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靠毛主席伟大思想翻的身”
——记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县古城公社古城大队改造洼地碱滩的斗争
编者按：
“天下黄河富河套”。
古城大队虽然没有分享河套地区“独厚”的自然条件，可是靠着人们一双双的粗手，使当地的河山变了样子，为河套地区增添了新的财富。
这个新的财富，就是“人长志气地增产”的思想和实践。
古城大队的成就告诉人们：
人的条件第1，自然条件第二；
没有人的主观能动性，所谓好的自然条件，不过只是一种客观的可能性。
“我们是靠毛主席伟大思想翻的身。”
这是从多年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最宝贵的经验。
“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教导，激励他们一背斗一背斗地搬运成万车土垫高低洼地，一铁锹一铁锹地翻转大片荒草滩，把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耕地修成稳产高产园田。
“最大的战斗力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
古城大队的经验，有力地证实了这是学大寨精神、走大寨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中的根本。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县古城公社古城大队共有三百四十二户，一千五百二十一人，两千八百多亩耕地。
解放前，这里的回、汉族人民遭受蒋介石、马鸿逵匪帮和地主富农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生产落后，灾难重重。
解放后，进行了土地改革，古城人民翻了身。
接着，他们就组织起来闹生产。
但是，古城是宁夏黄河灌区中自然条件较差的一个地方。
它紧靠黄河边，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耕地是低洼地和河滩地，平时积水多，盐碱重；
一遇黄河涨水，大片农田就被淹没。
因此，古城的庄稼产量很低，年年靠国家供应粮食。
向洼地要粮
1958年，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照亮了古城回、汉族人民的心，激起了他们冲天的革命干劲。
广大社员和干部立下愚公志，决心改造涝洼地和盐碱土，摘掉低产帽子。
这是一场十分艰巨的斗争，既要开沟排水，又要背土垫地，还要铺沙压碱……。
当时，少数人一看任务这么大，就有些怕困难。
有的说：
“改造低洼田是瞎受苦，等到把低洼田改造好，头发早白了。”
大队党支部鼓励大家：
“革命前辈不怕流血牺牲，才换来人民的天下；
我们改造低洼田，还能怕困难！”
有的贫农下中农社员也说：
“人长志气地增产。
只要立下愚公志，没有改造不了的洼地碱滩，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经过充分讨论，大家的认识一致了。
于是，一场改天换地的战斗开始了。
大队西南面有个罗家湖，共有三百亩低洼田，产量最低，过去社员管它叫“害人地”。
古城人民决心先啃这块硬骨头。
他们在这里开了一条条的排水沟，然后从别的地方拉土来铺地。
地里积水，大车进不去，他们就靠人背。
共产党员、生产队长周学智带头背土，并鼓励大家：
“革命就要吃大苦，耐大劳，改造洼田就要苦干，巧干，实干。”
古城人民就是这样，连续奋战了几年，硬是一背斗一背斗地背了几万车土，把罗家湖三百亩低洼地垫高了。
1965年种的小麦，平均亩产四百多斤，加上间作的豆子，每亩地打的粮食超过五百斤。
经过八年奋战，古城人民修起了二百多条大小渠道和排水沟，总长四百多里，凭着一双手和两个肩膀，把成千亩低洼地平均垫高了四五寸。
跟黄河争地
古城人民不仅向低洼地要粮，还跟黄河争地，让荒滩献宝。
公社成立以后，他们先在河滩上开了二百多亩荒地。
但是新开的地经常受到洪水威胁。
为了使这些地稳产保收，他们在黄河岸上筑起一道五里长的防洪大堤，挡住了洪水，保护了农田。
接着又开渠引洪淤地，开沟排水，背土垫地，把原有的河滩地改造成良田。
这些地现在亩产一下子提高到三四百斤。
在向黄河争地的战斗中，古城流传着一个“五亩地上闹革命”的故事。
原来，黄河滩里有一个水坑，长年积水，长着半人高的蒲草。
1965年春天，队里提出要把这块地开垦出来种稻。
有人说：
“那是块荒草滩，根本种不成，不要白丢种子瞎受苦。”
但是大多数人不同意这种意见，他们说：
大寨人能在石堰上铺土种庄稼，我们为什么不能开荒滩种庄稼。
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共青团员马玉帮带领一伙青年人，赶着牛进滩犁地。
谁知滩地水深、泥烂，牛一进去就陷到泥坑里，大家费了好大的劲，才把牛弄出来。
有的人看到这个情况又泄了气。
但是马玉帮却说：
“草滩泥水吓不倒古城人。”
在他的带动下，社员们先挖了一条排水沟，接着砍掉地里的杂草，站在泥水里用锹翻地，翻好了地又背土把地垫高了一尺多，整整奋战了七八天，终于在这块地里种上水稻，今年就获得了好收成。
搞园田工程
在改造低洼田、河滩地的同时，古城人民对土地进行着另一场斗争。
1964年初，党支部发动群众，对全大队的土地进行统一规划，要把所有高低不平、支离破碎的耕地，建成稳产高产的园田。
美好远景激动着社员的心。
许多贫农下中农社员纷纷表示要大干一场。
可是，有的人又有了不同看法，说：
“自古以来，沟渠都是弯弯曲曲，土地都是高低不平，能种粮食就对了，费那个工干啥？”
这时候，大队党支部组织干部和社员学习了毛主席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等著作，让大家讨论：
是高产再高产，还是躺在既得的成绩上睡觉？
广大贫农下中农社员说：
搞园田工程再大，也大不过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心。
毛主席叫我们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们搞了这么一点点成绩，就说增产到顶了，那还叫啥干革命！
经过讨论，大多数社员意志更加坚定，原来信心不足的人也放下包袱，开动机器。
大家齐心协力，把占总耕地面积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土地修成了园田。
这些园田地平埂直、沟渠配套、排灌畅通、便于机耕。
古城人民经过了一番改天换地的斗争，生产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65年，全大队的一千二百多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了五百六十多斤；
七百多亩一季稻，亩产突破了一千斤。
这个过去的缺粮队，现在变成了对国家贡献越来越大的余粮队。
最近两年，全大队给国家提供了商品粮一百多万斤。
社员的生活也有了很大改善。
要问这些成绩是怎样得来的，古城人民异口同声地说：
“水有源，树有根，我们是靠毛主席伟大思想翻的身。”
（据新华社讯）
苏共领导是宣言和声明的背叛者
人民日报编辑部
在1960年声明五周年的时候，苏共新领导发表一批文章，演出了一场反华小闹剧。
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是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水火不相容的。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忠实信徒们，妄想打起宣言和声明的旗号来迷惑人，这只能使自己进一步出丑。
在宣言和声明制定的过程中，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曾经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进行了剧烈的斗争。
1957年宣言的革命原则的对立物，就是赫鲁晓夫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修正主义路线。
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严重混乱。
中国共产党同兄弟党一起，针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莫斯科会议上进行了原则性的斗争。
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也是针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
当时，赫鲁晓夫完全颠倒敌我关系，公开勾结美帝国主义，并且彻底破坏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制造分裂。
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维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
当然，宣言和声明在某些问题的提法上，有不明确的地方，甚至有缺点和错误。
当时由于苏共领导一再要求同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的提法相衔接，要求对他们加以照顾，我们为了达成协议，作了一定的妥协。
这一点，我们已经多次表示，如果有人向我们提出批评，我们是乐于接受的。
不管怎样，宣言和声明总是提出了一系列的革命原则，这些原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应当共同遵守的。
但是，对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来说，宣言也好，声明也好，都不过是废纸。
文件签订之日，就是他们撕毁之时。
他们一心一意要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唱对台戏，同宣言和声明唱对台戏。
到了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他们搞了一个修正主义的苏共纲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一股脑儿地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让我们把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同苏共新领导坚持执行的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第22次代表大会和苏共纲领所规定的路线对照一下吧。
宣言和声明制定了革命的路线，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却推行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反对革命的路线。
他们自己不革命，也不许别人革命。
他们自己反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武装斗争，也不许别人支持革命的武装斗争。
宣言和声明指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全世界人民必须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却联合美帝国主义反对世界人民，推行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
宣言和声明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却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谬论，在苏联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
他们在苏联实行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专政，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宣言和声明指出，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必须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
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相互关系，必须实行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支持和协商一致的原则。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却实行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和分裂主义，到处挥舞指挥棒，任意干涉和力图控制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对兄弟党和兄弟国家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
宣言和声明指出，各国共产党必须进行反对修正主义和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特别是要反对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修正主义。
声明还明确谴责南斯拉夫铁托集团是叛徒。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却同铁托集团同流合污，打得火热，公开替这个叛徒集团翻案。
他们把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集合在自己的周围，反对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
几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大论战，就是坚持还是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还是抛弃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的一场大斗争。
中国共产党在1963年06月14日提出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正是概括了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在一系列涉及当代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批判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斗争，已经有了初步的但是重大的结果。
苏共新领导不是很喜欢说什么“经过生活检验的路线”吗？
请睁开眼睛看一看，“生活检验”的结果是十分清楚的。
在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包括伟大的苏联人民的坚决斗争之下，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已经破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创始人被赶出了历史舞台。
这是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斗争的伟大胜利。
这是维护宣言和声明革命原则斗争的伟大胜利。
苏共新领导在《真理报》的文章中说，“苏共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忠实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
好吧，我们现在就来研究一下苏共新领导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吧。
过去他们怎么样呢？
他们是赫鲁晓夫的亲密战友。
他们忠实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总路线。
他们之所以要把自己信仰的鼻祖，那位“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师，鼎鼎大名的赫鲁晓夫打入冷宫，只不过是因为赫鲁晓夫太臭了，太笨了，混不下去了，赫鲁晓夫本人已经成为推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障碍了。
他们只有采取换马手法，才能维持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统治。
现在他们怎么样呢？
他们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领导集团的原班人马。
他们仍然忠实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总路线。
他们无数次赌咒发誓，说赫鲁晓夫主持的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和第22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总路线，是他们“整个对内对外政策的唯一的、不可动摇的路线”。
他们有时装出一些反美的姿态，但是，一切政策的落足点，仍旧是美苏合作主宰世界。
他们多次重申，“苏联旨在同美国建立全面合作的政策是不变的”。
他们一面叫喊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一面加快了复辟资本主义的步伐。
他们在所谓“联合行动”的喧嚣声里，召开了03月莫斯科分裂会议，加紧进行分裂活动，并且正在策划着全面反华、全面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大阴谋。
他们沿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了。
将来他们又会怎么样呢？
他们能不能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能不能回到宣言和声明革命原则的轨道上来，主要是看他们自己是否清算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第22次代表大会和苏共纲领的修正主义总路线。
只要他们不进行彻底的清算，不管他们玩弄什么花招，怎样修修补补，都仍然只能说明他们搞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伟大的苏联人民和各国革命人民，就只能继续揭露他们，同他们斗争到底。
苏共新领导现在声嘶力竭地叫喊所谓“联合行动”。
他们叫嚷得最多的，是在越南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
但是，正是在这个当前国际斗争焦点的问题上，集中地表现了苏共新领导反对革命的立场。
他们不仅不相信越南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人民战争能够赢得胜利，反而生怕给他们“惹祸”，妨碍他们同美帝国主义的合作。
不管他们怎样装腔作势，他们的一切活动，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同美帝国主义联合行动，企图把越南问题纳入苏美合作的轨道，帮助美帝国主义实现“和谈”阴谋，扑灭越南人民革命的烈火。
“联合行动”的口号，现在已经成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手中用来进行挑拨离间的一支毒箭。
他们利用这个口号，同美帝国主义互相呼应，妄想破坏中越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妄想破坏越南人民的反美团结。
越南人民正在胜利地进行着抗美救国斗争。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的义务，是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正义的革命斗争，坚决揭露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的阴谋。
苏共新领导说，谁不同他们“联合行动”，谁就是“鼓励帝国主义者进行冒险”。
这完全颠倒了黑白。
难道不正是苏共修正主义领导集团的投降主义和绥靖主义政策，他们的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路线，助长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吗？
应当说，真正“鼓励帝国主义者进行冒险”的，并不是别人，恰恰是苏共新领导自己。
苏共新领导最害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他们划清界限。
但是，正如列宁所说的，“如果不同向无产阶级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分子完全划清界限，并进行无情的斗争，那末，联合和巩固革命无产阶级的战斗队伍这个伟大事业，就不可能实现”〔注〕。
苏共新领导坚持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把他们自己置于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对立的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能够指望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同他们划清界限吗？
如果我们不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划清界限，那么：
我们岂不是就要跟着他们一道，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使我们自己也变成修正主义者了吗？
我们岂不是就要跟着他们一道，投靠美帝国主义，充当美帝国主义的帮凶吗？
我们岂不是就要跟着他们一道，破坏兄弟的越南人民的革命，为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扩大战争的政策效劳吗？
我们岂不是就要承认他们是老子党，充当他们指挥棒下的小卒，承认他们的大国特权地位，充当他们的附庸吗？
我们岂不是就要同他们一样，在国内复辟资本主义，使广大劳动人民重新陷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地位吗？
我们岂不是就要同他们一样，把自己置于同本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相敌对的地位，逃不脱历史的惩罚，落得一个可悲的结局吗？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只能斩钉截铁地回答：
所有这一切，都是绝对办不到的，永远办不到的。
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在宣言和声明革命原则基础上的团结，才是真正团结。
苏共新领导的所谓“团结”，是假团结。
他们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弃了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只能导致分裂。
我们要的是真团结，坚决反对假团结。
我们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进行斗争，正是为了实现国际无产阶级真正的团结。
中国共产党人将一如既往，同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一起，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遵循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世界在前进。
我们坚信：
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事业，一定会不断地取得新的伟大的胜利。
注：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2小组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列宁全集》第17卷，第二○五页。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钱崇澍先生逝世
新华社29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钱崇澍先生因患重病医治无效，于1965年12月28日下午七时十分在北京逝世。
钱崇澍先生是浙江省海宁县人，享年八十三岁。
钱崇澍先生治丧委员会已经组成。
定于12月30日上午十时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公祭。
