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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一九七四年六月八日电 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的贫下中农、赤脚医生和卫生院的医务人员，联系赤脚医生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成长的事实，批判林彪反党集团鼓吹“克己复礼”，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罪行，决心把农村卫生革命进行到底。
自从一九六八年九月，《红旗》杂志发表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调查报告以后，江镇公社的赤脚医生从原来的二十八名发展到七十一名，其中有十五名入了党，三十三名入了团，有九名进了县、社、队三级领导班子。
这些赤脚医生大多数能够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预防和治疗农村常见病、多发病，有些赤脚医生还能独立诊治一些疑难病症，进行阑尾、疝气、痔疮、体表肿瘤等外科手术。
他们在巩固和发展农村合作医疗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这个公社的贫下中农高兴地说：我们的赤脚医生就是好！
在森林大队召开的一次批林批孔会议上，六十四岁的老贫农范金度说：“回想解放前，农村缺医少药，有个把医生我们也请不起。
有一年疫病流行，我家八天内连续死了四口人。
现在大队办起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送医送药上门，不久前我的孙女害病，赤脚医生日夜上门治疗，很快就治好了。
看看今天，想想过去，我们决不让林彪一伙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得逞，决不允许农村重走缺医少药的老路。”
大沟大队第一生产队贫农社员陈四妹说：“赤脚医生和我们贫下中农心连心。
有一次，我们大队有位贫农老妈妈病了，赤脚医生知道后立即赶到病人家里，想尽办法治疗，还喂病人吃饭，帮病人料理家务，晚上又和病人睡在一起，时刻注意病情的变化，真是掏出心来为贫下中农服务。
林彪一伙要开历史的倒车，妄想扼杀赤脚医生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他们的心肠比豺狼还狠毒。”
大沟大队赤脚医生王桂珍说：“一九六五年，我遵照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背起药箱，一面劳动一面为贫下中农防病治病。
当时有个富农分子跳出来进行攻击，说什么‘茅草房里飞不出金凤凰’，‘黄毛丫头哪能当医生’。
在贫下中农的支持下我顶着风浪上，几年来掌握了许多种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医疗知识和其它病症的诊治技术。
林彪一伙象那个富农分子一样，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恨之入骨，妄想取消我们赤脚医生，这无损于我们一根毫毛，只能使我们更坚定地阔步前进。”
公社卫生院青年医生王秀珍说：“赤脚医生在许多方面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落实毛主席关于预防为主的方针最坚决，对贫下中农的无产阶级感情最深厚，许多赤脚医生虚心好学，刻苦钻研，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赤脚医生和一切新生事物一样，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林彪一伙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咒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只能碰得头破血流，赤脚医生将更加茁壮地成长。”
江镇公社的贫下中农和卫生院医务人员，满腔热情地支持赤脚医生。
道新大队党支部委员、老贫农杜秋根说：“林彪一伙要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妄想扼杀赤脚医生，我们就要反其道而行之，支持赤脚医生更快地成长。”
他和其他党支部委员一起，多次同大队的三名赤脚医生促膝谈心，鼓励他们坚持革命，坚持前进，还同赤脚医生一道动员和组织群众，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许多贫下中农和赤脚医生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并肩参加批林批孔斗争。
为了帮助赤脚医生解决防病治病和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矛盾，江镇公社又抓紧培养了一批赤脚医生，使每个生产大队都有三名以上赤脚医生，为实行“三三轮换制”（一人在大队卫生室值班，一人下生产队巡回医疗，一人参加劳动，定期轮换）创造了条件，使赤脚医生有更多的时间参加劳动。
公社卫生院的医务人员，积极地做好带教赤脚医生的工作。
卫生院党支部书记、医生黄钰祥，负责举办了十多期赤脚医生培训班，并和赤脚医生一起巡回医疗，进行现场辅导，为培训赤脚医生作出了贡献。
江镇公社的赤脚医生，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更加豪情满怀。
他们说：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要为毛主席争气。
一定要珍惜赤脚医生这个光荣称号，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学习更多的防病治病的本领，更好地为贫下中农服务，进一步办好合作医疗，以实际行动粉碎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
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卫生院的医务人员，积极做好带教赤脚医生的工作。
卫生院党支部书记、医生黄钰祥，负责举办了十多期赤脚医生培训班，并和赤脚医生一起巡回医疗，进行现场辅导，为培训赤脚医生作出了贡献。
这是黄钰祥（左三）在带教赤脚医生。
（新华社记者 摄）
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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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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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一九七四年六月八日电 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某部红军团发扬我军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派出大批干部和战士奔赴农村社队，积极支援夏收夏种。
五月下旬，红军团驻地麦浪滚滚，一片金黄。
为了支援驻地群众搞好夏收，团长张景阳、政委舒秀堂带领机关干部，同社员群众一起顶烈日，挥银镰，并肩战斗。
团运输队出动了大批车辆，昼夜不停地帮助社队抢收抢运。
修理所、卫生队组成的支农修理组和巡回医疗小组，深入田间地头一边劳动，一边为社员修理农具，防病治病。
十多天来，这个团平均每天出动近千人，起早贪黑地奋战在驻地附近六个公社、二十二个生产队夏收夏种的第一线上，受到人民群众的热情赞扬。
在支援夏收夏种的战斗中，红军团的干部、战士还同贫下中农一起，在田间地头深入批判林彪和孔孟之道。
二营指战员们多次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召开小型军民批判会，用后乔大队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粮食连年增产的事实，批判林彪恶毒诬蔑农村大好形势的无耻谰言，进一步激发了军民们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狠抓革命、猛促生产的自觉性，使夏收夏种工作做得又快又好。
三连指战员同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群众一起批判孔老二的“男尊女卑”和林彪宣扬的“妇女落后”论，使男女同工同酬的政策得到进一步落实，大大调动了广大妇女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夏收夏种的战斗中充分发挥了半边天作用，促使这些生产队提前完成了夏收任务。
新华社成都一九七四年六月八日电 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某团指战员以批林批孔中焕发出来的冲天干劲，大力支援驻地社队搞好夏收夏种。
在夏收夏种大忙的日子里，这个团有的施工连队白天抽不出空，就利用夜晚或出工前、收工后的时间，赶到生产队同贫下中农并肩战斗。
四连驻地附近的两个生产队，今年夏收作物种植面积大，劳力比较紧张，连队党支部便带领全连指战员赶到那里，白天抢收，晚上抢运，连续干了三天三夜，使这两个生产队及时收割完毕。
