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语录
中国人民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看作是自己的胜利，并对他们的一切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斗争给以热烈的同情和支持。

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邓小平副总理、王海容副部长等参加了会见
毛泽东主席会见鲁巴伊主席等贵宾
毛主席对鲁巴伊主席再次访问我国，对其他民主也门贵宾前来访问，表示热烈欢迎。
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邓小平副总理、王海容副部长等参加了会见
新华社1974年11月12日讯
毛泽东主席今天下午会见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萨勒姆·鲁巴伊·阿里和由他率领的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主要团员。
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的代表团团员有：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民族阵线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负责人阿里·萨利赫·奥巴德·穆克比勒，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萨利赫·穆提厄，计划部长阿里·萨利姆·比德，经济和工业部长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卜杜勒·瓦利。
会见时，毛主席对鲁巴伊主席再次访问我国，对其他民主也门贵宾前来访问，表示热烈欢迎。
鲁巴伊主席第1次到我国访问是在1970年08月，在那次访问中，毛主席曾会见过他。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副司长唐闻生，以及李留根参加了今天的会见。
（附图片）
毛泽东主席11月12日下午会见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萨勒姆·鲁巴伊·阿里和由他率领的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主要团员。
毛泽东主席同鲁巴伊主席握手。
新华社记者摄

身不离劳动　心不离群众
兰考县委领导成员以焦裕禄为榜样，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带领群众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抓革命促生产，不断发展大好形势
据新华社郑州1974年11月12日电
中共河南省兰考县委领导成员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密切联系群众，带领广大干部、社员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努力抓革命，促生产，使全县的大好形势不断蓬勃发展。
兰考县委领导成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是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坚持下来的。
县委领导成员继承和发扬焦裕禄同志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的革命精神，走到那里，劳动到那里。
但是，这种优良传统却一度遭到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
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大家深入批判林彪、孔老二轻视劳动、诬蔑劳动人民的反动思想，更自觉地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他们采取了轮流下乡蹲点、制订劳动定额、检查评比、出榜公布等多种措施，把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巩固下来，坚持下去。
县委领导成员都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保证这些措施的落实，把全县的革命和生产不断地推向前进。
去冬今春，兰考大旱持续了一百五十多天。
县委六名正、副书记和十八名常委，除了两名在机关主持工作以外，都到生产队带领群众抗旱。
在使用机械抽水浇庄稼时，县委第1书记张钦礼发现，电力不足成了抗旱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同时他看见有不少大队的柴油机却在那里停放着。
于是他来到县农业机械修造厂，一边劳动，一边和工人研究用柴油机做动力发电。
他们把全县的柴油发电机集中起来，建立了二十三个小型发电站，每小时可发电三千多瓩，比国家电厂供应兰考的电量还多。
这样，就解决了全县机井用电力抽水抗旱的问题。
张钦礼深有体会地说：
干部参加劳动，就能较快较好地解决生产上的关键问题。
县委副书记齐兰英说：
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能够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她原以为经过去冬的宣传、贯彻，男女同工同酬的政策已经得到落实。
但今年春天她到城关镇北街大队和社员一起积肥、一起打埂时，却发现男劳动力干一天大多数记十分，女劳动力最高的仍然记七分。
针对这种情况，晚上，齐兰英就联系工分问题，发动干部、社员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男尊女卑”的孔孟思想，经过批林批孔，干部、社员提高了觉悟，迅速地落实了男女同工同酬政策。
从此，这个大队的妇女争着下地劳动，妇女出勤率比去年提高了一倍多。
兰考县委领导成员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过程中，不断洗刷自己头脑中的唯心精神，牢固地树立群众观点。
今年小麦收割前，县委根据去年堌阳公社秦寨大队的经验，提出全县的小麦不用镰割，一律用铲剜。
县委副书记王启德觉得：
用铲剜虽然不掉粒，还能多收草，晚秋作物也好管理，但是全县四十多万亩小麦，都用铲剜，恐怕不能及时收割完。
他带着怀疑的态度到大傅堂大队去剜麦，结果群众起早贪黑，平均每人每天铲麦一亩多，他受到很大鼓舞，就把大傅堂大队的先进经验加以推广，全县各大队的小麦都及时收打完毕。
王启德说：
“坐在机关，总是估不透群众的力量。
经常下去同群众一道干，才能够更牢固地树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

首都、上海、南京、广州、武汉各界人士分别举行仪式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零八周年
新华社1974年11月12日讯
首都各界人士今天上午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仪式，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零八周年。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许德珩，中共中央委员廖承志，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刘友法、童小鹏，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贾汀，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和中央委员，以及其他各界人士，参加了纪念仪式。
中山堂正面墙上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画像，像前放着翠柏和鲜花。
民革中央常务委员陈此生宣布纪念仪式开始以后，许德珩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在孙中山先生像前献了花篮。
廖承志也献了花篮。
刘友法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朱蕴山代表民革中央委员会、贾汀代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也献了花篮。
参加纪念仪式的各界人士有：
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贝时璋、邓初民、史良、庄希泉、严济慈、李延禄、张鋆、武新宇、茅以升、林巧稚、罗叔章、季方、孟继懋、赵忠尧、胡子昂、胡厥文、胡愈之、童第周、于树德、王芸生、王雪莹、孙起孟、孙晓村、苏子蘅、李国伟、杨东莼、吴研因、张孝骞、周培源、赵宗燠、荣毅仁、俞大绂、钟惠澜、闻家驷、袁任远、徐伯昕、徐楚波、萨空了、董其武、楚图南；
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其他各界人士：
沙千里、胡子婴、叶圣陶、庄明理、张含英、汪菊潜、谭真、谢冰心、费孝通、吴作人、尹赞勋、裴文中、顾颉刚、吴桓兴、沈谦、王历畊、连贯、邹秉文、王克俊、周嘉彬、陈铭德、黄鼎臣、严信民、孙承佩、李文宜、葛志成、李伯球、赵君迈、刘品一、沈兹九、廖梦醒、阿沛·才旦卓噶、郑洞国、杜聿明、宋希濂、何思源、徐萌山、刘瑶章、杨公庶、程思远、郭有守、宋伟斌、韩权华、刘芸生、赵明哲、章友江、黄翔、舒宗鎏、经普椿、陈逸松、张知行、陈修和、张丰胄、许宝骙；
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刘文辉、刘斐、甘祠森、吴茂荪、刘仲容、屈武、钱昌照、侯镜如、许闻天、王葆真、李平衡、李俊龙、李蒸、陈离、聂轰、焦实斋、邵恒秋、覃异之、吴秀峰、王枫；
参加纪念仪式的还有北京市各界人士史林峰、夏翔、丁贡南、关世雄、李贻赞、劳君展、冯友兰、魏建功、顾均正、苏从周、张克明、李文澜、傅学文、钱伟长、游国恩、浦洁修、莫艺昌、孙孚凌、傅鹰、朱光潜、王颖。
新华社1974年11月12日讯
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地各界人士，12日分别举行仪式，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零八周年。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和各界人士于12日上午瞻仰了中山故居。
前往瞻仰中山故居的有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秀珍、冯国柱，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门负责人吴若岩、陈位东、王阿牛，政协上海市委员会负责人陈望道，民革上海市委员会负责人赵祖康、贾亦斌、阮玄武、张汇文、武和轩、刘侠任，各界人士吴若安、陈植、刘大杰、张香桐、赵超构、董承琅、刘靖基、谭其骧、谈家桢、桑弧、蔡睟盎、葛敬恩、刘念智、沈粹缜、谢雪堂、林田烈、刘良模、祝公建、寿进文、丁忱、李振麟、罗宗洛、郭秉宽、丁济民、周峻、杨俊生、霍锡祥、田桓、林青山、吴艺五，以及中国福利会的负责人。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委统战部门、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民革上海市委员会和中国福利会向孙中山先生遗像献了花篮。
江苏省和南京市各界人士12日上午在中山陵举行谒陵仪式。
　
参加谒陵的有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陈和发、赵桂香，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昭铨，中共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统战部门负责人陈良、许国民、嵇萍、李文元，政协省、市委员会和民革省、市委员会负责人以及各界人士杨廷宝、陈鹤琴、计雨亭、廖运泽、范存忠、廖运升、吴贻芳、刘国钧、陈中凡、刘树勋、张敬礼、丁光训、叶桔泉、戈福鼎、程秉文、陈邃衡、史钟奇、徐美峰、夏琫瑛、赖惕安、张文心、王良骏、陈颐鼎。
江苏省和南京市革命委员会、政协江苏省和南京市委员会、民革江苏省和南京市委员会分别向孙中山先生座像献了花篮。
广东省和广州市各界人士12日上午在中山纪念堂举行了纪念仪式。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广州市革命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统战部门、广东省和广州市政协和民革机关分别向孙中山先生塑像献了花篮。
参加纪念仪式的有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广州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焦林义，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罗范群，省、市委统战部门负责人张泊泉、徐绳周、曾艾荻，政协省、市委员会和民革省、市委员会负责人以及各界人士蚁美厚、罗明、侯富山、李达潮、林志澄、方少逸、秦元邦、何宝松、杨遂良、许锡清、叶少华、王者师、黄华润、郭棣活、罗雄才、陈伊林、曾天节、徐贤恭、伍觉天、陈鸿楷、林良材、梅日新、方君壮、梁尚立、陈子彬、李祝朝、胡希明、陈一白、曾昭科、马景廉、张伯权、梁世骥、方文瑜、李维纲、胡根天、萧根性、林伟俦、黄淑等。
仪式结束后，参加纪念活动的各界人士举行了座谈会。
湖北省和武汉市各界人士12日上午在武昌举行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的座谈会。
出席座谈会的有：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潘振武，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邓垦，中共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统战部门负责人胡金魁、张彦明、蔡捷、宋匪石以及各界人士共六十多人。
张彦明代表省、市委统战部在会上讲了话。
在座谈会上发言的各界人士代表有：
陶述曾、唐哲、朱鼎卿、华煜卿、彭杰如、曾京、涂建堂、方暾、马公瑾、张继平、喻育之等。
座谈会后，各界人士前往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旧址瞻仰了孙中山先生铜像并合影留念。
　

