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厉惩罚窜扰华东上空之敌
我空军击落美制蒋机一架
林彪副总理嘉奖空军部队的胜利
新华社09日讯09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在华东地区上空，击落了窜入我沿海骚扰破坏的美制蒋机一架。
敌机残骸坠入海中。
新华社09日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林彪颁发嘉奖令，表扬09日下午在华东地区上空击落美制蒋机一架的空军部队。
嘉奖令说，你们在这次战斗中，行动迅速，动作准确，战斗勇敢，指挥正确，取得了战斗的圆满胜利，给敌人的骚扰破坏活动以严厉的惩罚。
这是你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政治，把各项工作落实于战备所取得的显著成果。
希望你们继续努力，进一步把各项工作做得好上加好，争取在今后作战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同志接见一些会议的人员
新华社09日讯
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陆定一、康生、薄一波、叶剑英、谢富治等领导人，今天下午接见了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农业部、建筑材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化学工业部、高等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的一些会议的全体人员，以及来北京演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部队前卫文工团的全体人员。
（附图片）
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陆定一、康生、薄一波、叶剑英、谢富治等领导人，接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等部门在北京召开的一些会议的全体人员和济南部队前卫文工团的全体人员。
新华社记者　杜修贤摄

在大庆政治工作无所不在时时事事从政治思想工作入手
怎样突出政治？
在大庆，政治工作无所不在，时时事事从政治思想工作入手
编者按：
怎样在企业里突出政治，是很多同志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
本报今天登载的《怎样突出政治？
》一文，从各个侧面，介绍了大庆的政治工作。
大庆油田党委把政治工作放在议事日程的第1位，主管行政、技术的领导干部也是首先抓政治思想工作，家属也很关心政治。
总之，在大庆油田，政治工作无所不在，时时事事从政治思想工作入手。
这是他们不断取得巨大成绩的根本原因。
突出政治，就是做人的工作，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提高人们的阶级觉悟。
组长时士敏帮助王清芳进步的事例，生动地说明了，要想真正解决问题，仅仅关心群众生活，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是很不够的，而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思想问题。
突出政治，就要做人的工作，进行阶级教育。
用什么武器去做人的工作呢？
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提高群众觉悟，解决思想问题的最有力的武器。
用毛泽东思想把群众武装起来。
在群众中造成读、讲、用毛主席著作的风气，遇到问题，先讲毛主席的著作，真正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
这是大庆突出政治的基本经验。
政治的位置
来大庆之前，经常听到过一种说法：
“政治是软任务，生产是硬任务。”
“生产和政治比，是政治重要？
还是生产重要？”
大庆早已不存在这个问题。
政治和生产的关系问题，不是什么硬任务、软任务的问题，也不是谁重要、谁不重要的问题，而是没有政治，就没有社会主义生产的问题。
一位钻井队司钻魏光荣同志把他的经验和教训作了生动的概括。
他说：
“光抓钻头，不抓人头，吃了苦头；
抓了人头，再抓钻头，尝到甜头。”
他所说的“人头”，就是做人的头脑里的政治工作。
大庆在日常工作中是这样处理政治和生产的关系的：
抓生产从政治入手，抓政治从生产出发。
要谈领导，就不能单纯地谈什么“行政领导”，“技术领导”；
我们说的领导，首先就是政治领导。
离开政治领导，实际上也就不成为行政领导或技术领导。
政治工作者同行政工作者、技术工作者要有分工，但是，分工不是“分家”。
如果分工的结果，分出了“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或“空头政治家”，那就很不好了。
主管行政、技术的部门和工作人员必须熟悉政治形势，会做思想政治工作；
主管政治工作的部门和工作人员也必须熟悉生产，推动生产工作。
我们曾经问过大庆党委同志：
“党委会多少日子讨论一次政治工作？”
想不到，这个问题竟使对方感到为难。
他想了一会儿，才说道：
“也可以说，我们每次开会，都是讨论政治工作。
我们不管布置什么工作，都是首先研究它的政治意义，研究怎样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由群众自觉自愿地完成这个工作。”
大庆党委会总是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第1位，而不是仅仅推给政治部门去做。
党委抓政治工作，行政、技术领导也抓政治工作。
有一位非党的总工程师说：
“过去我下去第1是抓生产；
第2是抓数据；
第3是抓图纸。
到大庆以后，首先是抓政治思想，第2是抓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情况；
第3是抓作风。
然后，才抓技术工作的问题。
这样抓法，逐渐就出现了高标准的技术水平。”
紧跟毛泽东思想
在大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职工都能经常学习毛主席著作，职工家属也注意学习毛主席著作。
在职工群众中，读、讲、用毛主席著作成风。
大家以阶级斗争为纲，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
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
这是突出政治的根本标志。
这里，人们常说：
“要跟毛泽东思想、跟党中央和毛主席”，而且要“跟得紧，跟得快，跟得准，跟得好。”
党中央、毛主席有什么指示，马上就进行深入的学习和讨论，学习了，讨论了，立即见诸行动。
在行动过程中，继续学习和讨论。
这里还有所谓“九热一冷”的说法，意思是在热热烈烈地干一段工作（也不一定是九天）之后，就要冷静一下，运用毛泽东思想把工作总结一下。
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跟得准，跟得好”。
大庆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极其认真。
他们认为，解放军跟毛泽东思想，跟党中央和毛主席最紧、最快、最准、最好。
这正是解放军和大庆油田的共性。
这种共性，是主要的、基本的、大量的。
从这一点出发去学解放军的具体的政治工作经验，就感到亲切了，就能用得活了。
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后，进一步使毛泽东思想在人的思想上、制度上、组织上深深扎根。
在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中，广大群众采用了许多好经验、好方法。
如：
“带着问题学，心里有了钩，挂得住，学得懂，记得牢，用得上。”
“没事不出门，出门书跟人”。
“大地当书房，有空读几行。”
“语录好，容易懂，记得牢，费时少，见效快。”
这些话，一经出口，不胫而走，形成互相启发、互相促进的浓厚的政治空气。
群众的政治
多数人做政治工作，而不是少数人做政治工作，这样，政治才能突出。
毛主席说：
我们的政治是“群众的政治”。
大庆领导机关曾经提醒干部注意解决“我们到底是靠群众，还是管群众”的问题。
大庆多数人自觉地做政治工作，正是靠群众而不是管群众的结果。
一些外地同志到大庆考察政治工作，不是先找职工谈，而是先去看家属。
因为，这是企业中政治工作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方面。
现在，大庆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家属都已经参加了农副业生产和其他劳动。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宿舍是家属动手盖起来的。
家属是大庆人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最引起同志们注意的是家属们那么认真地学毛主席著作，那么关心政治。
家属把劳动当作革命干，这表明政治工作真正做到了家。
许多同志认为，大庆妇女不再是一般的家庭妇女，而是在思想上和劳动中彻底解放了的妇女。
这些来访的同志兴高采烈地向我们讲了一个又一个的生动例子。
有一位职工家属，为集体放牛，成了劳动模范。
她从来没有放过牛，开始见了还害怕。
后来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了思想，把放牛看作是自己干革命的任务，勤学苦练，一个人可以放五十多头。
放牛要起早，可是梳辫子耽误时间，决心把它剪掉。
丈夫不同意，说是剪了辫子“男不男，女不女”。
她从政治上跟丈夫讲道理，丈夫还是不同意。
一天，她自己把辫子剪掉了。
丈夫大为生气。
附近的家属听说他们为这件事情闹了别扭，都来做政治工作，打通男方的思想；
家属干部告诉这位丈夫，他的妻子是劳动模范、标兵，是值得学习的人，为什么因这件小事跟她闹别扭呢？
男的受到教育。
第2天上工时告诉妻子说：
“咱们年底见，我一定当上‘五好’工人来见你。”
家属们过去碰到一起，常常评头论足，比吃比穿；
现在大家闹革命，比对国家的贡献。
过去职工是“班上刮东风，家里刮西风”，现在却是男工女农，共同学习，携手并进了。
工人说：
“我们不但没有后顾之忧，而且有天天督促自己进步的亲人了！”
不放松小事细事
时时事事突出政治，政治才能突出。
大庆的同志认为，在生产高潮中，固然要突出政治，在大量的、日常的、具体的、细小的工作中，同样要突出政治。
机器上掉了一个螺丝钉，图纸上漏了一个不重要的“点”，也许可以看作是一件小事，可是，在大庆，却经常被当做不能放松的大事。
他们从政治上看问题，从思想上看问题，认为这是丢了革命作风，丢了革命传统，丢了革命责任心的问题，所以要从思想政治的角度进行检查，直找出教训为止——当然，这仅仅是为了接受教训。
正因为人们一再被这种教训所提醒，才逐步认识到时时事事突出政治的必要。
一二○五钻井队司机苏顺国说得好：
“我以前对‘小事’从不放在心上，认为干工作哪有不疏忽一下的？
现在认识到事在人为，只要我们在工作中有高度负责的思想，就不会出问题。”
在大庆，几乎到处都可以听到这样一类的故事：
有一个叫王清芳的女同志，开会常迟到，工作上有时精力不集中。
组里的同志了解到，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家务事都要自己干。
事一多，孩子一闹，就提不起精神来干工作。
他们热情地帮助她减轻了家务负担，她就积极起来了。
可是，过了一个时期，她的工作劲头又下降了。
一了解，原来她的宿舍取暖设备差，房子冷。
组长时士敏半夜下班后给她拣柴禾，大家把热菜热饭送到她家里。
这样，她又积极起来了。
她这两次转变，使组长不能不想到：
她为什么一碰到具体问题，情绪就低落呢，现在的进步能巩固吗？
带着这个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从中找到了答案：
要帮助一个同志进步，光解决具体问题还是不够的，只有从根本上提高阶级觉悟，帮助她树立无产阶级革命世界观，才能使她永远保持旺盛的革命干劲，经得起任何困难的考验。
于是，组长就和她一起学习《纪念白求恩》，帮助她认识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
这样，她逐渐地解决了工作和家务事的正确关系，持久不懈地作好了工作，把家务事安排得有条有理，而且还能帮助别的同志。
人们不放松小事细事，还因为大事常常是小事细事发展来的。
平常有了锻炼，到生产高潮的紧急情况下，就过得硬了。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提法：
生产高潮必须是突出政治的高潮，必须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高潮。
生产高潮越深入、越发展，思想斗争就越尖锐、越复杂，形形色色的思想问题就越要出来表演，因此就越要突出政治。
反　复　的　斗　争
要突出政治，就要同忽视政治的老习惯作斗争。
在大庆，这种斗争一直持续不断。
大庆从会战第1天起到现在，已经反复进行了许多次，看来这种斗争，他们还准备继续进行下去。
有这样一个队长，他领导的队，五年来工作一直上不去，总跟着别队的“屁股后转”。
1963年11月曾发生五次事故，第1次，他的结论是“岗位责任制不严”；
第2次，他认为是“平常对工人批评得不够”；
第3次，他又说是“井长、技术员检查不严”；
第4次，他责备工人“技术不过硬”；
第5次，他说是“工人搞技术革新造成的”，宣布以后“不许在工作时间搞技术革新”。
五次“苦头”没有把他教育过来；
领导同志、指导员、工人同志的多次批评，也没有能打动他。
他向领导同志说：
“你体谅体谅我们吧，基层的事情太多了！”
又向给他提意见的党支部委员（工人）说：
“你说做思想工作，我也同意；
可是，我们的‘刮腊片’掉到油井里了，你用思想工作给我捞上来吧！”
直到最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才慢慢想通了。
工人向他提出要求说：
“希望你用毛泽东思想带我们！”
这话对他震动很大。
他说：
“我参加革命二十一年了，还不会革命。
不会革命，就表现在不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第1位。”
从此，他才懂得，突出政治不仅可以使大家又快又好地处理事故，而且可以防止事故、消灭事故。
这样的例子说明，忽视政治的倾向，既有阶级根源，也有认识根源。
因此，必须反复地进行斗争，一劳永逸的办法是没有的。
有的地方没有进行这种斗争，却轻率地宣布已经突出了政治，这只不过是因为没有突出政治而已。
此刻，大庆正在进行“冬季政治整训”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他们全面地检查突出政治的情况。
全体同志正用表扬和批评的武器，通过评选“五好”职工和五好单位，突出政治，并且对忽视政治的倾向作斗争，广泛地表扬突出政治的人和事，批评忽视政治的人和事。
毫无疑问，经过这次检查，大庆必将更进一步地突出政治。
本报记者　安岗　郭小川　程晓侯