团修理所党支部听说跃进大队的拖拉机和脱粒机常出故障，立即派出两名修理工到这个生产大队去跟班劳动，随时检修，使这个大队的机械在夏收夏种中提高了利用率。
近半个月来，这个团在胜利完成施工任务的同时，总共出动了三千个劳动日，帮助附近社队收割了将近一千亩小麦、豌豆、油菜籽等夏收作物，还插了近百亩稻秧，修复了二十三台农用机械。
新华社合肥一九七四年六月八日电 安徽省驻军某部工兵营指战员同驻地贫下中农社员并肩战斗在夏收夏种第一线，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热情赞扬。
这个营长期驻在农村执行施工任务，和贫下中农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感情。
今年夏收夏种一开始，营党委就专门组织了调查组，深入驻地社队了解收种情况，做到那里最需要，就及时到那里去支援。
驻地大江生产队水稻夏插任务比较重，他们就把插秧最快最好的干部和战士集中起来组成一支“插秧突击队”，同社员一起战斗。
广卫生产队有一百亩麦子需要马上收割，插秧任务也很急迫，营党委就派出四十五名干部和战士，帮助这个队的社员抢收小麦，同时抽出一台拖拉机，昼夜不停地帮助耕地。
在支援夏收夏种的过程中，这个营还组织技术人员给生产队送方便。
机械连连长张学荣带领机械修理组，每天背着几十斤重的工具包和小配件，步行几十里，为生产队修理各种机械和农具。
夏收夏种以来，这个修理小组跑遍了驻地附近的四十五个生产队，修理了四台拖拉机，三台脱粒机，还有各种农具上百件。
这个营的卫生所也组织了巡回医疗小组，到各社队送医送药，保证社员在大忙季节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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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六月八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今天上午会见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许锬，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的有朝鲜对外经济事业部长孔镇泰，外交部副部长田仁彻、参事李承革，朝鲜驻中国大使玄峻极、大使馆一等秘书朱轸极。
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副部长韩念龙，外经部副部长韩宗正，以及程瑞声、朱传贤、张瑞杰、张庭延等会见时也在座。
会见以后，邓小平副总理设宴招待朝鲜同志。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六月八日讯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许锬一行，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回国。
前往机场送行的有外交部长姬鹏飞，外经部副部长韩宗正，有关方面负责人程瑞声、朱传贤等。
朝鲜驻中国大使玄峻极和大使馆外交官员也到机场送行。
到机场送行的还有波兰、乌干达、扎伊尔、刚果、阿尔及利亚驻中国的外交使节和外交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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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前抢收
一天中午，南京部队某部六连指战员正在吃午饭，广播里传来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傍晚前后有雷阵雨。
副指导员陈广清听到广播后，立刻想到驻地附近的秦村生产队有五十多亩成熟的小麦还没有收割。
为了赶在雨前帮助社员把小麦抢收回来，他挑选了十六名割麦速度快的战士，立即来到秦村投入抢收战斗。
社员们看到子弟兵赶来支援抢收，心里十分高兴。
大家你追我赶，五十多亩小麦不到四个小时就割完了。
接着，他们又挑的挑，扛的扛，很快把割下的麦子全部运到场上。
麦子刚刚垛好，大雨就瓢泼似的下了起来。
贫下中农激动地握着战士们的手说：“多亏你们的及时帮助啊！”
拉犁抢种
皇庙大队第三生产队的贫下中农为了多打粮食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决定在收割小麦后扩种一百亩晚稻。
正在翻麦茬地的时候，队里却病倒了两头耕牛，这一来，畜力就显得紧张了。
地不能及时翻出来，要影响晚稻插秧。
前来支援夏收的解放军某部一连连长周海成看到这个情况，立即带领学过木工的战士整修了生产队的旧犁，要用人拉犁耕田。
拉犁耕田开始了，全连指战员撑的撑，拉的拉，你追我赶，干得热火朝天。
为了早一天把地翻完，及时插上秧，干部、战士们谁也不肯停下休息。
经过几天奋战，硬是靠人拉犁把麦茬地全部犁了一遍。
指战员们不顾劳累，又突击两天帮助生产队按时插上了稻秧。
社员们看着一片绿油油的水稻田，心里充满了对子弟兵的感激和热爱。
田头巡诊
在“三夏”大忙的日子里，解放军某部六连卫生员商玉才听说驻地埒埂大队卫生所的两名赤脚医生有一个生了病，剩下一人负责全大队十四个生产队的巡诊工作忙不开，便主动要求连队党支部批准他到埒埂大队去为贫下中农服务。
商玉才到了埒埂大队，经常背着药箱，顶着烈日，巡诊在田间地头。
收麦时，有的社员割破了手脚，他就打开药箱，为社员消毒、敷药；
劳动间隙，他从村里挑来一担担凉茶水，让社员们消暑解渴；
收工以后，他又深入到各家各户巡诊治病。
一天，商玉才来到第十四生产队巡诊。
一进村，就听几个社员说老贫农秦正杰又犯了胃病。
他急忙来到秦大伯家，屋里空无一人。
到哪儿去了呢？
小商以前就听说秦大伯是个一心为集体的人。
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曾冒着生命危险送子弟兵过江，被评为“支前模范”。
如今更是人老心红，事事为集体操心。
小商心想，秦大伯肯定又是在地里带病坚持劳动，便加快步伐到地里去找，终于在一块秧田边找到了秦大伯。
小商赶快走上前去，询问他的病情，并立即给他扎针治疗。
以后几天，小商又多次来到队里给他送药诊治，使秦大伯很快恢复了健康。
（新华社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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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突尼斯一九七四年六月六日电 突尼斯各报六月六日在第一版发表了如下消息：突尼斯外交部宣布：“根据突尼斯的要求，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阁下应于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事访问以及从一九七四年六月六日起对伊朗、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国事访问已经推迟。”
外交部解释说，布尔吉巴总统是由于努伊拉总理的健康状况而推迟访问的。
现在，努伊拉总理已经在欧洲休养，他不能在布尔吉巴总统不在国内期间担任临时国家元首，因此布尔吉巴总统只好放弃在预定日期进行上述访问。
作者：梁效
商鞅是我国历史上法家的杰出代表。
他所进行的变法运动，是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时代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但是，由于尊儒反法思想的反动宣传，商鞅这位大有作为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政治家，在很长的时期内却一再受到攻击和诬蔑。
“商鞅之中于谗诽也二千年”！
（章太炎：《埼ú书》）叛徒、卖国贼林彪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也拾历代反动派的牙慧，恶毒咒骂法家和商鞅，借以攻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事业。
今天，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上儒法斗争的阶级内容，正确评价商鞅和法家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
一
商鞅（？
——公元前三三八年），本名公孙鞅，卫国人。
他“少好刑名之学”，（《史记·商君列传》）年轻的时候，就跑到法家发祥地之一的魏国，在崇尚法家的魏国宰相公叔痤那里当一名家臣，研究和总结了李悝、吴起等早期法家的理论和变法经验。
后来到了秦国，由于主持变法获得显著成功，当上了秦国的大良造（相当于相国兼将军），并被封为商君。
因此，历史上又称他为商鞅。
商鞅所处的时代，是新兴的封建制度取代腐朽的奴隶制度的社会大变革时代。
那些反动的奴隶主贵族，被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杀得落花流水，人仰马翻。
没落奴隶主阶级同人民大众、新兴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新兴地主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统一要求同奴隶制分封制造成的割据状态之间的矛盾，极为尖锐；
革命和复辟、前进和倒退的斗争，十分激烈。
“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