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
——批判林彪反对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罪行
军政大学大批判组
毛主席缔造、领导和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的军队，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激烈搏斗中，在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
混进党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了实现他们的反革命阴谋，都在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治路线的同时，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
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极力鼓吹“军队中心论”，否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妄图改变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把我军变成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的工具。
在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必须彻底批判林彪的这些谬论，肃清其流毒，把我军建设成为更加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柱石。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
毛主席教导说：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这是不可动摇的马克思主义原则。
林彪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张国焘、高岗、彭德怀之流一样，竭力对抗毛主席这一指示，肆意颠倒党和军队的关系，把军队凌驾于党之上。
他的所谓“军队中心论”，就是被党早已批判了的高岗的“军党论”。
林彪胡说什么军队是“中心的中心、关键的关键”，“只要军队不变色，那么其他的党、政、民都有办法对付”。
这就是说，是军队的性质决定党的性质，而不是党的性质决定军队的性质。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无耻背叛！
列宁指出：
“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
在划分为阶级的社会里，军队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总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并在其政党领导下，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所以区别于任何别的军队，能够保持无产阶级的性质，成为我党和我国人民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强有力工具，受到人民的爱戴和支持，根本的、决定的因素，就是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
而当初由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缔造和指挥的苏联红军，今天变成对内镇压人民、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正是由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改变了苏联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党变修了，军队的性质也就随着改变了。
历史事实证明，军队的性质是由领导这个军队的政党的性质决定的，而绝不是军队的性质决定政党的性质。
林彪为了鼓吹“军队中心论”，竭力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他把党、政、军、群众组织并列起来，说这些都是“国家的基本组成部分”；
并且把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加以歪曲，引伸出在党、政、军、民中，军队是“中心的中心”的谬论。
这真是一个“天才”的捏造！
党是什么？
“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
国家是什么？
国家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是“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
它包括军队、警察、监狱、法庭等，其中军队是主要的成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
而林彪却偷换概念，把军队与警察、监狱、法庭相比占主要地位，歪曲成为把军队与党和群众相比，处于中心地位，从而把在无产阶级政党的绝对领导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变成了凌驾于党和群众之上的所谓“中心的中心”，为枪指挥党制造理论根据。
惯于搞阴谋诡计的林彪，本来对于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却大谈国家学说，玩弄引证手法，以假乱真。
列宁曾经痛斥考茨基靠谎言和诡辩过日子，用引证来骗人。
林彪的手法恰恰是叛徒考茨基的故伎重演。
林彪为了鼓吹“军队中心论”，又胡说“现在我们军队的任务变了，地位变了”，因此，军队“不仅要管军权，还有党权，财权”。
这就彻底暴露了林彪以军治党，以军治政的险恶用心。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
人民解放军必须服从党的一元化领导。
在全国，必须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在一个地区，必须服从地方党委的一元化领导。
军队处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这种地位，从来也没有改变过，而且也不容许改变。
我军从建立的那天起就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除了打仗，还要担负做群众工作的任务。
这种工作队的具体任务和形式，可能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但是，我军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这种地位是不变的。
这是阶级斗争的需要，也是人民解放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决定的。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军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继承和发扬了工作队的光荣传统，在党的领导下，担负了“三支”、“两军”的任务，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了新的贡献。
但这仍然是党领导下的工作队的任务。
林彪玩弄偷梁换柱的把戏，把我军一定时期执行某一项具体任务的变化，说成是什么“地位变了”，变到可以“管党”了，这是故意制造混乱，妄图用枪来指挥党。
林彪鼓吹“军队中心论”，是为他篡党夺权服务的。
林彪一伙在反动透顶的《“571工程”纪要》中，恶毒地挑拨军队和党的关系，妄图用枪杆子反党。
但是，在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解放军面前，林彪的狼子野心是绝对不能得逞的。
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党对军队的领导，最根本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就是党的正确路线的领导。
林彪为了从根本上反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大造反革命舆论，胡说跟什么人走“是头等重要的问题”，而“路线、政策、思想……都是第2位的，下位的”。
这是对马列主义的恣意糟踏！
毛主席指出：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我党我军的生命。
它决定着我军的性质，决定着革命的成败。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辉战斗历程一再证明，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
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
由此可见，抓党的路线，是头等大事。
抓住了路线，就抓住了方向。
党对军队的路线领导，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就是坚持以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为纲。
毛主席为我党制定的这条基本路线，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路线，是照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前进的灯塔，也是我军革命化建设的根本方向。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我军的一切工作，离开了党的基本路线这个纲，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林彪口口声声说什么路线、政策是“第2位的，下位的”，并不是他真的不要路线、政策，而是要用他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来代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他说的跟什么人走“是头等重要的问题”，说穿了，就是要拉山头，结死党，让别人跟着他走，而反对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其险恶用心就在这里。
党的路线是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它的理论基础的。
要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对部队进行路线教育，最根本的就是开展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提高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林彪最害怕广大指战员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识破他这个所谓“高举”、“突出”的大骗子。
他玩弄阴谋诡计，疯狂破坏我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散布马列主义“过时”的谬论。
林彪恶毒地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说成是“第2位的，下位的”，就是妄图抽掉人民军队的灵魂，用他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思想和反动腐朽的孔孟之道来代替我军的指导思想，把人民解放军变成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当然，这是痴心妄想。
我军广大指战员戳穿了林彪的阴谋，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号召，使全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更加蓬勃开展。
集体领导是我们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军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建立和健全了党委的集体领导制度，这是实现党对军队领导的组织保证，是我军的传统。
林彪却胡说什么：
“集体领导把个人负责削弱了”，是“三个和尚没水吃”。
真是荒谬透顶。
“集体领导是我们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
军队各级党组织只有实行集体领导，贯彻民主集中制，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才能充分发挥党委成员的革命积极性，“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保证党的路线的贯彻执行。
也只有实行集体领导，才能及时揭露某些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的反党面目，粉碎他们在党内拉山头，搞宗派，结党营私的罪恶行径。
如果离开了集体领导，只由个人发号施令，那么，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实现党和毛主席对军队的领导，就会变成一句空话，军队就可能变质。
党对军队领导的根本制度，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
“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
集体领导同个人负责是互相结合的，削弱那一方面都不行，但首要的是集体领导。
只有加强集体领导，　在路线问题上明确了方向，分清了是非，形成了正确的决议，各个委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对于自己分管的工作才能大胆负责地去努力完成。
所以，集体领导绝不会削弱党委领导下的个人负责。
林彪一伙把集体领导同个人负责绝对对立起来，根本否定党委集体领导，就是要实行军阀统治。
林彪反对党的集体领导，实行军阀统治，是由来已久的。
早在我军建军初期，他就蛮横地反对毛主席为我军制定的党代表制度，排挤政治委员，个人说了算。
他惯于在党内、军内搞独立王国，顽固对抗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决策和一系列指示。
另一方面，他却极力鼓吹对下级“行霹雳手段”，不许下级对他的错误提出任何意见。
由此看来，林彪宣扬“个人负责”，说穿了，就是要由他说了算，由他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
要不要实行党的集体领导，是坚持还是反对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问题。
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把个人放在第1位，把党放在第2位。
陈独秀的家长作风，王明在党内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张国焘搞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统统都是这种反对党的集体领导的霸王作风。
在他们眼里，党和军队不过是实现其个人野心的工具。
他们这种家长式的统治，严重地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对革命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
绝不能让军队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
毛主席教导我们：
“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
林彪及其死党公开对抗毛主席的这一原则，炮制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不能指挥，而由林彪“直接指挥”的谬论，就是要篡夺党和人民的兵权，篡夺毛主席在我军的统帅地位。
林彪在同他的死党的一次密谋中，供出了他的这个阴谋。
他说：
“要学蒋介石，蒋介石把一国的兵力抓住了，他就是把一个国家抓住了。”
这就不打自招地暴露了林彪的狼子野心。
林彪所谓“把一国兵力抓住”云云，根本不是讲党掌握军队的重要性。
尽人皆知，毛主席早在粉碎陈独秀、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就引导我党和我国人民认识了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革命的武装力量，已经牢牢地掌握在党和人民的手里。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叫嚣要“把一国的兵力抓住”，由他“直接指挥”，这就意味着他“要学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这就是林彪炮制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不能指挥，而由他“直接指挥”的谬论的要害。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
毛主席对我军的领导，集中体现了党的领导，反映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愿望。
四十七年来，我军在毛主席亲自领导和指挥下，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排除了各种机会主义路线的破坏和干扰，战胜了国内外强大的敌人，打出了人民的江山。
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我军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粉碎了帝、修、反的侵略和颠覆阴谋，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做出了新贡献。
历史一再证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军就发展，就胜利；
离开了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我军就削弱，就失败。
我军广大指战员从斗争实践中深刻体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就是要听党和毛主席的指挥。
林彪恬不知耻地把自己装扮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直接指挥”者，并策动他的死党，采用孔老二“为贤者讳”的春秋笔法，编历史，写传记，建立纪念馆，齐声鼓噪，篡改我党我军的历史，极力往林彪脸上贴金。
什么林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优秀的政治活动家和军事活动家”呀，什么“非凡的天才”、“英明的统帅”、“常胜将军”呀，等等，都是林彪一伙制造的反革命舆论。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
林彪搞阴谋诡计，学孔老二，学蒋介石，学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阴谋篡党夺权，要“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结果是一切不能指挥，一切不能调动，只落得个叛国投敌，折戟沉沙的可耻下场。
久经锻炼和考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子弟兵，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忠于人民的。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毛主席为我军制定的一整套建军方针和原则，在全军广大指战员中是深深扎了根的，是任何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都破坏不了的。
经过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我军更加团结，更加强大。
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彻底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更加自觉地把我军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沈阳部队某部一连指战员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加强党的领导的指示
深入批判林彪破坏党的集中领导的罪行
在辽沈战役中获得“锦州尖刀连”称号的沈阳部队某部一连指战员，认真学习毛主席在解放战争时期关于加强党的集中领导、加强组织纪律性的一系列光辉著作，深入批判林彪在辽沈、平津战役中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罪行。
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开始后，一连指战员系统地学习了毛主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关于建立报告制度》、《1948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等著作，深刻认识到加强党的集中领导，是取得解放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林彪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对革命事业危害极大。
指战员说，1948年，许多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人民解放军将要进行更大规模的作战，以夺取全国的胜利。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毛主席向全党、全军发出了许多重要指示，强调加强党的集中领导的极端重要性。
毛主席指出，目前的形势，要求我党“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使战争由游击战争的形式过渡到正规战争的形式。”
“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
毛主席的这一系列指示，是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战略决战的可靠保证。
但是林彪在辽沈、平津战役中，却采取阳奉阴违，口是心非等各种阴谋手段，疯狂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
指战员们在批判中愤怒指出：
林彪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破坏党的集中领导，妄图把军队凌驾于党的领导之上，如果不是毛主席及时采取了坚决措施，就会推迟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
在批判中，一连指战员联系本连当年在锦州战斗中坚决执行命令，胜利完成战斗任务的生动事迹，进一步认识到坚决服从党的集中领导、遵守纪律的重要性。
指战员们更加认识到，革命战士只有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和遵守纪律，才能无往而不胜。
一连指战员还把林彪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罪行，同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破坏党的集中统一的罪行联系起来进行批判。
大家在列举了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分裂党、分裂军队的罪行以后说，林彪在辽沈、平津战役中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绝不是偶然的，他和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一样，政治上搞修正主义，在组织上就必然要搞分裂主义，破坏党的集中统一。
林彪在到东北以后，曾经露骨地说过：
“人多就能成‘王’”，这就不打自招地暴露了他妄图称王称霸的狼子野心，充分反映了他的资产阶级野心家的丑恶面目。
通过学习和批判，一连指战员清楚地看到，在对待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
作为人民的军队，必须时刻牢记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
“只要我们时刻遵守党的指示，我们就一定胜利。”
干部战士进一步增强了党的观念，坚决服从命令，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全连指战员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上下一心，胜利地完成各项任务，受到了上级的表扬。
（据新华社沈阳电）

