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彻执行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重大胜利
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改建获得初步成功
我国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以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作指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胆实践，使改建后的三门峡工程发挥着防洪、防凌、灌溉、发电的综合效益，为我国开发利用多泥沙河流提供了经验
新华社郑州1974年12月19日电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以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作指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胆实践，对黄河上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三门峡工程进行了改建，取得了初步成功。
现在，三门峡工程正在发挥着防洪、防凌、灌溉、发电的综合效益。
这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一个重大胜利。
三门峡工程是黄河干流上第1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委托外国设计，设计的基本方案是以高坝大库拦泥蓄水发电。
工程于1957年动工，1960年09月建成蓄水。
由于对泥沙淤积估计错误，水库运用后，泥沙淤积十分严重，淤积部位并且从潼关向渭河迅速发展，形成“翘尾巴”。
这样，不但水库有报废的危险，而且严重威胁关中平原和西安市的安全。
面对这一不利的局面，我国工人阶级、工程技术人员和干部，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关怀下，经过反复实践、认识，进行了逐步改建，主要是加大水库泄流排沙能力，使水库能保持一定库容，合理地发挥效益。
第1步改建工程从1965年开始到1968年完成。
在大坝左岸打两条泄流排沙隧洞，并把八条发电引水钢管中的四条改成泄流排沙钢管。
1969年，总结了第1次改建经验，决定进一步改建方案。
从1970年开始到1973年12月，打开大坝底部原来施工时排水用的八个底孔，把另外四条发电引水钢管和一条已经改成泄流排沙的钢管降低十三米，另行设计制造抗泥沙磨损的低水头水轮发电机，从而把高水头（需蓄水到一定高度）发电站改为低水头（利用水库自然径流）发电站。
在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指引下，整个改建工程从规划设计到施工安装，都是依靠我国自己的力量进行的。
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经过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破除了对“洋人”、“专家”的迷信，组成了以工人为主体的三结合设计队伍，工程技术人员改变了脱离实际的状况，深入现场，做到科研、设计、施工三结合。
由于广大工人群众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过去专家们争论了十几年解决不了的问题初步得到了解决；
过去办不到的事情，现在办到了。
改建工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同时，陕西、河南、山东、山西等省的各级党组织和广大人民，从全局利益出发，统筹兼顾，团结协作，并肩战斗，保证了改建工程的顺利进行。
三门峡工程改建后，效果显著。
水库泄流能力由在库水位三一五米（海拔高程）时泄放三千零八十秒立米，增加到一万秒立米。
泄流能力加大了，排沙能力也大了，不仅可以使库容得到保持，而且潼关河床高程也有下降，为减轻渭河下游淤积创造了条件。
这样，改建后的三门峡工程就能够发挥以下效益：
防御下游大洪水。
黄河之所以以“害河”闻名于世，主要是由于下游经常决口泛滥。
解放后，我国人民治黄的主要目标，首先就是改变这种状况。
三门峡水库如不改建，库容很快被泥沙填满，就将失去调节洪水的能力。
改建后，可以保持一定库容，办法是：
三门峡水库遇一般洪水不拦蓄、不滞洪，充分发挥下游河道的泄流排沙能力；
当下游出现大洪水，危及堤防安全时，三门峡水库就利用这些库容关闸拦蓄，以确保下游安全。
发挥防凌作用。
威胁黄河下游堤防安全的另一个灾害是凌洪。
每年12月份和第2年的一、02月份，是黄河下游的凌汛期。
这时，黄河上游解冻，下游，特别是山东段还在封冻，造成卡冰壅水，形成凌洪，黄河历史上不少决口就是由此造成的。
利用三门峡水库保持的库容，可以开关闸门调蓄上游来水，减轻卡冰壅水对堤防的威胁。
为灌溉和城市用水、工业用水提供水源。
根据黄河汛期泥沙多，非汛期泥沙少的规律，三门峡水库采取“蓄清排浑”的原则，在冬季结合防凌，蓄一定水量，支援抗旱。
1972年，河南、山东沿黄河地区引黄抗旱浇地一千二百万亩，1973年抗旱浇地一千六百万亩，对促进农业增产起了显著作用。
同时，也为郑州、开封等城市提供了水源。
去年05月，还向华北地区送水二亿七千万立米，支援华北，特别是天津市人民的抗旱斗争。
发电。
电站改建后，利用黄河天然径流发电，计划发电装机容量二十万瓩，第1台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五万瓩低水头水轮发电机组已于1973年12月26日正式发电。
三门峡工程的改建，为我国开发利用多泥沙河流提供了经验，这就是在多泥沙河流修建水库，防止泥沙淤积是工程能否长期发挥效益的关键。
只要在峡谷河道建库，有足够的泄洪排沙能力，采用合理的运用方式，水库是可以保持一定库容的。
同时，三门峡工程的兴建，也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一支水利建设队伍。
现在，全国许多重要水利建设工地上，都有参加过三门峡工程建设的工人和技术干部，为发展我国的水利建设事业贡献了力量。
三门峡工程的改建虽然取得了成绩，但是有些问题还有待于今后在实践中继续解决，有些认识还有待于在实践中逐步丰富和完善。
广大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决心继续努力，使三门峡工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附图片）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胆实践，对黄河上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三门峡工程进行了改建，取得了初步成功。
图为屹立在黄河峡谷之中改建后的三门峡水库大坝。
　新华社记者摄

各级干部深入基层抓批林批孔参加生产劳动
天津铁路分局夺得革命和生产新胜利
据新华社天津1974年12月19日电
在批林批孔运动推动下，天津铁路分局各级领导干部坚持深入生产第1线，参加劳动，做好工作，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带领广大职工夺得了革命和生产的新胜利。
全分局在连续五年提前完成运输任务的基础上，今年又提前二十天完成了全年运输计划，货物发送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五点七，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
天津铁路分局各级领导干部在参加劳动、做好工作的过程中，首先注意抓好批林批孔这件头等大事，坚持以革命带动生产。
天津北站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干部深入生产第1线，和广大职工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一起批林批孔，一起搞运输生产，运输效率不断提高。
现在这个站已经提前五十六天完成了全年运输生产计划。
天津铁路分局各级领导干部通过参加生产劳动，不断洗刷唯心精神，进一步树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全心全意依靠工人群众搞好运输生产。
唐山车站担负着煤炭、钢铁、陶瓷、机械设备、水泥和化肥等物资的运输任务。
站上所需要的大量车皮，全靠自己卸重腾空。
过去，常常因为不能及时卸车，造成车辆积压，影响运输生产。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这个站的干部通过参加生产劳动，深入调查研究，虚心向群众请教，摸索出了一套抢卸车、快调车、巧装满载的作业方法，做到了随卸、随调、随装，加速了车辆周转，提高了运输效率。
各级领导干部，还注意总结和掌握运输生产的规律，针对季节和生产情况的变化，抓重点，攻关键，取得了指挥生产的主动权。
进入10月份以来，这个分局的机务、电务、车辆和工务等部门的领导干部，纷纷深入班组参加劳动，积极带领群众做好防寒过冬的准备工作。
他们以举办学习班的形式，分期分批地对职工进行防寒教育和专业技术训练，普遍对机械设备作了检修和防寒保护，使广大职工掌握了冬季作业的本领，增强了完成冬季运输生产任务的信心。

毛主席语录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

福建省各国营伐木场
提前完成木材生产和更新造林计划
据新华社福州电
在批林批孔运动推动下，福建省各国营伐木场提前一个多月完成今年木材生产和更新造林计划。
福建省是我国重点林区之一，共有一百零八个国营伐木场。
今年以来，伐木场的广大职工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紧密联系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际，深入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进一步提高了为革命搞好木材生产的积极性，许多伐木场出现了生产热气腾腾的景象。
清流县伐木场通过批林批孔，职工们的革命干劲更大了，产品综合合格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七，提前半年完成了今年的任务。
今年福建省各伐木场的技术革新活动有了较大发展。
绝大部分伐木场已基本上实现了油锯采伐和绞盘机架空索道集材。
南靖县天奎伐木场在学习外地先进经验基础上，自己设计和安装了一条长达一千二百多米的无动力控速索道，提高工效达三倍以上。
福建省各国营伐木场在积极完成木材生产任务的同时，实行采育结合，管造并举，提前完成了今年十万亩采伐迹地更新造林计划。
目前，福建省各国营伐木场的广大职工在胜利完成今年的生产任务以后，又积极投入了明年生产的准备工作，决心为国家作出新贡献。

蒙博托总统和夫人离京到南京访问
邓小平吴德等和数千群众到机场欢送，阿沛·阿旺晋美陪同前往
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彭冲举行宴会热烈欢迎扎伊尔贵宾
新华社1974年12月19日讯
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和夫人以及随同来访的其他扎伊尔贵宾，由我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和外交部副部长何英陪同，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南京访问。
我国领导人邓小平、吴德，外交部长乔冠华，外经部副部长陈慕华，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胡炜，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刘皑风，国家体委负责人于步血，有关方面负责人卓琳、刘华以及群众数千人，到机场热烈欢送扎伊尔贵宾。
在飘扬着中扎两国国旗的首都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
乐队奏扎伊尔国歌和中国国歌。
蒙博托·塞塞·塞科总统由邓小平副总理陪同，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当扎伊尔贵宾同欢送群众见面时，机场上一片欢腾。
人们在鼓乐声中高呼口号，欢乐起舞，向贵宾们致意，祝愿中扎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登上飞机前，蒙博托·塞塞·塞科总统和夫人同我国领导人亲切握手告别。
陪同蒙博托·塞塞·塞科总统和夫人等扎伊尔贵宾前往南京访问的还有外交部非洲司司长何功楷、礼宾司司长朱传贤以及中国驻扎伊尔大使宫达非。
扎伊尔驻中国大使恩古武卢·卢邦达和夫人也陪同前往。
到机场送行的还有扎伊尔驻中国大使馆外交官员和在北京的扎伊尔留学生。
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南京1974年12月19日电 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和夫人以及随行人员，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外交部副部长何英陪同，今天中午乘专机从北京到达南京参观访问。
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彭冲、副主任杨广立、陈和发、赵桂香，人民解放军南京部队副司令员詹大南，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楚滨、王昭铨、陈锦新，及有关方面负责人钱永清、骆平和两千多群众，到机场热烈欢迎。
蒙博托总统的来访给南京人民带来了扎伊尔人民的深厚情谊。
今天，在市区的主要街道上，悬挂着许多彩旗和欢迎横幅，机场上飘扬着中扎两国国旗。
当蒙博托总统和夫人走下飞机来到欢迎群众面前时，人们敲锣打鼓，青少年伴随着欢乐的乐曲跳起了狮子舞和花环舞。
蒙博托总统不断挥手向欢迎群众致意。
晚上，彭冲举行宴会欢迎扎伊尔贵宾。
他在宴会上祝酒时，代表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和全省人民向远道来访的扎伊尔贵宾，表示热烈欢迎。
他说，蒙博托总统和夫人等贵宾来江苏南京访问，给我们带来了扎伊尔人民的友好情谊，使我们受到很大鼓舞，对全省人民抓革命、促生产是个有力的促进。
扎伊尔外交和国际合作事务国务委员翁巴—迪—吕泰特受蒙博托总统的委托，在宴会上祝酒。
他以蒙博托总统和夫人的名义以及全体随行人员的名义，对他们在中国受到的亲切接待表示感谢。
他说，蒙博托总统在两年的时间内接受中国政府的邀请，两次来中国访问，这表明扎伊尔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友谊。
下午，扎伊尔贵宾由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彭冲主任、何英副部长陪同，参观了南京长江大桥，观赏了滚滚长江的壮丽景色。
贵宾们还游览了中山陵。
今晚，蒙博托总统和夫人等扎伊尔贵宾出席了由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举办的文艺晚会，观看了南京市红小兵演出的文艺节目。
（附图片）
蒙博托总统和夫人等离开北京前往南京访问，我国领导人邓小平、吴德等及首都群众数千人到机场热烈欢送贵宾。
　新华社记者摄