（《新民主主义论》）在当时这样一个“天下大乱”的形势下，社会向何处去？
人们向何处去？
各个阶级、各个政治集团都纷纷提出自己的方案。
这就是当时“百家争鸣”的历史背景。
儒家的孟轲，大言不惭，把自己比作“救世主”，狂叫：“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孟子·公孙丑下》）然而这个家伙抛出来的仍是一条“克己复礼”、让历史大开倒车的反动路线。
其他各家各派的人物，也都拿不出切中时弊的有效办法。
只有法家才看到了社会前进的方向，而商鞅在和儒家的尖锐斗争中，继承和发展了法家前辈的学说，制定和实践了一条比较完整的法家路线，适应了时代提出的任务，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纵观全局，我们可以看到：在同时期形形色色的政治家、思想家中间，商鞅是一位最能适应时代要求的人物。
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
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和反动儒家之间的两条思想路线斗争，主要表现为主张社会变革的进步历史观同主张复古倒退的反动历史观的斗争。
儒家的祖师爷孔老二就是一个反对变革，主张“克己复礼”，倒退到西周奴隶制社会去的复古狂。
与商鞅几乎同时的孟轲，继承了孔丘这条复古路线，主张一切按旧章程办事。
他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咬牙切齿地诅咒历史上代替旧事物的新兴力量都是罪上加罪的大“罪人”，攻击当时的革命形势和新生事物。
针对儒家复古倒退的反动历史观，商鞅痛快淋漓地驳斥了那种“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谬说，针锋相对地提出“不法古，不修今”的战斗口号，指出“法古”则落后于时代，“修今”则跟不上形势，坚决反对复古倒退，反对故步自封。
他从“世事变而行道异”的历史观出发，提出了“适于时”，（《商君书·画策》）“恃其势”，“恃其数”（《商君书·禁使》）的原则，就是要认清时代的变化，根据形势的需要，采取不同的办法。
李悝、吴起在变法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提出象商鞅那样鲜明和完整的变革路线。
商鞅在创立法家思想路线方面有着重要的建树，超过了他的法家前辈。
在政治路线方面，商鞅提出了“法任而国治”（《商君书·慎法》）的“法治”路线，和儒家的“礼治”路线鲜明对立。
在阶级社会中，没有超阶级的礼，也没有超阶级的法。
儒家给“礼治”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
从孔丘念“仁”经，到孟轲讲“仁政”，仿佛“礼治”之下，一切都是“以德服人”，充满了人类普遍的恻隐之心，仁爱之心。
其实，那“礼治”并非不讲镇压和刑法。
礼治礼治，“克己复礼”而治，就是要恢复周代的奴隶制度。
儒家反对变法，要保护和实行的正是旧的奴隶主阶级的法。
看，孟轲之流对于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活动是何等残忍：搞进步的统一战争吗？
“服上刑”！
要用最重最重的刑法。
开垦荒地，发展封建经济，破坏井田制吗？
也要重法处置。
在这里，恻隐之心呀，仁爱之心呀，统统抛进茅厕里去了，“礼治”终于露出了它残暴的奴隶主阶级专政之法的狰狞面目。
商鞅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就比较坦白些。
他公开主张“法治”，其本质就是主张变革，要用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
这是他分析当时社会矛盾得出的正确结论。
他认为治理国家必须“察要”，也就是要捉住社会时弊的要害。
什么是“要”呢？
他认为，当时社会的大问题就是“农者寡而游食者众”，“一人耕而百人食”。
从事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的人太少，而游手好闲的人太多了。
商鞅把社会上的游食者列为五大“奸民”，即“不作而食，不战而荣，无爵而尊，无禄而富，无官而长”。
这五大“奸民”，主要就是那些享受世卿世禄的奴隶主世家贵族，大工商奴隶主，以及那些为了维护旧制度到处奔走、钻营官职的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
这些人不但象病虫害毁庄稼那样挥霍劳动人民创造的社会财富，而且还在上层建筑领域里鼓吹礼乐、仁义，反对新的封建生产关系。
商鞅对此尤为深恶痛绝，点名痛斥儒家“仁义、礼乐”这一套是危害人类的“虱”！
他认为，当时最大的急务就是去掉这些“奸”和“虱”。
商鞅的这一主张确实是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
随着奴隶制度的日益崩溃，寄生的奴隶主阶级及其腐朽的意识形态，就越来越突出地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
除掉这个社会赘瘤，才能使社会前进一步。
为了除掉“奸”和“虱”，商鞅提出以法和农战为主要内容的变法路线。
就是充分发挥地主阶级专政的作用，一方面作为“去奸之本”，以严厉的刑罚狠狠打击奴隶主阶级反动势力；
另一方面采取重农抑商、奖励耕战等措施，以壮大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
商鞅认为，“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商君书·开塞》）这比起李悝的“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晋书·刑法文》）来，其不同之处是把主要打击矛头明确地指向没落奴隶主阶级。
当然，李悝和商鞅的法治，也包含对劳动人民的镇压，这是他们的剥削阶级本质所决定的。
另外，商鞅“以战去战”，“以刑去刑”的思想，闪烁着朴素辩证法的光辉，毫不含糊地公开主张用新兴地主阶级进步的统一战争去消灭反动奴隶主的诸侯割据战争，用新兴地主阶级专政代替没落奴隶主阶级专政，鲜明地反映了地主阶级上升时期生气勃勃的革命锐气。
二
商鞅变法是商鞅一生的主要政治实践。
他运用法家的革新学说，紧密结合秦国的具体情况，先后两次在秦国实行变法，制定了一系列破旧立新的变法措施：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度，确立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
普遍推行县制，加强中央集权，坚决实行“法治”，进一步强化地主阶级专政；
废井田，“开阡陌封疆”，重农抑商，招民垦荒，从法律上确认封建土地所有制，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
他借助革命暴力，摧毁了秦国奴隶制的政治、经济制度，在新旧社会制度的大变革中起了重大的进步作用。
列宁说：革命“就是用暴力打破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又说，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标志就是“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
（《论策略书》）在秦献公武装夺取政权的基础上，商鞅变法适应了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需要，打破了秦国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使秦国由一个奴隶制国家转变为一个封建制国家，这是商鞅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分封、等级、世袭的制度是奴隶社会上层建筑的主要部分，是奴隶主阶级层层统治和世世代代剥削广大奴隶的制度。
商鞅废除奴隶主贵族的分封、等级和世袭特权，代之以新兴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这正是当时新旧社会制度斗争的重大问题。
商鞅规定，“国以功授官予爵”，（《商君书·靳令》）不以农战，则无官爵，沉重打击了那些“贵族卿士之家”和依附于他们的“游惰之民”，改变了奴隶主贵族把持政权的“君弱而臣强”的局面。
同时，通过奖励军功“而显耕战之士”，使各级政权逐步转移到新兴地主阶级手中。
后来，商鞅又在秦国普遍推行县制，剥夺了奴隶主贵族的地方特权，废除了他们的私家武装，把政治、军事和财政经济大权掌握在中央政府手里，进一步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
商鞅充分发挥新的上层建筑的积极作用，采取种种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消灭旧的经济基础，用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
这是商鞅又一重大的历史功绩。
商鞅变法前，秦国奴隶制的井田制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地大而不垦”的情况，“有地方数千里”但粮食还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
尤其是，井田制的存在，保存了奴隶主贵族在土地上的世袭垄断特权，妨碍了封建国家的政治统一。
商鞅颁布“开阡陌封疆”的法令，废除了井田制，承认地主、自由民土地私有制，这是生产关系方面的一次根本性的大变革，它摧毁了奴隶制度的经济基础，奠定了地主经济在秦国的支配地位。
