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主席无产阶级卫生路线指引下
我国城乡爱国卫生运动成绩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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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城乡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响应毛主席关于“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的伟大号召，积极开展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取得了显著成绩。
“人人讲卫生，家家爱清洁”在许多地方已形成风尚。
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逐年减少，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有力地促进了革命和生产的发展。
近几年来，各级卫生部门在当地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紧密结合爱国卫生运动的实际，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批判刘少奇、林彪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大破“四害除不掉，疾病灭不了”的懒汉懦夫思想，进一步提高了对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认识，提高了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卫生路线的自觉性。
山西省各级党委加强对爱国卫生运动的领导，每年定期四次开会研究卫生工作。
许多省、市、自治区的各级党委，也把爱国卫生运动列入党委的议事日程，统一研究，统一部署，领导亲自抓，一年抓几次，一抓到底。
各地都涌现出一批新的先进卫生单位。
江西省余江县、山西省稷山县太阳村、广东省乐昌县歧乐大队、浙江省杭州市小营巷等全国先进卫生典型，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天花、霍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在我国已经消灭。
为了尽快消灭其他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许多地方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了长远规划和近期安排，积极开展防病治病工作。
南方十三省、市、自治区，大力开展“送瘟神”的群众运动，对血吸虫、疟疾等病，进行了积极的防治。
1970年以来，消灭钉螺的面积和治愈血吸虫病人数，都超过了前十五年的总和；
已经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县、市，相当于前十五年总和的三倍。
疟疾的发病率也有明显的下降。
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区防治地方病的工作正在逐步深入，对大骨节病、甲状腺肿等地方病，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取得了新的成绩。
山西省安泽县过去是大骨节病区，在解放军医疗队的帮助下，这个县充分发动群众，经过几年的防治，绝大多数病人疼痛消失，关节灵活，能够参加劳动，有力地促进了生产，使病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社队实行合作医疗，建立了以赤脚医生和生产队不脱产卫生员为主体的卫生队伍。
他们同专业卫生人员一起，发动广大社员群众，结合“农业学大寨”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远景规划，广泛开展了以管水、管粪，改良水井、厕所、畜圈、炉灶、环境为内容的“两管”、“五改”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进一步改变了广大农村的卫生面貌。
安徽省界首县1971年开始搞“五改”，两年多来打水井二万九千多眼，改厕所四万七千多个，改猪圈四万多个，改建牛尾灶的有四万多户，全县卫生面貌大变样，减少了疾病，人民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好。
山东省日照县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大队，由于粪便管理得好，既支援了农业生产的用肥，又改善了环境，减少了“四害”的孳生。
1972年同1971年相比，这个县的痢疾发病率有了显著下降。
许多厂矿企业结合“工业学大庆”运动，积极搞好“三废”处理，加强环境保护，防治职业病工作也有了很大进展。
城乡的饮食卫生管理，也在不断加强。
各地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过程中，充分发动群众，结合中心工作和季节的特点，利用各种宣传机会和宣传方式，大造声势，做到家喻户晓，把各行各业、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逐步树立起“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的社会新风尚。
北京、上海、天津和全国许多城镇，在每年元旦、春节、
“五一”、“十一”等节日前夕，都集中力量，集中时间，集中目标开展几次大规模的爱国卫生突击活动，并健全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使卫生工作坚持做到群众化、制度化、经常化，环境卫生和市容面貌焕然一新。
许多地区和单位，积极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步，爬山，游泳，打太极拳等，增强了人民的体质。

毛主席语录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深入批林批孔　推进教育革命
南陵县南陵中学师生联系教育战线的实际批林批孔，更加自觉地抓好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推动教育革命向前发展
新华社合肥1974年01月28日电安徽省南陵县南陵中学党支部重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组织全校师生深入批林、批孔，发展了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
南陵中学党支部认为，历来反动阶级总是尊孔崇孔，利用孔子的反动思想来欺压和毒害劳动人民。
林彪也是一个孔子的信徒，他吹捧孔子，利用孔孟之道搞反革命复辟活动。
因此深入批林，结合批孔，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中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阶级斗争，也是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
党支部积极组织师生开展批林、批孔斗争，先后在学校里举办了批孔报告会、座谈会；
结合政治课、历史课的教学，讲述了孔子的反动思想及其影响，在语文课中选读了鲁迅的有关批孔文章。
许多学生写了大批判稿。
高一（8）班学生出了批孔的墙报。
高中学生还组织战斗队，结合学习和宣传党的十大文件，在校内外开展批林、批孔的活动。
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南陵中学党支部积极引导师生们联系教育战线的实际，把批林和批孔结合起来，对照进行批判。
如，孔子为了维护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大肆宣扬“生而知之”、“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等反动谬论，鼓吹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诬蔑劳动人民，妄图使历史倒退，阻止奴隶革命。
林彪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则炮制出“天才论”，作为他篡党夺权的理论根据。
孔子反对学生学农，是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
他大肆鼓吹“学而优则仕”，是要培养为奴隶制服务的精神贵族。
林彪则恶毒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极力破坏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妄图把青年引到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工农群众的邪路上去，成为他们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等等。
通过这样的对照批判，使师生们清楚地看出林彪和孔子的反动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更加看清了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推动了教育革命的向前发展。
目前，南陵中学党支部遵循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更加自觉地坚持开门办学方向，抓好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领导全校师生认真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努力提高社会主义文化课的教学质量，使学生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得到发展。
应届毕业班学生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提高了觉悟，纷纷表示要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山下乡干革命。
（附图片）
广州部队某团深入开展批林批孔。
这是团党委和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右三）一起座谈批孔与批林的关系。
　新华社记者摄

