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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连党支部认识到，批林批孔是一场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
要取得这场斗争的彻底胜利，就必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加强理论队伍的建设。
因此，运动开始不久，他们就把培养理论队伍作为加强连队党的建设的一件大事来抓。
他们迅速建立了一支以战士为主体的理论骨干队伍，并且采取各种措施，为理论骨干创造学习条件。
他们每周都要给理论骨干安排一定的集体学习时间。
连队干部集中学习时，也都吸收战士理论骨干参加。
他们还有计划地组织理论骨干走出营房，进行社会调查，用学得的革命理论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使理论骨干更快地提高。
彝族战士普吉恩参加理论队伍以后，党支部一面指导他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论著，一面引导他和其他理论骨干一起到驻地附近几个工厂和生产队进行社会调查，使他加深了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的理解，更好地投入批林批孔战斗。
批林批孔以来，普吉恩结合斗争实际写了五十多篇读书笔记和批林批孔文章。
战士理论骨干李建国，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党支部为了帮助他更快成长，有意识地给他多安排一些学习时间，并且让他给大家上辅导课，使他在自学和辅导的过程中不断提高。
三连党支部还根据批林批孔的斗争需要，经常给理论骨干交任务，使他们在斗争中发挥作用，茁壮成长。
连里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辅导课，放手让理论骨干去讲；
批判林彪、孔老二的重点发言，大部分由理论骨干承担；
干部和战士在学习和批判中碰到了疑难问题，也交给理论骨干去研究解决。
理论骨干、班长纪善来原来在炊事班工作，调到炮班后，努力读书，刻苦实践，不仅政治觉悟、操炮技术提高很快，而且还和班里几个新战士一起搞成了三项提高射击精度的技术革新，对实践第一的观点有较好的体会。
党支部就把批判“天才论”的辅导课交给他来上。
纪善来接受任务后，认真进行准备，党支部书记杨有明也热情帮助他，并且让他多次到战士中试讲，征求大家意见，先后将讲稿修改十多遍，不仅辅导课讲得很好，纪善来也有了新的提高。
有一段时间，连里批判林彪宣扬的“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反动谬论，有些战士反映对这个谬论批得不够深透。
党支部就把这个题目交给理论骨干去研究。
他们采取小“会战”的办法，学理论，查资料，共同研究，层层分析，很快取得了成效。
战士理论骨干运用他们的学习成果，在全连进行辅导，进一步推动了革命大批判的深入开展。
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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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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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林批孔中培养战士理论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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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专稿 人民解放军承德驻军某团党委，重视和加强理论队伍的建设，切实加强领导，全团的理论队伍迅速壮大，在批林批孔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这个团党委把在批林批孔中加强马克思主义通论队伍建设列入党委议事日程，并且专门作出决定，由党委书记亲自抓，指定三个常委具体负责，其他委员不论是在机关还是下连队，也都关心理论队伍的建设，齐心协力抓住不放。
分管后勤工作的党委常委、副团长王发连，在抓后勤工作的同时，先后同十七个司务长谈心，宣传培养理论队伍的重大意义，并亲自下到马厩、伙房了解勤杂人员理论骨干的学习情况，进行面对面的具体指导。
党委常委、参谋长张锡忠到四连抓军事训练试点时，也多次找连队理论辅导小组的同志谈心，了解他们在批判林彪、孔老二散布的“生而知之”的“天才论”时所遇到的问题，一起认真研究解决，帮助理论骨干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和批判能力。
在党委成员的带动下，司、政、后机关的干部也都主动关心全团理论辅导小组的活动情况，积极当好党委的参谋，使这项工作做得扎扎实实，更有成效。
这个团党委采用抓好典型、以点带面的办法，加强对培养理论队伍工作的领导。
他们先后总结了十多份典型经验，切实解决了连队在培养和使用理论骨干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
在一机连蹲点的党委成员总结了培养理论骨干的经验以后，先在六个连队试用，并根据不同情况，从不同角度分别帮助这六个连队总结出自己的经验，然后在全团范围召开经验交流会，进行推广普及。
有一段时间，团党委为了提高理论骨干的辅导水平，先把部队在批判中遇到的问题归纳成若干小题目，分别由三个常委带到三个连队，同战士理论骨干一起攻难点。
在点上取得一定成效以后，党委又组织战士理论骨干到各营、连作巡回报告，使理论骨干得到了锻炼，提高很快。
为抓好建设理论队伍这个百年大计，这个团的党委成员除了带头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外，还结合批林批孔努力学一些历史，读一些介绍法家人物的小册子，进一步了解儒法斗争的概况，并且先后把连队理论骨干在学习和批判中提出的问题作为自己学习的重点，经过集体学习研究弄通后，对全团理论骨干进行辅导，从而把党委的学习与培养理治骨干很好地结合了起来。
作者：《人民日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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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隆坡举行的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第五次会议，已于六月二十五日闭幕。
会议根据巴基斯坦提案，一致通过一项要求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对任何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决议。
此外，会议还通过了支持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斗争、谴责以色列侵略，支持非洲解放运动以及加强伊斯兰会议和非洲统一组织的联系等决议。
这些决议，反映了伊斯兰各国的共同愿望，对于维护无核国家的主权独立、反对核威胁和核讹诈，加强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和相互支持，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于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
防止核战争、消除核威胁、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是关系到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和平与安全的一个重大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态度。
世界各国人民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与和平、安全，反对超级大国的核讹诈和核威胁政策，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要求有核武器的国家首先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
超级大国完全无视各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正在加紧核扩军备战，增加核武器储备，并顽固地拒绝对无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不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坚持对其他国家推行核讹诈和核威胁的政策。
有的国家，虽然不是超级大国，却抱着做次超级大国的野心，进行扩军备战，甚至想用核讹诈与核威胁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扩张主义企图。
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一贯反对任何外来的侵略和威胁。
最近印度进行核爆炸之后，布托总理在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宣布：巴基斯坦“绝不会屈服于印度的核讹诈”。
巴基斯坦政府的这种严正立场，表达了巴基斯坦人民不畏强暴、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的坚定意志，得到了许多国家的同情和支持。
第五次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的决议，“注意到一九七四年五月十八日印度爆炸一枚核装置”的事实，“宣布伊斯兰会议成员国坚决支持无核武器国家的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以防止核威胁”，并呼吁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对任何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这个决议，对于那些奉行核讹诈政策的超级大国和抱有扩张主义野心的国家，是一个有力的揭露。