在新的封建所有制下，社会仍然是建立在阶级剥削的基础上，但剥削形式改变了，原来完全没有权利的奴隶，变成了“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自己支配自己”（列宁：《论国家》）的农民，即已经不算地主的直接私有物了。
他们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秦国“民众而兵弱，地大而力小”的落后面貌。
为了保证变法革新的顺利进行，商鞅坚决实行法治。
他认为，法令是地主阶级的生命，是治理国家的根本。
主张“刑无等级”，赏罚要“不失疏远，不违亲近”，彻底否定了奴隶社会“刑不上大夫”的制度，公开宣布对敢于违法的奴隶主贵族要实行坚决镇压。
他在秦国公布了统一的法律，禁止奴隶主势力为非作歹，使他的变法事业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路线正确，后来居上。
商鞅变法的正确路线，使秦国“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国以富强”，（《韩非子·和氏》）迅速由一个被诸侯看不起的奴隶制弱国，一跃而成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战国策·秦策一》）的封建制强国。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攻击商鞅的“法治”“包含着一系列反动的概念”，叛徒、卖国贼林彪也咒骂法家是“罚家”，这不过是孔老二徒子徒孙的老调重弹。
恩格斯说：“没有暴力，没有坚定不移的无情手段，历史上任何事情都是不会成功的。”
（《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商鞅坚决实行法治，充分发挥暴力的革命作用，对反对变法革新的反动势力采取坚定不移的无情手段，这正是他的事业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
苏修、林彪咒骂革命的暴力，把进步说成反动，这正说明他们和历史上的没落奴隶主贵族一样，都是人类社会的“奸”和“虱”，是倒行逆施的复辟党。
三
在商鞅变法的整个过程中，始终贯串着两个阶级、两条政治路线极其激烈的斗争。
商鞅的一生就是在与奴隶主反动势力顽强斗争中度过的。
变法前，在秦孝公面前，商鞅与旧贵族政治代表甘龙、杜挚就“要不要变法”问题，展开了一场尖锐的论战。
斗争的结果，商鞅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的革新理论，击败了儒家鼓吹“法古”，“循礼”的陈词滥调，从思想理论上为变法扫清道路。
变法刚开始，奴隶主贵族利用传统习惯势力，煽动成千成千人在首都闹事，“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史记·商君列传》）妄图一举扼杀初试锋芒的变法运动。
后来，他们又唆使太子犯法，公开挑衅，蓄意破坏变法路线的贯彻。
面对着这种严重的政治形势，商鞅没有被反动保守势力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也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他敏锐地抓住问题的症结，指出：“法之不行，自于贵戚。”
（《史记·秦本纪》）决心狠狠打击那些破坏变法的顽固派。
割了公子虔的鼻子（劓刑），在公孙贾脸上刺字（黥刑），严惩了太子的两个师傅——真正的幕后策划者；
还杀了犯法的奴隶主贵族祝懽；
并把捕获的七百多个破坏变法革新的反革命分子全部在渭水边镇压了。
商鞅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对奴隶主阶级复辟势力实行专政，对旧社会旧势力的垂死挣扎实行革命镇压，充分表现了商鞅作为地主阶级上升时期政治代表敢作敢为的战斗精神。
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
公子虔八年闭门不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纠集一小撮死党，继续策划反革命活动。
一些本来“怨毒商鞅之法甚于私仇”的旧贵族改变策略，装作奉公守法的样子，挤出一副笑脸，竟娓娓动听地论起变法的好处来；
而反动儒生赵良则是另一副面孔，在奴隶主贵族指使下，赤膊上阵，舔起儒家唾余，跑到商鞅跟前，歇斯底里地咆哮：“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指责商鞅变法不得人心，要商鞅弃政下台，隐退归田，否则就要来收拾他，反动气焰嚣张已极。
阶级敌人软硬兼施，又是阿谀奉承，又是威胁讹诈。
商鞅头脑清醒，坚持了法家路线，他痛斥那些“当面捧场、背后骂娘”的旧贵族是“乱化之民”，把他们统统迁到边城去，摧垮这伙地头蛇的老巢；
并断然拒绝奴隶主复辟势力的“最后通牒”，以把变法事业进行到底的决心和行动，回敬了赵良这帮反革命侏儒。
然而，商鞅变法毕竟是地主阶级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支持变法的秦孝公一死，与旧贵族勾搭在一起的太子驷上台执政，阶级斗争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牛鬼蛇神纷纷从阴沟里爬了出来。
公子虔们立即大肆造谣，诬告“商君欲反”，（《史记·商君列传》）秦惠文王（即太子驷）下令逮捕商鞅。
公元前三三八年，反动派用“车裂”的酷刑杀害了这个杰出的法家战士。
商鞅以身殉职，为新兴地主阶级革新事业献出了生命，结束了战斗的一生。
杀害商鞅，是奴隶主复辟势力对新兴地主阶级血腥的反攻倒算，是继孔丘杀少正卯，楚国旧贵族乱箭射死著名法家吴起之后，又一起严重的反革命暴行。
这些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儒家与法家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没有调和的余地。
苏修叛徒们宣扬儒法合流论，说什么儒法两派“追求同一目的”，这种拙劣的谎言，卑鄙的伎俩，既不能抹煞血迹斑斑的历史事实，也丝毫无助于掩盖他们自己今天对革命力量的法西斯暴行。
商鞅被害后，秦惠文王推行了一条排斥法家、信用旧贵族的政治路线，秦国的政局出现了暂时的反复，这说明“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迂回的”。
（列宁：《当前的主要任务》）然而，“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
（《韩非子·定法》）商鞅被害，“秦法未败”，商鞅的路线和事业并没有被消灭。
这一点，值得分析和研究。
列宁说“革命愈深入，旧制度复辟就愈困难即使发生复辟，保留的成果也会愈多。
革命把旧地基掘得愈深，旧制度复辟就愈困难。”
（《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商鞅在变法期间，从开阡陌封疆、奖励耕战到废除奴隶主贵族世卿世禄制度，从建立县制、加强中央集权到“燔诗书而明法令”，总之，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都深深地掘了旧地基，给奴隶主阶级以强有力的打击，使新兴地主阶级成为左右秦国政治的强大力量，使商鞅之法的继续推行有了一个牢固的阶级基础。
同时，商鞅在变法过程中，比较注意宣传，他认为“为法，必使明白易知”，使“万民皆知所避就”，（《商君书·定分》）因而使得“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
（《战国策·秦策一》）人民群众从切身经验中体会到变法革新的好处，就成为抵制和反对旧制度复辟的巨大物质力量。
总之，秦法之所以未败，根本的原因在于，商鞅之法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
复辟势力只能得逞于一时，决不能倒转历史的巨轮，决不能改变封建制度必然要代替奴隶制度的历史规律。
商君身死法未败，秦皇终奏统一功。
尽管出现了一些波折，秦国还是继续沿着商鞅变法的法家路线前进。
王充说：“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
（《论衡·书解》）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乃至采取焚书坑儒的坚决镇反措施等等，都是在更大的范围内，更深的基础上，成功地实行和发展了商鞅等人的法家路线。
沿着这条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路线前进，秦始皇为祖国统一、历史进步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成为封建社会的“千古一帝”。
对于商鞅这样一位在历史变革激流中斗争一生的人物，千百年来，众说纷纭，褒少贬多，但却营垒分明。
历史上那些主张革新的进步人们，大都肯定商鞅的历史功绩。
战国末年的韩非在自己的出色著作中，记述了商鞅的英勇业绩，发展了商鞅的先进思想，成为法家理论集大成者。
西汉著名法家桑弘羊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丰富了商鞅的学说，他针对儒家贤良文学攻击商鞅“峭法长利，秦人不聊生”的谬论，指出商鞅“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功如丘山，名传后世”。
（桓宽：《盐铁论·非鞅》）宋代的改革家王安石在顽固党对商鞅一片咒骂声中，以大无畏的精神，写出了“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的战斗诗篇，（《商鞅》）并在变法实践中，贯彻商鞅的理论。