我对外贸易部负责人向记者发表谈话
说明中古贸易问题的事实真相
卡斯特罗总理在哈瓦那群众大会上所谈1966年中国对古巴的出口下降到了比从1961年到1965年任何贸易年度都低的水平，所谓中国将长期供应古巴二十五万吨大米和米糖交换比例，以及所谓中国拒绝商谈古巴利用经济贷款弥补对中国贸易逆差的问题，都是不符合事实的。
在三大洲人民团结会议召开前夕，卡斯特罗总理突然异乎寻常地单方面地不真实地公布双方正在进行的初步贸易谈判情况，我们不能不对此感到遗憾。
相信古巴人民完全能理解中国人民的立场，中古人民的深厚友谊必能加强。
新华社09日讯
01月02日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在哈瓦那庆祝古巴解放七周年群众集会的讲话中以很大的篇幅谈到了中古贸易的问题。
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本社记者特地访问了我对外贸易部负责人，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谈话，问题和答复全文如下：
问：
卡斯特罗总理在01月02日群众大会的讲话中提到，1966年中古两国的贸易额比1965年下降了，中国对古巴的出口，下降到了“比从1961年到1965年任何贸易年度都低的水平”。
是否可以请你介绍一下1966年中古贸易谈判情况。
答：
由古巴对外贸易部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司司长伊萨梅尔·贝略同志率领的古巴对外贸易部代表团于1965年11月10日来北京，同我对外贸易部相应的代表团就1966年的两国贸易进行初步商谈，这一商谈正在进行中。
根据我部代表团的报告，目前双方代表团初步商谈的1966年中古两国的贸易额比1965年是有所下降，但是仍然高于1962年和1963年，而相当于1964年的水平。
卡斯特罗总理说，中国对古巴的出口下降到了“比从1961年到1965年任何贸易年度都低的水平”，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每个国家都根据它当时的经济状况，安排各自的对外贸易。
因此，在国际贸易中，贸易额有时高有时低是经常出现的情况。
几年来，中古两国的贸易额也是这样，1961年高一点，1962年、1963年低一点，1964年高一点，1965年又高一点。
如果1966年有所下降，这完全是正常的现象。
社会主义国家在贸易上是相互支援的，同时又是根据各自的需要和可能互通有无的。
在两个国家的贸易往来中，一方不能满足对方需要的情况是常有的。
这种情况在中古过去几年的贸易谈判中发生过，在这次商谈中也碰到了。
我们有一些商品没有满足古巴的要求，同样古巴也有一些商品没有满足我们的要求。
在这次商谈中，古方提出要求我们在1966年供应古巴二十八万五千四百吨大米，这比前几年我们一般每年供应古巴十二万吨到十三万五千吨大米的数量多了一倍。
1965年我国的粮食收成虽然比较好，但仍不能满足我国各方面、包括援助其它国家的需要。
我部代表团在同古巴对外贸易部代表团谈判中，一方面坦率地说明了我们的困难，另一方面还是尽了很大的努力，提出在1966年提供古巴十三万五千吨大米，保持了1964年的水平。
这些情况古巴同志是完全清楚的。
问：
卡斯特罗总理说，他曾经建议用两吨古巴食糖换一吨中国大米，并认为这个交换是“长期的”。
能不能请你介绍一下这件事情的经过情况。
答：
1964年10月01日卡斯特罗总理向我国驻古巴大使王幼平同志建议，古巴希望每年用三十七万吨糖交换我国二十五万吨大米；
交换的比例是一吨半糖换一吨大米，而不是象卡斯特罗总理在01月02日的讲话中所说的那样，用两吨古巴糖换一吨中国大米。
当时中国政府慎重地考虑了卡斯特罗总理的这个建议，同意在1965年一年内给古巴提供二十五万吨大米，但未答应每年照此数供应，也未接受卡斯特罗总理提出来的米糖交换的比例。
1965年中国提供的二十五万吨大米按实际合同价格折算，而糖的价格仍按原来双方商定的合同价格计算，因而古巴的一吨糖换中国的一点一二吨大米。
1964年10月24日王幼平大使向古巴代理外交部长托拉斯同志送交一份中国政府对卡斯特罗总理关于糖换大米的意见的备忘录，明确答复在1965年供应古巴二十五万吨大米，并列入1965年两国贸易议定书中，糖价按中古两国政府有关合同规定，米价按国际市场价格计算。
这是有案可查的。
中古两国政府从未签订过长期由中国按年供应古巴二十五万吨大米的协定。
在中国答复卡斯特罗总理的建议以后，古巴外交部、对外贸易部在同中国驻古巴大使馆的接触中，从未提出要求中国长期供应古巴二十五万吨大米的问题。
1964年12月以古巴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马尔多纳多同志为首的古巴政府贸易代表团来北京同我国政府商谈和签订中古两国政府1965年至1970年长期贸易协定和1965年贸易议定书的时候，也没有提出这一问题。
很显然，卡斯特罗总理认为中国将长期供应古巴二十五万吨大米，是没有根据的。
问：
卡斯特罗总理在讲话中还提到中国给古巴的经济合作贷款和贸易贷款的问题，卡斯特罗总理说在1966年两国贸易谈判中，古方提出利用经济合作贷款来弥补对中国贸易逆差，“中国方面回答说，他们不能决定利用经济贷款的问题，应该在政府级提出这个问题”。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答：
1960年11月30日中古两国政府签订了1960年至1965年的经济合作协定。
协定规定中国政府给予古巴共和国政府以无息的和不附带任何条件和特权的贷款二亿四千万旧卢布（相当于六千万美元）。
根据协定规定，这笔贷款是以成套设备和技术的方式提供，帮助古巴经济建设。
这同贸易贷款是两回事。
如果古方需要将这笔贷款用在其它方面，应该经过两国政府商谈解决。
比如，1965年经中、古两国政府协商，用经济合作贷款的一部分（相当于一千五百万美元），弥补1965年中古贸易执行中古巴对中国贸易的逆差。
在1966年的初步贸易谈判中，古方提出要动用经济合作贷款的部分余额，来弥补对中国1966年的贸易差额，这本来是可以商量的。
由于这个问题涉及到执行两国经济合作协定的问题，按照我国政府部门的分工，这个问题是由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负责处理的，因此我方代表团表示希望古巴有关部门同我国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商谈，这是很合理的答复。
但至今古巴并未同我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就此问题进行接触。
而卡斯特罗总理讲话中提出这个问题，似乎中国拒绝进行商谈，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问：
你对卡斯特罗总理公布中古两国1966年贸易初步谈判情况的讲话有何看法？
答：
根据中古两国贸易谈判惯例，1966年两国贸易先在北京进行初步商谈，然后由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去哈瓦那正式签订年度议定书。
现在古巴外贸部的代表团还在北京，双方初步贸易谈判正在进行，年度议定书尚未最后签定。
古巴政府如有不同意见和要求，完全可以提出来同中国政府商谈。
但是卡斯特罗总理不仅没有这样做，而且还采取了在通常国家关系中异乎寻常的做法，在哈瓦那庆祝古巴解放七周年的群众大会上，单方面地不真实地公布两国政府有关部门正在进行的初步贸易谈判情况。
对此，我们不能不感到遗憾。
中古两国的贸易谈判年年有，在谈判中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同意见也年年都有。
可是，卡斯特罗总理过去从没有采取过现在的作法。
为什么现在在三大洲人民团结会议在哈瓦那召开的前夕，卡斯特罗总理却突然采取这种异乎寻常的做法呢？
这是值得人们很好地想一想的。
最后，中国对外贸易部负责人表示：
古巴革命胜利以来，中古两国的关系一直是很友好的。
中国人民对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一向给以高度的评价，视为对中国人民有力的支持。
我们相信，古巴人民完全能理解中国人民的立场，理解中国人民对古巴人民的兄弟情谊；
中古两国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必能排除各种障碍继续得到发展和加强。

劳动学习结合　教学生动活泼
四川十三所高等院校部分专业半工半读成绩好
据新华社成都07日电
四川省的四川大学、四川医学院、西南师范学院、成都工学院等十三所全日制高等院校，去年都在部分专业的一、二年级学生中试办了半工（农）半读班。
这些学校的半工（农）半读班包括工科、理科、农科和文科的二十六个专业，共有学生二千四百多名。
他们发扬延安抗大勤俭办学的精神，不要或少要国家投资，自己动手开创多种多样的工读和耕读环境。
各校在试行半工（农）半读中都注意正确处理工（耕）读关系，保证教学质量。
并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注意创造经验。
这些高等院校半工（农）半读班的学生在劳动中同工人和贫下中农接触，思想感情逐渐起了变化，革命的自觉性更高了。
许多学校的半工（农）半读班级都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不少人并能活学活用，自觉改造自己。
这些半工（农）半读班由于劳动和学习相互促进，学生们学习得更加主动和生动活泼。
西南农学院把一些过去认为一年级学生不能探索的问题提出来交给一年级学生，让他们到田间调查，开展科学小组活动，大大丰富了学习内容。

北京商学院商业经济系试行半工半读
师生站柜台教学都革命
他们的经验证明只有毛泽东思想挂帅教育革命才能胜利
据新华社07日讯
在北京市最大的百货商场之一的西单百货商场里，人们发现许多殷勤服务、胸前挂着校徽的售货员，他们是北京商学院商业经济系半工半读的大学生和这个学校的一些领导干部和教师。
大学生站柜台，大学教师站柜台，大学的系主任、院长也站柜台，这引起了各行各业的许多顾客的热烈议论。
人们赞扬说：
“商学院真是大革命了！”
“商学院的路是走对了！”
这个学院的商业经济系是去年年初开始试行半工半读的，站柜台是他们半工半读的一个重要的教学和劳动环节，商业工作上最苦、最累、最脏的劳动，学生们都要去参加。
学校规定：
头一年要到城市的零售商店站柜台，第2年要到批发部门参加收货、发货、包装、倒垛、搬运等劳动，第3年到农村去参加“背篓”、挑货郎担子、赶猪、杀猪等等送工业品下乡上山和收购农副产品的工作。
学生在校四年期间，学习和参加商业劳动的时间大体上要各占一半。
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培养学生成为又红又专、能文能武、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商业战线的新型劳动者，毕业后既能当商业干部和商业管理人员，又能当售货员、会计员和采购员等。
北京商学院商业经济系试行半工半读近一年来的情况生动地说明，教育革命首先是一场思想革命。
只有毛泽东思想挂帅，才能使这场教育大革命取得胜利。
试行半工半读一开始，他们就碰到了各种各样的活思想。
学生中轻视体力劳动和轻视商业工作的思想相当普遍地存在着，许多人受旧的思想影响，对社会主义商业缺乏正确的认识，怕参加商业劳动吃苦、受累、受气，低人一等。
有的学生考上商学院就抱着试试看来的，听说要试行半工半读更觉得不光采，有个别学生甚至想退学。
教师中，有的人还迷信书本，有的人怕搞了半工半读，学生的实际知识丰富了，自己那一套脱离实际的理论教不下去了，也有的人放不下教师的架子、知识分子的架子，怕参加商业劳动。
至于半工半读能不能保证教学质量的问题，师生中议论就更多了。
面对着这种情况，这个学院坚决实行毛泽东思想挂帅，首先组织师生认真地学习毛主席有关著作和对教育工作的指示，学习党中央和刘主席关于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指示，提高了思想认识，明确了这场教育革命的方向。
方向明，决心大。
于是，领导首先革命，院长、系主任亲自带领一批政治干部和教师组成一个“志愿兵”的班子到商场去，放下架子，同学生、商场职工一起站柜台。
站上了柜台，学生们受到商场老职工的教育和顾客中许多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和革命老干部的热情鼓励，坚持在劳动中带着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受到比较深刻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育，阶级观点和劳动观点增强了，并且从亲身体会中，对商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认识更清楚了，因此轻视商业的思想也有所克服。
学生们在革命化、劳动化的道路上加快了步伐。
试行半工半读，不仅使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受到了冲击，也冲破了教学上的各种框框。
社会主义的商业高等学校应该教些什么内容，没有现成的经验，有些教材是过去资产阶级学校留下来的，有的是从外国搬来的。
这些教材应该怎样改革，是修修补补，还是彻底革命，有些教师并不清楚。
站上柜台后，他们才更清楚地看到原来商业经济系规定必修和选修的二十多门课，多而杂，许多内容陈旧、烦琐，相互重复，脱离实际，根本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商业的需要。
因此他们采取彻底革命的态度，冲破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影响的束缚，破除洋框框，明确地提出了在教学上要以毛泽东思想挂帅，“以我为主”来进行彻底革命，主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我国社会主义商业的经验，并贯彻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和“少而精”的原则。
他们根据这些原则对教学进行改革后，突出了毛主席著作选读、政治经济学、我国社会主义商业政策、会计学、商业企业管理和汉语写作六大门课。
课程门类比过去减少了三分之二，课程内容却大大丰富和提高了。
教学方法、教学制度也随之改革了。
在试行半工半读和进行教学改革后，学生们普遍反映比过去学得快，学得活，记得牢了。
许多教师以革命的态度到实践中去学、去干之后，精神状态也很快地起了变化。
北京商学院的负责人对记者说，最近师生们在总结近一年来半工半读的经验时，大家看到了思想上和教学上的收获，增强了信心。
但目前试行半工半读时间还很短，许多问题还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附图片）
北京商学院商业经济系试行半工半读，站柜台是这个系师生教学与劳动的一个重要环节。
这是六五班的学生在北京西单商场售货。
新华社记者　顾德华摄

活跃在各地报纸上的活思想
开会的艺术
陕西汉中专区最近召开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单位和积极分子代表会议。
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抓住当前农业生产方面的突出矛盾，揭露自满情绪，进一步检查思想，找出了忽视政治的单纯生产观点和个人主义的思想根源，最后落实到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上。
这样，问题就看得透了，方向就看得清了，人的精神状态为之一振，立竿见影地推动了当前生产。
《陕西日报》发表短评说：
不管开什么业务会，都有自己的业务问题，但都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就是用毛泽东思想之“矢”，射实际工作之“的”。
业务会不突出政治，不解决人的革命化问题，就不可能促进工作的革命化。
即使是政治工作会，如果泛泛地讲政治，不结合现实斗争，不抓人的活思想，政治也不可能发挥威力。
开会，无非是为了检查工作，总结经验，研究问题，布置新的任务。
会开得怎么样，能否圆满地完成任务，最重要的是看什么挂帅。
不突出政治，就业务谈业务，是业务挂帅；
即使抓了思想，但是抓到业务思想为止，不再深追业务为政治服务的问题、业务中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仍然是业务思想挂帅，不是真正的政治挂帅。
毛主席的书是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只有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检查工作，总结经验，分析问题，思想交锋，最后射准人思想中的“的”，促进人的革命化；
在这个基础上，明确业务政策、业务观点，才能促进工作的革命化。
这样的会，开得活，开得热气腾腾，开出一个政治方向来，开出一股劲来，才算是真正的政治挂帅、革命化的会。
怎样“吃透下头”
云南陆良县龙海区水源十分缺乏，不仅灌溉无水，就连人畜吃水都非常困难。
县委书记张登高同志决定解决这个问题。
第1次，凭着了解的一些片面情况，修大、中型水库，想一步登天，解决龙海的灌溉和人畜吃水问题，结果一项也没有解决。
第2次，从摸这个区的具体情况入手，了解当地群众的迫切要求，先着手解决人畜吃水问题，然后解决农田灌溉问题，这个区的水利建设很快取得了成绩。
《云南日报》为此发表短评说：
什么叫作吃透下头呢？
一般都以为，把实际情况了解清楚，就是吃透下头了。
其实这种说法还是不很准确的。
怎样才是了解清楚呢？
如果只是意味着看到、听到和感觉到许多感性的材料，只是有了许多感性的认识，那是很不够的，那是不能算作吃透的。
吃透下头，指的是对于实际情况有了规律性的了解。
感觉的材料，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和合于实际，才能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
但感觉材料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不能完全地反映事物的本质。
当着认识还停留在这个阶段的时候，由于把握不住事物的本质，就不能得出指导工作的正确方针。
这是龙海山区的治水工作进展不大的主要原因。
而当着人们的认识深化以后，治水工作就大大前进了。
所以，我们一定不要满足于对情况的一般的、片面的、表面的了解。
一个本地生、本地长的干部，同样要注意这个问题。
攀登新高峰的条件
黄麓公社地处江淮丘陵区，自然条件不好，前年粮棉双超“纲要”，登上了一个高峰。
这样，有些人感到满足了，认为在1965年能保住这个成绩就不赖了。
公社党委和多数干部、社员却不这样看，他们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总结工作，找出了潜力所在，从客观实际出发，采取正确的增产措施，创造新的增产条件，尽管去年遭到大旱，粮棉产量仍然更上了一层楼。
《安徽日报》发表社论说，在高产的基础上争取更高产，需要人们花费更大的力气，付出更多的劳动。
因为在一定条件下，增产是有“顶”、潜力是有“尽”的，要从一个高峰攀上一个更高峰，必须改变旧的条件，创造新的条件。
这就要人们善于对自然、对许多不认识的事物进行新的探索，找出新的高产道路，并为开辟这个道路进行艰苦的斗争。
所以高产单位要争取更高产，必须把高度的革命精神与严谨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困难；
必须把革命精神落实到科学实验中去，落实到掌握事物的客观规律上去，落实到改造自然条件和其他切实的增产措施中去，下苦功夫，做“笨”工作，为更高产创造条件。
争取高产更高产的过程，也是通过实践进一步认识客观规律和创造新的生产条件的过程。
黄麓公社在生产斗争中所以取得新的成就，正是他们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很好地结合起来，做了大量工作的结果。