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
——学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一点体会
梁效
三十五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光辉著作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地剖析了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进一步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转变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指出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起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作用，促进了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
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抗日战争实质上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
为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怎样认识农民的地位和作用。
毛主席把历史的研究同现实斗争紧密结合起来，热情讴歌了我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深刻指出：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在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开展的大好形势下，重读毛主席这篇光辉著作，对于深入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史，古为今用，正确地总结和汲取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着重大意义。
一
在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漫长岁月里，苦难深重的我国广大农民，为了反抗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
“挑动黄河天下反”！
多少次农民战争的燎原烈火，燃遍了大河上下，江南塞北；
“杀尽不平方太平”！
多少次起义群众的愤怒吼声，震撼着祖国大地，万里河山。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
农民革命英雄们用自己光辉的战斗业绩，谱写了我国封建社会最壮丽的诗篇！
农民战争起了伟大的历史作用。
毛主席指出，我国历史上“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而叛徒、卖国贼林彪一伙恶毒污蔑广大农民是满脑袋“油盐酱醋柴”的“愚夫愚妇”，农民战争只会带来“尸暴遍野，血流成河”和“普遍饥荒”，等等。
这完全是无耻的诽谤！
革命农民是有抱负、有理想、有纲领，向封建制度冲锋陷阵的英雄好汉。
翻开一部中国农民战争史，那“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号召，不正是矛头直指地主阶级的总头子——封建皇帝，要反掉地主阶级的“天”吗？
那“均贫富、等贵贱”的纲领，不正是反映了“为了完全推翻地主权力和完全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而斗争的农民力求平等的革命愿望的表现”吗？
那“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蓝图，不正是体现了革命农民渴望找到美好的生活的理想吗？
农民战争是革命农民最盛大的节日。
我们说正是农民战争推动了经济、文化的发展。
只有反动没落阶级才会在农民革命斗争面前，发出那种“灾祸”论的绝望嚎叫。
对于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我们以为首先应当从封建社会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矛盾的运动中来考查。
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度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在封建社会里长期保存着旧的奴隶制残余。
农民革命的风暴在打击封建统治的同时，也不断扫除这些旧的生产关系残余。
在农民战争中，奴隶也纷纷起来造反，获得了解放。
吕臣领导的奴隶起义部队——苍头军，就是秦末农民大起义中一支南征北战、屡建战功的劲旅。
农民战争之后，大批奴隶摆脱了奴隶制剥削和压迫的枷锁，这是农民战争解放生产力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封建社会里，各种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随着历史的前进，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
农民战争不断打击和削弱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例如，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发展起来的士族地主经济，采取了人身依附关系很强的部曲佃客荫户制，极端残酷地压榨劳动人民。
在几百年的长时期内，到处造成了“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的情况。
士族集团的政治经济势力盘根错节，门第阀阅的传统观念流毒深远。
只是经过从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直到唐末黄巢大起义这一系列的农民战争的不断沉重打击，这个封建生产关系的腐朽环节才被比较彻底地除掉。
在封建社会里，“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
土地的兼并和高度集中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
广大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不断进行反抗斗争。
明末农民大起义中，李自成农民革命政权提出了“均田”主张。
张献忠起义军也勒令大官僚、大地主将“霸占土田，查还小民”。
到了太平天国革命时期，革命农民提出了“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土地纲领，并且愤怒指出：
“田地为务农之本，天下旱畲水田，均为我农所辟，田主历代收租，实干天怒！”
凡是农民革命风暴席卷过的地区，大量土地被农民夺回，土地高度集中的情况大大缓和，社会生产有了发展。
“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
每一次农民战争爆发后，封建国家政权都首当其冲，成为革命农民集中打击的目标。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时，农民军“烧官府”，“长吏多逃亡”。
唐末黄巢起义军“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他们“天街踏尽公卿骨”，把反动统治者杀得人仰马翻。
在元末农民起义风暴的打击下，封建统治机构土崩瓦解。
“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
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
这首民谣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革命景象。
明末李自成、张献忠大起义，也是“不杀平民唯杀官”，还把十万皇族杀了个“十之九焉”。
整个农民战争史表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
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国家政权，打击了封建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农民战争同儒法斗争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
由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之间矛盾极端尖锐化而引起的农民战争，对封建社会其他各种矛盾和斗争，包括儒法斗争在内，起着特别深刻的影响。
一、农民战争是推动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法家只有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才能起到一定的进步作用。
这一点是根本的，也就是说农民战争制约了儒法斗争，推动了儒法斗争。
我们看到，农民战争往往客观上为法家路线的继续推行或法家思想的继续传播扫清了障碍，开辟了道路。
封建社会早期，在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后的一段时间内，儒法斗争主要表现为没落奴隶主阶级复辟同新兴地主阶级反复辟的斗争。
公元前二一〇年，秦始皇一死，赵高复辟集团便篡夺了秦政权，推行了一条复辟倒退的儒家路线。
轰轰烈烈的秦末农民革命风暴，打断了赵高推行的反动儒家路线。
在打击地主阶级的同时，横扫了奴隶主复辟势力。
“汉承秦制”。
在农民战争清扫出来的基地上，汉初的法家路线才得以继续推行，并取得了对儒家路线斗争的节节胜利。
当奴隶制复辟的严重危险过去之后，儒法斗争，主要表现为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同保守派的斗争。
大地主阶级统治集团总是推行一条守旧倒退的儒家路线。
这条反动路线必然加深和扩大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矛盾，而这一矛盾的激化反映到地主阶级内部来，促使了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的加剧，推动了儒法斗争。
东汉时期，士族豪强地主集团推行反动的儒家路线，给社会带来极大破坏，加速导致了三十六方同时并起的黄巾大起义。
农民大起义打击了豪强大地主势力，从而为三国时期法家路线的推行创造了条件。
相反，没有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打击，儒家保守势力比较强大，法家的革新措施就不易取得成功。
北宋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客观原因之一，便在于此。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以后，封建社会走向自己的末世。
这时的儒法斗争逐渐有了新的政治内容，出现了比较复杂的情况。
儒家代表没落封建地主阶级，顽固地维护行将灭亡的封建制度。
这时的农民战争给封建制度以根本性的打击，使具有革新精神的法家人物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对没落的封建制度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到了近代，随着资产阶级的壮大，产生了一批要求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派。
他们除了向西方资产阶级寻求真理外，还继承了我国历史上法家主张革新的传统，而太平天国、义和团等农民战争对他们的政治思想和实践活动有着深刻的影响。
马克思在1847年10月写的《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一文中指出：
“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辅助因素，如一七九四年时就是这样。
所以，法国的恐怖统治所能起的作用，只是通过自己的猛烈锤击，象施法术一样把全部封建遗迹从法国地面上一扫而光。
这样的事情是怯懦的资产阶级在几十年中也办不到的。
因此，人民的流血牺牲只是给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
马克思这一精辟分析，对于我们在肯定法家只有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才能起到一定的进步作用的前提下，来认识农民战争往往客观上也为法家路线的继续推行开辟了道路，很有启发。
二、法家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才能起到一定的进步作用，农民战争往往客观上为法家路线的继续推行开辟了道路，但是，它们两者是有原则区别的。
法家在他们自己所处的历史时代，是革命的或进步的，对于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我们要予以应有的肯定。
但是，法家毕竟是剥削阶级的政治派别。
法家和农民阶级的阶级利益和奋斗目标是根本不同的。
他们各自从本阶级的立场出发，采取不同的纲领和斗争方式，以反对反动的儒家。
农民战争是反剥削、反压迫的，不仅是要推翻当时推行儒家路线的封建王朝，而且是要推翻整个封建制度。
而作为地主阶级革新派的法家，他们的活动归根到底是为了巩固封建剥削制度。
这就是为什么当农民战争爆发后，有的法家人物也参加镇压农民起义的原因所在。
农民战争对儒法斗争有影响，儒法斗争对农民战争也是有影响的。
儒家反动势力混入农民革命队伍中破坏革命，这从秦末农民大起义中的孔鲋和张耳、陈余开始，一直是屡见不鲜的。
历史上的农民革命英雄们沉重打击了公开敌人——儒家反动统治集团的黑暗势力，而且对钻进革命队伍内部的儒家反动破坏势力也进行了斗争。
陈胜痛斥孔鲋之流“立六国后”的谬论，便是典型一例。
但这种斗争是在农民起义队伍内部，农民阶级同奴隶主阶级复辟势力或者地主阶级反动势力之间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
农民革命领袖反对儒家，虽然可能受了社会上儒法斗争中法家思想的影响，但从本质上讲，毕竟是站在农民阶级立场上、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讲话，而不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代表地主阶级革新派讲话。
陈胜大义凛然地申明：
“六国之后君，吾不能封也。”
他代表的是饱尝过诸侯割据苦难的农民阶级，而不是代表着要求巩固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的新兴地主阶级。
三、我们肯定农民战争后推行法家路线的新王朝的某些政策和措施，这同反动的“让步政策”论是根本对立的。
研究农民战争同儒法斗争关系的过程，也是继续批判反动的“让步政策”论的过程。
林彪一伙鼓吹的“让步政策”论，是说农民战争失败后，统治阶级会汲取教训，实行减轻剥削和压迫的“让步政策”，正是这种“让步政策”推动了封建社会历史的发展。
这种反动观点，在历史观上是“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在政治上是鼓吹修正主义的阶级调和论。
人所共知，这种所谓“让步政策”，是根本不存在的。
我们肯定某些新王朝的某些革新措施，说它有进步性，是因为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但在封建社会里，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是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
我们坚持的是奴隶们创造历史的一元论唯物史观，这同“让步政策”论宣扬“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即封建帝王的“让步政策”推动历史前进，是截然相反的。
我们在肯定某些新王朝某些革新措施的同时，也清楚地看到，这些措施不是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搞阶级调和，搞合二而一，而是地主阶级的阶级政策。
就地主同农民的关系来说，是重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统治，把封建剥削枷锁重新套在广大农民头上。
二
维护祖国统一和独立，促进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是农民战争的又一伟大历史功勋。
毛主席在分析中国封建时代政治经济制度的主要特点时指出：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是维护国家统一，还是实行分裂割据，这是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
儒家一直是反动的分裂割据势力的代表。
没落奴隶主复辟势力念念不忘“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念念不忘“立六国后”，就是为了推翻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复辟反动的奴隶制度。
大地主阶级中的一些集团，凭借他们雄厚的经济、政治实力，要求不断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往往成为分裂割据势力的代表。
他们都推行一条主张开历史倒车的反动的分裂割据路线。
而法家则往往采取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同儒家反动分裂势力进行斗争。
分裂割据和混战的局面，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造成了经济凋敝、人口锐减的恶果。
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带来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象；
西晋的八王之乱，结果是几十万人死亡，加上天灾、疫病大流行，“草木及牛马毛皆尽”，“流尸满河，白骨蔽野”。
唐末藩镇割据混战，到处烧杀、“屠城”，使长江以北，淮河以南，东西千里变成白地。
割据混战给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广大农民憎恨这种局面，渴望国家统一。
在这方面，农民的革命斗争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秦汉之际，是饱尝过诸侯割据苦难的农民革命英雄们，扫荡了奴隶主复辟势力，粉碎了他们分裂国家的阴谋。
在整个封建社会里，我国在大部分时间内保持统一，这同农民的革命斗争不断打击着大地主阶级分裂割据势力，打击儒家的反动路线，是密切相关的。
我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
“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
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
民族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
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汉族地主阶级对兄弟民族的劳动人民实行过残酷的剥削和民族压迫。
一些少数民族的剥削阶级也对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劳动人民实行过残酷的剥削和民族压迫。
当着一些少数民族的奴隶主、封建主军事贵族向中原地区侵扰，甚至将比较落后的生产关系的枷锁加于汉族劳动人民的时候，代表汉族大地主阶级的儒家，常常采取可耻的妥协、投降立场。
他们同少数民族统治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对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劳动人民实行双重压榨。
而法家则坚持抗战路线，反对这种侵扰和民族压迫，有一定的进步性。
但是，当着汉族地主阶级反过来压迫兄弟民族的时候，儒家是这种民族压迫的罪魁，而法家也受其剥削阶级局限性的制约，往往搞大汉族主义。
只有各族劳动人民，才坚持民族平等联合、反对民族压迫。
北魏末年，各族劳动人民共同反抗北魏统治的大起义，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元朝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反抗。
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熊熊烈火，终于把元政权烧成灰烬。
历史上以农民为主体的各族劳动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战斗，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反人民的民族压迫政策，加强了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
这是我们伟大祖国长期统一的又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鸦片战争后，我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民族危机空前尖锐，儒法两家围绕着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斗争更加激烈。
腐朽的大地主阶级当权派都是一伙孔孟之徒，一伙无耻汉奸卖国贼。
他们鼓吹“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卖国主义理论，拱手出卖祖国的锦绣江山。
而法家则坚持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爱国立场。
然而仅仅依靠他们的努力，挽救不了民族的危亡。
只有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斗争，才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三元里农民举起抗击殖民强盗的义旗。
太平天国的革命英雄们英勇抵抗了外国侵略者的武装干涉。
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强盗企图瓜分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戊戌变法失败了。
在这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又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肩负起保卫祖国的伟大历史使命。
义和团起义群众在“保护中原，驱逐洋寇”和“御俄寇，复国土”的战旗下，对八国联军侵略强盗进行了可歌可泣的顽强战斗。
连帝国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民“含有无限蓬勃之生气”，哀叹“瓜分之说，不啻梦呓”。
“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
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三
马克思主义认为，旧的思想和理论是为社会上反动势力服务的，它的作用就是阻碍社会发展，阻碍社会前进。
孔孟之道就是这种反动的思想体系。
随着地主阶级由进步逐渐走向保守、反动，作为没落奴隶主阶级意识形态的孔孟之道，被地主阶级改造成为维持他们反动统治的思想武器。
但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尊孔活动越猖狂，他们利用孔孟之道对农民的精神束缚和摧残越加紧，广大革命农民反抗这种奴役、要求打碎这种精神枷锁的斗争就越激烈。
恩格斯在分析欧洲封建社会被压迫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抗斗争时指出：
“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
同欧洲中世纪的反动神学一样，孔孟之道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
因此，在长期封建社会中，每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风暴，在思想上同时又都是一次大规模的反孔斗争。
农民革命英雄们在同反动势力反复搏斗中，反孔的旗帜越来越鲜明，斗争的水平越来越提高。
广大革命农民的反孔斗争，是他们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集中表现，也是他们打击封建统治、推动社会前进的一个重要内容。
广大革命农民是推动封建社会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也是反孔斗争的主力军。
我国历史上第1次农民大起义杰出领袖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的革命口号，实质上就是向孔丘“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谬论的宣战。
黄巾大起义要变地主阶级的“天”为农民阶级的“天”，黄巢自称“冲天”大将军，都是对儒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动说教的否定。
广大农民不信“天命”，要革命，不信“天理”，求真理，奋起造反，坚决斗争，把一个又一个反动王朝送进了坟墓。
唐、宋以后，革命农民进一步提出了“均平”的口号。
明末农民大起义更提出“均田”、“免粮”的革命纲领。
农民军所到之处，地主的田产文契被烧毁，封建土地关系被打乱，宗法等级制度被否定。
“奴（奴隶）坐于上，主（地主）歌于下”，封建主义的“纲常法纪，扫地无余”。
起义农民还经常烧毁各地的孔庙。
刘六、刘七农民起义更直捣孔丘的老巢——曲阜孔庙，“秣马于庭，污书于池”，把孔庙当作马圈，把孔孟经书扔进臭水池里，还把祭祀孔老二的祭器砸了个稀巴烂。
到了近代，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掀起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讨孔运动。
洪秀全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的革命精神砸了孔丘的牌位，太平军宣布“四书”、“五经”为“妖书”，明令“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对孔孟之道进行了无情的扫荡。
他们还同儒家反动思想针锋相对，提出了政治、经济、男女、社会四大平等的主张，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这个农民革命的伟大文献，要求建立一个没有等级差别、人人平等的“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的理想社会。
毛主席指出：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
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
从根本上说，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史。
正是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
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亿万革命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他们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整个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今天，广大贫下中农更加朝气蓬勃地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的第1线，正在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夺取批林批孔的新胜利，创造新的历史功绩。

