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日:19660418-年月日
下一日:19660420-年月日
1966年04月19日
离开仰光回国,到达昆明。
1966年04月19日
△星期二
△早起阅恩氏书有取处。
△去动物园一转,即到政协洗澡用癣药。
购水果回家午饭。
△二时去政协习拳。
阅俄国人一书。
听张国珍及邓炎棠各报告。
△回家晚饭。
取阅《参考消息》。
1966年04月19日
△从成都到自贡市。
—28日
△到川南调查研究。
4月19日 星期二
上午赴子弹库参观新清理出来的2号汉墓,乃西汉晚期墓,有硬陶罐,釉陶壶、鼎,滑石耳环及璧,铁剑及刀、铜镜(日光镜)二面,铜印一颗(谢千秋印),泥饼及泥五铢各一堆。下午又去省博物馆参观。4点半离省博物馆至清水塘,参观1921年冬至1923年4月毛主席主持当时湖南区省委地下活动时的机关,现为革命纪念馆,系在当时郊区,故仍保存,为三间小屋。出来又至新建的陈列室,陈列有与此时期毛主席活动有关的照相及实物。阮团长在留言册上题了字。又至城中心观市容。晚间赴解放剧院,观湘剧《长山火海》,乃描写越南南方游击队之抗美斗争。返家已10时半。
1966年04月19日
星期二
接文霞信。
发家瑞、璐璐信。
局送工业券来。
刘主席同奈温主席举行会谈
刘主席设午宴招待奈温主席
奈温主席和夫人回拜刘主席和夫人 刘主席看文艺表演
新华社仰光18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今天上午在这里举行会谈。
会谈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会谈时中国方面在座的有:
副总理陈毅,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汪道涵和中国驻缅甸大使耿飚。
会谈时缅甸方面在座的有:
外交部长吴蒂汉,教育和卫生部长拉汉上校,工业部长貌瑞上校,革命委员会秘书长郭哥上校和工业部秘书貌貌卡上校。
新华社仰光18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18日在这里的国宾馆设午宴招待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将军。
宴会是在非常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席间,宾主愉快地交谈,并为进一步发展缅中两国的深厚友谊频频祝酒。
出席宴会的有:
缅甸外交部长吴蒂汉以及拉汉上校、貌瑞上校、郭哥上校和貌貌卡上校。
出席宴会的还有:
中国副总理陈毅、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汪道涵和中国驻缅甸大使耿飚。
新华社仰光18日电
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将军和夫人18日上午到这里的国宾馆回拜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夫人。
陪同奈温主席回拜的有:
外交部长吴蒂汉和夫人,教育和卫生部长拉汉上校,工业部长貌瑞上校,革命委员会秘书长郭哥上校和工业部秘书貌貌卡上校。
回拜时在座的有:
中国副总理陈毅和夫人,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汪道涵和中国驻缅甸大使耿飚和夫人。
宾主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谈话。
新华社仰光17日电
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由奈温主席和夫人陪同,17日晚上在这里的国家宫花园里的露天剧场观看了文艺表演。
陈毅副总理和夫人、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其他中国客人也观看了表演。
陪同中国客人观看演出的有:
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委员们和他们的夫人、外交部长吴蒂汉和夫人。
今晚演出的优美的民族音乐和舞蹈——主要是古典的节目——表现了具有悠久历史的缅甸传统舞蹈艺术的特点。
今天,国家宫花园里的每棵树上都挂着无数闪闪发光的彩色灯泡,有些灯泡象一串串亮晶晶的多彩的葡萄。
露天剧场两旁挂着一行行的彩色灯笼,这种布置给美丽的景色增添了迷人的色彩。
表演结束后,刘主席和夫人,陈毅副总理和夫人在奈温主席和夫人陪同下登上舞台,同艺术家们一一握手,并且向他们赠送了花篮。
(附图片)
刘主席设午宴招待奈温主席。
图为宴会时宾主愉快地交谈。
新华社记者 杜修贤摄(传真照片)
刘主席陈副总理向昂山将军陵墓献花圈
新华社仰光18日电
刘少奇主席和陈毅副总理18日上午在这里向缅甸民族英雄昂山将军陵墓献了花圈。
昂山将军和其他六位内阁部长是在1947年被帝国主义的走狗杀害的。
陪同中国贵宾前往献花圈的有外交部执行秘书吴翁钦等人。
献花圈时在场的有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以及刘少奇主席的其他主要随行人员。
在场的还有中国驻缅甸大使耿飚。
印尼方面疯狂反华使我方机构和人员安全失去保障
我国不得不中止援助兴建班加兰纺织厂
我外交部照会指出,两国经济合作关系遭到破坏的责任完全在印度尼西亚政府方面
新华社18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副司长徐净武今天下午召见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巴伦·苏达迪沙斯特拉,交给他一份照会,通知印度尼西亚政府,由于印度尼西亚右派将领集团夺取政权以后,更加疯狂反华,已破坏了两国经济合作的基础,中国方面不得不中止对班加兰纺织厂的援建工作,并撤回中国专家。
照会指出,两国经济合作关系遭到破坏的责任,完全在印度尼西亚政府方面。
照会全文如下:
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向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华大使馆致意,并就中国援助印度尼西亚兴建班加兰纺织厂事,申述如下:
根据1961年10月11日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政府签订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国政府为援助印度尼西亚兴建班加兰厂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中国方面按照有关合同的规定,已发运了八千二百余吨的设备材料,占全部设备材料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并派出施工专家帮助建厂。
到1965年09月为止,这项工程的进展一直是顺利的。
1965年10月以后,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华排华运动,制造了一系列严重的反华排华事件。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为了维护两国人民友谊,尽量克制,继续进行援建工作。
中国专家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仍坚持上班。
中国政府还通知印度尼西亚政府,在保证安全的条件下,中国准备继续发运设备材料。
这一切表明,中国政府对履行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是真诚的、是尽了最大努力的。
印度尼西亚政府过去一再表示,将采取措施制止反华排华活动,扫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障碍。
但是,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的反华排华活动反而愈演愈烈。
印度尼西亚右派将领集团夺取政权之后,更其疯狂反华。
最近竟发展到公然出动武装部队伙同右派暴徒袭击中国大使馆,打伤中国外交官。
中国代表机构和中国人员的安全,已经完全失去保障。
很明显,印度尼西亚方面的所做所为,已破坏了两国经济合作的基础,使援建班加兰厂的工作无法继续进行。
为此,中国政府通知印度尼西亚政府,中国方面不得不中止对班加兰厂的援建工作,并撤回中国专家。
中国政府必须指出,两国经济合作关系遭到破坏的责任,完全在印度尼西亚政府方面。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1966年04月18日于北京
印尼方面疯狂反华使我方机构和人员安全失去保障
我国不得不中止援助兴建班加兰纺织厂
我外交部照会指出,两国经济合作关系遭到破坏的责任完全在印度尼西亚政府方面
新华社18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副司长徐净武今天下午召见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巴伦·苏达迪沙斯特拉,交给他一份照会,通知印度尼西亚政府,由于印度尼西亚右派将领集团夺取政权以后,更加疯狂反华,已破坏了两国经济合作的基础,中国方面不得不中止对班加兰纺织厂的援建工作,并撤回中国专家。
照会指出,两国经济合作关系遭到破坏的责任,完全在印度尼西亚政府方面。
照会全文如下:
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向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华大使馆致意,并就中国援助印度尼西亚兴建班加兰纺织厂事,申述如下:
根据1961年10月11日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政府签订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国政府为援助印度尼西亚兴建班加兰厂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中国方面按照有关合同的规定,已发运了八千二百余吨的设备材料,占全部设备材料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并派出施工专家帮助建厂。
到1965年09月为止,这项工程的进展一直是顺利的。
1965年10月以后,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华排华运动,制造了一系列严重的反华排华事件。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为了维护两国人民友谊,尽量克制,继续进行援建工作。
中国专家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仍坚持上班。
中国政府还通知印度尼西亚政府,在保证安全的条件下,中国准备继续发运设备材料。
这一切表明,中国政府对履行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是真诚的、是尽了最大努力的。
印度尼西亚政府过去一再表示,将采取措施制止反华排华活动,扫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障碍。
但是,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的反华排华活动反而愈演愈烈。
印度尼西亚右派将领集团夺取政权之后,更其疯狂反华。
最近竟发展到公然出动武装部队伙同右派暴徒袭击中国大使馆,打伤中国外交官。
中国代表机构和中国人员的安全,已经完全失去保障。
很明显,印度尼西亚方面的所做所为,已破坏了两国经济合作的基础,使援建班加兰厂的工作无法继续进行。
为此,中国政府通知印度尼西亚政府,中国方面不得不中止对班加兰厂的援建工作,并撤回中国专家。
中国政府必须指出,两国经济合作关系遭到破坏的责任,完全在印度尼西亚政府方面。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1966年04月18日于北京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
——《解放军报》04月18日社论
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
毛主席说:
在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文化战线上兴无灭资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
社会主义的文化,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服务。
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化,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为地富反坏右服务,为资本主义的复辟开辟道路。
文化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
这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
由于我国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还比较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比较多,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还比较严重,他们同我们斗争的方法越来越阴险狡猾,越来越曲折隐蔽,只要我们稍不注意,稍有松懈,就不容易看出来,就可能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中,甚至丧失我们的阵地。
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
我们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是党和人民的最驯服的工具,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支柱。
它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也要起重要作用。
我们必须进一步认清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形势,同全国人民一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进行到底,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发挥巨大的威力。
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
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
在我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文化战线上都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我们党的历史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也都包括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王明路线是一种曾经在我们党内泛滥过的资产阶级思潮。
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中,毛主席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王明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
紧接着,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文化路线。
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对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最完整、最全面、最系统的历史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在我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我们在文化战线上所进行的一系列重大的斗争,如对影片《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反右派斗争,以及近三年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亲自领导的。
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两篇著作,是我国和各国革命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最新的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新发展。
毛主席的这四篇光辉著作,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最高峰,是我们文艺工作的最高指示,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
建国后的十几年来,文艺界存在着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
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
“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
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
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
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从反映人民战争、描写人民军队和其他军事题材的作品来看,真正歌颂革命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
还有一些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有些作品,歪曲历史事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
有些作品,写了英雄人物,但都是犯纪律的,或者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却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个悲剧的结局。
有些作品,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实际上是落后人物,丑化工农兵形象;
而对敌人的描写,却不是暴露敌人剥削、压迫人民的阶级本质,甚至加以美化。
还有些作品,则专搞谈情说爱,低级趣味,说什么“爱”和“死”是永恒主题。
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必须坚决反对。
社会上文艺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军队中来,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决不可能例外。
我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
没有一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因此,敌人一定会千方百计地从各方面对我军进行破坏,也一定会利用文艺的武器,对我军进行腐蚀。
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
但是,有人却不是这样看法,他们说部队文艺方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主要是提高艺术水平的问题。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极其有害的,也是缺乏具体分析的。
事实上,军队的文艺有的方向对,艺术水平也比较高;
有的方向对,艺术水平低;
有的在政治方向和艺术水平方面都有严重的缺点或错误;
也有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十几年来,在文艺战线阶级斗争的大风浪里,部队文艺工作者也有些人经不起考验,犯了或轻或重的错误。
这说明,军队的文艺工作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的影响。
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积极参加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彻底清除这条黑线对部队的影响。
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
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需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
坚定不移地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关系到我军革命化建设的大事,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新的形势
自从1962年09月,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号召之后,文化战线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就进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
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
从事京剧改革的文艺工作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向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进攻,锋芒所向,使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来了个极大的革命,并且带动文艺界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
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泥塑《收租院》等,已经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批准,在国内外观众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这是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将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创举。
它有力地证明:
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也是可以攻破的,可以革命的;
芭蕾舞、交响乐、雕塑这些外来的古典的艺术形式,也是可以加以改造,来为我们所用的,对其它艺术的革命就更应该有信心了。
同时,这些事实也有力地回击了形形色色的保守派,和所谓“票房价值”论、“外汇价值”论、“革命作品不能出口”论,等等。
近三年来,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另一个突出代表,就是工农兵在思想、文艺战线上的广泛的群众活动。
从工农兵群众中,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善于从实际出发表达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文章;
同时,还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歌颂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的大跃进,歌颂我们的新英雄人物,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
特别是工农兵发表在墙报、黑板报上的大量诗歌,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划出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
我们部队的文化工作,这几年来也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作了很多重要的指示。
1960年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明确地规定部队文艺工作“必须密切结合部队的任务和思想情况,为兴无灭资、巩固和提高战斗力服务”。
大多数部队文艺工作者,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深入连队、农村和工厂,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工农兵相结合,加强锻炼,改造思想,提高了无产阶级觉悟,因而创作了《霓虹灯下的哨兵》等好的戏剧,《欧阳海之歌》等好的小说,还有一些比较好的报告文学、战士诗歌、音乐舞蹈和美术作品;
同时也涌现了一批有发展前途的作者。
当然,这些都还只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初步成果,是万里长征的第1步。
为保卫和发展这一成果,把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还需要我们作长期的、艰苦的努力。
我军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奋发图强,作出应有的贡献。
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搞出好的样板来
创造社会主义的新文艺,要搞出好的样板来,领导同志要亲自抓。
我们有了好的样板,有了这方面成功的经验,才有说服力,才能巩固地占领阵地。
我们要敢于标新立异,就是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
努力塑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的英雄人物,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
毛主席指出:
“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
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
二者必居其一。”
因此,歌颂那一个阶级,塑造那一个阶级的英雄人物,那一个阶级的人物在文艺作品中居于统治地位,是文艺战线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焦点,是区分不同阶级文艺的界线。
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涌现的工农兵英雄人物,他们的优秀品质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
我们要满腔热情地去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要塑造典型,不要受真人真事的局限。
毛主席说:
“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这就需要我们的作者从长期的生活积累中去集中概括,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来。
要成功地塑造英雄人物,在创作方法上,一定要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决不能采取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的方法。
部队的作者,要把表现革命战争,宣传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塑造革命战争中的英雄人物,当作自己的光荣任务。
写革命战争,要首先明确战争的性质,我们是正义的,敌人是非正义的。
作品中一定要表现我们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但是,也一定要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
不要在描写战争的残酷性的时候,去渲染战争的恐怖。
不要在描写革命斗争的艰苦性的时候,去渲染苦难。
革命战争的残酷性和革命的英雄主义,革命斗争的艰苦性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都是对立的统一,但一定要弄清楚什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否则,位置摆错了,就会产生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倾向。
在描写人民革命战争的时候,不论是在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的阶段,还是以运动战为主的阶段,都要正确地表现党领导下的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的关系,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的关系。
要搞出无产阶级文艺的好样板,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我们在战略上一定要藐视它,而在战术上却一定要重视它。
创作一部好的作品是一个艰苦的过程,领导创作的同志决不能采取老爷式的态度,决不可掉以轻心,要同创作者同甘共苦,真正下一番苦功夫。
要尽可能地掌握第一手材料。
要不怕失败、不怕犯错误,要允许失败、允许犯错误,还要允许改正错误。
要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经过长时间的反复实践,精益求精,力求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要在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逐步掌握各种艺术的规律。
不这样,就不可能搞出好的样板来。
许多重要的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急需我们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创作。
并通过这些创作,培养锻炼出一支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骨干队伍。
解放思想,破除迷信
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必须有破有立。
不彻底破,就不能真正立。
要进行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创造出社会主义的新文艺,必须解放思想,破除迷信。
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
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留罗波夫等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反对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
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最后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
因此,决不能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当成我们无产阶级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指导方针。
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
到了三十年代的后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
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
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有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
中国的古典文艺,欧洲(包括俄国)的古典文艺,对我国文艺界的影响是不小的,有些人就当作经典,全盘接受。
毛主席教导我们:
“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
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拒绝研究是错误的,但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对10月革命后出现的一批比较优秀的苏联革命文艺作品,也要有分析,不能盲目崇拜,更不要盲目地模仿。
盲目的模仿不能成为艺术。
文学艺术只能来源于生活,只有生活才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
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的历史过程,证明了这一点。
要实行民主集中制,走群众路线
在文艺工作中,不论是领导人员,还是创作人员,都要实行民主集中制,提倡“群言堂”,反对“一言堂”。
要走群众路线,把好突出政治的关。
过去有些人搞出一个作品,不听群众意见,逼着领导人点头,这是一种很坏的作风。
领导创作的干部,对待文艺创作,应该经常记住这样两点:
第1,要善于倾听广大群众的意见;
第2,要善于分析这些意见,好的就吸收,不好的就不吸收。
完全没有缺点的作品是没有的,只要基调还好,要指出其缺点和错误,把它改好。
坏作品不要藏起来,要拿出来交给群众去评论。
我们不要怕群众,要坚决地相信群众,群众会给我们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的。
对一些有模糊认识的人,还可以提高他们的鉴别能力。
提倡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批评
要提倡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批评,打破少数所谓“文艺批评家”(即方向错误的和软弱无力的那些批评家)对文艺批评的垄断。
我们要把文艺批评的武器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掌握,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
在文艺批评中,要加强战斗性,反对无原则的庸俗捧场。
要改造文风,提倡多写通俗的短文,把文艺批评变成匕首和手榴弹,练出二百米内的硬功夫;
当然也要写一些系统的有理论深度的较长的文章。
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用名词术语吓人。
只有这样,才能缴掉那些所谓“文艺批评家”的械。
在文艺评论中,对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要热情支持,也可以善意地指出它的缺点;
对坏作品要进行原则性的批评。
对于文艺理论方面一些有代表性的错误论点,都要有计划地进行彻底的批判。
不要怕有人骂我们是棍子,对人家说我们简单粗暴要有分析。
我们有的批评基本正确,但是分析不够,论据不充分,说服力差,应该改进。
有的是认识问题,先说我们简单粗暴,后来就不说了。
但对敌人把我们正确的批评骂做是简单粗暴,就一定要坚决顶住。
文艺评论要成为经常的工作,成为开展文艺斗争的重要方法,也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方法。
没有正确的文艺评论,就不能坚持正确的文艺方向,就不可能繁荣创作。
用毛泽东思想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
为了彻底地进行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必须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
远在井冈山斗争的时期,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在“古田会议决议”的光辉照耀下,工农红军就建立了红色的文艺队伍。
在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我党我军的政治军事力量的发展,我们的文艺队伍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根据地和军队中,我们培养过相当数量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他们坚持了正确的方向,坚持了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在革命过程中起过积极的作用。
问题是,在全国解放后,进了大城市,有些人没有抵抗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因而在前进中掉队了。
新参加部队的文艺工作者,也带来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影响。
还有少数人,根本没有改造,坚持资产阶级立场。
我们的文艺是无产阶级的文艺,是党的文艺。
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最显著标志。
须知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
不论是创作思想方面,组织路线方面,工作作风方面,我们都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同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划清界线,决不能和平共处。
我们军队的文艺工作者存在的各种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讲,是思想认识问题,是教育提高的问题。
我们要把毛主席的书当做最高指示,要认真学习和领会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活学活用,联系思想,联系实际,真正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
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和工农兵相结合,改造思想,提高觉悟,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全心全意地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
要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革一辈子命,改造一辈子思想。
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象林彪同志所指示的那样:
思想过硬,生活过硬,技巧过硬。
我们的文艺工作,才能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巩固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服务。
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出现,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正在兴起。
这个伟大的革命潮流,必将荡涤一切旧时代资产阶级文艺思潮的污浊,开创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文艺的新纪元。
面对这样大好的革命形势,我们应该以做一个彻底的革命派而感到自豪。
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次最后消灭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和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的革命。
我们要有信心,有勇气,敢于去做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
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党中央、毛主席和军委的领导下,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坚定不移地把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努力创造无愧于我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的社会主义新文艺。
先进单位还要不要突出政治?
下丁家大队回答:
阶级斗争无处不有,那一件事,那一个环节上不突出政治,不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就势必迷失方向,把工作引向后退
据新华社济南18日电
生产面貌已经基本改变的先进单位是否还要继续突出政治?
最近,山东省黄县大吕家公社下丁家大队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一场辩论。
大家认识到:
突出政治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提出来的,无论先进单位还是后进单位,都不能违背。
后进单位不突出政治不会变为先进;
先进单位不突出政治就会变为落后。
问题
这场辩论,是针对春耕生产中部分干部和社员的活思想进行的。
去年,下丁家大队在大旱之年夺得了平均亩产九百五十斤的大丰收;
今年,他们提出了进一步提高产量的计划。
党总支认为,要实现今年的计划,最根本的保证是继续突出政治,继续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干部和社员。
但是,有些人却认为,生产面貌落后时需要狠狠突出政治,为的是改变落后面貌;
生产面貌已经得到基本改变的先进单位,突出政治就可以松口气了。
有的人还说:
咱的山、水、田已经改造得差不多了,今后就是突出政治差一点,也不会后退。
还有的干部和社员认为产量到了顶,保住这个水平就满好了。
党总支抓住这些活思想,组织干部和社员开展了一场大辩论。
回忆
在辩论中,党总支引导大家首先回忆了两件事:
第1件是1963年大队实行的五好社员评比奖励制度。
这项制度规定,对五好社员分别奖励现金五元、三元、一元。
但是这个制度一推行,却引起了干部和社员思想混乱。
一些觉悟高的社员,因为得了奖金,反而感到再积极维护集体利益,积极参加劳动,不够理直气壮;
个别思想落后的社员认为维护集体利益和积极劳动是五好社员的事,和自己无关。
实行这种奖励制度的结果,这一年的工作就象走山路一样,到处都是石头,直绊脚。
第2件是1964年开始在哨后整的四亩二分八厘地。
这片地大小二十四块,计划在两年内整成三块,产量由三千斤提高到六千斤。
啃掉这块“硬骨头”地,可以为全大队啃其他“硬骨头”树立样板。
整这块地,费力大,花钱多,有些人说不合算,有的人不愿出工。
负责整这块地的生产队干部,没有认真解决群众的思想问题,一头钻进了钢材、炸药等物资准备工作里,认为钢材、炸药解决了,地就可以整好了。
结果,从开始整到现在已近两年了,钢材、炸药用了不少,地却整了不到一半。
原因
这两件事都是下丁家已经跃入先进行列以后产生的。
为什么已经成为先进单位的下丁家大队会有这样的问题呢?
有的人说:
十个指头不能一般齐,这样的做法,在下丁家是极个别的现象,是干部一时疏忽大意造成的。
但是大部分人认为,这两件事虽是个别的,但却不是因为干部一时疏忽大意造成的,而是因为干部头脑里还有见物不见人的资产阶级思想残余。
大队党总支书记王永幸还把第4生产队的事例具体地做了分析,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
第4生产队在下丁家大队中是一个先进队,几年来的生产建设都搞得比较好。
可是今年的春耕生产一反往常:
小麦划锄、浇水的进度都比较迟缓,春耕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好,特别是在建筑东涧高山水库的大坝中,有些干部图省力,不去远处挑净沙,而带头在近处挑粗沙,影响了混凝土的质量。
为什么这个先进单位会出现这样问题?
原来是因为有些干部放松了对自己的思想改造,革命干劲不足了,相互之间不团结,影响了工作情绪。
结论
大家从这几件事中得出了一个共同的认识:
政治,就是阶级斗争。
突出政治,就必须坚持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
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是无时无处不有的,突出政治也应该是时时、事事、处处突出。
不管先进单位还是后进单位,那一件事,那一个环节上不突出政治,不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就势必要迷失方向,把工作引向后退。
大家还回忆了下丁家大队十年来治山治水的斗争过程,从正面论证了突出政治的伟大意义。
大陈家党支部书记陈天福说,去冬今春大陈家生产队建设一座扬水站,需要成千立方米的石头,把石头抬到扬水站,需要爬三百多米的大坡。
当时,除了打石头的以外,只能抽出六个人抬石头。
派谁去呢?
这时,四十七岁的共产党员陈恒日带着五个青年承担了这项任务。
他们肩上压起了血泡,又长起了硬茧,扁担一着肩膀,就钻骨似的疼,但是,他们用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的精神来鼓励自己。
陈恒日说:
“社会主义有不同的分工,咱分的就是这个工!”
青年们说:
要是只为了吃饱自己的肚子,早不干了,咱为的是革命!
