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航空学院举行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
在革命大批判中大立毛泽东思想在革命大批判中巩固革命大联合
据新华社09日讯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重要关头的时刻，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战士和广大革命师生09月08日举行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决心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
北航革命委员会、红旗战斗队总勤务组代表在会上发言说：
一年来，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都是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北航革命师生的一切，就没有新北航。
我们一定要遵循林彪副统帅的指示，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革命的大批判高潮中学出新水平，用出新水平。
北航四四一一班、红三系、第八专业“奔腾急”“干到底”战斗组、红旗九一六兵团七系联合战斗组等单位的革命师生，在会上交流了在革命的大批判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心得和体会。
他们的共同体会是：
只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才能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战胜各种困难，坚定不移地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
前些日子，社会上刮起了一股“串连风”，有些学生不安心坐下来搞革命的大批判。
四四一一班和其他班级的革命师生，针对这种活思想，及时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作指针正确地分析了当前形势，并进行了内部整风。
通过学习，他们认识到革命的大批判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最重要的原则，下定决心煞住了“串连风”。
在革命的大批判运动中，他们还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光辉著作，正确处理了领导和群众之间、红旗战士和非红旗战士之间、革命造反派和受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群众之间、教师和学生之间存在的矛盾，进一步促进和巩固了革命的大联合。
全院出现了许多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先进战斗集体。
在大批判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北航革命师生深深地体会到：
毛泽东思想是革命大批判的灵魂，是革命大批判的最锐利的武器。
第八专业二六八班同学和六○八教研室教师组成的“奔腾急”“干到底”两个战斗组，曾经选择了一个题目《中国的赫鲁晓夫是剥削阶级的辩护士》，共同进行批判。
如何入手批判，开始大家心里没有底。
他们带着这个问题首先认真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明确了方向，决定先广泛地收集资料，然后进行分析研究，抓住要害进行批判。
在写批判文章时，他们又反复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断地进行讨论和修改，步步深入，步步提高，终于写出了比较有分量的批判文章。
他们认为，只有坐下来，钻进去，把革命大批判的战场当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大课堂，在大批判中学，在大批判中用，才能把敌人批深批透，才能学出新的水平，用出新的水平。
红旗九一六兵团七系联合战斗组和红三系革命师生代表在会上介绍了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本单位的斗批改的体会。
在北航红旗战斗队掌权以后，有些同志渐渐地在思想里产生了和平麻痹思想，看不清院内的阶级斗争。
面对这种情况，九一六兵团战士和三系革命师生认真学习了毛主席著作。
他们认识到如果不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和院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深批透，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仍然存在，因此，必须将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大方向明确以后，他们充分发动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坚决击退了保守势力的反扑，坚持把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斗批改结合起来。
在揭发、批判院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过程中，曾出现了单纯追“黑线关系”的论调，说什么“与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有黑组织联系的才是四类干部”等等，企图把群众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揭发批判引入歧途。
针对这个问题，他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有关阶级、阶级斗争的教导，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紧紧抓住院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等要害问题，从政治上进行了系统的揭发批判。
他们就是这样，经过不断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本院的斗批改中取得了初步成绩。
北航红旗战士和革命师生认识到：
要搞好革命的大批判，不但要充分发挥革命学生的作用，而且要充分发挥革命教师的作用。
过去由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制，有些教师存在着怕说错话办错事被同学抓辫子等思想顾虑，有的还存在“斗、批、走”的思想。
红旗战士针对教师的活思想积极作教师的工作，同时欢迎革命的教师走出教研室，到学生中去，跟学生结合。
许多教师自动组织起来学习毛主席著作，克服私心杂念，下定决心到同学中去。
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全院大部分教师下到小班同革命同学共同战斗。
北航附属八八一厂的革命工人代表介绍了他们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抓革命促生产取得的成就和经验。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直属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和在北航指导军政训练的人民解放军某部指战员等应邀出席了这次讲用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代表空军党委和空军直属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讲了话，祝贺北航红旗的革命小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成就，勉励革命师生立新功。

印度侵略军继续向我进行军事挑衅
猛烈炮击我方阵地，打死打伤
我边防战士三十六人我边防执勤分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
新华社拉萨11日十二时电
据我西藏边防部队紧急报告，今天上午七时许，印军越过中锡边界乃堆拉山口，侵入我境，并炮击我方阵地，猖狂地进行军事挑衅，挑起更大规模的边境事件。
09月07日，印军曾侵入我境架设铁丝网，打伤我边防战士，我边防执勤分队被迫自卫反击。
连日来，印军指挥者贼心不死，继续窥视我境，蓄谋挑起事端。
今晨七时四十分，印军六十余人，在其猛烈炮火掩护下，向我乃堆拉山口边防部队发起攻击，同时炮击我则里拉山口边防部队。
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二十五人，并毁坏我寺庙、民房。
我严阵以待的边防部队，当即给入侵的印军以坚决有力的回击。
截至发电时止，印军炮兵仍在向我前沿阵地和纵深地区继续射击。
事态正在发展，我有关方面正密切注视中。
印度反动派投靠美帝苏修，弄得民不聊生，内外交困，国内人民纷纷起来造反。
他们为了转移视线，乞讨外援，在他们的主子美帝苏修指使下，疯狂地发出反华叫嚣和发动边境军事挑衅。
我们再次警告印度反动派，你们不要忘记1962年侵略中国的悲惨教训。
如果你们不立即停止军事冒险，其结果必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新华社拉萨11日二十三时电
据我西藏边防部队继续报告：
今天下午，印度侵略军继续向我西藏边防部队进行严重军事挑衅。
十二时以后，印度炮兵更加猛烈地炮击中锡边界我侧的乃堆拉、则里拉山口，并向我春丕塘、斜帕司、兰拉等纵深地区射击，又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十一人，打坏我救护车一辆。
今天一天内，印度侵略军共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三十六人，毁坏我房屋和寺庙四栋，帐篷两顶。
在印度侵略军开始向我发起军事挑衅时，我西藏边防部队执勤分队，当即向印度侵略军提出强烈抗议。
印度侵略军置之不理，继续向我疯狂射击，我边防执勤分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
据报告：
侵入我境内射击的印度侵略军在我境内丢下尸体多具、枪枝弹药一部，其余入侵印度侵略军狼狈逃窜。
截至发电时止，印度炮兵还继续向我前沿和纵深炮击。
印度反动政府命令印军向我西藏边防部队进行严重的军事挑衅，是有计划、有准备、蓄谋已久的。
早在两个月前，印度国防部长斯瓦兰·辛格就叫嚷：
“加强力量”来“勇敢地对付”中国。
随后，他又在国大党议会党团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向议员们表示，“印度已经大大增加了自己的国防生产”，对中国和巴基斯坦进行挑衅“并没有无所作为”。
印度反动派为美帝、苏修反华充当打手，绝不会有好下场的。

帮助师生大学毛泽东思想是军训根本任务
执行军训任务的驻京部队举行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议
据新华社10日讯
在北京三百多所大中学校执行军政训练任务的人民解放军驻京部队，从05日到09日举行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议。
会议表明：
驻京部队在执行军政训练任务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推动了革命大批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了新功。
参加这次会议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和先进单位代表共三百多人。
其中有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实现革命大联合，复课闹革命，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的北京师范大学、二十三中、石景山中学、八十九中、白家庄中学、九十一中等大中学校军训团的代表；
有积极帮助干部站出来革命，大胆使用革命干部，取得了一定成绩的女七中等军训团的代表；
有坚决贯彻毛主席指示，认真诚恳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立了新功的六十四中军训团的代表；
有正确解决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实现革命大联合，促进革命大批判的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军训团的代表。
还有原来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在军训中全心全意当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立了新功的八十九中军训团副指导员欧庆伟等。
会上，代表们充分交流了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先进经验，汇报了半年来在执行军训任务中取得的成绩。
半年来，参加军训的广大指战员，始终把帮助革命师生大学、大立毛泽东思想，当成军训的一项根本任务。
他们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把人民解放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宝贵经验，传给广大革命师生，促进革命师生思想革命化，提高革命师生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
现在，许多学校，在解放军的帮助下，建立起天天读毛主席的书、会会学毛主席语录的制度。
许多革命小将在指战员们的启发诱导下，对毛主席著作有了深厚的阶级感情，随时随地读毛主席的书，并善于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解决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现实问题。
他们激动地说：
军政训练以来，我们渐渐尝到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甜头。
我们一定要象解放军那样，一辈子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许多学校在解放军的帮助下，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开展得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广泛。
广大革命师生正以最大的精力，最大的智慧，口诛笔伐，深揭猛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通过革命的大批判，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有了很大发展。
目前，全市进行军政训练的大中学校已有近半数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
其中有一百零七所学校建立起“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有一百五十多所学校已经复课闹革命。
在总结和交流经验的同时，代表们认真学习了林副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的伟大号召，他们决心和革命师生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掀起更大规模的革命大批判高潮，并引导革命师生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再立新功。

印度侵略军在美帝苏修策动下明目张胆越境进攻我边防部队
我国最严重抗议印度反动派武装侵略
严重警告印度反动政府：
你们不要错误估计了形势，重蹈1962年覆辙。
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保卫祖国神圣领土，对于任何敢于来犯敌人，必将给予毁灭性打击。
印度政府必须立即悬崖勒马，停止侵略，否则必须承担全部责任
新华社11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今天晚上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对印度侵略军在乃堆拉山口越过中锡边界，向中国边防部队发起攻击，提出最紧急、最严重的抗议。
照会指出：
1967年09月11日上午七时四十分，印度侵略军六十余人在乃堆拉山口越过中国—锡金边界，侵入中国境内。
印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中国边防部队发起攻击。
接着，印军又向则里拉山口的中国边防部队开炮射击。
截至中午，印度侵略军已打死打伤中国边防部队二十五人，印军还击毁了中国的民房和寺庙。
现在印度侵略军对中国边防部队的进攻还在继续进行。
对于印度反动政府一手策划的这一极其严重的武装侵略罪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万分愤慨。
中国政府向印度政府提出最紧急、最严重的抗议。
照会说：
印度反动政府在1962年对中国的大规模武装进攻遭到惨败之后，一直没有停止过它在中印、中锡边境对中国的侵略和挑衅。
尤其是最近，在美帝、苏修的阴谋策动之下，印度反动派进一步加紧了对中国的军事挑衅活动，以至明目张胆地对中国边防部队发动武装进攻，真是猖狂已极。
照会说：
中国政府严重警告印度反动政府：
你们不要错误估计了形势，重蹈1962年的覆辙。
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对于任何敢于来犯的敌人，必将给予毁灭性的打击。
印度政府必须立即悬崖勒马，停止对中国的侵略挑衅和军事冒险。
否则，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印度政府必须承担全部责任。
中国政府保留提出进一步要求的权利。
今天下午三时，我外交部第一亚洲司负责人曾召见印度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沙梯，就印度反动政府一手策划的这一极其严重的武装侵略罪行，提出最紧急、最严重的抗议。

