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毛泽东
版面：头版
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版面：头版
南越西贡当局竟然再次出动军舰，侵占我国南沙群岛所属南子岛等岛屿，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表示强烈的谴责和抗议。
中国政府决不容许西贡当局以任何借口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二月四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声明
一九七四年二月四日
最近，南越西贡当局在入侵我国西沙群岛，遭到我国军民的痛击之后，竟然于二月一日再次出动军舰，侵占我国南沙群岛所属南子岛等岛屿，在岛上非法设立所谓“主权碑”。
这是西贡当局对我国领土主权的肆意侵犯，对中国人民新的军事挑衅。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此表示强烈的谴责和抗议。
中国政府已多次声明，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东沙群岛，都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些岛屿及其附近海域具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不容许西贡当局以任何借口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
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版面：头版
日本政府和南朝鲜当局背着中国在东海大陆架划定所谓日、韩“共同开发区”，这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
中国政府决不能同意。
如果日本政府和南朝鲜当局在这一区域擅自进行开发活动，必须对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二月四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声明
一九七四年二月四日
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日，日本政府和南朝鲜当局在汉城签订了所谓共同开发大陆架的协定。
该项协定在东海海域片面划了大面积的大陆架，作为日本和南朝鲜的所谓“共同开发区”，由日本和南朝鲜双方共同投资，在该区域开发石油和天然气。
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受权声明：中国政府认为，根据大陆架是大陆自然延伸的原则，东海大陆架理应由中国和有关国家协商确定如何划分。
现在，日本政府和南朝鲜当局背着中国在东海大陆架划定所谓日、韩“共同开发区”，这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
对此，中国政府决不能同意。
如果日本政府和南朝鲜当局在这一区域擅自进行开发活动，必须对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版面：头版
本报讯 一五四二部队医院的同志们，走出营房，在社会大课党里，联系阶级斗争实际，深入批林批孔，更加认清了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为了弄清孔老二宣扬的“仁义”、“忠恕”等谬论的实质，这个医院的同志来到某县城关公社，和当地贫下中农一起，在旧社会立下的荆轲塔前，联系孔老二的信徒、奴隶制的忠实卫士荆轲要刺杀秦始皇这一历史事件，对孔老二的“仁义”、“忠恕”进行了分析批判。
战国末期，秦始皇代表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利益，采用法家思想，借助人民力量，统一中国，打击了腐朽的奴隶主阶级的复辟势力。
当时，儒家反动思想的维护者荆轲，为了挽救奴隶主阶级灭亡的命运，伪装“归顺”秦朝，暗藏匕首于地图中，借献图为名伺机刺杀秦始皇，妄图复辟奴隶制度。
后来图穷匕首见，阴谋暴露，落到了自取灭亡的可耻下场。
对这样一个反动刺客，反动统治阶级为了推行孔孟之道，极力为荆轲树碑立传，修塔纪念。
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更是对荆轲钦佩得五体投地，他游窜到河北搞阴谋的时候，到处吹捧荆轲是“慷慨悲壮之士”，并扬言要做荆轲那样的人。
同志们联系这些阶级斗争的事实，认识到，从孔老二上台七天杀害革新派人士少正卯，荆轲谋刺秦始皇，到林彪恶毒攻击秦始皇，充分说明历代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妄图拉历史车轮倒转，实现反革命复辟，总是满口“仁义道德”，骨子里装满反革命杀机。
同志们在批林批孔中，还十分注意联系现实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际，批判孔孟之道。
一次，他们来到某县瓦窑头大队，调查了这个大队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成长的情况。
这些知识青年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从城市来到农村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迅速成长。
医院党委及时组织大家用调查的材料深入批判孔孟鼓吹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反动观点，和林彪污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的谬论。
大家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同几千年来的旧思想、旧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新生事物，是反修防修，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措施。
历来的反动阶级总是十分仇视知识青年同工农相结合。
从孔孟贩卖“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到刘少奇鼓吹“读书做官论”，林彪恶毒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教子尊孔读经，无一不是鄙视劳动人民，鄙视体力劳动的。
他们的共同目的，就是为了培植精神贵族和特权阶层，妄图把青年作为复辟的工具，维护反动阶级的统治。
通过批判，大家更加认清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人人争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促进派。
干部战士一方面虚心向知识青年学习，一方面积极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勉励他们扎根农村干革命。
医院还派出医疗组挨家挨户地看望知识青年，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实际困难。
许多同志还利用书信往来鼓励自己的亲人上山下乡。
张良臣副院长通过批林批孔，思想受到很大震动，狠斗了头脑中旧的传统观念，积极说服儿子到农村安家落户，做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
作者：万里征/李绍珍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
每当我们唱起这首歌时，很自然地想到，在风雪高原，在南海岸边，在密林深处，在长江桥头，为了捍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多少指战员在那里度过了雨雪冰霜的日日夜夜，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春夏秋冬。
“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
我们要向这些好同志学习。
“高原就是我的家”
在黄河源头，有一座海拔四千八百米的高山。
一九六七年七月，上级决定派刘光华跟随一部雷达到山上工作。
初到高原的人，高山反应特别强烈。
行军到了温泉，刘光华就吐了起来。
走起路来非常吃力。
刘光华面对这种情况，回忆起一段往事：解放前，父亲给地主打长工做短工，累死累活也养活不了全家。
是党和毛主席把我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是党和毛主席把我培养成革命战士。
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我要听毛主席的话：“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
我宁愿向前走千里，决不往后退半步！
刘光华和同志们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在高山上安上了“千里眼”，警惕地保卫着祖国的西北领空。
当人们问起刘光华为什么那样安心高原的时候，他总是乐呵呵地说：“高原就是我的家嘛！”
一九七○年冬，刘光华担任了十六连连长。
高原上吃水非常困难，夏天要到一里多远的小河沟去拉水，冬天要到三、四里外的南山下去背冰，碰到干旱之年，就要到十几里路以外的地方去背冰。
一天不拉水背冰，人就没吃的，机器就没用的。
刘光华觉得，光靠拉水背冰不是长远之计，要想个办法。
于是，他向党支部建议：发动全连同志，自己动手，就地打井。
在这里打井，可不象在平原上那么容易！
地冻了一米多厚，硬得象花岗岩，刨上一镐头，只是指头大的一个白点。
在这种情况下，刘光华带领战士们，硬是凭着几把铁镐，挖出了大井坑。