玉米双杂交种
玉米是异花授粉作物，人们利用它的这一特点，可以给玉米进行杂交。
玉米双杂交种是玉米杂交种的一种。
它是由两个单杂交种杂交产生的，适于大田栽培。
双杂交种玉米的植株生长粗壮整齐，高度抗病，有显著的丰产性能，因此受到群众的欢迎。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职工在业务工作中突出政治
邮电部政治部号召全国邮电职工向呼和浩特邮电局投递科长、党支部书记田凤林学习
编者按：
全国邮电系统职工，正在学习呼和浩特市邮电局投递科党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兼科长田凤林的政治工作经验。
田凤林值得学习的地方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工作中突出政治这一点。
田凤林认识这个道理，也有一个过程。
前几年他不懂得要改变本单位的落后面貌，必须靠政治，以为只要有一套制度也许就行了。
1962年曾经实行评工记分奖励制度，企图依靠这种制度的督促检查作用，提高投递员的工作积极性，结果事与愿违，反而出现了讨价还价的现象。
实践使他逐步认识到，不靠政治，单靠制度是不行的。
从此，他自觉地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从提高人的觉悟入手，提高投递员的政治觉悟和工作积极性。
这样一办，果然很灵。
工作中的制度当然是需要的，但是，任何制度也不能代替政治思想工作，否则岂不成了制度挂帅，还有什么政治挂帅？
在任何工作中，如果要建立制度，首先应该建立政治思想工作的制度，也就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制度。
有了这个根本性的制度，有了人的觉悟不断提高的条件，才能坚持合理的制度，淘汰不合理的制度，才能真正发挥制度的积极作用，防止制度的消极作用。
我们应该从田凤林把一个长期落后的单位变成全国邮电系统先进单位的生动事实中，进一步认识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突出政治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09日电我国邮电系统的职工，正在开展一个学习田凤林的广泛活动。
田凤林是呼和浩特市邮电局投递科的党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兼科长。
他在领导投递科的工作中，由于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政治带动业务，使这个科的工作做得生动活泼，由一个长期落后的单位成了全国邮电系统的先进单位。
中共邮电部政治部在号召全国邮电系统职工开展学习田凤林活动的决定中指出，要当一个田凤林式的干部，首先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
学习毛主席著作
树立为人民思想
呼和浩特市邮电局投递科过去是全局有名的落后单位，被人称为“差错常出现，事故常发生，用户常申告，群众常批评”的“四常科”。
大部分职工当时都不安心在这个科工作。
1961年，田凤林被调到这个科任副科长后，感到这个科所以落后，主要是投递员中“为谁劳动”的问题没有解决。
许多人没有把投递员工作看成是崇高的为人民服务的工作，而是认为这种工作没有出息。
有的说：
“当投递员整天象个‘叫街的’，东跑西颠，低人一等”。
有的青年投递员在街上遇见旧日的同学，甚至都感到抬不起头来。
田凤林认为，投递员的工作是否低人一等，是一个必须使大家弄清的大问题。
他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认识到，要使职工们解决“为谁劳动”的问题，树立“送信就是干革命”的思想，最重要的是要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使大家通过学习提高觉悟。
他自己就是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
出身很苦的田凤林，1949年参加革命时，对共产党抱着一种“报恩”的思想，他勤奋工作，但并不真正知道为什么要好好干。
1956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党支部书记对他进行教育，启发他的政治觉悟，并送给他《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四篇毛主席著作。
经过几年的学习和工作的锻炼，他对革命工作才做到比较自觉。
就拿这次到投递科工作来说，他起先也曾把送信看成是“八分钱”的小事，因而不是满腔热情地去工作。
后来他再学习毛主席著作，感到这种态度正是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的文章中批评的对人民冷冷清清，漠不关心的态度。
特别是他设法为十几封原来认为无法投递的死信找到了收信人后，收信人在给投递员的感谢信中热情表示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
田凤林才更加认识到，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不分高低，党的任何平凡的工作都是崇高事业的一部分。
为了端正对工作的态度，田凤林开始组织职工学习毛主席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文章，又组织一部分老投递员忆苦思甜，使科里的青年人从新旧社会对比中受到教育。
同时，他又带头参加投递工作，以实际行动来改变大家对投递员工作的看法。
时时突出政治
以政治带业务
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在业务中要突出政治，这个科并不是一开始就自觉认识了这个道理。
前几年有一时期，他们就不是突出政治，而是认为只要有一套制度，就可以把工作搞好。
1962年这个科曾经实行过评工记分奖励制度。
这个制度对每个投递员送多少信、工作时限、质量好坏，都详细规定记多少分。
订立这种制度的出发点是，投递员的工作分散活动，各包一段，工作得好坏不易检查，他们企图依靠这种制度来起督促检查的作用。
有一次，每天由汽车送到科里的报纸因故没有送到，科里号召职工们骑自行车去取报。
当时有人问取一捆报给几分，有人虽然没张口要分，但很不积极。
这使田凤林想到，白求恩为革命，千里迢迢来到中国，救死扶伤，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雷锋在平凡的工作中做了许多好事，有谁给他们记工分，评奖金？
他想到，不靠毛泽东思想挂帅，而靠记分评奖来提高人的工作积极性，只能助长人的自私自利思想，结果适得其反。
这件事使他受到了教育，他下决心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在职工中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
这样做的结果，职工的觉悟逐步提高，为记分评奖干工作的人少了，抢着干工作的人多了；
月终争着评奖的人没有了，检查自己工作缺点的人多了。
这时，记分评奖的办法虽没宣布废除，也不再起作用了。
为了依靠群众、依靠组织来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田凤林和党支部发动所有积极分子来做思想工作。
现在，这个科已经形成一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核心队伍。
党支部把工会和团支部作为自己的有力助手，由工会负责组织竞赛，团支部负责青年工作。
但是不管那一项工作，党支部都要求他们突出政治，用政治效果如何来作为衡量某一项工作好坏的标志。
这样做，既使各个组织有工作上的分工，又有统一的步调。
对科里各个组织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党支部都认真教给他们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方法。
现在全科已经形成了一支包括二十多人的做政治思想工作的队伍，基本上出现了一帮一、一对红的局面。
呼和浩特邮电局投递科由于大家坚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政治带业务，从1962年起，这个科年年被呼和浩特邮电局和内蒙古自治区邮电管理局评为先进单位，1965年又被评为呼和浩特市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单位。
全科五十五名职工，有二十人被评为先进分子，七个班组有五个被评为先进班组。

陈井金培育出高产糯稻
据新华社福州电福建省龙海县紫泥公社溪洲大队贫农青年社员陈井金，培育出一种高产的矮脚糯稻新品种。
1965年全县各地试种一百七十多亩，在同等条件下，一般亩产七百多斤，比当地旧有的糯稻品种产量高半倍左右。
中共龙溪地委和龙溪专署，决定把这种糯稻命名为“井金糯”。
龙海县准备在1966年大力推广这个新的品种。
陈井金从小种田，热爱劳动。
1958年陈井金学习陆财的精神，针对当地糯稻低产的情况，决心培育一种高产的糯稻新品种。
当地容易受到台风袭击，矮秆品种抗风力强，便想：
要培育糯稻新品种也应该培育矮秆的。
1962年06月，他在芋头地里发现了一株矮得出奇的糯稻。
他把这株稻子移植到芋沟里，精心栽培。
经过几年的反复试验，他终于把这一新品种培育成功。

青海育成、引进多种作物新品种
据新华社西宁电
青海高原的农业科学研究人员同各族劳动农民结合，在高寒气候条件下，用杂交、引种和系选等办法，育成了十一个适应青海高寒气候的春小麦良种。
目前在青海高原的农业区，有些拔海三千米左右的耕地也种上小麦了。
杂交育成的“青春一号”春小麦，耐寒早熟，在大田示范种植，亩产量超过八百斤。
1966年，这个品种就要在生产中大面积推广。
从阿尔巴尼亚引进的冬小麦良种“阿勃”，1965年占了青海省小麦种植总面积五分之一，川水地区平均每亩产量在四百斤以上。
青海育种研究人员从农家品种中选育出来的一种名叫“绿色草原”的豌豆新品种，生长期只有八十天到一百天，能够在拔海三千二百米的高寒地带种植。
青海园艺研究人员同蔬菜生产队的农民结合，通过不断的研究试验，使许多外省的蔬菜适应高寒气候，在青海高原落户。

面积扩大　产量增加
去年种植玉米双杂交种获显著成效
据新华社讯
去年我国玉米主要产区玉米双杂交种的种植面积又有扩大。
据山东、山西、新疆等十六个省（区）、市的不完全统计，种植玉米双杂交种一代种子的面积比前年扩大三倍，而且普遍获得了显著的增产。
种植玉米双杂交种，是增产玉米的最有效的措施之一。
1958年以来，我国的农业科学研究机关先后选育出许多优良的玉米双杂交种组合。
其中供生产上大面积推广的有三十多个。
去年山东省推广的双跃三号，河南省推广的新双一号，山西省推广的春杂十二号，河北省和北京市推广的农大七号，辽宁省推广的辽双五五八，吉林省推广的吉双二号，黑龙江省推广的黑玉四十六号，四川省推广的川农双交一号等玉米双杂交一代种子，都比当地玉米良种增产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在推广玉米双杂交种的过程中，各地都采取了多点示范逐步推广的办法。
因此，推广得很快。
（附图片）
山西绛县大交公社东贺水大队积极繁育推广玉米双杂交种。
这是东贺水大队的社员在堆晒丰收的玉米双杂交种，准备支援外地。
新华社记者　王文学摄

三言两语
侵越美军在湄公河三角洲疯狂地实行“焦土政策”，指令伞兵“把能吃的东西和能住的地方都烧掉毁掉”。
一名负责执行这项灭绝人性的“任务”的美军军官说：
“如果我们使他们忙于重建他们的房子和重新种庄稼，那么他们大概就没有时间射击”。
其计可谓毒矣。
但是，这是何其蠢哉。
侵略者总是认为用焦土政策一类的残暴手段可以迫使被侵略者屈服，事实上他们这样做只能激起被侵略的人民更大的仇恨。
他们将会发现，南越人民不但不会没有时间射击，而且必将发出更多复仇的子弹来惩罚美国侵略者。
×　×　×
哈里曼同佐藤的会谈，究竟是在进行什么样的秘密勾结，本来是很清楚的。
现在，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佐藤表示要为兜售美国和谈骗局卖力，并决定派外务相去苏联进行活动，这样，真相就更是大白于天下了。
可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却还要遮盖一番，说佐藤同哈里曼的会谈“是一次重要的会谈”，但“不能奉告详细内容”。
显然，如果他们的勾结不是太脏，太臭，见不得人，那又何必如此故弄玄虚呢？
×　×　×
英国《泰晤士报》评论约翰逊政府玩弄战争与“和谈”两手策略时，摆出一副公正的脸孔，说什么“如果说对它的手段有时可以加以批评，对它的目的却不能如此”。
谁都知道，约翰逊玩弄反革命两手的阴谋手段，乃是为了达到永久霸占南越的侵略目的。
《泰晤士报》装什么糊涂？
很显然，《泰晤士报》使出这种小批评的手段，是为了达到给约翰逊大帮忙的目的。
因此，《泰晤士报》的手段和目的都应当受到批评。

哈里曼同佐藤进行的秘密勾结真相大白
佐藤叫嚷要为兜售美国和谈骗局卖力决定派外务相访苏要苏政府促成谈判
据新华社09日讯
东京消息：
佐藤政府公然表示愿为美国的“和谈”骗局效劳。
据共同社报道，佐藤荣作07日同美国总统的特使哈里曼举行了会谈。
佐藤表示：
“日本也要为使共产党方面接受美国的和平谈判而作出力所能及的努力。”
为了协助美国的和平活动，佐藤决定派外务相椎名悦三郎在15日启程访问苏联。
据共同社透露，日本将利用外务大臣椎名悦三郎访问苏联时，“进行工作，促使苏联说服北越同意举行谈判”。
在佐藤同哈里曼会谈以后，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桥本登美三郎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谈，不过已经同美国方面商量好，不能奉告详细内容”。
哈里曼在逗留东京期间，还同日本自由民主党、社会党和民主社会党的代表进行会谈。
他在会谈中发表的讲话表明，美国尽管大放“和谈”烟幕，但是决心赖在南越不走。
据共同社报道，哈里曼说：
“就是照目前这种状态继续下去，美国也不从越南撤退”。
哈里曼还说，“如果游击战能够在越南赢得胜利，那末，它的影响就将波及拉丁美洲七个国家，在那里也不难发生同样的现象。
这种事情是同美国的国家利益绝对不相容的”。
哈里曼是在兜售美国的“和谈”骗局的旅行中，于06日晚间到达日本的，他已在09日前往澳大利亚。

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
本报评论员
约翰逊政府摆开“谈判”桌，向越南人民说：
来吧，“河内的四点主张”可以同美国的“十四点”主张“一起讨论”。
白宫的这番话，也是说给全世界听的。
它想要告诉人们：
请看，美国的态度是多么“公允”！
既然是“谈判”，你的意见可以摆出来，我的意见也可以摆出来嘛！
约翰逊政府的这种姿态，是迷惑不了人的。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四点主张，同华盛顿的“十四点”主张，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
人们不禁要问：
越南问题的解决，应该以什么为准则？
第1，应该以越南人民的意志为准则。
因为越南人民是越南的主人。
越南的事务，是越南人民说了算，而不是美国政府说了算。
第2，应该以关于越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为准则，根据日内瓦协议，禁止外国军队、军事人员和各种武器进入越南，不得建立外国军事基地。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四点主张，是完全符合这两个基本准则的。
离开了这两点，就谈不上什么越南问题的政治解决。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四点主张的出发点是：
越南是个统一的整体，越南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外国不得干涉越南的内政。
因此，美国侵略军必须全部撤出南越，让越南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这不仅表达了三千一百万越南人民的共同意志，也是日内瓦协议各项基本条款的集中体现。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四点主张，是政治解决越南问题的唯一基础，也是最正确的途径。
不管约翰逊政府口头上怎么说，其实，它并没有承认，并且也决不会接受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四点主张。
过去，它标榜“无条件讨论”，就是根本拒绝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四点主张。
现在，它提出了一个“十四点”的对案，要求“一起讨论”，也不过是作一点姿态而已，立场原封未动。
“十四点”主张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四点主张，是背道而驰的，是水火不相容的。
那么，约翰逊政府的所谓两者“一起讨论”，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这等于说，越南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是“可以讨论的”，可以讨价还价的，可以通过“谈判”来进行交易的。
这是对越南人民的极大侮辱，是越南人民绝对不会同意的。
这也是对日内瓦协议的极端蔑视。
约翰逊政府说什么“日内瓦协议将会为东南亚和平提供充足的基础”，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拆穿了说，约翰逊政府企图用它的“十四点”来埋葬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四点主张。
所谓“一起讨论”，不过是为了迷惑世人的耳目。
约翰逊政府的阴险之处在于，它把自己装扮成好象是通情达理的，是愿意“谈判”的。
它这样作，是企图把破坏越南问题政治解决的责任推在越南人民身上，以卸掉美国扩大侵略战争的罪责。
可是，不管约翰逊政府怎样挖空心思，这一恶毒的图谋是不可能得逞的。
01月07日出版的英国《论坛》周刊，在谈到约翰逊政府的“十四点”主张时写道，“美国现在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
它到底是否愿意撤走？”
这个问题恰好打着约翰逊政府的痛处。
在这一点上，美帝国主义是万变不离其宗：
美国侵略军决不撤走。
用腊斯克最近发表的话来说，就是：
“美国将留在南越，直到西贡政府（傀儡集团）得到稳定，以及它的独立再没有疑问”。
听听腊斯克的声音，再看看美国加紧准备扩大侵越战争的军事部署，约翰逊政府的所谓双方意见“一起讨论”是个什么玩意儿，也就一清二楚了！

悲鸣和咆哮的混合物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跑了十三个国家和地区回国之后，发表了一个关于南越的报告。
这个报告是一个悲鸣和咆哮的混合物，倒是约翰逊政府的所谓“十四点计划”的一份很好的补充材料。
曼斯菲尔德在他的报告中，无可奈何地承认，约翰逊政府大举增兵南越和把战争逐步“升级”，“并未能击退越共的攻势”；
许多亚洲国家“都避免直接卷入越南冲突”，战争拖得越久，范围扩得越大，美国同它在亚洲和西欧的“盟国”的关系“受到的压力就越大”，没有什么国家愿意“对南越战争努力提供援助”。
一句话，美国过去以扩大侵越战争来挽救败局，是惨遭失败了，它的这种政策在“盟国”中得不到支持，拉人下去毫无指望，处境十分孤立。
因此，曼斯菲尔德不得不发出悲叹说：
美国正面临一个“困难而痛苦的选择”。
打又打不赢，撤又不甘心。
对美帝国主义来说，选择的确是“困难而痛苦”的。
但是，约翰逊显然已经选择了在“和平”烟幕掩盖下进一步扩大战争的道路。
曼斯菲尔德认为这样做是“值得的”，虽然他也看不到美国扩大战争可以“谋求军事胜利”的可能性，而且承认美国在亚洲疯狂扩大战争“危险是巨大的”。
明知战争打不赢，还是要打；
明知扩大战争没有出路，还决心要扩大，这正是约翰逊政府今天的抉择，它是美帝国主义不可改变的侵略本性所决定的。
曼斯菲尔德的报告不过是一份无可奈何的供状罢了。
必须指出，曼斯菲尔德报告在这个时候发表，完全是配合约翰逊正在大搞特搞的骗局和阴谋的。
它企图用“战争无限制的扩大和加剧”这种威胁，来加强约翰逊的所谓“和平攻势”的分量。
这当然是白费心机的。
曼斯菲尔德的供状，只能使全世界人民更加看清楚美国的大骗局、大阴谋，看清楚美帝国主义是在按着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样一条轨道走下去。