做好下乡知识青年工作的一个好办法
——中共西安市委选派干部带领下乡知识青年的调查
批林批孔运动以来，中共西安市委先后从机关和工交、财贸、文教等各条战线，选派了五百多名在职干部到农村去，带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受到城乡各个方面的欢迎。
问　题　的　提　出
近几年，在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指引下，西安市陆续有十万多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
批林整风运动中，西安市委狠批了林彪恶毒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反革命罪行，进一步加强了对这项工作的领导，曾多次组织干部到农村学习、慰问，协助社队、党组织做下乡知识青年的管理教育工作。
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以后，西安市委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派出主要负责同志深入农村看望下乡知识青年，走访社、队干部和贫下中农，就城乡如何共同做好下乡知识青年工作的问题，广泛征求了意见。
市委进一步认识到：
要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使青年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不仅应当做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动员工作，还应当协助农村的同志做好下乡知识青年的管理教育工作。
此后，西安市委便把城乡配合，做好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
市委常委会议做出决定：
从今年起，每年选派在职干部轮流到农村去，带领下乡知识青年。
市委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做出规划，把选派带队干部形成制度，切实做好这项工作。
市委规定带队干部的条件是：
路线斗争觉悟高，思想作风好，身体健康，有独立工作能力。
强调这支队伍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有一定数量的妇女干部，并配备一些领导干部，兼做各县带队干部的管理教育工作。
全市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市委的决定，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踊跃报名。
每一批带队干部下农村以前，市委都为他们举办学习班，学习中央有关文件，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勉励他们努力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光荣任务。
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
西安市委派到农村的带队干部，在当地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协助社、队干部和贫下中农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组织下乡知识青年认真看书学习，不断提高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自觉性。
组织下乡知识青年认真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帮助他们牢固地树立坚持乡村干革命的思想，这是带队干部的重要任务。
许多带队干部一到农村，就积极配合社、队党组织和贫下中农，帮助下乡知识青年建立了理论学习小组，制定或修改了学习制度和学习计划，组织他们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总结看书学习的经验，交流心得体会。
现在，下乡知识青年大都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学习了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
结合看书学习，带队干部协助社、队党组织，对下乡知识青年进行了党的基本路线教育、革命理想和前途的教育，使他们提高了坚持乡村的自觉性。
淳化县有些1968年下乡的西安市知识青年，一度产生了“该毕业回城”的思想，表现不大安心。
带队干部去了以后，在劳动休息时，在窑洞油灯下，引导他们重温毛主席的《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著作，总结下乡前后思想感情的变化，使他们逐步加深了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深远意义的理解，表示要坚持乡村干一辈子革命。
二、引导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参加批林批孔运动，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经受锻炼。
在当地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带队干部经常组织下乡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一起，密切联系农村现实的阶级斗争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的路线斗争，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批判“下乡镀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耕馁学禄”、“学而优则仕”等反动谬论，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
三原县有个鲁桥镇，清朝的儒家、大地主贺瑞麟曾在这里开办过所谓“正谊书院”，出版过反动的《女儿经》和《弟子规》。
这里的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竭力鼓吹孔孟之道，破坏革命和生产，腐蚀下乡知识青年。
面对阶级敌人的进攻，驻鲁桥公社的带队干部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组织下乡知识青年调查了贺瑞麟利用孔孟之道、欺骗压榨劳动人民的罪恶历史，调查了当地一小撮阶级敌人宣扬孔孟之道、大搞复辟倒退活动的情况，然后整理出一份林彪和一切反动派都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的大批判材料，使下乡知识青年和当地社员受到一次生动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
许多带队干部引导下乡知识青年，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办大批判专栏，演革命文艺节目，讲儒法斗争的历史故事，促进了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开展。
三、带领下乡知识青年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贡献力量。
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步伐，许多带队干部带领下乡知识青年，积极投身到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去。
凤翔县唐村公社党委发动群众治理葱山，驻在这个公社的带队干部背上行李和干粮，带领二百三十多名下乡知识青年，同贫下中农一起战斗，大干了两个多月，移土二十七万多立方，造水平梯田一千零四十三亩，受到公社党委的表扬。
为了适应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需要，许多带队干部主动协助社、队，在下乡知识青年中培训了一批农业技术员、农机修理员、农业气象员、赤脚医生、电工等，受到贫下中农的欢迎。
四、从吃、住、用、医等各方面，热情关心下乡知识青年。
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带队干部积极协助各地农村的党组织，做好下乡知识青年的生活管理工作。
乾县周城公社有个大队，一度对下乡知识青年的建房工作抓得不紧，带队干部便和这个大队的干部一起，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的教导，帮助他们提高了做好下乡知识青年生活管理工作的自觉性。
大队党支部书记带领社员，很快给下乡知识青年盖了七间新房。
带队干部经常教育下乡知识青年，学习贫下中农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勤俭节约过日子。
目前，大多数知识青年小组都能搞好生活管理，办好集体灶。
许多小组养了猪，喂了鸡，种了菜。
带队干部还协助不少社、队，在知识青年中建立了农业科技、医疗卫生、文学艺术、物理数学等各种业余学习小组，组织起文艺演唱队、读报小组、革命故事小组、篮球队和乒乓球队等，广泛开展业余学习活动和文艺体育活动，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农村的思想文化阵地。
按照西安市委的要求，派到各地农村的带队干部在工作中，都严格注意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自觉服从当地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主动争取他们对干部带队工作的支持，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做好带队工作，当好助手。
二、紧紧依靠贫下中农，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既不包办代替，又积极出主意想办法，当好参谋。
三、坚持与下乡知识青年同学习，同劳动，同生活，同商量，发扬艰苦奋斗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和教育青年，当好带头人。
干部带队的好处
一年来的实践证明，干部带队是做好下乡知识青年工作的一个好办法，也是培养和教育干部的一种好形式。
它的好处主要是：
干部带队，协助各地农村党组织充实和加强了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领导。
驻各县、社的带队干部，有些被吸收为县、社党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的成员，有些还被推选为县委委员或公社党委副书记。
这就为进一步管理教育好下乡知识青年，创造了比较有利的条件。
在县、社党委的领导下，带队干部协助农村基层党组织，整顿和健全了管理教育下乡知识青年的组织机构，落实了党对下乡知识青年的有关政策。
带队干部利用各种场合，宣传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系列指示，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帮助基层干部提高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做好下乡知识青年工作的自觉性。
干部带队，调动了城乡两个方面共同做好下乡知识青年工作的积极性。
带队干部来自城市的各条战线，经常与城市有关部门和下乡知识青年家长联系，主动争取他们的配合。
这样，带队干部就象纽带一样，把城市和乡村紧密地联系起来了。
目前，西安市许多工厂、机关、学校、商店、医院和街道，定期派人到他们职工子女插队落户的社、队去看望。
许多农村社、队干部和贫下中农也跟带队干部一起，经常向城市各级党组织汇报知识青年在农村成长的情况。
西安昆仑机械厂党委负责同志，今年先后三次带领工人和知识青年家长代表到乡下，协助农村党组织做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
这个厂还帮助有关社、队培训了一批农业机械修理工，办起了一个农具修理厂和一个小型化肥厂。
干部带队，又是广大干部下放劳动、重新学习的一种极好机会。
带队干部与贫下中农和下乡知识青年朝夕相处，一起看书学习，批林批孔，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他们在工作中，学到了贫下中农的许多好思想、好作风，有力地促进了自身思想革命化。
许多同志经过这段实践，焕发了革命青春，脸晒黑了，心炼红了，同贫下中农和下乡知识青年的感情更深了。
他们深有体会地说：
“党派我们到农村带领下乡知识青年，这既是对下乡知识青年的关怀，也是对我们的爱护！”
派到临潼县田市公社的女青年干部冯冰，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切实做好带队工作。
今年夏收期间，她带病坚持带领下乡知识青年抢收麦子，被青年们誉为“我们的好老师”。
有的带队干部，经过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的锻炼，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选派干部到农村带领下乡知识青年，是一件新的工作。
西安市委注意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定期派人深入农村，了解带队干部的思想状况和工作情况，配合当地党组织做好对他们的思想教育和考核工作。
市委和各级党委对带队干部的生活也很关心，经常派人到他们家里看望，帮助解决一些困难和问题，使带队干部安心在农村工作。
最近，西安市委召开了带队干部组长会议，认真总结交流了带队工作的经验，决心把干部带队作为搞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和培养、教育干部的一项重要措施，坚持下去，抓紧抓好。
本报通讯员

