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共产党辽宁省委员会写作小组
版面：头版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有叛徒王明一伙长期拒绝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来研究中国革命的经验，而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片言只语去吓唬人。
同时，有一些人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了解理论指导革命实践的重要性，而做了假马克思主义的俘虏。
王明一伙用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疯狂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曾经使中国革命遭到极大的损失。
为了揭露叛徒王明一伙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三十三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实践论》这部伟大著作。
毛主席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原理，系统地总结了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深刻地批判了叛徒王明一类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大大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引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当前，全党全国人民正在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深入地猛烈地批判王明、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所散布的“先验论”、“唯生产力论”、“人性论”、“阶级斗争熄灭论”等反动谬论，这是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我们结合这场斗争，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对于进一步分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提高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胜利完成党的“九大”和九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迎接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周年，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
社会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这是马克里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
承认不承认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这是区别唯物论的反映论和唯心论的先验论的重要标志，也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早在一百多年前，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就明确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现实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把实践的观点引入认识论，正确地解决了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这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深刻地阐明了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首要地位和决定作用，强调指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人们无论对于什么事物的认识，只有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斗争，才能接触到那个事物的现象，也只有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斗争，才能暴露事物的本质，而达到规律性的认识。
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道路。
所谓“生而知之”的谬论，是同唯物论的反映论背道而驰的，它不过是一切剥削阶级，也是王明、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用以欺骗人民群众的鬼话。
毛主席嘲笑了那种完全脱离实际的“知识里手”。
这种人，“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
毛主席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作了十分明确的肯定，而且把实践内容科学地概括为“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
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这篇著名论文中，毛主席进一步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发展。
生产活动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而在阶级社会中，它是由各阶级的成员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来进行的。
因此，“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
剥削阶级的偏见，总是堵塞认识真理的道路。
只有不断清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打在我们思想上的烙印，才能对客观事物获得真理的认识。
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
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
毛主席这一科学论断，抓住了辩证唯物论的本质，给王明、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否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实践观点以有力的批判。
长期以来，王明、刘少奇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一贯用反动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来对抗唯物论的反映论，鼓吹人的认识先于经验，才能先于实践。
刘少奇宣扬人的“聪明”和“愚笨”“是先天造成的”。
①其目的是为了把劳动人民说成“先天”就是“愚蠢”的，替反动的“群众落后论”寻找理论根据。
毛主席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针锋相对地指出：“卑贱者最聪明！
高贵者最愚蠢”。
这里说的“卑贱者”，就是同剥削阶级相对立的广大劳动人民；
这里说的“高贵者”，就是包括刘少奇一伙在内的自作“聪明”、妄想倒转历史车轮的反动派和剥削阶级的精神贵族。
刘少奇一伙还反复宣传唯心论者所鼓吹的所谓“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的“三种境界”。
②在他们看来，一个人根本不要参加社会实践，只要关起门来冥思苦想，终归有一天会豁然开朗，发现事物的奥秘。
这充分暴露了他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死敌。
毛主席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驳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时指出：“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他们自己。
要让他们做，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
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主席这个指示，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指出了我们发现和培养无产阶级的优秀人物的根本途径，指出了我们优秀的革命干部成长的根本途径。
毛主席在这里指明了：人的知识（才能、才干都属于知识的范畴），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才有的，是从社会实践中经过总结经验教训而得来的。
各个历史时期，大批革命的优秀人物，无不是在革命实践的风暴中产生的。
把才干、才能说成是超实践的、先天就有的，不过是那些狂妄的唯心论者的自我吹嘘和虚构，在社会生活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毛主席认为马克思是“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最完全的知识分子”，（《整顿党的作风》）并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科学地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
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
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
请同志们注意：毛主席在这里特别强调，没有参加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这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
对于毛主席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论断，必须作全面的深刻的理解，决不容许王明、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加以割裂和歪曲。