29日下午，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刘宁一，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李四光，以及韩光、张劲夫、竺可桢、吴有训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前往医院向钱崇澍先生的遗体告别。
上海市崇明县商业部门组织了一批商业小分队，串村串队服务，一面售货，一面收购农村土特产品和废旧物品。
新华社记者 唐允仁摄
新闻片要为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服务
我国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在革命化大道上迈进
据新华社29日讯
我国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在革命化的大道上又取得了新的成果。
今年各有关制片厂生产的新闻纪录片，紧密地配合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及时地报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人新事以及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成为电影中最受欢迎的片种之一。
今年我国新闻纪录电影事业的成就，不只表现在数量上的丰收，更重要的是在提高政治和艺术质量方面有了新的跃进。
一部好的新闻纪录片，常常拥有几千万人次的观众；
不少新闻纪录片在观众热烈要求下，一再延长映期或重新映出；
许多人看过影片还举行座谈，学先进、鼓干劲。
这些情况表明，广大工农兵已经把新闻纪录片当作是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在新闻纪录影片中深刻、真实和生动地反映我国人民不断革命、彻底革命的精神，这是今年我国新闻纪录片最突出的成就，也是它受到观众热爱的主要原因。
纪录片《一心为革命——学习王杰同志》所表现的这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思想和风格，已经在广大工农兵的心中生根开花。
《在生产高潮中》和《北京农业的大跃进》、《雷州青年运河》等大型新闻纪录片，迅速反映了大庆人、大寨人，以及千百万社会主义新“愚公”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气魄。
《不忘阶级苦，永记血海仇》等纪录片，使广大观众特别是青年一代认识到社会主义新生活来之不易，下定决心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新闻纪录片《我国第1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和《英雄海军，再获大捷》，大长人民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
长纪录片《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使观众们再一次亲切地感受到：
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是战无不胜的力量的源泉。
今年，我国还拍摄了一批反映世界人民反帝斗争以及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友谊联系的新闻纪录片。
连续发行的纪录片《抗美斗争中的越南》和大型纪录片《美国侵略者从越南滚出去》、《美国佬从日本滚出去》，以及《周总理访问巴基斯坦》、《周总理访问坦桑尼亚》等几十种国际题材的新闻纪录片，热情地歌颂了越南人民以及各国人民的反美风暴，反映了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之间的战斗友谊。
专门向国外发行的新闻纪录片《今日中国》今年已经增加到七种语文版，受到广大国际友人的欢迎。
人们在评价新闻纪录电影的收获时指出，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今年在提高影片思想性、战斗性的同时，对探索尽可能完美的表现形式，也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许多新闻纪录片不仅思想性高，拍摄和编辑技巧也过得硬，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今年观众最多的一部文献纪录片《人民战争胜利万岁》，被认为达到了“丰富的历史事实、深刻的人民战争必胜思想同气势磅礴、格调高昂的政论形式的完美的统一”。
许多观众齐声赞美彩色纪录片《北京农业的大跃进》，把它比做是一篇歌颂总路线的动人的“报告文学”。
不久以前上映的彩色新闻纪录片《中日青年第1届友好大联欢》也在国内外引起了良好的反响。
日本朋友们认为，这是一部“政治和艺术结合、理性和感性统一”的优异作品，是“无论如何也必须看”的好影片。
从今年生产的新闻纪录片中，还可以看到另一个特色：
在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力求通过广泛的题材和不同的样式，多方面地反映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和我国人民的精神面貌。
反映体育界革命化新成果的大型纪录片《革命赞歌》、《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报道青年一代继承南泥湾精神开拓山区的《黎坪山区有志人》，以及描绘我国劳动人民用双手巧绣大自然的风景纪录片《大地春光》等，都很受观众喜爱。
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在进行年终总结时，谈到了他们共同的体会：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是我国新闻纪录片最好的“演员”。
他们指出，创作人员只有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熟悉工农兵的思想感情，才能拍出工农兵的英雄形象，从而逐步克服过去拍片中“见物不见人”的缺点。
今年，各有关制片厂组织大批摄影和编辑人员上山下乡，深入车间，到连队蹲点，结合深入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他们在深入生活和劳动中，同大庆人一起餐风沐雪；
同农民们并肩撬石开山；
同海军战士一齐登上“猛虎艇”，冒着硝烟弹雨，冲到敌舰跟前，纪录下蒋帮水贼的覆灭，在银幕上再现了一幅幅震撼人心的“社会主义英雄谱”。
通过这些创作实践，他们更深切地体会到只有先做一个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者，然后才能做一个文艺战士。
在新的一年即将开始的时候，“拍好工农兵，宣传好毛泽东思想，在银幕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这一光荣任务，更加鼓舞着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奋勇前进。
他们表示，一定要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投身到革命和建设的激流中去，把根子更深地扎在工农兵群众当中，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学习大寨，发扬革命新闻纪录电影事业的战斗传统，拍出更多更好的影片，用新闻纪录电影这个武器更有力地为第3个五年计划服务，为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做出新的贡献。
让金门大担二担岛屿同胞和蒋军官兵欢度新年
福建前线炮兵奉命停止炮击两天
新华社福建前线29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司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
1966年新年将到，为了让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上的祖国同胞和国民党军官兵欢度新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炮兵部队奉命在1965年12月31日和1966年01月01日两个单日停止炮击，以示关怀。
钱崇澍委员治丧委员会名单
新华社29日讯
钱崇澍委员治丧委员会名单如下：
主任委员：
郭沫若
委员：
（按姓名笔划排列）
王家楫 贝时璋 冯德培叶渚沛 汤佩松 刘宁一刘慎谔
过兴先 曲仲湘华罗庚 严济慈 杜润生李四光 李逸三
杨钟健杨惟义 吴有训 吴征镒张劲夫 张景钺 张肇骞
陆定一 陈世骧 陈伯达陈叔通 陈焕镛 郑万钧范长江
林兰英 林 镕郁 文 金善宝 竺可桢周建人 姜纪五
赵九章赵忠尧 秦力生 秦仁昌聂荣臻 徐 冰 钱三强
童第周 彭 真 韩 光裴丽生 裴 鉴 戴芳澜
上海第四百货商店是一个突出政治的单位。
职工觉悟越来越高，服务质量越来越好，生意越做越活，任务年年出色完成。
广大消费者称他们是“社会主义的好商店”。
他们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经验是：
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编者按：
毛泽东同志说：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上海第四百货商店的经验就是毛泽东同志这一光辉思想的实践。
在财贸战线的部分干部中，长期存在着一些糊涂观念：
什么“业务是硬任务，政治是软任务”，什么“业务不能过夜，政治可以过年”，甚至什么“业务好就是政治好”，等等。
上海第四百货商店从正面做了完全相反的回答。
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才会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业务，不是“业务好就是政治好”，而是政治好了业务才能好。
如果业务一旦离开政治，就可能离开社会主义方向，就象毛泽东同志所说的：
“经济工作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业务怎么会好呢？
社会主义商店不仅要为革命做买卖，而且要为革命育人才。
没有大批具有革命思想的职工，怎么可能做好革命的买卖呢？
上海第四百货商店在坚持经常的思想政治工作中，把这两项任务密切地结合起来了。
结果，买卖越做越活，职工的思想越来越红。
这就为商店把买卖做得更好创造了条件。
上海第四百货商店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中，最可贵的一点是领导干部带头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所谓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政治；
所谓加强思想教育，就是加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职工头脑的教育。
领导干部只有以身作则，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掌握毛泽东思想，才能领导职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职工的头脑。
本报讯
国营上海第四百货商店党支部，经常不断地教育职工摆正政治与业务的关系，认清“站柜台是干革命，做买卖要讲政治”的道理。
政治工作摆正了位置，就产生了巨大的威力。
职工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商店服务质量越来越好，生意越做越活，年年出色地完成国家规定的各项经济指标。
广大消费者称他们是“社会主义的好商店”。
从1959年以来，第四百货商店连续被评为上海市的先进集体，成为全市财贸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上海第四百货商店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经验是：
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抓好阶级教育、形势教育、政策教育，把政治工作做到业务活动中去，把思想工作做到柜台上去，把职工干劲鼓到提高服务质量、改善经营管理上去。
抓阶级教育，用革命精神站柜台
这个中型百货商店，共有二百零九名职工，其中大部分是老店员，还有近几年来陆续吸收的三十多名青年艺徒。
新老职工虽然有各自的优点，但是，不少老职工带着旧社会的思想影响，青年职工缺乏阶级斗争的实际锻炼，都需要进一步提高阶级觉悟。
党支部始终抓紧阶级教育，帮助职工扎正思想根子，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这几年，百货商店党支部在职工调整工资、青年艺徒进店、经济形势变化等不同时期，针对职工的思想实际，先后进行了十多次比较集中的阶级教育。
他们更注意抓住日常业务活动和日常生活中职工的活思想，运用活教材、活典型，进行活的阶级教育。
老职工中，大多数在旧社会受过压迫吃过苦，有强烈的
“翻身感”。
但是，有些人还残留着旧的意识，抱着“上班做生意，吃饭拿工钱”的态度，因此工作不够主动。
党支部针对这种思想，引导他们从两个社会、两种商店、两种店员生活作分析对比，激发他们的阶级感情，使他们了解过去站柜台是为老板卖命，今天是干革命；
现在干工作不仅是为个人小家庭有饭吃，而是让六亿五千万人民这个大家庭过幸福生活。
通过挖苦根，思甜源，这些老职工的思想觉悟普遍提高，工作态度有了显著转变。
新职工进店第1天，先不给他们讲店有多大，生意怎么做法，首先由学徒出身的党支部书记、商店经理和老店员向他们讲自己解放前当学徒的种种苦难遭遇，进行两种社会制度、两种学徒生活的对比教育。
店里给每人发一本毛主席著作《为人民服务》，使青年们踏进店门，就了解自己是来干革命的。
但这终究是第1课。
有的青年原来有轻视商业工作的思想，在站柜台时听到一些不顺耳的话，便不安心商业工作；
有些青年受了少数职工旧的经营思想的感染，对一些衣着朴素、购买零星物品的工人、农民顾客，接待不够热情。
党支部发现这些活思想以后，请本店的老店员、附近工厂的老工人和解放前受过压迫剥削的艺徒家长，对全店青年进行回忆对比教育。
店里还指导他们学习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有关阶级斗争的指示，结合学习雷锋的活动，开展了“为谁服务为谁忙？”
的讨论。
团支部也组织青年祭扫烈士墓，讲革命故事。
通过这一系列活动，青年职工增强了阶级斗争观点，激发了憎恨旧社会、热爱新社会的阶级感情。
在党的教育下，青年进步很快。
1961年以来进店的三十九个青年职工，有一个入了党，有十六个入了团，有七个被评为“六好”职工。
职工们阶级觉悟提高以后，就自觉地把自己日常的劳动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联系起来，积极做好售货工作，并且注意通过做买卖，用无产阶级思想影响顾客。
抓形势教育，用革命干劲做工作
零售商店的货源是否充沛，是工农业生产情况的一种反映。
商品供求的变化，往往在职工中引起不同的反应，有时候会影响服务质量的好坏和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
百货商店党支部注意在经济形势的转折时期，向职工进行形势教育。
具体做法是，一头抓党的方针政策，学深讲透，坚决贯彻；
一头抓市场经济情况、职工思想动态，帮助职工认清大局，改进工作，跟上形势。
前几年，国家遭受严重自然灾害，部分商品供不应求。
有些职工产生了“商品少，服务难”的情绪，也有些职工流露出“有货不愁买主”的思想，服务质量有所下降。
党支部及时组织职工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人民服务》和党的有关方针政策，在全店开展了一个“算大账，看形势”的活动。
发动职工算主要商品供应增长账，算新旧社会劳动人民生活对比账，算个人生活提高账，并且引导大家进一步算政治账，算前途账。
职工们通过学习和算账对比，开阔了眼界，坚定了信心。
大家说：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困难时候要看到成绩，看到光明。
我们不能只见商品不见人，要振起革命精神，千方百计把服务工作做好。”
他们把柜台当讲台，积极向顾客宣传大好形势和党的政策。
开展商品修理等业务，介绍商品使用和保养方法，既管卖，又管用，为顾客节省了开支，为国家节约了物资。
今年年初，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好转，市场上商品丰富多彩，顾客对商品挑选要求越来越高。
部分职工反映：
“形势大好，生意难做。”
针对这种新的畏难思想，党支部组织大家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和《人民日报》社论《以革命的精神做好1965年的商业工作》，讨论新形势对商业部门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组织职工下工厂、下里弄征求生产部门和消费者的意见，研究消费规律的变化，发动职工总结经验，寻找改进工作的办法，使服务质量进一步提高。
例如，店里根据职工建议，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新产品展览会，既向消费者宣传了工业生产的大好形势，又扩大了新产品的销路。
抓政策教育，以革命感情对待顾客
百货商店党支部经常对职工进行政治观点、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的教育。
有一次，党支部发现有的营业员对买收音机的顾客端凳送茶，热情相待，而对买三五分钱小零件的顾客有时候就态度冷淡。
支部经过分析，认为这是经济指标第1的思想在作怪。
于是抓住这一事例，发动全店职工讨论“为什么对大生意和小生意的态度不一样？”
“社会主义商业应当把什么任务摆在第1位？”
讨论中，很多职工说：
“过去老板只奉承阔佬，我们社会主义商店不能看人办事。
生意有大小，为人民服务不能分大小。”
通过讨论，进一步批判了不问政治的单纯业务观点。
大家提出今后一定要以火热的革命感情对待顾客，生意不论大小，接待都要热情周到。
在这以后，有位老妈妈来买一只拉线开关，营业员主动询问用途，了解到顾客家里的旧开关修理以后仍旧能够使用，就介绍她花七分钱配了一只零件。
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
有个营业员把一条沾有污渍的毛毯卖给了顾客。
另一个营业员发现以后，主动给顾客换了一条。
当时，职工中有两种意见。
一种认为，这条毛毯销不出去要削价，国家要受损失。
头一个营业员的作法，是出于好心好意。
另一种意见认为，这是旧商人的坏作风。
社会主义商业应该对消费者负责，实事求是地介绍商品。
党支部组织大家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著作，划清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营思想的界限。
这个营业员在学习中受到深刻的教育。
后来，有个顾客要买一种质量较差的棉胎。
他主动说明这种棉胎的纤维韧性差，宜垫不宜盖。
正好这个顾客是想买了作盖被用的。
听他介绍以后就不买了。
旁边的另一位顾客称赞说：
“到底是社会主义商店！
要是过去，谁肯把到手的生意放跑？”
关键在于有一个革命化的领导核心
百货商店党支部从这几年的实践中体会到，把政治工作摆到第1位，是一个反复斗争、反复教育、反复认识的过程，要不断克服形形色色的单纯业务观点和不问政治的倾向。
政治工作的位置能不能摆正，关键在于领导。
过去，这家商店的政治工作并不是很突出的。
干部中有的认为：
“业务工作是硬指标，政治工作是软任务。”
“思想可以过年，业务不能隔夜。”
有的说：
“具体的业务好抓，形形色色的思想难弄。”
有人干脆提出：
“开店做生意，何必谈思想。”
当时，商店领导主观上也想提高服务质量，办好企业，而且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服务质量就是提不高，顾客的意见相当多。
经过上级党委的帮助教育和在实践中碰了一些钉子，党支部开始意识到，工作靠人，人靠思想，办好商店先要做好人的工作。
1959年，他们运用旧社会的“店规”和职工“保单”等许多材料，举办了一个新旧社会店员生活对比展览会，组织职工参观讨论，回忆对比。
这次阶级教育，激发了很多老职工的革命感情和当家作主的思想，商店的服务质量有了显著提高。
但是，不问政治倾向这种习惯势力是相当顽强的。
有一个时期，商店领导着重抓了改善经营管理，对思想工作有所放松，干部和职工群众中单纯追求完成利润等业务指标的倾向又有抬头。
党支部由此深刻地体会到：
政治工作不仅要摆上位置，而且要坐稳屁股，抓得不紧就会被挤下来。
怎样才能抓得紧？
上海第四百货商店的经验表明，一定要头头抓，由商店的第一把手亲自抓。
首先是坚持干部参加劳动。
这个商店的支部书记和经理，经常和营业员一起站柜台，揩橱窗，扫地，送货，样样都干。
通过劳动，他们不仅熟悉了业务技术，而且同职工群众建立起亲密的感情。
群众有话愿意对他们说。
他们能够及时发现和推广职工中的先进思想和先进经验，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职工思想和工作上的问题。
其次是发扬党的民主作风。
商店七年来坚持每年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并且经常召开职工座谈会，听取群众对领导工作的批评意见。
党支部还建立了01月一次的小整风制度，发动党员对商店工作、特别是对领导干部提意见。
工作中的缺点，能够及时发现和克服。
第3是建立一套政治工作制度，由领导带头执行。
几年来，商店布置任务，检查工作，总结经验，评比成绩，都把思想政治列为头一条。
一般都是先务虚，后务实。
布置业务工作的时候，首先交代政治要求和党的政策；
召开业务会议的时候，首先讨论有关的思想政治问题。
他们还经常利用开门前的一刻钟，在柜台组的班前会上表扬好人好事，鼓励点滴进步。
第4是思想工作走群众路线。
党支部除了注意发挥行政、工会、共青团的组织作用外，十分重视培养一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骨干队伍。
这里面有柜台组长和先进工作者。
党支部结合日常工作不断对他们进行教育，并且多次举办短期学习班加强培养，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既能在业务上起骨干作用，又成为做思想政治工作的积极分子。
现在，这支队伍占全店职工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
党支部对职工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形势教育和政策教育的许多活动，就是依靠这些骨干进行的。
上海第四百货商店的政治工作做得出色，归根到底，是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的结果。
而商店领导干部带头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一个重要因素。
从1959年起，党支部书记张效良就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
现在，支部书记、经理不仅和职工一起学，而且同各营业组长组织了一个干部学习小组，比群众学得早一点，多一点，深一点。
他们碰到问题就向毛主席著作请教。
当工作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就学习《愚公移山》《关于重庆谈判》。
当商店获得荣誉、奖励的时候，他们就学习毛主席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教导。
当支部委员之间有了思想分歧的时候，他们就学习《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毛主席的有关著作，在新的思想基础上加强团结。
正是因为领导干部坚持带头活学活用，全店职工形成了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好风气。
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 把政治工作放在首位
财贸战线职工自觉开展思想革命
据新华社29日讯
我国财贸战线上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的革命运动。
由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由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于学解放军、学大寨、学大庆，各地财贸领导机关，以及很多商店、供销社、粮店、进出口贸易单位、税务所和银行营业所，革命气氛越来越浓厚了。
今年我国各级财贸机关和财贸企业的思想革命运动，首先对准的是单纯业务观点。
重业务轻政治，是财贸部门存在的一个老问题。
长期以来，一部分领导干部习惯于只管业务，不管政治；
只管物，不管人。
有人说：
“政治是软任务，可以过年；
业务是硬任务，不能过夜”。
也有人说：
“管政治是政治部门的事，业务领导干部管政治是超越职权。”
甚至有人说：
“管它政治不政治，只要年底不赔钱就行。”
在这场革命运动中，他们开始抛弃了这种老习惯和错误观点，有些人开始把政治工作摆到了首要地位。