曼斯菲尔德发表关于越南问题的报告
承认美国侵越战争走投无路威胁要无限制扩大军事冒险
新华社09日讯
华盛顿消息：
岁暮寒冬接连走访了十三个亚洲和欧洲国家或地区刚刚回国的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08日发表了一个悲观、凄凉的报告，对美国侵越战争遭到惨重失败，处境孤立，前途渺茫表示严重不安。
报告表明美国政府正在“和谈”的烟幕下力图把战争扩大到整个东南亚以至亚洲大陆来挽救败局。
但是报告承认，美国进一步扩大战争的冒险行径将使美国面临“巨大”的危险和困难。
这个关于越南问题的报告是曼斯菲尔德和其他四个美国参议员从11月13日到12月28日访问了欧洲和亚洲十三个国家或地区（包括南越）后向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提出的。
报告承认，尽管约翰逊大举增兵南越和把战争逐步“升级”，但是“并未能击退越共的攻势”。
报告说，南越解放军“已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部队”，并“普遍加剧军事活动”。
报告说，在去年头几个月，“他们的控制权已扩展到这个国家（指越南南方）的大块地区、特别是靠近西部边境的一些省份。
在人口集中地之间的交通运输和电讯联系越来越处于危险状态”。
报告指出，尽管约翰逊政府去年多次增兵南越，但是随着战争的激烈程度在增加，美军的伤亡数字也在增加。
在美国占据的一些军事基地，“越共仍然可以绕过守军渗入地区不时进行打了就跑的袭击。
沿海的基地地区之间的交通仍然遭到越共的伏击和攻击。
在西贡，尽管守卫很严，但是不论白天黑夜，西贡周围的自动武器或者迫击炮弹的爆破声已不是不寻常的响声。
越共在西贡市内进行恐怖袭击的能力也常常是十分明显的”。
报告不安地说，总之，“鉴于越共加强努力，西贡政府（指傀儡政权）现在在越南保持的有限地位能否继续无限期地保持下去，更不用说是扩大了，是值得怀疑的”。
报告说，“西贡政府”的境况比吴庭艳被杀害时还要落后很多，没有根据可以期望它“挑起比它目前所挑的大得多的担子”。
报告焦急地说，“的确，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就无法肯定地说在冲突结束以前美国的军事义务最后需要增加多少。”
报告指出，约翰逊政府不但没有能够挽救败局，它的处境也越来越孤立。
报告说，亚洲国家“总的说来都以极为不安的心情看待越南这场冲突。
由于这场战争正在扩大和越来越加紧，那些最靠近越南的国家看到了战争有扩大到它们领土的更大的危险。
他们感到，这场冲突拖得越久、升级得越快，对他们的危险也就越大。”
在地理上离南越战争较远的那些亚洲国家也“意识到南越境内的斗争越来越旷日持久和越来越紧张的情况对整个地区带来的危险。”
此外，“亚洲的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内问题……每一个国家主要关心的都是避免直接卷入越南冲突。
在为南越提供军事援助方面，不大可能从这些国家得到实质性的物质帮助，只有朝鲜（指南朝鲜傀儡政权）是例外。
别的国家，有的是不愿意或者不大愿意在军事意义上卷入，有的是没有能力这样做，因为内部有困难，或者因为亚洲形势所造成的更广泛的战略需要。”
报告还指出，即使在南朝鲜，抽调部队去南越，显然将削弱美国在那里的军事力量因而“造成新问题”。
报告叫嚷说，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正面临一个“困难而痛苦的选择”。
报告表示支持约翰逊政府为了欺骗世界舆论，掩盖它扩大战争的阴谋而玩弄的“和谈”大骗局。
曼斯菲尔德07日同约翰逊举行会谈后对记者说，他认为约翰逊最近发动的“和平攻势”是“值得的，而且我预料它将继续下去”，“我并不预料不久就会恢复轰炸”。
他的报告还表明，美国所以大耍“和谈”花招，不过是企图争取喘息时间，使得美国能稳住阵脚，继续霸占南越。
报告说，“在目前进行谈判，如果的确进行谈判的话，如果在谈判的同时实现停火和原地不动的话，那也将有助于稳定这样一种局势：
大多数居民在名义上仍然在
（西贡）政府（即美国）控制之下，但是农村的控制权主要在越共手中”。
报告说，这种情况“也不是一种非常令人满意的前景”。
报告进一步露骨地表明了美国要把战火扩大到整个东南亚、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用心。
它说，“可以看到的另一种前景是战争无限制的扩大和加剧”。
“至少整个东南亚大陆有成为潜在的战场的可能性。
正如已经指出的，战争已经耐人寻味地扩大到老挝，并开始冲击到柬埔寨边界，而泰国东北部的压力也在增加”，“这场冲突将朝着在亚洲大陆发生大战的方向继续下去。”
但是报告承认，美国在亚洲进行疯狂的军事冒险，“危险是巨大的”。
报告说，如果这样做，美国就不是“向一种有界限的军事局势增加压力，而是向一种实际上无止境的军事局势施加压力”，其结果是“持续地增加美国部队。
而这条道路的尽头同样无法预见”。
报告忧心忡忡地说，“这个危险是巨大的，不仅由于局势中的军事现实情况，而且由于除美国之外对南越战争努力还没有其他国家提供援助，而且不象会有其他国家提供援助，只有少数例外。
相反的，照现在的情况看来，战争按照目前的格局继续得越久，它的范围扩大得越多，美国同在远东和欧洲的盟国的关系受到的压力就越大。”

波恩当局大肆吹捧美国“和平攻势”
据新华社波恩08日电
波恩政府07日发表声明，大肆吹捧美国的“和平攻势”，说什么“美国的和平努力的诚意和实现谈判解决的愿望已经在十四点建议里表明”，“美国以广泛的外交行动表明了它的和平意愿”，并且表示“欢迎和支持”美国这种立场。
波恩当局不仅表示支持美国的侵越政策和“和平攻势”，而且正以实际行动来讨好美国。
它已经把对南越傀儡集团的“援助”增加到九千六百多万西德马克。

约翰逊的空间用于“和平”苗地

美国人民识破约翰逊的“和平”骗局
编者按：
约翰逊政府最近发动了一个所谓“和平攻势”，妄图借以欺骗美国人民和世界舆论，掩盖它正在加紧进行的扩大战争的阴谋。
美帝国主义的一些合伙者、追随者，甘当走卒，大肆活动，为它捧场助威，闹闹嚷嚷，好象真能成个什么气候似的。
事实上，这完全是虚张声势，约翰逊政府的“和平”烟幕实在稀薄得很，遮不住人们雪亮的眼睛。
它既欺骗不了各国的公众舆论，也欺骗不了美国人民。
今天本报发表的两篇美国报刊的评论，说出了美国国内正在觉醒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看法。
约翰逊苦心策划的大阴谋、大骗局，是一定要彻底破产的。
美国进步劳工党机关报《挑战》周报01月04日发表一篇文章，摘译如下：
任何人都不要被目前大肆宣传的美国“暂停”轰炸越南北方这件事所愚弄。
这是一种只能使得美帝国主义者及其各式各样政治代理人和掮客
“获得休整的暂停”。
这次“暂停”，正象去年05月间那次一样，无非又是一次露骨的战争讹诈，就象绑匪发出通知，要求拿钱去赎，否则就以撕票相威胁。
在目前的情况下，“赎金”的内容不外乎要求承认美国占领南越的权利，同时要求南越人民停止抵抗。
这里包括使越南永久陷于分裂，并让美国用它来作为侵略其他亚洲国家人民的基地，首先是侵略中国的基地。
这就是华盛顿不断扩大战争行动所追求的目标。
同时这也是华盛顿种种虚伪和平花招所追求的目标；
它无耻地要求举行“无条件谈判”，而其实内在的条件是要越南人民投降，这就是最近的“暂停轰炸”丑剧的唯一目的。
美国的历次推行的“逐步升级”都是在加紧推行“和平”骗局的情况下进行的，从事一次新的升级的车轮目前也早已在转动。
在过去的五年里，美国一个接着一个的战略计划都在越南被埋葬了。
在一场到处都有着神出鬼没的“敌人”的人民战争面前，成百万吨最新式现代化战争装备和近二十万美国远征军，都不能使越南局势的发展符合华盛顿和五角大楼的主观愿望。
恰恰相反，主动权一直牢牢地掌握在人民武装力量手里。
美国最新的战略计划无疑也将遭到同样的命运。
对于美国人民来说，华盛顿的越南政策预示着灾难临头。
在这场冲突的每个阶段中，我们都一再受到了蒙蔽和欺骗；
在这场最肮脏的帝国主义战争中，我们已经在生命、财产和荣誉方面付出了惨重代价。
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同时也就是针对美国人民的战争。
就象越南人民一样，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民参加了抵抗运动，学会了反击。
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越南日委员会在09月12日发出的呼吁，是代表整整一代新的正在觉醒中的、正在进军、示威和烧毁征兵证的美国人雄辩地发言。
这个呼吁说：
美国国内反对种族主义、贫困和顺从官僚政治而进行的斗争，正象反对美国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一样，是同一个运动的组成部分。
我们必须缔造一个新的美国，并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一起同心协力缔造一个新的世界。
01月08日美国《国民前卫》周刊刊载一篇文章，题目是《关于美国“和平攻势”的报告：
一个大骗局》，摘译如下：
如果没有那些不祥的言外之音，关于总统“和平攻势”代表团乘着飞机到处活动的报道，很可能成为一部逗人发笑的下流趣剧的素材，这个趣剧的名字就是“大规模的追逐，林顿·约翰逊如何从得克萨斯州奥斯丁通过电话幕后指挥一场国际大骗局”。
在向国内人民和世界舆论提供一个悲伤的、受挫的爱好和平的美国政府的形象以后，就宣布没有其他办法，只有增加在南越的美军人数，加紧轰炸北越，把冲突扩大到老挝和柬埔寨，以促进战争（与自由事业）。
这就是在1965年圣诞节的十二天中在世界舞台上演的可怕的滑稽歌剧中真正的内幕情况。
全世界人民不会受这个假的歌剧的欺骗，任何美国人都不应受骗。
和平骗局的目的是要把政府装成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维护者。
事实是，美国政府几乎从一开始就粗暴地破坏协议，把军事人员派进越南（这是协议所禁止的），并且通过南越的非法傀儡政府取消在全越南的选举。
它在以后承认，如果举行选举，胡志明将以压倒多数当选统一的国家的主席。
和平骗局谋求进一步歪曲日内瓦协议，它建议（在违反协议的情况下）建立一个南越的永久性国家，这当然会成为美国的一个基地。
重新统一是日内瓦协议的主要目标，由于坚持一个（可以为美国接受的）“不结盟的”南越必须“不受共产党侵略”（一个用来制止全越南人民自由选择的方便用语），就暗中把重新统一排除了。
最主要的是，骗局是要使美国人民相信这样的漫天大谎：
北越是侵略者，它正在为民族解放阵线指导南方的战争。
在环绕着“和平攻势”发表的言论中丝毫没有表示任何谈判中将包括民族解放阵线，而只是说它的“态度可以”由河内“代表”。
这样一来，把这个谎言变到看来象是无可置驳的事实了。
真正无可置驳的事实是，解放阵线存在着，正是美国拒绝承认它的存在，使得和平骗局——并且在越南的谋杀和破坏——必须逐步升级。
赞扬美国政府暂停对北越的轰炸，就是歪曲了每个人的基本价值：
首先，美国怎么敢轰炸这个国家的人民？
继续残酷地轰炸在十七度线以南的这同一国家的人民是怎么一回事？
难道他们不是同样的血和肉？
甚至在肚子饱饱的鹰在停炸期间休息的时候还在再登陆数以千计的美国军队又谈论“和平”，是怎么一回事？
在柬埔寨和老挝进行的入侵和在泰国策划的亚洲人打亚洲人是怎么一回事？
而且最后，“谈判”又是怎么一回事？
杀人是不能够谈判的。
它必须停止，或是加以制止。
美国政府在东南亚的政策纯粹是一种杀人的政策。
不管怎样，它不能是有道理的，更谈不上是能够谈判的。
结束战争的唯一办法是美国撤出越南。
和平在达成这样一项协议之后才能到来。

阿《人民之声报》揭露谢列平访越是为了配合美国“和平攻势”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竭力为美帝和谈骗局效劳
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阴谋和欺骗都阻挡不了越南人民的胜利
新华社地拉那08日电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08日发表评论，谴责约翰逊政府玩弄“和平谈判”的恶毒阴谋以掩盖其扩大侵略战争的计划，并且揭露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为美帝国主义效劳，以便把它从在越南面临的失败中挽救出来。
评论指出，约翰逊政府的“和平攻势”是一个恶毒的阴谋，其目的在于掩盖它扩大战争的计划，欺骗本国和世界公众舆论。
约翰逊的“和平”环球表演实际上是掩盖他扩大战争的准备。
过去的经验多次表明，每当美国政府想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的时候，它就大谈所谓“和平”。
评论接着指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早就赞成美国“和谈”的阴谋。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一直表明他们随时准备为美帝国主义效劳，以便把他们从越南面临的不可避免的可耻失败中挽救出来。
和这同时，英国首相威尔逊无保留地支持美国侵略越南，这几天来他向苏联领导人发出了关于“和平倡议”的“紧急和强烈的呼吁”，他这样做不是偶然的。
在日内瓦会议两主席之一的招牌下，威尔逊认为有可能公开地把苏联领导人拖入“和谈”的肮脏勾当中去。
评论说，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派出谢列平到河内去。
这次访问是在美国发动“和平攻势”的前一天宣布的。
越南人民的公开或隐蔽的敌人以“和平”的名义所进行的这一切活动都决不是偶然的，而是互相密切配合的。
伴随着约翰逊的“和平环球表演”的是“暂停轰炸越南北方”，同时准备用“可怕的报复”来进行讹诈。
而密切伴随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在越南问题上的“和平倡议”的则是分裂行动，同时用臭名远扬的“联合行动”的口号和对中国的诽谤运动来加以掩盖。
美帝国主义者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这两方面的活动，目的是完全一样的，这就是扑灭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帮助美国侵略者取得用武力所得不到的东西。
评论说，现在苏联“援助”越南的真相已经十分清楚。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想确保他们在越南和东南亚的影响，插手越南问题，使之纳入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轨道。
评论指出，约翰逊的“和平攻势”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背叛和分裂活动是协调一致的阴谋，是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主宰世界的阴谋的反映。
评论说，苏美在越南问题上经常进行接触和相互协调。
在这方面，华盛顿对谢列平访问河内极感兴趣，以继续“暂停轰炸”来欢迎他。
美国领导人对这次访问的重视说明，他们对它抱有多么大的希望。
谢列平访问河内以及修正主义者在“援越”问题上的大叫大嚷、蛊惑性宣传和所谓“联合行动”，不是对英雄的越南人民的真正援助，而是要迫使他们同美国侵略者进行谈判。
评论指出，但是，越南人民决心把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斗争进行到底，决心粉碎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
正如胡志明主席所正确指出的那样，越南人民准备同美国侵略者战斗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直到取得完全胜利。
约翰逊的“和平”鬼把戏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企图窒息越南人民保卫祖国的斗争的恶毒阴谋，将同过去一样遭到可耻的失败。
世界各国人民，包括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内，坚信越南人民必胜。
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阴谋和欺骗都阻挡不了英雄的越南人民的胜利，都挽救不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必然失败。

阿《人民之声报》揭露谢列平访越是为了配合美国“和平攻势”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竭力为美帝和谈骗局效劳
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阴谋和欺骗都阻挡不了越南人民的胜利
新华社地拉那08日电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08日发表评论，谴责约翰逊政府玩弄“和平谈判”的恶毒阴谋以掩盖其扩大侵略战争的计划，并且揭露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为美帝国主义效劳，以便把它从在越南面临的失败中挽救出来。
评论指出，约翰逊政府的“和平攻势”是一个恶毒的阴谋，其目的在于掩盖它扩大战争的计划，欺骗本国和世界公众舆论。
约翰逊的“和平”环球表演实际上是掩盖他扩大战争的准备。
过去的经验多次表明，每当美国政府想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的时候，它就大谈所谓“和平”。
评论接着指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早就赞成美国“和谈”的阴谋。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一直表明他们随时准备为美帝国主义效劳，以便把他们从越南面临的不可避免的可耻失败中挽救出来。
和这同时，英国首相威尔逊无保留地支持美国侵略越南，这几天来他向苏联领导人发出了关于“和平倡议”的“紧急和强烈的呼吁”，他这样做不是偶然的。
在日内瓦会议两主席之一的招牌下，威尔逊认为有可能公开地把苏联领导人拖入“和谈”的肮脏勾当中去。
评论说，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派出谢列平到河内去。
这次访问是在美国发动“和平攻势”的前一天宣布的。
越南人民的公开或隐蔽的敌人以“和平”的名义所进行的这一切活动都决不是偶然的，而是互相密切配合的。
伴随着约翰逊的“和平环球表演”的是“暂停轰炸越南北方”，同时准备用“可怕的报复”来进行讹诈。
而密切伴随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在越南问题上的“和平倡议”的则是分裂行动，同时用臭名远扬的“联合行动”的口号和对中国的诽谤运动来加以掩盖。
美帝国主义者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这两方面的活动，目的是完全一样的，这就是扑灭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帮助美国侵略者取得用武力所得不到的东西。
评论说，现在苏联“援助”越南的真相已经十分清楚。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想确保他们在越南和东南亚的影响，插手越南问题，使之纳入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轨道。
评论指出，约翰逊的“和平攻势”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背叛和分裂活动是协调一致的阴谋，是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主宰世界的阴谋的反映。
评论说，苏美在越南问题上经常进行接触和相互协调。
在这方面，华盛顿对谢列平访问河内极感兴趣，以继续“暂停轰炸”来欢迎他。
美国领导人对这次访问的重视说明，他们对它抱有多么大的希望。
谢列平访问河内以及修正主义者在“援越”问题上的大叫大嚷、蛊惑性宣传和所谓“联合行动”，不是对英雄的越南人民的真正援助，而是要迫使他们同美国侵略者进行谈判。
评论指出，但是，越南人民决心把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斗争进行到底，决心粉碎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
正如胡志明主席所正确指出的那样，越南人民准备同美国侵略者战斗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直到取得完全胜利。
约翰逊的“和平”鬼把戏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企图窒息越南人民保卫祖国的斗争的恶毒阴谋，将同过去一样遭到可耻的失败。
世界各国人民，包括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内，坚信越南人民必胜。
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阴谋和欺骗都阻挡不了英雄的越南人民的胜利，都挽救不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必然失败。

