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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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同志在提出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的时候，强调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战备。”
我们军队就是要随时准备打击侵略者，要把全部工作的立脚点放在“打”字上。
搞好战备，要做多方面的工作，从多方面做准备。
但是最重要、最根本的，是政治思想的准备，毛泽东思想的准备。
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指战员的头脑，这是提高我军战斗力，做好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准备工作，保证我军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措施。

为什么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指战员的头脑，是做好战备工作的根本措施呢？

因为要做好战备工作，首先就要使全军同志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用阶级分析的武器，从根本上认清美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的本性，从根本上树立坚强的战备思想。

头脑里有没有敌人，想不想到战争，是不是自觉地认识到战备工作的重要性、迫切性和长期性，这是摆在每个革命战士面前一个头等重大的问题。

让我们先看看当前的世界形势吧！

当前世界形势正处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紧要关头。
世界各国人民的反美革命风暴，正在席卷全球。
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活象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越南人民反美救国斗争的巨大胜利，更使它难于招架。
在这种情况下，高举革命反帝旗帜、坚决支持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中国，便被美帝国主义看成为它推行侵略政策的主要障碍。
现在，美帝国主义正在把它的反革命全球战略的重点，从欧洲转移到亚洲，以我国为主要敌人，把侵略矛头指向我国。

一、美国把大批陆、海、空军从欧洲和美国本土抽调到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现在，这一地区的美军兵力，仅地面部队就从四个师增加到八个师，超过了驻欧洲地区的兵力。

二、美国以南朝鲜、日本、冲绳、我国领土台湾、菲律宾、南越、泰国这一弧形地带为第一线，以小笠原群岛、硫磺岛、关岛为第二线，加紧新建和扩建军事基地，对我国进行包围。

三、美国疯狂扩大侵略越南的战争，调到南越的美国侵略军已超过二十万人，现在还在继续增兵。
它恢复了对越南北方的轰炸。
它还唆使它的走狗进攻老挝解放区，向柬埔寨进行武装挑衅，企图把侵略战火扩大到整个印度支那，进而扩大到我国。

四、美国总统约翰逊亲自出马，召集美国和南越傀儡集团的军政头目在檀香山开黑会，策划进一步扩大侵越战争，公开叫嚷美国在侵略越南的战争中将同南越傀儡一起“干到底”。

五、美国至今霸占着我国领土台湾，不断唆使蒋匪帮窜扰大陆沿海地区，现在又同蒋匪帮非法稚了侵台美军的“地位协定”。

六、美国军舰飞机不断侵犯我国领海领空，并且频繁地派遣战斗机向我进行直接军事挑衅，派遣间谍飞机向我进行战略侦察。

七、美国军政头目不断对我国发出最露骨的战争叫嚣，明确提出“中国今天是美国的主要敌人”；
疯狂叫喊“遏制中国”是“自由世界最大的问题”，大肆鼓吹同中国“对峙”，和中国“摊牌”。

八、美国正企图以苏联、日本、印度为核心，纠集一个反华大同盟。
它在同苏联新领导的默契下，已把驻欧洲的兵力大量东调。
它把在日本的战略部署重点，由接近苏联的北海道转移到了靠近我国的九州；
指使日本佐藤政府和南朝鲜傀儡集团签订了“日韩条约”。
它和苏联新领导一起，加紧援助印度反动派，唆使印度反动军队不断侵犯我国边境。

九、美国竭力拉拢西欧帝国主义国家，参加它的反华阵线。
为了和美国战略重点的东移相配合，英国正在推行“苏伊士以东”战略。

十、现代修正主义者卑鄙无耻地和美帝国主义相勾结，积极联合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妄图建立一个反对中国的反革命包围圈，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效劳。
这样，就更加助长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

党和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从无产阶级的革命世界观，从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去认清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本质。
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主要根源。
美帝国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狂妄、最野蛮、最凶残的侵略者，是最狂热的军国主义者和新的世界战争的策划者，是世界和平最凶恶的敌人。
它的每一个毛孔都浸透了垄断资产阶级的本性。
它的双手都沾满了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鲜血。
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为了牟取暴利，为了维护垄断资本家的既得利益，为了维护气息奄奄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它是什么坏事也干得出来的。
尽管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手下败将，但是，它绝不会甘心在中国的失败，绝不会让我们安安生生搞建设的。
陷在南越泥潭里走投无路的美帝国主义，是绝不会自动卷起铺盖滚蛋的。
它伸在世界各地的侵略魔爪，是不会自己缩回去的。
它象个输红了眼的赌棍一样，不把赌本输个精光，是不会罢手的。
美帝国主义在世界人民革命力量空前壮大、自己到处挨打碰壁的情况下，更加阴险、更加狡猾地玩弄反革命的两手政策，用所谓“和平”、“谈判”等做烟幕，来掩盖它发动侵略战争的实质。
不管美帝国主义玩什么花招，耍什么手法，它的侵略和战争的本性是至死不变的。

毛主席说：“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
我们是热爱和平，不要战争的。
但是帝国主义、反动派总是要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有什么办法呢？
你不消灭它，它就要消灭你。
难道我们能够象现代修正主义者那样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吗？
难道我们能够把已经得到的胜利果实又拱手送给敌人，自己永远做牛做马吗？
难道对那些在帝国主义铁蹄蹂躏下的受苦受难的阶级兄弟见死不救吗？
不能，不能，一千个不能，一万个不能。
历史赋予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光荣而伟大的任务，就是要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灭战争；
就是要打碎旧世界，扫除一切害人虫，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
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要革命，要搞阶级斗争，就要有阶级斗争最高形式——武装斗争的准备，脑子里要随时想到敌人，随时想到打仗，随时准备用革命战争去消灭反革命战争。

无论从国际阶级斗争的现实来看，无论从无产阶级革命世界观来看，我们每个革命战士都要牢固地树立随时准备打仗的思想。
加强战备，既是当前形势的迫切要求，又是长期的战略任务。
不仅我们这一代要搞战备，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要搞战备，直到消灭阶级，消灭帝国主义，彻底铲除战争的祸根为止。

头脑里有没有敌人，对战争有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是大不一样的。
对战争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就能居安思危，常备不懈，既不因形势紧张感到突然，又不因一时缓和而松懈麻痹。
无论出了什么大事，无论发生什么突然情况，都不会慌慌张张。
无论敌人玩弄什么阴谋花招，都能识其不变，应其万变。
敌人早打也好，大打也好，打核战争也好，打各种战争也好，在几条战线上打也好，我们都不怕，都能沉着镇定地应付各种复杂局面，确有把握地战胜敌人。

对战争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精神状态就不一样，工作劲头就不一样。
我国有句古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一天到晚，安安逸逸地过日子，这是最危险不过的。
有敌人逼迫，就会使我们脑子里时时想着敌人，时时准备上阵杀敌。
平时就会处处为战时着想，为战时做准备，就会自觉地过紧张艰苦的生活，从各方面严格地要求自己，锻炼自己。
有了打仗的思想准备，干起工作来，就会雷厉风行，说干就干，干就干好，不干好饭也吃不香，觉也睡不着。
上了战场，就能够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一往无前，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突出政治所以是做好战备工作的根本措施，还因为打起仗来，不能单纯靠武器装备和技术，最重要的要看人的勇敢、觉悟和牺牲精神，看谁能过得硬。

毛主席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林彪同志指出：“对我们军队来说，最好的武器不是飞机，不是大炮，不是坦克，不是原子弹，最好的武器是毛泽东思想。
最大的战斗力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勇敢，不怕死。”
这是我们最大的政治优势，是最厉害的精神原子弹。
过去我们就是靠它打败国内外强大的敌人，今后还要靠它去消灭帝国主义和反动派。

部队处于平时状态，有些人一提起战斗力，总觉得枪打得准打不准是个大问题。
这是和平时期产生的一种错觉。
其实，打起仗来，头等重要的是冲上去冲不上去的问题，是勇敢不勇敢、怕死不怕死的问题。
我们的部队，就是要敢于刺刀见红。
光荣的部队就是刺刀见过红的部队。
只有用刺刀杀出威风的部队，才是最勇敢的部队，最厉害的部队。
勇敢第一，觉悟第一，勇敢是打仗的根本，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经验。
枪打得准，当然也重要，但那是第二位的。
勇敢，不怕死，比枪打得准更重要。
勇敢的人，即使第一枪打不准，第二枪、第三枪还可以打准。
怕死，听见枪声就往后跑，枪打得再准有什么用！
我们在战备工作中，要重视军事技术的训练，要苦练过硬的杀敌本领。
军队越现代化，对技术的要求越高，必须注意军事技术的训练。
但是，技术是由人掌握的，是由政治来统帅的。
只有突出了政治，人的无产阶级觉悟提高了，技术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勇敢的人，掌握了技术，就能如虎添翼，在战场上发挥巨大的威力。

有人说，在现代战争中，使用飞机、军舰、导弹、原子弹等现代化武器装备，人和武器的关系就不同了。
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我们承认，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有重大的作用，但是不能最后解决问题。
最后解决问题还是要靠人，靠步枪、手榴弹，靠拚刺刀，靠近战、夜战，靠几十米内的搏斗。
包括原子弹在内的现代化远程兵器，一打近战、夜战，就傻了眼，失了灵。
打近战、夜战，是个战术问题，更重要的是人的政治觉悟问题。
只有具有勇敢牺牲精神的人，才敢于打近战、夜战，才能真正发挥近战、夜战的威力。
我军的历史经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今天，在南越战场上，又正在证明这一点。
美国兵的武器装备并不差，技术也不赖，但是当英勇的南越解放军，端起刺刀冲到他们跟前，这些美国少爷兵就筛糠似地发抖，出尽了洋相，还是照样吃败仗。

这就说明，我们打仗，就是打的勇敢，打的政治。
董存瑞为什么舍身炸碉堡？
黄继光为什么用胸膛堵住敌人的枪眼？
罗光燮为什么用自己负伤的身体去滚扫地雷？
麦贤得为什么头部负重伤还坚持战斗三小时？
我们千万个英勇牺牲的同志为什么临危不惧，视死如归？
他们想的是什么？
是革命，是人民，是胜利。
这些人民的英雄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我们祖国光辉灿烂的史诗。
我们加强战备工作，就是要大力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以英雄模范人物为榜样，真正做到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生为革命生，死为革命死。
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为了革命的需要，不惜上刀山，不惜上刀山入火海，贡献自己的一切，甚至宝贵的生命。
在任何艰难危急的时刻，都能脸不变色心不跳，与敌人奋战到底，只要还有一个人，就继续战斗下去。
这就是我们真正强大之所在，这就是任何敌人都不可战胜的精神原子弹。

突出政治所以是做好战备工作的根本措施，归根到底，是因为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战争中的一系列问题，都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更重要的是政治问题。

毛主席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说过：“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
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
我军的历史经验证明，在战争中，我们军队的一切行动，都是离不开政治，都要服从政治的。
我们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和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看起来是一个军事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最大的政治问题。
没有高度无产阶级觉悟，没有高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不可能自觉地掌握和运用它。
为了执行歼灭战的方针，为了全局的胜利，自觉自愿地担负最艰苦的任务，宁可自己啃骨头，把肉让给别人吃，宁愿牺牲局部的利益，去服从全局的需要。
这不依靠政治行吗？
在战争中，只有团结自己，才能战胜敌人。
要把军队内部的关系搞好，把军队和地方的关系搞好，把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搞好，真正做到官兵一致，上下一致，军民一致，军政一致，把党政军民的力量拧成一股劲。
这不依靠政治行吗？
政治上的坚强团结，是军事上密切协同配合的基础。
打起仗来，千军万马在党和上级的号令之下，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这不依靠政治行吗？
我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就是在战争中，也不是单纯地打仗的，还要担负着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任务。
我们要模范地执行党和政府的政策和法令，自觉地遵守群众纪律。
我们打仗，不但要用枪杆子去消灭敌人，而且要依靠正确的政策去瓦解敌人。
所有这些，不依靠政治行吗？
总之，从战略的指导思想，到战术的具体运用，从战争的动员，到各项政策的执行，从团结内部，到瓦解敌军，无一不是政治，无一不需要突出政治。
离开了政治，就寸步难行，就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加强战备，工作尽管有千条、万条，但是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是第一条。
在过去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中，我们之所以能够用小米加步枪，战胜优势装备的国内外强大敌人，就是靠党和毛主席英明正确的领导，靠千百万革命群众这个真正的铜墙铁壁，靠我军干部战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一句话，主要靠政治。
这是我军的历史经验，我军的光荣传统，我军的克敌制胜的法宝。
在现代条件下，在未来保卫祖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我们仍然主要依靠政治，靠发挥政治的优势，去战胜敌人。

一九六○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指出：“作为世界上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军队，我们对美帝国主义疯狂地准备新的世界战争和原子战争的阴谋，必须时时刻刻保持高度的警惕。
我们全部工作的立脚点，必须放在准备应付新的世界战争和原子战争这一方面，防止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
同时，也要有应付局部战争的准备。”
决议还指出：“历史经验证明，对于革命军队来说，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威力巨大的武器，都是不可怕的；
真正可怕的，是在政治上衰退，脱离人民群众，思想上解除武装，松懈以至丧失战斗意志。
因此，在做好准备迎击帝国主义向我发动战争的一切工作中，首要的是政治思想准备。
只有通过坚强的政治思想工作，提高广大官兵的政治觉悟，鼓舞人们的勇敢精神和顽强意志，发挥人的高度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使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当前，摆在我们全军面前最根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坚决执行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组织全军干部战士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学习林彪同志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深刻领会毛主席人民战争的精神实质和战略战术原则。
要用毛泽东思想来回答部队对形势和战备中的现实思想问题，使全体指战员认清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密切注视敌人的一举一动，保持旺盛的战斗意志和高度的警惕性，随时准备消灭敢于来犯的敌人。

美帝国主义不是要同我们较量吗？
那末，请吧！
我们欢迎它来，欢迎它早来，来的越多越好。
只要它敢来，我们就坚决奉陪。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士，是英雄的战士。
久经革命斗争考验的中国人民，是有伟大气魄的人民。
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们敢于肩负起反抗美帝国主义的重担，在最后战胜这个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的斗争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 彭真；
康生同志同日共代表团进行了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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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十三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和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康生，十三日下午同以日共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为首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进行了谈话。
谈话始终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谈话时在座的还有刘宁一、陈丕显、吴冷西、赵安博。
RW：彭真；
中共政治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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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政治是加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是做好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准备工作的根本，是反对和防止现代修正主义、保证我军永不变质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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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广州部队团以上干部，满怀激情学习了焦裕禄同志的光辉事迹。
大家表示：要象焦裕禄同志那样为革命战斗一生；
要用他战胜“三害”的革命精神，埋葬美帝国主义，“不达目的，死不瞑目”。

