
全队已经形成了勤俭节约的好风气。
平时，队员们总是把用过的棉球、纱布尽量回收消毒后再使用；
医院里的床单、被套、蚊帐、手术巾等物，破了都是自己加工修补。
几年来，他们为国家节约了几千元行政费用开支。
这个医疗队的队员除了经常参加生产队的农业集体生产劳动以外，自己还开辟了“五·七”小农场，开荒种菜、种杂粮、种中草药，养猪。
几年来，他们收获了蔬菜、杂粮三万五千多斤，自制中草药干品一万多斤，养猪一千多斤。
参加劳动使他们更密切了同群众的联系。
新华社记者　（本报有删节）

朝鲜平壤杂技团出席文艺晚会
新华社1975年09月04日讯
朝鲜文化艺术部副部长、朝鲜平壤杂技团团长张春燮、副团长崔基柱、严道烈和杂技团其他演员，今晚应邀出席文艺晚会，观看了中国文艺工作者表演的中国和朝鲜的音乐、舞蹈节目。
朝鲜驻中国大使玄峻极和夫人，大使馆外交官员也应邀出席了晚会。
同朝鲜同志一起观看演出的有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文化部负责人刘庆棠等。

由于受到蒋帮阻挠未能如愿回台湾省与家人亲友团聚
三名特赦释放人员回到北京受到热烈欢迎
对归来的张海商、杨南邨、赵一雪先生的工作和生活将予以妥善安置。
今后如确有条件回台湾省，他们还可再去
新华社1975年09月04日讯
特赦释放人员张海商、杨南邨、赵一雪由于受到蒋帮阻挠，未能如愿回台湾省与家人亲友团聚，被迫由香港暂时回到祖国大陆。
09月03日晚，他们乘飞机回到北京。
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李金德等到机场热烈欢迎。
今年03月，张海商、杨南邨、赵一雪获特赦释放后，提出了回台湾省和家人团聚的申请，得到了人民政府的批准。
他们同其余七名特赦释放人员于04月14日抵达香港后，立即向蒋帮提出了回台湾省与家人亲友团聚的要求。
但蒋帮对十人回台湾省怕得要死。
一百四十多天来，蒋帮制造了很多谣言，玩弄了种种卑劣手法，对他们进行百般刁难、阻挠，拒绝他们回台湾省。
更令人愤慨的是，蒋帮出动了大批特务，对他们进行迫害，逼死了张铁石。
由于不能如愿回台，陈士章、段克文不得不先后去了美国。
现在，王秉钺、蔡省三、周养浩、王云沛仍留港继续争取回台湾省。
04日下午，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座谈会，欢迎张海商、杨南邨、赵一雪先生归来。
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刘友法、李金德，有关方面负责人罗青长、朱穆之、施义之、马文波和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李菊生等出席了座谈会。
各界人士刘斐、钱昌照、刘芸生、侯镜如、郑洞国、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文强、洪希厚、傅学文、郭翼青、蔡若曙以及张海商、杨南邨、赵一雪在大陆的亲友也参加了座谈会。
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李金德在座谈会上讲了话。
他说，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和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十名特赦释放人员04月间志愿回台湾省时，我们曾开会欢送，给足路费，提供方便。
现在他们回来，我们开会欢迎。
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将予以妥善安置。
今后如确有条件回台湾省，他们还可再去。
他指出，由于蒋帮的刁难、阻挠，张海商等回台湾省的愿望未能实现。
四个多月来，他们愿意回台湾省与家属亲友团聚的正当要求，获得了全国人民包括台湾省同胞、港澳同胞、爱国侨胞和国际公正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许多国民党军政人员对蒋经国拒绝十人回台湾省也表示了义愤。
他说，我们对还在香港、美国继续要求回台湾省的几位先生和他们在台的亲属表示同情和关怀。
我们坚信，台湾一定要解放，祖国一定要统一，他们同在台湾省的家属亲友团聚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张海商、杨南邨、赵一雪在座谈会上讲了话。
他们说，今年03月获特赦释放后，人民政府体谅我们回台湾与家人亲友团聚的愿望，批准我们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
由于没有能够回到台湾，现在暂时回到祖国大陆，又承蒙热情欢迎，照顾备至，心中十分激动。
我们深切体会到毛主席、共产党政策的宽大、英明，感到社会主义祖国无比温暖。
我们到香港后，本以为很快就可以回台湾的，然而我们在港一等再等，迄今仍音讯杳然。
我们还多次提出，如果不能让我们回台湾，就让我们的亲人来港见面，也未能如愿，真是有家归不得，有亲会不了。
他们对蒋帮无理阻挠，一拖再拖，一骗再骗，表示非常不满。
刘斐、刘芸生、杜聿明、黄维、文强等在座谈会上讲了话。
他们说，张海商等三位先生不能回台湾，暂时回来受到热烈欢迎，进一步体现了毛主席、共产党对特赦释放人员的政策说到做到。
他们对蒋帮拒绝十人回台湾省，将张铁石迫害致死，表示愤慨和谴责。
他们指出，蒋帮拒绝十人回台湾，充分暴露了蒋经国反动统治的残暴、虚弱和孤立。
他们表示，要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努力学习，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座谈会后，中共中央统战部设便宴招待。
张海商等三人抵离广州时，受到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广州市委统战部负责人的迎送。
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设便宴招待他们。

谭震林副委员长会见马耳他朋友
