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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思考>19720111

 



彭德怀年谱>19720111

1972年01月11日

△午饭时吃馒头一个、发糕一块、菜两勺、汤三勺。
说:
“现在吃这个饭有个怀疑,原来吃什么,现在又吃什么,吃的这个饭就大不同了。”
代班哨兵回答:
“这是毛主席的政策。”

 



梁漱溟日记>19720111

1972年01月11日

△早起写稿有得。

△午饭后小休息。

△去王府井购茶叶及药品、皮夹。

△晚饭后维志来坐。

 



王世杰日记>19720111

01月11日

吴世英被改调为波斯顿领事,今日午后来谈。

余告以哈华大学中美双方学人情形,促其尽力加强工作,以赢取彼等对自由中国之同情。

晚间与郝履成商议推进中美科学合作工作,及召集会议诸事。

相关人物:吴世英 郝履成

 



周恩来文革讲话-451-在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上周恩来同志的悼词>19720111


1972年01月11日

新华社1972年01月10日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在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上致悼词,全文如下:
我们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悼念陈毅同志。
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9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陈毅同志在病假期中,因患肠癌,治疗无效,于1972年01月06日二十三时五十五分不幸逝世。终年七十一岁。
陈毅同志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红军时期,历任师长、军长、江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新四军代理军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华东军区兼第3野战军司令员。全国解放后,曾兼任上海市市长。
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几十年来,陈毅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战斗,坚持工作,努力为人民服务。
陈毅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战友,老同志,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我们沉痛地悼念陈毅同志,要学习陈毅同志的革命精神,化悲痛为力量,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为完成国际国内新的战斗任务,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而奋斗。
陈毅同志安息吧!
(载《人民日报》1972年01月11日

 



解放军报>19720111

毛主席语录

作者:毛泽东
版面:头版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在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上-周恩来同志的悼词

版面:头版

我们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悼念陈毅同志。

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陈毅同志在病假期中,因患肠癌,治疗无效,于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二十三时五十五分不幸逝世。
终年七十一岁。

陈毅同志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红军时期,历任师长、军长、江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新四军代理军长;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华东军区兼第三野战军司令员。
全国解放后,曾兼任上海市市长。

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
几十年来,陈毅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战斗,坚持工作,努力为人民服务。

陈毅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战友,老同志,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
我们沉痛地悼念陈毅同志,要学习陈毅同志的革命精神,化悲痛为力量,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为完成国际国内新的战斗任务,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而奋斗。

陈毅同志安息吧!

西哈努克亲王写信给张茜同志-沉痛哀悼陈毅同志逝世

版面:头版

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信中说:

“我的夫人莫尼克公主和我本人十分悲痛地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高棉人民及其国家元首的伟大和忠实的朋友、有中国作为其头号朋友的反帝的柬埔寨王国正义事业的坚决维护者——陈毅元帅阁下逝世的不幸消息。”
“在这悲痛的时刻,我谨代表高棉人民、高棉人民的民族统一阵线、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并以我个人和我夫人及家属的名义,通过这封信,向尊敬的夫人表示最沉痛的哀悼,并向死者——极令人怀念的亲爱的陈毅元帅表示深切的敬意、衷心的钦佩和万分感激的心情。
陈毅元帅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在敬爱的毛泽东主席的最卓越的领导下,曾忠实有效地为自己光荣的祖国和英雄的人民服务。”
“陈毅元帅在其模范一生的晚年,曾以极大的愉快和自豪的心情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取得历史性的胜利,看到联合国在事实上承认台湾岛不容置辩和合法地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胜利要归功于光辉的、无与伦比的毛泽东思想,归功于陈毅元帅以巨大的信念和爱国主义精神为之服务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路线。”
“陈毅元帅是我们高棉人的可靠的、积极的朋友,他的逝世是我们的巨大的损失。
我们将永远把他在几个月前最后一次同我进行难忘会见时所再次表达的珍贵友谊和巨大的支持铭记在心。”
“夫人,请你相信,陈毅元帅的名字将永远活在高棉人民的心里。
请你接受我的深切的敬意。”

图片

版面:头版

图为参加追悼会的中共中央机关、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京机关、部队的干部和战士。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沿着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奋勇前进-——记“临汾旅”新老战士发扬我军光荣传统

作者:新华社

南京部队“临汾旅”是一支为人民屡建战功的英雄部队。
一九四八年春天,这支部队为解放山西临汾作出了贡献,被授予“光荣的临汾旅”称号。

二十三年来,一批又一批的新战士编入“临汾旅”的序列。
经受过革命战争锻炼的“临汾旅”老一代战士,为了按照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加强部队建设,经常深入连队,传授我军的光荣传统和好作风,使“临汾旅”的新战士,始终朝气蓬勃地前进在毛主席指引的光辉道路上。

永远和人民打成一片

“党教育我们不怕牺牲,

永远忠诚于人民。

没有人民的支援,友邻的协同,

哪有‘临汾旅’的光荣!”
去年七月,在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中,“临汾旅”老一代战士率领一百五十多名新战士,唱着这首《光荣的临汾旅》之歌,前往临汾,联系当年解放临汾的战斗情景,组织大家学习我军来自人民,服务于人民,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光荣传统。
大家深刻地体会到: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是我军力量的源泉和胜利的保证。

带领新战士到临汾来的是当年为解放临汾,曾经浴血奋战七十多天的“临汾旅”老战士李元喜。
他回到临汾,心情很激动,谈到了许多“军民骨肉亲,并肩杀敌人”的动人事迹。
他一到临汾就带领大家前去看望贫农老大娘陈牡丹。
这是一位同人民军队有着骨肉情谊的英雄妈妈。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了人民解放事业,她把大儿子和二儿子都送上了前线。
二儿子在临汾战役中光荣牺牲了,她又把三儿子送去参加解放军,并且一再嘱咐:“孩子,到咱自己的队伍里,象你哥哥那样,为了解放普天下的受苦人勇敢战斗!”
李元喜带着新战士来到英雄妈妈的身边,激动地说:“大娘,‘临汾旅’的战士来看望你老人家来了!”
大娘看看鬓发斑白的老战士,又看看英姿勃勃的新一代,象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不住地抹着喜悦的泪花,叙述了许多对子弟兵的殷切期望。
英雄妈妈的事迹和她对战士们的期望,使新战士们受到了一次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

告别了英雄的妈妈,李元喜领着大家走上一条宽阔的柏油马路,回顾当年军民在这里并肩战斗的事迹。
这条柏油马路下面,是我军当年解放临汾时的一个突破口。
那时,“临汾旅”奉命在这里挖地道爆破城垣,工程相当艰巨。
当地人民群众知道了,立即主动赶来支援,在四十多个日日夜夜里,英雄的军民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冒着敌人的炮火和施放的毒气,不停地挖掘地道。
一个战士牺牲了,群众掩埋好烈士的尸体,接过他的铁锹继续前进。
他们挖了七里多长堑壕和地道,一直挖到临汾古城堡下,用万斤炸药爆破了城垣,为攻克临汾打开了胜利的通道。
李元喜激动地对年轻的战士们说:“临汾战役七十二天,我们就这样在人民的全力支援下战斗了七十二天,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是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伟大胜利!”
当年的战场,今天的课堂。
在短短十五天的日子里,李元喜就这样领着“临汾旅”的新战士,走遍了当年战斗过的村庄和阵地,访问了一百多户老民兵、支前模范和贫下中农。
通过学习、访问,“临汾旅”的新战士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在向临汾人民告别的时候,他们表示,一定要发扬革命传统,向人民学习,永远和人民打成一片,争取更大光荣!

让艰苦奋斗的传统发扬光大

“临汾旅”老一代战士常对青年战友说:“艰苦奋斗是我军的光荣传统。
我们要永远走革命前辈走过的路!”
为了让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在“临汾旅”新战士身上放射出新的光辉,他们付出了巨大的辛劳。

一个深秋的夜晚,“临汾旅”的一部分指战员奉命离开繁华的城市,开赴偏僻的山沟。
这里,山峦起伏,树木稀少,漫山遍野都是荆棘和杂草。
“临汾旅”老一代战士亲自带领年轻一代,在艰苦的环境里学传统,练作风。
山区营地没有房屋住,他们就到十几里外的山上砍来一些树杈在山坳里撑起来,搭上块雨布宿营。
半夜里,强劲的山风把雨布卷走了,老战士们就把新战士召集在一起,给大家讲战争年代的革命故事,迎接黎明。

严冬季节来到了,战士们在山坡上盖起一排排低矮的草房,用黄泥垒成泥炕、泥桌。
一场风雪过后,新修草房还没有干透,泥墙上结满了白花花的冰箱。
在寒气逼人的冬夜里,老战士领着大家在煤油灯下聚精会神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革命英雄事迹。
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得大家心明眼亮,他们把在艰苦的环境里进行锻炼当作幸福。
战士们说:“我们没有走过长征的路,今天在山沟里补上这一课。
我们要永远前进在光荣的道路上。”
“临汾旅”老战士尹福元,是一位在山东孟良崮战役中荣获“三级人民英雄”称号的老英雄。
为了把我军的革命传统传给年轻一代,他日日夜夜蹲在山沟里,同大家摸爬滚打在一起。
寒风凛冽的早晨,他领着大家爬山,磨练意志;
烈日当头的中午,他伏在坎坷不平的山地上,给连、排长作示范,提高他们的指挥能力;
漆黑的夜晚,他跟上老花镜,和战士们一起坐在煤油灯下,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结合自己的战斗经历,给大家讲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讲我军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传统;
夜深了,他又带领“夜老虎”连行进在荒山峻岭之中。

一个烈日炙人的晌午,五连连长陈光玉带领战士到山地进行战术训练。
尹福元一直紧紧跟在他的身边,进行具体的传、帮、带。
当战士们刚要越过一条沟坎时,突然遇到“敌人”的火力阻击,应该立即下令就地隐蔽。
陈光玉看到沟坎下一片泥水,心里犹豫了一下。
尹福元飞快赶上前去,对陈光玉说:“训练就是为了战斗。
战斗演习时不舍得战士在泥里爬、水里滚,让他们锻炼出吃苦的精神,战时怎么能消灭敌人呢?”
尹福元的这些话,给了陈光玉很大教育。
训练结束时,陈光玉见尹福元累得气喘吁吁,浑身衣服都被汗水浸湿了,便赶忙把水壶送到尹福元面前。
喉咙早就干得冒烟的尹福元,想起新战士孟亚非刚才在烈日下晕倒过,连声说:“我不渴,快把水送给孟亚非!”
陈光玉看老首长累得那么利害,还一心想着战士,心里更加感动。
他想:老首长,我明白了,你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让我懂得了怎样爱兵,又怎样带兵,懂得了练兵要走艰苦的路,既要严格锻炼战士,又要热情关心战士!

深入细致地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临汾旅”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建立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保证了部队从胜利走向胜利。
今天,“临汾旅”的老战士们又把做好政治工作的传统传给了年轻一代。

去年春末夏初,六连在农场执行生产任务,七百亩稻田急需插秧。
为了帮助六连指导员黄圣龙在繁重的任务面前学会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临汾旅”老战士宋孔广来到了连队。
他放下背包,把鞋袜一脱就下田了。
他一边插秧,一边向战士了解情况,休息时便给大家讲南泥湾的传统,讲战争年代部队一面打仗、一面生产的故事,说得战士们一个个生气勃勃,斗志昂扬。

一天夜晚,战士们都睡熟了,宋孔广把六连指导员黄圣龙叫到自己身边,向他谈了自己在劳动中了解到的几件新事:共产党员戴长高和几个战士浸稻种三千多斤,一夜没合眼;
三班长刘庆年不会拔秧,跪在秧田里拔,膝盖磨肿了,仍然不下火线;
新战士汪光华刚到连队就买了几个笔记本,已经开始写学习《为人民服务》的心得笔记。
宋孔广对黄圣龙说:“过去,我们当指导员的时候,都亲自把政治工作做到突击班、突击排,那里最艰苦、最危险,就把政治工作做到那里。”
黄圣龙一边听宋孔广讲,一边想着宋孔广几天来一直和战士风里来雨里去,生活、战斗在一起的情景,深受教育。
他决心象老首长那样,把革命的光荣传统接过来,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第一线。

宋孔广在六连蹲了五十多天又到别的连队去了,他带来我军的优良传统作风留给了黄圣龙。
黄圣龙卷起铺盖住进了班排,把政治工作做得扎扎实实。
行军路上,他带领共产党员边走边开党的小组会;
抗旱斗争中,他和战士一边挑水,一边谈心。
烈日下,战士潘谊金突然晕倒了,他急忙跑来,一边喊卫生员给小潘针灸,一边把水壶送到小潘的嘴边,并且让小潘回去休息。
歇息时,他又在田头表扬潘谊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鼓励大家向潘谊金学习。
故士们赞扬黄圣龙政治工作做得好。
黄圣龙说:“这一套都是老首长教给我的呀!”
军民团结紧 胜利向前进

许多年来,“临汾旅”的老战士们,满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一点一滴地向新战士进行传统教育,使部队始终沿着毛主席的建军路线胜利前进。

当年,老一代战士在临汾战役中苦战七十二天,一举解放了晋南平原上的重镇临汾。
今天,新战士们发扬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同兄弟部队一起,奋战一百多个昼夜,把皖西地区的百里长湖之水驱入淮河,锁住了千年水害,开垦出十三万六千亩良田,又为人民立了新功。

当年,老一代战士爱护群众的一草一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遵纪爱民,秋毫无犯。
今天,新战士们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又使我军拥政爱民的老传统放出了新的光辉。
一次,几个战士为了军事需要,砍了群众一点树枝做伪装。
指导员知道了,按价作了赔偿。
社员们说:“你们还是和当年的八路军、新四军一个样啊!”
当年,老一代战士为革命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在硝烟弥漫、弹片纷飞的战场上,从不考虑个人的安危,却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时时记在心上。
今天,新一代战士同样英勇无畏,同样心中只有群众。
他们在一次横渡长江的训练中,充分地显示了人民军队的这种本色。

渡江这天傍晚,狂风大作,暴雨倾盆。
“是强渡还是改期?”
“临汾旅”新战士想:比起革命前辈当年冒着敌人的炮火渡江,今天这点风雨根本算不了什么!
他们齐声朗读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大风大浪也不可怕。
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一致决心发扬我军一往无前的精神,迎着风浪前进。

渡江第一船的侦察连战士同五十多岁的船工侯大娘一家人首先迎着狂风暴雨驾船出发。

黑夜茫茫,江水浩荡。
小木船在风浪中剧烈地颠簸着,一会儿被推上浪峰,一会儿摔进浪谷,几次出现翻船的危险。
在这艰难险阻面前,英雄的战士们十分关心船工一家人。
一排长林永根脱下雨衣,披在侯大娘身上抵御风雨;
战士范天华时刻守候在侯大娘身边,随时准备如果翻船遇险,他就全力救护侯大娘一家人。
侯大娘也十分关心战士,在急浪打船船欲翻的危急时刻,始终紧紧稳住船舵,高声鼓励战士:“同志们坐稳,有我们在,就有你们在!”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在军民同心协力下,小船越过激流,穿过漩涡,胜利地征服了长江。
事后,战士叶银根写下了这样一首诗:“万里长江万里浪,风雨送我过大江。
军民团结如一人,千难万险无阻挡。”
(据新华社)

夜奔红潮岭

栏目:官兵之间

一天晚上,海风呼啸,细雨蒙蒙。
经过一天紧张劳动的丁指导员,胃病又发作了。
丁指导员正准备休息时,在红潮岭单独执行军农任务的生产组打来电话说,战士张凤田病了。

病在战士身上,疼在丁指导员心上,他决定去看望张凤田。
这时,有个同志关切地对他说:“到红潮岭有三十多里路,你身体不好,天又下雨,以后再抽个时间去看吧。”
丁指导员打开毛主席的光辉著作《为人民服务》,学习毛主席关于“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的教导。
他想:战士是我们的阶级兄弟。
“关心每一个战士”,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政治指导员的职责。
一个基层干部,热爱连队就要热爱战士,关心战士就是关心革命。
丁指导员连夜顶风冒雨,向红潮岭赶去。

深夜十一点钟,战士张凤田看到指导员来到自己床前,一股阶级友爱的暖流流遍全身。
他紧握着丁指导员的手,激动得半晌说不出话来。
(本报通讯员)

雨衣

作者:云鹰
栏目:官兵之间

图片

作者:周永寿
栏目:官兵之间

刘连长探家

栏目:官兵之间

去年五月,炮三连党支部安排连长刘永文探家。
刘连长家在辽宁朝阳县,离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三百多里地。
他想,连里有二十二名战士家在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在探家期间能对这些战士的家属进行一次访问有多好。

刘连长回到家里,全家人都非常高兴。
妈妈还不停地念叨着:“这次回来了,你可要好好和妈唠一唠,把家里的事办一办。”
刘连长对妈妈说:“连里有许多战士离家两三年了,他们的父母也和你一样,想念自己的儿子,我也应该把战士在部队的情况向他们家里唠唠,让他们的父母高兴高兴。”
刘妈妈很赞成儿子的想法。

刘连长来到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开始了对战士家庭的访问。
他顶风冒雨,跋山涉水,从这村走到那村,从这家走到那家,把战士在部队的情况向家长作了详细介绍,并把战士家属给他讲的家史、农村两条道路斗争史,以及贫下中农抓革命、促生产的先进事迹,仔细地记在小本子上。
就这样,刘连长在几天之内跑了七个公社、十五个生产大队,走遍了全连所有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战士的家庭,把部队的关怀带给了每个战士的家属。

回到部队后,刘连长逐个向战士转告了家乡的情况以及亲人对他们的希望。
战士们听了,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纷纷表示:决不辜负亲人的期望,要一心一意干革命。
(本报通讯员)

开水

栏目:官兵之间

阶级感情深,官兵团结紧。
吕志奇端着营长送来的水激动地说:“营长,你送来的不只是一杯水,而是送来了干部关心战士的一颗心,送来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啊!”
(本报通讯员)

语录

作者:毛泽东

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

摘自毛主席《关于健全党委制》\\

增强党的观念 不要混同行政领导和党的领导


“党小组里没有政委!”
广州生产建设部队某团党委书记、政委徐适同志,在政治处的党小组里过组织生活。
在开党小组会的时候,党小组长、宣传干事方和成显得很拘束。
他觉得叫政委的名字有些别扭,所以总是说:“政委有什么意见?”
“请政委作指示!”
徐适同志诚恳地说:“党小组里没有政委!
你是党小组长,我是党小组里一名党员。
我们党里没有特殊党员!”
徐适同志不把行政的身份带到党的生活中,以普通党员的姿态参加党的生活,接受群众的监督,受到同志们的赞扬。
(报道组)

在我们党内,彼此间有一个亲切而崇高的称呼:“同志!”
同志,就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志,同共产主义事业之志。
在党内一律称同志,有助于增强党的观念,活跃党内民主生活。
——编者

位置怎么摆?

二排党小组会快结束的时候,小组长、班长赵建仁正准备作个小结,不料排长安振环同志开了腔。
他滔滔不绝地讲起了排里的行政工作,末了,还把小组会作了总结。
会后,安排长在党小组的帮助下,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搞“家长作风”,把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破坏党的领导的罪行,感到自己以排长的身份出现在党小组中,代替党小组长作小结,这是摆错了位置,是党的观念不强的表现。
第二天,安振环同志建议党小组长又开了一次党小组会,他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同志们也受了一次加强党的观念的教育。
(红工文)

在行政上,干部和战士、上级和下级,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在党内,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这同班长和战士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党员和党员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
行政和党这两方面的界限不能混淆了。
在行政上处于领导职位的同志,以行政的身份在党的生活中出现,这样会影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执行和健全,值得引以为戒。
——编者

不要开“一揽子”会

六三三○部队举办的基层政治工作干部学习班,反映出这样一个情况:不少连队由于不明确党支部的任务,布置和总结工作时常常开支委会、行政会“一揽子”会,甚至以连务会、干部会代替支委会。
这样做,容易混淆党组织和其他组织、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削弱党的领导作用。
学习班根据党章规定和毛主席的一贯教导,认真研究并明确了党支部的任务和工作方法,决心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核心作用,不再开“一揽子”会。
(洪铁斌)

“一揽子”会,“揽”到那里都不好:把党委、支部应该抓的大事“揽”到行政那里,以行政领导取代党的领导,显然是原则性的错误;
把行政工作统统“揽”到党委会、支委会那里,事无巨细都要党的委员会来讨论处理,则会削弱党的领导作用。
毛主席指出:“委员会又须分别为常委会和全体会两种,不可混在一起。”
党的会议尚且如此,党与行政两种会议不应该混同就更不待说了。
——编者

要有几条措施

怎样防止以行政领导代替党的领导呢?
六九二八部队党委制订了三条措施,要求党委成员做到:一、以普通党员的身份要求自己,及时向党组织汇报思想和工作情况,自觉接受党的领导;
二、模范地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要求党员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
三、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既当‘官’,又当老百姓”。
(陈永祥)

防止以行政领导代替党的领导,根本的措施是增强党的观念,坚持和健全党委制。
毛主席说:“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
遵循这个教导,针对党委(或支委会)存在的问题,订出几条切实可行的具体办法,是有好处的。

——编者

把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结合起来

作者:九五○四部队党委
栏目:学习《关于健全党委制》的体会

毛主席在《关于健全党委制》一文中明确指出:“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
我们在学习和实践毛主席这一教导中,深刻体会到,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相结合的,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既有集体领导,又有个人负责,把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使党委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带领广大群众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怎样把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结合起来呢?
我们有以下三点体会:

一、要增强全局观点。
毛主席说:“要提倡顾全大局。”
党委每一个成员有了全局观点,才能对党委担负的领导任务有高度的积极性和责任心,一方面积极地参与集体领导,一方面对自己分工的工作极端负责。

为了增强党委成员的全局观点,我们经常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关于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教导,使大家在党委统一领导、分工负责的情况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做到正确处理局部和全局的关系,使每个党委成员都能胸怀全局,服从全局,在全局分工下努力进行自己的工作;
正确对待“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保证大权由集体领导决定和实行,小权由个人负责处理,使党委每个成员担负的工作既不脱离集体领导,又能在分工范围内充分发挥积极性。
去年,我们部队有几个连队担负施工任务。
对此,党委曾做过认真的讨论,决定了完成任务的方针、指标和要求。
按照党委的决定,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常委杨发会同志积极贯彻执行。
有个时期,施工连队反映任务太重,担心不能完成任务。
杨发会同志就到困难最大的二连,亲自参加劳动,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了这个连队在施工中的许多问题。
比如:不善于做思想工作,不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等。
他就和连队干部战士一起研究了改进措施,加快了施工进度。
然后,他又把二连的情况向党委作了汇报,主动提出了加强施工领导的建议。
党委采纳了他的意见,在所有施工连队贯彻,收到了明显的效果,部队施工进度也迅速有了提高。

二、分工不分家。
为了使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我们党委还注意到工作分工不分家,使党委每个成员的工作时刻置于集体领导之下,每项工作大家都共同关心。
在这方面,我们党委成员注意做到互相学习,具体帮助,热情支持,互相通气。
这样,使党委“一班人”在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原则下,同心协力地完成了党委各个时期的任务。

三、正、副书记要成为执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原则的模范。
我们曾接受了一个县的三支两军工作。
当时,党委分工原书记孙树琦参加县的“三结合”,同时负责支左工作。
副书记刘密峰负责部队工作。
党委在研究抽调三支两军人员时,产生了意见分歧。
正、副书记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教导,统一大家的认识,合理地确定了抽调的支左人员。
正、副书记按照党委的分工,积极执行党委的决定。
孙树琦同志加强对支左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使支左人员在三大革命斗争实践中充分发挥作用。
主持部队工作的刘密峰同志,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经常对党委“一班人”做宣传和组织工作。
我们体会到,正、副书记带头把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结合起来,可以促使党委每个成员增强党的集体领导观念,积极主动地完成个人分工的工作。

图片


北京部队某部九连党支部学习古田会议决议,不断增强党的观念。
这是他们在野营训练中召开支委会,加强集体领导。
本报通讯员摄(照片)

“班长”要带头增强党的观念

作者:党支部书记王安俊
栏目:怎样当好“班长”
毛主席指出:“书记要当好‘班长’”。
我体会到,作为一个连队的党支部书记,首先要增强党的观念,摆正个人和组织的关系,把自己置于党支部集体领导之下,这是当好“班长”的重要问题之一。

行政首长要接受党支部的领导。

支部书记要模范执行党支部决议。

不当“特殊党员”。

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

栏目:党的生活

坚持一分为二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我们党小组的王厌田同志要调到兄弟单位去,党支部通知我们小组给他作一个鉴定。
我召开了小组会,凑了一下情况,便动手写起来。
当写完了优点,要写缺点时,我想,王厌田是连队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成绩写不够不应该,缺点是暂时的,就不要写那么具体了,于是只笼统地提了几点希望。
支委会看过以后,指出我们作的鉴定有片面性,没有一分为二地看同志,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

经过学习,我明白了这样的道理:坚持一分为二才能实事求是。
对待工作如果只看成绩,不看问题,就是认识上的片面性;
对待同志如果只讲优点,不提缺点,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
这样,都不能正确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
只有一分为二地看问题,老老实实地说真话,才是正确的态度。

我重新召开了党小组会,全组同志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一分为二的教导,给王厌田作了比较全面的鉴定,既肯定了他的优点,也指出了他存在的缺点。
同志们还诚恳地对他进行了帮助。
王厌田表示到了新的工作岗位,更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发扬优点,克服缺点,为党做好工作。
通过这次作鉴定,纠正了我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
以后,我注意一分为二地看事物和处理问题,使党小组的工作做得比较符合实际了。

(党小组长 陶安近)\\


调查研究才能做到实事求是

怎样才能实事求是地办事情?
我体会到,破除唯心主义,加强调查研究,是做到实事求是的必由之路。

我担任连队文书的时候,一次年底写连队的总结材料,写到中间需要一个加强团结的例子。
这时我想到,四班和七班在施工中曾经闹过不团结,后来团结了。
我觉得这个事例不错,就凭着揣测写了起来。
材料写好以后,大家说:不符合实际情况。
指导员和我一起学习了毛主席有关加强调查研究的论述,给我指出:凭“想当然”办事,以臆想代替事实,就是唯心主义的表现。
然后,他和我一起修改了总结,纠正了错误。
从这件事里我认识到:要做到实事求是,一刻也离不开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才能弄清事物的本来面目,防止说假话;
调查研究才能洗刷唯心精神,按照科学态度办事。

打那以后,我懂得了调查研究的重要,坚持调查研究的自觉性也高了。
去年我当了班长,上半年,连里叫我们班总结经验。
这一次,我深入细致地进行了调查研究,较好地反映了班里的实际情况。

(党员 薛建华)\\


斗私才能坚持实事求是

我们班是全营的先进典型,上级曾多次到我班来总结经验。
去年,我担任了班长以后,心里想:往年班里出经验,今年我也得拿出点“硬货”来。
不久,连里把一个比较后进的战士调到了我们班。
我想,准是支部有意识这样做,给我们创造条件的,一定要想法把这个同志帮好。
到了上半年总结工作之前,我看拿“硬货”的时间快到了,就发动全班帮助他,使这个同志有了一定的进步。
于是我就连忙总结帮助这个同志的经验,写他调来以后的变化。
写完后,自己觉得还不够“味儿”,就又“完善”了一下,结果有些话就说过了头。
班里同志说这份材料“认识拔高了,例子加工了,和实际有差距了”。
这几句尖锐的批评,引起了我的思想斗争。

为什么同志们能够坚持实事求是,而自己却没有做到这点呢?
我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认识到只有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才能坚持实事求是。
“私”字露了头,说话就添枝,办事就过头;
克服了私心,就说老实话,办老实事。

我狠斗了私心,请同志们批评帮助。
大家指出:“我们培养典型,首先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有正确的动机,要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实践。
这样总结出来的经验,才能是实事求是的,有指导意义的。”
接着,我和同志们一起找班里存在的问题,大胆地揭露了矛盾,向上级如实做了汇报。

(党员、班长 付苗)\\

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毛主席向陈毅同志的家属张茜同志及其子女亲切慰问,勉励他们要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 参加追悼会的有: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我党和国家领导人等 周恩来同志致悼词


追悼陈毅同志的大会,今天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并向陈毅同志的家属张茜同志及其子女亲切慰问,勉励他们要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

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受到特别邀请,在国家元首办公厅代理主任凯密陪同下,参加了追悼会。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政治局委员江青、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李德生、任东兴,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聂荣臻;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阿沛·阿旺晋美;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帕巴拉·格列朗杰。

追悼会会场中央,悬挂着陈毅同志的遗像,安放着陈毅同志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会场里摆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共中央献的花圈,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宋庆龄、董必武、周恩来、康生,朱德、何香凝等献的花圈。

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也献了花圈。

会场里还摆着国务院、中央军委、政协全国委员会,以及党、政、军一些领导机关和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献的花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追悼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致悼词(全文另发)。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在北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王震、王宏坤、王树声、王辉球、王新亭、邓颖超、刘伟、刘贤权、华国锋、陈士榘、李强、李震、李富春、吴德、张才千、张云逸、张达志、张池明、张鼎丞、张翼翔、苏静、肖劲光、余秋里、耿飚、曹里怀、曾山、彭绍辉、粟裕、蔡畅、滕海清、方毅、吴忠、张令彬、杨俊生、赵启民、唐亮、郭玉峰、黄文明、黄作珍、黄志勇;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军政大学、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等方面的负责人陈继德、田维新、张贤约、封永顺、周希汉,吴信泉、姚国民、李家益、李真、胡奇才、宋维栻,罗华生、局世忠、栗在山、阎揆要、贺光华、宋时轮、刘忠、董超、张云龙、郭鹏、陈正湘,王诤;

中共中央和政府各部门、对外友协等方面的负责人王良恩、张耀祠、杨德中、任允中、申健、冯铉、杨玉衡、刘宏贤、张香山、姬鹏飞、李耀文、乔冠华、韩念龙、马文波、王海容、陈德和、白相国、吴德峰、肖友明、彭林、史子才、谷广善、潘友宏、孙晓风、刘洪章、谢北一、刘湘屏、吴庆彤、刘建功、郑屏年、武葆华、王俊卿、刘同新、解力夫、王国权、丁西林、李梦华、康克清、林佳楣、于立群;

人大常委会委员史良、朱良才、吴有训、季方、胡愈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张奚若、周培源、楚图南;

国防委员会委员刘斐、李明扬。

陈毅同志的生前友好也参加了追悼会。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中共中央机关、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京机关、部队的干部和战士,共一千五百多人。

陈毅同志逝世以后,宋庆龄、周恩来、叶剑英、张春桥、朱德、刘伯承、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郭沫若、华国锋、吴德,以及党、政、军各方面的负责人前往医院向陈毅同志的遗体告别。
向陈毅同志遗体告别的还有廖承志、华罗庚、罗叔章、荣毅仁、王冶秋、赵朴初等。

陈毅同志病重住院时,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前往医院看望。

追悼陈毅同志的大会,一月十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

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受到特别邀请,参加了追悼会。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宋庆龄、周恩来、江青、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徐向前、聂荣臻、郭沫若、阿沛·阿旺晋美、傅作义、帕巴拉·格列朗杰等。

周恩来同志在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上致悼词。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越南南方土龙木省人民解放武装力量-猛烈进攻美伪莱溪基地重创西贡伪军-柬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在各地连续出击狠揍敌人


莱溪基地位于十三号公路附近,距土龙木市以北约三十公里,是一个大型基地,过去由美军驻扎,现在由西贡伪军防守。

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凌晨,人民解放武装力量从许多方向同时向这个基地发起猛烈进攻,消灭了敌人一个又一个火力点,粉碎了敌人机械化部队和步兵的反扑。
经过十五分钟的英勇战斗,人民解放武装力量打死打伤敌人四百多名,摧毁营房五十座和碉堡十座,使三辆装甲车、一辆卡车和一座油库起火燃烧。

与此同时,人民解放武装力量炮兵还炮击附近的边葛基地,使敌人不能互相支援,并给敌人造成许多损失。

新华社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讯 据柬埔寨通讯社报道,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在各地连续出击,猛烈打击敌人。

在磅湛省,去年十二月十九日到二十三日五天内,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在七号公路波罗帖和波诺雷三岔口向敌人发动进攻,消灭西贡伪军二百名,击毁迫击炮三门,击落直升飞机两架。
去年十二月十九日和二十一日,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还在丹贝南面和波诺雷南面击落敌人直升飞机三架,并使四辆装甲车中弹起火,消灭美军和西贡伪军五十多名。
去年十二月十九日、二十日和二十八日,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在当古西面和斯栋等地消灭金边伪军一百七十多名。

在四号公路战场,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在去年十二月十七日夜间猛烈进攻磅士卑省德罗边格罗楞县城的金边伪军,消灭敌人八十多名,摧毁营房、碉堡四十五座。
去年十二月二十日上午,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又进攻达隆火车站,并截击敌人一支运输队,打死打伤和俘虏敌人近五十名,击毁军车二辆,缴获许多武器、弹药。

在波萝勉省,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凌晨进攻十五号公路沿线的巴莱、巴邦等地“战略村”的敌人,同时包围波萝勉市的敌人,据初步消息,打死、打伤和俘虏敌人一百四十名,缴获各种武器一百多件。

在六号公路战场,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在波勒坎附近打击敌人,消灭金边伪军八十五名,缴获一批武器、弹药。

在暹粒省,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伏击敌人,消灭敌人三十五名,击毁军车二辆。
===== 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组织工作会议讨论扩大和选举会期委员会成员时-安致远阐述了中国代表团的主张-要求改变目前成员国名额分配不合理的情况;
坚决反对印度为候选国


新华社联合国一九七二年一月八日电 中国代表安致远一月七日下午,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五十二届会议的组织工作会议上讨论扩大和选举会期委员会成员时,阐述了中国代表团的主张,支持把目前的二十七名成员名额扩大到五十四名,并且指出,目前这种名额分配的办法极不合理,不符合亚非拉国家在联合国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的实际情况。

安致远代表说:“成员国的地区分配是不合理的,它未能反映当前亚非拉地区越来越多的国家参加了联合国,并在联合国的各方面工作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的现实情况。
例如,亚洲地区有三十二个席位,分配名额十一个,只占三分之一。
西欧、北美、大洋洲地区有二十三个国家,可是分配的数目却有十三个,比例是二分之一强。
东欧国家共有七个,分配名额是六个,比例为百分之八十五。
把这几个地区的席位情况加以对比,分配不合理是很明显的。
应当考虑增加分配名额不足的亚洲及其它地区的成员名额。
特别要指出的是,在东欧地区的六个名额中,苏联和乌克兰竟占了两个名额,这更是不公正的。
我们不能把许多殷切希望参加经社理事会工作的亚非拉国家置之不顾,而让苏联一个国家独占两个名额。
这种极不合理的情况,必须加以改变。”
安致远代表指出:“我们坚决反对印度作为经社理事会会期委员会的候选国。
大家知道,印度在一个超级大国的怂恿和支持下发动了对巴基斯坦的野蛮侵略,蹂躏和肢解一个主权国家。
印度政府以自己的罪恶行径,把它长期以来用以蒙骗世界的所谓‘和平’、‘人道’、‘不结盟’的外衣剥得个精光,从而把它侵略者的丑恶面目彻底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印度政府粗暴地破坏了联大通过的关于要求印度和巴基斯坦停火和撤军的决议,并对安理会关于停火和撤军的决议拒不执行。
如果允许这样一个任意践踏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国家参加经社理事会会期委员会,那岂不是对经社理事会的一个莫大讽刺吗?”
安致远代表最后强调说:“我们再次重申:中国代表团坚决反对印度作为候选国参加经社理事会会期委员会。

经社理事会第五十二届会议的组织工作会议,经过三天的讨论已于一月七日结束。

会议期间,讨论和批准了经社理事会的今年基本工作计划和今年五月至六月举行第五十二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选举和产生了经社理事会在开会期间设立的经济委员会、社会委员会和协调委员会的主席;
指定了两个常设的科学技术用于发展工作咨询委员会和发展计划委员会从一九七二年一月起任期三年的成员;
还指定了统计委员会、人口委员会、社会发展委员会、人权委员会和妇女地位委员会等五个常设职司委员会的成员。

会上还增选了经社理事会第五十二届会议开会期间的会期委员会成员二十七名。

反对垄断资本的残酷剥削-英国二十八万名煤矿工人大罢工-这是四十六年来英国煤矿工人第一次掀起的全国规模大罢工,它使英国二百八十九个矿井全部关闭


新华社伦敦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电 英国二十八万名煤矿工人反对垄断资本残酷剥削的罢工斗争,到十日已经进入第二天。
这是四十六年来英国煤矿工人第一次掀起的全国规模的大罢工。

煤矿工人的大罢工,使英国全国二百八十九个矿井全部关闭。
据官方估计,这场全国性的煤矿工人罢工,将使英国煤业局每天损失一百四十多万到一百七十多万英镑。

在许多大煤田,矿工们从八日的中班起就纷纷离开了煤井,夜班的工人都不再上工。
地下煤井和露天煤矿的采掘工人和运煤工人全部停止了生产。
在苏格兰煤田,有三十四个煤井的煤矿工人在八日下午分别举行特别会议,揭露煤业局采用狡诈手法拒绝工人的合理要求,表示要坚决进行斗争。

这次煤矿工人的罢工斗争是从去年十一月初开始的全国性怠工斗争发展起来的。
由于物价飞涨,从事体力劳动的英国煤矿工人的工资购买力迅速下降,生活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
据英国报纸透露,在二十八万煤矿工人中,有八万以上的工人生活在英国政府所谓的“贫困线”以下。
同时,煤矿的劳动条件也很差,四十五岁以上的矿工的伤亡率达到百分之十二左右。
他们在去年下半年就一再地向英国煤业垄断机构英国煤业局提出增加工资等要求,并且从今年一月一日起掀起了新的怠工斗争。

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年初,英国煤业当局一再拖延答复工人的要求,提出许多附加条件,作为增加工资的“前提”,实际上是拒绝给工人增加工资。
他们甚至露骨地对工人进行威胁,声称如果采取罢工行动,煤业局将关闭更多的煤井,解雇矿工。
但是煤矿工人不怕威胁,他们进行了广泛的酝酿和发动,掀起了这场全国规模的大罢工。

矿工的罢工斗争得到了其他行业工人的广泛同情。
许多地区的铁路工人、公路运输工人都纷纷以不到煤场装运煤炭,来支持煤矿工人的斗争。

为庆祝古巴全国解放日十三周年-古巴驻华大使举行招待会-叶剑英、李先念、郭沫若等应邀出席


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德,国防部副部长肖劲光,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外贸部部长白相国,农林部部长沙风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谢扶民、季方、王国权、韩宗正、郭鲁、陈维稷、张政德、李青川、郝梦笔等,应邀出席招待会。

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外交大臣沙林察,应邀出席招待会。

各国驻中国使节也应邀出席。

招待会上洋溢着中国、古巴两国人民友好的气氛。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发表文章-揭露尼克松为其新的侵略行径辩解-各国人民必须提高警惕,加强斗争,粉碎美帝新的阴谋诡计


新华社地拉那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电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一月九日发表署名文章,揭露尼克松一月二日的电视讲话是为其新侵略行径辩解。

文章说,同往常一样,美国总统尼克松用一些蛊惑人心的词句和“加强”美国经济的许诺来掩饰他的对外和对内政策的侵略、压迫的本质。

文章说:“尼克松在谈到越南战争时明目张胆地和恬不知耻地说什么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野蛮轰炸竟是越南人民的过错。”
“他按照侵略者的逻辑进行诡辩,甚至让人了解在将来这些轰炸也将象现在这样继续下去。
仅在尼克松发表电视讲话后的第三天,美国空中强盗就用F—105型轰炸机对社会主义的独立和主权的国家——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了罪恶轰炸。
同时,美国侵略军进一步加紧了在柬埔寨和老挝的行动。”
文章说:“但是,象往常一样,这次美国侵略的升级也遭到了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人民的英勇而顽强的抵抗,使美国侵略者再次遭到沉重打击。”
文章说:“美帝对亚洲的侵略野心不仅清楚地表现在扩大它在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的肮脏战争上,而且还表现在它反对亚洲其他国家和人民的阴谋计划上。
尼克松在电视讲话中,为了美帝的反革命全球战略,重申继续推行臭名昭著的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再次表现了华盛顿在推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阴谋方面的顽固性。
尼克松宣称,‘我们还将继续保持我们同台湾的关系。
而且,我们之间的防御协定也将继续保持。
’这实际上意味着美帝想延长对中国领土台湾的占领,把它作为殖民地以及侵略人民中国和威胁其他亚洲人民安全的军事基地。”
文章说:“美帝的侵略中国和其他亚洲人民的政策将遭到进一步的揭露,亚洲人民将使美帝遭到新的失败。
伟大的中国人民决心一定要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
文章说,尼克松在他的电视讲话中再次表明,实际上美帝国主义者在“关心解决中东危机”的蛊惑人心的口号下继续供给以色列武器装备,首先是“鬼怪式”喷气式飞机,以便恫吓和征服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把美帝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推行的“和平解决”强加给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民。

文章最后说:“尼克松在一月二日的电视讲话中所重申的对外继续推行侵略和战争政策和对内推行压迫政策向各国人民表明,各国人民的自由与独立的利益要求他们提高警惕和加强斗争,以便粉碎华盛顿的新的阴谋诡计。”

黑格准将为首的先遣组离上海回国


新华社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讯 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亚力山大·黑格准将为首的先遣组,在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了技术安排,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参观访问以后,十日下午乘专机离开上海回国。

黑格准将一行七日离开北京去上海、杭州时,我国政府有关方面负责人李耀文、杨德中、章文晋、王海容、高富有、张颖、彭迪、刘澄清、张瑞霭、任继胜、朱传贤、唐闻生、沈若芸等,到机场送行。

于桑、熊向晖、马仁辉、韩叙、彭华、刘远、王笑一、章含之等有关方面负责人,陪同黑格准将等前往上述两地。

美国客人在上海,受到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洪文、徐景贤和上海市有关方面负责人冯国柱、张振亚等的接待和宴请,并观看了文艺演出。
在杭州,他们受到了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赖可可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周文江、杨家骏、方明等的接待和宴请。

美国客人在北京期间,参观了工厂、人民公社和医院,游览了故宫、长城等名胜古迹。
在上海期间,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会和少年宫。
在杭州期间,游览了西湖风景区和古迹。

黑格准将一行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上海时,从北京陪同他们到外地的我国政府有关方面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均往机场送行。

 

与威廉·H·德雷珀将军的口述历史访谈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General William H. Draper

与威廉·H·德雷珀将军的口述历史访谈

Jr.Chief, Economics Division, Control Council for Germany, 1945-46;
Military Government Advise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oscow Conference of Foreign Ministers, 1947;
Under Secretary of War, 1947;
Under Secretary of the Army, 1947-49;
and United States Special Representative in Europe, with rank of Ambassador, January 1952 - June 1953.