他们一直坚持到底,共抬石头两千多立方米,提前建成了这座扬水站。
高潮
大家明确了突出政治的重要意义后,又进一步联系到下丁家大队今后的生产建设任务。
目前,下丁家的水利建设还不很过硬,水浇地面积只占全部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
遇到大旱,水库还可能干涸;
剩下的百分之三十,大部分是高山梯田。
大家认为:
今后下丁家大队的生产建设任务不是轻松了,而是更加繁重。
要完成这些繁重任务,必须继续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否则就会寸步难行。
现在,已掀起了一个高标准高质量的春季生产高潮。
北京财贸五好企业六好职工代表会议交流突出政治经验
一定作无产阶级革命家
决不当资产阶级买卖人
据新华社18日讯
北京财贸部门最近举行五好企业、六好职工代表会议,总结和交流突出政治的经验。
代表们在会上介绍的经验表明,只有用毛泽东思想统帅财贸队伍,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财贸业务,才能进一步办好社会主义的财贸事业。
北京许多财贸单位创造五好企业、培养六好职工的过程,就是以政治统帅业务的过程。
五好企业的五个方面和六好职工的六个方面都要好,但是政治工作好和政治思想好是最根本的,是决定性的因素。
大量事实说明,只有思想革命化,才能做到工作革命化。
从事社会主义的财贸事业,必须反对单纯业务观点,首先要作无产阶级革命家,决不当资产阶级买卖人。
但是,抱着单纯业务观点的人,却提出种种不同的论调。
突破单纯业务观点束缚
“有花自来香”。
持这种论调的人,认为业务好就是政治好,把业务同政治等同起来,实际上是一种取消突出政治的折衷主义。
北京东城区米市大街副食商店在创造五好企业的过程中就走过这样一段弯路。
这个商店,前些年曾被评为北京财贸战线二十八面红旗之一。
后来,商店干部骄傲自满、故步自封,不抓政治,只抓业务。
一时业务指标是上去了,可是企业里只有指标,不明方向;
只有奖金,没有“灵魂”。
结果,使那些代表资本主义势力的人们,有了可乘之机,在商店里刮起了资本主义阴风,并且从思想上毒害青年,从生活上腐蚀青年。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这个商店的干部和群众,学习了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有关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职工,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胜利地打退了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
接着,职工们又学习了毛主席著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抓住改造世界观的根本问题,向自己头脑里的“我”字、“私”字狠狠开火,向脱离群众的“官商”旧作风狠狠开火,横扫了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生意经。
把政治工作摆在第1位,道路走正了,方向对头了,冲破了不问政治、不问阶级斗争的单纯业务观点网罗的束缚,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积累了一套突出政治,以政治统帅业务的经验。
现在,这个商店已被评为北京市财贸部门五好企业中的“标兵”。
商业部系统三个“标兵”之一的北京天桥百货商场和“背篓商店”——房山县黄山店供销店,以及其他五好企业“标兵”的先进事迹都说明:
业务好,决不仅仅是买卖作得多;
买卖作得多是一个标志,但不是主要的标志,更不是唯一的标志。
这些先进单位以政治统帅业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政治工作好带其他“四好”,既出了业务成果,又出了精神成果。
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职工头脑,保证胜利地进行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实现了整个企业革命化。
把政治工作做到业务中
“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有这种论调的人片面追求多卖钱、多赚钱,而不择手段、不问政治后果。
宣武区延寿街副食商店在创造五好企业的过程中,吃过片面追求多卖钱、多赚钱的苦头。
这个商店有一个时期看到什么商品多卖钱、多赚钱,就卖什么商品;
看到什么地方卖钱多、赚钱多,就推着流动货车到什么地方去,而不是根据附近居民群众的需要来经营副食买卖。
他们违反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的统一管理,乱出流动货车,到远离商店的地区去卖货,削弱了门市经营,居民很有意见,造成了不良影响。
后来,商店干部学习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为人民服务》等文章,认识到过去的错误想法和作法,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
通过学习和检查,他们坚决纠正了错误的想法和作法。
1965年贯彻中央和北京市委财贸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以后,商店干部注意了突出政治,在布置、检查和总结工作时,讲形势、讲任务、讲党的政策,把政治工作做到业务活动中去,把业务活动纳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轨道。
近一年来,这个商店的业务经营很出色。
他们根据地区的特色和居民的消费规律,组织适销对路的商品,并且加强门市经营,采取各种措施方便群众;
他们还贯彻社会主义经营原则,当好顾客参谋,指导消费,对顾客负责到底。
现在,延寿街副食商店已成了北京市财贸部门五好企业之一。
柜台就是阶级斗争阵地“‘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持有这种论调的人所说的“老将”,是指那些身在社会主义企业、满脑袋却装着资本主义生意经的人。
他们认为这样的“老将”技术高,办企业、作买卖就得指靠这些人,而企业里的青年人技术差,不能干。
事实上,参加这次会议的六好职工代表中,有大批很能干的柜台小将,他们已经勇敢地站出来挑战。
其中,有不怕困难,敢于同企业内和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谢炳琴、李金铃;
有坚决抵制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引诱和资产阶级思想侵袭的赵秀兰;
有敢于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走同工农劳动人民相结合的道路的吕淑芳,等等。
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成长起来的这些青年人,富有革命战斗精神,他们的共同特点是:
把“三尺柜台”当作阶级斗争的阵地,硬是敢撕毁资本主义的生意经。
以红带专苦练基本功
许多代表在这次会上介绍了青年职工以红带专的先进事迹。
青年职工们在实践斗争中努力学习和刻苦锻炼,他们有了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红心,很快就有了一手柜台包装捆扎和计算技术,掌握住一套商品知识和进、销、调、存的商品流通规律。
北京市财贸部门五好企业之一的崇文区鲜鱼口食品商店,就是突出政治,以红带专、新人辈出的一个典型。
这个中型商店经营糕点、糖果、烟酒、罐头、水果、土产、海味等七大类九百多种商品,共有三十六名售货员,其中十三名售货员是1962年以后才参加工作的青年人。
这些青年职工经营食品,做到了“六知、两快、一准”。
六知是:
知品名、知产地、知价格、知味道、知吃法用法、知保管方法;
两快是:
算账快、秤包快;
一准是:
分量准。
青年售货员李秀文参加工作之初有轻商思想,不钻研技术,服务质量不高,经常和顾客吵架。
后来,她学习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文章,逐步懂得了为人民服务的道理,改善了服务态度,并且努力钻研业务技术、提高服务质量。
现在,熟练地掌握了自己营业小组的一百三十多种商品的知识。
她为革命而练基本功,是一个以红带专的生动事例。
会上摆出许多事实说明:
办社会主义企业,就得依靠包括青年在内的又红又专的广大职工群众,而不能指靠那些抱着资本主义生意经的不肯改造的“老将”。
会议认为,要办好人民的社会主义的财贸事业,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坚持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兴无产阶级,灭资产阶级;
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
提倡社会主义经营思想和经营作风,反对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和经营作风;
树立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新风格,破除资本主义损人利己的生意经。
而根本的根本,关键的关键,是用毛泽东思想建设财贸事业,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财贸职工的思想。
中共中央财贸政治部副主任杨树根、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陈克寒在会上分别作了重要报告。
北京市人委财贸办公室负责人还在会上报告了北京财贸部门赴沪学习团的收获,着重介绍了上海财贸部门职工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号召全市财贸职工学习上海财贸部门的先进经验。
会议还号召北京财贸职工向李素文、杜逢明、王砚香、刘春年等全国和本市财贸战线上的先进人物学习。
丹麦羽毛球队到京
据新华社18日讯
应邀来我国访问和进行友谊比赛的丹麦男女羽毛球队一行九人,由丹麦羽毛球协会副主席阿纳·布鲁恩率领,今天上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这是丹麦第1个来我国访问的体育队伍。
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郭雷和我国羽毛球运动员们到机场热烈欢迎他们。
当天晚上,郭雷举行招待会,欢迎全体丹麦客人。
19日晚上,丹麦男女羽毛球队将同中国男女羽毛球一队进行首次友谊比赛。
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局发表声明
决定在北京召开亚非作家紧急会议
新华社科伦坡17日电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局16日在这里发表声明说,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局决定今年06月在北京召开亚非作家紧急会议,讨论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等问题。
由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局秘书长森纳那亚克签署的这项声明说:
“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局在征求各成员国意见以后,决定今年06月在北京召开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这次会议还将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对这两大洲进行的文化侵略。”
声明还说,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将在04月20日在北京开始进行。
伊拉克外交部经济司司长到京
新华社18日讯
应邀前来我国访问的伊拉克外交部经济司司长莫托瓦利和夫人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前往机场迎接的,有对外贸易部部长助理杜毓澐等。
伊拉克驻中国大使馆外交官员也到机场迎接。
刘主席夫人和陈副总理夫人游览仰光河
新华社仰光18日电
刘少奇主席的夫人王光美和陈毅副总理的夫人张茜,18日中午在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的夫人的陪同下,乘专用游艇在仰光河上欣赏了美丽的景色。
在游艇上,革命委员会委员、运输和交通部长丹盛上校和副总参谋长(海军)东丁准将向中国客人介绍了河运和海运的情况。
军事情报处处长伦上校、仰光军区司令拉丰上校、奈温夫人的妹妹杜庆埃和一些部长的夫人也陪同中国客人在河上游览。
中国驻缅甸大使耿飚的夫人也参加了这次游览。
刘主席的夫人、陈副总理的夫人同奈温主席的夫人在专用游艇上共进午餐。
她们听奈温主席的孩子们唱歌。
游艇上洋溢着亲切的“胞波”情谊。
刘主席的夫人和陈副总理的夫人在奈温主席的夫人和缅甸外交部长吴蒂汉的夫人的陪同下,18日上午参观了潘苗曼苗玻璃厂。
这家玻璃厂由缅甸政府经营,它利用当地原料生产优质玻璃器皿,供应国内市场和出口。
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大会通过支持越南人民斗争决议
苏共领导力图利用“谈判”使越南人民投降
所谓“联合行动”目的是要掩盖苏共领导对美帝国主义的真帮忙
新华社18日讯
奥克兰消息:
11日闭幕的新西兰共产党第21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支持越南人民斗争的决议。
决议揭露苏联领导人正在利用“谈判”作为幌子,力图使越南人民投降。
他们所谓的“联合行动”不过是给缺乏警惕性的人安排的一个圈套,其目的是要掩盖苏共领导人正在对帝国主义进行的真帮忙。
决议说,新西兰共产党将全力展开和参加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斗争。
决议说:
“美国及其仆从在越南进行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掠夺和侵略战争,是压制越南人民的独立和促进华盛顿称霸世界的目的的战争。”
“越南人民拒绝做美国和美国扶植的历届伪政权的奴隶。
他们站起来了,正在为民族解放和基本人权而斗争。
“他们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是百分之九十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奴役的战争。
这样的人民战争一定会胜利,因为它也会得到全世界一切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和真正的民主人士的支持。”
决议指出:
“尽管美国侵略者有庞大的军备,尽管领导苏联党和苏维埃国家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在幕后支持美帝国主义者,这场人民战争还是会胜利。
苏联领导人当众炫耀他们对越南北方的‘援助’,但是私下里却保证,这种援助不会达到使美国政府恼火的规模。
事实上,美国政府把苏联领导人看成盟友,因为他们用‘谈判’作为幌子,力图使越南人民投降。
“在这种情况下,新西兰共产党无法相信苏共领导人所谓他们在越南问题上谋求联合行动来反对美帝国主义这种说法。
他们言行不一。
这种‘联合行动’不过是给缺乏警惕的人安排的一个圈套,其目的是要掩盖苏共领导人正在对帝国主义进行的真帮忙。”
决议指出:
“国际上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伟大运动已经发展起来。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民自己正在醒悟到,美国政府在越南进行的战争是侵略性的殖民主义战争。
数十万美国人民挺身出来进行反对这场战争的公开斗争,这是世界政局中一个新的重要因素。”
决议谴责新西兰政府派兵参加美国侵越战争的行动,并且指出,“在新西兰,反对派兵支持美国侵略的伟大运动,已经发展成为要求召回军队的运动,而且势必进一步壮大。”
决议最后强调:
“代表大会宣布,新西兰共产党将竭尽全力来展开和参加反对美国在越南进行的奴役战争、反对用新西兰军队支持这场战争的群众运动。
“代表大会宣布,得到百分之九十的越南南方人民支持的民族解放阵线是有权代表他们的唯一组织。
最近的事件表明,美国傀儡阮高其政府在人民中间完全得不到支持。
“代表大会宣告它完全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四项主张和民族解放阵线1965年03月的五点声明,认为它们是实现越南和平的唯一基础。
“代表大会要求:
立即停止美国对越南北方的袭击,美国军队从南方撤走。
“立即召回在越南的全部新西兰军队。
“承认越南人民决定自己的社会制度、政府形式和自己国家的重新统一问题的权利。”
毛里塔尼亚青年爱戴毛主席
新华社努瓦克肖特17日电
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胡启立率领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在毛里塔尼亚进行了一星期的友好访问后,15日回国。
代表团在毛里塔尼亚访问期间,参观了毛里塔尼亚的首都努瓦克肖特和这个国家中部的两个重要城市阿塔尔和阿克如特,受到当地党政领导人的接见和青年组织的热情接待。
代表团和毛里塔尼亚青年们会见时,中国代表团演出了具有反帝和反殖意义的革命文艺节目,其中包括民兵舞和歌曲《我是非洲的女儿》。
这些演出受到热烈欢迎。
毛里塔尼亚青年爱戴毛主席,他们把代表团赠送给他们的毛主席象的纪念章看作是珍贵的礼物。
阿塔尔妇女把毛主席象纪念章别在头上的围巾上表示尊敬。
一个阿克如特的青年说:
“我们要读毛主席著作,我们要学中国的榜样。”
代表团在各地访问时,毛里塔尼亚青年向代表团说,他们钦佩中国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斗争中的坚定立场,赞扬中国的伟大建设成就。
他们表示希望加强两国人民和青年之间的友谊和接触。
社会主义国家公安体育组织
第7届男子篮球赛继续进行
一些国家篮球队的运动员游览颐和园
据新华社17日讯
社会主义国家公安体育组织第7届男子篮球赛今天下午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继续进行。
中国队以八十三比五十四战胜了保加利亚队。
今晚进行的两场比赛,罗马尼亚队以九十一比七十七胜捷克斯洛伐克队;
波兰队以七十九比七十三胜阿尔巴尼亚队。
新华社18日讯
今天是社会主义国家公安体育组织第7届男子篮球赛比赛期间的第1个休息日。
这一天,参加这届比赛的一些国家的球队的运动员游览了颐和园。
这届比赛大会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公安部队政治部副主任马星五和中国“前卫”男子篮球队的队员们,陪同客人们一起游园。
今天晚上,参加这届比赛的各国球队的运动员,观看了中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缅甸报纸热烈欢呼缅中人民“胞波”情谊
刘主席访问是巩固两国友谊的里程碑
据新华社仰光18日电
这里的几家主要报纸18日都发表了社论,热烈欢呼缅中友谊,并且强调指出,刘少奇主席的访问一定会加强这种友谊。
《卫报》的社论说:
“两国友谊的最有力的证据,是友好地标定了两国之间的一千二百五十英里长的边界——这是几世纪遗留下来未解决的问题。”
社论接着指出:
“两国人民的‘胞波’情谊使问题在双方都感到满意的情况下得到解决,并为两国之间的诚挚友谊增添了新的纽带。
边界问题的解决不容置辩地证明,缅甸的伟大强盛的邻邦没有觊觎缅甸领土的野心。
说句公道话,中国也没有想用什么办法来对缅甸施加影响。
缅甸在许多国际事务上的态度证明了这一点。”
缅文的《劳动人民日报》今天以《中缅友谊进一步巩固》为题发表社论说:
“刘少奇主席这次访问将成为进一步巩固两国友谊的里程碑。”
社论说,我们两国严格地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在这种情况下,两国领导人的友好互访,一定会加深两国的相互谅解和亲密的友谊。
社论说,只有遵守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问题的根本原则、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主权和独立、互相不以任何方式干涉内政、严格和正确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平等、互让,和平才能得到保持和巩固。
社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遵守了这些不可违反的根本原则,为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而奋斗。
我们一向敦促和呼吁不遵守或者不努力遵守这些原则的国家要遵守它们。
缅甸和中国的关系从来不曾感到有任何紧张,而是发展得越来越顺利。
英文的《劳动人民日报》的题目是《友好政策的一贯性》的社论说,刘少奇主席的这次访问不能不再次着重说明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友好和合作政策是一贯的。
新华社仰光18日电
仰光各报18日在头版最显著地位刊登了刘少奇主席17日到达仰光和受到奈温主席和缅甸人民热烈欢迎的消息和图片。
英文版的《劳动人民日报》的标题是:
《缅甸将保持同中国的友谊》。
缅文版的《劳动人民日报》头版的标题是:
《将努力维护两国传统的友好关系。》《卫报》的标题是:
《中国刘少奇主席到达进行友好访问。》《镜报》的标题是:
《中国主席到达仰光,受到奈温将军和群众的欢迎》。
所有各报都以头版的显著地位刊载奈温主席为刘少奇主席和他的随行人员举行国宴的新闻和图片。
几乎所有各报都全文刊载了刘少奇主席和奈温主席在国宴上的讲话。
《劳动人民日报》,《卫报》还分别发表了欢迎刘少奇主席的社论。
(附图片)
04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在仰光举行会谈。
图为会谈时情形。
新华社记者 杜修贤摄(传真照片)
04月17日晚,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由奈温主席和夫人陪同,在仰光国家宫花园里的露天剧场观看文艺表演。
图为表演结束后,刘少奇主席和夫人、陈毅副总理登台同艺术家握手。
新华社记者 杜修贤摄(传真照片)
美国人民反对本国帝国主义斗争一浪接一浪
纽约五千人示威要求撤回侵越美军
新西兰千余群众集会示威反对派兵参加侵越战争
据新华社17日讯
纽约消息:
在美国第1大城市纽约,15日又有将近五千人在市中心示威,反对约翰逊政府侵略越南的战争。
示威者在纽约公共图书馆附近集合,排成整齐的队伍,由反对美国侵略越南战争的退伍军人和后备役军人为前导,浩浩荡荡进入时报广场,并且绕着广场游行。
示威队伍当中许多人举着标语牌,要求撤回侵越美军,并且反对政府在越南的政策。
当局出动了好几百名警察,其中还有不少骑警,沿途严密监视示威游行的队伍。
还有一小撮反动分子聚集在时报广场上辱骂示威者,企图扰乱游行。
但是示威队伍毫不理会这一切,仍然按照原定计划前进。
示威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在队伍到达百老汇大街后,才宣告结束。
同一天,时报广场上还有大约四十个妇女举行每周一次的示威,反对侵越战争。
据新华社惠灵顿17日电数百名新西兰公众16日晚上和17日在克赖斯特彻奇市举行两次集会,反对美国侵越战争和反对新西兰政府派兵参加这个侵略战争。
从15日晚上开始,克赖斯特彻奇市展开了反对侵越战争的活动,包括举行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等。
参加这些活动的新西兰公众达一千多人。
(附图片)
04月12日晚上,大约两千名美国人在旧金山附近的伯克利举行抗议美国侵略越南大会。
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腊斯克玩弄反华两手策略拙劣至极
坚持敌视中国的老政策,兜售假友好的新骗局
妄想借此麻痹世界舆论,缓和美国国内的不安
据新华社18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最近向国会提出了美国对华政策“十点因素”,在坚持对中国的敌视和侵略政策的同时,大谈其同中国“增加接触”
“恢复友好”,企图在美国和世界舆论面前玩弄假和平、真侵略,假友好、真敌视的反革命两手策略。
这个十点对华政策是在美国不断扩大侵越战争、加紧对中国进行挑衅的做法可能导致同中国的冲突,因而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反对和不安的背景下提出的。
按照腊斯克的强盗逻辑,妨碍中美关系“改善”的障碍,不在美国,而在中国。
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和敌视政策决不能改变,而中国却应该在美国的侵略面前放弃自己的主权和革命立场。
腊斯克在谈话一开头就强调“在亚洲遏制共产党侵略”的重要性。
他在十点对华政策的头四点中声明:
美国要“继续坚决援助盟国反对中国侵略”;
继续援助亚洲反动傀儡政权;
继续霸占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保持对蒋介石集团的“义务”以及继续努力在联合国保持蒋介石集团政治僵尸,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这就是说,美国要坚持它同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推行它反对中国、反对亚洲各国人民的侵略和战争政策。
为了麻痹美国和世界舆论,腊斯克假惺惺地说什么,“美国不打算进攻”中国,“避免认为美国和共产党中国之间存在着一种无休止的不可避免的敌对状态”。
在美国公开宣布把中国当作主要敌人,加紧扩大侵越战争,并把战火烧向中国的时候,他自己也知道,他这番假话是骗不了人的。
因此,他承认,“当然,存在着同中国发生战争的危险”。
腊斯克还提出增加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所谓“非官方接触的可能性”,包括邀请中国的科学家访问美国;
保持华沙中美会谈,幻想这一会谈在“某个时候可能成为”对约翰逊政府说来是“有成果的对话的途径”;
愿意同中国开会讨论所谓“裁军及不扩散核武器问题”,以及“继续探索、分析有关中国的一切情报,以使美国的政策适应当前的情况”。
腊斯克的对华政策十点因素是敌视中国加骗局的混合物,其中敌视和侵略,遏制和包围中国是真“改善”关系、“避免”敌对状态之类是假。
它还包括美国企图对中国搞“渗透”的阴谋,妄想中国会发生“和平演变”,“可能造成一代新的领导人的政策上的重要变化”。
路透社16日从华盛顿发出的报道也道破了美国这种“善意”姿态的虚伪性。
报道说,腊斯克实际上认为,北京领导人不可能对美国的这一行动作出响应。
因为十点对华政策中包括中国拒绝接受的条件。
英国的《泰晤士报》也承认,“不可能指望中国和美国交换学者和记者,因为中国感到自身受到了威胁”。
“葡属”几内亚工人全国联合会代表团回国
据新华社18日讯
由“葡属”几内亚工人全国联合会总书记路易斯·阿尔美达·卡布拉尔率领的“葡属”几内亚工人全国联合会代表团,结束在我国的参观访问,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到机场欢送的有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康永和等。
越南人民空军腾空迎战击落美机一架
河内和广平等省军民四天击落美国强盗飞机六架
越南《人民报》指出美帝越是“升级”就必遭更惨重失败
新华社河内17日电
据这里17日晚上公布:
越南北方军民17日痛击来犯美机,据初步消息,击落敌机三架。
越南人民空军17日再度出击,在清化省上空击落来犯的美国喷气式飞机一架。
河静省军民也击落敌机两架,并活捉美国飞行员。
另据补充消息,广平省军民在16日击落了美国喷气式飞机一架。
新华社河内电
据这里15日公布,河内市军民15日下午击落侵入河内市郊区上空的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一架。
这是越南北方军民击落的第18架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
美国强盗飞机14日轰炸、扫射越南北方河静省的一些居民区。
当地军民当场击落美国喷气式飞机一架。
新华社河内电
据这里16日晚上公布,美国强盗15日下午派遣飞机袭击越南北方南河省南部地区。
当地军民击落美国战斗机一架。
新华社河内18日电
越南《人民报》18日发表评论,号召北方军民紧握手中枪,粉碎美帝国主义的新的战争“升级”阴谋。
评论说,美帝国主义在用B—52型战略轰炸机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土后,17日又派飞机轰炸河内市郊的一个居民区和南河省府里市、海阳省的一个居民区和其他一些地方。
评论指出,这是美帝国主义的一系列冒险的战争行动,是它的新“升级”计划的组成部分。
美帝国主义妄图挽救它在南方的军事和政治上的日益惨重的失败,梦想用加强轰炸北方来动摇越南人民抗美救国、保卫北方和解放南方的钢铁意志。
评论说,但是,美帝国主义的罪恶行为只会更加激起越南人民对它的仇恨和增强消灭它的决心。
美帝国主义越“升级”,就必定遭到更加惨重的失败。
评论说,无论什么样的现代化武器,无论什么阴险毒辣的手段,都不能挽救美帝国主义的失败。
越南人民决心给予美帝国主义以更多的沉重打击。
陈副总理接见我驻缅使馆工作人员
新华社仰光18日电
陈毅副总理今天接见了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全体工作人员并同他们进行了谈话。
陈毅副总理还接见了在缅甸工作的中国专家和在仰光学习的中国留学生。
前赴后继再接再厉
——纪念南朝鲜人民“四·一九”起义六周年
今天,是南朝鲜人民“四·一九”起义六周年。
六年前的今天,南朝鲜的青年学生和南朝鲜各阶层人民结合在一起,掀起了反美革命风暴,把美帝国主义豢养的老牌走狗李承晚赶下了台。
南朝鲜人民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南朝鲜的反动统治,在朝鲜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从“四·一九”起义以来,南朝鲜人民再接再厉,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展开了持续不断的英勇斗争。
特别是南朝鲜广大的青年学生,经常地站在斗争的前列。
学生运动的高涨,促进了整个南朝鲜人民反对美伪集团运动的高涨。
可以断言,随着南朝鲜人民反美爱国正义斗争的深入发展,南朝鲜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广泛爱国阶层,将要掀起更强大的革命风暴。
当然,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从来是不会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的。
六年来,美帝国主义死赖在南朝鲜不走。
它用刺刀扶持了朴正熙傀儡集团。
它派遣重兵、运送包括核武器在内的现代化军事装备到南朝鲜。
它把大批南朝鲜青年赶到越南南方去当炮灰。
它通过撮合“韩日基本条约”,把日本军国主义重新引入南朝鲜。
事实上,今天的南朝鲜正在变成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双重殖民地和侵略战争基地。
南朝鲜已经成为一个黑暗恐怖的地狱。
美帝国主义以为,只要加强刺刀统治,加强血腥镇压,就能吓退南朝鲜人民,永远保持它的殖民宝座。
但是,有压迫,自然就有反抗;
有侵略,自然就有反侵略。
英勇的南朝鲜人民是吓不倒,压不服的。
就在美伪集团的残暴统治之下,在美帝国主义的刺刀林立之下,南朝鲜人民前赴后继,再接再厉,不断地掀起反美斗争。
去年,当美帝国主义指使日本军国主义者同朴正熙集团缔结“韩日基本条约”时,南朝鲜人民继承和发扬了“四·一九”的革命精神,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反美斗争,有百万以上的人民卷入了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
南朝鲜人民英勇顽强的斗争,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反美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美帝国主义正在把它的反革命“全球战略”的重点,从欧洲转移到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这并不表明美帝国主义的强大,而恰恰暴露了它的虚弱和困难。
尤其是在亚洲,美帝国主义所遇到的困难最大,日子很不好过。
美国侵略者在南越战场上被南越人民打得落花流水,二十多万美国侵略军陷入了泥淖。
亚洲各国人民的反美斗争,此伏彼起,革命怒火到处都在燃烧。
美帝国主义在亚洲建立的侵略阵地,正在发生根本的动摇。
因此,南朝鲜人民的斗争,尽管仍然十分艰巨,但是,整个亚洲形势和国际形势,对南朝鲜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是非常有利的。
各国人民的斗争实践已经证明,美帝国主义不过是一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它是完全可以被打败的。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南朝鲜人民的反美爱国正义斗争。
整个朝鲜是属于朝鲜人民的。
我们深信,南朝鲜人民一定能够把美国侵略者赶出去,取得反美爱国斗争的最后胜利,实现自己祖国的统一。
南朝鲜人民“四·一九”起义
1960年04月19日,是当时掀起的南朝鲜人民奋起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的一个高潮。
这次斗争把美帝国主义豢养多年的走狗李承晚赶下了台,在南朝鲜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中,取得了一次巨大的胜利。
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李承晚集团在南朝鲜进行了长期的法西斯统治。
为了继续维持他的地位,在1960年03月15日,李承晚又进行伪总统“选举”。
南朝鲜人民奋起反对伪总统“选举”。
1960年04月19日,南朝鲜几十万群众在汉城、釜山、光州、大丘、仁川等许多城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
在南朝鲜人民斗争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李承晚伪政府被迫在04月21日宣告集体辞职。
27日,李承晚本人也被迫下台,溜到美国去了。
(据新华社)
印尼右派军人政权同铁托集团加紧勾结
日本驻印尼大使透露印尼右派政权正进一步投靠美帝和佐藤政府
新华社18日讯
贝尔格莱德消息:
印度尼西亚右派军人集团同南斯拉夫铁托集团正在加紧互相之间的勾结。
据南斯拉夫《战斗报》18日报道,印度尼西亚政府外交部长阿达姆·马利克最近对这家报纸驻雅加达的记者发表谈话,表示要加强同南斯拉夫铁托集团的勾结。
马利克说,印度尼西亚“新政府现在希望加强和扩大同其他不结盟国家,特别是同南斯拉夫的合作”。
他说,印度尼西亚右派军人夺取政权以后,“为建立(同南斯拉夫的)更密切的和更良好的关系开辟了道路”。
马利克还说,由于经济困难,印度尼西亚“必须发展同国际组织,包括同联合国的各种机构的合作。”
铁托集团方面也在加紧同印度尼西亚右派军人集团的勾结,并且大肆赞扬这个集团在国内疯狂反共、反人民,在国外投靠美帝国主义和反对中国的行径,充分暴露了它充当美帝国主义帮凶的叛徒嘴脸。
据报道,南斯拉夫驻印度尼西亚大使朗查尔15日在雅加达同新任印度尼西亚合作国会副议长沙里夫·塔耶卜准将就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发展”举行了会谈。
在会谈中,朗查尔代表南斯拉夫政府对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当前的斗争表示同情和极大的关怀”。
在这之前,在印度尼西亚右派将领集团03月11日演出“逼宫”丑剧,从苏加诺手里夺取政权以后,南斯拉夫的《战斗报》在03月15日公然为右派将领集团头目苏哈托捧场。
这家报纸说什么苏哈托夺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卫革命,不使革命受极端主义倾向的影响”,并且赞扬印度尼西亚“陆军在领导这个一亿人口的民族和这个处于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的国家方面起了异常重要的作用”。
《解放报》04月03日发表评论说,目前的印度尼西亚局势“令人鼓舞”。
评论鼓吹右派将领集团和印度尼西亚一切反革命势力要表现出“十分顽强和英明,以便使国内生活的各个领域来一个彻底的转变”。
同一天的《信使报》说,“苏哈托改组政府主席团和内阁本身”以及让“马利克掌管印度尼西亚对外政策的权柄具有重要的意义”,“印度尼西亚外交政策将重新改变”。
新华社18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驻印度尼西亚大使斋藤镇男15日在东京向日本记者发表的谈话表明,印度尼西亚右派军人政府将加紧投靠美帝国主义,并同日本佐藤政府相勾结。
斋藤是14日奉命回国述职的。
据日本报纸报道,斋藤对记者们说,印度尼西亚右派军人政府今后的外交政策的重点将放在“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上”,并且“期待得到美国的援助”。
它目前所标榜的“不结盟政策”意味着“要同美国友好”。
斋藤说,印度尼西亚右派军人政府已经释放了在09月30日事件以前被逮捕的美国传教士,而且那些曾经一度被驱逐出境的美国记者“几乎都返回了”印度尼西亚。
斋藤说,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阿达姆·马利克对印度尼西亚重返美国控制下的联合国表现“很积极”,并表示要“和平解决”同“马来西亚”的争端。
在谈到日本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时,斋藤承认,印度尼西亚右派军人集团要求日本提供“紧急的经济合作”,并且希望日本充当掮客,以便得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援助”。
斋藤还说,印度尼西亚政府“对中国的关系已经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据报道,佐藤政府将根据斋藤提供的情报,尽可能地支持印度尼西亚军人政府“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处理马来西亚纷争”和“重返联合国”的问题。
发扬“四·一九”人民起义光荣传统
南朝鲜人民坚持斗争反对美朴集团统治
据新华社平壤18日电本社记者报道:
南朝鲜人民发扬“四·一九”人民起义的光荣传统,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奴役和朴正熙傀儡集团反人民的政策,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美帝国主义者为了进一步推行他们的侵略亚洲的政策,挽救他们在侵越战争中遭到的惨败,加强了对南朝鲜人民的殖民统治。
在美帝国主义的撮合下,朴正熙集团和日本军国主义在去年结束了拖延十四年之久的“韩日会谈”,签订了“韩日条约”,把日本垄断资本重新引进南朝鲜,使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南朝鲜合法化。
为了拼凑亚洲反共联盟,美帝国主义还唆使朴正熙集团同南越、泰国、菲律宾等美国傀儡进行军事和政治上的勾结。
美帝国主义还指使朴正熙集团从1964年09月到1966年04月先后五次派遣南朝鲜伪军去参加侵略越南的战争,以推行他们的“亚洲人打亚洲人”的计划。
南朝鲜人民不顾美帝国主义和朴正熙集团的残酷镇压,展开了连续不断的斗争。
为了反对“韩日条约”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重新入侵,南朝鲜人民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其中包括游行示威、罢课、抗议集会等。
在去年一年里,南朝鲜人民多次展开了反对签订和批准卖国的“韩日条约”的运动,参加的人数达一百多万。
南朝鲜青年学生站在这一斗争的最前列,仅在去年08月,汉城、釜山等地区的一百多所大中学校,就有三十多万名青年学生参加。
学生们在斗争中明确地提出:
“韩日条约的主犯是美国”、“不准美国干涉我们的内部事务”等反美口号。
尽管朴正熙集团对南朝鲜人民的这一爱国正义斗争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但是压迫越厉害,反抗就越强烈。
在去年一年,南朝鲜青年学生曾多次采用暴力手段,同伪军警展开搏斗。
“韩日条约”签订和批准后,许多南朝鲜爱国人士也一直表示抵制和不承认这一卖国条约。
南朝鲜人民坚决反对朴正熙集团派遣南朝鲜伪军去南越替美国侵略者当炮灰。
03月31日,汉城高丽大学学生会领导人讨论了举行“反对向南越派兵声讨大会”的问题。
虽然有的学生领导人遭到了朴正熙集团的迫害,但在04月01日,学生会又发动了一个签名运动,反对向南越派兵,并要求恢复由于反对向南越派兵而被开除的学生的学籍。
南朝鲜工人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民族歧视和朴正熙集团的残酷剥削、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接连不断地展开声势浩大的斗争。
在去年的头十一个月里,就有十三万三千多名工人进行了二百四十二次斗争。
在今年的头两个半月的时间里,又有二十八万多名南朝鲜工人进行了九十二次斗争。
斗争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和时间之长,都是十多年来所罕见。
参加斗争的工人,遍及南朝鲜的六个道,包括矿山、电力、化学工业、港口、码头、运输等部门。
南朝鲜美国侵略军机关雇佣的三万多名南朝鲜工人也卷入了这个斗争。
南朝鲜农民为了反对美朴集团的残酷压迫和掠夺,也不断进行斗争。
许多地区的农民要求朴正熙傀儡当局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降低肥料价格和灌溉用水费用,反对掠夺农民的土地等等。
图为汉城的示威学生们在反美反朴正熙集团的斗争中,缴获了伪军警的吉普车,继续前进。
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泰国亚非人民团结委员会发表新闻公报
坚决抗议印尼反动派镇压爱国进步力量
谴责印尼反动派疯狂反华并一再袭击中国使领馆
新华社18日讯
泰国亚非人民团结委员会在京人士向新华社提供了泰国亚非人民团结委员会13日发表的新闻公报。
公报强烈谴责和抗议印度尼西亚反动派和那些军人逮捕、拘留、镇压和杀害印度尼西亚爱国者和民主人士的罪行。
公报全文如下:
受到美帝国主义唆使和支持的印度尼西亚反动派和那些军人,以“镇压09月30日运动支持者”为借口,自1965年10月以来,恣意逮捕和杀害印度尼西亚爱国者和民主人士。
甚至根据苏加诺总统委任的“搜集事实委员会”的报告,在1965年12月27日至1966年01月06日这一期间的调查透露:
在巴厘、东爪哇、中爪哇和北苏门答腊部分地区就有七万八千五百人被杀害、十万六千人被逮捕(我们相信这些估计是非常保守的,而真实数字还要大的多)。
印度尼西亚反动派和那些军人任意禁止许多进步群众团体,如人民青年团、印度尼西亚大学生运动联盟、印度尼西亚大学生学生会、印度尼西亚青年和学生联合会、印度尼西亚妇女运动协会、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印度尼西亚科学家协会。
1966年03月12日他们禁止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以及所有同它同一宗旨和在它统属、庇护下的组织”。
印度尼西亚反动派和那些军人还封闭了许多学校、学院、大学及其他院校。
印度尼西亚反动派和那些军人还恶毒地迫害受到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全力支持的、合法地建立起来的国际组织、外交使团及其它代表团。
譬如,他们袭击和逮捕了在雅加达的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工作人员,悍然干涉它的活动,并且迫使它在去年迁出印度尼西亚。
11月17日他们搜劫了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代表团办事处,并且逮捕了它的四位领导成员。
今年03月25日他们封闭了新华社雅加达分社。
此外,印度尼西亚反动派和那些军人对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发动了血腥迫害,进行着疯狂的反华运动。
他们甚至好几次闯入驻雅加达的中国大使馆、总领事馆和商务参赞处,并且殴打中国官员,他们还完全破坏国际法原则,犯下了许多其它野蛮的罪行。
这些大量被逮捕和遭到杀害的爱国者和民主人士以及被禁止的进步群众团体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爱国革命力量。
被迫撤出该国或严重地遭到迫害的国际组织、外交使团及其它代表团都是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坚定不移的反对者。
印度尼西亚反动派和那些军人企图加以污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的支柱。
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印度尼西亚反动派和那些军人的粗暴的、野蛮的、不人道的罪行不仅损害了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利益,严重地危及印度尼西亚的革命、独立及主权,而且对反帝反殖的万隆精神、对新兴力量的成长与发展、对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是一个挫折。
这些罪行对帝国主义及所有反动派,特别是对美帝国主义帮了大忙。
同样,这些罪行破坏了亚非两洲人民为之而正在进行生死斗争的反对帝国主义及新老殖民主义的亚非团结。
泰国亚非人民团结委员会行使亚非人民团结组织章程第2条第4款所规定的权利,这种权利允许我们“采取各种被认为必要的措施,促进亚非团结和粉碎帝国主义国家阴谋破坏本团结组织中任何成员国自由的企图。”
因此,我们强烈谴责和坚决抗议印度尼西亚反动派和那些军人,要求他们立刻停止这些滔天罪行,停止践踏国际法原则并且避免继续破坏亚非团结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
马里人民有了自己的卷烟厂
——中国专家帮助马里建设“吉奥利巴”卷烟厂纪实
王建国
走出巴马科市区,向东望去,在“索吐巴”农场林荫大道旁,那雪白的厂房,那高高的烟囱,一下子就会跳进你的眼帘。
这就是马里人引为骄傲的“吉奥利巴”卷烟厂。
清晨,骑着自行车,有说有笑的工人们,兴致勃勃地迎着朝阳,一伙一伙地向烟厂驰去,穿着五颜六色的民族服装的姑娘们朝烟厂走去……。
在烟叶车间里,三十八名马里女工,一排一排地坐在抽梗机旁,熟练地抽着烟叶;
男工们在全神贯注地操纵着切丝机。
在卷烟车间里,马里工人一按电钮,烟卷顿时集成小山样的一堆,一车紧跟一车地送往包装车间。
在这里,六十多名女工,那一双一双的灵巧的手,熟练地包着一条条的“吉奥利巴”牌、“自由”牌、“团结”牌和“宝石”牌的香烟。
看到她们这等熟练技术,谁能想到,她们仅仅和中国专家工作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达到了这种程度。
马里人勤劳淳朴,聪明、好学、肯干……。
这都使中国专家十分感动和钦佩。
然而,几十年以来,那些西方殖民主义者的老爷们,却把什么“愚昧”、“无知”、“笨拙”等等字眼横加在非洲人民的头上。
现在,觉醒了的、独立了的、获得了自由的马里人民,用自己的行动,给了殖民者一个响亮的耳光。
“吉奥利巴”烟厂是中马两国人民友谊史上又一朵五彩缤纷的花朵,它在马里民族工业发展的历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
友谊的信任
1963年04月,我们受祖国人民的委托来到马里,同马里朋友一道进行烟厂的选厂规划工作。
由于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的直接关心,一切工作进行的很顺利。
但是,当工作进入最紧张阶段时,一天,马里朋友告诉我们:
“现在,有些外国人劝我们不要同你们在这个项目上合作。
他们说,马里人抽褐色烟,中国人抽黄色烟。
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不发达的国家。
中国制不出合乎马里人民口味的褐色烟来。
还是让我们给你们建设这座烟厂吧!”