吉林省海龙县城南公社正义大队下乡知识青年赵俊杰，积极参加批林批孔斗争，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自觉改造世界观，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茁壮成长。
本报通讯员摄

批判《女儿经》送女到农村
湖北省江陵县郝穴镇下乡知识青年家长　陈新芳
通篇浸透着反动的孔孟之道的《女儿经》，竭力宣扬什么“有儿女”，“继宗承”，“倘是女，严闺门，训礼义，教孝经”。
这就是说，对儿子要教他尊孔读经，使其继承祖业，光宗耀祖；
对女儿要叫她严守闺房家法，训礼习孝，以便做孝女、节妇。
《女儿经》还将“孟母能教子”的所谓典故大肆标榜，把教子学礼的孟母吹捧为“显扬于后世”的贤母。
今天，在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开展的大好形势下，我们把《女儿经》鼓吹的这些反动东西拿出来，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武器，深入进行批判，这对教育和支持子女上山下乡干革命，有着重要的意义。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女儿经》中所宣扬的“能教子”的孟母，就深深打上了奴隶主阶级的烙印。
孟母站在反动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极端鄙视劳动，极端仇视劳动人民。
她择邻三迁，就是要她的儿子孟轲远离广大劳动人民，到学宫旁边学礼习义，搞“克己复礼”，复辟反动的奴隶制。
结果，孟轲和孔老二一样，都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都是搞倒退、搞复辟的反动家伙。
至于《女儿经》中所鼓吹的“莫做声”、“莫记恨”、“莫使性”、“莫出门”、“莫理论”等等，则是历代剥削阶级训女的宗旨，他们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这些精神枷锁，束缚妇女的手脚。
不管是教儿的一套，还是训女的一套，其反动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要把儿女培养成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贤妻良母。
叛徒、卖国贼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也贩卖《女儿经》所宣扬的那套反动货色。
他一面拚命教子尊孔读经，一面恶毒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妄图使广大知识青年离开农村，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成为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这只能是痴心妄想！
毛主席号召说：
“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我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决心与《女儿经》所贩卖的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先后把自己中学毕业的两个女儿送到乡下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广阔天地里干革命。
孩子们在党组织和贫下中农的关怀教育下，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经受锻炼，茁壮成长。
我从内心感到高兴。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件大事，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战略措施。
我决心批深批透《女儿经》所宣扬的教子训女的反动思想，教育女儿坚持乡村干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应有的贡献。

毛主席语录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革命干部应有的品质
——蔡培礼带头送子女下乡务农
蔡培礼是中共云南省勐海县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
他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带头把自己高中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为知识青年家长做出了榜样。
广大群众说：
“老蔡带头送子女当农民，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促进派，体现了革命干部应有的品质。”
1973年，老蔡的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同时从高中毕业了。
是让他们一起下乡，还是按照个人打算，下一个留一个呢？
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那些日子，老蔡思想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他想：
儿子年龄较小，又吵着要参军，可以去找我过去的一些老上级、老同事或亲戚朋友想办法。
可是，他马上意识到，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关系到老一辈打下的社会主义江山能否巩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否后继有人的大问题。
自己是个领导干部，又是贫苦农民出身，如今却害怕子女下乡务农，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思想啊！
通过回忆对比，蔡培礼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决心把两个孩子同时送到农村去。
为了做好子女的思想工作，老蔡向他们讲述了旧社会祖祖辈辈受压迫、受剥削的血泪家史，讲述了自己跟随毛主席干革命，不断成长的战斗经历。
他对孩子们说：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是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战略措施，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
在他的教育和支持下，两个孩子表示，坚决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积极报名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
去年07月，在县委的统一安排下，蔡培礼的两个孩子，分别来到勐混公社曼蚌生产队和曼海生产队插队落户。
蔡培礼带头送子女下乡务农的行动，对全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动员工作，起了推动作用。
子女下乡以后，老蔡经常配合生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鼓励他们坚持乡村干革命。
本报通讯员

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和夫人等扎伊尔贵宾，12月19日参观南京长江大桥。
新华社记者摄
（传真照片）

外事往来
我科学院原子能和平利用考察团回京
以姜圣阶为团长、段存华为副团长的中国科学院原子能和平利用考察团，在法国进行考察访问后，19日回到北京。
中国科学院等有关方面负责人钱三强、沙克、苏华、朱永行、高之杕、曾令保等前往机场迎接。
北京女子篮球队访问非洲四国后回京
以任超为领队的北京女子篮球队，结束了对加纳、马里、塞内加尔、尼日利亚的友好访问后，于19日回到北京。
　（新华社）

朝鲜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到达北京
新华社1974年12月19日讯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贸易部副部长李泰白19日乘火车到达北京。
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姚依林和有关方面负责人王斌、马敬斋、张新桥等到车站欢迎。
到车站迎接的还有朝鲜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李宰弼、商务参赞韩裕鲁，以及先期到达北京的朝鲜政府贸易代表团副团长金孝信等。