一米、二米、三米……八米，水终于从地下渗出来了。
见到水，干部战士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啦！
连队在高原上，吃菜更不容易。
以前，当地不生产蔬菜，要用汽车从千里之外运送。
遇到大雪封山，连队就一点菜也吃不上。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一九七一年春天开始，刘光华带领战士们整修挡风墙，翻地施肥，播下菜种。
菜苗出土了，刘光华天天晚上注意观察天气。
经过全连同志的努力，这一年，他们夺得了蔬菜丰收，初步解决了连队吃菜问题。
十六连在高原住的都是钢架房，冬天一到，四面透风。
为了改善环境，刘光华带领战士们到三十里外的地方去拉黄粘土，把房子盖得非常牢固。
（本报通讯员）
南海岸边把根扎
海军某部转运站站长沈万林，一九四七年参加革命。
二十七年来，他工作调动十多次，职务上下好几回，始终朝气蓬勃地战斗在基层。
一九六○年，沈万林积极响应上级的号召，志愿报名从繁华的上海来到南海岸边，支援海防建设。
他在原单位时，就是排级干部，到南海后，领导上考虑他当过司机，就让他继续干这个老行当。
他二话没说，愉快地驾驶着大卡车夜以继日地战斗在工地上。
三个月的期限到了，有一部分同志要回原单位。
组织上决定他长期留在南海工作，问他有什么意见，他毫不犹豫地说：“在哪里还不是一样干革命，革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从此，他就在南海岸边扎下根来，为海军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九六二年以来，沈万林的职务常常变化。
起初，担任机械运输科代理副科长，后来组织上叫他担任汽车连连长，不久又从汽车连调去当代理副科长，而后又被调到转运站当站长。
每逢遇到这种情况，他总是以党的利益为重，自觉服从党的分配。
沈万林所到的工作岗位，都是很艰苦的。
一九六八年，部队党委决定让他去办农场，他带着十几个战士，奋战了两个月，搭起了草棚，开垦了几十亩地，种上了庄稼。
农场初具规模，领导上又叫他到供应站工作，他把供应工作做得很好。
过了一段时间，领导上又把他调到工地指挥所管理现场，他把现场管理工作搞得有条不紊。
去年初，组织上决定让沈万林和其他几个同志去办新的农场。
当时农场条件差，环境艰苦，他毫不犹豫地打起背包，奔赴新的战斗岗位。
农场的战士说：“你年纪大了，往后少干点多说点，我们多干点就行了。”
沈万林立即回答：“不！
作为领导，更应该带头干！”
农场开荒，他抡起锄头刨在前面；
浇粪施肥，他第一个抢挑粪桶。
农场种水稻经验不足，他就向附近的老农学习，了解当地的耕作特点和学习农活技术；
有时夜深人静，他一个人还在灯光下修理工具。
战士们说：“老黄牛还有个歇脚的时候，可是我们站长为工作从来没歇过脚，叫过累。”
“干革命不学习不行”。
这是沈万林的口头禅。
同志们经常看到他坐在小凳子上，聚精会神地读着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有时在书上划杠杠，有时在笔记本上写心得，脸上现出令人难以形容的笑容。
看着这番情景，大家都会自然地找到答案：为什么他能扎根南海岸边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了他的头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明了他前进的方向。
他常说：“我要活到老干到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永远听毛主席的话，将革命进行到底。”
（万里征）
破雪开路打先锋
云南边防部队某部一连副连长赵定全，艰苦的担子抢先挑，危险的时刻冲在前，战士们都亲切地称他是模范带头人。
去年初，新战士刚从祖国内地来到边疆，连队就踏上了千里拉练的征途。
面对着海拔四千三百多米的大雪山，有些新战士产生了畏难情绪。
当时，连队主管干部都不在家，他召开了支委扩大会，研究制定了战胜爬山困难的措施。
会后，他来到新战士中间，用红军老前辈爬雪山的英雄事迹鼓舞和教育大家。
第二天一早，部队向雪山进发了。
他走在队伍的最前头，为大家踏雪开路。
老同志都知道，踏雪开路要准确地绕过雪坑，要比其他人付出更大的气力，都争着要替换他。
但赵定全坚定地说：“在共产党员面前，没有爬不到顶的雪山。
我能顶得住！”
每次陷进深雪里，他就顺势往前一扑，用身体压紧积雪，好让后面的同志前进。
连队踏着赵定全的脚印，一步一步向山顶爬去。
从小生长在嘉陵江边的新战士陈学华高山反应严重，头一晕，便大口大口吐起来。
赵定全急忙叫卫生员打针服药，然后抢过小陈的步枪和背包背在自己身上，扶着小陈，艰难地向山顶爬去。
赵定全带领全连干部战士互相帮助，克服了重重困难，胜利地通过了雪山。
战士们常用“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句话来称赞赵定全。
有一段时间，营建施工急需七万斤石灰。
一连受领了烧石灰的任务后，赵定全带领战士们来到了阿东大桥边扎下营盘。
烧石灰用的木柴要爬过一道险崖才能砍到。
赵定全带领一个班先上。
在爬这道险崖时，脚无处蹬，手无处攀，只要一失足就会摔得粉身碎骨。
同志们试爬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赵定全想，如果架上一个“天梯”，不就可以通过了吗？
他砍来一棵碗口粗的小树，斜搭在绝壁上。
用肩头顶着小树，让战士们踏着自己的肩头攀上“天梯”，安全地爬上了绝壁。
他又拉住战士们放下来的绳子，爬了上去。
一条垂在悬崖绝壁上的绳子，就成了他们上工下工的大路。
他们在山上大干苦干，保证了石灰窑烧柴的需要。
石灰烧好后，熄火五天才能出窑。
一次，他为了提前出窑，熄火才三天，就一头扎进了石灰窑。
热气烤得他口干舌燥，石灰烫得他满手起泡，但他仍然坚持到把窑出净。
在赵定全的带动下，同志们出大力，流大汗，提前完成了上级交给的烧石灰任务。
（李绍珍）
背架运输多豪迈
“风雨走驿道，夜宿丛林床，连长带头干，背架运输忙”。
昆明部队某部运输连在执行艰苦繁重的任务中，连长徐大成总是带头苦干，为战士做出好榜样。
以前，运输连用自行车运输。
后来他们担负筑路测设队的供应任务，每天爬大山、穿密林，自行车就施展不开了。
这可怎么办？
徐连长说：“测设队勘察到哪，我们供应到哪。
用自行车运不行，我们就用人扛！”
他和战士们一起从山上砍来藤条和竹子，做了一百多副背架，每天攀山穿林给测设队送给养。
测设队的宿营地经常变化，给背架运输带来不少困难。
有一天，他们每人背着五十多斤东西，顶着启明星出发了。
下午赶到测设队的宿营地一看，测设队已经提前完成这一地段的勘察任务往前搬家了。
是就地宿营还是往前赶路？
徐连长说：“测设队新搬家，正需要物资供应，我们可不能耽误了！”
当夜幕笼罩山林的时候，他们点起火把，按照测设队标明的线路在密林中前进。
半夜里，队伍来到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山上，突然下起了一阵“箭杆雨”，火把被雨水熄灭了，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干部战士背着沉重的物资，吃力地向山上攀登。
在艰苦困难的情况下，徐连长朗读毛主席关于“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教导，鼓舞大家，战士们浑身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眼皮打架了，抹一点清凉油，胶鞋陷进烂泥里了，干脆光脚走。
直到第二天凌晨，胜利地登上了山顶。
这时，风雨停歇，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把万水千山照耀得灿烂辉煌。
运输战士豪情满怀，回忆几年来祖国西南边疆的公路修了一条又一条，公路两旁的新房盖起一幢又一幢，自己依然穿越密林中的泥泞小道，过着“夜宿丛林床”的生活。
苦吗？
他们说：“咱们背架运输多吃一点苦，却能换来祖国边疆的繁荣，这就是最大的快乐！”
听！
集合号响了。
徐连长又带领着运输战士背上行装，向新的地区进发了。
（黄成海）
风雨冰霜守大桥
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今日武汉长江大桥显得更加雄伟、壮丽。
人们热爱大桥，赞美大桥，也热爱和赞美武汉部队某部守卫大桥的干部战士。
守桥是一个平凡的工作，也是一个艰苦的工作。
盛夏，赤日炎炎，桥面上气温常达四十多度，战士们每站一班岗，汗流如柱，隆冬，寒风刺骨，桥面上气温常在零下十七、八度左右，战士们站在哨位上，一会儿身上就结了一层冰霜。
艰苦不艰苦呢？
艰苦！
可是守卫大桥的战士们常说：“为了保卫无产阶级红色江山守大桥，我们甘愿忍受一切困难。”
在平凡而又艰苦的战斗岗位，指导员黄正早总是和战士们同甘共苦。
一个三九寒天的雪夜，北风呼啸，桥面上盖了一层积雪，铁路桥上已结了一层冰，守桥战士正在与风雪搏斗。
深夜两点多钟，指导员想到大桥的安全，迎着风雪去查岗。
上了铁路桥，凶猛的北风吹得眼睛难睁开，身子也站不稳。
他想起了毛主席的“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教导，双手攀着铁栏杆，向哨位一步一步地挪动。
站岗的战士白保欣，看见指导员与风雪搏斗向他跟前走来，一股暖流涌上心窝。
指导员发现白保欣的大衣面上结了一层薄冰，北风吹动着衣角发出“喀嗞喀嗞”的响声，亲切地问道：“顶得住吗？”
白保欣豪迈地回答：“顶得住！
就是天塌下来也顶得住！”
多么坚强的战士啊。
黄指导员深受感动，鼓舞自己冲破风雪的阻拦，从桥这边的桥头堡走到那边的桥头堡，坚持查哨。
指战员们胜利地度过了风雪之夜，迎来了新的一天，继续斗志昂扬地守卫在大桥上。
（本报通讯员）
栏目：批林批孔资料
孔老二说的“礼”，是指西周奴隶社会的等级制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礼节仪式等，属于奴隶社会的上层建筑。
“复礼”，就是要恢复西周奴隶社会的等级制度和道德规范，把奴隶制原有的阶级区分恢复起来。
“克己”，就是要人们克制自己的欲望，约束自己的行动，一切按照西周奴隶社会的老规矩办事。
孔老二认为，这样，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就可以巩固下来了。