王明、刘少奇一伙叛徒鼓吹才能先于实践的反动谬论，并不是承认别人有才能，而是妄想要人民群众承认他们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天生的“超人”，而人民群众则是“黑暗”、“落后”、“反动”的。
在这些野心家、阴谋家看来，他们的这套神话一旦成为现实，便可以改变历史，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
但是，历史是不可颠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是不可抗拒的。
凡是诬蔑人民群众的人，恰恰是最愚蠢的，都是没有好下场的。
毛主席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
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
王明、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推行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以唯心论的先验论作为思想基础的。
他们从这种反动世界观出发，一切以自己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否认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时而从右的方面，时而从“左”的方面，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革命事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对这条反动路线一定要从它的哲学基础上进行深入批判，才能有效地肃清它的流毒。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建立在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基础上。
它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科学地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正确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我们党的生命线。
我们只有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参加革命实践，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才能掌握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现状和历史，抓住主要矛盾，制订出落实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计划、措施、办法；
才能把这些计划、措施、办法化为群众的自觉的革命行动，并在群众斗争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得到纠正。
经过这样的反复实践，我们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理解，就能一次比一次更深刻、更全面，在贯彻执行中也更自觉、更坚定。
二
在社会实践中，人们的认识是怎样发生和发展的呢？
列宁指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通过对认识过程的两个飞跃的分析，深刻地阐明了认识论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进一步发展了列宁关于认识的辩证运动的伟大思想。
毛主席指出：“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
“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
人们认识的第一步，是在实践中通过各种感觉器官，使客观外界的现象反映到自己的头脑里来，形成感性认识。
否认参加实践，否认感性认识，就是否认唯物论。
但是，应该看到，感性认识所反映的只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片面，事物的外部联系，有时甚至提供同事物的本质完全不一致的假象。
毛主席说：“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
单凭感性经验的材料就作结论，必然产生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不能正确地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
毛主席严肃地批评那些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
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因此，一切有工作经验的同志，都要注意防止和克服经验论的倾向，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总结经验，把它上升为理性认识。
这里要特别指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伙鼓吹的“桃园经验”之类的东西，是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
他们依靠地、富、反、坏及一小撮走资派，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斗争矛头指向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这就是“桃园经验”的反动实质。
这种“经验”是内省体验的唯心的“经验”，纯粹是出于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而主观炮制出来的。
学习唯物论的反映论，必须批判这种唯心论的经验论。
毛主席指出：“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
理性认识的特点，在于它是科学的抽象，具有综合性和条理性，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了客观世界，反映着事物的本质和主流。
因此，理性认识是认识的高级阶段，是比感性认识更重要的阶段。
实现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
毛主席一贯倡导的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重要的工作方法，是实现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科学方法。
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的过程，就是将群众的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的过程。
我们有些同志，所以不能把丰富的经验上升为理论，主要是因为没有认真学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以它为指导，充分发挥头脑这个思想器官的作用。
只有“养成分析的习惯”，“开动机器”，“善于思索”，才能使十分丰富的感觉材料在头脑里发生质的变化，跃进到理性认识上去。
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仅表现在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更重要的还表现在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飞跃。
第二个飞跃比起第一个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
理性认识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在第一个飞跃中是不能解决的。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把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去，用它来能动地指导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
一般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
“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
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即使是正确的认识，也必须再回到实践中去，要不断地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有了正确的认识，不去用以指导实践，这种认识也就失去意义。
我们无论是进行调查研究，还是认真总结经验，不单是为了向上级机关汇报，而是为了指导下一阶段的革命斗争，达到推进革命的目的。
王明、刘少奇、杨献珍一类政治骗子，既否认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否认理论指导革命实践的作用，他们公然诬蔑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伟大真理是“唯心主义”。
其实，正是他们这伙叛徒从唯心论的先验论出发，割裂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在实践基础上的互相联系和互相转化。
这类政治骗子的险恶用心，就是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妄图实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
毛主席在这部伟大著作中，特别强调革命理论对于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指导作用。
毛主席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
我们一定要遵循毛主席的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教导，努力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
王明、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惯于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欺骗和吓唬一些理论水平不高的同志。
如果不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那么，在这些政治骗子以假乱真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以假当真，把毒草当作香花。