新华社1975年09月04日讯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谭震林今天下午会见了马耳他工党议员莫兰和夫人，工党议员马斯卡特和夫人，马耳他农渔部副常务秘书米夫萨德和夫人，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副会长丁雪松、常务理事种汉九等。
马耳他朋友们将于日内离京回国。
（附图片）
谭震林副委员长会见马耳他朋友。
图为会见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郭沫若副委员长会见西园寺公一
新华社1975年09月04日讯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名誉会长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今天上午会见日本朋友西园寺公一及其儿子和秘书一行四人，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孙平化、单达圻等。
（附图片）
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会见日本朋友西园寺公一及其儿子和秘书等。
　新华社记者摄

中国党政代表团离开河内回国
范文同总理等到机场送行我代表团曾拜会苏发努冯亲王率领的老挝代表团
新华社河内1975年09月04日电
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为团长，中共中央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为副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在参加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之后，09月04日下午乘专机离开河内回国。
到机场送行的有：
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总理范文同，越南劳动党中央书记处书记春水，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越中友好协会会长黄国越，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政府副总理潘仲慧，越南劳动党中央候补委员、人民军副总参谋长陈文光中将，外交部副部长黄文进，河内市行政委员会主席陈维兴等。
中国驻越南大使符浩、大使馆外交官员以及正在越南工作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代表也前往机场送行。
当陈锡联副总理、乌兰夫副委员长等乘车来到机场时，等候在机场上的河内各界群众代表挥动越中两国国旗和花束，高呼“越中友谊万岁”的口号，热烈欢送中国党政代表团。
在飞机扶梯前，陈锡联副总理、乌兰夫副委员长同范文同总理等一一握手拥抱告别。
中国党政代表团在越南期间，黄国越会长率领的越中友协代表团曾在09月01日拜会了中国党政代表团。
同一天，中国党政代表团还在河内拜会了由老挝爱国战线中央委员会主席、老挝民族政治联合委员会主席苏发努冯亲王率领的老挝人民代表团。
09月04日上午，在陈文光中将等越南同志的陪同下，中国党政代表团参观了横跨红河的升龙大桥工地，受到了工地上越南广大职工和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热烈欢迎。
（附图片）
中国党政代表团09月01日下午向胡志明主席陵墓献花圈。
　新华社记者摄

我驻埃塞俄比亚大使举行电影招待会
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电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杨守正08月27日在这里举行电影招待会，招待埃塞俄比亚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新闻和公共关系委员会主席阿斯拉特·德斯塔。
应邀出席观看的还有埃塞俄比亚农业部长阿斯拉特·费莱克、救济和复兴局局长希梅利斯和农业部常任秘书优素福·穆莱塔。
招待会上放映了中国彩色纪录片《壮志压倒万重山》。
放映之后，杨守正大使把这部影片作为赠送给埃塞俄比亚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的礼物，交给了阿斯拉特·德斯塔主席。

破旧秩序立新秩序
第3世界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反霸斗争
郭济文
第6届特别联大以来，第3世界国家和人民在国际经济贸易领域中，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控制、剥削、掠夺和转嫁经济危机的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以强凌弱、以富欺贫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遭到了日益猛烈的冲击。
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建立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的基础上的。
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垄断着一些地区的工业生产以及国际金融、运输和保险，控制着世界上许多初级产品的生产和贸易。
它们肆意侵犯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不让这些国家平等地参与讨论和决定重大的国际经济贸易问题，不让它们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使这些国家受到严重损害。