德国管制委员会经济部负责人,1945-46年;
莫斯科外交部长会议国务卿军政府顾问,1947年
战争部副部长,1947年
陆军部副部长,1947-49年;
及美国驻欧洲特别代表,大使级,1952年01月-1953年06月

Washington, D.C.

华盛顿特区,

11-Jan-72

1972年01月11日

by Jerry N. Hess

杰里·N·赫斯撰写

Notice

注意:

This is a transcript of a tape-recorded interview conducted for the Harry S. Truman Library. A draft of this transcript was edited by the interviewee but only minor emendations were made; therefore, the reader should remember that this is essentially a transcript of the spoken, rather than the written word.

这是为哈里·S·杜鲁门图书馆进行的录音采访的记录。
受访者编辑了该记录的草稿,但只做了微小的修改;
因此,读者应该记住,这本质上是口头记录,而不是书面文字。

Numbers appearing in square brackets (ex. [45]) within the transcript indicate the pagination in the original, hardcopy version of the oral history interview.

记录中方括号内的数字(例如[45])表示口述历史采访原始硬拷贝版本的页码。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General William H. Draper Jr.

与威廉·H·德雷珀将军Jr.的口述历史访谈

Washington, D.C.

华盛顿特区,

11-Jan-72

1972年01月11日

by Jerry N. Hess

杰里·N·赫斯

HESS: General, for the record, will you relate a little of your personal background: Where were you born, where were you educated, and what are a few of the positions that you have held both before and since your service in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赫斯:将军,为了记录在案,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您的个人背景:您出生在哪里,在哪里接受教育,以及您在杜鲁门政府任职之前和之后担任过哪些职务。

DRAPER: My name is William H. Draper, Jr. I was born in New York City in Harlem, August 10, 1894. I went to school there and to NYU to college, where I got both a B.A. and a M.A. in economics.

德雷珀:我叫威廉·H·德雷珀Jr.。
1894年08月10日出生于纽约市哈莱姆区。
我在那里上学,然后在纽约大学上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

My work first was in the Army, shortly after I got out of college, although even before that I had been a member of the Ford Peace Expedition to Europe which tried to stop the war at the end of 1915. I was chairman of the student delegation. There were sixty regular delegates and thirty student delegates. The expedition, with Mr. Ford aboard, went to all the neutral countries and set up a peace congress at The Hague at the Peace Palace, which lasted about six months. Contrary to the public impression at the time the peace congress came fairly close to settling the war. However, it did not. Within six months or a year, I saw a number of the student delegates in the Army.

我最早的工作是在军队,那是在我大学毕业后不久。
尽管在那之前,我已经是福特和平远征队的成员,该远征队试图在1915年底阻止战争。
我是学生代表团的主席。
代表团有60名正式代表和30名学生代表。
在福特先生的陪同下,远征队走遍了所有中立国,并在海牙和平宫召开了一次和平会议,会议持续了大约六个月。
与当时公众的印象相反,和平会议非常接近于解决战争。
然而,它并没有做到。
在六个月或一年的时间里,我在军队里见到了许多学生代表。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I went first with the National City Bank, then with the Bankers' Trust Company and then Dillon, Read and Company. I stayed in the Army Reserves. In 1939 and 1940 I was Chief of Staff of the 77th Division, a Reserve Division, and probably because of that I came in contact with General [George C.] Marshall. In 1940 he invited me to go on active duty in Washington on the general staff, G-1, where I stayed for about a year and a half before Pearl Harbor. During that period I worked largely with then Major [Lewis B.] Hershey, later General Hershey, in writing the Selective Service Act and putting togeth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Selective Service.

第1次世界大战后,我先去了城市银行,然后去了信孚银行,再后来是狄龙、里德公司。
我留在了陆军预备役。
1939年1940年,我是预备役第77师的参谋长,可能因此我结识了乔治·C·马歇尔将军。
1940年,他邀请我到华盛顿的总参谋部G-1服现役,珍珠港事件前我在那里待了大约一年半。
在此期间,我主要与当时的刘易斯·B·赫尔希少校(后来的赫尔希将军)合作起草《兵役法》并组建兵役管理机构。

After Pearl Harbor, General Marshall agreed that I should leave staff work and get a regiment. After a regimental commander's refresher course at Fort Benning, I commanded the 136th Infantry, part of the 33rd Division, a National Guard Division from Illinois. I joined them in Tennessee, then for training near Seattle, Washington, then to the California desert, then to the Pacific Theatre. I was called back after about a year out there to head up contract termination for the War Department.

珍珠港事件后,马歇尔将军同意我离开参谋部工作,去一个团任职。
在本宁堡完成团长的进修课程后,我指挥了第136步兵团,该团隶属于第33师,该师是来自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国民警卫队师。
我在田纳西州加入了他们,然后在华盛顿西雅图附近接受训练,之后去了加利福尼亚沙漠,最后去了太平洋战区。
大约一年后,我被召回,负责陆军部的合同终止事宜。

Then I was asked by the Secretary of War Mr. [Henry M.] Stimson and the Secretary of the Navy, Mr. [James V.J Forrestal at that time, along with Admiral Lewis Strauss, to try to put the purchasing arrangements for the Army and Navy together with a common purchasing policy an action which did put some of the purchasing for both services together.

随后,时任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先生和海军部长詹姆斯·V·J·福雷斯特尔先生以及海军上将刘易斯·施特劳斯要求我尝试将陆军和海军的采购安排合并,制定一个共同的采购政策,这一举措确实将两个军种的部分采购整合在一起。

Then I went to Germany, going to France first, while the war was still on, with General [Lucius] Clay, preliminary to the occupation which he was expecting to take over in Germany under General [Dwight D.] Eisenhower. I was asked by General Clay to take on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economic side of the occupation. Then General Eisenhower left for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he became Chief of Staff of the Army. General Clay eventually became Commander in Chief for the European Theater in addition to handling occupied Germany.

随后,我去了德国,首先去了法国,当时战争仍在进行中,我和卢修斯·克莱将军一起,准备占领德国,他预计将在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的领导下接管德国。
克莱将军要求我负责占领区的经济方面。
随后,艾森豪威尔将军前往美国,担任陆军参谋长。
克莱将军最终除了负责被占领的德国事务外,还担任欧洲战区总司令。

After about two years in Berlin dealing with the German economy, its agriculture, industry, trade and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its economy the German government had simply disappeared, and the occupation forces of Great Britain,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eventually of France, became the German government for some period – in July of '47 I returned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a coal conference with the British about the Ruhr – the need for more coal production. While there, Secretary of War [Robert] Patterson resigned; General Kenneth Royall was made Secretary and he asked me to become Under Secretary, which after consulting General Clay for obvious reasons, I accepted.

在柏林处理德国经济、农业、工业、贸易和总体经济管理大约两年后,德国政府就此消失,英国、俄罗斯、美国以及最终法国的占领军一度成为德国政府。
1847年07月,我返回美国,与英国人就鲁尔区煤炭问题举行会议,讨论提高煤炭产量的必要性。
期间,陆军部长[罗伯特]帕特森辞职;肯尼斯·罗亚尔将军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他请我担任副国防部长。
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在咨询了克莱将军之后,我接受了这个职位。

My duties for the next two years were primarily supervision of the three occupations: Germany, Japan and Austria, although I became Acting Secretary when Mr. Royall was away from Washington.

接下来的两年里,我的职责主要是监督三个占领区:德国、日本和奥地利,尽管罗亚尔先生不在华盛顿时,我担任代理国防部长。

After I retired in early '49 and married again (my first wife had died early in the war), I returned briefly to Dillon, Read and Company and then was invited by Governor [Thomas E.] Dewey of New York State, where I was living, to take over the Trusteeship of the Long Island Railroad after several very serious rear end collisions on that railroad, as a result of which the public had lost confidence in the safety of the road and in the management. I discharged this responsibility for about a year. We were able to find electronic safety devices that were installed over a period of about a year, and which automatically and electronically, through the rails, put the brakes on the following train if two trains got too close together. There have been no rear and collisions on the Long Island Railroad since.

1949年初我退休后再婚(我的第1任妻子在战争初期去世),之后我短暂地回到了狄龙、里德公司。
后来,我居住的纽约州州长[ThomasE.]Dewey邀请我接管长岛铁路的托管工作。
此前,该铁路发生了几起非常严重的追尾事故,公众因此对道路安全和管理层失去了信心。
我担任这个职务大约一年。
我们找到了在大约一年的时间内安装的电子安全装置,如果两列火车靠得太近,这些装置会通过铁轨自动以电子方式对后面的火车进行制动。
从那以后,长岛铁路再也没有发生过追尾事故。

About that time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invited me to become the United States' member of the NATO Council in Paris. The Council was moving from London to Paris and being upgraded, as it became evident that it would be necessary, with the Korean war on and the threat to Western Europe from Russia, to build up the Western world's mutual defenses. The NATO Alliance had been formed on paper about a year and a half before, but it became very clear that it would be necessary to have a large and active defense force in being.

大约在那个时候,杜鲁门政府邀请我成为位于巴黎的北约理事会的美国成员国。
鉴于朝鲜战争的持续以及俄罗斯对西欧的威胁,建立西方世界的共同防御体系已变得日益重要,理事会正从伦敦迁往巴黎并进行升级。
北约联盟大约在一年半前才正式成立,但很明显,拥有一支庞大而活跃的防御力量至关重要。

Before accepting I asked for the opportunity to visit Europe briefly and talk with General Eisenhower who was there in command of NATO's military forces, such as they were, to make sure that he and I would be working in close harmony, he being the top military man in NATO, and I to be the top civilian on the U.S. side on the NATO Council.

在接受邀请之前,我请求有机会短暂访问欧洲,与当时指挥北约军事力量的艾森豪威尔将军进行交流,以确保我和他能够密切合作,因为他是北约的最高军事领导人,而我是北约理事会中美国方面的最高文职官员。

We met in Paris. He introduced me to Winston Churchill who happened to be there at the time. We talked about my possible appointment and he not only agreed that I should take it but welcomed my appointment.

我们在巴黎见面。
他把我介绍给了当时恰好在巴黎的温斯顿·丘吉尔。
我们谈到了我可能获得的任命,他不仅同意我接受,还对我的任命表示欢迎。

I returned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suggested that since I would be dealing with the defense of Europe, and since I would also be representing the Mutu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under Mr. [Averell] Harriman and dealing with the economic problems of the European countries as well at a time when France and Great Britain were practically bankrupt, and when our Mutu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and our Marshall Plan follow up were beginning to bear fruit, but still required a great many adjustments and continued assistance, that I would need deputies with the proper authority and rank in the defense field, in the economic field, and in the political field; plus an overall deputy, since we were dealing with twenty European countries, and I would be traveling a great deal in Europe and back and forth to Washington. He would be my alter ego. These arrangements were all agreed to and the deputies appointed.

我回到美国后提出,由于我将负责欧洲的防务,同时还将代表埃夫里尔·哈里曼先生领导下的共同安全局,处理欧洲国家的经济问题。
当时,法国和英国几乎破产,我们的共同安全协议和马歇尔计划的后续工作才刚刚开始取得成果,但仍需要大量调整和持续的援助。
因此,我需要在防务、经济和政治领域拥有适当权限和级别副手;此外,由于我们要与20个欧洲国家打交道,我将在欧洲和华盛顿之间频繁出差,还需要一位总代理。
他将成为我的“另一个自我”。
这些安排都得到了同意,副手也已任命。

I went to Paris about the end of '51, spent a few weeks in close collaboration with Jean Monnet, and a prominent Britisher, whose name slips me, and who later became head of the British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1951年底,我去了巴黎,与让·莫内以及一位著名的英国人(我忘了此人的名字)密切合作了几周,此人后来成为英国原子能委员会的负责人。

The three of us, known correctly or not as the three wise men planned the recommendations that would be made to the Lisbon Conference, to which came Secretary of State [Dean] Acheson; Secretary of Defense, Robert Lovett; John Snyder,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and Averell Harriman.

我们三人,无论是否被正确地称为“三位智者”,策划了将向里斯本会议提出的建议。
出席会议的有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国防部长罗伯特·洛维特、财政部长约翰·斯奈德和艾夫里尔·哈里曼。

The Lisbon Conference was held in February 1952. It laid the groundwork on a very constructive basis for the military buildup of NATO. The French were asked for twelve divisions, as I recall. The United States had to agree to a great deal of economic support to make that possible. There were political questions involved. The French Prime Minister, Mr. [Maurice] Faure, I believe it was at that time, at the last minute in a private conference, held in the basement of the British Embassy, in Lisbon, told us that he agreed with the principle, that he was going to agree, he thought, to what we were asking, namely twelve French divisions, for the common defense. But he said, “This is going to cost me my political head.” We adjourned this private meeting, we went into the final Lisbon Conference meeting, the agreement generally was reached, and the agreement signed. Three days later M. Faure did lose his job as Prime Minister, but the agreement held.

里斯本会议于1952年02月举行。
它为北约的军事建设奠定了非常建设性的基础。
我记得,法国被要求提供12个师。
美国不得不同意提供大量经济援助才能实现这一点。
这其中还涉及政治问题。
法国总理莫里斯·福尔先生,我记得当时在里斯本英国大使馆地下室举行的一次私人会议上,在最后一刻告诉我们,他同意这个原则,他认为他会同意我们的要求,即法国提供12个师用于共同防御。
但他说:“这会让我失去政治头脑。
”我们结束了这场私人会议,参加了里斯本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协议基本达成,并签署了。
三天后,福尔先生确实丢掉了首相的职位,但协议仍然有效。

After about a year and a half the various agreements made at Lisbon were pretty well coming into force.

大约一年半后,在里斯本达成的各项协议基本开始生效。

General Eisenhower was elected President. He asked me to return to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he took over as President to meet with him and with his future Cabinet members to acquaint them with the developments in NATO. He himself, of course, was quite familiar with what had gone on there. As was customary, I gave the incoming President my resignation. He asked me not to insist. I pointed out that including the war years I had been about ten years in Government service, or more perhaps, and he agreed that I could retire about the middle of '53, which I did.

艾森豪威尔将军当选总统。
他请我在他就任总统之前回美国与他以及他未来的内阁成员会面,让他们了解北约的发展情况。
他本人当然对那里的情况非常了解。
按照惯例,我向新任总统递交了辞呈。
他让我不要坚持。
我指出,算上战争年代,我在政府部门工作了大约十年,甚至更久,他同意我可以在1953年中期退休,我照做了。

Shortly after that I went to Mexico for six years to head the Mexican Light and Power Company, a most enjoyable and constructive business assignment. In 1959 I decided it was time to return to the United States. I persuaded General Maxwell Taylor, who was then retiring as Chief of Staff of the Army, to take over my job in Mexico, which he did. Mrs. Draper and I moved to California, and I formed a financing firm with General [Frederick L.] Anderson who had been my general deputy in NATO. And six or seven years later I retired from that firm, moved to Washington, and became Chairman of Combustion Engineering in New York for a few years. In 1965 I retired as Chairman, and since then I have been devoting my entire time to trying to do something about finding solutions for the population problem of the world – the so-called population explosion.

此后不久,我去了墨西哥,在墨西哥电力公司工作了六年,这是一项令人愉快且富有建设性的商业任务。
1959年,我决定是时候返回美国了。
我说服了当时即将从陆军参谋长职位上退休的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接替我在墨西哥的工作,他最终同意了。
我和德雷珀夫人搬到了加利福尼亚,我和曾任我在北约副手的弗雷德里克·L·安德森将军创办了一家融资公司。
六七年后,我从那家公司退休,搬到了华盛顿,并在纽约担任了几年燃烧工程公司董事长。
1965年,我卸任董事长一职,从那时起,我一直致力于为解决世界人口问题——所谓的人口爆炸——做些事情。

That's very lengthy, much more so than I anticipated making it.

这很长,比我预想的要长得多。

HESS: That's quite all right.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particular organization that you are with now?

赫斯:没关系。
您现在所在的具体组织叫什么名字?

DRAPER: I wear several hats: I am Honorary Chairman of the Population Crisis Committee here in Washington; I'm on the Governing Body of the 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and am Honorary Vice-Chairman of the Planned Parenthood movement in this country; also by President Nixon's appointment. I represent the United States each two years, or whenever meetings are held, of the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Commission. Our last meeting was in November 1971 in Geneva, the first two weeks of November. In general, my work with the Population Crisis Committee, means dealing with our own Government, and other governments, and with privat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terested and involved in the population problem. I travel a great deal.

德雷珀:我身兼数职:我是华盛顿人口危机委员会的名誉主席;我是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的管理机构成员;也是我国计划生育运动的名誉副主席;这也是尼克松总统任命的。
我每两年或每次联合国人口委员会会议召开时代表美国出席一次。
我们上次会议于1971年11月在日内瓦举行,即11月的头两周。
总的来说,我在人口危机委员会的工作意味着要与我国政府、其他国家政府以及关注和参与人口问题的私人和国际组织打交道。
我经常出差。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 for the last few years I have been assisting Mr. Paul Hoffman, who has been in charge of the Development Program of the United Nations, to raise the funds from governments for the United Nations Fund for Population Activities, about thirty million dollars this past year from forty six governments.

除此之外,过去几年,我还协助联合国发展计划署负责人保罗·霍夫曼先生,为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向各国政府筹集资金,去年从46个政府筹集了约3000万美元。

HESS: What are your earliest recollections of Mr. Truman?

赫斯:您对杜鲁门先生最早的记忆是什么?

DRAPER: I don't believe that I had ever met Mr. Truman personally until after he became President. At the time of President Roosevelt's death I was in Washington, on the General Staff of the Army. Shortly after that I went to Europe, on General Eisenhower's staff under General Clay.

德雷珀:我认为直到杜鲁门先生就任总统后,我才与他私下见过面。
罗斯福总统去世时,我在华盛顿陆军总参谋部任职。
此后不久,我去了欧洲,在克莱将军麾下担任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参谋。

HESS: What were your impressions upon the death of President Roosevelt? You mentioned that you were here in town, but what came to mind?

赫斯:罗斯福总统去世时,您有什么印象?您提到您当时在纽约,但您想到了什么?

DRAPER: We were still at war. President Roosevelt had been a great war President. I'm a Republican; he was a Democrat. I hadn't voted for him. I disagreed with many of his domestic policies, but I certainly recognized and do today that he foresaw our participation in the war, our necessary involvement, and that prepared for it in a way that the American people accepted. While it took some time it did help greatly to bolster the British during their year of fighting it out alone, under the lend-lease agreements that he made with Mr. Churchill. He began building up the forces preliminary to Pearl Harbor so that when that blow struck it was, I think, very largely due to Mr. Roosevelt's forethought and foresight, that we were able to quickly mobilize and go to war effectively.

德雷珀:当时我们还在打仗。
罗斯福总统是一位伟大的战时总统。
我是共和党人,他是民主党人。
我没有投票给他。
我不同意他的许多国内政策,但我当然承认,并且今天仍然承认,他预见到了我们会参战,预见到了我们必须参与战争,并且以美国人民能够接受的方式做好了准备。
虽然这花费了一些时间,但这确实极大地鼓舞了英国人,使他们在与丘吉尔先生签订的租借法案下孤军奋战。
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他就开始集结军队,所以当珍珠港事件来袭时,我认为,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罗斯福先生的深谋远虑和远见卓识,我们才能迅速动员起来,有效地投入战争。

When he died, to get to your direct question, I had known that he was not in good health, but I had no idea that he was near death. It was almost – here in Washington – almost a physical shock to the entire community, that permeated the atmosphere in a way that I've never known before or since. Even the declaration of war didn't compare, the shock waves, that seemed to be going around us everywhere with our war leader suddenly dead.

回答你的问题时,我知道他身体不好,但我不知道他已经奄奄一息。
在华盛顿,这几乎对整个社区都是一种身体上的打击,这种打击以一种我从未经历过的方式弥漫在空气中。
就连宣战也无法与之相比,我们的战争领袖突然去世,给我们带来的冲击似乎无处不在。

HESS: As you know, several historians have said that President Roosevelt had prior information that Pearl Harbor was to be attacked, and he did not notify the commanders so that the Japanese would attack and get us into the war in that manner. What do you think of that?

赫斯:如您所知,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罗斯福总统事先知道珍珠港将遭袭击,但他没有通知指挥官,结果日本人发动袭击,并以这种方式将我们卷入战争。
您对此有何看法?

DRAPER: I don't believe it. I don't know, but I don't believe it. I can't believe that if there was any prior knowledge of Pearl Harbor that General Marshall would have been riding horseback that Sunday morning when it happened.

德雷珀:我不相信。
我不知道,但我不相信。
我不敢相信,如果事先知道珍珠港事件,马歇尔将军会在那个星期天早上骑马,目睹事件发生。

HESS: What kind of a job did you think Mr. Truman would do as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just what did you know about him on April 12, 1945?

赫斯:您认为杜鲁门先生作为美国总统会做什么工作?1945年04月12日那天,您对他了解多少?

DRAPER: I had a favorable picture of Mr. Truman without knowing him personally. His work as Committee Chairman in the Senate, and his investigation of war activities which had gone on for some time before he became Vice President, had favorably impressed everyone, including myself. As Vice President he was not prominent in current goings-on, so that I didn't know too much about him; and like everyone else, I wondered what kind of a President he was going to make. I was tremendously impressed with his modesty and the way in which he took over the Presidency, indicating that he thought the size of the job was such that he only hoped he could live up to its requirements.

德雷珀:虽然我并不认识杜鲁门先生,但我对他印象不错。
他担任参议院委员会主席期间的工作,以及在就任副总统前一段时间对战争活动的调查,给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作为副总统,他并没有在时事上显露头角,所以我对他了解不多;和其他人一样,我也好奇他会成为怎样的一位总统。
他的谦逊以及他接任总统职位的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表示,他认为这份工作的重要性,他只希望自己能够胜任。

HESS: And before moving on, as you were with Dillon, Read for a good number of years, what are your recollections of Mr. James Forrestal? When did you first meet Mr. Forrestal?

赫斯:在您离开之前,由于您在狄龙·里德律师事务所工作多年,您对詹姆斯·福雷斯特尔先生有什么印象?您第1次见到福雷斯特尔先生是什么时候?

DRAPER: When I first joined Dillon Read which was in 1926. He was already one of the senior members of the firm. I guess he was the senior member of the firm, probably, next to Mr. Clarence Dillon, the top man, and a very able financial genius, I would put it almost. He worked in a way like – by himself to some degree, but he had tremendous influence in bringing financial arrangements to fruition. He was a very fine person in every way. I knew him well, intimately, worked under him for years, so that in 1940 I went to Washington before he did, but when he was invited to Washington he was one of the so-called nine anonymous young men in the White House. He impressed everyone that he worked with here in Washington and moved up to Under Secretary of the Navy, Secretary of the Navy, and finally the first Secretary of Defense.

德雷珀:我1926年刚加入狄龙·里德律师事务所的时候,他已经是事务所的资深成员之一了。
我猜他是公司里级别最高的成员,可能仅次于最高领导人克拉伦斯·狄龙先生,他是一位非常能干的金融天才,我几乎可以这么说。
他在某种程度上像独立工作一样,但在财务安排的实现方面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他在各方面都是非常优秀的人。
我很了解他,和他关系密切,在他手下工作多年,所以1940年我先于他去了华盛顿,但当他被邀请去华盛顿时,他是白宫所谓的九个匿名年轻人之一。
他给在华盛顿的每一个同事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晋升为海军副部长、海军部长,最后成为第1任国防部长。

The Secretary of the Navy when he came to Washington was Secretary [Frank] Knox. One of the smartest things that President Roosevelt ever did was to bring two Republicans into the Cabinet, and the timing was perfect. There had been a lot of bickering going on in the War Department between Secretary [Harry H.] Woodring and Assistant Secretary [Louis] Johnson. Nobody knew who was boss or what the policies were. When the President decided that the time had come to have the other party represented in the Cabinet in order to attract national support he appointed Mr. Stimson as Secretary of War and Mr. Knox as Secretary of the Navy. In effect he turned over our national defense to the Republicans, and so far as the individuals he selected were concerned, he made a ten strike with each.

海军部长来到华盛顿时是部长[弗兰克]诺克斯。
罗斯福总统做过的最聪明的事情之一就是将两位共和党人带入内阁,时机恰到好处。
陆军部部长[哈里·H·]·伍德林和助理部长[路易斯·]·约翰逊之间一直争吵不休。
没人知道谁是老大,也不知道双方的政策是什么。
当总统决定是时候让另一党派在内阁中拥有代表以争取国民支持时,他任命史汀生先生为陆军部长,诺克斯先生为海军部长。
实际上,他把我们的国防大权交给了共和党人,至于他挑选的人选,他可谓是各取所需。

Mr. Forrestal had been invited to serve generally in and around the White House, but settled down in the Navy. Mr. Knox must have known him or came to know him, and pretty soon he was Under Secretary of the Navy, and then became Secretary later on.

福雷斯特尔先生曾受邀在白宫内外任职,但他最终在海军安顿下来。
诺克斯先生肯定认识他,或者说是后来认识他,不久之后,他就担任了海军副部长,后来又担任了海军部长。

During the period after Pearl Harbor the man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rebuilding of our Navy after the attack on Pearl Harbor destroyed so much of it, and who built it to levels we'd never dreamed of before, and which made it possible to fight in two oceans, and gradually to move across the Pacific, island after island, until we had conquered the Japanese, was James Forrestal.

珍珠港事件后,负责重建海军的人——珍珠港事件后,海军遭到严重破坏,而他将其提升到我们从未梦想过的水平,使我们得以在两大洋作战,并逐渐跨越太平洋,逐岛作战,直至战胜日本——就是詹姆斯·福雷斯特尔。

HESS: In your opinion, what was his view of the unification of the services?

赫斯:您认为他对军种统一有何看法?

DRAPER: My impression of Jim Forrestal's views on unification are that he was resisting a great deal of pressure from the admirals who were almost all opposed to the idea, while himself believing that it was the right solution for American defense organization. His thinking was probably affected by his close association with Bob Patterson, the then Secretary of War, and probably also by President Truman's own views.

德雷珀::我对吉姆·福雷斯特尔关于军种统一的观点的印象是,他顶住了几乎所有反对这一想法的海军上将的巨大压力,而他自己却认为这是美国国防组织的正确解决方案。
他的想法可能受到他与时任战争部长鲍勃·帕特森密切交往的影响,也可能受到杜鲁门总统自身观点的影响。

HESS: In your opinion, why was he selected to be the first Secretary of Defense?

赫斯:您认为他为什么会被选为第1任国防部长?

DRAPER: Simply for that reason. I don't say it was to bribe the Navy admirals but his appointment did certainly take into account their point of view. The Navy had always been on its own. The Captain was supreme on his ship. The Navy had that overall point of view – a good one indeed for fighting battles on the sea. I'm sure the President said to himself, “We'll just take the Navy along by putting him in charge.” And it worked.

德雷珀::原因很简单。
我并不是说是为了贿赂海军上将,但他的任命确实考虑到了他们的观点。
海军一直以来都是独立自主的。
舰长在自己的舰船上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海军秉持着这种整体观念——这对于海上作战来说确实很有益处。
我敢肯定总统当时心里想:“让他负责,我们就能带动海军一起行动。
”而且这招奏效了。

HESS: What is your general opinion of his effectiveness both as the Secretary of the Navy, which you've fairly well covered, but as Secretary of Defense, too? Just how effective was he in the job?

赫斯:您总体上如何评价他担任海军部长(您对此已经相当详细地报道过)和国防部长时的效率?他在工作中究竟有多高效?

DRAPER: The first Secretary of Defense had a hard job, obviously. He had to bring together the War Department, which became the Department of the Army, and the new Air Force, which had been a part of the Army, and the Navy as well. For the Air Force it meant a greater degree of autonomy. But both the Navy and the Army and the War Department had been supreme and independent in their own right, and it was not an easy thing to knock their heads together and for both to have a single boss. I think he did that job very well indeed.

德雷珀::第1任国防部长的工作显然很艰巨。
他必须整合陆军部(后来成为陆军部)和新成立的空军(曾是陆军的一部分)以及海军。
对空军来说,这意味着更大程度的自主权。
但海军、陆军和战争部本身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独立性,要让他们齐心协力,并让他们都归于同一主管,并非易事。
我认为他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

I worked very closely with him for about three months. He asked Secretary Royall to let me spend a few months directly with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to build up and put forward the first defense budget for the three services. So I worked day in and day out on that job and saw a great deal of him during that period. It really meant that I was dealing back and forth and compromising with the three services to try to find a budget that the President would approve and that still took care of each of the three services to the extent possible within that limit.

我与他密切合作了大约三个月。
他请求罗亚尔部长允许我花几个月时间直接与国防部长会面,共同制定并提交三个军种的首份国防预算。
因此,我日复01日地投入这项工作,在此期间与他见了很多面。
实际上,我与三个军种反复沟通、妥协,试图找到一个总统能够批准的预算,同时又能在预算限额内尽可能地兼顾三个军种的利益。

HESS: In his Memoirs Mr. Truman makes the comment that in working on military budgets, sometimes the Navy was the most difficult to satisfy and to get along with. What would be your view?

赫斯:杜鲁门先生在回忆录中提到,在制定军事预算时,海军有时是最难满足、最难相处的。
您怎么看?

DRAPER: I found that true, too.

德雷珀:我也这么认为。

HESS: Why would that be true? Why was that true?

赫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是这样?

DRAPER: Their tradition had always been one of independent action and the Navy considered it simply had to have what it needed. The admirals were good proponents and didn't take no for an answer easily. A lot of my good Navy friends were in there fighting all the way. They are still good friends of mine, those that are still living. But when they're arguing the question of the Navy's rights, they're very strong protagonists.

德雷珀:海军一直以来都有独立行动的传统,他们认为自己只需要拥有所需的一切。
海军上将们是坚定的支持者,不会轻易接受否定的答案。
我的许多海军好友都曾在那里战斗。
他们现在仍然健在,仍然是我的好朋友。
但当他们争论海军权利问题时,他们是非常坚定的支持者。

Actually, to get back to that first budget for just a minute, I'm afraid that I would consider that first budget one of President Truman's real mistakes. At that time – what year would that have been, 1948, I guess – the three budgets were put together at three levels: One, if I remember the figures, the minimum budget of thirteen and a half billion dollars for the three services, which sounds picayune today; the middle budget was about seventeen billion and the third was what the three services asked for, and which was the way we first started to put the figures together, it was about twenty-one billion dollars. Mr. Forrestal felt very strongly, as did I, that while he could justify reducing the twenty-one billion, he felt strongly that the middle ground of seventeen billion was the irreducible minimum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of this country.

实际上,让我们暂时回到第一份预算上来,恐怕我会认为第一份预算是杜鲁门总统真正的错误之一。
当时——应该是哪一年,我猜是1948年——三项预算按三个层次汇总:第1,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三个军种的最低预算是135亿美元,这在今天听起来微不足道;中间预算约为170亿美元;第3是三个军种各自要求的预算,也就是我们最初汇总这些数字的方式,约为210亿美元。
福雷斯特尔先生和我都强烈地认为,虽然他有理由削减210亿美元,但他强烈地认为,从国家国防的角度来看,170亿美元的中间值是不可削减的最低限度。

I prepared these three budgets. The thirteen and a half budget was only made because the President had set that as the figure, although it wasn't supposedly the final figure. But that was the figure he hoped to reach.

我负责准备这三份预算。
之所以制定135亿美元的预算,是因为总统设定了这个数字,尽管这并非最终数字。
但这是他希望达到的数字。

So we had to make a budget there, but to get the three services to agree on the figures for that, just meant they had to be rammed down their throats. But the seventeen billion budget took care reasonably at least, of what each of the three felt their really irreducible requirements actually were, although they all three badly wanted the twenty-one billion budget.

所以我们必须在那里制定预算,但要让三个军种就预算数字达成一致,就意味着必须强迫他们接受。
不过,170亿美元的预算至少合理地满足了三个军种各自认为的真正无法削减的需求,尽管他们三个军种都迫切想要210亿美元的预算。

I sat in the meeting when Mr. Forrestal presented the three budgets to the President, and Mr. Forrestal was more concerned than I had ever seen him in my life. He was very, very seriously troubled. After the presentation the President said very little except to ask a few questions. Then the President said, “I'll let you know, Jim.” And a day or two later he did let him know that it was thirteen and a half billion – the President's original budget. I think that may have helped to bring on the Korean war. I think that may have helped to bring on Jim's death. That's something I'd like to put off the record until after the President dies.

我当时在场,福雷斯特尔先生向总统汇报了三个军种的预算,福雷斯特尔先生比我这辈子见过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担心。
他非常非常焦虑。
汇报结束后,总统除了问了几个问题外,几乎没说什么。
然后总统说:“我会告诉你的,吉姆。
”一两天后,总统才告诉他,预算是135亿美元——这是总统最初的预算。
我认为这可能促成了朝鲜战争。
我认为这可能促成了吉姆的去世。
我想等总统去世后再谈这件事。

HESS: Now, a further question on this same matter: Was Frank Pace the Director of the Bureau of the Budget at this time? Harold Smith, of course, was the first director and he was replaced by James Webb. I believe at this time Frank Pace was Director of the Bureau of the Budget. In drawing up these very important budgets, the most important – the budgets that take most of the money – are the military budgets. In drawing these up, did you work with the Bureau of the Budget?

赫斯:现在,关于同一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弗兰克·佩斯当时是预算局局长吗?哈罗德·史密斯当然是第1任局长,后来被詹姆斯·韦伯接替。
我记得当时弗兰克·佩斯是预算局局长。
在制定这些非常重要的预算时,最重要的——也是耗费最多资金的——是军事预算。
在制定这些预算时,您和预算局合作过吗?德雷珀

DRAPER: I must have. I guess it was Frank Pace, but whoever it was I certainly must have worked with him, but not nearly as closely as I did with the three services. My job, really, was – as outlined to me by Mr. Forrestal – although I guess I evolved the idea of the three budgets, was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three requests from the services and then to get a reasonable budget together – one that he could recommend. This turned out to be the seventeen billion one. And then he also asked me, against his better judgment, to prepare a budget at the lower level, set by the President, and when the lower level was approved, I know that it was a great shock. It meant to him that his country was not going to get what it needed for its defense for that period. </color>

:肯定合作过。
我猜是弗兰克·佩斯,但无论是谁,我肯定和他合作过,但远不如和三个军种合作那么密切。
我的工作实际上是——正如福雷斯特尔先生向我概述的那样——虽然我猜想三个预算的想法是我提出的——我的工作是考虑三个军种的要求,然后整理出一个合理的预算——一个他可以推荐的预算。
最终,这个预算就是那个170亿美元的预算。
然后,他还违背他的意愿,要求我编制一份由总统制定的较低预算。
我知道,当这份较低预算获得批准时,他震惊了。
这意味着他的国家在那段时期将无法获得国防所需的资金。

HESS: 1948 was a very important year, that was a political year, the year Mr. Truman ran and was elected, to many peoples' surprise. In your opinion, do you think he had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in mind when he wanted a balanced budget that year? Was that his reason for the lower budget?

赫斯:1948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那是一个政治年,杜鲁门先生参选并当选,这让很多人感到惊讶。
您认为,他当年想要平衡预算时,是否有政治方面的考虑?这是他降低预算的原因吗?

DRAPER: I wouldn't want to express an opinion on that. He felt that a balanced budget, now that we were out of the war, was the necessity, the need for the country, I'm sure. Whether there were political overtones, too, I can't say.

德雷珀::我不想对此发表意见。
他觉得,既然我们已经结束战争,平衡预算是必要的,是国家的需要,我敢肯定。
至于是否也包含政治色彩,我说不上来。

HESS: All right. As you have mentioned, the cutting back of the armed forces at this time left us somewhat unprepared at the advent of the Korean war. We were unprepared to meet the situation that arose. Where should the blame lie?

赫斯:好的。
正如您所说,当时裁减军队让我们在朝鲜战争爆发时措手不及。
我们毫无准备去应对随之而来的局面。
这应该怪谁呢?

DRAPER: Those decisions are a matter of judgment. The President has to make the final decisions. He doesn't have anybody to lay the blame on. I think one of the great tributes to Mr. Truman, and I would be the first to make it, was his power of decision. Throughout the time that I was Under Secretary, and sometimes acting as Secretary, I would go to the President from time to time, with particular problems of the Department of the Army that had taken us weeks or months in some cases to evaluate and decide what we should recommend or what course we thought the country should pursue. I have never been impressed by anyone more in my life than by the way in which he would receive the problem; I would describe it briefly, for five or ten minutes; he would ask a few questions; I would give him the two or possibly three alternative decisions that could be made; he would make one of them, and that would be that. He would go on to something else. That's the way he ran the Presidency. He constantly carried out the little motto on his desk, “The Buck Stops Here.” Now, to get back to your question. He had to decide on whether a balanced budget at that time was more important to the country than a little more money from his point of view in defense, and he made the decision. I wouldn't criticize it.

德雷珀:这些决定都关乎判断。
总统必须做出最终决定。
他不能被任何人责怪。
我认为杜鲁门先生最值得称道的一点,我首先要说的是,就是他的决断力。
在我担任副部长,有时甚至代理部长期间,我会不时地去见总统,讨论陆军部的一些具体问题。
这些问题有时需要数周甚至数月的评估才能最终确定我们应该提出什么建议,或者我们认为国家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我一生中从未对任何人留下过比他处理问题的方式更深刻的印象;我会用五到十分钟的时间简要地描述一下;他会问几个问题;我会给他提供两到三个可能的替代方案;他会做出其中之一,然后就此结束。
之后他会去做其他事情。
这就是他管理总统的方式。
他始终践行着办公桌上的那句座右铭:“责任止于此”。
现在,回到你的问题。
他必须决定,在当时,平衡预算是否比从他的角度来看国防开支多一点对国家更重要,然后他做出了决定。
我不会批评他的决定。

HESS: How often did you meet with the President during the time that you were Under Secretary of the Army, approximately?