只有认真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把这种学习同自己的思想实际和两条路线斗争方面的问题结合起来，同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结合起来，方能识破和抵制王明、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排除“左”的、右的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的干扰，坚定地捍卫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三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
毛主席这一教导，精辟地论述了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辩证法，为我们改造世界观指明了方向。
林副主席进一步阐述了毛主席这一伟大思想，指出：“我们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
革命，也得革自己的命。
不革自己的命，这个革命是搞不好的。”
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都是在一定的世界观指导下，通过自觉的活动来实现的。
“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们改造世界观，就是要把自己改造成为彻底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者，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战士，使思想符合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符合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达到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毛主席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无论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老干部，还是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出来的新干部，都有个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的迫切任务。
高级干部在改造世界观方面应该有更高的要求。
用这样或那样的理由，来放松自己的改造，都是错误的。
否认改造世界观的必要性，实际上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否认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我们改造主观世界，决不能离开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革命活动中，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
（《德意志意识形态》）把认真读马、列的书和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同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结合起来，这是改造主观世界的必由之路。
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器，长期地无条件地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深入到实际斗争中去，经过艰苦的磨练，才能使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比较彻底的转变，才能使自己的立足点逐步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
离开现实的斗争，离开工农群众，就根本谈不上主观世界的改造。
王明、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从唯心论的先验论出发，一贯反对在革命实践中改造世界观，胡说什么“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只要“多看，多谈”，“自然就会有的”。
③按照这种谬论，人们根本不需要参加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根本不需要到群众中去，而只要关在“书斋学院”里，专读“孔孟之道”，“吾日三省吾身”，就可以“修养”成一个“很好的政治上成熟的革命家”。
④这哪里是什么“革命家”？
只不过是刘少奇一伙为复辟资本主义培养的精神贵族。
我们一定要清除王明、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散布的“闭门修养”的余毒，坚持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
改造世界观的斗争是长期的任务，干一辈子革命，就要改造一辈子。
因为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这就决定了世界观改造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一旦放松自己的世界观的改造，就不能抵制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侵蚀，就会迷失方向，犯严重错误。
只有提高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既学习革命理论，又坚持革命实践，既当革命对象，又当革命动力，才能使自己的思想随着急速变化的革命形势而急速变化，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
在我们一些同志中滋长的居功自恃、骄傲自满、自以为是、个人第一主义等错误思想，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种反映，是资产阶级唯心论、形而上学的表现。
这种思想不符合人类认识运动的规律。
毛主席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永远没有完结。
我们取得某一阶段斗争的胜利，只能说明在这个阶段内，自己的思想符合了客观外界的规律性。
但是，无产阶级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伟大历史任务远远没有完成。
我们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理由。
有了骄傲自满、个人第一主义这些错误思想，就不可能学好马、列的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对群众的意见也不可能听进去，而会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停滞不前。
“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我们应当坚持不懈地刻苦学习，坚持参加革命实践，不断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毛主席在《实践论》这部伟大著作中向我们指出：“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
学习毛主席这一教导，深深感到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非常重大，非常艰巨，也非常光荣。
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努力改造世界观，以便更有效地实现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向着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胜利前进。
注：
①刘少奇：《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一九四一年）。
②王国维曾在《人间词话》中说过：“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此第一境也。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此第二境也。
‘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
’此第三境也。”
③刘少奇：《与王光英一家谈话纪要》（一九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④刘少奇：《修养》（一九六二年版）。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一年第五期）
作者：列宁
版面：头版
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
版面：头版
本报讯 战斗在迁安矿区三支两军第一线的一八○三部队党委，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的反映论的过程中，遵照毛主席关于“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的伟大教导，把读书和调查研究结合起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分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使三支两军工作越做越有成效。
过去，这个部队的党委成员在学习唯物论的反映论时，忽视了和调查研究相结合，使理论和实践有些脱离，工作上往往有主观随意性，甚至不经过调查研究就发议论，下判断，作决定。
针对这种情况，党委及时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有关理论联系实际和调查研究的论述，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有一个党委成员在这个问题上体会很深。
他在负责“一打三反”运动的时候，听到一些人反映“生产上不去，主要是运动抓多了”。
他既没有调查，又没有分析，就相信了这种意见，重新制订了一个工作方案，结果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生产也没促上去。
群众批评这个计划是“主观主义的，行不通”。
这位党委成员带着这个问题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认识到，不搞调查研究，必然产生唯心主义的工作指导，就不能取得工作的发言权和领导权，就会从“左”的或右的方面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
