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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一日电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上海工人阶级发扬一月革命风暴精神，在斗争中充分发挥主力军的作用，进一步发展了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
今年以来，全市批林批孔运动不断深入，工业生产总值一月比一月上升，到三月底，超额完成了第一季度的国家计划，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七点八，创造了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今年第一季度，全市许多产品都比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支援农业和基础工业的产品增长更为显著。
大型拖拉机、汽车、大型锻压设备、冶金设备、石油设备、汽轮发电机等产品，增长幅度一般在百分之三十七到百分之五十以上，有的成倍增长。
氮肥增长百分之十点三，高效低毒农药增长二点一倍。
轻纺工业方面，第一季度发展了四千三百多个新品种、新花色。
电视机、照相机、手表、棉涤纶、化纤、印染布等主要产品产量，都增长百分之十以上。
冶金工业系统中，国家急需的钢和钢材增长幅度比较大，其中农具复合钢增长百分之二十六，高速工具钢材增长百分之三十三点五，中板增长百分之六十八；
新发展的钢种和钢材品种共四百八十一个。
多数产品的质量稳定或者有所提高，燃料消耗下降。
此外，全市的铁路货物发送量、港口吞吐量、海运货运量以及市内交通运输量，也都创造了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今年以来，上海在发展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方面，也取得了十分喜人的成果。
第一季度各厂先后试制成功了无油润滑压缩机、双片道电影放映机、微波取样示波器、井冈霉素、大面积集成电路、微波治疗机等一批比较重要的新产品。
电子技术、高效专用机床和自动化、半自动化流水线，已开始在一部分行业中大面积推广。
装卸、包装、建筑等方面的机械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汽车、拖拉机、标准件、羊毛衫、手套、食品、电子元件、模具、器皿等行业进行的技术改造，也取得了新的成就。
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以来，上海工人阶级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和党中央规定的有关文件，以党的基本路线作指导，深入展开批林批孔斗争，在车间、码头、工地到处摆开了革命大批判的战场。
上海工人在解放前深受剥削和压迫，同国内外反动派进行过长期的英勇斗争。
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他们就口诛笔伐，斗争锋芒直指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许多坚持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先进单位和先进班组，在运动中又认真学习了《哥达纲领批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锐利武器，深入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和孔孟之道，在斗争中起了先锋带头作用。
广大工人在认真学习、深入批判的过程中，紧密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向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妄图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思潮展开进攻，把学、批、联很好地结合起来，使批林批孔运动不断向纵深发展。
运动开始以来，在黄浦江两岸的数千个工厂和百里码头上，工人们发出了响亮的声音：林彪要倒退，我们要大踏步前进！
林彪要复辟资本主义，我们要大干社会主义！
他们以实际行动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进一步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把生产大步推向前进。
上钢五厂第二电炉车间的工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激发出很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今年以来陆续搞成功遥控浇钢、炉前加料振动机、液压补炉等五项大的技术革新，并且扩大了炼钢炉的装入量，使全车间第一季度的钢产量完成全年计划的四分之一以上，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十一。
上钢二厂的工人发挥革命干劲，和建筑工人、安装工人密切协作，只用三十八天时间，就接长九千平方米厂房，搬迁三套老轧机，安装了两套新轧机，使钢锭开坯能力提高了三分之一。
上海棉纺织系统全行业提前超额完成了第一季度国家计划。
上棉十七厂、三十厂和三十一厂的工人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千方百计挖掘生产潜力，加强各车间、班组之间的协作，积极发展高中档产品，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上海工人群众还深入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妄图投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搞投降主义、卖国主义的罪行，并且联系实际揭露和批判了那种搞爬行主义、洋奴哲学的右倾思潮，更加自觉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
造船工人决心进一步多造船，造好船。
上海船厂今年以来搞成功一百零五项较大的技术革新项目，扩大了造船能力，第一季度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八点三。
全市造船行业第一季度的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六点六。
上海市汽车运输公司修理厂二车间的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先后造出了载重一百五十吨和三百吨的大平板车，以及用来带动三百吨大平板车的四百马力牵引车，性能很好。
今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工人们继续狠批了洋奴哲学，革命热情更加高涨。
三个月来，他们相继造出了一辆二百吨平板车和两辆四百马力牵引车，相当于去年半年的工作量。
工人们深有体会地说：经济上不能自力更生，政治上就不能独立自主。
靠开外国车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
他们决心为发展祖国交通运输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上海工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还围绕着在办企业路线上是坚持政治挂帅，还是搞物质刺激；
是把工人当作工厂的主人，还是对工人实行管、卡、压等问题，联系实际，揭露矛盾，解决矛盾，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
上海港第五装卸区工人写的《要当码头的主人，不做吨位的奴隶》的革命大字报在报纸上发表以后，在上海工交战线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许多工厂的工人进一步发扬主人翁的精神，不仅积极搞好生产，而且关心企业的发展方向和路线问题。
上海无线电厂十三厂在批林批孔中联系本厂实际，深入批判了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使广大干部、职工受到一次生动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推动了企业的斗批改。
领导干部自觉地依靠工人群众，技术人员纷纷下车间和工人并肩战斗，工人群众的积极性进一步得到发挥。
今年第一季度，这个厂生产了三百台台式电子计算机和两台中速通用电子计算机，相当于去年全年的产量。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上海工交战线的广大干部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同群众站在一个战壕里，共同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复辟、倒退的右倾思潮，在斗争中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
他们坚持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战略方针，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对各项工作加强领导，统筹安排，同广大工人一起，为发展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作出了贡献。
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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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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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四月十日在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
