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民服务就不能掩饰缺点
鞍钢干部反复学习《为人民服务》等文章，提高了革命自觉，不害怕用户批评，不掩饰自己缺点。
他们把用户的批评交给群众讨论，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了产品质量的提高。
本报讯
鞍山钢铁公司不掩饰自己的缺点，把用户的批评意见交给群众讨论，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技术的发展和产品质量的提高。
过去，鞍钢有些干部常常用一些歪道理，把用户的批评顶回去。
有些干部也承认用户意见是正确的，但是认为订货那样多，难免不出一点问题。
有些干部还担心把用户的批评告诉群众，可能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
因此，他们把用户的来信锁在抽屉里，不敢向群众公布。
为了扭转这种对待用户批评的不正确态度，去年鞍钢党委要求各厂必须按用户的合理意见组织生产，以用户满意为衡量生产的标准。
各厂、各职能处（室）组织干部摆事实，讲道理，检查和批判过去那种对待用户批评的不正确态度，同时组织干部反复学习了毛主席著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文章。
许多干部认识到，过去不愿接受用户批评，就是掩饰缺点。
这样不仅不会减少缺点，缺点反而会越来越多。
这实际上就是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学习、检查、批判，加强了干部们为用户服务的思想，他们改变了对待用户意见的态度。
无缝钢管厂的干部把锁在抽屉里的用户批评信，全部拿了出来，通过大字报、展览会、职工大会等方式，向群众公布，敞开让群众讨论。
在批评意见的面前，职工群众迫切地感到应当改进自己的生产。
他们认识到，为用户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对产品质量负责就是对革命负责。
应该认真生产用户满意的产品。
无缝钢管厂曾经为沈阳一家机械工厂生产了几批无缝钢管，虽然用户多次提出批评意见，工厂干部总是置之不理。
这次，他们派代表向用户道歉，并将九十多吨不合用的钢管拉回，重新生产。
职工们齐心协力改工艺闹革新，连续试验很多次，终于把合乎要求的、精光雪亮的钢管送给了用户。
从此，无缝钢管厂职工，以“宁可自己麻烦千遍，也不给用户留下困难”的革命精神，生产出一批批高质量的钢管。
鞍钢总结推广了无缝钢管厂的经验，并举办了一个展览会，将上千封用户的批评信展览出来。
两万多名职工参观了展览会。
许多炼钢、轧钢工厂把一封封用户批评信写成大字报，贴在平炉前、轧钢机旁墙壁上，还主动派人到各地去征求用户意见，然后组织广大职工展开辩论。
各工厂职工群众看到了自己产品的缺点，克服了盲目自满情绪，有的放矢地改进生产。
生产轻轨历史最久的中型轧钢厂，过去总以为自己是老厂、老工人、老经验，生产的轻轨是“拿手”的好产品。
当工厂将用户几封批评信公开以后，职工们都大吃一惊，纷纷检查了故步自封的思想。
他们迅速地派人到上海第3钢铁厂学回来了六项提高轻轨质量的先进经验。
轧钢、精正、剪切工人还建立了质量互检和自检制度。
结果，消除了径轨眼歪、头斜等质量缺陷，一级品率由过去百分之九十七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钢绳厂职工根据用户的批评意见，多次到开滦、抚顺等矿山考察钢绳质量。
然后，针对自己的缺点，改进生产，终于生产出一种性能好、又耐磨的钢绳。
它的使用寿命此原来的钢绳至少可延长一倍。
用户对鞍钢产品质量的要求，有些超过了鞍钢的现有技术水平和设备能力。
但是，鞍钢职工以此为动力，奋发闹革新，搞试验，突破了一系列老大难的技术关键。
例如，采用老设备生产薄钢板的第一薄板厂，十几年来一直没有解决钢板瓢曲的技术关键。
今年他们根据用户的批评，进行研究试验，找到新的操作法，使钢板瓢曲缺陷减少百分之七十五。
鞍钢把用户的批评意见交给群众之后，把坏事变成了好事，产品质量提高了，用户也比过去满意了，生产主动了。
今年前三个季度，鞍钢接受用户的订货合同，百分之九十九点七以上按质按量按期完成，其中重轨、薄钢板、中厚板、优质钢材等十大钢材品种的质量，都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附图片）
鞍钢轧制的大批优质农用钢材准备出厂
新华社记者　肖野摄

应该让谁满意？
“闻过则喜”。
共产党人是最不怕别人批评的。
然而，对有些同志说来，听到别人的批评，有时却不是那么乐意的。
鞍钢有些干部，过去对于用户的批评信，不就是采取了锁起来和顶回去的态度呜？