他立即深入到群众中去作调查研究。
经过调查研究，发现所谓“运动抓多了，就会影响生产”的说法，是一小撮阶级敌人为了掩护自己而散布的烟幕弹。
而一些同志由于阶级斗争观念不强，也附和了这种说法。
于是，他和群众一起重新制订了一个“一打三反”运动的新方案，用狠抓阶级斗争来带动生产，使革命、生产都出现了蒸蒸日上的新局面。
这个党委成员的经验教训，使大家认识到：调查研究是唯物论的反映论的具体运用，坚持调查研究，就是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
从此，他们把学习唯物论的反映论和调查研究结合起来，把调查研究作为学习和掌握唯物论的反映论的最好途径，作为防止和克服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最好方法。
有一次，党委副书记、部队长马兰山了解到这个矿区建成新的选矿厂以后，急需增加新的采矿点。
采矿点不增加，选矿就“吃不饱”，就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马兰山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调查研究，发现群众中有两种意见。
有的同志认为，“多搞中小型的采矿点，投资少，投产快，便于土洋结合”；
有的同志认为，“小采矿点星星点点，不能从根本上满足选矿需要”。
究竟哪种意见正确呢？
他遵照毛主席关于“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的教导，对两种意见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认为：为了适应矿山建设，建立大型采矿点是必要的，但是，大是由小积成的，小可以变大，因此必须多搞中小型的，实行大中小结合。
特别是在新选矿厂即将投产的情况下，马上需要大量的矿石，开小采矿点，设备简易，投产时间快，符合多快好省的方针。
于是，他积极支持了前一种意见，并且亲自带领一个“三结合”的调查组，四次翻山越岭，对各个矿山进行了现场勘测，终于找出了三个好开易采、运输方便的小采矿点，及时解决了选与采的矛盾。
由此，他深深体会到，坚持调查研究，才能洗刷唯心精神，树立革命的科学的世界观，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这个部队党委成员在学习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过程中，还体会到：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不是一次能够完成的，“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
只有通过不断实践，不断总结，才能使自己的思想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使自己的认识紧紧跟上飞速发展的新形势。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经常和自己头脑中的“骄”字和“懒”字作斗争。
因此，他们把学习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和斗私批修结合起来，不断克服骄傲自满情绪和懒汉思想，使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观点在头脑里深深扎根。
党委委员、参谋长高凤龙，过去虽然也学习过唯物论的认识论，也懂得坚持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但由于艰苦精神不够，懒于动腿和动脑，在调查研究问题上不能持之以恒。
后来，他结合学习毛主席关于破私立公、改造世界观的教导，深刻认识到，如果“私”字当头，害怕艰苦，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就不能坚持辩证唯物论，就会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
他狠斗“私”字，破除“满”字，坚持实践，坚持调查研究。
有一个时期，他负责矿建公司整党建党工作。
当时，全公司十几个单位都举办学习班，任务很重。
但是为了取得指导运动的主动权，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抓住了运动中的主要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有力地指导了整党建党工作的深入发展。
最近，济南部队某部党委部分领导成员结合前阶段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情况，畅谈他们在读书中不断攻破学习上的困难关，提高认真读书的自觉性的体会。
下面是几位同志的发言摘要。
知难而进，发奋攻读，才能学懂弄通
岳立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委的领导成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了较好的收效。
但有的同志对读马、列的书，还存在一些畏难情绪。
如有的觉得“马、列著作讲的道理深，难懂；
自己的历史知识少，难钻”等等。
董超：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向困难作斗争。”
在学习中遇到的困难有两个方面，一是思想上的畏难情绪，二是学习中的实际困难。
有的同志学习深入不下去，主要是缺乏知难而进、发奋攻读的革命精神。
岳立端：知难而进，必须有“进”的动力。
怎样才能有“进”的动力？
我觉得首先要有明确的学习目的。
回想革命战争年代里，革命前辈在战斗非常紧张、条件非常艰苦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认真刻苦学习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著作。
有的甚至在白色恐怖下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冒着生命危险，废寝忘食地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著作。
革命前辈这样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首先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就是毛主席所谆谆教导的，为着“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
我们现在读书的条件比那时好多了，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就更要有革命战争年代的那么一股子劲，这股劲来自对革命高度负责的事业心，来自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忠心。
有了这种动力，就有了“自己逼自己”的决心，就有了认真读书的自觉性，困难再大也难不倒。
阎洪奎：当前，有的同志还没有认真读马、列的书，有的同志在读马、列的书时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结合不紧。
这些同志对当前阶级斗争新形势认识不清，没有认识到认真看书学习的极端重要性。
我们必须看到，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尖锐复杂的，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小撮阶级敌人常常以伪善面目出现，采取篡改马列主义的卑劣手段，以谣言和诡辩，用机会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打着红旗反红旗，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新特点。
过去，王明、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用篡改马列主义的手段向我们进攻时，我们有些人所以受骗，就是因为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不高。
在无产阶级革命不断深入的今天，如果不能识破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的阴谋诡计，不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就要不知不觉地受骗上当。
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看书学习，把读马、列的书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紧密结合起来。
扎扎实实地从“一点”学起
武银河：我以前在读书中，虽然也有尽快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愿望，但由于缺乏扎扎实实的革命精神，有时捧起书来，一气读几章，囫囵吞枣，“食而不知其味”。
后来，我学习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愚公移山》。
老愚公那种“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的顽强精神和“挖一点就会少一点”的科学态度，对我启发很大。
我以前读书不少，收获甚小，主要原因就是思想上犯有急躁情绪。
从那以后，我决心不贪多，力求深，坚持从“一点”学起，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一点、用一点、讲一点、写一点，这样做，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孙乐义：我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饭要“一口口地吃”和“突破一点”的教导，学习了林副主席关于“抓住一个问题深入地钻进去，务求明白透彻”的指示，联系自己的学习体会，从“多”和“少”的辩证关系上进行了分析，认识到：“少”是“多”的开始，“多”是“少”的集中。
扎扎实实地学习一点，弄懂一点，掌握一点，看来是“少”，但是，这“一点”是万丈高楼的起点。
这样一点一点地学习，只要坚持下去，就能积少成多，由一点到几点，从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
从一点学起，一点一点深入，这样，我们学得不是“少”了，而是学得更多了，更深刻了。
相反，贪多求全，蜻蜓点水，结果只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我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注意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着重从效果出发，在“突破一点”上下功夫。
善于联贯起来思索，领会精神实质
赵玉华：在扎扎实实从“一点”学起的过程中，特别要强调在一个阶段内围绕一个基本观点，把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中有关阐述这个基本观点的教导，联贯起来，认真思考，刻苦钻研，达到理解其精神实质，真正弄懂弄通的目的。