马里朋友接着又对我们说:
“我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们,我们不想接受你们的劝告。
我们马里人相信中国朋友。
我们相信他们会制出合乎我们口味的香烟来。
我们和中国在这个项目上合作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
马里人民对我们的信任,给我们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力量,加速了我们工作的进展。
因此,我们仅仅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同马里朋友一起,确定了厂址,胜利地完成了建厂的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
1965年01月11日,烟厂动工了。
一天,一个外国人,突然出现在工地上。
他拿着照相机,大摇大摆地在工地上窜来窜去,东照一张,西拍一张。
工地工会主席姆萨看到了,就走上前去责问他:
“你是哪国人?
有没有摄影许可证?”
这个神气十足的外国人打量了一下姆萨,竟趾高气扬地回答说:
“我是美国人。
我是一个旅行家。
看到你们的工地,我也想照几张……”
姆萨说:
“你是旅行家,为什么坐着外交使团用的车子?”
“这个……”这个自称旅行家的美国佬,面对着姆萨的责问,一时答不上来。
他呆了一会又说:
“不让照,我不照了。”
说完,就向他的车子走去。
姆萨立刻赶上去,用手拦住他说:
“你不能走!
要走的话,把胶卷给我!”
“我是旅行家,我有照相的自由!”
美国佬发急了。
但等他说完后,向周围一看时,他就象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软了下来。
原来在这中间,十几位气愤的马里工人围了上来,愤怒的眼光逼视着这个美国佬。
最后,他不得不乖乖地打开照相机,取出胶卷,交给了姆萨,灰溜溜地钻进汽车跑走了。
马里工人们看到这情形,都笑了起来。
首先保证烟厂需要
去年07月,正值马里的雨季。
清澈、平静的尼日尔河已经满槽。
马里工程上需要的各种沙子,都是用人工,驾驶着小独木舟,从尼日尔河河底挖上来的。
显然,这时的挖沙工作已进入了最困难的时刻;
而在同时,也正是烟厂需要大量沙石的时候。
怎么办?
如果沙石不能如期如数供应,在马里独立五周年的时候,烟厂就不能正式投入生产。
因此,沙石成了有关大局成败的关键。
面对着这种情况,马里发展部工业处立即下了决定,通知沙石厂经理,暂停供应其它工程的沙石,一切优先供应烟厂的需要。
因而,保证了工地正常的施工。
烟厂开工以后,各工种,如瓦灰工,架工,拼装工,电焊工,混凝土搅拌工,水暖工,安装工等等,都一齐上马,同时进行。
可是,马里在这方面的技术工人又相对的比较少,怎么办?
中国专家从马里的壮工中挑选工人进行培养。
仅仅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在二百多名壮工中,已经有近二百名被马里劳动局升为二级到三级的工人。
二十六岁的电焊工玛玛杜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他在劳动中时刻不离中国专家,处处留心观察,领会专家的指点。
一次不成,两次,反复地练,反复地问。
有时为了学习技术,甚至忘掉了下班的时间。
就这样,经他艰苦勤奋地学习,终于达到了三级的水平。
经过几个月的共同劳动,中国专家、技术人员和马里工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在劳动中,他们共同创造了一种语言。
它既不是完完全全的中文,也不是纯粹的法文和班巴拉语。
而是这三种语言和手势的结合。
每天清晨,中马专家和技术人员互相问候。
马里朋友用中文向中国朋友们问:
“你好”,中国朋友也问“阿尼苏科玛”(班巴拉语“你好”的意思)。
不论是星期日,还是下班后的时间里,都会看到三三两两的马里工人兄弟来到中国专家宿舍作客,有的来向中国朋友学技术,学文化;
有的来和中国朋友打乒乓球;
有的来到阅览室看中国画报……。
真朋友和假朋友
工地工会主席是中国专家宿舍的常客。
他常常说:
“在家里,我看毛主席的著作,经常看到深夜。
从毛主席著作中,知道了很多革命道理,知道了如何工作,如何生活的道理。”
每当人们问起他为什么和中国人在一块时,他的干劲这么大,精神旺盛,不知疲倦地解决着工作上的问题时,他说:
“自从马里宣布独立以来,世界上有很多国家的人来到马里,想帮助马里进行‘建设’。
美国人来了,法国人来了,英国人来了,苏联人来了。
但是,有些人来到马里,到处走了走,看了看。
最后向我们耸耸肩,两手一摊说:
马里太穷了,没有什么可搞的,就走了。
唯有中国朋友,来到马里之后,看到了马里的实际情况。
认为这是殖民主义者所造成的后果。
中国朋友没有走,留下来帮助我们建设。
现在,全马里都知道是中国朋友帮助我们建烟厂,糖厂,火柴厂……。
有哪一个国家能与中国朋友相比呢?
中国的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想帮助我们这些年青的国家搞建设的。”
马里发展部长塞杜·巴迪安·库亚特对中国专家和技术人员更是无微不至地关怀。
他经常不顾一天的劳累,晚上八九点钟还要到那照耀得如同白天一样的工地上,看望中国专家和技术人员,询问他们的工作和身体情况。
在烟厂开工典礼后,他和中国专家、技术人员,就亲密无间地谈起烟厂来了,他说:
“……你们会从广播里听到总统对中国专家的革命精神的赞扬。
今天,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全非洲都会听到这个消息。
他们会认识到中国是他们的朋友。”
“最卓越的成就”
自去年11月03日,“吉奥利巴”烟厂正式开工投入生产以来,卡依的商人,锡加索的农民,卡奥的干部,来自全国的四面八方的人,涌向了卷烟厂。
参观的人川流不息,一批紧跟着一批。
他们中间有:
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元首、商人、新闻记者、学生……。
据统计,从去年初开始建厂至今,共有四千多名参观者。
难怪烟厂经理巴卡里·卡玛哈幽默地说:
“我是个‘接待经理’了。”
参观完后,无论是谁,都对马里人民能够在独立后的五年,用不到八个月的时间,建成这样一座大规模的、现代化的、又宽敞又豁亮的烟厂,赞不绝口,异口同声地说:
“了不起呀!
神妙的速度!”
就连那别有用心的美国记者,也不得不承认:
“了不起!
出乎我的想象。”
马里交通秘书处的一位干部参观后说:
“在短短的八个月把这样大的一个工厂建成,而且投入生产,真使人感到惊奇!”
有个老工人说:
“这么一座现代化的工厂,经过几个月的培训,全都由我们马里人来操作了,真是了不起呀!
记得在法国统治的时候,我和法国人一起盖过一些房子。
可是,他们走了,我还不会盖房子。”
有一个工人参观完后,手里拿着“吉奥利巴”牌香烟,手舞足蹈起来,喊“阿卡尼,古苏贝”(班巴拉语“太好了”的意思)。
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在今年元旦献词中称赞“吉奥利巴”烟厂是“1965年最卓越的成就。”
“吉奥利巴”烟厂,它象一朵鲜艳的牡丹在马里人民的心中绽放了,在西非的腹地绽放了。
那“呜……呜……”的汽笛声,象征着马里人民走向新的生活,鼓舞着马里人民更加精力充沛地依靠自己的双手勤劳地建设自己的家园。
(附图片)
马里“吉奥利巴”卷烟厂一角
金鸿东摄
一支反党的毒箭
河北玉田农机修理厂工人 刘晋朝
我是一个工人,过去一字不识,在党的培养下我有了文化,也常写个小戏什么的。
古人、今人都写。
我写过《巧鲁班》,为的是让大伙在技术上多动脑筋;
写过《徒工血泪》,为的是向青工们进行阶级教育;
还写过《老来红学毛选》,表扬了坚持政治挂帅搞好生产的好人好事。
一句话,都是为了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才写的。
文艺本来就是阶级斗争的重要武器,我们握着它搞革命,反革命握着它搞反革命。
可是吴晗同志在作“自我批评”时竟说他写《海瑞罢官》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
这是故意装糊涂。
其实,吴晗同志早就一字一板地高声大喊过:
写古戏必须挑选有现实意义的题材!
必须密切结合当前的需要!
必须对今人有启发作用!
可见,吴晗同志写《海瑞罢官》是密切结合当前的需要的,不过他密切结合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需要。
《海瑞罢官》写在1960年,那是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以后,党“罢”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官”。
这本来是全国人民的大喜事,可是,站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立场上的吴晗,却对党恨之入骨。
他在《海瑞罢官》里假借海瑞之魂,尽其捏造之能事,把那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美化成为“为民谋利”、“为民除害”
“受民爱戴”的“救星”。
他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加鼓励,借海瑞之口,给他们打气说:
“老来傲骨犹然在,岂肯折腰媚权臣。”
希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
《海瑞罢官》是吴晗同志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毒箭。
我们必须予以还击。
毛主席说过:
“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
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
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
在眼下火热的三大革命斗争中,《海瑞罢官》对我们是很好的反面教材。
它提醒我们,资产阶级正在使着这样、那样的花招,和我们争夺印把子,我们必须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将革命进行到底。
大家擦亮眼睛,坚决锄掉毒草
北京市通县西集公社部分社员座谈纪要
王巨增《海瑞骂皇帝》是含沙射影地骂党中央,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撑腰。
报纸上批判《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好得很。
吴晗写了这么恶劣的文章和戏,真叫人气愤。
吴晗同志通过《海瑞骂皇帝》含沙射影地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比做封建王朝的“昏君”,大骂特骂党中央、社会主义。
所以牛鬼蛇神拍手叫好!
《海瑞罢官》更大肆赞扬海瑞不怕丢官,搞“退田”,“为民请命”。
事实上他是在那里吹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主张“三自一包”,反对公社化,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鼓劲。
《海瑞罢官》还假造历史,说海瑞被罢官得到农民群众同情和惋惜。
这个谎撒得太可耻了。
地主阶级的老爷不会也没有给农民办好事,农民也决不会爱地主老爷。
吴晗同志假造这段历史,是为了帮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为他们撑腰,叫他们不要泄气,不要怕失败,干下去。
说《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一点也不错。
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拿枪的敌人消灭了,不拿枪的敌人仍然存在,阶级斗争长期存在,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仍是尖锐复杂的。
我们要擦亮眼睛,要不就会犯大错误。
冯路 吴晗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公社化,就是反对我们贫下中农。
对《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进行批判,我们贫下中农举双手赞成。
海瑞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官吏,根本不可能“骂”皇帝。
他给皇帝提些意见,也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长期剥削农民的血汗。
海瑞是怕“皇上”被推翻,而劝“皇上”加强统治,同时保住自己的剥削生活,当官做老爷。
海瑞对皇帝的“忠”为什么一到吴晗同志手里就变成“骂”了呢?
吴晗大写“骂”,目的是用它来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骂我们敬爱的党中央、社会主义,要他们骂得厉害些。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公社化,是想挖我们的墙脚,我们贫下中农决不答应。
人民公社是我们贫下中农幸福生活的保证。
公社化以后,我们赵庄的产量提高了二倍多。
赵庄有了电灯,有了钢磨、抽水机、粉碎机、铡草机……生产大大地向前发展了。
我们贫下中农亲身体验到公社化的好处。
吴晗同志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公社化,就是反对我们贫下中农。
我们要和他斗争到底。
郑炳相 《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是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搞资本主义复辟,是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武器。
吴晗的《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必须彻底批判。
毛主席指出文学艺术要为工农兵服务,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
吴晗偏偏抬出一个历史上腐朽了的人物,大加颂扬,他的政治目的是十分反动的。
1959年,在我们实现公社化后,地富反坏分子反对公社化,要求“退田”。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说公社化搞糟了,搞早了。
他们大骂人民公社,骂我们的党中央。
那时候,吴晗同志别有用心地写出了《海瑞骂皇帝》,“皇帝”还不是指我们贫下中农敬爱的党中央。
吴晗在这篇坏文章里还说“骂”得“非常之痛快”。
那时我们村里一些地富反坏分子也到处捣乱,骂三面红旗,骂我们的党,梦想复辟。
吴晗同志说骂得好,还不正是跟他们站在一边吗?
吴晗写海瑞是立场问题、政治问题。
他是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说话。
尹宝庆 吴晗鼓励了我们这里的地主分子到处大骂社会主义,大骂共产党。
海瑞是几百年以前的死人,为什么今天要搬出来大写大演呢?
我们知道,写文章、演戏是为了教育人。
吴晗同志也一再强调写戏是“古为今用”,他是怎么用的呢?
吴晗同志写《海瑞骂皇帝》,事实上海瑞根本没有骂过皇帝,只是给皇帝提些意见,要皇帝好好地镇压和统治农民,目的是为了巩固地主老爷们的统治。
这正表明海瑞是一个反动透顶的家伙,是人民的敌人。
吴晗同志却费尽心机来歌颂海瑞,歌颂无中生有的“骂”,称赞“骂”得好,“骂”得“痛快”。
1959年06月,正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骂我们党,骂得最厉害的时候。
那时,我们西集公社有些地富反坏分子也很猖狂。
林屯大队有一个地主分子,他把二千多斤粮食埋在地下(后来全发霉了)。
跑到外面乱叫乱嚷,说没有吃的,到处骂大街。
他大骂公社化,骂干部,骂我们的党。
在阶级敌人向党进攻、大骂党中央的时候,吴晗同志写这些文章正是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替林屯这个地主分子这类牛鬼蛇神打气。
这不是十分明显的吗?
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里想赖账,这笔账赖不掉,现在要清算一下。
尹殿香 吃着人民的饭,却和我们贫下中农唱对台戏。
吴晗的鬼花样,是瞒不过我们贫下中农的。
看到对《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批判,心里很痛快。
《海瑞罢官》这出戏我看过,当时就觉得很别扭,不是味儿。
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头脑清醒了,看得更清楚了。
《海瑞罢官》歌颂几百年前的官老爷,说海瑞搞退田,使农民有“好日子过”。
天下哪有这样善心的地主官僚?
吴晗捏造这种谎话,是别有用心的。
戏里说“退田”
“农民有好日子过”,正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公社化叫好。
戏里说海瑞多么勇敢地斗争,正是颂扬右倾机会主义者反党反社会主义。
戏里同情海瑞被罢官,就是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免职感到惋惜。
吴晗是国家的干部,吃着人民的饭,按理应该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我们工人、贫下中农服务。
但是相反,他不为我们办事,拐弯抹角地同我们贫下中农唱对台戏。
他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起反党反社会主义。
他耍的鬼花样,瞒不过我们贫农下中农。
我们清楚地看到,他不是我们的人。
斗垮吴晗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
最近,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指战员举行座谈会,对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进行了严正的批判。
下面发表的是部分发言的摘要。
吴晗同志唱什么?
骂什么?
王成义
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里,大唱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海瑞是“为民雪恨”的人民“救星”。
实质上,他是借海瑞之名,来歌唱大地主、大官僚、右倾机会主义是人民的“救星”。
让我们看看历史的真实吧。
我是穷人出身的,在旧社会受地主压迫、剥削,吃不饱,穿不暖,地主根本就不管穷人的死活。
我们只知道地主是劳动人民的敌人。
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穷人闹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
解放以后,党领导人民搞土改,走人民公社的道路,劳动人民才彻底地摆脱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穷根子——旧制度,真正成了新中国的主人。
我们只知道救星是共产党和毛主席,没有别的。
正当我国连续遭受了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恶毒地攻击我们敬爱的党:
一骂我们的党搞糟了;
二骂我们的英雄人物瞎胡闹;
三骂共产党长不了;
四骂我们不给“三自一包”叫好。
吴晗同志在这时干了什么呢?
他“破门而出”,写了《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歌唱海瑞怎样好:
一唱海瑞是清官,是人民的“大救星”,实质上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叫好。
二唱海瑞“骂”皇帝,越骂越痛快,是英雄好汉,实质上是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不怕摘掉乌纱帽丢了官。
三唱海瑞被罢了官,不灰心丧气,实质上是鼓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失败了不灰心,卷土重来。
四唱海瑞闹退田,实质上是鼓励右倾机会主义闹“三自一包”。
我们又是唱什么呢?
一唱人民救星是共产党、是毛泽东;
二唱三面红旗万万岁;
三唱我们革命历史和当代的英雄人物——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王杰、麦贤得、焦裕禄,因为他们活的伟大,死的光荣。
三者一比较,就彻底暴露了吴晗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我们坚决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不让吴晗的阴谋得逞。
用毛泽东思想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
梁玉民
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都不能容忍吴晗同志那一套资产阶级货色到处泛滥,必须对它的反动本质进行坚决的揭露、批判和斗争。
文化和文学艺术是为政治服务的,吴晗同志写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完全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这两篇作品,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拍手叫好,摇旗呐喊。
所以,整个剧本都充满着对牛鬼蛇神的歌颂,对党的辱骂。
我是一个战士。
在我们革命战士的心目中,伟大的党和毛主席比我们的亲生爹娘还要亲。
我们无限地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
因此,我们对吴晗同志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可耻行为,感到无比的愤恨。
毛主席教导我们:
“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
……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
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
我们革命战士把毛主席的书当作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用毛主席的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
我们要拿起手中枪,消灭敌人的武装进攻,同时也要拿起笔杆子,打退资产阶级思潮的进攻。
我们一定要把一切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斗垮、斗臭,永远用我们的枪和笔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使劳动人民的江山坚如磐石。
尖锐的挑战
高长清
吴晗写了《海瑞骂皇帝》,洋洋得意地说,海瑞“骂”皇帝“骂”得痛快。
当时,右倾机会主义者正在大骂党中央、社会主义,难道这是偶合吗?
吴晗捏造的什么“英雄”,是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的“英雄”。
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被粉碎后,有些人被撤了职。
吴晗并不死心,又拿出来《海瑞罢官》,把海瑞说成“为民请命”,不怕丢官,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气,鼓励他们失败了再干。
可见他的反动思想是很明确的,手段是毒辣阴险的。
吴晗所作的这一切,完全是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密切结合的,这是他对党的尖锐的挑战。
我们警告吴晗:
我们是从旧社会来的,那时候,我们当牛当马,就是因为没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
有了党和毛主席,我们才有了今天。
在我们心中,党和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太阳。
谁敢动党的一根毫毛,就叫他粉身碎骨。
我们的英雄是焦裕禄、雷锋
李福臣
吴晗同志口口声声说海瑞是英雄,叫我们学习海瑞,使我非常气愤。
吴晗同志叫我们学习海瑞的政治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说穿了就是:
叫我们敢骂共产党、社会主义。
我在这里警告吴晗:
你要想叫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拿枪的革命战士,通过学习海瑞,掉转枪口去为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服务,是绝对办不到的。
因为我们深深懂得当代真正的英雄是焦裕禄、雷锋、王杰、麦贤得,他们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绝大多数人服务的,是为革命不怕流血牺牲的战斗在祖国各个岗位上的英雄人物。
我们更深深体会到只有学习毛主席著作才是我们革命战士成长的根本道路。
吴晗你有多高的“本领”,多么隐蔽的手法,我们也会看穿你的。
毛主席说:
“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
拿毛主席的这一教导去看吴晗同志,他不是正站在我们对面张牙舞爪的反对我们伟大的党和社会主义革命吗?
我们有义务坚决和他作不调和的斗争。
叫嚷退田目的何在?
惠宪钧
吴晗大写其“退田”,要谁“退田”?
退给谁?
退田的目的是什么?
他通过“海瑞”的口大唱:
“江南困苦凄凉相,不退占田不久长。”
“冤狱重重要平反”,“退田才能使民安”。
按着吴晗“古为今用”的逻辑,只有把我们集体经济的土地,分给各家各户,退给地主富农,恢复资本主义的老路。
这正符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口味。
吴晗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不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吗?
我国农民在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走人民公社的道路,这条道路是共同富裕的道路,是使广大农民从根本上摆脱贫困的道路。
过去那些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早已被革命的人民推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了,吴晗却想挖社会主义的墙脚,为恢复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我是一个解放军战士,手持两枝枪,一枝是毛泽东思想,一枝是手中的武器。
我就用这两枝枪,保卫着我们心目中最爱戴的党中央和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
不管是吴晗同志,不管是任何阶级敌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胆敢动我们党中央和社会主义的一根毫毛,我都要不惜一切,将他们消灭掉。
谁是朋友?
谁是敌人?
王殿阳
我们经过党的培养教育,懂得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我们爱的是人民,是党,是社会主义,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我们憎的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和其他一切阶级敌人。
吴晗在介绍写《海瑞罢官》的体会时曾经说过:
“写这个人,演这个人,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活人服务。”
那么吴晗同志是为什么样的活人服务呢?
十分明显,他为阶级敌人下了“及时雨”,为他们出了谋,献了策。
毛主席很早就教导我们说: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
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
那么从吴晗所写的两篇作品的主题思想来看,也正是采用了阶级敌人所一贯使用过的手法:
明斗不行,用暗斗,硬的不行,用软的方式,向我党进攻。
他企图唤起早已被人民所唾弃的社会残渣,来复辟资本主义,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今天,是我们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英勇奋斗几十年换来的今天。
如果谁来咒骂我们的党,攻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不管他们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也好,还是什么样的“海瑞”也好,我们都要坚决和他们斗争到底。
牛鬼蛇神唱的反调
江苏省盐城县葛武公社董伙大队四队队长 董加耕
1959年,正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准备向党进攻的时候,吴晗同志写出《海瑞骂皇帝》的恶毒文章,号召人们发扬“敢骂”精神,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出场,摇旗呐喊,制造气氛。
果然,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发动了猖狂进攻。
更恶毒的,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阴谋被党彻底粉碎以后,他们的野心没有实现,有的被撤了职,吴晗同志就“破门而出”,抛出《海瑞罢官》,鼓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要灰心丧气,重整旗鼓,再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这是多么猖狂的企图,我们坚决不允许它实现!