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为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包括反对核讹诈和核威胁的正义斗争。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作为第一步，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应该承担义务，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特别是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地区使用核武器。
中国政府多次声明，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我们认为，任何国家的核讹诈和核威胁政策都是吓不倒各国人民的。
那些企图借核讹诈政策来进行扩张侵略的国家，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遭到可耻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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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专稿 南京部队某部“夜老虎”连指战员，在批林批孔中进一步激发了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刻苦练兵的热情。
他们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预计半年才能完成的夜间训练任务，七次夜间实弹射击都取得了优秀成绩。
这个连的指战员认真学习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联系现实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深入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大大提高了为保卫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加紧训练的自觉性。
他们不怕苦，不畏难，常常在天黑路险的情况下爬高山，越深涧，练走又练打。
六班战士王玉金夜间视力不很好，为了迅速提高夜战本领，他坚持刻苦训练，提高对黑暗中物体的辨别能力。
在练射击时，战友们瞄一枪，他就瞄十枪；
战友们休息了，他还继续坚持练，七次实弹射击都取得了优秀成绩。
六连指战员在夜间训练中，深入批判了林彪、孔老二鼓吹的“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树立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自觉发扬军事民主，开展群众练兵运动，提高了训练效果。
连长李德宏在领导大家进行夜间瞄准射击训练时，广泛发动战士想办法、谈体会、讲要领，互帮互学，很快提高了大家夜间射击的水平。
老战士夏咸飞积极为提高部队战斗力贡献力量，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和战友们一起改革、试制了三十多种训练器材，为夜间训练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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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部队某部“英勇顽强岱崮连”指战员，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促进军事训练蓬勃开展。
（新华社记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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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乌鲁木齐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电 由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吴振宇大将率领的朝鲜人民军军事代表团，在出国访问回国途中于六月二十六日清晨到达乌鲁木齐，六月二十七日上午乘专机离开乌鲁木齐回国。
代表团抵离乌鲁木齐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部队司令员杨勇、政委曹思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司马义·艾买提、何林兆，新疆部队第一副司令员徐国贤、副政委曹达诺夫，乌鲁木齐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玉素甫·吐尔逊等，前往机场迎送。
二十六日上午，吴振宇大将及代表团成员参观访问了乌鲁木齐县东风人民公社，受到哈萨克族牧民的热烈欢迎。
民兵和牧民们为代表团表演了射击、赛马和刁羊。
晚上，杨勇司令员设宴招待吴振宇大将及代表团全体成员。
宴会结束后，新疆部队政治部宣传队为朝鲜战友演出了歌舞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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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拉瓦尔品第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电 据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六月二十六日下午发表谈话说：“中国将继续充分而坚决地支持巴基斯坦为捍卫自己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包括反对核威胁和核讹诈的正义斗争。”
这位发言人在谈到巴基斯坦外交部秘书阿迦·夏希最近访问中国的成果时说：“中国表示坚决反对任何国家通过核威胁和核讹诈推行扩张主义的企图。
中国重申它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作为第一步应由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特别是保证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地区使用核武器。”
发言人说：“中国还表示将为这一主张的实现继续努力，并希望其他有核国家也能承担上述义务。”
作者：钱光培
《商君书》是阐述商鞅（约公元前三九○年——公元前三三八年）及其学派的思想和政治主张的一部书，反映了商鞅变法过程中所进行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
全书共五卷，二十九篇，现在实存二十四篇，是商鞅一派法家编撰的。
编辑成书大约在公元前二六○年以后，在战国后期已经广泛流传。
《商君书》对于儒家思想的批判是相当坚决的。
它有力地驳斥了儒家对法家的攻击和污蔑，深刻地揭露了儒家思想的腐朽和虚伪。
时隔一两千年，孔老二的一些徒子徒孙读到此书，还感到内心的恐惧。
清代一个孔老二的信徒黄震，就曾经用这样一段文字来描写他读《商君书》时的心情：“至今开卷于千载之下，犹为心目紊乱，况当时身被其祸者（指当时受到打击的奴隶主贵族）乎！”
（《黄氏日钞·商子评语》）清代另一孔老二的信徒陈澧，在读到《商君书》中把儒家所崇尚的诗、书、礼、乐、仁义、孝悌痛斥为祸国殃民的“六虱”时，也连叫“呜呼”，最后竟破口大骂起来：“自有人类以来，未有不以为美者，而商鞅以为虱，以为必亡必削，非枭獍〔xiāojìng音箫镜，指凶猛的禽兽〕而为此言哉！”
（《东塾读书记》）孔老二的徒子徒孙如此害怕、如此咒骂《商君书》，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这正好说明这部书打中了他们的痛处。
读一读《商君书》，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战国时期法家和儒家两条路线的斗争，从中了解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规律。
（一）
任何一次大的社会变革，总是在激烈的斗争中进行的。
从《商君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商鞅变法一开始，就在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派和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顽固派之间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商君书》第一篇《更法》，记录了变法前在秦国政府发生的一场激烈的论争。
当时的秦国，正在由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过渡。
在秦国，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比中原各国迟一些。
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从公元前三八四年开始，在秦国实行了一些改革，打击了奴隶主贵族势力，壮大了地主阶级的力量。
这就把新兴地主阶级同奴隶主阶级的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但是，秦献公没有完成他的改革就死去了。
对秦献公采取的改革措施心怀不满的奴隶主贵族，乘机图谋反攻倒算，维护即将崩溃的奴隶制。
秦孝公即位后，是沿着秦献公的改革道路继续前进，还是倒退？
成为当时秦国政治斗争的焦点。
秦孝公是主张继续改革的，但当时奴隶主贵族势力还相当大，他不能不有所顾忌。
从孝公元年到三年，除了发一道征求能使秦国富强之人的布告以外，没有提出任何革新的措施。
商鞅从孝公元年带着李悝〔kuī音亏〕的《法经》，从卫国到了秦国，经过三年的说服工作，终于把变法的问题提到了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来。