认识黄河　改造黄河
——记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改建
三门峡水库大坝屹立在黄河昔日“天险”的峡谷之中，汹涌的黄河水，通过大坝底下新开凿的排洪孔道，滔滔东流，发电厂房里机器轰鸣，强大的电流通过高压线路，跨过山川田野，送往新兴的工业城市。
经过改建的三门峡枢纽工程，正在造福于人民。
这是我国工人阶级、工程技术人员和革命干部，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去正确认识黄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下，对工程进行改建的结果。
丢掉“洋拐棍”　探索改建途径
自古以来，黄河就以它狂暴不羁的性格成为一条闻名的“害河”。
把黄河治好，这是千百年来人民的强烈愿望。
解放后，毛主席和党中央非常关心黄河的治理。
伟大领袖毛主席多次亲临黄河视察，早在1952年，就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
1957年开始兴建的三门峡工程，就是解放后我国人民为根除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所进行的第1次巨大尝试。
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一条河，每立方米河水的含沙量高出世界其它多沙河几倍，甚至几十倍。
每年流经三门峡的泥沙多达十六亿吨。
如何处理这样大量的泥沙，还缺少这方面的实践经验。
三门峡工程兴建时，虽然也考虑到泥沙的处理，但是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单纯依靠“洋拐棍”，搞高坝大库蓄水拦泥，想“毕其功于一役”。
结果，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泥沙装到了库里。
淤积的速度，特别是淤积的部位都大大出乎设计之外。
三门峡水库的特点，在潼关以下是峡谷河道，在潼关以上是渭河平原。
由于原设计的发电最低水位超越了潼关，结果使渭河下游的淤积迅速发展，严重威胁关中平原和西安的安全。
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停止蓄水发电，连已安装好的一台水轮发电机组也被迫拆迁。
即使这样，问题仍不能解决。
由于大坝的泄流孔太高，泥沙淤积仍然继续发展。
面对这个严重问题，怎么办？
一场激烈的斗争展开了：
有的人认为黄河千古难治，除了恢复原来的样子别无他法；
也有的人不愿正视现实，还要坚持原来的设计，主张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维持现状。
大多数同志认为，人们在同自然界作斗争中，特别是同危害了几千年的黄河这样一条多泥沙的大河作斗争，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要经得起成功和失败的考验。
实践已经说明，原来的认识和工程设计是有错误的，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唯物主义者。
因此，是坚持原来的设计，还是敢于改建，实质上就是敢不敢丢掉“洋拐棍”，相不相信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泥沙淤积的问题。
大家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的教导，认识到，三门峡工程所以出现问题，根本一条就是原来的认识不符合黄河的客观规律。
“吃一堑长一智”，只要改正错误的认识，使之合乎当前黄河的客观规律，那就能变失败为胜利。
经过这场斗争，认识统一了。
大家从过去的实践中认识到，三门峡水库必须统筹兼顾，既要为下游除害兴利，又必须确保西安和“八百里秦川”。
用高坝大库在三门峡拦泥是不行的，必须想办法通过改建，加大水库泄流排沙能力。
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呢？
当时还没有把握。
为了慎重起见，决定开始改建的规模不宜太大，只是在大坝左岸打两条泄流排沙隧洞和把八条发电引水钢管中的四条改成泄流排沙道。
改建的方案得到了工人群众的支持。
他们说，国家和人民花了那么多钱建成的工程，不能为人民造福，还威胁上游安全，我们心里难过。
我们一定要争取改建工程提前完成。
1965年02月，第1次改建工程开始了。
凿两条隧洞的地方，正是三门峡天险的峡谷左岸。
这里山高坡陡，悬崖峭壁，下面就是一泻千里的黄河，在这里施工不要说用机械，就是连人站的地方也没有。
工人们就腰系绳索，在高空背水作战，首先夺得了立足、存身之地，然后再打眼凿洞。
这里不仅地形险要，而且岩石坚硬，刚开始时每天开挖进尺还不到一米。
但是，岩石硬不过工人的决心。
大家迎着困难上，掘进纪录不断刷新。
两条共长九百多米、直径十一米的隧洞和“四管”的改建都胜利提前一年完成。
“两洞、四管”于1968年以前先后投入运用后，水库泄流能力由三一五米水位时泄流三千零八十秒立米提高到六千秒立米。
排沙能力加大后，有效地减缓了库区的淤积，实践证明了改建这条路是能够走通的。
乘文化大革命东风　进行第2次改建
第1次改建取得了成功，但是泄流排沙能力仍然较小，淤积仍在发展。
为了使三门峡水库早日发挥效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1969年又提出了第2次改建。
广大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打破了过去搞规划设计只靠少数专家的冷清局面。
黄河水利战线上第1支以工人为主体的三结合设计队伍在这里出现了。
“三结合”小组的成员为了提出切合实际的规划设计，爬山涉水，顶风冒雪，访问沿河的贫下中农和老船工，实地查勘了解黄河和水沙演变的规律。
隆冬季节，天寒地冻，野外作业困难。
可是，贫下中农深厚的阶级感情温暖着他们的心，贫下中农的高贵品质鼓舞着他们去战斗。
他们遇到过许多激动人心的场面：
贫下中农总是象迎接亲人一样接待他们。
当他们和贫下中农谈起三门峡的情况时，贫下中农总是鼓励他们：
“大胆干吧，只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三门峡一定能改建成功！”
与此同时，他们还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技术人员寄来的八十多个改建方案。
贫下中农的期望，全国人民的关怀，给了他们无穷的力量，打破了过去脱离实际搞设计的许多烦琐哲学，在较短的时间里就提出了“合理防洪，排沙放淤，径流发电”的规划设计，要求水库泄流能力由六千秒立米进一步增加到一万秒立米。
这样，一般洪水既能安全通过下游，不影响上游，又在此基础上实现水库的综合利用。
第2次改建的规划指标一提出，一场争论又展开了。
泄洪洞开在哪里？
有的人看到左岸已打了两个洞，右岸地质条件不宜打洞，就提出炸掉钢筋混凝土浇注的发电厂房，在这里开挖泄洪洞。
工人们不同意那种办法。
工人们提出闯“三关”、打开施工导流底孔的建议。
提起闯“三关”，还有一段来历。
底孔共有十二个，是大坝施工时导流用的，大坝建成后又用混凝土封填了。
底孔是大坝最低的设施，孔口接近河床，用它来泄流排沙那是最理想的了。
早在1962年，水库出现淤泥时，有的工人就提出过这个建议。
那时，有的人受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不相信群众，不注重实践，被一个“怕”字和一个“难”字束缚了手脚。
根据洋设计的数据，又在实验室做了实验，认为底孔是临时设施，打开后孔顶受不住洪水和坝体的压力，因此他们被吓住了。
他们还认为，底孔用混凝土封填了这么多年，早和坝体、底孔闸门结成一体，也难于打开。
于是，安全关、开挖关、闸门关这“三关”就把打开底孔的方案打入了“冷宫”，从此不敢再提。
当第2次改建任务提出后，有的人仍墨守成规，怕担风险，想来想去还是想拿厂房来开刀。
工人们坚决反对这种主张。
孙海祥、王福连等老工人说：
“厂房是人民的财产，我们没有权利随意毁掉它。
科学是要尊重的，但不能迷信书本，大坝建成后，十二个底孔都曾过了水，并未出问题，这说明什么呢？
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打开底孔既省工省时间，效果又好，为什么不能试试？”
亲自参加过底孔回填的工人也说：
“底孔是我们亲手回填的，我们懂得怎样打开它。”
工人阶级这种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使工程技术人员受到了教育，纷纷表示：
向工人阶级学习，和工人们一起去闯“三关”，为三门峡改建作出贡献。
在党和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支持下，工人、科学技术人员和干部勇敢地向“三关”进军了。
他们在现场钻孔取样，在工地开展各种科学实验研究。
结论表明，由于大坝混凝土质量好，抗拉能力强，只要采取适当加固措施，打开底孔是可行的。
现场科学实验的实践，冲破了“打开底孔技术上不安全”的框框。
1970年03月，开挖底孔的战斗在文化大革命的凯歌声中打响了。
为了保证大坝的安全，技术人员经过测量计算，提出了打浅眼放小炮、在爆炸孔四周先打一圈防震孔等办法，工人们苦干加巧干，一、二、三号底孔比计划提前两个半月就打开了。
底孔打开后究竟能不能承受住坝体和水压力？
科学技术人员又和工人一起，在打开的洞内进行现场试验，证明打开底孔不会影响大坝质量。
实践使认识又一次获得了提高，底孔不能打开的迷信被彻底打破了。
安全关、开挖关都胜利地闯过，只剩下启闸门这最后一关了。
底孔打开后，证明闸门并未同混凝土浇注在一起。
但由于十几年的淤积，闸门前淤泥高达十六、七米，用四台一百吨的油压千斤顶起动，闸门仍然纹丝不动。
如果闸门提不起来，底孔过水排沙的计划将半途而废。
在这关键时刻，工人们大胆提出：
到闸门下面去，用千斤顶往上顶。
但是，这样要冒很大的危险。
闸门前面是几十米深的水和淤泥，万一闸门一提起，水和泥沙居高临下，就会直扑洞口。
但是，工人们豪迈地说：
为了让三门峡工程早日为人民造福，再大的危险我们也要承担！
共产党员、机电队革委会副主任蔡宝林下去了，工人吴子山、彭鹤友等也去了，人们都以焦急不安的心情，目不转睛地望着洞口。
闸门慢慢地上升了，五厘米、十厘米、二十厘米，水夹着泥沙和石子冲进洞口，洞里的人被泥沙打得生疼，水已经淹没了他们的胸部，但他们仍然坚持着。
当提到三十多厘米高时，水流迅猛而来，不仅人站立不住，连两台油压千斤顶也被急流冲走了，这时工人们才凫水撤出。
经过上面再加大力量，闸门终于提起来了。
人们望着卷着泥浆的河水冲出洞口，溅起一、二丈高的泥浪，奔腾而下的景象，心情万分激动。
这个曾被一些专家判为“死刑”的底孔方案，终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靠广大群众的智慧和双手实现了。
实践又一次证明了“卑贱者最聪明”这一伟大真理。
继第一孔成功之后，其它七个底孔的问题迎刃而解。
计划打开的八个底孔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全部投入使用。
同时，五条发电引水钢管进口降低十三米的工程也先后完成。
经过第2次改建，水库泄流能力达到了水位三一五米时下泄一万秒立米的指标，对解决库区淤积和降低潼关河床高程起了重要作用。
掌握泥沙规律　综合利用显效益
三门峡工程的改建，为保持和恢复库容创造了条件，要使水库既能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一定库容，又能发挥以防洪为主的综合效益，还必须解决好调节泥沙问题。
三门峡水库由于泥沙太多，蓄水就要淤积，淤积就会影响库容。
而防洪需要保持一定库容来调节洪水，灌溉、发电又需要蓄水，这就产生了矛盾，这个矛盾不解决，水库的综合效益就不能实现。
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处理好泥沙。
可是，有的人觉得三门峡水库不能拦沙，问题难以解决，因而不敢去摸。
黄河的泥沙规律真的是不可认识、不可掌握的吗？
广大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批判了这种无所作为的悲观论调。
他们说，黄河泥沙的处理确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是正因为复杂，才需要我们去认识它，战胜它，我们要做泥沙的主人，而不做泥沙的奴隶。
他们首先从分析黄河的泥沙规律入手。
黄河的沙量主要集中在每年汛期的七至10月份，这四个月的水量占全年水量的百分之六十，而沙量却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非汛期水量占全年水量的百分之四十，而沙量却只有百分之十至二十。
如果在汛期排，非汛期拦，不就可以避其害而用其利了吗？
为了在实践中检验这种认识，他们又进行了各种科学实验和研究。
掌握水库的冲淤规律，是充分发挥水库作用的关键。
泥沙和水文工作者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战斗在最前列。
每当黄河涨大水时，他们偏偏就是在这种最危险的时候，驾驶着小船，在波涛汹涌的黄河中，观察水情的变化，测量洪水流量，取回各种含沙的数据。
在坝后底孔取样更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由于水的流速过大，这里泥浪腾空，咆哮翻滚，什么船只也去不了。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科学技术人员腰里捆上绳子下去取样。
他们不怕危险，任凭泥浪冲打，终于取回了第一手资料，总结出了一套“蓄清排浑”的办法，从而保证了水库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一定的库容，发挥了防洪和兴利的效益。
根除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
三门峡改建工程的初步成功，说明只要我们认真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敢于实践，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治黄的经验，黄河是可以认识的，害河可以变为利河，毛主席关于“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目标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新华社通讯员新华社记者（附图片）
参加三门峡水利枢纽改建工程的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结合运用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指导改建工程的实践经验，批判林彪、孔老二鼓吹的反动的唯心史观。
新华社
记者摄

北京女篮结束对尼日利亚访问
新华社拉各斯1974年12月18日电
中国北京女子篮球队在结束了对尼日利亚的友好访问后，12月17日离开拉各斯回国。
在访问期间，北京女子篮球队同尼日利亚国家女子篮球队进行了三次比赛，有二千多名观众观看了比赛。
两国运动员还共同进行三次训练，以交流经验。
12月17日，尼日利亚业余篮球协会为北京女子篮球队举行招待会。
尼日利亚国家体育委员会主席阿德福佩和尼日利亚业余篮球协会主席加尔巴出席招待会并会见了篮球队队员。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临时代办杨广仁也出席了招待会。
16日晚，杨广仁临时代办为篮球队的访问举行了招待会。

奥斯曼总督参观浙江省手工艺品展览
新华社1974年12月19日讯
路易港消息：
毛里求斯总督拉·奥斯曼12月17日参观了中国浙江省手工艺品展览。
中国驻毛里求斯大使王泽和展览会展工组组长杨小森陪同参观。
拉·奥斯曼总督对展品表示极大的兴趣并给予高度赞扬。