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叛徒、卖国贼林彪叫嚷：“克己复礼”是万事中最大的事。
这就充分暴露了林彪和孔老二都是一丘之貉。
他们生活的时代虽然不同，但是他们的反动思想却是相通的，都是反对社会变革，要开历史倒车。
孔老二是为了恢复奴隶制，极力反对封建制。
林彪捡起孔老二“克己复礼”的破旗，则是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林家封建买办法西斯王朝，复辟资本主义。
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最后都被历史的车轮辗得粉碎。
栏目：批林批孔资料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这是孔子二千多年前为维护和复辟行将崩溃的奴隶制而提出的一个反动政治口号，出自孔老二的言论集《论语》一书的《尧曰》篇。
孔老二生活在春秋时代的末年，这是我国历史上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社会大变革时期。
当时，天下大乱，奴隶们的造反，此伏彼起，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也一天天发展，奴隶主阶级惶惶不可终日。
在这股历史潮流的冲击下，奴隶制的国家一个接一个被灭亡，许多奴隶主贵族没落下来，沦为奴隶。
例如，春秋开始时，见于记载的共有一百四十多个国家，到战国初期，只剩下二十多个了。
又如，春秋时最大国家之一的齐国，最初由高氏、国氏等十余家奴隶主贵族掌权，后来都被新兴封建势力的代表田氏赶下了台。
总之，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整个奴隶制的统治，已是气息奄奄，濒于崩溃，而封建制则不断发展和巩固。
孔老二作为奴隶主阶级的“圣人”，面对这种革命形势，万分痛惜。
他千方百计想把这一旧制度维护住，声嘶力竭地发出了“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叫嚣。
兴灭国，就是要复兴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
继绝世，就是要接续断绝了世袭地位的奴隶主贵族世家。
举逸民，就是要起用没落了的旧贵族人士。
一句话，就是妄图全面复辟奴隶制，把历史拉向后退。
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
在他的反革命政变纲领中，他仿照孔老二这套反动货色，疯狂叫嚣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
这就是说，林彪妄图为一切被打倒的阶级敌人翻案，让他们重新上台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开历史的倒车。
这当然是我们所绝对不能容许的。
栏目：批林批孔资料
叛徒、卖国贼林彪在一九六二年亲手写了“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八个大字，悬挂在床头正中墙上，以“超人”和“天才”自居。
这充分暴露了他梦想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由来已久。
天马行空。
据《史记·大宛传》记载，西域乌孙王派人向汉朝的皇帝献马。
在这之前，汉武帝曾算了个卦，卦上说：“神马当从西北来”。
以后，果然得到乌孙的好马，便把它叫做“天马”。
后来又得到大宛的汗血马，比乌孙献的马更好，因改名乌孙马为“西极”，把大宛马叫做“天马”。
在当时天马被看成是一种神马。
“天马行空”，意思是说神马奔驰如同腾空飞行。
独往独来。
《主子·在宥篇》中有一段话：“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往独来，是谓独有。
独有之人，是之谓至贵。”
意思是说，“圣人”神通广大，独游天外。
而众人没有这种能力，所以说是“独有”，独有之人，“至尊”、“至贵”，应该统治群众。
林彪狂叫“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就是以神通广大的神人、超人自居，把他自己看成是注定应该统治群众的“至尊”、“至贵”。
这就表明了林彪鼓吹“天才论”的罪恶目的，就是为了篡党夺权，实行独裁统治。
栏目：批林批孔资料
“名不正则言不顺”这句话，最初是孔老二在《论语》一书的《子路》篇说的。
春秋末期，由于奴隶起义不断发生，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愈来愈猛，使得奴隶制的经济基础日趋瓦解，政治制度摇摇欲坠。
按照周礼，国君是至高无上的，臣子必须效忠国君，儿子必须孝顺父母。
到了孔老二的时候，整个社会却是一片动乱，臣子杀国君和儿子杀老子的事情层出不穷。
孔老二看到这种君权、臣权、父权等名分严重地名存实亡的病态，很是惊恐，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就提出了一种所谓“正名”的办法，妄图以此稳定社会动乱，恢复西周奴隶制的政局。
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坚持他的反党政治纲领，竟然以孔老二的“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反动说教为根据来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达到他阴谋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这充分暴露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作者：罗思鼎
王安石是北宋时代一位比较进步的地主阶级政治家。
长期以来，他一直是自命孔门正统的道学家们的眼中钉。
资产阶级阴谋家林彪所奉为至宝，并用以作为他搞阴谋、搞政变的立论根据的那篇托名伪造的《辨奸论》，就是当时道学家对王安石进行造谣、诬蔑和中伤的一篇代表作。
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了清代蔡上翔写的《王荆公年谱考略》（以下简称《考略》）。
这是一本为王安石及其变法辩护的著作。
它驳斥了宋朝以来道学家对王安石的攻击，为研究王安石变法过程中的儒法论战，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
结合批林批孔来研究封建社会的这场儒法论战，有助于我们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阴谋手段，有助于我们揭露林彪反动世界观的根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儒家思想的反动性和儒、法两种思想斗争的历史演变过程，吸取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
一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自从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在经过董仲舒等人的改造以后，逐步演变成为地主阶级的正统思想。
法家主张地主阶级专政的思想实际上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但作为一个宣扬革新、反对复古、尖锐地批判孔学的学派，却长期处于被封建统治者咒骂、排斥的地位。
法家学派从汉代以后虽日趋消沉，但实际上地主阶级中一些主张搞革新的政治家，如桑弘羊、曹操、柳宗元、王安石等人，往往从提倡变革的先秦法家学派中去寻找思想武器。
因此，汉代以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革新和守旧的斗争，在思想领域里往往以儒法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宋代，它直接反映为“荆公新学”和反动理学的对立。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所谓“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后，为了替推行新法制造理论根据，吸收法家思想而创立的一个新学派。
有进步必有反动。
站在王安石对立面的，是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顽固派。
这一政治派别的思想代表程颢、程颐在反对新学的斗争中，发展了反动的孔学，形成了极端唯心主义的理学即道学。
这场新学与理学的斗争，实质上是封建社会中长期进行的儒法斗争的继续。
北宋的大地主阶级顽固派，都是极端的尊儒反法派。
他们把同王安石的斗争，看成是一场捍卫孔孟道统的斗争。
《考略》指出，顽固派异口同声地攻击王安石“挟管（仲）商（鞅）之术”（1），是少正卯那样的革新派。
道学家程颢兄弟首先跳出来攻击新学，惊呼“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学”（按：王安石字介甫），“坏了后生学者”（2），表示要同它拚命。
司马光的喽罗吕诲攻击王安石“如少正卯之才，言伪而辨，行伪而坚”（3）。
范纯仁大骂王安石“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4）。
南宋以后，道学家朱熹等人更是杀气腾腾地叫嚷王安石“学本出于刑名度数”（5）（意指王安石的学问都是以法家的理论为出发点的），如果落在孔子手里，必然要受到“少正卯之诛”（6）。
这些孔门之徒口头上仁义道德，骨子里是要残酷无情地镇压劳动人民和本阶级内部的革新派的。
林彪这个孔老二门徒，一面假惺惺地讲什么“和为贵”，咒骂法家是“罚家”，同时大喊“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在暗中策划反革命政变，也正是继承了孔子这个“巧伪人”的一套手段。
地主阶级顽固派以保卫孔子自居，斥责王安石的新学崇尚法家思想，是违背儒家正统的异端邪说，从反面说出了事物的真相。
王安石在当时确实是一位有尊法反儒倾向的人物。