毛主席语录
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
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以最大的忠诚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三军驻京部队文体单位掀起大批判新高潮
革命文体战士决心把毛主席著作学得更好，用得更活，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
据新华社11日讯
姚文元同志重要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的发表，给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驻京部队文体单位的革命大批判带来了新的推动力量。
决心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前进的三军驻京文体单位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今天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掀起革命大批判新高潮大会。
革命文体战士们表示，决心把毛主席著作学得更好，用得更活，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摧毁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这个大会是进一步掀起革命大批判新高潮的誓师会，也是大批判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交流会。
陆海空三军驻京部队文体单位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在会上首先分析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
他们指出，由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光辉胜利，当前正面临着空前大好的形势。
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反革命阵线正走向全面崩溃，各地的革命运动正在胜利前进。
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向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射出了重重的一炮，一个彻底埋葬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正在全国掀起。
现在摆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的压倒一切的最中心的任务，就是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进一步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并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代表们在发言中一致强调指出：
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赋予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最伟大的历史使命，是对我们的最严峻的考验。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以最大的忠诚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最高昂的革命热情，以最迅速的战斗姿态，集中力量，集中目标，进一步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
在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中，站在革命大批判的第1线，做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好战士，做革命大批判的红闯将，为人民立新功，建新劳，打好一场彻底埋葬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民战争”。
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文体战士，在会上愤怒地揭露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他的代理人周扬、夏衍之流，疯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肆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体育路线的滔天罪行。
他们列举大量事实，痛斥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多年来一贯抗拒、抵制毛主席关于文艺体育一系列英明指示的罪行；
痛斥他们推行的所谓“全民文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
痛斥什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等等腐朽的资产阶级反动文艺论；
痛斥他们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大搞“三名三高”，物质刺激的罪行。
他们指出，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推行这样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文体黑线的目的，就是为他们的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政治路线服务的。
三军革命文体战士们一致表示，决心彻底清除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在文艺体育领域散布的一切修正主义流毒，誓作完全彻底为工农兵服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员，让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永远照耀着全中国，照遍全世界。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　中国赫鲁晓夫陷入重重包围
上海革命大批判步步深入形势越来越好
广大革命群众积极投入革命的大批判，形成了一场气势磅礴的“人民战争”；
在革命大批判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和运用达到了新水平；
紧密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推动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据新华社上海讯《文汇报》记者述评：
上海革命大批判形势大好，越来越好。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了重要战斗号令：
紧跟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以后，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立即闻风而动，以最坚定、最热忱、最积极、最迅速的战斗姿态，更广泛、更深入地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
上海革命大批判形势大好，首先表现在：
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形成了一场气势磅礴的“人民战争”。
大街上设立了数不尽的大批判专栏，各单位纷纷传来声讨中国赫鲁晓夫的愤怒口号声。
上海的广大工农群众，是这场“人民战争”的主力军，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百万工人冲在斗争的最前列。
这场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的主要特点，首先表现在革命群众对这场大批判的高度自觉性。
这种高度的自觉性来源于对大批判的战略意义的正确认识。
通过伟大的“01月革命”的实践，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全上海广大革命人民深深懂得，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仅要在组织上夺权，而且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大破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大批判，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掌好权、用好权的头等重要的大事。
不搞大批判，夺得的权就有重新失去的危险。
有一位老工人说得好：
“那个地方不搞好大批判，那个地方就要出修正主义；
谁不搞大批判，谁的头脑里就要出修正主义。”
这是何等深刻的道理！
这场大批判的“人民战争”的第2个特点是：
大批判运动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
各条战线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上海的代理人的大会，几个月来没有一天中断过。
这些批判大会声势大，火力猛，摆事实，讲道理，击中要害，批得深刻。
更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革命实践中创造了班组批判、田头批判、店堂批判等多种多样的新形式，这些大批判活动，小型灵活，人人都可批判，批得深，批得透，扎扎实实，深入持久。
另外，群众性的批判与专业人员写重点批判文章相结合。
《文汇报》、《解放日报》、《支部生活》编辑部联合发表的一系列批判文章就是在群众性大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些批判文章的发表，又反过来提高了群众性大批判的水平。
这场大批判的第3个特点是：
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起到基层的各级领导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带头参加大批判。
“头头带了头，群众有劲头”。
08月初以来，各级领导机关相继举行了大批判学习会，许多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和各级革命领导干部纷纷到基层去同群众一起搞大批判。
上海革命大批判形势大好，还表现在：
大学习推动了大批判，大批判促进了大学习。
“打狼要有棒，打虎要有枪，批判中国赫鲁晓夫，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这是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在革命大批判中的切身体会。
革命的大批判，成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大学校；
革命的大批判，带来了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人民群众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和运用，达到了新的水平。
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的一系列光辉著作，大大提高了革命大批判的自觉性，克服了种种糊涂思想。
毛主席教导我们：
“有比较才能鉴别。
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
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正是这样，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普遍使用“四对照”的方法，即：
学一学毛主席是怎么教导的，比一比中国赫鲁晓夫是怎么放毒的，找一找本单位是怎么做的，再照一照自己过去是怎么想的。
越批越有劲，越批越深刻。
他们体会到，要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
什么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什么是修正主义思想；
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什么是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必须老老实实，坐定下来，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
他们说：
“毛主席教导记在心，红线黑线分得清。”
喜看今日之上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
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普照全城！
上海革命大批判形势大好，又表现在：
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正在认真总结经验，把大批判运动逐步引向深入。
第1，在抓要害问题上狠下功夫。
上海各条战线上的革命大军奋起毛泽东思想千钧棒，抓住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上海的代理人篡党、篡政的要害问题，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穷追深究。
许多单位为了肃清修正主义的流毒，组成了专题调查组，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了解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在上海的罪恶活动。
第2，大批判和本单位斗批改紧密结合起来。
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大批判中密切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他们认为，中国赫鲁晓夫的黑手伸得很长，流毒散布得很广，要把大批判搞深搞透，必须肃清他在本单位的流毒。
他们从本单位阶级斗争的严峻事实出发，直捣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群众反映，这种批判是“看得清，批得狠，听得进，记得牢，用得上。”
第3，以大批判为纲，带动各项工作。
革命的大批判推动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实现大联合的单位越来越多，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喜讯纷纷传来。
上海的革命大批判运动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和辉煌的战果，但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前进的道路也是不平坦的。
当前，要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运动，必须时时刻刻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更广泛、更深入地发动群众，在斗争中不断提高对大批判的意义的认识，提高大批判的自觉性，提高大批判的水平。
必须克服对大批判的松劲麻痹和“差不多”思想。
最近，有些同志开始滋长了“大批判差不多了”、“革命到顶了”等等自满思想。
这些同志不懂得对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批深、批透、批倒、批臭，革命将会半途而废，因此，对革命大批判这个文化大革命的中心环节，必须抓紧，不可动摇，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麻痹松懈。
“宜将剩勇追穷寇”，让革命大批判的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

以革命大批判为动力按国家计划落实秋播
秋收秋种即将开始，如何制定秋播规划，是关系明年整个国家计划的大事，也是关系到生产队生产的大事。
我们在射阳县大兴公社射兴大队第2生产队时，看到他们在革命大批判中落实秋播规划的做法很好。
这个生产队的土质宜种粮食也宜种棉花。
怎样合理安排粮棉种植面积呢？
有人主张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种植；
有人主张少种粮食，多种棉花。
他们说：
“多长棉花能多分钞票”。
有的还说：
“一担皮棉能换好几担粮食，扩大粮食面积，收入少，不上算。”
对这种思想情况，贫下中农和无产阶级革命派认为，这是少数人中了中国赫鲁晓夫钞票挂帅的毒，“私”字当头，没有看到整体利益。
于是，他们就组织干部和社员带着这个问题学习了“老三篇”和有关毛主席语录，利用晚上歇工时间，愤怒声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滔天罪行。
一个贫农社员说：
资本主义经营思想是腐蚀剂，有了它就只能看到自己的鼻子尖，一个劲儿想自己。
毛主席教导我们：
“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是一个伟大战略方针，我们一定要按毛主席的教导去做。
烈属老贫农梁国祥说：
按不按国家计划种植，是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制定秋播规划时，一定要坚持政治挂帅，坚决服从国家利益，反对单纯追求个人和小集体的暂时利益。
通过学习、批判，大家一致同意按照国家计划，在完成棉花生产任务的情况下，适当增加三麦播种面积。
目前，这个队的干部和社员，正以大批判为动力，一面抓好秋熟作物田间管理，迎接秋收到来，一面大搞堆肥，为秋播备足基肥。
　江苏射阳县大兴公社中心通讯组

编者按：
粮食生产，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社会主义建设和支援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大事。
我们必须认真地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粮食问题抓得很紧很紧。
今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农业的大丰收。
我们必须珍视丰收果实，十分注意抓紧抓好从种到收、从管到用的每一个环节，丝毫也不能放松。
要象这两封来信中提出的那样：
首先以革命的大批判作为动力，发动广大社员适时收割，把丰产的粮食全部收到手；
同时要尽早安排好秋耕秋播计划，为争取明年更好的收成作准备。
要使每一个农村干部和社员都懂得，多收粮食，就是对文化大革命多作出贡献，就是对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多作出贡献。
多收一粒粮就对文化大革命多一分贡献
今年我们这里的庄稼长得就是好。
进了苞米地，苞米棒子顶肩膀；
进了谷子地，谷穗打脸皮。
贫下中农都说：
“照毛主席指的道走，满地黄金流；
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大丰收。”
“处暑三天无青田”。
秋季作物逐渐成熟了，早秋作物已经开镰收割了，是不是大功告成了呢？
不，还得猛擂催阵鼓，紧挥策马鞭；
决不可眼看丰收果实快到手，就“半道歇晌”，误了大事。
我们要根据节气、地块、气温、雨水，安排先收什么后收什么。
最近我们队结合革命的大批判落实了收割计划。
我们解决了“有了东西不愁收”和“见黄就动刀，早收早上场，早了心思”的错误认识，纠正了只顾早秋作物收割，不顾晚秋作物田间管理的错误倾向。
大家认识到，适时收割，多拔一成籽粒，每棵庄稼多收一粒粮食，一个生产队就可多收成千上万斤粮食，这是一笔大账！
再说，不管闹革命，还是搞生产，都得走这步，看下步，步步不落空。
收割早秋作物的时候，加强晚秋作物的田间管理，多添一分增产措施，就会多增一成年景，这又是一笔大账！
总之，多拔一成籽粒，多增一分增产措施，多收一粒粮食，就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多一分贡献，就是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增添一分力量，就是对中国赫鲁晓夫多打出一颗炮弹。
“三春不抵秋忙”。
现在正是考验干部是不是真正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时候，也是干部为人民立新功的好机会。
干部要敢字当头，到群众中去参加秋收，领导秋收，我们贫下中农坚决支持。
辽宁新金县占子河公社高店大队贫农社员刘永河