为什么这些同志不敢把用户的批评意见拿出来和群众见面呢？
原因看来很多：
怕麻烦，怕生产被动，怕挫伤群众的积极性，等等。
可是，为什么怕这怕那呢？
创根到底，还是徐安诚同志文章（见第2版）中的一句话最值得深思。
他说：
他们过去是“以自己‘满意’代替了用户满意”。
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说：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
为人民服务是因，有了为人民服务的因，才能结出不怕别人批评的果。
共产党人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人民的。
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共产党人没有任何私利。
如果我们有缺点，妨碍了我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别人批评指出，我们欢迎犹恐不及，那有什么害怕的呢？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为用户服务，就是具体地为人民服务。
我们生产的产品合乎用户的需要，用户很满意，这就是为人民服务得好了。
如果我们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牢固的，生产中有了缺点，用户提出批评，就会热诚欢迎，据以改进，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以自己‘满意’代替了用户满意”，那就不同了。
从出发点来说，这就离开了为人民服务。
用户满意不满意一概不管，只要自己满意就行，这那象个为人民服务的样子呢？
一个同志，一个企业，离开了为人民服务的出发点，只管生产，不管使用效果，只管自己满意，不管用户满意，自然就听不进别人的批评，看不见自己的缺点，也就谈不到针对用户的批评改进生产了。
鞍钢从组织干部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入手，端正对待用户批评的态度，可以说是抓住了根本。
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牢固了，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了，也就不会感到根据用户的意见去改进生产很“麻烦”、很“被动”了。
结果，这才有了生产上真正的主动，群众的积极性也不是被挫伤了，而是被更充分地调动起来了。
由此想到，有些同志总认力：
《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只是一般群众，或者刚参加工作的同志需要学的；
领导干部早就解决了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似乎可以不必学了。
其实不然。
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人民的，各级领导干部掌握大小不等的一个单位的全盘
工作，这个单位为人民服务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这个单位的领导干部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牢固不牢固。
因此，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同样是必要的。
让我们都来学习《为人民服务》，一切工作为人民。

编者按：
日月山下、青藏路旁的小高陵大队，是一个大寨式的先进单位。
汉、藏、回三个民族的一千三百多个人，凭着自己粗壮的双手，用十几年的时间，把一个“树不长，牛不站”的高寒山区，建设成为一个农林牧副各业全面发展的好样板。
在艰巨、持续的斗争中，他们表现了令人钦佩的干劲和韧性。
毛泽东同志说过：
“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
小高陵大队的社员们用成功的实践，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
自然界给予小高陵人民特别恶劣的生产条件：
山高，天寒，多灾，没有绝对无霜期，年平均气温只有摄氏一度左右。
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改天换地，要付出比某些地区多十倍八倍的艰巨劳动。
小高陵人民怎样对待这种情况呢？
他们说得好：
“一次成功，不算真正成功，一次失败，不算真正失败，革命不是摆席请客——吃了完事。”