变法期间，他把“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黜春秋之书”（7），代之以自己撰述的《三经新义》、《字说》等著作，用来作为变法的理论根据。
顽固派骂他是商鞅，他针锋相对地回答：“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8）他嘲笑汉儒的烦琐哲学是坑害人的“无补之学”（9），骂他们是区区修补，百孔千疮。
至于对那些“据经泥古”的儒生，则抱着极其蔑视的态度指出：“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
（10）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王安石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11）（“天象的变异不值得害怕，旧的传统不能作为依据，流言蜚语用不着去顾虑”）这三句话，和孔子所鼓吹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12）（“对天命要畏敬，对王公大人要畏敬，对圣人的言论要畏敬”）直接相对立。
这一下，在当时死水一潭的思想界掀起了轩然大波，遭到了死守儒家反动传统的大地主阶级顽固派的坚决反对。
司马光竭力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一再叫嚣“祖宗之法，不可变也”（13）。
文彦博也跟着喊叫：“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14）。
王安石则站在中小地主阶级的立场上，针锋相对地提出：“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是如此。”
（15）他在《兼并》诗中愤慨指出：“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16），毫不留情地揭露了顽固守旧的俗儒是大地主兼并势力的走狗，是变法的凶恶敌人。
思想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来是政治上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反映。
环绕着王安石变法而展开的这场儒法斗争，归根到底，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和大地主阶级之间兼并与反兼并的斗争。
宋代在变法开始前，一小撮大地主霸占了全国十分之七以上的土地，广大农民日益赤贫化，自耕农以及中小地主大批破产，造成了“富者财产满布州域，贫者困穷不免于沟壑”（17）的严重局面。
这种状况既促进了社会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又进一步缩小了赋税的来源，引起了封建国家的财政危机。
因此，王安石一上台，就提出了反兼并的理财措施，力图调整地主阶级内部对地租剥削的分配比例。
他一再说：“理财为方今先急”（18）；
“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19）。
办法呢？
“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20）。
他特别推崇汉朝著名法家桑弘羊坚持推行的“建本抑末”、“绝并兼之路”（21）的法家经济政策，认为“摧制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后世唯桑弘羊、刘晏粗合此意”（22）。
这就是要用法家学派的经济思想来重新调整权力和财产。
他的第一个重大措施，就是建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23）。
王安石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大地主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因而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大地主顽固派的疯狂破坏。
他们口口声声攻击王安石变法“用贱陵贵，以邪妨正”（24），“夺富民之利”（25），使“上户”“年年出钱，无有休息”（26）。
当时司马光身居洛阳，暗地里以“真宰相”自居，亲自指挥顽固派的捣乱活动，发誓要推翻新法。
苏轼、苏辙兄弟之流，则是典型的投机派。
他们有一套适应形势的两面派的手法，他们原来是恪信儒家信条的孔孟之徒，但在变法舆论高涨期间，也大唱起“常患法之不变”（27）的调头。
等到逆流一来，他们就马上把脸一变，落井下石，攻击王安石“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28）（“使老百姓只知道财利而不懂得仁义，只看到刑罚而看不到道德”）。
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的社会基础是很狭隘的。
他们提出抑制兼并，目的是为了缓和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稳定中小地主阶级的社会地位。
它并不可能改善贫苦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因此也不可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
在变法派内部，也是各有各的心思，真正态度坚决的只是极少数。
其中有的人根本就是投机分子。
有个叫邓绾的，就是为了过官瘾而附和变法的，当别人斥责他时，他说：“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
（29）宋朝的社会危机是由封建制度本身所决定的。
王安石由于其地主阶级的局限性，幻想在不根本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作些修修补补，走改良的道路，这只能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
他的法家思想也是不彻底的，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
至于王安石的变法实践则比他的理论更要软弱，时停时续，时松时紧，从来也没有被认真实行过。
后来，顽固派司马光上台执政，推翻了一切变法措施，竭力鼓吹儒家的反动理论，加速了宋王朝的灭亡。
反动的道学家们企图把北宋封建王朝灭亡的原因归罪于王安石变法，说什么“秦之亡由商鞅，宋之亡由安石”（30）。
事实上，北宋王朝的灭亡，正如蔡上翔《考略》中所指出的，完全是“苟且因循不振之故”（31）（“苟且偷生、因循守旧而不知奋发图强的原因”）。
换句话说，北宋的覆亡恰恰是由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地主顽固派的反动守旧的路线造成的，是理学家们造成的。
鲁迅说得对：“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
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
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
（《老调子已经唱完》）
林彪跟着宋朝地主阶级顽固派的屁股后面，恶毒咒骂王安石是“拗相公”，用以咒骂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咒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广大中国人民，正暴露出林彪路线的卖国主义本质。
果然，林彪投奔苏修，自我爆炸，成为不齿于人类的叛徒、卖国贼。
而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在粉碎内外敌人阴谋的斗争中，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欣欣向荣，继续胜利前进。
二
要正确认识王安石变法的思想根源和蔡上翔在《考略》中为王安石辩诬的意义，还必须进一步考察中国封建社会中儒法论争的全过程。
秦代以后，地主阶级的历代统治，是建立在对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专政的基础上的。
他们采用了法家学说中主张中央集权制的地主阶级专政的一面，可是却十分嫉视法家学说中提倡变革的一面。
因此，整个封建社会中儒法斗争的趋势，是儒家学派越来越占据统治地位，而法家学派却越来越受排斥和咒骂。
秦始皇是公开提倡法家思想的，“焚书坑儒”就是对先秦儒法斗争的一次革命性总结。
在汉代，汉武帝虽然接纳了董仲舒的建议，把孔学封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但实际情况正如汉宣帝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32）。
孔子在思想界至高无上地位的确立，有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是同地主阶级在政治上逐步向反面转化为反动派的过程一致的。
汉武帝以后，孔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还不是那么高不可攀，历代都有人对他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判。
桑弘羊就痛骂孔子是一个反动政客，直率地斥责孔子和他的学生“不耕而学，乱乃愈滋”（33）。
东汉的桓谭“非圣无法”（34），对待孔子也有点不太尊敬。
王充则专门写了《问孔篇》，揭露孔子的说教“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直言不讳地说：“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