在上面,吴晗同志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唱一和,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时候,在下面,牛鬼蛇神响应号召,纷纷出笼。
就拿我们生产队来说,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很激烈的。
例如,我村有一个地主婆,竟敢大骂共产党,大骂社会主义。
当时,我们贫下中农坚决和她作斗争,打退了她的猖狂进攻。
可见,吴晗同志完全和牛鬼蛇神一个鼻孔出气,唱一个反调。
从以上情况看来,被推翻的反动阶级,总是不甘心于他们的灭亡,时时向我们作斗争,企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他们武的不行,就来文的,明的不行,就来暗的。
我们回乡的知识青年,千万要提高警惕,经得起阶级斗争的考验!
我们既要关心生产斗争,和贫下中农一起辛勤劳动,一锄一犁地耕耘,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又要关心阶级斗争,积极参加阶级斗争。
只顾埋头生产,不管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不可能建设起来的。
我们要永远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阶级斗争放在首要地位,不让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吴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有可乘之机,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狐狸尾巴藏不住
开滦煤矿唐山矿洗煤厂工人 张俊明
这一时期,报纸上发表的有关批判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的文章,引起了我们洗煤厂很多工人的注意。
大家热烈地议论着,对吴晗同志的反动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有了进一步认识。
首先,吴晗同志在政治立场上和我们工人阶级站在对立的一面,他是借着宣扬海瑞的“刚直不阿”和“罢官”,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撑腰。
一方面,替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诉冤喊屈;
一方面,又鼓励他们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疯狂进攻。
他的《海瑞骂皇帝》,就鼓励一切牛鬼蛇神壮起胆子,放肆骂党骂社会主义。
所以,吴晗同志的这种反动政治观点,十分阴险,一眼就可以看穿。
在学术研究上,我们可以看出吴晗经常是端着“权威”的架子,吓唬我们,转弯拐角说了很多东西。
说穿了,他的“古为今用”,无非是把反动透顶的海瑞装扮成人民的“救星”,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形象,要人家学习他们那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战斗精神”。
可是,吴晗同志打算错了,狐狸的尾巴是藏不住的。
社会主义时代的劳动人民不是那样容易受蒙骗的,我们有了毛泽东思想的武器,资产阶级学术观点装扮得再花梢一些,我们也能一眼看穿。
工农兵群众已经进入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新时代,吴晗同志既然从意识形态上向无产阶级发动了进攻,我们就要奋起应战。
矛头指向谁?
徐建春
1958年,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奋勇前进。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引起了阶级敌人的憎恨。
他们妄想反掉三面红旗,一直在等候机会,向革命发动进攻。
到了1959年,当我国遭受了严重自然灾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到暂时的困难的时候,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联合起来,进行反华大合唱。
国内资本主义势力、封建势力也活跃起来了,代表他们利益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趁机出笼,幸灾乐祸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攻击三面红旗。
正当这个时候,吴晗同志写了《海瑞骂皇帝》。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为了破坏人民公社,叫嚣人民公社的公共积累搞多了,把人民都搞穷了的时候,而吴晗在《海瑞骂皇帝》中也说:
“弄得老百姓都穷的光光的”,要皇帝关心人民的疾苦。
在这里可以看到,吴晗同志的言论和阶级敌人讲的话又多么相似!
吴晗同志在《海瑞骂皇帝》一文中,说什么原来不能骂的,“真有人骂了,却也痛快”。
千多字的文章,大肆叫喊着“骂”,“骂”字就有十九处之多。
这在实质上是借死人的嘴,来骂党骂社会主义,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打气和叫好。
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也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到暂时困难的时期,阶级敌人大肆活动起来。
当时,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单干”的黑风,说什么“包产到户”、“单干”可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啦,等等。
我们西由公社后吕大队有个富农分子就说:
“公社办早了。
高级社成立才二年,就办公社,再过二年不知办啥社”。
一些地富分子到处活动,他们煽动一些思想落后、劳动力较多的社员,出来要求“包工到户”。
这些地富分子宣传说什么要提高生产积极性,必须实行“包工到户”,那样大家干起来才有劲,集体活干完后可以去搞自留地,还可以去做买卖赚钱。
他们还说,“实行‘包产到户’更好”。
我们大队的贫下中农一发现这现象,立即起来斗争。
他们说:
“这还行!
这不是和单干一样吗?
我们在党的领导下走集体化道路已经十几年了,这是要我们走回头路,我们决不答应”。
贫下中农对这些破坏性言论进行了批判,顶住了歪风。
而吴晗同志也在《海瑞罢官》中,说什么“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大力宣扬“退田”的“好处”。
吴晗讲的这些话,怎么和阶级敌人的话一模一样呢?
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遭到党和人民的坚决斗争,有的“罢”了官,阶级敌人的进攻遭到打击的时候,吴晗同志又在《海瑞罢官》中,歌颂搞“退田”的“清官”,说海瑞是人民的“救星”,这就是歌颂那些反对人民公社、要我们走回头路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说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的,得到农民“拥护”的。
这是对我们贫下中农极大的诬蔑,我们坚决不答应。
《海瑞罢官》还着力宣扬海瑞的不屈服精神,说什么“我海瑞丢乌纱心胸开朗,有01日再居官重整纪纲”,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要灰心,失败了再干。
看看,吴晗同志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讲话的?
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者。
我们要学习雷锋、王杰,但是吴晗同志却要我们向他塑造的海瑞学习。
什么阶级说什么话。
我们要反对阶级敌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坚决听党的话,保卫社会主义。
可是,吴晗同志却大肆宣扬海瑞,鼓吹海瑞“敢骂皇帝”的精神、“刚直不阿”的精神,他的用心真太恶毒了。
吴晗同志披着学术研究的外衣,自以为我们看不出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了,其实,他完全错了。
我们有毛泽东思想这一伟大的思想武器,只要用这个政治望远镜和显微镜去一看,吴晗同志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替谁讲话,他的矛头又在指向谁?
这不是都很清楚了吗?
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揭露和批判吴晗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和思想。
破除对“三十年代”电影的迷信
——评《中国电影发展史》
田星
编者按:
十几年来,在我国文艺界存在着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
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
这条黑线,也贯串在电影事业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中。
特别是在国内遇到暂时困难的时期,电影界以夏衍等人为首,竭力鼓吹、复活“三十年代”电影,向毛泽东文艺思想和社会主义电影事业大举进攻。
《中国电影发展史》就是一部最系统、最集中地鼓吹、复活“三十年代”电影和文艺的代表作,这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本报今天发表的这篇文章,对这部书进行了初步批判。
破除对“三十年代”电影的迷信,彻底同“三十年代”文艺决裂,搞掉这条黑线,肃清它在文艺界的流毒和影响,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是当前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战斗任务。
我们一定要把这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程季华同志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以下简称《电影史》)是一部竭力吹捧所谓“三十年代文艺传统”,用“三十年代”文艺反对社会主义文艺、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坏书,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长期以来,文艺界一直存在着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
特别是在国内遇到暂时困难的时期,随着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加剧,文艺界出现了一股大肆吹捧三十年代文艺的反动逆流。
这股逆流,是由夏衍、田汉、阳翰笙等人掀起的。
他们俨然摆出三十年代“元老重臣”的姿态,写了不少文章,叫嚣“继承三十年代的文艺传统”。
田汉公然声称:
要总结一下民主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的历史经验,用以改进我们今天的工作;
夏衍则在《电影论文集》中系统地吹嘘:
早在三十年代的进步电影和文艺运动就已经遵循着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走上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当时的文艺工作者就已经实现了与工农兵相结合。
他们不但在理论上鼓吹三十年代文艺,而且在实践上大力复活三十年代文艺,他们以文艺界领导人的地位,开动出版机器和制片机器,发表了一系列“回忆录”,重版了大量三十年代的文艺作品,上演和放映了大批三十年代的戏剧电影,并且以三十年代作品为样板创作和改编了《早春02月》、《林家铺子》、《不夜城》、《北国江南》这样一批毒草。
这是文艺领域内资产阶级思想从理论到实践向社会主义文艺的一次猖狂进攻。
《电影史》在这次进攻中,占有一个十分突出的地位。
这部书是在夏衍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写成的。
它是一部最系统、最集中地鼓吹、复活三十年代文艺的代表作,是资产阶级手中的重要武器之一。
《中国电影发展史》的根本错误
《电影史》的编著者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用主要篇幅百般颂扬三十年代左翼电影的“辉煌成就”,十分庸俗地吹捧夏衍、田汉、阳翰笙等人的历史功绩,掩盖了左翼电影的严重错误和历史局限性。
第1,他们说,早在三十年代的左翼电影运动,就已经有了一条完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
《电影史》写道:
“文艺的大众化,这是‘左联’成立后所确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根本路线。
它是整个左翼文艺运动的方向,也是左翼电影运动的方向。”
(第1卷,第四○二页)并且说:
左翼电影是“以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思想武装了自己”的。
(第1卷,引言)
第2,他们把三十年代左翼电影说成是无产阶级电影,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的产物。
他们说:
“文艺大众化的根本内容,就是它公开表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阶级性,表明了革命的文艺是为无产阶级和工农大众服务的。
1933年左翼电影运动辉煌的成就,正是它坚定不移地遵循了、贯彻了这一条革命文艺路线的结果。”
(第1卷,第四○二——四○三页)
第3,他们认为,三十年代左翼电影工作者已经解决了与工农兵结合的问题,已经具备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文艺观,而夏衍、田汉等人在艺术方法上甚至都早已达到了革命现实主义或革命浪漫主义。
他们说:
“左翼电影创作的成就和影响,显示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文艺观和电影文化思想的战斗威力,使封建的、买办的、帝国主义的政治、艺术观在电影上的形形色色的反映黯然失色,为中国电影的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
(第1卷,第二九一——二九二页)
总之,《电影史》编著者要我们相信,三十年代左翼电影运动是实行了一条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的;
当时不但在理论上提出了这条路线,并且在实践中坚决实行了这条路线,取得了辉煌成就,而夏衍等人就是这条路线的开创者和代表者。
用三十年代文艺反对社会主义文艺、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这就是《电影史》的根本错误。
按照《电影史》的说法,早在三十年代的左翼电影运动和文艺运动就已经有了一条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解决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文艺工作者世界观的改造问题,那么,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不是明目张胆地抹煞《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划时代意义、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又是什么呢?
按照《电影史》编著者的说法,早在三十年代文艺工作者就已经解决了与工农兵结合的问题,那么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又有什么必要深入工农兵、改造世界观呢?
三十年代的左翼电影运动早就那么好,早就那么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岂不是只要按照三十年代的路线走下去就行了吗?
这不是反对社会主义文艺、要求复活三十年代文艺又是什么呢?
我们的文艺究竟要走什么道路?
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是沿着毛泽东文艺路线前进,还是沿着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倒退?
这就是我们与《电影史》的编著者和“三十年代”文艺鼓吹者的根本分歧。
它直接关系到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和方向,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的成败。
因此,反击以《电影史》为代表的三十年代文艺鼓吹者的进攻,大力清除三十年代文艺的坏影响、坏作用,破除对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坚决与三十年代文艺决裂,是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和文艺理论工作者的迫切任务。
以资产阶级路线冒充无产阶级路线
指导三十年代的左翼电影运动的并不是一条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而是一条资产阶级文艺路线。
在三十年代,诚然有以鲁迅为代表的战斗的左翼文艺工作者,他们曾经努力于探索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路线,同左翼文艺运动内部的错误倾向进行了斗争,但是并未系统地解决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者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问题。
特别是,在三十年代文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后期又受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十九世纪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
到了四十年代初,继彻底批判王明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后,毛泽东同志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理论上彻底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文化路线,就“五四”以来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作出了最完整、最全面、最系统的历史总结,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系统地明确地规定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者和工农兵相结合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
在我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毛泽东同志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新发展。
以上情况说明,三十年代根本不存在一条为工农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这是铁的历史事实。
但是,《电影史》编著者和其他三十年代文艺鼓吹者们,却任意篡改历史,诡称三十年代已经有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路线,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和电影运动就是执行这条路线的。
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他们编造了两条“理由”:
一、左翼电影运动具有“进步性”、“革命性”,是彻底反帝反封建的;
二、当时提出了“文艺大众化”的口号。
这两种“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
三十年代的左翼电影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帝反封建的,但远不是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更不等于提出了一条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
在民主革命时期,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有反帝反封建的现实政治要求,但是,由于不同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有本质的不同,它们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目的也是根本不同的。
无产阶级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为了给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以便最终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他们自己的目的,他们是要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说到底,他们是要用资产阶级去代替封建阶级,用资本剥削去代替封建剥削,他们的“革命性”不过是一个剥削阶级反对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性。
这种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根本不能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相提并论。
这条界线,必须划得清清楚楚。
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的确提出过“大众化”的口号,并且展开过广泛、热烈的讨论。
但是,提出这个口号,同样不等于提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更不等于实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
三十年代的电影运动和文艺运动并没有解决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并没有走上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讲得很清楚,他说: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
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
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这正是三十年代文艺的致命的弱点。
由于为什么人这个根本问题没解决,文艺上的其他问题,包括“大众化”的问题也就不可能得到解决。
当时左翼文艺工作者,绝大多数并不了解大众化就是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群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达到这个目的的途径就是文艺工作者和工农兵相结合,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相反地,他们以“教育者”自居,总是强调“教导大众”,“启蒙大众”,甚至有人认为大众化的任务就是和工农大众的愚昧无知作斗争。
这样,他们所谓的“大众化”,实际上仍然是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去“化大众”。
这种所谓“大众化”的文艺路线,实质上是“化大众”的路线,是资产阶级的路线,决不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路线。
《电影史》的编著者不顾历史事实,把三十年代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与我们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混淆起来,其居心何在呢?
说穿了,就是要美化三十年代的左翼电影运动,用三十年代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来代替革命的无产阶级路线。
这是我们绝对不容许的。
以资产阶级电影冒充无产阶级电影
三十年代电影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的产物?
回答是否定的。
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要为工农群众包括武装的工农群众服务,也就是要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
实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关键,是文艺工作者和工农兵相结合,实行世界观的改造。
毛泽东同志说过:
“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
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三十年代的电影工作者,他们既没有认识到同工农兵相结合、改造思想感情的必要,也没有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客观条件,他们头脑中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
这就不可以设想,他们能够反映工农兵的革命斗争,表现工农兵的革命精神,不可以设想,他们能够创作出为工农兵所需要所欢迎的作品,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路线。
人所共知,三十年代已经是工农群众叱咤风云的时代。
当时,广大工农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农村武装起义。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描述的,他们“在乡里造反”,“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
他们所到之处,推翻了封建剥削制度,打倒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红色政权。
这是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是工农大众的旷古空前的伟大壮举。
然而,对于这个震撼世界的工农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运动,当时的左翼文艺却没有给以应有的反映,没有给以应有的声援和配合。
离开了工农革命的风暴漩涡,离开了工农群众的斗争中心,这样的文艺,怎么可能反映工农群众的火热斗争,怎么可能表现工农群众的革命精神呢?
又何以谈得上向工农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呢?
然而,《电影史》的编著者却断言,左翼电影从1933年开始,就是“表现工农大众,描写他们的生活和斗争,反映他们的思想和感情”的,并且取得了“辉煌成就”。
事实庄严地宣告了这个影坛神话的破产。
所谓“三十年代”文艺,主要是表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描写他们的生活,反映他们的苦闷,表露他们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渴望和追求。
所谓“恋爱加革命”的文艺,在当时风靡流行,就是一个明证。
这些电影有时虽然也点缀几个工农形象,戳穿了也只是披着工农服装的知识分子。
它们大肆宣扬的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个人主义、阶级调和主义。
夏衍编剧的《狂流》,阳翰笙编剧的《铁板红泪录》,田汉编剧的《三个摩登女性》,等等,这些影片都被《电影史》推崇为革命电影代表作,是中国电影艺术的高峰。
这样的电影,照理总该是很“革命”的了。
遗憾的是,这些影片一无例外,都是以争风吃醋为基调的、阶级关系模糊的三角恋爱故事。
《狂流》描写一个乡村穷教师和地主女儿恋爱,中间加进一个伪县长的儿子,一个落水被救的孤女,掀起一场情场风波。
《铁板红泪录》描写两个雇农向一个富农女儿夺爱,中间又插进一个恶霸和他的姨太太,以至造成情杀事件。
《三个摩登女性》描写的是:
一个醉生梦死的电影明星,追逐于三个不同类型的“摩登”女性之间。
如此这般的电影,有哪一点可说是反映了工农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呢?
又有哪一点可说是表现了工农群众的思想和感情呢?
难道工农群众的斗争生活就是搞三角恋爱?
难道工农群众的思想感情就是向地主富农求亲?
不错,三十年代电影在描写恋爱之余,多少也有一点作为“胡椒”
“佐料”的“革命”内容。
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暴露过旧社会的黑暗,对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表示过某种同情,激发了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的民主要求,促使他们去寻求改变现状的真理。
但是,这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的表现,距离工农群众的革命精神很远很远。
在这些影片里,并没有暴露封建剥削和资本剥削的斑斑血渍,没有抨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罪恶制度,没有触动统治阶级的支柱国民党反动政权。
这些影片所反对的,只是为富不仁;
它们所宣传的,则是婚姻自由,穷富平等,人类博爱。
这在《狂流》里表现得最为明显。
它以穷小学教员刘铁生和地主女儿秀娟争取婚姻自由为主题,同时陪衬一点对农民的贫苦处境的同情,反对地主傅柏仁的“富不仁”。
《狂流》的镜头也照到过国民党的赈济机关,但是,它不仅没有借此暴露国民党的腐败,反而曲意加以美化,把这个赈济机关描写得廉洁奉公,并赠之以“替灾民造福”的美名。
这部影片曾经获得国民党当局的嘉奖,难道是毫无缘由的吗?
如此这般的电影,怎么能为工农服务呢?
怎么能说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的产物呢?
说它们是小资产阶级文艺的标本,实质上即资产阶级文艺,不是正好衣体相得,名副其实吗?
《电影史》的编著者却无视事实,把这些三十年代电影捧上了天,给它们贴上“描写农村阶级斗争”的金字标签,封以“红旗”的称号。
编著者还煞费苦心地为它们掩盖错误:
他们在评述《狂流》的时候,有意略去了孤女这个人物,抽去了三角恋爱的基本情节;
他们在评述《铁板红泪录》的时候,对雇农二蛮子为一个富农女儿去投靠恶霸的情节不予批判,反而把二蛮子对他的恶霸主子的情杀行为,说成是“当时农村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在中国电影中的曲折的反映”;
等等。
与此同时,他们还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把夏衍等三十年代电影领导人捧上“祖师爷”的宝座。
所有这些,暴露出编著者已经堕落到是非不分的地步了。
尤其令人吃惊的是,编著者只顾一味美化三十年代电影,竟至敌我不分了。
我们知道,三十年代参加左翼电影的拍制工作的人员是十分复杂的,他们三十年来的变化也是十分巨大的。
但是,编著者为了拔高三十年代电影,对这一切都置之不顾了。
他们大捧特捧夏衍等个人犹嫌不足,还把凡是同左翼电影有过关系的人,不管他们的政治立场如何,大老板也好,汉奸、特务也好,特务头子的姘头也好,变节分子也好,右派分子也好,一律入史,给予好评,甚至大加称赞。
在这里,编著者连最起码的阶级观念都丧失殆尽。
这是为什么?
《电影史》为什么要强词夺理,硬说三十年代就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路线?
为什么要不顾事实,百般美化三十年代电影?
那是为了把三十年代电影捧为“高峰”,捧为“红旗”,把三十年代左翼电影运动的领导者捧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的代表者,捧为“旗手”,以此来反对毛泽东文艺路线。
毛泽东文艺思想,是当代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毛泽东文艺路线,是最完整、最彻底、最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
它使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具有了完整的系统性、高度的科学性和强烈的战斗性。
因为毛泽东文艺思想是一个十分锐利的武器,它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具有摧毁性的作用,所以资产阶级总是千方百计地反对它,苦心孤诣地要诱使我们的文艺脱离毛泽东文艺路线。
解放以来的十多年中,胡风集团咒骂过它,资产阶级右派攻击过它。
前几年,正当国内外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资产阶级又借口继承三十年代文艺的所谓革命的战斗的传统,加紧反对毛泽东文艺路线。
这集中表现在:
他们以表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替表现工农兵;
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代替社会主义;
以人性论代替阶级论;
以个人领导代替党的领导。
《电影史》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电影史》宣传,表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电影,就是表现工农群众的电影。
它扬言,迷恋着地主女儿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体现了中国农民善良、勇敢、纯朴、诚实的品质”。
尽管它说了许多“描写工农”、“反映工农”、“表现工农”、“为工农服务”的漂亮话,但实际上是取消工农兵,用知识分子来代替工农兵。
《电影史》宣传,表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民主要求的电影,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的电影,这就是党在电影阵地上举起的“红旗”。
在六十年代的今天,它不仅不对这种资产阶级陈货给以批判,反而拿来同社会主义电影鱼目混珠,并且要我们以此作为社会主义电影的典范,这实际上就是要取消社会主义,要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
《电影史》宣传,描写情场角逐、情杀事件的电影,捏造农民同富农女儿恋爱的电影,渲染贫苦知识分子同地主女儿恋爱的电影,污蔑农民为女人而投靠恶霸地主的电影,通通都是“反映了农村阶级斗争”的。
这实际上是取消阶级斗争,否定阶级矛盾。
这是宣传超阶级的“爱”,宣传“爱情至上”,宣传“爱”是普遍人性。
这是用人性论来代替阶级论,用“爱”来代替阶级斗争。
《电影史》宣传夏衍等人是我国电影运动的祖师爷、红旗手,庸俗地夸大和吹捧他们个人的作用,这实际上就是要取消党对电影事业的领导,而代之以夏衍等人个人的领导,就是要取消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领导,而代之以夏衍等人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领导。
以上就是贯串两厚册《电影史》的一根黑线,《电影史》美化和吹捧三十年代电影的目的就在于此。
吹捧三十年代文艺,制造和散布对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这是当今资产阶级文艺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种崇奉三十年代文艺的逆风,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结合在一起,形成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没有解决。
文艺领域的情况正是如此。
解放后的十几年以来,文艺界一直存在着这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
在这条黑线的控制之下,能够决口而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为数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而且出现了一批毒草。
这种状况决不允许继续下去。
否则,听任它们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必将给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造成破坏,以至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
为此,我们必须坚决进行文艺大革命,打倒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彻底贯彻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线。
近两三年来,我国文艺界正在进行这场大革命。
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大事。
我们必须把这场大革命进行到底。
这场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能最后解决。
但是,真理是所向无敌的。
马克思主义是在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发展的。
不管反对者怎样嚣张一时,也不管他们采取怎样隐蔽的形式,毛泽东文艺思想必将取得完全的、彻底的胜利。
反对者的图谋是注定了要失败的,注定了要破产的。
革命的电影工作者,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必将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红旗,在伟大的旗手毛泽东同志的指引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进。
19660419B1-中国以坚强的意志阔走前进
【本刊讯】
菲律宾报纸评论员R·G·托巴斯在04月10日《马尼拉时报杂志》发表一篇访华观感,摘要如下:
一踏进中国大陆,我们兴起了业已置身于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的奇异感觉——这是一个审慎地同其他亚洲地区和欧洲隔离开来的世界,这是一个深受外面世界许多地区痛恨、恐惧、藐视和嘲笑的世界。
由于受到了西方关于中国的一套说法的影响,我们预期在中国看到的现象将是:闭起眼睛否认一切,充满着罪恶与残酷和没有半点幽默感。
从火车载我们离开深圳车站开始,所谓黑暗和同外界禁绝的世界,就一一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冬天已经过去,由灰色转成绿色的田野到处有着农民在松土,犁地,在种植新的农作物。
如同菲律宾一样,中国许多地方仍旧使用古老的耕作方法。
我们看到了衣服补钉过的赤着足的农民在使用耙和锄,儿童在农忙期中帮助田间劳动。
所有这一切,代表贫穷与落后的方面——都是那些平素轻视中国的一些人所希望看到的。
可是当旅行者深入中国内地,进入在发展中的工业心脏地带,参观了人民公社的暖房和工场,参观了把亿万的中国人从孱弱锻炼成强壮体魄的运动场,他们的上述幻想就会遭到彻底粉碎,一个新的中国就会呈现在他们眼前。
这时看到的中国仍旧很贫穷,很落后,但是它克服了看来是难以度过的难关,依靠它自己拥有的富源迈步前进。
人们须要知道,它(新中国)全然是凭着意志的力量迈步前进的呀。
在北京,由于数百年来滥伐山林,强烈的北风不断把黄沙吹了进来。
现在,这个地带的人民公社业已作出许多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事迹。
他们造了许多防风林带,因此有可能建起一座座的果园。
有些地方土质不能生长,就运去新的土壤改造成良地。
那边没有闲着的人,男子与妇女都辛勤地投入工作。
在珠江三角洲,那边的人民公社在战胜连续四年的自然灾害后,不但使得农业和家畜增产,而且能够自己制造从锄头到脱粒机的农业机械。
(下转第3版)(上接第1版)
北京地区的一些发展最快的人民公社,目前已能制造以钢铁为原料的工业品,例如冷藏器和保险柜,这是农村工业化的成果。
上海旧有的草棚已被工人新村所代替。
该市有三百万人热烈地参加了体育锻炼。
在中国北方,虽然在严冷的冬天,仍然有人在游泳。
由于推行清洁卫生运动,传染病在中国被防止了。
最突出的一件事,乃是中国自从1960年以来,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建设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天然资源和自己的技术人材。
今日中国工业的技术水平,比起日本和西方国家来,并不见得优越,但是由于中国人显出了惊人的意志能力,他们有希望在不太远的将来在技术上赶上其他工业国家。
中国之所以有今天的发展,关键在于它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依赖外国的援助。
由于这样作,中国人民明确了自己的方向,也在全国范围内树立了遵守纪律的强烈意识。
今日中国已经能够设计和制造一万二千吨的水压机,十万??
的火力发电机,一吨到二十五吨的运货汽车,七马力到七千五百马力的拖拉机,一万吨级轮船,能够放大二十万倍的电子显微镜,轧制许多种高级合金钢,包括不锈钢、不侵蚀钢、高温钢、高压钢,二十四阶中型电子模拟计算机等。
中国的石油已经基本上自给。
它能够供应自己所需的机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人民币在世界货币市场上信用卓著。
从1956年以来,中国的国际贸易经常处于有利地位。
所有这一切,使得中国人保持乐观的心情,中国人民就是怀着这种心情在今年开始进入第3个五年计划的。
在西方世界,有一些人习惯于把中国人看作是一切坏事的化身。
他们认为,所有上述显示中国进步的统计数字,只不过是中国在吹牛。
他们可能完全是对的。
但是,也要估计到下面的极易引起恼火的问题呀,即:他们要是错了,要是上述的标志进步的数字乃是十分正确的,那又怎样讲呢?
究竟是谁在自欺欺人呢?
究竟谁是无知之徒,谁在歇斯底里地信口胡言呢?
在中国遭遇经济困难的年头,一些西方报纸曾经得意忘形地揣测说,中国就要垮了。
美国报人艾尔索普曾于1961年09月13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著文说:
“中国人在挨饿。
为了饥荒,中国施行一些条例和配给粮食制,但是这并不能够延缓饥荒的发展。”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同年10月02日写道:
“共产中国的情形越来越坏了。
他们会遭到灾难……它已经遍地饥饿。
一场大祸在酝酿中,赤党可能为着活命而打起来。”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1962年03月13日报道:
“中共已经把农业放在一连串的经由强力推动的事项的前头……。
这又要付出可惊的人的代价了。”
在1962年04月13日,艾尔索普又说:
“征象已经清楚地显露了出来,共产中国正在遭受着尖锐的工业解体……
“一个问题又要被提了出来,即:共产中国是否受到(经济的)螺旋形下降的困扰。”
所有一切上述的报道,都是从一些有学问的、聪明的但又从来没有踏进中国一步的人们报道出来的。
他们曾经使得千百万美国人和菲律宾人相信他们谈到过的几乎每一件事情。
现在过了1966年的03月份,正是据说中国还在闹严重粮荒的时候,正是据说它还是贫穷而落后的时候,可是中国并没有发生农民暴动,连丝毫(农民暴动)的迹象也没有。
我们确信:在我们关于中国经济的报道中,会有一些不正确的地方,有一些统计数字会带着宣传的糖衣。
但是不能不估计到我们报道的基本事实是正确的呀?
不能不估计到艾尔索普之流的报道是错误的呀?
一个人要估计到他将付出什么代价,如果他对一个国家的事情夸夸其谈,而他对于这个国家几乎一无所知?