赫斯:在您担任陆军副部长期间,您大约和总统见过几次面?

DRAPER: I suppose twenty times, I don't know. I was there about two years – twenty or thirty times.

德雷珀::我想是二十次,我也不知道。
我在那里待了大约两年——二三十次。

HESS: Did you work with any of the White House staff members at the time?

赫斯:您当时和白宫的任何工作人员一起工作过吗?

DRAPER: Yes, yes.

德雷珀::是的,是的。

HESS: Who comes to mind? Did you work with Clark Clifford?

赫斯:您能想到谁?您和克拉克·克利福德一起工作过吗?

Clifford was Special Counsel at that time.

克利福德当时是特别顾问。

DRAPER: Yes, yes, very often with Clark Clifford.

德雷珀::是的,是的,经常和克拉克·克利福德一起工作。

HESS: Did he provide you with any particular help? Anything that you and he worked on that might help illustrate his functions in this field? Is there anything that comes to mind?

赫斯:他有没有给您提供什么特别的帮助?您和他合作过的任何事情可以帮助说明他在这个领域的职能?您能想到什么吗?

DRAPER: No, we talked about the problems as they came along and he'd give me the President's answers. As a rule, of course, Secretary Royall had these conversations. It was when either he delegated me to do something in particular or when he'd be away on a trip that I would have the direct contact.

德雷珀:不,我们会在问题出现时进行讨论,他会给我总统的答复。
当然,通常情况下,罗亚尔部长会进行这些对话。
只有当他授权我做某件事,或者他出差时,我才会直接与他联系。

HESS: Did you have any contact with the Military Aide, General Harry Vaughan?

赫斯:你和军事助理哈里·沃恩将军有过接触吗?

DRAPER: I certainly met him a few times, but remember nothing in particular.

德雷珀:我确实见过他几次,但记不太清楚了。

HESS: You have mentioned a meeting at the White House in which Mr. Forrestal presented the budget and mentioned his attitude at that time. What are the earliest signs that you can recall of the unfortunate mental breakdown that overtook Mr. Forrestal? Was this the first time that you noticed that something might be wrong?

赫斯:你提到过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福雷斯特尔先生提交了预算,并提到了他当时的态度。
你还记得福雷斯特尔先生不幸精神崩溃的最早迹象是什么吗?这是你第1次注意到事情可能不对劲吗?

DRAPER: Well, I didn't notice any mental breakdown or anything of that kind. He was simply greatly shocked that the President's decision was so low. No, I think that was much later on I retired. I saw Jim several times before that. I retired, around March of '49. I had been wanting to return to private life before that but Jim had persuaded me to stay just as the President had persuaded him to stay over the election into the new year. He and Mr. Royall and the President permitted me to go in March of '49.

德雷珀:嗯,我没有注意到他精神崩溃之类的。
他只是对总统如此低调的决定感到非常震惊。
不,我想那是在我退休之后很久的事了。
在那之前我见过吉姆几次。
我退休的时候,大约是1949年03月
在那之前我一直想回归私人生活,但吉姆说服我留下来,就像总统说服他留任到明年大选之后一样。
他和罗亚尔先生以及总统在1949年03月允许我离开。

HESS: The same month that Mr. Forrestal left.

赫斯:福雷斯特尔先生离开的同一个月。

DRAPER: He left after I did. I saw him before I left to say goodbye, and I noticed then that he was very distraught.

德雷珀:他在我之后离开。
在我离开之前我见过他,向他道别,当时我注意到他非常心烦意乱。

I returned to Washington about ten days later, after my wedding and a short honeymoon, and had breakfast with Jim, and then I could hardly get his attention on anything. He was obviously worried, distraught . . .

大约十天后,我结婚并度过了短暂的蜜月,回到了华盛顿,和吉姆一起吃了早餐,之后我几乎无法引起他的注意。
他显然很担心,心烦意乱……

HESS: Early in April.

赫斯:04月初。

DRAPER: No, this was still in March, I think. He was soon going to leave – I knew then he was going to leave. He was going to leave and I ascribed his distraught condition to the fact that he was leaving, and perhaps to not being happy about his successor going to take over.

德雷珀::不,我想那时还是03月
他很快就要离开了——我当时就知道他要离开了。
他要离开了,我把他心烦意乱的状态归咎于他即将离开的事实,或许也是因为他对即将接任的继任者感到不满。

HESS: In March Louis Johnson replaced him.

赫斯:03月份,路易斯·约翰逊接替了他。

DRAPER: That's correct.

德雷珀::没错。

HESS: Why was that change made? You mentioned that Mr. Forrestal had wanted to leave.

赫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你提到福雷斯特尔先生想离开。

DRAPER: He had wanted to leave, but this was in the fall or winter before, but the President persuaded him that he needed him and wanted him to stay, and he agreed to stay, and then apparently very suddenly the President decided to appoint Mr. Johnson. My information at the time, which was rumor largely, was that Mr. Johnson had raised the money for the election and was told that he could have any job he wanted after the election, if the President were elected, which you can understand. Then Mr. Johnson asked for the Defense job, and the President gave it to him.

德雷珀::他确实想离开,但那是在之前的秋天或冬天,但总统说服了他,说他需要他,希望他留下,他同意留下,然后显然总统突然决定任命约翰逊先生。
我当时得到的信息(大部分都是谣言)是,约翰逊先生为选举筹集了资金,并被告知如果总统当选,他可以在选举后获得任何他想要的工作,这你可以理解。
然后约翰逊先生申请了国防部的工作,总统给了他。

I was present when Johnson was sworn in at the Pentagon. They had a full dress affair in the encircled area inside the Pentagon Square or Pentagon, and the President pinned a medal on Jim, and then swore in Johnson. Everybody from the Pentagon had been invited to flock inside the enclosure and see the show. Jim went back to his office and a friend of his from New York took him by plane to Hobe Sound where he stayed at Douglas Dillon's house. That's where the tragedy started.

约翰逊在五角大楼宣誓就职时我在场。
他们在五角大楼广场或五角大楼内的圆圈区域举行了盛大的礼服仪式,总统为吉姆佩戴了一枚勋章,然后为约翰逊举行了宣誓就职仪式。
五角大楼的所有人都被邀请到围场内观看这场盛会。
吉姆回到办公室,他的一位纽约朋友带他乘飞机去了霍比桑德,他住在道格拉斯·狄龙的家里。
悲剧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HESS: Do you think that Mr. Forrestal had changed his mind in March and would liked to have remained?

赫斯:你认为福雷斯特尔先生在03月份改变了主意,想继续留在五角大楼吗?

DRAPER: I don't know, but my guess is at that time he didn't like to be suddenly replaced. He perhaps would voluntarily have offered to go in another month or two, but I don't think he felt happy at all about the President, after urging him so hard to stay, deciding that somebody else should take the job. That's a personal impression only.

德雷珀:我不知道,但我猜他当时并不喜欢突然被替换。
他或许会主动提出再过一两个月就走,但我认为他对总统——在极力劝说他留下之后——决定让别人接任——一点也不高兴。
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

HESS: Some people say that Mr. Forrestal's lack of support of the President in the election might have influenced that. Would he reasonably have expected support from Mr. Forrestal?

赫斯:有人说,福雷斯特尔先生在选举中缺乏对总统的支持可能影响了这一点。
他是否合理地期望得到福雷斯特尔先生的支持?

DRAPER: It's been a pretty regular rule in our Government that people involved in defense should not get into politics. I certainly agree with that rule personally, and I think that was Jim's point of view, and I wouldn't expect that the President thought anything else. No, I think it was just because Johnson had put the President under a real obligation and he was paying his debt.

德雷珀:我们政府有一条相当普遍的规定,即国防人员不得涉足政治。
我个人当然同意这条规定,我认为这也是吉姆的观点,我认为总统不会有其他想法。
不,我认为这只是因为约翰逊确实让总统承担了义务,而总统正在偿还债务。

HESS: We discussed the reduced budget, and not too long after Mr. Johnson came in, I believe one of his first actions was to stop work on the super carrier, the U.S.S. United States, and that was when Secretary of the Navy John L. Sullivan resigned, shortly after you left.

赫斯:我们讨论了削减预算的问题。
约翰逊先生上任后不久,我相信他的首要行动之一就是停止超级航母“美国”号的建造。
就在那时,海军部长约翰·L·沙利文辞职了,就在你离开后不久。

DRAPER: That's right, but I'm not familiar with that incident.

德雷珀::没错,但我对那件事不太了解。

HESS: Back on General Marshall. You had mentioned that General Marshall asked you to come back into the Army in 1940. What were your early associations with General Marshall? When did you first meet him?

赫斯:回到马歇尔将军的话题。
你提到马歇尔将军在1940年邀请你重返陆军。
你早期与马歇尔将军有何关联?你们是什么时候第1次见到他的?

DRAPER: As Chief of Staff of the 77th Division, which was then a part-time job, that was when I was in the Reserves. We could see war looming ahead. I had for some months, maybe for a year, been working with other officers of the Division, and with General Vanderbilt who was the commanding general at that time, preparing war plans so far as the Division was concerned, and looking forward at the right time to calling in the enlisted men and also piecing out the training of the officers. We had had occasion two or three times to take some of these plans to Washington for consultation. And General Marshall had sat in on some of these consultations. I had met with him to discuss these plans and problems with him on behalf of our Division.

德雷珀::当时我在预备役部队担任第77师的参谋长,这还是一份兼职工作。
我们预见到了战争即将来临。
几个月,甚至一年来,我一直与该师的其他军官以及当时的指挥官范德比尔特将军一起工作,制定该师的作战计划,并期待着在适当的时候召集士兵,并制定军官的训练计划。
我们曾两三次将其中一些计划带到华盛顿进行磋商。
马歇尔将军也参加了其中一些磋商。
我曾代表我们师与他会面,讨论这些计划和问题。

One day I got a personal phone call from him asking if I'd come down and go on active duty for six months – it turned out to be nine years – but I can't blame General Marshall for that. I really think that he wanted to have some Reserve officer down there to give him whatever benefit there might be in the Reserve thinking, and also to reflect perhaps, through that Reserve officer, to some of the Reserve Divisions, the War Department thinking about the future of the Reserves. But it didn't turn out that way. I became almost immediately involved in the Selective Service and in the G-1 operation and was absorbed with that, working with General – then Major – Lewis Hershey. The President appointed me – President Roosevelt – to the Army and Navy Recreation Board and some of the other boards and committees that dealt with the enlargement of the strength of the Army and the Navy.

有一天,我接到他打来的私人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去那里服六个月的现役——结果一服就是九年——但我不能责怪马歇尔将军。
我真心觉得他想派一些预备役军官去那里,让他在预备役思想方面有所裨益,或许还能通过这名预备役军官,向一些预备役师和陆军部反映关于预备役未来的想法。
但事与愿违。
我几乎立刻就参与了义务兵役制和G-1行动,并全身心投入其中,与时任少校的刘易斯·赫尔希将军共事。
罗斯福总统任命我为陆军和海军娱乐委员会委员,以及其他一些负责扩充陆军和海军兵力的委员会委员。

HESS: You were with General Marshall at the Moscow conference, but that was in 1947, so we have another subject before we come to that. We will come back to General Marshall.

赫斯:您和马歇尔将军一起参加了莫斯科会议,但那是1947年的事了,所以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有另一个话题。
我们以后再谈马歇尔将军。

But we should cover your experiences in Germany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I believe that you were Chief of the Economics Division of the Control Council for Germany from '45 to '47. Just what were your general impressions at that time and what were your duties?

但我们应该谈谈您在二战末期在德国的经历。
我记得您从1945年1947年担任德国统筹委员会经济部主任。
当时您的总体印象是什么?您的职责是什么?

DRAPER: As I've said before, the occupation became the actual Government of Germany. When we moved up from Versailles, our offices were first in Frankfurt, and then in July of 1945 we moved to Berlin.

德雷珀:正如我之前所说,占领区实际上成为了德国的政府。
我们从凡尔赛迁往别处时,办公室最初在法兰克福,然后在1945年07月搬到了柏林。

First the tripartite Control Council, then when the French joined us, the quadripartite Control Council was the Government of Germany. It was simply that. Each of our national army organizations in our own zones of Germany were supreme, subject only to the quadripartite policy decisions. So my job, under those general policies and in line with the Morgenthau doctrine that had been directed to us from Washington as the U.S. economic policy for Germany, was to run the economy of our zone of Germany. That meant the agriculture, the industry, and the trade (in or out of Germany although there was no trade outside of Germany at that time), and to try to keep the country from starving and from going berserk.

最初是三方统筹委员会,后来法国加入我们,四方统筹委员会就成了德国政府。
就是这样。
我们在各自德国控制区内的各个国家军队组织都拥有最高权力,只服从四方统筹委员会的政策决定。
因此,在这些总体政策下,并根据华盛顿指示我们作为美国对德经济政策的摩根索主义,我的工作就是管理我们德国控制区的经济。
这意味着农业、工业和贸易(无论是在德国境内还是境外,尽管当时德国境外没有贸易),并试图防止国家陷入饥荒和陷入疯狂。

The crops that year were quite good, and there was also considerable food we found that the Wehrmacht had stored, which we took over. So there was no immediate danger of starvation that particular fall or even that winter. The winter was not too cold, but there was great concern whether the crop could be gathered that summer and fall. There were some eight million Germans in prison camps. The crop had to be brought in by the old men and the boys and the women, but they did it. Industry was at a complete standstill; the coalmines in the Ruhr had been flooded before the Germans gave up that area; there was no coal production; and no coal on hand; no factory was turning a wheel hardly anywhere in Germany. The destruction of the air bombing had made all of the factories or most of them look as if they never would run again. It turned out a year later that after the debris was cleared away, there was more of the machinery and the going parts of the factories able to be revived than we had expected. But at the beginning there was no production of coal or of anything else, except food on the farms, and the factories and the industrial production of the country was practically nil. So, except for what food was being grown, Germany had to start from a standing start to again make its way.

那一年的收成相当不错,我们还找到了国防军储存的大量粮食,并接管了这些粮食。
所以,那年秋天,甚至冬天,都没有立即出现饥荒的危险。
冬天并不太冷,但人们非常担心那年夏天和秋天能否收割庄稼。
当时大约有八百万德国人被关在战俘营里。
庄稼必须由老人、男孩和妇女们运送过来,但他们还是完成了任务。
工业完全停滞;在德国人放弃鲁尔区之前,该地区的煤矿就被洪水淹没了;煤炭产量停滞不前;几乎没有煤炭库存;在德国,几乎没有任何工厂在运转。
空袭的破坏使得所有或大多数工厂看起来都无法再运转。
一年后,废墟被清理干净后,工厂能够恢复运转的机器和部件比我们预想的要多。
但一开始,除了农场的粮食,煤炭和其他任何东西都不生产,全国的工厂和工业生产几乎为零。
所以,除了正在种植的粮食之外,德国必须从零开始,重新走上正轨。

We found after a few months that we were going to have to import food. Western Germany, the part where we were, had not been the breadbasket; that had been Eastern Germany largely, and we were getting no supplies of food or anything else from the Russian zone, so that we had to look the situation in the face and come to a decision. General Clay first had to be persuaded and then he had to help me persuade them back in Washington that we in this country – even though we had conquered Germany – that we were going to have to help feed them. That was an idea that no one at that time had even envisaged. We had to get appropriations; I had to come back to appear before the Congress, and . . .

几个月后,我们发现必须进口粮食。
我们所在的西德地区并非粮仓,粮仓主要集中在东德,而且我们没有从俄占区获得任何粮食或其他任何物资供应,所以我们必须直面形势,做出决定。
首先,我必须说服克莱将军,然后他必须帮助我说服华盛顿的人们,让他们相信,即使我们征服了德国,我们也必须帮助养活他们。
当时没有人能想到这一点。
我们必须获得拨款;我必须回来出席国会,然后……

HESS: Was it difficult putting that view over?

赫斯:让大家接受这个观点很难吗?

DRAPER: Very. And I think probably it was only made possible because the crisis was delayed about a year. Actually we managed to wiggle through during the first eight or ten months because our own Army had been bringing with it a food reserve to avoid feeding troubles for our allies or our enemies during the fighting, and we had as well as the food that we found in the warehouses that the Germans had husbanded as their stock and their reserve. Those things helped that first six or eight or ten months.

德雷珀::非常难。
我想这很可能是因为危机推迟了大约一年才得以实现。
实际上,我们设法在最初的八到十个月里渡过了难关,因为我们自己的军队一直带着粮食储备,以避免在战斗中给我们的盟友或敌人带来粮食问题,而且我们还有从德国人仓库里找到的、作为库存和储备的粮食。
这些因素在最初的六到十个月里起到了作用。

But as those months went by, we could see that in our area of Germany we had to have more food, and the British concluded similarly, particularly in the Ruhr.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在德国我们所在的地区,我们需要更多的粮食,英国人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尤其是在鲁尔区。

The one thing that saved the day, in my judgment, was the action taken by one who is now a very close friend of mine, Mr. Tracy Voorhees. He was the adviser to the President on food. I don't know at what stage that appointment was made, but that's how it turned out. He clearly saw these problems, both for Japan and Germany, and he had the great good fortune, and the imagination, to suggest to President Truman that the one man in this country who could help solve this problem and help persuade the Republican Congress that action should be taken, was former President Hoover. He first suggested this to the President, then he went to see Mr. Hoover, and the President then talked to Mr. Hoover.

在我看来,唯一挽救局面的是一位如今已成为我密友的特雷西·沃希斯先生的行动。
他曾担任总统的食品顾问。
我不知道这项任命是在哪个阶段做出的,但结果就是这样。
他清楚地看到了日本和德国面临的这些问题,并且凭借着巨大的运气和想象力,向杜鲁门总统建议,在这个国家,唯一能够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并说服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采取行动的人,就是前总统胡佛。
他首先向总统提出了这个建议,然后他去拜访了胡佛先生,总统随后又与胡佛先生进行了交谈。

As you recall,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Mr. Hoover had made his famous journey to Belgium and to Europe. He still found alive and was able to collect, half a dozen of the top people who had gone with him in 1919 on that first relief mission, when President Truman asked him to repeat, on a much more serious scale, his visit to Belgium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that had prevented that country from starving.

你们还记得,第1次世界大战后,胡佛先生进行了他著名的比利时和欧洲之旅。
他仍然找到并召集了6名曾在1919年与他一起执行第1次救援任务的高层人士。
当时杜鲁门总统要求他以更严肃的方式再次访问比利时,防止该国陷入饥荒。

So, I guess it was early in '46, or the winter of '45-‘46, that General Clay and I got word from Washington that the former President was coming with Mr. Voorhees and a group of those that he had collected together, to make a survey, not only of Germany but of the food situation in our allies' territory as well; France, Belgium, and so on. So they came first to Germany, and I remember the occasion very well, when they came in by train. General Clay and I met them, Mr. Hoover and Tracy Voorhees and the others.

所以,我猜想是在1846年初,或者1845-1846年冬天,克莱将军和我从华盛顿得到消息,前总统将带着沃希斯先生和他召集的一群人来调查德国和我们盟国领土上的粮食状况,这些盟国包括法国、比利时等。
所以他们首先来到德国,我清楚地记得他们乘火车来的情景。
克莱将军和我迎接了他们,还有胡佛先生、特蕾西·沃希斯和其他人。

Mr. Hoover understood the situation very quickly because of his past experiences, and he came to realize that if the Germans weren't fed (I don't care who fed them), but if they weren't fed, we couldn't stay there even with bayonets, that that was not a tolerable situation in modern times, and that if we wanted a peaceful occupation, if we wanted to bring the Germans back into the community of nations, first they had to be fed, not too much, but they had to have enough to live. The ration in Berlin was 1560 calories a day, just about half of what you and I eat now, or then, as well. They got along on it. It wasn't a good solid three meals by any means.

胡佛先生凭借过去的经验,很快就理解了当时的形势。
他意识到,如果德国人没有食物(我不在乎谁给他们吃的),如果他们没有食物,即使有刺刀,我们也留不住。
这在现代社会是无法容忍的。
如果我们想要和平占领,如果我们想要让德国人重返国际社会,首先就必须给他们提供食物,不能太多,但必须足够他们生存。
柏林的配给量是每天1560卡路里,大约相当于你我现在,或者说当时,每天食物摄入量的一半。
他们靠着这笔钱勉强维持生活。
无论如何,这都算不上一顿丰盛的三餐。

One of the first steps we had to take was because we needed coal worse than anything else, except food, and we didn't have any coal. The Ruhr mines had to be mined if we were going to get the factories started, and we found that the miners couldn't mine coal on 1560 calories or even 1800, so one of the first steps we took was to raise the calorie level for the miners to 4000 calories, against great protest, obviously. Then the next step we had to take was to search the miners when they went home every night, because they were dividing their 4000 calories with their families. Well, from the humanitarian point of view that's fine, but it couldn't work, and so we had to strip them of food and they had to eat it themselves. So it was that kind of decisions we had to face.

我们不得不采取的首要措施之一是,除了食物,我们比什么都更需要煤炭,而我们却没有煤炭。
如果我们要开工,就必须开采鲁尔区的煤矿。
我们发现,矿工们每天只摄入1560卡路里,甚至1800卡路里都无法采煤,所以我们采取的首要措施之一就是将矿工的每日摄入量提高到4000卡路里,这显然遭到了强烈抗议。
接下来,我们必须采取的措施是,每天晚上矿工回家时对他们进行搜查,因为他们要把4000卡路里的食物分给家人。
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没问题,但根本行不通,所以我们不得不剥夺他们的食物,让他们自己吃。
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就是这样的抉择。

So Mr. Hoover made his survey, went over the findings with me, and then he went to three or four of these other countries which were pleading that they wanted the food. The worst thing in the world from their point of view was to feed their former enemies. And so the decision had to be made, and was made, that the allies, most of them, while not well off with food, weren't starving. We did furnish some food to them, and certainly later under the Marshall plan they got food, but the basic decision was made that we had to feed the Germans, that they were the worst off, and we had to send food to them. And it was Mr. Hoover and his influence with the Republican Congress and his report to them, privately as well as his published report, that did the trick. He and I saw the head of th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 and things like that, and he appeared before them, I believe; I certainly did.

于是,胡佛先生进行了调查,并与我一起讨论了调查结果,然后他去了其他三四个恳求获得这些食物的国家。
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就是给他们昔日的敌人提供食物。
因此,我们必须做出决定,而且我们也确实做出了决定:盟军,其中大多数,虽然食物匮乏,但不会挨饿。
我们确实给他们提供了一些食物,后来在马歇尔计划下,他们当然也得到了食物,但基本的决定是我们必须给德国人提供食物,因为他们境况最差,所以我们必须给他们提供食物。
正是胡佛先生在共和党国会的影响力,以及他私下向国会提交的报告和公开报告,才起了作用。
他和我见了拨款委员会的负责人,诸如此类的事情,我相信他也出现在他们面前;我当然也见过。

And that was the one part of the appropriation, as I remember it, that the Senator from New Hampshire, who was chairman of th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 accepted in its entirety, with Mr. Hoover's word for it – and then it was appropriated by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too, and we got every dollar of the request we made.

我记得,这是拨款委员会主席、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全盘接受的拨款部分,胡佛先生也同意了。
之后,众议院也批准了拨款,我们得到了我们请求的每一分钱。

Then the food had to be bought. It turned out in '46-'47, that year, worldwide,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that the crops were very poor, and Tracy Voorhees did the buying for the Government for the food, or directed it, and had great difficulty to find the food, to find wheat and corn and the other basic things, and he finally shipped one crop which was in surplus, potatoes, and we got a good many shiploads of potatoes. Those you had to get over in a hurry and use in a hurry or they'd spoil. But I give Mr. Hoover and Tracy Voorhees very high marks – and Mr. Truman the President, who backed us to the limit – for the fact that we were able to prevent most of the threatened starvation, although there were plenty of deaths from hunger and cold because there was no coal for heating, and comparatively little food, so that disease took the old people off pretty easily. So while there were many deaths that undoubtedly had to do with lack of food, there wasn't rampant starvation. The fact that they got fed reasonably, small rations, but reasonably; and then the fact that we took their part in Berlin, against the Russians' willingness to starve them out at the time of the airlift, and at the time of the blockade, those two things together, in my judgment have now made the Germans among our most trusted allies.

然后就得买食物。
结果在1946-1947年,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地,农作物都歉收。
特蕾西·沃希斯负责政府的粮食采购,或者说是指挥采购,却费了好大劲才找到粮食,小麦、玉米和其他基本粮食。
最后,他运来了一种过剩的作物——土豆,我们得到了好几船土豆。
这些土豆必须赶紧运过来,赶紧用,不然就会坏掉。
不过,我对胡佛先生和特蕾西·沃希斯——以及全力支持我们的杜鲁门总统——给予了高度评价,因为我们能够避免大部分饥荒的威胁,尽管由于没有煤炭取暖,食物相对匮乏,很多人死于饥饿和寒冷,疾病很容易夺走老年人的生命。
所以,虽然许多人的死亡无疑与食物短缺有关,但饥荒并没有蔓延开来。
他们得到了合理的食物,少量的口粮,但还算合理;而且我们在柏林支持他们,不顾俄国人在空运和封锁期间试图让他们挨饿的意愿。
在我看来,这两件事加在一起,使德国人现在成为我们最值得信赖的盟友之一。

HESS: What was the nature of the experiences that you had at that time working with the Soviet representatives that were in Germany? Were they difficult people to work with? Did they live up to agreements that were made?

赫斯:当时您与驻德国的苏联代表共事的经历如何?他们难相处吗?他们履行了达成的协议吗?

DRAPER: They were difficult people to work with, they didn't always live up to their agreements, but I greatly admired those that I worked with during the first year, particularly General Shabalin, who was my opposite member as the Russian member of the economic directorate. He had been a schoolteacher before World War I, had joined the army in World War I, stayed in the Army, became a general but was still a schoolteacher and a peasant at heart, and with it all, a fine person. I met him first about ten days after we got to Berlin. I was in General Clay's staff meeting – Saturday morning was our staff meeting – and he came to my office, I learned later, storming around because the day before he had had a pass to go to Frankfurt on one of our planes to see the city, and he had gone back this Saturday morning because the weather had been bad Friday, and they told him the pass had been rescinded by my order, which didn't happen to be true, but that's what they told him. And he came storming into my office to complain and to give me hell. When I came out of the staff meeting, he'd gone, but I learned all about his visit.

德雷珀::他们很难共事,他们并不总是履行协议,但我非常钦佩第1年共事的那些人,尤其是沙巴林将军,他是经济理事会的俄罗斯成员,与我意见相左。
他在第1次世界大战前曾是一名教师,第1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军,留在军队,后来成为一名将军,但他内心仍然是一名教师和农民,尽管如此,他仍然是一位优秀的人。
我第1次见到他是在我们抵达柏林大约十天后。
当时我参加了克莱将军的参谋会议——周六上午是我们的参谋会议——后来我才知道,他气冲冲地来到我的办公室,因为前一天他有一张去法兰克福的通行证,可以乘坐我们的飞机去那里观光,而他周六早上就回去了,因为周五天气不好。
他们告诉他,通行证已被我的命令吊销了。
虽然这并非事实,但他们就是这么告诉他的。
然后他气冲冲地冲进我的办公室抱怨,还把我骂了一顿。
我开完参谋会议出来时,他已经走了,但我了解了他来访的经过。

So after I had lunch I got my jeep and my Russian interpreter and went over to his headquarters. He wasn't there but I found his house, and I called there. At first he wouldn't let me in, he was so mad, but finally my interpreter made him understand that he could go to Frankfurt every day of the week as far as I was concerned, and I would see that he got there. So then he went a hundred percent the other way and said, “Kamerad,” put his arms around me, and said we had to celebrate this meeting of the two armies by my staying and having lunch with him. Well, I'd just finished a big lunch, but I figured in the interest of international camaraderie, I had to eat another lunch.

于是,吃完午饭后,我开着吉普车,带着俄语翻译去了他的指挥部。
他不在家,但我找到了他家,并打了电话给他。
起初他不让我进,气得不行,但最终我的翻译让他明白,只要我愿意,他一周七天都可以去法兰克福,我会确保他准时到达。
结果他却百分百地改变了主意,叫我“老友记”(Kamerad),然后搂住我,说为了庆祝两军会师,我必须留下来和他一起吃午饭。
我刚吃完一顿丰盛的午餐,但为了维护国际友谊,我想还是得再吃一顿。

I never suffered so much in my life for my country. Lunch started with a great big bowl of cabbage soup, and I thought maybe that was the lunch, but the next course was a big steak with four eggs on it.

我这辈子从未为国承受过这么多苦难。
午餐以一大碗卷心菜汤开始,我以为这顿饭就结束了,但下一道菜却是一大块牛排,上面放着四个鸡蛋。

Anyway, we made up, and we were good friends ever since. We didn't always agree, obviously. He'd get instructions one way and I'd get them another, but we always remained friends and I'm sure that he, and I think all of the other Russian generals that I dealt with, including even Marshal Zhukov and General (later Marshal) Sokolovsky,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a peaceful solution, just as we were, and hoping to build a permanent peace, in contrast to the two world wars in thirty years, which we had just experienced.

不管怎样,我们和好了,从那以后我们一直是好朋友。
显然,我们并非总是意见一致。
他得到指示的方式不同,我得到指示的方式也不同,但我们始终是朋友。
我相信他,以及我认为所有我打过交道的俄罗斯将军,甚至包括朱可夫元帅和索科洛夫斯基将军(后来的元帅),都和我们一样,期待着和平解决,并希望建立永久和平,与我们刚刚经历的三十年两次世界大战形成鲜明对比。

But as our system of rapidly bringing the troops back home went on, the Russian attitude in Moscow, hardened steadily. Our so-called point system meant that the oldest ones in service, whether officers or enlisted men, unless they volunteered to stay, were railroaded home first.

但随着我们快速撤军回国的制度推行,莫斯科的俄罗斯态度却日益强硬。
我们所谓的积分制意味着,服役时间最长的士兵,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除非他们自愿留下,否则都会被优先送回国。

HESS: We lost our most experienced men first?

赫斯:我们最先失去的是经验最丰富的士兵?

DRAPER: Yes. As a result of that policy we were losing them pretty fast, and our equipment was being loaded and taken out and driven out, and taken out on ships, as fast as it could go.

德雷珀:是的。
由于这项政策,我们损失得相当快,我们的装备被尽可能快地装运、运出、运出,甚至装上船。

When the war ended I suppose that our military strength in Europe and Germany was greater than any similar military strength that had ever been concentrated in one spot before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Within six or eight or ten months as this point system operated, our military strength was – I won't say nil – but certainly not very great.

战争结束时,我认为我们在欧洲和德国的军事实力比世界历史上任何集中在同一地点的军事实力都要强大。
在积分制实施后的六个月、八个月或十个月内,我们的军事实力——我不会说是零——但肯定不是很强。

HESS: Greatly reduced.

赫斯:大幅削弱。

DRAPER: Tremendously reduced, and the Russians could see that as well as we could.

德雷珀:大幅削弱,俄国人和我们一样都看到了这一点。

HESS: Could you see a change in their attitude?

赫斯:你觉得他们的态度有什么变化吗?

DRAPER: Without any question. After about a year, instead of being fairly reasonable – they never were truly reasonable, but at least you could get along with them – but then it became nyet instead of saglasin, no instead of yes, almost invariably. They undoubtedly thought back in Moscow at that time that they were going to conquer Europe, move across the rest of Europe to the channel. And I think that when the Korean war started that's what they had in mind doing as soon as they could.

德雷珀:毫无疑问。
大约一年后,他们不再相当通情达理——他们从来都不是真正通情达理的,但至少你还能和他们相处——但后来几乎总是用“nyet”(不)而不是“saglasin”(萨格拉辛),用“no”(不)而不是“yes”(是)。
当时在莫斯科,他们无疑想征服欧洲,横跨欧洲其他地区直抵英吉利海峡。
我认为,朝鲜战争爆发时,他们也想尽快实现这个目标。

A map had been put out by our State Department that showed the perimeter that we were going to defend, and it did not include Korea. I think we fooled the Russians as well as ourselves. And when Truman made perhaps the greatest decision of his life, to go back and fight in Korea, which he did within twenty-four hours of their attack, the United Nations soon endorsed his decision and our Congress came along later. But it was President Truman personally that made that decision. He acted, and fooled the Russians. We weren't too ready for it ourselves, but we prevented Europe being taken over – or rather he did – by that action.

我们国务院公布了一张地图,标出了我们要防守的边界,但不包括朝鲜半岛。
我认为我们欺骗了我们自己,也欺骗了俄罗斯人。
杜鲁门做出了或许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回朝鲜作战——他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24小时内就这么做了。
联合国很快批准了他的决定,我们的国会随后也加入了进来。
但做出这个决定的是杜鲁门总统本人。
他采取了行动,欺骗了俄罗斯人。
我们自己对此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但我们阻止了欧洲被占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阻止了欧洲被占领。

HESS: You have mentioned the Morgenthau plan. I also understand there was a Draper plan, and it was your belief that the German economy could not be restored under the agriculture and light industry plan of Henry Morgenthau. Tell me about your plan.

赫斯:您提到了摩根索计划。
我还了解到还有一个德雷珀计划,而您认为在亨利·摩根索的农业和轻工业计划下,德国经济无法恢复。
请跟我讲讲您的计划。

DRAPER: I never heard of a Draper plan in Germany. Later on there was one that was called that in Japan.

德雷珀::我从未听说过德国有德雷珀计划。
后来日本有了一个叫这个名字的计划。

The Morgenthau plan was unfortunate; it was based on vengeance plus the theory that the Germans had started World War I; perhaps they had, but they were paying for it anyway, and they had certainly started World War II. And Mr. Morgenthau was of the opinion that Germany should be prevented from having the where withal to ever start another war, and he persuaded President Roosevelt and Mr. Churchill to agree to his proposals. He believed that if the Germans were limited to growing food and to light industry and were not permitted any substantial amount of steel production or other basic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not permitted to build ships or any of the other things that are required for war, even when on a peacetime basis, that they would be kept perpetually and forever in a condition impossible for them to wage war.

摩根索计划很不幸;它建立在复仇心理的基础上,还认为是德国人发动了第1次世界大战;也许他们确实发动了,但他们无论如何都要为此付出代价,而且他们肯定发动了第2次世界大战。
摩根索先生认为应该阻止德国拥有发动另一场战争的财力,他说服了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先生同意他的建议。
他认为,如果德国人被限制在粮食种植和轻工业领域,而不允许进行大量的钢铁生产或其他基础工业生产,也不允许建造船舶或任何其他战争所需的东西,即使是在和平时期,他们也会永远处于无法发动战争的状态。

That also would be in a condition which would become impossible for the Germans to exist unless somebody helped them and provided the necessities of life. It became evident to us very quickly that this was the case, and that if we carried out literally the terms of the very famous Morgenthau directive,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have to support Germany for the rest of time or as long as that policy stayed in effect. And so, we had to wiggle here and waggle there and do the best we could without openly breaking our directive to permit the German economy to begin to function. We argued with this one and argued with that one here in Washington and in Germany, wherever we had the chance, and bit by bit, we recouped or revised the situation so that it became possible.

这也意味着,除非有人帮助他们,提供生活必需品,否则德国人将无法生存。
我们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果我们完全按照著名的摩根索指令执行,美国就必须在剩余时间内,或者只要该政策仍然有效,就必须支持德国。
因此,我们不得不东拉西扯,尽力而为,但又不公开违反允许德国经济开始运转的指令。
我们在华盛顿和德国,只要有机会,我们就与各方争论不休,一点一点地扭转或修正了局面,使之成为可能。

A Dr. Calvin Hoover from Duke University came over. He was a very fine international economist, who is still alive. Although he only had a limited period of service, a few months, we asked him under the directive to draft up a potential possible level of industry plan. He did that very effectively, bu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directive, and so under duress, under pressure. And it was his plan that with some modifications was finally adopted by the quadripartite government for Germany. The levels were changed some.

杜克大学的卡尔文·胡佛博士来访。
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国际经济学家,至今仍在世。
尽管他的任期有限,只有几个月,但我们根据指令请他起草一份潜在的工业水平计划。
他的做法非常有效,但从指令的角度来看,他是在胁迫和压力之下做出的。
他的计划经过一些修改后,最终被德国四国政府采纳。
水平也做了一些调整。

We were more hardboiled than anybody except the Russians. The British were the most sensible. The French were even better than we were, although they were pretty severe, too. The Russians went even beyond the Morgenthau plan. They were basing their tough attitude on the fact that their whole country had been ravaged and millions of their people killed. They had been invaded, and you have a certain point of view when that happens. They were there to take it out on Germany, I guess, and we were pretty near as bad, although we hadn't been invaded.

除了俄国人,我们比任何人都强硬。
英国人最理智。
法国人甚至比我们强硬,尽管他们也相当严厉。
俄国人甚至超越了摩根索的计划。
他们之所以采取强硬态度,是因为他们整个国家都遭到蹂躏,数百万人丧生。
他们被入侵了,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你会有某种特定的看法。
我想,他们来这里是为了把气撒在德国身上,我们的情况也差不多一样糟糕,尽管我们没有被入侵。

Anyway, the level of industry was finally determined on a level that didn't last long; it wasn't realistic. It took about two years to change. It was after I was back in Washington as Under Secretary before that directive was finally officially revoked.

无论如何,工业水平最终确定在一个不会持续太久的水平上;这不现实。
大约花了两年时间才改变。
直到我回到华盛顿担任副国务卿后,这项指令才最终正式撤销。

In the meantime, we didn't pay as much attention to it as perhaps we shoul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military discipline. There were several efforts to pull me back and have me charged with not carrying out the directive.

与此同时,从军纪的角度来看,我们对此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有人多次试图将我拉回来,并指控我未执行指令。

General Clay always defended me. He knew perfectly well that such a policy couldn't last just as well as I did. We fought it out and finally persuaded Washington. General Marshall himself defended me in testimony before a Congressional Committee. So, it finally worked out. The real turning point came when the currency was devalued or revalued in 1948. At that time we gave the Russians the opportunity to do the same to revalue the mark in their sector, in their zone; they refused. I was back in Washington before this – when they walked out of the four power council meeting – the Kommanditura. A few days later they declared the blockade of Berlin.

克莱将军总是为我辩护。
他非常清楚,像我一样,这样的政策不可能持久。
我们进行了一番斗争,最终说服了华盛顿。
马歇尔将军亲自在国会委员会作证时为我辩护。
所以,最终成功了。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1948年货币贬值或升值的时候。
当时,我们给了俄国人同样的机会,让他们也在他们的防区、他们的区域重新评估马克;但他们拒绝了。
在此之前,我回到了华盛顿——当时他们退出了四大国理事会会议——“Kommanditura”。
几天后,他们宣布封锁柏林。

HESS: Which we will get to in just a minute. Did you ever discuss the Morgenthau plan with its author, with Henry Morgenthau?

赫斯:我们马上就会谈到。
你和摩根索计划的作者亨利·摩根索讨论过吗?

DRAPER: Yes, I had a session with him before I went to Germany and he gave me his views. At that time I didn't have any very clear cut views myself, one way or the other. I hadn't been in Germany except on that Ford Peace Expedition I spoke of many years before. I had gone through Germany from Sweden to Holland in a locked car with all the other peace seeking delegates, guarded by German bayonets and with signs saying that we were spies and the soldiers shouldn't talk to us. So that was my only former visit to Germany. So I didn't, at that time, do anything but listen. I don't think I ever talked to him about i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occupation, but I did since, before his death, and he and I didn't agree.

德雷珀:是的,我去德国之前和他谈过,他向我表达了他的观点。
当时我自己并没有什么非常明确的观点。
除了多年前我提到的福特和平远征队之外,我没去过德国。
我和其他寻求和平的代表们一起,坐上一辆上锁的车,从瑞典穿过德国到了荷兰,一路上德军用刺刀把守,还挂着牌子说我们是间谍,士兵不得与我们交谈。
那是我之前唯一一次访问德国。
所以当时我什么也没做,只是听着。
德国占领期间我好像没跟他谈过这件事,但自从他去世前我就谈过了,而且我们意见不合。

HESS: What did he say? Did he realize that you were there in Germany and not really going along with his plan?