目前，全国不少财贸单位已经出现了突出政治，开会先学习毛主席著作，遇事先谈一条方针、两个服务和三大观点，然后才研究具体业务问题的新风气。
一条方针就是毛主席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总方针，两个服务就是为工农业生产服务和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三大观点就是政治观点、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
由于强调突出政治，财贸部门许多领导干部目前都在学习运用毛主席的思想进行业务工作。
毛主席关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思想，关于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的思想，关于面向农村的思想，关于勤俭节约的思想等等，已为越来越多的财贸职工所理解，成为他们的行动指针。
财贸各部门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今年以来采取了许多促进工农业生产的有效措施，并且大力加强了农村财贸工作，推动了工农业生产新高潮的发展。
由于强调突出政治，财贸部门在处理工商关系、农商关系、这个地区财贸部门和那个地区财贸部门关系，以及国家、集体与个人关系等方面，都有了改进。
由于强调政治，财贸部门的组织革命和制度革命，也逐步开展起来了。
象商业机构重叠、流通环节过多、商品迂回倒流、会计制度烦琐难懂这类的“老大难”问题，开始找到了解决的途径，而且全国很多地方都总结出了成功经验。
在这场革命运动中，许多财贸领导机关的工作作风有了改进。
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靠会议、靠表报、靠公文领导工作的官僚主义作风正在减少。
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联系实际、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正在增加。
许多财贸领导机关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走出了办公室，到基层单位蹲点。
同营业员们一道站柜台，杀猪卖肉，装车卸货，挑货郎担。
在生产队，他们跟贫下中农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
这有助于改进工作和改造思想。
全国好几百万售货员、采购员、信贷员、税务员、服务员、保管员、会计员、物价员，也在这场伟大而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提高了思想觉悟，越来越多的人把自己的劳动岗位同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联系在一起，同世界革命联系在一起，开始树立起了为革命做生意、为革命办财贸的思想。
许多嫌财贸工作没出息，不安心财贸工作的人，摆脱了轻商思想的影响，而且进一步敢于鄙视这种陈腐的观念，同这种旧观念决裂。
不少人下决心要干一辈子财贸工作。
不少财贸单位开始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出现了学习雷锋、学习王杰的热潮，涌现出了许多先进人物，他们深入生产、关心群众，不怕苦、不怕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受到了群众的赞扬。
财贸部门进行的这场革命，只是一个开端，而且发展还是很不平衡的。
目前，突出政治的问题，在一部分财贸单位中还没有解决。
有的单位今天把政治工作摆到了第1位，明天又挤到了第2位。
思想革命的开展还落后于形势的要求。
现在，各地财贸部门正在认真分析自己的成绩和缺点，进一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学习解放军，坚持四个第1，发扬三八作风，继续深入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三言两语
美国著名军事评论员鲍德温谈论越南战局，他写道：
“美国高级官员说：
‘我们已不再输’。
但是他们又冷静地说：
‘我们还没有打赢’。”
这种“隽语”使人想起一个笑话：
一个蹩脚棋手下了三局棋，别人问他胜负如何，他回答说：
“第1局对手没有输，第2局我没有赢，第3局，我要和对手又不肯”。
美联社哀叹美国将在侵越泥潭中越陷越深，它写道：
“某些观察家们认为，大批美军可能要在越南呆二十年”。
“美军可能在越南呆二十年”，美联社援引“观察家”的这一句话，是要说明美国统治当局对于打赢侵越战争毫无信心的悲观情绪的。
但是，竟然认为美军能够在越南呆二十年，这实际上是未免太乐观了。
美国在拉丁美洲大搞情报特务活动的“埃姆洛特计划”被揭露之后，在拉丁美洲各国激起了极大愤懑。
美国国务院为了缓和这些国家的愤怒情绪，假惺惺地宣布，已成立一委员会“防止发生类似错误”。
类似的败露，简直是司空见惯；
而类似的“防止”，却为前所未见。
但是，美帝国主义要拉丁美洲人民相信它会从今洗手不干，那是办不到的；
相反地它越是装模作样，就越要在特务罪行再次败露时，使它自己更加出丑。
东加里曼丹当局悍然宣布解散共产党组织
新华社29日讯
雅加达消息：
据安塔拉通讯社今天报道，印度尼西亚东加里曼丹防区地方掌权者孟·帕尔哈迪穆尔约宣布，正式解散在他管辖的地区内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组织和它所属的群众组织。
他还宣布禁止当地被解散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组织的党员今后进行任何政治活动。
东加里曼丹是宣布解散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组织和它所属的群众组织的第10个一级自治区（相当于省）。
中古签订文化合作协定执行计划议定书
据新华社29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古巴共和国革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1966年、1967年执行计划议定书，今天在北京签字。
分别代表双方签字的是，我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楚图南，古巴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拉萨罗·费尔南德斯。
根据议定书，两国将互派艺术、卫生教育和其他方面的文化人士相互访问，并且举办展览和交换文化资料等。
南越解放武装力量指挥部通报表扬波来梅战役有功部队
波来梅大捷表现了南越解放军的飞快进步
广义省人民武装广泛出击一度攻占明龙县城并炮轰慕德县城
新华社河内27日电
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
越南南方解放武装力量指挥部最近发表通报，表扬参加波来梅战役（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的有功部队。
在波来梅战役中，解放军取得了歼灭美国侵略军一千七百多名和全歼伪军主力部队两个营的光辉胜利。
通报说，波来梅大捷标志着中部中区解放军在各方面的飞快进步。
解放军指战员们高度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克服一切困苦，在战斗中发扬了打近战、打白刃战的优良传统和特长，打得敌人无法招架，使他们的空军和炮兵失去作用。
通报说，波来梅大捷表现了解放军在组织指挥方面，充分发挥了机动性和灵活性，保证了在每次战斗中的完全主动。
同时，各种部队之间配合得很好。
地方部队和游击队积极跟踪敌人，以各种武器袭击和阻击他们，并且把敌人赶到主力部队的伏击圈内，使他们整个建制地被消灭。
通报指出，波来梅大捷也生动地体现了军民团结消灭敌人的精神。
在整个战斗期间，各地群众组织和人民，特别是各少数民族人民积极支援部队，参加了运输支前等各项工作，为波来梅大捷作出了贡献。
通报指出，波来梅大捷对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给予美国侵略者企图在今年旱季中夺取战场上主动权的阴谋以沉重打击。
通报说，南方解放武装力量指挥部对在波来梅大捷中表现出决战决胜精神、坚决地进攻敌人、指挥好、战斗好的各部队予以表扬。
指挥部对英勇消灭美国侵略者的各地方武装和民兵游击队，以及对这一胜利作出贡献的各群众组织表示赞扬。
通报号召越南南方军民不断地发扬战斗精神，提高战术技术，准备给予敌人以更加沉重的打击。
新华社29日讯
西贡消息：
越南南方广义省解放武装力量29日广泛出击，一度攻占广义市西南的明龙县城，并炮轰慕德县城。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29日晨八时，解放武装力量向离广义市约十五公里的明龙县城发动猛烈进攻，在同守城敌军进行激战后，占领了这个县城的敌军总部达数小时之久。
同一天，解放武装力量用迫击炮轰击了广义市南面的慕德县城，并在广义市附近炸毁三座公路桥，使守桥敌军遭到“严重伤亡。”
在审判席上苗地
山花烂漫又是春
——送别1965年
黄钢
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迎接新的一年。
我们在风雷激荡的当代世界中，又开始了新的战斗的历程。
对侵略者的审判早已开始
1965年正在和我们告别。
这又是一个值得我们自豪的年份。
在这一年里，中国人民以特别高昂的战斗意志，纪念和回顾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抗日战争胜利的二十周年，总结和提出了第2次世界大战和战后二十年来反帝斗争的伟大历史经验。
人们都没有忘记：
二十年前的初冬，1945年11月20日这一天，纽伦堡国际法庭开始审讯法西斯战犯。
六十年代的今天，世界人民对于美国法西斯战犯的审判，早就在全球各地开始了。
1965年11月26日，来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有五百人在美国总领事馆门前放置了一个木制十字架和一个花圈，抗议约翰逊对越南侵略。
不仅是纽伦堡一地，还有科隆、汉诺威、不来梅、杜塞尔多夫和斯图加特等西德城市，都举行了大规模示威，声援美国人民谴责“刽子手约翰逊”和反对希特勒战争的“向华盛顿进军”。
与此同时，无论是在寒流袭击的伦敦和阳光明媚的墨尔本，无论是在秋风送爽的巴黎和寒冷多雨的罗马和米兰，无论是在多伦多、惠灵顿和日本的佐世保港口，都响彻着“美国佬滚回去”、“从越南滚回去”的群众示威口号声。
他们声讨“美国杀人犯”的行动和美国人民抵制侵略战争的运动结成了一体，掀腾起一阵阵反美斗争的怒潮。
四个自焚的美国人，以自己的生命写下了他们控诉法西斯战犯约翰逊的起诉书。
“我，作为世界上的一个市民，谨以整个身体和灵魂向世界的创造者们，告发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林敦·贝·约翰逊。”
——这是八十二岁的赫茨夫人在美国焚身前留下的遗书。
这就是美国人民在伟大斗争之前的讯号。
它预告了强大风暴的来临。
这就是今日世界的特征：
美国军国主义者所进行的这一场犯罪战争尚未成为历史，而亿万人民就行动起来，担负起国际法官的责任了。
判决正在越南执行
如果说各国人民都参与了对约翰逊的审判，那么，今天的越南，就是对美国法西斯判处死刑的第1号刑场。
看吧！
当斯德哥尔摩的市民向美国大使馆投掷雪球的时候，美军在德浪河谷的空降部队正落进了南越解放军严密的火网；
当墨西哥的大学生在他们的校园里焚烧掉约翰逊的假人的时候，美国第1骑兵师在波来梅再一次遇上了刺刀见红的大无畏战士；
在那战火燃烧的南越土地上，直接歼灭美国侵略者的战斗，把全世界人民对战犯的审判推上一个新的高峰。
一个美军顾问胆战心惊地形容他们在南越的遭遇——他说：
解放军歼灭敌人的近战火力，就“象是大行刑队放出的一排枪！”
——这说得不错。
南越人民正在现场处决当代的国际宪兵。
美国空军司令李梅11月25日在华盛顿嚣张的说：
美国要把越南“炸回到石器时代”；
可是，几乎在同时，合众国际社记者在归仁发现：
美军空军基地的警卫人员，却被南越游击队员的石弓发出的竹箭射死；
他们发现：
这里的弓箭也射向直升飞机。
“这是什么战争？”
在西贡近郊巡行的美军惊惶地问道。
越南人民正在用事实回答这个问题——起决定作用的是“原子世纪”呢，还是人民战争？
起主导作用的是“海空优势”呢，还是有觉悟的勇敢的人民？
美军上尉阿里在南越哀叹和抱怨地说：
“我在海军干了十八年了，但是，我在海军训练中，从来没有学过对付这种伏击的技术。”
结论只能是这样：
人民战争——这是美军官兵永远不得其门而入的学校；
而他们在亚洲遇上的对手，却又是在这个伟大学校里百炼成钢的优秀毕业生！
从北京发出的檄文
1965年，从北京发出的檄文震动了白宫。
借用一家日本杂志的话来说：
那就是“中国的高姿态引起了世界的轰动。”……
象往年一样，那些五角大楼的将军和白宫的谋士们，徒劳地想在毛泽东主席的军事著作中去寻找开导他们的答案；
他们再一次悲惨地落空了。
这一年年初，在轰炸越南北方以后，美国的一家杂志曾经刊登文章说：
“在我们军人中间，就象是法国人员在阿尔及利亚失败以前一样，读毛泽东的著作已经成为流行的事情。”
这篇文章说：
在五角大楼和布莱格堡的特种战争学校里，毛泽东主席“关于游击战的手册被认为是对付‘解放战争’的必备手册”……
历史竟是这样反复无情地作弄着倒霉的美国将军们！
正象是十八年前毛主席说过的那样：
美国帝国主义在华的军事人员，熟知我们的这些军事方法。
蒋介石曾多次集训他的将校，将我们的军事书籍和从战争中获得的文件发给他们研究，企图寻找对付的方法。
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他们的失败。
“这是因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
但是在刚果（利）爱国者战斗的森林里，却传出了武装战士这样的声音：
“毛主席的著作已成为刚果（利）游击队员的必读之物，他们把它视为珍宝。”
“我们的游击战士们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确定这种解放战争的方式之前，是否曾在我们这里住过。
因为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方针、策略和原则，都符合于我们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性质。”
无论是在秘鲁的游击队中或者是圣多明各战斗的街垒旁，也无论是在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安哥拉的丛林和山谷，林彪同志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都引起了巨大的回响。
这篇文章被称作是“声讨美国侵略的檄文”（新西兰《人民之声》周报）。
日本《公明》杂志1965年12月号写道——
“轰动世界的文章”，是《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轰动世界的讲话，是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在记者招待会上的答记者问。”
从北京发出的檄文庄严的宣布：
“我们敢于肩负起反抗美帝国主义的重担，在最后战胜这个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的斗争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本世纪最重大的事件
中国人民支持世界人民革命到底的决心，深深地触怒了美帝国主义者和它的走狗。
仅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发表了五个星期之后，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就被迫承认：
林彪同志“是目前五角大楼的最高级官员、国务院的政策制订者以及大多数外国使馆中讨论得最多、他的文章被阅读得最多和辩论得最多的一个人。”
美国头目们的惴惴不安，是可以想见的。
尽管这样，新到来的1966年，对美帝国主义者来说，也决不是一个什么吉利的年头。
看看约翰逊政府过去一年的主要账单，就会知道，在未来的岁月里，他的命运如何。
以下是美国总统1965年的主要纪录：
在美国本土：
洛杉矶黑人拿起武器进行了抗暴斗争；
反对约翰逊从事侵略战争的示威游行，遍及全国的四十个州，参加者成百万人。
但是约翰逊政府却说：
示威者不过是“少数”，“仅占美国人民的千分之一。”
与此同时，保护约翰逊的便衣警卫却增加了两倍，达到了九百五十名之多。
在美国“后院”：
腊斯克到乌拉圭，脸上被吐了唾沫……
但是腊斯克却说：
这只是一件“只有三秒钟的事。”
他还厚着脸皮说，当时大约有一千五百人在场——“我始终把它看作是一千五百对一的事。”
在南越战场：
一共有两万美军被歼灭……
虽然美军在南越的作战营已经被吃掉四分之一，可是，绝顶聪明的白宫的统计学家会说：
两万美军被歼，只不过是占总数二百七十万美国常备军的百分之一还弱呵！
这，还不过是“少数”！
目前五角大楼的最高级官员、国务院的政策制订者以及约翰逊本人，仍有必要仔细研读《人民战争胜利万岁》这篇文章，特别是这一段话：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可以分割的。
美帝国主义这个庞然大物，也是可以分割的，是可以分割开来打败它的。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人民，你打它的头，我打它的脚，一口一口地吃掉它，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它。”
这就是美国法西斯今天所处的地位和面临的前景。
一个空前规模的反对侵略战争、反对压迫剥削的人民运动，正在美国国内蓬勃展开。
一个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国际统一战线，正在全世界发展和扩大。
随着新的一年来临，一个新的伟大的反美革命风暴正在兴起！
——这说明本世纪的最重大事件正在形成：
序幕已经揭开，好戏还在后头。
廖承志会长宴请日本青年朋友
新华社29日讯
中国日本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今晚举行宴会，欢迎以林照雄为首的日本青年团协议会代表团。
出席宴会的，有赵安博、王晓云、岳民、勇龙桂、胡启立、李文耀等有关方面负责人。
在北京的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我援助缅甸建设的滚弄吊桥提前建成
据新华社仰光24日电
缅甸滚弄钢索吊桥已经提前三个月完成。
当地人民四千多人22日参加了这座“友谊桥”的通行典礼。
这座桥是中国帮助建设的，它在掸邦的滚弄县，横跨萨尔温江上游。
桥长二百四十七点九米，宽六点七五米。
桥上有一条汽车道，两条人行道，二十四辆满载的十吨卡车可以同时在这座桥上通行。
缅甸革命委员会委员、公共工程和住房部部长盛温准将，东部军区司令昂佩上校，掸邦主席吴吞埃，中国大使馆参赞晏家华和协助建设这座桥的中国专家们出席了仪式。
日本青年朋友说中日青年大联欢使他们终生难忘
毛主席给了日本青年无比的鼓励觉醒的日本青年要坚决反美到底
日中友协举行联欢会热烈欢迎胜利归来的日本青年代表
新华社香港29日电
香港《大公报》25日报道，参加第1届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八个日本各界青年代表团路过香港时对记者发表谈话说，1965年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取得了伟大胜利，这一胜利给日本青年和人民带来深远的影响，它鼓舞了日本青年和人民反对“日韩条约”、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和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斗争。
他们表示要更进一步发展日中两国青年和人民的友谊和团结，加强日中友好，坚决反对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
日本中国友好协会青年代表团团长佐藤峰男在谈话中说：
“通过在中国各地所接触和看到的，我们学习了好多东西，这些将成为我们终生难忘的美好回忆，它给予我们巨大的信心和勇气，鼓舞我们为增进日中友好，为反对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而不断地奋斗”。
他说：
“通过访问和联欢，我们深刻地了解中国青年和人民的真实情况，体察到中国青年不怕吃苦、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我们知道，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一心希望在和平环境中建设国家。
同时，中国人民也绝不怕战争，如果美帝国主义把侵略战争扩大到中国，中国人民已经准备好，必为捍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而坚决战斗。
我们确信，人民战争必胜，侵略战争必败”。
佐藤峰男在谈到毛主席接见他们时说：
“最使我们感动的是毛主席十分关心我们日本青年，他指引了日本青年应走的方向。
毛主席的话，给予我们无比的鼓励。
我们一定把他的每一句话都永远记在心里。”
他在谈话中指出，日本佐藤内阁追随美国执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是违反广大日本人民意志的，日本青年和人民坚决反对到底。
他说，日本终必会摆脱美国的控制，实行独立自主的政策，觉醒的日本青年和人民日益明白：
腐朽反动势力，不斗不倒，侵略者不赶不走。
据新华社东京电
日中友好协会等团体25日举行联欢会，热烈欢迎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胜利归来的日本青年代表。
曾经先后访问过中国的青年代表共一百多人参加联欢会。
日中友协副会长、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日本共产党书记处书记、青年对策部部长塚田大顾、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穗积七郎以及日中友协理事长宫崎世民和事务局长三好一也出席了联欢会。
日本青年朋友说中日青年大联欢使他们终生难忘
毛主席给了日本青年无比的鼓励觉醒的日本青年要坚决反美到底
日中友协举行联欢会热烈欢迎胜利归来的日本青年代表
新华社香港29日电
香港《大公报》25日报道，参加第1届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八个日本各界青年代表团路过香港时对记者发表谈话说，1965年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取得了伟大胜利，这一胜利给日本青年和人民带来深远的影响，它鼓舞了日本青年和人民反对“日韩条约”、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和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斗争。
他们表示要更进一步发展日中两国青年和人民的友谊和团结，加强日中友好，坚决反对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
日本中国友好协会青年代表团团长佐藤峰男在谈话中说：
“通过在中国各地所接触和看到的，我们学习了好多东西，这些将成为我们终生难忘的美好回忆，它给予我们巨大的信心和勇气，鼓舞我们为增进日中友好，为反对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而不断地奋斗”。
他说：
“通过访问和联欢，我们深刻地了解中国青年和人民的真实情况，体察到中国青年不怕吃苦、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我们知道，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一心希望在和平环境中建设国家。
同时，中国人民也绝不怕战争，如果美帝国主义把侵略战争扩大到中国，中国人民已经准备好，必为捍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而坚决战斗。
我们确信，人民战争必胜，侵略战争必败”。
佐藤峰男在谈到毛主席接见他们时说：
“最使我们感动的是毛主席十分关心我们日本青年，他指引了日本青年应走的方向。
毛主席的话，给予我们无比的鼓励。
我们一定把他的每一句话都永远记在心里。”
他在谈话中指出，日本佐藤内阁追随美国执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是违反广大日本人民意志的，日本青年和人民坚决反对到底。
他说，日本终必会摆脱美国的控制，实行独立自主的政策，觉醒的日本青年和人民日益明白：
腐朽反动势力，不斗不倒，侵略者不赶不走。
据新华社东京电
日中友好协会等团体25日举行联欢会，热烈欢迎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胜利归来的日本青年代表。
曾经先后访问过中国的青年代表共一百多人参加联欢会。
日中友协副会长、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日本共产党书记处书记、青年对策部部长塚田大顾、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穗积七郎以及日中友协理事长宫崎世民和事务局长三好一也出席了联欢会。
泰国爱国阵线中央致函老挝爱国战线党等