一场激烈的路线斗争在朝廷上展开了。
斗争的一方是秦孝公和商鞅，另一方是大夫甘龙和杜挚。
斗争的核心问题是：“反古”“变法”，还是“法古”“循礼”。
商鞅提出了“反古”“变法”的主张。
他说：只要能够强国，就不必沿用旧制度，只要能够利民，就不必遵守老规矩。
甘龙跳出来反对，他歪曲历史，编造了古代圣人都是“不变法而治”的谎言；
接着又胡说“不变法”可以“不劳而成”，可以使“吏习民安”。
最后威胁秦孝公，“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恐天下之议君”。
妄图用谣言和诡辩加上恐吓，使秦孝公按照他们反动、倒退的路线行事。
商鞅给了甘龙以迎头痛击。
他说，甘龙所讲的，都是庸人的见解。
因袭旧法，只配当个抱残守缺的官僚，根本不配讨论国家大事。
接着又列举历史事实，戳穿了甘龙编造的古代圣人都是“不变法而治”的谎言。
他认为，从古代治国的经验中，我们应当得到的结论是：聪明人能够变旧法立新法，蠢人才会被旧礼法所束缚；
有才能的人总是不断更礼变法的，没有出息的人才拘泥于旧的一套。
商鞅还指出，对舆论要进行分析，从古以来，凡能办成一件大事的人，没有不受人议论讥笑的。
只要能强国，就尽管去干，不要管议论和讥笑。
这些话把甘龙驳得哑口无言。
接着，杜挚又跳了出来，摆出一副忧国忧民的姿态向秦孝公说道：我听说，如果没有百倍的好战，就不改变旧法度；
要是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更换旧器物。
我还听说，遵守古法是不会有过失的，依照旧礼是不会出差错的。
请君上考虑。
他的言外之意是：不遵古法，不循旧礼，就要招来祸患。
商鞅针锋相对地给予驳斥，指出，从古以来，凡是有成就的君王，都是“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都是“不循古而兴”的；
相反，那些因循旧礼、死守旧法的王朝，照样灭亡了。
因此，“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
杜挚也无可对答了。
秦孝公赞同商鞅的主张，结束了这场辩论。
商鞅在这场大辩论中，是为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而斗争的。
他所说的“强国”，当然是指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
他所说的“利民”，当然是指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并不是指劳动人民。
但是，在当时，他的主张反映了社会前进的方向。
他公开地提出了“反古”的口号。
“反古”，就是反复辟，反倒退，就是要变革，要前进。
商鞅在变法之前，首先从儒家的“法古”和“循礼”开刀，是有重大意义的。
“法古”和“循礼”，正是儒家坚持的反动路线。
“不破不立”。
不批判这条反动路线，要想“变法”，那就办不到。
事实上，秦孝公时代变法路线的正式确立和变法措施的得以实行，正是在商鞅批判了“法古”“循礼”的儒家路线以后才开始的。
正如《更法》篇所记述的那样，这场辩论一结束，“于是遂出垦草令”。
鼓励开垦荒地，是变法的第一个措施。
由此可见，商鞅变法，是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进行的。
（二）
商鞅变法，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那时候，儒法两家在社会制度方面的斗争是十分尖锐的。
斗争的焦点集中在土地所有制问题上。
儒家极力主张恢复西周的井田制。
为此，他们极力反对“开阡陌”（即反对破坏井田的疆界），反对自由垦荒，反对自由买卖土地，以维护奴隶制度的经济基础。
据《商君书》记载，商鞅变法，首先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
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积极鼓励垦荒。
《商君书》中有一篇《垦令》，专门谈垦荒问题，提出了二十条垦荒的措施，从各个方面促使人们从事垦荒事业。
在《算地》篇中，再一次强调指出：“为国之数，务在垦草。”
当时，劳动人民创造的铁器越来越多地使用，生产力有了新的发展；
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残酷压迫剥削，纷纷离开井田，起义或者逃亡。
奴隶们的反抗斗争冲击着腐朽的奴隶制。
垦荒，就是开发井田疆界以外的荒地，吸收原先束缚在井田上的奴隶到井田以外的土地上劳动，给这些奴隶以较好一些的劳动条件。
在井田制的条件下，这些荒地本来也是归奴隶主贵族所有的，是禁止开垦的；
奴隶被固定在一定的井田范围内劳动，不许离开，也归奴隶主所有，没有一点人身自由。
因此，鼓励垦荒，就是鼓励新兴地主阶级公开地向奴隶主贵族争夺土地，争夺劳力，以破坏奴隶社会的土地所有制。
第二，实行重农政策。
商鞅在变法中，采用了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加重商业赋税等办法，“令民归心于农”。
这种重农政策是在鼓励垦荒的前提下进行的。
这实际上是积极发展新的封建经济、努力增强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实力的政策。
《商君书》中一再指出，这一“治国之举”，是为了使努力经营农业的人“其家必富，而身显于国”（《壹言》）。
这里所说的经营农业的人，就是指那些努力于垦荒事业的新兴地主阶级。
地主阶级经济力量的发展和壮大，为进一步废除奴隶社会的土地所有制打下了基础。
以上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以后，商鞅在秦孝公十二年，进一步采取了“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史记·商君列传》）的措施。
井田的封疆、阡陌，是奴隶社会的土地所有制——井田制的标志。
封疆、阡陌的破除，实际上宣布了井田制的破产。
废除井田制，这是商鞅变法中的一件大事，也是秦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这从根本上摧毁了奴隶制的经济基础，宣布了奴隶制生产关系的结束，使秦国基本上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使秦国的生产力得到一次较大的解放。
因此，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使秦国成为一个力量雄厚的国家，为后来统一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井田制的废除，对于妄图开历史倒车的儒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而遭到了儒家的强烈反对。
他们恶毒地咒骂秦孝公和商鞅废井田、开阡陌是不行“仁政”，是“暴君污吏”。
但是，不管儒家怎样咒骂，历史车轮总是滚滚向前。
作为经济基础方面变革和反变革的斗争的集中反映，法儒两家在上层建筑领域的斗争就更尖锐了。
第一、表现在如何对待奴隶主贵族的世袭制度上。
儒家站在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极力维护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
他们主张“刑不上大夫”，主张“举逸民”，同时也就极力反对“僭越”，不准新兴地主阶级取得政治权利。
法家从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坚决反对奴隶制的世袭制度。
《商君书》中把那些“不作而食，不战而荣”的奴隶主贵族痛斥为“奸民”（《画策》），并指出，这些“奸民”的存在，使社会上形成了一种不务农战本事，只务钻营官禄的恶习，使“农战之民日寡，游食者愈众”，极大地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因而使国家越来越弱，越来越穷，如不改变势必亡国。
因此，商鞅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摧毁奴隶主贵族的世袭制度。
如规定没有军功的奴隶主贵族，不能列入宗族的簿籍，也就是取消其特权；
又规定要“壹赏”（确定唯一的奖赏标准），“利禄官爵，搏出于兵，无有异施”（《赏刑》），就是说，不分贵贱贤智，只按军功大小给予官爵利禄。
奴隶主贵族是养尊处优，不去打仗的；
新兴地主阶级当时是朝气蓬勃的，立战功的多是他们。
规定按军功行赏，就为新兴地主阶级争得了政治权利。
商鞅还提出了“刑无等级”的主张，废除了奴隶制的“刑不上大夫”和“八辟”（即亲、故、贤、贵等八种人犯罪都可减刑）的旧例。
第二，表现在如何对待奴隶制的宗法制度上。
奴隶制的社会组织是按宗法系统建立的，也是靠宗法关系维持的。
儒家为了维护奴隶制的社会基础，把“孝悌”一类宗法观念当做至高的道德标准。
商鞅用进化的历史观，看出了这种宗法组织的落后性和腐朽性，指出“孝悌”是为国之一害。
商鞅还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破坏奴隶制的宗法组织，瓦解奴隶制的社会基础，这对于新兴的封建制度的巩固是有利的。
第三，表现在要不要实行中央集权的问题上。
反动儒生赵良按照奴隶主贵族的旨意游说和恐吓商鞅的时候，对他搞中央集权束缚了奴隶主贵族的行动进行了攻击。
商鞅坚持中央集权。
据《商君书》的《修权》篇记载，他说，“权制独断于君，则威”，否则就很危险。
这是商鞅总结了秦国的历史经验所得出来的结论。
商鞅变法以前，由于国家权力分散在奴隶主贵族手中，国君的实权不大，奴隶主贵族的割据势力很强，结果，经常发生内乱，使国家长期处于动乱之中，人民不能安居，生产不能发展，因而国势越来越弱。
秦献公看出了分权的危害，曾经采用县制来打击奴隶主贵族的割据势力，使地方的政权和军权集中到国君手中。
商鞅在秦国普遍推行县制，进一步剥夺了奴隶主贵族的地方特权，废除了他们的私家武装，把政治、军事和财政经济的大权掌握在国君手里。
商鞅还主张“壹教”（即用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统一思想）。
首先是要用一切办法，使人民认清楚，儒家所鼓吹的那一套，包括诗、书、礼、乐、仁义、孝悌、修善等等，都是祸国殃民的；
凡想兴国者都不能用它们，用了它们就会“亡国”“削国”。
《商君书》中的许多篇章都说明了这个道理。
“壹教”的另一方面，就是要用一切办法使人民懂得“法治”的内容和精神，贯彻执行变法的各项措施，勇于耕战，“死者不悔，生者务劝”（《赏刑》）。
为了达到“壹教”的目的，他采取了“燔〔fán音凡，焚烧〕诗书”的办法，防止儒家思想的传播和毒害人民。