比如，我在学习《法兰西内战》这部伟大著作的过程中，认真学习了马克思关于国家学说的一段论述：“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怎样理解这个基本观点？
我又认真学习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的教导：“……对于我们所引证的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流行着一种庸俗的‘了解’，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是强调缓慢发展的思想，不主张夺取政权等等。”
“实际上恰巧相反。
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
接着，我又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
在这个基础上，把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中关于国家学说的基本观点的论述一段一段地列出来，一字一句地学习领会，然后又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这些论断联贯起来思索，结合从巴黎公社至今一百年来国际国内革命斗争的历史事实，认真进行分析研究，加深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理解。
我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核心是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英勇捍卫和伟大发展。
我们只有遵循这些根本的革命原理，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最后消灭国家机器，实现共产主义。
孙乐义：我在学习马、列的书时，不断培养自己勤用脑、勤分析的习惯，发扬“钉子”精神，猛往里头钻。
如我在学习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一光辉著作时，认真学习了列宁这一教导：“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
然后，结合我国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两个阶级激烈搏斗的一桩桩实例，再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就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理解。
这样，我越钻越有劲头，使学习逐步深入。
还要有切实的学习方法
涂德方：毛主席教导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
从思想上破除了畏难情绪，也还需要一些切实可行的学习方法。
根据我们以前学习的情况，主要是采用了三种方法：一是进行“三个对比”。
即带着三大革命运动中的实际问题，学习一个观点，看马克思、列宁是怎样论述的，毛主席是怎么发展的，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是怎么篡改的，认真进行对比分析，使我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些基本观点有比较深的理解。
二是开展“对口学”活动。
经过一段时间自己学习钻研之后，互相交流学习体会，遇到疑难问题，一起探讨，这样有读有议，互相启发。
三是第一把手加强组织领导。
党委“一班人”中，有文化水平较高的和文化水平较低的，工作经验较多的和工作经验较少的，等等。
针对具体情况，采用不同方法，运用不同形式，帮助他们及时清除学习上的障碍，搞好学习辅导，促进学习不断深入。
本报通讯员
军民同走“五·七”路
几年来，我们以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为指针，同当地广大柯尔克孜族人民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在海拔三千多米的风雪高原上，战天斗地，同守边疆，促进了连队的革命化、战斗化建设。
连队连续七年被评为四好连队，先后两次派代表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携手绘新图
解放前，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压榨，这里的广大贫苦牧民，过着“渴了一把雪，饿了挖野菜，冷了进山洞”的悲惨生活。
解放后，牧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
但由于受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新疆的代理人所推行的“牧区特殊论”的毒害，当地仍旧存在着“高原不种地”、“牧民不务农”的保守思想，每年需要国家从几百里以外用骆驼运来粮食支援。
我们站有些同志也觉得在这样的地区不好搞生产，各种物资只有依靠上级供应。
在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指引下，党支部组织全体同志学习了毛主席《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和《愚公移山》等光辉著作，批判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罗瑞卿散布的“国家兵，国家养”的修正主义谬论，决心靠毛泽东思想建站，自力更生克服困难。
我们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修渠引水，引洪淤泥，搬石造田。
毛主席教导说：“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
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发动群众认真分析当地气候多变和高山碎石多，土层薄，粘性大，易板结等特点，找到了高山种菜的规律，增种了十六种蔬菜，还种了青稞、燕麦、豌豆等农作物。
我们不仅喂养了羊、牛、猪，还发展了军马生产，实现了蔬菜、肉食自给和军马补充自给。
遵照毛主席在《五·七指示》中关于“又能从事群众工作”的教导，我们还坚持用毛泽东思想宣传群众，武装群众。
我们带着《五·七指示》走出营房，向广大牧民反复进行宣传，同他们一起办学习班，学习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和关于“农业学大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教导，批判刘少奇的“牧区特殊论”等黑货，使牧民树立起山沟也要搞生产，牧区也要学大寨的雄心壮志。
他们学习老愚公，学习大寨人，搬来石头修渠筑坝，把水引上了云遮雾绕的山腰，又从几里外运土造田，终于把千年沉睡的卵石滩，变成了米粮川，把野草丛生的荒山坡，变成了层层梯田。
一九六七年，生产大队平均每人生产粮食达到一千零五十斤，等于一九六二年的五十多倍，缺粮队变成了余粮队，并且改变了过去牧民祖祖辈辈吃不上菜的情况。
牧业生产也有了大发展，牲畜增加了两倍多。
自一九六七年以来，牧民们除留足口粮和战备粮外，每年还交售给国家许多粮食。
协力保边疆
毛主席在《五·七指示》中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亦工亦农，能文能武。
斗争实践使我们深刻认识到：落实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是加强军民联防，建设政治边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
因此，我们始终以《五·七指示》为指针，做好战备工作。
五年来，我们坚持对“阶级斗争熄灭论”经常批，路线教育经常抓，战备工作经常查，做到形势任务变，常备不懈的思想永不变。
有一次，战士王振德同志在执行任务中病了，大家决定送他到牧民毡房休息，他坚决不肯，默念着毛主席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伟大教导，继续前进。
指战员们为了祖国边防的安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鼓舞了牧民群众。
民兵队长买买提玉山经常说：“毛主席怎么教导的，解放军怎么做的，我们就怎么干！”
要搞好军民联防，首先要搞好思想上的“联防”。
一九六九年以来，我们同当地群众先后举办了二十二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行战争思想教育，摆帝国主义不断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看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危险性；
摆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到处侵略的罪行，看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豺狼本性，从而大大加强了群众的战备观念，促进了民兵工作“三落实”。
去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军民联合进行战备演练，不少群众自动赶来支援。
有两位老贫牧，主动组织八个人，带上主副食和炊具，赶上毛驴，一口气跑了十几里路来支援。
他们说：“我们吃过旧社会的苦，尝到新社会的甜，为了保卫祖国，我们也要尽上一把力。”
现在，我们边防站所在地区，广大贫下中牧，人人是哨兵，家家是哨所，一方有情况，八方齐出动。
军民团结如一人，筑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五·七指示》放光芒 教育革命谱新章
一九六八年九月，我们配合工宣队，进驻重庆医学院。
两年多来，我们在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指引下，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学校，改造学校，结束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个学校的统治，使医学院成了重庆市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先进集体。
实践使我们深深体会到：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既是加速我军革命化、战斗化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又是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纲领。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光辉的《五·七指示》中指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在教育战线从事群众工作的根本方向和根本任务。