老一辈打仗干革命，我们也要革命
——钟志民同志谈申请退学的思想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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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月17日上午，南京大学党委全体常委开会，听取了政治系二年级学员钟志民同志关于申请退学问题的思想汇报。
现刊登如下：
党委对我申请退学的事情很关心。
我原来有灰溜溜的思想，觉得不光彩；
现在认识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比正确，党的领导无限温暖。
我入大学是“走后门”进来的，这是个错误。
我是1968年初中毕业生，到瑞金县沙洲坝公社插队劳动。
开始不愿意去，大势所趋，父母又告诉我，你先去，以后再把你调上来。
1969年征兵，我到县人武部找杜政委，他一口答应。
我参军的名额是另一个公社的，那个公社的一个社员体检已经合格了，马上就可入伍，结果名额给我占了，那个社员就没能入伍。
我在沙洲坝公社仅做了四五十个工分。
到部队以后，很想上大学学点知识，曾向父母讲过多次，认为干部子弟受点照顾是应当的。
1972年04月大学招生，我爸爸在军区是分管干部工作的，给有关部门打了电话，很快就决定了我去上大学。
上大学前，妈妈又给我打了电话，问我学什么，我说爱学哲学。
我就这样上了大学。
临走时，福州军区有些干部和同志对我上大学有议论，我走时就感到不光彩。
到学校以后，很想给部队写信，想写“决不辜负党组织的信任”，但想到自己不是组织推荐来的，一直没有勇气写。
到学校以后，学了一点东西，又到社会上去接触了一些工人、农民，到过南京汽车制造厂、凤凰山铁矿、人民商场，听到很多人对开后门不满，联想到自己，感到“走后门”上大学不合理。
特别是去年五、06月份，那时我在凤凰山铁矿进行开门办学，听了传达《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信》，那里的工人群众的反应非常强烈，这些是我在学校里听不到的。
思想上很受震动，感到自己做了错事，应该作斗争，反对这些东西。
暑假回家，我跟妈妈讲了，她也很感动，认识到这件事做得不对，但对我要求退回部队，不同意，说影响不好，还说有的领导同志的孩子也没有退。
姐夫说我是极“左”派，“只有你革命”。
暑假中，我们每天都谈这个问题，妈妈再三说，只要认识了就好了，不要退了。
并要我等商量好以后再决定。
爸爸工作很忙，只跟爸爸讲过一次。
开始爸爸也认为不一定退。
我向他提出领导干部的子弟不去农村，不合理，马列主义都是对别人的。
最后他表示“家里出个把农民也好”。
家里其他人也不同意我的做法。
我回到学校，找了老师，说明我是“走后门”来学校的。
同时，我又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要求退学。
家里回信不同意我退学，妈妈说，你是党员，可以向党组织写个思想汇报，组织让退就退，不让退就读下去。
后来，在学习十大文件以后，我还是打了报告，退不退，听从党委的决定。
当时我还搞不清楚，退还是不退。
我的一个亲戚说，退学会从“左”的方面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落实。
全国“走后门”的这么多，你要这样搞，就乱了套了。
记得王主任（南大革委会主任王勇）那次谈话给我讲了三点，（一）你的问题发生在1972年中央十九号文件下达以前，不在退学范围，可以不退；
（二）同学、教师对你反映比较好，没有退学必要；
（三）学了一年半，再退回去对国家也是个损失。
后来，我一直考虑到底该不该退的问题，自己觉得事情好象没有结束。
这次到阜宁县帮助县委常委整风，群众对县委的意见很多，我联想到自己、家庭，感到自己的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向党内不正之风作斗争的问题，是一个路线问题。
于是，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回去。
回来以后，思想震动很大，我深深感到党的正确路线的温暖。
既然这样做，路线正确，就应当退到底，退回部队，退到农村。
在这个问题上，对干部子弟如何看？
回想到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南昌二中当红卫兵时，认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血统论”是对的，还曾写过坚持“血统论”的大字报。
可是，现在想到这个问题，我有些担心，有些干部的子弟到底有多少革命感情？
有多少干部子弟能成为马列主义者？
干部子弟有很多特权。
我的一个亲戚假期回家，都要家里派小车子接，感到坐公共汽车不光彩。
有一次，家里派小车子没有接到，她乘了军区的班车不直接回家，先到招待所，然后再叫家里派小车子去接。
我曾说她是特权思想，脱离群众。
高干子弟要成为马列主义者，要脱胎换骨，改造思想。
“走后门”这种事情，对党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应该斗争。
如不去斗争，就是讲空话。
以前我对“走后门”的问题，总感到是小事，通过去阜宁县工作，看到开后门问题的严重性。
党要搞马列主义，必须把“走后门”斗倒，这是关系到为自己还是为老百姓的问题。
我对到农村去扎根一辈子开始有很多想法，农村生活苦，要扎根一辈子，父母死了怎么办。
还有个人问题没有解决。
为了解决扎根农村的思想，我在去年暑假，回到了瑞金。
我买了一条香烟，几斤糖果，想去原来插队的地方看看大家。
到了村子口，感到不好意思进村。
我算什么呢？
是当兵的，还是大学生，人家在那里要劳动五、六年，我只有三个月就走了，觉得不好意思回去。
于是我就转回到叶坪公社伯父家，在伯父家里住了三天。
几个堂兄弟和我讲了过去家里的事，使我受到很大教育。
我爷爷是被敌人杀害的。
1928年的冬天，红军杨子光同志从闽西来瑞金，住在我家，以教师身份作掩护，搞地下工作。
我爷爷做他的交通员，帮助他做了很多事。
在他的启发下，我爷爷逐渐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
1929年冬天，他们在黄沙地区组织暴动，成立了工农红军赤卫队第5团，爷爷当了村苏维埃主席。
当时瑞金是游击区，红军走了以后，地主还乡团回来，村上的人都撤到山里去了。
村里有一位军属，因为生病没有走，爷爷就下山背他，不料在路上被抓了，被吊在祠堂里毒打，要他讲出红军在什么地方，群众在什么地方。
爷爷不肯讲，敌人便向他打了两枪，爷爷没有死，还是骂声不绝，后来敌人又用刺刀戳他，就牺牲了。
当时，家里很穷，连棺材也买不起，就用一条布腰带把戳破的肚子包起来埋了。
在解放后迁墓的时候，还从一根肋骨上取下一颗子弹头。
我奶奶下决心送三个儿子参军。
当时，我父亲只有十四岁，他们兄弟三个都参加了红军。
后来大伯父因一条腿被敌人子弹打断，没有参加长征。
在家养伤，被地主活活砸死。
父亲和二伯父参加了长征。
在长征路上，二伯父负了伤，一条胳膊被敌人的炮弹炸断。
父亲到了延安，才知道二伯父在过草地时牺牲了。
联想到我自己的生活，我感到自己很对不起革命前辈。
我们现在享受着父亲母亲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躺在前辈的功劳簿上睡觉。
我到了学校里，丢了一块四百多元的手表，却毫不在乎，后来家里又给我买了一只一百八十多元的。
我们在生活上大手大脚，在政治上却不求上进。
这样下去，我们可能会变成老一辈革命者的叛徒！
革命前辈流血牺牲换来的社会主义江山，难道能够在我们这一代手里断送掉吗？
不能！
过去老一辈打仗干革命，现在我们也要革命！
我是1952年出生的，不到一个月，父亲入朝，母亲在部队也要入朝，把我留在营口一个老大娘家里，后来又把我抱回来了。
我是人民群众抚养大的，应该尽力为人民服务。
这次我在阜宁县参加整风运动，看到解放三十多年来，有很大进步，但还有不少落后、反动的东西。
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是长期的、艰巨的，现在想到自己做错事很难过。
中国革命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党内还是有路线斗争的。
现在世界上不少社会主义国家已变成为修正主义国家，全世界无产阶级都在期待着我们。
但在某些人那里，马列主义变成了装饰品，口头上讲的是马列主义，实际不按马列主义办事。
我们要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把无产阶级的革命进行到底，就应该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跟广大革命干部、广大工农兵群众在一起，同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到底，同我们自己队伍中、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斗争到底。
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希望党委支持我的行动，我回去以后，一定好好干。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反孔斗争
北京师范大学　朱斌
在中国近代史上，经历过多次激烈的反孔和尊孔斗争。
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在这一斗争中，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英雄们，掀起了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声势浩大的讨孔运动。
1843年，即鸦片战争结束后一年，洪秀全就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捣毁了他任教的村塾中孔子的牌位，毅然决然地向整个封建制度宣战，开始组织秘密革命团体，积极准备武装起义。
他以革命浪漫主义，编了一个生动的故事。
这个故事说，孔丘的书把人“教坏了”，“皇上帝”很生气，派“天使”“将孔丘捆绑”起来，把他批驳得哑口无言，还“命天使鞭挞他”。
孔丘跪下“再三讨饶”，“哀求不已”。
据传，后来“罚他种菜园了”。
太平天国英雄们，把“皇上帝”当作争取解放的革命农民的化身。
历来谁也触犯不得的剥削阶级的
“大圣人”，如今跪在“皇上帝”面前受捆绑、鞭挞、批判；
辱骂劳动人民是“小人”的“夫子”，现在被罚种菜园了，真是大快人心！
这个故事充分表现了洪秀全完全蔑视这个“至圣先师”，坚决向封建统治阶级造反的革命精神。
这个革命故事受到群众的欢迎，起着动员群众参加革命、鼓舞群众斗志的巨大作用。
思想斗争是政治斗争的前导。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之所以反孔，是因为现实阶级斗争的需要，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
在封建社会，孔子和儒家思想一直是地主阶级用以维护封建统治、镇压农民革命的精神支柱。
洪秀全认为，世间种种罪恶的产生，“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封建地主阶级的双重剥削压迫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农民起义彼伏此起，清王朝的统治风雨飘摇。
反动统治者为了挽救崩溃的危机，疯狂地进行武力镇压，也更加拚命地乞求于孔子的亡灵，大肆鼓吹孔孟之道。
地主阶级头子咸丰刚登上皇帝宝座，就大力提倡“尊孔读经”。
他一再亲临孔庙祭孔，亲自讲“四书”、“五经”，宣扬纲常名教，要“使之家喻户晓”，“斯邪教不禁而自化”。
就是说，用孔孟之道来束缚人民的思想而使之俯首帖耳听任压迫剥削，以巩固其封建统治。
恩格斯指出：
“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要有新的进步，要革命，就必须批判、摧毁旧的“神圣事物”。
没有这种对旧的“神圣事物”的“叛逆”，就不会有新的进步，就不会有革命。
历史就是在批判旧事物的过程中前进的。
太平天国对孔子的无情批判和声讨，对封建“圣道”的猛烈冲击，都是为革命作舆论准备。
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就是以革命思想批判封建阶级的反动统治思想，其中心是摧毁封建纲常名教。
孔子和儒家的纲常名教是维护反动封建统治秩序的思想基础。
反动统治者把它说成是“万世之纲”。
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曾国藩就是在保卫“圣道”、“伦常”、
“扶持名教”的黑旗下聚集起地主阶级和一切反动势力的。
太平天国继承和发展了历史上农民革命的反封建思想，针锋相对地提出平等思想，来反对纲常名教。
在《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三篇著名的文章中，洪秀全否定了孔学鼓吹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教条，否定了贵族、官僚、地主和农民、奴婢的封建等级关系，否定了封建统治秩序。
一句话，粉碎了孔孟之道鼓吹的封建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压迫有理的鬼话。
洪秀全宣传平等思想，为本阶级造革命舆论，动员人民群众起来革命，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
他的革命思想的锋芒直指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权威——皇帝，反对专制君权。
洪秀全把皇帝叫做“妖魔头”。
他斥责“君王私自专”，“他是何人，敢腼然称帝，妄自尊大”，号召人民起来共同击灭“阎罗妖”。
所谓“阎罗妖”，就是皇帝以及官吏、地主等封建统治阶级。
洪秀全还进一步提出“天地之中人为贵”的思想，反映被压迫的农民阶级要成为社会主人的要求。
马克思说：
“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
“哪里君主制的原则占优势，哪里的人就占少数；
哪里君主制的原则是天经地义的，哪里就根本没有人了。”
（《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四一一页）孔学为了维护反动统治秩序，维护等级制，把被奴役的劳动人民看成是卑贱微小的，是“下愚”、“斗筲之人”，应该永远受那些“上智”、“圣人”的统治。
洪秀全的“人为贵”思想的民主性精华，恰恰在于批判这种轻视、蔑视劳动人民的“君主制的原则”，把被颠倒的社会现实重新颠倒过来，使被奴役的劳动者“成其为人”。
太平天国革命英雄们还对封建神权进行了沉重的打击。
反动的儒家学派出于统治人民的需要，制造了“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谬论，用天上的神来为剥削阶级在世上的统治辩护。
曾国藩说得很露骨：
“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
这就是说，天上的神是世上剥削阶级的化身，“神道”、“王道”是一体，共同来统治劳动人民。
“神道”是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使人民不敢违背纲常名教，不敢“犯上作乱”。
洪秀全对封建“神道”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出“世间所立一切木石坭团纸画各偶像”，都是“人为”的，是封建统治者用来“迷惑害累世人”的蛇魔，必须加以诛灭。
显然，对封建“神道”的否定，就是对“王道”即人间君主专制的否定，也是对孔孟之道的否定，砸碎了套在农民身上的精神枷锁。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太平天国从理论上、实践上反对了孔孟鼓吹的“男尊女卑”。
太平天国革命队伍中的妇女，能够分得土地，参加劳动，参政做官，参军作战等等，在经济上、政治上同男子平等。
太平天国还明文规定“凡天下婚姻不论财”，禁止买卖婚姻，禁止蓄婢、卖淫，废除缠足等侮辱妇女的陋习。
这种对妇女的解放，把对封建宗法统治的斗争推向一个新阶段。
毛主席指出：
“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英雄就是以平等思想来批判这四种权力，解脱束缚在农民身上的这四条极大的绳索。
在《天朝田亩制度》这个革命政治纲领中，提出了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
显然，这种建立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平均平等社会的理想，是一种以农业小生产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空想社会主义。
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最革命的思想，是革命的有力武器。
太平天国提倡平等，击中了孔孟之道、封建的纲常名教的要害，从思想上动员了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推翻清朝反动政权。
为此，地主阶级惊呼“人心正在思乱”。
刽子手曾国藩哀叹：
“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是开天辟地以来“名教之奇变”，使得孔子、孟子一伙“痛哭于九原”。
任何阶级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必然伴随着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斗争。
太平天国把反对孔学，反对清朝官方统治思想理学，贯穿到政权建设许多方面，进行除旧布新。
太平天国的英雄们，斥责“孔子为不通秀才”。
为了防止“孔孟妖书”“诱惑人心，紊乱真道”，太平军所到之处都将
“孔孟妖书”烧毁或投入厕所。
定都南京以后，为了更有利于清除孔孟思想的毒害，太平天国采取删改孔孟经书的办法。
在洪秀全亲自主持下，成立了“删书衙”，删改“四书”、“五经”，“将其中一切鬼话、妖怪话、妖语、邪语一概删除净尽，只留真话、正话”。
当时刻印删改的“四书”、“五经”，现在已经散失，删改的内容无从考查。
但据当时人的记载，太平天国认为《论语》一书“无可取”，只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二句符合太平天国革命的宗旨。
由此可见，他们把凡是不利于农民革命政权的，不利于为革命开辟道路的，都在摒弃之列。
尽管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英雄还不可能用科学的思想武装来进行批判，但这种荡涤封建的污泥浊水的革命精神是值得称颂的。
“四书”、“五经”原是地主阶级规定的神圣经典，现在却成了禁毁、删改的对象。
这是农民阶级对孔学的一次大清算，是在政治思想上对地主阶级的专政。
太平天国还专门成立“镌刻衙”，大量刻印洪秀全、洪仁玕等制定的革命文告、政策、书籍，如《太平天日》、三篇《原道》、《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等等。
在重新刻印三篇《原道》时，作了重要修改，将其中所引用的“四书”、“五经”的话，以及儒家仁义道德的说教，尽行删除。
通过这些批判孔孟之道、宣传革命的文献，来教育、动员群众为巩固农民革命政权、实现“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而斗争。
太平天国掀起的声势浩大的反孔斗争，是革命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在思想政治战线上一场剧烈的阶级斗争。
斗争的历史表明：
反动阶级妄图倒转历史车轮，要向孔孟之道寻找反革命思想武器，大搞尊孔读经；
而革命人民要推翻反动阶级，推动历史前进，就必须针锋相对地展开反孔斗争，扫除腐朽的旧思想。
今天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腐朽的意识形态包括孔子的儒家思想还在散发臭气，“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
叛徒林彪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乞灵于孔子这具僵尸，用孔孟之道来毒害人民。
因此，我们必须把批林和批孔结合起来，继续进行批孔的斗争，以便更加深入地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把批林整风进行到底。