图为邓小平团长在联大特别会议上发言。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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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三年五月末的一天，抚顺龙凤矿子弟小学五年级五班进行常识课期中考试，老师出了这样一道题：“乘火车从北京到广州都经过那些主要城市？”
十三岁的女学生杨滢，眼睛看着这道题，想：“老师没有讲从京广线走，那么从京沪线也可以走，绕点远还可以从重庆走，走法不一样，经过的城市就不一样。
这道题可怎么答呀？”
她沉思了一会，拿起笔就在试卷上写了这样一首诗：
条条铁路通广州，老师何必硬强求；
拐弯抹角不算远，出题不严学生愁。
这件事在教师中引起了议论。
有的说，这是“瞧不起老师”，是对老师的“讽刺”。
于是，老师把杨滢叫到办公室里，问她：
“你为什么写这首诗？”
“我看这道题出得不明确，没法回答。”
杨滢忽闪着眼睛，认真地说。
“什么不明确！”
老师生气了：“大家都说条条道路通北京，你为什么要说‘条条铁路通广州’？”
杨滢惊奇地瞪大了眼睛：“你出的题不是说从北京到广州吗？”
这一下把老师问住了。
在场的老师们没料到杨滢说话竟这样不让人，就七嘴八舌地批评起杨滢来。
教常识课的老师最后要杨滢承认错误，回去写个检讨。
杨滢不服气，一声不吭。
回到家里，她把这件事一五一十地说给爸爸妈妈听。
爸爸安慰她说：“你没有错，学习是要独立思考。”
可是妈妈却说：“师徒如父子，学生那兴得罪老师！”
杨滢一听，那不成了“师道尊严”，奴隶主义了吗？
杨滢是两个月前从新宾县的一个农村小学转学来的，她对妈妈说：“这个问题，我们原来的学校早就批判过好多回了。”
她越想越觉得自己没有错，拿定主意不检讨。
杨滢的爸爸在龙凤矿管下的一个单位工作。
一天，他对杨滢说：“因为你的事，你们学校的领导找到我们单位的领导，连我也挨了批评。
看来，不写检讨不行，你就写一个吧。”
妈妈也埋怨说：“老师让怎么答就怎么答呗，写什么诗呢！”
杨滢听到这些，心里很难受。
“我该怎么办？”
她晚上睡不着，就重新学习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有关教导，觉得自己应该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战斗。
她还想到一年前在农村揭发富农分子破坏集体庄稼的罪恶活动，受到贫协主任赵大爷表扬的经过。
想到这里，杨滢拿起笔在小日记本上写道：“想要把我们培养成‘五分加绵羊’式的学生吗？
那办不到！
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由于杨滢坚持不写检讨，她被迫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同学。
在离校的那些日子里，杨滢常常一个人坐在毛主席像前，唱《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歌儿，如饥似渴地读了五十多篇毛主席著作。
她在日记里写道：“读了毛主席的书，使我的心里亮堂极了，象开了窗户。
我想，遇到困难就应该提高勇气。
有点困难就被吓倒，那还算什么毛泽东时代的儿童。”
她还写了这样一首诗：
毛泽东思想胸中照，不怕打骂和嘲笑；
思想正确压不服，坚持真理骂不倒。
杨滢的爸爸看见杨滢不能到学校去上学，心里着急，打算把她转到另一个学校去。
但是，杨滢反问她爸爸：“毛主席教导说，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的。
我要是转学，不就是害怕大风大浪吗？”
爸爸问：“那你上不了学怎么办？”
杨滢坚定地回答说：“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有党的领导，我啥也不怕，我要坚持到底。”
杨滢的斗争，得到了一些老师、同学的同情和支持。
中共抚顺市委知道了杨滢的情况后，立即派人来调查。
在党的关怀和支持下，杨滢重返学校。
爸爸妈妈对她说：“要感谢党、感谢毛主席！”
杨滢笑着说：“我知道！”
她背着书包，唱着歌儿到学校去了。
这天，她用诗表达了自己的感情：
唱支歌儿情满怀，毛主席思想放光彩；
歌声好比河中水，闸门一开滚滚来。
不久，报上发表了黄帅的信和日记摘抄，杨滢看后高兴得跳了起来。
毛主席、党中央时刻关怀着革命小将，支持革命小将的反潮流精神。
她明白了，自己所受到的压制和打击，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教育阵地上修正主义思潮的表现，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教育革命不搞好，真是不得了。
杨滢对照黄帅的事迹找差距，感到自己对学校的问题还缺乏深刻认识，路线觉悟不如黄帅高，团结老师同学一起战斗不如黄帅好。
她连续用了几个晚上的时间，给省、市委领导写信，揭露和批判学校里的修正主义思潮。
她又主动找到老师家里，送去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里写道：“自从上学期期中考试以后，我对您产生了不好的看法。
现在我明白了，并不是您在整我，而是由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旧的教育思想影响的结果。
所以，我应该痛恨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痛恨旧的教育思想。”
“老师，我们应该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
我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我们应该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让我们在十大精神的指引下，把枪口对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猛烈地开火吧！”
在批林批孔的伟大斗争中，杨滢给省、市委领导同志的信，先后在《辽宁日报》、《抚顺日报》发表。
龙凤矿子弟小学沸腾起来了。
学校党支部联系杨滢这件事，和全校革命师生一起写大字报，办学习班，开批判会，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深入揭发和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并且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全校呈现一派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
杨滢几次到老师家里，和老师谈心，老师深受教育，也主动到杨滢家里，联系自己世界观的改造，和杨滢一起批林批孔，师生一起写出了全校第一张批林批孔的大字报。
老师还向人们介绍了杨滢的许多生动事迹，并且用红纸写了一首《赞小将》的诗，张贴在校园里，歌颂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
短短时间里，辽宁省和黑龙江、吉林、河北等地的工农兵、红卫兵和红小兵，给杨滢写来了近百封书信，对她的反潮流精神表示赞扬，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表示了强烈的义愤。
中共抚顺市委的领导同志勉励杨滢继续前进。
杨滢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拿起笔来，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党的恩情比海深，领导关怀暖人心；
心潮澎湃似海浪，誓做革命接班人。
新华社记者（附照片）
革命小将杨滢（中），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教导，揭发和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斗。
（新华社记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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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发言后，受到许多国家代表的热烈祝贺。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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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何章明、礼宾司副司长朱传贤，朝鲜驻中国大使玄峻极以及大使馆外交官员，前往机场迎送。
李先念副总理在机场设便宴招待康良煜副主席等朝鲜同志。
到机场迎送的还有缅甸驻中国大使吴登貌、伊朗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贾瓦德·拉加布萨德。
作者：方岩梁
《红楼梦》第六回写刘姥姥来到荣国府。
王熙凤觉察出她是来借钱的，就抢先诉苦：“谁家有什么？
不过也是个空架子。”
她恐怕刘姥姥不信，又继续叹了一番苦经：“我如今接着管事，这些亲戚们又都不大知道，况且外面看着，虽是烈烈轰轰，不知大有大的难处，说给人也未必信。”
“大有大的难处”*，这真是一语道破了贾府的没落趋势和困境，典型地反映了正在走向没落的一切反动派的共同特征。
今天苏修、美帝两个超级大国，大则大矣，但外强中干，困难重重而无法摆脱，在这一点上，倒是很象《红楼梦》中的荣宁二府。
用“大有大的难处”刻画这类反动的“庞然大物”的虚弱本质，不也非常逼真吗？
王熙凤说“大有大的难处”，本意是为了搪塞刘姥姥启齿要钱，但也确是贾府日子一日难似一日的自供。
《红楼梦》中的贾府，是“最有权势极富贵的”金陵四大家族的首席代表。
它的根底很深：“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流传，已历百年”。
但是，到王熙凤“接着管事”的时候，这个“赫赫扬扬，已将百载”的贾府，已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开始衰落了。
贾府早已潜伏着的种种矛盾和危机，一进入“末世”就愈加充分地暴露出来。
王熙凤首当其冲地卷入了贾府重重矛盾的漩涡之中。