事实证明，商鞅在上层建筑领域里所采取的这些专政的措施，对于变法事业的推行和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是起了作用的。
这是商鞅的重大历史功绩。
（三）
商鞅是主张用新兴的地主阶级专政代替没落的奴隶主贵族专政的。
为了保证各项变法措施得以顺利地推行，他充分地发挥了新兴地主阶级国家机器的职能，有力地打击了国内外奴隶主贵族的颠覆和破坏。
商鞅变法刚开始的时候，奴隶主贵族势力的反抗是十分猖獗的。
当时公开跳出来攻击法令不便执行的就多至千数。
他们不仅自己赤膊上阵，而且唆使太子犯法，阴谋杀害商鞅，妄图阻止变法。
面对反动势力的猖狂反扑，商鞅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把七百多个阴谋复辟的奴隶主贵族和依附他们的反动儒生判处死刑；
把唆使太子犯法的公子虔和公孙贾分别处了劓〔yì音亿）刑（割鼻）和黥〔qíng音晴〕刑（面上刺纹）；
把一些反对变法的“乱化之民”（即顽固不化的奴隶主贵族）迁移到边远地区去垦荒；
建立了连坐告奸的制度，加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
同时，还反击了秦国以外反动势力的进攻。
商鞅所采取的这些措施，有力地保证了变法路线的推行，从而使秦国很快就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为“乡邑大治”、“诸侯畏惧”的富强国家。
“秦民大悦”，但奴隶主贵族和依附于他们的反动儒生却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恶毒地咒骂商鞅所施行的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咬牙切齿地叫嚣：“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商君书》中的许多篇章，都有力地驳斥了这些反动的叫嚣。
它首先从我国社会的发展阐明，使用暴力来治理国家，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开塞》篇中指出，自从逐步地产生了私有制，才产生了“立禁”、“立官”、“立君”的需要，也就是产生了建立国家机器的需要，于是就开始了“内行刀锯，外用甲兵”。
《商君书》指出，这不是历史的倒退，而是历史的前进，是“适于时也”，也就是说，这是适应社会发展趋势的。
《画策》篇中毫不隐讳地提出“以刑去刑”（以新兴地主阶级专政代替没落的奴隶主专政），“以战去战”（以正义战争消灭非正义战争）。
这种敢于公开宣布自己要以革命暴力去反对反革命暴力的坦率的态度，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对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力量的信心。
这与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用虚伪的“仁义”“礼治”掩盖血腥的反动统治，恰成鲜明的对比。
《商君书》列举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凡是“王天下者”，没有一个不是“服其力”的，有力地驳斥了“恃力者亡”的叫嚣。
《商君书》还揭露了那些要商鞅放弃革命暴力的反动儒生们所要效法的“先王”，无论是禹、汤，还是文、武，没有一个不是“恃力”的。
因此，《开塞》篇中指出：如果以为那些叫嚷要“法古”、要“恃德”的人，真正是要搞什么德政，那就完全错了；
所谓“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此俗之所惑也”。
还指出，那些口口声声叫喊“仁义”、“道德”的奴隶主贵族和反动儒生们，他们所实行的完全是伤民害国的“暴之道”，也就是奴隶主贵族的反革命暴力专政。
这就使人们清楚地了解：奴隶主贵族和反动儒生们竭力地叫嚣“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并不是不要专政，不过是不要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而已。
长期以来，儒家者流总是摆出一副不要专政，而要“德政”、“仁政”的面孔，千方百计地掩盖反动阶级所施行的反革命专政的真面目。
这是一切没落阶级所共有的特征。
林彪一伙也是这样。
我们读一读《商君书》，是有助于撕破这些反动派的假面具的。
“今人未可非商鞅”，这是宋代革新家王安石《咏商鞅》诗中的一句。
读完《商君书》，想及商鞅变法的情景，深深感到商鞅不仅不可非，而且应当对他当时所起的进步作用给以必要的历史的肯定。
商鞅的进步作用，首先在于他的变法主张和行动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潮流，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秦始皇统一中国起了奠基的作用。
商鞅的进步作用，还在于他宣传了唯物的、变革的思想。
他所反复阐明的“世事变而行道异”的观点，他所一再坚持的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制定治国办法的主张，他对儒家思想所进行的旗帜鲜明的批判，他对“礼治”本质的深刻揭露，都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论的战斗精神。
商鞅之可贵，还在于他对没落反动的奴隶主贵族的斗争是毫不妥协的。
在变法过程中，他毫不留情地打击和镇压了奴隶主贵族的多次反抗；
甚至明知太子将来是要成为新君的，他也不顾个人安危，给怂恿太子犯法的太子师傅以应有的惩罚。
变法取得了很大胜利以后，秦孝公死的前夕，秦国的奴隶主贵族为了便于进行复辟，又曾派赵良去威逼商鞅退隐，他仍然坚持不悔。
太子（秦惠文君）即位以后要逮捕他，他还坚持战斗，组织力量进行了最后的斗争。
读《商君书》，再看儒家的一些著作，更感到：孔学名高实秕糠。
“有比较才能鉴别”。
只有对法家的著作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分析，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儒家的真面目，才能对儒家的反动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
作者：俞怀思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防止北方匈奴奴隶主的颠覆和侵略，派大将蒙恬率军三十万，北逐匈奴，修筑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长城。
万里长城以它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以它显示的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征服的象征。
然而，历代复古守旧的反动分子，为了开历史倒车，无不尊儒反法，把秦始皇骂成千古罪人，把秦始皇领导修筑长城当作“劳民伤财”的“坏事”。
解放后，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硬说反动分子捏造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反映了封建社会里劳动人民对统治阶级残暴奴役的反抗”。
为了廓清儒家攻击秦始皇的陈陈相因的谬论，我们有必要对秦始皇修筑长城的重大历史意义，作出一个正确的评价。
在战国时期，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正处于奴隶制初期阶段。
匈奴奴隶主实行领土扩张政策，吞并了一些弱小的游牧民族，并对河套以南的正经历着激烈社会变革的几个国家，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因此，从战国时期开始，与匈奴接壤的燕、赵、秦三国，都曾“筑长城以拒胡”，保卫自己的国家不受匈奴奴隶主的侵扰。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顺应历史的潮流，推行法家的政治路线，积极实行旨在巩固新兴封建制度的社会变革。
一方面，他在国内的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领域里，坚决而及时地打击奴隶主阶级的复辟活动；
另一方面，他把目光投向来自北方的主要威胁。
匈奴奴隶制军事政权把秦看作是一块肥肉，经常发动突然袭击，对秦北部进行武装掠夺，“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史记·匈奴列传》）。
“百姓暴被殃祸，亡失财货，人哀奋怒，各欲报雠”（王符：《潜夫论·实边》）。
秦始皇北巡，考查边情，看到匈奴奴隶主掠夺成性，就以极大的决心和魄力，派得力大将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史记·秦始皇本纪》），并使公子扶苏督监蒙恬，坐镇北疆。
秦始皇抗击匈奴奴隶主颠覆和侵略的战争是正义的。
在这场正义的战争中，劳动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长城沿线，不是坡度十分陡峭的高山，就是人迹十分罕见的荒原，施工是极其困难的。
修筑长城需要大量的土木石料，把这些笨重的东西运到山脊荒原，砌成一段段高墙和一个个城堡，其工程的艰巨和规模是可以想见的。
万里长城修筑成功以后，“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贾谊：《过秦论》）。
通过反复辟、反颠覆和反侵略，中央集权的封建制才在中国稳固地确立，秦始皇修筑长城的战略目标胜利地达到了。
在我国历史上，秦长城成为一座千古不朽的丰碑。
修筑长城，实际上是秦始皇反对奴隶制复辟、巩固新兴的封建制的进步事业的一部分，是用铁腕对付旧世界的战略措施。
历史上尊儒反法、攻击秦始皇的小丑们，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编故事，哼歌谣，渲染屯垦戍边、修筑长城的“苦难”，实际上“倾侧巧文，要取便身利己，而非独忧国之大计，哀民之死亡也”（王符：《潜夫论·实边》）。
他们颠倒是非的歪诗邪文，决不是忧国忧民，而是为自己倒退和卖国的反动路线制造舆论。
他们宣扬反战主义、和平主义，这正暴露了他们的投降主义和卖国主义的真面目。
秦始皇组织和领导人民修筑长城的历史业绩是磨灭不了的。
秦汉以后，中国人民受到侵略时，总是怀念秦始皇修筑长城和屯垦戍边的政策。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王昌龄：《出塞》）唐人这首诗就反映了这样的感情。