林彪再三挥舞“克己复礼”黑旗居心何在？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1969年，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我们党召开了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会上发出了“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号召。
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主席进一步指出：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在九大路线的指引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奋斗。
但是，阶级敌人是决不甘心失败的。
在刘少奇叛徒集团垮台后，林彪反党集团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千方百计地破坏九大的革命路线，疯狂地加紧进行反党阴谋活动，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把孔孟之道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1969年10月19日，林彪躲在阴暗角落里引用《论语》中的“克己复礼”，连续写了两条字句相同的条幅赠给他的死党：
“悠悠万事　唯此为大　克己复礼”
他的死党心领神会，于10月23日以同样的字句也写了一条回敬主子林彪，表示反革命决心。
1970年元旦，正当全国人民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乘胜前进，以战斗的姿态跨入伟大的七十年代的时候，林彪生怕他的死党对其反革命用心领会不透，第3次写下了内容同上的条幅：
“悠悠万事，唯此、唯此为大。
克己复礼。”
请注意，林彪在这里连续用了两个“唯此”，这决不是多余的重复，而是别有用心的强调。
在不到三个月时间内，林彪一伙接二连三地写下了以上条幅，把“克己复礼”当作万事中最大的事。
他们“克己复礼”的反革命心情是多么急不可耐，又是多么丧心病狂啊！
孔子的“克己复礼”究竟是什么货色？
林彪一伙如此狂热鼓吹“克己复礼”又居心何在？
他们究竟要复什么礼？
到底要干什么？
“克己复礼”是孔子复辟奴隶制的政治纲领。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从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的社会大变革时期。
当时天下大乱，奴隶制的旧秩序——礼制处在全面崩溃之中，新兴封建制度日益成长壮大。
面对着这种形势，为了维护和复辟奴隶制，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孔子提出了“克己复礼”的反动口号。
所谓“克己”，就是要人们按照反映奴隶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周礼”，去克制自己的欲望，约束自己的行动。
在当时主要是要新兴的地主阶级和奴隶无条件地忠于奴隶主，不要“犯上作乱”，不要造他们的反。
“克己”的目的是为了“复礼”。
所谓“复礼”，就是要恢复已经崩溃了的西周奴隶制的统治的秩序，即奴隶社会的上层建筑。
由此可见，孔子的“克己复礼”，反映了没落的奴隶主贵族不甘心灭亡、要与新兴势力作拚死斗争的反动意志，完全是一个反对社会变革、妄图倒转历史车轮、复辟西周奴隶制的反动政治纲领。
鲁迅在揭露反动派的复古活动时指出：
“现在中国顽固派的复古，把孔子礼教都拉出来了”（《集外集拾遗·关于知识阶级》），他们“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热风·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
林彪反党集团就是这样一伙反革命顽固派。
他们抬出孔子这具政治僵尸，继承孔子的衣钵，把“克己复礼”奉若神明，这充分暴露了他们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当然，林彪和孔子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他们鼓吹“克己复礼”的阶级内容也不相同。
孔子是在我国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历史时期，代表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妄图复奴隶制的“礼”；
林彪是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代表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妄图复资本主义的“礼”。
但是，林彪和孔子在反对社会变革、主张倒退，搞反革命复辟这个根本问题上却是完全一致的。
在孔子“克己复礼”的黑旗下，映出了林彪反革命的狰狞面目；
在林彪“克己复礼”的阴谋活动中，游荡着孔子的阴魂。
孔子的“复礼”，是推行一条“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革命路线，就是要复兴灭亡的奴隶制国家，恢复奴隶主贵族的世袭权力，让那些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遗老遗少们死灰复燃，继续残酷地压榨奴隶。
林彪的“复礼”，是推行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就是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林彪一伙所以从1969年10月到1970年01月间再三抛出“克己复礼”的反动口号，就是为了动员其死党加紧抢班夺权，发动反革命政变，实现这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为了实现“复礼”的迷梦，林彪朝思暮想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他从搞复辟的祖师爷孔子那里，找来“正名”的破烂武器。
1970年05月，他猖狂地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指使其死党向党进攻，叫嚣他要当
“国家的头”，“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
林彪反党集团公然以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说教为根据，顽固地坚持反党的政治纲领，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说穿了，他林彪不当“国家的头”，就名不正；
名不正，就指挥不灵；
指挥不灵，就“复”不了“礼”，复辟资本主义的“事”，就搞不成。
在林彪一伙的心目中，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的大好形势和新生事物，都不符合他的“礼”。
他们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革“中国人民”的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独裁”，狂叫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逸民”，即蒋家王朝的残渣余孽、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以便扶植反革命的复辟势力。
在阶级社会里，对一个阶级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
林彪要解放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就是要把我国亿万劳动人民重新推入苦难的深渊，就要有千百万人头落地。
十分清楚，林彪的“复礼”，对内就是妄图恢复被无产阶级打破的旧秩序，恢复剥削阶级失去的“天堂”，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指出：
“中国软弱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没有后台老板，是一件小事也做不成的”。
林彪为了实现“复礼”的迷梦，必然要找一个帝国主义洋大人作为自己的后台老板。
这个后台老板就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当他们的阴谋败露后，又仓皇出逃，投奔苏修，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这些事实充分表明，林彪的“复礼”，对外就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充当苏修“核保护伞”下的儿皇帝。
总之，林彪的“复礼”，就是要恢复地主、资产阶级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制度，恢复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变中国为苏修的殖民地，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的专政。
至于林彪鼓吹的“克己”，和孔子一样，也是为了实现“复礼”。
他要求其死党把“复礼”作为头等大事，按照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礼”来约束自己的一切言论行动；
还告诫他们，不要过早暴露，因小失“大”，要克制自己，“注意荫蔽”，“遵守纪律”，一切服从于“复礼”，象胡风反革命集团那样，“在忍受中求得重生”，等待时机，以求一逞。
林彪乞求于孔子的亡灵，袭用孔子“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纲领，这决不是偶然的。
孔子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思想家，由于他的思想的实质是复古、守旧、倒退和复辟，反映了一切没落的剥削阶级的利益，适应他们的政治需要，所以，一切反动派都是尊孔的。
孔子的“克己复礼”，也就成为他们反对革新、镇压人民的思想武器。
宋代反动的儒家代表人物朱熹在《延和奏札》中，向封建皇帝献计献策，说什么孔子的“克己复礼”，是“千圣相传心法之要”，“天理之全”，以此作为维护反动统治的法宝。
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曾国藩声称：
“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
亦曰：
礼而已矣。”
（《圣哲画象记》《曾文正公文集》卷二第5页）他把“克己复礼”看成是支配万事万物的根本信条，鼓动他的大小喽罗“克己而爱人”，“浩然捐生”，为“戡大乱”即镇压人民革命而卖命。
独夫民贼蒋介石也把孔子的“克己复礼”奉为至宝，明确地订在国民党《党政工作人员须知》的手册中，作为训练法西斯党徒、反共反人民“基本教育”的一个重要准则。
他把“礼”看作是“精神的国防”、“立国纲维”，梦想通过“重礼”来“奠定”蒋家王朝“千万年的精神基础”。
和历史上没落的各种剥削阶级代表人物一样，林彪为了篡党复辟，竭力鼓吹孔子的“克己复礼”，这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以“克己复礼”为复辟纲领，为恢复西周奴隶制奔走呼号了一生。
今天的叛徒、卖国贼林彪跟在孔子的屁股后面，挥舞“克己复礼”的黑旗，为复辟资本主义与无产阶级进行拚死的较量。
林彪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不仅思想象孔子的，语言也有很多是搬用孔子的。
如果九泉之下的孔老二，知道两千四百年后还有象林彪这样的“超级”信徒，一定会喜出望外，得意忘形地说：
真吾徒也，“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
（《论语·季氏》）林彪和孔子在思想体系上一脉相承，息息相通；
在政治上都是搞复辟、开倒车、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
毛主席说：
“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
古今中外，没有例外。”
孔子的倒行逆施，没能挽救奴隶制度的灭亡，结果成了“累累若丧家之狗”，带着复辟奴隶制的花岗岩脑袋见周公去了；
林彪复辟资本主义、建立封建买办法西斯王朝的迷梦，不但没有实现，反而落得死无葬身之地，扛着“克己复礼”的破旗朝拜孔老二去了。
这是一切复辟势力的必然结局。

为英雄人物创造典型环境
厦门大学许怀中
如何把握时代的本质，写好英雄人物生活和斗争的环境，这是文艺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从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概括生活，写出了正确反映时代本质的典型环境。
要写出典型的环境，就要写出那个时代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第1场《长夜待晓》通过简练的描写，既概括了第1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残酷严峻的斗争形势，又反映了广大贫苦农民要革命、求解放的历史要求和不后退、不气馁的斗争意志。
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期，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拉萨尔所写的剧本《济金根》的错误，根据无产阶级革命的要求，就曾提出：
必须以当时社会最革命的阶级和最革命的力量，作为作品的时代背景。
《杜鹃山》写的是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革命圣地井冈山附近一支农民自发武装在党的领导下成长的过程。
剧本以红色根据地井冈山为背景，表现了井冈山和杜鹃山的关系，强调了井冈山的重要作用。
当雷刚和战友们翘首企足热切盼望党来领导的时候，井冈山及时派来了党代表柯湘；
在杜鹃山农民自卫军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柯湘主动向井冈山请示汇报，井冈山作出了“马上撤离杜鹃山”的英明部署；
最后，农民自卫军在开赴井冈山的途中和工农革命军会师，联合歼灭了敌人，杜鹃山的杜鹃花和井冈山的红旗相映生辉。
雷刚找党，党找雷刚，井冈山照耀杜鹃山，杜鹃山通向井冈山，这就把杜鹃山的活动，置于井冈山的领导之下，深刻地体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作用。
人所周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毛主席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产物。
井冈山的精神，是这一革命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
《杜鹃山》以代表时代发展方向的井冈山作为背景，并强调了井冈山的作用，这就正确地反映了时代的本质，表现了历史运动的主流。
要写出典型的环境，还要写出那个时代阶级斗争的发展趋势。
1927年由于蒋介石的血腥屠杀，陈独秀的右倾投降，革命暂时处于低潮。
针对党内出现的一股悲观失望的潮流，伟大领袖毛主席高瞻远瞩地指出：
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星星之火可以变成燎原烈火。
《杜鹃山》热情地反映了革命的这一发展趋势。
面对着高天滚滚寒流急的严峻形势，柯湘“等闲看惊涛骇浪”，表现了共产党人敢于斗争的大无畏英雄气概；
透过敌人杀气腾腾的刺刀丛，柯湘看到了“密林中银光闪闪红缨枪”，人民在英勇不屈的斗争，革命的高潮很快就会到来。
第8场李石坚等怀义愤斥内奸义正词严，守阵地卫红旗众志成城的雄伟场面，更是令人神往。
它使人联想起当年林彪发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鸣时，毛主席庄严、豪迈地指出的：
“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
《杜鹃山》正确认识了当时的社会形势，从革命运动的发展中把握了时代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趋势，这就为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提供了坚实、广阔的活动场地，创造了“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恩格斯语）。

文艺舞台百花盛开
——华北地区文艺调演节目选刊
天津市话剧团演出的话剧《风华正茂》中的一个场面。
青年女教师常虹（右三）向学生讲述父亲在旧社会给资本家当矿工的悲惨经历，帮助学生理解毛主席的光辉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内蒙古自治区歌舞团演出的舞蹈《前哨》。
北京评剧团演出的评剧《向阳商店》中的一个场面。
商业战线新兵刘春秀，为了支援附近工厂大会战，主动推车送货，受到白云坡职工的热情欢迎。
河北省唐山市地方戏剧团演出的影调《迎风飞燕》中的一个场面。
滚龙坡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燕晨光（右三）依靠贫下中农，团结知识青年，帮助侯云英提高阶级斗争觉悟，识破了阶级敌人利用宗族关系拉拢青年的诡计。
　新华社稿（本栏照片除署名者外，均为新华社记者摄）