象焦裕禄同志那样要有远大的理想

在学习中大家谈到，焦裕禄同志胸怀宽广，眼光远大，他能够从兰考“三害”的严重困难当中，看到兰考美好的未来。
这是革命者最宝贵的品质。
一个革命者，有了远大的理想，才能献出毕生的精力，去艰苦奋斗。
一个人的脑子里装满了人民的大事，国家的大事，党的大事，阶级的大事，世界的大事，理想就崇高，胸怀就宽广，精力就旺盛，斗志就高昂。
有的同志说，兰考县有“三害”，世界上也有“三害”，这就是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
焦裕禄同志和兰考县人民一起，敢于把兰考“三害”踩在脚下，在困难面前逞英雄。
我们一定要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起，把世界“三害”踩在脚下，在除世界“三害”的斗争中当好汉子。
大家表示，要为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坚决奋斗到底。

度过战斗的一生

大家在学习中就焦裕禄同志的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和自己作了对比，决心在后半辈子更好地革命，做到革命一辈子，战斗一辈子。
大家认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是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
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英勇战斗，勇往直前。
军政委任思忠说：“我们前半生跟着毛主席闹革命，后半生更要紧跟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奋斗到底。”
团长、渡海战斗英雄胡生永说：“我们要进一步树立彻底革命的思想，为全人类的解放、为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同志们表示，要象焦裕禄同志那样，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永葆革命青春，永葆战斗青春，随时准备率领部队，消灭一切敢于来犯的敌人。

天不怕，地不怕

大家表示，要学习焦裕禄同志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师政委蒋涛说：“焦裕禄同志有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就能够领导全县人民消灭‘三害’。
我们学了这种精神，就能领导部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彻底歼灭一切敌人。”
同志们认为，焦裕禄既在战略上藐视一切困难，什么都敢斗；
又在战术上重视一切困难，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进行艰苦的工作。
这很值得我们学习。
大家从焦裕禄的事迹中进一步明确，革命的大无畏精神，来源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来源于高度的政治觉悟，因此要更加坚定地突出政治，贯彻执行五项原则，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

象焦裕禄同志那样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在学习中大家认识到：焦裕禄同志的一生，就是老老实实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一生。
我们要象焦裕禄那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彻底改造世界观。
团政委王书生、杨考绪、齐呈林等同志都说，焦裕禄领导兰考人民进行改天换地的斗争事迹，再一次证明，要改造客观世界，必须首先改造主观世界；
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际工作中，继续改造主观世界；
要抓人的思想革命化，首先要抓领导干部的思想革命化，特别是领导核心的思想革命化。
大家还联系实际谈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的体会。
团政委丁振祥说：“学习焦裕禄同志，彻底改造世界观，就要经常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思想改造上狠下功夫；
要经常回忆过去苦难的生活和战斗传统；
要经常和私心杂念作斗争；
要经常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永远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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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十二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今天在西南某地隆重举行祝捷授奖大会，热烈庆祝二月七日击落美帝国主义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的重大胜利，奖励作战有功部队和人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徐深吉，当地部队和政府负责人查玉升、刘披云、刘懋功等出席了大会。

当击落敌机的空军战士整队进入会场时，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大会开始，空军副司令员徐深吉宣读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林彪颁发给作战有功部队的嘉奖令；
当地空军部队负责人刘懋功宣读了这次作战中立功受奖的单位和指战员名单。
徐深吉和西南地区部队负责人查玉升，在热烈的掌声中，分别把奖状授予立功单位代表和指战员。

徐深吉在讲话中指出，这次战斗打得好，打得准，打得狠，充分显示了我军有我无敌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再一次生动地证明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最大的战斗力。

徐深吉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猖狂扩大侵略越南的战争，并且不断向我进行军事挑衅的罪行。
他勉励空军部队指战员，戒骄戒躁，谦虚谨慎，更加百倍提高警惕，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并认真学习王杰、麦贤得和焦裕禄，把一切工作的立足点放在“打”字上，随时准备消灭一切胆敢来犯的敌人。

当地政府负责人刘披云在讲话中表示，当地各族人民要学习参战部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的经验，加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做好民兵工作“三落实”，坚决和人民解放军一起在西南边疆筑成一道铜墙铁壁。

参战部队代表冯全民在讲话中表示，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牢记毛主席“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教导，继续突出政治，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战备工作，随时准备投入战斗，为祖国、为人民争取更大的胜利。

空军某部祝捷授奖大会会场。

新华社记者 周浩荣摄（传真照片）

作者：秦宣文张凤池

本报讯 北京部队某部柏各庄农场，一九六五年在严重干旱的自然条件下，农业生产又获得大面积丰收。
这个农场在渤海湾的盐碱滩上种植的七千四百五十亩水稻，平均亩产达到一千一百多斤，比一九六四年增产百分之二十二以上。
广大指战员在一年生产实践中深刻体会到：生产工作千条万条，突出政治第一条，生产任务千忙万忙，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放。

狠抓突出政治是争取高产的根本关键

这个部队一九六二年来到渤海湾开荒办场，当年开荒当年便获得丰收，到一九六四年，亩产就达到了九百斤。
去年年初，部队党委总结生产经验教训时，发生了一场争论。
多数人认为，一九六四年政治思想工作比较好，但也还有许多不落实的地方，因此，一九六五年争取高产更高产的根本关键是狠抓突出政治，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
但是有些人认为，一九六四年政治搞得好，一九六五年争高产，应该是抓先进的生产技术。
针对这一思想，全场展开了一场大辩论。
在辩论中，大家坚决批判了那种生产好就是政治好的论点，指出这实际上就是毛主席早就批判过的那种“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的变相。
大家说，产量可以用各种办法搞上去，突出政治，提高人的觉悟，是一种办法；
搞物质刺激，也可以暂时把产量搞上去。
因此，不能笼统地说产量高就是政治好。
一九六四年有的连队全年忙于生产，挤掉了一些正常的政治教育；
有的连队被创造千斤连的口号模糊了创造四好连的根本目的，说什么：“稻子打千斤，四好送上门”、“稻子打得多，到处有话说”、“有了千斤稻，夹起皮包做报告”等等。
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有的连队虽然亩产达到了千斤，可是思想问题多，作风稀拉，不够四好条件。
这些活生生的事实，使大家对突出政治的重要性理解更加深刻。
大家从连队看全场，找到了突出政治上存在的问题，明确了方向，为一九六五年大抓突出政治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生产准备首要的是思想准备

开春，领导的决心受到第一次考验。
农场成员变动很大。
有一半单位是新轮换上来的；
连排干部中有很多是新提拔起来的；
战士有很多是新入伍的。
当时，一方面新单位和新干部没有经验，新战士没有技术，高产和技术的矛盾很突出；
另一方面，部队有许多新的思想问题急待解决，如一些新来的单位对争高产的信心不足，许多新战士对搞生产的意义认识不足，情绪不稳定。
面临着技术和思想两个问题，在生产准备阶段，到底着重抓什么？
党委经过全面分析，认为当前主要矛盾是部队思想状况与高产的要求不相适应，要着重抓思想准备，思想准备是生产准备中首要的准备，思想上不去，有再好的技术也学不进去，落实不了。
因此，党委决心狠抓活思想，以政治统帅技术。

首先在生产动员时，他们以毛主席的《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四篇文章为基本教材，反复说明军队生产是革命的需要，搞生产就是干革命的道理，树立为革命种田，为战备种田的思想。
接着在春耕整地过程中，他们又利用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伟大号召两周年的时机，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学雷锋的活动。
通过这一活动，进一步树立了甘当革命螺丝钉，党叫干啥就干啥，干就干好的思想。
人的革命思想增长了，精神面貌变化了，干劲大了，志气高了，困难也不在话下了。
没有经验自觉学，没有技术加劲练，很快就突破了技术关。
由于毛泽东思想挂了帅，春耕准备工作完成得又快又好。

在插秧、田间管理和秋收阶段，他们又大搞战备教育、传统教育，从根本上提高部队阶级觉悟。
如插秧前，集中一周时间，反复进行援越抗美的教育，控诉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罪行，把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把一锹一镐的劳动同支援世界革命联系起来，将战备的决心落实到每一棵秧苗上。
大家说：多插一棵秧苗，多打一斤粮食，就多一分援越抗美的力量。

越忙越要突出政治越困难越要坚定不移

这个部队党委从几年来生产实践中体会到，突出政治落实得好不好，关键要看在节骨眼上转向不转向。
为此，一九六五年在生产的几个关键时机，党委自己先把住方向，掌稳舵，做到“四个”不转向：生产大忙不转向，遇到灾害不转向，生产落后不转向，有了成绩不转向。
在春耕准备阶段，搞了一系列的政治教育，占了不少时间，有人担心政治工作搞多了，要影响生产任务完成。
到了插秧大忙季节，他们说：前几个月是突出政治，现在是该抓落实抓生产的时候了。
在大忙和干旱的情况下，秧少水少分配不过来，有些人又忘了突出政治，忙于抓水的分配，抓秧苗的管理，却忽视了抓人的因素，抓活的思想，越争水、争苗，矛盾越大。
在这个节骨眼上，部队党委组织各级领导干部，重新学习林彪同志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明确了突出政治没有够的时候，任何时候都要把突出政治摆在第一位。
强调越忙越要突出政治，越困难越要坚定不移。

工作方向明确以后，他们就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有关局部与全局关系的论述，树立整体观念。
从争水、争苗到让水、让苗，大家先人后己，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人家，水和苗的利用率大大提高了。
连续干旱，有些人对战胜困难信心不足，场的领导干部又深入地头，大讲毛主席关于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教导。
越学战士们斗志越高昂，他们说：水少了，革命精神不能少。
于是开展了群众性的爱水保苗活动。
淡水不够用，就抽咸水掺合着用，水少高处上不去，就用洗脸盆一盆一盆地掏，一棵一棵地抢救秧苗。
经过这次干旱的考验，许多人看到突出政治的威力，打心眼里服气了，他们说：单纯抓技术，越抓越被动，抓了人的革命精神，再大的困难也不难了。

经过上半年的连续苦战，秧苗长势很好，这时，又出现了自满松劲的苗头，田间管理放松了。
他们及时察觉了这个问题，认识到要拔净稻田里的草，首先要拔思想上的“草”。
于是场的领导组织大家以毛主席关于反对骄傲自满、故步自封的指示为武器，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大找薄弱环节。
又组织大家到先进的农场参观，同志们说：“不见大个子，不知自己矮。”
于是自上而下地普遍检查了自满松劲情绪，有力地推动了田间管理，掀起了一个田间管理新高潮，保证了秋后水稻大丰收。
（秦宣文、张凤池）

作者：毛泽东

作者：吴寿梅张启方

本报讯 西藏军区各部队广大指战员在“学习查果拉，一切为人民”的响亮口号下，掀起了学习查果拉边防队的热潮。

去年下半年，西藏军区各部队展开了学习查果拉边防队的活动。
最近，国防部授予查果拉边防队以“高原红色边防队”的光荣称号后，各部队又进一步宣传了查果拉边防队的先进思想和模范事迹，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到突出政治五项原则的伟大战略意义，更加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某部党委学习时，把所属部队和查果拉边防队作了比较，大家看到自己领导的连队论历史都比查果拉长，论条件都比查果拉好，可是工作成效却不如查果拉。
什么原因呢？
他们说：千条万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第一条，要学首先从这里学，要超首先从这里超。
他们认为，任何奇迹都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创造出来的，只要象查果拉边防队那样时时、处处、事事突出政治，把毛主席的书作为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就能创造出象查果拉那样的四好连队。

学习查果拉边防队，有效地巩固和提高了广大干部战士长期建藏、以边疆为家、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的思想。
某部机关干部说，查果拉边防队能够战胜恶劣环境，是他们完全、彻底抛开了“我”字，刻苦进行思想改造的结果。
他们心中只有人民、只有革命，没有私心杂念，这就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地方。
许多同志说，怕艰苦就是怕革命。
要为人民，为革命，愿在西藏干一辈子。
有的同志说：“学习查果拉，使我懂得，一个人有个人主义，干最轻的工作，也会觉得又苦又累；
没有个人主义，干最重的工作，也觉得不苦不累。”
学习查果拉边防队，大家决心进一步加强战备观念。
许多同志认为：战备最重要的是思想准备。
学习查果拉边防队过硬的思想，就是最实际的战备。
目前，训练部队正顶风冒雪、从实从严从难，苦练过硬本领；
施工部队冒着风雪严寒开山劈岭提高工作效率；
生产部队积极做好各项准备，决心争取今年的丰收。
广大干部战士表示，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让查果拉之花开遍西藏高原。
（吴寿梅、张启方）

栏目：短评

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是统帅，是灵魂。
担负生产任务的部队，是突出政治，还是突出生产，这是个根本方向问题。
“有了千斤稻，夹着皮包做报告”，“稻子打千斤，四好送上门”，有了这种单纯生产观点，不仅生产搞不好，而且会迷失方向，把部队引向邪路上去。
我们必须坚定地用政治统帅生产，首先做好人的工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指战员的头脑。

柏各庄农场取得成绩的根本原因，就是紧紧抓住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一条。
他们从毛主席著作中，明确了为革命种田，为战备生产的重大意义，汲取了力量，增长了智慧，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
他们在实践中深深地体会到：生产工作千条万条，突出政治头一条；
生产任务千忙万忙，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放。

柏各庄农场的经验再一次证明：突出政治是一个不断斗争的过程。
在生产准备阶段，是先抓政治思想准备，还是先抓物质准备？
思想和技术发生矛盾的时候，是先抓人的思想，还是先抓技术？
生产大忙季节，是突出政治，还是突击生产？
他们抓住了这些方向性的活思想，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解决了见物不见人的思想。
每进行一次思想斗争，人们的精神面貌就有一次变化，生产就有一次跃进。
由于他们坚定地走突出政治之路，就做到了生产大忙不“转向”，遇到困难不“转向”，生产落后不“转向”，有了成绩不“转向”。

目前，各部队正在进行春耕准备工作，首要的是做好政治思想准备，为今年生产打下一个可靠的思想基础。
并且贯彻始终，一抓到底。
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自己的劳动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联系起来，同支援世界革命联系起来，用革命的精神，把今年的农副业生产搞得更好，为第三个五年计划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刘端阳

广州部队某部指战员，几年来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在一望无边的海滩上筑堤、修渠，开垦了一万八千多亩水田。
他们在和自然斗争中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敢当革命闯将，终于摸索出一套合理的耕作、管理方法，获得了生产和改造思想的双丰收。
图为战士们积极翻晒稻谷，准备把晒干的谷子上缴国家。

刘端阳摄（照片）

查果拉边防队，位于五千二百米的雪山上，是我区环境最苦，条件最差，但工作最出色的一个边防队。
那里，空气稀薄，政治浓厚，海拔高，士气更高，环境艰苦，情绪乐观。
查果拉边防队的出现，是部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光辉成果。

查果拉边防队最突出的地方，就是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牢固地树立了为人民吃大苦的思想。
要革命就得吃苦，为人民吃苦，当人民的勤务员，是无产阶级的本色。
贪图享受，当人民的老爷，是资产阶级的货色。
红军翻雪山过草地，万水千山吃尽大苦，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
进藏部队爬雪山，越冰河，吃大苦，耐大劳，取得了进军西藏的光辉胜利。
查果拉的战士正是继承了这些光荣传统，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巡逻在冰山之上，战斗在雪海之中。
我们要当彻底革命派，就要象查果拉战士那样，有吃大苦的决心，耐大劳的毅力。