我们体会到，要在学校贯彻执行《五·七指示》，必须首先摧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治，把学校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
两年多来，我们和学校广大革命师生一道，同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学校领导权的问题上，进行了反复的激烈的斗争，终于摧毁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世袭阵地”，从政治上、组织上结束了他们在学校的统治，使工人阶级掌握了教育革命的领导权。
在实践中我们体会到：要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仅仅在组织上夺了权还不行，还必须从思想上夺权，在思想领域中建立无产阶级的统治。
两年多来，我们坚持用毛泽东思想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帮助他们着重解决恨谁、爱谁、跟谁走、为谁服务的问题，培养了一批受工农兵欢迎的知识分子。
过去，这个医学院的知识分子在叛徒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下，思想感情同工农兵格格不入，一些出身劳动人民家庭的学生，也变得“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
为了促进他们阶级立场和思想感情的转变，我们一方面遵照毛主席关于“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教导，在阶级教育基础上，引导大家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深入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卫生路线；
一方面引导他们到三大革命实践中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
党的“九大”以后，我们分期分批地组织了二千二百多名师生和医务人员，到缺医少药的广大农村山区，为贫下中农防病治病，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通过三大革命斗争的锻炼，广大知识分子的阶级立场和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他们深有体会地说：“三大革命运动实践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最好课堂，贫下中农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贫下中农说：“这些知识分子，过去和我们心隔心，谈不拢；
现在和我们心贴心，谈得亲，是我们贫下中农欢迎的人。”
要用毛泽东思想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还必须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坚持在“改造中使用，在使用中改造”的原则。
两年多来，我们按照这一原则，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大大调动了他们的积极因素。
现在，不论是原来在校的革命师生，还是新入学的工农兵学员，都积极地投入斗、批、改的革命洪流。
他们在小农场、小药厂，开荒种田，采制中草药，朝气蓬勃地前进在《五·七指示》指引的大道上。
看到这种革命景象，使我们深深感到：用毛泽东思想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是在教育战线上贯彻落实《五·七指示》，做好群众工作的首要任务。
抓住这个根本不放，就能够彻底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把学校真正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某部驻重庆医学院支左人员
新疆克孜勒苏军分区迈丹边防站
作者：新华社
作者：毛泽东
豫东永城，历史上内涝、干旱、盐碱三害严重，是淮河流域有名的多灾低产县。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焕发了永城人民战胜自然灾害的革命精神。
他们坚决落实毛主席关于“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以大寨为榜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挖沟疏河，打井修渠，全面治理涝、旱、碱，农业生产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目前，全县已开挖、疏浚沟河四十三条，兴建桥、涵五百五十多座，打机井四千多眼，建大型拦河节制闸七座，机电灌溉站三百一十多座，修台田、条田六十四万亩，发展水浇地三十万亩，初步形成了一个遇涝能排、遇旱能灌的水利系统，推动农业生产迅速发展。
一九七○年全县粮、棉夺得了有史以来的丰收。
永城县位于淮河水系主要河流之一的沱河两岸。
解放前，这里每当雨季，沱河河水猛涨，淹没田野，吞噬村庄；
汛期一过，河道干涸。
沿岸几十万人民长期处于“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困境。
解放后，全县人民在毛主席发出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鼓舞下，决心改造自然。
他们依靠集体力量，开挖疏浚河道，兴修除涝治碱工程，打井修渠，发展灌溉，大大减轻了涝、旱、碱三害的威胁，粮食产量逐年上升。
但是，由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治水路线，干扰、破坏治淮工作，严重地影响了这个县的治水进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永城县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狠批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治水路线，改变全县自然面貌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县革委会同群众一起认真分析了永城的自然条件，认识到彻底根除涝、旱、碱三害，关键在于正确解决水的问题。
要解决好水的问题，必须“蓄泄兼筹”、“排灌兼施”，旱涝两手抓，既要解决旱的问题，又要解决排涝的问题。
为了掌握治水的主动权，永城县革委会组织了有干部、贫下中农和技术人员参加的近千人的水利调查队，踏遍全县各个社队，了解大小沟河的自然流势，观察地势和土质，取得第一手材料，制定了排灌两手抓的综合治理规划。
这以后，全县各社、队对境内的沟河逐段勘测和规划，本着以大局为重、上下游兼顾的原则，综合治理，大搞水利配套工程。
在沱河主干上建造拦河节制闸，在其他沟河上建成一批机电灌溉站，修筑了一座座桥、闸、涵。
从此，结束了沱河洪水泛滥的历史，使为害千年的害河开始造福于人民。
在治水除害改变灾区面貌的过程中，永城县革委会认真总结和推广了酂阳公社卜子大队学大寨改变落后面貌的经验。
这个大队原来是全县有名的积水洼、盐碱窝。
全大队三千二百亩耕地，分布在六洼、两坡、一堤上，旱、涝、碱三害俱全，粮食产量很低。
一九六五年，大队党支部带领全体党员、贫下中农学习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战天斗地，大搞除涝治碱、打井灌溉、深翻改土。
他们经过几年的奋斗，开挖排水治碱沟十九条，打机井十二眼，建小型电灌站四处，修灌溉干渠四公里，挖淤压碱一千多亩，挖条田一千四百亩。
就这样，全大队三千多亩高洼不平的土地，基本上建成了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田，粮、棉产量大幅度上升，为全县彻底改变多灾低产面貌作出了榜样。
卜子大队的巨变，使全县各级革委会深刻认识到：要迅速改变多灾低产面貌，必须象卜子大队党支部那样，认真向大寨学习，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激发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认识提高了，各级领导班子都狠抓农业学大寨。
在他们的带领下，一个“学大寨，赶卜子，彻底改变灾区面貌”的群众运动，在永城广大农村蓬勃兴起。
在县城以西古老的大堤与沱河南大堤之间，有一条柳叶般的狭长地带，人们称它“柳叶湖”。
在沱河未治理前，那里一直是“无雨地开裂，小雨便成灾；
夏秋一片水，冬春种季麦”。
一九六九年冬，酂阳公社的干部，怀揣红宝书，肩扛行李卷，带领有关大队的群众，开进柳叶湖。
在那里，他们领导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远学大寨，近学卜子，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在隆冬腊月，冒严寒刨冻土，修筑了十条灌溉渠道，开挖了三条排水沟。
第二年春，有关大队的群众，又自己动手，在沱河大堤上兴建了一座大型排涝闸和两个电灌站，并把耕地深翻平整一遍。
经过一个冬春的奋斗，基本上解除了旱涝灾害。
这块从来没种过秋收作物的涝洼窝里，一九七○年秋第一次飘出了五谷香。
就这样，昔日大雁出没的老湖坡被开垦，野兔不拉屎的盐碱荒变成良田。
永城人民改天换地的革命精神振奋起来了！
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长期屈服于大自然压力的“老灾民”，在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照耀下，成了驾驭大自然的主人！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安徽省天长县广大干部和群众，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兴修水利，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
现在，在为害多年的高邮湖边上，已经筑起一道长达三十五公里的防洪大堤，使二十多万亩圩田不再受灾，在经常干旱的丘陵岗区，兴建了三百多个中小型水库，并且改造和新修了两万多处塘坝，解决了一向水源奇缺的困难；
对于横贯境内时常泛滥成灾的五条河流，加深拓宽，裁弯取直，改成排泄畅通的人工新河，解除了沿河两岸几十万亩农田长期以来的洪涝灾害；
同时，还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兴建一批机电灌溉站，开挖排灌沟渠，提高了抗旱排涝的能力。
目前，全县灌溉面积已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二十五万亩增加到六十五万亩，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六以上，连年获得农业的好收成。