她要出来扭转颓势，支持贾府这个摇摇欲坠的大厦，就比较敏锐地感到了这个“难处”。
贾府虽已进入“末世”，但表面上还是有着珠光宝气般的繁荣。
要知它的“难处”，你就不能光看它那个“烈烈轰轰”的现象，那叫做虚有其表。
还是那个冷眼旁观的古董商冷子兴有点眼力，他没有被贾府外表的“葱蔚洇润之气”所迷惑，看出贾府“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这对王熙凤说的“大有大的难处”是个很好的注脚。
“内囊尽上来”了，这是一切反动阶级处于没落时期的共同本质。
而他们为了掩饰自己的虚弱，都要千方百计维护那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大架子”。
这样做的结果，势必越大越虚，非垮不可。
贾府的虚空首先表现在经济上的入不敷出。
地租剥削是贾府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但是，贾府主子们享乐欲望的无限膨胀，同有限的剥削收入成了一个尖锐的矛盾。
荣宁二府拥有巨额的庄园土地，单荣国府的地租庄子钱，一年就有三五十万往来。
庄地上榨取来的一切，填得满贾府主子们的无底欲壑吗？
还是不行。
第五十三回描写黑山村乌庄头到贾府缴纳地租的一幕，就很说明问题。
乌庄头不过管着宁国府八九个庄子，而所交的地租，除了猪、羊、鸡、鱼和鹿、獐、熊掌、海参等各种山珍海味以外，还有柴炭三万多斤，米一千多担，现银二千五百两，已经是够骇人听闻的了。
而宁国府的贾珍仍不满足，皱着眉头说道：“这够做什么的？
……真真是叫别过年了！”
荣国府的开支比宁国府还要大得多，“这几年添了许多花钱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却又不添些银子产业”。
入不敷出的矛盾就更加尖锐了。
这些不管农民死活的寄生虫，一天比一天感到钱不够用。
这种境况，正如恩格斯在《德国状况》中揭露十八世纪德国封建统治阶级的烦恼时所说的：“贵族和王公都感到，尽管他们榨尽了臣民的膏血，他们的收入还是弥补不了他们的日益庞大的支出。”
大年节下，从黑山村传来的农村经济破产的消息，深刻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的本质。
由于走向没落腐朽的地主阶级维护落后的反动的生产关系，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地主阶级即使逼得广大农民倾家荡产，也不能克服自身的经济危机。
贾府越往后走，日子就越不好过。
第七十二回写到荣国府卖了大铜锡家伙四五箱子，才凑上钱给贾母做生日；
贾琏求鸳鸯把贾母的金银家伙偷出一箱子典押千数两银子来支付用场。
这种危机在第七十五回，终于反映到贾母的粥锅里了，连“老祖宗”吃的红稻米粥也是“‘可着头做帽子’了，要一点儿富余也不能的”。
高鹗的续书中写贾赦、贾珍被抄家后，贾母、贾政相继查问家底，方知“旧库的银子早已虚空，不但用尽，外头还有亏空”，“东省的地亩，早已寅年吃了卯年的租儿”。
这种情况，也并不只是贾府才有，据贾母说，史家以前也是摆了几年虚架子，不消一二年就完了。
贾家的仆人也说“这是家家这样的”。
可见，经济破败衰退，成了封建社会末期普遍的不治之症。
其实，一切反动没落阶级都是这样，他们维护着反动的落后的生产关系，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造成经济上的萧条萎缩，反过来又必然把自己推进难以解脱的深渊。
面临着日益逼紧的经济危机，贾府的主子们肯放下“大架子”、收起“大排场”吗？
他们是万万不肯的。
尽管发生亏空，“那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省俭”。
你看，宁国府的晚辈媳妇秦可卿死了，贾珍嘱咐协理丧事的王熙凤说：“只求别存心替我省钱，要好看为上”。
贾珍请了几百名和尚道士做了四十九天“法事”；
用的是一副价值一千两银子以上的贵重棺材板；
为着“丧礼上风光些”，又花了一千两银子行贿替贾蓉买个官职。
荣国府的排场就更大了，单是元妃省亲一次，就特地大兴土木建造了一个“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园，仅仅去江南采买戏班子和彩灯、花烛并各色帘帐，就花去五万两银子。
他们自己也明明知道，“再省一回亲，只怕就精穷了”，但还是要把银子花得象淌海水一般。
这真是“黄柏木作了磬槌子，——外头体面里头苦！”
摆这个大排场干啥，还不是死要面子，虚张声势！
偌大一个贾府，难道竟无一人看出大排场越摆越难吗？
不。
也有人目睹“难处”而主张紧缩，在议论着“省俭之计”。
寄居贾府而没有权力的苏州小姐林黛玉就敏锐地觉察到：“咱们也太费了。
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他们一算，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
野心勃勃而很想掌权的薛宝钗也向王夫人建议过：“如今该减省的就减省些”，“说不得当日的话”。
这个一心要争宝二奶奶地位的封建淑女，献计是为了拍马，以求“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黛玉也好，宝钗也好，虽然各有各的处境，各有各的目的，但都不是掌权的人，说些“省俭”话，不过是书生发点空议论。
掌有实权的王熙凤在贾府是决策性人物。
她看到“家里出去的多，进来的少”，说是“若不趁早儿料理省俭之计，再几年就都赔尽了！”
但是，财迷心窍的王熙凤，根本不可能为整个家族的前景设想出一套“省俭之计”来，她最为关心的是装满自己的口袋。
她对平儿说：“你知道我这几年生了多少省俭的法子，一家子大约也没个背地里不恨我的。”
其实，她那些“省俭的法子”，全是为了无休止地积攒所谓“体己利钱”。
最后贾府被抄时，从她的屋里弄走的她和贾琏历年积聚的东西并“体己”，不下“五七万金”。
还搜出两箱作抵押的房地契、一箱借票来。
这就是她重利盘剥，损家肥己的证据。
只要自己能捞到油水，她哪里管帐房里“寅年用了卯年”的。
王熙凤不是一个人，而是代表一个阶级。
剥削阶级贪得无厌的本性，使“凤辣子”的全部心机和才干，都用在如何利用贾府的混乱，谋取个人和王家的权势实利上。
这深刻地说明，象贾府这样的没落家族，象贾府主子们这样的没落阶级，与“省俭之计”是水火不容的。
被称为“镇山太岁”的探春小姐，在曹雪芹笔下是作为地主阶级的改革家形象出现的。
她比凤姐更年轻，论“才干”和“魄力”，在某些方面可能比凤姐还“更利害一层”。
她也不象王熙凤那样独断独行，而是和李纨、薛宝钗一起搞了个“三驾马车”式的集体领导，天天在那个“议事厅”研究政策。
她逛一次赖大家园子，就留心探问园子的出息，发现“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惨淡经营出一套“兴利除宿弊”的改革方案。
她提出把大观园的花果竹木的出产当作商品卖钱，算是“开源”，她又减免一些笔墨、脂粉之类的费用，算是“节流”。
她搞的“紧缩政策”，听起来是怪不错的，但要真正实行起来，也是“四面楚歌”，到处树敌。
你看，探春的生身母亲赵姨娘为弟弟赵国基的死少给了“赏银”，不是雄赳赳地吵上门来了吗？
邢夫人女儿迎春房里的司棋为了要吃一碗鸡蛋不称心，不是引起大观园厨房的一场争权斗争吗？
处于没落阶段的反动派，固然是到处扩张，到处碰壁，但你只要一搞“紧缩”，内部矛盾就更尖锐。
紧缩到谁的头上，谁就要闹气。
这就难怪探春的“紧缩”政策引起了王熙凤的一番慨叹：“省俭了，外人又笑话，老太太、太太也受委屈，家下也抱怨克薄。”
其实，探春的“紧缩”也不过是在细枝末节上做文章，对于贾府的庞大开支来说，无异杯水车薪，哪里又能拯救得了贾府的经济危机呢？
曹雪芹对探春表示了同情和惋惜，说是“生于末世运偏消”。
这里倒是说出了一点历史的辩证法：对于一切处于“末世”的反动没落阶级来说，它那江河日下的历史命运，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即使再多出几个“才自清明志自高”的贾探春式的人物，最终也还是免不了要滚进坟墓。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到底怎么办呢？
贾珍有句话，说明了他们整个阶级的方针：“不和你们要，找谁去？”
这个“你们”，就是指的农民。
地主阶级所享尽的人间乐事，本来就是用农民所受尽的人间苦楚换来的。
但是，有压迫就有反抗。
毛主席指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
这是历史的一条规律。
贾府的逻辑是，不和农民要，找谁去？
而广大农民的逻辑是，不消灭贾府一类寄生虫，就活不下去。
这样，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即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矛盾就日益尖锐起来。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当然不会也不可能去歌颂或正面描写广大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但我们透过《红楼梦》的字里行间，还是可以看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
小说开卷第一回就讲到甄士隐的家乡：“水旱不收，贼盗蜂起，官兵剿捕，田庄上又难以安身”。
从这幅凋敝的、动乱的农村生活的图画中，我们不是看到了风起云涌的农民革命斗争的情景吗？
第五十三、七十五回以及高鹗续写的第一百零六回，也提到贾府逼租遇到了困难，“庄上的米都不能按数交的”，地租的数量已“不及祖上一半”，这不也透露了广大佃户抗租斗争的讯息吗？
贾府围墙外的农民怒吼起来了，贾府这个深宅大院里面也很不平静。
我们透过大观园的竹林花丛，可以看到贾府广大奴婢的生活饱和着泪水、哀怨和痛苦，有的跳井上吊，有的含恨而死，血泪斑斑，怨声载道。
贾府的奴隶们虽然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尚未达到阶级意识的真正觉醒，却也接二连三地发出了愤怒的呼喊和激烈的抗议，“各屋里大小人等都作起反来了，一处不了又一处”，后院着火，此起彼伏。
它们同广大农民的革命汇合成强大的暴风雨，冲击着贾府的围墙，震撼着整个封建王朝，使它象一条桅断帆裂的破船在风雨飘摇之中沉没下去。
经济危机必然加剧政治危机。
今日苏修、美帝的状况和昔日的贾府也十分相似。
它们都是大而凶，虚而弱。
就说经济吧，号称“发达社会主义”实为在社会法西斯主义统治下的苏联，工业速度不断下降，农业生产长期停滞，财政恶化，商品奇缺，粮食不足，内债外债有增无减，日子一天天不好过。
曾经号称“金元帝国”的美国，财政赤字庞大，黄金储备下降，内外债台高筑。