坚决支持老挝人民反美爱国斗争
新华社康开28日电
据巴特寮电台广播：
泰国爱国阵线中央委员会11月30日写信给老挝爱国战线党和爱国中立力量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表示坚决支持老挝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并且表示坚信，老挝人民必将取得最后胜利。
信件说，泰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野蛮干涉和侵略老挝的行动，全心全意地支持兄弟的老挝人民的正义斗争；
泰国人民还坚决抗议沙立—他侬政府派遣泰国军队到老挝屠杀老挝人民和它为美帝国主义侵略老挝效劳的一切罪行。
信件说，泰国人民决心进行反对泰国人民和老挝人民最凶恶的、共同的敌人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澳共（马列主义者）主席希尔著作
《回顾与展望》中译本即将出版
新华社29日讯
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今年09月出版了党的主席希尔写的一本书，题为《回顾与展望》。
这本书已经译成中文，将由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明年01月开始由新华书店发行。
全书约十万字。
策划加强美国在泰国的军事基地
美国军事头目惠勒到泰国活动
新华社29日讯
曼谷消息：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在24日到达曼谷同泰国当局和美国驻泰国的高级军事和外交官员举行了一系列会谈，策划进一步加强泰国的军事基地后，已于29日离开曼谷去台北继续进行活动。
据报道，惠勒在泰国逗留期间，曾同泰国总理他侬和空军司令他威集中讨论了泰国的军事形势。
惠勒还同美国驻泰国的高级军事和外交官员举行会谈，并且亲自视察了乌隆、乌汶、打卡里和呵叻四个美国军事基地以及正在修建的梭桃邑大型军事基地。
据合众国际社的消息透露，目前军事形势“变得更加严重了”，“美国正在这个东南亚国家加强军事力量。”
约翰逊的“和谈”骗局不戳自破
美国又向南越增兵四千人
新华社29日讯
西贡消息：
美国政府在散布“和平谈判”烟幕的同时，又把一个旅的兵力投入南越战场，以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美国第25步兵师第3旅的四千人，已在昨天开始从夏威夷空运到南越中部高原的波来古。
消息说，这是今年10月初美国第1步兵师的两个旅在南越登陆以来，美国又一次大规模增兵南越。
这批美军全部到达后，侵越美军的兵力将近十八万五千人。
老挝爱国军民击落美机十九架
新华社康开29日电
据“老挝之声”电台29日广播：
老挝川圹省富科特山地区爱国军民27日打落三架美国飞机，打伤三架。
为了准备在旱季对川圹省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美国强盗在27日派遣二十八架飞机，对富科特山地区进行狂轰滥炸。
当地爱国军民英勇还击，给予了美国强盗飞机应得的惩罚。
新华社康开28日电
据巴特寮电台广播：
老挝爱国军民在最近几天中共打落美国飞机十二架，打伤多架。
康开市爱国军民在19日、25日和27日各打落敌机一架。
富科特山地区爱国军民20日打落美国F—105型飞机三架，打伤一架。
桑怒省赫芒县军民21日打落美国F—105型和AD—5型飞机各一架，23日又打落四架美国飞机（其中F—105型三架，T—28型一架），打伤多架。
另据补充报道，不久前，沙湾拿吉省和甘蒙省爱国军民各打落美国飞机两架，打伤多架。
越南人民军代表团急电国际委员会
抗议美机美舰连日侵犯挑衅
新华社河内29日电
据越南通讯社报道，越南人民军总司令部联络代表团29日打紧急电报给越南国际委员会，强烈抗议美国强盗飞机多批12月28日连续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河静省和广平省等地区，进行侦察和挑衅活动。
电报还抗议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的舰艇12月14日在广平省海面包围一艘渔船，并劫走三名渔民的挑衅行动，要求它们立即放回这三名渔民。
新华社河内27日电
据越南通讯社报道，越南人民军总司令部联络代表团27日打紧急电报给越南国际委员会，强烈抗议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飞机和舰艇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挑衅和战争行动。
电报说，25日和26日，美国喷气式战斗机多批接连侵犯越南北方广宁、河静、广平等省和越南老挝边境地区，进行侦察和挑衅活动。
在25日二十时，两艘美国及其走狗的舰艇还侵犯距清化省岑山地区海岸四浬的越南民主共和国领海进行活动。
23日夜里和24日凌晨，美国及其走狗的两艘舰艇侵入清化省海域，射击和包围两艘运输船只，抓走船上的三名人员，抢走船上的财物。
电报坚决要求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立即恢复被抓去的三名人员的自由，并立即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战争行动。
新华社河内28日电
据越南通讯社报道，越南人民军总司令部联络代表团28日打紧急电报给越南国际委员会，强烈抗议美国飞机27日继续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广平省、永灵区和越南——老挝边境地区，进行侦察和挑衅活动。
郭沫若副委员长接见日本客人
新华社29日讯
郭沫若副委员长今天下午接见了由鹤田吾郎率领的日本美术家代表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刘开渠、林林等。
在北京的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也在座。
苏联《消息报》12月07日的反华文章
本报讯
苏联《消息报》12月07日发表的弗兰采夫的题为《团结的正确道路》的文章说：
“最近，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要求团结的趋向越来越突出了。
但是，大家知道，也出现了一些人——中共的领导人，公开主张分裂，极力要在组织上同那些主张在反帝斗争中行动一致的党划清界限。
但是，生活表明，有着现实的可能性来继续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越来越清楚，谁拒绝行动一致，谁就在妨害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谁就在帮助侵略者。”
“所有的党，如果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反对帝国主义，在战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下前进，忠实于宣言和声明的原则，反对一切动摇和反对离开宣言和声明的已经为生活本身检验和证实的总路线，就必须团结。
我们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反对右的和‘左的’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可动摇的原则的斗争，不只限于书面上和口头上。
这一斗争已贯穿在我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的全部事业中，它进行得如此坚决，正象我们摈弃一切错误道路并沿着通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道路前进的坚定态度一样。”
在当代世界上，“一致行动是时代的要求，而在任何借口下同这一要求相对抗，实际上就是削弱进步力量。”
苏联《真理报》编辑部12月12日的反华文章
本报讯
苏联《真理报》12月12日为1960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五周年发表的题为《经过生活检验的路线》的编辑部文章。
全文如下：
这几天，全世界共产党人都在庆祝意义重大的日子——1960年莫斯科会议五周年。
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他们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总结了国际工人运动和解放运动的新经验，确定了自己的活动和斗争的迫切任务。
与会者继续了1957年各国共产党会议开始的工作。
由于进行了考虑到所有党的观点的广泛而自由的讨论，在这些会议上制定了现在的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
这是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联合所有兄弟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卓越胜利。
整个革命运动和它的每支队伍在过去五年中所做的试验，十分有说服力地证实所采取的政治方针的正确性。
在这一政治方针的基础上，在争取社会主义、争取各国人民的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争取维护和巩固和平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世界正在朝着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预见的方向发展。
每一天都有证明：
莫斯科会议对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的分析和它提出的战略和策略方针都是正确的和有效的。
我们党和极大多数兄弟党一样，坚决支持宣言和声明所阐明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
这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争取民族独立、民主与和平、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取得新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
× × ×
八十一个党会议的历史功绩在于，它结合现时代的特点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科学地论证了我们时代革命运动的战略和策略。
声明中说，“以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主要内容的我们的时代，是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殖民主义体系消灭的时代，是越来越多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
会议表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民族解放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威力和国际影响的增长是历史发展的主导趋势。
同时，它警告不要过低估计国际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力量。
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没有改变。
帝国主义不惜任何代价竭力维持它的统治，准备在同社会主义和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的斗争中采用最极端的手段。
过去五年的事态证实了会议对世界舞台上基本的阶级力量对比的总的估价的正确性。
社会主义国家、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仍然处于历史的攻势。
它们对社会发展的进程起着越来越有决定性的影响。
尽管帝国主义，首先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美国帝国主义最近加紧了它的侵略行动，但是，它不能阻挡历史一往直前的发展。
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反对帝国主义阵线的基本堡垒——正如1960年会议所确定的，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
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大家庭中的其他国家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是世界革命进程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莫斯科会议是以列宁主义的这样一个方针为出发点的，即国际解放运动的开展，同掌握了政权的党能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解决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任务这一点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在会议后的几年间，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和威力继续有了增长。
苏联在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
一系列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完成社会主义建设。
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威力大大增长了，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威望更为加强了，对世界事态进程的影响增加了。
苏联人民在对加强社会主义体系的实力作出巨大贡献。
他们在发展经济、科学和文化方面的成就，是始终不渝地贯彻我们党的列宁主义路线的结果。
苏共中央10月全会（1964年）和以后的几次全会的决议的实行，为我国工业和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苏联人民物质福利和文化的增长以及苏联防御能力的加强保证着条件。
苏联人热烈地赞成党的政策，他们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的周围。
现在在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中所实行的经济改革的目的在于：
根本改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方法和形式，改善对国民经济的领导，加速科学技术进步以及完善计划工作。
苏共和其他兄弟党集中注意力于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彻底实行使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与对劳动的精神刺激相结合的列宁主义原则。
弗·伊·列宁一再强调，人民群众首先是根据革命带来的、在改善他们的状况方面的实际成果来评价革命的。
正因为如此，苏联和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其他各国在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提高人民群众的福利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方面的每一个新步骤，都是对还存在着资本政权的国家中的革命力量的有效支持。
由于这些步骤，社会主义在两个世界社会体系的经济竞赛和政治斗争中的阵地正在加强。
过去几年的经验再一次证实，加强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威力和保证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的路线，乃是真正的革命路线。
在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和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社会的加强和发展，现在依然是这些国家对世界发展进程产生影响的基本途径，揭示着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决定性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对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工人运动给予全面援助和支持是自己的国际主义职责。
它们利用自己日益增长的威力来制服最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集团。
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它们的内部问题的解决以及对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给予物质援助和各种其他援助——这些任务彼此最紧密地联系着。
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得越顺利，它们得到的援助整个解放运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同时，同一切革命力量的紧密联系和日益加强的合作，又促进社会主义国家顺利地前进。
组成社会主义体系的国家的行动越团结，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成就、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国际作用也就越大。
莫斯科会议指出，社会主义国家获得成就和成绩的最重要的国际条件是：
相互援助和相互支持，利用社会主义体系团结一致的优越性。
苏共遵循这一路线，同其他兄弟党一起采取了重要的措施，以使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性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以便发展它们之间全面的有成效的联系。
在这方面的集体努力已产生了积极的成果：
华沙条约国家的联盟加强了，经济互助委员会范围内的合作在发展，无论在党的方面，还是在国家方面的全面接触扩大了。
所有这一切促进着社会主义在世界舞台上阵地的加强。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认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有着巨大的意义。
1960年会议热烈欢呼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压迫的英勇斗争。
它高度评价年轻独立国家成立的历史意义，认为这是世界政治的新的重要因素。
过去的五年证明了它对民族解放运动前途的分析是正确的。
阿尔及利亚革命、也门的革命和桑给巴尔的革命都取得了胜利。
乌干达、肯尼亚以及其他非洲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
南越人民的解放战争正在给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沉重的打击。
安哥拉、“葡属”几内亚、南阿拉伯的人民以及刚果（利奥波德维尔）的爱国者们在同殖民主义者英勇战斗。
在南非，争取自由的斗争在增强，南罗得西亚人民正在起来进行反对种族主义政权的斗争。
莫三鼻给的爱国者们给奴役者以接连不断的打击。
南朝鲜人民加紧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解放斗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并且日趋尖锐。
广大的社会阶层在加入这一斗争。
古巴革命的榜样给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照亮了一条通向完全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当地反动派的统治的道路。
定于明年01月03日在哈瓦那召开的第1次亚非拉人民团结大会，将是在加强三大洲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斗争中的战斗一致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最近几年的标志是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新阶段。
绝大多数亚非人民都争得了政治独立，并且开始了争取从经济上摆脱帝国主义的斗争。
民族解放革命的社会内容、争取劳动人民利益的斗争，日益提到首要地位上来。
已经争得政治独立的那些国家，想要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那里得到最终的解放。
所以，它们力求建立自己的巩固的经济，以便不依赖于外国垄断组织。
所以，在目前条件下对帝国主义的有效斗争既在政治方面又在经济方面展开。
当然，我们说的是那些已经从对殖民主义的从属地位解放出来的国家。
至于那些还处在殖民主义压制下的国家，它们正确地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通过任何途径打断帝国主义的锁链，获得国家独立。
各兄弟党在自己的1960年会议上声明，民族解放战争是正义战争，它们完全支持这种战争。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这一立场现在仍然不变。
1960年的声明指出了一个在解放了的国家中为自己日益开辟道路的重要趋势——非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
在自那时以来的这些年里，这种趋势开始得到现实的体现。
在象阿联、阿尔及利亚、缅甸、马里、加纳、几内亚这样一些国家里，都以不同的形式和在不同程度上在这个方向进行了深刻的改革。
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式宣布社会主义是自己的目标。
沿着非资本主义道路前进，是各国人民自己的内部事务。
这里很多方面取决于年轻民族国家的领导政治力量的政策。
在那些保证着人民的一切革命力量和民主力量的联盟和有效合作的地方，有可能取得最大的成就。
共产党人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争取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不移的战士。
共产党人积极支持民族政府和革命政党的一切进步措施。
而且应当十分清楚的是，要建设社会主义同时又要进行反对共产党人的斗争，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苏联共产党认为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是自己的神圣职责。
它把同挣脱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枷锁的各国人民以及同正在为争取自身解放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兄弟联盟，看作是自己国际政策的基石之一。
苏联向解放了的国家提供有效的经济援助。
它帮助为它们培养本国的干部，传授自己的实际经验，给予外交上的支持，促进年轻民族国家防御力量的加强。
阿尔及利亚、阿联、也门、马里、印度尼西亚、加纳、几内亚和其他国家的人民了解苏联人民兄弟般地给予他们的援助的规模和意义。
他们还清楚地知道，我国提供这种援助时，没有提出损害解放了的国家的主权的任何政治条件或其他条件。
强迫接受自己的药方、硬要用什么方法在这个或那个国家开展革命和巩固革命成果这种思想的本身，对苏联来说就是极其格格不入的。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作出自己的贡献。
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在反帝斗争的共同战线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每天都在帝国主义营垒的内部进行斗争；
他们对共同的革命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无产阶级最老的队伍积累起来的阶级斗争经验，丰富着国际工人运动。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在居民总数中所占的比重最大，他们的组织性很强。
近两三年来在比利时、英国、荷兰、希腊、意大利、卢森堡、芬兰、瑞典以及其他国家的议会选举和地方选举显示了：
存在着人民群众向左摆的重要迹象。