此时无声胜有声
——赞《杜鹃山》的静场处理
北京电子管厂　马玉来
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遵循张与弛、动与静的艺术辩证法，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设置了几个静场，对于刻画柯湘这个英雄人物起了一定的作用。
《情深如海》一场，帷幕拉开，农军战士由于不理解党的政策，在温其久的亲信丘长庚的撺掇下，吵吵嚷嚷，要寻柯湘闹事。
随着肩挑米箩的柯湘出场，台上众人的喧哗声戛然而止。
这个“风平浪静”与前面的“电闪雷鸣”形成了强烈对比，含蓄地点出：
柯湘虽然来到杜鹃山不久，但是已在群众中初步树立了威望。
继而，《杜鹃山》借助于台上悄然无声的静寂，把艺术的聚光灯集中在柯湘的身上，不仅细致地刻画了她挑担、放担、搬箩、拂尘等熟练的劳动动作，表现了她既是我军的杰出指挥员，又是一个风尘仆仆的普通劳动者。
这为下面柯湘陈述家史作了有力的铺垫。
也是在第3场中，围绕着革命的扁担应该落在谁身上这个问题，形成了柯湘与雷刚等人尖锐的冲突。
台上出现了：
一方是雷刚与部分农军战士拔刀相向；
另一方是柯湘镇定自若、李石坚等人簇拥保护的静场。
这个处理，把戏剧冲突推到了新的高峰，使我们不由得为柯湘捏一把冷汗。
凭借着这刹那间的静寂，《杜鹃山》表现出各种人物的不同的心理活动：
雷刚的怒不可遏，李石坚的刚毅坚定，罗成虎惊慌失措的观望，温其久幸灾乐祸的奸笑……，而这一切，又有力地衬托了柯湘的坚定沉着。
在刀枪威逼的情况下，柯湘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如何因势利导，做深入细致的政治工作，帮助雷刚等分清是非、辨识良莠。
收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
《砥柱中流》一场，当杜小山在温其久挑动下，手握匕首冲向山口时，柯湘凄楚地喊着：
“小——山——！”
杜小山丢掉匕首，扑在柯湘怀里，失声恸哭。
此刻，风云翻滚、浪花四溅的舞台，突然沉寂了。
在这静寂之中，柯湘热泪沾襟的表情与如诉如泣的伴奏和谐配合，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柯湘对杜妈妈和乡亲们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同时也显示了她不用感情代替原则的高度党的观念，也使杜小山等于“情”中明理，推动着戏剧冲突向纵深发展。
《杜鹃山》的创作经验告诉我们，要写好静场：
一要处理好张与弛的关系。
“张”与“弛”只是戏剧冲突的状态的不同，并不是戏剧冲突的有无。
“弛”是“张”的继续，“张”是“弛”的发展。
因此在静场里，戏剧冲突不能中断；
相反，要为戏剧的发展作好铺垫。
二要处理好动与静的关系。
这就是说，整个舞台是“静”的，但是要通过环境气氛的描写，人物表情、动作的刻画，表现出人物强烈而丰富的心理活动，做到外“松”内“紧”，以“静”显“动”。

高举革命旗　紧握手中枪
赞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批判林彪的反动的军事路线
廖达　钟闻
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以惊心动魄的艺术力量，通过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柯湘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改造杜鹃山农民自卫军的艺术描写，深刻地反映了革命与反革命两个阶级争夺农民武装领导权的斗争，热情歌颂了“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的伟大真理，有力地批判了野心家、阴谋家林彪鼓吹的枪指挥党的谬论。
历史经验证明：
农民自发的武装斗争要取得胜利，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必须有一条正确路线指引。
杜鹃山农民自卫军队长雷刚从农军三起三落的血的教训中，认识到了党的领导的必要性。
柯湘接受党的委托，从井冈山来到杜鹃山，决心用党的正确路线改造这支队伍，带领他们举井冈山的旗，走井冈山的路。
柯湘的到来，对于时刻觊觎着农军领导权的阶级异己分子温其久，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但是，他并没有死心，他还要挣扎。
杜鹃山上，改造与反改造斗争的警钟长鸣；
夺权与反夺权斗争的风云漫卷。
农军面临着两种改造、两种命运的决战：
柯湘要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改造雷刚，把农军引向光明的前途；
温其久却要把农军引向反革命的道路，成为实现他个人野心的工具。
杜鹃山上这场争夺农民武装领导权的严重斗争是这样进行的。
首先，柯湘在政治上思想上对农军战士进行路线教育，粉碎了温其久利用农军的“老章程”反改造的阴谋。
为了把“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到农军中去，以使农军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柯湘乍到杜鹃山，便以砸烂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革命精神，亮出了无产阶级的鲜明旗帜，提出了一个与农军的“老章程”根本不同的“新章程”。
“新章程”规定：
浮财用于革命、救济贫苦的劳动群众。
这个“新章程”是柯湘从井冈山带来的。
它体现着无产阶级军队的优良作风和革命纪律，反映着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代表着“建军为公”的宗旨和路线。
“浮财全归弟兄”的“老章程”呢？
则沿袭了千百年来农民起义军的“老规矩”，反映了小生产者的狭隘利益。
阴险狡猾的阶级异己分子温其久深深懂得，在小生产者组成的农军中，这个“老章程”是有一定的市场的。
因此，他竭力维护“老章程”，妄图以此为武器，抵制柯湘的改造，进而赶走柯湘，以便他继续在农军中推行其军阀主义的货色，实现他反革命的个人野心。
显然，执行“新章程”和维护“老章程”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争夺农民武装领导权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事关建党建军的原则问题，决不能有半点含糊。
柯湘发扬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不怕孤立，不怕围攻，既坚持原则，又循循善诱。
她用“普天下受苦人同仇共愤”的事实，激发雷刚和农军战士的阶级感情，开阔他们的革命心胸，终于使雷刚等想通了革命的道理，痛快地接受了党的章程，为农军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长期以来，林彪一伙抱着个人野心，立党为私，经营了几十年。
林彪有时也虚伪地说“为公”，然而他所说的“公”，说穿了，不过是林彪反党集团私利的掩盖物。
“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
我们要以柯湘为榜样，坚持立党为公，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人民服务。
只有这样，才能模范地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才能团结大多数人工作，才能具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
其次，柯湘在军事上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粉碎了温其久勾结毒蛇胆武装扼杀农军的罪恶活动。
柯湘改造农军的胜利进展，引起了阶级敌人的恐惧和仇恨。
温其久在利用“老章程”抵制改造的一手失败之后，无耻投敌，和毒蛇胆勾结起来，妄图用反革命的暴力扑灭人民革命的熊熊烈火。
温其久和毒蛇胆的反革命勾结，是由他们的反革命阶级本性和共同的政治利害决定的。
本来，温其久和毒蛇胆都是一个洞里的毒蛇，所不同的，一个是露出毒牙的蛇，一个是化成美女的蛇。
他们之间曾因争夺一块“风水宝地”闹翻了脸。
然而他们之间的这种矛盾，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
当革命怒涛席卷而来危及他们的共同利益时，便会暂时放下他们之间的内部纠纷，表现出对革命人民的共同仇恨和一致的行动。
《砥柱中流》《雾岭初晴》两场，随着“围剿”与反围剿斗争的激化，把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山下，毒蛇胆设下“金钩钓鱼”的毒计，诱骗雷刚下山，妄图把农军一网打尽；
山上，温其久与毒蛇胆相策应，煽动雷刚和农军战士下山硬拚，妄图把农民自卫军推入覆灭的深渊。
在内外夹攻、内挑外激的危急形势下，一股狭隘的复仇思想的潮流向柯湘袭来。
“乱云飞渡仍从容”。
在这严峻的关头，柯湘从容镇定，力挽狂澜，如穿云海燕，搏击着狂风暴雨；
似中流砥柱，镇住了险涛恶浪。
“党指挥枪”的伟大真理，使她心明眼亮，力量倍增。
她冷静地分析敌我形势，制订了正确的作战方案；
她剖析了莽撞下山的严重后果，劝说雷刚等不要感情用事；
她揭穿了温其久推波助澜的险恶用心，告诫战友紧要关头莫让沙泥迷住眼；
她依靠党的力量和群众的智慧，巧施调虎离山计，奇兵飞渡鹰愁涧，救出了雷刚和杜妈妈。
一句话，柯湘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指挥手中枪，终于粉碎了毒蛇胆的反革命“围剿”，清除了内奸、叛徒温其久，使农军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与主力军会合，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胜利道路。
在这场夺权与反夺权的殊死搏斗中，内奸温其久扮演了一个绝妙的反面教员。
这个毒蛇胆在革命阵营中的代理人，是一个心黑手狠、两面三刀的反动家伙。
他“大哥”不离口、背后下毒手，“口含蜜语腹藏剑”、“处心积虑夺兵权”。
他时而乞灵于孔夫子“男尊女卑”的腐朽思想，以挑拨雷刚和柯湘的关系，妄图借雷刚之手赶走柯湘；
时而又捧出“乡土之情”、“母子之爱”、
“恩德良心”等地主资产阶级思想武库中的破烂武器，与毒蛇胆的武装进攻相配合，从堡垒内部进行“攻心战”。
从他开始反对雷刚“抢一个共产党领路向前”，到企图孤立柯湘，直至最后拔旗倒戈，妄图把农军当做他叛卖革命的“进见礼”，都说明他是隐藏在革命阵营内部的最危险的敌人。
温其久的反革命夺权的丑史表明：
他竭力鼓吹枪指挥党的罪恶目的，正是为了抵制党的正确路线，阴谋篡夺领导权。
透过温其久的丑恶形象，我们更加认清了“超级间谍”林彪的反革命嘴脸。
林彪出自篡军夺权的政治野心，竭力鼓吹枪指挥党，肆意颠倒“党”和“枪”的关系，以取消党和党的正确路线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我们知道，一定的军事路线总是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
林彪鼓吹“枪指挥党”，反对“党指挥枪”，剥开画皮来看，就是要取消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由林彪反党阴谋集团来“领导”；
就是要抵制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人民军队作为他们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林彪一伙的反革命阴谋何其毒也！
“党指挥枪”是颠扑不破的革命真理。
阶级敌人的攻击丝毫磨灭不了这一革命真理的光辉。
反对“党指挥枪”，阴谋篡党夺权的反动家伙从来没有好下场！
林彪反党集团的可耻下场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林彪的垮台并不意味着斗争的完结。
我们要警惕温其久之流的阴谋，记取雷刚的教训，以柯湘为榜样，高举革命旗，紧握手中枪，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指引下，“乘风破浪向前方，永不迷航！”