（本版文章原载六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
一九四九年，这个地区的粮食总产量为十二亿二千万斤，到一九六九年，二十年间翻了一番，达到二十四亿四千万斤。
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三年，四年间粮食增产了十二亿斤，接近过去二十年增产的总和。
四年来，共为国家提供商品粮十八亿多斤。
与此同时，林、牧、副、渔各业也获得了相应的发展。
从群众的革命实践中认识真理
南宁地区农业生产的巨大变化，是领导从认识群众的力量和智慧这一点开始的。
这个地区是一个边疆民族地区，共有十四个县（市）。
西部各县，座落在十万大山余脉的崇山峻岭中，水低田高，经常干旱。
东部各县分布在邕江两岸，地势低洼，常遭洪水袭击。
过去，这个地区的一些干部由于受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对这里的自然条件缺乏辩证的认识，总认为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制约较大，能够循序渐进就不错了，缺乏大上快变的思想和干劲。
因此，长期以来农业生产发展缓慢。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地区领导通过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提高了觉悟。
一九六九年，地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向各级领导成员发出了号召，要求他们深入基层，到群众中去进行调查研究，从路线的高度认真总结领导农业生产的经验，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
地区领导成员带头深入边远山区，蹲点调查，解剖典型。
各级领导成员通过对一系列典型的解剖，终于找到了一些农业学大寨，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积极改变落后面貌的典型单位。
龙州县金龙公社光满大队光明生产队，地处偏远山区，全队有六百零四亩耕地，其中水田五百六十九亩；
后因修建水库，淹没了全部水田，只剩下三十五亩红泥畲地。
这时，有的人对这样的条件能否搞好农业生产丧失了信心，主张搬迁。
但许多社员、干部提出，国家给了我们大力支援，淹了水田还有畲地，淹了平川还有高坡，我们要向石山要粮，坚决“搬山”不“搬家”。
一九六九年，全队男女老少披荆斩棘，餐风沐雨，搬掉一块块嶙峋山石，从石头缝里抠出担担泥土，硬是在大石山上造出了四十亩梯地，当年就种下部分玉米，获得了平均亩产六百五十六斤的丰收。
第二年，他们又再接再厉，大搞积肥改土，实行科学种田，又以平均亩产八百二十斤的新丰收跨过了《纲要》。
崇左县左州公社左州大队南街四队，先后担任生产队长的是兄弟俩。
哥哥当队长时，热衷于抓钱，把主要精力放在种菜上，结果粮食生产停滞不前，两造平均亩产只有三百多斤。
因为缺粮，人们种菜也没心思。
群众批评他，他还说：南街种的是“四等田”，只能出“四等田”的产量。
谁来当队长也一样。
后来改选生产队领导班子，弟弟黄海波接替他担任生产队长。
他决心在“四等田”上种出一类禾。
他组织社员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的教导，大搞深耕改土，每亩田里挑进上千担肥泥，当年粮食平均亩产就跨过了《纲要》，第二年又超过了千斤。
这些事例，使南宁地区各级领导受到很大教育。
他们对照群众的革命实践，找思想上的差距，深深认识到：自然条件差是客观存在，农业生产也的确受自然条件的制约。
但是，如何对待自然条件，却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两条不同的路线。
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自然条件，就会把条件看成一成不变的东西，屈服于大自然的压力。
学习大寨，用马列主义的辩证观点看待自然条件，就会既看到它不利的一面，又充分看到它有利的一面，从而产生能动地改造自然条件的雄心壮志。
地区领导决心把这些典型作为对全体干部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好教材。
一九六九年冬至一九七○年冬，地、县两级分别在这些先进典型单位召开了现场会，大力表彰他们的革命精神，推广他们的经验。
全地区各级领导干部纷纷表示决心，要以路线为纲，依靠群众大办农业，迅速改变当地的后进面貌。
到三大革命第一线去寻找措施
南宁地区既有“旱死蛤蟆”的旱区，又有一雨成涝的洼地，既有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小片平原，又有以种植玉米为主的丘陵山区。
这些各不相同的自然条件，造成了各种各样的矛盾。
领导上只有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才能切合实际，决不能坐在办公室里想当然，搞主观主义的“一刀切”。
从这样的认识出发，地区党委十分强调领导亲自动手，认真搞好调查研究，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近几年来，这个地区和各县（市）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推广了一系列增产措施，如玉米耕作制度的改革，深耕改土，造田造地，科学种田等等。
这个地区的早、中玉米种植面积，占早造粮食种植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五，而产量却只有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二。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有的领导视玉米为低产作物，存在着重水稻、轻玉米的思想。
能否把低产作物变成高产作物，这是关系到南宁地区粮食生产能否较大幅度增产的关键，也是山区广大社员、干部关心的问题。
近年来，地区的一些山区县的主要领导成员，为解决这一切问题，不断翻山越岭，深入山区社队进行调查研究，集中群众的智慧，总结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提高玉米单产的措施。
大新县福隆公社福隆大队第一生产队的社员、干部，经过反复实践和对比试验，打破了过去“木棉不开花，种子不出家”的陈规，在大寒前就种完玉米。
这样就躲过玉米即将成熟时相继出现的涝灾和旱灾，较好地解决了过去早玉米由于受涝受旱影响扬花、授粉、灌浆的问题，使亩产由过去的三百多斤上升到一千一百多斤。
地区领导部门及时总结了这个经验，在山区社队大力推广。
大新县去年早玉米产量比一九七二年增产九百五十万斤，占早造粮食作物增产总数的四分之三，隆安县去年早玉米的增产幅度更大，比一九七二年同期增长四成。
只有集中群众的智慧和经验，才能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制定出切实有力的措施。
这一认识已成了南宁地区各级领导成员的一个鲜明指导思想。
横县县委为解决全县水利基本过关后，如何进一步搞好农田基本建设，实现高产稳产的问题，一九七一年夏秋，组织了六百多名县、社干部，走遍了全县山山水水，从群众的实践中总结出了大抓深耕改土，实行科学种田等增产措施。
推广这些措施以后，这个县两年粮食生产都有显著增长，一九七二年增产九千多万斤，比一九七一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点四；
去年，又在一九七二年的基础上增产近四千万斤，增长百分之八。
隆安县委的三名正副书记为了扭转隆安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的局面，带领调查组走遍全县十个公社的九十八个大队，亲自踏勘了全县的大河小溪和山沟、lòng场，几上几下地制订了改变隆安面貌的建设蓝图。
现在这个县的防洪排涝、深耕改土、造田造地、扩大旱涝保收面积等主要建设项目，有的已基本完成，有的已接近完成。
位于清水河、红水河中下游的宾阳县，全县六十万亩水田中有十万三千多亩是“天下小雨田受淹，一场大雨水连天”的涝洼地。
文化大革命以前，县委曾多次开会讨论根治“两河”的问题。
可是，由于牵涉到好几个县，工程量大，一直未得实施，有人就主张等上级统一安排解决。
是坐等上级安排，还是从现有条件出发，因地制宜地进行改造，这反映了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九七一年冬，县委组织调查组深入灾区社队进行调查研究，向群众求计问策。
他们从一个受灾队走到另一个受灾队，召开了一次又一次的座谈会，登门拜访了一个又一个有治水防涝经验的老贫农。
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他们发现：在这个涝洼地区却有个别生产队连年丰收，连年交公粮、卖余粮。
这又是什么原因？
原来，这些生产队的社员坚持从当地的条件出发，积极改造生产条件。
邹圩公社新华大队新屋生产队的干部、社员，认真探索洪水规律，根据当地洪水一般都出现在六至七月的一般规律，除兴建一些小型的防洪排涝工程外，并在耕作制度、品种上下功夫。
他们早播早熟矮秆良种“金小青早”，从播种到收割，不过九十天左右，从而躲过了洪水期。
新屋生产队的事例引起了县委极大的重视。
他们满腔热情地总结了新屋“两早一矮”的经验，在全县涝洼地区推广后，面貌大改观。
一九七二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较一九七一年增长百分之十七，其中涝洼地社队增长达百分之二十五。
去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较一九七二年增长一成左右，涝洼地社队增长达百分之三十。
而这两年都有不同程度的洪水灾害。
现在，“两早一矮”的经验，在全地区一些低洼易涝地区也开出了灿烂的繁花，结下了丰硕的果实。
调动千军万马大办农业
几年来，这个地区无论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或是抗御各种自然灾害；
无论是进行春种秋收等重大农事活动，或是推广一项新技术、新措施，都坚持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
由于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各族干部、社员顶烈日，战三夏，忙三秋，促使农业生产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从一九七○年到目前为止，全地区仅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就完成大小水利工程三万五千多处，新增加旱涝保收田一百二十三万五千多亩，深耕改土一百五十九万七千多亩，造田造地四十二万八千多亩，防洪排涝二十八万二千多亩。