红箭射黑靶任立新
七亿神州，人人都是批判家。
七亿人民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所向无敌的武器，对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给予毁灭性的打击。
震天撼地的革命大批判运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环节，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最重要的任务，是当前最大的政治。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革命的大批判中，我们就是要“有的放矢”，以毛泽东思想这支红箭，射向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黑靶。
锋利无比的毛泽东思想的红箭，是毛主席伟大天才和无穷智慧的结晶，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进行革命最锐利的战斗武器。
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引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行动指南。
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应当学习毛主席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会运用毛主席的唯物辩证法和阶级分析的解剖刀，剥开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同伙的反革命画皮，把他们极端反动的面目和无比丑恶的灵魂淋漓尽致地揭露出来。
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就要把革命气概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
必须善于用毛泽东思想作望远镜和显微镜，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言行，进行周密的调查和严肃的分析，抓住要害，一针见血，扎扎实实地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进行深刻的批判。
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无产阶级党性的表现。
射箭，最重要的就是要方向正确，目标对头。
如果方向错了，目标错了，那就是乱放一通，甚至会误伤自己的同志。
有的同志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
“好箭！
好箭！”
却迟迟不肯放出去。
他们天真地以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同伙已经进入坟墓，从此，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不！
同志！
我们射的靶，还是活靶。
我们打的虎，还是垂死前拚命挣扎的活老虎！
敌人并没有睡觉，敌人正在磨刀。
从“五·一六”这个被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狂吠声中，难道还不应该使一些同志的头脑更加清醒一些吗？
在穷凶极恶的敌人面前，切不可书生气十足！
亿万革命大军，正在金光闪闪的毛泽东思想大旗下，以雄伟磅礴的气势，把革命的大批判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敌人的末日来到了！
一切牛鬼蛇神的丧钟敲响了！
一支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的浩浩荡荡的“神箭手”大军，正在乘胜前进！

极“左”的伪装掩盖不了极右的实质海军直属机关“红联总”
修正主义者陶铸从极右到极“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反革命两面派的典型。
陶铸一贯极端右倾，是一个老牌的右倾机会主义者。
长期以来，他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疯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党的领导，歪曲、攻击和诬蔑社会主义制度。
他极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无耻地吹捧中国的资产阶级“搞社会主义”，“是世界上最漂亮的资产阶级”；
胡说“富农经济能发展，是因为吃闲饭的少”；
叫嚷无产阶级“专政职能要减弱”，对反革命“首先要宽大”，鼓动他们“写反动标语”，“讲反动话”。
他鼓吹“四大自由”，大搞“三自一包”，大刮“单干风”，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他极力夸大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黑暗面”，把我国社会主义的农村说得一团漆黑，煽动牛鬼蛇神“要有勇气”揭发“缺点”、“困难”、“错误”，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陶铸钻进党中央以后，他极力推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的《02月提纲》，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妄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上邪路。
他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合伙炮制并积极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派工作组，大搞“工作组专政”，大抓所谓“假左派，真右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围剿革命群众，镇压革命群众运动，死保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妄图扼杀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他恶意地煽动“你贴我、我贴你”，“你揭我、我揭你”，“你驳我、我驳你”，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
陶铸长期以来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上，执行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可是，当千百万革命群众起来声讨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陶铸忽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一贯极右，一变而以极“左”的面貌出现。
他大喊大叫要“怀疑一切”，大刮无政府主义的黑风，煽动群众“普遍轰”、“谁都可以揭”、“每个领导都要被怀疑”，恶意抹煞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无产阶级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当权派的本质区别，大大发展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反革命两面派陶铸活似一个魔鬼，忽而极右，忽而极“左”，右时右得可憎，“左”时“左”得出奇，似乎是变化莫测，不可捉摸。
但是，当这个魔鬼从极右的一端到极“左”的一端跳来跳去的时候，人们留意地观察分析，终于发现他万变不离其宗，始终把矛头对着社会主义，对着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司令部。
这样，他这个老右派的真实的阶级面貌就暴露无遗了。
左派和右派是根据人们的阶级地位及其政治态度决定的。
左派就是左派，右派就是右派，是假变不了真，以假冒真，混水摸鱼，是长不了的。
所谓两面派，归根结底还是一面派，即反革命派。
形“左”实右的“左”是带引号的，是假的、骗人的，是用极“左”的外衣掩盖起来的右派。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说：
“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
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
“怀疑一切是正确的”，“我是主张普遍轰一下的”。
这是老右派、大叛徒陶铸，在资产阶级黑司令部面临崩溃、末日即将到来的时刻，抛出的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口号，是他继续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死保资产阶级司令部，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所作的垂死挣扎。
你陶铸果真是“怀疑一切”吗？
那么，为什么你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我国篡党篡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大阴谋却一点不怀疑呢？
不正是你这个陶铸，曾经把中国的赫鲁晓夫捧上了天，无耻地吹捧他“一贯正确”，大嚷大叫谁反对他，谁就是反党吗！
为什么你对中国的赫鲁晓夫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地镇压革命群众也是一点不怀疑呢？
不正是你这个陶铸大叫要“工作组专政”，要“枪打出头鸟”，大抓“假左派，真右派”，竭力反对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反对革命的大串连，疯狂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吗！
为什么你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霸占思想文艺阵地，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舆论准备一点也不怀疑呢？
不正是你这个陶铸，对周扬之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理论，捧了又捧，肯定又肯定，歌颂又歌颂的吗！
为什么你对自己的一贯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也从来不怀疑呢？
不正是你这个陶铸吹嘘“自己是紧跟毛主席的”，“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吗！
你陶铸果真是要“打倒一切”吗？
那么，为什么你千方百计地到处去包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你的狐群狗党？
为什么你对中国的赫鲁晓夫百般开脱罪责，卑鄙无耻地包庇他，竭力反对毛主席《炮打司令部》这张伟大的大字报，掩盖和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他的批判？
你为什么把你那个装满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蒋介石、赫鲁晓夫的反动思想大杂烩的臭脑袋看得如此宝贵，不把自己打倒，而对那些给你贴过大字报的人们进行疯狂的迫害？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明明白白写着：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一点，陶铸是清清楚楚的。
“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口号，报纸上登了，造反派在大字报上写了，在大会小会上喊了，这一点，陶铸也是清清楚楚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陶铸却别有用心地煽动人们“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陶铸到底要干什么？
他所要怀疑的、打倒的究竟是谁，难道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
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
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就是这样，不是你打倒我，就是我打倒你，所谓“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只不过是资产阶级进行反革命的一种手法而已！
资产阶级不仅从来不怀疑自己，不打倒自己，而且千方百计巩固自己的反动统治；
同样，无产阶级也从来不怀疑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决要消灭资本主义。
陶铸的所谓“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统统是虚伪的、骗人的鬼话。
说穿了，就是一句话，“怀疑一切”是假，保护自己，保住资产阶级司令部是真；
“打倒一切”是假，妄图推翻无产阶级司令部是真！
陶铸的这一套“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口号和伎俩，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不过是从资产阶级和他的修正主义老祖宗那里拣来的破烂。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每当革命高潮到来，无产阶级以不可阻挡之势向资产阶级发起猛力进攻的时候，无产阶级的敌人总是以各种机会主义的理论，从右的方面、也从极“左”的方面疯狂地反对无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被马克思驳得体无完肤的巴枯宁之流就是这样主张的。
苏联的马赫洛匪帮在反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时候也耍过这种鬼把戏。
赫鲁晓夫的反对所谓“个人迷信”，以及叛徒铁托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种种胡言乱语，都是这一类货色。
中国赫鲁晓夫在炮制复辟资本主义的“桃园经验”的时候，也公然鼓吹要“大胆怀疑”，“不论干部好坏，先斗他几次再说”。
陶铸和他们唱的是一个调子，他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口号，就是代表地富反坏右和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发起进攻的反革命纲领，就是煽动一切反动分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黑号令。
毛主席教导我们：
“反革命分子不是那样笨拙的，他们的这些策略，是很狡猾很毒辣的。
一切革命党人决不能轻视他们，决不能麻痹大意，必须大大提高人民的政治警惕性，才能对付和肃清他们。”
在这方面，陶铸这个反革命两面派，就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
对他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将有助于提高我们识别反革命两面派的能力，有助于提高我们的政治警惕性。
目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形势大好，越来越好。
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正面临着彻底的崩溃。
阶级斗争的深入，陶铸式的两面派，必然会用更狡猾、更阴险的手法来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
“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从阴暗角落里跳出来的。
他们继承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陶铸的衣钵，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转移斗争大方向，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妄想从极“左”的方面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并把矛头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支柱。
但是，不管敌人伪装得多么巧妙，只要我们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望远镜和显微镜，看一看他们对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态度，看一看他们的口号和行动对哪一个阶级有利，看一看他们把斗争矛头指向谁，看一看他们的历史，就可以剥开他们的伪装，抓住他们的黑手，把他们的真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他们的阴谋是永远不会得逞的，他们绝对逃不脱陶铸之流的覆灭命运。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紧跟上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更深入、更广泛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集中火力，集中目标，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深批透，批倒批臭，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为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而战斗！
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前进，胜利一定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派！
　（原载《解放军报》）