一堂生动的理论辅导课
一天清晨五点钟，在江苏省江阴县北？
公社解放大队第6生产队的学习室里，干部、社员正在聚精会神地听辅导员上理论辅导课。
一个年轻的姑娘，用手指着身旁的小黑板，给社员讲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
她就是回乡知识青年、理论辅导员许保妹。
“社员同志们，这前面的一句：
‘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是《哥达纲领》里的一句话。
第2句话：
‘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是马克思批判《哥达纲领》的话。”
许保妹领着社员把这两句话重复读了几遍。
她望着一个个正在思忖的社员，接着说：
“为什么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呢？
要搞清这个问题，我先问问大家：
啥叫劳动？”
这一问，象一把盐撒进油锅，学习室里活跃起来了。
“劳动就是做生活（即干活）。”
大家七嘴八舌地回答。
许保妹接过话题：
“对！
劳动就是做生活。
我们每天是怎样出去做生活的呢？”
社员们抢着回答：
“比如，今天要坌田，我们就带着铁鎝（钉耙）到田里去坌。”
“如果我们不扛铁鎝出去，能不能坌田呢？”
“不行。”
“如果没有田，能不能坌呢？”
“也不行。”
许保妹说：
“大家说得好。
我们坌田光有人劳动还不行，还要铁鎝，还要有田。
人就是马克思说的劳动力，铁鎝就是劳动资料，田就是劳动对象……”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社员们又议论开了。
有个社员说：
“是呀！
俗话说，河里青鱼团团转，没有鱼叉只能看。
离开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是不能创造财富的。”
“对！
只有人和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结合起来，才能创造财富，这是我们今天学习的第1个问题。”
许保妹紧接着提出了下一个问题：
“那么，为什么《哥达纲领》要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呢？”
大家连眼也不眨地望着她，聚精会神地听她讲解：
“《哥达纲领》避开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空谈劳动，目的是要掩盖地主、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剥削工人、农民的事实，是在为地主、资产阶级辩护。
拿我们生产队来说，解放以前，不少人家有的是劳动力，为什么还有四户人家当长工，九户人家做短工，受地主剥削呢？
象许增清老伯伯一家，都是劳动力，为啥有的人当长工，有的人做童养媳，一家人东奔西散，吃不饱穿不暖呢？”
提起万恶的旧社会，真是拉动树枝牵着根。
群众纷纷议论：
“那社会，哪一个穷人没有吃过黄连苦啊！”
“那年头，田在地主手上啊！”
许保妹提高嗓门说：
“是啊！
只有打倒了剥削阶级，劳动者当了生产资料的主人，创造的财富才能为劳动人民所有，这是我们今天学习要搞清楚的第2个问题。”
在社员们的热烈讨论中，许保妹又提出了一个问题：
“有人说：
现在有吃有穿，还能造起新房子，全靠自己十个手指头。
大家想一想，这样的说法对不对？”
学习室里又沸腾起来。
有的说：
“劳动得多，工分就多，收入就高，房子就能造得多。
说造房子靠自己十个手指头，这话不错。”
有的说：
“现在是社会主义制度，只要劳动得好就行了，这话对着哩。”
大队党支部委员许传根站起来，向大家摆出了这样的事实：
1954年，互助组的十二户贫农办起一个初级社。
由于刘少奇刮起了一股砍社的妖风，集体购置的生产工具被破坏了，田里种的庄稼荒掉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光辉著作，批判了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我们的初级社很快恢复了，接着发展成为高级社。
在大跃进中，我们又成立了人民公社，粮食产量比过去增长近一倍。
后来，刘少奇贩卖“三自一包”的黑货，队里的生产一度受到影响。
1966年，毛主席亲自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清算了修正主义路线。
那一年，水稻亩产第1次突破千斤关，社员分配水平也大幅度提高。
许传根激动地说：
“我看造房子全靠手指头这话不对。
解放以后，我们贫下中农脚踏楼梯步步高，一年更比一年好，全是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许保妹看了看连连点头的听众，接着说道：
“毛主席说：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路线正确了，没有的东西我们可以造出来；
路线不对头，我们得到的东西也会丢掉。
如果我们分不清路线是非，就会走偏方向，甚至走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
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开历史倒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如果让他的阴谋得逞了，我们不是又要过旧社会那种牛马不如的生活吗？
所以，我们现在劳动，不仅是为自己吃饭、造房子，更重要的是为了革命，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搞好集体生产，为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就要坚持继续革命，反对复辟倒退，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六点十分，这堂生动的理论辅导课结束了。
有的人问许保妹：
“怎么讲得这么好？”
许保妹笑了笑说：
“上这一课的辅导员不是我，而是贫下中农。
从备课到讲课，贫下中农帮助我出了很多主意，费了不少心血。
我从上这一课中，也受到一次深刻的再教育。
我虽然是个理论辅导员，但始终是贫下中农的小学生。”
本报通讯员