这两个超级大国的架子虽没完全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它们摆着虚架子称霸，搞了那么多的军事基地，战线拉得很长，摊子铺得很大，不能不每年付出庞大的军费开支。
它们的“裁军”进行曲唱了多年，但军费越“裁”越多，军火生产越“裁”越增加，核试验越“裁”越起劲，使整个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危机频繁发生。
勃列日涅夫既想充当“裁减军费”的旗手，又要争夺扩军备战的冠军；
既要冒充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恩人”，又不得不象乞丐那样低三下四地借债告贷。
两个超级大国都是这样一些死要面子的浮肿病患者，硬是要摆出那个盛气凌人的“大架子”。
为了摆脱困境，它们的逻辑也还是“不和你们要，找谁去”。
不过，这个“你们”，比贾珍说的范围要大得多，在国内，是指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人民，在国外，则主要是第三世界的各个国家和广大人民。
它们对内加紧剥削，对外加紧扩张掠夺，恨不得从一条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
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国内人民和全世界各国人民以及广大中小国家的反抗和不满。
若是想稍为“紧缩”一点什么呢，它们内部各个垄断集团的争吵就立刻加剧。
它们正处于岩浆隆隆欲出的火山口上。
今日超级大国的困境同昔日贾府的困境是多么相象啊！
王熙凤说“大有大的难处”，还反映了贾府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
在这里，围绕着谁掌财政大权、继承权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明争暗斗。
父子之间，母女之间，夫妻之间，婆媳之间，妯娌之间，嫡庶之间，内讧交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愈演愈烈。
这些人，虽然是一家子“骨肉”，但“一个个不象乌眼鸡似的？
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红楼梦》集中写了贾府不同派系的夺权斗争。
第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的重大事件，就是邢夫人、王夫人派系矛盾的丑恶表演。
荣国府掌实权的是二房的王夫人和她的内侄女王熙凤，长房的邢夫人决不甘心这种无权的地位。
傻大姐在大观园拾到了一只“绣春囊”，这对贾府来说当然算得上一桩“伤风败俗”的大事。
邢夫人抓住“绣春囊”，自以为捏住了刀把子，可以狠狠整一下王夫人、王熙凤。
邢夫人一心只想搞臭王氏姑侄，为夺权制造舆论。
当邢夫人派心腹王善保家的气势汹汹地打上门去的时候，王夫人先是“气了个死”，继而是王熙凤推个一干二净，最终引起王夫人、凤姐对大观园的奴婢们来一次突然袭击。
在抄检过程中，两派的主子喽罗都想抓住对方的弱点置于死地，扩大自己的势力，吵得不可开交。
探春与王善保家的大打出手，各有各的后台老板。
探春从中看到了整个家族必然衰亡的命运，因而感慨了一番：“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
这可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
这种“自杀自灭”的狗咬狗的争吵，说明贾府内部日益增长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蕴藏着行将爆发的总危机。
历史的发展总是这样：一个阶级愈是走向没落腐朽，内部的倾轧和争霸称雄也就愈是加剧地进行。
今日的苏修、美帝不也是这样吗？
这两个超级大国在国内，围绕着高额利润的分配，政治权力的争夺，和施政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不同派系的争吵一直没有停止过。
这派得势了，另一派不高兴。
另一派得势了，这派又不高兴，一点也不太平。
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为了争夺世界霸权，更是争斗不休。
苏修和美帝，谁都想整谁，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一个“欧洲问题”，一个“中东问题”，把这两只“乌眼鸡”的形象画活了，列宁说过：“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是不一致的。
尽管它们的部长们一再发表和平调整争执问题的声明，但是事实上帝国主义国家在政治问题上采取任何一个重大措施而不发生分歧都是做不到的。”
苏修、美帝两个超级大国都曾一再指天发誓地发表“缓和”和“合作”的声明。
但实际上，往往是“缓和”声明的声音尚在人们耳际缭绕，就各自调兵遣将争斗起来。
它们嘴里讲要搞什么“均衡”，那里均衡得了呢？
谁不想高过对方一着，压过对方一头。
所以，它们的谈判，是越谈越僵，“上头笑着，脚底下就使绊子”；
“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
现在，连美国《华盛顿明星新闻报》也公开说，“美苏缓和的阶段正达到一个时期的结尾”。
苏修起劲鼓吹的“缓和”假象已经象肥皂泡一样破碎了。
不过它不是“自然”破碎的，而是在“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剧烈争夺中破碎的。
贾府所代表的反动没落阶级的崩溃是不可抗拒的。
曹雪芹形象地展现了这一趋势，但他无法正确理解它，因而经常作出宿命论的解释。
那是不对的。
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才能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
毛主席指出：“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
毛主席在这里告诉我们，在历史上处于反动地位的阶级的衰亡，有一个深刻的转化过程。
这一转化过程反映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进步战胜反动，新生力量战胜腐朽力量。
但是，反动没落阶级的衰亡过程，往往又会表现出种种复杂的形态。
《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有的是摆了几年虚架子，就塌下来，如史家；
有的是一蹶不振地衰落到底，如薛家；
有的是下降中又出现暂时的回升，盛极而衰，如贾家。
认识这种复杂的衰亡形态，极为重要。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也有类似的情况。
如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了横财，政治上成为“世界宪兵”，军事上成为“头等强国”，经济上是所谓“金元帝国”。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帝国主义交了红运，是资本主义的“返老还童”呢？
不是。
正当美帝国主义不可一世的时刻，毛主席就指出：“美国的战争景气，仅仅是一时的现象。
它的强大，只是表面的和暂时的。”
果然，五十年代初期，美帝就从它的“顶峰”上跌落下来，今天，连它自己都哀叹大大不如从前了。
苏联从五十年代中期复辟资本主义以后，很快就作为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做着建立横跨欧、亚、非、拉的殖民大帝国的迷梦。
列宁、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积累的财富，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用作炫耀武力的资本。
他们势头十足，神气活现，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
但是，你既然加入了帝国主义的行列，就必然受着帝国主义规律的支配。
果然，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剥削引起了苏联国内外矛盾的急剧发展，赫鲁晓夫垮台，政治、经济、社会危机接踵而来。
今日的社会帝国主义，野心很大，力量不够，已经是内外交困，一天天烂下去了。
毛主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
这是对古今中外的一切反动派的本质的最为深刻的概括。
“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
贾府是这样的纸老虎，苏修、美帝两个超级大国也是这样的纸老虎。
貌似强大的纸老虎，有时也能唬人。
但是，只要我们善于剥开一切骗人的假象，把客观事物最本质的东西揭示出来，就能看清纸老虎的虚弱本质。
它们越是吹嘘自己，越是表明内心的惶恐；
它们把自己的脸打得越肿，越表明是虚假的肥胖；
它们越是“千里搭长棚”，就越能暴露不可胜数的弱点。
有些人由于不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往往在一个期间内被种种外强中干的假象所迷惑，因而看不见或者过低估计了人民的力量，过高地估计了反动“庞然大物”的力量，盲目迷信所谓西方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
这就有点象刘姥姥盲目崇拜当时的贾府一样。
西方有什么？
戳穿西洋镜，不过是个空架子。
苏修多几枚导弹，多几吨钢铁，又有什么了不起！
导弹不能当饭吃，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武器，而是革命的人民。
小国能够打败大国，穷国能够战胜富国，这不是为近代世界革命史一再证明的吗？
在今天的世界上，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的烈火越燃越旺，战斗团结日益加强，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反对超级大国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斗争，正在蓬蓬勃勃地声势浩大地发展着，而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早已走完了自己的黄金时代，正处于它的“第一个时代的封建主所处的‘地位’”。