为人民，不但能吃大苦，还要能长期地吃大苦。
吃大苦一天两天，一月两月，一年两年，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要长期吃大苦，只有树立了彻底革命思想，立志彻底为人民服务的人，才能真正做到。
毛主席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查果拉的战士正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雪山上安家落户，五年如一日，并且还要永远住下去。
他们说：“只要党和人民需要，我们愿在查果拉站一辈子岗，吃一辈子苦。”
为人民长期吃大苦，这是革命者的崇高品质。
是勉勉强强吃大苦，还是心甘情愿，高高兴兴吃大苦？
这是世界观的问题。
查果拉的战士树立了无产阶级的苦乐观，战胜了重重困难，用自己的双手改变了自然面貌。
查果拉的战士说：“查果拉山再高，战士面前它弯腰，查果拉山再寒，双手把它变乐园。”
这充分显示了伟大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为人民吃大苦，为革命不怕死，是无产阶级战士的彻底革命精神的集中表现，有了这种精神就能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就能自觉服从党和人民的需要，下定决心长期建藏，边疆为家。

查果拉边防队的彻底革命精神是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结果。
五年来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毛主席怎么说的，他们就怎么做；
他们注意抓活思想，狠抓阶级教育、传统教育和形势任务教育，开展了群众性的思想工作；
他们特别注意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内部团结很好。
正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在查果拉雪山上写下了鲜红的历史。

世上无难事，只要敢登攀。
我们要树雄心立壮志，学习查果拉，进行比学赶帮超，创造出更多的红色边防队和四好连队，为我区部队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而努力奋斗。

越南南方人民的光辉节日——南越解放武装力量统一五周年（二月十五日）来到了。
五年来，英雄的南越人民武装力量，大量歼灭了美伪军的有生力量，进一步扩大了解放区，把占五分之四的土地连成一气，形成了广大农村包围城市的新局面。
目前，美帝国主义正深深地陷入南越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最后胜利一定属于英雄的南越人民！

越战越强 南越解放军在抗美救国斗争中迅速地成长壮大。
图为一支在战火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解放军部队。

群策群力 南越解放军执行正确的军事路线，充分发扬军事民主。
图为解放军某部指挥员们在研究作战方案。

神出鬼没 南越平原地区的游击队，充分发挥地道战的威力，四出活动，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

飒爽英姿 英雄的南越妇女，一手拿锄，一手拿枪，积极参加抗美斗争。
图为一个女游击小组。

大力支前 “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
这是越南南方人民的战斗口号。
他们万众一心，从各方面大力支援前线。
图为土龙木省解放区的农民支前大队把弹药送往前线。

（新华社）（照片）

作者：毛泽东

作者：于栋
栏目：南越战斗通讯

一九六五年春天的一个凌晨，我们怀着对痛打美国侵略军的越南南方解放军英雄们的崇高敬意，由一队越南南方解放军战士引领着，从越南南方中部山区出发，到岘港西南越安平原解放区，访问英勇战斗在那里的一支解放军部队。

在月色朦胧中，我们沿着曲折蜿蜒的林间小路，走出山区，来到了平原。
不多一会，就看到迎面走来了一群群用竹筐挑着稻米的越南妇女和姑娘。
同行的翻译告诉我们，这些妇女是从海滨来的，她们冒着危险，在夜里穿过敌人层层封锁线，给解放军送来军粮。
她们一见到和我们同行的解放军战士，就亲热地打起招呼。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来到了这支英雄部队的指挥所。
指挥所的驻地，是过去美伪军苦心经营多年的战略村。
现在，这里的军民已将战略村的工事修改加固成为打击敌人的战斗村。
这支英雄部队的一位指挥员同志，在一座用缴获美军洁白的降落伞打扮得非常别致的草棚里接待了我们，并向我们介绍了部队的情况。
他冷静地给我们分析了这个地区当前的斗争形势，谦虚地讲述了这支部队在战斗中成长壮大的历史。
在他的谈话中，充满着打败美伪军的必胜信心。
这支部队是一九六四年七月才由山区挺进到平原的。
仅仅在九个月以前，他们还只能依靠山地，以班、排为单位，进行分散的地雷战、袭击战等游击战。
现在，这支部队已经完全用缴获过来的美式武器装备起来了。
他们不仅能集中兵力在平原打运动战，还能打攻坚战；
不仅能在雨季打击敌军，还能在旱季连续作战。
不仅能打敌人的地方部队，还能打敌人的主力部队。
仅在我们访问前的二月间，他们就连续作战十多次（其中包括攻坚战、运动战以及奇袭敌军等战斗），共歼灭美伪军一千三百七十九人，缴获炮五门，各种枪枝三百六十九枝，各种子弹一万多发，击毁机动车十九辆，击落敌机五架，拆除敌人据点五个，解放三个乡，两万多群众。
在屡次战斗中，他们为越南人民建立了卓越的战功，曾荣获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授予的解放军功、解放战功勋章七十九枚。

三月三十一日上午，我们到这支部队的一个连队驻村访问。
一进村，就看到许多反映军民决心与美伪反动派斗争到底的标语牌。
村里，老大娘在替战士们缝补衣服，妇女们在给部队送烧柴。
庭院里，有的战士在为儿童理发，有的在教儿童唱抗美救国歌曲，在广场上，解放军战士正在帮助乡里的游击队进行军事训练，有的还和群众在菜园里一起劳动。
正当我们把这些军民一家的动人情景摄入镜头时，忽然接到指挥所的通知，要我们立即返回指挥所。
我们刚一出村，天空中就出现一群黑压压的美国直升飞机，从我们头顶上空掠过。
在直升飞机周围，是一群群战斗轰炸机。
这些飞机，为了掩护直升飞机安全降落，拚命地向降落点四周地面上轮番扫射、发射火箭，扔凝固汽油弹。
紧接着，我们就见到一队队小老虎似的解放军战士，提着枪，沿着弯弯曲曲的壕沟，向敌机降落的地点接敌运动。
这些前去杀敌的解放军战士，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
他们的帽沿边、枪杆上和胸前，都贴着自己用纸条写的决心。
如“抓住敌人的腰带打！”
“踩着敌人的头前进！”
等等，这些决心反映了他们与美国侵略者誓不两立的意志以及敢于打近战的精神。
这时，乡村里的群众和牲畜正有组织地进入了地道或交通沟。
头顶树枝的青年农民，匆匆跑来向解放军报告敌情。
乡游击队也拿着武器，一组一伙地配合解放军作战。
当我们回到指挥所的战壕后，东边传来了隆隆炮声和密集的枪声。
指挥员告诉我们，他们的部队正在那里痛击从三岐来犯的美伪军。
于是我们才明白，敌人一面在M—113两栖装甲车掩护下，从陆地上前来进攻；
一面用空降从背后包抄这支解放军部队。

敌人的直升飞机是选择在一个紧靠公路的空地降落的。
当直升飞机上降落下来的美伪军大部分集结待发时，解放军、游击队密集的炮火，突然落到他们头上，并且还打落了三架敌机，给来犯的美伪军当头一棒，打得敌人昏头转向。

在激烈的战斗中，英雄的解放军战士，个个带着与敌人不共戴天的仇恨，痛打美伪强盗。
后来打扫战场的解放军战士告诉我们，一位叫邓曼的战士，尽量克制住胸中的怒火，一直等到美国飞机飞到五十米远时，才猛烈射击，一连打下了两架敌机。
另一位叫范检的战士，他只十八岁，入伍才五天，他沉着镇静地射击敌人，不但用步枪打下了一架直升飞机，还用六发仇恨的子弹，打死了六个敌人。
还有两个战士，一位叫黎团，一位叫阮优，他们过去当过伪军。
美伪强盗的滔天罪行，使他们懂得了谁是越南人民的敌人，更懂得了怎样热爱自己的祖国。
他们起义后参加了解放军。
在这次战斗中，他俩守在一个阵地上，敌军冲上来时，他们急中生智，跃身跳出工事，高声大喊：“一班向左，二班向右，赶快包围住敌人！”
敌人信以为真，调头就跑，他俩乘机猛冲猛打，歼敌一个班。

由于企图到解放军后方空降的敌人被歼了，地面来犯的敌人也就夹着尾巴窜回了三岐。
战斗结束以后，指挥员告诉我们说，这一地区，西面依托长山山区根据地，不仅随时可以切断东面敌人的一号公路和铁路，而且直接威胁美军陆海空军重要基地岘港。
因此，敌人把它看成眼中钉，不久前，曾连续三次向这里进攻，企图拔掉我们这把插进敌人胸中的钢刀。
但是，敌人的进攻都遭到了失败，而且一次比一次惨重。
他说，这次进攻是敌人第四次“扫荡”，他们称之为“决胜五一二行军”。
敌人出动了有我们两倍的兵力，想消灭我们这支部队，破坏这里的稻田，给我们造成经济困难，但是敌人的这些企图不仅没能实现，反被我们歼灭二百多人，击落击伤美机二十多架，缴获了大批枪炮和其他军用物资。
（本报有删节）

新华社记者 于栋

据新华社河内十二日电 据越南通讯社报道，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十一日发表声明，严厉谴责美帝国主义最近在檀香山会议上策划扩大侵略战争的新阴谋，并且指出，不论美帝国主义使用什么狡猾的手段，它侵略越南南方的阴谋都一定会被粉碎。

声明指出，美帝国主义在这次会议上企图给他们的西贡走狗披上一件“民族主义”和“独立”的外衣，并且宣布对他们的奴才承担“义务”，以便利用他们的奴才做掩护，更凶恶地进攻越南南方人民的革命运动。
声明说，不管美国怎样给南越傀儡政权涂脂抹粉，也掩盖不住这个政权的奴才卖国性质。

声明还揭露了美伪集团策划的“绥靖”阴谋，指出这个所谓“乡村建设计划”的目的不过是要把整个越南南方变成一个大监狱；
创造条件让美帝国主义抢掠越南南方的财富和掠夺更多的人力物力来满足其侵略战争的需要，并为增派美国远征军来反对越南南方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铺平道路。

声明说，檀香山会议的结果清楚地表明了美帝国主义和南越卖国贼要赖在越南南方和准备进一步加强和扩大对越南南方的侵略的极端顽固的企图。
他们叫嚷要“坚持不懈地谋求和平”，这只不过是一种烟幕，用来掩盖他们加紧向越南南方增兵和增运武器；
使用B—52型战略轰炸机、毒剂、毒气等极端野蛮的战争手段和在越南南方更大规模地实行“杀光、烧光、毁光”的“焦土政策”；
加紧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加剧在老挝的战争和加紧对柬埔寨发动挑衅性进攻的行动。

声明说，越南南方人民在过去十一年中团结起来抗美救国，已经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越南南方人民将继续提高警惕，加强团结，以坚定的决心，充分发挥爱国主义和充分显示对敌人的仇恨，给予美帝国主义和卖国贼更严重的打击，打败他们的侵略战争和赢得最后胜利。

据新华社河内十二日电 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越南南方解放武装力量机关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说，不管美帝国主义增派多少军队，不管它把战争扩大到什么地方和使用什么样的残暴手段，越南南方军民也要英勇前进，争取全胜。
这篇社论是为庆祝越南南方解放武装力量统一五周年（二月十五日）发表的。

社论说，在一九六一年以前，为了抵抗美国强盗及其走狗血腥镇压和进攻，保卫自己生活权利，南越各地人民组织了自卫组、游击队或其他武装单位。
这些组织一开始就是人民的革命武装队伍。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和进一步击败美国及其走狗，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五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把各个人民武装单位统一组成越南南方解放武装力量。

社论说，从此，解放武装力量克服了重重困难，飞跃前进。
从一些零星的武装单位，发展成为具有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的人民军队。
它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打击敌人，并且成为一支能够击败敌人的各种现代化武器的强大军队。
===== 妄图永久霸占台湾作为扩大侵略战争的基地-美帝指使蒋帮“通过”侵台美军“地位协定”-蒋介石卖国集团同任何国家签订的条约都是一张废纸；
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美帝这一罪恶行径

新华社十三日讯 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非法签订的侵台美军所谓“地位协定”，最近已被蒋帮“立法院”“通过”，正待蒋介石“批准”公布。
这是美帝国主义妄图永久霸占中国领土台湾，把它变为美国在亚洲扩大侵略战争的基地的一个罪恶措施，也是蒋介石集团继一九五四年同美国非法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以来，又一个出卖民族利益的严重罪行。

这个侵略“协定”规定，侵台美军（包括美军人员、文职单位人员及其家属，下同）为了进行侵略战争的需要，有权使用台湾的“地面及现存设备”；
侵台美军当局还有权“指定若干地区”，只许美军司令官“授权之人员”进入。
这就使美国在台湾驻军和划定占领区的特权合法化。
今后美国侵略军不仅可以任意开进台湾，而且还可以任意划定占领区，把台湾变成美国在亚洲扩大侵略战争的军事基地。

“协定”还规定，进驻占领区的侵台美军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警卫”占领区内的“秩序及安全”。
这就使侵台美军随时可以借“警卫”之名，任意屠杀台湾同胞和为非作歹。
“协定”中规定，占领区以外的侵台美军人员执行“公务”时犯了罪，蒋帮不得过问，而是否为“公务”则“应依美国法律予以认定”。
如犯罪的美军人员并不是在执行所谓“公务”，“协定”虽然提到蒋帮可以“审判”，但犯人必须交由侵台美军当局“看管”。
这实际上是承认侵台美军在台湾享有军事裁判权，使侵台美军罪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逍遥法外。

为了使台湾进一步殖民地化，“协定”规定，侵台美军还享有免受蒋帮“护照签证法”和“外人登记法”管理的特权。
这等于承认侵台美军今后无论进入、离开或永久居住于台湾，都完全自由，蒋帮一概不能过问。
“协定”还规定侵台美军享有免税权、设置邮局权以及要求所谓“损害”赔偿等特权，便于他们任意掠夺台湾人民和大量走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协定”竟规定，“协定”在美蒋非法签订的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的“有效期间继续生效”，而该“条约”是无限期有效的。
从而使美帝国主义永久霸占台湾合法化。

美帝国主义在把它的反革命全球战略重点从欧洲转向亚洲的时候，同蒋介石集团签订这样一个侵略协定，显然是出于扩大侵略越南和印度支那战争的需要，妄图把台湾进一步变为它的殖民地和侵略基地。
就在蒋帮“立法院”一月十一日“通过”这个“协定”的第二天，美联社从台北发出的一则消息就毫不掩饰地说：“在（蒋帮）立法院批准了规定美军地位的协定之后，美国军队大量进驻福摩萨（指台湾）的最后一个障碍被清除了。”
也正是在这前后，美国开始在台湾大规模地扩建军事基地，并把大批侵略军队和飞机陆续调进台湾。