赫斯:他说了什么?他意识到你当时在德国,而且并没有真正按照他的计划行事吗?

DRAPER: Oh, I'm sure he did.

德雷珀::哦,我肯定他意识到了。

HESS: Did he say anything of that nature when you spoke to him later?

赫斯:后来你和他谈话的时候,他有没有说过类似的话?

DRAPER: Yes, in a more or less friendly fashion we agreed that we had been in complete disagreement. By that time the whole situation had changed, of course. He was no longer in office either.

德雷珀::是的,我们以差不多友好的方式承认了我们之间完全没有达成一致。
当然,到那时整个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他当时也已经卸任了。

HESS: That's right. What were his views? Did he think his plans should have been adhered to, that things would have been better off if Germany had been turned into an agricultural nation?

赫斯:没错。
他当时是怎么想的?他是否认为他的计划应该坚持下去,如果德国变成一个农业国,情况会更好?

DRAPER: I would think probably so. He certainly wasn't giving any ground, but it was a friendly conversation. But it was past history by that time.

德雷珀::我想可能是这样。
他当然没有做出任何让步,但那是一次友好的谈话。
不过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HESS: Anything else before we move on to the period of time that you were military government adviser to General Marshall in Moscow?

赫斯:在我们继续谈您在莫斯科担任马歇尔将军军事政府顾问的那段时间之前,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DRAPER: No, that was while I was still in Germany. I think we went to Moscow in December 1946 and were there about eight weeks. The conference ended earlier than this memo would indicate.

德雷珀::不,那时我还在德国。
我记得我们是在1946年12月去的莫斯科,在那里待了大约八周。
会议结束的时间比这份备忘录上写的要早。

HESS: Oh, I see. I had the wrong dates down here.

赫斯:哦,我明白了。
我记错日期了。

DRAPER: I figure the conference ended in February.

德雷珀::我估计会议是在02月份结束的。

HESS: December through February.

赫斯:12月02月

DRAPER: February, maybe March.

德雷珀::02月,也许03月

HESS: Tell me about the conference. What comes to mind when you look back on that conference, and the Russians' attitude?

赫斯:跟我说说那次会议吧。
回想起那次会议,以及俄国人的态度,你会想到什么?

DRAPER: It was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experiences of my life.

德雷珀:那是我一生中最有趣的经历之一。

We were there in Moscow for seven or eight weeks. We expected it to be much shorter, and it dragged out. They were most hospitable as far as the physical facilities went. They cleaned all their top people out of a hotel before we came and repainted it and, in effect, turned the hotel over to us. Nobody in Russia owned an automobile, of course, but they had assigned automobiles to all their top people, generals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but they took them away from many of them for us. Each one of us had a car and a driver assigned to us. Food was scarce for the population but not for us. We had everything we could ask for including very scarce fresh eggs. They did everything they could to be hospitable.

我们在莫斯科待了七八周。
我们原以为时间会短得多,结果却拖延了很久。
就物质条件而言,他们热情好客。
在我们来之前,他们把酒店里的所有高层人员都清理了出去,重新粉刷了酒店,实际上就是把酒店交给了我们。
当然,俄国人没有人拥有汽车,但他们为所有高层、将军和政府官员都配备了汽车,而他们把其中许多人的汽车都从我们这里拿走了。
我们每个人都配备了一辆车和一名司机。
当地民众食物匮乏,但我们却很方便。
我们什么都有,包括非常稀缺的新鲜鸡蛋。
他们竭尽所能地热情好客。

General Marshall was our representative. Molotov was usually speaking for the Russian. [Aneurin] Bevin, the British coalminer who became Foreign Secretary, was British representative and the star performer, I would say, of the whole show. The Frenchman was good, too. It was a battle of wits and a battle of nations for several weeks.

马歇尔将军是我们的代表。
莫洛托夫通常代表俄国人发言。
[安奈林]贝文,这位后来成为外交大臣的英国煤矿工人,是英国代表,我想说,他是整场会议的明星。
法国人也表现得不错。
这是一场持续数周的智慧较量和国家间的较量。

The basic differences, of course, were obvious between the Russians and the other three. Bevin told them off several times. He was the only one, he said, of all of them, in spite of what the Russians were saying, that ever really worked at a job such as the mines. He knew what the working man's needs were better than they did, and yet he saw it from a democratic point of view and not a dictator's – but he was absolutely frank. The differences of opinion were very, very real, and not very much agreement was reached. In spite of putting out statements from time to time that looked reasonably favorable, there wasn't much really accomplished. About half way through the conference, the question of our supporting the Greeks and the Turks came up when it was announced by President Truman. General Marshall, of course, was our Secretary of State and was there with us. He was involved very definitely in the new Truman Doctrine and the Russians were supporting the other side. So it was a very open split. General Marshall handled himself beautifully.

当然,俄国人与其他三人之间的根本分歧显而易见。
贝文多次斥责他们。
他说,尽管俄国人嘴上说着什么,但他是唯一一个真正在矿井这样的工作上付出过努力的人。
他比工人更了解他们的需求,但他是从民主的角度而不是独裁者的角度看待问题——但他绝对坦诚。
意见分歧非常非常真实,最终并没有达成多少共识。
尽管各方不时发表一些看似有利的声明,但实际上并没有取得多少成果。
会议进行到一半左右时,杜鲁门总统宣布我们支持希腊和土耳其的问题被提了出来。
当然,马歇尔将军当时是我们的国务卿,他和我们在一起。
他肯定参与了新的杜鲁门主义,而苏联则支持另一方。
所以这是一次非常公开的分裂。
马歇尔将军处理得非常好。

I often got to see Averell Harriman who was our Ambassador in Moscow then. He had also been our Ambassador in 1945, when I had gone to Moscow the first time in the fall of '45 as Acting Chairman of the Reparations Commission. At that time I really had the chance to really know Mr. Harriman. I had met him a few times before. He had the picture of the Russians' real ambition and real lack of desire to come to friendly terms, of peaceful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Earlier, I think, than any other of our diplomats or officials. I had certainly gotten from him in September of 1945, a picture of Russia as it's turned out to really be, far better than from anyone else. At that time, General Clay and I had tended to discount his point of view, because in Germany we both were hoping and thinking and wishing that we were going to reach a peaceful solution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I don't think Harriman thought that at all, because he had seen the Russians operating from behind the scenes through a good part of the war.

我经常见到当时担任我国驻莫斯科大使的埃夫里尔·哈里曼。
1945年秋天,我第1次以赔偿委员会代理主席的身份前往莫斯科,他也是当时的我国大使。
那时我才真正有机会了解哈里曼先生。
我之前见过他几次。
他了解俄国人的真正野心,以及他们真正缺乏与美国达成友好协议、建立和平友好关系的意愿。
我想,他比我们其他任何外交官或官员都更早地了解了这一点。
1945年09月,我从他那里了解到了一幅关于俄罗斯的真实画面,后来证明,这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清晰。
当时,克莱将军和我倾向于轻视他的观点,因为在德国,我们都希望、思考并期盼着我们两国能够达成和平解决方案。
我认为哈里曼根本不这么想,因为他亲眼目睹了苏联人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幕后操纵。

To go back to the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we discussed the whole future of Europe, and indirectly how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would be living together after the war. We didn't get very far, in fact it was at the Moscow Conference that the Cold War really started. So the foreign ministers had to have another meeting in Paris a year later, as I remember, to try to patch things up. So we just went on, each side going their own way more and more.

回到外交部长会议,我们讨论了整个欧洲的未来,并间接地讨论了战后美国和俄罗斯将如何共存。
我们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事实上,冷战的真正开始是在莫斯科会议上。
所以,我记得,外交部长们不得不在一年后在巴黎再次举行会议,试图弥合分歧。
就这样,双方各行其是,越来越各行其是。

HESS: Not too long after General Marshall's return was the date of his speech at Harvard University. It was on June 5th, the famous Marshall Plan speech. At the time that the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was going on, was there very much discussion about the necessity for a massive aid plan in all of Europe, such as the Marshall Plan came to be?

赫斯:马歇尔将军回国后不久,就在哈佛大学发表了演讲。
那是06月05日,他发表了著名的马歇尔计划演讲。
在外交部长会议期间,是否讨论过是否有必要在整个欧洲实施一项大规模援助计划,就像后来的马歇尔计划一样?

DRAPER: No, there were some off-the-record backroom discussions, many of those, as to what was going to happen in Western Europe including Germany. But I was surprised when the Marshall Plan was announced. I remember being at a garden party on a Sunday in Germany when someone came and handed me the press release that had just come off the wire of General Marshall's speech at Harvard. It was something that I knew very little about until that happened. Later on, of course I participated a great deal as the Plan developed.

德雷珀:不,确实有一些非正式的幕后讨论,其中很多是关于西欧(包括德国)未来走向的。
但马歇尔计划宣布时,我还是感到很惊讶。
我记得在德国的一个周日花园派对上,有人递给我一份刚刚发布的新闻稿,内容是马歇尔将军在哈佛大学的演讲。
在那之前,我对这件事知之甚少。
后来,我当然积极参与了该计划的制定。

HESS: Which we will get to. I believe your last duty as a military government official wa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British-American conference on the Ruhr coal production which was held here in town in August of 1947. We've mentioned that earlier this morning, but could you expand on that? What do you recall about that particular conference? Why was it called, what was its importance, and what was its outcome?

赫斯:这个我们稍后会谈到。
我记得您作为军政府官员的最后一次工作是参与了1947年08月在鲁尔区举行的英美煤炭生产会议。
我们今天上午早些时候提到过,您能详细谈谈吗?您对那次会议有什么印象?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它的结果是什么?

DRAPER: There were over the months many discussions of what should happen to the Ruhr coal. There were claims on it from almost every one of our allies. The need for more coal was very evident, and there was more coal there than anywhere else in Europe. Why the meeting was called in Washington rather than in Germany I didn't know at the time, and don't know now. I suppose our own Government officials including the Under Secretary of War, Kenneth Royall, wanted to find out why the coal production wasn't rising quicker, and why we weren't able to meet the requests of our allie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 had a specific directive on in the early days, and I think it was signed by Churchill and Roosevelt personally, was that a very large part of the coal in the Ruhr (and this was before much was being mined) had to go to Belgium and France, and we couldn't carry it out. Germany simply couldn't have existed if some of that coal, or even the bulk of that coal, which was very little, very much less than the requirements, didn't go into German industry. We fought that battle out with Washington and finally won it. But at the time of the coal conference this was still simmering and still a problem, and I presume that's why this meeting was held in Washington.

德雷珀:几个月来,关于如何处理鲁尔区煤炭资源的讨论一直不断。
几乎我们所有的盟友都对那里的煤炭资源提出了要求。
对更多煤炭的需求显而易见,而那里的煤炭储量比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多。
为什么会议在华盛顿而不是德国召开,我当时并不清楚,现在也不清楚。
我想,包括陆军部副部长肯尼斯·罗亚尔在内的我们自己的政府官员都想知道,为什么煤炭产量没有更快地增长,以及为什么我们无法满足盟友的要求。
早期我们接到过一项具体的指令,我记得这项指令是由丘吉尔和罗斯福亲自签署的,那就是鲁尔区的大部分煤炭(当时还没有大量开采)必须运往比利时和法国,而我们无法执行这项指令。
如果部分煤炭,甚至大部分(数量极少,远低于需求)没有进入德国工业,德国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我们与华盛顿进行了这场斗争,并最终赢得了胜利。
但在煤炭会议召开时,这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仍然是一个问题,我想这就是这次会议在华盛顿举行的原因。

The meeting was going very well. We had settled all the various issues, and just about the time we were coming to a conclusion, Mr. Royall called me one morning and said that Mr. Robert Patterson, the Secretary of War, had just called him to tell him that he had just resigned, and was leaving Washington that day. His money had run out completely, he had borrowed all he could on his life insurance policies, and he had to go back to work in order to be able to support his family. He didn't put it that way publicly, obviously.

会议进展顺利。
我们解决了所有问题,就在我们即将得出结论的时候,一天早上,罗亚尔先生打电话给我,说战争部长罗伯特·帕特森先生刚刚打电话告诉他,他刚刚辞职,当天就要离开华盛顿。
他的钱已经花光了,他的人寿保险已经借光了所有钱,为了养家糊口,他必须回去工作。
显然,他没有公开这么说。

Judge Patterson had come to this conclusion that very morning when his secretary brought in the figures. He called the President and said, “I'd like to come over and see you.” And when he dial he told him that he was retiring, resigning, and leaving Washington the same day. Before he saw the President, he told Mr. Royall about this, who was his Under Secretary. He also had told him that if the President asked him for a recommendation he was going to recommend Mr. Royall as Secretary.

帕特森法官当天早上秘书带来数据时就得出了这个结论。
他打电话给总统说:“我想过来看看你。
”拨通电话后,总统告诉他,他将于当天退休、辞职并离开华盛顿。
在见到总统之前,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副国务卿罗亚尔先生。
他还告诉总统,如果总统请他推荐,他会推荐罗亚尔先生担任国务卿。

Kenneth Royall called me to tell me this and to say that if this happened that same day, he was going to have to move over to the Secretary's office, and would I be good enough for three or four days to just cover his desk and handle what papers I could and those that I couldn't, come and see him about. I said I shouldn't really do this because I was in uniform and this was a civilian job. “Well,” he said, “you'll be just doing this on my behalf, so don't worry about that.” This all did happen, and he became Secretary. Three or four days later he asked me to stay at the desk and take over and become Under Secretary, provided the President approved, and if I was confirmed by the Senate. I said I would have to talk to General Clay first, who was my commander. I was reporting to him, and this was going to twist the relationship all the way around. So I did talk to General Clay on the long distance telephone and he said, “Sure, go ahead.” So I did become Under Secretary.

肯尼斯·罗亚尔打电话告诉我这件事,说如果这件事当天就发生,他就得去部长办公室了,问我能不能帮他三四天,帮他守着办公桌,处理我能处理的文件,不能处理的文件,都去找他。
我说我不应该这么做,因为我穿的是制服,这是一份文职工作。
“好吧,”他说,“你只是代表我处理这件事,所以不用担心。
”事情果然发生了,他成了部长。
三四天后,他让我继续待在办公桌旁,接任副部长,前提是总统批准,并且得到参议院的确认。
我说我必须先和我的指挥官克莱将军谈谈。
我向他汇报,这件事会彻底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通过长途电话和克莱将军谈了,他说:“好的,请便。
”就这样,我就成了副部长。

HESS: This was in August of 1947?

赫斯:那是1947年08月吗?

DRAPER: I guess so. I don't remember the exact date.

德雷珀::我想是的。
我不记得具体日期了。

HESS: As a Republican, what are your views on Mr. Truman's understanding of the political importance of having members of the opposition party represented in high Government office?

赫斯:作为一名共和党人,您如何看待杜鲁门先生对反对党成员在政府高级职位中任职的政治重要性的理解?

DRAPER: I don't think I ever discussed the question with him. He certainly knew what benefit President Roosevelt had derived from appointing Mr. Stimson and Mr. Knox. But I wasn't appointed as a Republican, I'm sure, as far as Mr. Truman was concerned, nor General Royall either.

德雷珀::我想我从未与他讨论过这个问题。
他当然知道罗斯福总统任命史汀生先生和诺克斯先生有什么好处。
但我确信,就杜鲁门先生而言,我和罗亚尔将军并非以共和党人的身份被任命的。

General Royall and I had worked closely together when he and I were serving together, during the year or more that I had been in Washington before I went to Germany, working on contract termination, and when he was working on various matters on the staff. So we had gotten to be rather close friends. I was back there and working under his jurisdiction on this coal conference. He was participating in that, and he simply thought, “Here is a fellow that I have confidence in; he knows the situation in Germany; he hasn't been to Japan, but those are our two big occupation problems, and why wouldn't he be the right fellow to have here.” I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whether I was a Republican or a Socialist or a Democrat.

罗亚尔将军和我曾密切合作,在我去德国之前在华盛顿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一起处理合同终止事宜,而他则负责参谋部的各种事务。
所以我们成为了相当亲密的朋友。
我当时回到那里,在他的管辖下处理这次煤炭会议。
他参与了其中,他只是想,“这是我信任的人;他了解德国的情况;他没去过日本,但这是我们占领时期面临的两个重大问题,他为什么不适合来这里呢?”这与我是共和党人、社会主义者还是民主党人无关。

HESS: And I understand that shortly after your appointment you went over to Japan, is that correct?

赫斯:据我了解,您上任后不久就去了日本,对吗?

DRAPER: That's right. I had never met General MacArthur, but I had heard fantastic tales about him, and I figured that he would think, “Here's this fellow who's been in Germany and Germany's going to get a good deal of the favors if he's going to be the Under Secretary.” I thought the best thing for me to do if I was going to be evenhanded and have any influence in Japan on the occupation there, was to go to Japan right away. Mr. Royall had delegated to me under his basic responsibility, the operation of the three occupations. So I felt I'd better get right over there and come to terms with General MacArthur and let him know that I was ready to assist in any reasonable way to make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a success. I think it was the right thing to have done.

德雷珀:没错。
我从未见过麦克阿瑟将军,但我听说过一些关于他的奇闻轶事,我猜他会想:“这家伙去过德国,如果他当副部长,德国会得到很多好处。
”我认为,如果我要公平地对待日本,并在占领日本的事务上发挥影响力,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即前往日本。
罗亚尔先生把三处占领行动的执行委托给我,这是他的基本职责。
所以我觉得我最好马上去那里,和麦克阿瑟将军谈好,让他知道我愿意以任何合理的方式协助他,确保占领日本的行动取得成功。
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

I arrived there. I informed him that I was coming. He was at the airport to meet me, which I believe was the first time he'd met any official from Washington. He took me right to lunch and I said, “What can I do to help?” Almost the first question he asked me was, “Could you find me somebody that knows something about running the economy of Japan, because I don't. And my military officers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it don't either,” which was obvious and natural.

我到了那里,告诉他我要去。
他到机场接我,我想这是他第1次见到来自华盛顿的官员。
他直接带我去吃午饭,我问:“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他几乎第1个问题就是:“你能帮我找个懂日本经济管理的人吗?因为我不懂,负责日本经济的军官也不懂。
”这显而易见也很自然。

So my quest back here was to find such a man, and it took some months. Before I was able to solve that one, I took Paul Hoffman who was then president of Studebaker this was before the Marshall Plan – and Percy Johnston, the head of the Chemical Bank in New York, and three or four other businessmen as a group to Japan to make a report on just the kind of thing that I'd been up against in Germany. While it wasn't called the Morgenthau Plan, the economic order to MacArthur very closely paralleled those that went to Germany.

所以我回来后就一直想找到这样一个人,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在找到答案之前,我带着时任斯图贝克公司总裁的保罗·霍夫曼(那时是马歇尔计划之前)和纽约化学银行行长珀西·约翰斯顿以及其他三四位商人一起去日本,就我在德国遇到的类似情况做报告。
虽然当时没有叫摩根索计划,但交给麦克阿瑟的经济命令与交给德国的命令非常相似。

There was one big exception, a difference, and that was that contrary to the situation in Germany, there was a Japanese government. The fact that the Emperor had been permitted to stay and tha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continued in office, made it easier in many ways in Japan than in Germany to bring about a stable situation. But of course, General MacArthur was Emperor No. 1 and the other one was Emperor No. 2, actually General justified that position and that confidence in the eyes of the Japanese people, who had expected a cutthroat dictator; and instead they found a great administrator who fed them when there was no food, who was just but severe, and who merited and received their adulation. I guess that is the right word, and certainly he gained their great respect. Every morning when he, at a certain minute, would appear in his car to enter the Dai-Ichi Building where his headquarters were, there were hundreds of people gathered there. This went on for months and months, just to see him come in; and it was the same at night when he left.

有一个很大的例外,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与德国的情况相反,当时有日本政府。
天皇获准留任,日本政府得以继续执政,这在许多方面使得日本比德国更容易实现稳定。
当然,麦克阿瑟将军是第1代天皇,另一位是第2代天皇。
实际上,这位将军在日本人民眼中证明了这一地位和信心的合理性。
他们原本期待着一位残酷的独裁者;然而,他们却找到了一位伟大的行政官,在粮食短缺时为他们提供食物,他公正而严厉,值得并得到了他们的崇拜。
我想,这词用得恰到好处,他无疑赢得了他们的崇敬。
每天早晨,当他准时出现在他的总部所在的第1大厦时,总会有数百人聚集在那里。
这种情况持续了数月,只为目睹他入职;而当他晚上离开时,也是如此。

I took this group of businessmen over, because I had become convinced from what I'd known in Germany and what I had learned in Japan in two or three visits, that the orders concerning the economy of Japan had to be changed. I took this group of businessmen there to buttress my own recommendations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nd the Congress to change the instructions to MacArthur in Japan. There wasn't a wheel turning, they didn't have a pound of cotton to spin in their textile mills, arid while they had coal of a poor quality and water power, those were about their two assets. There are very few resources in Japan, natural resources, except the people themselves. Their whole economy is based on taking in raw materials and fashioning them and then selling them to the world. They do it pretty well, as you know. But then they had no raw material. They had no credit; they had no money; they had no way to buy raw materials, unless we provided them, and we weren't providing them. The place was, so far as industry was concerned, a morgue.

我带这群商人去日本,是因为我从德国的经历以及两三次日本之行中了解到的情况,确信有关日本经济的指令必须改变。
我带这群商人去日本,是为了向总统、国务卿和国会提出建议,要求他们修改对麦克阿瑟的指示。
当时日本经济停滞不前,纺织厂连一磅棉花都纺不出来,虽然他们有劣质煤和水力发电,但这几乎是他们的两大资产。
日本的资源,尤其是自然资源,除了人本身之外,非常匮乏。
他们的整个经济都建立在吸收原材料、加工制造,然后销往世界各地的基础上。
正如你们所知,他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但是他们当时没有原材料。
他们没有信贷;他们没有资金;他们没有办法购买原材料,除非我们提供,而我们并没有提供。
就工业而言,那里就像一座停尸房。

The orders were that General MacArthur was not responsible for the economy, that he had the authority, of course, but the real responsibility was that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but they had no authority; they had no assets, no capital; so the thing was just falling between two stools. The Japanese yen was depreciating six or seven percent a month. The whole country was being fed and largely fed by us, but that's all you could say.

命令是麦克阿瑟将军不负责经济,当然他有权力,但真正的责任在于日本政府,但他们没有权力;他们没有资产,没有资本;所以事情只能两头不讨好。
日元每月贬值6%到7%。
整个国家都在养活,而且大部分是由我们养活的,但你只能说这些。

You spoke of the Draper plan, this plan, or this report that we made, that Paul Hoffman and Percy Johnston and the rest of the businessmen made after we spent had a month in Japan. The report we made resulted in the President changing the policy, on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John Snyder was the first one to understand it, and the President also soon understood it fully. And it was then that I recommended to the President that Joe [Joseph M.] Dodge, who had been in charge of the finance division in Germany, and who had then had gone back to his Detroit bank, and became president of the American Banker's Association, be invited to go to Japan as a kind of economic czar. I had asked him but he wouldn't go before. Now the rules were changed, there was a chance to win, for the economy to recover but it took somebody with a lot of knowledge and a lot of guts to do it. General MacArthur had promised his complete support, which he always gave. So the President invited Dodge to come to Washington. He told me that morning before seeing the President that he wasn't going to take the job. The President saw him and Dodge had lunch with me and by that time he had taken the job.

你提到了德雷珀计划,这个计划,或者说是我们做的报告,是保罗·霍夫曼、珀西·约翰斯顿和其他商人在我们在日本待了一个月后做的。
我们做的报告导致总统根据国务卿的建议改变了政策。
财政部长约翰·斯奈德是第1个理解这个报告的人,总统很快也完全理解了。
正是那时,我向总统推荐,邀请乔·[约瑟夫·M·]·道奇(Joe[JosephM.]Dodge)前往日本,扮演经济沙皇的角色。
道奇曾在德国负责财务部门,后来回到底特律的银行,担任美国银行家协会会长。
我之前邀请过他,但他之前拒绝了。
现在规则变了,经济复苏有了胜算,但这需要一个拥有丰富知识和勇气的人来做。
麦克阿瑟将军承诺会全力支持,他也确实做到了。
于是总统邀请道奇来华盛顿。
那天早上,在见到总统之前,他告诉我他不会接受这份工作。
总统见了他,道奇和我一起吃了午饭,那时他已经接受了这份工作。

The same thing was almost true with Paul Hoffman whose wife recommended against his taking the Marshall plan job. He was offered the job while we were on the way back from Japan in Hawaii. He was on my plane and we got off in Honolulu and there was a phone call from the White House for Paul Hoffman. They got on the phone with him and said that the Congress had just passed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Plan for Europe, and the President wanted to sign it the next day,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announce the new administrator was Paul Hoffman. So whoever it was in the White House said, “We'd like your answer on the telephone, please.” Paul said, “Well, you have my answer on the telephone. It's no!” And then they got me on the phone and said, “How soon can you get this fellow to Washington.” We flew to Los Angeles. I had dinner with him, stayed with his family that night, and his wife said, “No Paul, you can't take it.” He called his associates in South Bend at Studebaker and they said, “No, you and we are working together to pull this company out of trouble.” So we went to Washington together the next day. On the plane he said, “You see I can't do it.” So I said, “Well, we’ll have lunch after you have seen the President.” At lunch he said, “Well, the President's asked me to reconsider, so I'm going to talk again with my family.” So while we were still having lunch at the Army-Navy Club they brought in a report from the ticker tape saying the President had just announced the appointment of Hoffman as Administrator of the European Cooperation Program.

保罗·霍夫曼也遭遇了类似的情况,他的妻子建议他不要接手马歇尔计划的工作。
我们从日本返回夏威夷时,有人给他提供了这份工作。
他和我同机,我们在檀香山下飞机后,白宫打电话给保罗·霍夫曼。
他们打电话给他说,国会刚刚通过了《欧洲经济合作计划》,总统希望第2天签署,并同时宣布新任行政长官是保罗·霍夫曼。
于是,白宫的人说:“我们希望你在电话里得到答复。
”保罗说:“嗯,我在电话里已经给你答复了。
答案是不行!”然后他们打电话给我,问我:“你多久能把这家伙派到华盛顿来?”我们飞到了洛杉矶。
我和他一起吃了晚饭,那天晚上还和他家人待在一起,他妻子说:“不行,保罗,你不能接。
”他打电话给南本德斯图贝克公司的同事,他们说:“不,你和我们要一起努力,把公司从困境中拯救出来。
”于是第2天我们一起去了华盛顿。
在飞机上,他说:“你知道我做不到。
”我说:“好吧,等你见了总统之后我们再一起吃午饭。
”午饭时,他说:“总统让我重新考虑,所以我要再和家人谈谈。
”我们还在陆海军俱乐部吃午饭的时候,他们拿来了一份新闻报道,说总统刚刚宣布任命霍夫曼为欧洲合作计划署署长。

HESS: What did he say?

赫斯:他说了什么?

DRAPER: He was shocked, but he took it, and he told me no later than two weeks ago that that was the best 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to him in his life. That was the kind of thing the President could get away with, and did, and it was part of his strength. He didn't have to do quite the same with Dodge.

德雷珀:他很震惊,但他接受了,并在两周前告诉我,这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事情。
总统可以轻易做出这种事,而且他也确实这么做了,这是他优势的一部分。
他不必对道奇采取同样的措施。

Dodge did take the job, although somewhat reluctantly. Joe Dodge went out there to Japan and in six or eight months he had done the job.

道奇确实接受了这份工作,尽管有些不情愿。
乔·道奇去了日本,六到八个月就完成了任务。

We adopted a new policy which was sent by cable to General MacArthur, which made it possible for the economy to be revised, but it had to involve the farmers, the farm price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raw materials. It required a loan from the Export – Import Bank to provide them with cotton, which worked out very quickly. And it required Dodge to take care of the price relationships to increase taxes, and to put that economy back on a paying, balanced basis. And from a tremendous governmental deficit situation when Dodge went over, within six months to nine months he had balanced the Japanese budget, or rather he force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o balance its budget, but under his instructions.

我们采取了一项新政策,并通过电报发送给麦克阿瑟将军,这项政策使得经济调整成为可能,但必须涉及农民、农产品价格、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和原材料。
这项政策要求从进出口银行贷款,为他们提供棉花,这很快就奏效了。
此外,这还要求道奇处理价格关系,提高税收,使经济恢复收支平衡。
道奇上任时,日本政府面临巨额赤字,但在六到九个月内,他平衡了日本的预算,或者更确切地说,他迫使日本政府平衡了预算,但这是在他指示下进行的。

HESS: General, will you tell me a little about your interest in population control?

赫斯:将军,您能否简单谈谈您对人口控制的兴趣?

DRAPER: Population control may be the wrong word. It's a population problem and a population explosion and the question is what to do about it.

德雷珀:“人口控制”这个词可能不太恰当。
这是一个人口问题,人口爆炸,问题在于如何解决。

I got interested in this question of population when President Eisenhower appointed me in 1958 as Chairman of his Committee on Foreign Aid, Military Aid and Economic Aid. We found, the committee of ten, that in most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ir rate of population growth was such that it was interfering seriously with their economic development, particularly with any improvement in their per capita income. The whole purpose of economic foreign aid was to improve the lot of the individual members of society, especially down at the bottom and to improve per capita income. So if the population increase was offsetting any gain in a particular economy, and dividing it into that many more pieces, the only way to help was to cut down on the growth rate of the population, on a voluntary basis.

1958年,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我为对外援助、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委员会主席,从那时起,我对人口问题产生了兴趣。
我们发现,这个十人委员会发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过高,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尤其是人均收入的提高。
经济对外援助的全部目的在于改善社会成员的命运,尤其是底层民众的福祉,并提高人均收入。
因此,如果人口增长抵消了某个经济体的任何增长,并将其分割成更多部分,那么唯一的帮助方式就是自愿降低人口增长率。
最终

Eventually, we recommended to President Eisenhower that our country through its aid program give help to population programs of foreign governments, on their request. To our surprise he turned down that request, because it was an election year and he thought that Senator Kennedy was going to be running for President. With the Catholic Bishops attacking this particular recommendation, President Eisenhower feared that if he approved our recommendation and if Kennedy, as a Catholic, attacked it this might split the American people on a religious issue in a national political campaign; and he thought this would be bad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color>

,我们向艾森豪威尔总统建议,应外国政府的请求,通过我国的援助项目为其人口项目提供帮助。
令我们惊讶的是,他拒绝了这项请求,因为当时正值选举年,他认为肯尼迪参议员即将竞选总统。
由于天主教主教们对这项建议提出批评,艾森豪威尔总统担心,如果他批准了我们的建议,而肯尼迪作为一名天主教徒又对其进行批评,这可能会在全国性政治竞选中在宗教问题上分裂美国人民;他认为这对美国人民不利。

Later on he changed his mind, after he was no longer President, and published articles saying that not only private organizations but governments, and particularly our own Government, had to take an interest in this problem, if it was to be solved which it has been doing since.

后来,在他卸任总统后,他改变了主意,发表文章指出,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私人组织,而且政府,尤其是我们自己的政府,都必须关注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自那以后一直在得到解决。

It was President Kennedy, a Catholic, who really started that program, and then President Johnson expanded it, and President Nixon has gone even farther in sending the Congress a special message on population. A special law was passed a year or more ago which is to take care of our own population problem here. It proposes to give birth control information and services to the five million women that are estimated to be too poor to afford family planning facilities themselves.

真正启动这项计划的是天主教徒肯尼迪总统,后来约翰逊总统对其进行了扩展,尼克松总统则更进一步,向国会发出了关于人口问题的特别信息。
一年多以前,一项特别法律通过,旨在解决我们自己的人口问题。
它提议向估计有500万名过于贫困、无力承担计划生育设施费用的妇女提供节育信息和服务。

Anyway, during this period, after President Eisenhower had changed his mind and was favorable, I asked him whether he would head up an honorary Council for the Planned Parenthood movement. He still was dubious about this, I guess for political reasons. Finally I asked him whether if President Truman – and I had no idea what Harry Truman thought about this problem, I had never discussed it with him – if President Truman, as the only other living ex-President, were willing to be an honorary co-chairman with him of Planned Parenthood, would that make a difference, would he then be willing to accept. He said, “If Harry will, I will.” So I trotted off to Independence, Missouri, where

总之,在这段时间里,艾森豪威尔总统改变主意表示赞成后,我问他是否愿意担任计划生育运动的荣誉委员会主席。
他对此仍然心存疑虑,我猜是出于政治原因。
最后,我问他,如果杜鲁门总统——我不知道哈里·杜鲁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从未与他讨论过——作为唯一一位在世的前总统,杜鲁门总统愿意与他一起担任计划生育运动的荣誉联合主席,情况会不会有所不同,他会愿意接受吗?他说:“如果哈里愿意,我也会。
”于是我便去了密苏里州的独立城,

President Truman had already invited me to come sometime to see his Library. I gave him President Eisenhower's regards and best wishes, and told him that President Eisenhower would only take on this honorary chairmanship if he would also do so.


杜鲁门总统已经邀请我找个时间去参观他的图书馆。
我转达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问候和良好祝愿,并告诉他,艾森豪威尔总统只有自己也愿意担任这个荣誉主席,才会接受。

He said, “Well, if President Eisenhower is willing to, I don't know why I shouldn't.” And he did. And the two of their names and their influence and their later statements, from time to time, were of tremendous help in raising the whole level of the Planned Parenthood and world population movement to a much higher level.

他说:“好吧,如果艾森豪威尔总统愿意,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应该。
”然后他就这么做了。
他们两人的名气、影响力以及他们后来不时发表的声明,对将计划生育和世界人口运动的水平提升到更高的水平起到了巨大的帮助。

HESS: General, one of the important things you had to deal with at the time that you were Under Secretary of the Army was the Berlin blockade. What was your involvement in that, and when did you first think that a blockade was probable?

赫斯:将军,您担任陆军副部长期间必须处理的重要事情之一就是柏林封锁。
您在那件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您什么时候第1次认为封锁可能会发生?

DRAPER: We knew for some weeks that this situation was rising, that trouble was brewing. We were having constant arguments in the quadripartite council in Berlin. I was in Washington. I stayed up several nights all night long as we followed these negotiations, partly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 in time. Instructions had to be given almost momentarily, sometimes by scramble telephone or by cable. And we watched the rising emotion and the rising level of argument with the realization that we were perhaps moving even toward war with Russia.

德雷珀:几周前我们就知道情况正在恶化,麻烦即将来临。
我们在柏林的四方会议上不断争论。
我当时在华盛顿。
为了跟踪这些谈判,我连续几个晚上没睡,部分原因是时差。
指示必须几乎随时发出,有时是通过紧急电话或电报。
我们眼看着情绪高涨,争论愈演愈烈,意识到我们甚至可能正走向与俄罗斯的战争。

When finally the revaluation of the currency, of the German mark, was decided on by the three powers in order to put the economy back on a money basis rather than a ration basis – because up to that time, people had pockets full of paper money but unless they had a ration ticket to buy an overcoat or to get food (unless it was through the black market), they had no way to buy. The purpose was to squeeze the juice out of the overvalued currency and put it down to its real value. The result turned out later to be the right thing to have done. The goods came out of hiding and the economy began to get back on its feet.

最终,三个大国决定对德国马克进行货币重估,以便将经济重新置于货币基础而非配给基础之上——因为在那之前,人们口袋里塞满了纸币,但除非他们有配给券来买大衣或购买食物(除非通过黑市),否则他们根本买不起。
这样做的目的是榨干被高估的货币,使其恢复到真实价值。
结果证明,我们当时的做法是正确的。
货物从藏匿处重新出现,经济开始复苏。


But at the moment, the Russians refused to go along. We invited them and they refused. They walked out of the council one night, broke up the meeting, and trouble was obviously ahead. </color>

当时,俄罗斯人拒绝配合。
我们邀请他们,但他们拒绝了。
一天晚上,他们离开了会议,扰乱了会议秩序,显然麻烦来了。

I had planned at that time to make an inspection visit in Berlin and in Vienna, and had set up a trip and had my plane waiting. I left early one morning, with General [Albert C.] Wedemeyer, my chief planning officer at that time. We took off without knowing that the blockade was already on. We had our cables with us, that had accumulated during the night, and after we had breakfast on the plane, we read our cables and learned that the blockade was on. We were on our way to London.

当时我计划去柏林和维也纳视察,并安排好了行程,飞机也已等候。
一天清晨,我和当时的首席计划官魏德迈将军(AlbertC.Wedemeyer)一起出发。
我们起飞时并不知道封锁已经开始。
我们带着夜间积累的电报,在飞机上吃完早餐后,我们阅读了电报,得知封锁已经开始。
我们启程前往伦敦。

On the way over we planned the airlift. General Wedemeyer had had charge of the airlift over the hump in India earlier during the war, so he had a pretty good idea of what the different types of planes would carry in the way of tonnage, and how often a plane could land at an airport, through actual experience. I had negotiated in Berlin with the Russians for the feeding of Berlin some years before, for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sectors, and later these included the French, so I knew the tonnage of food necessary on a ration level to feed the two and a half million people in those sectors of the city.

在途中,我们计划了空运。
魏德迈将军在战争初期曾负责印度的驼峰空运,因此,通过实际经验,他对不同类型飞机的运载吨位以及飞机在机场的降落频率都非常了解。
几年前,我曾在柏林与俄国人就柏林英美控制区(后来还包括法军控制区)的粮食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所以我知道按配给量计算,要养活柏林这些地区的250万居民,需要多少吨粮食。

We both knew the number of planes we had in Europe. They were DC-3s, the old DC-3, or C-47 in Army parlance, the workhorse of the war. We had about a hundred of them. They would each carry about two and a half tons of food on a trip, and you had to allow about a two minute leeway for a landing during the day, and a little more at night, quite a little more at night. So we figured whether or not it was a physical possibility to feed that many people with that many planes, if we had the pilots and the airfields, and all the necessary organization was set up. We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it was a possibility but not a sure thing, and that it was worth trying.

我们都知道我们在欧洲拥有的飞机数量。
它们是DC-3,老式的DC-3,或者用陆军术语来说,是C-47,是战争时期的主力飞机。
我们大约有一百架这样的飞机。
每架飞机每次可以运载大约2.5吨的食物,白天需要留出大约2分钟的着陆时间,夜间则需要多一点,甚至更多。
所以我们计算了一下,如果我们有飞行员、有机场,并且所有必要的组织都已建立,那么用这么多的飞机来养活这么多人是否真的有可能。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是有可能的,但并非万无一失,值得一试。

So when we got to London, Lewis Douglas who was our Ambassador there, met us and we arranged through him and he went with us to see Bevin, who was the Foreign Minister still, in London. We told him our plan, and he said, “All right, we'll add twenty-five planes.” All they had that were available. “We're all for it,” he said. “You never can make it work; you never can feed two or three million people from the air, but we'll make a great psychological impression. The Russians are trying to starve the Germans and we're trying to feed them. I'd suggest you take milk powder and chocolate and things of that kind for the women and children and make it as much of a psychological show as you can, and it will give us a little more time for negotiations. But it will never succeed.” We loaded up that plane at our Embassy with about two tons of food, and I guess I signed for it. They've never come back to ask me to pay yet. Then we went on to Paris. We didn't know what the French government's attitude would be. We found them just as much for it as we were, or as were the British. They had no planes to offer, but they would be backing it, and they had an airfield in Berlin and that would be at our disposal. It was [Georges] Bidault and [Robert] Schumann (one Prime Minister and the other Foreign Minister) that I talked to. So we had their blessing.