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千疮百孔，腐朽不堪。
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上，一切都动摇了，“超级大国”虽然“大”，但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简直没有任何好转的希望了。
贾府是一面镜子。
贾府的“难处”，反映出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难处”，也可以用以照出苏修、美帝两个超级大国的“难处”。
《红楼梦》中的探春小姐，在贾府管过一阵子事以后，讲过一段话：“我说：倒不如小户人家，虽然寒素些，倒是天天娘儿们欢天喜地，大家快乐。
我们这样人家，人都看着我们不知千金万金、何等快乐，殊不知这里说不出来的烦难，更利害！”
今日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各有一本难念的经，正处在危机四伏的狼狈境地，种种“说不出的烦难”，比昔日的贾府“更利害”！
这两个超级大国都背着一个“大”包袱，越背越重，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已经滑到了崩溃的边缘。
看纸老虎的现在，就可以知道纸老虎的未来。
不管苏修、美帝如何挣扎，如何自吹自擂，毕竟是“昏惨惨，黄泉路近”，它们灭亡的命运是决计改变不了的。
“大有大的难处”，装腔作势的王熙凤对这一点是说对了。
二百多年前的曹雪芹当然想不到，我们无产阶级还可以借用他“十年辛苦不寻常”铸成的《红楼梦》这面镜子，照出一切反动没落阶级虚弱的本质和覆灭的命运。
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感谢曹雪芹。
我们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真阅读和研究这部政治历史小说，才能从中吸取有益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此句据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二年出版的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
在八十回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甲戌本、庚辰本中均作“大有大的艰难去处”，意思是一样的。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四期）
新华社南京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电 江苏省南京市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干部、学生和革命烈士家属等，最近在雨花台烈士陵园举行批判会，愤怒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他们表示，要继承革命先烈遗志，学习先烈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保证革命先烈开创的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帝国主义，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建立了反动统治，雨花台变成了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刑场。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那些年代，大批共产党人、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各界爱国人士，被残酷地杀害在雨花台。
前来参加批判会的革命群众想起革命先烈的壮烈牺牲，对叛徒、卖国贼林彪鼓吹“克己复礼”，都激起了极大的义愤。
雨花区雨花公社雨花大队党支部委员、贫农社员陈友德愤怒地说：我是雨花台历史的见证人。
我家祖祖辈辈住在雨花台下，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黑暗年月里，我经常看到革命先烈在这里惨遭杀害。
革命者从来是不怕死的。
我们的同志在刑场上，面对敌人的枪口，大义凛然，高呼革命口号，高唱革命歌曲，坚贞不屈，英勇就义。
在当前的批林批孔斗争中，我们贫下中农决心发扬革命烈士的英勇斗争精神，充分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决不让反动派在雨花台血腥屠杀革命人民的历史重演！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南京十一个大专学校的学生、工人举行示威游行，强烈要求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和平条件。
当时，蒋介石一面玩弄假和平，一面指使军警特务残酷地进行镇压。
革命烈士陈祝三的儿子、南京市委办公室工作人员陈兴祥在批判会上回忆了他父亲惨遭杀害的情景。
他说：当时，我父亲冲破重重障碍，开着汽车前往营救受伤的学生，被国民党特务打昏在地，鲜血直流，还没断气时，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又在他的大腿上猛刺了两刀，拖到一个阴沟里活埋了。
在这场大屠杀中，被杀害了两百多人。
反动派这样对革命人民进行血腥镇压，暴露了他们虚弱的本质。
不管他们如何进行垂死挣扎，都不能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
革命人民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斗争哲学，终于赢得了今天的胜利。
林彪一伙竭力鼓吹“中庸之道”，胡说什么“两斗皆仇，两和皆友”，其罪恶目的就是要革命人民放下手中的武器，不要斗争，让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坚决不答应！
革命烈士王乾山的女儿、南京汽车制造厂发动机分厂工人王正香在批判会上说：我父亲和雨花台的成千上万的先烈一样，惨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
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接过孔老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破旗，叫喊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要“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
林彪的这些黑话，就是要让杀我父亲的那些刽子手重新上台，使千百万革命者的人头落地。
这清楚地说明，林彪搞“克己复礼”，集中反映了地、富、反、坏、右的愿望，这绝对办不到。
无数革命先烈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了红色的社会主义江山，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这个革命果实来之不易。
我们决不能让革命先烈的鲜血白流！
我们要记取历史上血的教训，狠抓阶级斗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江山。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南京晓庄师范工农兵学员从郊区赶到雨花台参加批判会。
这个学校的共产党员、工农兵学员赵志锋，共青团员王世华，在批判会上激动地说：雨花台的历史，革命先烈们的英雄事迹，激起我们对烈士们的无限崇敬。
想起过去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的血腥屠杀，使我们更加认清了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当初，我们学校郭凤韶、姚爱兰、叶刚、沈云楼等四位烈士在这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牺牲时最大的才二十二岁，郭凤韶烈士牺牲时年仅十七岁。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
古今中外，没有例外。”
二千多年前孔老二搞复辟，杀了少正卯，没有挽救奴隶制的崩溃。
蒋介石大肆屠杀革命人民，也没有阻止蒋家王朝的覆灭。
林彪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复辟资本主义，最后落得个粉身碎骨，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我们一定要继承先烈未完成的事业，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永远坚持走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贡献。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丁西林先生追悼会在北京举行-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送了花圈。
楚图南同志主持追悼会，廖承志同志致悼词
丁西林先生遗像 新华社发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一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丁西林先生，因病于一九七四年四月四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一岁。
丁西林先生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
丁西林先生系无党派爱国人士。