全心全意为人民的首都交通民警
不论风雪严寒，还是酷暑盛夏，首都广大交通民警为维护交通秩序，日夜辛勤地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
他们对工作认真负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这里介绍的是几个交通民警爱人民的故事。
阶级情谊深
一天，交通八队收到了北京木城涧煤矿工人陈瑞林代表全家写的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
信中写道：
“警民一家人，阶级情谊深。
只有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起来的人，才会有这样的共产主义风格。”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一天下午陈瑞林的老姐姐从山东来北京探亲，下车后发现身边带的弟弟家的详细住址丢失了。
这位年近六旬的农村老大娘初次来京，只知道弟弟在木城涧煤矿工作，家住在西单附近。
这怎么办呢？
她来找西单交通岗民警帮忙。
这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了，值勤民警于清宝安慰老人不用着急，一定想法帮她找到亲人。
下班以后，他把老人领到交通八队办公室。
同志们听说后，有的倒开水，有的搬椅子，问寒问暖，象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
为了让老人尽快同亲人见面，班长郭福来立刻打电话同人民汽车公司联系，可是到木城涧方面去的末班车早已开走了。
他又通过门头沟区公安分局同木城涧煤矿联系，也没有联系上。
他们一直忙到很晚，也没有找到大娘的弟弟。
这时，刘全顺对大家说：
“今晚我值班，就让大娘先在我们这里休息一夜吧，我来负责照顾她。”
大娘躺在舒适的床铺上，很快就睡着了。
值班室里只有一张床，刘全顺就在椅子上坐了一夜。
第2天早晨，他给大娘打来洗脸水，还做了两碗面条汤。
饭后，他又多方联系，终于找到了大娘的弟媳。
她很快来到交通队办公室，把老姐姐接回家去。
临别前，大娘激情满怀地说：
“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就是好，走到哪里都有亲人。”
忘我救群众
在交通三队，传颂着民警李国胜拦车救群众的事迹。
那是一天下午六点多钟，正是人们下班的时候，马路上车来人往，川流不息。
在东郊工业区的双井十字路口，南北行驶的车辆刚刚过完路口，红灯代替了绿灯，东西路口上的车辆开始放行。
就在红绿灯更换的时候，一个女工骑着自行车由北向南急驶而来，由于车速太快，一时刹不住车，越过了停车线，奔向路口中心。
这时，一辆由东往西的公共汽车也驶进了路口中心，情况十分危险。
在这个紧急关头，站在路口维护交通秩序的民警李国胜，冒着被汽车撞上的危险，冲上前去，用身体挡住了自行车。
李国胜虽然被自行车撞倒在地，一场严重的事故却因而避免了。
他从地上爬起来，对女工说：
“同志，以后骑车可要注意啊！”
李国胜这种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舍己救人的高尚风格，受到在场群众的热烈赞扬。
李国胜说：
“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这位女工是光华木材厂的工人。
事后，工厂和她的全家都给李国胜写了感谢信。
她的孩子在信中表示：
“长大以后，要象民警叔叔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勇敢拦惊马
一天下午，正在崇文门外蒜市口值班的交通九队班长张富林，突然接到花市西口值勤民警的报告：
一辆无人驾驭的马车由北向南狂奔而来。
“宁愿自己牺牲，也要保证群众安全！”
一个坚定的信念在共产党员张富林的脑子里闪过。
他把自行车往路边一靠，立即迎着惊马奔去。
这时，拉着大车飞奔的惊马，离前面一位骑自行车的女同志已经很近了。
人行道上的群众见此情况，急得大声呼喊：
“骑车的同志，后边有惊马，快往边上骑！”
由于天冷风大，这位女同志戴着头巾，听不到后面的喊声。
距离越来越近，二十米，十米，……情况万分紧急。
在这关键时刻，张富林赶到了。
他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抓住惊马的缰绳，猛力往外一拉，骑车的女同志化险为夷。
但是，惊马依然在狂奔，张富林又赶忙去扳车闸，但手闸失灵不起作用了。
惊马拖着张富林继续向前奔跑，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张富林看着满街的行人，早把个人安危抛到九霄之外。
他提醒自己：
“为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不能撒手！”
他紧紧抓住缰绳，惊马拖着他又跑了一百多米，靠近了便道，速度也渐渐慢下来。
这时，张富林便趁机用身体抗住马身，两脚蹬住便道的道沿，双手拚命勒紧缰绳。
惊马终于在不怕死的革命战士面前降服了。
路旁的群众齐声称赞张富林“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好民警”。
极端负责任
一天，交通七队检查站民警高秀臣正在聚精会神地执行任务，一辆满载着水泥的卡车急驶而过。
他发现卡车的挂车车轮向里倾斜，如不及时检修，就有翻车的危险。
可是，汽车已经跑出老远了，他立即给前面的玉泉路岗亭民警打电话，通知他把车子拦住。
他随后骑上自行车赶来。
高秀臣和司机一起动手，对汽车进行了细致的检查，发现挂车右前轮的轴承全部损坏，滚珠已碾成了碎渣，轴皮内壳也因被碾磨而变大了许多。
这里离司机所在单位还有很长一段路程。
怎么办呢？
司机有些焦急不安。
高秀臣对司机说：
“不要着急，我们一定想办法把车修好。”
这时，班里的其他民警也闻讯赶来，和高秀臣一起，从附近的运输公司第8汽车场找来了汽车轴承和铁片。
大家一起动手，很快安好了汽车轴承，并用铁片垫住轴皮。
司机望望修好的汽车，看看满手油污的民警，激动地说：
“要不是你们及时拦住，今天可真要闯大祸啦！
我一定要学习你们这种对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为革命开好车。”
新华社通讯员

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
全国各地粮食保管工作越做越好
新华社1974年01月26日讯
我国粮食部门广大干部和工人，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认真做好粮食保管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1973年，全国已有两万多个粮库（站）达到无虫、无霉、无鼠雀、无事故的“四无”标准，比1972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以上。
粮食保管费用也有所下降。
最近十二年来，我国农业连年丰收，各省、市常年保管粮食的任务也随着增加。
批林整风运动展开以来，各地粮食部门的党组织，领导广大干部和工人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狠批林彪反党集团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提高了大家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进一步焕发了为革命千方百计保管好粮食的积极性。
浙江省余杭县仓前粮站，早在1954年就达到“四无”标准。
批林整风中，这个粮站的干部、工人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使粮食保管工作越做越好，连续二十年保持“四无”粮仓，成为粮食战线上的先进单位。
上海市第一粮食仓库认真贯彻“以防为主，防治并举”的粮食保管方针，努力摸索粮食保管工作的规律，经常进行粮情普查，有效地防止了粮食的虫害和霉烂，为国家安全储粮六十多亿斤。
目前，浙江、上海、广东、河南、河北、福建等省、市达到“四无”标准的粮库，已经占这些地区粮仓总容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为了改善粮食的保管条件，广大干部和工人发扬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积极开展技术革新，大搞粮仓机械建设。
江苏省无锡市粮食部门土法上马，革新原有的粮食保管设备。
最近两年，他们制造出大批粮食运输机和烘干、清杂等设备，使粮食装卸、输送、检斤、烘干、降温、清杂等环节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仅粮食的装卸费用，每年就节省十六万元。
辽宁省营口市粮库利用废旧材料，先后制成粮食输送、装卸等机械七十三台，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
北京市马连道粮库三年来自力更生建造了能适应机械操作的土圆仓三百五十多个，既节省了保管费用，又减少了粮食损耗。
各地粮食部门的干部和工人还积极开展科学实验，不断提高粮食保管工作的水平。
为了帮助农村人民公社保管好粮食，各地粮食部门组织了支农小组深入农村，帮助社队搞好储粮建仓工作。
江苏省各级粮食部门帮助农村人民公社建造了五万三千多个土圆仓，使许多公社实现了队队有粮仓。
各地粮食部门还热情帮助农村社、队培训粮食保管人员，使社、队搞好了粮食保管工作。

抓大事，促大干，加快电力基建步伐
我国去年完成新建大中型电站项目九十个，建成投产的发电设备总容量比前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以上，是新机投产最多的一年
新华社1974年01月25日讯
我国电力基本建设战线的广大工人、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抓大事，促大干，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1973年完成新建大中型电站项目共九十个，建成投产的水力和火力发电设备总容量，比1972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以上。
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新机投产最多的一年。
1973年年初，我国电力工业战线广大职工面对工农业生产发展的新形势，提出：
“工业要电，农业盼电，我们怎么办？”
他们响亮地回答：
抓大事，促大干，坚决当好国民经济的“先行官”。
一年来，各地电力部门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组织广大职工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抓紧对职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了电力建设的进程。
上海电力建设公司近两年来承担了上海地区新增发电设备的全部安装和部分土建任务，建设工期紧，施工任务重。
他们发动群众，深入开展批林整风，组织老工人作忆苦思甜报告，大大激发了广大职工的革命热情。
建设者们抢晴天，战雨天，计划月月提前完成。
参加淮北电厂建设的广大职工，把建设工地当作进行路线教育的课堂，坚持抓工程首先抓路线，始终把批林整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不断提高广大职工的路线斗争觉悟。
他们战高温，斗严寒，一年投产了两台大型机组。
有的同志在总结抓大事、促大干的经验时，深有感触地说：
“过去小事天天抓，就生产论生产，结果是按下葫芦起来瓢，越抓事越多；
现在，抓基本路线教育，纲举目张，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起来了，工程很快就上去了。”
1973年我国电力工业建设取得的成就，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的结果。
在水电建设方面，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一台三十万瓩的双水内冷水轮发电机组，已经在黄河上游的一座大型水电站胜利安装并已投产发电。
北京市的密云水库，去年新安装了一台一万一千瓩的抽水蓄能机组，对当地电网的调峰发挥了显著作用。
这台机组也是我国工人阶级自行设计、制造、安装起来的。
在火电建设方面，去年一些电厂的建设速度不断加快，机组单机容量逐步提高。
露天锅炉、装配式厂房、轻型杆塔、预应力结构，装配式冷却塔等新工艺、新技术，已经在较大范围内推广。
山东省电力建设职工认真贯彻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针，1973年投产了六台大型机组。
江苏天生港电厂原来是一个小型发电厂，最大的机组只有一万二千瓩。
去年，这个厂的工人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在上级领导部门和兄弟单位的大力协助下，土法上马，“小鸡生大蛋”，制造和安装了一台二万五千瓩汽轮发电机组，为满足当地工农业用电作出了贡献。
在各地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设计、制造、施工等单位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各发电设备和配套设备制造厂及时成套提供电站设备，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密切配合，这也是1973年电力工业建设速度加快的一条重要经验。
目前，电力工业建设战线的广大职工正在学习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认真总结抓大事、促大干的经验，决心在1974年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更多的电力。