所以,我们到了伦敦后,时任我们驻伦敦大使的刘易斯·道格拉斯来接我们。
我们通过他安排,他陪我们去见了当时仍担任外交大臣的贝文。
我们把计划告诉了他,他说:“好吧,我们增加25架飞机。
”他们所有飞机都已准备就绪。
“我们完全赞成,”他说,“这永远不可能奏效;你永远不可能从空中喂饱两三百万人,但我们会造成巨大的心理冲击。
俄国人正试图饿死德国人,而我们正试图喂饱他们。
我建议你们带上奶粉、巧克力之类的东西给妇女儿童,尽可能地制造一场心理战,这样我们就能多一点时间进行谈判。
但这永远不会成功。
”我们在大使馆把大约两吨食物装上了飞机,我想我签了名。
他们到现在都没回来找我付款。
然后我们去了巴黎。
我们不知道法国政府会是什么态度。
我们发现他们和我们一样,或者说和英国人一样,都支持我们。
他们没有飞机可以提供,但会提供支持,而且他们在柏林有一个机场,可以供我们使用。
我和[乔治]比多(GeorgesBidault)和[罗伯特]舒曼(RobertSchumann)(一位是总理,另一位是外交部长)谈过。
所以我们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In the meantime, I had talked to General Clay on the scramble telephone and had given him our figures and our conclusions. He had been doing similar figuring and he'd come to the same conclusion, that it was worth trying.

与此同时,我通过加密电话和克莱将军谈过,并向他提供了我们的数据和结论。
他也做过类似的计算,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认为值得一试。

So we got to Berlin the next day, and General Clay called in his people and we exchanged thoughts and ideas and figures and he called in his Air Force commander and the airlift started a day or two later.

所以我们第2天就到了柏林,克莱将军召集了他的人手,我们交换了想法、方案和数据,他又召集了他的空军指挥官,空运在一两天后就开始了。

Then I flew down to Vienna. In Berlin the war clouds were everywhere. It was a question of what hour or day the war might break out. We didn't know. We got to Vienna and it was just as peaceful as Washington is today. It was the Fourth of July and our commanding general there was giving the usual Fourth of July garden party, and the Russians came and were toasting the Fourth of July just as much as we were.

然后我飞往维也纳。
柏林到处都是战争的阴云。
战争爆发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或者哪天。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
我们到了维也纳,那里一片宁静,就像今天的华盛顿一样。
那天是07月04日,我们的指挥官照例举行了07月04日的花园派对,俄国人也来了,和我们一样庆祝07月04日

Anyway, the airlift got started that way, and we nearly lost, actually. We were very close to defeat.

总之,空运就是这样开始的,实际上我们差点就输了。
我们差点就被打败了。

After about two or three months we almost ran out of food. We had about ninety days' supply of coal, and about thirty days' supply of food when this started. We should have stocked up more before. We really didn't visualize that this blockade was going to happen. We should have taken action earlier and stocked food, but we hadn't, at least not very much. We had about thirty days' of food and some 90 days of coal. Se we didn't have to worry about the coal right away.

大约两三个月后,我们的食物几乎耗尽。
战争爆发时,我们大约有九十天的煤炭储备和三十天的食物储备。
我们之前就应该多储备一些。
我们真的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封锁。
我们应该早点采取行动,储备食物,但我们没有,至少储备得不多。
我们大约有三十天的食物储备和九十天的煤炭储备。
所以我们不必马上担心煤炭的问题。

This started in early July. I would guess that it was about the end of August, when we were really running downhill. We weren't keeping even. We got down to three or four or five days' stock of food. So we had to face a strategic decision in Washington. There was one way we could save this situation if we were willing to take the risk, and that was to take all the DC-4s that we had around the world, Army planes and private airline planes, and substitute them for the DC-3s. The DC-4 will carry ten tons where the DC-3 carries two and a half. But it meant stripping our Army in Japan, it meant stripping our Army in Europe, and the airlin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the only really available and useful carriage for troops if we were going to war. It would have meant a very real difference whether we had those planes immediately available or had to find a way to get them together again.

事情始于07月初。
我猜大概是08月底,那时我们真的每况愈下。
我们根本无法维持平衡。
我们的食物储备只够维持三四五天。
所以我们必须在华盛顿做出一个战略决策。
如果我们愿意冒险,有一个办法可以挽救局面,那就是把我们在世界各地的所有DC-4飞机,包括军用飞机和私人航空公司的飞机,都撤出来,用它们来代替DC-3。
DC-4可以运载10吨,而DC-3只能运载2.5吨。
但这意味着我们驻扎在日本的军队、驻扎在欧洲的军队以及美国各航空公司,一旦开战,就失去了唯一真正可用、最有用的运兵工具。
如果我们能立即使用这些飞机,还是必须想办法重新调配它们,那将带来巨大的改变。

But the decision was finally made to substitute, and we quietly stripped everywhere of these planes, and took them away from the airlines and the Army and sent them to Europe, substituted them, and put the DC-3s back in their place. They of course couldn't do the job of troop carrying that the others were capable of doing. So immediately the level of food shipments by air went up. And by that time, the coal was also running out, and so some of these were then made coal wagons, the most expensive coal wagons the world ever saw. We tried dropping the coal in chutes, or as it was into big nets, or on the ground. By the time it got near the ground it was powder and blew away and it didn't work at all, so we had to land the planes and unload them just like the food. I rode one of those coal wagons one day from Berlin to Frankfurt and it was quite an experience. But it began to work. Everything worked fine. The stocks were built up, the stockpiles of both food and coal.

但最终还是决定用替代的办法。
我们悄悄地把这些飞机从各地撤走,从航空公司和陆军手中撤走,派往欧洲,用DC-3飞机替代它们,然后重新启用。
DC-3飞机当然无法像其他飞机那样完成运兵任务。
因此,空运粮食的需求量立刻飙升。
那时,煤炭也快用完了,于是其中一些被改装成了煤车,那是世界上最昂贵的煤车。
我们尝试过用溜槽、大网或地面投煤。
煤炭落地后就变成了粉末,被风吹走了,根本行不通,所以我们不得不让飞机降落,像卸粮食一样卸下它们。
有一天,我乘坐一辆这样的煤车从柏林到法兰克福,那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但它开始发挥作用了。
一切都很顺利。
粮食和煤炭的储备都增加了。

Then in November we had an early winter, and early fog; the fog's bad in Berlin, anyway; but this year it was worse than they had ever seen, I guess, and it came down about the first of November and it just stuck. It meant that you had to go on GCA, on instruments entirely. In the meantime, the Russians were buzzing the planes. They didn't shoot any down, but they came right near us. It's a wonder there weren't any accidents, and so starting a war, because that would have probably done it.

11月,我们迎来了早冬,也早早地起了雾;柏林的雾本来就很严重;但今年的雾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严重,我想,大概是11月01日左右就来了,而且一直没散。
这意味着你必须完全依靠地面控制飞行,完全依靠仪表飞行。
与此同时,俄国人一直在轰炸我们的飞机。
他们没有击落任何一架,但它们却飞到了我们附近。
奇怪的是,没有发生任何事故,从而引发战争,因为那样的话,战争很可能就爆发了。

Anyway, this fog came down and it meant that you had to land every five or six or ten minutes instead of every two, and the stockpiles ran down again. It ran right through December and by the third or fourth or fifth of January we were down to two days again. And it looked like curtains. If that fog had stayed another three weeks we probably would have had to run up the white flag. We probably couldn't have gone on. You can't have people starving, and keep on with the occupation. But the weather lifted about the fifth of January, it was fine, and immediately we restored the situation. The Russians knew they were licked right away, but it was May before they finally gave up.

总之,大雾降临,意味着你不得不每隔五六分钟甚至十分钟就降落一次,而不是两分钟,物资储备又一次告罄。
大雾持续了整个12月,到了01月的三四五号,我们又只剩下两天的作战时间了。
眼看就要完蛋了。
如果大雾再持续三个星期,我们可能就不得不举起白旗投降了。
我们可能坚持不下去了。
总不能一边让人民挨饿,一边继续占领吧。
不过,01月5号左右天气转晴,放晴了,我们立刻就恢复了局面。
俄国人立刻意识到他们被打败了,但直到05月份他们才最终放弃。

In Berlin at that time – I went back and forth a number of times from Washington – at almost any point in Berlin, you could see three planes in the air, two on their way in and one or two on the way out, depending on where you were standing, and it was that continual bridge of planes that the Berliners (and the other Germans knew about it all over Germany), kept seeing day after day.

当时在柏林——我多次往返于华盛顿和柏林——几乎在柏林的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看到空中有三架飞机,两架在进港,一两架在出港,这取决于你站在哪里,柏林人(以及全德国都知道的其他德国人)日复01日地看到这种连续不断的飞机桥。

There were forty of our pilots killed in accidents. They knew that, too.

我们有40名飞行员在事故中丧生。
他们也知道这一点。

HESS: A very visible sign of support.

赫斯:这是一种非常明显的支持信号。

DRAPER: That was what brought the Germans into our camp, in my opinion.

德雷珀:在我看来,这就是德国人加入我们阵营的原因。

HESS: During that period of time, were you ever in any meeting with President Truman where he might have expressed his views on the handling of the blockade?

赫斯:在那段时间,您是否曾与杜鲁门总统会面,让他表达对封锁处理方式的看法?

DRAPER: No, we knew perfectly well his views. They were very clear cut. I don't think I met personally with him during this period – well, I probably did as Under Secretary, but I don't recall – I undoubtedly did.

德雷珀:没有,我们非常了解他的观点。
他的立场非常明确。
我不认为我在这段时间里与他见过面——好吧,我担任副部长时可能见过,但我不记得了——毫无疑问我见过。

HESS: During the period of time that you served, the armed services were organized into the National Military Establishment.

赫斯:在您任职期间,武装部队被组织成国家军事机构。

DRAPER: Right.

德雷珀::对。

HESS: That law came into being, it was the National Security Act of '47, passed on July 25th. What is your general evaluation of that particular setup, and why was it found necessary two years later to change it and set up a Department of Defense? What was deficient?

赫斯:那项法律诞生了,它是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于07月25日通过。
您对这种特殊的组织结构有何评价?为什么两年后有必要对其进行修改并成立国防部?它存在哪些缺陷?

DRAPER: Was the first one by law or by regulation – whichever it was, it was intended to put the three departments into a coordinated whole. And probably (and I'm not too sure about this, it was a long time ago, and I was out of the Department before that second law, I guess, was passed), but the first step was taken in 1949.

德雷珀::第1个组织结构是通过法律还是法规制定的——无论是哪种,它的目的都是将三个部门整合成一个协调的整体。
或许(我不太确定,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猜第2部法律通过之前我就离开了国防部),但第1步是在1949年迈出的。

HESS: That was when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was established, but it was 1947 when the National Military Establishment was formed.

赫斯:国防部在那年成立,但国家军事机构是在1947年成立的。

DRAPER: It was 1947, that's right. Well, that was put together as a first effort, and on the basis of a couple of years of experience I suppose that the law which fashioned it on a more permanent basis was passed. I don't think there were any great changes, were there?

德雷珀::没错,是在1947年
嗯,那是作为初步努力而制定的,基于几年的经验,我猜想,赋予其更永久性基础的法律已经通过了。
我认为当时没有什么重大变化,对吧?

HESS: I think about the only changes that I can recall, were that the Secretary of the Navy and the Secretary of the Air Force and the Secretary of the Army did not sit in on the Cabinet meetings. They weren't considered Cabinet level under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whereas they sat in on Cabinet meetings during the days of the National Military Establishment.

赫斯:我记得唯一的变化是海军部长、空军部长和陆军部长不再列席内阁会议。
在国防部领导下,他们不被视为内阁级别,而在国家军事建制时期,他们可以列席内阁会议。

DRAPER: That's true. That's normal. It meant that the Cabinet was a little too bulky.

德雷珀::没错。
这很正常。
这意味着内阁的规模有点太大。

HESS: That's right, and it gave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more authority under the present setup.

赫斯:没错,这在目前的设置下赋予了国防部长更多权力。

DRAPER: I think the whole thing has worked out just the way it should, a logical development, and most other countries have adopted much that same form of defense establishment, indicating that others think that we have the right method now.

德雷珀::我认为整个事情进展得如预期般顺利,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大多数其他国家也采用了类似形式的国防建制,这表明其他国家认为我们现在的方法是正确的。

HESS: Earlier this morning I asked your opinion of Secretary Forrestal's view on unification, and as you know, the Navy expressed a good deal of fear about the effects of unification. They thought they would lose the Air Wing to the Air Force; they thought they would lose the Marines to the Army. Do you think the Army would have liked to have taken over the Marine Corps at this time?

赫斯:今天早上我问了你对福雷斯特尔部长关于统一的看法,如你所知,海军对统一的影响表示了很大的担忧。
他们认为航空联队会落入空军手中;他们以为海军陆战队会落入陆军之手。
你认为陆军当时会愿意接管海军陆战队吗?

DRAPER: I have no doubt it would have loved to have done it, but nobody ever took that as a practical possibility that I ever heard of.

德雷珀::我毫不怀疑陆军很乐意这么做,但据我所知,没有人认为这有实际可能性。

HESS: Did you ever hear any of the generals discussing that subject?

赫斯:你听过哪位将军讨论过这个话题吗?

DRAPER: I guess I heard the Navy's fears about it, but I don't think we in the Army had any illusions.

德雷珀::我想我听到了海军对此的担忧,但我认为我们陆军并不抱有任何幻想。

HESS: More on the Navy's side than on the Army's side.

赫斯:海军这边的担忧多于陆军。

DRAPER: And as far as Navy Air is concerned, that's certainly going strong still. In Vietnam you get planes off the ships right along, off the carriers. And I guess the Army with its little planes, has actually as many or more planes than the Air Force. Of course it doesn't have the fighting ships.

德雷珀::就海军航空兵而言,这支部队肯定仍在强劲发展。
在越南,你可以直接从舰艇、航母上起飞飞机。
我猜陆军拥有小型飞机,但其飞机数量实际上与空军一样多,甚至更多。
当然,陆军没有作战舰艇。

HESS: Just a word or two about some of the gentlemen you served with. Kenneth Royall, of course, we've mentioned him several times.

赫斯:简单谈谈你曾与之共事的一些先生们。
当然是肯尼斯·罗亚尔,我们提到过他好几次了。

DRAPER: He passed away a year or so ago.

德雷珀:他大约一年前去世了。

HESS: Not too long ago. How effective was he?

赫斯:不久前。
他有多有效?

DRAPER: He was a wonderful leader. He had great self-confidence; he had great ability; he had great experience and background. He was the one that first integrated the blacks and whites in the Army; he was a southerner and he could do that better than a northerner could have done. He had real vision. He had the great confidence of President Truman, I know, and every impression I have and recollection is that he gave the country a splendid administration for the Department of the Army.

德雷珀:他是一位出色的领导者。
他非常自信;他能力非凡;他经验丰富,背景深厚。
他是第1个在军队中整合黑人和白人的人;他是南方人,但他比北方人做得更好。
他很有远见。
我知道,他深得杜鲁门总统的信任,我的所有印象和记忆都是,他为美国陆军部带来了辉煌的管理。

HESS: On the problem of integration of blacks into the armed forces: Did your duties touch upon that?

赫斯:关于黑人融入军队的问题:您的职责涉及这个问题吗?

DRAPER: Not particularly. I incidentally only know it was Secretary Royall's thinking, and he was the first one to take action in that direction. And I think it was his personal initiative.

德雷珀:没有特别的。
我只知道这是罗亚尔部长的想法,他是第1个朝这个方向采取行动的人。
我认为这是他个人的主动性。

HESS: John L. Sullivan was Secretary of the Navy at that time.

赫斯:约翰·L·沙利文当时是海军部长。

DRAPER: A splendid person, too. He's still living here in Washington. And John Kenney was his Under Secretary. John Kenney and I worked very closely together. And so I did with Mr. Sullivan.

德雷珀:他也是一个很棒的人。
他现在还住在华盛顿。
约翰·肯尼是他的副部长。
我和约翰·肯尼合作非常密切。
我和沙利文先生也是如此。

HESS: Stuart Symington was Secretary of the Air Force.

赫斯:斯图尔特·西明顿是空军部长。

DRAPER: Now he's in the Senate, and taking quite a different point of view than he did then about military matters, and about the war in Vietnam, particularly.

德雷珀:现在他在参议院,对军事问题,尤其是对越南战争的看法与当时截然不同。

HESS: Mr. Gordon Gray, who was later Secretary of the Army was Assistant Secretary at the time you were Under Secretary.

赫斯:后来担任陆军部长的戈登·格雷先生在您担任副部长期间担任助理部长。

DRAPER: He was Assistant Secretary and so was Tracy Voorhees, the one I mentioned before. There were two Assistant Secretaries. And Gordon Gray later became Secretary of the Army, both of them fine people. Gordon Gray was a young captain who came to the Department after I was Under Secretary, and Tracy Voorhees had charge of food problems for the Army, and then he became Assistant Secretary. We had a fine family of officials there, all working very closely together under Mr. Royall.

德雷珀:他是助理部长,我之前提到的特蕾西·沃希斯也是。
有两位助理部长。
戈登·格雷后来成为陆军部长,他们俩都是很优秀的人。
戈登·格雷是一位年轻的上尉,在我担任副部长之后来到国防部;特雷西·沃希斯负责陆军的食品问题,后来成为助理部长。
我们那里的官员队伍很优秀,在罗亚尔先生的领导下,他们都紧密合作。

HESS: What other problems did you have to deal with as Under Secretary? What other areas of the job have we not touched upon?

赫斯:作为副部长,您还要处理哪些问题?我们还有哪些工作领域没有涉及?

DRAPER: Well, there was the whole question of budget; there was the whole question of strength of the Army. I really had a full-time job running the several Army occupations. It included four (I said three before; it included Korea and Austria also). But whenever the Secretary, Mr. Royall, was on a trip or away, I was Acting Secretary and had to deal with the whole range of whatever came up at that time.

德雷珀:嗯,有整个预算问题;有整个陆军实力问题。
我的全职工作是负责几项陆军占领任务。
其中包括四项(我之前说的是三项;还包括韩国和奥地利)。
但每当部长罗亚尔先生出差或外出时,我就担任代理部长,必须处理当时出现的各种情况。

HESS: Did you see at that time that there was any likelihood of trouble in Korea as it erupted in 1950?

赫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您当时是否预见到朝鲜半岛可能出现动乱?

DRAPER: No, no. I went to Korea, went out to the dividing line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Korea and checked on our situation there, but at that time we were still there, we hadn't pulled out. So it changed completely after I had left when it was decided to pull our troops back to Japan. That, I suppose, acted as an invitation, or at least it didn't prevent the possibility, of an invasion from the North.

德雷珀::没有,没有。
我去了朝鲜,去了南北朝鲜的分界线,查看了那里的情况,但当时我们还在那里,还没有撤军。
所以,我离开后,情况完全改变了,因为当时朝鲜决定撤军回日本。
我想,这相当于邀请朝鲜入侵,或者至少没有阻止朝鲜入侵的可能性。

HESS: Do you recall the views of the Department of the Army at the time the Secretary of State Dean Acheson made the talk, and drew the defense perimeter down the western area of the Pacific, leaving Korea out?

赫斯:您还记得当时陆军部的观点吗?当时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发表了讲话,将防御圈划到了太平洋西部地区,而朝鲜半岛被排除在外。

DRAPER: No, I was already out of the Department, and I read about it in the newspapers just like you would have done, and thought it was unfortunate, but I had no particular knowledge or comment about it at that time.

德雷珀:不,我当时已经离开了国防部,我和你一样在报纸上读到了这件事,觉得很不幸,但当时我对此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了解,也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HESS: We earlier have mentioned your appointment as United States Special Representative in Europe in 1953, and you mentioned about . . .

赫斯:我们之前提到过1953年您被任命为美国驻欧洲特别代表,您提到…

DRAPER: '51 it was, '51 to '53.

德雷珀:是51年,从51年到53年。

HESS: . . . '51, and you mentioned about taking the trip to see General Eisenhower. Just what were your duties as Special Representative in Europe?

赫斯:…51年,您提到去拜访艾森豪威尔将军。
您作为欧洲特别代表的职责是什么?

DRAPER: NATO had been formed a short time – two or three years before that or less. The NATO Alliance was a direct result of the Korean war in its requirement, as Dean Acheson and the rest of us saw as the need, and the other countries as well, to band together to keep the Russians from moving to the Channel; it was just as simple as that.

德雷珀:北约成立时间不长——在那之前两三年甚至更短。
北约联盟是朝鲜战争的直接产物,正如迪安·艾奇逊和我们其他人以及其他国家所认为的,需要联合起来阻止苏联人进入英吉利海峡;就这么简单。

My duties as the U.S. member of the Council were to deal first with the defense aspects and help to build up the strength of NATO from all of the countries concerned, including our own; to embark on a program of ammunition production and arms production in Europe, which had practically disappeared from Europe; to provide the European countries with planes and ammunition and artillery to the extent necessary until their own production got underway. That was on the defense side.

作为理事会的美国成员,我的职责是首先处理防御方面的问题,并帮助所有有关国家(包括我们自己)增强北约的实力;启动一项在欧洲几乎已消失的弹药和武器生产计划;向欧洲国家提供必要的飞机、弹药和火炮,直到它们自行生产。
这是防御方面的。

On the mutual assistance side: The need was for economic assistance to permit them to carry this military burden, and to extend the recovery they were already beginning to make from the ravages of war.

互助方面的:需要经济援助,使它们能够承担军事负担,并延长它们已开始从战争蹂躏中恢复的时期。

On the political side, it was of vital importance to discuss not only European problems with our NATO allies, but worldwide problems, such as we had to deal with in the Pacific and with, of course, the Russians, and the Koreans, the United Nations' problems, because the United Nations was involved in the Korean war as well. So there were those three: The defense, the political and the economic. And Ambassador Livingston Merchant was my Ambassador on the political side; General Luke Finley was my deputy on the military side; and Paul Porter was my economic deputy. General [Frederick L.] Anderson was my overall general deputy.

政治方面的:至关重要的不仅是与我们的北约盟友讨论欧洲问题,还有全球问题,例如我们必须应对的太平洋问题,当然还有与俄罗斯、韩国以及联合国的问题,因为联合国也卷入了朝鲜战争。
所以,这包括三个方面:防御、政治和经济。
利文斯顿·默钱特大使是我的政治大使;卢克·芬利将军是我的军事副大使;保罗·波特是我的经济副大使。
弗雷德里克·L·安德森将军是我的总副手。

The responsibilities required me to deal with twenty countries that were in Europe, and also including Canada, also a member of NATO.

我的职责要求我与欧洲二十个国家打交道,其中也包括北约成员国加拿大。

HESS: Just briefly, what are your views of the current state of NATO?

赫斯:请简单介绍一下您对北约现状的看法。

DRAPER: I'm delighted that the President has now appointed a new Ambassador, the former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David Kennedy, and has again broadened out the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our NATO Ambassador.

德雷珀:我很高兴总统任命了一位新大使,即前财政部长戴维·肯尼迪,并再次扩大了我们北约大使的职责范围。

After I left the job was downgraded very considerably, and has been on a much lower level ever since. I'm glad to see it reviving. He's going to, in fact, have a little higher status than I had. He'll be a member of the Cabinet as well as Ambassador and he's a Roving Ambassador as well, so he will combine trade functions, which I had too, but on a broader scale throughout the world. He will need, I believe, equally strong deputies if he's going to cover this wide ground.

我离职后,这份工作级别大幅下降,至今一直很低。
我很高兴看到它重新焕发活力。
事实上,他的地位会比我之前略高一些。
他将成为内阁成员、大使和巡回大使,因此他将兼任贸易职能(我之前也曾担任过),但范围更广,遍及全球。
我相信,如果他要覆盖如此广泛的领域,他需要同样强大的副手。

The NATO Alliance has, in my judgment, prevented World War III. We have been losing strength on a comparative basis with the Russians in Europe and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I noticed just today or yesterday that it's been reported that our aerial defenses are weak too, by the Armed Services sub-committee, but that's a tendency that is obvious from the fact that we've been involved in the Vietnam war. The Russians have gone merrily along to increase their missile strength. They're way ahead of us in missiles now. I'm told that we are building five nuclear Submarines a year and the Russians twenty. They've thrown a missile defense around Moscow. We have it only around some of our missile bases and none around Washington or around any of our other big cities, and I think the next big problem myself – this is a personal view – the next big problem that our President faces is to evaluate, and I'm not in any position to do that, whether or not the Russians are, as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has recently indicated, about to pass us strategically. If that is the judgment of those who know best, then we have to change direction on our defense budgets, and ou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missile and defensive posture of this country. That involves NATO as well as the world. Obviously you are familiar with the fact that these recent discussions that have been going on in NATO have gotten a certain amount of agreement from the Germans to take over more of the costs and from the other NATO partners to take over some more of the defense costs, because of our big imbalance of trade.

在我看来,北约联盟阻止了第3次世界大战。
与俄罗斯相比,我们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实力一直在下降。
就在今天或昨天,我注意到武装部队小组委员会报告称,我们的防空力量也很薄弱,但从我们卷入越南战争这一事实来看,这种趋势显而易见。
俄罗斯人兴高采烈地增强了他们的导弹实力。
他们现在在导弹方面远远领先于我们。
我听说我们每年建造五艘核潜艇,俄罗斯每年建造二十艘。
他们在莫斯科周围部署了导弹防御系统。
我们只在一些导弹基地周围部署了导弹防御系统,在华盛顿或其他任何大城市周围都没有。
我认为,我个人认为,我们总统面临的下一个大问题是评估俄罗斯是否像国防部长最近指出的那样,即将在战略上超越我们,而我对此无权做出评估。
如果这是最了解情况的人的判断,那么我们必须改变国防预算的方向,以及我们国家导弹和防御态势的研发方向。
这不仅涉及北约,也涉及全世界。
显然,你们都知道,由于我们之间存在巨大的贸易不平衡,北约最近进行的这些讨论已经得到了德国同意承担更多费用,也得到了其他北约伙伴同意承担更多国防费用的一定程度的同意。

HESS: At the time that you were in Europe as Ambassador, near the end of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what do you recall about the success of the Marshall plan at this point?

赫斯:杜鲁门政府任期即将结束,您出任欧洲大使期间,对马歇尔计划的成功有何回忆?

DRAPER: Oh, tremendous. I suppose that we have never, as a nation, done anything that at comparatively small cost was of such great benefit to the world, to Europe, and incidentally and indirectly to ourselves. It was the groundwork for their recovery. They had to do the work themselves to recover from the war. We couldn't do that, but we gave them the resources to rebuild their economy, but the result of that has so greatly increased their ability to trade with us and to produce that between us we've risen to heights that we never would have done without that fillip that came just at the right time.

德雷珀:哦,太棒了。
我想,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从未做过任何事,以相对较小的代价,给世界、给欧洲,以及顺便间接地给我们自己带来如此巨大的利益。
马歇尔计划为他们的经济复苏奠定了基础。
他们必须自己动手才能从战争中恢复过来。
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但我们给了他们重建经济的资源,而这极大地增强了他们与我们贸易往来的能力,也使我们两国之间的合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果没有那恰逢其时的刺激,我们永远无法达到这样的高度。

That was a great, imaginative, well-timed, and well-directed oper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field. One of the best this country's ever done.

那是一次伟大、富有想象力、时机恰当、方向正确的国际行动。
是我们国家有史以来最好的行动之一。

HESS: Were there any other major problems that you had to handle in Europe at this time?

赫斯:当时您在欧洲还有其他需要处理的重大问题吗?

DRAPER: The Marshall plan didn't come . . .

德雷珀::马歇尔计划没有……

HESS: That's right.

赫斯:没错。

DRAPER: The Marshall plan was at the time I was in Germany, and the German picture was not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Marshall plan except as a parallel operation, but we had to work very closely together, Mr. Harriman and Paul Hoffman and General Clay and myself, under the President's direction.

德雷珀::马歇尔计划当时我在德国,德国事务并没有直接参与马歇尔计划,只是作为一项平行行动,但我们必须密切合作,哈里曼先生、保罗·霍夫曼、克莱将军和我,在总统的指导下。

HESS: What I had reference to was any major problems, any major duties, as Special Representative in Europe that we haven't mentioned.

赫斯:我指的是作为欧洲特别代表,我们没有提到的任何重大问题和重大职责。

DRAPER: No, I was dealing with the governments of all the We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and we were having sessions and meetings and problems continuously, but it was a time of building strength and a time of great interest on the part of all governments including our own. I got every cooperation from Washington. I had to come back to explain things and get directions and get help regularly, either I or General Anderson. It was one of the greatest experiences of my life, that two-year period.

德雷珀:不,我当时和所有西欧国家的政府打交道,我们不断地开会、会面,解决问题。
但那是一个我们积蓄力量的时期,也是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所有政府都高度关注的时期。
我得到了华盛顿的全力配合。
我不得不回来解释情况,寻求指导,并定期寻求帮助,要么是我,要么是安德森将军。
那两年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经历之一。

HESS: You held that position until June of '53.

赫斯:你一直担任那个职位到1953年06月

DRAPER: That's right.

德雷珀:没错。

HESS: In your opinion, what were President Truman's major accomplishments during his career, and what were his major failings? What went right and what went wrong?

赫斯:你认为杜鲁门总统在其职业生涯中的主要成就是什么?他的主要失败是什么?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

DRAPER: I would think that he was one of our greatest Presidents, My wife thinks he's the last great American. She's a Democrat.

德雷珀:我认为他是我们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我妻子认为他是最后一位伟大的美国人。
她是民主党人。

He really was great for one whose experience had been what it had been, haberdashery salesman, I guess originally, and then part of the machine in Missouri, the political machine, and then a Senator from Missouri. The ability that he displayed when he was faced with the responsibility of leading this country in war and then in peace, was unbelievable, and I think that historians are going to look back on President Truman as one of the greatest men we've ever had in that office. The right man at the right time, and one from whom the country could hardly have expected the great degree of high quality service and integrity that he displayed.

就他的经历而言,他确实很出色。
我猜他最初是服装销售员,后来成为密苏里州政治机器的一部分,最后成为密苏里州的参议员。
当他肩负起领导国家走过战时和战后重任时,他所展现的能力令人难以置信。
我认为,历史学家们会回顾杜鲁门总统,认为他是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他是在正确的时间出现的正确人选,他展现出的高质量服务和正直的品质,是国家难以想象的。

His great accomplishments: He recognized, as President Roosevelt had not, very quickly, the Russian threat, thanks probably to Ambassador Harriman and others, but he not only recognized it but then began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He had the courage, in the face of what many would have quailed under, to take on the assistance to Greece and Turkey and flaunt the Russians, and got away with it. He had the statesmanship to see the need, under Secretary Acheson's recommendations, and General Marshall's, for both the Marshall Plan itself and later the NATO Alliance, and those are two national efforts that were very successful. The NATO Alliance was initiated by him and is still in force, and is the keystone in our whole foreign policy.

他的伟大成就:他迅速察觉到俄罗斯的威胁,而罗斯福总统却未能如此迅速地察觉,这或许要归功于哈里曼大使等人。
他不仅察觉到了,还开始采取行动。
面对许多人可能畏缩的境地,他勇敢地承担了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藐视俄罗斯,并且最终成功。
他以政治家风度,在艾奇逊国务卿和马歇尔将军的建议下,看到了马歇尔计划以及后来北约联盟的必要性,这两项国家努力都取得了巨大成功。
北约联盟由他发起,至今仍在有效运作,是我们整个外交政策的基石。

If I were to be bold enough to suggest one of his mistakes, and there were very few, I would think it was the decision not to win the Korean war. It's my own belief that the risks that we would have had to take, and they were real, possibilities that China and/or Russia would come in, as China did, were risks that could have been taken if the planning had been different, if the planning and the authority given to General MacArthur had included the decision to win the war, which I'm afraid was not taken, and then if the planning had been along the lines necessary to accomplish that.

如果我要大胆指出他的一个错误(错误很少),我认为那就是未能打赢朝鲜战争的决定。
我个人认为,如果计划不同,如果麦克阿瑟将军获得的授权和计划中包含了赢得战争的决定(恐怕他并没有做出这个决定),如果计划是按照实现这一目标所必需的方式进行的,那么我们必须承担的风险(这些风险是真实存在的),这些风险是可以承担的。

I was, as a Reserve officer, a Reserve retired major general, in close touch with the General Staff in Washington during the Korean war. I was available if they needed me at any time, and I used to spend a good deal of voluntary time here, particularly with G-3, or operations. We weren't on a war footing basis. We were more so than we have been during the Vietnam war, but we were not on the kind of war footing basis that you go on if you're going to win a war. If you decide to go to war at all the only way, in my opinion, is to do everything you can to win it and as quickly as possible.

作为一名预备役军官,一名退役少将,我在朝鲜战争期间与华盛顿的总参谋部保持着密切联系。
如果他们随时需要我,我随时待命。
我过去在这里做过很多志愿工作,尤其是在G-3行动中。
我们当时并非处于战备状态。
虽然比越南战争期间更甚,但我们还没有达到那种为了赢得战争而必须的战备状态。
在我看来,如果你决定参战,唯一的办法就是尽一切努力尽快赢得战争。

Now, General MacArthur cannot be condoned however, for what was really his failure to obey orders later. I think his recommendations were correct, and the President should have perhaps accepted them, or more of them. I know that he was at times asking for four more divisions than he got, and things like that. The ammunition was running awful short at times, and we just didn't have it, and we weren't turning our industry throughout the country over to the wartime job, which we could have done, and had done during the World War.

然而,麦克阿瑟将军后来确实未能服从命令,因此他现在不能被宽恕。
我认为他的建议是正确的,总统或许应该采纳这些建议,甚至更多。
我知道他有时要求比实际得到的多四个师,诸如此类。
弹药有时严重短缺,我们根本用不上,而且我们也没有把全国各地的工业投入到战时工作中去,而我们本来可以这样做,而且在二战期间也确实这样做了。

So, I believe – and there can be differences of opinion – that the British and perhaps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nd others, advised him that the risks were too great, and the President took those seriously and so we fought the Korean war with one hand behind our backs. He certainly did the right thing to treat General MacArthur the way he did when the chips were down. No President can have a commander in his Army defy his instructions. That's almost what General MacArthur did, and as much as I admire General MacArthur, and I do, because what I saw him do in Japan was tremendous, and what he did in the Korean war by insisting on that outflanking action . . .

所以,我相信——当然也可能存在意见分歧——英国人,或许还有国务卿和其他人,都建议他风险太大,而总统认真对待了这些建议,所以我们在朝鲜战争中是孤掌难鸣。
在关键时刻,他对待麦克阿瑟将军的方式无疑是正确的。
没有哪位总统会允许自己的军队指挥官违抗他的指示。
麦克阿瑟将军几乎就是这么做的,我非常钦佩麦克阿瑟将军,我确实钦佩,因为我看到他在日本的出色表现,以及他在朝鲜战争中坚持采取侧翼进攻……

HESS: The Inchon landing.

赫斯:仁川登陆。

DRAPER: Yes, and which Washington was very cold to and only acceded to because of his strong recommendations as I understand it, that was the thing that gave us a chance to win the war, but then we failed to go on.

德雷珀:是的,据我所知,华盛顿对此非常冷淡,只是因为他的强烈建议才同意的,正是这给了我们赢得战争的机会,但我们最终没能坚持下去。

It was too bad that General MacArthur went to the Chinese border. If he had stayed fifty miles or a hundred miles away we probably wouldn't have had the Chinese come in and we would have had a better ending to the whole thing, but we weren't really trying to carry it through.

麦克阿瑟将军去了中国边境,这太遗憾了。
如果他当时离我们五十英里或一百英里远,我们可能就不会让中国人进来,整个事情也会有一个更好的结局,但我们并没有真的想把它完成。

I'm afraid that that very fact, that we didn't win in the Korean war, led to the Vietnam war eventually, and to some of the many problems we've had since. But no one can rewrite history.

我担心,正是我们没能打赢朝鲜战争这一事实,最终导致了越南战争,以及此后我们遇到的诸多问题
但没有人能够改写历史。

HESS: Once it's done, it's done.

赫斯:历史既已过去,就让它过去吧。

DRAPER: It's done. President Truman performed a service to this country that no one can exaggerate. It's very real and he should be very happy, he and Mrs. Truman, at the tremendous service that he was able to render to his country and to the world.

德雷珀:历史已经过去。
杜鲁门总统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无人能及。
这是实实在在的,他和杜鲁门夫人应该为自己为国家和世界做出的巨大贡献感到非常高兴。

HESS: General, do you have anything else to add on Mr. Truman or your service in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赫斯:将军,关于杜鲁门先生或您在杜鲁门政府的任职,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DRAPER: I just have the greatest possible admiration and friendly feelings toward both President and Mrs. Truman. They were both always hospitable and courteous to me. The fact that I happened to be a Republican was never even mentioned. I don't know whether he even – I guess he knew it all right – but tha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our relationship. There was nothing political about it. He gave me every support and backing; so did Secretary Royall. I enjoyed my service during his administration tremendously, and I have the greatest admiration. I hope you'll be good enough to give him my best regards and my best wishes for health for both of them.

德雷珀:我对杜鲁门总统和夫人怀有无比的钦佩和友好情谊。
他们俩对我都总是热情好客,彬彬有礼。
我恰好是共和党人,他们甚至从未提起过。
我不知道他是否——我想他肯定知道——但这与我们的关系无关。
这和政治无关。
他给了我全力支持和帮助;罗亚尔部长也是如此。
我非常享受在他执政期间的工作,并且非常钦佩他。
我希望您能代我向他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并祝他们两人身体健康。

HESS: We'll see that that is conveyed. Thank you very much, sir.

赫斯:我们会确保传达的。
非常感谢,先生。

DRAPER: Thank you, sir.