（35）西晋的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36），结果为了这桩罪名而丢了脑袋，可见这时的孔圣人已经是不能随便得罪的了。
到了唐代，孔子被抬上了“文宣王”的宝座，连唐玄宗这个风流皇帝也哼起了“夫子何为者？
栖栖一代中”（37）的调子。
但就在这时，用大不敬的态度直呼孔老二名字的也还大有人在。
李白自称是“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38），对孔圣人有点油腔滑调，很不礼貌。
直到唐代后期，韩愈大谈特谈孔孟的“道统”，说什么“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39），孔子才开始被看作神圣不可触犯的偶像。
但就是韩愈这个铁杆尊孔分子，有时也还难免要与孔圣人开个小玩笑。
《石鼓歌》中的“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就是在讽刺孔子不到秦国，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
宋代以后，随着封建社会的逐步向后期过渡，这种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其转折点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
清代李慈铭说：“自宋王安石变法，驯致大乱，后世以为大戒。
少有更张，则群起而非之曰：‘又一王安石也。
’由是相率为循默，不敢少出意见”（40）。
李慈铭的立场是反动的，但他认为自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封建社会越来越趋于凝固和僵化，这个意见却是不错的。
蔡上翔在《考略》中就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
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地主阶级一天天走向下坡路，孔子的地位也被封建统治者越抬越高。
在这个过程中，反动的程朱理学由于继承和发展了孔学的反动思想，在大地主阶级的支持下，成了封建社会后期的反动统治思想。
这些道学家们为了维护孔孟之道，到处散布流言蜚语，不择手段地对王安石及其新学进行攻击和歪曲，正如《考略》所指出的，“种种阴谋诡秘，有同鬼蜮”（41）。
《考略》揭露了《辨奸论》是南宋道学家邵伯温冒名苏洵所写成的一篇造谣作品，它胡诌一通“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的鬼话（42），目的是为了攻击王安石是“阴贼险狠，与人异趣”（43）的大奸大恶。
这个邵伯温还捏造说，他的老子邵雍在洛阳天津桥上听到杜鹃的啼声，就预见到政治将发生变乱，十年之后，果然发生了王安石变法。
这完全是在胡说八道。
早在清代初年，李绂就已指出：《辨奸论》“无端造谤”，“诬枉而失实”（44）。
蔡上翔更进一步对此作了详细的考证。
但是，《辨奸论》这种卑鄙无耻的造谣手段，却受到了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的赏识。
他以伪《辨奸论》为理论根据，捕风捉影地罗列一堆现象，大谈“政变”经，用什么“见微而知著”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妄图为其篡党篡政的阴谋服务。
这充分说明林彪同历史上那些反动道学家一样虚伪无耻，只能靠搞唯心论，散布谣言，玩弄阴谋诡计过日子。
林彪欣赏《辨奸论》，就是刻骨仇恨在毛主席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孔孟之道的中国革命人民，这种仇恨是地、富、反、坏、右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阶级仇恨，后来集中表现在见不得阳光的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当中。
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是林彪所特别崇拜的一个南宋反动道学家。
就是这个朱熹，编了一部《三朝名臣言行录》，把以前攻击王安石的一切反动言论统统收集了起来，流毒极深。
蔡上翔指出：“安石得谤于天下后世，固结而不可解者，尤莫甚于《言行录》。”
（45）自从这部书问世以来，王安石受到了更恶毒的谩骂和污蔑。
有人甚至捏造说，阎罗王新造了一个“变古狱”（46），又说地狱中有个“被械白须”的人，“乃王安石介甫”（47）。
明代有个叫周德恭的反动理学家竟大骂王安石是“古今第一小人”（48）。
到了清代，钱大昕咬牙切齿地攻击王安石“得罪于名教”，是“狂惑丧心之大恶”（49）。
这种极端嫉视和害怕任何改革的心理，说明封建社会已经走向衰落和崩溃了。
在地主阶级逐步由真老虎变为纸老虎的过程中，尊法反儒思潮的总趋势只能是一浪低于一浪。
从春秋战国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儒法论争表现为法家节节胜利和儒家步步败退。
在西汉前期，儒法两派在思想界也还保持着“两刃相割，利钝乃知”（50）的对垒局面。
汉昭帝时的盐铁会议，是一场儒法的大论战，斗争的结果是法家桑弘羊的失败和遇害。
此后，法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派是被镇压下去了，但法家思想中的许多内容却继续被地主阶级中的进步思想家所接受。
这时的儒法论争，主要表现为披着儒家外衣的法家学派和正统的儒家学派的斗争。
王安石是有法家倾向的，但已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法家；
他批判了孔子的反动论点，但不敢指名道姓批判孔子。
在他以后，不少思想家在批判程朱理学的形式下冲击了孔孟之道，但却往往又抬出了孔子来作为护法神，竭力表白自己是真正的孔子之徒。
黄宗羲反程朱，不反孔孟，还借用儒家的“三代之法”来反对“一家之法”的专制统治。
戴震袭用了王安石的经注形式对理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但他们都不敢公开打出法家的旗号，也不敢公开批判孔子。
其中有些人反对了程朱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却又陷入了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之中。
清代乾嘉学派中的不少人刚跳出了宋代理学的圈子，又陷进了汉儒烦琐考据的泥坑。
蔡上翔同样也不例外。
他在《考略》一书中肯定了王安石变法，同时却又想竭力证明王安石的思想是合乎“真孔孟之道”（51）的。
上述事实说明，随着封建社会的日趋没落，地主阶级中的尊法反儒思潮也已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了。
我们回顾封建社会儒法斗争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尊儒反法思潮在中国代表着最反动最黑暗的政治努力的利益。
他们尊儒是为了维护或复辟其反动统治，反法是为了反对进步的阶级或政治集团。
今天，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尊孔，刘少奇、林彪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打起尊儒反法的黑旗，就是为了妄图在我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因此，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揭露历史上儒法斗争的实质，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潮。
我们肯定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性，批判儒家的反动性，目的“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同时，这也是为了揭露和批判林彪这个政治骗子怎样利用历史上的反动思潮和反动学派向无产阶级进攻，以便更好地同他们作斗争。
我们必须深入批林批孔，同一切剥削阶级的传统思想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为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全面专政而努力奋斗！
注：
（1）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七第一一六页
（2）程颢、程颐：《二程全书·遗书二上》（四部备要本第二○页）
（3）见《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一四第二○四页
（4）《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
（5）见《王荆公年谱考略》节要附存卷一第三九四页
（6）见《王荆公年谱考略》杂录卷二第三五九页
（7）《宋史·王安石传》（四部备要本第二七六一页）
（8）王安石：诗《商鞅》，见《临川先生文集》卷三二第三五五页
（9）见《王荆公年谱考略》卷六第一○二页
（10）《宋史·王安石传》（四部备要本第二七五九页）
（11）《宋史·王安石传》（四部备要本第二七六一页）
（12）《论语·季氏》
（13）《宋史·司马光传》（四部备要本第二八一九页）
（1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第三页
（15）见《王荆公年谱考略》节要附存卷二第四三四页
（16）见《王荆公年谱考略》卷四第七四页
（17）王安石：《风俗》，见《临川先生文集》卷六九第七三八页
（1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第一五页
（19）王安石：《答曾公立书》，见《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三第七七三页
（20）见《王荆公年谱考略》卷八第一二九页