陶铸是贫下中农不共戴天的死敌
——控诉陶铸推行柑桔包产到户的罪行
新会县环城公社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
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
广大贫下中农的死敌、中国赫鲁晓夫在中南地区的代理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陶铸被揪出来了，我们一千个叫好！
一万个叫好！
我们欢呼：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毛主席教导我们：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说出了我们贫下中农的心里话。
我们贫下中农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可是，南霸天陶铸，却千方百计要把我们拉回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
他把国家的暂时经济困难当作资本主义复辟的千载难逢之机，与中国赫鲁晓夫北呼南应，在农村刮起一股包产到户（实质是单干）的黑风，妄图在农村瓦解社会主义制度，搞垮无产阶级专政。
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严厉地批判了当时一些地方在中国赫鲁晓夫的支持下刮起单干的黑风。
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陶铸没有引以为戒，洗心革面，反而在会议结束以后，即1962年10月，急忙地溜到我们环城公社，更加变本加厉地兜售他的主子中国赫鲁晓夫包产到户的黑货。
陶铸为了在农业生产各个方面复辟资本主义，公然叫嚣：
光搞粮食作物包产到户还不行，柑桔、甘蔗以及其他经济作物也要向水稻看齐，实行包产到户。
我们公社是新会县柑桔的主要产区，柑桔种植总面积达一万多亩。
陶铸居然把我们公社作为实行柑桔包产到户的试点。
他赤膊上阵，亲自到全社盛产柑桔的茶坑、天禄、东甲等大队开“座谈会”，煽阴风，点鬼火，贩卖他的黑货。
他做贼心虚，害怕到会的人不响应包产到户，特地请一些上中农来参加会议。
会上，他颠倒黑白，把当时由于缺乏肥料和自然灾害造成柑桔生产不好的现象，歪曲为是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所造成的。
他污蔑人民公社的集体劳动是“大笼鸭”，“搞不好生产”。
他认为要恢复柑桔生产，就要实行包产到户。
还说什么“包一年也可以，包五年、十年也可以”。
我们贫下中农在旧社会受苦最深、受压迫最重，最仇恨万恶的旧社会；
最听毛主席的话，最坚定地走毛主席所指引的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
因此，陶铸一提出包产到户的反动主张，当即遭到我们贫下中农的反对。
但是，两面三刀的陶铸，利用他所窃踞的职权，软硬兼施，说什么只要愿意包产到户，可以由他“批准”，如果出了问题由他“负责”。
他甚至公然向县委发出命令：
以后国家支援集体生产的化肥，“不准发到生产队”，要直接发给社员个人“解决包产到户中的困难”。
在他的指使下，原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专门组织了一支包产到户的“工作队”，来我社强制执行。
这样，一股柑桔包产到户的黑风就在全社刮起来了。
各大队的柑桔绝大部分都实行包产到户。
有的包一年，有的包几年，甚至有的包十年。
柑桔包产到户一经实行，就带来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它“调动”了资本主义个体生产积极性，打击了社会主义集体生产积极性，瓦解着人民公社集体经济。
由于柑桔包产到户，基面作物也同样包产到户，收多收少归自己。
许多大队的地主、富农和上中农，为了取得最大的“超产”和最高的收入，采取“见缝插针，寸土必争”的手段，任意扩大基地种植面积，大量间种作物，不惜把柑树锄伤、锄死。
同时，在管理上又顾短轻长，致使大量柑桔因管理不周而死亡，严重地危害了集体经济的发展。
仅仅一年时间，全社一共搞垮柑桔等果树四千多亩，损失二百多万元。
如果按照陶铸“一包十年”的黑指示继续包下去，我们的集体经济不就垮台了吗？
陶铸之心，何其毒也！
陶铸推行柑桔包产到户究竟为谁服务？
看看事实就一清二楚。
地主、富农和一些具有严重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农民，一听到要包产到户，就齐声叫好，拍手称快。
他们说：
“田跟人，柑葵还老家，各人手快各人扒”。
他们就乘这个机会大发横财。
而广大贫下中农则是受害者，特别是那些人多劳力弱、生活有困难的贫下中农，受害更为严重。
天禄大队有一户贫农，全家五口人，1963年承包柑桔七分九厘地，由于劳动力弱，生产资金少，又遇虫害，结果柑桔失收，被罚款一百七十元，给家庭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而该大队有一户富农，全家十九个人，有十个劳动力。
1963年承包柑桔等经济作物二亩一分地，由于劳动力强，生产资金又足，获得“超产”。
这户富农还把“超产”部分的产品运到自由市场高价出售，非法牟取暴利，因此，全家一年总收入（包括年终分配收入数）就达一万二千元，占全队一百一十二户、五百七十人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七。
这样，在农村就出现了两极分化，大长了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威风，大灭了贫下中农的志气。
铁的事实说明，陶铸是阶级敌人的“大恩人”，是我们贫下中农不共戴天的死敌。
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无论遇到多大的妖风恶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引导着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
而中国赫鲁晓夫和陶铸之流要我们走包产到户和单干的回头路，是我们贫下中农的断头路，我们贫下中农一千个不能走，一万个不能走。
因此，柑桔包产到户一年后，这个反动的制度就被我们公社各大队的贫下中农推翻了。
但是，祸根未除，流毒还未肃清。
现在把在我社推行包产到户的罪魁祸首中国的赫鲁晓夫和陶铸揪出来了。
我们一定要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和陶铸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我们一定要彻底肃清他们鼓吹的包产到户的一切流毒，拔掉修正主义的根子，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把伟大祖国的农村建设成为一个永远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红彤彤的、永不变色的无产阶级铁打江山。
　（原载《南方日报》）