中非当局无理宣布断绝同我外交关系后
我临时代办和使馆全体人员离班吉
朱君毅代办行前提交照会驳斥中非总统的造谣诬蔑
新华社班吉08日电
在中非当局无理宣布断绝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后，中国驻中非大使馆临时代办朱君毅和全体使馆工作人员08日下午乘飞机离开班吉回国。
由中国政府应中非政府的要求而派往中非工作的中国农业专家和新华社驻班吉分社的工作人员也同机离开班吉。
在离开之前，中国驻中非共和国大使馆08日上午向中非外交部提交了一份照会，对中非共和国新总统博卡萨造谣诬蔑中国以掩盖其无理断绝同中国的外交关系的行为提出严重抗议。
据报道，博卡萨01月06日向记者发表谈话，说什么中国人“参与建立一支中非人民军队”，又说什么发现了“武器和文件”。
照会指出，博卡萨的这些说法完全是凭空捏造的。
照会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向遵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从来不干涉别国的内政。
照会指出，一年多来，中国驻中非共和国大使馆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这是众所周知的。
上述的捏造完全是枉费心机的。
中国驻中非共和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朱君毅离开班吉时，在机场上发表声明说，中非政府单方面撕毁中国和中非两国建交协议，背弃了它通过它的外交部长于01月05日明确作出的“中非共和国新政府希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外交关系”的诺言，悍然宣布断绝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
中非政府的这一行动是毫无道理的，是不符合最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的。
声明说，自从中国同中非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中国驻中非大使馆始终根据中国政府一贯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两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的协议，致力于发展两国在各方面的友好合作关系。
中国政府一贯支持中非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从不干涉中非共和国的内政。
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中国政府的这种立场是光明磊落的，是大家所公认的，是任何人都污蔑、歪曲不了的。
因此，中非政府的这种无理行为，不仅损害它自己的国际信誉，而且也是与中非全体人民的愿望相违背的。
他表示深信，中国和中非两国人民的友谊是任何力量破坏不了的，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的阴谋终究是要失败的。
朱君毅临时代办还对中非当局无理决定新华社驻班吉分社全体人员必须撤离中非表示遗憾。

亚非记协致电西哈努克亲王
坚决支持柬埔寨人民反美斗争
新华社09日讯
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09日打电报给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柬埔寨的侵略，并且坚决支持柬埔寨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
电报全文如下：
金边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
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代表它四十七个成员国和所有进步亚非新闻工作者，完全赞赏和全力支持人民社会同盟第20次代表大会和柬埔寨人民的决定以及殿下在磅清扬的讲话，这次讲话强烈谴责了美国要把在越南遭到失败的战争扩大到爱好和平和反帝的柬埔寨。
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谴责美帝国主义的泰国走狗对奥多棉藏省奥斯马的侵略。
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钦佩在殿下领导下的英雄柬埔寨人民不妥协和坚定的立场，用“以牙还牙”的方针来对付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的侵略。
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全力支持殿下的正确声明，“假如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入侵柬埔寨，他们面临的不只是坚决的六百万的柬埔寨人，因为柬埔寨人决不是孤立的。”
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并号召所有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成员国和进步亚非新闻工作者全力支持柬埔寨人民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斗争。
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常驻书记
阿·勒·阿布库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陈泉璧（中华人民共和国）
德·曼努维拉（锡兰）
里·摩里逊（南非）
杉山市平（日本）
1966年01月09日于北京

南越解放武装力量副司令阮氏定说人民战争是无敌的
南越人民有决心有力量战胜美国侵略者
据新华社河内09日电
越南南方解放武装力量副司令阮氏定最近在一次总结大会上号召越南南方军民在去年一年的胜利基础上进一步动员起来，打击美国侵略者。
阮氏定最近在越南南方土龙木省和D战区人民和游击队总结1965年11月和12月的战斗成绩大会上作了关于人民游击战争的报告。
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了她的报告。
阮氏定说，在去年11月和12月两个月中，土龙木省和D战区的人民和游击队歼灭了二千名美国侵略者及其仆从军，为击败美国强盗及其走狗在南部东区推行的“旱季进攻计划”作出了积极贡献。
阮氏定指出，这个游击战争蓬勃发展的地区包围着美国侵略军及其仆从军的军事基地，到处和不断地消耗美国强盗的力量。
美国第一七三空降旅和第1步兵师摸到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遭到打击，不仅遭到解放军主力部队的有力打击，如在保邦、甘车、石湖等地；
而且还遭到游击队和人民的沉重打击，如在D战区、南边葛、莱眺等地。
这个地区的游击队还经常潜入美国强盗驻地的后方进行活动，牵制各地美国侵略军的力量。
游击队以小规模突然袭击的打法，多次袭击了美国强盗的首脑机关、驻军营地，使他们的后方无法稳定，使他们坐卧不安，精神经常处于紧张状态，逼使他们要腾出相当多的力量来保卫后方，限制了他们的机动性，为主力部队消灭敌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阮氏定说，这个地区的游击队还不断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线，使美国强盗的处境极端困难。
美国侵略军在南方战场上所需要的后勤供应要比伪军多五倍、十倍。
阮氏定指出，这个地区的游击队不仅零星地消耗敌人的力量，而且整排、整连地消灭美军。
阮氏定强调说：
“回顾土龙木省、D战区歼灭美国强盗的游击战争的出色成绩，正如岘港、广南、广义等地的战斗一样，我们有足够的实践来作出结论：
在美国远征军日益直接侵略南方的情况下，游击战争的作用和地位仍然没有改变，而且还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阮氏定说，越南南方人民把一切工作都同抗美结合起来，如挖掘工事、建设战斗乡、战斗村、站岗、搜集未爆炸的炸弹等。
许多地方提出的口号是：
“美国强盗是不共戴天的仇人，遇见就歼”。
南越全体人民担负起抗美救国的任务，并且相信一定能够战胜美国强盗，因此决心很大。
阮氏定说，目前，全体南越人民都参加了打击美国侵略军的行列。
不但强壮的男女青年直接参加歼灭美国强盗的战斗，而且老人、少年也想方设法歼灭美国强盗。
不能直接参加战斗的人，就去挖掘战壕、筑工事、削竹尖、支援前线、为游击队打听情报、监视敌人等。
一切都是为了集中矛头抗击和歼灭美国强盗。
她说，过去，伪军被人民战争的无敌力量打得一败涂地，今天，美军同样被打得落花流水，深深陷入失败的泥潭。
阮氏定指出，游击队和人民消灭美国强盗的战斗，打法十分灵活、丰富，形式多种多样。
游击队的特长是放冷枪、打麻雀战、袭击、小规模伏击，特别是地雷战、设陷阱等等。
游击队能够很快地发现敌人愚笨的弱点和行动的规律，并根据敌人的弱点和活动规律，十分灵活地采用各种战术。
游击队具有勇敢精神。
他们熟悉地形，加之全民参加抗美，全民为抗美献计。
这就使游击战术更加得到丰富和广泛运用。
阮氏定指出，游击战争的后备力量是无穷无尽的。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歼美战士。
陷阱、竹蒺藜、铁蒺藜、地雷、螳螂枪等到处都有，谁都可以制造，不管战争打多久，这些武器也是用不完的。
“敌人还存在，就有打击敌人的武器”，这是南边葛地区人民的一句口头语，它明确地体现了人民战争的思想。
阮氏定强调说：
“因此，尽管要打五年、十年、二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人民在抗击美国强盗的战斗中，永远不会感到人力枯竭，武器缺乏。”
阮氏定接着提出五项主要任务来发动全民参加抗美救国运动，进一步发挥游击战争的巨大威力和潜力。
她说，各级领导必须直接领导和指导抗美救国运动，深入广泛地发动、动员全体人民作好充分准备；
巩固和壮大各地游击队，使之成为歼美运动的骨干；
建设稳固的后方；
协调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队的活动，紧密结合武装斗争与政治斗争和兵运工作的开展；
继续消灭伪军，为消灭美军创造有利条件。
她说：
要把歼灭美军发展成为全民的强大、深入和广泛的运动，就必须良好地作好上述五项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各级的领导作用。
只有领导得好，才能组织得好，才能指导抗美运动向正确方向前进。
阮氏定说：
“我们全南方的军民在消灭美军的战斗中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美国远征军已经暴露出它们的虚弱的本质。
我们人民战争的无敌力量在战争的过程中显示得越来越清楚。
完全可以相信，我们人民有能力抗击美国侵略军，并战胜它。”

“和平”喧嚷未已　战争步伐加紧
美国侵略军向南越解放区发动疯狂进攻
南越人民武装再炸西贡“美景”餐厅吓得美军丧魂失魄
新华社09日讯
西贡消息：
美国侵略军疯狂地向越南南方解放区接连发动大规模进攻。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美国侵略军第1步兵师和一七三空降旅，伙同澳大利亚、新西兰帮凶军，08日出动好几个团的兵力，大举进犯西贡西北三十多公里被称为“铁三角”地带的解放区。
美联社援引一位美军指挥官的话说，参加这次进攻的美军人数大约有八千人，这是“迄今为止美军进行的规模最大的活动”。
据透露，美国侵略者还出动了二百架直升飞机和大批海空军作战飞机、大批装甲车和各种类型的大炮配合作战，并且事前还出动B—52型飞机进行轰炸。
美联社说，象这样一次出动二百架直升飞机的规模也是“前所未有的”。
在这以前，美国出动了一七三空降旅的几个营，伙同澳大利亚、新西兰帮凶军，以及九个营的南越伪军伞兵，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西贡以西约五十公里的德和地区发动了为时八天的大规模“扫荡”，而这次“扫荡”在08日刚告“结束”。
据新华社09日讯
西贡消息：
越南南方人民武装08日再次爆炸西贡河上美国侵略军常去寻欢作乐的“美景”水上餐厅。
这个餐厅离开美国驻西贡“大使馆”大约五百米。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这次爆炸发生在晚上七时半左右，当时餐厅里正坐满了美国侵略军。
他们被吓得丧魂失魄，洋相百出。
大批美伪军警慌忙封锁了出事地点，并且胆战心惊的四处搜索，害怕还会发生第2次爆炸。
另据报道，在这同一天的早上八点钟左右，人民武装在朔庄省顺和县爆炸了一家供伪军用的咖啡店，炸死炸伤二十一人，其中包括伪村长、伪军、伪民卫队和伪警察。
（附图片）
01月08日，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再次爆炸西贡河上美国侵略军的“美景”餐厅。
图为美伪军正在出事地点搜索，害怕还会挨炸。
　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在哈瓦那纪念古巴解放七周年群众大会上
卡斯特罗总理谈古巴同中国贸易问题
新华社09日讯
哈瓦那消息：
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01月02日在哈瓦那纪念古巴解放七周年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用很大的篇幅谈到了古巴同中国的贸易问题。
卡斯特罗说：
“有种产品由于违反我们的意愿的原因今年将遇到困难，这种产品是大米。
我根据我国对外贸易部关于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的报告来说明一下我们将得到较少大米的这些原因。
“在报告上写着，我们对中国的贸易政策，1966年的指导方针是继续增加贸易额，从而继续近几年的趋势。
1966年计划出口额应达一亿一千万（比索），进口额应达一亿四千万（比索），与前几年相比，这种数额预定我们方面交售更多的糖。
11月中旬，我们的代表团在我们部的司长伊萨梅尔·贝略同志率领下到北京讨论1966年的贸易议定书，这项议定书应该在哈瓦那签字。
在几次与中国当局会晤后，中国当局正式提出下列意见：
食糖——中国方面不能接受（古巴方面）建议提供的八十万吨食糖，理由如下：
一、他们这一年取得了丰收。
二、1961年苏联贷给了他们五十万吨食糖，（规定）用同种产品偿还。
今年他们已利用向古巴购买的部分糖还清了苏联的这批食糖。
三、中国人民目前不需要（糖）票买糖，因为他们已有足够的糖满足需要。
1965年向古巴提供的大米数量是一个例外，因为当时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向中国大使提出了要求。
虽然丰收，但是他们认为1966年的（供应大米的）数量不可能超过1964年，即十三万五千公吨，原因如下：
1、必须进行储备，以防美帝国主义发动进攻；
2、必须援助越南；
3、其他粮食生产不足，他们不得不从资本主义地区进口，因此必须用一些大米来为此换取外汇。
“我们部的报告继续说，中国曾给我们两笔国家贷款，一笔是1960年的六千万（比索），用于建设完整的工厂，另一笔是1963年的四千万（比索），用来平衡贸易差额。
六千万（比索）的贷款，已在建设工厂的几个合同中用了三千万（比索），二千万（比索）用来平衡1965年的（贸易）差额。
四千万（比索）的贸易贷款已经用完了。
当我们的代表团提出利用剩下的1960年的一千万（比索）的贷款，支付根据我们的进出口数字将会在1966年出现的（贸易）差额的一部分时，中国方面回答说，他们不能决定利用经济贷款的问题，应该在政府级提出这个问题。
但是就他们所能交给我们的产品和数量来说，供应额已达到最高限度了，因而也是最后确定的供应额了。
对外贸易部的报告说，他们说，因而，贸易额将差不多达到1964年的水平，贸易将是平衡的。
根据贸易报告，这些建议产生的贸易问题是：
虽然中国方面说我们的贸易将达到1964年的水平，但是由于不象前几年那样允许有一个差额，实际上达到1964年水平的仅仅是我们的出口，而我们的进口额将下降到比从一九六一到1965年任何贸易年度都低的水平。
从1961年起，象社会主义国家间通常做的那样，我们通过年度贸易议定书建立贸易交换关系。
“我们在1966年的出口品的价值，包括六十万公吨食糖（每磅价格六点一一分）和同前几年一样数量的镍和铜在内，约为八千五百万（比索）。
中国方面把供应量调整到这些钱，尽管我们提出的需要是一亿四千万（比索）。
中国的提议意味着这个市场的贸易额降低了五千五百万（比索）。
这包括减少十五万公吨大米，每吨一百四十五比索，总值二千二百万比索。”
他继续说，“为了弄清楚这一点，我得谈谈1964年底我亲自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我国外交代表提出贸易建议的情况。
事情是这样，我考虑到如下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平均每人的大米消费量很高而食糖消费量极低，我自己考虑到如下的事实，同古巴相反，在中国，售给居民的食糖的价格比大米高三四倍，而在古巴，大米的价格比糖高一二倍，因此我想，更多地用食糖交换大米可能对两国互相有利。
因此，我向他提出了据我看来对那个国家和对我国都非常有利的这个建议：
我们准备用两吨食糖交换中国给我们的每吨大米。”
“正如我对你们说的，我是考虑到一系列的情况而提出这一建议的。
其中考虑到国际分工的原则，考虑到这样的事实：
我们是传统种植甘蔗的国家，我们是食糖生产者，我们是善于种植甘蔗的国家，我们可以从每公顷甘蔗中得到很高产量的食糖，而我们的大米的情况不是这样，在这方面，我们没有同样的经验，没有大量的水，没有巨大的河流，没有最适宜于种植水稻的广大地区，没有最好的技术，我们没有最好的品种的种子，而甘蔗的情况正好相反，因此我们提出了这一建议。
“这意味着什么？
在中国方面，拿出国内消费的约八分钱的大米，就能从按国内价格销售的食糖中收回六十分钱。
因为，由于我们提出两吨食糖换他们一吨大米的建议，根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米出售价格和食糖出售价格，这就等于，他们就可以用每八分钱的大米使国内经济收入六十分钱的食糖。
这就是从国内财政观点出发所意味着的一切。
“从营养的观点看，我们是提出拿出两磅食糖这种营养物（换一磅大米的），食糖的热能是人所共知的，甚至被认为是药品，糖的高度价值是人所共知的。
因此，我们提议，我们用两磅这样的营养物交换一磅另一种营养物。
“建议就是用这种互利的精神提出的，从来没有以别的形式作过任何其他类型的建议。
“应该说，那一次，回答高于我们的期望。
他们接受了提议，他们甚至提出，可以不以我们说的那种方式进行交换，而是，他们继续付给食糖同样的价格，我们也对大米继续付给同样的价格。
那一次就是这样。
“诚心诚意地说，当我正是在互利的理由的基础上提出那些东西时，诚心诚意地说，甚至没有考虑到这只是一年的事，我以为那是一个具有长期的、长远意义的提议。
因此，提出走这条路线并不是天真的，虽然，结果成了天真的事。
“但是，看来，对方当时并不是这样理解的，而理解为，那次是例外，是一年的事。
结果，到了1965年年底，我们却碰到了这样的现实：
实际上，我们将获得等于上一年度得到的一半的大米。
“我们没有力量在别的市场上得到这批大米，因为如果这样做，就会对其他的基本经济项目造成巨大损失，将会影响到药品、纺织品、主要的工业原料等项目。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在1963年或是1964年，那时，其他市场上的食糖价格达到了（每磅）十美分的水平。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没有力量了。
“但是，除此之外，如果我们有力量，也不是容易买到大米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有许多国家由于美帝国主义的压力不同古巴进行贸易。
而且，甚至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贸易的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和亚洲国家也不同古巴进行贸易。
“理由是，那些国家和中国的贸易额很大，从潜力上来说，它是一个比我们大得多的市场。
所以那些国家较能抵抗美帝国主义反对它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的压力。
而我们是个较小的国家，是个市场潜力小得多的国家。
我们和那些国家没有大的贸易额。
那些国家比较不能抵抗美帝国主义的压力，它们不和小小的古巴做生意。
阿根廷就是这种国家中的一个例子。
如果我们要到那里买玉米，他们就不卖给我们。
如果我们要去向乌拉圭买大米，他们也不卖给我们。
“因为在这里必须明明白白地说，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中，古巴是受美帝国主义封锁最严的国家之一，古巴是美帝国主义设下了贸易的铁的戒律的国家之一。
因为美帝国主义竟达到了不寻常的地步，发给商品公民证，而商品在任何地方都是没有公民证的，都是属于购买者的。
帝国主义通过种种压力和条件规定了各种戒律，甚至如果我们在别的国家购买美国生产的商品，他们就禁止运到古巴，好象商品是个携带护照的东西一样。
“这就是我们的情况。
“但是当我们提出这一点时，我们并不是在向中国方面说：
请改正。
我们接受他们向我们提出的经济方面和战略方面的理由。
对这些我们是决不能反对的。
越南的名字或多或少地在呼唤着我们大家。
因为对越南人民，我们已经准备好不只给它我们的糖，而是比糖值钱得多的我们的鲜血！
“这一点，越南人民和英雄的越南共产党的领导是完全知道的。
为了越南人民和在进行斗争的任何一国人民的利益，我们从不拒绝作出任何牺牲。
所以，我们接受规定的数量，我们不需要，我们不仅是不需要，而且是不愿意要更大的数量了。
“关于大米，过去我们是从美国进口的。
封锁开始以后，我们的供应地基本上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替了。
我国大米从未自给自足过，大部分消费的大米一直不得不依靠进口，人民购买力大大提高以后更是这样。
“为了做到大米自给自足，我们将不得不完全打乱我们今后几年内的农业计划、生产一千万吨食糖的计划、我们的畜牧业计划、我们的水果计划、我们的薯类计划。
我们就不得不再抽出一万多卡瓦耶里亚（注：
一卡瓦耶里亚等于二零一点四五亩）有灌溉系统的土地，不得不在这方面用掉我们本来可以用于经济和营养价值高得多的其他作物的原来就不足的水、土地、机器、人力、其他力量和一般经济资源。
“因此，从长远来看，这样做，对我们的经济来说是有害的。
我国少生产一百五十万吨糖（这是一万卡瓦耶里亚水浇甘蔗地可能生产的数量），而用同样面积的土地和同样的劳力生产大米，毫无疑问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个数量的糖将能增加一亿五千万比索以上的购买能力，而所生产的大米只值两千五百万比索。
“因此，另一条出路、另外的出路就是，或者是把我们的大米消费量相应减少一半，直到帝国主义今天在国际市场上形成的对我国贸易进行封锁的条件消失为止，不管需要多少时间，或者是以其他粮食来代替这种粮食。
总之，我们应当尽可能做到有利于我们的经济，有利于我们的生活水平、我们的健康。
“假如我们继续执行我们目前的农业计划，增加奶类、肉类生产，增加我们的食糖生产，我们就能建立收益将高得多的工业基础，就能保证我们的渔业发展计划，——你们都已经看到，最近几天来我们又有三十艘国产新船下水，——就能维持我们现有的鸡蛋计划，甚至能够增产。
由于我们目前的努力，由于我们在最初几年执行基本上着重农业的经济发展路线，到1970年的时候，我们将置身于世界上吃得最好的人民之列，不仅从数量上说，而且从质量上说也是如此。
我们的饭食将是富有营养的，谁要想知道是否的确如此，不妨去了解一下营养学的基本原则，那就会看到，这种饭食比我们过去习惯吃的以大米为主食的饭食，在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和热量方面要丰富得多。
“革命的人民改革制度，改革几世纪来的制度，除旧布新，改变几百年的反动旧思想，树立新思想，难道连与人民健康关系不大的消费习惯也改不了吗！
“我们的人民将不会因此减弱其革命性，我们的革命并不因此而遭到削弱，群众并不因此而减少对党和革命领导的信任和支持。
“应付困难问题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了，就是比这更困难的问题也是这样，请好好听着，我们什么也不怕，谁也不怕！”