二十多年来，他认真学习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努力贯彻执行党的对内对外政策，积极从事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对外友好活动，不辞辛劳，兢兢业业地工作，为人民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丁西林先生生前极为关心祖国的统一，怀念台湾省同胞，盼望台湾省早日解放。
丁西林先生追悼会于四月十一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送了花圈。
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统战部、外交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图书馆以及丁西林先生生前友好，也送了花圈。
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和委员贝时璋、庄希泉、吴有训、罗叔章、胡厥文、胡愈之、童第周、谢扶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和丁西林先生生前友好姬鹏飞、廖承志、童小鹏、杨骥、丁雪松、林林、李恩求、周秋野、叶籁士、楚图南、宋一平、周一萍、周培源、唐钺和革命群众代表二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由楚图南同志主持，廖承志同志致悼词。
丁西林先生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一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今天下午会见由巴西出口商协会主席朱利特·科蒂尼奥率领的巴西出口商协会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的有代表团成员：巴西外交部亚洲及大洋洲处处长卡洛斯·布艾诺，巴西计划和协调部部长办公室顾问路易斯·马加良斯，巴西工商部糖酒业协会驻欧洲代表奥梅尔·蒙塔莱格雷等。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贸部副部长柴树藩，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李川，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陈德和，外贸部局长郑拓彬等。
巴西出口商协会代表团是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邀请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于四月十日到达北京的。
守卫在珍宝岛上的边防某部六连指战员同当地群众一起开展批林批孔斗争。
这是他们和被苏修装甲车压伤的渔民王文明一起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妄图投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搞投降主义、卖国主义的罪行。
（新华社稿）
新华社横滨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一日电 中国驻日本大使陈楚四月十一日在横滨举行宴会，欢迎前来参加第二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共和和老挝（爱国战线）的乒乓球代表团的负责人。
应邀出席宴会的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乒乓球代表团总团长金有淳、团长孙吉川，越南民主共和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谢光战，越南南方共和乒乓球代表团团长南荣和老挝（爱国战线）乒乓球代表团团长昆占丹等。
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和正在这里访问的中国体育友好代表团的负责人也出席了宴会。
===== 第二届亚乒赛单打第一阶段比赛结束-产生了男女单打和少年男女单打小组第一名。
运动员们的好风格、好球艺、观众的热烈赞扬
新华社横滨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一日电 第二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男、女单打和少年男、女单打第一阶段的比赛，于四月十一日晚全部结束。
在从四月十二日开始的第二阶段比赛中，将由第一阶段各组同名次的选手进行单淘汰赛。
各组第一名选手组成的组，将产生本届锦标赛单打的前三名。
各国各地区运动员把十天来结下的深厚友谊带到单打比赛之中，使比赛场里的团结友好气氛显得更加浓厚。
他们在比赛中表现出来的好风格、好球艺，受到观众的热烈赞扬。
今天上午，来自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不丹运动员普布·策林出战越南南方共和运动员陈德功，立即引起了观众的密切注意。
不丹乒乓球代表团是由两个人组成的。
策林既是团长又是运动员。
代表团团长亲自上阵，这在比赛以来还是初见。
而不丹运动员又是本届比赛以来第一次出场。
横握拍的策林和陈德功都是进攻型选手。
战幕一拉开，双方都力争主动，加强攻势。
陈德功攻球凌历，不断拉弧圈，打对方空挡，连连得分。
策林虽然在第一局和第二局失利，但是他在比赛时一再发动攻势，时而正手抽杀，时而反手一击，时而近台，时而远台。
观众对他这种不畏强手的顽强战斗精神，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整个比赛过程中充满着友好的气氛。
比赛结束时，许多摄影记者都围了上来，为不丹运动员摄影留念。
不丹运动员在这次锦标赛中，同其他各国和各地区的运动员一样，结识了很多乒坛朋友。
今天上午，伊拉克少年选手萨拉赫和日本少年选手宫田诚进行的一场精彩比赛，吸引了许多观众。
宫田曾获得一九七三年全日本中学生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第二名。
萨拉赫是伊拉克队培养出来的新生力量，曾于一九七二、一九七三年到北京参加过第一届亚乒赛和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
尽管萨拉赫近来因为对当地气候不适应，身体有些不舒服，但他坚持战斗，越战越勇，同宫田一连打了四局，以三比一胜宫田。
日本观众不断给小萨拉赫打气鼓励，给他增添了力量。
伊拉克教练哈桑在比赛后对记者说：“这两名选手今天都打得不错。
我们的选手带病打球取胜，是因为他平时锻炼很刻苦，这几年进步较快。”
从四月十二日起，除继续进行男、女单打比赛外，还将开始举行男、女双打和混合双打比赛。
新华社横滨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一日电 第二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男、女单打和少年男、女单打比赛，四月十一日晚结束了第一阶段的比赛。
男子单打比赛三十二个小组的各组第一名是：长谷川信彦（日本）、邝强（澳门）、王家麟（中国）、陈文琼（越南民主共和国）、刁文元（中国）、井上哲夫（日本）、阮玉世（越南南方共和）、阮玉潘（越南民主共和国）、李振恃（中国）、阿·赫加齐（伊朗）、艾·托姆林森（新西兰）、阮庭翻（越南民主共和国）、谢崇文（新加坡）、卡·贾扬特（印度）、今野裕二郎（日本）、黄耀荣（香港）、河野满（日本）、科·奇特拉卡（尼泊尔）、格·贾加纳特（印度）、陈盛兴（香港）、西里猜（泰国）、许绍发（中国）、尼·巴贾杰（印度）、埃·加夫里多（菲律宾）、宋保华（马来西亚）、黄世荣（越南民主共和国）、哈·米尔—萨德吉（伊朗）、陈德功（越南南方共和）、初猜（泰国）、田阪登纪夫（日本）、查·伍瓦尼奇（澳大利亚）、郗恩庭（中国）。
女子单打十六个小组的各组第一名是：胡玉兰（中国）、朴英玉（朝鲜）、枝野富枝（日本）、阿·斯通斯特里特（新西兰）、横田幸子（日本）、杜氏青（越南南方共和）、黄锡萍（中国）、金昌爱（朝鲜）、张立（中国）、陈菊香（新加坡）、车京美（朝鲜）、阿部多津子（日本）、郑怀颖（中国）、朴英顺（朝鲜）、艾·塔瓦瓦（菲律宾）、大关行江（日本）。
少年男子单打八个小组的各组第一名是：艾·扎耶德（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戴敏才（马来西亚）、李汉华（香港）、山口享（日本）、阿·库马尔（印度）、罗·埃斯克霍（菲律宾）、萨拉赫（伊拉克）、叶进文（新加坡）。
少年女子单打八个小组的各组第一名是：杨艳群（中国）、郑碧英（马来西亚）、漆尾珠代（日本）、侯颂翠（新加坡）、刘学（香港）、梅·布香（印度）、娘·布西（老挝）、川东加代子（日本）。
新华社横滨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一日电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乒乓球代表团总团长金有淳，四月十一日在横滨举行酒会，招待参加第二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的各国、各地区的代表。
金有淳在酒会上讲话时说：“在横滨举行的亚乒联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于一九七六年在我国首都平壤举行第三届亚乒赛，这表明了亚洲人民和运动员对我国的信任。
对此，我们表示热烈欢迎。”
他说：“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亚乒赛中结成的亚洲人民和运动员的友好纽带，通过在横滨举行的第二届亚乒赛，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在平壤举行的第三届亚乒赛，将会开出更加灿烂的花朵。”
金有淳强调说：“珍视和渴望发展亚洲人民和运动员之间友谊的朝鲜人民和运动员，衷心期待和热烈欢迎各位来访我国。”
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主席韩德铢，横滨市长飞鸟田一雄以及第二届亚乒赛组织委员会的负责人出席了酒会。
新华社联合国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电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胡阿里·布迈丁四月十日上午在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发表讲话。