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十四周年
河内各界群众举行隆重集会
黄文欢致开幕词　黄明鉴讲话热烈祝贺南方军民取得的伟大胜利
新华社河内1974年12月19日电 河内各界群众12月18日晚举行隆重集会，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十四周年。
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黄文欢，党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祖国战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春水以及各政党和群众团体的代表出席了集会。
越南南方共和驻越南民主共和国特别代表团团长阮文进以及正在越南北方访问的越南南方人民解放武装力量英雄单位、战斗英雄和模范代表团也出席了集会。
黄文欢致开幕词后，越南祖国战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黄明鉴在会上发表讲话。
他热烈祝贺越南南方军民十四年来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强烈谴责美国和阮文绍政权违反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的行径。
黄明鉴说：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临时革命政府、我们南方同胞和战士所取得的巨大胜利，使南方形势发生日益有利于我国人民而不利于美国—阮文绍的变化。
如果美国不肯吸取失败教训，仍然顽固地使用阮文绍反动集团继续进行战争，破坏巴黎协定，那么，它就要不可避免地遭到彻底和可耻的失败。”
黄明鉴说，北方同胞时刻怀着无限的爱戴、自豪和信念，从各方面全心全力地支援南方同胞，以便保卫和建设日益强大的解放区，加强旨在维护巴黎协定和迫使美国方面必须严格履行这项协定的斗争。
阮文进接着发表讲话。
他回顾了越南南方军民十四年来所取得的辉煌胜利，特别是在迫使美国和西贡政权严格履行巴黎协定的斗争中以及在建设解放区方面所取得的新胜利。
阮文进说，越南南方人民决心高举民族解放阵线和临时革命政府的光辉旗帜，不断前进，粉碎美国和阮文绍集团的一切恶毒阴谋，把越南南方的革命事业推向彻底胜利。

我原子能和平利用考察团离法回国
新华社巴黎1974年12月18日电
以姜圣阶为团长、段存华为副团长的中国科学院原子能和平利用考察团，结束了对法国的访问，于18日离巴黎回国。
考察团应法国有关方面的邀请，从11月06日到12月18日访问了巴黎和其他城市。
考察团访问了一些核研究中心、原子能发电站和有关工厂。
中国驻法国大使曾涛18日为考察团访问举行招待会，参加招待会的有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安德烈·吉罗，高级专员雅克·伊冯和法国外交部的代表。
17日，安德烈·吉罗和雅克·伊冯为考察团举行招待会。

我新任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递交国书
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1974年12月18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任驻埃塞俄比亚特命全权大使杨守正，12月17日在亚的斯亚贝巴国家宫向埃塞俄比亚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主席特费里·本蒂递交国书。
特费里·本蒂主席在接受国书后，同杨守正大使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递交国书时在座的有：
埃塞俄比亚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第1副主席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内政大臣贝拉丘·杰马内赫、国防大臣阿亚卢·曼德弗罗和代理外交大臣阿拉亚·奥格巴格齐。
杨守正大使是12月13日到达亚的斯亚贝巴的。
埃塞俄比亚代理外交大臣阿拉亚·奥格巴格齐12月16日接见了他。

要求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日本各地开展大规模群众运动
新华社东京1974年12月19日电
目前，北起北海道南至冲绳岛，一个要求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群众运动，正在日本各地蓬勃展开。
今年10月15日，日本各界著名人士二十人联名发表呼吁书，指出“实现日中两国世世代代、子子孙孙的和平友好关系，是（日本）全体国民的愿望”，要求日本政府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并且呼吁日本各阶层人民为此掀起全民规模的运动。
呼吁书发表后，日本各地人民相继开展各种活动，表示热烈响应。
参加活动的阶层很广泛，成为这次运动的一个特点。
一些日中友好人士和团体在许多工场、农村、学校、居民区、车站或街头，开展群众性的签名运动，得到广泛而热情的支持，表达出日本人民要求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迫切愿望。
在最近两个月已签名的人士当中有工会、青年、妇女、文化、经济、贸易、宗教等团体的负责人，还有自民党、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国会议员以及不少地方政府的负责人。
在长野，还有一批聋哑青年也参加签名运动。
形式多样，丰富多彩，是这次运动的另一个特点。
日中友好协会（正统）中央机关报《日本与中国》，10月21日出版了一期专刊，宣传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重要性，并把这期专刊的内容汇编成册，散发给广大读者。
日中友协（正统）的一些地方组织还举办学习会、座谈会等，讨论关于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重要意义。
最近一个时期，在日本各地举行的中国展览会、中国影片放映会以及一些大学举办的学生课外活动中，都把要求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作为中心口号。
有的报纸最近还辟出专栏，连续刊登了西日本地区著名人士一致要求立即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谈话。
自10月以来，日本各界各阶层群众在全国各地纷纷举行各种形式的集会。
在这些活动中，日本青年学生显示了他们的带头作用。
日本西日本地区、关西地区、关东地区在青年、学生的积极参加下分别举行了群众集会，呼吁全国青年在促进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运动中起带头作用。
山口、福冈地区和京都、大阪、神户等地还成立了促进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青年联络会议等组织。
接着，爱知县成立了以县知事为首的争取实现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县民联合会。
京都府也成立了有七十多个团体参加的府民联合会。
东京各界群众11月12日举行了争取实现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集会后，日本文化学术界、贸易界以及妇女界人士也分别举行了集会。
由日本西部十个城市的地方当局组成的西日本城市渔业对策协议会最近开会，要求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和日中两国政府间渔业协定。
兵库、福岛、茨城等地区的日中友协（正统）县总部和埼玉县工会评议会举行的代表大会以及东京都议会和其他地区的议会，都分别通过决议，表示要为促进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而努力。
12月08日，全国两千多名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经济、文化等各界代表带着各地人民的嘱托，会师东京，要求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前日本女子大学校长上代多乃，今年八十八岁，仍出席了在东京举行的日本文化学术界人士集会，并发表讲话说，我从1956年第1次见到新中国的代表时起，就一直盼望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而且一直为此努力。
我虽然年迈，但我愿把余生献给日中友好事业。
这些情况表明，日本人民开展的要求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集中地表达了广大日本人民要求日中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强烈愿望。
日本共产党（左派）中央机关报《人民之星》最近发表评论指出，形势对人民极为有利。
当前应当把全国各地日益高涨的要求日中友好、促进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群众运动进一步推向前进，争取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越南南方人民胜利斗争的一年
解放区军民粉碎西贡政权的各种阴谋和挑战，解放区进一步巩固和强大
西贡政权控制区群众运动蓬勃高涨，有力地冲击阮文绍集团的反动统治
新华社1974年12月19日讯
新华社记者报道：
1974年是越南南方人民继续开展革命斗争，取得光辉胜利的一年。
广大解放区军民发扬顽强的革命精神，坚决维护巴黎协定，捍卫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成果，粉碎了西贡政权的各种阴谋和挑战行动，使解放区进一步巩固和强大。
西贡政权控制区的群众斗争运动蓬勃高涨，有力地冲击着阮文绍集团的反动统治。
目前，越南南方形势一片大好，人民革命的力量在激烈斗争中迅速壮大，阮文绍集团陷入更加严重的困境。
越南南方人民经过十多年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救国战争的伟大胜利。
但是，阮文绍集团不甘心失败，继续进行破坏和捣乱。
1973年年初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刚刚签署，阮文绍就命令西贡军队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抢占解放区土地。
今年以来，他更加明目张胆地破坏巴黎协定，疯狂地叫嚣：
“不要和平”，“必须五倍、十倍地加强‘绥靖’”。
阮文绍集团悍然中断在巴黎举行的越南南方两方协商会议，不断破坏联合军事机构的活动；
它依靠美国非法援助的成百万吨军火，大量制造侵犯解放区的挑衅事件，仅从去年01月底到今年11月10日，就制造违反停火事件四十七万四千多起，其中包括五万五千多起蚕食军事行动和三十四万七千多起“绥靖”军事行动。
解放区广大军民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临时革命政府的领导下，不断总结经验，时刻提高警惕，同阮文绍一伙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谈判桌上，临时革命政府的代表有力地揭露了西贡政权破坏巴黎协定的行动；
在解放区土地上，南方军民紧握手中枪，英勇痛击来犯的西贡军队。
在阮文绍集团重点“绥靖”和蚕食的地区，军民粉碎了敌人成万次的大小“扫荡”，消灭了敌人大批有生力量，收复了被敌人侵占的土地。
长山东侧的西原地区军民，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在今年上半年击败了西贡军队接连发动的许多次蚕食进攻，消灭敌人六千五百多名。
土龙木省的边葛县解放区位于西贡市以北四十公里，阮文绍集团一直视之为眼中钉。
从今年05月中旬开始，他们派出了三个师的兵力和大批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疯狂地“扫荡”边葛地区。
但是，英雄的边葛县军民在几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大打人民战争，在两个月中就歼灭西贡军队六千名，击毁敌人坦克和装甲车一百八十多辆，击落敌机三十四架，牢牢保卫了这块解放区。
湄公河三角洲各省军民利用水网地带的自然条件，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仅在今年08月份，南部西区军民就击退敌人的数百次进犯，收复了六万多人口的六个乡和四十五个村。
解放区的经济战线也频传捷报。
各地人民“一手拿枪，一手扶犁”，努力发展农业生产。
他们大力兴修水利，填平弹坑，开垦荒地，使解放区的耕地面积目前已恢复和扩大到二百五十万公顷。
一些地区过去一年只能种一造水稻，现在已能种植两、三造。
今年解放区的稻谷和杂粮都获得了较好的收成。
文教卫生事业也在迅速发展。
欣欣向荣的解放区已成为革命斗争的坚强堡垒。
阮文绍集团在出兵蚕食进攻解放区的同时，加紧强化其控制区的反动统治。
它豢养着一百多万军队和大批警察，颁布数十项法西斯法令，对各阶层人民横加镇压。
在西贡政权控制区，到处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数以百万计的农村人民被赶进“战略村”、“居民集中区”等集中营，大批无辜群众和爱国人士被逮捕、拷打和监禁，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被剥夺。
西贡政权控制区的经济情况更趋恶化，广大劳动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阮文绍集团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愤怒反抗。
今年年初以来，西贡政权控制区城乡人民反对阮文绍独裁，要求和平、民主自由、民族和睦和争取生存的斗争烈火熊熊燃烧。
在农村地区，数以十万计的人民奋起捣毁“战略村”、“居民集中区”，摆脱阮文绍集团的控制，投奔解放区。
在西贡市和其他许多城市，各阶层人民举行了成千次反对阮文绍集团的斗争。
仅在西贡市，今年年初就爆发了一万二千名出租汽车司机要求降低汽油价格、三千名铁路工人反对西贡当局无理解雇工人的斗争；
08月间又爆发一万二千名建筑工人、五千名水路运输工人、六千名碾米厂工人要求保障生存权利的斗争。
特别是从今年09月初以来，越南南方顺化、西贡、岘港、芽庄、金兰、波来古、边和、芹苴、槟椥、隆安、薄寮等许多城市，相继掀起了反对阮文绍独裁、贪污的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
斗争规模从几百人、几千人发展到上万人，持续时间长达两三个月。
学生、市民、工人、宗教徒和新闻工作者，西贡士兵和伪“国会”议员，都投入斗争的行列。
面对如火如荼的人民群众斗争运动，阮文绍集团一面玩弄杀“替罪羊”把戏，撤销几百名伪军政官员，一面加强暴力镇压。
但是，阮文绍集团的反革命两手不但扑灭不了群众斗争的火焰，相反，促进了敌占区人民的觉醒和反抗。
阮文绍集团加强法西斯统治，只能自食恶果，加速其彻底垮台。
一年来，越南南方解放区和敌占区人民通过英勇的斗争，同阮文绍集团进行了激烈较量，取得了节节胜利，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但是，阮文绍一伙与人民为敌的本性并不会改变。
越南南方人民还面临着艰巨的任务。
但是越南南方是越南南方人民的，而不是西贡反动派的，更不是帝国主义的。
不管阮文绍集团怎样进行破坏和捣乱，都阻挡不了富有对敌斗争经验的越南南方人民胜利前进的步伐。
越南南方人民必将冲破一切障碍，从胜利走向彻底胜利！
（附图片）
越南南方人民解放武装力量某团指战员在抗美救国战争中立下了卓越战功。
和平恢复后，该团指战员决心保卫解放区。
新华社记者摄
越南南方西贡市人民继续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反对阮文绍法西斯独裁统治和贪污。
这是从郊区涌进市区的示威群众同前来镇压的反动军警进行面对面斗争。
　新华社发