德雷珀:谢谢,先生。

 



人民日报>19720111

b1-在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上周恩来同志的悼词

在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上
周恩来同志的悼词
新华社1972年01月1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在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上致悼词,全文如下:
我们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悼念陈毅同志。
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9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陈毅同志在病假期中,因患肠癌,治疗无效,于1972年01月06日二十三时五十五分不幸逝世。
终年七十一岁。
陈毅同志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红军时期,历任师长、军长、江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新四军代理军长;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华东军区兼第3野战军司令员。
全国解放后,曾兼任上海市市长。
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
几十年来,陈毅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战斗,坚持工作,努力为人民服务。
陈毅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战友,老同志,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
我们沉痛地悼念陈毅同志,要学习陈毅同志的革命精神,化悲痛为力量,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为完成国际国内新的战斗任务,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而奋斗。
陈毅同志安息吧!

b1-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语录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b1-西哈努克亲王写信给张茜同志沉痛哀悼陈毅同志逝世

西哈努克亲王写信给张茜同志
沉痛哀悼陈毅同志逝世
新华社1972年01月10日
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01月08日亲笔写信给陈毅同志的夫人张茜同志,沉痛哀悼陈毅同志逝世。
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信中说:
“我的夫人莫尼克公主和我本人十分悲痛地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高棉人民及其国家元首的伟大和忠实的朋友、有中国作为其头号朋友的反帝的柬埔寨王国正义事业的坚决维护者——陈毅元帅阁下逝世的不幸消息。
“在这悲痛的时刻,我谨代表高棉人民、高棉人民的民族统一阵线、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并以我个人和我夫人及家属的名义,通过这封信,向尊敬的夫人表示最沉痛的哀悼,并向死者——极令人怀念的亲爱的陈毅元帅表示深切的敬意、衷心的钦佩和万分感激的心情。
陈毅元帅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在敬爱的毛泽东主席的最卓越的领导下,曾忠实有效地为自己光荣的祖国和英雄的人民服务。
“陈毅元帅在其模范一生的晚年,曾以极大的愉快和自豪的心情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取得历史性的胜利,看到联合国在事实上承认台湾岛不容置辩和合法地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胜利要归功于光辉的、无与伦比的毛泽东思想,归功于陈毅元帅以巨大的信念和爱国主义精神为之服务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路线。
“陈毅元帅是我们高棉人的可靠的、积极的朋友,他的逝世是我们的巨大的损失。
我们将永远把他在几个月前最后一次同我进行难忘会见时所再次表达的珍贵友谊和巨大的支持铭记在心。
“夫人,请你相信,陈毅元帅的名字将永远活在高棉人民的心里。
请你接受我的深切的敬意。”
(附图片)
图为参加追悼会的中共中央机关、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京机关、部队的干部和战士。
新华社记者摄

b1-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

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
毛主席向陈毅同志的家属张茜同志及其子女亲切慰问,勉励他们要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
参加追悼会的有:
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我党和国家领导人等 周恩来同志致悼词
新华社1972年01月10日
中国共产党第9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陈毅同志,因患肠癌,治疗无效,于1972年01月06日在北京不幸逝世。
终年七十一岁。
追悼陈毅同志的大会,今天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并向陈毅同志的家属张茜同志及其子女亲切慰问,勉励他们要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
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受到特别邀请,在国家元首办公厅代理主任凯密陪同下,参加了追悼会。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政治局委员江青、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聂荣臻;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阿沛·阿旺晋美;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帕巴拉·格列朗杰。
追悼会会场中央,悬挂着陈毅同志的遗像,安放着陈毅同志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会场里摆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共中央献的花圈,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宋庆龄、董必武、周恩来、康生、朱德、何香凝等献的花圈。
 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也献了花圈。
会场里还摆着国务院、中央军委、政协全国委员会,以及党、政、军一些领导机关和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献的花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追悼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致悼词(全文另发)。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
在北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王震、王宏坤、王树声、王辉球、王新亭、邓颖超、刘伟、刘贤权、华国锋、陈士榘、李强、李震、李富春、吴德、张才千、张云逸、张达志、张池明、张鼎丞、张翼翔、苏静、肖劲光、余秋里、耿飚、曹里怀、曾山、彭绍辉、粟裕、蔡畅、滕海清、方毅、吴忠、张令彬、杨俊生、赵启民、唐亮、郭玉峰、黄文明、黄作珍、黄志勇;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军政大学、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等方面的负责人陈继德、田维新、张贤约、封永顺、周希汉、吴信泉、姚国民、李家益、李真、胡奇才、宋维栻、罗华生、周世忠、栗在山、阎揆要、贺光华、宋时轮、刘忠、董超、张云龙、郭鹏、陈正湘、王诤;
中共中央和政府各部门、对外友协等方面的负责人王良恩、张耀祠、杨德中、任允中、申健、冯铉、杨玉衡、刘宏贤、张香山、姬鹏飞、李耀文、乔冠华、韩念龙、马文波、王海容、陈德和、白相国、吴德峰、肖友明、彭林、史子才、谷广善、潘友宏、孙晓风、刘洪章、谢北一、刘湘屏、吴庆彤、刘建功、郑屏年、武葆华、王俊卿、刘同新、解力夫、王国权、丁西林、李梦华、康克清、林佳楣、于立群;
人大常委会委员史良、朱良才、吴有训、季方、胡愈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张奚若、周培源、楚图南;
国防委员会委员刘斐、李明扬。
陈毅同志的生前友好也参加了追悼会。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中共中央机关、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京机关、部队的干部和战士,共一千五百多人。
陈毅同志逝世以后,宋庆龄、周恩来、叶剑英、张春桥、朱德、刘伯承、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郭沫若、华国锋、吴德,以及党、政、军各方面的负责人前往医院向陈毅同志的遗体告别。
向陈毅同志遗体告别的还有廖承志、华罗庚、罗叔章、荣毅仁、王冶秋、赵朴初等。
陈毅同志病重住院时,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前往医院看望。
(附图片)
追悼陈毅同志的大会,01月10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
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受到特别邀请,参加了追悼会。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
宋庆龄、周恩来、江青、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徐向前、聂荣臻、郭沫若、阿沛·阿旺晋美、傅作义、帕巴拉·格列朗杰等。
周恩来同志在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上致悼词。
 新华社记者摄

b2-为庆祝古巴全国解放日十三周年古巴驻华大使举行招待会叶剑英副主席李先念副总理郭沫若副委员长等应邀出席

为庆祝古巴全国解放日十三周年
古巴驻华大使举行招待会
叶剑英副主席李先念副总理郭沫若副委员长等应邀出席
新华社北京1972年01月10日
为庆祝古巴全国解放日十三周年,古巴驻中国大使巴雷依罗今天在这里举行招待会。
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德,国防部副部长肖劲光,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外贸部部长白相国,农林部部长沙风,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谢扶民、季方、王国权、韩宗正、郭鲁、陈维稷、张政德、李青川、郝梦笔等,应邀出席招待会。
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外交大臣沙林察,应邀出席招待会。
各国驻中国使节也应邀出席。
招待会上洋溢着中国、古巴两国人民友好的气氛。

b2-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建湖县委和县革委会同志认真研究本地的历史和现状用革命理论作指导解决本地的实际问题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
建湖县委和县革委会同志认真研究本地的历史和现状,用革命理论作指导解决本地的实际问题
新华社南京1972年01月04日
中共江苏省建湖县委和县革委会领导成员,紧密联系本县的革命实践,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用革命理论有的放矢地指导革命实践,带领全县革命群众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发展了全县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
这个县的领导成员体会到,要做到有的放矢地学习革命理论,真正用革命理论来解决当地的实际问题,就要认真研究当地的历史和现状。
因此,县领导班子主要成员经常深入下去进行社会调查。
有一个时期,县委的一些成员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县领导班子内部和一些干部中,出现了忽视阶级斗争的倾向,这些同志认为,建湖是抗日时期建立起来的革命老根据地,又经过了多次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不那么复杂了,结果一些地区和部门就出现了忽视抓阶级斗争的现象,影响了“一打三反”运动的开展。
针对这种情况,县委组织各级领导班子成员学习《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学习毛主席提出的党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和有关阶级斗争的教导,同时组织大家调查分析了建湖县阶级斗争的历史和现状,使大家认识到,尽管建湖是革命老根据地,阶级斗争却始终没有停息过;
尽管经过文化大革命,路线斗争也仍然存在。
大家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事实和马列著作、毛主席的教导对照学习,加深了理解,克服了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问题上种种错误思想和糊涂看法。
认识提高后,县领导班子深入到公社、生产队,领导群众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和群众一起总结经验,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积极开展对敌斗争。
毛主席教导说:
“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
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建湖县委和县革委会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在解决当地的各种实际问题时,注意抓住主要矛盾,使各种措施更加切合实际。
建湖县地处苏北里下河腹部,地势低洼,七十多万亩粮田有二分之一是一年只能种一季水稻的沤田,历史上单位面积产量较低。
要取得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就要大搞沤田改革,提高复种面积。
而沤田改革,要做的事情很多,如种子改良、排水、倒茬、增加肥料、育秧和劳力组织安排等等。
县委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按照毛主席有关抓主要矛盾的教导,抓住沤田改革中的主要矛盾——排水问题,加以解决。
同时,他们不是就排水抓排水,而是首先抓住解决排水问题中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
县革委会副主任李培亮,文化大革命前担任旧县委副书记,分工抓生产,曾多次研究解决这个问题,都没有成功。
主要原因是他不注意调查研究,只以队为单位来安排排水工程,结果各队各自为政,修渠挖沟收获不大。
这次经过认真看书学习和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并且先后到七个公社六十多个生产大队调查研究,虚心向群众学习,向群众进行路线教育,提高群众的觉悟。
在这样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全县统一布局,修渠排水的新方案。
这个新方案经县委和县革委会讨论通过付诸实行后,收到了显著效果。

b2-如实反映情况

如实反映情况
山东滨县单寺公社小赵家大队是个先进单位,经常有很多单位来参观学习。
有一次,阳信县来人参观。
大队党支部向他们介绍了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武装头脑,指导生产的情况,也谈到了缺点和不足;
领着他们参观了林业和牧业,还看了没有改造好的荒沙地,并且和他们交流经验,诚恳地征求意见。
事后,有的人说:
“优点好讲,缺点难说;
参观好的地方,心里甜滋滋的,走到差劲的地方,就觉得不是个味。”
党支部书记李士荣听了这句话后想了又想,觉得这反映了一个思想作风问题。
在党支部会上,他引导大家对“缺点难说”这种思想的实质进行了分析,使大家认识到,报喜不报忧,有缺点不敢揭露,不是老老实实的态度;
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如实反映情况,才是无产阶级应有的品德。
为了进一步提高认识,党支部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次开门整风,反骄破满。
从此,他们在汇报工作或向兄弟单位介绍情况时,更注意谦虚谨慎,实事求是,从不夸大。
群众赞扬他们:
“说话从来不插花,真是碌碡砸碾盘——石(实)打石(实)啊!”
有一天,大队党支部书记李士荣来到正在播种的麦地里,定眼一看,不觉大吃一惊:
播种的人为了赶进度,改变了原定的密植计划,把行距加宽了。
密植计划是在学习了杨柳雪大队科学种田的先进经验,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取得一致意见之后才定下来的。
为什么干着干着却变卦了呢?
在地头上,李士荣和播种的社员们一起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应该是老老实实地办事;
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
接着,他检查了自己的责任,又语重心长地对大伙说: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老老实实地办事,咱可不能耍些花点子啊!
我们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李士荣的一席话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
打那以后,他们严格执行密植计划,一丝不苟,按规定的质量和速度完成了播种任务。

b2-把认真读书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结合起来

把认真读书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结合起来
江华瑶族自治县领导成员进一步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促进了全县革命和生产的发展
新华社长沙1972年01月05日
中共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委和县革委会领导成员把认真看书学习和调查研究结合起来,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促进了革命和生产的发展。
江华县山多田少,过去吃粮靠国家。
1968年冬,县革委会成立后,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狠批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破“江华落后论”,由六名常委分别带领调查组,对全县大部分山水和公社进行调查研究,开展了认识江华、改造江华的战斗。
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战,江华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向国家提供的木材、桐油、蜂蜜、茶叶、药材、兽皮等,一年比一年多。
1970年不但结束了吃粮靠国家的历史,还卖给国家七百多万斤余粮,成为全省农业学大寨的先进集体。
在大好形势下,江华县委和县革委会为了制定新的农业发展规划,进一步改变江华的面貌,决定在全县进行第2次全面的调查研究。
但是,县领导班子内有人认为,江华的情况都清楚了,只要作一个方案照着干就行了。
针对这种思想,县委引导大家结合第1次全县调查研究前后的实际情况,认真学习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毛主席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等著作。
通过学习,大家深深感到,革命在发展,情况在变化,不能靠一次两次调查研究,就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唯物论的反映论;
坐在办公室里出思想、拿方案,则是唯心论的先验论。
认识提高以后,县委和县革委会领导成员迈开双脚,带领调查组,一个一个公社,一座一座山岭,一条一条河流,进行过细的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进一步认识了江华,并且在调查研究中虚心向群众请教,认真改造世界观。
大圩区是江华县1970年唯一减产的地方。
县委书记张洪臣来到这里后,有人说,大圩减产是由于风不调,雨不顺。
他便深入到各种不同类型的社队进行座谈了解,摸清了关键在于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不够,战天斗地的信心不足。
在调查中他发现这个区的两岔河公社焦源大队,地处一千多米的高寒山区,土质薄,水温低,田少分散,年年遭受风、虫、兽等灾害的袭击,但大队领导班子在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指引下,带领瑶、汉族人民团结战斗,近两年连续获得林、粮双丰收。
他和区社干部认真学习和总结了焦源大队的先进经验,用这个先进典型对全区各级干部普遍进行了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加强了领导班子的思想建设,有力地推动了全区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发展。
1971年大圩区在遭受严重干旱的情况下,早、中稻获得了有史以来的大丰收,晚稻也比1970年增产。
这位县委书记深有体会地说:
“坚持调查研究就是按照辩证唯物论办事,多调查一次,就多洗刷一次唯心精神,就又一次地提高路线觉悟。”
这一次的全县调查,县领导干部花了五个月时间,跑遍了全县三十七个公社、四百多个大队、二千多个生产队。
通过艰苦的调查,在掌握了大量实际材料的基础上,他们制订出了五年农业学大寨的规划。
现在,江华县委、县革委会的领导成员,正团结一致,率领全县人民打响了凿石引水,劈山造田的战斗。
江华县委、县革委会领导成员,在调查研究中,特别注意反复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把学习和总结当前斗争的经验结合起来,进一步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
这个县有个“下雨三天遭洪水,大晴三天火烧山”的后进公社,粮食产量低,年年靠国家支援。
公社革委会成立后,狠抓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发动群众自力更生疏通河道,兴修水库,修筑山塘,植树造林,改善了水利条件,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湖南省的先进单位。
在成绩面前,公社党委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放松了抓阶级斗争,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机刮起一股破坏集体经济的妖风,使革命、生产受到了损失。
事情发生后,县委和县革委会领导成员立即到这个公社进行调查研究,和这个公社的领导成员一起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
这个公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深刻地说明:
对于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县领导成员总结了这个公社的教训之后,就在这个公社召开了区、社第一把手参加的县委常委扩大会议。
会上,请这个公社的领导干部介绍经验教训,然后组织到会成员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认真学习党的两条路线斗争史,联系现实斗争实际,进行对照检查,使大家受到了一次十分深刻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会后,县委、县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和各级领导干部,都自觉地深入到阶级斗争比较尖锐、复杂的社队,充分发动群众,大学习,大揭发,大批判,教育了群众,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进一步巩固了农村社会主义阵地。
这个公社的干部也认真接受教训,反骄破满,批修整风,带领群众不断前进,使全社重新跃入先进行列。

b2-有错就改

有错就改
1971年秋天,安徽省利辛县柳西公社皮棉征购任务刚完成百分之九十左右,县革委会突然在电话会议上,表扬他们超额完成了征购任务。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公社党委书记孙琦问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和其他委员,都说不知道。
他又急忙去供销社,才把问题搞清楚,原来是统计员粗心大意,把收购别的公社的皮棉错加在柳西公社的账上,报到了县里。
问题搞清楚后,孙琦决定立即向领导说明情况,纠正错误。
这时,公社有个干部提议说:
“咱们有的是棉花,抓紧时间完成任务,把数字补上就是了,何必要改正。”
老孙回答道:
“数字是要补上,可这个荣誉咱们不能接受。
报错了就应该立即纠正,如实向上汇报。
咱们没有完成任务,受到表扬,心里不自在,脸上不光彩。”
那个干部觉得老孙的话句句在理,就及时向县里重新汇报了柳西公社棉花入库的数字。
这几年,柳西公社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做出了很大成绩,多次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
有一次,当地报社通讯员采写了一篇通讯,向孙琦征求意见。
他认真地看了好几遍,仔细核对事实,对稿中写得不准确的地方作了六七处修改。
修改后,大家围在一起看,有的说改得好,也有的说:
“只要有这一回事,形容过点头没有啥。”
孙琦恳切地说:
“写稿子是宣传毛泽东思想,要真实准确,不能有半点虚夸掺假。
做其它工作也是一样,如果弄虚作假,上级不能掌握下面的真实情况,就无法进行正确的分析、判断和指导,党的事业就要受到损失,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
据新华社

b2-黑格准将为首的先遣组离上海回国

黑格准将为首的先遣组离上海回国
新华社1972年01月10日
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亚力山大·黑格准将为首的先遣组,在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了技术安排,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参观访问以后,10日下午乘专机离开上海回国。
黑格准将一行07日离开北京去上海、杭州时,我国政府有关方面负责人李耀文、杨德中、章文晋、王海容、高富有、张颖、彭迪、刘澄清、张瑞霭、任继胜、朱传贤、唐闻生、沈若芸等,到机场送行。
于桑、熊向晖、马仁辉、韩叙、彭华、刘远、王笑一、章含之等有关方面负责人,陪同黑格准将等前往上述两地。
美国客人在上海,受到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洪文、徐景贤和上海市有关方面负责人冯国柱、张振亚等的接待和宴请,并观看了文艺演出。
在杭州,他们受到了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赖可可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周文江、杨家骏、方明等的接待和宴请。
美国客人在北京期间,参观了工厂、人民公社和医院,游览了故宫、长城等名胜古迹。
在上海期间,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会和少年宫。
在杭州期间,游览了西湖风景区和古迹。
黑格准将一行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上海时,从北京陪同他们到外地的我国政府有关方面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均往机场送行。

b3-一壶水温暖战友心

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遵照毛主席关于“干部爱护士兵”、“士兵拥护干部”的教导,在执行各项任务的过程中,继承和发扬我军“官兵一致”的光荣传统,处处洋溢着亲密无间的战友情谊。
一壶水温暖战友心
一天,天气严寒,连队开始了长途行军训练。
连长樊胜信带病走在全连的前面,领着大家翻山越岭,爬冰卧雪,奋勇前进。
忽然,他想起战士丁树宝犯了胃病,早饭吃得不多,很不放心,转身跑到丁树宝跟前,一面亲切地问他现在身体怎么样,一面夺过他的机枪,背在自己身上。
樊胜信见丁树宝嘴干得厉害,马上从身后拉过水壶,想给他喝口水,可是打开一看,壶里的水已经冻成冰疙瘩了,一滴水也倒不出来。
望着唇焦口渴、带病行军的战士,樊胜信又心疼又焦急。
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大地一片冰封,怎样才能给战士弄到一点水喝呢?
他想起毛主席关于“官长必须爱护士兵,不能漠不关心”的教导,毅然把水壶揣到自己怀里,决心用自己的体温化开壶中的冰水。
冰冻的水壶冰得他的胸口一阵阵发麻,但他咬牙坚持再坚持。
他想到丁树宝有胃病,喝凉水会使病情加重,便不顾自己身体不好,尽量把水壶往贴身的地方压,继续给凉水加温。
冰化了,水温了。
当丁树宝接过带着连长体温的水壶时,感动得流下了热泪,他激动地说:
“连长,你对咱真是太关心了!”

b3-临危不惧救亲人

临危不惧救亲人
去年06月的一天,副指导员刘根发和战友们正在地下通道接连处紧张地施工。
突然,安全员大喊一声:
“要塌方!”
只见十几立方米的泥土正朝新战士苟培元的头部压下来。
刘根发一个箭步跨上去,把苟培元推出了险区,一转身又发现新战士郑礼祥也在险区之中。
此刻,刘根发只要后退一步,就可以安然无事。
但他心里只有战友,忘了自己,迅速扑上前去,猛力将郑礼祥也推出险区,而他自己却被塌下来的泥土埋住了。
“副指导员!”
“副指导员!”
被刘根发救出来的战士含着热泪呼喊着,焦急地和大家一起涌上前去,拚命扒土,抢救刘根发。
不一会,刘根发的脸部和胸部露出来了。
他慢慢睁开双眼,吃力地说:
“战士们……怎么样?”
说着又昏了过去。
战士们一面不断亲切地呼唤着“副指导员,副指导员!”
一面倾全力进行抢救。
经过近三个小时的紧张战斗,刘根发脱险了。
指战员们都赞扬他是“临危不惧救战士的好干部”。
部队党委为了表彰刘根发的爱兵事迹,给他记了二等功,并号召广大指战员向他学习。
新华社通讯员

b3-互相关心互相爱护

互相关心互相爱护
一天,铁道兵某部一支队伍来到某地,住在一个放了假的学校的四合院里。
这天天气很冷。
通信员小刘想到赵副政委身体不好,几天来坚持和大家一起行军,工作十分辛劳,为了让他晚上休息好,便选了一间比较暖和的小屋,抱了一些麦秸,把副政委的铺安排在里面。
晚饭后,赵副政委来到住所,听说小刘把他安排在里间睡,知道这是战士们对自己的关怀,很受感动。
但他想起毛主席亲手培育的我军“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觉得越是在艰苦的条件下,干部越是要同战士同甘共苦。
于是,他在外间最边上挤了个地方,铺开了被子。
然后对战士们说:
“同志们好好休息,明天还有新的任务!”
说完就参加会议去了。
战士们见赵副政委把铺搬了出来,想起他几天来带病工作的情景,很受教育。
几个人一合计,又把副政委的铺搬到里间,大伙的被子一一拉开距离,外间就没有空的地方了。
深夜,赵副政委开会回来,发现自己的铺又搬到里间,一股暖流传遍全身。
他走近熟睡的战士跟前,给战士们盖好被子,又把自己的大衣盖在病号小曹身上,才进屋休息。
半夜里,通信员小刘站岗归来,发现赵副政委只盖了一条薄被子,急忙脱下自己的大衣,轻轻盖在副政委身上。
第2天一早,小曹和副政委都发现自己盖的多了一件大衣。
官兵之间互相关怀的深厚战友情谊,把大家都深深地感动了。

b3-从政治上关怀战士

从政治上关怀战士
新战士王爱国到部队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情很高。
因为他识字不多,学起来很困难。
指导员牛二丰看到这种情形,很替他着急。
毛主席关于“学好了文化,随时都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导,使牛二丰认识到,干部不仅要在生活上关怀战士,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关心战士。
打这以后,牛指导员就每天抽出一定时间辅导王爱国学习文化。
在牛指导员的热情、耐心帮助下,几个月的工夫,王爱国就能够自己阅读和默写毛主席著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了。
这时,牛指导员又和他一起学习毛主席有关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导,提高他学以致用的自觉性。
王爱国在牛指导员的帮助下,进步很快。
他担任饲养员工作后,不怕苦,不怕累,工作认真负责。
一天,一头小猪生了病,他按照毛主席关于“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的教导去做,把小猪抱到自己宿舍里,熬米汤,灌药水,给小猪治好了病。
他还学着试制糖化饲料。
经过多次实践,终于试制成功了糖化饲料。

b3-图片

人民解放军某部“济南第1团”党委成员发扬我军光荣传统,经常深入基层,认真贯彻落实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密切了官兵关系。
图为党委书记、政委王祥义在训练出发前,帮助战士整理背包。
 新华社稿

b3-沿着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奋勇前进记临汾旅新老战士发扬我军光荣传统的事迹

沿着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奋勇前进
——记“临汾旅”新老战士发扬我军光荣传统的事迹
人民解放军南京部队“临汾旅”是一支为人民屡建战功的英雄部队。
1948年春天,这支部队为解放山西临汾作出了贡献,被授予“光荣的临汾旅”称号。
二十三年来,一批又一批的新战士编入“临汾旅”的序列。
经受过革命战争锻炼的“临汾旅”老一代战士,为了按照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加强部队建设,经常深入连队,传授我军的光荣传统和好作风,使“临汾旅”的新战士,始终朝气蓬勃地前进在毛主席指引的光辉道路上。
永远和人民打成一片
“党教育我们不怕牺牲,
永远忠诚于人民。
没有人民的支援,友邻的协同,
哪有‘临汾旅’的光荣!”
去年07月,在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中,“临汾旅”老一代战士率领一百五十多名新战士,唱着这首《光荣的临汾旅》之歌,前往临汾,联系当年解放临汾的战斗情景,组织大家学习我军来自人民,服务于人民,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光荣传统。
大家深刻地体会到:
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是我军力量的源泉和胜利的保证。
带领新战士到临汾来的是当年为解放临汾,曾经浴血奋战七十多天的“临汾旅”老战士李元喜。
他回到临汾,心情很激动,谈到了许多“军民骨肉亲,并肩杀敌人”的动人事迹。
他一到临汾就带领大家前去看望贫农老大娘陈牡丹。
这是一位同人民军队有着骨肉情谊的英雄妈妈。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了人民解放事业,她把大儿子和二儿子都送上了前线。
二儿子在临汾战役中光荣牺牲了,她又把三儿子送去参加解放军,并且一再嘱咐:
“孩子,到咱自己的队伍里,象你哥哥那样,为了解放普天下的受苦人勇敢战斗!”
李元喜带着新战士来到英雄妈妈的身边,激动地说:
“大娘,‘临汾旅’的战士来看望你老人家来了!”
大娘看看鬓发斑白的老战士,又看看英姿勃勃的新一代,象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不住地抹着喜悦的泪花,叙述了许多对子弟兵的殷切期望。
英雄妈妈的事迹和她对战士们的期望,使新战士们受到了一次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
告别了英雄的妈妈,李元喜领着大家走上一条宽阔的柏油马路,回顾当年军民在这里并肩战斗的事迹。
这条柏油马路下面,是我军当年解放临汾时的一个突破口。
那时,“临汾旅”奉命在这里挖地道爆破城垣,工程相当艰巨。
当地人民群众知道了,立即主动赶来支援。
在四十多个日日夜夜里,英雄的军民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冒着敌人的炮火和施放的毒气,不停地挖掘地道。
一个战士牺牲了,群众掩埋好烈士的尸体,接过他的铁锹继续前进。
他们挖了七里多长堑壕和地道,一直挖到临汾古城堡下,用万斤炸药爆破了城垣,为攻克临汾打开了胜利的通道。
李元喜激动地对年轻的战士们说:
“临汾战役七十二天,我们就这样在人民的全力支援下战斗了七十二天,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是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伟大胜利!”
当年的战场,今天的课堂。
在短短十五天的日子里,李元喜就这样领着“临汾旅”的新战士,走遍了当年战斗过的村庄和阵地,访问了一百多户老民兵、支前模范和贫下中农。
通过学习、访问,“临汾旅”的新战士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在向临汾人民告别的时候,他们表示,一定要发扬革命传统,向人民学习,永远和人民打成一片,争取更大光荣!
让艰苦奋斗的传统发扬光大
“临汾旅”老一代战士常对青年战友说:
“艰苦奋斗是我军的光荣传统。
我们要永远走革命前辈走过的路!”
为了让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在“临汾旅”新战士身上放射出新的光辉,他们付出了巨大的辛劳。
一个深秋的夜晚,“临汾旅”的一部分指战员奉命离开繁华的城市,开赴偏僻的山沟。
这里,山峦起伏,树木稀少,漫山遍野都是荆棘和杂草。
“临汾旅”老一代战士亲自带领年轻一代,在艰苦的环境里学传统,练作风。
山区营地没有房屋住,他们就到十几里外的山上砍来一些树杈在山坳里撑起来,搭上块雨布宿营。
半夜里,强劲的山风把雨布卷走了,老战士们就把新战士召集在一起,给大家讲战争年代的革命故事,迎接黎明。
严冬季节来到了,战士们在山坡上盖起一排排低矮的草房,用黄泥垒成泥炕、泥桌。
一场风雪过后,新修草房还没有干透,泥墙上结满了白花花的冰霜。
在寒气逼人的冬夜里,老战士领着大家在煤油灯下聚精会神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革命英雄事迹。
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得大家心明眼亮,他们把在艰苦的环境里进行锻炼当作幸福。
战士们说:
“我们没有走过长征的路,今天在山沟里补上这一课。
我们要永远前进在光荣的道路上。”
“临汾旅”老战士尹福元,是一位在山东孟良崮战役中荣获“三级人民英雄”称号的老英雄。
为了把我军的革命传统传给年轻一代,他日日夜夜蹲在山沟里,同大家摸爬滚打在一起。
寒风凛冽的早晨,他领着大家爬山,磨练意志;
烈日当头的中午,他伏在坎坷不平的山地上,给连、排长作示范,提高他们的指挥能力;
漆黑的夜晚,他戴上老花镜,和战士们一起坐在煤油灯下,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结合自己的战斗经历,给大家讲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讲我军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传统;
夜深了,他又带领“夜老虎”连行进在荒山峻岭之中。
一个烈日炙人的晌午,五连连长陈光玉带领战士到山地进行战术训练。
尹福元一直紧紧跟在他的身边,进行具体的“传帮带”。
当战士们刚要越过一条沟坎时,突然遇到“敌人”的火力阻击,应该立即下令就地隐蔽。
陈光玉看到沟坎下一片泥水,心里犹豫了一下。
尹福元飞快赶上前去,对陈光玉说:
“作为一个指挥员,爱兵要爱在根本上。
训练就是为了战斗。
战斗演习时舍不得让战士在泥里爬、水里滚,让他们锻炼出一身能吃苦的毅力,打硬仗的本领,战时怎么能减少伤亡呢?”
尹福元的这些话,给了陈光玉很大教育。
训练结束时,陈光玉见尹福元累得气喘吁吁,浑身衣服都被汗水浸湿了,便赶忙把水壶送到尹福元面前。
喉咙早就干得冒烟的尹福元,想起新战士孟亚非刚才在烈日下晕倒过,连声说:
“我不渴,快把水送给孟亚非!”
陈光玉看老首长累得那么利害,还一心想着战士,心里更加感动。
他想:
老首长,我明白了,你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让我懂得了怎样爱兵,又怎样带兵,懂得了练兵要走艰苦的路,既要严格锻炼战士,又要热情关心战士!
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战士的心坎上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临汾旅”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建立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保证了部队从胜利走向胜利。
今天,“临汾旅”的老战士们又把做好政治工作的传统传给了年轻一代。
去年春末夏初,六连在农场执行生产任务,七百亩稻田急需插秧。
为了帮助六连指导员黄圣龙在繁重的任务面前学会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临汾旅”老战士宋孔广来到了连队。
他放下背包,把鞋袜一脱就下田了。
他一边插秧,一边向战士了解情况,休息时便给大家讲南泥湾的传统,讲战争年代部队一面打仗、一面生产的故事,说得战士们一个个生气勃勃,斗志昂扬。
插秧归来,战士们都去食堂吃饭了,宋孔广又利用这段时间给大家读了当天的报纸,一边读一边讲,战士们饭吃完了,他的时事讲话也讲完了。
一天夜晚,战士们都睡熟了,宋孔广把六连指导员黄圣龙叫到自己身边,向他谈了自己在劳动中了解到的几件新事:
共产党员戴长高和几个战士浸稻种三千多斤,一夜没合眼;
三班长刘庆年不会拔秧,跪在秧田里拔,膝盖磨肿了,仍然不下“火线”;
新战士汪光华刚到连队就买了几个笔记本,已经开始写学习《为人民服务》的心得笔记。
宋孔广对黄圣龙说:
“过去,我们当指导员的时候,都亲自把政治工作做到突击班、突击排,那里最艰苦、最危险,就把政治工作做到那里。”
黄圣龙一边听宋孔广讲,一边想着宋孔广几天来一直和战士风里来雨里去,生活、战斗在一起的情景,深受教育。
他决心象老首长那样,把革命的光荣传统接过来,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第1线。
宋孔广在六连蹲了五十多天又到别的连队去了,他带来我军的优良传统作风留给了黄圣龙。
黄圣龙卷起铺盖住进了班排,把政治工作做得扎扎实实。
行军路上,他带领共产党员坚持开好党的小组会;
抗旱斗争中,他和战士一边挑水,一边谈心。
烈日下,战士潘谊金突然晕倒了,他急忙跑来,一边喊卫生员给小潘针灸,一边把水壶送到小潘的嘴边,并且让小潘回去休息。
歇息时,他又在田头表扬潘谊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鼓励大家向潘谊金学习。
战士们赞扬黄圣龙政治工作做得好。
黄圣龙说:
“这一套都是老首长教给我的呀!”
军民团结紧,胜利向前进
许多年来,“临汾旅”的老战士们,满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一点一滴地向新战士进行传统教育,使部队始终沿着毛主席的建军路线胜利前进。
当年,老一代战士在临汾战役中苦战七十二天,一举解放了晋南平原上的重镇临汾。
今天,新战士们发扬老前辈的革命精神,同兄弟部队一起,奋战一百多个昼夜,把皖西地区的百里长湖之水驱入淮河,锁住了千年水害,开垦出十三万六千亩良田,又为人民立了新功。
当年,老一代战士爱护群众的一草一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遵纪爱民,秋毫无犯。
今天,新战士们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又使我军“拥政爱民”的老传统放出了新的光辉。
一次,几个战士为了军事需要,砍了群众一点树枝做伪装。
指导员知道了,不但按价作了赔偿,而且亲自到生产队作了自我批评。
社员们说:
“你们还是和当年的八路军、新四军一个劲啊!”
当年,老一代战士为革命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在硝烟弥漫、弹片纷飞的战场上,从不考虑个人的安危,却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时时记在心上。
今天,新一代战士同样英勇无畏,同样心中只有群众。
他们在一次横渡长江的训练中,充分地显示了人民军队的这种本色。
渡江这天傍晚,狂风大作,暴雨倾盆。
“是强渡还是改期?”
“临汾旅”新战士想:
比起革命前辈当年冒着敌人的炮火渡江,今天这点风雨根本算不了什么!
他们齐声朗读毛主席的伟大教导:
“大风大浪也不可怕。
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一致决心发扬我军一往无前的精神,迎着风浪前进。
渡江第一船的侦察连战士同五十多岁的船工侯大娘和她的一家人首先迎着狂风暴雨驾船出发。
黑夜茫茫,江水浩荡。
小木船在风浪中剧烈地颠簸着,一会儿被推上浪峰,一会儿摔进浪谷,几次出现翻船的危险。
在这艰难险阻面前,英雄的战士们十分关心船工一家人。
一排长林永根脱下雨衣,披在侯大娘身上抵御风雨;
战士范天华时刻守候在侯大娘身边,随时准备如果翻船遇险,他就全力救护侯大娘一家人。
侯大娘也十分关心战士,在急浪打船船欲翻的危急时刻,始终紧紧稳住船舵,高声鼓励战士:
“同志们坐稳,有我们在,就有你们在!”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在军民同心协力下,小船越过激流,穿过漩涡,胜利地征服了长江。
事后,战士叶银根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万里长江万里浪,风雨送我过大江。
军民团结如一人,千难万险无阻挡。”
 新华社记者

b4-力截巨石

力截巨石
去年09月的一天,参加建设湖北应城金山店铁矿的民工们,在峭壁上进行紧张作业。
突然,一块松动了的巨石顺着山坡向下滑动。
如不赶快截住,就会危及正在崖下干活的几十个阶级兄弟的生命。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民工胡三顺挺身而出,一个箭步冲了上去,用钢钎和双手抵住巨石。
由于巨石来势猛,压力大,小胡两手发麻、两腿发软。
这时,他的耳边响起了毛主席的教导:
“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他顿时产生了无比的力量。
他象钢浇铁铸的一般,使尽全力,两手紧紧推住巨石,左脚牢牢抵在坡上,右腿死死顶着钢钎,直到其他工人赶来,排除了险情,避免了一场严重事故。

b4-努力提高矿石自给率湖北冶炼厂狠抓矿山生产建设的调查

努力提高矿石自给率
——湖北冶炼厂狠抓矿山生产建设的调查
这篇报道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切钢铁和有色金属联合企业,都要狠抓矿山建设,大打矿山之仗,把生产建设的重点转移到矿山上来。
一个包括采矿、选矿、冶炼的联合企业,究竟是首先大打矿山之仗、促进冶炼的发展呢,还是只注意抓冶炼、不重视抓矿山?
也就是说,是搞“有米之炊”呢,还是搞“无米之炊”?
这是在如何发展冶金工业问题上两条路线的斗争。
事实证明,只有把重点移到矿山上来,冶金工业的发展才能多快好省。
湖北冶炼厂的成本所以能降低,产量所以能上升,质量所以能提高,就是因为它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狠抓了矿山建设,提高了精矿粉的自给率。
因此,希望一切有条件的冶炼企业,重视和实践这个经验。
 编者
湖北冶炼厂是一个包括采矿、选矿、冶炼的大型有色金属联合企业。
十多年来,这个厂围绕抓不抓矿山的问题,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抓矿山,促冶炼
在建厂的过程中,广大职工根据当地丰富的矿藏资源条件,一直主张抓紧矿山建设,争取原料自给。
但刘少奇及其代理人顽固地推行“抓中间,带两头”的反动方针,只重视抓冶炼,不注意抓矿山。
到文化大革命前,这个厂的精矿粉自给率只有百分之十二。
工人们气愤地说:
“湖北冶炼厂身在宝山,捧着金饭碗到处讨饭。”
针对这种情况,1970年,这个厂的革委会首先把生产建设的重点转移到了矿山上去,一手抓老矿,努力挖掘生产潜力,扩大储量,增加产量;
一手抓新矿,承担一部分基本建设项目,与基建队伍共同加速建设。
全厂掀起了轰轰烈烈大打矿山之仗的群众运动。
经过艰苦努力,去年精矿粉的产量,比前年增长了一点四倍。
原料自给率,比前年增长了一倍以上,比文化大革命前增长了二点四倍。
抓了矿山,就有力地促进了冶炼。
去年以来,这个厂的冶炼生产发生了三个显著变化:
一、生产逐步由被动转为主动。
过去由于绝大部分原料要从外地调运,供应时松时紧,质量时高时低,炉子经常处于“等米下锅”的半饥半饱状态,无法组织均衡生产。
现在原料自给率提高了,供应比较稳定了,这样,就取得了领导生产的主动权。
二、产量增加,质量提高。
去年的产量比前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以上。
反射炉、转炉的产量都大大超过了设计能力,产品质量也显著提高。
三、成本大幅度降低。
现在每一吨产品的成本要比过去降低百分之二十。
要打矿山仗,先打思想仗
在大打矿山之仗的战斗中,这个厂坚持抓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进行了三破三立。
破“冶炼中心”的谬论,立采、选、炼综合平衡的思想。
厂领导根据有的部门和矿山争设备、争材料、争人员的情况,组织广大职工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
“确切地计算原料的生产,……是我们每一种国营工业和合作社工业从开始进行的时候就必须注意的。”
并联系本厂在矿山建设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批判“冶炼中心”的谬论,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冶炼对矿山的依赖关系。
要发展冶炼生产,必须狠抓矿山建设,积极搞好采、选、炼的综合平衡。
这样,全厂才能逐步把生产建设的重点转移到矿山上,不仅在资金、设备、材料、人员上做到了优先保证矿山的需要,而且全厂供销、动力、机修、运输等部门也都走上了为矿山服务的轨道。
破“建矿无能为力”的论调,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
前年,厂里召开会议,讨论一个新矿山的建设问题。
有的同志提出,为了使这个矿尽快形成生产能力,应该主动配合基建部门,组织力量承担部分扫尾工程。
有的同志却认为:
冶炼厂是生产单位,兴建矿山无能为力,基建部门应该一包到底。
厂领导发动大家,把两种意见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来分析。
使大家认识到:
所谓生产单位建矿无能为力,实际上是“等、靠、要”的思想在作怪,这不符合毛主席倡导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革命路线。
最后,决定担负起部分扫尾工程做到了边建设、边试车、边生产,加快了矿山的建设速度。
破懦夫懒汉的思想,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一般地说,矿山建设,比其他建设更苦、更累、更难。
领导矿山建设,要有一股很大的革命干劲,要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
为了培养这种精神,厂领导狠抓思想革命化这个根本,不断破除怕苦、怕累、怕难的懦夫懒汉思想,以“愚公移山”的革命精神,领导群众,大打矿山之仗。
前年,这个厂抽调了五十多名干部充实矿山各级领导班子。
这些干部朝气蓬勃地战斗在生产第1线,带领群众前进,受到了矿工的好评。
领导深入下去,切实解决问题
要打好矿山仗,领导必须深入生产第1线,细致地调查研究,切实地解决问题。
有个矿是全厂有名的“老大难”单位。
问题在哪里?
厂里的主要负责干部,亲自到这个矿进行调查研究。
经过深入了解,才发现这个矿落后的主要原因是有坏人暗中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破坏正常的生产秩序。
他们在深入开展“一打三反”和整党建党运动中,发动群众揭开了阶级斗争的盖子,揪出了一小撮兴风作浪的阶级敌人,狠狠打击了无政府主义的歪风邪气,迅速扭转了这个矿的落后面貌。
新建的另一个矿,由于选矿厂设备安装质量不好,卡住了整个矿山生产的脖子。
矿石挖出来了,就是选不出来。
在这个矿蹲点的厂领导干部抓住这个问题,带领一个有工人、干部、技术人员参加的攻关小组,从破碎开始,一道道工序进行检查。
他们发现选矿上不去的关键是球磨机运转不好,就解剖了一台球磨机,终于找到了运转不好的关键是传动部分磨损太大,于是立即组织厂机修车间进行加工修理,提高了选矿效率。
这个矿的氧化矿含泥巴太多,过滤效率低,造成了沉淀池大量跑矿的现象,浪费很大。
这个领导干部又召开了工人座谈会,发动大家出主意,想办法,一面改进过滤机,一面扩大沉淀池,提高了金属回收率。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b4-图片