在法国，12月05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工人和民主力量的联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解决着由阶级敌人策略的特点产生的新问题，阶级敌人在反对工人运动的斗争中广泛利用国家——垄断杠杆。
共产党不断完善自己活动手段的武库，丰富自己的反垄断策略以及顽强地进行反对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者、反对修正主义者、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反对派别分子的破坏活动的斗争。
广泛的反垄断联盟的策略、工人阶级对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的新的斗争手段的利用、工人运动一切队伍行动一致的方针——这一切都是反对阶级敌人的现实斗争，而绝不是“修正主义”的表现，不是滑向“改良主义”。
每一个有觉悟的无产者都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先锋队现阶段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和组织性，把所有受垄断资本剥削和压迫的人团结在工人阶级的周围，建立革命的政治大军。
两次莫斯科会议制定的并被各兄弟党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发展着的目前的策略，乃是在现阶段为根本的社会改革创造条件的最可靠的途径。
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美国、葡萄牙、西德、希腊、巴西、阿根廷、乌拉圭以及其他资本国家的共产党，不得不在阶级敌人的强大而精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机器与它们对抗的条件下进行斗争。
工人阶级的先进战士的自由和生命本身，常常处在威胁之下。
同时，他们不得不对右翼社会民主党人进行顽强的意识形态斗争和克服改良主义领袖们的分裂活动。
国际主义要求执政的共产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支持自己在资本国家中的战友。
毫无根据地指责兄弟党“蜕变”，变成“新的社会民主党”，变成“资产阶级的工具”——这不是别的，而是给工人阶级的敌人的直接帮助。
1957年和1960年的会议明确指出，争取工人阶级政权的斗争的条件和形式，并不是对所有国家都是一样的，而且也不可能是一样的。
把任何一种斗争形式——武装的或和平的——绝对化，那是错误的；
这将意味着背离列宁主义。
大家知道，弗·伊·列宁曾经着重指出，革命阶级“必须善于毫无例外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必须准备最迅速和突然地用一种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形式。”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77页。）
声明中说，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力图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既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也符合国家的全民族利益。
这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出发点是，不论通过什么途径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对革命的胜利来说，必须不断地发展无产阶级、农民、城市中等阶层反对垄断资本的阶级斗争，团结一切反垄断力量，加强争取民主的斗争，必须有群众性的行动和广泛地展开议会外的斗争，必须坚决反击奉行同资本家和地主妥协的政策的机会主义分子。
他们同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不同，主张由工人阶级争得国家政权并且保证基本生产资料转归人民掌握。
在任何场合下，这是一条根本改革的途径，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途径，社会主义革命的途径。
历史经验教导说，统治阶级不会自愿地让出政权，阶级斗争残酷的程度，与其说取决于无产阶级，不如说取决于反动阶级的反抗。
因此，声明中着重指出，“在剥削阶级对人民使用暴力的条件下，就必须考虑另外一种可能，即非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关于选择革命斗争形式的问题，是每个共产党、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和人民主权范围内的事情。
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把自己的药方、自己的革命活动的形式和方法强加给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
这样，八十一党会议以后的五年的结果证明，在革命斗争的所有主要的方向上都可以看出重大的进展。
一贯遵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取得了令人信服的胜利。
1960年会议把世界舞台上发生的革命过程同防止世界热核战争这样一项切身重要的任务的解决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考察。
今天，世界革命运动只有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把争取社会的社会改革的斗争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意图、争取和平的斗争联结在一起，才能顺利发展。
把这些伟大任务结合起来，就使工人阶级及反帝阵线先进人物有可能最成功地动员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并且引导他们。
旨在反对战争的主要根源——帝国主义、维护和平和保障各国人民安全的斗争，不仅没有使无产阶级及其同盟军的阶级任务的解决推迟，反而使它接近了，为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展开民族解放运动创造着有利的可能性。
只要存在着帝国主义，也就存在着爆发世界战争的危险，这是声明中所十分有力地指出的。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最富侵略性的集团没有放弃通过战争途径解决两个社会体系之间的矛盾的指望。
它们经常威胁要用武装手段来对付社会主义国家、世界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
帝国主义者加紧进行反对各国人民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在许多场合下也进行军事斗争。
在1960年，共产主义运动曾经号召各国人民对和平的敌人的阴谋保持警惕。
它揭露了帝国主义用原子火灾威胁各国人民的那种军国主义做法。
现在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了。
帝国主义在更大的规模上拧开自己的战争机器。
军备竞赛在继续进行，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积累的数量空前，并且在不断完善。
最近时期的事态又一次证实了宣言和声明的下述结论是有根据的：
对于各国人民来说主要危险来源于美国帝国主义——整个帝国主义阵营的主导力量。
在这段期间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武装侵略行动。
它进行反对南越人民的野蛮战争已经有多少年了，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消灭和平居民，破坏乡村，烧毁庄稼，摧毁工厂和交通线已是第2年了。
已经有十六万多美国兵在越南土地上胡作非为。
美国帝国主义者对多米尼加共和国进行了侵略，竭力扼杀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亚洲和非洲的解放运动。
生活证实了：
1960年会议所作的另一个关于在欧洲中心——西德——侵略势力复活的危险性的警告是多么及时。
由于美国军国主义势力的支持而受到鼓舞的西德复仇主义者急于获得原子武器，要求恢复战前的德国边界，在国内煽动沙文主义情绪，唆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居民，首先是青年去反对其他国家人民。
联邦国防军成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之翼的主要力量。
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加剧对欧洲和平事业的危险。
在这样的条件下，任务在于：
在开展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进一步斗争的同时，不仅不能削弱，而且相反要积极进行旨在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势力的活动。
共产党人在从国际舞台上发生的事件中做出必要的结论。
对世界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应该给予坚决果敢的反击。
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社会主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和工人运动、各国的人民群众——的共同斗争，可以挫败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并且维护住和平。
苏联一贯奉行列宁主义的对外政策。
这个政策的目的在于：
为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保证和平条件，加强社会主义各国的一致和团结，加强它们的友谊和兄弟情谊，支持解放革命运动，尽力发展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独立国家的团结和合作，确立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拯救人类避免世界战争。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正在为反对威胁各国人民的安全的帝国主义的一切形形色色的冒险行动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它们揭露战争挑拨者的阴谋诡计，坚决一贯地主张停止“冷战”、解散军事集团和撤除军事基地，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各国人民内部事务的干涉以及主张尊重各国的平等、它们的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
社会主义各国在为反对以新的世界战争威胁人类的最富于侵略性和最反动的帝国主义集团，为反对帝国主义对各国内部事务的干涉以及为争取完全消灭殖民主义而斗争的同时，致力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为停止军备竞赛进行斗争，并且采取预定广泛地发展各国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和科学联系的必要措施。
目前国际局势要求所有的共产党，所有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力量进一步努力制服帝国主义侵略者、防止新的世界战争。
在反对美国在越南日益扩大的、直接威胁到世界和平的侵略的斗争中，各国人民的团结行动特别重要。
1957年和1960年会议所制定的总路线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一致的原则基础。
会议参加者所提出的最重要的目标在于：
在这个思想基础上，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把所有共产党作为统一的国际运动的各支队伍团结起来。
两次会议不仅制定了团结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纲领，还制定了共产党在争取共同目标的斗争中实行合作的基本原则以及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致的途径和方法。
严格遵守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在这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今天，共产主义运动实际上已普及到世界各国。
不用说在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年轻的发展中国家中共产党活动的条件各有特点，在这些主要类别的内部，简直可说在每一个国家里，也都存在着不少的独特之处。
在这种条件下，严格遵守工人运动的每一个国家队伍的自主和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具有特殊意义。
兄弟党平等的原则同自主的原则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共产主义运动中包括大党和小党，这些党经历过不同的发展道路和拥有不同的经验。
但是，其中每个党后面都有国内有组织的工人、劳动人民和人民群众的支持。
其中每个党都在为革命斗争的共同事业作出贡献，都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平等的参加者。
同时，共产主义运动不只是各国共产党的总和。
这是一个统一的运动，它有共同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统一的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统一的最终目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正是这一点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变为我们时代最有影响的政治力量，使它成为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因素。
民族任务和国际任务的有机结合，是每个兄弟党活动的法则。
声明强调指出，每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事业的成就，要求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国际主义声援。
每个党都对本国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负责，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负责。
八十一个共产党的声明指出了共产党协商行动的途径和方法。
1960年会议本身，就是在所有兄弟党完全平等和自主的基础上制订共同一致的路线的典范。
在兄弟党合作的过程中出现观点上的差别是完全可能的。
就本质来说有深刻民主性的共产主义运动绝不排除不同观点的互相比较，认为这不是软弱、而是自己的力量所在，是寻找最正确地解决这些或那些问题的办法的手段。
可是必须遵守一定的条件，使辩论成为真正卓有成效的，使辩论不是有助于分离，而有助于加强共产党人队伍的一致。
第1，这是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以及共同制订的总路线，第2，是在同志式的基础上、怀着相互谅解的真诚愿望解决产生的分歧。
因此不允许这一或那一个党片面地修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
莫斯科会议强调指出，必须对背离共产主义运动总方针的行为、对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进行始终不渝的斗争。
会议有远见地指出，甚至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民族主义和民族局限性的表现也不会自动消失，并且呼吁“为克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残余”而斗争。
我们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样，从来就为反对一切形式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进行不倦的斗争。
苏共坚决反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霸权主义。
在1960年兄弟党会议之后的五年中，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向前迈进了。
在它的队伍中增加了新的民族队伍，许多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和组织方面巩固了，在群众中的影响扩大了。
解放了的国家中共产党的队伍的壮大，它们同民族解放运动的其他民主力量的建立合作，特别使人感到高兴。
同时，过去的五年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复杂的时期。
大家知道，这几年，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产生了同下列情况联系在一起的严重困难：
中共领导人离开了1957年和1960年兄弟党会议所制定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开始执行自己的根本不同于共产主义运动共同纲领的特殊政治方针。
不能闭眼不看：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削弱着它的团结，使世界解放运动的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受到损失。
帝国主义势力在最近时期活动有些积极化，是同下面一点直接联系着的：
国际帝国主义的最好战的集团把赌注压在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的分歧上面。
帝国主义者活动积极起来，不是因为世界舞台上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他们的变化。
不，没有发生这种变化。
但是，社会主义各国之间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的一致发生了某些削弱，这鼓励了帝国主义者进行冒险。
应当从最近事件中吸取必要的教训。
今天阻碍共产党队伍和当代一切革命力量加强团结的人，对工人阶级、人民群众承担有无与伦比的责任，在向帝国主义的磨盘里注水。
我们党和极大多数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样，这些年来一直坚定一贯地奉行逐步克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的路线。
各兄弟党不强调注意意识形态的分歧，而主张把重心转移到在反对帝国主义和保卫遭受侵略的各国人民的斗争中达到行动的实际一致方面。
对待解决现有困难的态度的原则性在于：
尽管存在着分歧，也要依靠把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联合起来的东西，给予时间帮助这些党和那些党根据自己的经验来铲除错误的观点和立场。
列宁教导的正是这种态度，他曾指出，“政党内部和政党之间的意见分歧往往不单靠原则性的论战来解决，同时也随着政治生活本身的发展而得到解决……”（《列宁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一百三十二页。）
大家知道，这些思想被1965年03月01日到0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协商会晤的参加者发展了。
在关于这次会晤的公报中表示确信：
即使在存在涉及到政治路线、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的分歧的情况下，也完全可能而且必须争取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在全力支持各国人民解放运动方面，在争取普遍和平、争取工人阶级的迫切利益和历史性目标的斗争中行动一致。
会晤参加者强调指出，在争取这些共同目标的斗争中的联合行动，是克服现有分歧的最可靠的途径。
大家知道，有六十多个兄弟党赞同了莫斯科协商会晤的结果。
在10月中央全会以后，我们党完全根据这种态度，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的重要步骤。
仅仅在最近一年之内，就已经同六十多个兄弟党的代表在苏共中央举行了会晤，在这些会晤过程中，讨论了目前形势中最重要的问题以及在为共同目标的斗争中采取联合行动的途径和方法。
在这个时期内，各共产党的代表举行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会晤，这些会晤有助于组织它们的联合行动。
这就是西欧国家共产党布鲁塞尔会议、拉丁美洲的党在哈瓦那的会晤、中美洲国家共产党会议以及阿拉伯国家共产党会晤。
在举行这些会议的过程中，兄弟党分析了相应的各类国家的形势，交流了斗争经验，商定要协调自己的行动。
由此可见，生活证实了我们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制订的行动一致的路线的正确性。
在当前复杂的局势下，只有在这条道路上才能够做到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一致。
苏共中央已竭尽所能来使苏共和中共之间、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
遗憾的是，——关于这一点也必须公开地说出来，——中国领导人不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意见，拒绝了旨在使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实现行动一致、使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局势正常化的一切倡议。
中共领导不仅没有表示愿意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同其他党协调自己的行动，而且加紧了自己的分裂共产主义运动和一切革命力量的活动。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兄弟党在支持越南人民进行反对美国的强盗侵略的斗争方面的团结行动，在目前局势下有着特殊的意义。
苏共和苏联给越南人民争取本国的自由和独立的正义斗争以巨大的援助——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援助。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也给予相当大的援助。
没有必要证明，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协调努力是何等重要。
拒绝合作、拒绝在援助兄弟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全体越南人民的神圣事业中行动一致，是不可能有任何理由来辩解的。
尽管现在有严重困难，我们党深信，必须通过共同的努力，在宣言和声明的总路线的基础上，为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为一切反帝力量的团结而斗争。
这是我们为社会主义、民族自由、民主与和平的事业而进行的共同斗争的利益所要求的。
这是对整个世界解放运动与和平事业包含着严重危险的当前国际局势所要求的。
拒绝行动一致，要求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划清界限，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继续进行派别活动，使公开论战和反对兄弟党的政治斗争尖锐化，这不能不引起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谴责和抗议。
当每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受到攻击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不采取坚定的、有原则的立场。
苏共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忠实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