这就大大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蓬勃发展。
在大搞群众运动中，地区领导部门和各县都创造了不少好的经验。
邕宁县委特别强调运用群众创造的典型经验来发动群众。
这个县的南阳公社二田大队的二十五名青年社员，上山安营扎寨改造低产田，一年改田五十二亩，平均亩产粮食由原来的三百八十斤增加到一千二百六十七斤。
县委总结、推广了他们的经验，使改造低产田在全县很快形成了群众运动。
近两年来，全县共改造各种低产田十九万八千多亩，占全县低产田的百分之五十七。
广大社员高兴地说：改造低产田的经验是群众创造出来的，我们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推得开。
武鸣县委很重视干部的带头作用。
他们从实践中体会到：领导是站在群众运动之外，指手划脚，还是站在群众运动之中，踏踏实实地带领群众前进，其结果大不一样。
几年来，每开展一次群众运动，他们都坚持做好蹲点调查，和群众“三同”，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从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入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现在，在县委的带动下，这个县的各级领导成员蹲点调查蔚然成风。
干部带了头，群众有劲头。
自一九七一年以来，这个县的农田基本建设又有了很大发展，完成的水利工程土石方达六百一十多万立方米，深耕改土达三十四万亩，造田造地达四万九千多亩，从而促使农业生产更上一层楼。
南宁地区各级党委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战天斗地学大寨，赢得了四年巨变。
最近，这个地区的广大社员、干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结合对“上智下愚”、“生而知之’等唯心史观的批判，认真回顾了这段战斗历程，总结了经验，决心乘胜前进，夺取更大的胜利。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天津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七四电 蓟县县委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紧密联系实际，深入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提高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认真改变领导作风，实行精兵简政，带领大批干部深入基层抓革命，促生产，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这个县的县委机关和县直属各部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打破了重叠的行政机构，按照毛主席关于“精兵简政”的教导，对机关实行精简，组织大批干部深入农村抓革命，促生产。
但是，后来由于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机构又越来越大，工作人员越来越多，靠会议、表报、文件、电话等指挥工作的现象又出现了。
这样一来，县委领导干部不能深入基层，不能集中精力抓大事，影响了革命和生产的发展。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县委领导成员深入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重要指示，重温毛主席关于“精兵简政”的教导，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他们深刻认识到，实行精兵简政，使广大干部深入基层抓革命，促生产，是实现机关革命化、改变干部队伍思想面貌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有力措施。
提高认识后，县委决心把精简机构，组织干部下放，作为一场思想革命来抓。
经过反复动员，县委机关和县直属各部门的七百七十八名在职干部，已有四百一十二人深入到农村蹲点，占县直属机关在职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二以上。
在实行精兵简政的过程中，蓟县县委领导成员发挥了积极带头作用。
县委十三名常委中留下二人主持日常工作，其余都到农村蹲点。
到三岔口公社南傅屯大队蹲点的县委书记马树魁，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带头批判林彪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推动这个队的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
县委副书记王树亮身体不好，但是他坚决到东赵各庄公社前牛宫大队蹲点，并且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他同干部、社员一起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指示，联系实际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总结和推广了这个大队加强麦田管理的经验，有力地促进了全县的小麦田间管理工作。
县委机关还有六十八名干部下乡，占机关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
工交组等八个部门搬到点上办公。
过去临时抽调到县级机关协助工作的二十名干部，也全部回到了原单位。
县委为了便于掌握情况，指导工作，在大批干部下去以后，成立了一个“综合办公室”，负责办理各项日常工作。
在县委机关的带动下，县直各部门也立即行动起来。
很多干部说：县委带头下乡蹲点，我们在机关也坐不住了。
目前，蓟县的下乡干部，正满怀战斗豪情，和广大群众一起，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发展全县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
今年蓟县三十九万五千多亩夏熟粮食作物已经收割，亩产量比去年增长一成以上，总产量增长两成以上。
新华社西安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电 陕西大荔县委遵照毛主席关于“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的教导，认真精简机构，充实基层，加强对农业第一线的领导，更好地带领全县人民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推动全县革命和生产不断向前发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大荔县级机关有四十一个部、科、局，五百多名干部。
一九七一年春天，大荔县委作出决定，把县级机关精简为二十四个组、局，三百名干部。
机构精简，促进了机关革命化。
但是，后来由于县委认为全县三百多个生产大队，四百多个自然村，居住分散，只有加强县级机关领导力量，才能更好地搞好革命和生产，所以，把主要精力放在上头，忽视抓基层工作，结果出现了“县上千条线，公社忙而乱，下边团团转”的现象。
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县委领导成员深入批判了林彪一伙破坏党的建设和党的优良传统的罪行，决心将机关的作风来一个大转变。
去年初，县委组织县、社领导干部到昔阳县和大寨大队参观学习。
昔阳县的机关革命化，给大荔县领导干部很大的启发。
他们深刻认识到，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
只有干部下去，才能带领群众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迅速改变全县面貌。
县委经过讨论研究，决定精兵简政，在机关内抽出三分之一的干部，充实基层。
这个问题一提出，便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
但也有些机关干部认为，文化大革命后机关已经精简了，工作人员已经不多了，而且有的人到农村蹲点，有的到“五·七”干校学习，有的进了上级办的读书班，机关人少了，任务加重了，不能再精简了。
在人少事多的情况下，机关要不要精简，基层要不要充实，县上的工作重心究竟应该放在那里，针对这些问题，县委组织机关干部举办读书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帮助大家从路线的高度，认识精兵简政的重大意义。
通过学习，大家认识到，要不要精简机构，充实基层，这是关系到领导机关能否正确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大问题。
机关干部思想认识统一后，县委一方面加强对公社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一方面从实际出发，对县级机关作了进一步调整，选派了一批路线觉悟高，革命干劲足，有一定农村工作经验的新老干部充实到公社，同时又提拔了二十八名干部加强了公社领导班子。
大荔县委从实践中体会到，精简机构一时做到不难，长期坚持不易。
县委在做好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还采取了有力措施，使精简机构成果不断巩固。
机构精简以后，各部门人少事多，怎样做好工作？
这个县的工、贫、青、妇四个群众组织在这方面摸索出了经验。
这四个群众组织，每个部门只有两个干部，他们主动把四个部门的日常工作兼顾起来，下去的干部既有重点，又抓全面，做到“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较好地解决了人少事多的矛盾。
各组、局也注意结合本部门的情况，搞好团结协作，做到统一分工，密切配合，保证了机关工作。
县委领导成员带头贯彻执行县委精简机构的决议，给干部做出好样子。
他们言传身带，帮助机关干部做好工作。
县委九名常委中，有七名分别深入到全县旱原、灌区、沙苑三个不同类型的地区蹲点劳动，抓点带面。
在他们的带动下，形成了层层蹲点，一点带多点，多点带全面的局面。
同时，县委还规定，从农村公社抽调干部，要经过县委批准；
从外地调入干部，要首先考虑基层的需要；