我国政府早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就严正宣布：“蒋介石卖国集团没有任何权利同任何国家签订任何条约。”
美蒋这次签订的侵台美军所谓“地位协定”只不过是一张废纸。
美帝国主义企图利用这个“协定”把台湾变为它扩大侵越战争的基地，这是中国人民所绝对不能容忍的。

据新华社十三日讯 台北消息：在约翰逊政府策划扩大侵越战争的时候，美帝国主义把它侵驻在台湾的第十三特遣航空队于八日正式扩大为美国第三二七空军师。

据台湾《新生报》八日报道，侵台美国空军发言人说，美国第三二七空军师除霸占公馆空军基地外，还霸占台北、嘉义、台南机场，并且控制驻扎在台南的美国斗牛士导弹中队、台南基地大队和最近驻进公馆基地的美国空军第五十运兵机中队。
另据西方通讯社从台北发出的消息说，美国第十三特遣航空队扩大为三二七空军师后，侵台美国空军人员将增加到五千人。
在此以前，美国空军第六二一七支援大队的C—130“大力士”式飞机中队已经调进台湾公馆基地。

美国通讯社曾露骨地说，美国在扩大侵越战争时，台湾“可以替代冲绳作为美军作战基地”和“充当美军的集结待运地点”。
台北市《联合报》还宣称，美国不仅把台湾将作为它扩大侵越战争的基地，而且是它计划中的侵略中国大陆战争的基地。

美帝国主义长期霸占我国领土台湾，现在又把它作为侵越战争的基地，这不仅是对越南人民而且也是对中国人民明目张胆的新的挑衅。

栏目：时事讲话

二月十二日，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彻底揭露并严厉谴责美帝国主义同南越傀儡举行檀香山会议策划扩大侵越战争的阴谋，重申中国人民决心同全世界人民一道，坚决支援越南人民的伟大抗美救国斗争，直到打败美国侵略者，取得最后胜利。

自从一九六一年美帝国主义在南越发动“特种战争”以来，美国军政头目曾在檀香山举行过十次会议，每一次都是策划扩大侵越战争。
这次檀香山会议是美国又一次策划扩大侵越战争的黑会。

檀香山会议一开始，约翰逊就向他的南越走狗保证，美国“要把（侵越战争）这件事干到底。”
他说，“我们决不会厌倦。
我们决不会泄气……我们要同你们一起同共产党侵略者作战。”
在美伪共同发表的“檀香山宣言”中，劈头第一句就是宣布它们决心“共同防御侵略”。
也就是说美帝国主义要在南越赖下去，赖到底。
会上，侵越美军头目威斯特摩兰，还要求美国政府再增派二十万美军到南越。
他同时提出了一个要在南越加紧“扫荡”和“绥靖”以及继续对越南北方进行轰炸的五点计划。
在檀香山会议之后，约翰逊又疯狂叫喊，美国决心要把侵越战争“打到胜利为止”。
从这些事实看来，约翰逊这次亲自跑到檀香山去，就是策划把侵越战争继续打下去，并且把这场战争扩大开来。

为了掩盖扩大战争的阴谋，约翰逊在檀香山会议还大肆贩卖已经破了产的“和平”骗局，说檀香山会议的目的是要讨论什么“战争”、“和平”、“改革”。
在会议发表的“宣言”中，也大谈什么“美国的和平攻势将要继续到取得和平为止”。
但是，约翰逊过去还把被美国撕毁了的日内瓦协议拿来装饰门面，在嘴巴上挂它几句，这次干脆把日内瓦协议抛到九霄云外，一句也不提了。
会议开过，约翰逊刚刚回到华盛顿，就大喊大叫要进一步增兵南越，扩大侵越战争。
这就再一次证明，约翰逊嘴里的“和平”，只不过是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的烟幕。

这次会议是在美国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召开的。
美国二十万侵略军在南越遭到惨重失败。
国内人民反战运动空前高涨。
统治集团内部大吵大闹。
美伪矛盾不断加深，走狗之间又严重不和。
约翰逊大规模的“和平攻势”彻底破产，它所玩弄的“无条件讨论”、“十四点计划”、“暂停轰炸”等大骗局，都一个一个被揭穿。
总之，美国在南越的处境是骑虎难下，进退两难。
约翰逊急急忙忙召开檀香山会议，正是企图在内外交困的窘境中寻找一条出路。
这就充分反映了约翰逊政府的虚弱性。

毛主席说，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
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檀香山会议，再一次暴露了约翰逊政府假和平真战争的侵略面目。
檀香山会议的“宣言”和“公报”，是越南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很好的反面教材。
它告诉我们，美帝国主义要坚持在南越的侵略战争，要不顾一切地霸占越南南方，永远分裂越南。
这是越南人民坚决反对的，也是全世界人民坚决反对的。
我们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兄弟越南人民的反侵略正义斗争。
不管约翰逊政府把战争扩大到什么地方，也不管需要我们付出多大代价，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继续给越南人民以全力支持，直到越南人民取得彻底胜利。

作者：焦守凤

我的爸爸焦裕禄病故一年多了。
每当我回忆起他那慈祥的面孔，回忆起他对我的教育，回忆起他那一心一意为人民利益而工作和他那艰苦朴素的作风时，总不免使我止不住地流下泪来。
我决心化悲痛为力量，认真去做爸爸没有完成的事业。

爸爸在工作上从来是不怕吃苦的。
一九六三年夏季，有一天深夜，狂风刮得呼呼叫，大雨下得象瓢泼，我和妈妈醒来以后，却不知道爸爸到哪儿去了。
当时我和妈妈都很着急，到处都找不到他。
最后还是县委的通讯员在火车站附近找到了他。
后来问他为什么出外不给家里人说一声，他说：“雨下得这么紧，我心里很着急，城关镇有些社员的住房不很牢固，我去转了一圈看看。”
记得还有一次，北风刮得很急，地上积雪很深，爸爸领着县委的几个同志顶风出门去了，深夜以后才冒雪回来。
我问他这么大的风雪，出去干什么，他说：“越是这种天气，越是需要到群众家里看看。”
我爸爸经常住在乡下，即使回到县委开会，研究工作，也要抽出晚上时间，到城关附近群众家里访问。
由于他经常不注意休息，身体便一天天坏了起来。
家里的人对他很耽心，妈妈经常提意见要他注意休息，积极治病，他却不当成一回事，有几次都把妈妈急得哭起来。

爸爸的病情的严重性他自己是知道的，每天晚上睡觉时，必须用东西把肝部疼痛的地方顶着，才能慢慢地睡着。
就这样他仍然没明没黑地坚持工作。
到最后作“学习大庆的经验报告”时，他已经病得很厉害了，还仍然用一把长把毛刷子顶着剧痛的肝，熬了几个夜晚，终于写完了报告草稿。
一直到他病情恶化得汤水不进，不能动弹时，才停止了工作。

爸爸在生活上非常艰苦。
一九五二年他回老家山东省淄博北崮山村接我时，穿着一身破旧衣服，当时村上的人说他在外边当了几年干部，应该很阔气，结果却连一身衣服也没有混上。
他听说以后，毫不在意地笑了笑说：“等到大家穿得都好了，我自然也就穿得好了。”
爸爸经常舍不得做一件新衣服穿，无论单衣棉衣，总是大补钉压小补钉，有时妈妈劝他把破旧的衣服改一改给孩子穿，他却不肯，说：“大人能穿，改给孩子们穿太可惜啦！”
一九六二年爸爸在尉氏县委工作时，他只有一套旧棉衣，妈妈怜他经常下乡工作受冷，坚持要给他做一身新棉衣。
后来机关有位同志也要帮我爸爸设法做套新棉衣，可是他坚决不要。
一九六三年爸爸在兰考县工作时，由于我们家里被子都烂了，晚上总是翻盖着，别的同志了解这种情况后，劝他买一点救灾布和棉花缝条被子，这时他却耐心地说：“救灾的东西是给受灾群众的，我们怎么能买？
我们盖的被子烂了，是需要做条新的，但是，应该看到，灾区的群众比我们更需要！”
爸爸向来不喜欢对他有什么照顾，并且严厉批评别人给他送东西。
一九六二年过年时，县委的同志往俺家送了几斤肉，当时爸爸就问：“人人都有一份吗？”
那个同志说是对书记照顾的，他就婉言谢绝了：“我家已经买好肉啦，请送给没有买好肉的同志吃吧！”
正是这一年的冬天，一个公社的干部给俺送去许多花生。
我放学回家后，看见桌子上放着一堆花生，非常高兴，就问外祖母：“花生是哪里弄来的？”
外祖母指着那个送花生的干部说：“是跟你爸爸谈话的那个叔叔送的。”
我过去一听，爸爸正在严肃地批评那个干部，结果又让他把花生带走了。
我们姊妹几个尽管眼馋，到底也没有吃到一个花生。
一九六三年初夏，有一次爸爸不在家，兰考县城关公社一个干部给我们送了几条鱼。
弟弟妹妹们看见鱼高兴得不得了，一群孩子围在一起玩着笑着。
爸爸回来后见弟弟妹妹正在高兴地玩耍，也很高兴。
可是，当他问清楚鱼的来历以后，就急忙叫人送回去了。

爸爸名义上是在县委食堂吃饭，实际上多半是在家里跟我们在一起吃的。
由于我们人口多，加上爸爸管得紧，九口人平均每天最多吃几角钱的菜。
因为他的身体不好，有时妈妈给他另外做点好吃的饭菜，他总是说：“搞点青菜吃就行啦，千万不要再这样浪费。”
有一次弟弟要求家里经常吃些好的，爸爸说：“从小就养成又懒又馋的坏习惯，长大了很可能变成只会享福不会劳动的人，在咱家里应当挖掉修正主义根子。”
爸爸对我们姐妹要求很严，经常给妈妈讲：“不要随便给孩子们零花钱，免得养成不知节约的坏习惯。”
他还经常告诉家里，不准随便接受不要钱的戏票和电影票。
有一次弟弟回家后说他在外边看戏，爸爸问他哪里来的钱，他说是戏院叔叔给的票。
爸爸狠狠地批评了弟弟一顿，并拿出两角钱要他给售票员送去。
我在上学期间，爸爸每月除了供给我伙食费以外，几乎没有一点零花钱，那时我向他提意见说：“你为什么光叫我穿烂衣服，也不给个零花钱，我这书记的女儿跟谁都比不上。”
爸爸听了以后，教育我说：“书记的女儿不能高人一等，在学校要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在街上对群众要有礼貌，只能带头艰苦，不能有任何特殊。
再说你现在穿的并不坏，冬有棉、夏有单，虽然破一点，也没有露出肉来，比我小时候穿得好多啦！”
一九六三年我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想着很丢人，终日躲在家里不想出门。
爸爸要我到尉氏县和尚庄农场去劳动。
不管他怎样催我，我始终不去。
后来叫我去学理发，当个理发工人。
我更嫌丢人，无论如何也不去。
就在这时别人说，介绍我到农村当小学教员，又说到邮电局当话务员，又说到商店当营业员……这些我虽然同意，爸爸却不让我去，他说我有厌恶劳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一定得找一个体力劳动比较重的职业来锻炼我，那时我简直不以为他是对我关心，心中实在不满意。
自那以后，他经常在晚上对我进行教育，说说过去，比比现在，他说：“咱家祖祖辈辈受人剥削，没有一个读书人，你爷爷因地主催着还债，逼得上吊了。
爷爷死后，我领着全家出外逃荒，那时全家吃的是清水煮野菜，冬天无棉衣，你一个哥哥也在逃荒的路上，冻饿病死。
现在你中学毕了业，成了咱家的‘秀才’，要不好好听党的话，参加劳动，你能对得起谁？”
在爸爸的耐心教育下，我终于想通了。
在我到兰考县食品加工厂当临时工时，爸爸找着张树森厂长交代：“我的女儿在这里做临时工，分配工作时一定要把她安排到酱菜组，这样对改造她怕脏怕累的思想有好处。”
最后他又说：“你们不要以为这是我的女儿，就另眼看待，应该对她要求得严些。”
一九六四年五月四日，我到郑州的医院去看望爸爸时，他嘴唇干裂，脸黄如纸，说话用了很大力气，仍然上气不接下气。
他见我第一句话就问：“小梅，咱兰考县淹了没有？
你把咱县的实际情况告诉我！”
我说：“爸爸，你好好养病吧，咱们那里没有淹。”
你们不相信地说：“我知道。
我要赶快把病治好，马上回去工作。”
在他对我少气无力的谈话中还教导我说：“小梅，要听妈妈的话，帮助妈妈带好弟弟妹妹，你参加革命工作了，爸爸没有什么送你，家里的那套《毛泽东选集》，就作为送你的礼物吧！
那里边毛主席会告诉你怎么工作，怎么做人，怎么生活……”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爸爸与世长辞了，我是多么悲痛！
一年多来，爸爸那种不知疲倦的革命精神，一直在鼓舞着我。

这几日来，报纸上又刊登了爸爸的革命事迹，各级党组织发出了学习爸爸彻底革命精神的号召，我的心情更加激动，泪水直往外涌。
报上刊载爸爸革命事迹的报道，我一连读了十几遍。
我每当拿到报纸的时候，耳边就仿佛听到了爸爸的声音：“小梅，家里那套《毛泽东选集》，就作为送给你的礼物吧！
那里边毛主席会告诉你怎么工作，怎么做人，怎么生活……”这几句话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现在在河南省开封专署财贸政治干校做打字工作。
我要象爸爸那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干一辈子革命，学一辈子毛主席著作，不断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思想，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完全”“彻底”地当一辈子人民的“老黄牛”；
我要象爸爸那样顽强地对待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吃大苦、耐大劳，为革命献出自己的一切；
我要象爸爸那样永远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永远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
我要象爸爸那样为革命事业艰苦奋斗一生，永远听党的话，党叫我干啥我就干啥，那里艰苦我就到那里去。
彻底遵循爸爸的遗教，做到思想向上看，生活向下看，眼睛向前看，处处依靠党，事事带头干，在阶级斗争的风浪里，站稳立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中，努力工作，在斗争中经受考验，把自己锻炼成一个无产阶级的红色接班人。

焦裕禄同志生前在田间劳动的情形。

（新华社）（照片）RW：焦裕禄；
事迹

焦裕禄同志，山东省淄博市北崮山村人，一九二二年八月十六日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里。
因为生活困难，幼年时代只读了几年书就在家参加劳动。

抗日战争初期，日寇、汉奸和国民党反动派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越来越残酷，焦裕禄同志家中的生活越来越困难。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他的父亲走投无路，被逼上吊自杀。
日伪统治时期，焦裕禄同志曾多次被日寇抓去毒打、坐牢，后又被押送到抚顺煤矿当苦工。
焦裕禄同志忍受不了日寇的残害，于一九四三年秋天逃出虎口，回到家中。
因无法生活下去，又逃到江苏省宿迁县，给一家姓胡的地主扛了两年长工。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焦裕禄同志从宿迁县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当时他的家乡虽然还没有解放，但是，共产党已经在这里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活动，焦裕禄同志自动要求当了民兵。
在当民兵以后，他参加过解放博山县城的战斗。