越南南方人民胜利斗争的一年
解放区军民粉碎西贡政权的各种阴谋和挑战，解放区进一步巩固和强大
西贡政权控制区群众运动蓬勃高涨，有力地冲击阮文绍集团的反动统治
新华社1974年12月19日讯
新华社记者报道：
1974年是越南南方人民继续开展革命斗争，取得光辉胜利的一年。
广大解放区军民发扬顽强的革命精神，坚决维护巴黎协定，捍卫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成果，粉碎了西贡政权的各种阴谋和挑战行动，使解放区进一步巩固和强大。
西贡政权控制区的群众斗争运动蓬勃高涨，有力地冲击着阮文绍集团的反动统治。
目前，越南南方形势一片大好，人民革命的力量在激烈斗争中迅速壮大，阮文绍集团陷入更加严重的困境。
越南南方人民经过十多年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救国战争的伟大胜利。
但是，阮文绍集团不甘心失败，继续进行破坏和捣乱。
1973年年初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刚刚签署，阮文绍就命令西贡军队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抢占解放区土地。
今年以来，他更加明目张胆地破坏巴黎协定，疯狂地叫嚣：
“不要和平”，“必须五倍、十倍地加强‘绥靖’”。
阮文绍集团悍然中断在巴黎举行的越南南方两方协商会议，不断破坏联合军事机构的活动；
它依靠美国非法援助的成百万吨军火，大量制造侵犯解放区的挑衅事件，仅从去年01月底到今年11月10日，就制造违反停火事件四十七万四千多起，其中包括五万五千多起蚕食军事行动和三十四万七千多起“绥靖”军事行动。
解放区广大军民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临时革命政府的领导下，不断总结经验，时刻提高警惕，同阮文绍一伙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谈判桌上，临时革命政府的代表有力地揭露了西贡政权破坏巴黎协定的行动；
在解放区土地上，南方军民紧握手中枪，英勇痛击来犯的西贡军队。
在阮文绍集团重点“绥靖”和蚕食的地区，军民粉碎了敌人成万次的大小“扫荡”，消灭了敌人大批有生力量，收复了被敌人侵占的土地。
长山东侧的西原地区军民，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在今年上半年击败了西贡军队接连发动的许多次蚕食进攻，消灭敌人六千五百多名。
土龙木省的边葛县解放区位于西贡市以北四十公里，阮文绍集团一直视之为眼中钉。
从今年05月中旬开始，他们派出了三个师的兵力和大批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疯狂地“扫荡”边葛地区。
但是，英雄的边葛县军民在几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大打人民战争，在两个月中就歼灭西贡军队六千名，击毁敌人坦克和装甲车一百八十多辆，击落敌机三十四架，牢牢保卫了这块解放区。
湄公河三角洲各省军民利用水网地带的自然条件，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仅在今年08月份，南部西区军民就击退敌人的数百次进犯，收复了六万多人口的六个乡和四十五个村。
解放区的经济战线也频传捷报。
各地人民“一手拿枪，一手扶犁”，努力发展农业生产。
他们大力兴修水利，填平弹坑，开垦荒地，使解放区的耕地面积目前已恢复和扩大到二百五十万公顷。
一些地区过去一年只能种一造水稻，现在已能种植两、三造。
今年解放区的稻谷和杂粮都获得了较好的收成。
文教卫生事业也在迅速发展。
欣欣向荣的解放区已成为革命斗争的坚强堡垒。
阮文绍集团在出兵蚕食进攻解放区的同时，加紧强化其控制区的反动统治。
它豢养着一百多万军队和大批警察，颁布数十项法西斯法令，对各阶层人民横加镇压。
在西贡政权控制区，到处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数以百万计的农村人民被赶进“战略村”、“居民集中区”等集中营，大批无辜群众和爱国人士被逮捕、拷打和监禁，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被剥夺。
西贡政权控制区的经济情况更趋恶化，广大劳动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阮文绍集团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愤怒反抗。
今年年初以来，西贡政权控制区城乡人民反对阮文绍独裁，要求和平、民主自由、民族和睦和争取生存的斗争烈火熊熊燃烧。
在农村地区，数以十万计的人民奋起捣毁“战略村”、“居民集中区”，摆脱阮文绍集团的控制，投奔解放区。
在西贡市和其他许多城市，各阶层人民举行了成千次反对阮文绍集团的斗争。
仅在西贡市，今年年初就爆发了一万二千名出租汽车司机要求降低汽油价格、三千名铁路工人反对西贡当局无理解雇工人的斗争；
08月间又爆发一万二千名建筑工人、五千名水路运输工人、六千名碾米厂工人要求保障生存权利的斗争。
特别是从今年09月初以来，越南南方顺化、西贡、岘港、芽庄、金兰、波来古、边和、芹苴、槟椥、隆安、薄寮等许多城市，相继掀起了反对阮文绍独裁、贪污的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
斗争规模从几百人、几千人发展到上万人，持续时间长达两三个月。
学生、市民、工人、宗教徒和新闻工作者，西贡士兵和伪“国会”议员，都投入斗争的行列。
面对如火如荼的人民群众斗争运动，阮文绍集团一面玩弄杀“替罪羊”把戏，撤销几百名伪军政官员，一面加强暴力镇压。
但是，阮文绍集团的反革命两手不但扑灭不了群众斗争的火焰，相反，促进了敌占区人民的觉醒和反抗。
阮文绍集团加强法西斯统治，只能自食恶果，加速其彻底垮台。
一年来，越南南方解放区和敌占区人民通过英勇的斗争，同阮文绍集团进行了激烈较量，取得了节节胜利，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但是，阮文绍一伙与人民为敌的本性并不会改变。
越南南方人民还面临着艰巨的任务。
但是越南南方是越南南方人民的，而不是西贡反动派的，更不是帝国主义的。
不管阮文绍集团怎样进行破坏和捣乱，都阻挡不了富有对敌斗争经验的越南南方人民胜利前进的步伐。
越南南方人民必将冲破一切障碍，从胜利走向彻底胜利！
（附图片）
越南南方人民解放武装力量某团指战员在抗美救国战争中立下了卓越战功。
和平恢复后，该团指战员决心保卫解放区。
新华社记者摄
越南南方西贡市人民继续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反对阮文绍法西斯独裁统治和贪污。
这是从郊区涌进市区的示威群众同前来镇压的反动军警进行面对面斗争。
　新华社发

阮维桢副总理接见我美术工作者代表团
新华社河内1974年12月19日电
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阮维桢，12月18日下午接见了以关山月为团长的中国美术工作者代表团，并同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越南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常务委员黎松山。
中国驻越南大使符浩也在座。
中国美术工作者代表团是12月03日到达河内，对越南进行友好访问的。

乌干达向索马里赠送救灾粮食
新华社坎帕拉1974年12月17日电
据《乌干达之声》报道，乌干达农业和畜牧业部长贾·比亚加吉雷12月16日在恩德培机场代表阿明总统把乌干达向索马里提供的二十五吨救灾粮移交给索马里临时代办奥斯曼。
阿明总统12月12日发表谈话说，第3世界许多国家，其中大部分是非洲国家因遭受严重旱灾而十分缺乏粮食。
“因此，乌干达必须尽自己的力量对其中一些国家提供援助。”
比亚加吉雷部长在移交救灾粮食仪式上说，第3世界国家有能力也有义务在各方面互相帮助。

希腊选出临时总统
新华社雅典1974年12月18日电
希腊议会18日上午选举前国务委员会主席米歇尔·斯塔西诺普洛斯为希腊共和国临时总统。
当天中午，米歇尔·斯塔西诺普洛斯宣誓就职。
希腊在12月08日曾经就希腊是否保留君主制举行公民投票。
投票结果，百分之六十九的有效票数反对君主制，主张保持共和国。

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
任谷平
最近几天，联合国大会在“多数”和“少数”的问题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一个超级大国的代表，对第3世界国家进行了蛮横的攻击。
他说什么，“当多数的统治成为多数的暴政时，少数就将不再尊重或服从它”了。
他还公然宣扬，联合国会员国的“权利”，应该根据它们领土幅员、人口和财富多少来算，“具有不同能力”的国家可以“具有不同的责任”。
换句话说，也就是超级大国应该在联合国里享有超出一般成员国的特权。
他的谬论一出笼，就激起众怒，遭到了第3世界各国的坚决驳斥。
这场争论，表面上看起来好象是“多数”、
“少数”的词义之争，实质上却是正义和非正义的斗争，是第3世界国家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
它反映了广大第3世界国家力量壮大发展的大好形势，反映了超级大国霸权衰落、无可奈何的孤立处境。
第3世界国家和人民在国际舞台上占有“多数”或“少数”的地位，是同它们有权或无权的状况相联系的。
过去，第3世界国家的人口尽管占世界的绝大多数，但由于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超级大国的侵略、压迫、干涉和控制，它们大多数都处于无权的地位。
有的因为没有独立而不能参加联合国，有的被无理地剥夺了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有的虽然参加了联合国，但由于联合国受到了超级大国的控制，他们的正义主张未能得到应有的反应。
那时候，帝国主义和超级大国在联合国里以大压小，仗势欺人，动不动就操纵表决机器通过这个提案，那个决议，为它们干的坏事披上合法的外衣。
它们也就这样趾高气扬地以“多数”自居，似乎什么事情都要由它们说了算。
但是，近几年来，随着第3世界越来越多国家的独立和它们战斗团结的日益增强，联合国的局面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第3世界国家的许多代表，挺起胸膛，在联合国讲坛上义正词严地谴责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坚定不移地维护本国的主权独立和资源利益，并且在共同的斗争中相互同情，相互支持，形成一股强大的多数的力量。
帝国主义和超级大国再要象过去那样把自己的意志随便强加于人，为所欲为地欺侮别人，假借联合国的名义来干坏事，已经不那么容易了。
它们已经由从前的虚假的“多数”，变成了今天的真正的少数。
正是这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处境，使得一个超级大国的代表气急败坏，暴跳如雷，把第3世界国家在联合国之内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进行的联合斗争，诬蔑为“多数的暴政”。
在这位大人先生看来，一大批又穷又小的国家，居然要把联合国的局面“颠倒”过来，大“造”其“反”，岂非无法无天，怎么了得！
其实，这种发作，不但蛮横无理，而且是枉费心机。
过去那么多年，你们以“多数”自居，对第3世界国家施行“暴政”，难道这种不公正、不合理的状况还应该继续和永远保持下去吗？
现在，第3世界国家结成了共同的阵线，显示了自己的力量，难道它们的“多数”还应该服从你们的“少数”吗？
为什么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在你们的庇护下，可以在联合国讲坛上肆意歪曲中东局势，恶毒诬蔑攻击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而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就不能到联合国去声讨侵略，伸张正义？
为什么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可以在国内残酷镇压非洲黑人，而第3世界国家就不能联合起来对它进行道义上的制裁？
今天，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成为当代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在联合国里第3世界国家从无权到有权，从少数到多数的变化，正是这股历史潮流的反映。
它再一次生动地说明了毛主席关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论断是伟大的真理。
可笑的是，当第3世界许多国家纷纷谴责一个超级大国在联合国的这种霸道行径时，另一个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超级大国却跳出来假惺惺地表示支持第3世界国家，并且自称它过去也是帝国主义施行的“多数的暴政”的受害者。
这种廉价的投机行为，完全是徒劳的。
谁不知道，你们在联大第6次特别会议上极力阻挠和破坏第3世界捍卫国家主权、保护民族资源的合理主张，反对拉丁美洲人民捍卫二百浬领海权的正义斗争。
谁没看见，你们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会议上，多次暴露出蛮横的霸主嘴脸。
你们明明是害人精，哪里是什么“受害者”。
既然你们要装模作样，招摇撞骗，为什么你们在同一个时间里又出来攻击第3世界各国提出的修改联合国宪章的合理要求，甚至还耸人听闻地胡说什么，如果修改宪章就要引起热核战争！
？
说穿了，你们这种虚声恫吓和伪善欺骗一样，都是为了千方百计地保持你们在联合国已经动摇了的霸权地位，为了便于你们继续借联合国招牌来干坏事。
联合国大会上围绕着“多数”与“少数”的问题而展开的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大长了第3世界的志气，大灭了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威风。
第3世界在联合国的正义的多数好得很！