狠抓批林整风，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
福建贵州掀起农田水利建设热潮
鄱阳湖滨地区冬季兴修农田水利狠抓工程质量
福建省
新华社福州1974年01月28日电
福建省冬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进入高潮。
到01月上旬，全省已改造低产田八十三万多亩，平整土地二十三万多亩，开荒、围海造田六万三千多亩，已经动工兴建的中小型水利工程五千多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福建省在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大力治山治水，改造低产田，全省旱涝保收农田面积已经增加到一千零五十一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三点五。
为了加快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步伐，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大好形势，去年秋收前后，省、地、县都召开了会议，总结去年农业丰收经验，以批林整风为纲，加强路线教育，集中劳力及时掀起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热潮。
去年县县获得增产的三明地区，全区农田基本建设开展得较早，进度较快，搞得较好。
这个地区的建宁县，山垄低产田面积占全县一半以上，他们把改造低产田作为农田基本建设的主攻方向。
秋收一结束，县委主要领导成员就来到城关公社圳头大队抓大事，促大干，把“老虎坑”山垄烂泥田改造成“肥水不出田，洪水不进田，冷锈水排出田，拖拉机能下田”的标准样板垄。
然后组织全县社队干部和社员代表到现场开会，推广经验。
全县很快形成了社社有样板，队队改造低产田的生动局面。
闽南和闽东等沿海地区的县社，把平整土地、兴修水利、扩大耕地面积等紧密结合起来。
东山县在抓紧大型水利工程向东渠配套工作的同时，根据园田化、机械化的要求，实行全面规划，大搞平整土地，小丘并大丘，旱地变水田。
这个县的樟塘公社港西大队，有上百个社员常年战斗在海滩上，经过入冬以来集中劳动力打歼灭战，完成围海造田七百亩。
有山区有平原的闽侯县，县委从实际情况出发，领导群众因地制宜地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在山区，他们采取改水、改土、平整土地等措施，进行综合治理，把三百二十五丘“眉毛田”“斗笠丘”，平整成二十一丘“人造小平原”；
在平原，他们在整治闽江中，重视沿江地势低洼社队的防洪排涝建设，扩大旱涝保收面积。
闽江下游的许多社队筑起防洪大堤，保住了大片良田，改造了淤积沙地，扩大了耕地面积。
贵州省
新华社贵阳1974年01月28日电
贵州高原冬修水利已经进入高潮。
全省动工兴修的水利工程比上一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二十多，已有二千三百六十多处小型水利工程完工。
去年秋收结束后，贵州省各县先后召开了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一致认为，农业要快上，非搞好农田水利建设不可，而要搞好农田水利建设，就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
在总结经验、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各县入冬以来，继续抓紧抓好批林整风，深入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用路线教育调动广大干部、群众兴修水利的积极性。
遵义地区各级党委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发动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总结历年来兴修水利的经验教训，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懦夫懒汉世界观，鼓舞了广大干部、社员大办农田水利的斗志。
全区各县因地制宜地制订了新的农田水利建设规划，及时组织劳动力投入兴修水利的战斗。
习水县委书记亲自指挥水利工程建设，还从县属机关抽调一百二十多名干部分别到水利重点工程加强领导和巡回检查，使全县冬修水利出现了大上快上的新局面。
贵州省各行各业都把支援水利建设当成自己的光荣任务。
铜仁地区物资部门主动和水利部门配合，一面组织人员采购水利物资，一面积极清理仓库，及时调拨水利工程所需的器材。
鄱阳湖滨地区
据新华社南昌1974年01月28日电
江西省鄱阳湖滨地区在大规模开展冬季农田水利建设中，坚持百年大计、质量第1的原则，使冬修水利既快又好地向前发展。
目前，这个地区的冬修任务已经完成一大半，工程的质量胜过往年，为夺取今年农业丰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73年，鄱阳湖滨地区的早稻遇到严重水灾。
秋后，湖区各县总结抗灾夺丰收的经验时看到，在去年的抗灾斗争中，大批水利工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可是也有一些工程，由于质量差，没有发挥应有的效益。
大家从实践中体会到，要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就必须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继续大办水利，特别是必须抓好工程质量。
在水利冬修中，为了提高工程质量，各县运用典型，对干部和社员进行教育。
湖区各县认真调查研究，根据需要和可能，对冬季水利建设作了全面规划，分别轻重缓急，合理安排建设项目，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打歼灭战，做到好中求快，好中求省，建一个，成一个。
鄱阳湖滨地区地形复杂，治水工程量大，“难题”较多。
有些人说：
“国家给钱给物就好办，缺钱少物只能干着看。”
针对这种思想，各县发动干部、社员深入批判林彪一类骗子散布的唯心史观，破除保守思想，坚定地依靠群众解决“难题”，提高工程质量。
波阳县把冬修任务和技术都交给群众，紧紧依靠群众把好工程质量关。
群众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仔细检查原有工程，认真处理每个隐患和险段；
在新建水利工程时，严格执行基建程序和审批、验收制度，没有设计好不动工，验收质量不合要求不收兵。

中华医学会断肢再植代表团离美回国
新华社1974年01月28日讯华盛顿消息：
由陈中伟医生率领的中华医学会断肢再植代表团结束了对美国的访问，01月27日离开美国回国。
代表团在01月12日到达美国以后，出席了美洲手部外科学会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年会。
中国医生在年会上提出了两篇论文，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代表团还访问了波士顿、路易斯维尔、盐湖城、旧金山、底特律等城市，参观了医院、学校、工厂，发表了一些学术报告，同美国同行交流了断肢再植的经验。

卡瓦瓦第2副总统视察坦赞铁路
号召当地人民保持警惕，防止敌人破坏
赞扬赞、坦、中三国铁路工人和人民的友谊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1974年01月26日电
坦桑尼亚第2副总统兼总理卡瓦瓦01月23日到26日乘坦赞铁路火车视察了坦赞铁路坦桑尼亚段和铁路沿线的“乌贾马”村。
视察时，卡瓦瓦在一些车站和地方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他强调修建这条铁路对于发展坦桑尼亚民族经济的意义，并且要求铁路沿线的人民组织“乌贾马”村，搞好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以便在铁路完全建成后充分使用这条铁路。
他号召当地人民保持警惕，保护铁路，防止敌人可能进行的破坏。
他还赞扬赞比亚、坦桑尼亚和中国三国的铁路工人之间的友谊和人民之间的友谊。
在曼古拉，卡瓦瓦参观了铁路建筑机器修配厂。
陪同卡瓦瓦视察的有，坦桑尼亚交通和工程部长卢辛德、农业部长蒙盖等高级官员，以及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李耀文，赞比亚驻坦桑尼亚副高级专员姆翁德拉等。
视察时，卡瓦瓦及其陪同人员受到坦赞铁路工人和中国工作人员的热烈欢迎。

在英雄土地上的友好访问
01月09日，阴雨连绵的天气转晴了。
以安平生为团长的中越友协代表团就在这一天踏上了十七度纬线南面不远的越南南方广治省解放区的土地。
代表团在这里的三天友好访问，受到解放区广大干部、群众和人民解放武装力量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处处感受到越南南方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陈怀南对安平生团长说：
“越南南方人民早就盼望大后方的战友——中国人民的使者来解放区访问。
今天，你们来了，我们感到十分高兴。”
安平生团长说：
“我们是来祝贺的，祝贺你们在抗美救国战争中取得的伟大胜利，我们也是来学习的，学习你们的革命精神和宝贵经验。”
代表团成员、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学惠1966年在昆明曾见到过阮氏萍外长。
阮氏萍外长曾赠给她一枚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纪念章。
几年来，她一直珍惜地保存着这枚纪念章，怀念着越南南方战友。
前来迎接中国战友的越南南方解放妇女联合会中央委员阮玉容，曾随越南南方的一个代表团访问过中国，中国人民对越南南方战友的深厚感情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返回解放区后，她也怀念着大后方的中国兄弟姐妹。
现在，徐学惠和阮玉容以及中越两国其他战友在越南南方解放区的土地上相见了，她（他）们感到格外高兴，格外亲切。
在广治省解放区，代表团参观了曾经是美国和西贡政权的军事设施。
为了挽救它们失败的命运，阻止解放军的进攻，美国和西贡政权曾多年苦心经营，用红外线侦察仪和电子音响警报器等现代化工具，建起了宽六公里、长四十多公里的“电子防线”，用大量的钢铁和水泥建立了许多牢固的工事。
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有恃无恐了。
但是，在越南南方人民解放军猛烈火力的打击下，这些所谓现代化的防线和所有的工事都成了破铜烂铁。
在一个高地上，代表团的同志们会见了1972年荣获共和临时革命政府授予英雄称号的解放军某团的指战员。
这个团在激烈战斗的1968年诞生。
几年中，他们共歼敌一万一千八百五十名，击落敌机一百七十架，击毁敌人军车一百七十三辆。
安平生团长对这个团的指战员取得的胜利表示热烈祝贺。
他说：
“中国人民对越南南方军民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感到高兴，并把这些胜利看成是自己的胜利。”
为保护国家财产曾与国民党残匪英勇搏斗而失去双手的徐学惠，怀着激动的心情，同这个团的营教导员、荣获共和临时革命政府授予的英雄称号的黎马良进行亲切交谈。
二十五岁的黎马良在抗美救国战争中多次荣立战功。
在九号公路战役中，他担任连指导员。
他除了指挥全连战斗外，还亲自消灭了三十二名敌人，击毁敌人一辆坦克。
在战斗中，黎马良多次负伤，一只眼睛失明，上级本来决定让他离开部队去学习，但是他坚决要求留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
现在，徐学惠和黎马良相见，都十分高兴。
黎马良在徐学惠的日记本上签名留念。
徐学惠也在自己的另一个新日记本上写道：
“中越两国人民的伟大战斗友谊万岁！
向英雄黎马良学习！”
她把这个日记本赠送给了他。
中越友协代表团的同志们也深为广治省解放区军民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取得的出色成绩感到欢欣鼓舞。
由于美国和西贡政权对解放区的严重破坏，巴黎协定签订时，这里田园荒废，野草丛生，弹坑遍地，几乎所有村庄都遭破坏。
巴黎协定签订以来，广治省解放区军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经复耕了近一万七千公顷土地，修建了一万多座临时性房屋，新建了八十六所小学，四所一级中学和一所二级中学。
中国战友在解放区访问时，解放区的各级干部和群众向代表团赠送了许多有纪念意义的珍贵礼物，其中有用敌人“电子防线”电缆中的各色小电线编的精致美丽的门帘和手提篮，有用美机残骸和炮弹做的纪念品。
01月11日，中国战友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离开广治省解放区。
在快要分别的时刻，两国战友恋恋不舍，有的热泪盈眶。
越南南方战友说：
再见吧，中国战友，欢迎你们今后再来南方解放区访问。
中国战友说：
再见吧，越南南方战友，祝愿你们在维护巴黎协定和建设解放区的事业中取得更加辉煌的胜利。
新华社记者

柬埔寨人民武装向金边市郊区进攻
炮击波成东机场和伪“总统府”等敌军据点，使朗诺集团极度恐慌
新华社1974年01月28日讯
据柬埔寨通讯社报道，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最近向金边市郊区挺进，并且炮击金边市内的敌军据点。
01月24日，人民武装力量的先头部队，从金边西南面和西面两个方向继续挺进，已到达棉吉河南边的占卡丹，击毁敌人六辆装甲车。
人民武装力量还向金边市的波成东机场、（伪“总统府”）桑园宫、体育场等敌军据点发射了一百多发炮弹，打死、打伤许多敌人，摧毁大批作战物资，使金边卖国贼极度恐慌和混乱。
同一天，人民武装力量在金边西北面，向企图占领多列以东的一个村庄的敌军部队发动进攻，击毁和击伤敌军装甲车五辆。
在这以前，01月22日，人民武装力量还进攻了距卖国贼朗诺住所仅有七公里的布雷霍和巴古村，歼灭敌人五十名。
同一天，人民武装力量摧毁了金边东边的边木贡布敌军据点。
同时，人民武装力量还进攻了敌人的布雷普努据点。
敌人在那里的军用油库被击中起火。
23日，人民武装力量摧毁了距金边只有五公里的特诺河以北的敌人的普农哈据点，击毙敌人二十五名。
另据西方通讯社报道，人民武装力量26日晚上对金边朗诺集团发动炮击，“这次炮击是柬埔寨战争于1970年04月爆发以来金边遭到的最猛烈的炮击”。
人民武装力量的“高爆炮弹象雨点一样”落到朗诺集团的阵地。
朗诺伪军司令部27日供认，“有一百八十五发美制一○五毫米的炮弹落到了朗诺总统私邸附近的一个住宅区、波成东机场和市外的邦戈村。”
报道说：
“（朗诺集团）伤亡总数将超过官方（指朗诺集团）发表的死伤一百人的数字。”
“许多受伤的人今天仍然留在被炸毁的房屋里，无人照料”。
西方通讯社还援引“许多从炮火中逃出的人”的话说，人民武装部队离朗诺集团伪“总统府”桑园宫“不到一公里了”。