它认为自己的国际主义职责在于：
继续在党的纲领、代表大会和最近几次党中央全会的决议的基础上争取在共产主义建设中获得新的成就。
我们党执行伟大列宁的遗训，将一如既往地，为各国共产党队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宣言和声明原则上的一致，为把一切革命力量继续推向前进，为和平、民主、民族独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最后胜利的利益而坚决斗争。
苏联《红星报》12月14日的反华文章
本报讯
苏联《红星报》12月14日发表的题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取得新胜利的保证在于团结》的编辑部文章说：
“每天都传来一些证据，证明我党以及极大多数的其他兄弟党坚决支持体现在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中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
但是某些党，首先是中国共产党，采取着根本不同于共产党人的共同纲领的特殊立场。
中国领导以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划清界限的方针、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来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明确和鲜明的立场相对抗。”
文章说，“每一支革命队伍的崇高的国际主义职责在于，以最好的方式解决赋予它的任务，但是，革命运动的任何一支队伍都不能把自己孤立起来封闭在民族的外壳中。
这只会对企图用一切力量和一切手段保持自己的阵地、阻止社会进步和扼杀各国人民解放运动的帝国主义有利”。
文章说：
“从革命事业的最高利益出发，我们党、它的中央委员会不惜努力来保证苏联同中国、苏共同中共之间的关系正常化。
遗憾的是，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保证各国共产党人行动一致的努力，没有得到中共领导人的积极响应。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并没有闭眼不看日益加紧破坏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队伍团结的做法所包藏的严重危险。
因此，我们党认为同这种做法进行坚决斗争，为争取保证共产主义队伍和一切革命力量的团结一致而进行斗争，是自己最重要的国际主义任务之一。”
“维护和平的事业要求作出巨大的努力。
单单用咒骂，用词句——即使是最革命的词句——并不能使帝国主义害怕，也不能遏止住帝国主义。
应该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军事威力和军事优势，用这些国家人民和军队的团结以及它们用联合行动给予侵略者以反击的决心，来反抗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和侵略性。
这是崇高的国际主义职责。”
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吴晗
编者按：
吴晗同志对于他的剧本《海瑞罢官》以及其他有关海瑞的著作，写了一篇自我批评的文章。
吴晗同志在这篇文章中说，他这个自我批评“还只是初步的，不深入的”。
我们希望读者认真地看看这篇文章，看看吴晗同志的自我批评在那些方面是不深入的，是否谈到了问题的本质，是否触及了要害。
对于《海瑞罢官》这个剧本，究竟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应当作怎样的分析，应当作怎样的评价，我们希望进一步地展开辩论。
一、我为什么研究海瑞？
一个多月来，各地报刊发表了许多批评和讨论《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只看到一小部分），对我极有启发，帮助，使我认识了错误，从而在此基础上，重新研究、认识海瑞。
也通过这次的批评，讨论，对过去长时期没有解决的若干问题，各方面都各抒己见，展开百家争鸣，分清是非，端正立场，从而导致问题的解决，取得一致意见，提高学术水平，这是一件非常可喜的好事，值得高兴。
我研究海瑞，是1959年、1960年两年中的事。
把这些文章写作时间排一个队：
一、《海瑞骂皇帝》发表于1959年06月16日《人民日报》后来编入《海瑞的故事》。
二、《论海瑞》发表于1959年09月21日《人民日报》，收入《灯下集》页一四六——一六八。
三、《海瑞的故事》编入《中国历史小丛书》，第1版题记的时间是1959年11月14日。
四、《海瑞》1960年《新建设》第10、十一期合刊，收入《春天集》页二二八——二三七。
五、《海瑞罢官》北京出版社本的前言写明1960年11月13日七稿，发表于1961年初的《北京文艺》，02月间由北京京剧团演出，08月间加上一篇序，出单行本。
除了《海瑞罢官》的序文以外，都是1960年以前写的。
和写作时间联系起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写《论海瑞》，《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些什么东西？
1959年08月02日至16日在江西庐山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8届中央委员会第8次全体会议，会后发表了公报。
公报指出“全会要求各级党委坚决批判和克服某些干部中的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
接着0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反右倾，鼓干劲，为在今年完成第2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斗争》的社论，《红旗》杂志第17期发表了《伟大的号召》的社论。
我的《论海瑞》是在公报、社论发表后写的，09月17日写成，即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的第20天。
文章最后说：
“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广大人民一定要把这种人揪出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喝一声，不许假冒！
让人民群众看清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本来面目，根本不是什么海瑞！
这样看来，研究海瑞，学习海瑞，反对对于海瑞的歪曲，是有益处的，必要的，有现实意义的。”
①这篇文章在那个时候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对假冒、歪曲海瑞的。
《海瑞罢官》在1959年年底动笔，是在《论海瑞》的基础上写成的。
在前言中说：
“他又是忠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他的一切政治作为都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的。……（剧本）正面主角是海瑞。
对立面是退休宰相徐阶和他所代表的官僚地主集团。
这个集团明朝称为乡官。……（剧本）描写封建时代政治的黑暗腐败，乡官的豪横，人民被压迫奴役的惨状。……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
表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左派海瑞和以徐阶为首的右派——官僚地主集团的斗争。
海瑞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但是他比较有远见，比较接近人民，他为了本阶级的长远利益，主张办一些对当时人民有利的好事，限制乡官的非法剥削，触犯了本阶级右派的利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海瑞丢了官，但他并不屈服，不丧气。”
现在检查起来，《论海瑞》这篇文章，在论点上，在评价上，缺点、错误是很多的。
特别是缺乏阶级分析。
在思想认识上，主观地要突出海瑞好的一面，越写越片面，把海瑞的历史地位评价过高了；
只讲优点，少讲或不讲缺点，把海瑞写成一个封建时代非常高大、完整无缺的政治家，说他“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减轻农民和市民的负担，向贪婪腐朽的封建官僚大地主斗争了一生。”
说他“对农民和地主打官司的案件，他是站在农民一边的。
海知县，海都堂是当时被压迫、被欺侮、被冤屈人们的救星。”
“我们肯定歌颂他一生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为民谋利。”
在《海瑞的故事》中，说他“象海瑞这样爱护人民，一切为老百姓着想。”
等等，都是浮夸的，自相矛盾的，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文章的开头说他“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统治。”
中间说他“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还是忠君爱国的。”
“他受了严格的封建教育，遵守封建礼法，在政治上也必然道往古，称先王，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
既然肯定了他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的，怎么又有可能同时站在农民一边呢？
一个人同时可以站在对立着斗争着的两个敌对阶级的立场上吗？
由此看来，历史上海瑞的立场并没有错，是我的立场错了。
这是严重的根本性质的错误。
至于《海瑞罢官》问题就更严重了。
写这个剧本的目的性是什么，在当时是不清楚的，糊涂的，虽然自以为写的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历史研究、历史剧要为当前的政治服务，这个剧本和1959年、1960年的现实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
而且，在海瑞作应天巡抚的九个月中，（我在论文和剧本中都错写成七个月）不是没有阶级斗争，相反，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还很激烈，为什么不写两个对立阶级的斗争，而写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呢？
回忆起来，那时候想的只是要写一个在封建时代有正义感有斗争性的人物，因为他一生作官的四个时期，任淳安知县时期已经有旧戏《五彩舆》《大红袍》这类戏了。
在北京作京官时期，已经有新戏《海瑞上疏》了，最后在南京作官时期，时间虽然有两三年，却没有做出什么可以描写的大事。
只有任应天巡抚时期，过去还没有人写过戏，可以写。
在这个时期，他主要做了清丈，推行一条鞭法，修吴淞江，除霸，退田五件事，前三件事不好写，就选择了除霸和退田两件事作为主题，前四稿是以退田为主题的，经过讨论，认为退田是改良主义的措施，没有意义，第五稿以后才改为以除霸为主题，退田退居陪衬地位，九场戏中有六场是写除霸的，却没有想到在当时海瑞即使除了个把恶霸，根本不会触动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什么利益，性质会有什么改变，又有什么意义呢？
“古为今用”“厚今薄古”的原则在当时一点也没有想起过，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
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而不是无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
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都必须为当前政治服务的不可动摇的原则，完全忘记了。
从《论海瑞》到《海瑞罢官》定稿，中间隔了一年多时间。
这一年多时间，全国人民在前进，而我却停留在原地，没有迈开一步。
而且《论海瑞》假如有一点点现实政治意义的话，《海瑞罢官》却一点时代的气息也闻不到了，我不但落伍，并且是后退了。
一句话，我忘记了阶级斗争！
二、苏松地区的阶级斗争和退田
《海瑞罢官》是以除霸为主题的，但是许多批评的文章却把笔锋指向退田这件我认为是陪衬的事上，这是有道理的。
因为从海瑞强迫乡官退田说是改良主义的措施，《论海瑞》中说过：
“不改变生产关系，简单地要求大地主退还侵占农民的部分田地，少剥削些，农民的苦楚减轻一些，无论事实上做不到，即使做到了，也还是封建的剥削的社会，地主剥削农民的关系依然不变，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也是不可能解决的。
在当时情况下，这是不可能解决的社会矛盾。……海瑞没有也不可能从本质上认识和解决这个矛盾。”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当地农民、特别是松江的农民，乡官们骂他们是“刁诈之徒”，是“刁民”，多年来一直在告乡官夺产的状，海瑞到松江，“告乡官夺产者几万人”，告状的时间如此之长，告状的人如此之多，这不是阶级斗争的一种低级形式，又是什么呢？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告乡官夺产的状呢？
这要从苏松地区的农村经济情况来分析，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分析。
从明朝一个朝代的情况来说，和其他封建王朝一样，存在着两个对立的阶级、被统治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农民和地主、被剥削者和剥削者的斗争。
从时间前后来说，明朝初期由于经过长期战争，数量很大的地主分子由于武装反抗农民起义军的进攻，大量地被消灭了；
元朝官僚、宫廷所拥有的大量土地也因政权的被推翻而变成官田；
由于长期战争所带来的人口剧减，特别是长江以北地区，地旷人稀，土地高度集中的现象发生了变化，明朝政府把无主的、抛荒的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就这样，在明初几十年中，土地的一部分是由个体农民分散经营着的，阶级矛盾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
但从地区来说，长江以南的东南地区旧地主阶级不象北方那样，大量地被战争所消灭，相反，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参加了明王朝政权，不止保存了原来拥有的土地，还有所增加，有所发展；
还由于明初建都南京，成群新贵族、公侯将帅都成为新兴的大地主了，东南地区的土地集中现象逐步增加了，和北方的情况有所不同。
这就是明初几十年中，南方各地不断发生农民起义，而北方地区却比较安定的经济原因。
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东南地区土地集中的情况也不断跟着发展，阶级矛盾也就随之日益尖锐化了。
但是，这只是一般的基本的情况。
就苏松地区而说，还有其特殊的和其他地区不同的情况。
第1，苏松地区的田赋特别重，明代全国实物税收约三千万石左右，苏州一府七县占二百八十一万石，松江一府三县占一百二十一万石。
苏州垦田数只有九万六千五百零六顷，占全国垦田总数百分之一点一，交纳税粮呢，却占全国税收百分之九点五。
③松江垦田数只有四万七千一百五十六顷，比苏州少一半。
④苏州一府比浙江一省的负担还重，松江三个县的负担等于浙江一省的百分之四十弱。
第2，是这两府的官田特别多，明朝全国官田数为全国垦田数七分之一。
⑤苏州垦田总数内官田为六万五千零三顷，民田为三万四千六百九十七顷。
⑥大致官田占三分之二弱，民田占三分之一强。
松江府垦田数内官田为三万九千八百五十六顷三十三亩，民田却只有七千三百顷二十三亩。
⑦官田的比例就更大了，官田占总数七分之六弱，民田只占七分之一多一点。
官田和民田是怎样形成的呢？
“这是因为从南宋以来，由于这一带土地肥沃，经济发展，贵族、官僚用种种方法兼并土地，（从贾似道搞公田起）到了政治局面发生变化，旧的贵族、官僚被推翻了，他们所占有的土地就被没收为官田，经过多次变化，官田就越来越多，民田就越来越少了。
到明太祖（朱元璋）取得这带地方以后，又把原来（东吴张士诚）的豪族地主田地没收为官田，并且按私租收税，这样，这带地方的官田租税就特别重了。”
⑧官田只是个名目，并不是由官府直接经营的田地。
官田比民田赋税重多少呢？
“今天下财赋多出吴中，吴中税法未有如今日之弊者也。……吴中有官田，有民田，官田之税，一亩有五斗六斗至七斗者，其外又有加耗，主者不免多取，盖几于一石矣。
民田五升以上，似不为重，而加耗愈多，又有多收之弊也。
田之肥瘠，不甚相远，而一丘之内，只尺之间，或为官，或为民，轻重悬绝，细民转卖，官田价轻，民田价重，贫者利价之重，伪以官为民，富者利粮之轻，甘受其伪而不疑，久之民田多归于豪右，官田多留于贫穷，贫者不能供，则散之四方以逃其税，税无所出则摊之里甲，里甲坐困，去住相牵，同入于困。……田之税既重，又加以重役，今之所谓均徭者，大率以田为定，田多为上户，上户则重，田少则轻，无田又轻，亦不计其力之如何也。
故民惟务逐末而不务力田，避重役也。……所谓重役者大约有三，曰解户，……曰斗库，……曰粮长，……三役之重，皆起于田，一家当之则一家破，百家当之则百家破，故贫者皆弃其田以转徙，而富者尽卖其田以避其役，吴下田贱而无所售，荒而无人耕绩，此之故也。”
⑨说这话的人是明武宗时退休宰相王鏊，比海瑞早几十年，他说的苏松地区经济情况是和海瑞任应天巡抚时期没有很大差别的。
官田田赋比民田要重十倍，而且民田多归于豪右，官田多留于贫穷。
这样，把重赋都转嫁到自耕农身上，自耕农的日子便越发不好过了。
第3，由于以上原因，苏松地区人口就日益减少，据明史地理志苏州府 洪武二十六年 户四十九万一千五十四
（公元一三九三）口二百三十五万五千零三十
弘治四年 户五十三万五千四百零九
（公元一四九一）口二百零四万八千九十七
万历元年 户六十万七百五十
（公元一五七三）口二百零一万一千九百八十五松江府 洪武二十六年 户二十四万九千九百五十
口一百二十一万九千九百三十
弘治四年 户二十万五百二十
口六十二万七千三百十三
万历元年 户二十一万八千三百五十九
口四十八万四千四百十四
很清楚可以看出从公元一三九三年到一五七三年，一百八十年中，苏州府的户增加了，是分家的多了，口却减少三十四万三千人左右。
松江府户也少了，口则剧减到七十三万五千多人，减去一大半。
这是什么缘故呢？
显然是松江府官田占垦田总数七分之六弱，农民负担不起，大量逃亡的缘故。
这两个府的人口大量减少，并不是真的人口少了，而是转变为非农业人口了。
据当时人纪载，有的人成为大官僚地主家里的仆役，有的成为官府的吏胥，有的搞一条船作买卖，当然也有的跑到城市出卖劳动力，有的跑外乡外地去谋生，流浪。
这种情况也就是王鏊的所谓逐末。
农民大量逃亡，不再留在原来的土地上，负担租税和徭役，在那时候，这也是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一种阶级斗争形式。
一面是农业人口的大量逃亡，象松江府这样，经过一百八十年，从一百二十多万的人口，减少到只剩四十八万四千多人，全国是找不到第2个的。
另一面呢，明朝政府为了保护官僚地主的利益，还规定了一套特别优待的办法。
办法规定京官一品可以免粮三十石，免役丁三十丁，二品免粮二十四石，免役丁二十四丁，以下递减，一直到从九品还可以免粮六石，免役丁六丁。
外官免半。
致仕官亦即乡官依照品级免粮、丁十分之七。
教官、监生、举人、生员各免粮二石，役丁二丁。
生员已造名在黄册者免人田七丁，新进生员不造名在黄册者免人田五丁。
计算方法是“田十亩准一丁，田二十五亩准粮一石以算。”
⑩这样，越是官做得大，越是拥有土地多，免的粮、役便越多，中小地主和富农既非官僚，又非生员的，一遇重役，便非破产不可。
明末温宝忠说过：
明朝里役负担是很重的，要是有二十亩田地的农民，假如家里不出一个秀才，一轮到里役，便得破家荡产。
？
顾炎武也说：
“一得为此（生员），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
又沉痛地说：
“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乡宦，曰生员，曰吏胥，是三者法皆得以复其户，而无杂泛之差，于是杂泛之差乃尽归于小民。
今之大县至有生员千人以上者比比也，且如一县土地有十万顷，而生员土地五万，则民以五万而当十万之差矣，一县土地有十万顷而生员土地九万，则民以一万而当十万之差矣。
民地愈少则诡寄愈多，诡寄愈多则民地愈少，而生员愈重，富者行关节以求为生员，而贫者相率而逃且死，故生员于其邑人无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
由此可见，封建王朝对乡官直到生员的优免，优免的部分在封建王朝并无所失，而是分摊到里甲去的，分摊到农民身上去的，粮、差的优免部分“尽归于小民”，以此，一个地区的乡官、生员愈多，小民的负担也就愈重，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也就日益尖锐。
海瑞在给谭次川侍郎信上说：
“江南粮差之重，天下无有，古今无有。
生至地方，始知富饶全是虚名，而苦楚特甚。
其间可为百姓痛哭，可为百姓长太息者，难以一言尽也。”
便说明了这种特殊情况。
接着说：
“国计不可缺矣。
分外使用及吏胥诸人之弊，若公少加意焉。
宽一分江南人亦受一分之赐矣。”
田赋定额是不能少交的，但是正赋以外的额外需索，则希望能够少要一点，宽一分也好一分。
其次，没有功名，也弄不到监生、生员的中小地主、富农，为了逃避重赋、重役，保全家业，自动把土地投靠到大官僚地主门下也就日益众多，叫作投献，就这样，就更进一步促进了土地的高度集中，农民也就日益贫困，走投无路了。
投献也要加以分析，一种是自动投献的，一种是狗腿子强迫投献的，这两种都不经过买卖手续，是无代价的。
还有第3种，那就是大官僚地主看中了那一家中小地主、富农的土地，用高压手段以低价勒买的，也叫作投献。
投献是违反封建王朝法律的，因为损害了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明律规定：
“若将互争及他人田产妄作己业，朦胧投献官豪势要之人，与者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
又规定“军民人等将竞争不明并卖过及民间起科……朦胧投献……内外官豪势要之家，私换文契典卖者，投献之人，问发边卫永远充军，田地给还应得之人，……其受投献家长并管庄人参究治罪。”
？
这里指的都是无代价的投献。
只有第3种以低价勒买的，才能“或许之赎”，前两种是说不到赎的。
明代的皇庄，公元一五一六年以前已有三百八十余处，共计九万余顷，后来增加到二十九万九百十九顷，不过都集中在以北京为中心的畿内地区，没有一个皇庄是在苏松地区的。
？
同时，明代各朝所封亲王也没有一个是封在苏松地区的。
？
这个地区根本没有皇庄。
这个地区唯一的土地掠夺者是官僚大地主集团，也就是在朝的苏松籍的京官和退休回乡的官员——乡官。
这个地区的阶级矛盾是农民对乡官的矛盾，不是一般的农民对地主的矛盾；
这个地区的阶级斗争是农民对乡官的阶级斗争。
在海瑞任应天巡抚以前，阶级斗争已经展开了，农民除了大量逃亡以外，逃亡不了的便采取告状，告乡官夺产，大量的人告状，经常告状，告状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低级形式。
应该明确指出，农民到官府告状是不容易的，他们没有文化，告状的状纸要花钱请人写；
到府、县城告状要耗费时间，耽误劳动生产，不到不得已，忍受不了的时候，农民是不会轻易告状的。
这种告乡官夺产的农民，封建地主阶级叫作刁民，刁诈之徒，打官司告状叫刁讼，刁风。
海瑞在一五六九年06月任应天巡抚时，便面对着这种紧张的阶级斗争形势。
他在督抚条约上说：
“本院到处即放告。
江南刁风盛行，非系民间疾苦，官吏贪毒，实有冤抑而官司分理不当者，不准。”
“江南刁风日盛。”
“江南民风刁伪。”
？
他也打老百姓的板子，关老百姓在监牢，也把他所认为刁民者枷号在衙门门口。
在这一点上，他是和乡官一鼻孔出气的，立场是明确的。
但在另一方面，他对判案却有自己的标准，在任淳安知县时，颁布的判断疑狱办法：
“窃谓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
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
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
（乡宦计夺小民田产债轴，假契侵产威逼，无所不为。
为富不仁，比比有之。
故曰救弊。）
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乡宦小民有贵贱之别，故曰存体。
若乡宦擅作威福，打缚小民，又不可以存体论）”。
？
应该而且必须对这段公开的文告进行具体分析，在判断疑狱上，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
在判断争言貌上，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这是从反动的封建礼法，封建等级制度出发的，是他的封建统治阶级立场所决定的。
但是，也还有另一方面，判断疑狱，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
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
特别是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