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利用现行的国际经济制度，把发展中国家作为它们的投资场所，输出资本，攫取高额利润。
据统计，美国在一九五○——1973年间从发展中国家搜刮的利润达五百九十八亿美元。
苏修在一九六○——1973年间，打着“援助”的幌子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了一百三十多亿美元的资本，赚取了巨额的利润。
帝国主义和超级大国垄断和操纵国际市场，压价掠夺初级产品，抬高工业品价格，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日益加剧的不等价交换。
据估计，一九五一——1973年间，发展中国家由于贸易条件恶化而蒙受的损失达一千二百九十八亿多美元。
美国在一九六○——1973年间对发展中国家的不等价交换剥削额达二百九十七亿多美元。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也是一个贪婪的国际剥削者，它对第3世界的剥削程度在不断加深。
1960年发展中国家购买苏修一辆载重汽车需要出口四公吨天然橡胶，1974年则需要出口十点一公吨天然橡胶。
这说明，社会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比起老牌帝国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
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严重地阻碍了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
有将近二十八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占世界工业产量还不到百分之七。
许多发展中国家至今还保持着畸形的经济结构，少数几种农矿原料生产在国民总产值中占着很大的比重，少数几种初级产品占它们出口总值的比重仍然很大。
近几年来，这些国家贸易逆差扩大，外汇储备减少，负债累累。
据估计，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已高达一千三百亿美元。
1974年，这些国家偿还外债的支出约达九十亿美元。
不少发展中国家被迫陷入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之中。
广大发展中国家从长期的经历中逐步认识到：
发达国家的富和发展中国家的穷，都是帝国主义和超级大国的掠夺政策造成的，而目前这个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就是为它们的掠夺政策服务的。
打破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已经成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联合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
为了独立自主地掌握本国资源，发展民族经济，第3世界国家正在不断采取措施，加强斗争。
近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逐步地把原料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掌握在自己手中。
例如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一些成员国对跨国公司实行参与股权和国有化政策，在不同程度上掌握了本国的资源。
伊朗、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叙利亚等国家已全部控制了本国石油、天然气的生产和提炼。
阿尔及利亚、伊拉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等国家，已经控制了大部分的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
这一事态的发展，进一步削弱和动摇了帝国主义和超级大国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控制和垄断，为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为了行使自然资源主权和制定价格的权利，争取公平有利的出口价格，改变在国际贸易中的不利地位，第3世界国家正在不断地加强和建立各种原料生产国组织。
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建立和斗争，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第6届特别联大取得重大胜利的鼓舞下，这方面的斗争更加蓬勃发展起来。
去年以来，原料生产国组织的数量，有了成倍的增长。
同时，第3世界国家正在加强和发展多种形式的区域性经济合作，团结互助，发展民族经济。
去年以来，突出的有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四十六国组成的区域集团、西非十五国组成的经济共同体，拉美国家也在酝酿建立“拉美经济体系”。
有关国家还成立了伊斯兰发展银行、加勒比航运公司、阿拉伯发展基金。
第3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和超级大国经济霸权的联合斗争，正在不断加强。
近年来，在一系列的国际会议上，第3世界国家高举团结战斗的旗帜，向帝国主义和超级大国的经济霸权继续发动进攻。