罗马尼亚塑料生产迅速发展
品种增多，质量提高，应用越来越广泛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974年01月28日电近几年来，罗马尼亚的塑料生产迅速发展，塑料制品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
在截至1972年为止的十三年内，罗马尼亚全国塑料产量由一万二千四百吨增加到二十七万三千多吨。
同时，塑料的品种不断增多，质量不断提高。
目前，在建筑材料、电气、电子工业等部门中，塑料已得到广泛应用，机器制造业正在努力使用塑料代替金属，为国家节约资金。
在轻工业部门，塑料更成为不可缺少的材料。
多种多样的塑料生活用品深受城乡广大群众的欢迎。
过去，罗马尼亚只有普洛耶什蒂等少数地方能生产塑料，而现在这种工厂已在博尔泽什蒂、萨维内什蒂、皮特什蒂、克拉约瓦等城市建立起来。
1973年新建的弗格拉什“胜利”化学联合企业塑料厂每年能生产二万五千吨塑料。
各塑料厂职工在“自己装备自己”的活动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布泽乌塑料制品厂不久前自行制造了聚氯乙烯颗粒机，并生产出新规格的聚乙烯薄膜，支援农业生产。
（附图片）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服装针织总厂女工在紧张劳动。
本报记者摄

越南南方解通社就巴黎协定一周年发表社论
维护巴黎协定反对美国和西贡政权破坏行径
美国人民连续示威抗议政府支持西贡当局违反巴黎协定
新华社河内1974年01月28日电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01月27日就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签订一周年发表社论。
社论说，巴黎协定签订已经一年了，但是越南南方的“局势仍然是严重的：
战争还没有停止，和平还没有到来；
巴黎协定的一切重要条款已经和正在遭到违反和破坏。
“这种局势的深远根源和直接原因是，美国出于顽固和好战本性，仍然不肯放弃实现新殖民主义的野心，仍然企图把越南南方变成附属于美国的一个单独的国家，长期分割越南。”
社论指出，这一年，“是越南南方人民和共和临时革命政府进行尖锐、复杂和激烈的斗争，坚决维护和履行协定，反对美国和阮文绍走狗集团顽固违反和破坏协定的一年。
“美国和西贡政权继续推行战争政策，妄图扭转本来就不利于他们的局面，但是，一年来的力量对比却仍然朝着他们扭转不了的趋势发展！”
社论指出：
“继续为维护巴黎协定而进行斗争，是作为签署协定一方的临时革命政府的义务。
这也是临时革命政府的重要政策，是南方人民和我们全国人民的坚定不移的意志和决心。”
社论最后说，美国和西贡政权“顽固地继续沿着破坏巴黎协定的道路滑下去，不但扭转不了局势，相反，只能在各方面招致更多的失败”。
新华社1974年01月28日讯
华盛顿消息：
在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签订一周年的时候，美国人民连续在首都华盛顿举行示威，抗议美国政府支持南越西贡当局违反巴黎协定。
01月27日，在白宫附近举行了好几起群众示威，抗议美国政府继续支持南越西贡当局。
01月26日，二百五十名群众游行到美国国务院外面举行示威。
一些示威者在群众集会上讲话，抗议美国和南越西贡当局不断违反巴黎协定和美国军事人员伪装成平民留在印度支那。

阿尔巴尼亚节约运动取得良好成绩
斯库台区企业工人依靠自己力量建成一座沥青板厂
新华社地拉那1974年01月28日电
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在生产和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内广泛开展节约运动，取得了良好成绩。
阿尔巴尼亚党和政府经常教育全国人民要充分挖掘内部潜力，厉行节约。
恩维尔·霍查同志曾经指出，为实现计划任务而进行的斗争同为节约而进行的斗争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阿尔巴尼亚工业交通战线上的职工响应党的号召，努力节约原材料、辅助材料、燃料和机械零件，想方设法利用废料和下脚料制造产品。
1973年，吉诺卡斯特拖拉机修配所有一半的原材料是通过厉行节约和挖掘内部潜力解决的。
这个所的工人为了减少进口，自己动手制造农业机器零件，生产出小麦播种机用的轴承和齿轮。
台佩莱纳区的工业企业仅去年头九个月就通过节约原料、劳动力和降低生产成本，为国家多创造了价值九十八万五千列克的产品。
都拉斯区都拉斯海港汽车公司的司机从政治上理解节约的重要意义，显著地减少了轮胎和燃料的消耗量。
爱尔巴桑区策里克炼油厂去年回收铁皮下脚料五十吨，用来制造了许多产品。
阿尔巴尼亚人民在生产和生活中很注意节约用电。
许多电力公司的职工经常普查电路，杜绝漏电现象。
科尔察针织厂的党组织十分注意对职工进行节约的教育，反对大手大脚的现象。
这个厂的职工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的情况下，改装了电灯照明，减少走廊和环境用灯，以蒸气取暖代替电炉，结果去年一年为国家节约了四万度电。
许多工厂企业纷纷制定具体措施，如规定马达不准空转、取消过多的电灯照明、改换变压器等，以节电力。
地拉那斯大林纺织联合工厂在采取这些措施后，目前每天就可以节约六千度电。
近来，在阿尔巴尼亚人民中间还提出了为节约粮食而斗争的口号，要求在收获粮食时注意颗粒归仓，要求面包房、食堂和家庭注意节约用粮。
地拉那高等农学院的食堂职工采取了节约面包的具体措施，从1972年09月以后的一年时间中，共节约面包六百四十多公担。
地拉那大学最近还召开了节约积极分子会议，提倡艰苦朴素，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粮食。
为推动节约运动的深入开展，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于1973年年底颁布了“关于在一切经济、文化、教育和服务等部门厉行节约的措施”和“关于节电措施”两个决议。
工矿企业部门最近还召开积极分子会议，交流和推广先进经验，以进一步贯彻执行党和政府有关节约方面的指示。
新华社地拉那1974年01月26日电
最近，阿尔巴尼亚斯库台区的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座沥青板厂，这是他们大胆创造和辛勤劳动所取得的又一成果。
这个厂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为发展农业服务的。
在建厂过程中，斯库台区十四个企业参加了设计和建造工作。
“德林”机械厂制造了切削机。
斯库台木材加工联合工厂等单位，响应党关于农业是全体人民的事业的号召，主动承担制造其它机器设备的任务。
建设者们由于齐心协作，充分挖掘内部潜力，终于以本区的力量建成了这个工厂。
这一新厂年产量为十五万平方米沥青板，用的是当地的原料和其它废料。
（附图片）
阿尔巴尼亚食品工业部门的广大职工，努力增加产品数量，提高质量，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
图为地拉那阿里·克尔门迪食品联合企业饮料车间的女工在生产岗位上。
新华社记者摄

亚非拉国家积极发展民族工业
巴基斯坦、扎伊尔、委内瑞拉和圭亚那兴建新工厂，制造新产品斯里兰卡铁路工厂、科威特化肥工业和秘鲁钢铁工业不断增产
据新华社讯
亚非拉国家采取措施，克服困难，发展民族工业，取得良好成绩。
巴基斯坦生产出第1台制糖机，每天可以榨一千五百吨甘蔗。
这台制糖机是由塔克西拉重型机器厂在六个月内制造出来的，它的成本约值七千五百万卢比。
如果进口这样的机器，每台要花费价值九千万卢比的外汇，因此生产每一台机器可以为国家节省一千五百万卢比。
这台机器将安装在拉卡纳糖厂内，这个糖厂正在修建中。
扎伊尔建成第1座混凝土枕件厂卢富—托托铁路混凝土枕件制造厂。
它位于首都金沙萨以南一百八十八公里的下扎伊尔省，从1971年动工到最近竣工，只用了两年多时间。
新工厂的建立使扎伊尔能以最低成本生产混凝土枕件来逐渐代替目前铁路使用的金属枕件。
进口的金属枕件每根价值八至十扎伊尔，而这个工厂生产的混凝土枕件每件价值只有四扎伊尔。
委内瑞拉开始自己生产重型钢板，新建成的重型钢板厂最近投产。
这家工厂是委内瑞拉主要钢铁联合企业国营奥里诺科钢铁厂的一部分，它的建成将使委内瑞拉工业部门第1次得到本国生产的重型钢板。
新建的钢板厂每年将生产约十万吨重型钢板，可以满足国内的需要。
委内瑞拉铁矿资源丰富。
每年向国外出口铁矿砂约两千万吨，所换得的外汇尚不足供进口钢材之用。
近几年来，委内瑞拉注意发展本国的钢铁工业。
国营奥里诺科钢铁厂已多次扩建，目前钢锭生产能力从原来的每年八十万吨增加到一百二十万吨。
圭亚那最近建成了一家日产一万磅的水果罐头厂。
它是由圭亚那工程师设计，圭亚那工人和技术人员建成的。
它能够生产各种水果罐头。
圭亚那生产的水果品种很多，主要是柑桔、菠萝、芒果和鳄梨。
近几年来，这四种水果的产量大幅度增加。
圭亚那努力发展水果加工工业是为了满足本国消费的需要和销售到加勒比共同市场。
斯里兰卡的拉特马拉纳铁路工厂生产取得良好成绩。
这家工厂本来是个以维修火车头、客车和货车车厢为主要任务的工厂。
但是，从1971年起，它在完成维修任务的同时，开始装配柴油机车。
除了发动机、变速箱、压缩机和车轮等主要部件外，它已能生产所有其余的部件。
到现在为止，已经装配了五部机车。
为了发展民族经济，这家工厂在1973年年初新设立了一个生产客车的车间。
工人们改造了许多旧机器，从废铁堆里寻找材料，克服许多困难，1973年上半年已生产出二十二节客车车厢，为国家节约外汇三百五十万卢比。
科威特化肥公司不断发展生产，1972年尿素产量比1971年产量增加了将近两倍；
硫酸铵产量比1971年的产量增加了将近一半。
科威特政府为了改变国家收入单纯依靠石油的状况，在1964年03月成立了科威特化肥公司。
现在，这家公司已被认为是科威特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
秘鲁为了适应工业发展日益增长的需要，正在扩大钢铁工业生产。
国营秘鲁钢铁公司不久前新建了一座电炉炼钢厂。
这个炼钢厂有两个电炉，每个电炉的年生产能力为四万吨。
秘鲁钢铁公司在钦博特原有的炼钢厂共有两个转炉和两个电炉，年生产能力共四十万吨，1972年的钢产量为二十五万吨，1973年达到三十万吨，打破了这家公司历年产量的纪录。
1974年的生产指标为五十万吨钢。
秘鲁还成立了阿塞尔萨钢管厂，这家工厂的资本完全是秘鲁本国的，它将完全使用秘鲁钢铁公司提供的钢生产各种类型的钢管。
（附图片）
独立以来，苏丹政府大力发展棉花生产，棉花产量不断增加。
图为苏丹纺织厂的工人利用本国生产的长绒棉织布。
　新华社记者摄