上海市川沙县六里公社各级党组织以大寨为榜样，抓路线，抓大事，在批林批孔斗争中，逐步培养了一支理论队伍。
这是各生产队的理论辅导员在交流经验。
新华社记者摄

扎根群众　立足班组
——记上海港第三装卸区理论队伍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上海港务局第三装卸区形成一支生气勃勃的理论队伍。
这支理论队伍的成员，扎根群众，立足班组，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利用业余时间学习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
他们说：
“理论队伍同群众打成一片，才能成为有源之水，常青之林。”
认真学理论　拜群众为师
上港三区的理论队伍的成员，在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同时，不断到群众中去汲取养料和新鲜经验，把理论同实际结合起来。
通过向群众学习，也进一步促进了理论队伍的思想革命化。
开初，有的理论队伍成员没有注意向群众请教，编写讲稿时，不能很好地联系实际。
党委组织理论队伍的成员，学习毛主席的教导：
“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
大家的认识提高了，既认真看书学习，又注意向群众学习。
在批判反动的“天命论”时，许多老工人说，在旧社会，码头工人整天累死累活，天天吃不饱饭，把头骂码头工人是“定死了的秤，生就了的命”，天生该吃苦。
难道真是命不好吗？
不！
穷苦不由命，是由社会制度决定的。
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码头工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翻了身，成了国家的主人，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这就是对林彪、孔老二所宣扬的反动的“天命论”的最有力的批判。
理论队伍的同志从老工人的发言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他们从群众中吸取有血有肉的材料，充实自己的宣讲稿，提高了宣讲的质量。
批林批孔的许多新鲜经验也是群众创造的。
早在今年02月份，上港三区就开始批反动谚语。
有一次，装卸一队的一个青年说，他们班内有一个受管制的坏分子，经常在群众中散布反动谚语，胡说什么“和气生财”、“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冤家多一堵墙”，在群众中造成很坏的影响。
理论队伍的同志联系这个坏分子散布的反动谚语，批判孔老二的“中庸之道”，对大家教育很深。
三区党委从这件事中得到启发。
他们感到，码头上流传的谚语很多，有的是劳动人民的创造，有的却是宣扬孔孟之道。
于是，党委组织群众收集反动谚语，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批判，进一步提高了群众的觉悟。
理论队伍的同志依靠群众，在学习和批判中遇到的许多困难就可迎刃而解。
07月份，装卸七队理论小组的同志准备同群众一起研究《盐铁论》。
原文难懂，应当译成白话。
理论小组的同志就把这个任务带回班组，发动群众一起搞，老工人、青年工人一齐上阵。
史料缺乏，典故不懂，词句难解，他们就到图书馆找资料，到大学向专业工作者请教，千方百计克服困难。
在短短两个月内，就写出了十万字的初稿。
库场队的理论小组也发动群众，在很短的时间内写出了《三字经》的批注，促进革命大批判深入开展。
　
了解群众　更好地辅导群众
上港三区党委认为，理论队伍成员只有扎根群众，了解群众的要求，才能把辅导工作做好。
理论队伍立足班组，就容易发现群众在学习和批判中提出的问题。
前些时候，有些人对法家代表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的评价不够恰当。
理论队伍的同志认为，这是由于放松了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造成的。
于是，他们就引导群众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论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既肯定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也看到他们的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
养护队有些人对农民起义同法家代表人物的历史作用的关系弄不清楚。
理论队伍的同志知道了，就收集史料，研究每一次农民起义前后法家代表人物的活动，引导大家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理论队伍扎根群众，就能够及时帮助群众，把批判引向深入。
后勤部门在讨论对秦始皇的评价问题时，一个青年工人拿出一本旧课本，对理论小组同志说：
“我学过的这本课本上说荆轲是英雄，当年老师也是这样讲的，到底应该怎样看？”
这使理论小组同志认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就必须批判旧课本中的尊儒反法观点。
他们同浦光中学的师生合作，先后查阅了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一百多本语文课本，研究分析了二百多篇文章，发现很多文章充满了孔孟之道的毒素。
通过对这些旧课本的批判，不仅使青年工人受到了教育，老工人也提高了认识。
工人群众在研究儒法斗争历史时，很想读些法家著作，可是古文难懂。
为了帮助群众理解法家著作，上港三区理论队伍就编写了许多儒法斗争的故事。
装卸五队理论小组的同志给工人讲韩非的《五蠹》，编写了几个故事，阐明《五蠹》的主要精神，效果很好。
坚持参加生产劳动
上港三区党委认为，理论队伍的成员要扎根群众，必须同群众一起生产劳动；
如果脱离了生产劳动，也就脱离了群众。
1970年，上港三区建立过一支写作队伍，有一百多人。
由于党委只抓笔头，不抓思想，只依靠几个所谓“尖子”，造成少数人经常脱产。
群众批评他们是“挂名的工人”。
有的人写了稿子不敢给群众看，怕群众批评他们写得不切实际，有的人写稿是为了在报上发表，否则就不愿写。
最后这支队伍的人数越来越少，作用也不大。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党委汲取了这个经验教训，要求理论队伍的成员必须参加生产劳动。
有时因完成突击任务，个别人也可以短期脱产。
理论队伍的成员既不脱产，又要进行理论研究，就需要发扬“钉子”精神，善于挤时间。
05月中旬，装卸一队的理论队伍要向群众宣讲儒法斗争史。
有人希望脱产培训一个时期。
党支部书记说：
“装卸任务这样紧张，我们怎能脱产？
要在挤时间学习上给群众树立一个好榜样。”
他带领二十二个理论小组成员，吃在码头，睡在码头，把回家花在路上的时间省下来，每天挤出三小时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研究历史材料，写出了儒法斗争史讲稿。
今年07月底的一天，装卸任务紧张，天气又热。
原定三队理论小组集中学习，可是这天有一批钢铁马上要装船，时间很紧迫。
理论小组的同志说：
“毛主席号召‘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决不能放下生产任务不管。”
二十多个人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在码头上奋战七个小时，装了七百多吨钢铁。
生产任务完成后，大家再坐下来，抓紧时间学习，做到了生产和学习两不误。
由于理论队伍的同志不脱离劳动，同群众联系密切，群众夸奖他们：
“学习赛蛟龙，生产似猛虎。”
理论队伍辅导群众学习，群众主动帮助理论队伍，大家一起抓革命，促生产。
这个区今年前九个月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装卸任务，船舶在港时间比去年同期缩短百分之八点二。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时代的主人
在沈阳电缆厂，批林批孔运动象一股巨大的洪流，荡涤着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污泥浊水，冲击着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到处呈现出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新风貌。
在一次全厂批林批孔大会上，一位四十来岁的老工人疾步登上讲台。
他在批判了林彪、孔老二的反动谬论后，无限感慨地说：
“过去几千年，我们劳动人民被当成奴隶，剥削阶级把持着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对劳动人民实行专政。
如今时代不同了，毛主席指示我们占领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我们工人阶级一定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完成这个历史使命！”
听了他的发言，很多人称赞说：
“真有工人阶级的骨气！
说出了咱工人要说的话！”
这个老工人就是裸线车间《盐铁论》注释小组的代表程海龙老师傅。
他用实际行动，实践着自己的诺言。
一天，厂党委副书记韩克栋来到裸线车间，把注释《盐铁论》的任务交给了这个车间的工人理论小组。
当时，有人说：
“生产任务这么忙，哪有时间研究历史？”
工人们当即回答：
“不对！
我们工人不仅要搞好生产，也要管好上层建筑！”
李鸿钧、程海龙和侯敏等十一名工人当场接受了任务，组成了十一人的战斗小组，连夜开始了注释工作。
注释《盐铁论》，对这些只上了三四年学的老工人来说，确实有些困难。
但是，困难再大，没有工人阶级的决心大。
有的字不认识，有的词不会解释，他们就查字典，找词典。
经过几天几夜的努力，他们查了一千三百多个字和词。
认字解词这一关闯过了。
可是，又遇到了研究历史怎样联系实际的问题。
研究历史是为现实斗争服务，研究《盐铁论》怎样为批林批孔斗争服务呢？
经过讨论，大家决定把贤良、文学们和孔老二、林彪的言行对照起来反复研究。
老师傅李树森经过一番思考，发现了一个问题：
“他们都是打着‘为民请命’的招牌。”
大家说：
“咱们得看看他们到底代表的是那些‘民’？”
他们分头翻阅了《论语》和林彪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
大家说：
孔老二要“举逸民”，他那个“民”是反动没落的奴隶主贵族；
贤良、文学们说盐铁官营是“与民争利”，他们那个“民”也是奴隶主；
林彪诬蔑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富’民穷”，他那个“民”是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
他们都是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为反动没落阶级鸣冤叫屈，妄图替反动没落阶级夺回已经失去的“天堂”。
经过这样的反复研究，他们还找出了林彪和贤良、文学们四个共同的反革命手法，进一步揭露了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努力，他们终于写成了三万多字的《盐铁论》选注、选评及辅导材料。
注释和辅导材料刚刚搞完，就接到到辽宁大学讲《盐铁论》的任务。
听到这个消息，大家深受鼓舞，共同表示：
一定要讲好这一课！
由谁来讲呢？
大家一致推举由程海龙老师傅和刚进厂的新工人侯敏来完成这个任务。
程师傅心情非常激动。
他想：
自古以来，那有工人登上大学讲台？
真是时代不同了。
这是历史赋予工人阶级的使命，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上层建筑舞台的一场战斗，我们只能打胜，不能打败！
这天晚上，他住在厂里，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自己的讲稿。
夜里十点多钟，突然接到邻居打来的电话，说他的孩子病了，叫他马上回去。
他想，距离明天登台讲课只有七八个钟头了，要是回家影响了备课，讲不好，岂不辜负了党的期望，家里有人照顾孩子就行了。
想到这里，他又坐在灯下聚精会神地修改起讲稿来。
改完了讲稿，他来到侯敏那里。
只见侯敏拿着讲稿坐在灯下静静地在想什么。
这一夜，侯敏也没有睡好，听说叫她进大学讲课，既感到光荣，又有点害怕。
她对程师傅说：
“我是个年轻工人，要登大学讲台，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呵！”
程师傅看她有点胆怯，便鼓励她说：
“过去，我们劳动人民是奴隶，别说登大学讲台，就是进大学门也比登天还难！
今天，我们是主人，我们应该占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
咱们上讲台，不是代表我们个人，是工人阶级的委托。
你要挺起腰杆来干！”
程师傅的一席话，使小侯受到鼓舞。
她说：
“对！
我是工人阶级的一员，是时代的主人，我们要以主人翁的气魄，管好上层建筑！”
第2天，师徒俩昂首阔步登上了大学讲台。
这天听课的人特别多。
课后，很多人议论说：
“讲得好，真给工人阶级长志气。”
“要占领上层建筑领域！”
这已经成为电缆厂广大工人的自觉行动。
现在，全厂建立起了一支近六百人的工人理论队伍，组成了一百九十多个理论学习小组。
有的在研究哲学，有的在研究历史，有的在研究政治经济学，也有的在研究《红楼梦》。
全厂已着手研究的四十八个题目，有三十六个已初步出了成果。
有的车间工人们对一些宣扬孔孟之道的反动对联进行了批判；
有的车间在批判《三字经》、《千字文》以后，写出了批判孔孟之道、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三字颂》、《新千字文》。
小评论、讲革命故事、赛诗会、学唱革命样板戏，在全厂遍地开花。
厂文艺宣传队还自己编排了一些小型多样、生动活泼的文艺节目在群众中演出。
一个用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占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群众运动，正在深入开展。
本报通讯员