但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却竭力施展各种阴谋手段，死命维护旧秩序，反对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美国大肆宣扬目前旧的国际经济结构“为这个世界服务得不错”，应该“加强和扩大”，说什么谁要是打破了现存的世界经济结构，那么“人类对更美好的未来所抱的希望将要破灭”等等，其目的就是要保持它的世界经济霸权和既得利益，坚持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掠夺。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则乘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新秩序之机，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竭力向第3世界推销它在“经互会”搞的那套“国际分工”、“经济一体化”的黑货，妄图把第3世界国家纳入它所控制的经济体系。
种种事实表明，苏修支持建立新秩序是假，妄图混水摸鱼，顽固地维护旧秩序是真。
目前正在纽约举行的第7届特别联大，是第3世界在经济领域中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又一次重要斗争。
第3世界国家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任务是艰巨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但是前途是光明的。
我们相信，只要第3世界国家和人民坚持团结，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斗争，就一定能够逐步打破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起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为捍卫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取得越来越大的胜利。

第3世界国家代表继续在联大第7届特别会议上发言
反对超级大国经济霸权　改造旧国际经济秩序
新华社联合国1975年09月03日电
在联大第7届特别会议09月03日的一般性辩论中，不少第3世界国家代表继续强调加强团结，反对超级大国的经济霸权，改造旧的国际经济关系。
民主也门经济和工业部长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卜杜勒·瓦利说，世界上穷国和富国之间的鸿沟正在扩大。
新殖民主义正在巩固富国的经济特权，而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却主要使第3世界穷国受害。
他还说，发展中国家正在尽一切努力来巩固它们的经济和政治独立，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强他们在经济领域的合作。
任何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制造不和的阴谋必须加以制止。
他呼吁发展中国家采取共同的立场并加强区域性合作。
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外长米洛什·米尼奇在发言中指出：
“当前世界经济的特点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发生了打乱生产、就业、贸易关系、财政关系和经济生活其他领域的深刻动荡。
受到这次危机打击最严重的是发展中国家。”
他还说，不结盟国家已经确定了它们对发展中国家的加速发展的原则立场。
“这些立场首先是基于自力更生，其次基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的发展，再次是基于在平等的基础上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
他还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团结的重要性。
毛里塔尼亚计划部长巴·易卜拉希马说，联大第6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提供了指导方针。
发达国家直到现在还缺乏的现实的政治意愿，仍然是使世界经济结构适应变革需要的主要障碍。
他说，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原料和初级产品同它们从工业国进口的制成品的价格之间必须建立现实的、公正的和公平的关系。
易卜拉希马说，如果发达国家尊重发展中国家对它们的自然资源的充分主权，并把发展中国家作为在互利的基础上进行谈判的平等伙伴的话，这样一个目标是可以达到的。
乌干达外长朱马·奥里斯说，最近的事态发展表明，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巩固它们的政治和经济独立，因为某些方面正在企图破坏它们的斗争。
他强调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应当从联合国大会第6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二十九届联大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为基础。
因为文件强调发展中国家对它们的自然资源享有主权，并且有权选择它们的经济发展的道路。
乌干达外长在发言中强调在发展中国家输出的商品和原料，同他们从发达国家输入的制成品之间建立价格指数联系的必要性。
他列举十年前和今天拖拉机和咖啡的价格来说明“过时的和残酷的旧经济秩序”所造成的不合理价格关系。
牙买加国务部长达得利·汤普森在发言中着重指出，为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发达国家必须宣布它们愿意根据更公平的条件，在这个制度的经济机构中同我们一起分享决策权。”
巴巴多斯总理埃·沃·巴罗说，“有些较富裕国家的政府认为关于建立新的经济秩序的一些建议是空想，我认为相反，它们完全是现实主义的”。