现在是我们开始明智地研究中国大陆真相的时候了。
它是怎样的一个大国,它是怎样地同我们邻接,不容我们对它保持无知,也不能视为它并不存在的了。
(转载16日香港《大公报》)
19660419B1-印尼右派反动势力在中爪哇等地疯狂杀人的情形
【本刊讯】
英《泰晤士报》13日发表该报最近去过印尼的特派记者的一篇报道,题为《爪哇的恐怖统治》,摘要如下:
一位印度尼西亚将军告诉我大屠杀的最高数字是十五万,一些外交家相信是五十万,而一位共产党外交家说是一百万左右。
我碰巧遇到一位从中爪哇来的人,我要求他重述一下他所参与的有组织的屠杀的情景。
他说,「在晚上见人就杀。
我们包围了他们的家……用刀子杀死屋里所有的人……我们一共杀了大约三千人。
我们把他们的尸体扔到河里,或扔到丛林里。」
他说:「这次我们必须确保搞到每个人,以防东山再起。」
他认为不会欠下新债,「我们全家抄斩的原因就在于此」。
这个人不是吹嘘,我也不认为他是撒谎。
【本刊讯】
美《纽约时报》13日刊登苏兹贝格发自雅加达的一篇报道说:
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屠杀在印尼尚未结束。
印尼政变很客气地使苏加诺总统在表面上仍然掌握政权,但是对于在内地已进行的并仍在进行的大规模屠杀,则没有什么客气之处。
官员们企图缩小它的规模,并声称这个可怕的事件已告结束。
可是,从苏门答腊到帝汶,屠杀已达到了在人命不值钱的暴乱亚洲也是令人震惊的规模。
在02月,在佛罗勒斯岛首府英德外面仍然在公开砍头。
每天晚上,士兵用卡车从狱中运出一批批(每批二十多人)印尼共嫌疑分子到市外,用大刀把他们斩首。
从东爪哇和巴厘到称为努沙登加拉的岛群相似的悲剧在继续发生。
在印尼帝汶岛首府,允许公众观看斩首情况——但是观看者必须参加。
男子和他们的妻孥一起被杀掉,以减少以后报仇的可能性。
在巴厘的一个阿贡(王公)的宫中有几个舞蹈女郎由于有参加共产党的嫌疑而被杀。
在泗水附近,03月份早起的人把尸体从他们房前的防波堤推开。
据说日惹附近的监狱充满了印尼共嫌疑分子,他们晚上被分批拉出去杀死。
最近在中爪哇村庄的街道上散乱着没有埋葬的尸体。
最近有一位旅行者被告诉说,有一个牛车装满了人头。
上周,到雅加达附近文登去的一个人从陆军卫兵得知,当地的一个监狱囚禁了五千名共产党人。
他疑心被囚者正在饿死。
在边远省份,印尼共劳工队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劳动,直到他们倒下为止。
19660419B1-印尼右派继续举行反华示威
【法新社雅加达16日电】
今天在印尼反华情绪继续高涨,举行了反华示威并要求同北京断绝关系。
数以百计的雅加达三轮车夫要求把在印尼的中国国民遣送回国,并要求把华侨拥有的三轮车移交给印尼人。
【路透社雅加达16日电】
今天上午若干华侨商店和公司仍然关闭着。
安塔拉报道,在泗水印尼学生接管了华侨商店和学校并在它们墙上贴上标语:
“华人滚出去”。
晚些时候,军队占据了所没收的建筑物。
【合众国际社雅加达16日电】
一位助理今天说,外长马利克昨晚和今天“太忙”了,无法接见共产党中国代办,然而,预定派一位副外长视察反华示威者对赤色中国使馆造成的破坏。
【合众国际社雅加达18日电】
苏维托亲自视察了赤色中国驻雅加达大使馆的损失情况。
苏维托发表评论说:
“损失一定在数百万元以上。”
他说:
“里边完全被破坏了,他们现在已无法进行工作。
当然,他们要求赔偿。”
【雅加达电台17日广播】
负责国防和安全事务副总理(暂代)苏哈托中将说,印尼将坚持同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友好交往,只要那一个国家愿意尊重而不危害印尼革命的进程。
关于——由于反华示威的存在——在印尼的华人的安全问题,苏哈托中将说,对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什么必须担心的事。
他说,印尼共和国是一个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国家,因此,印尼也将尊重别国的每一个公民。
苏哈托中将最近在泗水向记者发表谈话时还说,印尼将尽力筹备新兴力量会议。
19660419B1-哈索诺和苏佩妮夫人等被解职
【路透社雅加达18日电】
印尼外交部证实了所传十八名高级官员被解职的消息。
他们包括:前外交部长第2助理兼新闻司司长加尼斯·哈索诺,前外交部长第3助理苏佩妮夫人,外交部心理战负责人图赫·哈桑,思想教育司司长伊马姆·普拉蒂尼约以及领事事务司司长苏帕拉尔。
预料马利克还将解除七十五名驻外外交官员的职务。
19660419B1-日记者报道:中爪哇存在对右派的反抗力量
【本刊讯】
日本《读卖新闻》16日发表题为《看到了不稳定的中爪哇》的通讯,摘要如下:
在亲共派的根据地中爪哇,左派仍然根深蒂固地保持着力量,与首都成为尖锐的对照。
特别是自从前外长苏班德里约被捕以后,由于民族党左派、印度尼西亚党等亲共派受到镇压,左派的干部大量逃往中爪哇,想代替共产党在这里保存力量。
因此,这个地区对军方来说,是一个麻烦。
最近记者在中爪哇各地旅行一千六百公里,考察了那里的孕育着不稳定的局势。
在中爪哇的商业中心三宝垄,华侨中的大富翁比雅加达多,这里是迪波内戈罗师(据说在09月30日事件当时有百分之三、四十亲共分子渗透进去)的根据地,被从雅加达赶出来的民族党左派可能在这里进行抵抗。
03月27日,从雅加达、万隆来的“印尼大学生统一行动组织”和“印尼中学生统一行动组织”大约五百人,很快受到了以萨利迪为领导者的左派力量的反击。
04月06日,乘着卡车、口喊“民族党左派是狗”的“印尼大学生统一行动组织”同左派学生发生冲突,军队开枪,左派方面死四人、伤四人,“印尼大学生统一行动组织”方面四人负伤。
第2天,为镇压印尼共产党而驻扎的陆军伞兵部队乘三辆卡车在市内来回巡游,呼吁市民保持平静。
但是,在雅加达很吃香的“红色贝雷帽”在这里完全不受欢迎。
“印尼大学生统一行动组织”系统的学生在市民当中不受欢迎,在这一天(07日)撤走了。
在这个市里,到处可以看到乱写着“印尼大学生统一行动组织是新的马斯友美党”、“当心新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爪牙”的口号。
09月30日动乱的悲剧,在这里依然继续着。
原籍中爪哇的陆军士兵,从对抗马来西亚的前线北加里曼丹休假回乡,看到自己的家属在“赤色清洗”中被杀光,愤怒得发狂,有的看到认为是杀害他的家属的凶手的人就突然开枪把他打死。
记者碰巧看到,几十个被捕者被从临时集中营向外地押送,送东西的被捕者家属蜂拥而来,人们离老远就用爪哇语互相呼唤丈夫和孩子的名字。
03月中旬的大洪水,把梭罗市的大半房屋淹了好几天。
民族党左派全力从事修复被冲毁的堤防的工作。
在洪水泛滥期间,集中营里有三千名共产党员逃亡。
离梭罗市约四十公里的沃诺基利,是没有水田的贫瘠地方,亲共派力量仍然很强,很多人对雅加达的局势持批判态度。
一个样子象农民的男子说,“我们必须永远关心自己的贫困的中爪哇,不准备卷进雅加达市民和学生行动中去”。
他还表示“誓死忠于”苏加诺总统。
在日惹的有名的卡吉雅马达大学,当记者向几个学生询问他们的意见时,民族党左派和伊斯兰教系统的学生针锋相对地对抗起来,气氛很不稳定。
在这里,左派学生似乎掌握着主导权。
19660419B1-马利克佯称查禾多辞职是「小事」
【合众国际社雅加达18日电】
印尼驻北京大使查禾多公然变节,这可能是奉召回国述职的一些左派使节同雅加达决裂的第1个。
外交部人士17日说,已召约十二名使节回雅加达,但是他们迄今没有回国。
在这些抗命的大使中有驻锡兰大使查纳菲亚和驻河内大使苏克里斯诺。
马利克对记者们说,查禾多变节是小事一件,不值得由他发表正式评论。
【路透社雅加达17日电】
印尼宣传部长鲁曼比对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计划在本周在北京开会一事正式表示遗憾。
北京会议预料将由查禾多主持。
鲁曼比在撤销查禾多的印尼新闻工作者协会总书记之职的仪式上说,目前在北京召开的这次会议是“违反协会的章程的”。
他说,中国试图利用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来在世界人民心目中为印尼抹黑。
【雅加达电台17日广播】
宣传部长鲁曼比在新的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总书记阿里芬·贝博士就职仪式上的讲话说,把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秘书处迁出印度尼西亚是违反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准则的。
19660419B2-中东社介绍拉·阿里夫简历
【中东社开罗16日电】
伊拉克共和国新总统阿卜杜勒·拉赫曼
·阿里夫是故总统阿里夫的哥哥。
在1963年11月18日革命时他是伊拉克陆军第5旅旅长。
他向首都进军并同第四装甲营一起进入首都。
他的军队同国民警卫队发生了战斗。
1963年12月,他被任命为陆军副参谋长和地面部队司令。
1964年,他被提升为少将。
1964年03月,阿卜杜勒·阿里夫少将访问了伊拉克北部并同叛乱的库尔德领袖巴尔扎尼举行了会谈,交换对库尔德人的要求的看法。
1965年09月11日他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
去年他率领伊拉克军事代表团参加开罗的07月23日革命庆祝活动。
当他听到他的弟弟故总统阿里夫不幸逝世时,他正在苏联谈判购买伊拉克军队所需的武器和装备。
19660419B2-南越佛教徒斗争委员会逮捕伪广南省省长
【美联社岘港17日电】
可靠人士星期日说,斗争委员会的委员们逮捕了广南省省长,据说,他们把他拘留在岘港的一所房子里。
这位省长是阮友志,据说他是在04月03日被捕的,因为他亲阮高其。
越南人士说,阮友志从04月03日起就没有上班。
又据说,和协的斗争委员会在化万村村长阮化于04月15日到那里视察时把他逮捕。
他被带回岘港并被拘留五小时。
斗争委员会怀疑阮化得到阮高其给他的一大笔款子,以便把它交给越南国民党作为举行亲政府示威的经费。
又据说,最近几周,斗争委员会逮捕了好些村长和警察首脑。
【合众国际社西贡16日电】
北部几个省反抗的佛教徒组成的一些斗争委员会已经暂时扣住了至少二十二名忠于西贡政府的官员当人质——其中有一名省长、一名县长和一些公务人员。
【法新社岘港16日电】
经过四十八小时的平静之后,这个城市今天上午又发生反政府骚乱了。
示威者今天在大街上示威,他们举着“打倒阮文绍、阮高其将军和他们的伙伴”的标语牌。
在参加这次示威的三千人中有公务人员、私营公司的雇员和其他人。
示威者的发言人说,他们不相信政府关于在09月月中选举制宪议会的法令。
一个学生示威者烧毁一张政府宣言的漫画。
与此同时,在西贡,佛教“敢死队”今天上午继续在化道院里进行训练。
在约一百名十八岁至二十二岁的青年志愿报名参加。
他们的总部设在化道院院子里的三个帐篷里。
【合众国际社顺化17日电】
反政府学生今天指责美国想把越南变成它的第五十一州。
学生们在顺化电台的广播中说,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美国才反对在南越成立民选的议会。
广播说:
“美国人在越南办事就象是在他们国家似的……他们不仅挑选我们的政府,而且直到市长一级的政府领导人也都由他们挑选。”
这家电台在英语广播中说:
“我们不希望美国人把南越看成是他们同中国和俄国在东南亚问题上的争端中的军事基地。”
19660419B2-塞拉西和桑戈尔会谈后发表公报:要搞“第3世界经济会议”
【法新社达喀尔17日电】
一份公报今晚在这里宣布,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和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已经决定在非洲统一组织下一次最高级会议上提出召开“第3世界”经济会议的主张。
这份公报,是在塞拉西和桑戈尔的会谈之后发表的,公报说,这样一次会议将有发展中的非洲国家、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代表参加。
公报说:
“两位国家元首承认第3世界必须采用以具体目标为基础的、现实的和坚决的方式。”
19660419B2-拉·阿里夫被选为伊拉克总统
【路透社贝鲁特16日电】
据巴格达电台援引伊拉克通讯社的声明,伊拉克代理参谋长阿卜杜勒·拉赫曼·阿里夫少将今晚被一致选为伊拉克总统。
声明又说,阿里夫少将已宣誓就任新总统。
【合众国际社巴格达17日电】
据后来正式宣布,拉·阿里夫已重新任命巴扎兹为总理。
【中东社巴格达17日电】
据这里今天颁布的共和国法令,伊拉克总理巴扎兹除了担任总理职务以外,还被任命为代理内政部长。
法令还授予纳克沙班迪以工业部长的职务。
【中东社巴格达17日电】
伊拉克新选出来的总统阿卜杜勒·拉赫曼·阿里夫今天强调说,他的国家在阿拉伯国家范围内,将遵守已故总统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所制定的政策。
19660419B2-澳外长诬蔑我「侵略邻国」 叫嚷「中国也威胁欧洲安全」
【合众国际社纽约15日电】
澳大利亚外长哈斯勒克今天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越南「不只是一个区域性问题——它影响全世界的和平」
他说,「中国对邻国的武装扩张……象威胁亚洲和太平洋国家的安全一样,也威胁了欧洲的安全。
我很遗憾,看来这一点尚未为所有欧洲国家所充分了解。
有些国家舒服地坐在那里,认为在东南亚发生的情况离它们是遥远的,不一定会涉及它们。」
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他说,他讨论了目前对这个问题的想法。
他说,「澳大利亚仍然坚决认为,决不可抛弃台湾政府和人民。」
他拒绝答复这个问题:澳大利亚是否可能考虑支持所谓「两个中国」的概念。
他说,今天世界面临的大问题是:「设法使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实现中国与其它国家的和平共处……我认为,只有北京了解它对邻国的侵略将遭到抵抗,不会被容许成功,才能实现这一点。」
19660419B2-美联社说:中央条约会议将在对未来日益不安情况下举行
【美联社安卡拉17日电】
中央条约组织部长理事会在人们对这个成立了十一年的同盟的未来日益感到不安的情况下,将于星期三(04月20日)在这里举行年会。
表面上,预料只会在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英国和美国之间达成协议。
但是幕后的注意力将集中在巴基斯坦同共产党中国的新的友谊方面。
已宣布的议程包括对目前国际局势的讨论,还要加上对在过去一年中在军事防御计划和经济合作方面这个条约的活动情况进行的回顾。
似乎说有什么人怀疑,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布托将被要求解释他的国家同共产党中国的新关系,包括要求取得一些中国的武器。
除去克什米尔问题之外,会议人士还认为,土耳其可能提出棘手的塞浦路斯问题。
伊拉克很可能希望讨论最近它同伊朗的边界冲突,而美国预计将在会议上谈越南问题。
美国只不过是中央条约组织的一个联系成员国,但是它有选举权,而且是这个组织很多工程的一个主要财经捐助者。
预料法国总统戴高乐最近在大西洋联盟采取的行动也将对安卡拉会谈产生直接影响。
预定参加的外长除腊斯克和布托之外,有土耳其的查格拉扬吉尔和伊朗的阿拉姆。
19660419B2-肯尼亚两名副部长辞职
【法新社内罗毕16日电】
在副总统奥廷加星期四(14日)决定放弃他的职务后,今天有两名副部长从肯尼亚政府中辞职,并且可能还有一些人辞职。
今天辞职的两名官员是韦亚基(副总统办公室副部长)和奥凯洛·奥东戈(财政部副部长),他们说他们是因为“个人原因”提出辞职的。
19660419B2-萨巴赫与纳赛尔发表联合公报
【本刊讯】
开罗消息:阿联和科威特16日表示,它们认为有必要统一阿拉伯的行动,从而消除帝国主义在阿拉伯国土上的企图和阴谋,并实现阿拉伯民族的目的。
纳赛尔总统和埃米尔萨巴赫发表的联合公报申明,他们决心为巴勒斯坦事业提供一切可能的物质和精神援助,并宣布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公报说,阿联和科威特遵守联合国宪章,强调它们坚决奉行消灭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的不结盟政策。
关于国际形势,双方一致认为有必要在公正和尊重人民自决权和自由的基础上实现和平。
双方同意为巩固它们各方面的关系和合作而努力。
科威特埃米尔萨巴赫对阿联进行了四天访问后在今天上午离开这里回国。
埃米尔萨巴赫对《今日消息》周刊记者说,科威特将继续进行接触以便使开罗和吉达在有关也门问题上的观点能一致起来。
【路透社开罗14日电】
纳赛尔总统的私人代表扈利昨晚告诉记者说,阿联总统纳赛尔和科威特的埃米尔萨巴赫在这里的会谈中就也门问题达成了完全的协议。
19660419B2-辛格又攻击中巴“勾结反印”
【美联社海得拉巴16日电】
外长斯·辛格星期六说,毗邻的巴基斯坦又恢复对印度采取气势汹汹和不妥协的态度。
他说:
“但是,如果他们认为他们能够欺骗国际大家庭或向印度施加压力,那是大错特错了。”
辛格说,巴基斯坦无视它根据01月10日签订的(塔什干)宣言所承担的义务。
他说,巴基斯坦的态度在过去六周里变得强硬了,但是印度将履行它根据塔什干宣言所承担的义务。
他指责说,有大量的证据证明巴基斯坦正同共产党中国勾结以反对印度。
19660419B2-阮正诗阮文曼潘春伦等继续要阮高其下台
【合众国际社顺化14日电】
越南第1师师长潘春伦今天说,解决目前政治危机的唯一办法是让阮文绍、阮高其和阮友固辞职。
他说,目前的反政府运动并“不是反美的”。
他说:
“我们只是反对美国所采取的支持阮高其政府的政策。”
【路透社岘港15日电】
阮正诗今天说,他认为越南人民已经失去对阮高其政府的信心。
阮正诗是今天从顺化回到岘港的。
最先前往访问他的人之一是阮文曼市长。
【合众国际社岘港15日电】
阮正诗今天发誓要继续举行示威,直到阮高其被推翻或辞职为止。
这马上得到岘港市长阮文曼的支持。
阮正诗说:
“一俟阮高其政府辞职,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一个代替它的临时政府。”
【路透社岘港15日电】
岘港市长今天扬言将继续举行示威,除非军事委员会立即辞职。
他说,阮高其总理必须马上下台,好让临时政府准备大选事宜。
【合众国际社顺化15日电】
叛乱的大学生今天发誓要继续进行反政府斗争,直到阮高其被推翻或下台为止。
他们说,解决政治危机的唯一办法是阮高其、阮文绍和阮友固马上辞职。
【本刊讯】
据《星暹日报》15日报道,一名旅居国外达二十年的名叫阮同泰的南越“佛教领袖”,昨天从欧洲返西贡途中抵达曼谷。
阮同泰对记者说,他是一个“国家主义者”和反共分子。
这次是应“越南全国佛教徒团结联合会”的邀请返南越,以参加反阮高其军人政权的斗争,要求在西贡成立一个“文人政府”。
【法新社马德里14日电】
西班牙报纸今天报道谣言说,南越总理阮高其正计划去西班牙进行一次闪电式的旅行,以便同阮庆举行会谈。
这些消息说,阮庆过去十天中一直在马德里。
19660419B2-阿密尔会见拉·阿里夫
【中东社巴格达16日电】
阿联第1副总统和武装部队副最高司令阿密尔元帅今天会见已故阿里夫总统的兄弟阿卜杜勒·拉赫曼·阿里夫少将。
【本刊讯】
开罗消息:据《金字塔报》16日报道,阿联在给伊拉克官员们的信中“认为在阿里夫总统不幸遇难之后,今天只能根据维护伊拉克全国团结来衡量对泛阿拉伯统一和阿拉伯民族主义事业的忠诚,认为全国团结是悼念阿里夫总统的最好办法,是为伊拉克继续在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活动的这种危险时期中发挥作用开辟道路的唯一办法”。
这封信是由第1副总统阿密尔带给伊拉克的。
19660419B3-苏《在国外》大肆吹嘘二十三大
【本刊讯】
苏《在国外》杂志第15期刊登德·克拉米诺夫的一篇题为《代表大会和世界》的社论,摘要如下:
尽管由于没有耸人听闻的声明、无聊的叫嚷声和空洞的漂亮话而使某些资产阶级下流作家感到十分失望,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政党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象苏共第23次代表大会那样吸引了如此普遍和极为广泛的注意。
关于代表大会的会议、电报和发言人讲话的描写占据了世界各国(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报纸的第1版。
当苏联月球卫星播送出的革命歌曲的旋律响彻地球上空的时候,象过去那样抹杀或粗暴歪曲苏联的成就是不可能的。
社会主义国家的舆论,坚决支持自己党的领导人在代表大会上声明在争取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致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进行不倦的、目标坚定的斗争中同苏联的兄弟团结,对于苏共中央在粗暴的攻击和诽谤性谰言面前的克制和忍耐表示钦佩。
除了象新西兰分裂分子或其他分裂分子这样一些可怜的背叛者以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赞同苏共在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方面以及同阶级弟兄和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战友的关系方面的政治方针。
在各大陆各国家出版的报纸常常十分正确地写道,那些大喊大叫地把自己描绘成美帝国主义不可调和的敌人的人,实际上是在帮助美帝国主义,破坏统一的努力。
他们的反苏狂热使帝国主义者感到高兴,并且鼓舞他们进行新的挑衅。
资本主义西方的报纸和其它宣传机构的立场并不是一致的。
同侵略集团和黩武主义者有密切联系的大商人的雇佣文人把我们党的代表大会看作是争夺人的思想的一场国际大会战,还在代表大会开幕以前,他们早就向苏联和苏共开了火,一天天加强火力,不惜采用谎言、歪曲和诽谤。
其他资产阶级新闻机构对待代表大会比较平静和清醒。
它们没有放过机会指出对它们有利的东西,同时这些机构善意地强调了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改善苏联同其它国家之间关系的东西。
不管报纸和无线电电视中心的主人和编辑部的政治思想立场如何,它们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即苏共第23次代表大会对现世界有巨大意义,它的决议将对全人类今后的未来产生重大的影响。
19660419B3-西方通讯社评述苏“五一”节口号
【美联社莫斯科17日电】
(记者:科尔曼)苏联星期日(17日)发表的新的五一口号表中贬低了中国。
这些苏联一年仅发表两次的口号常常反映苏联政策中的重大变化。
五一节的一百一十一条口号的主旨看来是要求国外有和平环境,这样苏联就能集中力量在国内进行经济改革和发展经济。
在柏林和德国问题上没有发出新的威胁。
这些口号是由苏共中央起草的。
关于中国的口号,直到去年五一,都传统地谈到莫斯科同北京的“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
去年11月,这句话变成了“苏联和中国两国伟大人民的团结万岁”,去掉了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这种说法。
星期日(17日)又套用了这个公式,但是对中国的敬礼从共产主义国家名单的第1位降到第5位。
新的排列表是按字母次序排的——但是有个重要的例外,即阿尔巴尼亚排在名单的倒数第2,仅仅在南斯拉夫之前。
巴基斯坦这次单独占了一个口号,紧接在印度之后。
自柯西金在塔什干会议作了和平努力之后,俄国人对巴基斯坦热了一些,而同时继续保持同印度的友谊。
向印度致意时称赞了友谊和合作。
向巴基斯坦致意时要求发展友好睦邻关系。
对阿尔及利亚的敬意提法和去年一样,虽然布迈丁赶走了本·贝拉。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17日电】
(记者:夏皮罗)苏联今天呼吁世界人民“为制止美国对越南的干涉而斗争”,呼吁美国人民“防止发生世界大战”。
苏共中央在庆祝五一节时发表的传统的口号中表现出了这些表面上是矛盾的态度。
今年的口号中值得注意的是没有关于苏联和中国人民“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合作”的传统的说法。
但是对所有其他共产党国家,从保加利亚到东德以及南斯拉夫都保证了“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
日本被挑出来接受“热烈敬礼”。
谈到国内事务的口号表明,苏联政策没有由于最近闭幕的二十三大而有所变化。
【路透社莫斯科17日电】
苏共今天要求扩大俄美合作,以便防止发生新的世界大战。
多年来,美国第1次单独有了一条口号,过去它是同英法包括在一起的。
英法今年也有了单独的口号。
去年10月的口号要求俄英法美之间的“友好合作为了世界持久和平而发展和更加强大。”
今天单独的口号写道,向这三个国家的人民致以“友好的敬礼”——这是最近的又一个发明。
在口号中,法国是第1个受到致意的资本主义国家,接着是英国和美国。
人们认为,这条口号所用的友好语调是同克里姆林宫目前争取密切同巴黎的关系的运动相符合的。
在国内战线方面,口号要求苏联工农为实现二十三大的决议和完成一九六六——七〇年五年计划而斗争。
【法新社莫斯科17日电】
《真理报》今天发表了苏共庆祝五一节的“口号”,透露出党中央已把中国从口号的社会主义国家名单的第1位上推开了。
中国被排在名单的第5位。
关于中国的口号是:
“伟大的苏中两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斗争中的团结万岁。”
同庆祝去年10月布尔什维克革命四十八周年的口号单相比,有些有趣的改变:
一、关于法国的口号是特别“热的”,而且排在“资本主义”国家单子的第1位。
二、巴基斯坦从去年10月提升了,当时它在《真理报》发表的口号单的第47条中,同土耳其和伊朗排在一起。
今天巴基斯坦有自己单独的一条口号了,这条口号是三十三条,在印度之后。
三、阿尔巴尼亚再次下降了。
在去年10月,阿尔巴尼亚已被下降了一次。
今天阿尔巴尼亚被排在社会主义名单的接近末尾的地方,在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但是在南斯拉夫之前。
去年05月的口号谈到“永恒的和牢不可破的友谊”。
关于越南的口号号召世界人民为制止美国对越南的干涉而斗争。
然而向美国提出的口号没有提越南战争。
它说:
“祝苏美两国人民的合作增长,以便阻止世界大战和保卫和平。”
19660419B3-铁托去罗马尼亚
【南通社贝尔格莱德17日电】
刚刚在这里宣布,铁托总统和他的夫人明天,04月18日将正式访问罗马尼亚。
铁托总统是应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和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邀请进行这次访问的。
陪同铁托总统访问的将有南共联盟中央执委会委员、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书记茨·米雅托维奇、外交国务秘书尼凯集奇、南斯拉夫政府委员亚·格尔利契科夫、南斯拉夫伏伊伏丁那省共产主义者联盟省委会书记朱·约伊基奇、共和国总统秘书长茨尔洛布尔尼亚以及其他官员。
【南通社布加勒斯特17日电】
“铁托同志对我国的访问是为了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利益加强和发展我们毗邻两国人民友谊的又一个贡献。”
党报《火花报》在今天的社论中以这样的话欢迎明天将到达这里进行访问的铁托总统、他的妻子以及党政代表团。
《自由罗马尼亚报》、《劳动报》、《青年火花报》等报纸都以类似的话来欢迎铁托总统。
人们可以从各篇文章和报纸中感觉到热烈的和真挚的感情,它们称铁托总统是“罗马尼亚人民的亲密朋友”。
罗马尼亚报纸刊载了铁托总统的详细的传记。
【本刊讯】
南《对外政策公报》07日以《在铁托总统访问罗马尼亚前夕》为题,发表了一篇评论,摘要如下:
铁托总统将正式访问罗马尼亚的消息受到了我们两国公众的热烈欢迎,认为这又一次证实了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的友谊和成功合作。
在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最杰出的人物迄今为止的会晤中,近几年来主要感兴趣的是发展双边合作以及交流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同样,还全面研究了最重要的国际问题。
最近几年南罗关系不断沿着直线上升。
根据已签订的大量协定,两国关系除政治和经济合作外目前还包括几乎其他所有方面——文化、科学和技术、社会福利卫生、游览和交通运输以及社会政治组织、军人组织和青年组织之间的合作。
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期望,铁托总统即将访问罗马尼亚将意味着发展和加深卓有成效的双边合作的一个新的重要阶段。
19660419B4-就法国退出北大西洋集团军事组织问题美英西德成立工作组谋划对策
【美新处波恩17日电】
德、英国和美国已组成了一个高级官员的工作小组来继续讨论法国决定驻德法军撤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司令部的问题。
这三个盟国应德国外交部长之请举行了两天代表会议以后,于星期六(16日)在波恩发表了联合公报:
德国、美国和英国代表团1966年04月15日和16日在外交部举行会议,讨论法国已宣布的有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意图的影响。
联邦国防部长冯哈塞尔先生也参加了德国方面。
在讨论中谈到了法国政府宣布驻联邦德国领土的法军撤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司令部所引起的政治、军事和法律问题。
三国政府的代表已决定继续交换意见。
为此,将在波恩设立一个工作小组,有外交部国务秘书和英美驻波恩大使或他们的代表组成。
这个工作小组的建议将是收到法国备忘录的其他国家之间进行进一步磋商的题目。
【法新社波恩16日电】
英、美、西德就法国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体化司令部撤军的决定进行的两天高级会谈于今天中午前不久在这里结束。
三国代表团在昨天的会谈中就以下三个重要问题达成了协议:
一、保持法国驻西德军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二、需要一个平时联络总部来保持法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司令部的联系。
三、如果发生战争,驻西德的法国军队应受盟军最高司令部控制。
19660419B4-斯坦尼斯鼓吹美扩大轰炸以「打赢战争」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17日电】
参院战备小组委员会主席斯坦尼斯今天说,(美国)将必须在北越打赢越南战争。
他说,美国必须加强对北越的空袭。
他说他希望能在不必入侵北越的情况下击败共产党。
他说美国将不得不国将不得不向越南增派部队,他的小组委员会将研究从欧洲调动美军的可能性。
斯坦尼斯在美国广播公司的一次电视谈话节目中说,美国的想在不破坏北越经济的情况下打赢战争的政策必须改变。
他说:
“我深信,我们用这种退缩政策是打不赢战争的。”
他主张摧毁北越的工厂和港口。
另一个民主党参议员哈特基今天说,参院内百分之六十的人反对扩大战争。
他对洛奇大使的工作效率表示怀疑。
他在一次电视谈话中说,洛奇应该向美国人民说明目前南越军事政府遇到的麻烦是怎么来的。
哈特基和斯坦尼斯都对美国盟国的合作程度表示失望。
斯坦尼斯说,他认为,除非得到美国盟国的更多帮助,原则上美国将不得不继续从欧洲撤走部队。
他说,国防部上星期宣布说将从欧洲抽调一万五千美军去加强在越南的兵力,这个数字不正确。
他说抽调的人数将接近于三万人。
19660419B4-杰维茨叫嚷美军不撤出亚洲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17日电】
纽约州共和党人杰维茨今天说,美国呆在南越是因为“他们要我们呆在那里”,“如果他们不要我们呆在那里,我们是不能呆在那里的。”
杰维茨在一次为在纽约各电台播送的录制的广播电视节目中说,他认为美国不应该把它的军队撤出亚洲,即使有人要求撤出南越也罢。
这位纽约州共和党人说,美国应当呆在亚洲,因为它在那里有着切身的利益。
他说:即使有人要求撤出南越,“我也不愿把我们的军队撤走。”
他说,“我将把它们改派到下一个潜在的麻烦地点去,这个地方实际上看来就是泰国北部。”
杰维茨说:
“我认为,如果我们的阵地维持不下去,如果我们重新部署我们的军队,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
19660419B4-汉弗莱说“美国安全不再是遏制苏联的问题”
【美联社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州泉15日电】
副总统汉弗莱15日说,美国必须帮助世界上弱小国家加强力量以对付“它们的国家完整遭到的一千次不同的攻击”。
汉弗莱在一篇准备向空军学院发表的演说中说,美国的安全主要不再是一个遏制苏联指导的帝国主义的问题。
“这是一个在东南亚对付另一个、仍然是扩张主义的共产主义的问题。”
他说:
“威胁我们国家安全的又一长串冲突很可能发生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弧形地区”。
他说:
“不仅在越南,而且在未来一切可以预料的叛乱中,美国军人必须知道,如何把社会建设的抗体注入一个残废了的国家的害病和受共产主义感染的血液中。”
19660419B4-约翰逊一直焦急地注视着西贡危机
【本刊讯】
美《新闻周刊》18日刊登一篇分析最近南越局势的文章,摘要如下:
在过去十二个月里,美国已为越南战争付出莫大的代价。
目前,这场战争每个星期夺去约一百个美国士兵的生命,叫美国纳税人每天付出三千三百万美元,并且使美国武装部队的兵员十分紧张,以致五角大楼不得不由上星期开始,从西德抽调一万五千名受过特殊训练的军队,以补充美国境内的训练干部。
此外,美国还付出一个无形的代价,那就是越南战争在美国政坛中造成的严重分歧。
上星期,正当这些代价看来可以由军事“成就”获得“补偿”时,南越再次爆发了政治暴动,而且这次暴动带有明显的反美色彩。
学生们揭开的横幅写道:
“打倒美国的阻碍!”