在甘肃省安西县双井子铁矿,一批女青年正在成长为开发矿业的新生力量。
 新华社供稿

b4-在挖掘潜力上大做文章

在挖掘潜力上大做文章
矿山村矿这个小选矿厂建设的成绩是宝贵的,创造这些成绩的精神尤其宝贵。
这种精神就是工人们提出的“决不乱花国家一分钱”的革命精神,也就是千方百计挖掘企业内部潜力的革命精神。
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不断发展,新厂要达到设计能力,老厂要扩大生产能力,到处要材料、要设备、要人力,这一切从那里来呢?
应该主要从挖掘企业内部的潜力而来。
象这个小选矿厂那样,发扬“决不乱花国家一分钱”的革命精神,搞技术革新,搞修旧利废,搞节约代用。
别人废了的设备,他们修起来用;
别人丢掉的材料,他们拣起来用。
把一切可以挖掘的潜力统统挖掘出来,把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统统节省下来。
结果,建设时间缩短了七分之六,建设投资节约了十分之九。
投产两年多创造的总产值,相当于所用投资的二十倍以上。
可以说,这个一年处理十多万吨矿石的小选矿厂硬是挖潜力挖出来的。
目前,还有一部分企业,在挖潜力上下的功夫还是很不够的。
在一些企业里,不但废弃了的材料和设备,没有利用起来,就是现有设备的能力,也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应该说,我们企业中的生产潜力还是很大的。
这种潜力,不挖,就被长期埋没起来;
挖了,就能立即发挥出来。
不挖,生产就会少慢差费;
挖了,生产才能多快好省。
因此,解决材料、设备、人力不足的困难,是主要靠向上伸手要,还是主要靠自己动手挖,的确是一个路线斗争觉悟的问题。
在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指示我们:
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
现在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为了支援世界革命,就要继续保持“节省每一个铜板”的革命传统,发扬“决不乱花国家一分钱”的革命精神。
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在挖掘潜力上大做文章。
这个小选矿厂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
宣扬这样的事迹,推广这样的经验,开展一个挖掘企业内部潜力的群众运动,这是一切工业企业领导者的责任。

b4-多快好省的颂歌

多快好省的颂歌
在邯郸冶金矿山公司矿山村矿的一个山坡上,一座小选矿厂在正常运转。
这个工厂虽是新建的,但它的绝大部分设备却是破旧的。
传送带打满了补钉,球磨机露着布满铁锈的机身。
这个厂投产两年多来,就靠着这些破旧的设备,创造着出色的生产成绩,成为多快好省的一个典型,吸引着前来参观的全国几百个冶金企业职工的注意。
这个小选矿厂的建设时间只相当于常规速度的七分之一,建设投资只相当于同类选厂的十分之一。
投产以来,它的精矿粉品位、金属回收率、设备作业率都达到了国家要求。
为国家创造的总产值已相当于国家投资的二十倍以上。
这个小选矿厂是怎样建成的呢?
1968年10月间,三个月要建成小选矿厂的消息,在矿山村矿引起了震动,人们纷纷议论。
不少人感到很兴奋,但是,也有少数人怀疑、反对甚至挖苦讽刺。
有人说:
过去我们建个破碎车间,工程量不到这次的一半,又有专业施工队伍,还花了一年半时间。
现在三个月要建成选矿厂,真是异想天开!
有人说:
建选矿厂,又不是捏泥人,没那么容易。
要有新设计,要有好设备;
三个月,光准备的时间也不够,不要说建成了。
可是,决心三个月建成小选矿厂的领导干部杨春泽、工人王志富等多数人毫不动摇,坚决表示:
我们不迷信“爬行主义”的老“黄历”!
干革命就得“只争朝夕”。
大家说干就干,短短几天,就找来了大量废旧设备和部件,选好了厂址,制定了一个周密的建设方案。
按照常规,选厂设计就要两个月的时间。
杨春泽把手一挥,对大家说:
光设计就把建厂时间报销了三分之二,这可不行,我们要闯出一条多快好省的新路来!
1968年10月30日早晨,一支由工人、领导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三结合建设队伍,迎着朝阳,登上了建选厂的山头。
他们有的竖起木杆,拉开皮尺,进行土法测量;
有的抬着一筐白灰,在山坡上就地画图。
这儿是破碎车间,这儿是一次球磨,这儿是磁选……不到一个上午,建设蓝图就画出来了。
选厂用的两台鹗式破碎机,在废料库里沉睡了多年,布满铁锈。
当把它运到工地时,有的人以嘲笑的口吻说:
不愧是破碎机,真是又破又碎。
这玩艺出铁锈可以,哪能出得了精矿粉!
这时,有人听说公司仓库里存放着两台崭新的破碎机,建议把它弄来装上。
大多数人坚定地说:
我们建的这座选矿厂,就是要修旧利废,就是要多快好省,省下新设备,让国家再建选矿厂!
“一颗红心两只手,那怕困难九十九;
只要人的思想不生锈,再锈的机器也能修!”
老工人说得响亮,干得漂亮,终于把废弃的设备修成了能用的设备。
他们找来的两台球磨机,是一个选矿厂淘汰下来的,支离破碎,只剩下一个外壳,肚子里需要镶锰钢衬板,这种材料根本找不到。
他们经过反复研究,决定用旧钢轨来代替。
可是,球磨机的内径才一点三米,机口就更小,只有四十厘米。
要在这个闷葫芦里镶焊成百块的衬板,加上烟熏火燎,刺鼻呛眼,工作条件十分困难。
可是,大家争先恐后抢着干,经过五天的艰苦奋战,就镶好了全部衬板。
工程在前进,斗争在继续。
在浇注球磨机基础时,由于木材供应不足,影响工程进度,怎么办?
经过反复试验,他们就采取加强保温等办法来加速模板周转。
一次,模板刚拆下来,有人只摸了一下表层,就得出结论说:
基础不牢,要崩掉重打。
工人们想,本来不成问题的事,为什么要找岔儿!
最后他们明白了,要实现多快好省,就得和少慢差费斗。
于是,他们坚定地说:
我们干的活,我们心里有数,谁想崩掉这个基础,就是想崩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就是想崩掉工人阶级的志气!
他们顶住了冷风,保住了基础。
在建厂的日日夜夜里,他们时时不忘节约,处处不忘节约。
参加筹建小组的六个职工,每人都订有一个小本子,随时把选厂的每一笔开支记下来。
每天无论忙到多晚,身体多累,收工以后,他们都聚集在灯下,用毛主席关于“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的教导,衡量当天的花销。
一次,皮带机上需用二百多个开口肖子,每个不到一分钱,买不买呢?
他们经过研究,提出用工地上扔掉的半截铁丝头来代替。
这一笔开支就这样节省了。
这正象他们经常说的:
宁愿多流点汗水,多费点脑筋,也决不乱花国家一分钱。
他们花钱不光算经济账,也算政治账。
该花不该花,首先得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衡量。
在选择尾矿坝址时,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占用农田,既省工,又省钱;
不占用农田,要多花一两万元。
占不占呢?
当时,干部和工人们望着肥沃的耕地,想到毛主席关于“以农业为基础”的教导,异口同声地说:
不能占!
他们又翻过几个山头,选中了一个废石沟,这就要增加四百多米管道,两段泵站,还得开凿一个七十四米长的涵洞。
虽然加大了一些投资,多用了一些工时,但却保住了农田,排出的废水还可以浇地。
大家都说:
这个钱,花得值;
这个工,用得对。
整个选厂工程没有占用一分农田。
1969年01月17日,这个年处理矿石十多万吨的小选矿厂提前十多天建成了。
当乌黑闪亮的精矿粉源源注入沉淀池的时候,山上山下响起了一片掌声。
这掌声是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伟大方针的赞赏,是对多快好省的建设路线的颂扬。
 本报通讯员

b4-抢修线路

抢修线路
去年08月22日,大风呼啸,大雨滂沱,甘肃白银露天矿一采场九十多米高的南坡塌方了。
一时,乱石飞滚,高压电柱连根掀起,电铲不动了,钻机不响了。
消息传来,动力车间外线工人焦急万分。
他们马上组成了抢修突击队,立即奔赴采场。
他们不顾风吹雨淋,不怕碎石砸碰,开始了抢修线路的战斗。
老工人一马当先,青年工人奋勇争先。
有的立杆、架线,有的放线、接线。
食堂的同志得知突击队没有时间吃饭,马上把饭菜送到采场。
大家为了抢时间,谁也顾不得吃饭。
突击队这种忘我的精神,使炊事员深受感动,他们也卷起袖子,同工人们并肩战斗。
经过四个小时的突击抢修,电线凌空架起,采场上电铲摇动,钻机轰鸣,又恢复了正常生产。
战斗的人们,露出了胜利的笑容。
(本报通讯员)

b5-亚非拉人民团结组织执行书记处发表声明谴责美朴集团加剧朝鲜紧张局势

亚非拉人民团结组织执行书记处发表声明
谴责美朴集团加剧朝鲜紧张局势
新华社哈瓦那1972年01月05日
亚非拉人民团结组织执行书记处1971年12月22日发表声明,谴责朴正熙傀儡集团在美帝的指使下,宣布所谓“全国紧急状态”,蓄意加剧朝鲜的紧张局势。
声明说,朴正熙傀儡集团宣布“紧急状态”这一绝望的罪恶行径,“其目的是为了把南朝鲜深陷于军事法西斯的狂热之中,压制南朝鲜人民要求南北协商和祖国和平统一的日益高涨的愿望,以维持美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声明指出:
“这是极端可怕和卖国的行为,蓄意加剧局势,点燃同族相争的战火,重新把朝鲜变成战场,公开向全世界人民挑战”。
声明强烈谴责朴正熙傀儡集团的法西斯和好战的暴政统治,并且表示“完全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从南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在没有任何外来势力干涉的情况下,由朝鲜人民自主地和平解决独立统一问题的正义立场”。

b5-厄瓜多尔拘捕一艘美国海盗渔船

厄瓜多尔拘捕一艘美国海盗渔船
厄瓜多尔政府为了维护领海主权和海洋资源,1972年01月08日拘捕了闯入厄瓜多尔领海非法捕鱼的美国海盗渔船“西王号”。
这艘美国海盗渔船是正在厄瓜多尔马纳比省海岸附近的海面上非法捕鱼时被厄瓜多尔海军当场捕获的。
这是今年被厄瓜多尔当局拘捕的第一艘美国海盗渔船。
美国一贯无视和侵犯厄瓜多尔二百浬领海主权,遭到了厄瓜多尔政府和人民的坚决反对。
仅在去年一年,厄瓜多尔政府为维护领海主权就抓住了五十一艘(次)美国海盗渔船。

b5-反对垄断资本的残酷剥削英国二十八万煤矿工人大罢工罢工得到其他行业工人的支持;

二百多家矿井全部关闭
反对垄断资本的残酷剥削
英国二十八万煤矿工人大罢工
罢工得到其他行业工人的支持;
二百多家矿井全部关闭
新华社伦敦1972年01月10日电英国二十八万名煤矿工人反对垄断资本残酷剥削的罢工斗争,到10日已经进入第2天。
这是四十六年来英国煤矿工人第1次掀起的全国规模的大罢工。
煤矿工人的大罢工,使英国全国二百八十九个矿井全部关闭。
据官方估计,这场全国性的煤矿工人罢工,将使英国煤业局每天损失一百四十多万到一百七十多万英镑。
 在许多大煤田,矿工们从08日的中班起就纷纷离开了煤井,夜班的工人都不再上工。
地下煤井和露天煤矿的采掘工人和运煤工人全部停止了生产。
在苏格兰煤田,有三十四个煤井的煤矿工人在08日下午分别举行特别会议,揭露煤业局采用狡诈手法拒绝工人的合理要求,表示要坚决进行斗争。
这次煤矿工人的罢工斗争是从去年11月初开始的全国性怠工斗争发展起来的。
由于物价飞涨,从事体力劳动的英国煤矿工人的工资购买力迅速下降,生活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
据英国报纸透露,在二十八万煤矿工人中,有八万以上的工人生活在英国政府所谓的“贫困线”以下。
同时,煤矿的劳动条件也很差,四十五岁以上的矿工的伤亡率达到百分之十二左右。
他们在去年下半年就一再地向英国煤业垄断机构英国煤业局提出增加工资等要求,并且从今年01月01日起掀起了新的怠工斗争。
从去年11月到今年年初,英国煤业当局一再拖延答复工人的要求,提出许多附加条件,作为增加工资的“前提”,实际上是拒绝给工人增加工资。
他们甚至露骨地对工人进行威胁,声称如果采取罢工行动,煤业局将关闭更多的煤井,解雇矿工,但是煤矿工人不怕威胁,他们进行了广泛的酝酿和发动,掀起了这场全国规模的大罢工。
矿工的罢工斗争得到了其他行业工人的广泛同情。
许多地区的铁路工人、公路运输工人都纷纷以不到煤场装运煤炭,来支持煤矿工人的斗争。

b5-哥斯达黎加二千名铁路工人罢工

哥斯达黎加二千名铁路工人罢工
哥斯达黎加二千名铁路工人1972年01月03日宣布罢工,抗议美英合资经营的北方铁路公司残酷剥削工人和拒不增加工人的工资。
这家公司在去年10月就答应了给工人增加工资,但始终没有兑现。
北方铁路公司控制了从哥斯达黎加首都圣约瑟到大西洋沿岸主要港口利蒙港的铁路运输。
这次罢工使这条铁路运输线完全陷于瘫痪。

b5-在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安全军官会议上朝中方面强烈抗议美帝挑衅罪行

在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安全军官会议上
朝中方面强烈抗议美帝挑衅罪行
新华社平壤1972年01月10日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安全军官会议,在朝中方面建议下,01月08日在板门店举行。
会上,朝中方面强烈谴责和抗议美帝侵略者今年以来在共同安全区对朝中方面进行十八起挑衅的罪行。
朝中方面安全军官指出,美帝侵略者的这些挑衅活动,是妄图进一步加剧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阻碍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及其所属机构和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正常活动。
他警告说,如果美帝继续对朝中方面进行挑衅活动,那么,它必须对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

b5-智利政府接管一家美资汽车装配厂

智利政府接管一家美资汽车装配厂
智利政府1972年01月03日正式接管了美资通用汽车公司设在智利的一家汽车装配厂。
据报道,这家汽车装配厂已由智利开发公司所属的阿里卡有限公司经营。
智利政府曾规定,在智利的外国汽车装配厂只限于三家。
智利政府去年已征收美资福特汽车公司设在智利的一家汽车装配厂。

b5-朝鲜举行全国妇女积极分子会议

朝鲜举行全国妇女积极分子会议
会议总结了贯彻执行金日成同志向民主妇女同盟提出的经济任务的情况;
金圣爱同志作了报告
新华社平壤1972年01月10日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朝鲜民主妇女同盟01月06日07日在平壤召开全国妇女积极分子会议。
会议总结了贯彻执行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向民主妇女同盟提出的经济任务的情况,并且讨论了今后应采取的措施。
会议还号召全国妇女为了在今年04月15日前提前完成六年计划头两年的任务,应在所有部门、所有岗位上更积极地参加到新的革命高潮中去,在执行三大技术革命的任务中提高妇女的作用。
会议要求各级民主妇女同盟组织要加强对盟员的组织生活的指导,使她们彻底树立起为了党、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利益而贡献一切的革命者的风尚。
朝鲜民主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圣爱出席了会议并作了报告。

b5-朝鲜南北双方红十字会代表团举行第14次预备性会谈

朝鲜南北双方红十字会代表团
举行第14次预备性会谈
新华社板门店1972年01月10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和南朝鲜红十字会代表团10日在板门店举行第14次预备性会谈,继续讨论正式会谈的议程问题。
在会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团长金泰禧发言时,重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代表团主张把离散在朝鲜南北部的家属、亲戚自由往来的问题列入正式会谈的议程。
但是,南朝鲜方面拒不接受这一合理主张,致使会谈仍未达成协议。
在会上双方同意第15次预备性会谈将在01月19日举行。
会谈结束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代表团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金德铉副团长在会上再次阐明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代表团的合理立场。
他并且指出,南朝鲜当局宣布“紧急状态”,主要是妄图转移要求和平统一祖国的南朝鲜人民的视线,以便进一步加紧对人民的法西斯镇压,阻碍朝鲜南北红十字会会谈的顺利进行。

b5-美国平均失业率达十年来最高峰

美国平均失业率达十年来最高峰
在美国财政经济危机持续恶化的影响下,美国1971年12月底的失业人数已高达五百二十一万。
1971年全年平均失业率(失业人数和整个劳动力的比率)达到了十年来的最高峰。
据美国劳工部1972年01月07日公布,去年12月美国的失业人数又增加了六万六千人,12月份的失业率已上升到百分之六点一。
其中黑人工人和其他非白人工人的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十点三,青少年工人失业率则高达百分之十七点五。
1971年全年平均失业率为百分之五点九,比1970年增加了百分之一。
 (据新华社讯)

b5-越南南方人民武装进攻莱溪基地获胜柬埔寨人民武装在各地连续痛击敌人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欢呼南方军民去年取得的巨大胜利

越南南方人民武装进攻莱溪基地获胜
柬埔寨人民武装在各地连续痛击敌人
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欢呼南方军民去年取得的巨大胜利
新华社河内1972年01月10日
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越南南方土龙木省人民解放武装力量1971年12月21日凌晨猛烈进攻莱溪基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莱溪基地位于十三号公路附近,距土龙木市以北约三十公里,是一个大型基地,过去由美军驻扎,现在由西贡伪军防守。
去年12月21日凌晨,人民解放武装力量从许多方向同时向这个基地发起猛烈进攻,消灭了敌人一个又一个火力点,粉碎了敌人机械化部队和步兵的反扑。
经过十五分钟的英勇战斗,人民解放武装力量打死打伤敌人四百多名,摧毁营房五十座和碉堡十座,使三辆装甲车、一辆卡车和一座油库起火燃烧。
与此同时,人民解放武装力量炮兵还炮击附近的边葛基地,使敌人不能互相支援,并给敌人造成许多损失。
新华社1972年01月10日
据柬埔寨通讯社报道,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在各地连续出击,猛烈打击敌人。
在磅湛省,去年12月19日23日五天内,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在七号公路波罗帖和波诺雷三岔口向敌人发动进攻,消灭西贡伪军二百名,击毁迫击炮三门,击落直升飞机两架。
12月19日21日,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还在丹贝南面和波诺雷南面击落敌人直升飞机三架,并使四辆装甲车中弹起火,消灭美军和西贡伪军五十多名。
12月19日20日28日,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在当古西面和斯栋等地消灭金边伪军一百七十多名。
在四号公路战场,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在去年12月17日夜间猛烈进攻磅士卑省德罗边格罗楞县城的金边伪军,消灭敌人八十多名,摧毁营房、碉堡四十五座。
12月20日上午,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又进攻达隆火车站,并截击敌人一支运输队,打死打伤和俘虏敌人近五十名,击毁军车二辆,缴获许多武器、弹药。
在波萝勉省,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在去年12月29日凌晨进攻十五号公路沿线的巴莱、巴邦等地“战略村”的敌人,同时包围波萝勉市的敌人,据初步消息,打死、打伤和俘虏敌人一百四十名,缴获各种武器一百多件。
在六号公路战场,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去年12月21日22日在波勒坎附近打击敌人,消灭金边伪军八十五名,缴获一批武器、弹药。
在暹粒省,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去年12月27日伏击敌人,消灭敌人三十五名,击毁军车二辆。
新华社河内1972年01月05日
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最近发表社论,欢呼越南南方军民1971年取得歼敌近二十五万名的巨大胜利。
社论指出,越南南方军民1971年的胜利“是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对敌人的深仇大恨、革命的英雄主义和决心为祖国的独立与自由而团结战斗的胜利。
这是正确的政治路线、卓越的战略战术指导、人民解放武装力量的飞跃成长和人民战争的高度发展的胜利。
这是同大前线紧密相连的大后方、印度支那三国人民之间紧密的战斗团结以及五大洲兄弟朋友们的巨大的支持和援助的胜利。”
社论说:
“南方军民一年来的胜利,使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我国人民抗美救国战斗的变化。
我们越战越强,更加机动和主动,使敌人进一步深陷被动防御的处境和空前严重的衰弱地位。”
社论说:
“南方军民决心实现胡主席的神圣遗嘱,同北方骨肉同胞并肩一道,同兄弟的柬埔寨人民和老挝人民加强团结,坚持和大力促进战斗,直到取得彻底的胜利。”
(附图片)
在六号公路担任突击任务的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某战斗组在监视敌人动向。
新华社发

b5-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发表文章揭露尼克松为美帝新侵略行径辩解指出各国人民提高警惕加强斗争必将粉碎美帝新的阴谋诡计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发表文章
揭露尼克松为美帝新侵略行径辩解
指出各国人民提高警惕,加强斗争,必将粉碎美帝新的阴谋诡计
新华社地拉那1972年01月10日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01月09日发表署名文章,揭露尼克松01月02日的电视讲话是为其新侵略行径辩解。
文章说,同往常一样,美国总统尼克松用一些蛊惑人心的词句和“加强”美国经济的许诺来掩饰他的对外和对内政策的侵略、压迫的本质。
文章说:
“尼克松在谈到越南战争时明目张胆地和恬不知耻地说什么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野蛮轰炸竟是越南人民的过错。”
“他按照侵略者的逻辑进行诡辩,甚至让人了解在将来这些轰炸也将象现在这样继续下去。
仅在尼克松发表电视讲话后的第3天,美国空中强盗就用F—105型轰炸机对社会主义的独立和主权的国家——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了罪恶轰炸。
同时,美国侵略军进一步加紧了在柬埔寨和老挝的行动。”
文章说:
“但是,象往常一样,这次美国侵略的升级也遭到了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人民的英勇而顽强的抵抗,使美国侵略者再次遭到沉重打击。”
文章说:
“美帝对亚洲的侵略野心不仅清楚地表现在扩大它在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的肮脏战争上,而且还表现在它反对亚洲其他国家和人民的阴谋计划上。
尼克松在电视讲话中,为了美帝的反革命全球战略,重申继续推行臭名昭著的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再次表现了华盛顿在推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阴谋方面的顽固性。
尼克松宣称,‘我们还将继续保持我们同台湾的关系。
而且,我们之间的防御协定也将继续保持。
’这实际上意味着美帝想延长对中国领土台湾的占领,把它作为殖民地以及侵略人民中国和威胁其他亚洲人民安全的军事基地。”
文章说:
“美帝的侵略中国和其他亚洲人民的政策将遭到进一步的揭露,亚洲人民将使美帝遭到新的失败。
伟大的中国人民决心一定要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
文章说,尼克松在他的电视讲话中再次表明,实际上美帝国主义者在“关心解决中东危机”的蛊惑人心的口号下继续供给以色列武器装备,首先是“鬼怪式”喷气式飞机,以便恫吓和征服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把美帝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推行的“和平解决”强加给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民。
文章最后说:
“尼克松在01月02日的电视讲话中所重申的对外继续推行侵略和战争政策和对内推行压迫政策向各国人民表明,各国人民的自由与独立的利益要求他们提高警惕和加强斗争,以便粉碎华盛顿的新的阴谋诡计。”

b6-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送别1971年阿尔巴尼亚人民决心夺取更大胜利

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送别1971年
阿尔巴尼亚人民决心夺取更大胜利
新华社地拉那1972年01月10日
在国内外一片大好革命形势下,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巨大成就送别了1971年
现在,他们正在劳动党“六大”的精神鼓舞下,全力以赴地准备在1972年夺取更大的胜利。
去年一开始,阿尔巴尼亚广大劳动人民就积极掀起争取“党成立三十周年和党的第6次代表大会红旗”称号的社会主义竞赛,争取胜利完成1971年——第5个五年计划第1年的生产任务。
广大劳动人民在运动中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劳动党的文件和恩维尔·霍查同志的著作,使自己的政治思想觉悟不断提高。
他们贯彻劳动党的自力更生的革命原则,使革命热情更好地与实际精神相结合,从而胜利地完成了国家计划。
在劳动党第6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的时候,费里、吉诺卡斯特、格拉姆什、地拉那、都拉斯、克鲁亚、科尔察、斯库台、发罗拉、贝尔梅特、库克斯、马蒂和科洛涅等十三个区以及石油部门、毛泽东水电站、苏克斯国营农场等五个单位荣获了“党成立三十周年和党的第6次代表大会红旗”的称号。
这次社会主义竞赛运动体现了阿尔巴尼亚广大劳动人民对劳动党及其敬爱的领袖恩维尔·霍查同志的无限热爱,体现了党和人民的钢铁般团结,同时也是在党的“六大”开辟的光辉前景的道路上胜利前进的保证。
去年11月召开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6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历史性决议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确定了今后工作的伟大纲领。
大会闭幕之后,广大劳动者更加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他们努力学习恩维尔·霍查同志在“六大”上所作的报告和“六大”的重要文件,在各条战线上以实际行动落实大会的决议。
在工业战线上,科尔察工具厂的工人提出了争取“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6次代表大会思想的旗帜”称号的革命倡议,它的主要内容是:
提高工人的政治思想觉悟、教育和培养新人;
厉行节约;
减少进口等。
地拉那国营建筑材料公司矽酸盐砖厂的工人也掀起了争当“1972年和第5个五年计划突击手”的运动。
这些倡议和运动都立即得到其他工矿企业工人的热烈响应,有力地促进了生产计划的迅速完成。
广大农业劳动者在贯彻“六大”决议时,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提出许多新建议。
萨兰达区布特林特农业合作社的青年组织提出了“学习农牧业、热爱农牧业”的倡议。
他们决心以无产阶级政治领先,认真掌握农艺法典,争取把自己的农业合作社变成高产的红旗单位。
工农业和其他战线上的青年在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同时,还展开积极的思想辩论,同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
科尔察区“斯坎德培”农业合作社的青年社员把反对自满和热爱农业生产等作为开展这一斗争的重要内容。
为了促进这些政治运动的深入发展,最近阿尔巴尼亚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劳动青年联盟中央先后举行会议,大力支持和热情鼓励群众的革命倡议,要求各级组织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使运动取得应有的效果。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出现着生产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
石油、煤、铬、粗铜、生铁、磷肥、电力、机械等工业部门去年生产任务完成情况良好。
许多区提前完成了去年工业总产值计划。
广大工人不仅注重产品数量,而且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和增加花色品种。
去年建筑部门的计划也已胜利完成。
据统计,去年全年的建筑量就相当于第1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一——1955年)期间所完成的建筑量。
建筑部门的职工大力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使很多工业项目提前或及时建成投产,并开始动工兴建第5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一——1975年)的重点工程,如爱尔巴桑钢铁联合企业、费尔泽水电站建筑工程等。
广大农业劳动者认真学习和落实劳动党的指示,加强农业生产的组织和管理,加强劳动纪律,在其他行业的职工大力支援下,农业生产也不断向前发展。
地处北方山区的普克区的布雷戈农业合作社,两年前全年生产的粮食只够吃五个月,经过社员们的艰苦努力,现在已经实现了粮食自给,成为全区的先进单位。
目前社员们正在加强各项农艺措施,争取在新的一年里获得更高的产量。
全国各地的农业劳动者不畏冬寒,大力开展开荒、积肥、修渠、植树造林等活动。
在去年12月中旬,就完成了全国1972年开荒计划的百分之二十七,大大超过1970年同期所完成的指标。
去年,阿尔巴尼亚的商业、文教、卫生等方面也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附图片)
阿尔巴尼亚费里城现代化的石油加工厂。
 新华社发

b6-姬鹏飞代部长会见喀麦隆驻华使馆临时代办

姬鹏飞代部长会见喀麦隆驻华使馆临时代办
新华社1972年01月10日
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今天下午会见了喀麦隆联邦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桑迪—阿坦加纳。

b6-安致远代表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言指出会期委员会成员国名额分配极不合理必须改变

安致远代表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言指出
会期委员会成员国名额分配极不合理必须改变
目前这种名额分配办法不符合亚非拉国家在联合国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的实际情况,中国代表团支持把二十七名成员名额扩大到五十四名
新华社联合国1972年01月08日电中国代表安致远01月07日下午,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52届会议的组织工作会议上讨论扩大和选举会期委员会成员时,阐述了中国代表团的主张,支持把目前的二十七名成员名额扩大到五十四名,并且指出,目前这种名额分配的办法极不合理,不符合亚非拉国家在联合国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的实际情况。
安致远代表说:
“成员国的地区分配是不合理的,它未能反映当前亚非拉地区越来越多的国家参加了联合国,并在联合国的各方面工作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的现实情况。
例如,亚洲地区有三十二个席位,分配名额十一个,只占三分之一。
西欧、北美、大洋洲地区有二十三个国家,可是分配的数目却有十三个,比例是二分之一强。
东欧国家共有七个,分配名额是六个,比例为百分之八十五。
把这几个地区的席位情况加以对比,分配不合理是很明显的。
应当考虑增加分配名额不足的亚洲及其它地区的成员名额。
特别要指出的是,在东欧地区的六个名额中,苏联和乌克兰竟占了两个名额,这更是不公正的。
我们不能把许多殷切希望参加经社理事会工作的亚非拉国家置之不顾,而让苏联一个国家独占两个名额。
这种极不合理的情况,必须加以改变。”
安致远代表指出:
“我们坚决反对印度作为经社理事会会期委员会的候选国。
大家知道,印度在一个超级大国的怂恿和支持下发动了对巴基斯坦的野蛮侵略,蹂躏和肢解一个主权国家。
印度政府以自己的罪恶行径,把它长期以来用以蒙骗世界的所谓‘和平’、‘人道’、‘不结盟’的外衣剥得个精光,从而把它侵略者的丑恶面目彻底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印度政府粗暴地破坏了联大通过的关于要求印度和巴基斯坦停火和撤军的决议,并对安理会关于停火和撤军的决议拒不执行。
如果允许这样一个任意践踏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国家参加经社理事会会期委员会,那岂不是对经社理事会的一个莫大讽刺吗?”
安致远代表最后强调说:
“我们再次重申:
中国代表团坚决反对印度作为候选国参加经社理事会会期委员会。”
经社理事会第52届会议的组织工作会议,经过三天的讨论已于01月07日结束。
会议期间,讨论和批准了经社理事会的今年基本工作计划和今年05月06月举行第52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选举和产生了经社理事会在开会期间设立的经济委员会、社会委员会和协调委员会的主席;
指定了两个常设的科学技术用于发展工作谘询委员会和发展计划委员会从1972年01月起任期三年的成员;
还指定了统计委员会、人口委员会、社会发展委员会、人权委员会和妇女地位委员会等五个常设职司委员会的成员。
会上还增选了经社理事会第52届会议开会期间的会期委员会成员二十七名。

b6-布隆迪政府代表团离南京前往上海

布隆迪政府代表团离南京前往上海
新华社南京1972年01月10日
由布隆迪共和国外交、合作和计划部长阿特蒙·辛巴纳尼耶率领的布隆迪政府代表团,在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副司长章曙陪同下,结束在南京的参观访问后,10日上午乘专机离开南京前往上海。
布隆迪政府代表团是在09日上午从武汉到达南京进行参观访问的。
09日晚上,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布隆迪政府代表团。
在充满友好气氛的宴会上,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蒋科和辛巴纳尼耶部长先后讲了话,共同祝愿中国布隆迪两国人民的友谊进一步发展,祝亚非拉人民团结反帝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布隆迪贵宾在南京期间,参观了南京长江大桥,观看了南京市遵义区红小兵演出的革命文艺节目,还游览了南京市容和人民公园。
布隆迪贵宾到达和离开南京时,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蒋科、许家屯,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部队领导机关负责人邓仕俊,江苏省和南京市革委会有关方面负责人和群众两千多人到机场热烈迎送。

b6-应西德德国乒乓球协会邀请我乒乓球队访问西德

应西德德国乒乓球协会邀请
我乒乓球队访问西德
新华社波恩1972年01月10日
由嵇玉华、关惠光率领的中国乒乓球队在西德进行了一周友好访问后,01月09日离开西德北部海港吕贝克,去罗马尼亚访问。
在西德访问期间,中国乒乓球队和西德乒乓球队分别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沃尔夫斯堡和吕贝克进行了友谊比赛。
中国乒乓球队还参观了工厂、学校和运动场。
他们受到了西德体育界朋友和西德人民的热烈欢迎。
许多群众热情地要求中国运动员签名留念,并且和中国运动员互赠纪念品,表现了西德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新华社波恩1972年01月02日
由嵇玉华、关惠光率领的中国乒乓球队在丹麦进行了友好访问之后,于01月02日乘飞机到达西德的法兰克福。
他们是应西德德国乒乓球协会的邀请前来进行访问的。
中国乒乓球队在机场受到了西德德国乒乓球协会秘书长尤普·施拉夫和一些德国朋友的欢迎。
中国乒乓球队在访问西德期间将在法兰克福等地进行三场比赛。
中国乒乓球队离开哥本哈根时,丹麦乒乓球协会主席克里斯坦等到机场送行。
中国乒乓球队访问丹麦期间,先后同丹麦乒乓球队进行了五场友谊比赛,受到热烈欢迎。

b6-我国家足球队抵索马里进行友好访问

我国家足球队抵索马里进行友好访问
新华社摩加迪沙1972年01月09日
由领队董念黎、副领队卜成友率领的中国国家足球队01月09日下午从赞比亚乘飞机到达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对索马里进行友好访问。
到机场欢迎的有:
索马里劳工和体育部办公厅代主任艾哈迈德·奥斯曼·优素福,索马里武装力量体育协会主任马哈茂德·穆塞·赫尔西中校以及索马里运动员。
中国驻索马里大使馆一等秘书张景芳和经济专员汪树义也到机场迎接。

b6-法前总理孟戴斯弗朗斯和夫人访问杭州

法前总理孟戴斯—弗朗斯和夫人访问杭州
新华社杭州1972年01月10日
法国前总理孟戴斯—弗朗斯和夫人结束了在杭州的参观访问后,在外交部欧美司负责人胡叔度陪同下,今天下午乘火车离开杭州前往上海。
孟戴斯—弗朗斯和夫人是08日晚从上海到达杭州的。
09日晚,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子达设宴招待法国贵宾。
王子达和孟戴斯—弗朗斯在宴会上先后讲话,共祝中法两国人民的友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法国贵宾到达和离开杭州时,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沈策等到车站迎送。
孟戴斯—弗朗斯和夫人在杭州期间,参观访问了西湖人民公社梅家坞大队、杭州东方红丝织厂,游览了西湖风景区和名胜古迹。

b6-罗博大使宴请访阿归来的我两代表团

罗博大使宴请访阿归来的我两代表团
新华社1972年01月10日
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罗博,为以狄文蔚为团长的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代表团和以丁平为团长的中国旅行参观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归来,今天晚上举行宴会。
我国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余湛,和有关方面负责人王明修、郑玉珠、张耀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两国战友在宴会上共祝中阿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不断巩固和发展。

b6-郭沫若副委员长会见大塚有章

郭沫若副委员长会见大塚有章
新华社1972年01月10日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郭沫若今天会见了日本毛泽东思想学院院长大塚有章,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我有关方面负责人张雨、田树千和林丽韫等在座。
(附图片)
郭沫若副委员长会见日本朋友大塚有章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b6-郭沫若副委员长会见澳大利亚朋友

郭沫若副委员长会见澳大利亚朋友
新华社1972年01月10日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今天会见了正在北京参观访问的、以马里高尔德·海勒为团长的澳中协会教师访华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的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有杨公素、凌青、丁雪松、岳岱衡、席振寰、王文贵、曲琨、胡传忠、沈若芸等。
(附图片)
郭沫若副委员长和夫人于立群,会见澳中协会教师访华团全体成员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参考消息>19720111

B1-外电评尼克松和佐藤会谈联合声明,哈洛伦说:美日间的根本分歧没有解决

19720111B1-外电评尼克松和佐藤会谈联合声明,哈洛伦说:美日间的根本分歧没有解决
【纽约时报新闻社加利福尼亚州圣克利门蒂01月07日电】
(记者:理查德·哈洛伦)尼克松总统和日本首相佐藤在结束了他们在这里举行的最高级会谈时就将冲绳归还日本的日期——再没有更多的东西——取得了一致意见。
这两位领导人在一项联合声明中宣布将于今年05月15日把冲绳归还日本。
尼克松还答应在归还之前将核武器从冲绳运走。
由于佐藤希望04月01日归还,而美国(特别是五角大楼)希望07月01日归还,所以这个日期是个折衷的方案。
关于撤出核武器的声明是为了减轻对佐藤的政治攻击。
05月15日这个日期在日本是有政治意义的。
预料佐藤在归还之后不久就将辞职。
今天宣布归还日期肯定会在可能成为他的继承人中间引起一场争吵。
观察家们认为,尼克松和佐藤并没有解决两国之间的根本分歧。
在美国和日本职业外交官们看来有两个根本原因。
第1个原因是日本已决定它希望怎样使用它的潜在力量,或者说它希望在亚洲起到什么作用。
第2个原因是美国确实不知道它要同日本结成什么样的联盟,或者是从广泛的战略角度上来说它希望日本人干些什么。
这些外交人士说,没有这个基础,这两个领导人在美国和日本将如何协调它们在亚洲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政策方面很难取得肯定的一致意见。
例如,在联合声明中只有一次提到中国,虽然尼克松宣布他将访问北京动摇了亚洲整个的力量平衡。
没有提到在对台湾的国民党中国政府采取相似的政策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也没有提到美国和日本对朝鲜采取的政策。
在会谈中对这两个问题都进行了讨论。
联合声明说,在解决贸易和投资的经济问题方面已取得“进展”。
但是没有宣布在许多具体的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
没有提到任何分担在日本和亚洲的防务费用的问题,也没有提到任何关于日本对增加它从美国购买军事装备所承担的义务问题。
尼克松政府一直在要求日本人在这两个问题上承担更多的义务。
【德新社加利福尼亚州圣克利门蒂01月08日电】
人们本来希望在尼克松总统与日本首相佐藤进行两天的最高级会议后能够产生许多具体结果,但是事实上只出现了一个日期——美国将在05月15日把冲绳归还日本。
公报说,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原则上达成一致意见——但是从字里行间看,这更可能意味着有许多明显的意见分歧。
【路透社加利福尼亚州圣克利门蒂01月08日电】
(记者:哈里斯)在尼克松总统和日本首相举行的两天会谈以后,今天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美日对如何实现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方法有分歧。
虽然会谈是在热烈亲切的气氛中举行的,但是在观察家看来,佐藤比在以前美日领导人的历次最高级会议上采取了更加公开的独立立场。
总统向他解释说,他向中国作出的姿态——以他决定下月访问北京为顶点——不会导致放弃美国对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承担的义务。
但是,佐藤在西部白宫的会议结束后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透露,既然中国被接纳进入联合国和国民党已被驱逐,日本准备逐步放弃自己对台湾承担的义务。
他说,“尽管在联合国出现的新的事态发展,美国仍非常认真地考虑保持它的义务,而我们则没有同样程度的义务。”
【本刊讯】
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01月07日刊登了考特尼·谢尔登发自圣克利门蒂的一篇报道,标题是《尼克松和佐藤的会谈面临的关键问题》,摘要如下:
尼克松总统和佐藤首相似乎都不知道究竟如何同长期与世隔绝的共产党中国打交道。
他们究竟是应当结成一个共同的战线同中国总理周恩来进行谈判呢,还是到头来单独干呢?
在尼克松—佐藤会谈在这里开始时,还有第3种可供选择的做法,这只是将来的一种想法,这就是保持一种三角关系,而没有任何两国会站在一起来对第三国施加压力。
1972年,美国官员们预料,在佐藤的含糊其词的言论的巧妙的掩盖下,日本可能比美国更快地走向同共产党中国改善关系。
日本公众远比美国公众更早就愿意考虑对中国采取和解的步骤。
佐藤已因在外交上被尼克松抢了先而受到指责。
在圣克利门蒂会谈的背后隐隐地存在着美日之间的长远的问题,最大的原因是日美两国对中国的短期的计划是很不肯定的。