（21）《盐铁论·复古》
（22）《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
（23）《宋史·职官志》（四部备要本第一一九一页）
（2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第九页
（25）苏辙：《诗病五事》，见《栾城集》三集卷八（四部备要本第六三六页）
（26）司马光：《乞罢免役钱依旧差役剳子》，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九第九页
（27）陈亮：《铨选资格》，见《龙川文集》卷一一第一一六页
（28）苏轼：《上神宗皇帝万言书》，见《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二四第二页
（29）《宋史·邓绾传》（四部备要本第二七七五页）
（30）见《王荆公年谱考略》杂录卷二第三五八页
（31）蔡上翔：《读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见《王荆公年谱考略》卷六第一一二页
（32）《汉书·元帝纪》
（33）《盐铁论·相刺》
（34）《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
（35）《论衡·问孔篇》
（36）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三二二页
（37）唐玄宗：《经鲁祭孔子而叹之》，见《唐诗三百首》
（38）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见《李白诗选》第二六八页
（39）韩愈：诗《荐土》，见《韩昌黎全集》卷二
（40）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第九九三页
（41）《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一○第一五六页
（42）（43）见《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一○第一五○页
（44）李绂：《书邵氏闻见录后》，见《穆堂初稿》卷四五第二八页
（45）《王荆公年谱考略》杂录卷二第三五六页
（46）洪迈：《夷坚乙志》卷一第三页
┪狻
78
（48）见《王荆公年谱考略》杂录卷二第三五八页
（49）钱大昕：《王安石狂妄》，见《十驾斋养新录》卷七
（50）《论衡·案书》
（51）《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九第一四二页（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二期）
本报讯 兰州部队某部八连党支部经常带领干部战士，学习边疆各族人民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鼓舞大家的斗志。
全连同志安心边疆工作，不断为建设和保卫边疆做出新贡献。
八连长期战斗在祖国西北边疆。
驻地环境比较艰苦，方圆几百里都是茫茫戈壁滩，严冬气温冷到零下三四十度，滴水成冰；
盛夏骄阳似火，地面热到六七十度，沙石烫脚。
连队住着“干打垒”的土房子，喝的是戈壁滩上的苦水，经常吃不上新鲜蔬菜。
面对这样艰苦的生活，党支部经常组织大家向当地各兄弟民族人民群众学习，鼓舞大家扎根边疆的革命斗志。
这个地区居住着蒙古族、回族、藏族、达斡尔族等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群众，从事畜牧业生产。
他们身在边疆，胸怀祖国，一年四季冒严寒斗酷暑，在戈壁、草原上为革命放牧。
有些牧民民兵还担负着边防执勤任务，配合部队警惕地守卫着祖国的西北边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地方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广大贫下中牧深入开展牧区学大寨的活动，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开荒种地，许多社队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
八连党支部经常组织大家利用助民劳动、野营拉练的机会，采取请地方干部作报告等形式，向人民群众学习。
去年春节期间，八连演唱组穿红柳越沙丘，给牧民演出。
一天正好赶上刮大风，天气特别冷，牧民们为了争取农业大丰收，一大早就带着干粮和水壶下地了。
演唱组的同志们到生产队后，看到牧民的蒙古包里、房子里都没有人，便立即到地里去。
他们到现场后，看到牧民们正穿着单衣翻地、送肥，干得热火朝天，深受感动。
大家立即放下道具和乐器同群众一起参加劳动，在劳动中向人民群众学习，并利用休息时间在地头上给群众演出了文艺节目。
八连驻地附近的亚布图大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是一个牧业队，没有农业，粮食全靠国家供应。
文化大革命中，广大贫下中牧努力学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戈壁滩上发展农业生产。
他们把一座座沙丘搬走，把遍地丛生的红柳刨掉，大干苦干几个冬春，开垦荒地两千多亩。
一九七二年生产粮食五十多万斤，除留足口粮、种子、饲料和集体储备粮外，还卖给国库二十五万斤余粮。
社员收入不断增加，公共积累逐年扩大，购置了拖拉机、收割机、播种机、磨面机等机械。
同时，由于农业发展给牧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饲料、饲草，畜群的头数也大大增长。
党支部组织全连到这个队参观，学习各族人民的革命精神。
大家从这个队的变化中，进一步认识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风沙戈壁也能开出大寨花。
大家还从这里看到了开发边疆的美好远景，深刻意识到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光荣责任，表示要扎根边疆干革命。
战士李茂青，刚入伍时，感到边疆艰苦，不安心边疆工作。
通过学人民，思想感情发生了深刻变化，为了多为边疆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安心超期服役，处处发挥老战士的骨干作用，积极做好工作。
通过学人民活动，八连干部战士进一步树立了为边疆各族人民服务的思想，更加积极地为建设边疆贡献力量。
为了使边疆各族人民的生产一年比一年发展，生活一年比一年提高，每年春播夏收，连队都组织干部战士助民劳动，帮助群众打井修坝。
一九七三年，部队执行战备施工任务，八连负责给兄弟连队加工立模，任务重，要求高，而大部分同志没有施过工，不懂技术，满足不了施工的需要。
大家就以边疆群众学大寨的革命精神为榜样，在干中学，在学习过程中干，大干苦干，保证了工程需要，受到了上级的表扬。
本报讯 昆明部队某部到云南省阿佤山建设大队参观学习，虚心学习佤族人民艰苦创业，建设边疆，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精神，决心象他们那样，扎根边疆，保卫边疆，建设边疆。
建设大队是一个佤族聚居的山寨。
解放前，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和上层头人的压迫剥削，这里仍然处于刀耕火种的落后状态，佤族人民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
解放以后，在党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佤族人民生活迅速改善。
特别是一九六四年开展“农业学大寨”以来，他们以大寨贫下中农为榜样，用自己的双手削平了八座山头，把全大队的七沟八岭十三洼开垦出水平梯田、台地四千四百多亩，茶园一千二百亩，使过去刀耕火种的阿佤山，变成了富裕美丽的茶米之乡，被群众称赞为阿佤山的大寨，成了云南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
部队党委在组织部队去建设大队之前，要求机关、连队不图形式，不走过场，恭恭敬敬地当好小学生。
部队政治委员张清洲来到建设大队，扛上行李就住进佤族社员、县农业劳动模范李达来的家里。
李达来向张政委介绍了佤族人民遵照各族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移风易俗，刀劈“鬼山”开大田，打开“龙潭”修水库的先进事迹，使张政委很受教育。
在学习过程中，部队首长亲自带领机关人员到阿佤人民战斗过的“鬼山”和“龙潭”等地参观，请大队负责同志和先进人物介绍他们和大自然斗、和阶级敌人斗的战斗经历。
过去建设大队水源不足，影响生产的发展。
佤族社员就遵照毛主席关于“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指示，不畏艰难，兴修水利。
为了把水库的水引进农田，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凿通了三百八十六米长的央瓦水道。
同志们参观水道的时候，被人们称为“佤山愚公”的李嘎布勒高兴地向大家介绍他是怎样带领民兵打通水道的。
一九七○年十二月，党支部决定由支部委员李嘎布勒负责开凿央瓦水道的时候，他们没有仪器，也不会测量，只有一个在部队当过炮兵的复员军人，用三根竹竿进行测量。
经过一年的奋战，他们终于把水道打通了。
佤族人民艰苦创业，建设边疆的革命精神，使干部战士深受教育和鼓舞。
过去认为自己在阿佤山辛辛苦苦干了十多年，准备“打起背包向后转”的同志，表示要向“愚公”李嘎布勒学习，坚守战斗岗位，和边疆人民一道，为保卫边疆、建设边疆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李天君
作者：范柏
近几年来，在我国人民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大力批林批孔的时候，苏修新沙皇导演了一幕幕尊孔反法的拙劣丑剧。
他们纠集一批御用文人，在孔老二的亡灵前，顶礼膜拜，绝望哀嚎。
举行什么各种集会，搞什么“学术”讨论，一再为孔老二招魂。