“阻止(美国)干涉越南人民的正当愿望!”
当一个佛教领袖高呼“美帝国主义”时,群众马上响应说:
“打倒(美帝)!”
在华盛顿,某些最熟悉越南战争进程的人士,已对南越政局表示出某种灰心失意的沮丧情绪。
其中一位高级官员说:
“当越南人对内部争吵的兴趣更甚于反抗共同敌人时,我不知道我们该如何解释我们在越南的伤亡。”
迄今为止,约翰逊总统一直故意避免对西贡的政治危机发表任何公开评论,不过上周末当他离华盛顿去得克萨斯州的时候,他显得非常憔悴,原因是他同西贡美国大使馆之间日日夜夜的联系,弄得他精疲力竭。
上星期,总统一直焦急地注视着西贡危机,不过,白宫的声明只说“总统不断保持对局势的了解”,而没有提到他在深夜和清晨同国家安全委员会人员举行的会议。
反美情绪是美国在南越最大的长期性危险。
现在这种情绪增长了。
这是不可避免的。
原因是美国过去一年在南越的大举增兵,使得越南人愈来愈多地分到英国人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所表现的情绪。
当时英国人说:
“同美国佬相处的麻烦是他们的薪水太多了,性欲太强了,而他们已光临这里了。”
当然,这句话所概括的问题在南越加剧了,因为在国家不大和经济不发达的南越中,美国的影响比战时在英国的影响大得多了。
在这种情况下,越南人都相信,他们的政府只是美国的一个傀儡。
这种情绪对美国的损害甚于其他任何情绪。
当然,南越反美情绪的高涨,引起这样一种危险——任何未来的南越政府,为了取得人民的支持,都可能被迫转而反美。
同时,这种转变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就很难向美国公众和世界各国解释美国继续介入南越的理由。
上星期的事件再次表明,越南战争不单是一场军事角逐,而是强调了一个悲哀的事实:美国迄今尚未找到足以处理南越存在的复杂问题的政治技巧。
(转载14日的香港《大公报》)
19660419B4-美今年在越开支达二百五十亿美元
【本刊讯】
英《新政治家》04月15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越南的混乱局势》,摘要如下:
由于美国人支持正在困境中挣扎的阮高其,美国人所受的损害到了绝望的程度。
近来西贡暴乱转向于反美,美国军人和文职人员遭到石头袭击和殴打。
甚至军事活动也受到了阻碍,因为炸弹不能在岘港卸下来。
象参议员理查德·罗素这样的鹰派人物也扬言要痛苦地重新估计美国的政策。
美国在越南的经济和军事总投资今年可能花费二百五十亿美元,等于整个朝鲜战争期间的开支。
美国伤亡数字是每周约死亡一百人。
就目前情况来说,美国必定戚到,这样巨大的支出几乎得不到一点好处。
19660419B4-美众院共和党头目福特攻击经翰逊:美在檀香山作的事是严重错误
【美联社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15日电】
众院共和党领袖福特星期五说,约翰逊总统同南越总理阮高其的檀香山会议是一次严重的错误。
他说,这次会议是“引起越南当前的政治和民众的不稳的原因”。
福特在共和党人的一次会议上说:
“约翰逊先生由于表明全力支持一个人,在越南引起了尖锐的政治斗争。
他是精明的政治家,他应该更了解,正是从那时起,佛教徒开始称阮高其为美国的一个傀儡。”
他还说,越南最近的骚乱可能导致成立一个同越共谋和和要求美国撤退的政府。
他说:
“那时,在檀香山作的事情将会害自己。”。
【合众国际社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16日电】
前副总统尼克松今天对杜勒茵大学的师生员工说,当约翰逊政府没有有效地进行战争的时候,共和党人应当提出建设性的批评。
他说,这就是本周早些时候密执安的众议员福特对政府进行抨击的目的。
尼克松建议加强对北越的空袭和使用美国的海上力量来封锁北越的港口。
19660419B4-美参院外委会要腊斯克就越南问题再次出席作证富布赖特攻击约翰逊政府对越南问题的做法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17日电】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要国务卿腊斯克明天再去参加会议以就越南问题向他提出质询。
一些回来的共和党国会议员认为就越南问题进行政治辩论的时机已成熟。
这次意见听取会是关于约翰逊总统要对援外给予三十三亿九千万美元新授权的要求的,但是谈论必然会集中在美国对越南战争的政策和西贡的政治骚乱上。
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将在星期三作证。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会要求腊斯克详细说明美政府对共产党中国的态度。
腊斯克出席星期一的会议必然会使议员们度复活节假日后回来在国会中举行的其他一切会议相形失色。
【合众国际社纽约16日电】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17日大骂美国对越政策,指责说美国的干预推迟了问题的解决。
他在对政治分析家塞瓦赖德发表的谈话中说:
“如果我们一点不干涉这个(越南)问题,本来早就会根据越南内部的主要力量情况得到解决。”
这篇谈话发表在最近一期的《展望》杂志上,富布赖特在谈话中说:
“我就是不相信,关于越南人如何处理内部问题的事,怎么值得进行一场大战,甚至使我们得到干预的权利。”
富布赖特是直率批评约翰逊总统对越政策的人。
19660419B4-美空军为驾驶员规定轰 炸越北方次数
【美联社华盛顿11日电】
美国空军已把它的飞行员在去作战地区执行任何一次任务期间对北越的目标的轰炸限制在一百次以内。
这种限制不适用于对南越的共产党目标进行轰炸的次数。
空军说,这种新政策从01月起开始生效。
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说,它们对它们的驾驶员和全体飞行人员可以在北越或者南越上空飞行的次数不加限制。
空军之所以作出这种改变显然是由于北越高射炮和导弹造成的危险引起的,而南越共产党部队的炮火比较弱。
空军的新政策规定,它的驾驶员和全体飞行人员在越南战争中服役十二个月或者对北越执行一百次战斗任务。
据估计,按照目前的活动水平,一位空军驾驶员在大约七个月内可以完成一百次任务;
到那个时候,他将重新分配在越南以外的任务。
栏目:社论
版面:头版
我们应当培养和造就什么样的干部呢?
怎样才算是真正优秀的指战员呢?
标准就是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
第一、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第二、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第三、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
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但是,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第四、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
而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第五、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而绝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是不是按照这五个条件来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从根本上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
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
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因此,根据这些条件培养和造就干部,把符合这些条件的指战员大胆地提拔到关键性的负责岗位上,这是我军各级党组织的一项根本性的任务。
什么是关键性的负责岗位呢?
关键性的负责岗位,主要是指的各级领导核心。
军队各级领导核心的成员,一定要由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来担承;
我们的军队,一定要永远掌握在忠实于毛泽东思想的人的手中,保证我军永远成为党的路线政策的忠实执行者,永远做党的最驯服的工具。
从一个单位来说,领导干部选得好不好,对这个部队的建设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林彪同志说:
“干部是个重要问题,好部队,选了好干部,就能继续前进;
如果干部选得不好,就会把作风带坏,把部队搞坏。
一个作风不好的部队,如选了好的领导干部,很快就会转变。”
可见,是不是按照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把真正优秀的指战员提拔到关键性的负责岗位上,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还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大事,是党的干部政策问题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大事。
培养和选拔干部,是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还是把业务能力放在首位,或者把两者平列起来,这是区别干部政策是不是突出政治的根本标志。
一个干部,要做好革命工作,固然要有一定的业务能力,但是,最根本的,要看他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是不是具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
如果一个干部对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他就能把他的全部精力和智慧贡献于革命事业,他也就能够对工作精益求精,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反之,如果一个人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没有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那么,他即使有一些业务能力,也不可能充分发挥作用,甚至会走到邪路上去,做出危害党和革命的事情来。
因此,培养和选拔干部必须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
那种把技术、业务能力放在第一位的做法,片面强调所谓“文化才”、“训练才”,强调什么“能说会道”,是极端错误的,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
培养和选拔干部,必须正确地贯彻党的阶级路线。
既要重视出身成分,又要重在表现,不要唯成分论。
这是因为,一个人的政治态度,往往取决于他的阶级地位。
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最受剥削,最受压迫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革命的政治态度。
因此,必须选拔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即工人、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优秀分子为我军干部队伍的骨干。
如果不重视这一点,就要犯原则性的错误。
但是,一个人的家庭出身,自己是不能选择的,而个人走什么道路,自己却可以选择。
有一些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人,如果有了改造自己的自觉和决心,经过党的教育和革命斗争的锻炼,是能够背叛原来的阶级,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
因此,衡量一个干部,不能唯成分论,而应当重在表现,看他是不是忠实于毛泽东思想,忠实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如果忽视这一点,也要犯原则性的错误。
大胆地提拔真正优秀的指战员到关键性的负责岗位上,既包括新生力量,也包括老干部。
经过长期革命战争锻炼的、有丰富革命经验的老干部,是我党我军的宝贵财富。
他们是我军各级领导骨干,我军的好经验、好作风需要他们来传带,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需要他们来培养。
我们必须十分重视和爱护他们。
一切新干部都必须尊重老干部,很好地向老干部学习。
但是,由于自然发展的规律,老干部总会不断减少,有的因为年龄和体质的关系,不能适应繁重的工作和紧张的战斗。
干部队伍,总是需要不断补充新生力量,才能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
如果在选拔干部时,论资格,排辈数,仅仅在老干部中打圈子,看不到新生力量的成长,对革命事业是不利的。
一切老干部应当把培养革命接班人看成是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热情地欢迎和扶持新干部的成长。
毛主席屡次指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要求“一切老干部应该以极大的热忱欢迎新干部,关心新干部”。
毛主席还说,“新老干部应该是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便团结一致,进行共同的事业。”
在提拔新生力量时,也应当防止只重视新干部、不重视老干部,只注意年轻、不注意优秀的偏向。
大胆地提拔真正优秀的指战员,着重点是在“真正优秀”四十字上。
凡是真正优秀的,都应该大胆地提拔到关键性的负责岗位上来。
当然,我们选拔干部,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避免干部流动过大,接不上茬。
要提拔真正优秀的干部,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了解干部,发现人材。
领导上要深入基层,把物色和选拔新生力量的工作,当做一项重要的任务去执行。
识别一个干部是否真正优秀,应当首先从政治上看,看本质,看主流,不是只看一时一事的表现,而是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
不仅要听其言,更重要的是观其行。
除了平时的考察以外,还要注意在关键时刻进行考验。
判断一个干部,决不能凭个人印象,必须用群众路线的方法,到群众中去做深入的了解,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
毛主席说:
“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
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
培养和造就真正优秀的干部,最根本的,是组织他们很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使毛泽东思想和我军的优良传统在他们头脑里扎根。
我军各个部队涌现出来的许许多多优秀人物,没有一个不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
各个不同岗位上的干部,所从事的工作业务,尽管千差万别,需要具备各种不同的业务知识,但是,都必须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最高指示。
所有的干部都必须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不仅是青年干部成长的根本途径,也是老干部永葆革命青春的唯一途径。
真正优秀的干部,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
毛主席说:
“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
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
我们的干部一定要在革命战争的烈火中经受锻炼,一定要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经受锻炼。
为了培养和造就干部,必须让他们到连队、到基层中去,参加实际工作,参加对敌斗争,并且有计划地组织他们到农村、到工厂中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参加生产劳动。
应当在长期的实际工作和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发现和选拔真正优秀的接班人。
大胆地提拔真正优秀的指战员到关键性的负责岗位上,是全军的大事。
各级党组织必须十分重视这个问题,把它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经常抓,反复抓,保证我军各级领导都有一个真正无产阶级革命化的领导核心,保证我们的军队永远忠实于毛泽东思想,永远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永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版面:头版
新华社十八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副司长徐净武今天下午召见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巴伦·苏达迪沙斯特拉,交给他一份照会,通知印度尼西亚政府,由于印度尼西亚右派将领集团夺取政权以后,更加疯狂反华,已破坏了两国经济合作的基础,中国方面不得不中止对班加兰纺织厂的援建工作,并撤回中国专家。
照会指出,两国经济合作关系遭到破坏的责任,完全在印度尼西亚政府方面。
照会全文如下:
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向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华大使馆致意,并就中国援助印度尼西亚兴建班加兰纺织厂事,申述如下:
根据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一日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政府签订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国政府为援助印度尼西亚兴建班加兰厂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中国方面按照有关合同的规定,已发运了八千二百余吨的设备材料,占全部设备材料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并派出施工专家帮助建厂。
到一九六五年九月为止,这项工程的进展一直是顺利的。
一九六五年十月以后,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华排华运动,制造了一系列严重的反华排华事件。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为了维护两国人民友谊,尽量克制,继续进行援建工作。
中国专家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仍坚持上班。
中国政府还通知印度尼西亚政府,在保证安全的条件下,中国准备继续发运设备材料。
这一切表明,中国政府对履行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是真诚的、是尽了最大努力的。
印度尼西亚政府过去一再表示,将采取措施制止反华排华活动,扫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障碍。
但是,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的反华排华活动反而愈演愈烈。
印度尼西亚右派将领集团夺取政权之后,更其疯狂反华。
最近竟发展到公然出动武装部队伙同右派暴徒袭击中国大使馆,打伤中国外交官。
中国代表机构和中国人员的安全,已经完全失去保障。
很明显,印度尼西亚方面的所做所为,已破坏了两国经济合作的基础,使援建班加兰厂的工作无法继续进行。
为此,中国政府通知印度尼西亚政府,中国方面不得不中止对班加兰厂的援建工作,并撤回中国专家。
中国政府必须指出,两国经济合作关系遭到破坏的责任,完全在印度尼西亚政府方面。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八日于北京
版面:头版
新华社仰光十八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十八日在这里的国宾馆设午宴招待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将军。
宴会是在非常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席间,宾主愉快地交谈,并为进一步发展缅中两国的深厚友谊频频祝酒。
出席宴会的有:缅甸外交部长吴蒂汉以及拉汉上校、貌瑞上校、郭哥上校和貌貌卡上校。
出席宴会的还有:中国副总理陈毅、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汪道涵和中国驻缅甸大使耿飚。
新华社仰光十八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今天上午在这里举行会谈。
会谈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会谈时中国方面在座的有:副总理陈毅,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汪道涵和中国驻缅甸大使耿飚。
会谈时缅甸方面在座的有:外交部长吴蒂汉,教育和卫生部长拉汉上校,工业部长貌瑞上校,革命委员会秘书长郭哥上校和工业部秘书貌貌卡上校。
新华社仰光十八日电 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将军和夫人十八日上午到这里的国宾馆回拜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夫人。
陪同奈温主席回拜的有:外交部长吴蒂汉和夫人,教育和卫生部长拉汉上校,工业部长貌瑞上校,革命委员会秘书长郭哥上校和工业部秘书貌貌卡上校。
回拜时在座的有:中国副总理陈毅和夫人,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汪道涵和中国驻缅甸大使耿飚和夫人。
宾主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谈话。
RW:刘少奇;
外访
版面:头版
新华社仰光十七日电 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由奈温主席和夫人陪同,十七日晚上在这里的国家宫花园里的露天剧场观看了文艺表演。
陈毅副总理和夫人、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其他中国客人也观看了表演。
陪同中国客人观看演出的有: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委员们和他们的夫人、外交部长吴蒂汉和夫人。
今晚演出的优美的民族音乐和舞蹈——主要是古典的节目——表现了具有悠久历史的缅甸传统舞蹈艺术的特点。
今天,国家宫花园里的每棵树上都挂着无数闪闪发光的彩色灯泡,有些灯泡象一串串亮晶晶的多彩的葡萄。
露天剧场两旁挂着一行行的彩色灯笼,这种布置给美丽的景色增添了迷人的色彩。
表演结束后,刘主席和夫人,陈毅副总理和夫人在奈温主席和夫人陪同下登上舞台,同艺术家们一一握手,并且向他们赠送了花篮。
新华社仰光十八日电 刘少奇主席和陈毅副总理十八日上午在这里向缅甸民族英雄昂山将军陵墓献了花圈。
昂山将军和其他六位内阁部长是在一九四七年被帝国主义的走狗杀害的。
陪同中国贵宾前往献花圈的有外交部执行秘书吴翁钦等人。
献花圈时在场的有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以及刘少奇主席的其他主要随行人员。
在场的还有中国驻缅甸大使耿飚。
RW:刘少奇;
外访
版面:头版
作战部队代表表示,一定要把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反复落实,真正落实到基层,真正落实到每一个环节,真正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把各项战备工作作得更好,更加扎实,用新的胜利来回答党和人民的关怀。
新华社广州十七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十六日下午在广东省某地隆重举行祝捷授奖大会,热烈庆祝十二日在雷州半岛地区上空击落美帝国主义A—3B重型攻击机的重大胜利,奖励作战有功的单位和人员。
出席大会的一千多军民一致表示,坚决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加强战备,消灭敢于来犯的一切敌机,在保卫祖国领空和粉碎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的斗争中,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广州部队负责人晏福生,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尹林平,以及当地党、政府、军队的负责人等出席了大会。
会上,广州部队空军负责人龙道权宣读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林彪表扬作战有功部队的嘉奖令。
曹里怀、龙道权在热烈的掌声中,分别把奖状、奖品授给立功单位代表和有功人员。
曹里怀在大会上讲话,向这次击落美帝国主义A—3B重型攻击机的作战有功部队和人员表示热烈祝贺。
他说,在我国政府对美舰美机侵犯我国领海领空提出整整四百次严重警告之后,美帝国主义又悍然派遣它的重型攻击机侵入我国大陆上空,进行军事挑衅活动,这是对我国领空主权的公然侵犯,也是美帝国主义在加紧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同时,妄图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个严重步骤。
你们一举把侵犯我国领空的敌机击落,这是对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猖狂的战争挑衅的迎头痛击。
曹里怀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越来越疯狂地扩大侵略越南的战争,频繁地派遣军舰飞机侵犯中国领海领空,以及美国空中强盗不断在公海上跟踪袭击我国渔船、商船,打死打伤我国渔民。
他严正警告美国侵略者: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中国领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对于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我们都已做好了准备。
如果美国强盗胆敢来犯,我们就坚决打。
不管你是唆使奴才走狗来,还是亲自来,都逃脱不了被歼灭的命运。
曹里怀说,我们空军部队肩负着保卫祖国领空的光荣任务,必须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林彪同志关于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认真总结这次战斗经验,戒骄戒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随时准备打击敢于来犯的敌机,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尹林平在讲话中热烈祝贺这次空战争的胜利,并号召广东省各界人民认真学习参战的空军部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的经验,团结一致,遵照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思想的教导,努力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各项生产建设,把民兵工作作得好上加好,落实再落实,把东南沿海建设成铁的长城,誓作人民解放军的后盾。
广州部队负责人晏福生在讲话中,要求东南前线陆、海、空三军广大指战员,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百倍提高警惕,加强战备,随时准备为彻底埋葬胆敢来犯的美国侵略者,作出我们的贡献。
作战部队代表杨健全在讲话中衷心感谢党和国家给予他们的崇高荣誉和鼓励。
他表示,一定要牢记毛主席“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教导,兢兢业业,决不自满,永远突出政治,永远突出毛泽东思想,深入扎实地作好政治思想工作,把林彪副主席提出的五项原则反复落实,真正落实到基层,真正落实到每一个环节,真正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把各项战备工作作得更好,更加扎实,用新的胜利来回答党和人民的关怀。
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给作战立功单位和有功人员授奖。
喻任周摄
===== 多一分政治;
就多一分战斗力
作者:连长王金龙
栏目:究竟靠什么过硬?
“怎样突出政治”的讨论
编者按:看一个连队有没有战斗力,应该看什么?
首先应该看政治思想的因素。
林彪同志说:
“政治思想工作是我军战斗力诸因素中的首要因素。”
又说:
“提高部队的政治思想觉悟,这就是提高战斗力的第一个着眼点、第一个步骤。”
阶级觉悟高不高,这是我们衡量部队有没有战斗力的标准。
连长王金龙从担心部队能不能过硬,到有充分信心带领部队去打胜仗,这种认识的改变,首先就是因为他改变了衡量部队战斗力的着眼点,从重技术转到重政治了。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进步。
他的体会还有一点对我们有启发,就是实践可以教育人,事实可以教育人。
多看看部队政治思想工作所显示的力量,多看看战士们的革命精神所发挥的作用,可以受到深刻的教育,帮助我们弄清对突出政治的模糊认识。
我们连长期担负生产、施工任务。
以前,每当形势紧张,我就耽心连队训练搞得比较少,打起仗来能不能过得硬?
但是连队的一个又一个事实教育了我,把技术高低看成是打仗能不能过硬的最大问题,这是错误的。
现在,我充满了信心,只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执行生产任务的部队一样能打胜仗。
几年来,我们连党支部按照林彪同志的指示,狠抓了政治思想工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同志们的无产阶级觉悟不断得到提高。
林彪同志说:
“政治思想工作是我军战斗力诸因素中的首要因素。”
政治思想因素的作用在平时已经有力地显示出来了。
去年九月,连日台风暴雨,兄弟部队的一个弹药仓库有被洪水淹没的危险,我们连奉命前往抢救。
水淹没了公路,汽车不通,全连冒雨一气跑了三十里,赶到了目的地。
战士们在齐腰深的水中,把一箱箱四五十公斤重的炮弹搬上船去,从早上八点钟一直搬到晚上九点钟。
大家的肩头压肿了,脚被石头碰破了,又饿又冷。
但是,一看到小黑板上写的毛主席语录: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就越干情绪越高,胜利完成了任务。
这种吃大苦、耐大劳的硬骨头精神,不正是战斗中需要的吗?
去年八月,连队在海滩上执行生产任务,由于连日台风暴雨,海潮猛涨,出现了当地从没有过的大海潮。
防潮海堤被冲开了一道缺口,海水凶猛地涌了进来,几千亩稻谷眼看就有被淹没的危险。
在这紧急关头,正在海堤上抢险的六位班长,争先跳下缺口,用身体去挡海水。
他们跳下一个就被急流冲走一个,一直冲出几丈远去。
后来他们就手臂挽着手臂,一齐下去,任凭浪头一个接一个地向他们劈头盖脑地打来,也一动不动。
大家互相鼓励: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坚决挡住,决不退却!”
象这样为了人民利益挺身而出,不顾个人安危的动人事迹,几年来,我们连就有好几起。
这种一心为“公”的革命精神,不正是战斗中最需要的吗?
战士们说:
“平时有这种精神,战时就能出黄继光、罗光燮。”
而这种精神,训练部队可以培养,我们生产部队不是同样可以培养吗?
更使我受教育的是,去年年底的一个风雨之夜,上级命令我们立即拉出去执行战斗任务。
战士们听说要去消灭敌人,情绪十分高昂,很快做好了出发准备。
战士秦训德生了病躺在床上,听说打仗,爬起来就准备走,我们要留下他,他着急地说:
“当兵就是为了消灭敌人,哪有打仗了还躺在床上的战士?”
结果全连很快就登车出发了。
在车上,大家纷纷表示:
“要勇敢杀敌,不怕牺牲!”
后来,仗虽然没有打上,但是我们连却经受了一次考验。
我以前的耽心,是重技术、轻政治错误观点的反映。
生产部队训练时间少一些,军事技术可能差一点。
但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是政治,不是技术。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战士,平时能过硬,战时也一定过得硬。
===== 在手榴弹即将爆炸的时刻;
指导员邱高祥冒着生命危险;
迅速地把手榴弹推到堑壕外,保护了战士的安全?
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做?
有的说是靠有经验,有的说是靠觉悟高——-到底是靠什么?
栏目:究竟靠什么过硬?
“怎样突出政治”的讨论编者的话
一次手榴弹实弹考核,新战士赵宝由于心情过分紧张,手榴弹只投到离他一尺多远的堑壕斜坡上,眼看就要爆炸。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指导员邱高祥冒着生命危险,把手榴弹推到了壕外,使在场的同志安全脱险。
大家都赞扬指导员,有人说:
“幸亏指导员有经验,要是换个没经验的人,非出大问题不可。”
指导员临危不惧、挺身除险,究竟是因为他觉悟高,还是因为有经验呢?
在全连引起了一番议论。
五班长李发增说:
“指导员冒着生命危险救战士,首要的还是因为他有高度的阶级觉悟。
在危险面前,他想到的是同志的安全,不是他自己。
当然,有战斗经验的人,遇到这种情况可能沉着、果断一些,但是,这样的经验只有掌握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的手里,才会真正起作用。”
给养员张文忠说:
“经验是受人支配的,不同思想的人,会利用它起不同的作用。
如果指导员是个贪生怕死的人,他就会凭着自己的经验往堑壕里一躺,求得个人安全。
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
是因为他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极端的热忱。”
新战士赵宝说:
“指导员的行动绝不是偶然的。
他平时积极学习毛主席著作,处处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对工作认真负责,对战士特别关怀。
这样,在紧要关头,他必然会挺身而出。”
一番议论,使同志们认识到:这样的英勇行为,生动地说明了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伟大意义和巨大威力。
(3225部队侦察连报道组)RW:邱高祥;
先进事迹
栏目:究竟靠什么过硬?