日中贸易促进会友好访华团到京
新华社09日讯
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邀请前来我国访问的日中贸易促进会友好访华代表团一行十八人，在团长川濑一贯、秘书长隅井正典率领下，今天乘飞机到达北京。
前往机场欢迎的有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张化东和有关方面负责人等。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在京的日本友好商社代表。

毛泽东思想是工人阶级力量的源泉
——创造发明63—101型电动夯墙机的体会
广东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木工　黄华庭
63—101型夯墙机，是我们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斗争中，在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光辉思想的指导下的产物。
在创造发明夯墙机的十年过程中，我们特别深刻地体会到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是我们工人阶级获得无穷智慧、获得战胜困难、有所作为的力量的源泉。
104号图纸的诞生
我不是工程师，不是机械工人，也不是夯墙工人，而只是一个读了几个月书的木工。
那么，我是怎样想起要创造夯墙机来呢？
这得从头说起。
夯墙是潮汕地区建筑工程中最笨重的一个工种。
它的使用范围很广，占整个建筑工程量的百分之八十左右。
夯墙的主要优点是：
所用的贝灰砂这种原材料，可以就地取材，价格较为低廉，生产工艺简单，质量较好。
因此，夯墙在当前为解决民用建筑、包括农村广大农民的住房问题方面，是具有重要作用的。
但是，由于人工夯墙的操作技术非常落后，一个工人站在墙板上，持着笨重的墙槌，工作八个小时，弄得精疲力竭，一般只能夯半立方左右。
因此夯墙工序常常拖着整个建筑工程进度的后腿。
这就存在着当前生产的需要和夯墙工序操作方法落后、生产效率很低的矛盾，与社会主义建设高速度发展的要求极不适应，所以要充分发挥夯墙的优越性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必须改革操作技术，实行技术革命。
还在1953年，一位领导同志就要我创造出一部夯墙的机器来。
可是我却不敢想到由我来创造这种机器。
等到了1954年，我到北京参观鞍钢技术改革展览会，听了许多创造发明的故事，并知道许多先进人物也都是普通工人，有的也只读过几年书，小学还没有毕业。
我想起那位领导同志对我说过的创造夯墙机的事情，心开始动起来。
回来时路过武汉，又参观了电动砌砖机，得到了很大的启发，从此我就开始进行夯墙机的设计。
可是我原是个木工，连图都不会画，加上许多人都说，机器夯墙是办不到的，党委连年“出榜招贤”，也都没人敢来接受这个任务。
我就不敢公开的搞，只在暗地里“练基本功”，一方面学画图，一方面进行设计。
一直画到1957年，房子里堆满了图纸，可就是没有一张可以见人，不免动摇起来。
在1958年大跃进的形势下，党号召工人阶级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大搞技术革新。
在党委的支持下，我又继续进行夯墙机的设计工作。
到这时，一共画了七十多张图纸。
因为都是“闭门造车”，脱离实际，全都报废了。
但是，我还是决心干下去。
同时，由于夯墙工的缺乏，任务又紧，也给了我巨大的压力。
不久，中共汕头市委宣传部组织先进工人学习毛主席的著作。
我就带着解决创造夯墙机的问题去学习《实践论》。
当我读到“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这一段话时，感到好象毛主席站在我的面前，对症下药地批评我过去
“闭门造车”的错误。
我还发现过去画了许多图纸都失败，主要的原因正是自己还不懂得夯墙工序的规律性。
我接受这个批评，就背起包袱，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怀着从实践中去找寻夯墙的规律性的目的，到当时正在施工的潮阳华侨大厦工地去，和夯墙工人一起生活，一起劳动，有时和他们一样拿起墙槌，站在墙头夯墙。
工人知道我们要研究用机器代替人工夯墙，大家热情支持。
他们讲了许多夯墙操作的特点，经过这段时间的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之后，我总结出夯墙的两大特点和三大要求。
两大特点是：
一、操作场地有极大的限制；
二、高空作业要绝对保证安全。
三大要求是：
一、冲程必须一致；
二、必须一槌压半槌；
三、冲击必须均匀密实。
这些特点和要求，就成为我以后设计夯墙机的主要依据。
不过，只是摸到了这些规律，认识的过程还没有完结，更重要的是要运用已经认识了的规律去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进一步掌握这些规律来进行夯墙机的设计。
因此，我在总结了夯墙的两大特点和三大要求之后，就把夯墙机的设计问题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夯机造型问题；
（二）夯机锤击问题；
（三）夯机移行问题。
在实践中，夯机造型是关键中的关键。
我过去的设计所以一事无成，所以感到困难，也就是这个造型问题没有摸到门路。
过去老是想着“墙路”只有二十厘米宽，而要用机器夯，就得有动力，即使是用一点七瓩的马达，宽度也超过三十厘米，“墙路”放不下马达，也就谈不到机器夯墙了。
当我从参加夯墙劳动的实践中摸到了夯墙的规律之后，便初步解决了造型的设计了。
因为我想人既然可以站在墙板上操作，不受“墙路”的限制，夯墙机自然也可以站在墙板上，就象人的两只脚那样，给夯机装四个轮子，利用墙板作为轨道，岂不是机器就可以不受“墙路”的限制，而且有了轨道，机器不就可以在墙上移行了吗？
现在制成的夯墙机的动作有点象人，造型有点象小拖拉机的样子，就是这个缘故。
造型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夯机锤击，也是一道难关。
自1954年想创造夯墙机以后，我常常到外面参观，一有机会就研究各种各样的锤，画各种各样的锤。
但这道关还是闯不过去。
因为夯墙机的锤要求夯下去要与机身脱离关系，才能保证安全。
如果锤不与机身分开，夯下去就要震动机身，使机器象蛤蟆一样在墙板上跳，就不能保证高空作业的安全。
至于皮带锤虽然可以使机身不受震动，但没有管正，夯下去要摆动。
其他象击轴锤、弹簧锤等等也都不合用。
夯墙机的锤还要保证不论起点在什么高度，夯下去冲程要一致，不然每次加灰砂，墙渐渐夯高起来，冲程就要渐渐变短。
以上考虑过的所有这些锤都不能适应夯墙的这一要求。
后来还是在木工小组参加劳动时，看到组里革新的刨板机，受到了启发。
因为木板的推进是由两个相夹的滚筒轮卷过去的，我设想把木板改为直竖，下面装上大锤，用滚筒轮卷动木板，再在木板被卷上去之后，两个滚筒自动移开一个，木板就自动落下来了，因为滚筒在任何时候转数都一样，木板被卷上去的行程也一样，夯下去的冲程就一致了。
这样，既可以保证夯击时不震动机身，也保证了任何时候夯击的冲程一致。
为了解决夯机移行这个问题，我研究了汽车、摩托车、三轮车、脚踏车、拖拉机……，后来还看了车床、刨床等机械运转的原理，都没有结果。
按照夯墙的特点，夯机的移行必须是：
（一）机器不能连续移动，必须跑一下，停一下，一直跑，锤夯下去就要在墙板中间拖着，机器就要损坏，锤击也就无力；
（二）要保证一锤压半锤，形成鱼鳞状的夯面，每次移动的距离就不能超过锤的宽度八厘米，而必须保证一停一夯，停时落锤，跑时起锤。
这样，才能保证机器的稳定前进，保证安全，达到一锤压半锤，夯击有力，锤不拉墙。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做过几十次试验，做了好多设想，请教了好多有关人员。
这中间经过多次的反复实践，最后才从活动吊车的棘轮的原理得到启发，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个阶段的实践证明，人们如果不努力使自己的思想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是休想使工作能得到预想的结果的。
我就是在《实践论》的思想指导下，坚持到实际中去，到群众中去，才初步总结出夯墙的特点和要求，克服了闭门造车的主观主义错误，经过了一百零三次的失败，才画出了第104号图纸，摸到了夯墙机创制的窍门，设计出夯墙机来。
技　术　革　命　的　灵　魂
事物的发展过程，总是充满着斗争的。
在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过程中，既有科学实验的斗争，也有思想领域上的斗争。
就我个人的思想来说，几乎是从立志要创造夯墙机那一天开始，就有两种思想在斗争。
一种是：
工人阶级的革命责任感，促使我立下雄心壮志，不创造出夯墙机，誓不罢休；
另一种是，总觉得象我这样一个只读过七个月书、从来没有摸过机器的普通木工，能够闯过这道关吗？
特别是碰到困难的时候，心里就不免犹豫起来。
这两种思想的斗争，有时还是很剧烈的。
实在说来，只是靠着毛泽东思想，靠着党委和群众的支持，我才真正树立起工人阶级的雄心壮志，才有力量闯过这一道一道的难关。
1959年05月，我画出了第104号图纸，同年07月01日才做成了夯墙机的模型。
就在这时，又展开了另一场尖锐的思想斗争。
夯墙机模型和图纸送到了公司的党委会和经理室，受到了党和行政领导的支持和鼓励。
当时，大多数工程技术人员都热情支持我们的创造发明，表示同意试制夯墙机。
但也有个别工程技术人员，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出发，不愿意承认工人的发明创造，再三反对试制，经过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最后他才算勉强同意试制。
在党组织的大力支持下，工人同志苦战了两个月，终于把第1部夯墙机制造出来了。
夯墙机的创造基本成功了，这时，省委拍来了贺电，市委送来了贺信，全国好几种报纸和刊物发表了报道，登了照片，全国各兄弟单位也纷纷来信祝贺，有的单位还要求定货。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认为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以后的发展是别人的事了，劝我休息。
在这些议论面前，我也觉得有些话不是味道，但头脑也真的有点昏昏然。
这时候我又重读毛主席的著作，在《实践论》中读到这样一段话：
“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
又读到：
“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
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
重温毛主席的话，我更加清醒了，认识到这些议论都是错误的。
我为什么能创造出夯墙机来？
是党和毛主席教导的，现在只在工专建筑工地试产，大规模生产能不能适应还不知道，怎么就能说完成了历史任务？
即使夯墙机在生产实践中经得起考验，推广开去了，也不能因为这一点成就，就自满自足起来。
如果说这样就完成了历史任务，岂不是就会躺在荣誉上面，再也不能前进了么！
这怎么能算是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这么一想，头脑也就冷静了，认识到得了荣誉并不是目的，实现共产主义才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的。
在这一系列的思想斗争中，也就特别深刻体会到要技术革命，必须先有思想革命，要思想革命，就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这是技术革命的灵魂。
我们还在不断革命中
在毛主席《实践论》的思想指导下，我们建立了一个机械夯墙队，1961年秋天带着机器到大南山华侨农场工地去实际施工，在实践中检验这刚刚出世的夯墙机。
施工第1天，六部机器就搞坏了五部。
当时工期很紧，工地个别技术干部就大挑毛病，说机器夯墙“咳嗽多过唱曲”。
在这紧要关头，还是毛主席思想的力量使我坚持下来。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写道：
“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有了这种思想，我就懂得“失败者成功之母”的道理。
我一方面争取干部的支持，一方面以毛主席的思想鼓励机夯队的工人，说明技术革命必定有复杂曲折的斗争，说明我们现在即使失败了，能找出失败的原因，也就是成绩，坚定了机夯队同志的信心；
同时又一手抓生产，为了完成工程任务，白天机器坏了，夜里赶修赶夯，以弥补工程的损失。
通过这场施工，我们不仅提前七天完成整个工程任务，更重要的是肯定用机器夯墙是好的，也总结出试制的夯墙机的缺点：
笨、重、粗、贵。
笨就是机身太大；
重就是每部机重二百多公斤，上下墙板要用起重机；
粗是设计时理论分析还不足，用的是车床牙轮，加上操作不善，常要碰坏；
贵是每部机的造价很高，影响将来推广。
施工回来，我就根据工地再实践中发现的新矛盾，提出了巧、轻、精、廉，与机器的缺点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这斗争是尖锐的。
因为从笨、重、粗、贵变为巧、轻、精、廉，要解决一大堆矛盾，特别是在解决重的问题上，更加困难。
在这困难的时刻，我又联系着这个问题去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
毛主席说：
“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
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毛主席给我指出了解决的办法啦，但要如何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呢？
我想，机身这样大，这样重，除了马达和夯锤不能改轻之外，就剩下马达的转数问题了。
马达是高速的，夯锤的夹轮是低速的，要把马达的转数变小几十倍，就不得不大轮套小轮，一个套一个，齿轮多，轴心等零件也就多，机身装不下，就不得不用链拉到座后。
机身大，机座和外壳也就随着大了。
我这样一步一步的分析，一步一步的追寻。
终于发现了重是主要矛盾，而重又是从变速系统来的。
主要矛盾抓住了，我就请教工人，请教书本，找到了解决办法。
这个主要矛盾解决了，其他问题也就不难解决了。
到1963年，我就画出新的图纸来，把过去变速系统中的几十个齿轮和机件改变成只有几个。
这样，齿轮少，轴承也少，机座小，外壳也小，达到了巧、轻、精、廉。
因为精了，机器更耐用；
因为巧了，机身就小了，这样机重也就轻了，从原来的二百二十六公斤，减轻为一百一十五公斤，体积也比过去的缩小了三分之一；
而且也便宜了，每部机的造价才相当于原来的一半左右。
应当说，夯墙机的真正成功还是在1963年的10月01日，因此，夯墙机也就命名为63—101型。
机器经过初步科学鉴定，效果很好。
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出现，矛盾总是不断产生的。
现在，我们碰到的新矛盾是夯墙机带来的整个工序的革新问题，正如夯墙工人说的，我们有了夯墙机，但整个工序却是“穿西装，戴竹笠。”
为了使配套设备完整起来，我们现在还在不断革命，不断解决矛盾之中。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党委的领导和广大职工的支持以及技术人员的协助下，现在真正使夯墙工人兄弟从笨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了。
我们还必须不断实践，不断革命。
我做的和学的都很少，更没有什么可骄傲自满。
我一定永远听毛主席的话，戒骄戒躁，努力学习，继续前进。
我一定要干一辈子革命，学一辈子毛主席著作。
（原载《学术研究》1965年第2期，本报有删节）