与此相反，历史上那些守旧、复古派则从反动的政治需要出发，往往大骂商鞅变法。
西汉的“孔老二”——董仲舒就恶毒攻击说，秦国“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造成了祸国殃民的后果。
（《汉书·食货志上》）宋代保守派苏轼，攻击商鞅变法使老百姓“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亡”，借此发泄对王安石革新事业的刻骨仇恨。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这伙披着羊皮的豺狼，他们手中没有真理，只得捡起这些儒家肮脏武器，妄图借攻击商鞅，来诋毁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
看，这批马列主义的叛徒，已经堕落到何等地步！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儒家的对立面法家，正确评价和阐述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深入批判孔孟之道和尊儒反法思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战斗任务。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六期）
新华社杭州一九七四年六月八日电 浙江省桐庐县印渚公社南堡大队党支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注意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团结战斗的经验，坚持团结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集中批判林彪和孔孟之道，保证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健康发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南堡大队干部，社员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深入批判了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有力地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向前。
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甘心失败，在贫下中农中搬弄是非，挑拨离间，妄图分裂革命群众，转移斗争目标。
南堡大队的干部和社员及时识破了阶级敌人的阴谋，迅速实现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的大联合。
广大革命群众共同对敌，进一步发展了大好形势。
一九六九年七月，这个大队遭到了罕见的特大洪灾，干部、社员又在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指引下，依靠集体力量，战胜了灾害，发展了生产。
去年，全大队粮食平均亩产比一九六五年增长百分之六十六。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大队党支部领导成员回顾了这段战斗历程，重温了毛主席关于“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的教导，感到无比亲切。
他们说：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
只有加强革命团结，才能取得批林批孔斗争的胜利。
为此，他们带头做革命团结的模范，深入细致地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断提高大家团结战斗的自觉性。
南堡大队党支部体会到，要团结群众和干部共同搞好批林批孔，一定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在开展革命大批判的过程中，有时涉及到本大队一些具体问题，党支部就引导大家紧紧抓住批林批孔这个中心，从思想和政治路线上去分清是非。
近年来，南堡大队又受到了几次自然灾害，在阶级敌人煽动下，个别干部、社员曾错误地主张“自找门路抓现钱”。
在批林批孔中，党支部引导大家紧密联系解放前后遭受自然灾害时两种不同的状况，痛斥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通过革命大批判，社员们更加热爱社会主义制度，原来主张“自找门路抓现钱”的干部、社员，表示要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为发展集体生产出大力，流大汗。
由于南堡大队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林彪反党集团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一步提高了全队干部、社员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
干部、群众团结战斗，积极抓革命、促生产。
南堡大队党支部领导成员还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中在对待群众问题上的经验，积极支持群众的革命精神，和群众一起战斗。
今年二月，大队团支部联系本大队在山林管理上的一些资本主义倾向，写出了《前进与倒退》的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大多数干部、群众叫好，但也有人说：“小青年们多事，是想出风头！”
党支部领导成员发现后，立即组织全体党员去看大字报，并在群众大会上坚决支持共青团员们的革命行动。
在运动中，党支部九名领导成员分头深入到各生产队，和群众一起批林批孔，既当战斗员，又积极加强对运动的领导。
党支部书记李金荣深入到第八生产队，同干部、社员一起学，一起批。
他联系自己的苦难家史和大队现实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愤怒批判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有力地驳斥了林彪反党集团攻击文化大革命的无耻谰言。
副书记沈高仁在大坝工地上，联系阶级敌人利用孔老二鼓吹的“天命论”破坏抗灾斗争的罪行，狠批林彪、孔老二的唯心史观。
由于领导和群众站在一起，团结战斗，全大队的批林批孔运动不断深入发展。
南堡大队党支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批林批孔，大大激发了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了生产的发展。
为了确保今年农业丰收，他们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赶修防洪大坝，投工量比去年同期增加近一倍。
培育春花、翻田插秧等各项春耕生产也都搞得扎扎实实。
新华社南京一九七四年六月八日电 江苏省扬州市琼花居民区，共有六百多户居民，十年来先后有二百一十名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号召，奔赴农村干革命。
在这场与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彻底决裂的伟大革命中，这个居民区的革命家长积极支持和鼓励子女走毛主席指引的光辉大道，并在子女下乡后，采取各种方式，配合农村党组织和贫下中农做好对子女的再教育工作。
这个居民区的革命家长，除了经常写信教育子女扎根农村外，每到农忙季节，还有一些家长亲自到农村去和子女同吃同住同劳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和教育子女。
一九六九年以来，全居民区采用这种办法教育子女的达三百多人次。
居民姚秀兰的女儿万学凤到邗江县西湖公社江板生产队插队不久，就到了夏收大忙季节。
姚秀兰心想，女儿从小娇生惯养，要是不帮助她过好这头一个大忙关，很可能会动摇在农村扎根的信心。
于是，她和一些家长一起，打起背包来到女儿插队的生产队，一面参加劳动，一面配合贫下中农对女儿进行教育。
经过几天的紧张劳动，万学凤脸晒黑了，手上起了泡，感到有点吃不消。
姚秀兰鼓励女儿说：“旧社会，我们穷人受压迫和剥削，没日没夜的干活，还是没吃没穿。
今天为革命干活，就要不怕苦，不怕累。
开头几天是累点，坚持下去就好了。
你看贫下中农白天活儿干得比我们多，回家还要忙家务，他们不都是锻炼出来的吗？”
万学凤听了妈妈这些话，对照贫下中农忘我的劳动精神，思想很受触动，她下定决心在艰苦的劳动中磨炼自己，终于经受了考验。
姚秀兰看到女儿的变化，心里十分高兴。
以后，她每年都坚持在大忙时到农村去同女儿一起劳动一段时间。
万学凤在妈妈的鼓励下，更加自觉地向贫下中农学习。
最近几年，她每年都做三百多个劳动日，有时连春节也不肯回家。
贫下中农高兴地说：“小万的根子真的在我们农村扎下来了！”
几年来，这个居民区的革命家长们还经常同社队联系，针对子女们的思想情况，反复进行前途教育，帮助他们纠正一些错误思想。
扬州市第一中学革委会副主任戎道纯，一九六八年把女儿戎兴宁送到兴化县农村插队落户。
戎道纯经常写信了解她的思想情况，鼓励她长期扎根农村干革命。
有一次，由于同戎兴宁一起插队的四个知识青年先后被调离了生产队，有人就鼓动戎兴宁也回城市，戎兴宁的思想产生了波动。
戎道纯了解到孩子这个思想情况以后，一次又一次地写信教育她，说明做工种田都是干革命，革命的需要就是自己的前途。