“怎样突出政治”的讨论编者的话
在发生危险的时刻,指导员邱高祥迅速果断地采取措施,保护了同志,避免了危险。
这是因为他有经验呢,还是因为他有觉悟呢?
侦察连同志议论的这个问题,很有意义。
他们回忆了邱高祥指导员平时的情况:他积极学习毛主席著作,阶级觉悟高,阶级感情深,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同志关怀爱护。
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危急的时候,勇敢地去抢救同志。
有没有经验是一回事,敢不敢救人又是一回事。
一个人的思想不同,可以对经验作两种截然不同的运用。
如果没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怕自己受伤,怕自己牺牲,也可以凭着经验,求得个人的安全,而不会冒着危险去救护同志。
一个革命战士,只要有高度政治觉悟,对同志有强烈的阶级感情,有勇敢不怕死的精神,哪怕他没有一点经验,在危急的情况下,他也一定会挺身而出,舍己救人。
在这种精神鼓舞下,没有经验,也可以创造出经验来。
“勇敢出智慧”,正是这个道理。
现在,好多同志来稿都谈论究竟靠什么过硬的问题。
这件事对我们也是个很好的启发。
它生动地说明了,要靠政治过硬。
平时如此,到了战时就更是如此。
RW:邱高祥;
先进事迹
===== 错觉是从这里来的-把打得准不准看得比政治更重要;
与计较个人的得失有很大关系
作者:宣传股长杨寿仁
栏目:究竟靠什么过硬?
“怎样突出政治”的讨论
看了“怎样突出政治的讨论”第一期,连长何俊卿同志写的《两种压力》、编者的话《错觉是从那里来的?》,我受到很大启发,也想在这里谈谈自己的体会。
我和何连长的职务虽然不同,却有着同样的耽心和压力,怕干部经验不足,怕战士技术不高。
下连队的时候,往往也是以很大的力量去抓技术,抓具体的工作任务,而没有着重去抓政治思想工作。
错觉是从那里来的?
我认为应该着重从主观上找原因。
首先是由于自己对突出政治是毛主席建军思想和建军路线的核心这一点,认识不深刻,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还在起作用。
见物不见人,不懂得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的道理;
不懂得人的精神面貌,对于做任何工作都有决定的意义。
思想方法上主观片面,只看局部,不看全体;
只图眼前,不顾长远;
只看现象,不看本质。
就个人思想的实际情况来说,我体会个人头脑里的私心杂念,是个产生错觉的根子。
对这一点我想多说几句。
过去,每当我到连队蹲点或代职时,总耽心自己管的工作干不好。
行军,就耽心有掉队的;
射击,就耽心靶上窟窿少。
形成了“自己干什么,就担心什么”,而不去耽心能不能把政治突出起来,不去耽心全局的东西和根本的东西。
把自己负责的工作搞好,这并没有错。
问题在于自己思想深处有个想法:军事训练是硬指标,少一个窟窿就评不上优等,成绩一眼就能看到;
政治是无形的,看起来不是那么显眼。
有了成绩,就有了经验可以总结;
总结推广了经验,就能受到领导和群众的好评,说明自己有才干。
心里怎么想,行动就怎么做。
有一次,我到八连帮助工作。
连队正在进行基本射击练习,我就想,狠狠抓它一下,搞出个冒尖的成绩来。
在支委会上,便提议订高指标,争取百分之百完成练习。
来到训练场,我便检查战士的动作,讲要领,作示范,搞竞赛,表扬勤学苦练的好人好事,开展现场鼓动工作,还给他们打示范射击。
连里有的干部称赞我技术过得硬,有的说我既是政治干部又是军事干部,不熟悉我的新战士见了我还叫“杨参谋”。
就这样,总算把八连的射击成绩抓上去了。
可是,我并没有抓连队建设的根本,没有抓人的思想革命化,只是抓了一些保证射击任务完成的思想工作。
当时,我明明了解到连队干部不够团结,个别同志有思想问题。
可是我认为,解决这些问题见效慢,不如抓有形的东西,效果来得快,看起来又显眼。
结果,这个连队射击是突上去了,人的思想问题多了,政治思想基础却削弱了。
象我这样去帮助工作,怎么能更好地提高连队的战斗力呢?
我所以这样做,把抓技术,把解决打得准不准的问题,看成比抓政治思想更重要,这不正是跟自己追求显眼成绩的私心杂念有很大关系吗!
无论军事干部,还是政治干部,只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象毛主席教导的那样,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一心为公,一心为革命,才能真正地认识突出政治的伟大意义,才能克服私心带来的偏见和错觉,才能在行动上真正地突出政治。
这就是我的经验和教训。
作者:刘凤云
栏目:究竟靠什么过硬?
“怎样突出政治”的讨论想想战争年代
一九四八年秋季,我们班参加了围困长春的战斗。
有一天黄昏,敌人一个加强连在炮火掩护下,向我阵地冲来,企图打开一个缺口突围。
战斗打响了,担任监视哨的战士聂喜仑,把早就准备好的手榴弹,一个一个又快又准地投了出去,打得勇猛顽强。
我们接连打垮了敌人的两次冲锋,杀伤了大量敌人。
可是聂喜仑同志也负了重伤,他的前胸被敌人的手榴弹炸了一个口子。
我们刚给他包扎了伤口,敌人又开始了第三次冲锋。
班长命令把他送下去,聂喜仑却大声地说:
“班长!
不用管我,坚守阵地要紧!”
接着,他挣扎着站了起来,忍着疼痛又参加了战斗。
有的同志也许以为聂喜仑是个身经百战的老战士吧。
实际上,聂喜仑是乌拉街战斗中才解放过来的,参加解放军还不过四五个月。
乌拉街战斗之后,我们部队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
通过诉苦,聂喜仑提高了阶级觉悟,知道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
旧社会,他的父亲被国民党抓了丁,母亲被地主活活逼死。
他还未满十七岁时,就被国民党抓了兵。
在国民党军队中,挨打、受骂、受罚,简直成了家常便饭。
他受不了折磨,开小差跑回家,不幸又被国民党抓回去,吊在房梁上,打得皮开肉绽,遍体鳞伤。
他诉了这些苦,产生了强烈的阶级仇恨。
他知道只有跟着共产党、毛主席,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大敌人,才能获得翻身解放,因此在战斗中打得英勇顽强。
想想聂喜仑的事迹,使我更加坚信:打仗就是靠政治,靠阶级觉悟,靠毛泽东思想。
RW:聂喜仑;
先进事迹
追求好成绩还有错吗?
问题在于,有的同志这样做,表面看来是为了连队,其实心中想的是:拿出“成绩”来,“说话腰杆硬”,“露脸好看”,政治工作差一些,一时看不出多大问题;
拿不出成绩来,“显鼻子显眼”。
这不正是私心在作怪吗!
有了私心,目光就短浅了,就看不到大局和根本了。
私心的确是一个根子。
它是怎样妨碍坚定地突出政治的?
请同志们都来谈一谈。
作者:毛泽东
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
《整顿党的作风》
作者:汉其/和初/平岳
广州部队某团八连党支部,经常以毛主席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教导,教育大家为革命节省粮食,形成了人人爱护粮食的良好风气。
连队的伙食办得也很好,连年被评为五好食堂。
回忆往日苦 更爱颗粒粮
一天晚饭后,连长李道存发现有一块包子皮丢在饭桌上,感到很心疼。
为这事他到各班作了了解,原来有的同志认为现在国家经济形势已基本好转了,粮食丰收了,丢块包子皮算不得什么。
他听到这些反映,心想:这些年青人没有过过苦日子,不懂得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
他和几个干部一合计,决定进行一次爱惜粮食的教育。
他把全连集合起来,卷起自己的裤脚,向大家回忆起旧社会的苦难:他很小就跟着叔父到地主家里干活,有一天饿得没有办法,抓了一把马料吃,被地主打得死去活来,最后还被赶了出来。
从此只好跟着母亲讨饭度日。
有一次娘俩到一家地主那里要饭,狠心的地主婆放出恶狗咬他,把他的腿咬得血流不止。
从此,他的腿上留下了伤疤。
连长讲到这里沉痛地说:
“同志们,大家想一想,过去我们穷人受尽地主剥削,熬了多少苦,受了多少难,还吃不上饭。
今天我们翻了身,日子好过了,粮食丰收了,可不能忘记过去的苦啊!
……”战士们都是穷人家出身的孩子,哪一家解放前没有受过苦难呢?
连长的一番话,也引起战士们沉痛的回忆,使大家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接着,指导员又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的教导: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大家说: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时刻想到革命的路程还很远,我们要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就要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
粮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宝中宝,丰收了也不能大手大脚。
八连党支部还针对各个时期节约粮食的活思想,经常对大家进行教育。
连队节约的粮食多了,有的同志说:
“这下子家底厚啦,可以随便一点了。”
党支部针对这个活思想,带领大家到农村去访问贫下中农,和社员一块劳动,一起吃饭。
大家看到了广大社员日以继夜地辛勤劳动,省吃俭用,把粮食支援部队,支援国家建设。
六十多岁的贫农雷腾开老大爷拍着战士的肩膀说:
“好小伙子,好好干,我们贫下中农,一定使出最大的劲,多打粮食,支援你们。”
大家听了,心里热呼呼的,都表示:一定要爱惜每一颗粮食,不辜负贫下中农对我们的关怀和期望。
有的战士说:
“丢掉粮食,就是丢掉了劳动人民的阶级感情,丢掉了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色!”
账从小处算 心往大处想
八连同志常说:
“一颗粮食,两种世界观。”
有一次,老战士陈汉其看到桌子上撒了一些饭粒,他拣起来数一数,共二十六粒。
他建议革命军人委员会组织一次讨论,有的同志说:
“我们国家这么大,掉几粒饭,算得了啥,何必大惊小怪。”
党支部认为,对浪费行为就要从小见大,应该展开讨论。
于是,一场节约粮食、算细账的讨论会展开了。
大家算了一笔账:二十六粒粮,数量虽然少,但全连每人都这样,一天就要浪费三两,一年就是一百多斤。
从自己连队想到全国,扳着手指头一算:如果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年就能节约九百多万斤,可供三万人吃一年。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
大家从这里深刻地领会到毛主席的教导,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我们脑中要装着六亿人民,账要从小处算,心要往大处想。
算细账,想大局,成了八连的好风气。
炊事班称了称锅巴,一顿两斤多,一天就要浪费三斤大米。
他们想:锅巴上大有抓头。
经过不断摸索,找到了放水量、下米时机、掌握火候等规律,作到基本上不出锅巴。
厨房值班员在检查食堂时,发现装饭的箩筐竹缝里有饭粒,再看淘米筐也夹着一些米粒,抖出来一称,是二两三钱。
这引起了炊事班的重视,以后下米时都注意把米筐抖干净,洗饭筐前把每颗饭粒都倒出来。
以前连队改善生活吃米粉,是拿到街上去加工,给养员一算,既花工钱,出的米粉又少。
从此,他们就自己动手磨米粉,省了粮,又省了钱。
有一天,司务长检查贮藏室,发现装过米的麻袋里有米粒,他抖了一个麻袋就有一两多米。
以后每次倒米时,他们都把麻袋翻过来,倒得干干净净。
卫生员也算了一笔账,驻地的老鼠损耗粮食的数量也很大。
他就发动全连同志,人人动手,堵鼠洞,打老鼠,大大减少了粮食的浪费。
大家把这几笔账一算,一年就可以节约二三千斤粮食。
“锣不打不响,账不算不明”,连队节约粮食不是没有“油水”,而是大有奔头。
而且更重要的是算出了战士们对祖国的责任心,对劳动人民的阶级感情。
节约好家风 一代传一代
有一段时间,八连在海岛上执行任务。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从大陆运来一船粮食。
由于风急浪高,卸船时有一袋米掉入了海底。
连长亲自带领几个水性好的同志,冒着寒冷,从七米多深的海底把米打捞了上来,干部爱护粮食的模范行为,给全连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司务长谭造祥,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论述,加强了责任心,认真把好粮食“领”
“运”
“管”
“用”四个关口。
一个夜晚,海岛上突然刮起了十一级台风,堆放粮食的草棚眼看就要被刮倒。
他立即打起门板、夹起被子,带领给养员游民生冲上去,用被子、雨衣、门板把粮食严严实实盖住,在风雨中搏斗了两个多小时,全身都湿透了,终于保住了粮食。
八连有好干部也带出一个好炊事班。
他们以节约粮食为己任,处处精打细算。
领米时做到不抛撒、漏失,淘米时淘尽洗净,颗粒不丢。
去年部队野营时,有一天开饭后突然接到出发的命令,饭还剩下大半筐,怎么办?
有的同志说:
“情况这么紧急,还要走远路,这半筐饭就留下算啦。”
炊事班长何先畴认为,老前辈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嘴吃窝窝头,满怀仇恨杀敌寇”,我们情况再紧急,也不能不要这半筐饭。
他把半筐饭往油盐挑子上一搁,挑着九十多斤重的担子,紧紧跟随在部队的后面,过了一道又一道河流,爬了一座又一座山头,连续走了七十多里。
战士们感动地对他说:
“炊事班长呀!
你真是爱护粮食的模范,我们一定学习你的这种革命精神。”
几年来,八连新战士来老战士走,但节约粮食的好家风却一代一代地传下来。
新战士一到连队,老战士就给他们讲爱护粮食的道理,和本连干部战士爱惜粮食的生动故事,所以新战士来到连里以后,也能处处注意节约粮食,盛饭时,就连饭筐的竹缝里夹有饭粒,也要拍下来吃了。
全连干部战士,时刻牢记毛主席关于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教导,他们说:为革命而节约的传统,永远不能失传。
(汉其、和初、平岳、杞华、胜群)
栏目:短评
粮食,和每个单位、每个人都有直接的关系,爱惜粮食,人人有责。
某团八连的经验告诉我们:反对浪费,爱惜粮食,必须突出政治,从阶级教育入手,狠抓活思想。
对待粮食的不同态度,反映着不同的世界观。
我们部队的干部战士绝大多数来自劳动人民,他们深知粮食来之不易,能够从一点一滴入手爱惜和节约粮食。
但是,也有些同志对节约和爱惜粮食的政治意义认识不足,说什么“国家粮食丰收了,节约粮食可以松口气了”,“我们国家这么大,掉几粒粮食算得了啥”等等。
堵塞浪费粮食的漏洞,首先要堵塞思想上的漏洞。
各部队要抓好节约粮食的这些活思想,从根本上提高部队的阶级觉悟。
八连党支部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的有关论述,并通过回忆对比、访贫问苦等生动活泼的教育,使大家懂得了颗颗粮食都凝结着劳动人民的汗水,丢掉一粒粮,就是丢掉了劳动人民的阶级感情,丢掉了我党我军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
同时懂得了爱惜粮食与战备、社会主义建设和支援世界革命的关系。
从而提高了阶级觉悟,树立了人人爱惜粮食的好风气。
有人说,粮食是按标准供应的,节约没有多大油水。
我们提倡爱惜粮食,并不是要降低连队的生活标准,而是在供给标准之内,坚持节约的原则,让大家吃饱吃好。
按供给标准供应,就没有节约的潜力吗?
八连用事实作出了回答:司务长、给养员、厨房值班员、卫生员各算了一笔账,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从堵塞一些不显眼的漏洞中,一年就可以避免浪费粮食两三千斤。
这是一个多么可观的数目!
当然,不仅要算连队的小账,还要算六亿人民的大账,算支援世界人民革命的大账。
算细账,想大局;
算大账,从一点一滴做起。
各部队都应该进行爱惜粮食的教育,并且根据实际情况,也算它几笔账,切实把好领、运、管、用各个关口,堵塞一切浪费漏洞。
作者:张秉诚
作者:康立
内容提要:星宇同志的《论“清官”》,是“清官”讨论中出现较早、影响较大的一篇文章。
吴晗同志称赞它。
很多同志引用它。
方求同志也称赞他对“清官”问题作了一些很好的分析。
但是,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如封建社会中存在“法定权利”和“习惯权利”的斗争,“清官”由于维护“法定权利”而成为封建制度的一种“自我调节器”等,却不禁引起了我们一连串的疑问。
现在提出来向星宇同志请教,希望能得到明确解答。
一、疑问的由来
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星宇同志的《论“清官”》,不指名地批评了吴晗同志的“清官论”。
同年六月十七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吴晗同志的《〈试论封建社会的“清官”、“好官”〉读后》,其中称赞了《论“清官”》是一篇“好文章”,基本论点“是科学的,正确的”,“我都很赞成,并且很高兴”,并认为这些“也正好是我的《论海瑞》一文中的基本论点,我说过的话,这两篇文章加以发挥,我当然很感激”。
在一场严肃的思想论战中,一篇批评文章,在被批评者根本不承认自己有丝毫错误的情况下,却博得了他对文章基本观点的满口赞颂。
这种罕见现象的出现,难道还不够令人奇怪么?
难道还不够发人深思么?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方求同志的《〈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
这是一篇在群众中有着广泛影响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批评了《海瑞罢官》在现实阶级斗争中的反动作用,指出了这出戏是借古非今的反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代表作,这是好的。
但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不仅在许多地方完全采用了星宇同志《论“清官”》一文的基本论点;
而且还用了一个十分显眼的夹注,向读者推荐这篇文章,肯定它“对吴晗同志在‘清官’问题上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了认真的批评”,赞扬它“对‘清官’问题作了一些很好的分析”。
从而进一步扩大了星宇同志这篇文章的影响。
就在方求同志文章发表前两天,吴晗同志还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里重申:他对“清官”的看法,至今“基本上还没有什么改变”。
这就是说,他仍然坚持他的跟星宇同志相同的论点。
上海还有位平心先生,更连续地发表了两篇评价“清官”的长文,大量地重复了星宇同志的论点,气势汹汹地对批判“清官”论的同志进行了恫吓性的诘责:
“请问要不要列举证据?”
甚至怒气冲冲地宣称,凡是不符合这种观点的,便是“同修正主义实质上是一路货色”。
把上面说的这几件事联系起来,问题就这么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星宇同志的“清官”理论,究竟是一种什么理论?
是不是跟吴晗同志的“清官论”串到一根藤上去了?
这就不能不更加引起我们的警惕与怀疑。
我们反复地阅读了《论“清官”》,越读觉得问题越多,现在把它们提出来,期待星宇同志和其他同志能作明确的解答。
二、一连串的问题
星宇同志的《论“清官”》,劈头就提出了一段对“清官”的总看法:
“被对立的阶级所共同称赞的‘清官’,既不纯粹出自统治者欺骗性的虚构,也不完全是人民群众虚幻理想的产物,而是多少被美化了的实际政治现象。”
(重点引者所加)
这一段话,是全文的纲,是全文的出发点和归宿。
《论“清官”》里的所有论点,都围绕这个主题而展开,为说明这个主题服务。
那是些什么论点呢?
概括地说:
(一)象所有事物都一分为二那样,封建剥削权利也分裂为法定的权利和法外的权利(或习惯权利),两者互相依存而又互相对立。
(二)“法定权利”是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统治权利;
“习惯权利”是超越封建法律界限去追求无限制剥削的统治权利。
前者体现了地主阶级长远的、整体的利益;
后者则暴露出地主阶级内部某些集团、个人的贪婪本性,体现了地主阶级特殊的、眼前的利益。
(三)“法定权利”和“习惯权利”的矛盾和斗争,始终贯穿在整个封建社会中。
如果剥削程度超越了“法定权利”的剥削,就会使得一定集团的统治趋于崩溃。
因此,“法定权利”为要维持本身的长期生存,就不能不限制“习惯权利”的活动范围。
(四)维护封建的“法定权利”,就是“清官”的本质特点之一,就是“清官”的共性。
而“清官”反对豪强地主的斗争,就是封建的“法定权利”和“习惯权利”相冲突的一种表现形式。
这种斗争,解除了豪强权贵加在人民头上的一些灾难,也会使一部分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
至于“清官”对人民群众表现一定的同情、怜悯和关心,主观上也可能完全是真诚的。
(五)“清官”维护“法定权利”即地主阶级长远利益,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一、当大规模的农民战争过去之后,“清官”是“好皇帝”推行“安养生息”政策(即“让步政策”——笔者)的得力助手;
二、在社会矛盾逐步尖锐化时期,“清官”是封建制度的一种“自我调节器”;
三、在农民战争起来后,“清官”是瓦解、屠杀起义军的骗子手和屠夫。
星宇同志指出,决不能认为“‘清官’的所作所为应该完全否定”,否则就是主张豪强权贵比“清官”好,“把任何暴行都当作了进步的源泉”,以为“贩奴者的鞭笞可以引起奴隶反抗,因此就不应该反对这种鞭笞”。
他认为“这是对复杂历史过程过分简单化的看法”。
同时,强调必须“结合各个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进行具体分析”,给“清官”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星宇同志的这些论点不能不引出一连串的问题。
第一,究竟怎样看待所谓“封建剥削权利”或“封建的统治权利”?
究竟怎样看待封建法律?
星宇同志认为,封建剥削权利可以“一分为二”成“有限制”的法定权利和“无限制”的习惯权利的对立;
而封建法律所反映和所维护的就正是这种“有限制”的统治权利。
星宇同志“清官论”中的这个基本理论根据,目前事实上已成了许多“清官迷”的主要理论靠山。
但是:
如果按照这种“一分为二”去认识地主阶级,那么,由于“法定权利”和“习惯权利”的“互相对立”,地主阶级内部岂不是就该分成“法定权利”派和“习惯权利”派或“明智派”和“狂人派”了么?
如果按照这种“一分为二”去考察地主阶级制定的封建法律,认为封建法律只反映和维护不超越一定“界限”的统治权利。
那么,封建“王法”岂不是变成了专门用来束缚某些地主阶级分子的枷锁和镣铐,而不是地主阶级用来镇压农民阶级的专政工具了么?
如果按照这种“一分为二”去看待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那末,由于“‘法定权利’为要维持本身的长期生存,就不能不限制‘习惯权利’的活动范围”,岂不是封建的上层建筑也得分裂成“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两个不同部分了么?
星宇同志的这种所谓“一分为二”,所谓封建剥削权利分裂为“法定权利”和“习惯权利”的理论,能不能算是革命的辩证法呢?
能不能算是揭示了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呢?
大家知道,封建法律集中地反映了地主阶级的贪婪本性,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专政工具。
它保障的是整个地主阶级的特权,而不是只维护其中某些集团或个人的利益。
同时,它镇压的也只是农民反抗压迫和剥削的“不法行为”;
而决不限制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
在封建社会中,“朕即国家”。
不仅皇帝可以宣称“君要臣死,不得不死”;
就连一个小小的土豪劣绅崽子,也可以私设公堂和监牢,进行所谓“合法”的逼租索债。
这些行为究竟算是“法定权利”呢还是“习惯权利”?
封建法律,其实不过是由封建政权用立法形式反映的地主阶级意志而已。
地主阶级根据剥削和压迫的需要,可以随时把压迫农民的新办法补充进法律中去,也可以随时废除他们认为已经过时或不便的某些条文。
实际上,随着封建社会的不断发展,封建法律也越来越周密、越残酷,给农民套上越来越重的枷锁,给地主阶级带来越来越多的利益。
这能说成是“法定权利”对地主阶级“不法行为”的“限制”吗?
我们认为,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一分为二”的观点去分析封建剥削权利的话,所得出的结论只能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总是逼使封建剥削权利走向自己的反面。
封建统治阶级越是加强反动的国家机器(包括法律在内),就越是引起农民的反抗,越是加速它的反动统治的崩溃。
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第二,究竟怎样看待地主阶级的所谓“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
星宇同志认为,“法定权利”体现了地主阶级长远的、整体的利益,“习惯权利”则体现了地主阶级特殊的、眼前的利益。
“法定权利”对“习惯权利”的“限制”,可以减轻人民受到的压迫。
而吴晗同志就曾说过:海瑞、况钟等“清官”所以值得“学习”,就因为他们“有意识地办了一些好事”,“这些好事是和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一致的,也是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当前利益一致的”。
比较这两种说法,在理论上究竟又有什么不同呢?
按照这种观点,所谓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当然是指这个阶级要维持它的反动统治,从一世传到万世。
但是,这只能是一切反动阶级的痴心妄想,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既然这样,又怎么能说封建法律反映并实现了这种根本不能实现的虚幻的“长远利益”呢?
难道说,只要地主阶级的压迫不超过封建“王法”许可的“界限”,农民就会心甘情愿地受宰割而不起来造反么?
难道说,只要地主阶级的剥削不逾越封建“王法”规定的“范围”,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便可能从一世延续到万世么?
难道说,“清官”手里的“三尺王法”,不是地主阶级替农民准备的鞭子吗?
手执鞭子的主子和挨鞭子的奴隶之间,他们的“利益”又怎样“一致”起来呢?
难道吃人的和被人吃的可以存在“利益一致”么?
最后,难道可以说,做奴隶,当牛马,满足于稳稳当当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地位,就是农民的“当前利益”吗?
在阶级社会里,对立的阶级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共同的阶级利益。
地主阶级的利益,从长远来看是剥削,从眼前来看还是剥削。
农民阶级的利益,不论从长远看还是从当前看,都只能是反抗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斗争。
地主阶级利益每增长一分,农民阶级的苦难就加重一倍。
这难道不是已被无数历史事实证实了的客观真理么?
第三,究竟怎样看待封建官吏的“清”与“贪”?
怎样看待“清官”反对豪强权贵的斗争?
怎样看待“清官”的“爱民如子”?
“清官”在主观上是不是完全真诚?
如果说,为了反对“一概否定”
“清官”而一定要把“清官”与地主豪强对立起来,甚至认为“清官”反对豪强权贵的斗争是由于他“对人民群众的苦难流露过同情”。
那么,由此推论下去,岂非“清官”的“廉洁奉公”,既奉剥削阶级的“公”,又奉被剥削阶级的“公”了吗?
“清官”的“清正无私”,岂非既对地主阶级“无私”,又对农民阶级“无私”吗?
“清官”所在的衙门、公堂岂非是凌驾于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上的全民国家、全民法庭么?
如果说,“清官”的反豪强斗争是为了减轻人民所受的剥削和压迫;
那么,“清官”的阶级本质又是什么呢?
“清官”与豪强是不是生长在同一个地主阶级根子上的?
“清官”是不是地主阶级的专政工具?
如果承认“清官”是地主阶级的工具,那么“清官”又怎能起“揭露封建制度的作用”呢?
难道他们会自觉自愿地搬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吗?
如果说,“清官”反贪污对人民有利;
那么,“清官”反贪污,难道不是替封建国家打算,而是替农民阶级打算?
事实证明,“清官”越反贪污,封建国家的钱粮收入也就越多,对劳动农民的剥削搜刮也就越凶。
这对农民,又哪里有一丝一毫的“好处”呢?
如果说,“贪官”象一头显露出狰狞本相的恶兽,一心要吞噬掉所能看得见的一切;
那么,“清官”难道就不更象一条美女蛇吗?
特别是从“清官”是地主阶级的政治偶象这一点来看,它不正是起了“贪官”所不能起的欺骗麻醉人民的反动作用么?
“清官”的破产,不正是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在玩弄反革命的欺骗一手上已经黔驴技穷,而不得不乞灵于暴力镇压么?
如果说,“清官”标榜“爱民”,“主观上可能完全是真诚的”。
那么,世界上难道可能存在着什么“超阶级的爱”么?
星宇同志既然承认“清官”的“爱民”无非是反映了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手的需要和对残酷剥削的伪装,为何又说什么“清官”的“爱民”在“主观上可能完全是真诚的”,岂非自相矛盾了吗?
我们认为,要正确地解释这些问题,就必须按照刘少奇同志在《人的阶级性》一文中所指出的,“一切剥削阶级,都要欺骗与压迫被剥削者,都要互相争夺被剥削者的剩余生产物或剩余价值;
因此,就造成一切剥削者的欺骗性、对于人的压迫性及互相争夺性。”
“清官”的压抑豪强及反贪污等,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互相争夺剥削果实的一场闹剧,而“清官”则不过是这场闹剧中戴着假面具的一个“二丑”(即小花脸)罢了。
假如认为,这样的理解便是“对复杂历史过程过分简单化的看法”;
那么,是不是竟认为需要在人民的革命功劳簿上替这些骗子手记上一大功呢?
第四,“清官”是封建制度的“一种自我调节器”吗?