撕下老牌机会主义者陶铸的画皮
——评反动小说《小城春秋》吴泰昌　马连儒　邹正贤　林心
姚文元同志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中，运用明察秋毫的毛泽东思想，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反革命两面派陶铸进行了系统的、深刻的批判。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关头发表这篇文章，这是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陶铸是一个惯于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两面派。
他从反革命阶级的政治需要出发，大抓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极力为中国的赫鲁晓夫阴谋复辟资本主义作舆论准备。
多年以来，文艺界出现了不少为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的作品，长篇小说《小城春秋》就是其中的一个。
一
《小城春秋》是以陶铸直接参与和具体领导的1930年05月厦门劫狱事件为背景的。
小说把这个事件作为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厦门党的地下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整个作品的高潮，安排在全书的后半部。
作品自1956年12月出版以后，引起了陶铸极大的注意和关心。
他多次对小说发表意见，沾沾自喜地吹嘘说作品中所写的那次劫狱事件就是在他领导下取得“成功”的，并且一有机会就大肆宣扬这一段所谓“光荣的历史”，极力捞取政治资本，妄图把他自己打扮成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
被陶铸拿来到处炫耀而又在《小城春秋》中得到歌颂的这一次厦门劫狱事件，到底是执行正确路线的结果，还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指导下的产物？
陶铸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是老牌的机会主义者？
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弄清楚。
小说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把错误路线当作正确路线来加以歌颂，把贯彻错误路线的小资产阶级人物美化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这是一株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翻案的大毒草。
让我们先来看看这次劫狱事件是在什么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1930年07月08日，即事件发生以后两个月，中共福建省委给当时被李立三把持的党中央所写的报告，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
报告中说：
“厦门破狱运动的产生必然的是受了全国革命的群众斗争激烈的影响，和白色恐怖严厉的暗示”。
而这次劫狱在“统治阶级日趋崩溃”、“革命高潮快到来”的时候举行，是“武装暴动的演习”，是为着准备“无产阶级起来夺取政权”。
十分明显，这个报告的基本思想（也就是当时福建省委搞这次劫狱的指导思想），和那时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完全一致的。
李立三等人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斗争形势，认为统治阶级就要完蛋了，革命高潮就要到来了，因此，主张用红军攻打中心城市，掀起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以实现夺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从而形成所谓全国革命高潮和全国胜利。
陶铸等人领导的劫狱事件就是在这种“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指导下发动的。
1930年，蒋桂阎军阀混战刚刚开始，国民党反动派在白区加紧实行法西斯的残酷统治。
在厦门这个海岛城市里，驻有大批海军，派遣了人数众多的警察、侦探，设立了很多特务机关。
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在这种形势下，党的地下工作者“不能采取急性病的冒险主义的方针，必须采取荫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
但是，当时福建省委陶铸等人却在李立三把持的中央领导下，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政策，经常无条件地组织工人学生举行频繁的集会和示威，给党的工作造成很大的损害。
特别是在当年为庆祝“三·一八”巴黎公社纪念日而举行的集会以后，就有十八个党内外重要干部被捕，导致福建省委机关两次遭受破坏。
然而他们非但不接受失败的教训，组织必要的战略退却，反而在05月采取了更为冒险的军事行动——武装劫狱。
陶铸代表省委军委会参加了破监武装行动特委会，并被指定为武工队队长。
他十分起劲地参与了领导和组织这次武装劫狱的工作。
在当时的情况下举行这种军事行动，根本不可能赢得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支持，不可能起到发动群众投入革命斗争的作用，而只能使党的地下组织丧失其战斗力。
可是，这一错误行动发生后不久，却得到了当时被李立三所把持的党中央的表扬。
而《小城春秋》居然以十分肯定、赞扬的态度，不惜花费大量笔墨，拚命美化、渲染这次劫狱事件，把厦门地下党组织在李立三机会主义路线指导下所组织的集会游行等等，加以详细的描绘。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陶铸从1956年以来多次得意洋洋地吹嘘这次武装劫狱事件，说这样搞是“对的”，“不是立三路线”。
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足以表明他坚持错误路线反对毛主席正确路线的顽固立场。
陶铸参与和领导的这次劫狱事件的后果和影响是极其恶劣的。
这次劫狱事件，虽然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无能，缺乏防备，侥幸地取得成功，但是，对于一个政治事件的评价，决不能只看它一时的胜负，而必须看它的实质，并且联系它对以后整个革命形势的影响来考察。
这次事件以后，引起了敌人严密的防范，再次加强了对厦门地下党和群众革命斗争活动的残酷镇压，给党的白区工作带来了巨大的障碍。
福建省委当时给中央的报告也不得不承认“厦门这时简直闹得满城风雨，白色恐怖到了极高度了”。
更令人气愤的是，陶铸等人非但没有从中吸取教训，相反却被一时的表面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把这个事件说成是工农武装力量“伟大”、“完满的胜利”。
紧接着在08月间，组织了攻打盐管局的飞行集会，这次大规模的盲动行动，事先以贴告示的方式，公开暴露给敌人，在敌人充分准备与布置之下，革命群众遭到镇压，两个带队的领导同志当天就被敌人杀害。
从厦门劫狱的所谓“胜利”到攻打盐管局的失败，厦门的地下党便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同党的关系也完全公开。
这一年冬天，陶铸从厦门调到漳州担任特委书记，他仍然顽固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把漳州地区的武装斗争引向了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的邪路，同样给这个地区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小城春秋》所描写的劫狱是经过艺术处理的。
陶铸等人宣扬劫狱无一伤亡，而书中写劫狱时就有人被敌人打死在狱里，小说全力歌颂的主人公四敏也在冲出监狱后，因身负重伤又得不到及时的营救而死去；
另一个主人公何剑平则险些被敌人抓去。
此后厦门地下党组织处于很难活动的困境。
小说这样写的用意是为了歌颂那些执行错误路线的小资产阶级人物的“英雄、顽强，不怕牺牲”，然而弄巧成拙，这倒说明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必然给革命造成的危害。
大家都知道，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摆在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面前的一个头等重大的问题，就是：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要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是以无产阶级先锋队深入农村，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农村包围城市而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方针呢，还是采取以城市工作为中心，首先占领中心城市，然后攻打农村的方针？
这是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焦点，也是把中国革命引向成功或失败的根本问题。
毛主席早在1930年01月就根据对中国社会的科学分析，第1次明确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思想。
他说：
“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
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毛主席不仅在理论上对披着“马列主义理论”外衣的李立三和后来的王明、博古等“左”倾机会主义者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而且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革命带来的危害。
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却根本否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质是农民战争，也根本看不到在农村发动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而总梦想城市的工人斗争和其它群众斗争能突然冲破敌人的高压而蓬勃发展，只要一遇到时局对革命有利的变动，就幻想通过几个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促成全国革命的高潮，并妄图一举取得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总胜利。
陶铸等人就是把厦门的劫狱事件看作是“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前的“武装暴动的演习”，因此这个事件是完全错误的，是完全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是完全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陶铸领导的厦门劫狱事件所以引起李立三的中央如此高度的重视，就是因为它可以被他们用来当作一个“胜利的范例”，证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正确”。
以厦门劫狱事件为背景而写成的《小城春秋》，几乎没有一处提到发展农村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却以极大篇幅描写厦门地下党组织领导的白区工作，而在涉及厦门附近的农村游击区时，又完全把它写成为白区斗争服务的陪衬。
小说中讴歌的一些英雄人物，尽是脱离工农群众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狂热信徒。
每当他们在厦门呆不住了，就溜到农村去“避风”。
贯穿全书的，正是这种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观点。
严峻的历史无情地戳穿了陶铸的谎言。
他参与领导的厦门劫狱事件，根本不是什么正确路线的胜利，而是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立的立三路线指导下的产物；
陶铸根本不是什么“未犯过路线错误”的“一贯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一个一贯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老牌机会主义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假革命、反革命。
二
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思潮泛滥，国内资本主义复辟势力也跃跃欲试。
1956年05月，也就是在《小城春秋》出笼的半年以前，陶铸乘福建龙溪地委编写闽南革命斗争史的机会，大肆吹嘘自己在福建厦门、漳州那一段“光荣历史”。
他竟然厚颜无耻地往自己脸上贴金，说什么“立三路线我们是反对的。
当时上海的中央（王明、博古）派来传达反立三路线的指示，我们已经基本上清算了立三路线”。
王明、博古和李立三纯属一丘之貉，同样都是老牌机会主义者，他们根本不可能来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
自称忠实地执行王明、博古指示的陶铸又怎么可能来清算“立三路线”呢？
这完全是一派胡言，欺人之谈！
厦门劫狱事件后，陶铸在漳州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的错误做法，就足以证明他丝毫没有改正立三路线的错误，反而变本加厉地执行了王明、博古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可是，陶铸在这次谈话中，竟然把他那一套完全违反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流寇主义的军事行动，当作正确的经验来炫耀，说他是“坚决主张搞武装斗争的”，如何“带着武装发动群众”，使“农民在斗争中得到利益”。
他不仅歪曲历史，美化自己，而且象恶狗一样反咬一口，大骂敢于坚持毛主席正确路线、主张把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结合起来的革命同志是“机械”的“教条主义”，这是明目张胆地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不久以后，根据陶铸口述而写成的回忆录《厦门破监记》出笼了。
回忆录把“破监”描写得神乎其神，竭力夸大这次事件的作用，胡说什么“成绩是非常巨大的”，并对“负责组织和领导”这次行动的陶铸大肆吹捧。
这篇文章流毒极广，是陶铸公然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翻案的铁证，是射向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支毒箭。
1959年小说译成外文时，根据《厦门破监记》写的序言，又一次传播了该文的毒素。
1962年小说重版时，在外文版序的基础上又写了再版序言。
外文版销售国外，新版在国内大量发行，为陶铸在国内外大捞了一笔政治资本。
1961年，在国内外阶级敌人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中，陶铸假借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总结党史之名，在他的默许下，由福建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抛出了题为《1930年中共福建省委关于厦门破狱工作向党中央的报告》的大毒草，并且在按语中吹捧它是“一篇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文献”。
这个按语竟颠倒历史，极力美化陶铸等人，胡说什么，他们“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把伟大的革命精神和科学求实精神结合起来，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和周密的部署，勇敢机智，迅速而成功地拯救了被囚禁在厦门监狱的革命同志，为革命写下了光辉的史迹。”
厦门劫狱事件为什么会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陶铸如此重视，以致在这个问题上一再大做文章呢？
陶铸真的仅仅是为了翻三十多年前的老账，把自己打扮成历史的英雄吗？
他的阴险的目的决不仅如此。
没有为历史而历史的，历史是用来为现实斗争服务的。
马克思说得好，召唤过去的幽灵，使死人复活起来，是为了替自己效劳。
陶铸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两次大的阶级搏斗中，都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为党内错误路线翻案，恶毒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为了美化党内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旨在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而为资产阶级篡党篡政篡军效劳。
陶铸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绝不是偶然的。
陶铸和中国的赫鲁晓夫是一路货，都是老牌的机会主义者。
历史是无情的。
谁要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不管你伪装得多好，隐藏得多深，爬得多高，都决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命运是这样，陶铸的命运也只能是这样。

陶铸和反革命影片《逆风千里》边切
《逆风千里》是一部疯狂鼓吹反革命复辟的影片。
是谁批准这部极端反动的反革命影片出笼的？
它的总后台是谁？
就是中国赫鲁晓夫和陶铸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逆风千里》的文学剧本发表后，即1961年冬，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旧文化部电影局长陈荒煤来到珠江电影制片厂，肯定了这个电影剧本，认为“题材、基础都好”，“小改一下就可以拍”。
1962年03月，由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支持，在广州开了一个所谓全国话剧歌剧创作会议。
在这个黑会上，陶铸以东道主和党的领导者的身份公开煽动文艺界的牛鬼蛇神出笼。
《逆风千里》正是陶铸的得力干将根据陶铸的旨意，在会议期间正式决定作为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影片选题。
在拍摄过程中，这部反动影片不断遭到厂内外群众的激烈反对。
有些同志认为这部影片要是拍出来，“蒋介石看了会发给纪念奖章的”。
部队派来的军事顾问也拒绝派部队参加拍摄丑化我军的镜头，拒绝担任该片的军事顾问。
但珠江电影制片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这些批评却置若罔闻，拒不考虑，竟然说：
“片子已经开拍了，就把它拍完再说。”
并对群众施加压力。
可是群众继续向他们提出严厉的批评。
在这种情况下，片子曾一度被迫停止拍摄。
不久，在夏衍、陈荒煤、齐燕铭控制下的旧文化部却又发下了“立即恢复拍摄”的命令，强使这株毒草于1963年10月拍完。
1963年底，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批示下达后不久，陶铸第1次审查《逆风千里》，就对这部片子加以肯定，说“整个戏看来还不错”。
他还别有用心地提出：
“就是胜利得来太容易了。
敌我交锋，我军牺牲的一个也没有，难道敌人是那么草包？”
旧电影局和珠江电影制片厂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根据陶铸的黑指示对这部影片进行修改后，加进了无名战士牺牲的情节。
修改后，陶铸第2次审查，还感到“美”中不足。
他指责说：
“牺牲的战士是个没名没姓的，观众没印象。”
并下令要让片中较重要的角色、我军战士纪鹏飞在炸桥中牺牲，以便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经过再次修改之后，陶铸才心满意足地签发了“通行证”。
陶铸恶毒地安排纪鹏飞炸桥牺牲一节，大肆宣扬战争残酷的修正主义观点，使这部为蒋介石军队树碑立传的反动影片，又增添了一支射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毒箭，用心何其毒也！
影片送到北京，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夏衍、陈荒煤及罗瑞卿再次审查，一致通过，最后由陈荒煤一纸令下，反革命影片《逆风千里》便破门而出了。
不久，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审查了这部影片，感到十分气愤。
他在对广东省文化局的审查意见的批语中严厉地指出：
这部影片不是揭露反动派丑恶面貌，而是宣扬国民党匪军官“坚强不屈，积极斗争”，是歌颂敌军“不惧困难，机智勇敢”。
不是对“革命传统教育有意义的”，而是对蒋匪特务、破坏分子有指导作用。
他还严正指出这部影片是“动共产党之愤，动国民党之心。”
并指示应停止发行。
陶铸却抗拒说：
“影片是不好，但问题没那么严重，修改一下还是可以的。”
夏衍、陈荒煤等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批评也竭力抗拒，并以旧文化部党组的名义给中央领导同志打报告，提出该片“可暂停发行，等研究修改后再发行”等等。
中央领导同志在这个报告上又批示“不是暂停发行，而应该是禁止发行。”
“《逆风千里》这个名字就是反动的”，“这部影片是为国民党宣传的”，“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为什么写这个东西，根本不是真实不真实的问题，而是别有用心”。
但是，陶铸贼心不死，又亲自到珠江电影制片厂稳定“军心”，负隅顽抗。
他对制片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
“你们可以改一下嘛！
不必大改，只把尾巴加一点，把俘虏押到目的地，他们低头认输就可以了嘛！”
“我看可以改一改再发行嘛！”
1964年06月，毛主席对文艺界又一次提出严厉的批评。
旧文化部迫于形势，一度拟将《逆风千里》拿来公开批判。
陶铸看到大势不好，便又耍弄两面派的手法，一方面授意广东省委宣传部写一个检查上报旧中宣部蒙混过关，一方面又向制片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黑指示，说什么：
“对《逆风千里》这片子先不要急于下结论，我看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你们研究一下，能不能修改。……这部片子你们提出修改意见，改了还是可以发行的。”
直到1965年，陶铸还亲自跑到制片厂来责问：
“《逆风千里》不能改了吗？！
”
但是，陶铸的这一切“鼓气”“壮胆”的话，都是徒劳的。
《逆风千里》终究逃脱不了革命人民的声讨、批判，而支持这株大毒草出笼的后台老板陶铸，也在革命群众的讨伐声中倒台了。