并且要她向金训华、邢燕子、侯隽、朱克家等模范人物学习，党叫干啥就干啥，一生交给党安排。
今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戎道纯又教育女儿要积极投入这个运动，用自己的行动来批判孔孟之道，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
女儿在他教育和鼓励下，积极投入批林批孔运动，觉悟提高很快，表示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事业。
现在，戎兴宁已经加入了共青团，担任了大队妇女主任，并多次被贫下中农推选出席公社、县和扬州地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大会。
有的革命家长还注意教育子女要敢于同旧的习惯势力作斗争，带头移风易俗。
施桥公社党委决定把下乡女知识青年杨祖璇调到兽医站当“赤脚兽医”。
这个消息传开后，少数有旧思想的人讥笑她。
她母亲也觉得女儿学兽医很不光彩。
杨祖璇的父亲、退休老教师杨云石却不这样想。
他觉得女孩子当“赤脚兽医”，是个新生事物，应当支持。
老伴和女儿思想有疙瘩，这是受旧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应鼓励她们解放思想，移风易俗。
于是，他先说服了老伴，接着又同老伴一起赶了二十多里路，到农村去看望女儿。
经过党组织、贫下中农和父母的帮助，杨祖璇愉快地干起了兽医工作。
她爬猪圈，钻牛栏，不怕脏，不怕苦。
有一次，汪家大队的牛难产，她一口气赶到那儿，认真检查，细心照料，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努力，小牛终于顺利产下来了。
贫下中农都满口夸奖“这个小姑娘真不简单！”
几年来，杨祖璇风里来，雨里去，跑遍了全公社一百零八个生产队，治好了六百多头猪和二十多头牛，为发展农业生产作出了贡献。
今年年初，扬州地区在召开的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会上，介绍了她的先进事迹。
有些家长还支持子女和贫下中农结婚，永远扎根农村。
现在，已有二十多个男女知识青年在家长的支持和鼓励下，在农村同社员结了婚。
琼花居民区的革命家长，由于坚持配合贫下中农做好对子女的再教育工作，青年们都进步很快。
现在，在全居民区二百一十名下乡知识青年中，已有六十五人分别参加了共产党和共青团，有八十五人担任了社队干部、耕读教师、赤脚医生、记工员、保管员，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了贡献。
===== 在批林批孔运动推动下-我国广大麻区超额完成黄；
红麻播种任务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六月八日讯 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我国黄、红麻主要产区的广大干部和社员，按照国家计划，积极种好种足黄、红麻。
目前，全国黄、红麻播种任务已经超额完成。
播种质量好，底肥足，出苗齐壮。
广大社员正抓紧对麻田进行锄草、松土、追肥等田间管理，力争今年黄、红麻生产的新丰收。
黄、红麻用途很广，是纺织工业的重要原料。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黄、红麻主要产区的干部和社员，深入批判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积极发展黄、红麻生产。
批林整风以来，广大干部社员为革命种麻的积极性更加高涨，黄、红麻生产迅速发展。
去年，全国黄、红麻获得丰收，收购量比一九七一年翻了一番。
今年开春以来，我国黄、红麻主要产区各级党组织，以批林批孔为动力，加强对黄、红麻生产的领导。
各社队认真总结经验，落实“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方针，积极按照国家计划种好种足黄、红麻，积极扩大黄、红麻播种面积。
南方老麻区，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苏、湖南等省区，努力挖掘增产潜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今年，广东省进一步推广在稻田里套种黄麻的经验，既解决了粮、麻争地的矛盾，又促进了黄麻生产的发展。
北方新麻区河南、山东、安徽，则利用红麻的生长特点，大力开展“南麻北种”，充分利用盐碱低洼地种植红麻。
为了支援北方种麻，广西、广东等省区还建立了红麻种籽基地，培育优良品种。
今年开春，两省区调出红麻种籽达一千八百多万斤，有力地支援了北方红麻生产。
现在，河南、山东、安徽等省已成为我国北方红麻主要产区。
今年，这三个省红麻播种面积占全国黄、红麻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
过去很少种植红麻的河北省，今年红麻播种面积也由去年的六万亩扩大到二十多万亩。
今年，各地在黄、红麻播种过程中，采取措施，推广优良品种，实行药剂拌种，增施底肥，为黄、红麻出苗齐壮打下基础。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六月八日讯 瑞士联邦政治部长皮埃尔·格拉贝尔六月七日打电报给姬鹏飞外长，就我国云南省和四川省境内发生地震表示慰问。
电报全文如下：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姬鹏飞先生阁下：
获悉云南和四川两省遭到地震灾害，我向你表示十分深切的慰问。
瑞士政府和人民对灾区人民所受的痛苦表示同情。
联邦政治部长皮埃尔·格拉贝尔
一九七四年六月七日于伯尔尼
新华社南宁一九七四年六月八日电 南宁罐头食品厂在批林批孔斗争中认真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提前四十九天完成了上半年生产任务。
截止五月十二日的统计，罐头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三，产值增长百分之十八，产品质量提高，创造了建厂以来历年同期最好的生产水平。
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以来，南宁罐头食品厂党委带领全厂职工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指示，深入批判林彪、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进一步提高了职工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
这个厂的干部在批林批孔中站在斗争的前列，认真改进领导作风，加强对生产的领导。
经过学习和批判，广大职工焕发出更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今年进入第二季度，农村获得青刀豆大丰收，进厂原料大量增加。
厂党委充分发动群众，全厂掀起新的生产热潮。
厂党委领导成员和车间干部跟班劳动，同广大职工一起战斗。
广大职工发扬连续作战的革命精神，大干苦干；
南宁市许多单位听说他们加工任务繁重，也都前来支援，使青刀豆罐头产量节节上升，日产罐头最高达到二百五十四吨，日装罐量最高达四十多万罐。
这个厂的广大职工还通过深入批判林彪宣扬的“上智下愚”的反动唯心史观，积极开展技术革新活动，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
七车间职工虚心学习兄弟厂的先进经验，克服各种困难，革新成功一台揩罐机，使工效提高十倍，并且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
五车间三结合技术改革小组利用边角余料，试制成功电控加汤器，不仅进一步提高了产品质量，而且降低了辅助材料的消耗定额。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六月八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田径协会今天发表声明，全文如下：
长期以来，世界各国人民和运动员强烈要求同中国人民和运动员进行友好交往。
许多国家的体育组织不断向一些国际体育组织提出了驱逐蒋介石集团、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组织合法席位的正义主张。
继亚洲运动会理事会作出驱逐蒋介石集团所谓全国体育组织，确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合法席位的决定之后，有些国际体育组织已经拒绝了蒋介石集团的非法申请，通过了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组织为会员的决议。
在国际体育界要求驱逐蒋介石集团的潮流是任何势力也阻挡不住的。
但是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的少数领导人，不顾其广大会员的强烈反对，却至今仍在国际田径活动中横行霸道，顽固坚持“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错误立场。
最近，他们又操纵国际田联理事会，成立什么“特别委员会”来“审议’所谓中国问题，竟然要早已被中国人民所唾弃的蒋介石集团派人出席该“委员会”的会议。
十分明显，国际田联少数领导人这一行动完全是为了混淆视听，企图继续纵容蒋介石集团非法窃据我国体育组织的合法席位。
对此，必须予以坚决揭露。