焦裕禄同志是一九四六年一月在本村参加中国共产党的。
不久，他又正式参加了本县区武装部的工作，在当地领导民兵，坚持游击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他带领民兵参加过不少战斗，以后又调到山东渤海地区参加过土地改革复查工作队，担任过组长。

解放战争后期，焦裕禄同志随军离开了山东，到了河南，被分配到尉氏县工作，一直到一九五一年；
先后担任过副区长、区长、中共区委副书记、青年团县委副书记等职。
而后被先后调到青年团陈留地委工作和青年团郑州地委工作，担任过团地委宣传部长、第二副书记等职。

一九五三年六月焦裕禄同志响应党的号召，被调到洛阳矿山机器制造厂参加工业建设，直到一九六二年，他在这个工厂担任过车间主任、科长。
在这期间，焦裕禄同志还到大连起重机厂实习了一年多。
一九六二年六月，为了加强农村工作，焦裕禄同志又被调回尉氏县，任县委书记处书记。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焦裕禄同志被调到兰考县，任县委第二书记、书记。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焦裕禄同志不幸逝世。
时年四十二岁。

焦裕禄同志参加革命十八年间，一贯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忠心耿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一生。
焦裕禄同志不愧为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不愧为我国广大干部的好榜样。
（新华社郑州十二日电）RW：焦裕禄；
传记

作者：莫春才
栏目：思想战线

我回顾了一下几年来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实践，体会到，要真正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毛主席怎样说的，我就怎样做”，关键在于克服思想上的“我”字，否则，就会想做而没有行动。

去年年初，领导上任命我当指导员，支部分工我当支部书记。
可是我在工作中缩手缩脚，不敢大胆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大家对我也有意见。
我带着这个问题学习了毛主席著作。
毛主席告诉我们，要象扫地和洗脸一样，经常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我懂得毛主席说这一段话的意思了，也决心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来，天天“扫地”，天天“洗脸”。
但是个人主义的“我”字，首先向我宣了战，总是背上怕影响团结的“包袱”，在个人得失上转圈子，因此收获不大，吃了败仗。

还有这样一件事。
几年来，我在个人生活上不够艰苦朴素。
为此，我也学习了毛主席著作。
毛主席说的“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段话，经常在我的脑子里翻腾。
在一些场合，我也作了一些检查。
但是，有些怕丑、怕痛、心里“留有余地”。
觉得一个干部，说出这种思想来多么难看，多不好意思，所以效果也不大。
事隔不久，又老病复发了。

这两件事说明，有了问题，我虽然也到毛主席著作中去找答案了，可是，毛主席是怎样说的，我却不能完全照着做，只能做一部分。
原因在哪里呢？
就是缺乏同“我”字决裂的革命精神。
每次学习之后，虽然也向“我”字宣战了，斗争了，但是，仅仅是一般地斗，缺乏狠劲。
后来在向“我”字斗的过程中，有了点狠劲了，这些缺点也就初步克服了，进步就快了。

个人主义的“我”字，是前进道路上的一只“拦路虎”，一定要打倒它。
同“我”字斗，要有股狠劲，不要怕丑、怕痛。
这样，我们才能在革命化的大道上大步迈进。

作者：朱迅
栏目：思想战线

最近，学习林彪同志关于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指示，对自己为什么在“用”字上长期“狠”不起来，作了一番检查，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甘居中游的思想在作怪。

中游思想，在我来说，主要表现在“怕”、“满”、“懒”这三个字上面。

“怕”，就是怕出了头压力大，“树大招风”，怕有了成绩以后又跌下来，难为情。
错误地认为，中游最保险。
这样，就不敢象王杰同志那样：“毛主席怎样说的，我就怎样做。”
“满”，就是满足于一般地学，一般地用，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
满足于自己没有犯大错误，不当落后分子就行；
认为自己的工作做得并不太差，行动上表现“中间偏上”，因而不愿给自己树立高标准和严要求。

“懒”，就是不艰苦，懒于从“小”处入手去用，认为做几件好事不等于就用得“狠”，不做或少做好事，也不一定就等于没有用；
懒于跟先进的比，勤于跟后进的比，这样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心安理得了；
懒于一点一滴地总结“用”的经验，不断提高“用”的自觉性，因而冷一阵热一阵，不能持之以恒。

中游思想，也就是保守思想、落后思想。
它和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是格格不入的。
它是“狠”用的障碍。
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地把它排除，才能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作者：谭毅
栏目：思想战线

我到部队以后，就开始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也写了不少，曾经受到领导的表扬，还把自己的心得给大家看。
从这以后，自己的学习劲头更大了，心得写得更多了，自以为学得挺不错。
被选为革委会委员以后，也能积极去干。
为了搞好连队俱乐部工作，牺牲了不少休息时间，工作做得也不错，得到连首长和同志们的好评。

去年初，连里许多和自己一起入伍的同志，有的入了团，有的入了党。
而自己入团好几年了，却还没有能够入党。
这样一比，满腔的热情突然低落下来，觉得自己干了这许多工作也白费了，俱乐部工作也不主动了。
幸好连队领导很快发现了我的错误思想，及时给我指出，才没有让这些错误发展下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根本的一条就是脑子里存在个人主义的思想，没有树立为革命而学的思想。
因此，书读了不少，遇到实际问题时却用不上。
经过领导的帮助，我懂得了为革命而学的道理，端正了入党动机。
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候，勇于把自己“摆进去”，把思想“亮出来”。
这样就不断解决了许多思想问题，进步也就比较快了，年终评上了五好，还入了党。

回忆这一段进步过程，我体会到：要想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首先必须树立为革命而学的态度，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当作自己毕生的战斗任务。
否则，学得再多，也是不顶用的。

作者：陈孝兴
栏目：思想战线思想杂谈

在社会生活中，每一个人都经常会碰到一个“我”的位置的摆法问题，例如：我和党、我和人民，我和集体……等等，这些关系怎样正确处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王杰同志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你看他把“我”的位置摆得多么好：

对于党，“我”是一个驯服的工具。
“党叫干啥就干啥”，“毛主席怎样说，我就怎样做”，“为了党，我不怕进刀山入火海，为了党，那怕粉身碎骨我也心甘情愿。”
对于人民，“我”是全心全意的勤务员。
“我有一天的生命，就努力工作一天”。

对于集体，“我”是一颗默默无闻的螺丝钉。
“党把我拧在那里，就在那里，永不生锈，闪闪发光。”
对于工作，“我”处处走在别人前面，要“经得起艰难困苦的考验，勇敢地担当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担”。

对于他人，“我”要时时刻刻先人后己，“只要能减轻同志们一点负担，我就感到幸福。”
王杰同志完全把“我”溶化到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之中去了。
这是个无比高大巍峨的“我”！
是共产主义者的“我”。

然而，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把“我”的位置摆得很好呢？
不是的。
有一些人就摆得不好，或者很不好。
诸如：“我”要出名，“我”要成家；
与别人共事，“我”的意见第一，“我”说了算；
工作有了成绩，那是“我”的功劳；
工作有了缺点，那不关“我”的事，等等。
总之，把“我”摆在一个很不适当的位置，把“我”凌驾于党、人民和集体之上。

对“我”的位置的摆法，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
王杰同志之所以能摆好“我”的位置，就因为他胸中有着“革命”二字，树立了一心为革命的世界观。
他心里想的是“我”如何更多地贡献给人民，更少地要求于人民。
这样的人，他就不会有私心杂念，他就必然会达到忘“我”的境界，他就必然地对革命事业躬谨勤劳，兢兢业业，把“我”的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相反，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总是念念不忘区区“小我”。
以自我为中心，以利我为半径，是他们为人处事的公式。
这种人，生活在群众中必然要唯“我”独尊；
在处理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关系的时候，必然要“我”字当头，一切唯“我”是从。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但是，一个人如果能够真正做到一心为革命，把自己的一生，无保留地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和共产主义事业紧紧连结在一起，那么，他的一生，就是伟大的一生。
个人主义者，尽管他们极力夸大“我”的作用，自我膨胀，然而他们却是极端渺小和丑恶的。

我们每一个同志，都应该经常审查一下“我”的位置究竟摆得对不对。

作者：黄祖示
栏目：思想战线

几年来，我深深体会到，学习毛主席著作，只有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才能尝到学习的甜头，增强对毛主席著作的阶级感情，领会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不断提高学习的自觉性。
不用，就学不起来，不用，就坚持不下去，不用，就达不到学习的目的。
一句话，不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毛泽东思想是学不到手的。
记得我刚学毛主席著作的时候，走过一些弯路。
一下看完了十几本毛主席著作单行本，看完了，讲不出道道来，思想问题也没有解决。
后来，领导帮助我学习林彪同志“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指示，这五句话里，就讲了三个“用”字，句句都是要我们在“用”字上下功夫。
从那开始，我就试着用，结果真是一用就灵。
以后，不断地用，不断地促进了自己的思想革命化，不断地改进了工作。

这里，我谈谈自己在“用”字上下功夫的几点初步体会。

第一，为用而学，认真读书。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
革命战士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是为了装门面，而是要用于革命，为革命而学，为人民而学，为用而学。
但是，要用，首先还得学。
不学，也就谈不到用。
毛主席说：“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
象我这样各方面知识都很缺乏的人，更应该努力读毛主席的书。
我体会到学习要打持久战，就是要坚持天天读，坚持事事用，处处用。
这样，时间长了，学的东西就多了，用起来就方便了。

学，还要有重点。
要带着经常需要用的问题，反复学习，重要的观点要弄懂。
对一些警句，要象林彪同志指示的那样把它背熟。
毛主席著作中的根本的观点，是经常起作用的。
对这些根本的东西，学一次是不可能学好的，只有经常带着不同的任务，不同的问题，反复学习，才能收到“温故知新”的效果。
象“老三篇”这样的文章，我学了许多次，但学一次比一次深刻，读一次有一次收获。
我深深觉得，毛主席著作，是常读常新，常用常好的宝书。

第二，学了就用，勇于实践。
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得好不好，关键在于用不用。
因此，必须做到学一点，用一点，说到做到，言行一致。
行动不开白纸条，嘴里不放空炮。
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做起，在书本上学，在脑子里想，在行动中做，见艰苦就上，见难题就斗，见缺点就改，见好的就学，见对人民有利的事情就做。
我体会到：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要用，也越能用得好。
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要狠在做好艰苦的工作，狠在解决难题，狠在敢于挑重担，狠在思想彻底革命化，狠在世界革命思想牢。
温室里不能培养出参天的大树，风雪中才能锻炼出耐寒的青松。
舒适的生活不能培养出勇敢的战士，斗争烈火中才能锻炼出红色的革命接班人。
我觉得，勇于实践，敢挑重担，是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一个重要环节。

第三，边学边用，边用边学。
每读毛主席的一篇文章，学一条语录，都要尽力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进行检查对照，找出自己有哪些对，哪些不对，用毛主席的观点，分清是非，辨明真相，识别香臭。
对的、好的、香的，坚持干下去；
错的、假的、臭的，坚决改掉。
要勇于暴露自己的问题，找出差距，用毛主席的教导来缩小差距。

学了毛主席著作，找到了毛主席观察和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定要自己提出问题来，想出自己应该怎么办。
“怎么办”想得越具体，越细致，在行动中才容易落实。
每当自己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时候，要给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要开展思想斗争。
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过程，就是一个思想斗争的过程，就是一个严格要求自己、认真改造自己的过程。
如果对自己没有严格的要求，就谈不上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学习毛主席著作，在用的过程中，还要不断总结。
每做完一件工作，要总结出经验来，总结出办法来，总结出努力方向来。
不断总结，才能用得更加自觉，才能步步加深。

第四，消除杂念，彻底革命。
我体会到，林彪同志指示我们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狠”字，含义之一就是要我们坚定不移、坚持不懈地在改造主观世界中搞彻底革命。

用毛主席教导改造主观世界，几年来我主要是同“我”、“懒”、“骄”三个字作斗争。

听毛主席的话，首先要跳出“我”字的框框。
“我”字当头，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集中表现。
心中有了“我”字，就会怕苦、怕死，就不敢革命。
“懒”字是“我”字的一种体现。
干革命是懒不得的，要打倒旧世界，建立一个完全的新世界，不能懒。
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拣重担子挑、勇于实践等等教导，懒人是永远也办不到的。
行动上懒了，就根本没有办法把毛主席的教导用于行动。
“骄”字也是个人主义的表现。
一个人有了进步，有了成绩，对脑子里没有“我”字的人来说，是一种鞭策，一种鼓舞；
对脑子里有“我”字的人来说，就是个包袱。
有成绩有进步是比较而言的，按低标准来说，我入伍几年来取得了一些成绩，有一些进步；
按高标准来说，想想革命先烈，想想黄继光、董存瑞、雷锋、王杰等同志对革命，对人民的贡献，就觉得自己很不够了。
在有成绩有进步的时候，一定要运用毛主席的一分为二这个锐利的武器，在脑子里打一仗，彻底防止和克服“骄”字，时刻看到自己的不足。
如果脑子里有了“骄”字，丢了一分为二，忘记了自己的不够，夸大自己的作用，忽视群众的力量，办事一定会主观，必定会放松学习，放松改造。
领导上和同志们经常向我提出“防止骄傲”的希望，每次离开连队执行任务时，党支部也总要把毛主席关于防止骄傲自满的教导着重交代一番，可我前几年却认识不清，有时感到领导有点挑刺。
通过学习毛主席的教导，我懂得了“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道理，把这个问题当作主要矛盾来抓，越抓越觉得抓到了地方，体会到只有脑子里没有“骄”字，才能继续前进。

我学习毛主席著作，用得还不狠，对毛主席著作精神实质理解不深，有时学的被动，用得也被动。
我决心向王杰同志学习，象王杰同志那样，具有“最根本的觉悟，最高度的自觉，最刻苦的锻炼，最广泛的学习，最严格的要求”，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作者：方求

《人民日报》刊载了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编者按语中要求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有关问题展开一次辩论。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
又说：“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
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和有关的著作是属于哪一家的呢？
他在这出戏中尽情歌颂了一个被说成农民“救星”的“清官”海瑞，歌颂了一个被说成“要为生民作主张”，并且因此被罢了官的海瑞。
这种歌颂，反映出一种怎样的历史观，又表达出一种怎样的对现实政治的态度呢？
它代表着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种思潮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呢？
是有利于社会主义，还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呢？

这些就是我们需要弄清楚的根本问题。

（一）《海瑞罢官》宣传一种怎样的政治观、历史观、道德观？

把“清官”海瑞说成农民“救星”是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在《海瑞罢官》和关于海瑞的论文中，吴晗同志塑造了一个最高大的艺术形象，使用了大量最美丽、最崇敬的言词，歌颂了海瑞这个封建时代的“清官”、“好官”。
历史上歌颂“清官”、“好官”的政治家、历史家和戏剧家是很多的，但是，他们所用的颂词，不过是“清廉正直”、“明镜高悬”、“执法如山”、“爱民如子”之类。
从来还没有一个人把对“清官”、“好官”的歌颂，提高到象吴晗同志所提到的这样一个政治的、阶级的高度：