布迈丁主席首先说，阿尔及利亚提出要求召开这次大会的倡议，是从去年九月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四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上庄严地表达出来的一些考虑出发的。
最近的事态发展使得这些考虑变得更加尖锐和突出了。
这些考虑在全世界引起了最广泛的反响，我们这次大会就是证明。
他说，那次不结盟国家会议对统治着当前国际关系的体制提出了异议，并且断然拒绝了那种想使绝大多数国家、人民只充当被动的角色的打算。
会议从确保第三世界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应有地位而明确表示的意愿出发，给了不结盟运动以新的推动。
布迈丁主席说：“冷战局势的逐渐消逝并没有使第三世界国家的处境得到相应的改善。
恰恰相反，紧张局势和战争转移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三大洲成为当代世界所有矛盾更尖锐的地区。”
在第三世界地区，“大国的敌对越来越加剧，各国人民的安全特别受到威胁”。
布迈丁说：“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国际安全问题只有从各国人民获得解放和尊重各国独立的角度出发才能有效地处理。”
布迈丁主席说：“今天，支配国际关系的是解放力量同进行统治和剥削的大国之间的全面的和多种形式的对抗，每当这些大国的特权遭到否认，它们就使人们已经获得的独立实际上重新发生问题。
因此，紧张局势的策源地正在增加，在当前世界局势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第三世界各地区，新的冲突正在发展。”
布迈丁主席在谈到中东问题时说，在十月战争以后，“我们现在必须向我们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采取了最终解决这一问题的步骤，或者说，是不是帝国主义企图再次维持现状，并把新的既成事实强加于人。
“抉择是明确的：要么采取导致持久和平的行动，那就必须如不结盟国家会议所强调的那样，从全部被占的阿拉伯领土撤走，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
要么继续使用拖延阴谋和手段，再次牺牲各国人民的权利，拖延解决期限，继续剥夺人民权利。”
布迈丁主席接着谈到了发展问题。
他首先强调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他指出，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对富国和穷国之间的经济关系重新进行深刻的调整。
布迈丁说，少数操纵世界经济的高度发达国家“凭着它们的统治地位，根据它们自己的需要自行决定世界资源的分配。
这种情况实际上是要把一部分国家越来越富而另一部分国家沦于贫困的趋势当作是一种普遍的规律。”
“想要取得和维持自己对世界资源的统治地位的愿望，是世界上帝国主义大国所作所为的指导思想。”
“发达国家控制了主要的原料消费市场，而且几乎垄断了制成品和设备的生产，同时它们还垄断了资本和服务事业，因此它们能够任意确定它们从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原料以及它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设备和劳务的价格。
“这样，它们便对以通过多种途径来为自己榨取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源。”
布迈丁主席继续说，当前的世界经济秩序“同殖民主义秩序一样，是不公正的和过时了的，它的根源和实质都是殖民主义秩序。
因为它是按照使穷者越来越穷和富者越来越富的趋势来维持、巩固自己和兴盛起来的。
这种经济秩序是整个第三世界国家任何发展和进步的重大障碍”。
布迈丁主席说，原料生产国要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以便把它们的自然资源用于它们自己的发展事业。
它们已经为此进行了几次斗争，并取得了初步胜利。
但是，只要国际垄断资本和跨国公司继续掌握着把穷国财富转移出去的各种手段和确定基本原料价格的体系，要做到收回（自然资源），就仍然是一句空话。
因此，在各国人民解放的坎坷不平的道路上遇到了新的战斗。
布迈丁主席强调说：“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所采取的行动第一次最具体、最鲜明地表明了原料价格对我们这些国家的重要性，表明了掌握决定价格的手段对于生产国所具有的重大的必要性，以及原料生产国的团结所蕴藏着的巨大潜力。
“因此，发展中国家不应以那些想要分裂第三世界的人所提出的观点来看待这个行动，而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榜样和一个希望的源泉。”
“因为，继石油生产国作出决定之后，现在应当提到第三世界议事日程上来的行动，就是把石油生产国所获得的成果扩大到发展中国家的各种基本原料上去。”
他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原料生产国在铜、铁矿砂、铝矾土、橡胶、咖啡、可可、花生等基本原料问题上所采取的行动，表明“生产国的团结蕴藏着新的活力”。
布迈丁主席强调指出：“鉴于每当我们提出我们切实的发展问题时总是遭到拒绝，发展中国家今天在有效地收回自然资源方面所出现的大有希望的前景面前，不能因此忽略完全可能出现的反对我们行动的极其严重的障碍。”
他说，今年二月，一些发达国家在华盛顿召开的关于能源问题的会议就是这种态度的最新证明。
他说，使工业化国家最感到恼火和引起它们粗暴反应的是，发展中国家有史以来第一次能够由自己来确定它们的基本原料的价格。
工业化国家企图通过成立一个同产油国相对抗的联盟，来挫败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行动，同时向其他生产基本原料的发展中国家显示发达国家的威慑力量。
布迈丁主席列举大量事实驳斥了帝国主义国家开动全部宣传机器对石油输出国提高石油价格进行的诽谤和歪曲。
他指出，工业品、粮食等价格的上涨幅度比石油更大。
而肥料和小麦等商品的涨价是对发达国家有利的。
事实上，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构成中，用于购买食品和肥料的开支相当于购买石油开支的将近两倍。
他指出，近五年来，钢、水泥、拖拉机等工业品都成倍或几倍地涨价。
他还指出，外国公司还从它们在那里拥有生产资料或从事出口活动的发展中国家中把它们所赚得的资金转移出来。
仅仅利润一项，在一九六○年——一九七○年十年发展时期的后五年内，它们从发展中国家所抽出的资金就达二百三十亿美元。
此外，全体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的债务上升到将近八百亿美元。
今年为偿还这笔债务需要支出约九十亿美元。
这是迫使发展中国家长期地继续借债并且使它们的国际收支状况越来越恶化的因素之一。
布迈丁说：“我们认为必须把战略建立在遵循如下行动方针的基础上：
——第一、发展中国家把它们的自然资源掌握在自己手里，这首先就包含着要对这些资源的开采实现国有化并控制确定价格的机构；
——第二、提出联贯的和完整的发展进程，主要通过各有关国家发掘其全部农业潜力，以及在可能做得到的地方主要依靠就地加工以矿业和农业为来源的自然资源，从而深入地实现工业化；
——第三、在各国人民广泛团结的基础上，动员国际大家庭的援助，主要靠富裕的发达国家在财政、技术和贸易方面向那些有待于促进其发展的国家提供援助；
——第四、取消或至少是减轻目前压在发展中国家身上的负担并缓和它们的处境，这些负担和处境往往使得这些国家为自己的发展作出的努力和牺牲所获得的成果化为乌有。
——第五、制定和执行一项向那些被联合国大家庭看作是最贫穷国家的人民提供更多援助的特别计划。”
布迈丁接着说：“第三世界国家采取的国有化措施，经常遇到私人利益集团的威逼行径和某些国家政府的敌视态度，这些国家政府用它们强大的经济和贸易力量所提供的手段来反对这些措施的实行。”
“这次会议应该谴责所有那些利用实力或强大的经济力量来使这种新经济侵略形式永久化的政府或企业，这种经济侵略的新形式就是企图取消、破坏或阻止有效地行使国有化的主权。”
布迈丁主席呼吁原料输出国建立联合阵线，集体地保卫自己的权利。
他说，只要把发展中国家出口的约十五种原料的售价恢复到前十年初期的水平，就能使这些国家获得例如等于发达国家在一九七二年向所有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的三倍或四倍的资金。
他指出，对于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来说，农业仍然是，而且无疑在长时期内还将继续是需要占用我们大部分人力的活动。
此外，在我们为未来制定计划时，农业必须仍然是我们期望从中获得大部分食品的部门。
因此，充分利用农业潜力，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是我们发展政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其目的在于尽可能地在粮食需要方面达到自给自足。
“关于工业化，到目前为止，在关心国际发展的人士中流行的哲学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说法上：既然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各个方面的生产率是低的，这些国家即便不是永远不能进入工业化时代，至少也应当推迟进入工业化时代的时间。
根据这样一种表面上说是以关心妥善经营和追求集体的最大利益为基础的哲学，我们这些国家只好一直等到本国资本的利润率能同发达国家的相比，我们的大部分工人都获得先进的技术训练之后才能实现工业化了。
“这样，我们这些国家就会陷入无所作为和等待主义的恶性循环中，被迫屈从于不平等的国际劳动分工”。
布迈丁说，“如果每个国家都要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真正主人，就必须对自己国家的发展负起责任。
这就是说，首先要动员本国的一切人力和物力。”
布迈丁说，发达国家必须接受这样一点：“发展中国家享有它们的合法权利和得到它们应得的一切东西”。
“这意味着对发展中国家的原料付给公平的价格，而且还要保障这些价格的购买力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免于遭到由于实行国际货币制度所引起的危险和不安全的影响。”