在他看来，在疑狱和争产业问题上，屈了贫民，可能引起不安、骚动，对王朝统治不利，屈了富民，屈了乡宦，他们经得起屈，屈一点也不要紧，这个屈也还是为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的。
他面对着苏松地区，特别是松江“告乡官夺产者几万人”的斗争形势，是按着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的原则处理的。
松江的情况，他说：
“华亭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詈怨而恨，两京十二省无有也。”
他向府县官、诸生员、乡官之贤者问故，原因是“二十年以来府县官偏听乡官举监嘱事，民产渐消，乡官渐富。”
“乡官二十余年为虎，小民二十余年为肉。”
？
这里所说的二十余年，背景是什么呢？
徐阶是华亭人，他是嘉靖三十一年（公元一五五二）入阁的，四十一年当首相，隆庆二年（公元一五六八）致仕，当了十七年宰相。
？
从公元一五五二年到一五六九年，恰好十八年，这个二十年正好是徐阶当权的时代。
海瑞企图缓和这个激烈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采取的是改良主义的强迫乡官退还非法侵占农民田地的办法，根据明王朝的法律：
“盗卖田宅：
凡盗卖换易及冒认，若虚钱实契，典卖及侵占他人田宅者，田一亩、屋一间以下，笞五十，每田五亩，屋三间，加一等，罪止杖八十，徒二年。
系官者各加二等。”
？
他要退的是什么田呢？
他说：
“五年田土，祖宗之制，谓实有断卖文契也。
苏松四府乡官，贤者固多其人，厉民致富者诚不为少。
为富不仁，为仁不富，自然之理也。
果有实卖文契耶！
臣于他府县告系白夺之状，间行一二，惟华亭县告乡官状，所准颇多。”
？
由此可见，他下令强迫乡官退的田是白夺的田，也就是不付分文代价，用强占手段白白夺来的田，是没有实卖文契的田，这样做是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法律，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当前和长远利益的措施，同时，对于被白夺去田地的农民来说，也是有好处的。
退了多少？
海瑞自己说：
“况先夺其十百，今偿其一，所偿无几。”
可见退得是不多的。
退了没有？
海瑞自己说：
“乡官自行清退田宅，松江府申报数册到臣见在。
天理人心，不容泯灭。”
？
他在给徐阶的信中也说：
“近阅退田册，益知盛德出人意表。
但所退数不多，再加清理行之可也。”
？
再拿海瑞的对头，轰走海瑞的徐阶的话来印证：
“自隆庆庚辛（四年、五年，公元一五七○、一五七一年）间，吏兹土者，不思以端己裕民为政，而耑导之以嚣讼，教之以争夺，民靡焉斵丧其廉耻之心，毁弃其忠厚之俗，攫攘微利，骨肉为仇，故家旧族，所在破败。
彼其意以为富者之财，散入于贫，则贫者当富矣，而岂知人情得财既易，用财遂轻，加以奸恶之徒，竞相诱引，淫奢饮博，视如泥沙，讼墨未干，空空如故，而富者之衰落则不可复振，盖里巷之间无富民者数年矣。”
？
隆庆四年03月以前吏兹土者就是海瑞，这封信是写给当朝首相张居正，是骂海瑞的。
由于他的大官僚地主的立场，当然有歪曲，但也说出一件事实，那就是海瑞强迫乡官退还非法侵夺、白夺的、没有实卖文契的田，是“富者之财，散入于贫。”
富者是乡官，贫者是农民。
以此，明史海瑞传也说：
“素疾大户兼并，力摧豪强，抚穷弱。
贫民田入于富室者，率夺还之。”
也说他做得过火了一些：
“奸民多乘机告讦故家大姓，时有被诬负屈者。”
这个屈也就是海瑞所主张的，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的屈。
海瑞退田的效果如何？
海瑞自己说：
“臣任九个月矣。……谓扶弱被侵夺，而贫者自贫；
谓抑强肆侵夺，而富者自富。”
？
贫者自贫，富者自富，是他自己的总结，说明是没有效果的。
而且，正因为他依据王朝法律强迫乡官退田，他是被苏松乡官在朝的代言人给事中戴凤翔弹劾下台的，他一离任，新任巡抚当然一反他的所为，所退的什百之一的田，不言而喻，又退还到乡官的手里去了。
剧本《反攻》一场，徐阶说：
“换了新官，还不又是我们的天下。”
是指出这一点的。
这里也顺便说一下，在《海瑞罢官》前四稿以退田为主题的末场，众乡官在迎接新任巡抚戴凤翔时说：
“戴都老爷今日上任，他上本参倒海瑞，是我等重生父母，再世爹娘。
如今又来巡抚东南，这一来呵，三吴又是我们的天下了！
刁顽愚民从此再也不敢为非作歹了。
良田好地又要物归原主了！
感恩戴德，我等在此迎候。”
（根据1960年05月写的第三稿油印本）这一段是和《反攻》一场徐阶的话相呼应的。
点明了海瑞罢官后所退的田又退还到乡官手上去了。
五稿以后改以除霸为主题，末场大大改写，把这一段话删去了，退田又退回到乡官手上去的事实便不那样醒目明确了。
当然，退田中有一部分是退给投献户的，但不完全是。
至少有一部分是退给白夺的没有实卖文契的农民。
海瑞到松江，告乡官夺产的有几万人，一人代表一户，松江府在一五七三年的人口数，才四十八万多一点，按一五七八年的全国人口和户数的平均数计算，每户为五点七人，这样松江才有八万四千多户，在八万多户中，告乡官夺产的就有几万户，假如全是投献户，是中小地主和富农，这个比例看来是太大了些。
姚文元同志批评说：
“要徐阶‘退田’，是有过这件事的，但徐阶究竟退了没有，退了多少，是真退还是假退，都找不到可靠的材料。”
徐阶确是退了一部分田的，这在上文已经说过了。
退给谁呢？
姚文元同志说：
“根据谈迁‘国榷’隆庆五年07月纪载，徐阶曾退出四万亩田，但那十分明确是退给官府，‘入四万亩于官’，根本不是退给农民。”
查《国榷》的原文是这样的：
隆庆五年07月庚午，蔡国熙为按察副使，整饬苏松兵备。……至是高拱擢之以迹阶，松人群起讼之，阶三子皆就系，拟以城旦，革其荫叙。
入田四万亩于官。
入田四万亩于官是确有其事的，但是海瑞是隆庆四年03月以后离开应天巡抚任的。
这件事发生于海瑞离任以后一年四个月，是蔡国熙办的，和海瑞一点也不相干，和海瑞的退田是两码子事。
正因为海瑞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为了制止农民逃亡，赋税减少，和徭役征发，他采取了改良主义的执行封建法律的退田办法，并且还执行了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的方针，他就遭受到大官僚地主集团的攻击，以致罢官。
毛主席说：
“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
“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
？
海瑞撞在地主政权、专制政治基础上了，他就不能不以失败而告终。
他的改良主义的措施，不但解决不了问题，也行不通，办不了。
他是改良主义的失败者。
海瑞走了，农民是不是就不告状了呢？
上面《国榷》说“松人群起讼之。”
和海瑞同时的华亭乡官何良俊骂他：
“刁诈之徒，禁之犹恐不缉，况导之使然耶？
今刁诈得志，人皆效尤。
至于亡弃家业，空里巷而出，数百为群，闯门要索，要索不遂，肆行劫夺。
吾恐一二年不止，东南事必有不可言者。
幸而海公改任，此风稍息。
然人心动摇，迄今未定也。”
又说：
“海刚峰爱民，只是养得刁恶之人。
若善良百姓，虽使之诈人尚然不肯，况肯乘风生事乎！
然此风一起，士夫之家，不肯买田，不肯放债，善良百姓，坐而待毙，则是爱之实陷之死也，其得谓之善政哉！”
？
稍后的浙江嘉兴人沈德符也说：
“海忠介所颁条约云‘但知国法，不知有阁老尚书。
’于是刁民风起，江南鼎沸，延及吴浙，不问年月久近，服属尊卑，以贱凌良，以奴告主，弟侄据兄叔之业，祖遗蒙占夺之名。
自庚午（公元一五七〇年）至今将四十年，少者壮，壮者老，习为故常，专此诬讦。
缙绅之贤者，反谨避以博忠厚之名。
尝闻吴中杨震厓（成）太宰云，近日地方使君逞风力者，动云不畏强御。
然则强御乃我辈也。
不亦哀哉！”
？
沈德符的话也有过分的地方，上面已经说过，在海瑞任应天巡抚以前，已经有大量的人告状了，沈德符却把这件事全算在海瑞身上，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不过由此看来，第1，海瑞退田在当时是有影响的，官僚地主阶级是发生了震动的；
第2，地主阶级所指的刁民、刁诈之徒、刁恶之人，不大可能指的是中小地主；
第3，一五七〇年以后，过了四十年，浙西一带的农民还在告地主的状，“以贱凌良，以奴告主。”
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封建地主阶级极为痛恨。
根据以上的分析，在一五六九、一五七〇年，苏松地区是存在着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农民是和官僚地主阶级对立的，农民告乡官夺产是阶级斗争的一种低级形式。
根据以上分析，海瑞所采取的执行封建法律的改良主义的退田措施，是完完全全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的，目的是在缓和阶级矛盾，目的是在使农民不逃，田地不荒，便于徭役征发，当然，这样做，对得了退田的部分农民是有好处的，但是，决不能说成海瑞是站在农民立场上。
根据以上分析，在海瑞以前，海瑞任应天巡抚时期，在海瑞离任以后的四十年中，封建统治阶级所指的刁民、刁诈之徒、刁恶之人，亦即被他们白夺土地的农民，是在始终斗争着的，并没有屈服。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海瑞罢官》这个剧本，主题应该是农民对大地主官僚集团的阶级斗争，而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
农民应该是正面人物，英勇顽强，斗志昂扬，但是剧本写农民苍白无力，只会唉声叹气，只会喊“王法何在，天理何在？”
赵玉山被当堂打死，不吭一声。
“我等都是徐家佃户，哪里敢多说一句。”
海瑞下令退田后，众乡民说：
“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
“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
最后幕后合唱“海父南归留不住，万家生佛把香烧。”
使读者、观众感觉到不是由于农民自己的斗争，而是由于一个清官解决了当时的阶级矛盾，混淆了，抹煞了阶级斗争的本质，这是极端错误的，是立场性质的错误。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海瑞是完完全全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的官僚，剧本尽管也强调了这一方面，“江南地鱼米乡多交粮饷，……恶乡官贪残吏摧残乡党，害得那苦百姓逃亡他乡，民已穷财已尽国脉琢丧，我海瑞报圣上要作主张。”，
“要申三尺皇家法”，“江南困苦凄凉相，不退占田不久长。”，
“谈孔孟说诗书取法先王，……学乡愿讲圆融愧对吾皇。”，
“多为百万生民办一点好事，也就为皇上减少一分隐忧。”
但是，把他突出得过分了，形象过于高大了，无论除霸也罢，退田也罢，都会使读者、观众理解为他是为人民的，从而混淆了阶级本质，阶级立场。
立场既然错了，歌颂的又是封建官僚的刚直不阿。
那么，这个剧本是为谁服务呢？
显然，不可能是为无产阶级服务，而是为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服务。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松江地区的乡官渐富，民产渐消的情况，在他向皇帝的报告中说，府县官、生员，甚至乡官的贤者都对他说了的，海瑞在官僚中、甚至部分乡官中，是有他的社会基础的，他并不孤立。
但是剧本却不提这些，只写他一个人单干，在家庭中只得到他母亲一个人的支持，这不但不符合当时历史实际，而且还宣扬了个人英雄主义，对读者、观众起了有害的作用。
总之，没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没有用一分为二的科学方法，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正确地评价人物和事件，而用的是形式主义的方法，片面地、绝对地、主观地来描述海瑞和农民群众，这是思想问题，也是阶级立场问题，错误是严重的。
三、修吴淞江、除霸和清官问题
吴淞江是修成了的，这在不少讨论文章中已经谈到了。
白茆河虽也修了，但没有修成。
为了便于讨论，有必要把修吴淞江的经过说明一下。
海瑞在开吴淞江疏中说明，他于隆庆三年12月巡历上海县，亲自相视，量得淤塞当浚地长该一万四千三百三十七丈三尺，原江面阔三十丈，今议开十五丈，计该用工银七万六千一百二两二钱九分。
因为饥民动以千百，告求赈济。
他就结合修河和救饥，“吴淞借饥民之力而故道可通，民借银米之需而荒歉有济。”
经费来源是他自己筹措一部分，乡官史际捐出赈济谷二万石，并要求量留苏松常三府漕粮二十万石。
？
以后他又报告：
“各县民告饥甚急，臣思昔人兴工救荒，旋于今正月初03日破土起工，实自初08日以后，人工方集。
02月二十后渐收工，29日告成。……止用过银六万八千三百九十七两。”
？
他在给人的信上也说：
“百凡区画，止幸吴淞江成功之速而成耳。
余垂成中止，奈之何？”
？
此外，明史河渠志和嘉定县志都有修成的纪载。
连骂他的何良俊也说：
“前年海刚峰来巡抚，遂一力开吴淞江。
隆庆四年、五年皆有大水，不至病农，即开吴淞江之力也。
非海公肯担当，安能了此一大事哉！”
？
可见这工程不但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修成（我在文章和剧本中说成不到一个月，是错的。），
还是当年就见效的。
于此，提出的问题是修水利是不是好事，为了什么目的。
历史上封建王朝较为稳定的时代，是比较注意修水利的，因为水利不修，常闹水灾，就会影响王朝的田赋收入。
海瑞修吴淞江应该说是好事，决定是他作出的，经费是他筹集的，人力是他组织的。
但是，还有其主要目的，那就是借兴工来救灾，灾民没有饭吃，闹起事来，可不得了。
以工代赈，一举两得，这便是他的目的。
当然，修水利参加劳动的是遭了灾的劳动人民，功劳主要是劳动人民的，但海瑞也应该算上一份。
关于除霸，内容是虚构的，想当然的。
根据有没有呢，也有也没有，说没有是说洪阿兰一家三代被害的故事是虚构的。
说有是根据明史徐阶传：
“同列高拱令御史齐康劾阶，言其二子多干请，及家人横里中状。”
？
高拱传：
“阶子弟颇横行乡里。”
？
李贽海瑞传：
“是时吴中贵人无逾华亭相（徐阶），按问其家无少贷。
而（徐阶）弟侍郎陟武断残民，辄逮治如律。
尽夺还其侵田。”
？
谈迁枣林杂俎：
“华亭徐文贞阶家居，子仆积横，讼牒山积。”
是根据这些资料虚构出来的。
惩处贪官污吏的情况也是这样。
梁云龙说：
“赇者则望风解印绶去。”
？
黄秉石说：
“贪墨吏望风解印绶去。”
？
谈迁说：
“瑞一意拊单赤，抑贵势，墨吏望风解印绶去。”
？
明史海瑞传也说：
“属吏惮其威，墨者自免去。”
这些记载是一致的。
剧本中判处王明友、李平度、萧岩的死刑和革职，也都是虚构的。
关于对清官的看法，我过去认为“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是建立在对广大农民的剥削、掠夺上面的，封建官僚是为了地主阶级利益服务的；
一切政治设施的最后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
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在封建官僚的压迫、奴役下，广大人民对于比较清明、宽大、廉洁政治的向往，对于能够采取一些措施，减轻人民负担，伸雪人民冤枉的好官的拥护了。
对于这样的好官，人民作了鉴定，叫作‘青天’。
也正由于封建时代的‘青天’极少，所以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个
‘青天’，也就成为箭垛式的人物，许多人民理想中的好事都被堆砌到他们身上了。
象宋朝的包拯，明朝的况钟和海瑞，都是著名的例子。
也还必须指出，尽管历史上出现了几个‘青天’，是当时人民给的称号。
但是，也决不可以由此得出结论，以为
‘青天’就是站在人民立场的政治家。
不是的，恰恰相反，他们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官僚，在这一点上，也和当时其他封建官僚一样，是和人民对立的。
不过，由于他们的出身和其他关系，比较接近人民，了解人民的痛苦，比较正直，有远见，为了维持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缓和阶级矛盾，在不损害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前提下，有意识地办了一些好事。
这些好事是和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一致的，也是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当前利益一致的，对当时的生产发展，对历史的进展有好处的。
因此，他们在当时被人民叫作青天，在历史上也就应该是被肯定的，值得纪念的，在某些方面，还是值得今天学习的人物。”
？
今天检查起来，这个看法我基本上还没有什么改变。
问题是最后一句话，既然封建时代的清官是为他的本阶级——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那末，无产阶级能够向他们学习什么呢？
就以《海瑞罢官》为例，我说“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
这个封建官僚的刚直不阿，和无产阶级的刚直不阿，有没有社会内容、本质上的区别呢？
不讲区别，不讲本质不同，是不是要无产阶级去学习封建官僚的刚直不阿呢？
这样一检查，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检查，问题就多了，我过去几年，写了很多历史人物，大部分文章的结尾都说这人的某些品德值得今天学习，没有区别，没有分析，都是错误的。
由此就联系到道德的批判继承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有时候是清醒的，例如我曾说过：
“时代不同，社会性质不同，道德标准也就不同。……总之，社会性质变了，道德标准也必然随着改变，这是个历史的发展观点。”
？
在谈骨气时也说过：
“社会不同，骨气的含义也是不同的，有着阶级本质的区别。”
“当然，无产阶级有它自己的英雄气概，有它自己的骨气。”
？
在《论民族英雄》一文中，更具体指出古代的民族英雄和今天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有着阶级本质的差别；
有着立场、思想的根本差别；
有着最终的目的和任务的根本差别。
？
这都是正确的。
但有时候又糊涂了，在讨论道德的批判继承问题时，三篇文章却强调封建道德也可以批判地继承，犯了绝大的错误。
通过批判和讨论，特别是最近向阳生同志和许启贤同志的批评，使我认识了错误，改正了自己的观点：
第1，道德是阶级的道德，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被统治阶级的道德和统治阶级的道德是对立的，无产阶级对封建道德、资产阶级的道德只能批判，不能继承；
第2，道德是上层建筑，是从不同社会、不同经济基础上产生、发展的，它反过来又为下层基础服务，保卫本阶级的利益；
第3，无产阶级道德的经济基础是全民所有制，它通过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而成长、壮大、提高、发展，一句话，是通过阶级斗争、实践而形成的。
和封建、资产阶级的道德绝无共通之处。
由此，也牵涉到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我曾经强调“评价历史人物要从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出发，归结为阶级的活动。”
这是正确的。
但又说：
“评价历史人物是依据今时今地的标准呢？
还是依据当时当地的标准？”
这就有问题了，把历史人物放在他自己的历史时期，和同时代人相比是一回事，用今天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评价历史人物又是一回事，而且是必须这样做的。
其次，当时当地的标准是什么标准呢？
是封建官僚的标准，还是人民大众的标准？
这里就有一个阶级分析的根本问题。
由此看来，我的思想深处，同时有正确的东西，也有错误的东西，有一点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又有大量的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的思想。
以此，有时候写对了，更多时候写错了。
两种对立的东西经常在头脑中作斗争，根本原因是政治没有挂帅，正确的思想没有在头脑中确立统治的地位，所以犯错误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
我现在认识到，一方面，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党的教育、培养、关怀下，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
但在另一面，学术思想上的阶级立场，却还基本上是旧的、老的、资产阶级的，以至还有封建的东西，没有注意，没有警惕，反而自以为没有什么问题了，放松了自我改造，问题就出在这里！
毛病也就出在这里！
我也曾说过：
“有人批评是好事，不是坏事。”
？
我在1958年以前，没有写文章。
没有写，不等于在思想上就没有错误的东西，不过没有暴露出来罢了。
1958年以后，我也跃进了，不但写，而且大写特写，越写越多，暴露出来的错误也就越多。
经过批评，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转变立场，这样，至少，犯过的错误，经过批评以后不会重犯了。
要是不写，不暴露，这些错误的东西会在思想中发霉，会使你中毒，最后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道德的批判继承和《海瑞罢官》一系列文章的被批评，对我说来，确是好事，这使我重新认识自己，清理自己的思想，改变世界观、立场、观点；
促使我重新学习，改造自己，好处是说不完的。
四、效果和立场
读了姚文元同志和各方面许多同志的批评文章以后，才初步认识到《海瑞罢官》发表和演出后的恶劣作用。
再去重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指教我们：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
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
拿这个标准，即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来检验《海瑞罢官》，性质是十分严重的，效果是十分恶劣的。
尽管在上面已经说过这个剧本是在1959年底到1960年11月写成的，但是《北京文艺》的发表，北京京剧团的演出，却是1961年年初的事，出单行本是在这一年的08月。
这一年，正如姚文元同志所指出，社会上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要求“退田”等等，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在这样情况下，《海瑞罢官》的发表、演出、出版，在社会实践中，会给读者和观众什么效果呢？
读者和观众并不会去追究这个剧本是什么时候、年月写的，他们是在1961年读到、看到的，这是一个铁生生的事实。
他们读了看了以后，自然而然会把剧本和这种风、那种风联系起来，江西上饶县中学朱彦同学已经指出，在1962年，有个坏分子就把这个剧本和要求单干退田联系起来了。
？
这是多么严重的恶劣的效果！
还有，这个剧本“反映”什么呢？
向海瑞“学习”些什么呢？
不言而喻，这种“反映”“学习”给党和国家、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会带来多大的损失！
这个剧本在社会实践、在社会大众中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而我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却写出这样的剧本！
而且，经过五年的长时期，对这样具有严重性质的问题，却麻木不仁，无动于衷。
甚至在北京京剧团演出几场以后，就停演了，为什么？
没去想。
甚至在两年以前，有位同志向我指出这个问题，还是不肯动脑子，引起反省，只推说是1960年写的，便自以为了事了。
现在检查起来，这种态度是对当前政治的严重不负责任，是对党、人民事业的严重不负责任，决不能也不可以用任何理由来推卸这个责任，这个错误。
由此再进一步认真严肃地进行检查，“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
毛主席说：
“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
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
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
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
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
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
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
？
我写了《海瑞罢官》以后，虽然没有照老样子做，但是在有位同志提出了问题以后，还不知道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这不是立场问题又是什么呢！