在《论“清官”》中星宇同志曾创造了一种“新奇”的提法:
“包拯、海瑞之流的‘清官’实际上是封建制度在矛盾尖锐化过程中的一种自我调节器。”
并且说:
“统治阶级中的‘清官’在人民中传颂不绝的根据就在于此。”
这个“自我调节器”究竟是种什么东西,恐怕谁也没见过。
听说有种水闸,能够根据水位的涨落和流水压力的大小自动控制启闭,这大概就是一种“自我调节器”。
不是吗?
“豪强权贵的不法行为”泛滥了,超过了“法定权利”的“限度”,引起了人民“反抗激流潜滋暗长”;
于是就跑出了几个“清官”,“在局部地区和局部范围内,改革弊政,平反冤狱,减轻赋税,赈济灾荒,约束豪强权贵的不法行为”,以“抑制决堤而出的习惯权利的逆流狂澜”。
历史事实真是这样吗?
作为反动剥削阶级之一的地主阶级,能够掌握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吗?
阶级斗争的发展会听从反动阶级的指挥和调动吗?
地主阶级能自动地调节和控制封建社会的各项矛盾吗?
如果说,“清官”是一种“自我调节器”,那究竟能调节什么矛盾呢?
是调节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矛盾吗?
在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无时无刻不在对农民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同时也就必然激起农民阶级每时每刻都在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抗。
“清官”又怎样来调节这种根本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呢?
是调节地主阶级内部矛盾吗?
地主阶级尔虞我诈、损人利己的本性决定了地主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争夺剥削果实的斗争,永远不会有片刻的停止。
而且,作为地主阶级的一员,“清官”从来就是这种狗咬狗斗争中的一头恶狗。
在这种情况下,“清官”究竟能调节什么社会矛盾,究竟算哪一门的“自我调节器”呢?
第五,究竟怎样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星宇同志把封建剥削权利分为“法定权利”和“习惯权利”的提法,据说系引自马克思在一八四二年写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
但据我们所知,马克思的这篇发表在《莱茵报》上的论文,原是用来反对德国莱茵省议会对容克贵族的奴颜婢膝态度的。
为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马克思曾在文中运用了现成的资产阶级法学语言,其中也包括“法定权利”和“习惯权利”的名词在内。
当时,马克思尽管还只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但已经毫不留情地指出了“法定权利”与“习惯权利”是一致的而不是对立的,从而揭穿了资产阶级法权的虚伪性。
而当马克思在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之后,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等经典著作中,便曾完整地阐述了国家机器学说,明确地指出了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
为什么星宇同志对马克思国家学说的根本观点搁置一旁,不加理会,却对马克思早期著作有着那么高的兴趣呢?
为什么马克思明明强调的是“法定权利”和“习惯权利”的一致,而星宇同志却偏要去强调什么“法定权利”对“习惯权利”的限制呢?
总之,星宇同志不仅肯定“清官”是一种“实际政治现象”,并且还肯定“清官”是“被对立的阶级所共同称赞的”。
这岂不是等于说,“清官”是历史和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对立阶级共同的政治代表吗?
“清官”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反映了对立阶级的共同利益吗?
这种论调,又怎样和吴晗同志的阶级调和论划清界限呢?
能不能算是一种“一分为二”呢?
究竟是辩证法呢还是折中主义?
三、质疑后有感
“清官”问题,说到底,是一个怎样认识反动国家机器本质的问题。
毛主席指出:
“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
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
(《论人民民主专政》)
毛主席又指出:
“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地主中特别凶恶者。”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这是对国家机器、对包括“清官”、“贪官”在内的一切封建官吏本质的最深刻的揭露。
如何认识国家机器的本质,从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机会主义者争论的中心。
请看一看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
他把对立面的统一理解为“坏的”和“好的”两方面的机械结合,从而据以主张必须消除资本主义“坏的”方面,建立所谓“好的”资本主义。
马克思曾经尖锐地批评了这种折中主义和阶级调和论的主张说:
“他完全象一个政治上的空论家,想把国王、众议院、贵族院一并当做社会生活的构成部分,当做永恒的范畴。”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六页)请再重新温习一下大家熟悉的考茨基的一段“名言”。
他说:
“一个社会里没有两个毫无共同利益的阶级。
甚至奴隶主和奴隶之间也有共同利益。
主人穷了,奴隶也就要挨饿,奴隶病了,主人就要受损失。
这种一时的利害一致并不排斥他们之间的长期的阶级对立。”
(《国债的经济影响》,一九一五年)在今天的新考茨基主义者的著作中,更是大量地出现了这种奇谈怪论。
例如,一九五九年,在国外曾出版了一本探讨现代帝国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法制危机的书,其中就曾经大谈什么“法制的统治一方面加强了资产阶级,它方面又限制了资产阶级的统治”;
宣称“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国家的任何法律规范都起着反动的作用,这样一种观点太简单化了”;
并认为资产阶级法律中的许多“规范把人民群众在长期顽强斗争中逼使统治阶级作出的政治让步固定下来”了,等等。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曾经出现过的这种机会主义思潮,是一面很好的历史镜子。
它告诉了我们,如果不是坚持彻底的革命批判精神,不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认识社会历史现象,就必然会滑到折中主义和阶级调和论的泥潭里去。
因此,尽管星宇同志从批评吴晗同志的“清官论”的愿望出发,但若是不能彻底地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和一切机会主义观点划清界线的话,就会走到自己愿望的相反方面去。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极口称颂“清官”是“忍冬科植物”的平心先生,竟如获至宝地把星宇同志关于“清官”的论点当成了一面掩护自己的盾牌,自以为躲在这块盾牌后面,可以万无一失地向人们抛出最肮脏的字句,进行刻毒的谩骂。
这种现象的出现,难道还不值得星宇同志和我们每一个愿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而斗争的同志警惕和深思么?
(原载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文汇报》)
《武训传》:
《红楼梦研究》:
胡风反革命集团:
“写真实”论:
“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
“现实主义深化”论:
反“题材决定”论:
“中间人物”论:
反“火药味”论:
“时代精神汇合”论:
别林斯基(一八一一——一八四八):
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八二八——一八八九):
杜勃罗留波夫(一八三六——一八六一):
作者:杨钟濂
栏目:文艺评论
《兵临城下》是一部思想非常反动的影片。
编导者不惜篡改中国革命的历史、歪曲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大肆贩卖阶级调和的谬论。
影片企图让观众相信:一、阶级敌人的许多骨干分子也是善良的,甚至本来就是革命的(真正反动的只是胡高参和少数几个特务);
二、阶级敌人不需要我们用“扫帚”去扫;
只要有象姜部长这样的负责人和敌人方面的领导人物称兄道弟,握手言欢(影片中不止一次地安排了姜部长和敌人双手紧握的特写镜头),敌人就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这岂不是彻头彻尾的现代修正主义的观点。
在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今天,在美帝国主义不断扩大侵略战争的今天,编导者把现代修正主义的私货硬塞给我们,难道不是叫我们放下武器,不要进行人民战争的准备,去对付敌人的反人民的战争吗?
一
影片的编导者对于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敌军团长郑汉臣、师长赵崇武,是怀着无限的同情和喜爱,把他们当作正面人物去精心刻划的。
尽管郑汉臣一开始是以敌军俘虏的身份出现在画面上,但是我们丝毫也看不到国民党俘虏的那种狼狈惶恐的样子,见到的是他的从容不迫、趾高气扬。
在姜部长指出他脸上伤疤的那一场,我们原以为编导者要借此来揭露敌人反共反人民因而曾经受到过人民惩罚的老底。
可是编导者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煞费苦心地通过姜部长向观众抛出了一张《阵中日报》,说明这个郑汉臣不是坏人,而是当年在“湘桂前线”
“奋勇杀日寇”的英雄。
寥寥几笔,编导者就把郑汉臣这个“正面人物”的形象树立起来了。
在这里,编导者肆意歪曲了抗日战争的历史。
抗日战争到底是靠谁来打的?
是靠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和军队,还是靠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
毛主席说,蒋介石将中国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因而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然后,“他失魂落魄地拔步便跑,率领一群人,从黑龙江一直退到贵州省。
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
难道蒋介石所率领的一群人不包括赵崇武、郑汉臣这样的人吗?
也许编导者会说:赵崇武、郑汉臣的部队是杂牌军,跟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不一样。
对于杂牌军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态度,毛主席早就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作了正确的判断。
毛主席说:
“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份也多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因此他们在抗日战争中虽然有时表现进步,不久仍然反动起来……”可见,不仅在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杂牌军是反共反人民的,就是在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的抗日战争时期,它也不是坚决抗日的。
为什么编导者不通过影片去反映事物的本质,却去吹嘘杂牌军的抗日有功呢?
至于赵崇武,在编导者的笔下,形象比郑汉臣更要高大得多。
他非但不是我们的敌人,而且简直成了革命元老了。
你看,他二十年前就曾在南京玄武湖畔谈过中国革命。
二十年前是什么时候呢?
根据影片的时代背景推算,正是一九二七年。
这时候蒋介石已经公开叛变了革命,接着实行了宁汉合作,蒋汪合流。
此时身居南京的赵崇武,有可能谈什么革命吗?
这不是作者特意美化敌人是什么!
即使赵崇武是在国民党公开叛变以前大谈其所谓革命,我们也不认为是真革命。
大家知道,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以前,一直就是隐藏在革命阵营内的阴谋家,只不过如毛主席所指出,“那时候人民还没有摸清他的底细”罢了。
在这一点上,如果赵崇武竟然是一个例外,成了革命家,那倒是一件怪事。
编导者心目中的正面人物赵崇武和郑汉臣,在影片所描写的解放战争时期,表现又是如何呢?
一句话,还是好得很。
编导者所吹捧的郑汉臣,就同吴晗所吹捧的海瑞一样,爱民如子,老百姓感恩不已。
他制止部下抢老百姓的粮食,真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简直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坚决执行者了。
此人对下级也很好。
小个子兵在危急的情况下背他的太太过河,在特务面前为他隐瞒被俘的事,做到了以德报德。
小个子兵三次被俘,都是回转来了,舍不得离开他的郑团长和这样的“好”部队。
军民是这样一致,官兵是这样一致,这不就是人民军队了吗?
按照编导者的逻辑,我们对这样的军队竟然大兴问罪之师,显然是不义的了。
我们要问:编导者的屁股坐到哪里去了呢?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包括杂牌军)的实际情况是怎样呢?
只要听一听毛主席的话就非常清楚了。
毛主席说:
“从去年(一九四六年)一月停战协定宣布到现在,蒋介石先后动员了二百二十多个正规旅和近百万的杂色部队,向中国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手里用血战夺取过来的解放区,实行大举进攻……蒋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实行三光政策,同日本强盗的行为完全一样。”
毛主席这用说的“近百万的杂色部队”,难道不包括赵崇武这样的部队吗?
编导者通过我地下工作者李忠民吹嘘赵崇武这位“师座”
“立过很多战功”,为什么编导者那样吝惜笔墨,不愿将这班匪徒反共反人民的“战功”向观众略示一二呢?
作者到底是站在哪个立场?
作者的感情是哪个阶级的感情?
二
就敌我斗争本身来说,影片严重地歪曲了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同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唱对台戏。
毛主席教导我们,“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
而影片的编导者却要我们放下枪杆子,也无须去组织人民,去做敌军士兵的工作,只要和反动军队的首领谈一谈,他们就会大发慈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强盗收心做好人”。
毛主席教导我们,地方实力派同国民党嫡系一样,“是不愿同我们一道建立民主政权的,因为他们也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而在影片的编导者看来,国民党杂牌军似乎有一种非常可爱的“革命性”,因而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们吸收到革命的统一战线里来。
毛主席在百万雄师过大江、全国解放指日可期的时候,都谆谆告诫我们要“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而影片的编导者却在解放战争刚刚渡过了一个年头,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刚刚达到了一个转折点的时候,就要我们停下脚步,搞什么和平谈判。
编导者通过赵崇武这个“正面人物”之口说:
“再打下去,民族的元气丧尽了,国家的前途也不堪设想啊!”
这种情绪,难道不就是编导者自己思想的反映吗?
我们并不反对政治斗争。
但是政治斗争正如军事斗争一样,必须是针锋相对的,必须是为了打击敌人、削弱敌人和消灭敌人。
而通过谈判、通过政治斗争来叫敌人起义,只有当敌人处于我强大军事压力之下,才可能实现。
可是,在这部影片里,我们却看不到我军强大的军事压力的影子。
蒋介石的爪牙胡高参在舞会上捧那个狂舞的反动女记者罗曼时说:
“好!
好!
临危不惧,我很喜欢你这种性格。”
果真是这个罗曼具有不怕死的精神吗?
不是。
事实上并没有大军压境的局面嘛!
那一声半声的炮响,吓得了谁!
再就政治斗争的实际情况来说,那也是根本违背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之一——瓦解敌军的原则的。
毛主席告诉我们要争取大多数,孤立少数。
这里的大多数就是蒋军的士兵和下级军官。
毛主席在亲手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里曾提到:
“本军警告一切蒋军官兵,蒋政府官员,蒋党党员,凡是尚未沾染无辜人民鲜血的人们,切勿跟那些罪犯们同流合污。”
可是影片中的我方广播电台,在广播这个宣言的时候,却删去了这一段,代替它的是:
“尽管有些蒋军高级人员,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如能放下屠刀,争取立功赎罪,也能得到人民的宽大。”
而这一段却是编导者随意编造的。
我们要问影片的编导者:你们为什么篡改、歪曲毛主席的话?
编导者把瓦解敌军的工作对象完全放在少数几个敌军头目身上,这已经是对我军政治工作原则的严重歪曲;
那么,在编导者笔下,我们的人对敌军头目的政治工作又做得如何呢?
实在说,无论是姜部长也好,还是其他几位地下工作人员也好,我们都没有见到他们真正做什么政治工作。
我们见到的是:姜部长释放郑团长,郑团长感恩而归,一下子由“不成功便成仁”的反革命变成了进步派;
姜部长帮郑团长找到了独生的爱子,养得白白胖胖的,然后“送子上门”,演出了一场“深入虎穴”的妙戏,换来了敌军的起义。
这哪里有一点严肃的政治斗争的气氛!
这简直是旧官场的人情往还,是旧上海交易所里的热闹买卖。
我们进行的战争是人民革命战争,真理和正义在我们这边。
我们在做争取敌军工作的时候应当晓以大义,指明利害,示以出路。
可是电影中的我方人员竟表现得那样软弱无力,甚至丧失了革命立场。
这哪里有什么瓦解敌军的原则!
这部影片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有用的反面教材。
它从反面告诉我们突出政治、努力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积极做好反侵略的人民战争的准备是多么重要。
我们一定不能上影片编导者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想的当,一定要把政治觉悟提高,把对帝国主义和剥削阶级的仇恨提高,把我们贡献于革命战争的决心提高,去迎击敢于来犯的一切侵略者。
作者:荪勃周学孔
栏目:文艺评论
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是光辉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以人民解放战争为题材的文艺作品,无论是选取哪一个侧面,都应该体现出人民战争的本质,体现出战无不胜的伟大毛泽东思想的威力。
这样,才能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
影片《兵临城下》写的是解放战争中,某城市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被瓦解起义的故事,但它却从根本上违背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歪曲了人民解放战争的本质。
解放战争,是一场极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
斗争的一方,是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另一方,是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全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
敌方所进行的是反人民、反革命的非正义战争,我方则是为消灭蒋介石反动派而进行的一场保卫人民的、革命的正义战争。
毛主席说: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又指出:战争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对战争的胜负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
正因为真理在我们这方面,我们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我们就能够在军事上消灭敌人,从政治上瓦解敌人。
《兵临城下》以解放战争为背景,以瓦解敌军为题材,理应揭露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反人民、反革命的本质,揭露敌人的凶残和虚弱,宣传我党我军在军事上、政治上压倒敌人的绝对优势,体现我党我军的伟大。
但是恰恰相反,编导者混淆了敌我,抹煞了解放战争的正义性,掩盖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非正义性。
影片的编导者对敌军的头目进行了尽情的歌颂。
把敌军师长赵崇武写成是一个有志于中国革命,并曾“率部冲破日军三道防线”的抗日有功之臣,他时时念及“老部下和一万多家乡子弟”,为“民族的元气”、“国家的前途”担忧。
敌军团长郑汉臣也是一个曾经“只身肉搏”
“奋勇杀日寇”的勇士,他平时“待部下挺好”的,当他的部下抢了老百姓的粮食,他责问部下“为什么抢老百姓的粮食?”
并责令还给老百姓。
而这位老百姓竟然对他磕头谢恩。
这就好象他们是正义的人物,他们所参与的这场战争也不是反人民的,并没有残害人民,相反,对人民、对士兵倒是满有“良心”的,这一支杂牌军倒是“保护”了人民的利益。
在表现敌人内部狗咬狗的斗争上,编导者又不惜笔墨,把赵崇武和郑汉臣这两个敌军头目渲染成是被污辱与被损害者。
他们忍气吞声,受尽了嫡系部队的欺凌、排挤与压迫,把敌人内部的矛盾写得超过了敌我矛盾,似乎敌人被瓦解,不是因为我们的军事压力和人民战争正义性的影响,而是敌人内部太不争气,逼出了“叛逆者”,拆了蒋介石的台。
而有“良心”、有“正义”感的赵崇武与郑汉臣这两个敌军头目,就成了左右整个战役发展的主人翁,成了这支杂牌军起义的“主宰者”。
影片中我军的联络部姜部长,作为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本来应该把他写成代表正义和真理的人物,在敌人面前他应该大义凛然,义正词严地同敌人作斗争,但编导者却把他描绘成一个只会恭维敌人,用私情拉拢敌人的庸人。
在反动气焰嚣张的郑汉臣面前,他笑容可掬,讲述郑汉臣的“光荣历史”。
在敌人已经成为俘虏的情况下,还说什么“我们并不勉强你投降”,既没有打击其反动气焰,又没有对他进行教育,就把郑汉臣放回去了。
其后,他还用送孩子作人情去打动对方。
他低三下四地用故人之情去拉拢赵崇武,称颂赵崇武的“光荣”过去,并把我们对敌人围而不攻说成是因为“珍惜贵军在北伐和抗日战争这两段的光荣历史”。
请看,在姜部长的眼里,哪里还有敌我之分?
哪里还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
他没有从政治上瓦解敌人,没有指出蒋介石打内战的本质及其必然失败的命运,也没有提醒敌人认清我方在军事上与政治上的绝对优势。
相反,在敌人的反动气焰面前,却表现得无能为力,只是幻想敌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这样的一个人,哪里象我党我军的代表,不恰恰是一个十足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吗?
这样,不是对我党我军的最大污蔑吗?
对比之下,人们不难看出:敌军头目的形象是那样的高大,我们自己人则写得是那样的委琐;
敌人是那样的凶狂,我们是那样的软弱。
在影片上反革命的邪气压倒了革命的正气。
我们的人成了敌人的陪衬。
这分明是在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是在向人们宣传,敌人也还有“人性”,不去打它也会瓦解。
这不分明是对人民战争的本质作了极严重的歪曲吗?
无怪乎有些观众看完这部影片后,愤慨地说,看到的好象是军阀之间争城夺地的混战一样。
编导者是在用艺术形象鼓吹修正主义的阶级调和论,是要把人们引向和平主义的泥潭。
人民战争无论是军事上打击敌人,政治上瓦解敌人,都必须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相信群众。
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影片在如何瓦解敌军的问题上,除了渲染敌军的内部矛盾凌驾于敌我矛盾之上,贬低我方军事打击与政治影响的决定作用之外,还有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无视人民群众。
影片的编导者抹煞了群众的力量,突出了敌军头目的作用,把他们写得好象是“救星”一样,解救了“一万多家乡子弟”,这是何等的荒谬!
我们能够瓦解敌军,是因为我们进行的是正义的战争,我们是真理之所在,人心之所向。
敌军头目,也只有经过广大人民群众及敌军下层官兵反战运动的推动,认清了战必亡的形势,才可能选择光明的出路,向人民起义。
没有人民群众的力量,不可能想象敌军头目会“放下屠刀”。
我们从这部影片里,在故事情节展开的背景上不仅看不到人民群众反内战、反饥饿的浪潮,也看不到敌军广大下层官兵悲观厌战的情绪。
编导者还借姜部长之口,宣扬什么“梁不倒,屋不塌”,意思是把敌军头目看作“梁”,只有依靠“梁”,敌人才能瓦解。
这就颠倒了本末。
实际上是,群众是基础,广大人民群众觉悟了,国民党的下层官兵也动摇了,才能使敌军土崩瓦解,“屋”才会“塌”得下来。
由于编导者立场的根本错误,没有写出群众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即使偶尔出现了一些人民群众的镜头,也把他们歪曲丑化了,在他们脸上抹了灰。
如被抢了粮食的那位老百姓,只会给敌人磕头:小个子兵只是一个奴才。
这样的艺术描写,就从根本上违反了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
影片《兵临城下》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文艺战线上修正主义思潮的产物。
它在人民群众中散布毒素,这是严肃的阶级斗争,我们必须予以彻底地批判。
作者:周石振
栏目:文艺评论
《兵临城下》是一棵毒草。
凡看过这部电影的同志,都不约而同地有个共同感觉:
“《兵临城下》不见‘兵’”。
也就是说,人们并没有看到我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以排山倒海之势,摧枯拉朽之力,围困敌人万千重,造成了瓮中捉鳖的情景。
使人们看到的则是一群反动高级军官,如何地效忠于反动阶级的利益,如何忠实于各自的上司。
他们神采焕发,稳如泰山,并且张灯结彩,饮酒作乐,狂欢起舞,对我十万大军压境根本不当成一回事,对突围还抱有必胜的信心。
这是在极力美化敌人。
而对我们自己的人员,作者却进行了百般丑化。
作者唯一着墨较多的正面人物,即我联络部的姜部长。
我军的这个高级干部,竟被描画成一个类似封建阶级的政治说客。
请看姜部长出场时那些镜头和对话。
当俘虏郑汉臣被押送到我军政治部后,作者笔下的姜部长为了弄清郑汉臣的身份,竟拿出《阵中日报》为郑汉臣作丑表功,把他说成是抗日战争中的民族“英雄”。
但是,郑汉臣却明确表示了他的反动立场。
他说:
“不成功便成仁,要杀就杀,要毙就毙,决不投降。”
这时,姜部长又是如何回答的呢?
他说:
“不勉强你投降,放你回去,要赶快走,不然就会发觉你当俘虏了。”
这真是岂有此理!
敌人当了我军的俘虏,我们是胜利者,敌人是失败者。
对于被俘虏的敌军官郑汉臣,姜部长应当严正指出他的反动罪行,教育其改恶从善,走将功赎罪的光明大道,怎么能够把我军的政治工作者,描写得如此畏首畏尾,软弱无力,而把郑汉臣刻划得那样神气活现,趾高气扬呢?
这不明明是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吗?
再请看姜部长进城去争取敌军师长赵崇武的那个场面。
这位姜部长争取赵崇武,不讲政治,不谈战争性质,不谈战争形势的变化和发展,不指出其罪恶,不指出其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使其感到只有起义,才有前途,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却竟然称兄道弟,讲私人友情,甚至低声下气,好象非赵崇武率部起义,我们就不能解放这座城市似的。
作为我军一个代表,背后有强大的军事威力作后盾,竟被编导者描画成这样一个低三下四的人物。
这是对我军政治工作的歪曲!
毛主席说:我们“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
我军当时已兵临城下,我们有强大的军事优势,又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真理,正义和真理都在我们这一边,这是战胜敌人最锐利的武器。
因而,我军不论作战也好,瓦解敌军也好,不论什么时候和场合,都是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高姿态出现在敌人的面前。
可是《兵临城下》的编导者,竟把我军写得如此凄惨!
这不是别的,这是编导者违背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丑化了我军和我军的政治工作,污辱了我军政治工作干部。
因此,对《兵临城下》这部坏片子,必须进行彻底的批判。
作者:王痴王正芳
栏目:文艺评论
毛主席说: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在战场上,两军对阵,敌人投降也好,起义也好,都是“打”的结果。
然而,《兵临城下》却虚构了一个因为内部互相倾轧而起义的故事,来和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唱对台戏。
我们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进行了几十年的革命战争。
特别是在解放战争中,反动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率部起义是不少的。
但是,他们是怎样起义的呢?
这就是,在我强大人民解放军的严密包围下,敌人欲打无力,欲守不能,欲逃无路。
用战士们的话说,就是用刺刀把他们前面、后面、左面、右面,所有一切逃路完全掐断,他们才肯投降、起义。
即使如此,有一些顽固不化的敌人,仍然不想放下屠刀,直到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掉他若干据点,给他做个样子看看,他才能被迫接受起义。
然而《兵临城下》的编导们,却把赵崇武的起义,写成是由于敌人内部矛盾激化的结果。
这完全是对现实的极大歪曲。
在战争中,争取敌军起义的政治斗争,向来都是建立在军事打击的基础上的。
作为我党我军代表的姜部长,所以能够与手持刀枪的赵崇武面对面地谈判,当然是以我强大的武装力量为后盾的。
然而,这位姜部长却和赵崇武称兄道弟,叙旧情拉朋友,把敌军的起义完全寄托在所谓和平谈判上。
影片根本不突出表现我军兵临城下的军事威力,和广大敌军下级官兵反战的作用,这使我们联想到“伟大人物主宰世界”的谬论,难道这不是在宣扬修正主义的观点吗!
从电影的艺术处理上,编导者为反对“打”字,也是煞费了一番苦心。
他们把我们进军的战斗场面,放在序幕、尾声,用模模糊糊的远镜头等虚写的表现手法,一晃而过,而把姜部长和赵崇武、郑汉臣的握手言欢,谈心叙旧等,用特大的镜头大演特演。
难道这不是有意抹煞革命战争的伟大作用,宣扬和平过渡、和平解决问题的思想吗?
党和毛主席教导我们: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革命人民必须“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
电影《兵临城下》就是反对毛主席这个教导的。
它是瓦解人民斗争意志的一支毒箭。
作者:刘鸿飞
栏目:文艺评论
影片《兵临城下》是一株毒草,它宣扬了阶级调和论,要我们幻想敌人能放下屠刀,改变本性。
影片是描写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某城的国民党反动军队起义的我事。
它把敌军起义的原因完全归结于反动军队中地方军和中央军之间的互相斗争、互相排挤。
在这里,战场上极其尖锐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被一笔勾销了,我军无往而不胜的强大威力被抹煞了。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解放战争时期有一些国民党军队弃暗投明的事实。
但是,国民党军队投降或起义,都是在经我军的沉重打击并重重包围下,走投无路而不得不放下武器的。
我们丝毫也不能对敌人抱有任何幻想。
毛主席教导我们: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反动派就是在它将要灭亡的时候也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这就是反动派的本性。
可是在影片中,作为我军的代表姜部长却没有认清敌人的本性,而是对敌人抱有幻想,他竭力表彰反动军官的“功德”,在他们脸上涂脂抹粉。
为了讨好敌人,要郑汉臣“回心转意”,姜部长还千方百计送还了他的老婆、孩子,似乎这样一来,就可以感化敌人、争取敌人投降过来。
这是对我军军事路线的莫大歪曲和对我军领导干部的极大诬蔑。
影片《兵临城下》“教育”了我们什么呢?
影片编导者是要我们相信在统治阶级内部还有一派“进步的”、“善良的”人,对他们不需要搞武装斗争,只要派一个军官去作说客,就可以万事大吉。
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阶级调和论。
作者:刘保华刘云峰
栏目:文艺评论
影片《兵临城下》里,许多情节,许多镜头,都是敌我不分,界线不清,用资产阶级人情味、人性论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分析的观点。
影片一开始,就是我军的姜部长审问俘虏郑汉臣。
影片没有一点敌我斗争的气氛,姜部长没有一点憎恨阶级敌人的感情,既不要郑汉臣交代敌军内部情况,也不对他进行严正的教育,而是笑眯眯乐呵呵地成全了郑汉臣一家。
当他听到郑汉臣的孩子失散了,他是那么关切、那么热心地答应为郑汉臣找孩子,人情味代替了阶级爱憎。
姜部长进城找赵崇武谈判,进行瓦解敌军工作,这是一场十分尖锐的阶级斗争。
可是姜部长见了赵崇武不是讲形势,讲政策,教育赵崇武认清利害,认清前途,何去何从,当机立断,而是和赵崇武称兄道弟,品茶谈心,大讲青年时代的友情。
这不是在政治和军事上压倒敌人,进行斗争,而是低声下气地去恳求敌人起义。
革命军队代表的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敌军代表的是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
两军对阵,针锋相对,你死我活,不可调和。
可是,那个国民党的小个子兵,在两军阵地上来来往往,出入自由。
到了我军阵地上,战士们热情欢迎,亲如家人,简直没有一点敌我军队之间的界线。
从影片里,我们看不到敌人官兵之间的矛盾,看不到敌占区反动军队和群众之间的矛盾。
只有派系之间的矛盾,狗咬狗的矛盾。
影片的编导者把阶级矛盾全都抹掉了。
栏目:文艺评论
必须对电影《兵临城下》进行严肃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