瑞典国务大臣卡尔·利德博姆说，最近几年国际事态的发展，突出地表明了目前实行的、支配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关系的经济制度的缺点和不公正。
他指出，既然发展中国家已经取得了政治上的解放，他们当然要求改善生活条件和实现民族经济独立。
如果不对现行制度进行重大改革，这些要求就无法实现。
瑞典国务大臣还说，富裕世界，特别是超级大国每年生产的武器和军事装备超过了非洲、中东和南亚所有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
他指出，最近召开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确认，发展中国家深切地感到，团结是他们同发达国家谈判取得良好结果的先决条件。
苏联代表团团长马立克在又臭又长的讲话中老调重弹，攻击第3世界国家提出的、并且被世界所公认的世界各国有“富国”和“穷国”之分的概念，说什么这是“荒谬的理论”，妄图掩盖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之一的面目。
马立克还不厌其烦地推销“裁军”的破烂货，鼓吹召开世界裁军会议，把裁军同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问题的讨论联系起来，说什么“裁军”是发展的前提。
马立克在发言中还影射诬蔑中国。
在03日一般性辩论中发言的还有利比里亚、加拿大和英国代表。

英萨利团长举行午宴
招待中国、阿尔及利亚等国代表团团长
新华社联合国1975年09月03日电
出席联合国大会第7届特别会议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代表团团长、副首相英萨利09月03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午宴，招待去年向联合国大会第29届会议提出关于恢复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决议草案的三十七个提案国的代表团团长。
出席午宴的客人中有中国代表团团长李强、阿尔及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卜杜勒拉蒂夫·拉哈勒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或代表。
英萨利团长在宴会上讲了话。
英萨利团长说：
“柬埔寨人民怀着深切感激和十分钦佩的心情注视着诸位阁下为捍卫我们伟大正义事业而全力采取的不屈不挠的行动和进行的坚持不懈的工作。”
他说：
“我国人民不惜流血牺牲，战胜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的侵略。
而你们为这场无情的斗争作出了无法估量的重大贡献。”
他强调指出：
“通过柬埔寨人民的神圣斗争，不结盟国家、第3世界国家和热爱和平与主持正义的国家加强了团结和联合的阵线，以捍卫我们的共同理想，即对我们各国来说都是宝贵的正义和自由的理想。
我们共同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这个胜利是你们自己的胜利。
这是正义事业的胜利。”
他说：
“在我们解放以后，你们的国家正在继续给予我们以宝贵的支持。”
他提议为柬埔寨和这些国家之间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团结干杯。
阿卜杜勒拉蒂夫·拉哈勒代表来宾讲话时，热烈祝贺英雄的柬埔寨军民的胜利。
他说，第3世界国家人民认为这个胜利也是他们的胜利。
所有柬埔寨的朋友都祝愿柬埔寨人民在保卫和重建他们的国家的斗争中取得进一步的成就。
柬埔寨代表团副团长、外交大臣沙林察，代表团成员江裕朗和秀蒲拉西出席宴会作陪。
午宴是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黄华为我代表团长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举行招待会
一百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团长和常驻代表等出席
新华社联合国1975年09月03日电
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09月03日晚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对外贸易部长李强出席联大第7届特别会议举行招待会。
一百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团长和常驻代表等近三百人出席了招待会。
他们当中有：
柬埔寨副首相英萨利，阿尔巴尼亚外交部副部长雷兹·马利列，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唐纳德·威尔西，奥地利外交部长埃里希·比尔卡，孟加拉国外交部长阿布·赛义德·乔杜里，不丹外交大臣达瓦·策林，博茨瓦纳外交国务部长阿尔奇·莫圭，柬埔寨外交大臣沙林察，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经济和工业部长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卜杜勒·瓦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爱尔兰外交部长加勒特·菲茨杰拉德，牙买加国务部长达德利·汤普森，老挝财政大臣仑·拉扎宋巴，莱索托财政大臣雷泽·里西佐·塞科尼亚纳，马达加斯加外交部长雷米·蒂安德拉扎，蒙古财政部长曾德·莫洛姆，尼泊尔外交大臣克里希纳·拉杰·阿亚尔，荷兰外交大臣马克斯·范德斯图尔，尼日尔外交、合作部长穆穆尼·杰尔马科耶·阿达穆，挪威外交大臣克努特·弗吕登伦，罗马尼亚外交部长乔治·马科维斯库，新加坡外交部长拉贾拉南，索马里国内外贸易部长艾哈迈德·穆罕默德·马哈茂德，喀麦隆外交部长让·克恰，阿拉伯也门外交部长阿卜杜拉·阿斯纳杰等。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权敏俊、副观察员李润兼，越南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观察员阮文琉和越南南方共和常驻联合国观察员的代表。