各部门需要召开社队干部会议，必须经过县委同意。
这样做，较好地保证了农村基层领导力量的稳定，推动了农村的各项工作的开展。
大荔县精简机构充实基层之后，机关办事更快更好了，基层工作也做得更加扎实了。
大批干部充实到农村社队后，深入调查研究，同广大干部和群众一起抓大事，促大干，取得了指挥革命和生产的主动权。
县妇联副主任冯秀莲到安仁公社兼任党委副书记后，主动到比较后进的新义大队蹲点。
她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深入作调查研究，摸清了这个大队后进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抓好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她帮助大队党支部组织干部、社员学习党的基本路线，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调动大家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革命和生产迅速出现新气象。
去年这个大队粮食平均亩产过了“黄河”，棉花平均亩产一百一十斤，成为公社的一个先进单位。
今年夏粮又获得了丰收。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大荔县委领导群众深入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对干部认真进行防修反修教育。
规定县级机关干部除每周有两天时间到农村社队或农场参加生产劳动外，还每年分期分批地到农村、工厂劳动三十天，使机关进一步密切联系广大群众。
大荔县由于基层领导加强，许多原来推到县上解决的问题，现在在基层及时得到解决。
县上各部门逐步做到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机关作风的转变，使县委领导成员从繁琐的机关事务中解放出来，集中精力抓大事，抓路线，推动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蓬勃发展。
一九七三年，全县粮食平均亩产量跨过了《纲要》，棉花平均亩产九十多斤，多种经营也得到全面发展。
今年大荔县的小麦平均亩产量和总产量又都超过了去年。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六日讯 吉隆坡消息：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第五次会议历时五天已于六月二十五日在吉隆坡闭幕。
会议发表的公报说，“会议进一步要求有核武器的国家作出义务性的庄严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或者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威胁。”
公报谴责了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并且敦促与会国对阿拉伯人民收复失地和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权利的斗争给予充分的支持。
公报还谴责了以色列一再对黎巴嫩采取侵略行动。
公报说，恢复阿拉伯对耶路撒冷的主权是在中东实现任何解决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伊斯兰国家拒绝任何想把耶路撒冷国际化的企图。
会议呼吁伊斯兰国家和其他国家“单独或集体地采取反对以色列的政治和经济措施”，并且要求“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在政治、经济、财政和道义等方面给予支持从而使它能够实行侵略和扩张政策的所有国家立即停止这样做。”
公报敦促伊斯兰国家成立生产国协会并建立缓冲储备，以确保它们的产品能有公平的价格。
会议建议伊斯兰各国间在贸易、关税、投资、航运以及经济技术援助等方面采取促进发展和合作的措施。
会议还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其中包括由巴基斯坦国防和外交国务部长阿齐兹·艾哈迈德提出的一项决议草案，建议宣布伊斯兰外长会议成员国坚决支持无核武器国家的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以防止核威胁，并呼吁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对任何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会议通过的关于中东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说，会议确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
其他的决议包括支持非洲解放运动、加强伊斯兰会议和非洲统一组织的联系等。
会议决定下一届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于一九七五年五月在开罗举行。
新华社贝鲁特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六日电 据黎巴嫩国家新闻社报道，黎巴嫩总统弗朗吉亚六月二十六日严厉驳斥以色列为侵略黎巴嫩而提出的借口。
他说，这种借口是以色列用来掩盖它对黎巴嫩进行侵略的实质的。
这番话是弗朗吉亚总统在内阁的一次例会上讲的。
弗朗吉亚总统谴责以色列不断侵犯黎巴嫩领土，屠杀无辜的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
他说，过去，以色列的借口是：有些巴勒斯坦人从黎巴嫩领土进入被占领区采取军事行动。
他说，以色列现在又进了一步，提出了所谓现在巴勒斯坦突击队的军事行动是在黎巴嫩的同意下和使用黎巴嫩提供的设备进行的借口，这只不过是为了掩盖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和对黎巴嫩的侵略而已。
新华社大马士革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电 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强调说：“我们必须继续准备，以便把敌人从被占领的每一寸阿拉伯土地上赶走。”
他是六月二十六日在曾经被以色列侵占的库奈特拉城举行的群众集会上升起叙利亚国旗后对大马士革广播电台发表讲话时说这番话的。
阿萨德总统还说：“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我们去恢复我们的全部权利。
我们的群众已经做好充分准备，要为实现他们的目标而作出牺牲。”
新华社亚丁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六日电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萨勒姆·鲁巴伊·阿里六月二十五日打电报给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表示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并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巴勒斯坦突击队阵地的袭击。
鲁巴伊主席说：“我们谴责一切对黎巴嫩南部的巴勒斯坦抵抗阵地的侵略。
我们认为这种侵略是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妄图离间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两国人民兄弟般团结的侵略性的标志。”
“当然，犹太复国主义侵略者的这种意图决不能得逞，因为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和黎巴嫩南部人民将继续牢固地团结在一起，英勇地面对一切侵略。
黎巴嫩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团结将挫败犹太复国主义的目的和阴谋。”
鲁巴伊主席指出，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是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继续取得胜利的真正保证，也是巴勒斯坦人民得以返回家园、恢复民族权利的唯一途径。
鲁巴伊主席最后表示民主也门人民坚决声援兄弟的巴勒斯坦人民和黎巴嫩南部人民的正义斗争。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七日讯 达卡消息：巴基斯坦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应孟加拉国总理穆吉布·拉赫曼的邀请，六月二十七日乘飞机到达达卡对孟加拉国进行访问。
随同布托总理访问的有国防和外交国务部长阿齐兹·艾哈迈德等政府高级官员和议员等。
布托总理在机场上受到孟加拉国总理拉赫曼、政府部长以及数千名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
从机场到市区途中，布托总理及其一行受到了大批群众的欢迎。
布托总理及其随行人员是六月二十七日早晨离开拉瓦尔品第前往达卡的。
到机场送行的有巴基斯坦国民议会议长萨希布扎达·法鲁克·阿里、参议院主席汗·哈比布拉·汗、政府部长们以及各国驻巴基斯坦的外交使节。
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五日电 阿根廷报纸最近发表文章谴责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反对二百海里海洋权的顽固立场和狡猾伎俩，并强调第三世界团结的重要性。
六月二十五日出版的《全景》周刊在一篇关于海洋权问题的评论中指出：“值得提醒的是，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反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立场甚至比美国的立场还要强硬得多：在美国企图使（海洋法）会议通过决议需要三分之二的票数的同时，苏联则主张决议必须以参加国百分之九十的赞成票才能通过。”
评论说：“苏联领导人认为小国的立场是不合理的，因为它们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来大规模地利用海洋资源。”