海瑞“爱护人民，一切为老百姓着想，不怕封建官僚势力”；
他“站在农民和市民的立场上向封建官僚、大地主斗争了一生”；

他“同情贫农、中农，对大地主有反感”；
“人民喜欢他，大地主反对他”；

“对农民和地主打官司的案件，他是站在农民一边的”；

他“站在人民方面，一生反对坏人坏事，从没有反对过好人好事”；

他“是当时被压抑、被欺侮、被冤屈人们的救星”。

在《海瑞罢官》这个剧本里，正当被冤屈的农民“满腔悲愤唤苍天”，唱着：“人间难把是非辨。
天哪天！”
的时候，海青天出来了。
海青天一来，“抑恶扶良”，“济困扶危”，为农民申了冤，雪了恨，除了霸，退了田。
于是，“众乡民”叩头：“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
并且同唱：“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田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
①

这就是吴晗同志塑造的作为农民“救星”的海青天的英雄形象！

人们不禁要问：这样一个“英雄”、“救星”，他的力量从何而来呢？

是从农民、市民那里来的吗？
是依靠农民、市民的斗争来反抗封建官僚势力的吗？
不是！
在吴晗同志笔下，农民群众不过是供海瑞怜悯、施恩，又给海瑞叩头、烧香的道具而已。

吴晗同志告诉我们：作为农民的“救星”，海瑞的力量是从皇帝那里来的，他是作为封建专制的国家机器的代表而有力量的，是凭借幕落时仍然举在手里的大印行事的。

海瑞在剧本里一出场就向农民宣传“王法”，又反复地宣布自己的任务就是“整顿纪纲”、“整顿纲维”、“要申三尺皇家法”、“宪纲三尺重如山”。
他是作为“皇朝大法”的执行者而成为农民的“救星”的。

海瑞具有的一切“好的品德”，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剧本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原来是因为海瑞的母亲从小给他“课诗书教忠孝非礼勿窥”，又经常地勉励他“读圣贤书，行圣贤事”的缘故；
剧本中的海瑞也一再表白：“二十年寒窗下苦学文章，谈孔孟读诗书取法先王。”
这就是海瑞的精神力量的源泉。

这样来歌颂海瑞、歌颂“清官”，难道不是通过歌颂封建阶级的英雄人物，狂热地歌颂了封建国家和法律，封建纲纪、礼教和道德，一句话，歌颂了封建制度的整个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吗？

吴晗同志也许会说，这样来描写海瑞，是想说明海瑞“是忠于封建统治阶级的”。
可是，问题在于，吴晗同志正是歌颂这一点，而不是批判、暴露这一点，人们从剧本中看到，正是这一点成了“清官”海瑞作为农民“救星”的力量之所在，而不是他的局限性之所在。
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吴晗同志通过这种歌颂，硬要人们相信，最忠实、最严格地执行封建法律制度、遵守封建纲常道德的人，就是最代表人民利益的人。

这样，我们便不能不认真地研究一下，从马克思主义立场看，象海瑞这类“清官”，究竟是一种什么人物？
他们究竟做过一些什么重要的事情，又应当怎样来评价？
他们在当时的阶级斗争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
历来对“清官”的歌颂和宣传，究竟适应哪个阶级的需要？
今天来歌颂和宣传“清官”，并且把他们打扮成农民的“救星”，究竟是什么意思？

“清官”海瑞是封建阶级专政的工具，是封建法律的维护者

什么是“清官”？
从来没有抽象的清与贪、好与坏；
它们都是历史的、具体的。
各个时代、各个阶级，对于判别清贪、好坏，都有自己的标准和尺度。
封建阶级的“清官”，他们“清”，就“清”在政治上忠于皇帝，忠于朝廷，忠于封建的法律制度，在思想上遵守封建的纲常道德，在经济上于合法剥削之外不贪或少贪非分之财。
如此而已。
作为封建阶级专政工具的官吏，他们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是属于剥削者、压迫者的阵营，而同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相对立的。
这是一条不容混淆的基本的阶级界限。

当然，仅仅这一条界限还不能全部说明“清官”的本质特点。
同是封建官吏，“清官”同“贪官”又有什么区别呢？
同是封建阶级的成员，“清官”同他们所反对的“豪强恶霸”又有什么区别呢？

一切事物都一分为二。
封建的统治权利也是如此。
封建阶级凭借法律的统治，总是同这个阶级的不法行为相伴随，它们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构成封建阶级压迫和剥削农民的两种形式。

封建的法律，是用立法形式固定下来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是维护封建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的。
这种法律赋予封建阶级的权利，不能不受到一定的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发展程度的制约。
而剥削者贪婪无厌的本性，又总是不满足于法定范围内的利益，总是要超越一切法律限制，去追求更多更大的权利。
历史上每一个统治阶级总要依赖本阶级的法律来进行统治，又从来没有哪一个剥削阶级会认真地遵守自己制定的统治规则。
贪官污吏、恶霸豪强，贪婪地追求非法权利，干出种种不法行为，野蛮残酷地掠夺一切。
他们是封建制度的必然产物和普遍现象，是封建制度残酷本质的赤裸裸的表现。

法定权利体现了封建阶级长远的、整体的利益。
这个压迫和剥削之神是用普遍法律形式的圣洁光轮装饰起来的，它仿佛凌驾于一切贫富贵贱之上，显示了不可侵犯的凛凛尊严。
而不法行为则体现了封建阶级中的集团和个人的特殊的、眼前的利益，它象一头显露出狰狞本相的恶兽，一心要吞噬掉所能看得见的一切。

但是，不法行为的恶性泛滥，又会造成生产的严重破坏，导致社会矛盾的尖锐化，使得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不可避免，使得封建统治阶级的法定权利也面临化为乌有的危险。
为了防范和消除这种灾难，封建统治阶级中就不能不有一些“清官”出来，对贪官污吏、恶霸豪强的不法行为有所约束。
在这种斗争中，“清官”有时也表现出维护本阶级整体和长远利益的某种勇敢和魄力。

一旦农民起来反抗封建压迫和剥削，问题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
革命的农民群众用实际行动完全冲破封建法律的樊笼，从根本上威胁封建阶级的统治，要消灭封建阶级的一切法定的和非法的权利。
这对于忠实地维护封建制度的“清官”，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他们在镇压农民起义时，总是表现得十分坚决。

封建法律经常遭到来自两个不同方面的不同性质的破坏。
在反对来自阶级外部的破坏和来自阶级内部的破坏的斗争中，“清官”作为封建阶级专政的工具，作为封建法律的维护者，他们的阶级本质，就暴露得更加清楚，更加鲜明。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某些“清官”从巩固封建统治出发，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一部分人民的负担有所减轻，对某些贪官恶霸的暴行有所裁抑。
对这些，完全可以给予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
但是，怎么能够混淆基本的阶级界限，把作为封建法律维护者的“清官”，打扮成站在农民立场的农民“救星”呢？

根据以上的分析，对“清官”海瑞的“退田”、“平冤狱”、“爱民”等等的阶级实质，就很容易看清楚了。

海瑞要豪强地主把非法占有的一部分土地退还给官府、中小地主、富农以至一部分农民，这种行动正是在土地问题上封建法定权利和非法权利长期冲突的一个反映。

早在明太祖的时候，他就看到土地的大量投献对王朝的统治是不利的，曾经下令禁止皇帝功臣受献“田土山场窑冶”②。
但是，兼并土地是封建社会中的必然现象。
封建阶级，特别是权贵豪强，经常突破法规界限，通过投献、占夺等等手段，疯狂地掠夺田产。
兼并之风，愈演愈烈。
到了不可收拾的时候，皇帝和某些官僚不得不出来搞一通反投献和退田、限田。
在明朝，皇帝诏令退田的事，屡见不鲜③。
就是被海瑞“骂”过的嘉靖皇帝，也曾一再清查了王府和功臣的田产④。
在海瑞要徐阶退田的前几年，徐阶也要别人退过田⑤。
海瑞罢官后不久，被吴晗同志说成是“恨极了海瑞”的张居正，也主持发布一个命令：凡是王府功臣侵占受献的土地，“速改民田入籍，一体纳粮当差”⑥。

有两个官僚对这种斗争的实质讲得很清楚。
嘉靖初年的大学士杨一清说：近来投献之风太盛了，“民既失常业，非纳之死地，则驱而为盗”④。
嘉靖中叶的给事中王鸣臣说：兼并的土地太多了，“宗室广收民田为己私业，而阴以势力把制，使有司不得编差征税，贻累粮里”⑦。
原来，投献和土地兼并盛行的结果，不但会引起农民的大规模反抗，而且连明王朝的赋税也收不到了。

投献和反投献、兼并和退田，不过是那个时候同一个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发展过程的两个方面。
反投献和退田，不过是封建统治阶级面临尖锐的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时候，所采取的一种自我调节措施，它并不改变封建的土地占有关系。
而且，尽管一再颁发命令，采取措施，究竟有多少兑现了，也是很可怀疑的。
即使实现了一些，稍稍约束了一下权贵豪强过分的不法行为，也无非是为了维护明王朝征收赋税的法定权利，为了明王朝的“青春永驻”，为了整个地主阶级剥削利益的“万世长存”。
在这里，农民究竟能得到多少好处，充其量也不过是象海瑞所说的，“先夺其十百，今偿其一，所偿无几”⑧而已。

对于这个目的，海瑞自己讲得很清楚。
“区区竭尽心力，正欲为江南立千百年基业，酬上恩报知己也。”
“区区欲存翁（徐阶）退产过半，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也，幸勿以为讶。”
“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
⑧这是一个封建忠臣和诤友的真实的自白。
海瑞并不掩饰自己的立场。
吴晗同志为什么倒要抹杀海瑞对皇帝的一片忠心和对朋友的一番好意，把这件事情说成是站在农民立场，向封建官僚和黑暗势力进行的一场斗争呢？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从嘉靖皇帝到徐阶、张居正，岂不都要跟在海瑞后面成群结队地“站到人民方面”来了吗？

至于所谓“平冤狱”，作为司法行为，它的阶级实质是由它所依据的法律的阶级实质来决定的。
吴晗同志歌颂海瑞“平冤狱”，也不过说他“执法持平”。
他执的什么法？
皇朝大法。
执行体现地主阶级意志的封建法律，又哪能在地主和农民之间“持平”？
所谓“对农民和地主打官司的案件，他是站在农民一边的”，更是从何说起？
顶多不过是在某些案件中，对贪官恶霸的过分的不法行为作了一点约束罢了。
马克思说：“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切实际的幻想！
既然法律是自私自利的，那末大公无私的判决还能有什么意义呢？
法官只能够丝毫不苟地表达法律的自私自利，只能够无条件地执行它。
在这种情形下，公正是判决的形式，但不是它的内容。
内容早被法律所规定。”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一七八页）吴晗同志为什么不去揭露封建法律虚伪的形式和镇压人民的职能，却要我们大家相信：根据封建法律也可以有“公正”的判决，可以使农民得救呢？

海瑞不是总以“爱民”、“为民”自许吗？
当时很多人不是都交口称赞他“爱民”、“为民”吗？
这些难道都是假的？

封建官吏关于“爱民”的自白，有的是虚假的，有的也不乏主观的真诚。
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要从他们在阶级斗争中的实践去分析这种“爱民”的实质。
地主阶级要长久统治下去，不能无视农民，因为农民既是掠夺的对象，又是威胁自己统治的力量。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所谓“爱民”，无非想求得地主阶级邦国的安宁，这不过是同维护封建的法定剥削权利相适应的一种道德观念。
人们可以并不觉察到隐藏在自己观念背后的阶级利益的实质，因为这种观念在长期历史发展中通过非常复杂的途径而已经形成。
他们只是现成地接受这种观念，以为自己的行动仅仅受这种观念的支配。
可是“爱民”的观念和其他许多观念相互渗透、相互制约，构成为只能对地主阶级有利的观念形态的体系。
海瑞就说过“以下奉上，理所当然”，贵贱有别，务须“存体”⑧。
在他那里，“爱民”“为民”的观念和“上下”“贵贱”的观念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当一些“矿徒穷民”拿起武器进行斗争，打破封建秩序的时候，海瑞就认为他们“罪不容诛”，下令“随即杀之”⑧。
在这里，他的“爱民”的面纱就完全撕破，而显露出封建统治者的凶残本相。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
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
“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
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
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
可是吴晗同志却宣称：这样的“爱”是古已有之的，早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就有了，在“读圣贤书、行圣贤事”的海瑞那里就真正实行了。
吴晗同志起劲地充当一个超阶级的抽象的“爱”的说教者，他为什么不睁眼看看在封建社会里农民能从地主老爷那儿得到什么样的“爱”呢？
他们当了几千年的牛马，“不爱民”的老爷随时可以给他们一顿鞭打，而“爱民”的老爷也不过是掷给几束干草而已！

注：《人民日报》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发表过星宇同志的《论“清官”》，这篇文章不指名地对吴晗同志在“清官”问题上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了认真的批评。
文章对“清官”问题作了一些很好的分析。
这里参照和采用了其中的一些论点。

封建统治者对“清官”的歌颂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烟

一九五一年，当着一些资产阶级文人学者，拍电影，写文章，狂热地歌颂武训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尖锐地提出了对于历史上的事物我们究竟应当歌颂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
他说：“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
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
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
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如果说，电影《武训传》歌颂一个向封建统治者投降的人物，是一种不能容忍的资产阶级反动宣传，那末，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于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封建制度的忠实维护者的“清官”海瑞，这样狂热地歌颂，并且把他说成是农民的“救星”，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

对于“清官”，封建统治者从来是不吝笔墨，极力加以歌颂、鼓吹的。
一部二十四史，把多少“清官”记入列传！
在戏剧和小说里，又有多少“清官”被刻划为英雄！
封建统治者热心提倡宣传“清官”，道理是很明显的。
因为，宣传“清官”，不但不会触动封建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一根毫毛，相反地，倒是极大地有利于从意识形态上来巩固封建的统治。

在这种宣传中，封建制度的一切罪恶，人民的一切苦难，被委之于几个贪官、恶霸个人的罪恶。
而且，他们的贪、恶，被描写成并不是封建制度的必然产物，反倒是他们违背、破坏了那据说是无比美妙、公平、纯洁的封建法律、纲纪、道德的原故。
封建制度反倒由于“清官”、“好官”对贪官、恶霸的斗争而得到净化。

在这种宣传中，社会的矛盾，被归结为“清官”与“贪官”的矛盾。
“贪官”是损害人民利益的，“清官”是维护人民利益的；
“贪官”是人民的灾星，“清官”是人民的救星。
人民群众只消盼望“清官”出世，申张皇朝大法，力行封建道德，太平盛世就会出现，“好光景就在眼前”。
还要什么革命！
还要什么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阶级斗争！