无产阶级大民主就是好！
——驳斥苏修叛徒集团对我国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污蔑丁学雷
正在深入进行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是响彻云霄的共产主义凯歌！
这首凯歌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毛泽东思想的统帅下，亿万群众用大民主的方式谱写出来的，因而显得如此汹涌澎湃、威武雄壮，它振奋了全中国，震撼了全世界。
我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充分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大民主，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和革命的群众运动相结合的伟大创造，它一经出世，就在摧毁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方面表现了无可匹敌的威力。
正因为这样，全世界革命人民无不为之欢欣鼓舞，而一小撮帝、修、反反动势力惧之犹如洪水猛兽，拚死命地反对。
尤其是苏修叛徒集团，他们歇斯底里大发作，破口大骂我们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文化革命大军是什么“一群流氓”、“胡作非为”！
他们造谣污蔑，胡说什么中国人民已经享受不到一点民主自由，红卫兵“到处制造恐怖气氛”，干部和居民遭到了“大灾难”！
“当前中国的政治生活是一幅可怕的古怪画、阴郁的幻想作品”。
这是一幅极妙的群丑悲鸣图。
正是：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敌人如此起劲地反对我们的无产阶级大民主，恰恰证明我们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太好了，好极了！
我们不仅现在要搞无产阶级大民主，今后也要正确地运用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
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真正大民主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
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
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
苏修叛徒集团，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硬说中国人民享受不到一点民主自由，这恰恰证明我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享有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真正大民主！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从来是最相信群众，最了解群众的心愿，最能看到群众的伟大作用，最善于发现和调动群众中蕴藏着的无穷无尽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力，最尊重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党我们国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突出群众，一切走群众路线。
在一年多来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的彻底的群众路线得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发展。
就在这条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我国，出现了生气蓬勃的革命群众运动。
亿万革命人民，纷纷起来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关心国家大事。
他们享有言论上的民主，集会游行的民主，出版刊物的民主，自由结社的民主；
可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可以贴大字报，可以进行革命大串连。
于是，蕴藏在普通革命人民中间伟大的创造力，犹如火山爆发，一下子烈焰熊熊地迸发了出来，吓死了中外一切反动势力，吓呆了一大批政治庸人。
翻开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哪一个朝代，哪一个国家实行过这样的大民主？
资本主义国家有吗？
修正主义国家有吗？
没有，绝对没有！
垄断资本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恬不知耻地天天在那里高唱“民主”、“自由”的赞美诗，但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来说，不过是遭受剥削、压迫、摧残和屠杀的代名词！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我国确实有一小部分人感到大难临头，夜夜心惊肉跳，惶惶不可终日。
这就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
对这样一小撮人，莫说大民主，连小民主也一点不给，半点不给！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大民主的特点，就是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实行专政，给广大革命人民以充分民主。
对敌人的专政，正是为了让人民有真正的民主。
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做靠山，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连脑袋也保不住了，还谈得上什么民主。
在文化大革命中，正是因为我们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进行了无情的专政，才保证了革命人民享有真正的大民主。
两个阶级，两种民主，一个吃掉一个，不是你吃掉我，便是我吃掉你，从来都是如此。
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老爷大叫中国人民享受不到一点民主自由，吹嘘苏联实现了据说是当今世界上最美妙的“真正的全民民主”，这只能当作二十世纪的天方夜谭来欣赏。
查一查老祖宗，所谓的全民牌“民主”，原来就是早已被列宁批臭了的托洛茨基的“纯粹民主”这具僵尸的复活。
世界上哪里有不分阶级的“纯粹民主”或“全民民主”这个怪物呢？
当前苏联的现实，根本谈不上这个民主，那个民主，而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专政，不折不扣的白色恐怖。
在伟大列宁的故乡，在洒满了10月革命英雄鲜血的莫斯科红场上，今天，谁要是敢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敢于说话，敢于斗争，谁就会被监视、盯梢、传讯以至逮捕和监禁，或者硬被说成是“精神病患者”而被抛进“疯人院”，或是莫名其妙地忽然“失踪”……这就是苏修叛徒集团所吹嘘的“真正的全民民主”！
共产主义的伟大创举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
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我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充分发展起来的大民主，也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要解决怎样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胜利地完成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这样一个大问题。
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证明：
对于无产阶级说来，夺取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终结。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如何继续进行革命？
如何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这个大问题，是所有前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或者没有遇到过，或者没有来得及解决，或者没有能够解决的。
正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天才的领袖毛主席，不仅从理论上、实践上，也从方法上解决了这个大问题。
这个方法，就是实行自下而上的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毛泽东思想统帅下的大民主。
这样的大民主，对无产阶级政权最危险的敌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一次歼灭性的总攻击，把他们隐蔽地设置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统统揪出来，彻底批臭，彻底打倒，彻底挖掉修正主义根子，保证我国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康庄大道前进。
这样的大民主，对广大革命干部是一次空前深刻的大审查，大锻炼。
打倒了一小撮坏人，发现了一大批好人。
他们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领会最深刻，贯彻最坚决，捍卫最勇敢。
他们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所在。
除此以外，还挽救了一批半好半坏、差一点要滑下去的人。
他们受了一次大震动，立即悬崖勒马，迅速赶了上来。
这样的大民主，对广大革命人民是一个学习革命最好的大课堂。
人民群众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的聪明才智，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扬。
他们敢于改造客观世界，也勇于改造主观世界，决心把自己逐步锻炼成为共产主义新人。
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里，在当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如此尖锐复杂的形势下，实行这样广泛的无产阶级大民主，需要有多么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啊！
证明了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是多么强大啊！
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敢这样做吗？
其他修正主义国家敢这样做吗？
不敢，都不敢。
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便没有无产阶级民主。
在你们这些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根本不可能也永远不敢搞什么大民主。
不信，就请你们试试吧！
保险不到二十四小时，就都一个一个从“宝座”上掉下来。
只有在历史上经历了最长期最复杂最激烈最多方面锻炼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有了举世无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样的伟大长城，有了坚如磐石的中国无产阶级政权，才敢于下这样大的决心，勇于挑起这副历史的重担。
毛主席亲自决定发表全国第1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毛主席用最大的热情支持了刚刚出现的红卫兵，毛主席先后亲自接见了一千多万文化革命大军……他老人家总是在最关键时刻最及时发出英明指示，推动文化大革命不断向更高阶段发展，使亿万文化大军始终处于高昂的革命激情之中。
无产阶级大民主把我们党的群众路线，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理论发展到新的高峰。
无产阶级大民主是毛主席解决如何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一个伟大创造，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又一伟大贡献，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个空前伟大的创举！
全世界革命人民都高兴地看到，经受了这次伟大运动的严峻考验，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的中国共产党，空前团结，空前壮大；
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灯塔，正在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全世界革命人民坚信，新中国的存在，是全世界的希望；
中国的今天，就是世界的明天；
中国人民的斗争，为世界人民开辟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
共产主义的凯歌和修正主义的丧钟
苏修叛徒集团对我国无产阶级大民主的种种诽谤、污蔑，只能证明它正处在极度恐惧之中。
我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大民主，早已远远超出了一国的影响，敲响了国际上修正主义的丧钟。
请听苏修叛徒集团的供词：
“中国的事态确实不只涉及到这个国家，而且涉及到整个世界社会主义，涉及到所有共产党人……这一事实不能不引起理所当然的忧虑。”
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事态”，何以会引起莫斯科一小撮人的“忧虑”，而且又是“理所当然”的呢？
整整一百年前，马克思为《资本论》作初版序言的时候写道：
“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会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它。”
正是这样，我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大民主，象是一柄闪光的利剑，无情地揭开了苏修叛徒集团统治、迫害苏联人民的黑幕，因而激起了这一撮暴君“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的叫骂和反抗。
黑幕一揭开，人们清楚地看到，在中国，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只是一小撮，从来没有占据过统治地位；
在苏联，自从赫鲁晓夫上台后，就已经形成一个特权阶层，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过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
他们政治上残酷地迫害人民，经济上敲骨吸髓地剥削人民，思想上用腐朽的文化毒害人民，就是他们，把曾经在列宁的教导下和斯大林的领导下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伟大的苏联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又抛入了暗无天日的苦难深渊。
我国无产阶级大民主起来了，亿万人民的眼睛进一步擦亮了，苏修集团的叛徒嘴脸进一步暴露出来了，这一小撮人惊慌了，绝望了，于是便“理所当然”地堕入了惶惶不可终日的“忧虑”。
整整五十年前，“阿芙乐尔”巡洋舰上一声炮响，宣告了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新纪元的开始，全世界无产者和革命人民感到多么振奋和鼓舞啊！
而全世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都咬牙切齿地发狂叫骂，甚至发动武装干涉，企图把苏维埃扼死在摇篮之中。
为什么？
就因为俄国无产阶级为全世界饥寒交迫的奴隶做出了光辉的榜样，10月革命宣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死刑。
斯大林写道：
“现在已经不能再把世界劳动群众看做在黑暗中徘徊的前途茫然的‘盲目人群’了，因为10月革命给他们建立了一座照耀道路并指出前途的灯塔。”
同样，我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大民主，为伟大的10月革命发源地的广大苏联人民，提供了一条重新把祖国从黑暗统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
轰然一声，中国的赫鲁晓夫在亿万文化大军的总攻战中倒台了！
苏联人民多么高兴呵！
他们亲眼看到，修正主义也不过是纸老虎，只要亿万群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发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大无畏精神，自下而上地来一个大革命，社会主义的命运，祖国前途的命运，完全可以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里。
苏修叛徒集团多么恐慌呵！
唇亡齿寒，兔死狐悲，中国赫鲁晓夫的倒台，对他们来说，就是自己行将遭受灭顶之灾的预兆，他们自然要更加惊慌了，更加绝望了，于是便“理所当然”地更加堕入了惶惶不可终日的“忧虑”。
应当明白地告诉苏修叛徒集团，警告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
你们的估计又错了！
中国大地上的“事态”，“理所当然”地引起的不是你们的“忧虑”，而是你们的灭亡！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道：
“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
苏修叛徒集团的末日即将来临了，苏联人民彻底实行自下而上的大革命之日，就是这个叛徒集团灭亡之时。
到那时，世界人民将看到，克里姆林宫上已经失去了光泽的红星将重新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简明新闻
我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赴越南访问
根据中越文化合作协定1967年执行计划，以《人民日报》记者郭龙春为首的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11日乘飞机离开北京赴越南进行友好访问。
越南河内等地军民击落美机八架
河内、海防、山萝和清化等地军民，09日和10日在反击美国空中强盗的战斗中，共击落入侵的美国强盗飞机六架，其中河内市军民10日就一举击落美国喷气式飞机两架。
另据补充报道，永灵区和广平省的军民，03日和05日还曾击落入侵的美国强盗飞机各一架。
巴特寮电台谴责富马掩盖美帝罪行
巴特寮电台最近发表评论，谴责富马为美国强盗飞机轰炸老挝解放区的罪行狡辩，并指出，这更加暴露了富马祸国殃民的面目。
评论说，据美国合众国际社报道，美国的军事头目们最近招认了美国空军三年多以来一直在轰炸老挝的领土。
富马匆忙地跑出来“更正”，说什么美国空军没有对老挝进行轰炸和扫射，对解放区进行轰炸的是老挝右派集团的空军。
在老挝的美国空军的任务，只是“协助”它的走狗进行“侦察”。
柬新闻部谴责泰国为美帝侵柬效劳
柬埔寨王国政府新闻部09日发表声明，谴责泰国反动当局积极参与由美国发动和指挥的诬蔑柬埔寨的卑鄙勾当，为美国侵略柬埔寨效劳。
曼谷电台最近学着美国宣传机器的腔调，胡说什么柬埔寨境内驻有越南北方部队，等等，并且威胁说，泰国认为“不得不增加军事力量”，以便“反击”所谓来自柬埔寨的“共产党威胁”。
柬埔寨王国政府新闻部的声明指出，曼谷电台的恶毒宣传，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虚构。
西德工人罢工抗议资本家削减工资
西德科隆的一千名车辆制造工人08日举行罢工，抗议资本家加紧压榨工人，削减工资百分之十的决定。
五百名罢工工人还到西德垄断资本克勒克纳—洪堡—多伊茨车辆制造公司的总管理处大楼前举行了抗议示威。
西德北来因—威斯特伐利亚州五千六百名建筑工人，为抗议资本家进一步削减工资，从07月10日起举行迄今已达两个月的、战后以来最长的一次罢工。
英国工党控制的职工大会年会收场
英国工党控制的职工大会，从04日到08日在布赖顿举行了年会。
出席会议的许多代表不顾职工大会反动头目的压制，对工党政府的内外政策表示不满。
在目前英帝国主义处于内外交困、危机重重的时刻，职工大会的反动头目们竭力替工党政府的反动政策涂脂抹粉。
他们操纵会议，强行通过了一项表示支持工党政府的决议。
但是，不少工会代表对工党政府追随美国侵越政策和为转嫁财政经济困难而向劳动人民开刀的反动行径，进行了尖锐的抨击。
（据新华社讯）