并在各种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肉麻地吹捧儒家，恶毒地攻击法家，疯狂反对我国人民批判孔子这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深刻革命。
胡说什么孔老二是决定“中国人民千百年来精神文化的发展过程”的人物，他与人民的精神文化“联系着”，是“中国的至圣先师”。
什么孔子提出了“世间和平和安宁”的思想，是“令人尊敬的”“圣人”，等等。
这再一次暴露了新沙皇的豺狼凶相。
我们批判孔老二，为什么会痛在苏修新沙皇的心上？
孔老二离开世间已经二十四个世纪，为什么新沙皇还跪倒在孔老二的亡灵之前？
虽隔二十四个世纪 却是一丘之貉
原来，如同林彪是中国现代的孔老二一样，新沙皇是在苏联的现代孔老二，他们和孔老二是一丘之貉。
新沙皇和孔老二都是站在反动阶级的立场上，属于同一个思想体系的。
顽固站在没落奴隶主阶级立场上的孔子，为了维护反动的奴隶制的罪恶统治，抛出“天命论”、“生而知之”的先验唯心主义腐朽哲学，新沙皇则顽固站在垂死的资产阶级立场上，为维护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抛出现代修正主义的哲学体系；
孔子有抹煞阶级矛盾的“忠恕之道”，新沙皇就有取消阶级斗争的“三和”、“两全”；
孔子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新沙皇就剥夺人民的自由，大搞法西斯专政；
孔子叫嚷“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新沙皇就在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
新沙皇和孔老二都是竭力维护没落反动阶级利益，镇压人民革命的刽子手。
孔子是生活在社会大动荡的春秋时代的末年，当时，诸侯僭越，奴隶造反，新兴的代表封建制度的生产关系已经出现，旧的奴隶制正趋土崩瓦解。
在这场动乱中，孔子大打出手，千方百计维护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抛出“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主张，并亲自带领徒弟去妄图诱降“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的以跖为首的起义部队，大肆镇压奴隶革命。
今天，世界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
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潮流汹涌澎湃。
资本主义无可奈何地没落下去，社会主义不可阻挡地兴盛起来。
面对这种形势，同孔老二及历史上一切反动派力图阻挡历史车轮前进一样，苏修为了挽救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维护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疯狂推行社会帝国主义政策，对内复辟资本主义，残酷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对外大肆侵略扩张，力图扑灭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烈火。
新沙皇和孔子一样，是作恶多端、罪恶累累的刽子手，是开历史倒车的反动狂人。
列宁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六三八页）一切反动派，都是表里不一、言行不一的两面派。
被历代反动派吹捧为“圣人”的孔子，满口“仁者爱人”、“仁义道德”，却干着奴役、鞭挞、屠杀的勾当。
他竟要求鲁定公出兵讨伐杀死了齐国奴隶主总头子齐简公的齐国新兴势力代表陈恒（田成子）。
他口称“子为政，焉用杀”，可是当他爬上鲁国的司寇宝座才七天，就挥刀杀了当时著名的革新派人士少正卯。
苏修新沙皇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比起孔老二来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们一面把什么“和平”、“援助”吹得天花乱坠，一面却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别的国家，武装侵占捷克斯洛伐克，陈兵中国边境，出兵蒙古，支持朗诺卖国集团，镇压波兰工人造反，干涉阿拉伯国家，肢解巴基斯坦，在许多国家进行颠覆活动。
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刻指出的那样：“帝国主义政府的反革命事业尽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的文书上，却总是满篇的仁义道德，或者多少带一些仁义道德，从来不说实话。”
看，新沙皇反动、丑恶的嘴脸同孔老二何其相似！
虽然他们相隔两千四百多年，但却是一条反革命的思想黑线串了起来的。
歌颂孔老二的卑鄙 掩盖新沙皇的罪孽
历史上凡属作恶多端的反动派，无不乞求于孔老二的亡灵，无不从孔老二那里找遮羞布，为其开脱罪责。
苏修新沙皇吹捧孔老二，尊崇孔老二，一个很重要的罪恶目的，就是“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三页）。
用歌颂孔老二的罪行，来掩盖自己的罪孽。
他们肉麻地尊孔、吹孔，为孔子大唱赞歌，是为了用孔子的幽灵，来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开历史倒车的罪行遮羞。
他们给孔老二的“仁”学，披上“博爱”、“爱人”、“人道主义”的彩衣，是为了把自己打扮成“人类的伟大人道主义传统当之无愧的继承者”，从而大干残酷镇压劳动人民的勾当，把苏联变成一座各民族人民的大监狱。
他们说什么孔老二提出了“世间和平和安宁”的思想，是为了引伸出“控制有功”、“掠夺有功”、“侵略有功”的强盗理论。
在这一强盗理论掩盖下，他们把武装出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说成是什么国际主义“原则性和彻底性的光辉范例”；
把怂恿和支持印度反动派肢解巴基斯坦，说成是什么实行“人道主义”；
把控制和干涉埃及，说成是什么“无私援助”、“可靠友谊”；
还把在世界各地大搞颠覆活动，说成是什么为了“满足”该国的“要求”，等等。
苏修就是这样妄图在“和平和安宁”这面破旗的掩盖下，建立起横跨欧亚非拉的苏修大帝国。
但是，伪装、欺骗是不能持久的。
享有“摩登圣人”盛名的孔夫子，早就被人民剥去了画皮，还原其“名高实秕糠”的真相。
苏修新沙皇的反动面目，正越来越被世界各国人民所识破；
它的霸道行径，越来越遭到全世界人民的严厉谴责和强烈反抗。
可以肯定，苏修新沙皇同孔夫子和老沙皇一样，也必然摆脱不了可耻的下场，必将被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彻底埋葬。
捧出孔子当敲门砖 妄图灭亡新中国
鲁迅先生说，“‘发思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
苏修新沙皇那么十分卖力地吹捧孔老二，正是为了达到侵略和奴役中国的目的。
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
大家不会忘记，英帝、美帝、沙俄、日本帝国主义等都曾把孔子的反动学说当作“亡华”的敲门砖。
当年，老沙皇一只手拿着侵略中国的屠刀，一只手却扯起尊孔祭孔的破旗。
在袁世凯大搞尊孔复辟的时候，老沙皇狂热地吹捧“孔教”是“中国独一无二之根本”，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鸣鼓助威。
苏修新沙皇竭力仿效老沙皇。
当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狂妄兜售孔孟之道，恶毒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刮起一股股黑风的时候，苏修新沙皇就遥相呼应，大肆吹捧孔孟的“仁道”，拚命攻击我国的三面红旗，公开支持刘少奇搞“和平演变”。
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
苏修新沙皇又十分险恶地支持孔老二的信徒林彪，不遗余力地叫嚷要在中国“建立一个仁政的政府”，妄图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对其主子的意旨心领神会，在孔老二亡灵之前焚香膜拜，卖命地策划反革命政变。
但是孔老二还是帮不了他们的忙，到头来林彪落得个折戟沉沙、粉身碎骨的可耻下场，新沙皇的阴谋诡计也再一次彻底破产。
但是，新沙皇这个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反动派，是不甘心失败的。
他们还在继续地大搞尊孔反法的罪恶勾当，进一步掀起反华浪潮，妄图等待时机，吞掉中国这块“肥肉”。
正如鲁迅先生早就指出的：“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中国劳动人民向来“不去亲近那毫不亲密的圣人”。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早就看穿了苏修新沙皇的鬼心肠。
当前，我国亿万人民正在掀起一个批林批孔的新高潮，把林彪用以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彻底扫除。
苏修新沙皇企图用孔夫子这块“敲门砖”来敲开侵略中国的大门，完全是痴心妄想，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他们的反动行径只能使我们彻底揭露和批判超级间谍林彪及其主子苏修新沙皇的斗志，更加昂扬。
苏修头目勃列日涅夫一伙最近不断吹嘘他们在外交上的成就，特别是对勃列日涅夫亲自出马、到处奔走的一九七三年，更是大吹大擂。
他们说什么去年是“真正成绩辉煌的一年”，是战后“最卓越的一年”，将作为“极其光辉的一页载入史册”等等。
事情果真是这样吗？
不！