要骑在客观规律的马上
山西太原纺织厂细纱挡车工　解悦
很多同志要我谈谈在掌握细纱机的过程中，是如何从不自由变为自由的。
要看好车，多纺纱，纺好纱，牵涉的因素很多，既要有过硬的思想，又得有过硬的技术。
在技术方面，又包括接头、换纱、巡回和清洁工作等许多操作，有一项不过硬也不能把车看好。
为了说得集中、清楚一些，我只介绍自己摸索接头规律的过程。
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有规律地发展的，
只有认识规律，按规律办事，事情才能办好
接头，是细纱挡车工的一项最基本的操作。
为了使每个锭子都能不停地纺纱，必须最迅速地接好每根断头，同时要保证接头处条干均匀，没有圪？，
否则，就无法驾驭机台，使生产效率和质量降低，造成原材料的大量浪费。
因此，挡车工首先得学会接头，而且，要很好地掌握接头技术。
因为接头很重要，所以车间经常测定每一个挡车工的接头技术。
本来，这是一种检查挡车工技术过硬不过硬的好方法，但是有些人却感到“测定是个碰”；
认为测定得好是“碰”对了，测定不好是没“碰”对。
我刚入厂的时候，对于技术测定，就是这样一种认识。
记得有一次测定，我考得很不好，在全车间四百多名挡车工中，几乎落了个倒数第1名。
一次碰不好，两次碰不好，三次碰不好，为什么我老是碰不好呢？
为什么老工人们又总是次次都碰得好呢？
面对着这些问题，使我对于“测定是个碰”的想法动摇了。
不好，我不甘心，我不服气，我就不相信永远好不了。
师傅们告诉我，“打铁先得本身硬”，接头的本事没有学到手，要想凭“碰”来测定好，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
就这样，我一心钻到了操作法里，把接头那七个动作，记的牢靠，背的烂熟，一字不差地按照本本上的规定干。
这一下虽然接下的头不象以前那样不好了，可是，又成了个摇摇摆摆的样子，质量很不稳定；
有时一点圪？
也没有，有时圪？
就多，甚至有大圪？
。
更严重的是，接头的质量好了，自己不知道奥妙在哪里，得不到经验；
接了大圪？
头，也找不出原因来，吃了“堑”也长不了“智”。
一句话，在操作当中还是盲目的，结果弄得自己有劲使不上。
自己不行，看着师傅们技术那样高，心里真羡慕。
因此，一有空我就跑到她们的车上看个够。
看着别人操作起来这样自由自在，质量那么高。
自己一上车干，那么别别扭扭，一接一个大圪？，
心里实在不服气，我一个劲寻找自己的毛病。
开始，觉得是对操作法掌握得不好。
后来，在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中，我才发现了自己的致命弱点：
没有认识和掌握接头的规律。
毛病找到了，我心里高兴的不得了。
我对自己说：
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接头的规律摸到，把接头无白点的主观愿望变成客观现实！
要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就得不断从实
践中去总结经验
我刚进厂的时候，使用的是“单手解捻、从右向左平送”的接头法。
这种接头法是这样的：
当纺纱机上的细纱断了之后，先找出细纱管上的断头，把它捻开，然后从右向左平平地对着正在自上而下不停地流动着的须条（即将纺成细纱的棉花条）送过去，使细纱断头和须条自行捻合。
最初使用这种接头法的时候，总是出现圪？，
而且，出了圪？
还不知道为什么，实在不自由。
后来，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提高了摸索客观规律的自觉性之后，我才注意研究自己操作上的问题，才发现了自己使用“单手解捻、从右向左平送”接头法当中第1个毛病：
解捻出来的纱头，没有绒度；
没有绒度，就不能使断头和须条的棉绒均匀地捻合，必然要出现圪？
。
怎么才能把细纱断头解捻出绒度来呢？
摆在我面前的办法有两个：
第1，自己创造；
第2，向群众学习。
当时我想，这两个方法要双管齐下。
于是，我一边琢磨，一边就在同志们当中寻找经验。
找来找去，找到了：
许淑嫒师傅解捻出来的细纱断头有绒度。
我立即向许师傅请教。
她告诉我说：
用拇指和食指松松地捏住纱以后，拇指轻轻把纱往后捻，把纱捻开，一崩断，绒度就出来了。
许师傅一句话，把我点明了：
原来我捻得太重，使劲太大，结果，把纱捻开之后，又反捻紧了。
使用许师傅“轻”的经验的结果，我捻出了绒度，心里有着说不出来的高兴。
过去，嘴里常说，要向群众学习。
这回，我实实在在地尝到了向群众学习的甜头。
第1个毛病克服后，我又发现了第2个毛病。
即使把断头捻出了绒度，有时还是要接下大圪？
。
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又在同志们中间找经验，结果，又找到了：
李桂英师傅从右向左平送断头的时候，非常稳，让断头和须条自然捻合在一起。
李师傅稳的经验，一下子又把我点明了：
原来，自己送得太猛；
猛了，容易把流动着的须条猛然堵住，叫它堆成了个圆圪？
。
群众的经验，就象是登上先进水平的梯子一样，只要你一个经验一个经验认真地去学习它，就会使你一步一步地往上走，提高自己认识客观规律的能力和驾驭客观规律的本领。
总结了群众的经验，还要从自己的实践
中考证这些经验，吸取用得着的东西，拒绝
用不着的东西，增加自己所特有的东西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在谈到要学习别人的战争经验的时候说：
“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
这是一件事。
然而还有一件事，即是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
在毛主席这个教导的鼓舞下，我在学习和总结群众经验的同时，大着胆子进行了试验，加进了自己所特有的东西。
我在使用“单手解捻、从右向左平送”接头法的过程中，当着我用许淑嫒师傅的“轻”来克服我的“重”、用李桂英师傅的“稳”来克服了我的“猛”之后，接头质量由百分之六十提高到了百分之八十五，即接一百根头，保证了八十五根没圪？
。
但是，这个已经达到的质量标准，并不能使我满意。
因为，车间的指标是百分之九十，我还没有达到；
离我自己的指标，即接头无白点（圪？），
更差得远。
当时，在车间里，只有个别人偶尔一两次达到车间要求的指标。
面对着这个事实，我怀疑是接头法本身有问题。
就在这个时候，从外地传来了一种“单手崩头、从右向左上方送”接头法。
我把这种新的接头法与原来的“单手解捻、从右向左平送”接头法作了比较。
从比较中，我发现这种新方法的第1个优点是，不解捻就直接接崩头，减少了一道手续，节省了时间；
第2个优点是，崩头垂直，便于接头时定位。
在实践过程中，我又发现这种新的接头法，有三个弱点：
第1，向上送纱头时，要求纱头与须条相隔一根纱的距离，这一根纱的距离不好掌握；
第2，向左上方送的角度小，容易变成平送，回到头一种接头法的缺点上；
第3，送上去，送多高，送到什么位置，不好掌握，弄不好，纱头要碰住须条，一碰就是一个圪？
。
在这两种接头法都有优点、也都有各自的缺点的情况下，我一心想要摸索出一种比较好的、能够保证接头质量的接头法出来。
“练兵”当中，我开始在送纱的方向上进行试验，每次试验，从右送、左送、平送、正送这四个方向顺次进行，一个方向接十根头。
对每一个方向的每一个接头，进行仔细的观察。
从观察中，我发现用前三种方向接下的头，圪？
较多，即使没有圪？
的，也能清楚地看出纱与纱之间的接口。
只有用正送这个方向接下头出奇：
要有圪？，
就是大圪？，
没有圪？
的，连纱与纱之间的接口也看不出来。
经过许多次的反复试验，都是这样一个结果。
于是，我对正送发生了兴趣，把精力集中到了正送上头。
每次“练兵”，我都连着从正送这个方向接许多头。
接好后，把有圪？
的都解捻开，进行解剖分析。
这么一解剖，在有圪？
的接头里，发现了两种情况：
一种，圪？
出在接头的上端，很明显，这是由于纱头送得太低，往上一碰，把须条碰折回来以后形成的；
另一种，圪？
是在接头的下端，也很明显，这是由于送纱太猛，把纱头碰折回来以后形成的。
我想，要是不使须条折回去，也不叫纱头折回来，不就可以完全保证接头质量了吗！
果然，解剖开看不见接口的接头来一看，证实了自己的判断。
这样，在我的心目中，肯定了从正送这个方向接头的方法。
但是，要使用它，得解决前面说的那两个问题，即既不使须条碰回去，也不让纱头折回来。
不使须条碰回去，这就要求纱头不要送得太低。
怎么才能把纱头送到合适的位置上呢？
我吸取了外地传来的接头法里定位在罗拉中上部这一个保证位置准确的单项动作，解决了纱头位置不准的问题。
不让纱头折回来，这就要求送纱头时不要太猛。
我吸取了原来使用的接头法里，接头时稳稳平送这一个单项动作，克服了猛的毛病。
在吸取新旧两种接头法优点的基础上，我总结出了另一种接头法——“对准须条正送”接头法。
这种接头法出现后，我又吸取了落纱能手史玉珍轻放纱头的优点，并且作了发展，总结出“对准须条正送向上轻扶”接头法。
跟着，我又吸取了张利香师傅崩头垂直的优点，并且作了发展，把她的崩头长改成了崩头短。
使用这种接头法的结果，接头质量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五。
新接头法总结出来之后，还要不断从群
众的实践和自己的实践中去检验它、丰富它
“对准须条正送向上轻扶”接头法出现后，领导上很重视。
很快就在全省各纺织厂传开了。
晋华纺织厂的同志们要我去表演，表演之后，我发现檀英梅师傅在接头时，崩头、绕虾米螺丝同时动作，速度很快。
而我自己绕完虾米螺丝之后，提起线来才崩头，浪费了时间。
表演回来后，我就把这一经验，加进自己的接头法里，使每分钟的接头数由十四根上升到十七根。
全省纺织业的劳动模范来我们厂表演时，我又发现晋生纺织厂弓彩变师傅是斜拿纱管。
纱管的下端正对纱锭，所以插管时很准、很快。
而我自己却是直拿纱管，纱管下端不正对纱锭，插管时不准、也不快。
于是，我又把弓师傅的斜拿纱管动作，加进了自己的接头法里。
接头的速度又由每分钟十七根上升到了十九根。
从“单手解捻、从右向左平送”接头法开始，到
“单手崩头、从右向左上方送”接头法，再到“对准须条正送向上轻扶”接头法，一直到现在进一步丰富为“对准须条轻扶”接头法，这就是我摸索接头规律的过程。
今天，这个过程还没有完结，因为，我才实现了“接头基本无白点”，而还没有使接头无白点的主观愿望完全变成客观现实。
（原载《山西日报》，本报有删节）