评论揭露说：“苏联采取这种立场所依仗的理由同那些被第三世界称为‘帝国主义’大国所依仗的理由相似。”
评论说，拉丁美洲集团一致响应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提出的毫不妥协地捍卫二百海里海洋权的建议。
评论还说：“拉美集团的重大胜利在于得到了由四十三国组成的非洲集团的支持。”
《消息报》六月二十二日在一篇署名文章中说，苏联、美国和其它海洋大国顽固地反对二百海里。
文章指出：“发达国家懂得它们为什么要缩小‘封闭海’的范围，归根到底，这意味着把海洋变成对它们有利的‘自由海’。
相反，第三世界根据各国的特点，并注意维护海域狭小的国家和内陆国的利益，正在团结起来保卫二百海里主权，要求制定一部民主的海洋章程。”
新华社突尼斯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电 突尼斯报纸六月二十一日以《加拉加斯会议——第三世界和海洋强国之间一场面对面的斗争》为题发表文章，谴责美苏推行海洋霸权。
文章指出，第三世界同美苏之间在这方面进行的斗争，实质上是第三世界国家维护主权和海洋强国保持既得利益的斗争。
文章说：“加拉加斯会议斗争的政治实质是：对各大国来说是维护既得权利以及开发海洋和海底资源方面的垄断，对第三世界来说是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取消被认为是过时的和不公正的现存制度，特别是废除特权和垄断。”
文章指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已经采取与某些高度发达的工业强国相反的立场，特别是在领海范围和大陆架问题上。”
文章说：“美国和苏联是反对沿海国家把领海和经济主权区扩大到二百海里的。”
“这些海洋大国希望保持没有确定的主权的海洋及其资源。”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二日讯 吉隆坡消息：马来西亚《星槟日报》六月十七日发表社论说：马来西亚有责任确保马六甲海峡“不被利用作为国际侵略和争夺海上霸权的跳板”。
社论说，“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实际上是海军强国和弱小国家之间一场斗争。
海军强国希望维持旧殖民地时代弱肉强食的海洋秩序，但是滨海和岛屿国家则团结起来，要求维护它们的正当的领海权利。”
社论说，“由于超级强国对海洋霸权的争夺战有日趋剧烈之势，马来西亚不能不关注到马六甲海峡在这场争夺战中可能导致的后果。”
社论说，“美国和苏联均提出自由航行马六甲海峡的要求。
在海洋法会议上，这两个海军强国势将尽其所能，要把海峡变为国际航道。”
社论指出，美国和苏联“为了方便它们的海军及舰艇的移动，它们可以不顾及其他国家的主权与安全及经济利益。
它们反对无危害性航行的原则，可见它们的船只的航行往往是可能对有关国家带来危害。”
社论说：“滨海国家有权对它们的领海被他国船只使用时行使它们的主权，包括确保别国船只的航行不会危害到主权国的安全与利益，特别是象马六甲海峡这样的重要水道，更没有理由让海上强国当作公海或国际水道，任意使用。”
马来西亚《光华日报》同一天发表的社论在谈到马来西亚和印尼反对把马六甲海峡视为“国际公海”的立场时说，“我们与印尼都已立法规定自己的领海范围为十二海里，而这个海峡最狭小的水域尚不足二十四海里，足见不能视为国际公海。”
社论说，马来西亚和印尼所坚持的只是对这个属于自己领海范围的海峡拥有必须的控制权利，“以保证我们的和平、秩序及安全不受影响，并无意阻碍‘无害的航行’。”
社论说，美国和苏联是要让它们的战舰飞机自由通过这个海峡，“在当前美苏在印度洋对峙形势下，这是一项对东南亚十分明显的危险。”
新华社布鲁塞尔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六日电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十五个成员国的政府首脑六月二十六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并且正式签署了最近在渥太华通过的《大西洋关系宣言》。
这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以来北大西洋集团举行的第一次成员国政府首脑会议。
北大西洋集团的这次首脑会议，是根据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建议而召开的。
它是在苏美两国加紧争夺欧洲，特别是在苏联对西欧的军事威胁日益增长的情况下，在尼克松访问莫斯科的前夕举行的。
会议的主要议程是：正式签署这个集团成员国的外交部长十九日在渥太华通过的《大西洋关系宣言》，并且就二十七日开始的尼克松对苏联的访问变换意见。
会议是秘密进行的。
据西方记者报道，尼克松在会上强调，北大西洋集团必须保持“部队应有的力量”。
他重申，美国将“加强和改进它的力量，如果盟国也这样做的话”。
他还说，如果美国从欧洲单方面撤军而苏联不作出相应的行动的话，这将是危险的。
尼克松在讲话中还强调，必须在北大西洋集团内进行密切的磋商，不仅在防务问题上，而且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
他要求美国的盟国必须以“合作的、建设性的经济关系”来“支持”《大西洋关系宣言》。
法国总理希拉克在会上表示，法国决心履行北大西洋公约规定的义务。
他说：“在使我国的防务体系和我们的核力量所具有的威慑能力日趋完善的同时，我们决心加强联盟的能力。
这个决心同我们重申的不参加军事一体化组织的意志是一点都不矛盾的。”
他还说：“大西洋联盟仍然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我们每一个国家和我们所组成的整体没有有效的和足以进行警戒的防务，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缓和。”
西德总理施密特谈到西方世界面临的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问题及其对北大西洋集团成员国之间关系的影响。
他说，通货膨胀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大危险”，联盟将来的力量有多大将取决于它应付经济问题的能力。
讨论结束后，由北大西洋集团的十五个成员国的政府首脑或代表在《大西洋关系宣言》上签了字，其中有美国总统，法国、英国、西德、意大利、挪威、丹麦、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希腊、葡萄牙和土耳其的总理或首相，以及加拿大和冰岛总理的代表。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外交部长也参加了会议。
自从去年四月美国建议制订“新的大西洋宪章”之后，经过美国和它的西欧盟国一年多的反复磋商，在最近通过了这个宣言。
这个宣言强调，北大西洋联盟的成员国要加强“共同防务”，加强“磋商和合作”，以便改善成员国之间的关系来对付西欧面临的苏联日益加剧的军事威胁。
在各国政府首脑或代表签字后，北大西洋集团秘书长伦斯讲话，强调这个集团的成员国要加强团结，“因为我们的力量和安全就在于我们这些盟国的团结”。
在北大西洋集团成员国政府首脑聚集在布鲁塞尔期间，有些国家的政府首脑还进行了双边会谈。
新华社巴黎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六日电 据法国科西嘉岛出版的《基恩》杂志在最近一期上载文揭露，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潜艇和拖网渔船一直在法国这个地中海岛屿的附近从事间谍活动。
这篇题为《俄国人“也”喜爱索伦扎拉》的文章写道，位于该岛东部的索伦扎拉第一二六航空基地一直受到苏联潜艇和拖网渔船的监听。
文章说，装有特别精密的窃听仪器的苏联船只经常在领海之外游弋，它们用这些仪器得以截取这个基地所发出或收到的一切无线电讯号。
文章指出，每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的海军在美国舰队的支持下举行联合演习时，这些苏联船只更是特别频繁地出现在该岛东海岸附近。
新华社伦敦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六日电 英国国防部发言人六月二十六日宣布，一艘苏联拖网渔船二十五日破坏海事规章，驶近北海上的三台英国石油钻机搜集情报。
据宣布，这艘苏联间谍船不顾警告讯号，开到离钻机九米以内的地方。
根据海事法规，未经允许，禁止船只开进钻机周围五百米的水域。
英国国防部的发言人说，在接到苏联船明显地在拍摄照片和进行测量的报告后，立即派出一艘英国海军导弹舰只搜索这个地区。
发言人说，已经对这艘苏联船监视过一些时候了。
新华社惠灵顿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四日电 新西兰外交部副部长兼海外贸易部部长沃尔丁六月二十二日晚在北帕默斯顿市发表演讲时说，“集体安全”不再使亚洲国家感兴趣。
沃尔丁指出，现在较小的国家越来越走向摆脱超级大国的控制，独立地“安排它们自己的事务”，特别是在东南亚，“自力更生”正成为七十年代的口号。
沃尔丁说：“我们不是亚洲人，但我们的未来是同亚洲和其他太平洋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新西兰愿意从自己方面尽力加强同邻国的双边关系。”
在谈到新西兰同中国的关系时，沃尔丁说：“自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发展得很好。”
新华社东京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电 最近，在日本北海道的札幌、根室和钏路等地上演了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木偶戏《北方四岛和老爷爷》，受到观众的欢迎。
木偶戏《北方四岛和老爷爷》通过日本渔民在根室海峡的悲惨遭遇，揭露和控诉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霸占日本北方四岛给日本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的罪行，鼓舞日本人民奋起参加要求苏修归还北方领土的正义斗争。
这出戏是北海道钏路地区的一批青年集体创作和演出的。
这批青年是苏修在日本北方四岛海域横行霸道的目击者，他们用木偶戏的形式表达了日本人民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极大愤慨，反映了日本人民为收复北方四岛而斗争到底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