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副秘书长唐明照等也出席了招待会。
中国代表团的代表和副代表也出席了招待会。
招待会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中国代表与各国代表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许多客人表示，只要第3世界国家紧密团结，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发展中国家就必将赢得反帝、反殖、反霸共同斗争的胜利。

什么“合作的新形式”，完全是帝国主义掠夺的老一套！
莫斯科牌号的“跨国公司”在亚非拉一些国家出现
新华社1975年09月04日讯
新华社记者报道：
莫斯科牌号的“跨国公司”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出现，是苏联已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标志之一。
在赫鲁晓夫时期，苏修就已开始在发展中国家兴办“合营企业”。
勃列日涅夫集团上台后，他们在这方面搞得更加起劲。
这些“合营企业”美其名为“经济合作”，实际上同西方的跨国公司一样，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本输出，掠夺和剥削第3世界国家和人民。
据不完全统计，1966年以来，苏修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十六个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用直接入股投资的方式，开办了十九个“合营企业”。
这些“合营企业”半数以上是1973年以来搞起来的，其经营范围已从贸易方面扩大到所在国的运输、采矿、渔业和加工工业等部门。
生产性“合营企业”是当前苏修经营的重点。
1973年，他们把这类“合营企业”作为“合作的新形式”，提高到同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合作”的“首位”。
苏联报刊公开鼓吹，要“进一步扩大和提高”苏联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效率”，就得在这些国家“建立”由苏联“部分投资的、同国营或私营资本合办的生产企业”。
它们声称，今后要在亚、非、拉国家“广泛发展”这一所谓“合作形式”。
苏联通过这类“合营公司”，对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利用当地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并逐步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
据各方面材料透露，苏修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开办的“合营企业”中，其投资所占份额一般都达各该企业总投资额的百分之五十左右，有的甚至高达百分之六十。
此外，苏方代表还在这些“合营企业”中直接担任总经理、经理、董事长和财政顾问等要职，操纵这些企业的经营管理大权。
这样，就为苏修控制发展中国家某些重要经济部门打开了方便之门。
通过开办“合营企业”，苏修进一步把发展中国家变成倾销苏联劣质商品的市场。
1966年和1967年，苏修分别同摩洛哥、尼日利亚和埃塞俄比亚建立了合营贸易股份公司，在这些国家和邻国市场上大肆推销苏联造的低劣的机器、设备和运输工具，推销范围和销售量迅速扩大。
例如，1967年成立的“苏联尼日利亚合营股份公司”（即“西非汽车工程公司”），不仅在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设有总公司，还在伊巴丹、贝宁等八个城市设立了分公司，出售伏尔加牌、莫斯科人牌轿车和苏制载重汽车等。
1964年，苏制汽车在尼日利亚的销售量只有二十四辆；
而在建立这个“合营股份公司”后，其销售量在1973年就增加到两千一百辆。
同时，这家公司还作为苏联许多机器工业联合公司在尼日利亚的代理公司，推销苏联的筑路设备、压缩机、柴油发电机、电动机和焊接设备等产品。
在埃塞俄比亚，苏联出资合办的“苏埃贸易有限公司”负责经销苏联工业机器、拖拉机、电气设备、轿车、卡车、自行车等，同时向苏联出口咖啡、油料作物、皮革等商品。
半个世纪以前列宁揭露帝国主义垄断资本时说，“资本输出成了鼓励商品输出的手段。”
这一条却成了苏修统治集团当今所奉行的信条。
所谓“合营企业”也是苏修变本加厉掠夺发展中国家工业原料和自然资源的一个新形式。
在拉丁美洲的巴西，他们直接投资开采沥青片岩矿；
在新加坡和某些非洲国家，他们建立“合营渔业公司”，掠夺那里的渔业资源，榨取超额利润。
苏联渔业公司和新加坡海峡渔业有限公司合资经营的新苏“马利斯科公司”，以新加坡为中心进行海洋捕鱼，在新加坡加工后出售。
苏联所获的利润，大部分再投资于新加坡，其余利润则用来购买新加坡的产品。
又如，1969年，苏联同非洲某一国家签订协定，合资建立了铝土矿公司。
这家公司产品的百分之五十要用于偿还苏联贷款，百分之四十用于平衡两国的当年贸易额。
这家公司于1973年开始投产，铝矾土年产量为二百五十万吨。
然而，根据协定的规定，苏联得从1974年起的三十年内，每年从这个国家进口二百二十五万吨铝矾土，这个数字比苏联1972年全年从国外进口的铝矾土还多五十多万吨。
请看，这哪里是什么“经济合作”，完全是赤裸裸的掠夺！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部光辉著作中写道：
资本输出，“这就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基础，这就是极少数最富国家的资本主义寄生性的坚实基础！”