其次，我在《海瑞罢官》的前言中，指出他是忠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他的一切政治作为都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的，这是正确的。
但是为了突出海瑞这个人物，把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家一切歌颂他的话，不加具体分析，都在我的一些关于海瑞的文章和剧本里原封不动地表达出来了。
这些历史家是一些什么人呢？
都是官僚地主阶级。
当时农民是没有文化的，当然没有农民的著作流传下来。
即使有个把民间艺人创作的关于歌颂海瑞的作品，那也还不是受了封建历史家的影响。
就这样，我的关于海瑞的若干叙述、描写、刻划，关于其他历史人物的叙述、描写、刻划，就自然而然地和古代的封建历史家坐在一条板凳上了。
和封建历史家坐在一条板凳上，这不是立场问题又是什么？
既然错了，那也不要紧，改了就是了。
但我没有改，在1960年写完以后，又在1961年08月加序出单行本，这就是错上加错了，性质也就更加严重了。
为什么会犯这样严重性质的错误呢？
毛主席在评价五四运动时说：
“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
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
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
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
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
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
？
重读这一段，好象就是针对我的批评。
不是吗？
我就是形式主义地看历史问题，好的就是绝对的好吗？
一切皆好吗？
我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没有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方法。
尽管在十多年以前就自以为已经在政治上摆脱超阶级观点了，但是在思想上，在对待历史人物问题上，却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形式主义地看问题，不但没有摆脱资产阶级观点，甚至还被封建地主阶级的观点所俘虏。
这个严重性质错误的揭发，对我是一个极为有益的教训。
我对于这个错误，“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同时也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场是什么东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场。”
？
我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诚心诚意地写了这篇自我批评。
在检查过程中，逐步认识到问题的本质，认识到这不止是一个学术性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性问题；
不只是一个历史人物评价问题，而是一个阶级立场问题；
不止是一个个别历史事实问题，而是用什么思想指导，用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去分析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还是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历史唯物主义、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方法去分析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问题；
是两种世界观、两种立场，两种思想方法、两种观点，两条道路的何去何从的根本问题；
也就是思想、学术战线上的两条道路问题。
认识了，不等于问题就此解决了，还要通过实践，通过斗争，才能改造思想，转变立场，才能掌握正确的立场。
我就以这篇自我批评为起点，追随各方面同志之后，参加这个兴无灭资的斗争，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
最后，我这个自我批评还只是初步的，不深入的，以后还要继续检查，以便更好地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水平，更好地改正错误，转变立场。
感谢并期待着同志们的批评。
12月24日
①《灯下集》（第2版，以下同此）页一六七
②同上，页一六五
③《春天集》页二○六——二○七
④松江府志卷二十
⑤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
⑥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十
⑦松江府志卷二十
⑧《春天集》页二○七
⑨明经世文编卷一二○王鏊王文恪公集吴中赋税书与巡抚李司空
⑩海瑞文集页一四一——一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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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宝忠遗稿卷五士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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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林文集卷一生员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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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律五户律二田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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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明经世文编八十七林俊查处皇庄田土疏，八十八传奉？
谕查勘畿内田地疏，夏言夏文愍公集卷一勘报皇庄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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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诸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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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文集》页二四四，二五一，二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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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文集》页一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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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页二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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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卷一百十宰辅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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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律五户律二田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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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文集》页二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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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页二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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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页四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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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阶徐文贞公集二上太岳少师乞救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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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文集》页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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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页三十三，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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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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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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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文集》页二三一——二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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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页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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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页四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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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友斋丛说卷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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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卷二百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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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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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藏书卷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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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文集》页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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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页五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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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榷卷六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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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集》页二○三——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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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下集》页一九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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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集》页十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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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页一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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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下集》页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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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2月17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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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页八七五
？
同上，页八三三
？
同上，页八七五
苏联《共青团真理报》12月14日的反华文章
本报讯
苏联《共青团真理报》12月14日发表的沙赫纳扎罗夫的题为《呼吁革命力量团结起来》的文章说：
“最近几年的经验十分明显地证明，脱离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藐视各兄弟党之间关系的原则和准则的态度，会给那些走上这条道路的兄弟党带来沉重的后果，会对共产党人的共同事业造成严重的损失。
“大家知道，1960年会议以后，中共同大多数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清楚地意识到，分歧的加剧只对帝国主义者有利，鼓励他们猖狂反对解放运动，于是确定了一个立场，以便有良好的可能不让帝国主义者利用已经产生的种种困难，并为今后最终消除这些困难铺平道路。
这一立场的含义在于：
尽管存在着分歧，仍要争取在反对帝国主义、支持解放运动和巩固和平事业的斗争中行动一致。”
“至于苏共，它仍然忠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
我们党认为自己的职责是：
根据党纲、党的各次代表大会决议以及中央委员会10月（1964年）全会和以后几次全会的决议，争取在共产主义建设中获得新的成就”。
苏联《农村生活报》12月07日的反华文章
本报讯
苏联《农村生活报》12月07日发表的阿勃德拉赫马诺夫的题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斗旗帜》的文章说：
“某些党持着同共产党人的共同纲领有根本区别的特殊立场。”
“苏共过去和现在一直主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下尽快克服分歧。
我们党和它的中央委员会正在竭尽一切努力来保证苏联同中国之间以及两党之间关系的正常化。
苏共中央不止一次地建议中国的领导就当代最重大问题实行联合行动。
现在问题在于中共领导人。”
“苏共过去和将来都坚定地主张保证共产主义队伍和一切革命力量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
但是它从来没有进行过牺牲原则的任何妥协。
我们党进行了并将永远进行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反对所有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学说的人的不调和的斗争。”
“现在，没有比制止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更迫切的任务了。
这是目前政治局势下最重要的问题。
这个或那个党反帝立场的坚定性首先以行为来检验。”
“苏联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关于反击干涉者所需要的措施的观点有着完全的一致。”
苏联《新时代》杂志第50期的反华文章
本报讯
苏联《新时代》杂志第50期（1965年12月10日出版）就莫斯科声明五周年发表的署名“现代人”的题为《准确的罗盘》的文章说：
“声明关于一切革命力量正在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那些话，今天同它们刚刚被写出来的时候同样有力和迫切”。
“任何想使这些基本的革命潮流分道、使它们互相隔离尤其是互相倾轧的企图，只能给共同的事业造成最大的危害。
谁以某种借口使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的革命运动或者同社会主义体系相对抗，谁就是反对1960年声明的精神本身。”
“有些人一面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发誓忠于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同时却谴责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目前正在进行的完善社会主义生产的工作，这只会使人感到惊奇。”
“和平共处的路线是动员群众、开展积极行动反对和平敌人的路线。
五年前在会议上就批驳了似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意味着放弃阶级斗争的荒谬断言。”
“遗憾的是，至今还有人试图擅自修改共产主义运动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路线，把和平共处原则、争取裁军的斗争、建立最广泛的和平拥护者统一战线宣布为‘和平主义’”。
“苏联共产党和其他绝大多数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正在为共产主义运动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竭尽其所能。
在现代条件下，革命队伍中的任何分裂都会对帝国主义者和对解放运动的敌人有利。
这种分裂在鼓励着他们的侵略性和冒险主义，给和平制造新的威胁。”
苏联《苏维埃俄罗斯报》12月14日的反华文章
本报讯
苏联《苏维埃俄罗斯报》12月14日发表的弗拉季米罗夫的题为《团结的旗帜》的文章说：
“这些行动（按指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效果在很多方面取决于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协调努力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加强。
帝国主义幻想利用共产党人队伍中团结的每一次削弱和每一个裂痕来为自己谋利。
因此，很明显，谁拒绝合作，谁实行分裂的方针，谁就给共产主义事业带来损失，不管他愿意不愿意，都是在帮助侵略者。”
“苏共和绝大多数的兄弟共产党一贯维护世界革命工人运动的团结。
当然，其中并不排除各种不同观点的对比。
苏共坚决反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霸权主义。
但是辩论不应该促使共产党人的队伍的分离，而要促使其团结的加强，应该符合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忠诚。
“由此可见，这个或者那个党片面修改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是不合法的。
遗憾的是，近年来产生了同中共领导人背离这个兄弟党会议制定的总路线相联系的严重困难。
苏共中央做了它所能做的一切来使苏共和中共之间、苏联和中国之间关系正常化。
但是，中共领导不仅没有表示愿意使自己的行动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协调起来，反而加强了分裂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兄弟党的团结就有着特别的意义。
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认为自己的职责在于今后也坚决捍卫1960年声明的原则，积极实现共产党人国际论坛集体制定和赞同的列宁主义方针。
苏共过去和现在都坚定地捍卫着共产党队伍的团结，过去争取、今后仍将争取共产主义队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
它从没有进行过牺牲原则的任何妥协。
苏共继续为反对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反对歪曲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企图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它今后也将遵循列宁主义的方针，保障苏联人民在共产主义建设中取得成就，推动全世界劳动人民共同的革命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