无情的事实告诉人们：勃列日涅夫的外交到处碰壁，而一九七三年恰恰是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外交上失败纪录最多的一年。
勃列日涅夫之流的自我吹捧，其目的无非是以此来掩饰苏修内外交困的窘境。
苏修对外政策的本质是扩张主义，是同美帝争夺世界霸权，向欧洲、中东和一切可以伸手的地方伸手。
不管莫斯科如何打着“和平”、“合作”的幌子，唱着“和缓”的迷人曲调，都掩盖不住苏修外交政策的这一反动实质。
勃列日涅夫去年风尘仆仆，以党的总书记的身份，跑了欧美亚三大洲八个国家，大搞所谓“缓和攻势”，结果只更加暴露了苏修妄图称霸世界的凶恶面目，引起了各国的警惕和世界人民的反对。
苏修的处境越来越不妙。
苏美“合作”、“缓和”的骗局破产
苏修集团为了同美帝争霸世界，一直把他们同美国的关系放在外交活动的首位。
继一九七二年苏美首脑莫斯科会谈后，勃列日涅夫去年六月又到美国同尼克松举行新的会谈。
勃列日涅夫之流对这次会谈大肆宣传，极力渲染。
苏修满以为利用这次会谈就可以用“和缓”的假象欺骗人民，麻痹对手，分化西欧，称霸世界。
但是，会谈表面热闹，内里空虚。
双方签订的文件有十二个，但多属虚张声势，买空卖空。
吹得最凶的所谓“防止核战争协定”，既没有使双方承担不使用核武器的义务，更不提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而且任何一方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借口下对别国进行干涉以至发动战争。
这次苏美会谈的结果以及会谈后苏美两霸的军备竞赛和在全世界展开的大规模明争暗斗，完全戳穿了勃列日涅夫一伙的欺骗宣传。
他们没有能欺骗世界各国人民，只是更加暴露了自己社会帝国主义的面目。
他们没有能麻痹对手，只是加剧了双方的争夺。
他们也没有能分化西欧，只是引起了西欧各国以至东欧一些国家的更大疑惧和不安。
他们更不能称霸世界，只是进一步激起第三世界的愤怒和反对，使苏修在全世界的处境更加被动和孤立。
目前，苏美双方的核武器竞赛依旧水涨船高，步步加剧，日内瓦限制战略武器的会谈已陷入僵局。
在南亚，它们一个自北南下，另一个朝北堵截。
在欧洲，一个在挖北大西洋联盟的墙脚，另一个在向对方的“大家庭”渗透。
在中东它们剑拔弩张，你争我夺。
目前，受到排斥的苏修正在密谋反扑。
这一切说明，勃列日涅夫一伙大吹大擂的苏美“合作”“缓和”不过是一场骗局，它已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争夺欧洲的努力一一落空
欧洲是苏修同美帝争夺世界霸权的战略重点。
苏修对欧洲的策略是：一方面拚命制造“缓和”的空气，另一方面则继续加强自己在欧洲的军事实力。
他们软硬兼施，企图既巩固自己在东欧的霸主地位，又在西欧挖美国的墙脚，对西欧各国实行分化瓦解。
勃列日涅夫曾大肆鼓吹召开欧安会，把召开欧安会作为实现苏修上述阴谋的一个主要策略手段。
他们打着“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招牌，企图通过欧安会把莫斯科在欧洲的现有势力范围从法律上巩固下来，同时制造虚假安全感，麻痹西方。
然而，欧安会的发展过程，打乱了苏修的如意算盘。
在欧安会会议上，欧洲一些中小国家发出了反对超级大国特别是苏修空洞的“安全”、“合作”谎言，一致要求切实保证欧洲各国的真正安全和独立。
欧洲共同体九国在会上首次用一个声音讲话，共同行动，使苏修在会议争论的焦点问题上事事受挫，处境十分尴尬。
苏修想用欧安会一纸“宣言”，固定他们在欧洲的既得利益和势力范围，而西欧等国却拒绝永久维持欧洲现状。
苏修想在“安全”、“缓和”的烟幕下，软化西方，而西方却坚持东西方人员思想的“自由交流”，以此作为实现“欧洲安全”的一个“基本条件”。
由于分歧尖锐，欧安会第一阶段会议开得毫无结果，草草收场；
第二阶段会议成了“聋子的对话”。
苏修想在去年年底前召开第三阶段会议，使会议“圆满而有效地结束”的打算，更成了泡影。
苏修对西欧分化瓦解、分而治之的外交政策也招致了完全相反的结果。
西欧各国领导人和舆论不仅没有听信苏修“安全”、“合作”的甜言蜜语，反而纷纷揭露了克里姆林宫新沙皇假和平、真扩张，假安全、真霸权，假裁军、真扩军的两面派嘴脸。
西欧各国对苏修警惕性的提高，成了去年西欧形势发展的一个明显的特点。
在这样的形势下，西欧一些国家同苏修的矛盾不是缓和了，而是进一步尖锐化了，西欧联合反霸，首先是反对苏修霸权主义的趋势有了迅速的加强。
作为西欧联合的主要基础的“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在莫斯科一片指责声中由六个增加到九个。
在法国总统蓬皮杜倡议下，去年十二月召开的欧洲共同体九国首脑会议，决定进一步加快西欧从经济联合走向政治和军事联合的步伐。
这一切都是出乎勃列日涅夫一伙意料的。
西欧报刊指出，欧洲事态的这一发展，特别是被认为同苏联有“特殊关系”的法国对苏联扩张野心的抨击和在西欧联合问题上的态度的变化，不能不是“对莫斯科的一次沉重打击”。
在中东一再受挫
在中东，苏修长期以来竭力保持“不战不和”的局面，以利于他们对阿拉伯国家的控制和渗透，加强同美帝争夺霸权。
继前年同一个阿拉伯国家签订了所谓“友好合作”条约后，去年苏修又力图诱骗另一个阿拉伯国家签订同类性质的条约，但遭到严正拒绝。
苏修在一些阿拉伯国家进行的间谍颠覆活动，也不断败露。
去年十月，阿拉伯人民冲破苏修的种种阻挠，以气壮山河的反侵略战争，打破了“不战不和”的僵局。
但苏修为了向中东扩张，却伙同美帝策划了停火，重新把“不战不和”的枷锁强加于阿拉伯人民，妄图把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恢复领土完整、争取民族权利的正义烈火扑灭下去。
为了实现这一阴谋，苏修一些头目在中东一些国家来回奔走，加紧活动。
但是，克里姆林宫玩弄这种牺牲别国利益的大国强权政治手腕，进一步激起了阿拉伯世界的愤慨。
阿拉伯人民越来越认识到，苏修是一个阴险的敌人，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解放被占领的领土。
苏修不仅遭到了阿拉伯国家的冷眼，同这些国家的矛盾不断发展，而且在同美帝的争夺中也丧失主动，屈居劣势。
中东停火后，苏修在外交活动中曾力图出兵中东，乘机对一些阿拉伯国家实行军事占领。
但在美国下令实行“全球戒备”的威吓下，苏修色厉内荏，不得不夹起尾巴，悄然引退。
现在，在中东问题的处理上，苏修事实上被排斥在外。
这是苏修不肯甘休的。
阿拉伯人民的进一步觉醒，苏修的自我大暴露，使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中东地区的霸权野心今后更难实现了。
“亚安体系”推销无门
苏修趁美国侵越战争失败在亚洲实行收缩的机会，加紧向亚洲扩张，企图填补所谓“真空”。
去年是苏修推销“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最起劲的一年。
他们曾公开宣称：“亚安体系”在一九七三年“有可能接近解决”。
为了建立这个体系，苏修把日本和印度作为外交活动的重点。
去年十月勃列日涅夫邀请日本首相田中访苏，千方百计地想引诱日本上钩，但却碰了一鼻子灰。
田中首相公开表示：“在现实地考虑亚洲和平稳定的时候，这一设想（指‘亚安体系’）还为时过早，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可能使亚洲形势复杂化”。
勃列日涅夫去年十一月又亲自访问了印度，指望印度公开表态支持“亚安体系”。
结果又是一场空。
印苏联合宣言中只是空泛地谈到在亚洲“发展互利合作”，连“亚安体系”的字样都未提及。
到目前为止，亚洲三十多个国家中，除蒙古一家在为“亚安体系”摇旗呐喊外，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明确接受苏修这个主张。
许多国家公开声明，对“亚安体系”“不参加”、“不赞成”、“不能接受”或“不感兴趣”。
在亚洲，苏修苦心经营的向南亚和海湾地区扩张的“南下”战略，也连连受挫。
他们企图进一步肢解巴基斯坦、借此打通从中亚到印度洋的陆上通道的阴谋，已经败露，激起了巴基斯坦人民的愤慨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反对。
他们妄想在海湾地区攫夺战略要地，抢占石油资源的野心也未能实现。
伊朗、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等国正积极加强共同防御力量。
海湾地区的国家纷纷指出：苏联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必须“团结起来”，反对这个“更危险的敌人”。
形势的发展不以苏修的意志为转移。
列宁指出：“现在资产阶级活象一只野兽，既不讲廉耻又丧失了理智，接连不断地干着蠢事，使情况尖锐化，加速着自己的灭亡”。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者正是这样的蠢人。
勃列日涅夫之流所干的许多蠢事、丑事，加深了他们外交上的困境，激化了国内的矛盾。
勃列日涅夫集团吹嘘的外交“成就”，只不过是画饼充饥。
“无可奈何花落去”，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必将遭到更加惨重的失败。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二月四日讯）
姜松哲大校向记者们介绍了朝鲜人民军在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领导下发展、壮大的战斗历程。
他说，人民军贯彻执行我们党的全军干部化、全军现代化、全民武装化和全国要塞化的军事路线，已经发展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革命队伍。
姜松哲大校强烈谴责了朴正熙傀儡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唆使下，对南朝鲜人民加紧法西斯镇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疯狂挑衅的罪恶行径。
他指出，朝鲜人民和人民军指战员时刻保持警惕，作好一切准备，坚决打击敌人的任何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