事实说明，苏修在第3世界的所谓“合营企业”，也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坚实基础”上的。
1974年莫斯科出版的《苏联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等书籍就曾公开宣称，苏联在发展中国家搞“合营企业”在经济上对苏联“很有利”，它可以从这种国外直接投资中得到比对外贷款及其利息的偿还“更大的经济收益”。
并且指出这样做，苏联就可以“避免不合算的重复性生产”，在花费最小的社会劳动条件下获得必需的产品；
可以“扩大苏联对这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等等。
苏修的这些自白，清楚地描绘了这个第3世界“天然盟友”的帝国主义真面目。

厄瓜多尔政府击败一次军事政变
新华社1975年09月03日讯
基多消息：
厄瓜多尔总统罗德里格斯·拉腊和支持他的武装部队09月01日击败一次军事政变。
据报道，原陆军参谋长劳尔·冈萨雷斯率领一支装甲部队，在09月01日凌晨包围了基多的总统府，要求罗德里格斯总统辞职。
在支持总统的部队同政变部队进行战斗后，政变部队已经投降。

愤怒，控诉，斗争
今年08月，是日本开展收复北方领土运动的宣传月。
日本的一些电视台、广播电台和报刊以各种形式呼吁日本人民为早日收复被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霸占的北方领土而斗争，也介绍了日本人民为争取收复北方领土而斗争的一些情况。
东京的一位叫佐佐木的日本朋友最近访问了同日本北方四岛隔海相望的纳沙布地角。
当他和几位朋友亲眼看到了在水晶岛附近海域横冲直闯的苏联监视船以及设在该岛上的苏联军队哨所时，心中十分愤怒。
他拿起摄影机，拍下了他目睹的苏联当局的暴行。
佐佐木回到东京后，在一家电视台上介绍了他们的访问见闻。
佐佐木说，苏联监视船在北方四岛海域无理逮捕日本渔民的事件逐年增多。
仅从今年01月至08月12日，苏联当局就无理扣押了九艘日本渔船，逮捕日本渔民五十人，至今仍有十九名日本渔民被扣押在苏联，过着囚犯一样的生活。
一位遭到苏联当局三次无理逮捕的、原居住在北方领土上的渔民泽上宏向佐佐木等人诉说了他的痛苦遭遇。
有一次，泽上乘坐一艘不到五吨的小渔船在北方四岛海域捕鱼，突然遇上了苏联的监视船。
“熊来了！”
渔民们刚要逃走，但是苏联监视船已冲到了小船跟前。
接着，“轰！”
的一声，这艘小船一下子就被撞翻了。
苏联当局把他抓走后，扣押了一年。
泽上被放回后，为了生活不得不继续到自己故乡的海域去捕鱼，但又接连两次遭到苏联当局的逮捕，先后三次被无理抓到苏联关押了五年零一个月。
泽上控诉说，苏联当局把日本渔民捉去后，送到萨哈林（库页岛）或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去从事各种繁重的劳动。
泽上指着对岸的国后岛说道：
“那就是国后岛，和这里相距虽有十二浬，天晴的时候，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两座高山之间，就是我的家乡啊！”
五年多的扣押生活，使这位老渔民的脸上增加了一条条皱纹，但他更加坚定了要求苏联归还北方领土的决心。
在北海道的根室市住着一位名叫小泉秀吉的老人，他的家乡在色丹岛上。
自从苏联霸占了这个岛屿以后，他被迫背井离乡。
多年来，这位老人一直坚持进行要求收复北方领土的宣传活动。
他常常讲：
“我们要象开在千岛上的樱花那样顽强地进行要求收复北方领土的运动。”
这位老人站在海边眺望北方领土时，常常想起以前的劳动和生活。
熟悉的渔港，富饶的海岛……，故乡的一切都使他难以忘怀。
小泉多年来还认真地整理着关于色丹岛日本居民的“不动产登记”资料。
他克服了种种困难，仔细地把每一户人家的土地、房屋登记资料整理出来。
他还到处奔走，把这些资料送到分散在日本各地的色丹岛居民手里，并告诉他们，色丹岛上的土地就是他们自己或先辈用血汗开拓的。
他呼吁他们行动起来，争取早日收复北方领土。
今年夏天，他冒着酷暑又踏上了旅途，从北海道的一个城镇走到另一个城镇，从北海道又来到了东京，一家一户地访问那些色丹岛居民。
他表示，明年他还要再找下去。
小泉今年八十岁了，但是他不服老，决心把余生的精力投入收复北方领土的斗争。
新华社记者（附图片）
日本人民为收复被苏联霸占的北方四岛发起签名活动。
新华社稿

日本东北地区和北海道各界代表集会
声讨苏联霸占北方领土欺压日本渔民
新华社东京1975年08月31日电
日本东北地区六个县和北海道各界代表三百多人，08月30日在仙台市举行集会，愤怒声讨苏联霸占日本的北方领土，强烈要求苏联当局把北方领土归还日本。
日本农林大臣安倍晋太郎、首相府总务副长官皆川迪夫出席了大会。
安倍晋太郎在会上说：
“北方四岛是日本固有的领土。
（日本渔民）在自己固有的领土周围捕鱼，却遭到苏联当局的逮捕和扣押，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他强调说：
“日本国民要求归还北方领土是理所当然的。”
宫城县副知事大？
七郎、北海道副知事柴田四朗、根室市市长峙？
伊弉雄以及东北地区和北海道一些地方的各界代表在会上讲了话，他们谴责苏联非法占领日本北方领土的行径，强调指出，要求归还北方领土是日本人民的正当权利。
他们还表示一定要动员日本舆论，进一步开展收复北方领土运动。
会上宣读了日本外务大臣宫泽喜一和函馆市市长矢野康等发给集会的电报。
宫泽喜一的电报说：
“希望今后更大规模地动员国民舆论，为促进归还北方领土而努力”。
根室市居民代表、原色丹岛居民丹野三郎在会上作了报告，他指出：
“日本渔民至今不得不冒着被苏联舰船逮捕的危险出海捕鱼。
到自己的领海捕鱼竟然遭到这种命运，这使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了。
我们怀着满腔怒火，要求苏联当局归还它霸占的日本领土。”
丹野说：
“苏联必须无条件地归还北方领土，不归还北方领土决不能缔结什么日苏和约。”
集会在热烈的掌声中通过了要求苏联归还北方领土的宣言和决议。
宣言说：
“我们东北、北海道一千五百万居民要求归还我国固有的领土，这是日本人民的正义立场。”