众所周知，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及其所属各单项运动协会是在整个中国领土上（包括台湾省）领导各项体育运动的唯一合法组织。
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田径协会有权在国际田联中代表中国。
至于台湾省田径运动员参加比赛问题纯属我全国田径协会内部事务，国际田联根本无权加以“审议”。
国际田联少数领导人在“审议”的幌子下，要同蒋介石集团所谓田径组织开会，这更是公然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把戏。
这是对我国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是中国人民和运动员绝对不能容忍的，也是各国人民和运动员坚决反对的。
我全国体育组织一向十分关怀台湾省运动员。
最近，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又通知台湾省运动员前来参加为第七届亚洲运动会举行的全国选拔赛。
我们重申，台湾省田径运动员可以象我国其他省、市、自治区田径运动员一样，参加全国性比赛，并被选拔为全国代表队的成员，出席国际体育比赛。
同时应该指出，我们和台湾省同胞之间的问题是我国人民内部事务，应由我国人民自己来加以解决，任何国际组织无权过问。
当前国际形势一片大好。
亚非拉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不断取得新胜利。
同样，在国际体育组织中，亚非拉人民和运动员也正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他们同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士一道，坚决反对少数国际体育组织某些领导人蛮横霸道的行径。
我们奉劝国际田联少数领导人正视各国人民和运动员的强烈要求，顺应历史潮流，恢复中国在国际田联中的合法权利，立即驱逐蒋介石集团。
如果一意孤行，让蒋介石集团继续非法赖在国际田联中，必将自食其果。
福建省建阳县考亭大队民兵连，在批林批孔和春耕生产中发挥了突击队的作用。
这是民兵们在及时做好田间管理。
（新华社稿）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六月八日讯 据柬埔寨通讯社六月七日报道，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今年头五个月在各战场上歼灭大批敌人有生力量。
报道说，今年以来，人民武装力量连续地、猛烈地向敌人发动强大攻势，到五月底，在各个战场上共歼敌六万九千多名，缴获各种武器一万八千多件，其中包括各种口径的炮二十六门，摧毁敌人坦克和装甲车二百四十八辆，击沉和击伤敌船四百一十七艘，击落、击伤敌机七十三架。
人民武装力量还夷平或攻克敌军大、小据点四百一十五个，使十四万六千多居民获得解放。
新华社河内一九七四年六月八日电 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越南南方西宁、广沱、平绥三省军民，最近在惩罚蚕食解放区的西贡军队的战斗中，重创敌人五个营。
西宁省人民解放武装力量五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接连截击蚕食鹅油县盛德乡解放区的西贡军队，歼灭一个保安连，重创两个保安营和一个保安连，消灭和瓦解敌人数百名，其中包括八名军官。
广沱省地方部队和游击队五月二十六日夜间向正在奠盘县奠新乡进行“绥靖”的西贡军队驻地发动猛烈进攻，重创西贡军队一个主力营和一个保安营，全歼一个保安连和一个装甲支队。
平绥省人民解放武装力量在五月十五日夜间攻克了西贡军队的嘉萤据点，在五月十六日上午截击敌人的增援部队，重创一个保安营，消灭和瓦解敌人近一百四十名，击毁装甲车九辆，缴获许多武器和军用物资。
另据报道，芹苴省人民解放武装力量五月二十五日炮轰芹苴市西贡军队的平水机场，据初步消息，击毁武装直升飞机七架，击伤三架，消灭敌人十九名。
新华社河内一九七四年六月八日电 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越南南方广沱、广南、广义、平定和昆嵩等省西贡政权控制区的二十一个集中居民区的一万八千多名群众，在人民解放武装力量支援下，于四月二十日到五月二十一日奋起斗争，消灭恶棍，捣毁了集中居民区，返回解放区。
他们受到了解放区各级革命政权和人民的热情帮助。
革命政权发给他们粮食、衣物、药品和土地，帮助他们安定生活。
新华社贝鲁特一九七四年六月八日讯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巴勒斯坦突击队在被占领区不断采取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占领军，使敌人遭到损失。
六月五日晚，巴勒斯坦突击队在特拉维夫，炸毁了一个敌人的军服大仓库。
仓库起火后，火势蔓延到邻近的纸库也被烧掉，电路被切断，敌军受到损失。
六月三日上午，突击队员在纳布卢斯的敌军特务处的汽车里放置定时炸药包，炸毁了汽车，特务被炸死。
五月二十一日，在贾比利亚兵营东面，突击队员向敌人的一辆军车投掷了一颗手榴弹，军车被炸坏，车上敌人被炸死或炸伤。
栏目：新华社记者述评
近年来，苏修发表了不少讲话和文章，侈谈“公海通航自由原则”。
仅仅在上一个月，塔斯社就为此接连发表了两篇评论，力图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印度洋的军事扩张辩解。
塔斯社五月八日的评论说，“苏联船只”是“根据在公海上通航自由的原则”在印度洋上“航行”的。
“大家在当小学生时知道这样的真理：苏联是一个海洋大国，而印度洋是全年沟通我国西部港口和东部港口的天然通道。”
五月二十五日，塔斯社又老调重弹，宣称印度洋“是在冬季可由苏联西部港口到达苏联太平洋港湾的当然的而且是最短的航线”。
因此，谁要“传播苏联在印度洋上的‘威胁’”，谁就是制造“神话”。
总而言之，苏修伸足印度洋“天然合理”，别人是反对不得的。
克里姆林宫这家重要喉舌的这一套高谈阔论，乍一看，似乎有点唬人。
岂不知，它却无意中揭了苏修的老底，暴露了莫斯科近年来大叫大嚷的“公海通航自由原则”究竟是什么货色。
人所共知，当年俄国沙皇曾经竭力鼓吹要“利用一切机会取得进入印度洋的通道”，夺得“南方海洋上的不冻港”。
在苏联五十多年历史上，一九六三年以前几十年，在印度洋上几乎没有苏联海军部队。
只是在这以后，苏修的海军舰队才逐步闯入印度洋。
在对印度洋进行军事扩张过程中，勃列日涅夫之流不仅继承了老沙皇的衣钵，而且野心越来越大。
请看以下事实：
一九六四年，苏修以“援助”为名为在印度洋某些国家取得港口使用权和军事基地开始展开活动。
一九六五——一九六七年，苏修军舰乘英国宣布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军和美国在侵越战争中泥足深陷的机会，打着“访问”的旗号，频繁闯进印度洋。
一九六八年苏修正式成立了印度洋分舰队，并从一九六九年开始常驻印度洋。
这是苏联在历史上第一次向印度洋派驻常驻舰队。
一九七○年，苏联印度洋分舰队经常保持十五至二十艘舰艇，活动重点在东非、红海、波斯湾（阿拉伯湾）一带。
这支舰队于同年四、五月，参加了苏修在世界各大洋举行的名为“海洋”的全球性海上军事演习。
苏联海军头目公开声称，这次演习“是进攻性的”。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至十二月，苏修怂恿和支持印度用武力肢解巴基斯坦。
据外国报刊报道，这期间，苏联在印度洋集结的军舰增加到大约三十艘。
此外，苏联太平洋舰队的巡洋舰和其他一些舰只通过马六甲海峡驶入孟加拉湾，作为对美国“企业号”航空母舰和七艘美国舰艇进入这一海湾的“反应”。
印巴战争后，特别是一九七三年十月中东战争后，苏联进一步增强了它在印度洋的海军实力，它的活动也更加疯狂了。
去年四月，包括《西尼阿文号》巡洋舰在内的一批苏联舰队竟长驱直入波斯湾（阿拉伯湾）的顶端，威胁某些海湾国家。
据西德《总汇报》报道，到一九七三年，苏联在“印度洋的海军力量”已比一九六九年“增长了将近十倍”。
苏修老爷们，你们能用所谓“公海通航自由原则”、“全年的天然通道”、“当然的”“冬季航线”之类的遁辞，解释通以上事实么？
难道你们在印度洋派驻一支规模不断扩大的、包括带有导弹的舰只和核潜艇的常驻舰队，整年赖在那里不走，是为了什么“通航自由”？
你们编队的军舰近几年一再深入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湾（波斯湾），甚至迢迢千里，远涉东非海域，难道为的去观览这些海湾的晚霞，欣赏印度洋的日出？
对于这些问题，不仅以上桩桩事实，而且苏修军政头目的公开言论，都作了完全否定的回答。
例如，一九六九年，也就是苏修向印度洋派出常驻舰队的那一年，苏联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在对塔斯社记者的一次谈话中就公开声称，“苏联舰队”“航行在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是出于苏联的“安全利益需要”。
这以后，一九七一年六月，勃列日涅夫又亲自出马，叫嚣苏联舰队是根据所谓与另一个超级大国“同等安全的原则”进驻印度洋的。
他说什么，既然美国“第六舰队经常在地中海”被认为是“正常的、天经地义的”，苏联的“舰队出现在地中海、印度洋”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符合“双方同等安全的原则”。
跑到距苏联几千公里、与苏联毫不相干的地方去追求什么苏联的“安全利益需要”，同美帝国主义搞什么“同等安全原则”，苏修到底为什么觊觎印度洋，还有比这说得更清楚的么？！