中南两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在京签字
新华社1974年11月12日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今天在北京签字。
我国外经部副部长韩宗正和南斯拉夫政府科技文教代表团团长克尔斯托·布拉依奇，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
我国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德鲁洛维奇等，参加了签字仪式。

前往签订中日海运协定并进行友好访问
韩念龙副部长离京去日本
新华社1974年11月12日讯
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应日本政府的邀请前往日本，签订中日海运协定，并进行友好访问，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
随同韩念龙副部长访问的有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王晓云，以及丁民、王效贤等同志。
前往机场送行的有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副部长乔冠华、仲曦东、何英，交通部副部长于眉，中日友协副会长张香山，外交部有关方面负责人张士杰、杨琪良、张占武、刘德培、隋勤、程瑞声、章含之、王珍、沈伟良、傅顺和。
日本驻中国大使小川平四郎，大使馆公使柳谷谦介，以及秋山光路、北村博昭、酒井宗和，也到机场送行。

华国锋同志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邮电代表团
新华社1974年11月12日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今天下午会见了由越南民主共和国邮电总局代总局长武文贵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邮电代表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阮进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邮电部部长钟夫翔、副部长李玉奎，有关方面负责人梁枫、乔为中等。
（附图片）
华国锋同志11月12日会见了由越南民主共和国邮电总局代总局长武文贵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邮电代表团全体成员。
图为会见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周建人副委员长会见瑞典文化界友好人士访华团
新华社1974年11月12日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建人，今天下午会见了由瑞典东方博物馆董事会主席尼尔斯·铁丁、瑞典国王文物监护罗兰·帕尔松、瑞典国家博物馆馆长本特·道尔培克、瑞典东方博物馆馆长俞博和他的夫人组成的瑞典文化界友好人士访华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瑞典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赫德曼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对外友协副会长李恩求，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刘仰峤、种汉九、刘铮、贾继周、王德仁、赵春胜。
（附图片）
周建人副委员长11月12日会见了瑞典文化界友好人士访华团。
图为会见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姚文元同志会见朝鲜《劳动新闻》记者
新华社1974年11月12日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今天下午会见了朝鲜《劳动新闻》记者咸昌禧、朱汉律，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朝鲜驻中国大使玄峻极、大使馆一等秘书朱轸极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工作人员肖泽曜、戴枫、席林生、吴德烈、申明河。
（附图片）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11月12日会见了朝鲜《劳动新闻》记者咸昌禧、朱汉律。
图为会见时情形。
新华社记者摄

帕特尔诺部长举行答谢宴会
新华社1974年11月12日讯菲律宾工业部长、菲律宾经济贸易访华代表团团长维森特·帕特尔诺今天晚上举行答谢宴会。
应邀出席宴会的有我国外贸部长李强，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任王耀庭，有关方面负责人奚业胜、程瑞声、张先成、吴学艺、刘俊章、张平、张廷禹、刘科、熊耀华等。
帕特尔诺部长和李强部长在宴会上祝酒，共祝中、菲两国人民的友谊和贸易关系不断发展。
代表团副团长海梅·拉亚、费莱蒙·罗德里格斯和代表团团员出席了宴会。

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刘继发宴请尼日尔贸易代表团
新华社广州1974年11月12日电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刘继发11日晚上宴请以尼日尔经济、贸易和工业部部长布拉马·曼加为团长的尼日尔贸易代表团。
正在广州的外贸部副部长周化民和广东省有关方面负责人刘顺联、詹尖峰等出席宴会作陪。
11日，代表团参观了1974年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参观前，周化民副部长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
代表团是10日下午到达广州访问的。

李先念副总理会见南斯拉夫政府科技文教代表团
新华社1974年11月12日讯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今天下午会见了以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国际科技文教合作总局局长克尔斯托·布拉依奇为团长的南斯拉夫政府科技文教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德鲁洛维奇和大使馆公使衔参赞波什诺维奇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经部副部长韩宗正，外交部副部长余湛，有关方面负责人陈振基、肖特、智德鑫、余进琦等。
（附图片）
李先念副总理会见南斯拉夫政府科技文教代表团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李先念副总理会见菲律宾经济贸易访华代表团
新华社1974年11月12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今天下午会见了菲律宾共和国工业部长维森特·帕特尔诺和由他率领的菲律宾经济贸易访华代表团。
参加会见的有：
代表团副团长、菲律宾国家经济发展署副署长海梅·拉亚，副团长、菲律宾国际贸易公司总经理费莱蒙·罗德里格斯，团员、外交部官员拉斐尔·冈萨雷斯等。
会见时，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李先念副总理对客人们访问中国表示欢迎。
帕特尔诺部长转达了马科斯总统和夫人对马科斯总统夫人在访问中国期间所受到的欢迎的谢意。
李先念副总理说，马科斯总统夫人的访问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作出了贡献。
他并请帕特尔诺部长向马科斯总统和夫人转达问候。
宾主在谈话时表示希望中菲两国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
会见时在座的有：
外贸部长李强，有关方面负责人奚业胜、程瑞声、张先成、张星桥、杜玉书等。
（附图片）
李先念副总理会见菲律宾经济贸易访华代表团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法中友好代表团离开北京回国
新华社1974年11月12日讯
由法兰西共和国装备部长罗贝尔·加莱、法兰西共和国总理希拉克的夫人贝尔纳戴特·希拉克率领的法中友好代表团，在我国参加中国民航开航北京—卡拉奇—巴黎航线庆祝活动和进行友好访问以后，今天晚上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到机场欢送代表团的有民航总局局长马仁辉，以及政府部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对外友协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卓琳、李人俊、陈树福、沈图、阎志祥、诸惠芬、周荣国、李恩求、张政德、程之平、齐宗华、刘华等。
法国驻中国大使马纳克和夫人，大使馆外交官员，法国航空公司驻中国经理萨布林，法国航空公司驻北京站站长里维埃罗等也到机场送行。
法中友好代表团在我国期间，除在北京参观访问外，还到杭州、上海进行了参观访问。
10日下午，代表团由民航总局负责人诸惠芬陪同到达杭州。
当天晚上，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子达举行招待会欢迎法国客人。
客人们在杭州参观了杭州织锦厂，游览了西湖和名胜古迹。
客人们抵离杭州时，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华银凤，杭州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邱强等到机场迎送。
11日下午，法中友好代表团由杭州到达上海访问。
晚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举行招待会欢迎他们。
代表团在上海分别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会、龙华医院、上海博物馆、农村人民公社和少年宫。
代表团抵离上海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秀珍，常委金传德、张振亚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廖清纯等到机场迎送。

鲁巴伊主席等民主也门贵宾参观北京针织总厂受到热烈欢迎
新华社1974年11月12日讯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萨勒姆·鲁巴伊·阿里和其他民主也门贵宾，今天上午由外交部长姬鹏飞陪同，参观了北京针织总厂。
今天，北京针织总厂内红旗招展，悬挂着“热烈欢迎鲁巴伊主席”等横幅标语，数百名工人手持花束彩带，迎候在厂内的大道两旁。
鲁巴伊主席等贵宾来到工厂时，受到姬鹏飞部长、厂革命委员会主任石增寿和工人们的热情欢迎。
贵宾们参观了这个厂的纬编、经编、成衣、印花、染整等生产车间。
参观中，主人向贵宾们介绍了这个厂的生产情况。
目前，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批林批孔运动锻炼的工人群众，干劲很大，已提前五十八天完成了今年全年的生产计划。
临别前，石增寿主任请鲁巴伊主席回国以后转达全厂工人对民主也门工人的亲切问候。
随后，贵宾们参观了北京地下防空工事。

为签署中日海运协定并进行友好访问
韩念龙副部长到达东京
新华社东京1974年11月1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等一行，应日本政府邀请，为签署中日海运协定并进行友好访问，11月12日乘飞机到达东京。
日本外务省审议官有田圭辅、亚洲局副局长中江要介等外务省和运输省官员到机场迎接。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国会议员藤山爱一郎、小坂善太郎，日中友协（正统）理事长宫崎世民等。
中国驻日本大使陈楚等以及东京华侨总会副会长博仁、黄文钦也到机场迎接。
12日下午，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东乡文彦到新大谷饭店会晤了韩念龙副部长一行。
会晤时，陈楚大使在座。