决议说：
“我们强烈反对现在有些人的做法：
把领土问题搁置起来而进行日苏间经济合作并着手缔结日苏和平友好条约。”

泰国《民族报》驳苏修《真理报》的无端“警告”
苏联力图破坏东盟兜售“亚安体系”
新华社1975年09月04日讯
曼谷消息：
泰国《民族报》09月02日发表社论，批驳苏联《真理报》对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无端“警告”。
社论说：
“苏联喉舌《真理报》根据我们完全不懂的理由发出了一通最凶狠的警告。”
《真理报》说，把东南亚国家联盟变成一个军事集团的建议是有利于帝国主义集团的、行不通的主意。
社论说：
“《真理报》的这个想法是从哪儿来的，只有莫斯科知道。
在东盟五个成员国的首都的记者们密切注视着这个组织的情况，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人提供过这么一条消息——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一国打算把东盟变成一个军事集团。
东盟各国领导人对东南亚条约组织的瓦解记忆犹新，他们不会那么愚蠢，又想把这个组织变成军事联盟。”
社论说：
“要根据东盟当前执行的政策来破坏它的声誉是困难的，所以莫斯科乞灵于臆想，说这个组织正在变成一个军事集团。
《真理报》为了曲解东盟一定花了不少力气。”
社论说：
“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苏联对亚洲的安全有它自己的主意，那就是勃列日涅夫提出的亚洲集体安全的建议。”
社论说，尽管这个主意在东南亚国家发表《吉隆坡宣言》以前就提出来了，但即使到今天，那些最亲苏的国家对“亚洲集体安全体系”都是很冷淡的。

美国黑人群众不断展开抗暴斗争
西弗吉尼亚州三万煤矿工人反对解雇坚持罢工
数十个城镇中小学教师举行罢教要求增加工资
新华社1975年09月04日讯
据美国报纸报道，最近几个月来，美国一些地区的黑人群众不断展开斗争，抗议反动警察和白人种族主义分子迫害黑人的暴行。
08月21日，俄亥俄州伊利里亚城数百名黑人举行示威，抗议警察开枪打死一名黑人青年。
当局出动大批警察进行镇压，示威群众同警察展开了英勇搏斗，五十多人被逮捕，二十多人被打伤。
但黑人群众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坚持斗争了三天，并表示决心继续斗争，以迫使当局对凶手作出应有的惩罚。
在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一名十三岁的黑人少女无辜被白人种族主义分子枪杀。
当局公然包庇凶手，激起了当地黑人居民的极大愤怒。
他们在08月19日到21日举行了三天抗议示威，迫使当局不得不把凶手投入监狱。
07月28日，底特律市的一名白人种族主义分子枪杀了一名黑人工人。
这一暴行立即引起了黑人群众的强烈抗议，半个小时内就聚集了三百多人。
愤怒的群众捣毁了这个种族主义分子的店铺，并用石块、酒瓶、燃烧弹等作武器，同前来镇压的警察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
当局企图用软硬兼施的手法迫使黑人就范，但没有得逞。
黑人群众坚持斗争两天两夜，给了反动当局和种族主义分子以沉重打击。
06月初，布法罗的种族主义暴徒两次闯进学校，威胁和袭击黑人学生。
黑人群众举行了几次抗议示威，并组织力量在学校内和大街上进行巡逻。
当地一家黑人报纸警告种族主义分子：
“别人会干的事，我们也会干，黑人决不会束手无策地让别人袭击”。
此外，在纽约市和洛杉矶，也分别有数百名黑人在07月初举行了反对种族主义暴行的示威活动。
新华社1975年09月03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西弗吉尼亚州煤矿工人的罢工斗争，09月02日开始进入第4周。
约三万名工人仍在坚持罢工。
罢工是由于矿主肆意解雇矿工引起的。
罢工开始后不久，矿主即通过法院下达禁令。
这一蛮横行径引起了矿工的更大愤慨，罢工逐渐扩展到阿巴拉契亚山地区的八个州，到08月29日，约八万名矿工卷入了这场斗争。
矿主伙同地方当局多次下达罢工禁令，并在上层工会头目的配合下，软硬兼施，企图把罢工压下去。
联邦法官甚至公开出面对一些支持罢工的基层工会领导人课以罚款或处以监禁。
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动摇矿工的斗争意志。
他们举着标语牌坚持在矿井的入口处设置纠察线。
08月25日，数百名矿工在西弗吉尼亚州查尔斯顿法庭外面举行集会，抗议当局无理监禁基层工会领导人。
集会群众不断高呼：
“我们要求有罢工的权利”。
矿工在游行示威时，同镇压他们的警察进行了搏斗。
新华社1975年09月04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好几个州数十个城镇的中、小学教师，09月03日举行罢教，要求增加工资。
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美国许多城市发生严重的财政危机。
地方当局为了转嫁危机，一面大量裁减包括中、小学教师在内的市政人员，一面限制市政人员的工资增长。
这些措施加重了在职教师的工作负担，并且使他们的生活条件进一步恶化。
所以许多城镇的中、小学教师决定在新学年开始之际举行罢教。
目前，罢教已波及伊利诺斯、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罗得岛、加利福尼亚等州。
在美国第2大城市芝加哥（伊利诺斯州），二万六千七百多名教师参加了罢教斗争，他们在学校外面设置的纠察线使全市公立中、小学校全部关闭。
这一行动迫使市教育局立即恢复了同教师代表的工资谈判。
罗得岛三分之一城镇的中、小学校由于教师罢教而没有开学。
在宾夕法尼亚州，至少有三十一个学区的教师举行了罢教。
此外，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中、小学教师和纽约市一些中学的教师也都举行了罢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