很显然，用不着多么高明的分析能力，就连塔斯社评论员先生所提到的“小学生”从以上事实和勃列日涅夫之流的自供状中都可以一眼看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逐步染指印度洋，在这世界第三大洋部署常驻舰队，横冲直撞，谋取基地，这不是什么“公海通航自由”，而是在“通航自由”的招牌下同美帝争夺印度洋霸权，对印度洋沿岸国家推行炮舰政策。
近十年来，苏修步步加紧对印度洋的军事扩张，这是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争夺，特别是同它们在中东和南亚的激烈争夺，相互呼应，密切关联的。
俄国老沙皇当年梦想建立从波罗的海、黑海通过地中海、印度洋，向东一直伸展到太平洋的海上霸权。
苏修新沙皇如今在印度洋的扩张，正是为实现老沙皇往昔的“美梦”而作出的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塔斯社用“公海通航自由原则”为苏修争霸印度洋洗刷，不仅是徒劳的，反而进一步促使人们认识别，苏修到处叫卖的所谓“公海通航自由”，原来是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海上霸权的“自由”，是实行侵略扩张、威胁别国、首先是第三世界国家“安全”的自由。
因此，克里姆林宫的宣传机器尽可以把“公海通航自由原则”叫上一千次，但这既骗不了任何人，也给苏修解不了围。
莫斯科牌号的“公海通航自由原则”可以休矣！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六月八日）
新华社日内瓦一九七四年六月七日电 国际电讯联盟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水上电讯行政会议，在进行了七个星期之后，于六月七日结束。
会议在第三世界国家推动下，挫败了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妄图继续恃强霸占水上高频无线电频率的盘算，而通过了公平分配海岸电台频率的一项新的计划。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水上电台频率的分配和修改水上无线电规则等问题。
根据国际电讯联盟一九五一年制订的旧的频率分配计划，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占有绝大多数水上高频无线电频率，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只有很少的频率，有的甚至根本没有分配到频率。
因此，第三世界国家强烈要求改变这种极不合理的状况，要求重新分配频率。
在阿尔及利亚等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倡议下，拟订了一项按平等原则进行分配的新的分配计划草案，提交会议讨论。
但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为了维护它们的既得利益，竭力反对这项计划草案。
苏联代表说什么“这个计划是不现实的”，“只是一纸空文而已”；
美国代表则要求以有利于两个超级大国的所谓谁先登记谁就先占有频率的计划，来代替新的分配计划草案。
经过第三世界国家的坚决斗争，会议以五十一票赞成、八票反对、九票弃权，通过了新的分配计划，挫败了两个超级大国的阴谋。
中国代表团团长刘云舟在会上发言时指出：“无线电频谱资源是各国人民共有的有限资源，各国人民都应享有使用的权利。
但是，超级大国运用各种手段，抢占了大量的频率，利用其技术优势，干扰别国的无线电业务，造成了当今空中电波秩序的严重混乱和无线电频率分配及使用的极不合理局面。”
他揭露了两个超级大国无视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要求，企图继续垄断频谱资源的霸权主义行径，坚决主张制订一个公平合理的分配计划。
他说，修改分配计划必须强调国家不分大小都应平等地享有使用频率的基本权利的原则，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在这次会议上，巴拿马代表重申了巴拿马运河区是巴拿马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要求把运河区电讯台标志从现在的美国领土符号改为巴拿马领土符号。
在阿尔及利亚、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下，巴拿马的这一提案获得通过。
声明说：“美国大规模向越南南方运送武器、弹药和作战物资，其中包括许多F—5E型现代化战斗机。
最近，美国还制订了在越南南方建立生产弹药的工厂的计划。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协定签订之后向阮文绍政权提供的军事援助比战争时期的军事援助还要多。”
“尼克松政权已经决定在一九七四——一九七五财政年度把向西贡政权提供的军事援助增加十六亿美元，也就是比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财政年度的‘正式’军事援助款项增加近百分之五十。
明年的七亿五千万美元‘经济援助’还没有计算在内，这笔款的大部分将使用于军事目的。”
声明说，美国政府企图通过上述庞大的军事援助，竭力把阮文绍集团以及一百多万人的雇佣军当作继续进行战争、破坏巴黎协定、抹杀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在越南南方推行新殖民主义、长期分割越南的工具。
声明说，这是对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的极其明目张胆的违反。
声明指出，美国政府“日益加强在越南南方的军事卷入和对越南南方内部事务的干涉，是越南南方目前十分严重局势的根源”。
声明坚决要求美国立即停止这种非法军事援助，完全停止在越南南方的军事卷入和对越南南方内部事务的干涉。
新华社平壤一九七四年六月八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在朝中方面提议下，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第三百五十一次会议于六月七日在板门店举行。
朝中方面首席委员金丰燮少将在会上就美帝国主义者粗暴地违反停战协定以及最近把一个中队的现代化战斗轰炸机运进南朝鲜的罪行，向敌方提出强烈抗议。
在会上，他列举事实，揭露了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南朝鲜朴正熙集团最近从空中、地面和海上对共和国北半部进行挑衅活动，并强烈抗议敌方这种罪恶行径。
他还谴责朴正熙集团继续把各种重型装备和重武器非法运进非军事区的罪行。
金丰燮少将强烈要求敌方严惩犯罪人员，立即从非军事区撤出一切非法运进的重武器和自动武器，并采取措施防止再次发生类似挑衅行动。
新华社罗马一九七四年六月八日电 意大利交通运输部门的七十万职工六月七日在全国范围举行了四小时大罢工，要求对交通运输事业进行改革。
这一天，意大利的火车、公共汽车、出租汽车、电车、运货卡车、地下铁道、轮船、飞机全部停开四小时。
罢工群众在米兰、罗马、那波利等大城市举行了示威游行和集会。
在这之前，意大利的新闻记者、印刷工人和报社其他人员也举行了全国大罢工。
他们还在罗马、米兰和都灵等地举行了集会和示威游行。
这次罢工使意大利全国报纸在六日停刊一天。
新华社仰光一九七四年六月八日电 据缅甸报纸报道，最近，仰光和缅甸其他一些城市的工人举行罢工和示威，反对物价上涨和大米配给不足。
报道说，从五月份开始，仰光、曼德勒、实皆、密铁拉、仁安羌等城市发生了罢工和示威。
六月五日，仰光郊区的铁路工人在仰光大学学生的支持下，举行了大规模示威。
六日，仰光许多行业的工人又分别在各国营工厂和政府机关门前举行集会，要求保障基本生活权利，提高大米的配给量。
缅甸总理吴盛温六月六日在缅甸广播电台发表广播讲话说：“劳动人民早已注意到密艺铁路车辆厂工人从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三日开始的示威和罢工。
示威和罢工扩展到了巴力纺织厂、稍埠油田、仁安羌油田、伊瓦地支纺织厂和公路运输公司曼德勒分公司。
在其他地方也不时发生示威和罢工。
现在，仰光也有一些工厂的工人举行了示威。”
他指出：“虽然有些地方的示威已经结束，但是别的地方的示威却接踵而来。”
仰光区人民委员会六月六日发布命令，规定从当天十八时起，一个月中，在仰光市区内禁止一切集会、演讲、游行、示威。
缅甸教育部长钦貌温以部长会议的名义发表公告说，缅甸政府各部所属的各大学、学院、中学和小学从六月七日起无限期关闭。
新华社伦敦一九七四年六月七日电 英国约三百个医院的二千多名护士六月六日在伦敦再一次示威，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
护士们举着标语牌，喊着口号，穿过伦敦西头到海德公园举行集会。
他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前往首相府，向首相递交了一封提出十七项紧急要求的信和一份由二十万人签名的请愿书。
自从五月二十七日护士们开始罢工斗争后，十一天来，护士和其他医务人员采取了停工、罢工、拒绝超时工作等种种行动，使斗争浪潮不断高涨，许多医院因此陷于瘫痪。
六月三日，曼彻斯特八百名码头工人为支持护士的斗争罢工一天，使码头活动停顿，十四艘船的装卸工作无法进行。
本报讯 旅大警备区副司令员吴伟同志因病不幸于一九七四年五月二日逝世，终年五十六岁。
吴伟同志一九三一年七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五年七月加入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