反对阮文绍集团的斗争深入发展
西贡政权控制区人民集会示威
新华社河内1974年11月12日电
越南南方西贡政权控制区城市人民和许多组织连日来继续举行集会，反对阮文绍独裁和贪污，要求阮文绍下台，要求西贡政权严格履行巴黎协定。
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广南省省会会安市及其周围地区的近一万群众，11月01日举着旗帜、横幅和标语牌，前往会安市的一座大寺庙，举行反对阮文绍和要求和平的集会。
佛教界的代表在集会上控诉西贡政权头子阮文绍违反巴黎协定、独裁、贪污和好战的罪行，并且要求他下台。
永隆省佛教界10月31日举行讨论会，支持越南南方城市人民的斗争，控诉阮文绍独裁和贪污的罪行，并且要求打倒阮文绍。
和好教和高台教的三百多名教徒以及数百名佛教徒参加了这次讨论会。
与会者一致支持反对贪污人民运动揭露阮文绍六大贪污罪状的《第1号控诉书》，并且发表了一份为争取生存权利而坚决斗争的号召书。
永隆省佛教会的代表在会上还提出了一份请愿书，要求阮文绍辞职，要求西贡政权立即停止战争行动，严格履行巴黎协定。
西贡市的越南统一佛教会11月10日举行会议，讨论第3种政治力量及民族和解与和睦国家委员会问题。
许多僧侣、西贡“国会”的议员和知识分子参加了这次会议。
与会者强烈谴责阮文绍的好战行径。
这个佛教组织最近还发表一项文告，揭露阮文绍政权从巴黎协定签订以来，特别是最近镇压人民的行径。
西贡政权控制区三百多名佛教徒青年和一些反对阮文绍的“议员”11月10日在西贡举行大会，谴责阮文绍政权是实现民族和解的主要障碍。
西贡“下院”“民族社会委员会”的近四十名“议员”最近签署了一份抗议书，宣布退出一九七四——1975年度西贡“下院”的各个委员会，以表示不同西贡政权合作的态度。
新华社河内1974年11月10日电
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南越西贡政权控制区人民反对阮文绍集团的斗争在城乡深入发展。
在西贡，民族和解力量最近发表宣言，谴责阮文绍政权用铁丝网包围寺庙，禁止僧侣自由往来。
维护人权和民权协会、越南报刊主编协会最近强烈抗议阮文绍集团封闭西贡《电讯报》和《大民族报》的印刷厂。
报刊主编协会的抗议书指出，阮文绍集团的这一行径，是对新闻界的明目张胆的镇压。
西贡许多报纸11月02日发表文章，谴责阮文绍集团最近野蛮镇压西贡市民的示威游行。
西贡三十名“国会”议员11月06日打着“打倒滥用权力对议员行凶和镇压民众的阮文绍！”
的横幅标语，在“国会”门前举行示威。
西贡律师协会11月09日举行集会后宣布，它将继续公布材料，揭露阮文绍政权侵犯人权的行径。
西贡争取妇女生存权利运动主席吴伯诚夫人11月06日发表公报，谴责阮文绍政权镇压和企图消灭第3种政治力量。
公报抗议西贡当局从10月28日起出动警察包围她的住宅。
在顺化，顺化市法律工作者协会决定从11月05日起拒绝参加西贡法庭的工作，以示抗议当局侵犯人民自由权。
在永隆，三所学校的五百多名学生从10月20日到25日，连续举行集会，谴责阮文绍政权违反巴黎协定，继续进行战争，破坏越南南方和平。
在农村地区，巴地—隆庆省春禄县油锐橡胶园一千多群众10月27日不顾警察的镇压，举行游行示威，谴责阮文绍独裁和贪污，要求阮文绍辞职。
巴地—隆庆省同心集中居民区一万多群众10月20日举行集会和张贴标语，控诉阮文绍的贪污罪行。

展翅飞翔
——记中巴航线开航和中国友好参观团访问巴基斯坦
10月29日晚，夜幕降临，华灯四起。
中国民航北京—卡拉奇航线的首航班机从北京首都机场上腾空而起，满载着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飞往友好邻邦巴基斯坦。
七个半小时之后，飞机平稳地在卡拉奇机场降落。
尽管飞过了万里的航程，但浓重的夜色依然笼罩着巴基斯坦这个最大的滨海城市，只见无数的灯火，象晶莹的珍珠，密集地撒落在阿拉伯海畔。
中国民航北京—卡拉奇航线的班机，是大体上沿着古代著名的“丝绸之路”飞入巴基斯坦北部的。
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先从内地经新疆翻越帕米尔高原，穿过巴基斯坦北部，靠着自己的双脚，一步一步地开辟了这条友谊之路。
今天，中国民航班机只在短短几小时里，就飞完了过去需要经寒历暑才能走完的路程，从首航班机降落在卡拉奇的那一刻起，巴基斯坦朋友就一再向中国朋友热烈祝贺新中国民航事业正在展翅飞翔，祝贺中巴两国民航友好合作的不断发展。
他们说，中国的飞机在“丝绸之路”上空架起的友谊桥梁，必将进一步促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
中国友好参观团对巴基斯坦的访问，表明我们两国人民的千年友谊也在展翅飞翔。
一位巴基斯坦朋友热情地说，“巴基斯坦人民中一直有着关于飞翔的地毯的传说，今天，这象征喜庆和吉祥的‘地毯’从中国飞来了！”
以中国民航总局局长马仁辉为团长的中国友好参观团，就是在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人民这样的深情厚谊中，开始了对亲密邻邦巴基斯坦的九天友好访问的。
访问期间，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乔德里总统和布托总理在百忙中于11月03日在拉合尔接见了参观团团长马仁辉和副团长王庭栋、阿依木·艾则孜娃，对中国朋友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布托总理夫人还特地接见了全体女团员，转达了巴基斯坦妇女对中国妇女的问候和友谊。
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友好参观团的欢迎，亲切中洋溢着热情，热烈中充满着真诚。
中国友好参观团10月30日凌晨到达卡拉奇时，机场主楼装饰得辉煌灿烂。
深夜就等候在这里的人们，在欢乐的乐曲声中，跳起了民族舞蹈。
中国客人戴着花环通过夹道欢迎的人群时，就象走进一条友谊的长廊。
“巴克—秦—杜斯地—金达巴特”（巴中友谊万岁）的欢呼声，就从这里开始响起，一直伴随着我们踏上归程。
我们在巴基斯坦的数千里的访问行程中，无论是在繁华的市区还是在宁静的乡间公路上，参观团的车队驶过，都会有许许多多巴基斯坦朋友向中国客人招手、鼓掌。
一次，我们的车队在卡拉奇大街上急速行驶，一位巴基斯坦朋友驾着摩托车从后面追上来，在靠近我们汽车的窗口时举起右手高呼“巴中友谊万岁”。
类似的动人情景，不胜枚举。
在参观卡拉奇的兰地机床厂时，我们有时被欢迎的工人围得寸步难行。
在拉合尔机车车辆厂，工人们排成长长的欢迎行列，许多人拿着毛主席画像，有的举着过去得到的一两张中国画片或一两本书籍来和中国朋友相见。
在塔克西拉重型机械厂，在卡拉奇的卡里姆丝绸厂，在拉合尔郊区的农村，在参观团足迹所至的任何地方，巴基斯坦朋友都用同样的热情欢迎来自中国的友人。
那热烈的掌声，动人心弦的“巴中友谊万岁”的口号声，那争着和中国友人相握的一双双沾满机油和泥土的手，那千百双流露出深情厚谊的眼睛，都充分反映了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人民热烈友好的感情，使参观团成员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在我们访问英雄古城拉合尔的最后一个晚上，当晚餐即将结束时，陪同的巴航朋友和中国客人一起，在欢乐悠扬的乐曲声中，跳起了巴基斯坦民族舞蹈，气氛十分热烈。
巴基斯坦朋友说，这种情景，只有在最亲近的朋友和兄弟之间才会出现。
在巴基斯坦的几天访问中，我们深深感到，过去的共同遭遇，今天的共同斗争，把中巴两国人民紧紧地连系在一起。
中巴两国人民的友谊是在斗争中结成和发展的，也是斗争的需要。
巴基斯坦朋友说得好：
“我们的友谊决不是权宜之计，是建立在原则基础上的，是经住了风浪考验的。
这就是我们热烈欢迎你们的原因。”
在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董事长努尔·汗先生为欢迎我们而举行的盛大宴会上，一位巴基斯坦朋友和参观团成员共同回顾了中巴友谊的历史渊源，赞颂了今天两国人民战斗友谊的不断发展。
这位巴基斯坦朋友说：
“巴中两国人民过去就友好，现在更加友好了。
巴航和中国民航在我们之间架起了友谊的桥梁，将使我们之间的联系今后更加密切。”
对于这一点，当我们参观访问了塔克西拉以后，体会就更深了。
塔克西拉是巴基斯坦的一个古城，在这里，上千年以前就留下了中巴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足迹。
那里的人们，热情地向我们讲述了中国唐代高僧玄奘曾来过塔克西拉的故事，以及流传至今的历史上许多中巴人民友谊的佳话。
这种友谊到了今天，更加发扬光大，焕发着青春。
巴基斯坦朋友总是说：
“塔克西拉重机厂就是巴中友谊的一个象征。
患难识知己，感谢中国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和在建设自己国家中对我们的支援。”
参观团的同志则回答说：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扩张主义的斗争，是理所当然的。
帮助和支持从来是相互的，中国人民十分珍视并且不会忘记巴基斯坦人民在过去的岁月中给予我们的支持和帮助。”
当我们在拉合尔瞻仰巴基斯坦著名诗人伊克巴尔之墓时，自然想起了他的光辉诗篇。
诗人在四十年前曾满怀激情地写道：
沉睡的中国人啊，
已在觉醒；
喜马拉雅山的源泉，
已开始沸腾。
他的诗篇，就深刻地反映了历史上中巴两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相互同情、相互支持的战斗情谊。
斗争在前进，友谊在发展。
在首都伊斯兰堡，城市发展局特意在可以俯视伊斯兰堡全貌的夏克巴利山上为我们举行招待会。
我国周恩来总理1964年02月21日曾在这座山上栽植了一株友谊之树。
至今十年，这株友谊之树枝繁叶茂，茁壮成长，它象征着中巴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正在与日俱增。
招待会上两国朋友围绕着友谊之树，亲如一家，合影、谈心，共同颂扬中巴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就象夏克巴利山周围郁郁葱葱的山林那样，万古长青。
中国友好参观团在广阔的巴基斯坦土地上播下了新的友谊的种子，同时也向英雄的巴基斯坦人民学习了很多东西。
访问期间，我们同工作在机器旁的工人会了面，看到了勤劳的农民，也看到了警惕地保卫祖国的士兵，还和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的接触。
这些人，经历不同，工作有别，但是，我们从他们身上，却看到了两点极为相同的东西。
一是为保卫巴基斯坦国家尊严、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而战的坚强决心；
一是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一位新闻界朋友对我们说：
“‘巴中友谊万岁！
’这样的口号，我们不是随便喊的。
这是基于我国人民坚信巴中友谊是伟大的友谊、是最可靠的友谊的强烈信念。”
11月08日清晨，中国友好参观团乘中国民航班机离开卡拉奇回国。
当我们走出机场灯火辉煌的主楼，告别了欢送的人们走上舷梯的时候，我们感到自己正是从一座巍峨的中巴友谊大厦走向一座连接两国的空中友谊大桥。
飞机轰响着渐渐升向空中。
阿拉伯海的波涛离我们逐渐远去；
我们正张开翅膀准备飞越喀喇昆仑山的高峰。
这时我们想起了布托总理今年年初说过的一句话：
“全世界都看到，（巴基斯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种友谊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它比喀喇昆仑山还高，比海洋还深。”
带着九天访问的美好回忆，我们要用同样的话告诉巴基斯坦人民：
中国人民对英雄的巴基斯坦人民的友谊，同样超越高山，深过大海！
新华社记者　本报记者