B1-罗杰斯谈未来世界局势

19720111B1-罗杰斯谈未来世界局势
【美联社华盛顿01月08日电】
(记者:刘易斯·古利克)国务卿罗杰斯在展望长远的未来的情况时预言,在本世纪剩下的时间里“很可能不会发生世界大战”。
罗杰斯作出这种长远的预测的主要原因是,核战争具有毁灭性,各国为了自己的福利愈来愈相互依靠。
他在对美联社发表的谈话中谈到了今天国际舞台上发生的广泛的变化,以及他所看到的从目前到本世纪末这一段时间中的前景。
这篇谈话的问答如下:
问:自从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两极局面以来发生了哪些主要的变化?
答:人们认识到目前世界上出现的局面不是两极局面。
现在我们倾向于认为——许多人倾向于认为这种情况好象是过去一两年发生的。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自从一些年以前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分裂以来,两极世界就从来没有存在过。
但是在过去两三年在这方面有了迅速的发展。
这种变化还有哪些内容?
欧洲共同体扩大了。
日本有了发展。
人民共和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因此现在有了五个力量中心:美国、苏联、人民共和国、共同体和日本。
现在碰到了这样一些事情:扩大贸易、交通、旅行,扩大交流思想等。
所以,在全世界大家庭中,将会出现相互依靠,我认为,这更有利于和平,因为越是相互依靠,领导人就越不会感到,战争是外交关系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
问:在谈到“一代人的和平”的时候、你是否只是指将没有美国人卷入的那种战争?
答:不止如此。
我用这个词是指没有大战。
在今后的三分之一世纪中,很可能不会发生世界大战。
我们不抱幻想。
我们承认世界上将继续存在的一切艰难险阻。
但是我想解释一下原因:
第1,人们更加清楚地知道核战争是没有意义的。
每一个头脑清醒的领导人都不可能发动核战争,因为这意味着世界很大一部分地区将遭到毁灭。
他会知道自己国家的安全,发动核战争会使自己国家的存在处于危险之中。
这是实现和平的强大的刺激力量。
另一个原因是相互依靠。
越是在贸易和各种商业方面相互依靠,越是在通讯方面彼此联系,越是彼此了解,越多的国家就会对自己说,“我们不想打乱这种相互依靠——我们知道关系到自己的福利。”
所以,我认为,用武装部队征服领土的想法将愈来愈不得人心。
显然,有人会试图扩大影响,但是我认为,相互依靠的扩大将不利于用武力进行掠夺的主张。
尼克松总统采取的主动行动正在为和平奠定基础。
他正在改善同苏联的关系,正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联系。
这是为帮助奠定和平的基础而作出的全面尝试。
我们在从越南撤军,在中东实现了停火。
问:由于出现五个左右的世界大国,你是否要说,今后的国际关系的特点将是保持“力量平衡”?
答:在当前这个时代,旧的“力量平衡”的概念已经不存在了。
两个彼此对峙的武装阵营已经不存在了。
问:你认为到本世纪末裁军会取得多大进展?
答:我认为,在今后二十五年有很大可能在裁军方面取得比在过去要大得多的进展。
我并不那么乐观,以致认为将会实现全面彻底裁军。
我认为那是一种幻想。
必须抱着一定的现实主义精神来看待这个幻想。
我认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指出一条各国在限制军备方面可以走的道路。
问:联盟会逐渐消亡吗?
答:不会,我认为它们将继续是国际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
当然,如果需要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以反映现在情况中的变化。
但是正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自从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保障它的成员国的安全一样,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它将继续保障它的成员国的安全。

B1-英《观察家报》记者自圣克利门蒂报道:《日本告诉尼克松:在北京问题上我们按自己的主意做》

19720111B1-英《观察家报》记者自圣克利门蒂报道:《日本告诉尼克松:在北京问题上我们按自己的主意做》
【本刊讯】
英《观察家报》01月09日刊载了记者威廉·米林希普01月08日发自圣克利门蒂的一篇报道,标题是《日本告诉尼克松:在北京问题上我们按自己的主意做》,摘要如下:
日本将根据它自己的时间表,按照它自己的办法谋求同共产党中国实现和解,并认为它没有义务在这个问题上同美国保持步调一致。
这是在尼克松总统和日本首相佐藤结束他们在这里举行的为时两天的最高级会谈时日本方面作出的一种有着突出的独立精神的表示。
日本首相在后来对日本记者们说:在中国问题上“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
他说:“日本有它自己的想法;美国也有它自己的想法。”
佐藤显然准备就北京的一项要求进行谈判,这项要求是要日本放弃它在1951年同福摩萨政府签订的和约。
美国人认为,福摩萨问题的最终解决是一个要由中国人自己决定的问题,日本人同意这一看法。
与此同时,日本人希望在谋求同北京取得和解的同时还同福摩萨保持友好关系。
(他们在福摩萨有着相当大量的投资。

佐藤在这里暗示:美国人和日本人对这个问题所采取的作法的分歧是,日本放弃福摩萨比美国要容易些。
他明确地说,尼克松总统“非常明确地”告诉他,在他访问北京时,他将不会作“牺牲老朋友”的任何事情。
佐藤谨慎地避免作出任何这样的保证,尽管他间接地承认,他本人大概不能推进中日和解。
日本人专心一意地想着它自己国内的政策,这与美国人想把这次会谈弄成是在历史的庄严时刻,在世界的力量格局发生基本变化的时刻进行的一次政治家会谈的愿望恰恰相反。
这种崇高的目标看来佐藤是看不到的。
他到加利福尼亚来显然是带着一些具体的目标的,以便在国内使自己从政治上得到一些帮助。
他的大多数目标都实现了。
看来美国人从这次小型最高级会谈中没有得到什么东西。
在联合声明中,他们只稍稍提了一下中国,以避免在北京会谈中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B2-日报报道:苏修《真理报》东京分社社长谈日苏关系

19720111B2-日报报道:苏修《真理报》东京分社社长谈日苏关系
【本刊讯】
日本《产经新闻》1972年01月01日刊登了苏联《真理报》东京分社社长比苗科夫的一篇谈话,题目是《以“互利和共存”为前提,期望大型计划》,摘要如下:
我想说的是,日本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应首先重视日本本身的民族利益,并由此出发来考虑问题。
要创造远东的和平条件,需要日苏两国的合作。
为此,不应把日苏之间的分歧作为重点,而应把重点放在有共同点的问题上。
换言之,我认为如果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以“和平共处和互利”为基础,那么,就会走向增进相互了解和睦邻关系的道路。
譬如经济。
我认为,这几年来。
日苏之间的贸易、经济关系一直在显著地发展,现在,在质的方面,一个新阶段正在到来。
这不单是商品交易,而一定要基于经济合作。
如果进行了经济合作,将会给两国关系以稳定性和信心。
今后,日苏之间所进行的大型计划有开发西伯利亚石油、天然气、粘结煤和镍矿。
这样的大型计划,从长期性来看,将稳定日本重工业和轻工业所必需的原料的需求关系。
问题在于日本方面的关心。
如果日本的政府、经济和金融界有关人士采取互利和和平共处的立场,那么,不用说贸易、经济的发展,就是在增进两国间的相互了解和睦邻关系上也可抱有很大的希望。
反之,如果日本方面不是从发展经济合作的立场出发,而是继续采取今后在日苏关系中保留某些“障碍”的立场,另外,如果把苏联作为“次要的预备市场”,那么,就不可能抱很大的希望。
关于苏联同日本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的前景,苏联共产党第1书记勃列日涅夫在第24次党代表大会上说:“日本一部分阶层故意想利用所谓的‘领土问题’,这当然是不利于苏日之间的关系的。
但是,我们认为,进一步扩大同日本的互利合作的可能性决不是很小的。
在日本有外国的军事基地,这使基于应有的条约基础上的苏日关系完全正常化发生了困难。
但是,这种正常化同两国国民的长远利益是一致的,同远东和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和平的利益也是一致的。”
连结日苏两国的条件也存在于政治领域内。
其中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是维持全世界和远东的和平,这是两国国民的共同利益。
另外,我认为两国国民的合作有助于创造远东形势的健全化和和平的条件。
关于保障亚洲集体安全的勃列日涅夫设想,即使在今天也有它的意义。
要把这一设想具体化,需要时间,需要一切国家,其中包括日本的努力。
希望事态的动向向这一方向发展。
日中问题是日本同中国之间的问题。
我认为决定日本对苏联和中国的态度这也是日本人民本身的问题。
不过,为了扩大日苏之间的贸易交流,苏联并不曾要求日本停止或减少同中国之间的经济和贸易关系。
日本是否还是应该从基本的民族利益出发来处理这些问题?
我认为,在各个方面,日苏两国联合和合作的范围都是很广泛的。
为了加深日苏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合作,进行人员来往也是有效的。
总之,为了实现这种取之不尽的可能性,就不应把重点放在两国之间有分歧的问题上,而应把重点放在有共同点的问题上。

B2-日报文章:《可能是牵制倒向中国----苏联对日接近的气氛》

19720111B2-日报文章:《可能是牵制倒向中国—-苏联对日接近的气氛》
【本刊讯】
日本《读卖新闻》七一年12月19日刊登了该报记者中村庆一郎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可能是牵制倒向中国——苏联对日接近的气氛》,摘要如下:
以前,日本利用一切机会邀请苏联来日本访问,但都没有被顺利接受,然而苏方最近却转变了姿态,“似乎是在以向前看的姿态研究访日问题”(官房长官竹下语)。
无论怎么说,在这种转变的背景中有着由于尼克松访华而导致的美中接近、日本国内要求改善日中关系舆论的高涨以及由于印巴战争而更加突出的三极世界的新展开等因素。
中国加入联合国以后,中苏对立关系更加激烈,并且由于印巴战争而变成决定性的趋势。
其中,象01月的圣克利门蒂日美首脑会谈和02月的美中会谈所表示的那样,美国和日本开始转向中国。
在印巴战争中,日本政府表面上采取了中立立场,但实际上很清楚,是属于批判苏联和印度一方的。
即使是大国苏联,也有点担心日本的这种行动。
在这一点上,似乎可以说,尼克松决定访华以后的三极外交的戏剧性变动招致了苏联外交部长来日本。
在去年的纪念联合国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在佐藤首相提出解决北方领土问题的时候,苏联外交使团没有掩饰其不愉快的情绪,没有改变抗议日本的态度。
但是,在今年07月尼克松宣布访华以后,苏联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谴责突然收场了。
驻日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也于前不久拜访了代理外相木村,在同本国政府协商完毕复任之后,最近又同福田外相举行了座谈,出现了谋求同我国关系紧密化的苗头。
这种对日接近的气氛是否也与实现访问日本有关?
因此,在这位外交部长访问日本的时候,定期协商的主要议题肯定是讨论中国和印巴等国际形势。
但是,从日本方面来说,理所当然地将总括性地提出北方领土。
北部海洋的安全作业和渔业问题等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继续坚持日本方面的主张。
特别是北方领土是“归还冲绳以后”的外交课题之一。
尽管可以估计到苏联方面的强硬态度,但是,在国际形势的平衡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背景下,应该自始至终进行耐心的谈判。

B2-英刊文章:《莫斯科充当亚洲的首府》

19720111B2-英刊文章:《莫斯科充当亚洲的首府》
【本刊讯】
英《经济学家》周刊01月08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莫斯科充当亚洲的首府》,原提要称:“勃列日涅夫先生看到自己正在同周恩来为亚洲的力量对比大力进行斗争。
这会有助于尼克松先生”。
摘要如下:
当尼克松总统下月去中国的时候,谁都不会象俄国人那样焦急不安地注视他的活动。
他去年夏天宣布,他已接受访问北京的邀请,这使得俄国人不得不在亚洲为自己制订一种更为活跃的政策。
当他提请美国人适应将来世界上的关键性决定不仅是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作出,而且也要在北京、东京和西欧作出这样一种前景的时候,甚至克里姆林宫思想保守的人也得修改两个超级大国就能解决一切真正的重大问题这种称心如意的想法。
他们对尼克松先生的中国之行的首批反应之一,是在秋季着手搞旅行外交。
勃列日涅夫先生对巴黎的访问和柯西金先生的加拿大和古巴之行,得到了广泛的报道;但是波德戈尔内主席的一些出访同样是重要的,他去了北越、印度、缅甸和伊朗,提醒大家,俄国是一个亚洲国家。
中国人提出的“亚洲人的亚洲”的口号,对于俄国来说,是一个比尼克松先生向苏联政府所能提出的任何挑战都要更为直接的挑战,苏联的臣民包括几千万的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蒙古人和其他亚洲民族,苏联的经济计划现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开发乌拉尔以东地区的资源。
俄国人觉得他们必须马上用亚历山大·勃洛克(一八八八——1921年的俄罗斯诗人——本刊注)的诗文来回答这一挑战:“是的,我们是西徐亚人(西徐亚为里海和咸海间一古国——本刊注),是的,我们是亚洲人”……
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上月发生的战争,使得俄国人能够用行动来维护这一断言。
他们显示了他们的力量和权利,示威性地用实力支持印度,并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指责中国是两面派。
莫斯科电台用中国人自己的谚语来嘲弄中国人:“他们是挂羊头卖狗肉。”宣传家们更是火上加油。
维克托·马耶夫斯基先生在《真理报》上试图把中国人描写成不讲原则的。
巴基斯坦声称得到阿拉伯人和其他国家穆斯林的同情,使得俄国有点难堪。
俄国在对阿拉伯世界的广播中一再说,苏联对穆斯林国家的政策是始终如一的。
当然,支持胜利者所带来的困难在于更难充当失败者的保护人。
只要东孟加拉受到西巴基斯坦人的无情压制,俄国就可能声称同情被压迫者,甚至可能把谢赫·穆吉布·拉赫曼的温和的人民联盟说成是一支“进步”力量。
既然孟加拉国现在独立于西巴,而且是在俄国支持的印度的保护下,毛主义分子就更易于利用那里和印度的西孟加拉的社会不满情绪,而俄国人就更难于保持其充当贫穷的孟加拉人的朋友这一角色。
因此,俄国必须继续致力于骂中国人是革命事业的叛徒。
它是毫不留情地这么骂的。
它的宣传人员现在在指责北京同以色列、南非、罗得西亚、澳门的葡萄牙人以及香港的英国人“调情”。
此外,苏联最尖锐的指责是所谓中国同美国勾结,这是理所当然的了。
随着尼克松先生的北京之行越来越近,预料俄国这种谩骂将会增多。
在中苏舌战中,俄国人基本上处于守势。
特别是在联合国,他们一直是对中国激烈的攻击作答。
俄国人正在对周恩来进行猛烈的人身攻击。
但是,看一看整个中苏斗争,他们的态度就不那么处于守势了。
这场斗争已经从意识形态发展到了两个邻国之间的冲突,对它们共同的边界提出了领土要求,俄国人一度还几乎公开地谈论进行一次先发制人的袭击的主张。
现在这场斗争达到了为争夺亚洲的力量对比而较量的阶段。
这两个共产党大国不再只是在北越和北朝鲜,而且是在一个广泛得多的地区内主要是着眼于对方而采取行动的。
从这一角度来看,(苏联的)战略目的在于以苏联的盟国和伙伴来包围中国,这是可能包含俄国和日本重新和解的一种战略。
决不要把这些看成是意味着俄国现在不考虑美国了。
相反,有种种迹象表明,同华盛顿达成某种形式的共处仍然是苏联政策的主要目的。
这样做是需要的,如果不打算使尼克松先生成为俄中之争的主要得益者的话。
尼克松肯定会看到,这场争吵使他有机会在东南亚保住美国的势力,比赛规则随着参加比赛的人的增加而改变。
下个月,俄国人将痛苦而紧张地注视着尼克松先生的中国之行的进展情况,以便确定,他们自己的亚洲政策需要作多大的调整。

B2-英法同时宣布:蓬皮杜02月19日将去英同希思会谈

19720111B2-英法同时宣布:蓬皮杜02月19日将去英同希思会谈
【法新社巴黎01月07日电】
总统府的一项公报宣布,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蓬皮杜将于02月19日去英国。
公报又说,蓬皮杜总统接受了英国首相希思的个人邀请,将到英国首相乡下的寓所契克斯进行非正式访问。
【法新社巴黎01月07日电】
巴黎观察家认为,一个月以前就已确定了原则的下一次蓬皮杜—希思会谈,在巩固布鲁塞尔欧洲共同体1971年取得的成果方面、也许还在谋求重新提出关于政治、经济和货币的初步计划方面,将标志着一个重要的阶段。
这次会晤使两个政治家有机会对欧洲共同体在“完成”和“扩大”方面已经做了的和有待于做的一切工作进行研究。
巴黎人士强调指出,蓬皮杜和希思将是在重要的欧洲一年的开始进行秘密会谈,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这一年将是布鲁塞尔共同体的“创建”国和申请国举行欧洲高级会晤的一年。
最近人们感到,法国某些负责人认为,“十国高级”会议的前景遥远,因为这件事有种种困难。
即使一次非正式会谈,如象法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将进行的会谈,正应该是使大家明确地知道,在今年是否会考虑召开和完全成功地开成这次欧洲高级会议。
某些观察家不知道在02月份的会谈中,两位政治家是否可能讨论去年05月他们没有讨论到的防御问题。
蓬皮杜总统去年05月曾认为这种讨论为时过早,尽管他认为这是一个“主要”问题。
众所周知,两国关于防御的观点仍然有很大的分歧,法国负责人士对于两个政治家可能讨论的这个问题仍然是极为谨慎的。
【路透社伦敦01月07日电】
今天这里正式宣布,法国总统蓬皮杜已接受希思首相的邀请,在02月19日20日的周末去英国进行非正式访问,并进行会谈。
英国消息灵通人士说,蓬皮杜先生和希思先生在契克斯的私下会谈中将讨论共同市场问题、东西方关系问题、欧洲安全问题以及许多其它国际重大问题。
这次访问将是在希思先生预定在01月22日签署加入六国欧洲共同体的条约以后一个月进行。
外交观察家追述说,希思同尼克松总统在百慕大举行的会谈,是在英国很快就要加入欧洲共同体以及它与美国之间的老的特殊关系的方式不断变化的情况下进行的。
观察家注意到,蓬皮杜的契克斯会谈正好是在尼克松总统开始访问北京之前进行,这是很巧合的。

B3-东德外长文策尔突然到新德里活动

19720111B3-东德外长文策尔突然到新德里活动
【美联社新德里01月09日电】
东德外交部长奥托·文策尔今天到达这里,对印度进行为期四天的访问。
一些官员说,这是一次没有预先规定日程的访问,不过,文策尔将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同印度的部长们进行会谈。
但是,印度联合新闻社说,文策尔将提出讨论的问题之一是把印度同东德的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的可能性。
文策尔在到达政府开设的阿育王饭店后没有几分钟就去拜会了也住在这家饭店里的孟加拉国外交部长阿卜杜勒·萨马德·阿扎德。
在这里的孟加拉国使团人士说,文策尔就穆吉布·拉赫曼获释一事向萨马德道贺,并转达了东德政府在得悉此事后的“高兴心情”。
他们还讨论了东德承认孟加拉国的问题。
【法新社新德里01月09日电】
人们昨天才知道文策尔要访问新德里。
据认为,文策尔此行有重要意义,这样看的理由至少有两个。
观察家们认为这次访问同东德可能承认孟加拉国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使自己与印度的关系升格为大使级而积极试探新德里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有关。
新德里在三天前决定把印度同河内的外交关系升格。
目前,印度同东德之间是总领事馆级关系。
【本刊讯】
华盛顿《明星晚报》01月05日刊登一篇专稿,摘要如下:
河内使团的升格并不意味着印度还将承认东德政府,迄今为止,印度同东德只有贸易关系。
一个原因是:新德里认为,勃兰特目前正在奉行一项同苏联和解的正确政策,因此,不想采取在外交上承认东德的行动来打搅他。
第2个原因是:新德里认为,这样做不可能得到什么大的好处,因为它目前同东德已经建立了有效的贸易关系,即使交换大使也不可能得到更多的东西。

B3-伊朗国王巴列维访巴并同布托会谈

19720111B3-伊朗国王巴列维访巴并同布托会谈
【法新社拉瓦尔品第01月08日电】
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今天抵这里进行为时一天的访问,以便同巴基斯坦总统布托举行会谈。
.国王在抵达机场时对布托说:“即使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见到你也很高兴。
我们永远同你在一起。”
布托说,巴基斯坦对此“深为”感激。
陪同国王来访的有外交助理国务秘书马努切尔·泽利。
【合众国际社拉瓦尔品第01月08日电】
布托总统今晚说,在他今天同伊朗国王进行的六小时会谈中,讨论了巴基斯坦及其被切割了的东翼(现在叫孟加拉国,并被印度军队占领着)的前途。
当布托到伊斯兰堡机场为这位国王送行时,有人告诉他,穆吉布在伦敦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布托说:“不管他说些什么,我无意同他进行争辩。
我不想同他进行一场乒乓赛。”
至于他同伊朗国王的会谈,布托说,他们讨论了范围广泛的问题,除了巴基斯坦和东孟加拉局势之外,没有其它议程。
他说,这两位领导人还会谈了实行地区合作以便成立一个包括巴基斯坦、伊朗和土耳其的发展组织的问题。
布托说,穆吉布如果愿意的话,他本来是可以等一下会晤这位国王的,但是他已明确表示,他希望尽快离开巴基斯坦。
【合众国际社伊斯兰堡01月08日电】
巴基斯坦宣布,伊朗国王今天抵达这里进行一次六小时访问。
政府人士说,这是为在巴基斯坦被分开了的两部分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而匆忙安排的一次最后的努力。
美国及其它国家的外交官说,政府向记者宣布这件事,完全是出乎意料的。
他们说,毫无疑问,这位国王进行一次闪电访问是希望能够使布托同拉赫曼就在由孟加拉人治理的东部省份和伊斯兰堡之间建立某种联系——如果在目前还不可行的话,那就这些时候再建立这样的联系——的可能性开始举行某种对话。

B3-印度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印度越南决定把双方代表机构升为大使馆级

19720111B3-印度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印度越南决定把双方代表机构升为大使馆级
【美联社新德里01月07日电】
印度今天同北越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放弃了它把河内和西贡同等对待的正式政策。
印度的这一行动意味着,印度将在河内设立一个大使馆,而在西贡只保持一个总领事馆。
在过去,尽管左翼政党和共产党国家提出要求,印度一直拒绝采取这样一项行动,说如果这样做,就会损害它作为国际监督委员会主席的地位。
国际监督委员会是负责监督1954年的停火协议在越南的实施的。
印度这一决定对于国际监督委员会的前途可能产生巨大的反响。
该委员会的另外两个委员是加拿大和波兰。
过去,印度在就有争执的问题进行表决时一般总是弃权,而加拿大和波兰则彼此反对。
可以想象,现在印度会采取一种比较接近波兰的立场。
外交部的一项简短声明说:“印度政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为了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友好关系,已决定把在对方首都的代表机构升格到大使馆一级,自1972年01月07日、星期五起生效。
不久将互派大使。”
【美联社新德里01月07日电】
印度今天同北越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这对美国是一个挫折。
印度似乎为了感谢上月印巴战争中的支持者苏联而作出了一种姿态。
但是人们认为,承认河内的行动可能会在印美关系以及维护印支和平的努力方面产生反响。
西方外交人士说,国务卿罗杰斯本人自1969年以来一直在竭力阻挠印度承认北越,或者至少是要保证,如果要承认,对南越也要采取同样的行动。
新德里消息灵通的观察家还认为,印度作出这个决定部分是由于美国反对印度军事入侵东巴的强硬立场以及停止美元的援助而促成的。
【路透社新德里01月08日电】
这里的观察家们说,宣布印度在外交上正式承认北越这件事肯定会对印美关系产生不利的影响,由于尼克松总统反对印度在孟加拉国问题以及印巴战争上所持的立场,印美关系已经显得十分紧张。

B3-印拒绝美就印越关系升格提出的抗议

19720111B3-印拒绝美就印越关系升格提出的抗议
【合众国际社新德里01月08日电】
外交部的一位发言人说,印度今天坚决地拒绝了美国就印度将其同北越的关系由领事级升到大使级一事提出的抗议。
这位发言人说,美国大使肯尼思·基廷将他的政府的抗议照会交给了外交部负责亚洲事务的秘书班纳吉,班纳吉替外交秘书考尔接收了这个照会。
考尔没有出面。
一些外交人士说,美国的照会是昨天由国务院交给印度驻华盛顿大使馆的。
【德新社西贡01月08日电】
南越从今天起不定期地禁止再有印度国民来这里。
外交部长陈文林今天对记者们说,已经在这个国家的那些印度人将“不去追究”。
这位外长说,之所以采取这个行动,是因为新德里将其驻河内的代表机构提升到大使地位,而驻西贡的代表团仍然是一、总领事馆。
观察家们说,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个禁令生效的时候,国际监督委员会主席——一个印度人——离开了这个国家。
由于印度首席代表在这个禁令生效时离开了南越,同时在毗邻的柬埔寨和老挝的国际监督委员会也被赶了出来,因此这个组织现在在名义上也不起作用了,就象它在实际上一直不起作用一样。

B3-外电报道:穆·拉赫曼离伦敦前往新德里

19720111B3-外电报道:穆·拉赫曼离伦敦前往新德里
【路透社伦敦01月09日电】
孟加拉国领导人谢赫·穆吉布·拉赫曼,在今天破晓乘坐英国空军的一架彗星式喷气机从伦敦希思罗机场动身,踏上了去达卡的旅途。
谢赫·穆吉布在今天清晨从旁门悄悄地离开了伦敦的克拉里奇饭店。
他避开了在饭店大门外守了一夜的记者们,乘汽车高速度地向伦敦机场驶去。
他乘坐的彗星式飞机在格林威治时间大约八时五十分起飞,前往新德里接受隆重的接待,然后继续飞行,去达卡接受凯旋而归的欢迎。
英国人士说,谢赫·穆吉布在昨晚同希思举行的会晤中提出了英国承认孟加拉国的问题,但是据报道,英国眼下还不会承认。
【路透社伦敦01月08日电】
东巴基斯坦领导人穆吉布·拉赫曼,在被监禁了九个月获得自由后的今晚同爱德华·希思首相会晤。
拉赫曼到唐宁街十号首相的官邸看望希思。
希思特地从他在郊外的寓所赶来接待拉赫曼。
英国官员强调,这次会晤是私人会晤,并不意味着英国在外交上承认孟加拉国。
这件事伦敦仍在考虑,还没有作出决定。
这次会晤是拉赫曼来到这里后应他的要求举行的。
【美联社伦敦01月08日电】
提供消息的人称,希思和拉赫曼的谈话是诚挚的,并且说,讨论了英国承认孟加拉国的问题。
这些人士说,拉赫曼为他在受拘留期间希思为他交涉表示感谢。
这些人士说,希思向拉赫曼保证,英国政府将提供他所需要的任何设施供他支配。
【法新社伦敦01月08日电】
据这里消息灵通的人士说,自由孟加拉的领导人谢赫·穆吉布·拉赫曼今晚要求爱德华·希思首相承认孟加拉国。
他在唐宁街同希思进行的长达一小时的谈话里提出了这个要求。
拉赫曼要求英国给孟加拉国实质性的援助,并且把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向他作了全面阐述。
这两个人还讨论了孟加拉国的政治前途。
英国迄今为止对承认孟加拉国的问题小心从事。
希思在12月21日会见尼克松总统后说,他希望首先确信当权的这个政府能有效地控制整个国家,然后才能给予承认。
从孟加拉国目前的形势来看,这意味着英国给予承认的时日不会太远了。
拉赫曼今晚在同反对党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会晤时也讨论了承认孟加拉国的问题。
威尔逊对他说,工党将支持保守党政府在经过英国给予承认的通常手续后在这方面所采取的任何行动。

B3-巴政府宣布软禁叶海亚和哈米德

19720111B3-巴政府宣布软禁叶海亚和哈米德
【合众国际社卡拉奇01月09日电】
布托总统星期六晚上软禁了前总统叶海亚·汗和前陆军总参谋长阿卜杜勒·哈米德·汗。
在电视上发表的这项政府公告说,软禁叶海亚·汗·和阿卜杜勒·哈米德·汗的决定是“为了国家和巴基斯坦人民的最高利益而在不久前做出的。”
布托软禁叶海亚和阿卜杜勒·哈米德·汗的命令是在孟加拉领导人谢赫·穆吉布·拉赫曼从拉瓦尔品第到达伦敦后发布的。

B3-布托邀请卡扎菲访问巴基斯坦

19720111B3-布托邀请卡扎菲访问巴基斯坦
【路透社的黎波里01月05日电】
今天这里正式报道,巴基斯坦总统布托邀请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上校访问巴基斯坦。
布托总统在致利比亚领导人的一封信中,感谢利比亚人民“为了维护我们的独立和主权所提供的物质上和道义上的支持”。
布托总统把印度比作以色列,指责它们轻视舆论,指责它们认为它们有权用武力对它们的邻国实行扩张主义政策。
“印度和以色列的行为是有计划地企图分裂和削弱伊斯兰国家,阻止我们在殖民主义时代结束以后作为一股统一的力量向前迈进。”

B3-波副总理率政府代表团抵印访问

19720111B3-波副总理率政府代表团抵印访问
【法新社华沙01月05日电】
据波通社报道,一个波兰代表团今天离开这里,前往印度进行十天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将签订一项工业合作协定。
代表团由副总理扬·米特伦加率领,其团员有外交部副部长斯坦尼斯瓦夫·特莱普钦斯基。
【波通社德里01月06日电】
正在印度进行访问的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扬·米特伦加01月06日下午受到英迪拉·甘地总理的接见。
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长时间会谈中,谈到了双方特别关心的国际政治和相互合作中的迫切问题。
在这之前,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在特莱普钦斯基副部长陪同下拜访了印度外交部长斯瓦兰·辛格。

B4-委内瑞拉宣布将自己拥有油船队

19720111B4-委内瑞拉宣布将自己拥有油船队
【美联社加拉加斯05日电】
委内瑞拉交通部星期三宣布,今年较后时委内瑞拉将拥有自己的油船队。
交通部没有说明将买多少只油船,以及向何国购买。

B4-智利《号角报》文章:《保卫我们大陆的财富》

19720111B4-智利《号角报》文章:《保卫我们大陆的财富》
【本刊讯】
智利《号角报》1971年12月26日发表了卡斯托尔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保卫我们大陆的财富》。
摘要如下:
12月08日13日,在利马城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召开了拉丁美洲保卫基本财富联盟的代表大会,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乌拉圭、阿根廷、秘鲁和智利的代表团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最突出、最有意义的一个方面是,力图通过这次会议,将争取完全行使我们各国人民主权的斗争推广到整个大陆。
同一切事物一样,民族主义的主张在一开始时,只有一些政府对具体问题采取了行动;只是在各国普遍出现了类似局面后,才意识到必须采取共同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保卫民族利益的各拉美政府和保卫自己在世界这一地区的投资及利润的各外国企业、主要是美国企业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大陆民族主义的主张因而成了一个共同点。
当古巴革命政府在1959年将美国主要投资家的企业收归国有时,美国政府企图为解决这个“新问题”而搞了几种方案,其中最狡猾的一种就是提出了争取进步联盟计划。
经济发展的主张和答应提供资金作为经济发展的财政援助的诺言,作为一种聪明的投资方式出现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后来实际上发生的事实。
正象通往地狱的道路是善意铺设的一样,“肯尼迪们”的目的就在于此。
答应给的资源从未付给,争取进步联盟也以自然死亡而告终。
因而,问题越来越尖锐,最难预料的事情也随之发生了。
1968年,一批秘鲁军人,在发现秘鲁政府和石油公司之间签订的一项协定中关键性的一页不见了后,逼迫费尔南多·贝朗德放弃了政权;他们的第1个措施是下令驱逐国际石油公司,并用军队的力量收回了公司的企业。
后来又颁布了卓有成效的土改法和工业社法,两周前又将主要的通讯工具,包括报纸、电台和电视台等收归国有。
在象秘鲁那样的新颖的革命经验——军队第1次“在制度上”起到了进步的作用——出现后,又产生了另外一些苗头。
在巴拿马,托里霍斯将军的军政府强烈提出进行谈判,以便将巴拿马运河收归国有,并把其所属领土并入巴拿马主权之中;厄瓜多尔,何塞·玛丽亚·贝拉斯科的温和政权有效地保卫了二百里的世袭海,该政权在拦截并在经济上制裁了多艘美国金枪渔船后,今天同已决定停止所有外援的尼克松政府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智利人民联盟政府依然存在着,它在收回铜、铁和硝石时逐个地影响到外国在矿业方面的所有利益。
这就是美国在本地区所面临的国际局面,直到昨天美国还鄙视地把这个地区看作它的后院。
对它来说,就象整天沉浸在怀念“年轻时的美貌”的老太婆一样,这已经成为过去的事了。
事实上,我们这些国家所取得的胜利是不容易的,而今后进行的斗争也将是这样。
重要的是在较好的条件下进行这些斗争,为此,最根本的是交流经验、建立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实现最广泛的声援的协调机构。
到目前为止,在我们这些国家里己有这方面的全国委员会在活动;如在智利,智利保卫基本财富委员会起了重要作用。
利马会议的巨大功绩在于高水平地公开讨论了我们大陆目前最重大的问题:技术依赖状况和发展;节制生育——这是帝国主义缩小我们各国人民的人口基础的一种方法;美国军事援助计划带来的控制方式,等等。
特别是会议在通过决议时,在使一个担负保卫我们大陆自然财富的统一组织在1972年开始活动方面迈出了坚定的步伐,可以期望这个组织将作出决定性的贡献。

B4-智利众院通过弹劾内政部长托亚案后阿连德总统又任命托亚为国防部长

19720111B4-智利众院通过弹劾内政部长托亚案后阿连德总统又任命托亚为国防部长
【美联社圣地亚哥01月07日电】
阿连德总统今天说,智利议会投票弹劾他的内政部长何塞·托亚的做法是“违反宪法的内容和法律的”。
这项昨晚众院以八十票对五十九票通过的弹劾案迫使阿连德改组他的内阁。
他把托亚的职务同国防部长亚历杭德罗·里奥斯·巴尔迪维亚(激进党人,七十岁)对调。
阿连德在今天宣布托亚和里奥斯·巴尔迪维亚就任新的职务时说:“我们尽一切可能防止这类事情发展下去。”阿连德保证,他将设法改革宪法
——“制定一部新的革命的宪法,从而防止再度发生这类弹劾。
他说,对托亚的谴责是反对党搞的,是毫无根据的,主要是出自政治目的。”
【法新社圣地亚哥01月07日电】
阿连德对促使社会党人、内政部长托亚离职的反对派的回答是一个新的挑战:任命他为国防部长。
在观察家们看来,这个事件再好不过地表明了智利当前的局势和人民联盟作出的继续在合法范围内进行斗争的抉择。
反对派如果不愿承担把局势危险地拖向一次叛乱的话,那末它就必须接受在宪制范围内作为战场。
观察家们根据分析认为,如果政府和反对派在1972年继续对峙的话,可以设想斗争将在现有范围内进行,这就驱散了1971年年底似乎出现在智利上空的暴力的阴影。
参议院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在二十一天的时间内对众议员们对托亚提出的宪法起诉表态。
阿连德并不看重这段期限,他免去了托亚的内政部长职务,并让他在国防部任职,从而实现了一次部长调整。
他以此表明,对参议院的大多数的情绪并不存在幻想。
大多数专家认为,托亚是不可能被参议院宽恕的,阿连德很明智地先处理了这件事。
这一反应具有挑战的力量,表明对反对派的每一个打击都将给予回击,但一直是在宪制的合法范围之内进行的。
一个被议会停职的部长,在被罢免后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内又担任了另一个部的部长职务,这在智利还是第1次。

B4-秘鲁《快报》报道:美报承认美反对二百浬的战斗正在失败

19720111B4-秘鲁《快报》报道:美报承认美反对二百浬的战斗正在失败
【本刊讯】
秘鲁《快报》1971年11月25日刊登了美联社发自纽约的一篇报道,《快报》所加标题为《看来反对二百里的战斗正在失败》,摘要如下:
美联社纽约11月24日电:《纽约时报》今天发表社论说,在与厄瓜多尔及其它八个拉美国家关于领海界限的冲突中,“看来美国正在失败”。
《纽约时报》说,美国不承认这些国家要求的二百里界限,有“很好的理由”。
这家报纸说,“如果所有沿海国家都提出这一要求的话,世界各大洋的百分之四十就要对传统的海洋自由关闭了”。
这家报纸接着说,美国政府已告诫它的美国船只不要为在这些水域内捕鱼交税,但是华盛顿“在这些船被抓住时,替船长们付了厄瓜多尔和其它国家政府判处的罚款”,“这一政策是代价很高而且是无用的”。
这家报纸说,“几年来付的罚款只能促使这种要求变得更加强硬……用实力来强加美国的观点……也将同样无用。”
《纽约时报》说,“美国必须承认一些可与其对大陆架资源的要求相比的渔业方面的要求。”
【本刊讯】
秘鲁《快报》1971年12月01日发表一篇题为《美国反对美国》的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马萨诸塞州最近颁布一项法令,规定其沿海区域领海界限扩大到二百里。
这条法律是由州长颁布的。
据报道这条消息的电讯说,有些律师认为只有联邦政府才能改变国家疆界,而州检查总长却针对这种意见坚决地说,新法律是绝对符合宪法的。
据悉,确定二百里领海界限,是针对苏联船只多次侵入该州沿海的行为而实行的一种保护政策。
官方已经说过,马萨诸塞的渔民曾指控苏联人洗劫海底进行捕鱼,并且长时间危害开发的鱼群。
这还不是全部情况。
采取这一决定还因为,已迫使苏联人给一家美国公司弄坏了渔具而赔偿八万九千美元。
很明显,作出有关二百里领海的决定是为了保护渔业资源。
同样也很明显,这一决定是出于一个州的具体需要。
这一切向我们表明了什么呢?
很简单,由秘鲁长期所捍卫并且越来越多的国家也正在接受的理论,是一个以无可争议的论点为根据的理论。
只有一小批强大的渔业公司出于扩张主义利益、霸道和勃勃野心,才会反对各沿海国家人民维护一个基本权利,也就是美国自己一个州最近行使的权利。
这个国家反对二百里的官方态度今后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出现更加离奇的现象。

B4-秘鲁新外长谈秘鲁对外政策时说:中国加入第3世界国家行列具有重大的意义

19720111B4-秘鲁新外长谈秘鲁对外政策时说:中国加入第3世界国家行列具有重大的意义
【拉美社利马01月07日电】
外长米格尔·安赫尔·德拉弗洛尔·巴列今天证实,秘鲁政府即将拟就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贸易关系的计划。
这位新外长在今天接见记者时宣布了这件事。
在他讲完话后,一名记者问他,古巴仍然同秘鲁没有外交关系,秘鲁所主张的普遍建立关系的政策同这一点是否有矛盾,德拉弗洛尔说,普遍建立关系是一个主权行动,应该同各国本着协作和互相尊重的精神实现这一点。
他重申秘鲁要促使在美洲国家组织中重新考虑制裁古巴的决定,他指出,在这方面,秘鲁已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政府进行了接触。
他在重申秘鲁将继续执行其同第3世界国家接近的政策时,指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第3世界国家所具有的深远意义,一个由于其幅员之大、人口之多和原子力量而具有那么巨大影响的国家加入第3世界国家的行列,对第3世界的谈判实力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个记者又问他,如果人民中国申请加入七十七国集团,秘鲁是否支持,这位外长回答说,在这方面不存任何不便之处。

B4-美担心在领海权问题的斗争中遭到惨败

19720111B4-美担心在领海权问题的斗争中遭到惨败
【美联社巴西利亚01月04日电】
美国和巴西已建立一条应急通讯联系,以避免因巴西规定二百里领海界限而发生大规模冲突的风险。
这种热线式的配置可以使巴西人迅速接见驻巴西的美国官员,而这些美国官员则可以同华盛顿进行紧急通讯联系。
双方希望这将防止类似美国渔民——继而是美国政府
——同其他主张二百里的拉美国家的冲突。
预定,在03月份捕捉小虾和龙虾的季节开始之前,还要举行一轮会谈。
美国官员们对于在那次会议上达成一项协议感到乐观。
巴西说,它在要求承认二百里界限方面“将毫不动摇。”
【本刊讯】
秘鲁《快报》1971年11月24日刊登了安莎社11月23日发自华盛顿的一篇报道如下:
安莎社华盛顿11月23日电:一批渔业政策专家,建议美国政府在领海主权方面作出让步,因为否则的话,在1973年日内瓦海洋会议上可能“遭到惨败”。
最近在迈阿密举行的“海湾和加勒比渔业协会”大会上有人说,美国将要同在领海主权上持相反观点的许多国家相对峙。
迈阿密大学托马斯·克林安教授预言,美国的理论可能要失败,“从外交的观点来看它将是那样令人讨厌,就象已经在联合国出现的关于中国的理论一样”。
克林安教授追述说,五十多个国家要求领海主权范围超过十二里。
而美国只承认三里,仅仅承认十二里为捕鱼区。
他讥讽地指出,在1973年日内瓦会议上,“事实是,美国不能控制许多票,也不能指望买到相当的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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