天长县的水利建设，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这个县位于淮河下游的高邮湖边，西南有横、冶、斧三山，东北有沂、洋、牧三湖，七岗五河贯穿境内，是一个岗（田）圩（田）交错、高洼起伏的丘陵地区，历来受旱、涝、洪三灾威胁。
群众说，遇雨一片白汪汪，遇旱遍地苗发黄，碰上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景，亩产也不过二、三百斤粮。
一九五一年，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鼓舞了这个县广大群众战胜自然灾害的斗志。
他们发扬自力更生革命精神，因地制宜地兴修水利，改变生产条件，获得了不小的成绩。
但是，由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治水路线，干扰和破坏农田水利建设，大大推迟了这个县水利建设的进程，致使旱涝灾害的威胁长期以来未能解除，农业生产发展缓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县的广大革命群众，狠批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治水路线，深刻认识到，只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持不懈地开展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才能战胜水患，彻底改变多灾低产面貌。
最近几年来，在县革委会的统一领导下，各社队把除害兴利作为重要任务来抓。
从圩区平原到岗区丘陵，从高邮湖畔到白塔河两岸，每年都有几万人投入兴修水利的斗争。
各级领导干部深入第一线，风里雨里指挥，泥里水里战斗；
广大群众不怕天寒地冻，手不离锹，肩不离筐，挖土建库，修渠建坝，因地制宜大搞农田水利建设。
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几年中，全县完成五千多万土石方的工程量，超过文化大革命前十几年所完成土石方任务的总和。
全县有效水利工程，绝大部分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
过去几年没有建成的六个水库，现在全部续建成功，已能灌溉十一万多亩农田。
天长县的干部和群众在兴修水利中，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收到了多快好省的效果。
开始大搞水利建设时，有些人曾有两眼向上的依赖思想。
县革委会及时总结和推广了团结公社自力更生办水利的经验，对全县开展农田水利建设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团结公社处在十年九旱的丘陵岗区，有时吃水都困难。
文化大革命前，有些干部和群众存在依赖思想，连做一个小塘坝都向国家要钱要粮要材料，结果越依赖志气越短，家底越薄，落后面貌长期不能改变。
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批判了这种依赖思想后，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开挖了一条“大寨河”，把水引上高岗，又建了电灌站，有一万多亩土地得到灌溉。
红光公社原是一个干旱的地方，过去人们两眼望着山坡岗岭上的雨水顺着沟白白流走而觉得毫无办法，后来他们学习了团结公社自力更生兴修水利的经验，苦干加巧干，充分利用地形特点，在沟里打坝蓄水，几年内就修起总容量一千五百多万立方米的小水库十九座，灌溉农田两万多亩。
现在，全社十四个大队，队队都有小水库，基本上解决了缺水的问题。
黄海之滨，京杭大运河以东，苏北灌溉总渠和通扬运河之间，有一片广阔的平原，这就是淮河下游的苏北里下河地区。
解放后，在毛主席关于“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指引下，这里的人民群众同水害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
现在，这个千年的灾区，面貌改观，到处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屹立在西边的运河大堤，挡住了淮河洪水，东边的黄海堤防拦住了咆哮的海潮。
我国最大的引江枢纽工程江都抽水机站和长达数百里的苏北灌溉总渠，为这个地区提供了充沛的水源。
过去大片大片的老沤田、盐碱地，如今披上了绿色的新装。
经过多年的水利建设，这里的多灾低产面貌初步改变，农业生产得到了发展。
解放前，里下河地区是江苏省淮河下游有名的老灾区。
洪、涝、旱、风、海潮各种灾害交相袭击。
特别是淮河的洪水，千百年来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封建统治阶级不顾人民死活，在运河堤上筑起了所谓“归海五坝”，一遇大水，五坝齐开，里下河地区一片汪洋，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被淹死、饿死。
国民党反动派也曾搞过什么“导淮委员会”。
但是，他们打着“导淮”的幌子，乘机向人民敲诈勒索，要钱要粮。
“导淮”八年，这个地区依然是百孔千疮，“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
灾难重重的里下河地区到处流传着这样的歌谣：“淮河洪水哗哗响，穷苦百姓泪汪汪，官家财主逼人命，卖儿卖女去逃荒。”
全国解放不久，毛主席以伟大的气魄，作出了根治淮河的重大决策，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
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指引下，里下河地区掀起一次又一次治水高潮。
解放初期，他们废除归海大坝，兴建了三河闸、苏北灌溉总渠，修筑了沿海堤防和挡潮闸，加固了运河堤防，初步控制了洪水，挡住了海潮。
一九五八年以后，又相继完成了拓宽大运河、开辟新通扬运河等工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狠批干扰、破坏治淮工作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治水路线，治理淮河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
他们以大寨为榜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进一步加固洪泽湖大堤，续建江都抽水机站枢纽工程，开工修筑淮水入江水道。
这些水利设施的兴建，使淮河下游的排灌条件大大改善。
在征服洪水的同时，广大人民还建成一批中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基本上形成一个配套的水利系统，初步改变了过去“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和“洪涝不分，卤水倒灌”的局面。
一九五八年以前，这个地区没有一座机电排灌站，大都是人力、畜力车水灌溉，现在已经兴建的数千座机电排灌站分布在一条条纵横交错的渠道上，担负着几百万亩农田的灌溉、排涝任务。
在京杭大运河和苏北灌溉总渠沿岸，还兴办了许多引水灌溉的涵闸和渠道，发展了三百多万亩自流灌溉的农田。
里下河地区的水利建设，促进了土壤改良和耕作制度的改革。
沿海大片荒碱滩变成了粮棉仓；
四百多万亩常年浸水的一年一熟圩区低产沤田，变成了一年两熟的稻麦高产农田。
过去，这个地区的粮、棉产量低而不稳，现在粮棉大幅度增产。
不少县、社粮、棉产量达到或超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林、牧、副、渔各业也获得迅速发展。
作者：新华社
山东省临沂地区的广大群众，在毛主席关于“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指引下，发扬愚公移山的革命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治理沂河、沭河。
千百年来一直为害鲁南、苏北广大地区的沂、沭河，经过治理，今天已经变成了遇旱有水、遇涝排水的两条利渠，它既能排除下游五百多万亩农田的沥涝，又能灌溉两岸四百多万亩旱季作物和稻田。
沂河和沭河都发源于沂蒙山区，是淮河水系的两条重要河流。
它在山东临沂地区的流域面积有十一个县，达两万多平方公里。
解放以前，由于反动统治阶级压在人民的头上，这两条河流的堤坝年久失修，每到汛期山洪暴发，在中下游经常泛滥成灾，严重地危害着当地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命安全。
全国解放以后，临沂地区的人民，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翻身做了主人。
他们背上干粮，带着工具，同苏北民工一起，投入导沭整沂的工程。
一九五一年，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更加鼓舞了沂、沭河流域人民战胜水害发展生产的斗志。
他们发扬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连续奋战三年，在近二百里的山岭岩层中，开挖了新河道，为沂、沭河的洪水打开了新的入海通路，同时，还做了加高培厚沿河堤坝等其他治河工程，保证导沭整沂工程胜利竣工。
导沭整沂工程的胜利完成，只是驯服“蛟龙”的第一步。
接着，临沂地区广大人民又投入彻底根治沂、沭河的新战斗。
每年有上百万的民工，在上中游山区治山治岭，封山造林，修水库，建塘坝，大搞水土保持工程；
在下游平原，兴修台田、条田，开挖排灌渠道。
莒南县厉家寨的贫下中农，以愚公移山的英雄气概，大战穷山恶水，大搞水土保持，靠着一双铁手，几年就凿平了十个岭头，凿通三道山岭，迫使竖水横流。
填平小沟，整修水平梯田，成为山区低产变高产的一面红旗。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在他们的一份报告上批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
毛主席的光辉批示，给临沂地区人民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从那时起，山区、平原各社队都以厉家寨为榜样，掀起了治山治水的新高潮。
他们冒着冰雪严寒，顶着烈日酷暑，整天“挖山不止”，迅速改变了沂、沭河的面貌。
灌区人民用这样的歌谣来赞美今天的沂、沭河：“沂沭河银浪翻，今昔面貌不一般，从前河水猛似虎，如今驯服浇农田。”
临沂地区的人民，根治沂、沭河，改变穷山恶水面貌的过程，也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激烈搏斗的过程。
从一九五一年开始，这里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在毛主席关于“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指引下，治山治水搞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
毛主席关于“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的光辉批示的发表和人民公社的成立，更使临沂人民斗志昂扬，干劲倍增。
为了驯服沂、沭河，他们集中力量，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在上中游山区建起了三十座大、中型水库和一大批小型水库，腰斩了沂、沭河和它的很多支流。