苏修集团和爱伦堡都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老牌修正主义文人大叛徒爱伦堡病死　勃列日涅夫之流如丧考妣
新华社11日讯
莫斯科消息：
苏联老牌修正主义文人，苏修领导集团的得力打手爱伦堡，最近病死。
爱伦堡死后，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以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的名义，替他发了讣告并献花圈。
这个讣告对爱伦堡的死表示“非常沉痛”。
他们还派出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格奥尔加泽、民族院主席帕列茨基斯前往守灵。
爱伦堡是一个十足的投机分子和反革命。
他在一九○五——一九○七年俄国革命形势大好时混进革命队伍。
一九○八年被沙皇当局逮捕，这个胆小鬼吓破了胆，被释放后即逃往法国，背叛了革命。
直到三十年代，他才又投机回到苏联定居，用他自己的话说，要在苏联“占据自己的一席地位”。
他说，他这时也“并没有放弃”他“过去所珍视的东西”，他用“咬紧牙齿”、“沉默”来隐蔽他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仇视。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指出：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苏修领导集团之所以特别赏识爱伦堡，也正是因为他在苏修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中，是最早跳出来进行反革命舆论准备的一个。
这个反革命两面派在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逝世时，用最美好的词句来赞扬斯大林，可是刚过了半年，他就迫不及待地抛出他早已写成而迟迟不敢出笼的毒草《谈作家的工作》，诬蔑苏联的革命文艺“表现的并不是人，而是机器”，鼓吹要写什么就写什么，写社会上的“不健全现象”等等，赤裸裸地向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
1954年，爱伦堡抛出了恶毒攻击斯大林的长篇小说《解冻》。
在爱伦堡带头下，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作品”纷纷出笼，形成了被西方资产阶级称为“解冻文学”的一股反动黑潮。
苏共二十大公开扯起大反斯大林、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黑旗以后，爱伦堡更是苏修集团的黑先锋。
他公开咒骂斯大林是“暴君”，无产阶级专政是“暴政”。
他拚命渲染战争恐怖，说什么“战争意味着不单是杀人，而且是自杀”；
竭力美化帝国主义，说什么肯尼迪之流“有善良愿望和理智”；
鼓吹向帝国主义投降，说什么“这是死对生的投降”。
他猖狂反华，恶毒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在文学艺术方面，他公开鼓吹资产阶级用以骗人的、所谓超阶级的“人性”、“人类之爱”等等，赞扬帕斯捷尔纳克之流叛徒作家和现代主义、形式主义之类西方颓废艺术流派。
他还恬不知耻地公开表示自己信仰“我思故我在”的唯心主义观点。
苏修集团把这样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吹捧为“杰出”人物，使广大苏联人民再一次看清楚，苏修集团也就是一批与爱伦堡同样货色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借“援助”之名　行掠夺之实
苏修在印度大肆推行新殖民主义剥削印度人民
据新华社10日讯
本社记者报道：
十年来，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在印度倾注了大量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收买和扶植印度反动派，剥削印度人民。
现在，苏修在印度掠夺的规模仅次于美英帝国主义，已经成为印度的第2大债权国、最大的军“援”供应国和第3位贸易国。
苏修通过“援助”对印度进行掠夺的做法，首先是控制印度经济的要害部门。
迄今，苏修对印度经“援”总数已达十三亿五千万美元，全部集中在印度官僚资本控制的重工业部门。
它在“援助”工程中，一贯垄断工程设计，垄断机器装备和零件的供应，并插手经营管理。
这样，就使印度相当大一部分重工业，包括钢铁冶炼的四分之一、石油提炼的二分之一和电力的五分之一，处于苏修的控制之下。
以正在兴建的波卡罗钢厂为例，苏方不仅排斥印度人参加设计，而且要求在建厂期间取得全部控制权。
印度人民对此十分愤慨。
苏修同帝国主义一样用“援助”带动商品输出，在印度高价倾销劣质商品。
它规定给印度的贷款必须百分之百地用于在苏采购。
苏“援”装备的价格，通常比世界市场价格高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在苏修的倾销政策下，苏制劣质装备和零件在印度泛滥成灾。
据1966年印度议会公营企业委员会发表的报告透露，比莱钢厂在1964年积压的苏制零件，价值一千五百七十万卢比；
这个厂所用的三十七辆苏制柴油机车效率很低，维修费用竟比正常的高出五倍。
另据印度《经济时报》刊登的一封读者来信说，“苏联在比莱钢厂倾销的耐火材料质量极差，每生产一吨钢就需消耗二十公斤，比苏美本国钢厂多消耗一倍至三倍”。
“苏联在兰契重型机器厂以‘维修零件’名义，倾销了足以使用五年的耐火材料”。
苏修还通过“援助”进行变相的高利贷剥削。
苏修对印度的“援助”全部是贷款。
据印度《经济时报》透露，虽然苏联贷款的利率在名义上只有百分之二点五，但它的“高利率被隐藏在所提供货物的高价中”，实质上是一种“隐蔽的高利贷”。
而且贷款期限很短，在装备运到一年后就要开始偿还，十二年还清。
目前印度需要偿还的苏“援”本息平均每年已达到三亿五千万卢比。
同时，苏修又用以货易货的贸易方式造成印度贸易对苏联市场的严重依赖。
目前印度出口商品已有一部分严重依赖苏联市场，包括毛织品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皮革的百分之五十七、烟草的百分之三十五。
苏修为使这种市场依赖关系固定下来，在1966年续订两国五年贸易协定时，还规定两国各设立工厂，专门生产输往对方的商品。
印度《习明纳尔》杂志说，这类工厂将冒很大“风险”，因为“一旦苏联改变主意，这些商品就会卖不出去”。
此外，苏修还利用“援助”索取种种特权，侵犯印度民族利益。
1964年印度要求苏修提供捕虾设备和技术，苏修便以要求使用印度港口为交换条件。
结果印度反动政府同意给苏修下列便利：
（1）使用印度港口把捕鱼船上的鱼卸到冷藏船上；
（2）在印度港口维修苏联船只和设备；
（3）为苏联船只提供淡水和燃料。
印度《经济情况每月评论》说，“俄国人得到这些便利将把印度排挤出世界鱼虾市场”。
另据英国《苏格兰人报》报道，一贯不守贸易信用的苏修，还把某些从印度进口的商品如茶叶、麻袋、腰果等暗地向西方抛售，赚取外汇，使印度蒙受外汇损失。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苏修还企图同印度私人垄断资本相勾结，利用印度作为它向亚非地区进行经济扩张的基地。
苏修同帝国主义一样，企图利用印度的廉价劳动力、技术和原料，在印度投资设厂，生产商品向一些亚非国家输出。
1965年05月，印度政府前总理夏斯特里访问苏联时，苏修领导就曾正式建议同印度私人资本在印度建立合营企业，最初生产双方需要的商品，“将来转向对第三国出口”。
现在印度政府正在审批苏修提出的同印度私人资本合营一家钟表厂和一家车辆厂的申请。
对此，印度大资产阶级的喉舌《印度快报》评论说：
“从苏联的观点看，以印度为基地向亚洲国家提供物资，可以减少运费、减轻苏联国内工业的负担，并为苏联推行更加野心勃勃的东南亚政策开辟道路”；
而对印度来说，也可借此在亚非地区“大规模地发挥影响”。
由于美、苏都有联合控制印度和利用印度反动派反华的要求，美帝对苏修上述种种行径大加喝采。
美国无任所大使哈里曼就公开声称：
“苏联继续援助印度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贝尔也公开鼓吹要搞“美苏联合援印计划”。
但是，印度广大人民越来越认清了苏修的新殖民主义面目。
他们决心要推翻这座压在他们头上的大山。
他们纷纷揭露苏“援”和美“援”是一路货，是为了“在印度经济中建立控制地位”，它“损害了印度的民族利益和威望”。
他们还指出，苏修通过“援助”，“帮助了印度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加强他们的统治”，压迫和剥削印度人民。