由于掌握了这条革命真理，他们在同天斗，同地斗，同人的保守思想斗的革命过程中，其正作到了不满足一时的成功，不惧怕一时的失败，坚持走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再试验，直到最后获得成功的道路。
这种不断革命、彻底革命的精神，就是我们常说的革命干劲和革命韧性。
在任何革命斗争中，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干劲和韧性。
青海高原出“大寨”
——记湟源县和平公社小高陵大队改造高寒山区的艰巨斗争
小高陵大队从实践中体会到自力更生的好处：
面力更生激发起来的革命精神最旺盛；
自力更生摸索出来的经验最顶用；
自力更生培养的人才最有本领；
自力更生办起的事情最巩固；
白力更生能使集体经济不断壮大，也能减轻国家负担，等于支援了社会主义建设。
日月山下，青藏路旁，有一个闻名青海的生产大队——湟源县和平公社小高陵大队。
人们称誉它是高塞山区的“大寨”。
这个大队有汉、藏、回三个民族，二百一十七户，一千三百多人，六千多亩耕地，百分之九十是旱地。
这里海拔两千七百到三千一百米，作物生长期只有九十至一百二十天，没有绝对无霜期，年平均气温在摄氏一度左右。
解放前，这里山穷、地穷、人穷，许多土地“树不长，牛不站”；
解放后，人们用无坚不摧的革命精神，治山治水，写出了崭新的史页！
十年，是小高陵人自力更生、斗天斗地的十年。
十年间，治理了五架山、八面坡、五条沟，控制水土流失面积九千亩，占全大队水土流失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十八。
十年，是小高陵人由穷变富的十年。
在十年中有连续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粮食单产从一百六十二斤提高到二百五十多斤，今年达到了平均每人生产千斤粮的水平。
大小牲畜从一千来头发展到一千七百多头，猪增加了两倍。
副业收入和总收入都增加了一倍多。
十年前，山上树少，如今，四千五百亩荒坡上树木成林，四旁植树每人平均达到五百多棵。
十年前，这里是“驴跌筋斗车不通”，如今修成了车马畅通的盘山大道。
十年，小高陵人给国家提供了二百九十多万斤商品粮，交售了一千多头（只）各类牲畜。
路，要有人带头来闯
解放前，小高陵人世世代代受着三灾（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地主、寺院的敲炸勒索和自然灾害）的欺压、掠夺和虐待。
那时候，全村贫下中农一共只有五床被子，老羊皮袄“白天穿，晚上盖，阴天下雨毛朝外”。
那时候，年年遭受洪水威胁。
那时候，为了抗税，躲租，避捐，逃荒，许多户离乡背井。……
1949年，青海解放了。
1953年，小高陵人开始植树造林。
那时，人们想的不远，只希望有些烧饭煨炕的燃料，有些生活用材。
1956年，农业集体化，把各族农民联结在一起，改天换地的斗争从此全面展开了。
怎样拔掉祖祖辈辈的穷根？
党支部书记陈世元说：
小高陵穷，有两个原因：
一是旧制度，二是穷山恶水。
现在，解放了，打例了旧制度，还要战胜穷山恶水。
支部决心领导小高陵群众闯出一条由穷变富的路子来。
治山治水的号角吹响了。
贫农下中农说：
“享远福，务树木。
挖坑栽树是好事，将来水不下山，土不出沟，庄稼就保住了。”
也有人表示怀疑：
“老辈子没干过的事，能成？”
“干山上究竟能不能种树？”
陈世元同颜贵成、王国清几个人整天上山下地作调查，找根据。
他们想起十多年前，角巴塔为了求神保佑，在山神庙前栽下的两棵树活得很好。
陈世元想：
山高风大，树还活了，坡上山下，为啥不能栽树？
这是个活教材，但一部分人仍然半信半疑，说那是神树，是靠神保佑活下来的。
怎样改变这种迷信观点？
他们调查研究那两棵树活的原因。
原来，这两棵树栽在庙台低处，树下面又挖了两个大坑，山神庙房上滴下的水，全往这坑里淌。
他们想：
按照这个办法，在山上挖大坑，夏秋集雨，冬春积雪，坑里栽上树，也一定能活！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一批积极分子，首先在罗尔干阳坡动手植树了。
在这个有名的“罗汉晒肚”的地方，一鼓作气挖了四万多个大坑，栽上了榆树苗子。
“革命不是摆席请客”
改天换地，谈何容易，前面还有许多曲折和斗争。
小高陵人说：
路，闯开来了，我们就要干下去。
就在这时，1956年栽在大坑里的榆树，经受不住高山寒风的侵袭，坑里又没有熟土，到1957年，大部分死了。
这一年深秋，他们在张家房背后的山坡上，刨开冻土，撬开石头，用木桩架着墙板修梯田。
山坡上修梯田毕竟不是平地打墙。
墙塌了，梯田没修成。
又有人说泄气话了。
有人说：
“治山治水，上级得给钱、拿物资、派技术员，要不，干脆算啦！”
泄气话，没有动摇支部领导的决心。