认真学习工农兵的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1965年第6期述评
《哲学研究》1965年第6期，发表了“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选辑了解悦、黄华庭、王玉文、李素文等二十位同志的哲学论文，使我们能够集中地读到工农兵的哲学文章，更好地向他们学习。
《哲学研究》编辑部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工农兵的哲学论文，写的是实际生活中的哲学，是内容丰富、思想新颖、生动活泼的好文章。
他们把自己的实践经验，提到哲学上进行分析，他们的经验和他们所作出的分析，是那些常年呆在书斋里啃书本的理论工作者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
这些文章既有丰富的材料，又有新颖的观点；
既有理论，又有实际；
既有的放矢，又论述得有根有据。
读起来，吸引人，有说服力。
比起那种无的放矢、无病呻吟的概念化的文章来，完全是两种味道。
过去有人说，工农兵文化低，不能学哲学。
这不对。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革命的、批判的、科学的理论，是从实际中来又要回到实际中去改造世界的哲学。
什么是理论？
毛泽东同志说：
“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
（《整顿党的作风》）工农兵群众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活学活用毛泽东哲学思想，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对自己的工作经验进行总结和概括。
他们的这些哲学论文证明，工农兵不但可以学哲学、用哲学，而且比那些只会死啃书本的知识分子要高明得多。
在《哲学研究》所选辑的工农兵哲学论文中，我们看到，文化水平不高的青年挡车工、山西的解悦，在毛泽东哲学思想指导下，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接头法；
只读几个月书的木工、广东的黄华庭，学习和运用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在技术革命中做出了有价值的发明创造；
只上过四年学的庄稼汉、山东的姚士昌，学习和运用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在种花生的科学实验中有所创造；
只读过一年初中的气象员、湖南的段春作，在毛主席的《实践论》的指导下，学会了“管天”，并写出了受读者欢迎的《民间测天法》一书；
没有读过多少书的青年建筑工人、北京第三建筑公司青年突击队长李瑞环，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队员们一起在几年间搞了大小几百件技术革新，还写出了一本十万字的《木工简易计算法》的书，等等。
他们都在自己的文章中，生动地论述了自己的工作经验。
还有许多解放军战士的文章，商店售货员的文章等，也都是很好的哲学论文。
工农兵的哲学论文，都是他们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活学活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物，是他们亲身经历的心得体会，是他们在开机器、驾驶汽车、搞技术革新、练兵打仗、种庄稼、做生意、做人的思想工作等不同岗位上，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对自己的工作经验所做的理论概括。
他们的哲学论文真正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
他们的哲学论文，有力地证明，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对于提高认识、改造思想，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对于培养一代共产主义的新人，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脱离了实际，脱离了工农兵，就会变成僵死的东西；
而一旦和实际结合，就会显示出它的生命力，迸发出鲜艳的光辉。
广大工农兵群众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的直接的实践者。
他们在革命实践中活学活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所写出来的论文，包含着许多新颖的思想，这是我们哲学研究工作的极其珍贵的矿藏。
工农兵的哲学论文，对于理论工作者特别是哲学工作者的革命化，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力。
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体现了哲学的大解放，体现了哲学走出书斋、走出课堂、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向。
这些哲学论文，不仅内容丰富踏实、生动活泼、战斗性强，而且是用人民的语言写的，很少学生腔，读起来亲切感人。
在治学的态度和方法、学风和文风方面，它们都给我们做出了活生生的榜样。
理论工作者、哲学工作者，要彻底摆脱从概念到概念、从书本到书本的学风，使自己革命化，就必须到实际中去，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与工农兵相结合，虚心地向工农兵学习。
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理论工作者、哲学工作者，才能把哲学道理讲得实际、写得清楚，才能使我们的哲学得到改造。
我们认为，这一期《哲学研究》的
“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很值得大家认真地读一读。
蒙登进

社会主义文化室——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
编者按：
农村文化室的任务，首先是组织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同时展开其它文娱活动。
下面发表的两篇短文，谈的是参加文化室学习毛主席著作后的心得。
从这两篇社员的文章里，生动地反映出建设新的农村、要办好社会主义文化室，必须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挂帅。
为革命放羊
甘肃定西县大树沟生产队贫农放牧员　张玉堂
解放以前，我家里很穷。
我从小就给地主放羊、放牛，做杂活。
解放后，翻身作了主人。
大树沟成立了社会主义文化室，我参加了文化室的活动。
不但学文化，还读毛主席的书。
当我读了《纪念白求恩》以后，很受感动。
我想：
白求恩是加拿大人，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咱们打日本鬼子，还牺牲了生命，我应该向他学习，一定要把羊放好。
当时，队上的羊很瘦，我就拿自己的洋芋和面汤喂乏羊。
后来，在文化室里又学习了《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心里越发亮堂了。
我想：
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就要操心把羊放好，咱贫下中农不带头，叫谁带头哩。
去年05月里，不住的刮风下雨，队上没有羊圈，借了社员的一眼破窑洞圈羊，我怕窑洞塌，出危险。
就和老婆商量，把自己的一间旧房拆掉，用拆下来的木料盖了个羊圈。
生产队里要给我记工，我说：
“我不要，这点事情算个啥，比起白求恩同志还差远哩！”
现在我的学习劲头更大了。
晚上学习毛主席著作，听读报；
白天放羊时还带上书，一边放羊，一边学。
遇到不认识的字，就问人，不但要念会，还要知道它的意思，用在生产上。
参加学习后，知道了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大事，懂得了许多大道理，心明眼亮了，思想进步了，搞起生产也就起劲了。

做永不褪色的文艺轻骑兵
内蒙古乌兰牧骑巡回演出队队员　拉西敖斯尔
我是一个几代受牧主压迫剥削的贫苦牧民的儿子，过去连旗也没出过，没有想到今天参加乌兰牧骑巡回演出队，在半年的时间里，到了祖国中南、西南和东北的各省演出。
参观了鞍钢、武钢、大庆、长春汽车制造公司、洛阳拖拉机厂等许多重要的工矿企业，访问了毛主席的故乡韶山冲，和他老人家读过书的长沙第1师范，以及革命历史名城遵义。
我亲眼看到了祖国赞美不尽的锦绣河山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以及各族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突飞猛进的新面貌。
我们到的第1个地方，是长江边上的武汉。
包钢、武钢是兄弟，我们带着包钢工人的问候来到了武钢。
只见欢迎的人群早已排成了长长的行列，工人老大哥热情地说：
“我们的乌兰牧骑来了。”
这是多么深的情意啊！
那时正是挥汗如雨的热天，工人们看见我们穿着民族服装，每到一个车间都表演，都体贴地说：
“看到你们就行了，天太热了，少演一个吧”。
不断地把汽水、冰棍塞给我们吃。
天气很热，我们的心更热，看到钢铁工人在那么高的气温下操作，一炉炉铁水奔流，钢花飞舞，为祖国生产更多更好的钢材，我们怎么能怕热、怎么能休息呢！
“八一”建军节前夕，我们来到了祖国的南大门——友谊关。
给守关的战士、附近村子的壮族人民演出以后，已经是下午一点了。
听说附近金鸡山上还有一些战士值勤，没有看到演出，要求上山给他们表演时，部队负责人说什么也不肯，他们说天太热，山太高，又没有吃午饭，那样太疲倦了。
我们哪里肯听，每个人拿了一件乐器，就往山上跑。
这山真是又高又陡，加上我们在草原生活没有爬过山，爬起来特别吃力。
正午的太阳当头照着，虽然每个人都气喘呼呼，身上汗如雨下，却没有人在途中停下脚步。
大家说，只要有战士的地方，我们就能去。
解放军不怕苦不怕累，每天从山下往山上背粮食，背水，我们这一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
我们和云南十九个民族的文艺工作者到离昆明三百多里地的石林联欢。
当地十公里内的几个公社，七八个村子的社员，也都来了。
大家在这美丽的奇峰异石中间的草坪上，唱了一个又一个，跳了一个又一个。
我们看到兄弟民族反映今天美好的生活，歌颂党和毛主席的优美歌曲和丰富多采的舞蹈，真是高兴极了。
已经夜里十二点了，凉意有些袭人了，大家还是不愿分离。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受到非常热情的欢迎和关怀。
一路上真是说不尽的友谊，说不完的感想，1965年是我永远忘不了的一年，也是我受到最深刻教育的一年。
我年年月月，日日夜夜，都想念着能见到我们各族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没有想到，这一愿望真的实现了，10月10日，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接见了我们。
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当我想起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受到主席思想的哺育，遇到了困难，主席著作给了坚强的毅力，我的心情怎么能不激动啊！
我们很快就要回去了。
我要牢牢地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回去好好地向农牧民们宣传我们祖国的伟大成就，各兄弟民族的幸福生活。
永远不忘牧区、不忘草原、不忘劳动，为农牧民献歌送舞一辈子，做个永不褪色的文艺轻骑兵。

“土”得好
谢逸
近年来，许多年青的工农兵业余作者，写出了不少短小精悍的好作品，他们歌颂了社会主义的春天，塑造出一些光辉的英雄形象，使社会主义文艺，更加绚烂鲜艳。
但在文艺创作的道路上，有的人比较一帆风顺，有的人却走着曲折的道路。
湖北有个青年同志，原来是写民歌的，后来认为这是“土货”，不文雅，价值不高。
一时糊涂，就走入歧途，写出来的作品很不成样子。
新长的幼树刚刚含苞，就呈现枯萎之状，后来经过挽救，他才又生气勃勃、开花结果了。
山歌快板之类的作品，发表在僻乡远寨之间，千人歌万人唱，响遍了山岗田头，闹出了热气腾腾的景象，有什么不好呢？
“复员离队不离枪，站完外岗站内岗。”
“峰岩岭上红旗飘，炸掉石板铺大道。”
这些诗句，象战鼓、象号角，激起了人们的革命热情，鼓舞着人们的昂扬斗志。
这比起资产阶级那吟风弄月的货色来，价值不知高多少。
这样的“土货”，实在“土”得好！
正因为“土货”是来自人民群众之中，就不是那些脱离人民群众的人所能写得出来的。
也正因为“土货”是从土里生长，一开始自然免不了有些粗糙，但这种现象是可以改变的。
南方有榕树，遮天盖日，开始时也是很小的，但它能将须根深深地扎入土里，吸收了取之不尽的养料，就不断地发展高大起来。
我们年青的业余作者，只要加强自我改造，永远为革命而劳动而写作，敢于将自己的根子在泥土里扎它三十年、五十年，那么，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作品一定可以产生出来。

文化室帮我进步
甘肃定西县大树沟生产队文化室文化教员　连守智
1962年，我高小毕业回乡参加了农业生产，但总觉得在山沟里劳动，没出息，一心想远走高飞。
生产队派我当饲养员，嘴上虽然接受了，可心里还是不愿意，结果把牲口给喂瘦了。
后来，我们这里办起了文化室，在文化室里，我读了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反对自由主义》、《愚公移山》等文章，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好象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针对我说的。
晚上睡在炕上，想过来想过去，自己和张思德、白求恩一比，心里难受得不成，认识到自己的想法错了。
思想安定了，劲头也来了。
劳动时，我抢着干在前面。
文化室里让我当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辅导员，识字班教员。
晚上教识字班，要爬一架山，过一条深沟，但是不管多累，我都照常上课。
有些贫农下中农娃娃不会写字，我就把着手教。
我能给乡亲们做一点事情，我心里很高兴。
在文化室里，我受到了教育，提高了思想，安心了生产。
我深深体会到，我这个高小毕业生，在我们这个山区里是大有作为的。
今后，我不但要努力劳动、学习，而且要为办好社会主义文化室贡献自己的力量。

文化室诗抄红通通的太阳当头照，毛主席著作无限好，一言一语记心中，句句都是宝中宝。
甘肃省高台县宣化公社冯应
基毛主席著作捧手上，心窝里面出太阳；
识字课本捧手上，眼睛里面放光芒；
出太阳，放光芒，文化室是我们的大学堂。
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竹核
乡青年们编的民歌一块黑板街头挂，有文章来有图画。
板报象把金钥匙，群众一看心开花。
山西省襄垣县南邯公社合漳
大队群众编乃帕山的草儿青又青，山上的羊儿一群群，羊儿肥，羊毛深，万斤羊毛选五斤，做件最好最美的察尔瓦，千山万水送北京，献给敬爱的毛主席，请你收下彝家的一片心。
注（察尔瓦：
披毡的一种）四川省冕宁县拖乌彝族自治区中心乡文化室编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
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
——论联合政府
红岩山上擂战鼓
四川省广元县沙河公社金鳌大队团支部书记　张玉德
四川广元县沙河公社金鳌大队，是在一个山高、坡陡、沟深、路窄、土瘦、地薄的穷山沟里。
那个地方啊，真是“上山撞鼻，下山骑驴”，“天上下雨地上流，一场大雨光石头”。
可是最近几年来，我们治山治水、改良土壤，改变坡地，使这个穷山沟完全变了样。
在这场同自然的巨大斗争中，大队的“文化室”配合各项任务，起了一定的作用。
争夺思想阵地
金鳌大队的“文化室”，是1963年08月办起来的。
一开始，我们就把大学毛主席著作作为活动的中心。
通过学习，广大干部和青年都认清了方向和前途，获得了战胜困难的力量。
我们的青年热情地提起笔来，写了上百篇歌颂党、歌颂毛主席，宣传毛主席思想的诗篇，作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
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我们把开展兴无灭资斗争，作为“文化室”的突出的任务。
我们大队有几个老年人，过去经常给大家唱旧书，唱得青年整天胡思乱想，搞生产没有劲，夜晚出门还怕鬼。
社员都说：
“这样发展下去，还搞啥子社会主义？”
党员大队长张必举对我们说：
“他们唱旧书，你们不晓得唱新书吗？
有了新书，才有武器去压倒旧书。”
这话很对。
团支部和“文化室”决定帮助和培养回乡知识青年张福元，让他学唱新书，并且寻找机会，让新书和旧书直接交锋，见个高低，把说书阵地夺过来。
1964年04月初四，青年杨荣堂结婚，请了一个老先生去唱《安安送米》。
晌午过后，老先生在厨房内摆下书桌，清咳两声，开言唱道：
“人生在世莫欢愁，好比蝼蚁度春秋，出世阎王定了数，无有阴功岂长留？……”刚唱完书头，只听得隔壁厅房里“啪，啪”两声，新评书《智取奶头山》开了场：
“话说小分队分兵三路，直向奶头山挺进……”。
说得有声有色，十分热闹。
坐在厨房内的三十几个听众，一个接一个转移到厅房里去了。
老先生看到他的听众全部溜了，只好合上唱本，转身来到厅房。
他站在人群里抬头一看，“呀”了一声，拔腿就走。
原来，这个新说书人张福元正是他的儿子。
张福元说开新评书以后，群众十分欢迎，还要求听本乡本土的故事。
在团支部的帮助下，张福元苦思苦想，终于编出了一段评书《大战红岩山》，说的是金鳌大队学习大寨精神，改造红岩子陡坡的事。
评书一提起某人的声音面貌，社员们就猜到那一个人出场了，高兴地说：
“听听，我们自己也上了书了，好扎劲啊！”
从此以后，金鳌山上再也没有人说唱旧书了。
这一场争夺战使很多人认识到文艺是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
许多有文化的青年都提起笔来，参加了创作，投入了兴无灭资的斗争。
鼓添生产干劲
毛主席说，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要为工农兵所利用。
我们的“文化室”，运用了各种文艺形式，为农业生产添干劲。
广元有一种民间文艺形式——山歌锣鼓。
这是直接在生产劳动过程中演唱的。
每到挖地、锄草时，歌声锣声遍山岗，劳动不停，歌声锣声也不停。
山歌锣鼓本来是劳动人民的创作，但在旧社会，受了封建思想的影响，掺杂了不少糟粕，许多是黄色的。
解放以后，大家感到山歌锣鼓也需要破旧立新。
老贫农王建基是一个有名的歌手，十多年来，在党的关怀下，在旧套子中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深受群众欢迎。
团支部和“文化室”就发动青年人向王建基学习，配合中心任务，编唱新山歌锣鼓。
1964年，我们编的《战三秋》，表扬了在三秋战斗中的好干部、好社员，鼓舞了干部、社员的劳动热情，加快了“三秋”进度。
但是，社员们不光是要听评书，山歌，还要看戏。
我们又义不容辞地承担了这个任务。
并且创作了第1个剧本《王老汉办酒席》。
1963年生产大丰收后，队里出现大办酒席、请客送礼的浪费现象。
社员马万成嫁女，主张办二十桌酒席，并向男方要斗米斗面。
女儿反对，老人偏要包办。
正在这个时候，《王老汉办酒席》上演了。
它批评了铺张浪费的作风。
看了戏后，女婿女儿理直气壮，抓紧时机说服老人，大队长也赶来多方开导，终于把老人的思想打通了，同时也在全队刹住了大办酒席之风。
第1个剧本发挥了作用以后，更增加了写戏的信心。
我们先后创作了歌剧《赶决算》、《公社红四员》、《送弟参军》等等。
都受到社员的欢迎。
大写英雄人物
评书、诗歌、戏剧，越写英雄人物，英雄人物也越来越多，在英雄人物事迹的鼓舞下，在群众的迫切要求下，我们更不断地大写而特写英雄人物。
这种形势的发展，使许多青年都提起笔来，业余作者的队伍不断扩大，并且出现了英雄人物写英雄人物的生动场面。
英雄人物笔下的英雄人物，思想最鲜明，感情最充沛，读了振奋人心。
新人新事，英雄人物层出不穷，写了一批，又出现了新的一批，怎么也写不完。
我们深深感到，我们的时代是伟大的时代，英雄辈出。
我们一定要永远写下去，永远唱下去。
（附图片）
我们生产队的文化室〔木刻〕 廖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