日本各界人士在东京集会
呼吁开展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运动
新华社东京1974年11月12日电
日本各界知名人士11月12日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开展全国性的广泛的群众运动，推进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日中友好协会（正统）总部会长黑田寿男、社会党国会议员佐佐木更三、日中渔业协议会会长德岛喜太郎、以及日本共产党（左派）、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日本工会总评议会和妇女团体的代表在集会上发表了讲话。
黑田寿男在讲话中说：
“为了使日中两国友好关系世世代代地发展下去，必须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现在时机已经成熟”。
他说：
“尽管国内外有一小撮不喜欢日中友好的势力，但他们决不能改变历史的趋势。
我们不能旁观、等待，要发动广泛的各阶层人民参加这一运动，推进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日本工会总评议会议长市川诚在给集会的来信中表示，日本工人阶级和日本工会总评议会一定要为推进争取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国民运动尽最大的努力。
集会决定，不久要召开一次“争取实现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国民集会”，并且开展签名运动。
集会还通过了致日本政府的要求书，强烈希望日本政府迅速开始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

日本首相田中改组内阁
新华社东京1974年11月11日电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11月11日改组了内阁。
大藏大臣大平正芳、外务大臣木村俊夫、通产大臣中曾根康弘、总理府总务长官小坂德三郎、农林大臣仓石忠雄等七人继续留任。
新任十三名大臣有，内阁官房长官竹下登、运输大臣江藤智、法务大臣滨野清吾、防卫厅长官宇野宗佑等。
田中首相在改组内阁之前，还以自民党总裁的身份，更换了自民党的干事长和政调会长。
二阶堂进任干事长；
山中贞则任政调会长；
铃木善幸继续担任总务会长。
11日晚，田中首相召开了改组内阁后的第1次会议。
他在内阁会议后发表谈话说，物价问题以及资源、能源、粮食问题等世界规模的难题互为因果，对日本国民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为了对付这个重大的时局，改组了内阁，更换了自民党的人事。
他表示要以很大的决心去努力打开困难的局面。

柬埔寨人民武装连续出击又打了几个胜仗
在柴桢、磅士卑等地拔除敌军据点多处，歼灭许多敌人
新华社1974年11月10日讯
据柬埔寨通讯社报道，连日来，英勇的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在柴桢、四号公路和湄公河上不断出击敌人，消灭一批敌人有生力量。
在柴桢省，从10月27日至30日，人民武装力量在柴桢市北部拔除了敌人六个据点，消灭敌人二百多名。
从11月01日深夜至02日凌晨，人民武装力量完全摧毁并解放了瓦博列据点，残敌向瓦博比塞据点逃去，02日深夜至03日凌晨，人民武装力量又拔除了瓦博比塞据点，那里的敌人全部被歼。
在此期间，人民武装力量还解放了瓦博列据点西部的普波雷克拉据点。
在这几次战斗中，人民武装力量共打死打伤和俘虏敌人二百五十多名，缴获许多武器和战争物资。
此外，11月01日，人民武装力量进攻了柴桢市西北部的波雷克拉，打死伪军五十二名，11月04日，他们又在那里阻击一批敌人，打死敌人五十八名。
11月04日和05日，人民武装力量在柴桢市西部和北部截击敌军时，又歼灭敌人五十多名。
11月04日和05日，在磅士卑市西南部的四号公路沿线上，人民武装力量解放了德罗边格罗楞、三布和安隆克楞三个据点，共歼灭敌人近六百名，缴获各种武器二百多件。
10月28日，人民武装力量在金边南部的湄公河上截击了敌人一支载有军队和粮食的船队，击中其中船只四艘，并使之起火，使船上大批物资受到严重损失。
11月05日，人民武装力量又截击了一支载有燃料和军需品的船队，击伤敌船三艘，打死打伤船上敌人约四十名，使大批物资受到严重损失。

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相互访问并发表联合公报
加强非洲和阿拉伯团结　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事业
新华社喀土穆1974年11月06日电
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应苏丹总统尼迈里的邀请自10月31日至11月05日对苏丹进行了国事访问。
访问结束时签署的一项联合公报说：
“两国总统就非洲大陆的形势交换了意见，重申支持非洲统一组织和它的目标。”
公报说，两国总统谴责罗得西亚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执行的种族隔离政策。
公报强烈谴责三个西方大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使用否决权阻挠把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驱逐出联合国，并且认为这是对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的公然支持。
公报说，两国总统呼吁要警惕帝国主义阻挠安哥拉独立的阴谋。
公报谴责以色列的侵略立场，重申完全支持阿拉伯的权利。
两国总统在公报中欢迎最近在拉巴特召开的阿拉伯首脑会议通过的积极的决议，同意在联合国继续捍卫巴勒斯坦事业，认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关于非洲—阿拉伯关系，两国总统表示愿意继续发展这种关系，以达到非洲—阿拉伯团结和合作的目的。
为此，两国总统支持召开非洲—阿拉伯首脑会议。
公报说：
两国总统对在印度洋建立（外国）军事基地表示遗憾。
因此，他们号召立即执行使印度洋成为和平区的联合国决议。
新华社达喀尔电
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非洲统一组织执行主席西亚德11月02日到04日访问了塞内加尔，并同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就当前非洲和国际形势以及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了会谈。
访问结束时在这里发表了一项联合公报。
公报在谈到国际问题时说：
“双方认为，承认巴勒斯坦民族存在的事实和以色列从1967年以来所占领的土地上撤退是在这个地区恢复和平的必要条件”。
公报在谈到非洲问题时说，两国元首认为，“国家间和地区间的团结是牢不可破的，并认为，继续在非洲大陆为彻底的非殖民化和清除种族歧视而斗争是他们的义务”。
公报说，双方热烈欢迎最近在拉巴特举行的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采取的旨在加强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间的团结、友谊和合作的决定，并强调于1975年召开一次阿拉伯—非洲首脑会议的重要性”。
新华社拉巴特1974年11月09日电
加蓬共和国总统哈吉·奥马尔·邦戈应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的邀请，11月05日至08日对摩洛哥进行了正式访问，11月08日发表了摩洛哥和加蓬联合公报。
公报说，两国元首“重申共同忠于非洲统一组织，并表示决心继续作出努力，以进一步巩固这个组织，加强对非洲统一组织承认的非洲解放运动和对正在进行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正义斗争的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的全面支持”。
公报说，两国元首在会谈中衷心地欢迎第11届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和拉巴特第7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通过的要求以色列侵略者从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走和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的决议。
公报指出，两国元首“重申决心为发展和加强阿拉伯—非洲在各个方面的合作和团结作出贡献”。

中国和民主也门人民的友好关系
中国和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有着历史悠久的友好关系。
早在十二世纪，南也门的商船就曾远航中国，中国明朝派往南也门的使节也受到南也门当时统治者的欢迎，双方正式建立了通商关系。
一四二〇年，中国的使节郑和访问亚丁，一四二三年南也门派使节到中国访问。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一贯支持民主也门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斗争，两国人民在反帝、反殖的共同斗争中又结下战斗的友谊。
1967年南也门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国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长致电热烈祝贺，并代表中国政府表示承认。
1968年，中也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1970年和1972年鲁巴伊主席和伊斯梅尔总书记先后率领代表团访华。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还派教育、新闻、体育、卫生以及农民、工会、妇女等代表团来华访问。
中国也在1970年和1972年先后派政府代表团参加民主也门的国庆活动。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独立后，中也两国政府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合作关系，签订了经济协议。
1973年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在民主也门展出，阿里·纳赛尔总理出席开幕式并剪彩，鲁巴伊主席和伊斯梅尔总书记参观展览会。
这个展览会接待了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的工人、农民和各阶层人士共十五万六千多人次。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位于阿拉伯半岛南部，北与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和沙特阿拉伯王国接壤，东邻阿曼，南濒阿拉伯海，扼红海与阿拉伯海的要冲，是欧、亚、非三洲海上交通要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面积约二十九万平方公里。
海岸线较长，从红海口向东延伸约七百四十英里。
人口一百五十万，百分之九十为阿拉伯人，其余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非洲人。
绝大多数居民信奉伊斯兰教。
通用阿拉伯语。
首都亚丁，是世界上第2大加油港。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境内酷热少雨，只有西部和高地雨量较多。
在历史上民主也门人民曾受异族统治，一八三九年沦为英国殖民地。
民主也门人民为反对英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曾举行多次大规模武装起义。
1963年10月14日，民主也门人民在西北部拉德凡山区重新燃起了武装斗争的烈火，经过四年的英勇斗争，结束了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终于在1967年11月30日建立了南也门人民共和国，1970年11月30日改名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
民主也门的农牧业人口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由于过去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农业以单一的经济作物棉花为主。
主要粮食作物为高粱、玉米、大麦、小麦等。
渔业资源丰富，每年产鱼十万多吨。
工业方面，手工业较发达。
另外还有榨油、铝制品等小型工厂。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独立后，积极清除外国殖民主义势力，发展民族经济。
在国际上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侵略，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积极参加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侵略，支持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的斗争，为第3世界的团结和反帝事业作出贡献。