日本友好团体愤怒抗议佐藤政府殴打我驻日人员的新罪行
坚决同帝修反的反华暴行作不屈不挠的斗争
新华社10日讯
据东方通讯社报道：
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冈田春夫、日中友好协会（正统）总部代表大森真一郎、亚非人民团结日本委员会代表坂本德松等人，10日上午到首相府会见佐藤政府的秘书长木村，就日本反动政府出动警察、特务和暴徒，在08日和09日连续向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事务所和中国驻日记者施行法西斯暴行，提出强烈的抗议，并且要求佐藤政府保护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事务所和中国驻日记者办公处及中国驻日工作人员的安全。
冈田春夫和大森真一郎向木村列举事实证明，这一严重反华暴行，是日本警察当局一手策划的，并且当场追究佐藤政府的责任。
佐藤政府的秘书长木村在事实面前不但不低头认罪，反而进行诡辩和抵赖，胡说什么“政府收到的报告同（各代表列举的）事实不相符合”。
更为恶劣的是，他甚至倒打一耙，说什么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事务所代表吴曙东发表声明谴责佐藤“访问”台湾，“违反他们驻在日本的目的”。
但是，他供认，“吴曙东发表的声明是发生一系列事件的原因”，这就暴露了佐藤政府对于吴曙东发表的声明怕得要命，恨得要死，为此它就有计划地出动警察和法西斯暴徒对中国驻日人员施加暴力行动。
日中友好协会（正统）总部副会长伊藤武雄和理事长宫崎世民等，在09日晚间曾经会见高碕事务所代表冈崎嘉平太，要求他就日本警察和暴徒的暴行向佐藤政府提出抗议。
新华社11日讯
据东方通讯社报道：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常任理事会，11日发表声明，谴责日本佐藤政府出动警察和右翼暴徒，殴打中国廖承志办事处驻日人员、中国驻日记者和工作人员的法西斯暴行，并且全力支持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事务所就此事件对佐藤政府提出的强烈抗议。
声明指出：
“这次反华法西斯暴行，是美帝、苏修、各国反动派和佐藤反动政府、宫本修正主义集团所上演的联合反华丑剧的一个组成部分。
同时，也是佐藤政府对于我们从事日中友好贸易人士和广大日本人民的疯狂的挑衅和攻击。”
声明要求佐藤政府严厉惩罚挑起这次事件的警察当局和右翼暴徒头目；
向中国驻日工作人员和记者低头认罪；
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声明最后表示：
我们要以不屈不挠的意志，向蓄意破坏日中两国人民友谊的美帝、苏修、佐藤反动政府和日共宫本修正主义集团，进行坚决的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桑穆加塔桑痛斥印修分子背叛印度人民革命事业
毛泽东思想才能引导印度革命走向胜利
印修分子热衷议会主义镇压农民革命推行没有丹吉的丹吉主义
新华社科伦坡电
锡兰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桑穆加塔桑03日在党的英文周刊《红旗》上发表文章，痛斥南布迪里巴德等印共修正主义分子对印度人民革命事业的可耻背叛，并且强调指出，只有毛泽东思想能够指导印度革命取得胜利。
文章指出，印度共产党的修正主义分子尽管也贴着“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与丹吉叛徒集团执行的政策没有什么不同。
正如目前苏修统治集团推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一样，印共新的修正主义分子推行的是没有丹吉的丹吉主义。
文章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人在某些邦内能够同丹吉叛徒集团为竞选联合阵线达成协议，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人在丹吉集团的协助下，能够在喀拉拉邦和西孟加拉邦组成邦政府。
“光这一个事实就已经清楚地暴露了新修正主义分子的本质。”
文章说：
“这些新修正主义分子热衷于议会主义，对立宪主义和议会主义顶礼膜拜。
他们的力气都用在开动资产阶级、地主的国家机器，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宪法规定的范围内活动”。
文章指出，印共修正主义分子最坏的叛卖罪行是他们对待工人和农民的革命斗争的态度，特别是对纳萨尔巴里农民奋起反抗封建压迫的武装起义的态度。
他们把长期受苦受难的纳萨尔巴里农民的斗争，说成是“经济斗争”，并让他们自己当政的邦政府的警察部队去镇压农民，屠杀和监禁他们。
文章强烈谴责印共修正主义分子参加以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为首的国际反华阵线，对中国共产党大肆诬蔑。
文章指出：
“就象在列宁时代，谁攻击列宁主义，谁就是从根本上攻击马克思主义一样，今天，谁攻击毛泽东思想，谁就是从根本上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
文章说：
“毛泽东思想是世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毛泽东思想不仅是照亮中国革命道路而且是照亮包括印度人民在内的所有被压迫人民革命道路的灯塔。”
文章说：
“印度人民有丰富的革命传统。
实行革命变革的条件已告成熟。
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真正革命的党，这个党将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中国革命为榜样，勇敢地发动占印度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建立革命根据地，创建和扩大革命武装力量，来对付暂时强于革命力量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武装镇压，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用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
文章说，这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制订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它导致了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教导说：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
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
文章强调说：
“只有遵循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论断，才能把印度革命引向胜利。”

泰国爱国阵线常驻国外代表强烈谴责美泰反动派迫害爱国者
号召泰国人民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斗争
苏修勾结美泰反动派出卖泰国人民革命，是泰国人民的敌人
据新华社09日讯
泰国爱国阵线常驻国外代表帕荣·朱拉暖中校今天发表声明，强烈抗议美国—他侬独裁集团进行大逮捕并妄图杀害七位被捕的爱国民主人士的法西斯暴行。
声明警告美国—他侬集团，泰国人民一定要用针锋相对的斗争来回答敌人的暴行，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
泰国爱国阵线于09月05日曾向全泰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发出呼吁：
共同采取坚决行动，强烈抗议和反对美国—他侬独裁集团的法西斯暴行，帕荣·朱拉暖今天发表了补充声明。
补充声明说，他侬卖国傀儡政府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下，于08月31日悍然在首都曼谷和中部、北部进行大逮捕。
这次对爱国民主人士进行大逮捕，是美国—他侬集团在东北部、南部和北部受到人民武装力量的袭击，屡遭惨败之后，为了恐吓人民、鼓起士气而采取的野蛮的法西斯手段。
声明严厉谴责了美帝国主义走狗——沙立—他侬—巴博强盗集团从1958年10月20日篡夺政权以来的一系列法西斯暴行，例如，1961年他们杀害了前沙功那空府人民代表空·赞达翁。
1962年，他们又杀害了伦·汪攀。
特别是在今年09月04日，竟悍然宣布要对08月31日被捕人士施行最严重的暴行，要枪杀七位无辜的爱国民主人士，即：
通·璋诗，平·磨翁，威猜·汪潘乍仑，猜耶哇·丹耶巴实提猜，巴实·司素蓬，勒·初多，颂迈·吉滴坛。
声明强调指出，毛泽东主席教导我们说：
“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
六年前，美帝指使沙立杀害沙功那空府的空·赞达翁，然而，今天人民战争的烈火已在空·赞达翁的故乡熊熊燃烧起来了，成为美国—他侬集团无法扑灭的火焰。
声明说，他侬卖国集团的末日已加速来临。
中国人民遵循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所教导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泰国人民学习了中国人民的这种精神，将和美国—他侬集团作坚持不懈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声明最后庄严宣布：
如果美国—他侬集团敢于对爱国民主人士进行折磨、迫害和屠杀，他们必须承担由此所产生的一切后果。
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
新华社11日讯
泰国爱国阵线常驻国外代表帕荣·朱拉暖今天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走狗泰国他侬卖国集团逮捕和迫害泰国爱国民主人士的法西斯暴行。
08月31日，泰国他侬卖国集团在美帝国主义指使下，悍然逮捕了三十三名爱国民主人士，并阴谋杀害他们。
泰国爱国阵线在09月05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他侬卖国集团的这一暴行。
09日，泰国爱国阵线常驻国外代表办事处，也在北京发表了声明。
帕荣·朱拉暖在今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侬卖国独裁政府的这一法西斯暴行，是它们在泰国人民武装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所进行的垂死挣扎。
这再一次暴露了他侬卖国集团的纸老虎的面目。
帕荣·朱拉暖指出，泰国人民的斗争，在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支援下，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
帕荣·朱拉暖在答记者问时，强烈谴责了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加紧勾结泰国反动政府，并且利用泰国叛徒和社会渣滓，出卖泰国爱国人士和革命组织的罪行。
他说，事实证明，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不仅是泰国人民的敌人，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
因此，反帝必反修。

苏修的新殖民主义“援助”
苏修集团对亚非国家的“援助”，究竟是什么货色？
印度的事实提供了最明显的例证。
苏“援”同美“援”一样，是对印度反动派实行的一种收买政策。
苏修叛徒集团拿出大量的卢布和军火，鼓励和支持印度反动派疯狂反华。
印度反动派反华越起劲，苏修集团给的犒赏也就越多。
苏“援”同美“援”一样，是为了扶植印度反动派，阻止和镇压印度人民的革命斗争。
以印度国大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已经陷于严重危机。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修集团给印度反动派大量输血，帮助他们维持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
苏“援”同美“援”一样，是为了把受“援”国变为自己的附庸。
苏修集团通过“援助”，控制了印度经济的许多要害部门，造成印度在资金、技术、装备和贸易方面对苏修集团的严重依赖。
印度政府借新债，还旧债，欠了苏修集团一屁股还不清的阎王债。
印度接受苏“援”越多，就越损害自己的独立主权，就越殖民地化。
苏“援”同美“援”一样，是对受“援”国进行剥削和掠夺的一种手段。
苏修集团以“援助”为名，通过高利息的贷款，商品倾销，军火输出，不等价贸易，直到建立所谓“苏印合营”企业，掠夺印度的资源，榨取印度人民的血汗。
苏修集团搞的这一套，同帝国主义没有区别，而且完全是从帝国主义那里学来的。
苏修集团经常吹嘘说，经济落后国家，只要依靠他们的“援助”，就可以走上“非资本主义道路”。
说得多么好听！
可是，他们在印度已经“试验”了十年之久，事实是怎样的呢？
印度反动派走的哪里是什么“非资本主义道路”，而是不折不扣的殖民地的道路。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指出：
美帝国主义的“援助”，是“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苏“援”同美“援”，都是新殖民主义的货色。
接受美“援”，依赖美“援”，是要倒霉的；
接受苏“援”，依赖苏“援”，同样要遭殃。
象印度这样国家的人民面临的迫切任务，就是要坚决反对美帝和苏修的新殖民主义。
只有把美帝和苏修的殖民主义势力统统赶走，推翻美帝苏修所扶植的反动派的统治，才能够取得真正的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