这样，封建统治者对“清官”的歌颂，起了麻醉人民群众革命斗志的精神鸦片烟的作用。

封建阶级的政治家、历史家、艺术家，千百年来在“清官”这个问题上向人民群众散布了种种谎言，造成了重重迷雾。
我们今天的任务，到底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武器去揭穿这些迷雾，还它以本来的历史面目呢？
还是跟在“当时当地大多数”封建官僚和士大夫后面，卖力地去歌颂封建时代的“清官”，歌颂以“清官”为化身的封建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继续帮助他们制造迷雾，并且用“马克思主义”把它装潢起来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舞台上的“清官”不同于历史上的“清官”，它是人民的幻想和愿望的化身，人民在“清官”的艺术形象中倾注了自己要反抗、要斗争的信念，歌颂这样的“清官”是中国人民的传统，并且用这些理由为《海瑞罢官》辩护。
这些理由，是完全站不住的。

过去某些“清官”戏里的“清官”形象，是艺术的虚构，他们在舞台上做了一些历史上的“清官”所不可能做的大快人心的事情，的确反映了人民中某些人的幻想和愿望。
但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幻想和愿望呢？
在封建时代，人民中间本来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幻想和愿望。
一种是革命的、健康的、积极的、前进的幻想和愿望；
另一种是落后的、软弱的、消极的、保守的幻想和愿望。
后一种幻想，是弱者的命运。
当人民还没有觉悟、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还没有行动起来反抗封建压迫的时候，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完全可能对“清官”之类的政治现象存在着幻想，对虚伪的封建法律道德存在着幻想，并且把这种幻想在舞台上加以实现。
这样，戏剧舞台上“清官”的形象越高大，封建法律、纲纪、道德就越是放射出耀眼的光辉，劳动人民也就越是苍白无力，阶级斗争也就越是黯然失色。
就以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中臆造的一个处斩相爷公子的情节来说吧，这种艺术处理，从政治效果看，无非是希望借舞台上一个恶霸的脑袋，在现实生活中赢得对封建法律、封建道德和封建阶级英雄人物的一片掌声。

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要批判旧时代的消极的幻想，用生气勃勃的革命战斗精神来消除这种幻想。
如果说：在封建社会的某个时期中，一部分人民由于处在软弱的尚未觉悟的状态而产生了这种幻想，因而也产生了某些表达这种幻想的“清官”戏，那末，在今天，中国人民政治、经济地位和精神面貌都根本改变了，人民群众意气风发，早已摆脱了弱者的命运，那种奴隶的幻想已经一扫而光。
在这个时候，写出《海瑞罢官》这样一出“清官”戏，又是反映什么人的愿望，倾注了什么人要反抗、要斗争的信念，又是要反抗什么、向谁作斗争呢？

（二）《海瑞罢官》在现实阶级斗争中起什么作用？

宣扬封建毒素的复古主义思潮的一个代表作

《海瑞罢官》在舞台上出现并且受到一批人的热烈赞扬，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个别的事情；
它是一种社会的现象，是当时在艺术界和学术界喧嚣一时的一股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思潮的产物。

在艺术和学术领域，一种思想、理论、倾向的出现，只要它引起社会的注目和反响，成为一种社会的思潮，那么，要理解它，就必须从社会生活中去发现它的根源，必须把它摆在现实的社会斗争中，看它起什么作用，适应哪个阶级的需要，“对谁有利”。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所教导的、观察和研究意识形态领域的现象的唯一正确的方法论。

《海瑞罢官》的写成和演出，在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
那几年间，艺术界和学术界出现了一种“死人”统治的怪现象。
戏剧方面最为突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几乎完全占领了舞台。
在学术研究中，响起了一片颂扬帝王将相、颂扬清官好官、颂扬一切封建阶级英雄人物、颂扬整个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声浪。

一九五八年以来，同当时政治、经济和思想战线的革命高潮相配合，在学术界，对厚古薄今的倾向进行了一次猛烈的冲击，革命的批判的风气大发扬。
一批有志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历史的人，着手重新改写历史，力图把过去被统治阶级歪曲和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把人民群众当作历史的主人。
这个学术革命很是激怒了一些人。
因为它触动到他们历史观和世界观的深处，冲撞了他们感情上最熟悉、最珍贵的东西，摇撼了他们历来借以安身立命的基础。
于是，到了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来了一个大反复、大反动。
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复古主义潮流泛滥起来，利用我们检查和纠正学术革命中某些缺点的机会，把攻击的锋芒指向学术革命本身。

在这股潮流中，吴晗同志以一个最积极、最活跃的斗士的姿态出现。
他把一九五八年以来学术界高涨的革命风气视为洪水猛兽，指责它“造成许多方面的混乱”⑨，“这个苗头很不对头”，“必须坚决反对”（10），总之是糟得很。
他自以为身系史学的存亡绝续，“骨鲠在喉”（10），非要出来讲话不可。
他到处写文章，作报告，发表谈话，大声疾呼，要求恢复历史学的旧秩序，恢复帝王将相、清官好官在旧史学中的地位，恢复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昔日的光辉。
他反对别人在历史和历史剧中“抬出人民群众来”⑨，宣传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是帝王将相（11），“历史上的光明面”就在盛世的帝王将相；
是这些帝王将相“养”出了“天下安佚”的“光明时代”（12），没有这些帝王将相，“历史上的光明面就丧失了”；
尽写农民起义，“一片打倒声”，“历史几乎成为漆黑一团”（10）。
他反对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评价历史人物，要求“根据当时当地大多数人的意见”（9），实际上就是根据古代官僚地主文人的意见去评价历史人物。
他反对讲古人的局限性，认为这“不是合乎原则的”（10），这样历史上就“没有一个完整的人物”（13）了。
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宣传要继承封建道德、资产阶级道德，认为封建社会的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都可以“移用在今天”（14），“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15）。
他特别连篇累牍地宣传海瑞这个封建时代的“清官”，企图把他树立为今人学习的标兵和榜样。
因为“戏剧的作用是远远超过书本的”（15），所以，吴晗同志不但起劲地写了许多文章，印了几本集子，而且“就是要破门而出”，“非破不可”（16），一定还要进入舞台这个阵地，来宣传自己的观点和主张。
这样，就产生了《海瑞罢官》这个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是吴晗同志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历史观、道德观在艺术上的集中表现，是当时那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复古主义思潮的一个代表作。

为什么这样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复古主义思潮，这样一种对封建阶级英雄人物和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狂热宣传，在那个时候，忽然盛行起来？

意识形态领域的大反复，只能是社会生活中阶级斗争形势变动的反映。
那个时候，在国际上，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在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也发生了一个反复，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发动了对社会主义的新的进攻。
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积极鼓吹什么“三和一少”、“三自一包”，掀起了“单干风”、“翻案风”，企图复辟资本主义。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舞台上和学术界出现的这些现象，是同社会上资本主义势力、封建势力复辟活动相呼应的。
在今天，资本主义势力进行复辟活动，总是要借助封建的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
这是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本来就带有很大的封建性，而中国封建社会千百年来结晶出来的封建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传统力量，它的影响、它的潜移默化的能力，是很大的。
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是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
在社会主义革命面前，它们能够而且必然结合为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联盟。
用封建的意识形态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相对抗，就是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开辟道路，为资本主义复辟活动准备思想条件。

借古非今的反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代表作

要了解《海瑞罢官》这个历史剧在现实阶级斗争中起什么作用，不仅要考察它对历史采取怎样的态度，宣传一种怎样的历史观点，更重要的是必须考察它所反映出来的对现实的态度，它表达和宣传一种怎样的政治观点。

吴晗同志曾经说过：“每一个历史剧都有它的创作意图和时代背景，或者以古谕今，以古讽今，指桑骂槐，或者是强调某一方面的教育意义，或者有其他意图等等”（17）。
他似乎是用这段话来批评旧历史剧，实际上又何尝不是用来说明自己的新编历史剧。

哪一个历史剧没有它的时代背景和创作意图？
哪一个历史剧不是在现实生活中有所为而发？
问题是站在什么立场，为什么而发。
不论剧本选择的是多么古老的题材，它终究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写的，是给生活在现实中的人看的，是想要通过它向人们宣传一种思想，抒发一种感情，唤起一种反响，从而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一种作用。
古往今来的历史剧，都是如此，无论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都不例外。
今天，我们对历史剧的要求同过去的不同：过去的作者往往为了现实的需要而任意涂抹历史，不顾历史的真实，而今天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剧作家，则必须努力把适应现实的革命需要，同对历史的严格的唯物主义态度很好地结合起来。

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去几年中出现的新编历史剧，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在对现实的态度上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有一些同志对社会主义、对现实生活是热爱的，拥护的，他们是从歌颂现实的感情出发，从鼓舞今天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热情出发去写历史剧，尽管他们的作品也不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甚至在这个或那个观点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还有一些同志，他们或者是对社会主义的现实本来感情很淡薄，而沉醉在古代的东西中间，或者是在暂时经济困难面前经不住考验，在现实中看不清前途，因而就转向古代的东西，欣赏封建主义艺术，到那里去寻找精神寄托和生活趣味。
还有极少数人则不同，他们心中对社会主义积累了深刻的不满，在阶级斗争的一定环境和温度下，迸发出来了。
他们写历史剧，是为了借古非今，用古人的口吐自己的心声，发泄不满，攻击现实。

历史现象是无独有偶的。
同《海瑞罢官》差不多同时，在舞台上还出现了《谢瑶环》（18）和《李慧娘》（19）。
繁星同志为吴晗同志“破门而出”写《海瑞罢官》的精神欢呼（20）。
史优即孟超同志立即响应，表示“在老兄们的带动之下”，“有不甘寂寞跃跃欲试之思”（21）。
果然，不久就发表了他的新编鬼戏《李慧娘》。
为了给《李慧娘》作“护法”，繁星同志又发表了著名的《有鬼无害论》（22）。
就在发表《李慧娘》的同一期《剧本》上，还发表了田汉同志的《谢瑶环》。
物以类聚。
这三个借古非今的戏，汇合在一起，集中地反映出当时一股反社会主义的思潮。

这里，重温一下一九五七年前后的历史，是很有意义的。
当时资产阶级右派在文艺方面提出所谓要“写真实”，“揭露阴暗面”，“干预生活”。
他们直接从反动的立场来观察和描写现实，诽谤和攻击社会主义。
他们直接歌颂现实生活中反社会主义的“英雄”。
到了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由于阶级斗争形势的不同，资产阶级进攻所采取的方式也变化了。
这一次，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主要以写历史题材的方式出现，而把他们对现实的阴暗心理，灌注到对古代的描写中去。
他们用古人的躯壳，去容纳他们渴望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反社会主义“英雄”的灵魂。
在暂时的经济困难和国内外敌人进攻面前，他们觉得天昏地暗了，社会主义大势不好了。
所以，《海瑞罢官》中唱出了“江南困苦凄凉相，不退占田不久长”，“冤狱重重要平反，退田才能使民安”。
《谢瑶环》中唱出了“载舟之水也翻舟”。
《李慧娘》中唱出了“时艰急草万言书”。
船要翻了，时势艰难了，不久长了，这是他们对形势的感觉和估计。
他们觉得是号召人们起来抗争的时候了。
《海瑞罢官》塑造了一个罢黜的清官，他“要为生民作主张”，“同黑暗势力斗争到底”，“不为强暴所屈”，“不怕杀身之祸”。
《谢瑶环》塑造了一个遇害的女杰，她“为民请命”，“一贯与豪门贵族斗争”。
《李慧娘》塑造了一个复仇的厉鬼，她“以庶黎为怀，念念不忘生活于苦难泥涂之众生”，“死后报仇冤”，“与一代豪势苦斗到底”。
请看，这三个剧本，不但在精神上，甚至在语言上都是多么一致！
“为民请命”，同当道的“强暴势力”作殊死斗争，成了它们共同的中心口号。
他们又都特别声明，塑造这些“英雄”，是为了要“我们今天学习”（23），是要对今人发生深刻的“教育意义”（18），是“借此姿质美丽之幽魂，以励生人”（19），是要予读者或观众以“现实斗争的指导”（21），总之，是渴望唤起一种力量，激励他们起来进行反抗现实的斗争。
《李慧娘》中特别借“急草万言书”的太学生之口说：不要去骂那死人了，“还是对付这活着的”，“还要写到目前才是”。
这不是作者的画龙点睛之笔吗？

什么是“为民请命”呢？
“为民请命”，在历史上从来不曾是革命者的口号，在今天，更变成了一种反动的呼声。
今天，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人民作了自己命运的主人，还要谁去替他们请命呢？
那些打出“为民请命”的旗帜的英雄，究竟是为谁请命，又是向谁请命？
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员，不是站在党和党所领导的人民群众之中，而是站到党和党所领导的人民群众的外面和对面，以“人民利益”的代表者自居，向党请命，同党斗争，似乎代表人民利益的不是党，反而是他们，这样，他们究竟把自己摆到什么位置上去了呢？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罢官”问题的现实政治含义。
《海瑞罢官》这出戏，它的主题思想是“罢官”，它的戏剧高潮在“罢官”。
罢了官，杀一个人再走；
罢了官，不能走得“灰溜溜”的；
罢了官，幕后合唱：“天寒地冻风萧萧，去思牵心千万条，海父南归留不住，万家生佛把香烧。”
对一个被罢了官的冒充“为民请命”的“英雄”表达了极度的崇敬和无穷的怀恋。
在这里，吴晗同志想要说明的究竟是什么呢？
是要说明，“站在人民立场”、“为民请命”、“为农民的利益而斗争”，就要落到“罢官”的下场吗？
这种描写，对于历史上一个封建阶级的官吏，是荒谬绝伦的美化；
对于现实，则只能是对那种自称“为民请命”而被罢了官的反党反人民的“英雄”表示支持和同情。
吴晗同志这样做，适合了什么人的需要，喊出了什么人的心声，充当了什么人的喉舌呢？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中，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同无产阶级作斗争，总要在农民问题上大作文章，“为农民请命”是他们惯用的口号。
这也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他们能够公开声言代表地、富、反、坏讲话吗？
不能。
他们能够公开声言代表资产阶级剥削利益讲话吗？
也不能。
他们只好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仿佛他们“忧的是灾黎苦”，同情和关怀的是农民的利益。
他们诅咒社会主义改造给农民带来无穷的灾难。
因为，如果农民的个体经济的私有制被改造了，集体经济的公有制巩固和发展了，那么，资产阶级就彻底被孤立了。
这是资产阶级根本利益之所在。
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怎能善罢甘休呢？
于是，他们挺身而出，打起“为农民请命”的旗帜。
他们“不畏强暴”，要同无产阶级、同社会主义抗争。

对于这样的冒充农民“救星”的反社会主义“英雄”，我们已经见过不少了。
还在一九五三年，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刚刚开始不久，就有这样的“英雄”出来，叫嚷什么“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要为“农民”鸣不平。
一九五七年前后，在资产阶级右派准备和发动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们之中也不乏这样的“英雄”，大嚷什么“农民生活苦”，并且刮起了一阵“合作化不行”，“不如单干好”的小台风。
一九五九年，又来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英雄”，叫喊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在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发动新的进攻中，再一次跑出来这样的“英雄”，把农村情况说得一团漆黑，大肆宣传“单干优越”论，掀起了一股“单干风”。