亚丁——亚、非、欧海上交通枢纽
亚丁，是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它位于阿拉伯半岛南端，濒临亚丁湾，扼红海海口，是亚、非、欧三洲海上的交通枢纽。
人口二十五万。
亚丁是世界闻名的转运港和加油港，分内港和外港，港内有二十四个轮船停泊处，可停泊万吨远洋轮。
亚丁的港口收入是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苏伊士运河关闭以前，以一九六六至1967年为例，一年进港船只五千九百十四艘，总吨位约三千万吨，每月平均五百艘，全年港口收入一百八十五万第纳尔。
苏伊士运河关闭以后，停泊船只和港口收入都有减少。
为了适应将来发展的需要，亚丁港口设施正在准备扩大。
亚丁有一个大炼油厂。
近年来，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积极努力发展民族工业，先后建立了火柴、香烟、塑料用具、塑料鞋和染革等工厂。
这些都是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发展民族经济三年计划的工程项目。
目前，正在亚丁兴建纺织印染厂和改建盐场等项目。

拉美国家捍卫国家主权维护自然资源
墨西哥、萨尔瓦多、巴拿马分别对美资公司采取本国化措施
阿根廷经济部负责人指出维护资源权益同经济独立不可分
新华社墨西哥城电
墨西哥政府最近宣布对设在墨西哥的美资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子公司“电信工业”公司实行墨西哥化。
墨西哥新征购了这家公司的百分之十一的股票，从而把这家公司的百分之五十一的股票掌握在自己手中。
目前这家公司的资金为两亿比索。
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接受了履行使这家公司墨西哥化手续的有关文件。
新华社讯
圣萨尔瓦多消息：
萨尔瓦多经济部副部长曼努埃尔·安东尼奥·罗夫莱斯不久前在圣萨尔瓦多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萨尔瓦多政府决定从10月03日起撤消美资中美洲国际铁路公司在萨尔瓦多进行铁路运输和港口装运的特许权。
罗夫莱斯说，萨尔瓦多政府采取这一措施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
他指出，这家公司在拖欠大批债务的同时，却把它在萨尔瓦多赚得的数百万美元汇到设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总公司，从而损害了萨尔瓦多的利益。
新华社巴拿马城1974年11月08日电
巴拿马政府和美资西方联合国际公司最近签订了两项协定。
协定规定由巴拿马政府买回这家公司在巴拿马的财产和设备。
巴拿马全国电讯署总经理路易斯·塞古拉在协定的签字仪式上说，我们已经开始牢牢地掌握了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的电讯业务。
巴拿马全国电讯署署长、巴拿马内政和司法部长里卡多·罗德里格斯在签字仪式上的讲话中指出：
这是“从巴拿马共和国成立以来，第1次拥有自己的国际电讯体系”。
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1974年11月09日电阿根廷经济部负责自然资源和人类环境的国务秘书约兰达·奥尔蒂斯11月08日指出：
“在目前仍在进行的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掌握和控制自然资源具有根本性的战略作用，因为这些自然资源与各国人民的主权以及他们获得福利的可能性密切相关。”
她说，一切与资源有关的问题都同第3世界的政治主权和经济独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这位国务秘书指出，帝国主义国家的发达是靠牺牲第3世界国家的发展和经济而获得的。
它们“在历史上，总是通过征服，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统治）来掌握或控制资源的”。

法国国防、外交部长先后在国民议会发表讲话
抨击超级大国政策强调对付侵略威胁
奥地利报纸指出世界局势不安宁必须加强国防力量
新华社巴黎1974年11月09日电
法国国防部长雅克·苏弗莱和外交部长让·索瓦尼亚格最近先后在法国国民议会讲话，抨击两个超级大国的政策，强调法国决心对付任何形式的威胁和侵略。
雅克·苏弗莱11月08日在向法国国民议会谈到法国的国防政策时说，“法国有权提出问题：
超级大国之间进行的谈判对法国和欧洲有什么真正的作用？
实际上，法国看到，超级大国并没有为此而放松在军备方面的努力。”
他说，“法国在考虑，欧洲是否有变成一个有特殊地位的地区的危险。
由于没有真正的欧洲的防务，这一地区可能只是成为未来冲突的一个战场。”
他还说：
“如果（欧洲的）政治联合不同时实现，怎么能够设想欧洲的防务会实现呢？”
雅克·苏弗莱说，“我们的核力量一直是我们对付任何侵略者的防务的轴心”。
他说，“国家必须表示出对付各种形式的威胁和侵略的自卫的决心。”
他指出，法国的军事预算将于1975年使法国的常规力量，特别是直接保卫法国边界的安全力量得到加强。
在这以前，让·索瓦尼亚格11月06日在国民议会辩论法国外交政策时说，两个超级大国既争夺又勾结，都在“设法加强对各自阵营的控制”，企图“统治世界”。
他强调说，“这是应该注意和提防的危险”。
新华社维也纳电
奥地利两家报纸最近发表文章指出，在目前世界局势不安宁的情况下，奥地利必须加强国防。
《皇冠报》的文章说：
“自1945年以来已经发生了一百起战争——难道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和平时期吗？”
文章指出，“出现危机情况总是有可能的”，奥地利军队必须有准备以应付“危机情况”。
文章说，有几次我们不安地注视着边界。
文章指出，在中立情况下，奥地利有义务保卫自己的边界，并用一切手段同任何破坏它的中立的行动进行斗争。
《周报》在一篇文章中说，奥地利是一个中立的国家。
我们“仅仅有善良愿望是不够的”，“因为中立本身并不是安全的保证”。
文章强调指出，奥地利必须作出努力，阻止外国军队对奥地利的进攻。

美国公私债务高达二万五千亿美元
美刊对美国经济的脆弱状况提心吊胆十分不安
新华社1974年11月12日讯
纽约消息：
美国国内的公私债务数目巨大，增长猛烈。
现在全国公私债务总额已高达二万五千亿美元。
美国经济的这种脆弱状况使得资产阶级经济报刊提心吊胆，十分不安。
美国《商业周刊》刊登的一篇文章针对这种状况把美国的经济叫做“负债经济”。
文章承认：
号称“最庞大和最富”的美国经济正是“建筑在二万五千亿债务的高山之巅”的，所谓“经济繁荣”正是靠大量借债来作“动力”的。
据报道，目前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已达五千亿美元。
早在1971年，当联邦政府债务近四千亿美元的时候，美国参议员埃德伦曾经说过：
“这个数字比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债务总额还要大。”
现在时过只是三年，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又增加了一千亿美元，即增加百分之二十五。
除了联邦政府以外，州政府和州以下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也达到了二千亿美元。
州和地方政府债务上升的幅度很快，1960年以来就增加两倍。
负债总额最大的是公司、企业的债务，共计一万亿美元。
这等于十五年前公司、企业债务的三倍。
这个数字也等于美国所有的公司、企业在一年中获得的纯利润（纳税后的利润）的十五倍多。
这就是说，如果美国所有公司、企业每年的纯利润都用来还债，大约要十五年才能还清。
同1955年相比，当时公司企业负债总额还只是它们一年纯利润的八倍弱。
这也反映了美国资本主义企业的经济基础越来越虚弱。
第2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垄断资本为了刺激消费，预支人民购买力，大力推行住房抵押借款和消费信贷（分期付款购买住房和消费品），使得个人债务也大量增加。
以消费信贷债务总额来说，在最近三年内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目前住房抵押借款已达六千亿美元，消费信贷达二千亿美元。
美国家庭负债总额已占一年的个人可以支配的收入（指交纳各种税收等后）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三，而1955年还只占百分之六十五。
《商业周刊》的文章写道：
这样庞大的债务，“即便在世界经济气候良好的时候，也会是可怕的债务重担”。
对于在通货膨胀袭击和经济危机威胁下的“今天的世界来说，更是个不祥的沉重的负担”。
由于美国的债务大多是借债放债和借债还债，文章说：
“‘负债经济’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脆弱，许多借方和贷方都处在岌岌可危的状态之中，其人数之多令人烦恼。”
文章担心随着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企业没有能力偿付它们的欠债或者无法调剂它们的短期贷款，将会导致三十年来最严重的企业清算和破产，给予“负债经济”以直接的打击。
文章说：
“目前美国的债务负担如同是一根绷得非常紧的弦”，“弦还没有断”，“但是谁也不知道会在什么地方断弦”，“也没有谁知道怎样才能把它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