沂、沭河流域的面貌，开始发生了变化。
就在这时，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水利部门的代理人大刮黑风，胡说什么“修水库占地，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强令工程“下马”，严重地干扰了临沂地区治山治水的进程。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这里的广大人民遵照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狠抓阶级斗争，煞住了破坏水利建设的黑风，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水利建设高潮。
他们在沂、沭河上大搞灌区配套工程，迅速扩大了农田灌溉面积，到文化大革命前，这里的水稻种植面积就已扩大到一百五十万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临沂地区人民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狠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增强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治山治水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在这期间，全区又新建成十座大、中型水库，完成了六十多处大、中型灌区配套工程，扩大水浇地一百四十六万亩。
处于沂蒙山腹地蒙阴县的广大贫下中农，把在文化大革命中焕发出来的冲天干劲，用到治山治水上。
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两年中，就建成二十二座小型水库，还治理了一万多道山沟，修建了很多塘坝和其它水土保持工程。
这些工程的蓄水量相当于过去十六年工程蓄水量的总和。
随着山河面貌的改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大增强。
去年是历史上罕见的大涝之年，全县仍获得粮食平均亩产四百斤以上的好收成。
（本版均为新华社稿，本报有删节）
虚心向地方学习
新华社广州十四日电 中共广东省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今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同志和由他率领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全体同志。
随同代表团到广州的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吴船同志，以及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广州总领事馆领事陈文通同志、副领事黎春柏同志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邱会作同志，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同志出席了宴会。
在充满着革命情谊和战斗团结气氛的宴会上，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政委、广东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同志首先讲话。
他说，英雄的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下，高举决战决胜的旗帜，在抗美救国战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们向英雄的越南人民学习，向英雄的越南人民致敬。
他说，我们广东省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永远同越南人民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黎笋同志接着讲话。
他说，我们在访问广州之前，访问了毛主席的故乡。
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他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把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带上了社会主义，写下了人类历史光辉的一页。
黎笋同志说，广东省是越南的毗邻，我们有着深厚的革命情谊。
无论在当前的抗美救国斗争和在今后更大的斗争中，我们将并肩战斗，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刘兴元同志和黎笋同志举杯共祝中越两党、两国人民的战斗团结不断增强，共祝中国和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
出席今晚宴会的还有：在广州的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的负责同志，以及广东省和广州市党、政、军的负责同志：丁盛、孔石泉、任思忠、陈郁、邱国光、刘均益、黄荣海、焦林义、于厚德、王璞、梁秀珍和苏克之等。
今天上午，黎笋同志和其他越南同志由邱会作、耿飚、刘兴元、陈郁、焦林义等同志陪同，到广州市郊区花县花东人民公社参观访问，受到当地负责人和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
图为越南战友参观访问花东公社，受到社员们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据新华社杭州十四日电 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结束了在苏州的访问，今天下午乘专车从苏州到达杭州进行私人访问。
浙江省革命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浙江部队和杭州市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南萍、熊应堂、赖可可、王子达、白宗善、万振西、沈云章，以及李玉民同志，前往车站热烈欢迎柬埔寨贵宾。
随同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到达杭州访问的有：西哈努克亲王的子女诺罗敦·尤瓦那王子和夫人、诺罗敦·伦赛公主，西哈努克亲王的姑母诺罗敦·凯卡妮娅公主，以及古伦夫人，国家元首办公厅主任西索瓦·梅达维亲王，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府大臣吉春，国家元首私人秘书处主任莎绍罗夫人，柬埔寨王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洪金宽和夫人等。
到达杭州访问的还有：乔治·帕泰医生和夫人，阿尔芒·里什医生，泰雷兹·勒鲁夫人等法国朋友。
陪同柬埔寨贵宾访问的中国驻柬埔寨大使康矛召，朱宪彝教授以及杨玲同志，同车到达杭州。
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等柬埔寨贵宾以及法国朋友，是在十一日到达苏州访问的。
贵宾们到达和离开苏州时，苏州市革命委员会、苏州专区革命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苏州部队负责人曲言斌、华林森、刘金山、丁铁、郑克良、高柏林等到车站热烈迎送。
今天中午，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等柬埔寨贵宾乘坐的专车经过上海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王洪文、周纯麟、徐景贤、王秀珍、冯国柱等前往车站热烈迎送。
昨天到达上海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外交大臣沙林察，司法、司法改革大臣谢桑，争取民族解放力量协调大臣秀蒲拉西，今天下午也从上海同车到达杭州。
新华社十四日讯 意大利共和国首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福尔科·特拉巴扎，今天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递交了国书。
递交国书时，我国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在场。
递交国书时，意大利驻中国大使馆公使雷斯蒂沃和其他外交官员也在场。
新华社地拉那十四日电 以中共中央委员、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潘世告为团长的中国工人代表团，应阿尔巴尼亚工会中央理事会的邀请在阿尔巴尼亚参加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庆祝活动并进行了友好访问后，满载着阿尔巴尼亚工人阶级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对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深厚的无产阶级革命情谊，于十三日乘飞机离开地拉那回国。
这一天，地拉那机场上，红旗招展。
机场的建筑物上悬挂着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伟大领袖恩维尔·霍查同志的巨幅画像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幅画像。
醒目的横幅标语上写着：“永恒的阿中友谊万岁！”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万岁！”
到机场热烈欢送中国工人代表团的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阿尔巴尼亚工会中央理事会总书记托宁·雅科瓦，劳动党中央委员、地拉那拖拉机配件厂副厂长弗罗克·佩特尔·格加，劳动党中央候补委员、“斯大林”纺织联合工厂厂长法赫里叶·萨利查伊，外交部副部长雷兹·马利列，阿尔巴尼亚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索蒂尔·坎伯里、伊德里兹·德拉米，以及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工会组织的负责干部、地拉那工厂企业的先进工人等。
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刘振华、使馆参赞夏秀峰也到机场送行。
当中国工人代表团来到机场时，欢送的人群高举着恩维尔·霍查同志的画像和毛主席的画像，挥动着手中的花束，长时间地热烈欢呼“恩维尔——毛泽东！”
“人民中国！”
等口号。
少先队员向代表团成员献了鲜花。
代表团成员向欢送的群众频频招手致意，同亲密的阿尔巴尼亚战友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