这不是历史的滑稽剧吗？
过去剥削农民、压迫农民，吸吮农民的膏血，把农民踩在九地之下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翻了身，走上了消灭剥削和逐步消灭穷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后，他们的政治代表和思想代表，居然把自己打扮成“农民利益”的捍卫者，来同无产阶级作斗争了。

这样，从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在农民问题上进行斗争的历史经验看，从当时剧本写作和演出的实际背景看，从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效果看，《海瑞罢官》在现实阶级斗争中起的是什么作用，不是很清楚吗？

原来，在戏剧舞台上抬出一个历史人物，把他塑造为农民的“救星”，不过是反映了在现实生活中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企图把自己装扮为农民的“救星”。
上帝是人按照自己的面貌塑造出来的，舞台上的海瑞是按照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的面貌塑造出来的。
在舞台上为罢了官的海瑞唱赞歌，不过是为现实生活中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遭受的失败表示惋惜和不平。
至于历史上农民反对兼并、要求田地的题材，不过是被借用来表达今天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反对人民公社，要求恢复单干，恢复私有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愿望。
在同一个时候，不但《海瑞罢官》大写“退田”，《谢瑶环》也大写“退田”，甚至《李慧娘》中也引用了“公田枉自害苍生”的诗句。
这难道是偶然的现象吗？

吴晗同志也许会说，在《论海瑞》中不是说过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吗？
的确，在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的大量宣传文字中，有过几句游离于他的全部宣传的主旨之外的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词句。
但是，这些词句并不能够改变他的全部宣传的意图和倾向。
以吴晗同志第一篇宣传海瑞的文章《海瑞骂皇帝》来说，这篇文章根本不讲海瑞是站在忠君的立场上，不讲这件事情的阶级实质，不讲海瑞敢于向皇帝直言进谏是这个封建阶级的优秀人物为了本阶级的根本利益而置个人身家性命于不顾行为，而是赞扬一种抽象的“骂皇帝”的勇敢，以一骂为快，甚至说什么就是“在戏上骂骂，痛快一下，也是好的”（24）。
请问，这种感情同什么人共鸣？
吴晗同志还离开阶级分析，大力宣传一种抽象的“傲骨”精神和所谓“反乡愿”的态度，宣传“老来傲骨犹然在”，请问，这在现在又是同什么人的精神状态相符合，它的矛头指向哪里？
至于《海瑞罢官》这个剧本，那就更清楚了，它有哪一个人物、哪一段情节、哪一点思想、哪一句唱词和道白，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呢？
有哪一点影子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呢？
说它是假冒海瑞而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精神面貌的写照和颂歌，岂不是更象一些吗？

列宁说过：“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
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在历史上，凡是不懂得、不认识自己真正的实质，即不了解自己实际上（而不是凭自己的想象）倾向于哪些阶级的人们、集团和派别，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他们是真的不懂得，还是假装不懂得，这个问题也许会使写某人传记的作者感到兴趣，但是对于政治家来说，这种问题毕竟是次要的。
重要的是，历史和政治如何揭露这些集团和派别，如何透过它们‘也是社会主义’或‘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揭露它们的资产阶级的实质。”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四五九页）

在这场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辩论中，透过“也是马克思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的词句，揭露这个新编历史剧所代表的思潮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实质，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后记：这篇文章完稿后，我们读到了吴晗同志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我们准备在详细研究吴晗同志这篇文章以后，和学术界的同志们一道，进一步同他进行讨论。

作者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① 吴晗：《海瑞罢官》北京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

《论海瑞》，《人民日报》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海瑞的故事》，中华书局一九六三年版；

《海瑞》，《新建设》一九六○年十、十一月号。

② 《万历大明会典》卷十七，户部四，田土。

③ 如《明孝宗实录》成化二十三年诏：“各处地土山场湖荡，军民开垦管业已久，近年以来多被权豪势要之家及奸诈无籍之徒侵占投献。
虽有禁约事例，多不遵守，以至小民受害无伸。
诏书到日，限一月以里退还。
敢有不遵并今后仍前侵占投献者，许被害之人告理，照例治以重罪。”
④ 见《明世宗实录》卷八十二，嘉靖六年；
《万历大明会典》卷十七，户部四，田土。

⑤ 《明史·徐阶传》：徐阶“奏夺景府所占陂田数万顷，还之民。”
⑥ 《嘉隆新例附万历》二，户例，《玄览堂丛书续集》一○三册。

⑦ 《明世宗实录》，卷三八六，嘉靖三十一年。

⑧ 《海瑞集》，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版。

⑨ 吴晗：《论历史人物评价》，《人民日报》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10） 吴晗：《历史教材和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人民教育》一九六一年第九期。

（11） 《吴晗同志谈历史剧》，《戏剧报》一九六一年九、十期合刊。

（12） 吴晗：《谈武则天》，《人民文学》一九六○年七月号。

（13） 吴晗：《有关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知识普及的问题》，《光明日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五日。

（14） 吴晗：《说道德》，《前线》一九六二年第十期；

《再说道德》，《前线》一九六二年第十六期；

《三说道德》，《光明日报》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九日。

（15） 吴晗：《再谈历史剧》，《文汇报》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

（16） 吴晗：《关于历史剧的一些问题》，《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八日。

（17） 吴晗：《论历史剧》，《文学评论》一九六一年第三期。
（接下文）

（18） 田汉：《谢瑶环》，《剧本》一九六一年第七、八期合刊；
单行本，东风文艺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

（19） 孟超：《李慧娘》，《剧本》一九六一年第七、八期合刊；
单行本，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

（20） 繁星：《“史”和“戏”》，《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六日。

（21） 史优：《也谈历史剧》，《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七日。

（22） 繁星：《有鬼无害论》，《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23） 吴晗：《海瑞罢官》引言。

（24） 刘勉之（吴晗）：《海瑞骂皇帝》，《人民日报》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

《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一节。

在这一节中，毛主席通过对如何学习战争规律、指挥打仗的问题的论述，深刻地阐述并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和实践、学和用的辩证关系。
它对我们各行各业、每一个同志都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它是我们正确地认识和处理问题的指针，是我们克服唯心主义和各种形而上学的锋利武器。
认真学习并切实按照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去做，就能够使我们的思想和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

全文共有十六小节，按论述的内容大致上可分为五段：

第一段（第一小节到第八小节）：指出学是为了用，学习战争规律是为了要使用这些规律于战争。
学习不容易，使用更加不容易，关键在于解决主观和客观的矛盾，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

第二段（第九小节到第十一小节）：指出要解决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必须作深入、反复的调查研究，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反复。

第三段（第十二、十三小节）：指出对于前人或今人的经验，应该着重学习，但更重要的是在干中间学习，在自己的实践中学习。

第四段（第十四小节）：指出要学习和使用战争规律，必须全面研究敌我情况，要做到“知彼知己”。
明于知己，暗于知彼，或者明于知彼，暗于知己，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问题的。

第五段（第十五、十六小节）：结论。
指出必须发挥主观指导的能力，学习和掌握战争规律，去争取胜利。
军事指挥员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

全文的中心思想是：每一个红军指挥员，都要善于学习和使用战争规律，提高自己的主观指导能力，使自己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不但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
只有这样，才能在战争中打败敌人，取得胜利

要着重领会的问题

我们学习这一节，要着重领会以下问题：

一、主观一定要符合于客观

一切事物都是有规律的，一切事物的规律都是客观的，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不管人们承认或不承认它，喜欢或不喜欢它，也不管人们认识它还是没有认识它，它是客观存在着的。
因此，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打仗也好，做其它工作也好，都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使主观符合于客观，才能把事情办好。
反之，凡是违反事物的客观规律，主观与客观不一致的，就一定要碰壁，就一定要犯错误。
毛主席说：“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
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
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决不是说可以忽视和放松主观的努力。
恰恰相反，它要求我们发挥高度的主观能动性。
正确认识客观规律，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础；
另一方面，又只有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更好地去认识客观规律。
愈是正确地高度发挥主观能动性，就愈能深刻地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
愈是深刻地认识和掌握了客观规律，就愈能更充分地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
毛主席说：“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
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
“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打仗是这样，做一切工作也都是这样。
有的人在很困难的条件下，却能把工作做得很出色，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而有的人在条件很好的情况下，却没有能做好工作，甚至出问题，犯错误，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主观的努力程度不同。

我们在各项实际工作中，要想真正取得胜利，达到预期的目的，不犯或少犯错误，就一定要切实牢记并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学习和掌握客观规律，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
一切主观主义、懒汉主义的思想作风，是万万要不得的，必须坚决防止和克服。

二、调查研究是使主观符合客观的根本办法

怎样才能使我们的主观符合于客观呢？
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深入实际，进行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
客观事物的规律，是完全可以认识的，但又决不是坐在房子里，单凭书本、文件，或者仅仅靠脑子想想就可以认识的。
必须亲自参加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在实践中，进行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
认识和掌握客观事物的规律并应用于自己的行动中，使主观符合于客观的过程，也就是反复实践、不断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
具体地说：

第一，做任何一项工作，制订任何一项工作计划，首先必须进行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取得对事物的正确的认识。
毛主席说：“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
“粗心大意的军事家，不去这样做，把军事计划建立在一相情愿的基础之上，这种计划是空想的，不符合于实际的。”
不认真进行调查研究，不了解全面情况，就谈不上正确的计划，就谈不上把主观和客观符合起来，就一定不免于碰壁。

第二，“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
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
这就是说，不但制定计划要调查研究，执行计划时同样要调查研究，以便不断修正计划，使之更符合于实际情况。
只有这样，才能使主观和客观更好地符合起来。

第三，一次战斗取得了胜利，一项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并不就等于对战斗、对工作的规律性有了充分的完整的认识。
客观事物是复杂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不是经过一两次实践、进行过一两次调查研究，就能充分认识和掌握的，必须经过反复的实践，不断的调查研究，也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反复，在每一次反复中，检验、修正和发展已经取得的认识。
毛主席说：“这一认识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一种长时间的经验，要了解和把握整个战争的规律是困难的。”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的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使我们主观符合于客观的必经的过程。
任何人，做任何工作，不去实践，不去做调查研究，固然是不行的；
就是去实践了，调查研究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如果就此满足起来，不再去继续进行反复的实践和调查研究，同样是不行的，是不能真正认识和掌握客观事物的规律，解决主观和客观的矛盾，真正做好工作的。

三、干是最重要的学习，要在干中间学习

要认识和掌握客观事物的规律，必须很好地学习。
要善于学习前人的和今人的经验。
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要在实践中学习，在干中间学习。
毛主席教导我们：“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
为什么说使用是更重要的学习呢？
从根本上来说，因为实践是人类知识的源泉。
人的一切正确的认识，都来源于实践，并且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说过：“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
“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
我们固然不可能事事都依靠自己的直接经验，应该学习前人或今人的有关经验。
但是人家的经验，光从书本学习是学不到手的，必须通过自己的实践，才能真正地吸收人家的经验，把人家的经验化为自己的东西，才能“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

在干中间学习之所以重要，还由于我们所从事的革命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
我们所进行的各项斗争，无论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或科学实验，都是最实际的革命斗争，并且是在不断发展着的，都要等学好了再干，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干中间学习，正是我们革命者学习干革命的主要方法。
毛主席说：“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
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灭的，干革命，干战争，就是消灭这个距离的方法。”
学习战争的规律是这样，做一切工作，学习一切知识，也都需要这样。
从不会到会，从没有把握到有把握，都得依靠在干中间学习。
实践永远是革命人民获得革命知识的最直接、最广阔的课堂。

在干中间学习，是我们革命者最根本的学习方法。
我们每个同志都要重视在干中间学习，善于在干中间学习。

思考题

一、回忆一下，有哪些事因主客观相一致而办好了，因主客观不一致而办坏了？
应该从中吸取什么经验教训？

二、为什么在干中间学习是更重要的学习？
你有些什么经验和体会？

栏目：小词典

《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一节中，曾用了“初出茅庐”和“纸上谈兵”的成语。
这两句成语的来历和意思是：

初出茅庐 东汉末年，诸葛亮隐居南阳，经刘备三次登门恳切邀请，出来襄助刘备。
诸葛亮初到刘备军中不久，正值曹操派大将夏侯dūn领兵十万来攻打。
当时刘备部下只有几千人马，兵单将少，形势十分危急。
可是诸葛亮利用敌人骄傲、轻敌的弱点，在博望坡设下埋伏，一场火攻，把十万曹军打得落花流水。
后人赞扬诸葛亮对这次战役的正确指挥，有这样的诗句：“博望相持用火攻，指挥如意谈笑中，直须惊破曹公胆，初出茅庐第一功。”
“初出茅庐”这句成语，就是这样来的。

后来，人们把这句成语的意思加以变化，专用来形容初做工作、缺乏实际经验、幼稚无知的人。

纸上谈兵 战国时代，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赵括，年青时读过不少兵书，常在人前大谈用兵作战的理论，自以为天下无敌。
可是他父亲却把他看透了，说他只不过是夸夸其谈，毫无实际知识，将来如果让他带兵打仗，一定会被他断送赵国的军队。

后来事情果然如此。
一次秦国攻打赵国，赵王命令赵括领兵抵抗。
赵括到了前线，死搬教条，自以为是，结果，没有多久，就打了大败仗，四十万大军全部复灭，赵括自己在突围时被射死。

明朝有个诗人曾写诗讽喻这件事，其中有一句说：“朝野犹夸纸上兵”。
后来，人们就从此引伸出“纸上谈兵”这一成语，用来形容那些只会死读书本、空谈理论而不务实际的人。
===== 学习信箱-RW：问：既然最重要的是在干中间学习，为什么又强调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呢？
-答：我们强调在干中间学习，是因为一切正确的认识都来源于实践，并且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
要想获得真知，除了应学习前人或今人的有关经验外，还必须自己直接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
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和吸收那些经验，把它化为自己的东西，才能在别人经验的基础上获得新的认识，创造新的经验。
但不能因此得出片面的结论，认为学习前人和今人的经验就不重要了。
恰恰相反，必须认真地学习。
毛主席说：“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
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
问题在于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践，要在使用的过程中来学习，而不要脱离实际地学习。
-一切正确的理论之所以是正确的，就在于它来源于实践并为实践所证明。
它是前人或今人千百次实践经验的结晶。
正确的理论的作用，不仅在于它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世界的规律，而且在于它能指导人们的实践，指导人们去能动地改造世界。
毛主席说：“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实践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来源于实践又指导我们实践的最正确最普遍的真理。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它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经验结晶，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世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
我们每一个革命者，做一切事情，处理一切问题，都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作指针。
否则，要做好工作，要取得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
但是，怎样才能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怎样才能真正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呢？
还是要和自己的实践结合起来，要在实践中学习，在使用中学习，这也就是林彪同志指示我们的：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离开实践，离开活学活用，是不能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的。
-所以，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强调在干中间学习，是一致的。
在干中间学习，正是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最重要的方法，而且这种学习方法的本身，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具体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