勃兰特总理强调欧洲一体化不应削弱
据新华社波恩1974年01月25日电
西德总理勃兰特01月24日在联邦议院发表的政府政策声明中说，北大西洋联盟国家“必须重新确定和学会理解它们的联盟的意义和目的”，但这“决不意味着西欧同美国分离，或容许别人把它们彼此分离”。
勃兰特是在阐明西德对外政策的时候说这番话的。
他还认为，就北大西洋集团国家的共同安全而言，“美国仍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这以前，勃兰特在20日就对外政策问题答西德电视台记者问时曾表示，法郎单独浮动使西欧“实现经济和货币联盟的时间表受到了影响”。
但是，他又说，“欧洲一体化的意志不应削弱。”

南斯拉夫去年玉米丰收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974年01月27日电
南斯拉夫1973年玉米获得丰收，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都创造了这个国家历史上的最高纪录。
据南斯拉夫联邦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材料，1973年南斯拉夫玉米总产量达八百二十五万六千吨，比总产量最高的1966年增产百分之三点五，每公顷平均产量达三千四百七十公斤，比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的1972年增产一百四十公斤。

叙利亚军队严惩以色列侵略军
新华社大马士革1974年01月28日电据叙利亚军方发言人发表的战报说，叙利亚军队1974年01月27日同以色列侵略军进行交火，使敌人遭受损失。
战报说，27日十四时零五分，以色列侵略军的炮兵、坦克和导弹向前线北段和中段的叙利亚阵地开火。
叙利亚军队立即回击，并沉重打击了特勒法蒂玛、哈姆里特、特勒阿尤巴、特勒迈拉伊等地敌人的阵地九处。
这次射击一直延续了两个多小时。
战报说，在战斗中叙利亚军队摧毁敌军炮兵阵地十一处，摧毁敌军导弹基地一处、自动火炮一门、坦克三辆、半履带车一辆、推土机和起重机各一台，并且还摧毁了敌军观察哨所、弹药库和燃料库各一处，打死打伤敌军至少三十名。

圭亚那政府号召开发内地资源
颁布法令禁止一些商品进口节约外汇
新华社乔治敦电
圭亚那总理伯纳姆01月09日在国民议会的讲话中表示必须开发本国资源，为国家的经济独立而斗争。
他是在议会辩论政府提出的“国民服役”白皮书时讲这番话的。
圭亚那议会同一天通过了“国民服役”白皮书。
白皮书号召圭亚那学生、青年和没有工作的人在自愿基础上参加开发内地的劳动，政府将对这些人进行有关的技术训练。
伯纳姆说：
“在内地，大量的自然资源没有得到开发。
为了国家的利益和民族尊严，圭亚那人必须成功地开发这些资源。”
他说，国民服役制度将对圭亚那人提供各种训练，并使他们具有自主的思想。
新华社乔治敦1974年01月27日电
“圭亚那广播电台”01月27日报道，圭亚那总统阿瑟·钟01月26日签署法令，禁止威士忌酒、白兰地酒、地毯和某些类型的汽车等商品的进口。
圭亚那政府采取这项措施是为了节约外汇，以利于发展国民经济。
圭亚那经济发展部长肯尼思·金01月27日在向全国发表的广播讲话中谈到这一法令时说，“这只是我们限制资金外流努力中的第1步。”
他表示，圭亚那还准备禁止另外一些商品进口。
他说，1974年政府开支和资金大部分将集中用于发展木材、大米和铝土等产品的生产。
他主张减少不必要的消费，“如果我们必须购买某些商品和货物的话，我们就买圭亚那本国生产的”。

尼雷尔总统发表讲话
号召坦桑人民全力支援非洲解放斗争
索马里报纸强调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加强团结维护自己利益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1974年01月28日电
据坦桑尼亚《每日新闻》01月28日报道，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01月27日在坦桑尼亚西南部姆贝亚举行的当地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和政府领导人的会议上讲话，号召全体坦桑尼亚人民全力以赴支援非洲解放斗争。
尼雷尔总统说，当非洲其他国家仍然在殖民枷锁下呻吟的时候，非洲的独立国家决不会袖手旁观。
尼雷尔总统指出：
“我们现在是生活在谁也不愿意受屈辱和受压迫的世纪。
甚至那些世世代代受压迫的人们现在也已经起来争取他们的自决权了。”
他说，葡萄牙殖民者一定要放弃他们企图继续在其非洲属地上实行殖民政策和剥削人民的梦想。
他强调说：
“如果他们以为他们能够继续统治下去的话，他们注定要失败。”
他说：
“如果他们不甘心情愿回去的话，莫三鼻给战士将不惜任何代价解放祖国，迫使他们离开。”
新华社摩加迪沙1974年01月26日电索马里《10月之星报》01月26日就最近在开罗举行的阿拉伯—非洲合作会议发表社论说，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必须加强团结来维护它们的利益。
社论说，在去年10月中东战争以后，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已大大加强。
这表明非洲—阿拉伯人民通过加强团结能够维护他们的利益。
社论说，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惯于对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实行分化瓦解政策。
这种恶毒的政策已经被非洲—阿拉伯人民揭穿了。
社论指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还执行通过极低价格购买非洲—阿拉伯国家的原料和高价向这些国家出售工业品的剥削政策。
因此，对非洲—阿拉伯国家来说，克服这些困难的办法就是就控制它们的原料价格达成协议。
社论说，很清楚，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从殖民主义那里吃了很多苦头，现在还在吃新殖民主义的苦头。
因此，必须通过团结来保护它们的利益。

日本又有许多中、小企业破产倒闭
新华社1974年01月26日讯
据东方通讯社报道，由于通货膨胀和石油危机加剧，日本中、小企业破产、倒闭的情况日益严重。
据东京商工兴信所统计，1973年日本企业破产的事件达八千二百零二起，比1972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四点九。
它们的负债总额达七千零五十三亿五千六百万日元，比1972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一点七。
破产的企业几乎全都是中、小企业。
1973年12月份企业破产事件总数创全年的最高纪录，达到九百三十一起。
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达九百三十五亿日元，仅次于战后的最高纪录（1965年03月）。
由于日本的经济困难还在发展，预计今年二03月间日本中、小企业的破产情况还将更为严重。

蓬皮杜总统谈法国经济问题
指出西方经济发展速度可能经历一个停滞时期
据新华社巴黎1974年01月25日电
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在01月24日发表的一篇演说中着重谈到了法国当前面临的经济问题。
蓬皮杜总统在普瓦蒂埃市市政厅发表演说时说：
“工业化的世界和欧洲”应很好地预见到，它们的经济发展速度“可能经历一个停滞时期，虽不说是危机，但至少是放慢”。
法国总统埋怨资本主义世界货币方面存在的混乱状况。
他说：
“包括美元在内的某些外国货币的无秩序的运动，造成了一种经常性通货膨胀的气氛。……许多年来，我们就是在这种气氛中生活的”。
蓬皮杜说：
“我们（法国）是最依赖石油的国家之一。
我们的资源是不很多的，而核（能）的发展也只能慢慢来。”
蓬皮杜总统指出，能源价格的上涨引起了生活费用更加猛烈的上涨，法国的对外收支平衡也遇到了困难。
据法国财政和经济部长德斯坦01月22日向法国国民议会宣布，他估计，石油危机将使法国在1974年出现一百八十亿法郎的对外贸易赤字。
蓬皮杜说：
“因此，我们不得不作出许多决定，包括法郎（单独自由）浮动在内”。
他说，否则法国将“面临着外汇储备用光的危险”。
蓬皮杜总统在讲话中表示，法国政府将制订一项“适应形势的政策”，“因为这种形势可能持续下去”。

西方一些人士和报刊回顾苏美关系时指出
苏美争夺加剧“缓和”烟雾正在消散
《波恩评论报》指出希特勒也是在“和平”幕布后穷兵黩武危害和平
新华社1974年01月28日讯
随着苏、美在欧洲、中东等地争夺的加剧和在所谓
“裁减核军备”等问题上矛盾的发展，苏修渲染一时的“苏美缓和”的烟雾正在消散。
西方一些人士和报刊最近在回顾苏美关系时，认为苏修所说的“缓和”只不过是“骗人的东西”。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鲍伊在01月09日的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发表文章说，两次苏美首脑会谈以及随之出现的什么
“友好和合作”的新时代已经到来之类的“动听的言词”，曾经引起“一种对缓和的幻想”。
但是，苏美间达成的协议“说得好听，而没有什么实质”。
接着不久就爆发了去年10月的中东战争，苏联企图利用这场战争“以牺牲别人为代价来取得单方面的优势”。
鲍伊指出，苏联的作法“同关于缓和的夸张的说法是不相容的”，“当然应当打消对于缓和的范围所抱有的幻想”。
鲍伊还说：
“苏联是把‘共处’作为一种扩张政策。
根据这一政策，苏联期望削弱欧洲和日本同美国的联系”，“从而逐步地使全球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它的变化。”
伦敦现代史研究所所长、华盛顿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委员会主席沃尔特·拉克在去年12月16日一期的《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人们不应该过高估计国际关系的稳定程度”，因为，在远东、东南亚、海湾地区、欧洲和非洲等许多地方，苏美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利益“都是互相冲突的”。
作者认为，超级大国最近在中东的对抗，“极可能不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中最后一次这样的对抗——而很可能甚至不是最尖锐的一次”。
作者承认西欧面临苏联扩张的威胁。
他写道，西欧“在军事上的软弱无力和政治上的不团结”将越来越成为对苏联的一种“诱惑”，“如果欧洲地位下降的情况继续下去”，苏联领导人就有可能采取一种“更富有侵略性的政策”，“通过武力行动”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因此，作者认为，西欧“只有在既实现政治团结，又有一支可靠的防务力量的基础上，才能实行真正独立的欧洲政策”。
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01月11日在一次谈话中说，只要不是生活在梦幻世界的人都会看到，所谓苏美“缓和”只不过是“骗人的东西”，“如果任何人有怀疑的话，他们可以读一读（去年）06月份发表的那份（苏美首脑会谈）正式公报，那份公报曾把中东列为美国和俄国人怎样进行合作以避免麻烦的一个例子。
四个月之后，我们几乎同苏联进行了一场核摊牌。
一场直接对抗发生了。”
西德《世界报》01月07日发表社论指出，“在美国，外交政策辩论的趋势正在改变”：
要求单方面裁减军备的声音“变得比较沉默了”，而主张加强军事实力的声音“变得大起来了”。
社论认为，导致这种变化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苏联指望在去年10月的中东危机中“得到新的巨大好处”，而在这一地区，“美苏极端重要的利益是难以互相调和的”。
西德《波恩评论报》01月02日的社论写道：
“华沙条约组织军备上存在一种令人担忧的增加的趋势”，由于苏联谋求核优势，美苏间“业已开始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受到了威胁”。
这家报纸在把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今天的假缓和、真备战的两面派手法同希特勒在三十年代的作法作了对比之后，提醒人们说：
“希特勒也是对签订条约和立下和平誓言毫不吝啬的，而在这同时，他在这道幕布的背后，把德国武装到了危害和平的程度。”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去年12月29日刊载的一篇文章说，“被错误地称之为缓和的政策”“正在碰到麻烦”：
苏美核裁军谈判“由于苏联提出的建议而陷入僵局，因为苏联的建议无异于让苏联对美国永远占有巨大的、也许是决定性的优势”，“他们在日内瓦（欧安会上）的目的看来是要使西方正式承认欧洲的分裂，在维也纳（中欧裁军会上）的目的则是让西方把自己在军事上的劣势正式肯定下来”。
文章认为，“缓和”幻想的破灭并不是“坏事”，因为“‘缓和’造成的心理上解除武装的状态将会逐步削弱西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