揭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
泰国学生组织举办“第3世界展览会”
新华社1974年12月19日讯
曼谷消息：
据泰国报纸报道，泰国法政大学、朱拉隆功大学和玛希隆大学的学生组织，07日到13日在法政大学礼堂联合举办了“第3世界展览会”，揭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第3世界国家的侵略和掠夺。
报道说，在展览会举办期间，除了展出有关第3世界的图片外，各学生组织还分别举办了“第3世界国家贫穷的根源”、“帝国主义对第3世界的干涉”、“第3世界人民的斗争”等专题座谈会。
座谈会上，发言者列举大量事实，揭露和谴责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第3世界国家的剥削和掠夺。

日本失业工人急剧增加
新华社东京1974年12月14日电
随着日本经济困难的加深，垄断资本正在大批解雇工人，使日本失业工人急剧增加。
据日本总理府统计局最近发表的数字，今年10月份日本失业人数已达七十五万，比09月份增加六万，比去年同期增加二十一万。
失业增长率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百分之四十点二，这是日本战后以来的最高纪录。
今年10月份日本劳动就业人数是五千二百六十六万人，完全失业者已占全部就业人口的百分之一点四。
《日本经济新闻》指出，完全失业者这一说法，不能完全反映实际情况。
据日本政府发表的10月份《劳动力调查报告》，今年10月份的全国就业者人数比去年减少了一百一十四万人。
完全失业者比这一数目小，是因为完全失业者仅代表没有工作正在寻求工作的人。
而一些仍有劳动能力因无望再找到工作而成为家庭妇女和无职业者的这部分人并未统计在内。
日本劳动省负责官员认为，“到明年第1季度，完全失业者可能达到一百万人，实际失业者可能达到二百万人左右”。
失业工人显著增加除因为中小企业大量倒闭以外，主要是由于越来越多的大企业大批裁减工人。
各大企业已先后决定明年春季不再招收或大幅度减少招收大、中学校毕业学生。
因此，有相当数量即将毕业的学生，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命运。

索马里分别同非洲四国发表联合公报
支持非洲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
新华社讯
洛美消息：
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非洲统一组织执行主席西亚德·巴雷，11月18日至21日对多哥进行了友好访问。
访问结束时发表的一项联合公报宣布，多哥共和国和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决定建立外交关系。
公报说，双方同意促进两国之间在各方面，特别是在经济和贸易方面的合作。
公报说，两国元首谈到了非洲非殖民化运动的发展情况，对联合国大会接纳几内亚（比绍）和葡萄牙同莫三鼻给达成关于莫三鼻给独立的协议表示高兴，并且重申，双方完全支持安哥拉的解放斗争，并且迫切希望安哥拉各解放运动之间加强团结，建立一个统一战线。
公报说：
“两国元首重申坚决声援正在为恢复尊严和自由而斗争的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人民，并且强烈谴责索尔兹伯里政权和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
公报说，两国元首坚决支持塞舌尔群岛、法属索马里、科摩罗群岛等地区为完全摆脱殖民枷锁所进行的斗争。
公报在谈到中东形势时说：
“如果以色列不从被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完全撤走，巴勒斯坦人民的正当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得不到承认，这个地区就不可能有正义的和持久的和平。”
据新华社讯
马拉博消息：
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非洲统一组织执行主席西亚德，应马西亚斯总统的邀请，于11月25日至27日对赤道几内亚进行了国事访问。
访问结束时，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
公报说，两国元首十分赞赏前不久召开的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所作的关于加强阿拉伯—非洲团结与合作的决议，并且指出将于明年召开的阿拉伯—非洲高级会议具有重要意义。
两国元首认为，应当促进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经济、技术方面的有效合作。
公报还表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为恢复民族权利和阿拉伯国家为收复被以色列侵占的领土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据新华社拉各斯电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非洲统一组织执行主席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应尼日利亚国家元首雅库布·戈翁的邀请，于11月27日对尼日利亚进行了访问。
在访问结束时发表的一项联合公报说，两位国家元首就两国共同关心的非洲问题、中东问题和阿拉伯—非洲合作问题交换了看法。
公报说，两位领导人祝贺几内亚（比绍）取得独立和莫三鼻给成立过渡政府以作为在1975年06月取得独立的一步。
他们“还就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解放运动同葡萄牙达成独立协议，向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解放运动领导人表示热烈祝贺”。
公报强烈呼吁安哥拉解放运动领导人加强团结。
公报在谈到南非和罗得西亚问题时说，两位领导人保证坚定不移地支持这些地区的解放运动反抗压迫的斗争。
公报还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中东局势。
新华社摩加迪沙电索马里《10月之星报》12月05日发表了索马里—冈比亚联合公报，强调支持反对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保证继续支持非洲反对殖民主义的解放斗争。
联合公报是在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最近访问冈比亚之后发表的。
公报指出：
“只有以色列军队全部撤出所有阿拉伯被占领土，确保巴勒斯坦人民决定自己未来命运的权利，中东和平才能恢复。”
公报还强调了改变在不公平基础上的世界经济制度的必要性。
公报宣布，索马里和冈比亚已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达成协议。

美国第3季度国际收支逆差巨大
新华社1974年12月19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商务部12月18日公布，美国今年第3季度国际收支的逆差达三十五亿八千一百万美元。
今年以来，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每况愈下。
第1季度尚有十八亿美元盈余，第2季度赤字即达二十五亿美元。
据报道，第3季度国际收支巨额逆差的主要原因是，第3季度对外贸易出现二十五亿五千七百万美元的赤字。
另一个因素是，由于美国国内经济危机发展，大批资金外流。
第3季度私人长期资本输出增加了十亿美元，这个数额比第2季度高一倍。
西方通讯社认为，美国国际收支的巨额逆差，表明美国的“国际经济状况正在恶化”。

联合国大会第29届会议宣布休会
第3世界加强团结反帝反霸斗争取得成果
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南非当局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
新华社联合国1974年12月18日电 联合国大会第29届会议12月18日晚宣布休会。
在18日晚上举行的全体会议上，大会鉴于目前中东局势的发展，决定暂不讨论《中东局势》的议题，而在适当的时机再进行讨论。
本届联合国大会是在09月17日开幕的。
在历时三个月的会议上，讨论了一百多项议题。
由于广大第3世界国家的共同努力和坚决斗争，大会就巴勒斯坦问题、非殖民化问题以及拒绝南非政权代表团参加本届会议的工作等问题，通过了一些有利于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和反帝反殖反犹太复国主义斗争的决议，还通过了由墨西哥倡议的、以七十七国集团名义提出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在大会和各委员会的辩论中，许多国家的代表谴责了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美国阻挠恢复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反对撤走在联合国旗帜下驻在南朝鲜的一切外国军队的卑劣行径，遭到第3世界国家的强烈反对和谴责。
17日晚，大会通过关于建立由四十二国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以研究有关审议联合国宪章的建议的决议。
中国投了赞成票，苏联、美国投票反对。
17日下午，大会还通过一项决议，定于1975年03月17日到05月10日在日内瓦举行第3次海洋法会议的下一阶段会议。
新华社联合国1974年12月17日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2月17日通过一项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决议，要求南非当局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并把权力交给纳米比亚人民。
决议还要求南非政权释放所有被关押或拘留的政治犯，取消在纳米比亚实行的一切种族歧视和镇压法律，对由于政治原因流亡在外的纳米比亚人返回家园提供一切便利条件，而不得使他们有被捕或坐牢的危险。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拉什利·杰克逊在会上发言指出，五十多年来，南非对纳米比亚人民的行径完全可以说是一种“白色枷锁”。
他说，解放运动在自己的正义事业的鼓舞下和世界广大人民的支持下，正为自由而加紧斗争。
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埃德温·奥格布说，南非政权继续赖在纳米比亚是非法的，它必须立即从纳米比亚撤走，从而结束对纳米比亚领土的非法占领。
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和独立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
穆哈默德·蔡米代表阿拉伯集团发言指出，南非政权在纳米比亚的恐怖和镇压活动正在升级。
阿拉伯人民完全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反对南非当局镇压和剥削的正义斗争。
中国代表庄焰在发言中指出，在南部非洲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压力下，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妄图使用镇压和欺骗的反革命两手政策，来摆脱其孤立处境和维持它在纳米比亚的非法统治。
庄焰指出，许多事实说明，南非当局妄图分割并进而吞并纳米比亚。
庄焰指出：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所以至今仍然顽固拒绝承认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有关正确决议，是由于它得到了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
帝国主义为了扼杀民族解放运动和维护它们在南部非洲的巨大经济和政治利益，竭力维护南非当局的法西斯统治。
这是纳米比亚问题不能得到解决的重要原因。
庄焰说：
“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坚决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正义斗争。
我们主张南非当局必须立即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霸占，并撤出它的一切军警和行政机构，由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接管并负责准备独立；
纳米比亚的民族统一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保证，决不容许南非当局破坏；
南非当局必须立即停止它侵犯纳米比亚人民政治权利和基本人权的野蛮措施，并立即释放所有被捕的政治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