布迈丁指出，通货膨胀是从发达国家经济内部产生出来的现象，把通货膨胀的恶化归咎于石油价格上涨是绝不能容许的。
石油价格对于全面价格上升的影响始终是非常小的，今天仍然是这样。
布迈丁认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必须在民主的基础上进行改革。
他说：“目前的这种国际货币体系妨碍了世界贸易的发展，特别是妨碍着第三世界国家克服不发达状况的意愿的实现。”
他说：“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应该建立在这种基础上：必须让第三世界国家有权在民主的基础上，参与这种货币体系的制订和执行。”
谈到外援问题时，他表示，为了使较穷的国家的国际收支的负担不致太重，对外援助中的无偿援助份额应当增加。
应当进行研究，考虑把许多债务取消，对另一些债务则改善关于还款期限、延期偿还和利率等条件。
外援再也不应该作为一种收买政治上和军事上顺从的手段，特别是，在进行发展援助时，绝不应附加任何条件使援助同维持原料的极低价格联系在一起。
布迈丁建议，拟订一个国际性的援助发展中国家的专门计划。
“这个计划应有确定的期限和明确的目标。
它应当使最贫困的国家的最起码的基本需要，也就是使它们对食品、能源、医药、肥料、资本货物和劳务等最必需产品的需要有可能以特别优惠的条件，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无偿地得到满足。
同时，这个专门计划必须使这些国家有可能得到用于短期发展的额外财政援助。”
他说：“我希望：大会将作为一个具体和迫切的措施通过这个建议，从而成为这次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作出贡献取得的成果之一。”
新华社联合国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电 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四月十日开始的一般性辩论中，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代表发言，谴责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掠夺和控制，要求改造当前极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
这次特别会议的倡议者、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第四届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执行主席布迈丁，在上午一般性辩论开始时发表了长篇讲话（讲话摘要另发）。
他的讲话多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下午会议上发了言（全文已另发）。
邓小平团长发言结束后，场内响起长时间热烈掌声。
很多国家的代表、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纷纷走到中国代表团的座位前，和邓小平团长以及乔冠华、黄华副团长热烈握手，表示祝贺。
伊朗财政大臣贾姆希德·阿穆泽加尔在发言时指出，现在，在世界各国之间，“在获得资源和开发资源的技术方面，在产品的分配和消费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
为了维持一小撮富裕和过度消费的国家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我们地球的资源正被滥肆开采，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被浪费掉。
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象过去几十年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有这么多的浪费，有这么多的对环境的破坏。
这种现象是工业国和跨国公司蓄意推行的价格政策造成的；
这些公司开发资源只从它们自己和它们国家的短期利益着想，而很少考虑到人类的长远利益。
同这种富裕、繁荣和浪费相对照，我们看到世界上半数以上的人口正在遭受贫困、饥饿、疾病和无知的痛苦。”
他说，“现在需要对国际贸易结构来一个彻底审查。
迫切需要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稳定和贸易条件的基本改善。”
阿穆泽加尔谴责一些工业大国采取竭力压低石油价格的政策，并强调调整石油价格是必要的。
他列举事实和数字，揭露大石油公司一直压低伊朗原油的价格，而发展中国家从工业化国家输入的必需品的价格却不断上涨。
他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最近原油价格的调整是合理的。”
“这一成就是在初级产品领域内一项极其重要的发展；
因为这是在发展中国家为争取合理解决以公平价格向世界市场输出原料这个困难问题而进行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一项重大突破。
这是这些国家为发展本国经济所采取的一种行动”。
阿根廷外交部长阿尔贝托·比格内斯发言说，阿根廷政府从一开始就坚决支持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提出的关于召开联合国大会这次特别会议的倡议。
他说，大的跨国公司的“活动经常侵犯各国的合法利益，干涉内部事务，或者挑起扰乱国家之间正常关系的事端”。
他说，最近的“能源危机”表明，“当发展中国家协调一致和坚决地行动起来保卫自己合法利益的时候，我们在初级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方面依附大的工业中心的政策和决定的情况就可以倒转过来。”
哥伦比亚外交部长阿尔弗雷多·巴斯克斯·卡里索萨发言说，由于工业国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和其他原因，有必要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
他举石油为例来说明长期以来在国际经济中存在的不公正现象。
他说：“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中从事活动并控制着多种产品的市场；
这些跨国公司的存在是引起发展中国家不稳定的一个因素，并且导致在这些国家中进行各种形式的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干涉。”
他着重指出，今天，拉丁美洲的经济解放是拉丁美洲各国的共同目标。
他指出，整个说来，最近几年来贸易条件对第三世界一直是不利的；
而在拉丁美洲表现得更加尖锐。
事实上，拉丁美洲地区同美国之间的贸易一直出现逆差，而且逆差越来越大。
他说：“我们决心改变我们对外贸易中的这种下降趋势。”
利比里亚总统威廉·托尔伯特在讲话中说，如果把不可忍受的负担放在发展中国家身上，而商品、劳务和重要原料的费用在增加，那就可能意味着一次世界性的衰退或全球性的对抗。
他说，“发达国家必须承认发展中世界不肯单纯依靠别人的意志来发展资源的决心。”
“它们必须认识到时代的现实，并且决定放弃那种服务于使自私目的永久化的犯了时代错误的偏见。”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部长谢尔在发言中宣扬工业化国家长期是什么“唯一的赠与者国家”。
同时，他说，“现在情况变了。
所有人都清楚地认识到工业化国家并不是世界经济的唯一支柱。”
法国外交部长米歇尔·若贝尔在发言中一方面说，“法国并不否认人们称之为殖民主义的这种东西是以各种单方面的不平衡为特征的。”
同时，他又说，“这不是走向采取相反方向的过头行为的理由，也不是用别的不正义和蛊惑人心的行动来代替过去和现在的不正义的理由”。
他在发言中还批评美国在一九七一年八月暂停美元的自由兑换。
他说，这就把“货币混乱的压力转移到那些并不强大到能够在没有美元自由兑换为各种储备手段的保证的情况下维持下去的经济上”。
英国协办外交事务国务大臣戴维·恩纳尔斯在发言中承认，“富国和穷国之间的裂缝远远没有弥合，而是已经变得越来越大”。
卢森堡外交大臣加斯东·托恩也在一般性辩论中发了言。
新华社联合国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电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布迈丁四月十日晚上举行盛大招待会，招待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的各国代表团。
中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副团长乔冠华、黄华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布迈丁主席在招待会上同邓小平团长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在招待会上，邓小平团长和乔冠华、黄华副团长同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代表进行了友好交谈。
据新华社墨西哥城一九七四年四月九日电 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四月七日重申，墨西哥赞同和支持不结盟国家倡议召开的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
据这里的《国民报》报道，埃切维里亚总统在接见国立工学院学生时重申了墨西哥的这一立场。
埃切维里亚总统说，墨西哥属于第三世界，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要为重新确定我们所出口的原料的价格而斗争”。
他还说：“我们一定要更仔细地思考，作出巨大的努力，来寻找独立发展的道路。”
《墨西哥日报》四月九日发表文章指出，讨论原料和发展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是一场第三世界同超级大国的对抗。
文章强调说，第三世界是带着罕见的勇猛气势去参加这次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