他们说：
一次成功，不算真正成功；
一次夫败，不算真正失败，革命不是摆席请客——吃了完事。
同大自然作斗争，究竟是靠自力更生，还是依赖国家支援？
人们议论来，议论去，得出了一致的结论：
靠自力更生。
一定要干，要在失败中找到办法！
这正是1957年的寒冬腊月。
张家房背后的山坡上，却是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人们忘我地修梯田，只有一个共同的念头挂在心上：
天大困难，也要修成梯田！
这一冬半春，花了三四千个工，终于修成了二十二亩梯田。
代价不能不说是巨大的，然而，这就是胜利！
小高陵人治山治水的经验也多起来了。
1958年，人民公社这个一大二公的组织，给人们增添了无限的信心和力量。
在后阳坡挖大坑的斗争中，在上阳坡修水平阶的劳动中，人们用苦干实干巧干的革命精神，从1958年到1960年，先后栽上了成片的各种林木，治好了罗尔干、后阳坡等许多水土流失严重的荒坡。
小高陵队办林场，在治山治水斗争中立下了不少功劳。
林场育出各种苗木，除了满足本队需要外，还支援了兄弟社队；
林场开展多种经营，解决了治山治水的资金困难。
林场的同志通过试验，来培育适合本地生长的树种，创造了“封山育草、植树造林、修梯田”的治山治水的成功经验。
小高陵人就是这样凭着自己的两只手一副肩，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用铁锨、背斗，初步改造了穷山恶水的面貌。
自古林子无直路
还在1956年治山治水开始的时候，阶级敌人便造谣了，他们说：
“挖大坑、修水平阶有三坏，一坏驮运不方便，二坏冰草长满山，三坏牲口跌断腿。”
“满山挖坑，神鬼不安，不是风吹，就要雨（雹子）打。”
这是阶级敌人的破坏，党支部决定用事实来粉碎。
一面请老贫农讲旧社会里山洪造成的灾祸，一面大讲治山治水的好处，教育群众不要听信胡言乱语。
这一年，治山治水有了成绩，大大鼓舞了人们征服自然的斗志，也使群众更加相信党的领导。
1957年修梯田失败后，阶级敌人又趁机煽动，说：
“你们干的尽是劳民伤财的事”。
贫下中农挺身而出，针锋相对地说：
“治山治水是苦活，我们为自己苦，为子孙后代苦，苦得高兴，苦得情愿。”
他们坚持不懈修梯田，终于获得了成功。
1956年栽的榆树大部分死了。
榆树在高山上不能活，什么树能活呢？
林场的同志试种了青杨、紫穗槐、黑茨、河柳、沙柳、桑树等二十六个树种。
这些树种，都不能适应海拔三千米左右的高寒山区。
泄气了吗？
党支部对第1任林场场长王国清说：
自古林子无直路，要有恒心呵！
林场的社员从几句简单的话里得到了力量，继续实验，终于试种成功了适宜小高陵三个不同地区的四个树种：
杨树、桦树、榆树和黑茨。
他们还试种或嫁接成功了海棠、杏、苹果等多种经济林木。
小高陵人在改天换地的斗争中，同天斗、同地斗、同人的保守思想斗、同阶级敌人斗，都是用这股子闯劲、干劲和韧劲。
他们十年治山治水的斗争，经历了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再试验，最后终于获得成功的艰苦道路。
精神上的新境界
小高陵的社员，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改造着客观世界，也使自己的精神世界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给国家多卖一斤粮，是我们庄稼人的本分。”
小高陵人这样说，也这样做。
十年间给国家交售的粮食，按现在的户数平均，每户达到一万三千三百多斤。
他们还积极出售了不少畜产品，仅大牲畜就有二百五十多头（匹）。
“给兄弟队多帮助一个工，多支援一株苗，多传授一项技术，是我们应尽的义务。”
小高陵人这样说，也这样做。
小高陵同大高陵仅一山之隔。
公社化以来，大高陵的社员也展开了山区建设，但是缺乏经验。
小高陵便主动派了林场副场长去帮助办林场，育苗木，还支援了五千多株黑茨树苗。
他们还给白水、马家湾和三十多里外的大石头、克素尔等大队传授治山治水的经验，支援树苗。
小高陵人就是这样首先以国为怀，先国家后集体，先集体后个人。
他们说：
国家是个大家，我们小高陵是个小家，我们爱自己的小家，更爱由许许多多小家组成的大家。
有了大家才有我们的小家。
小家好不算好，大家好才是真正的好。
在新高潮面前
小高陵人从实践中体会到了坚持自力更生的好处。
他们说：
自力更生激发起来的革命精神最旺盛；
自力更生摸索出来的经验最顶用；
自力更生培养的人才最有本领；
自力更生办起的事情最巩固；
自力更生能使集体经济不断壮大，也能减轻国家负担，等于支援了社会主义建设。
今年，他们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反复学习了大寨的先进事迹，他们同大寨比思想、比干劲、比产量、比贡献，发现最大的差距是：
思想政治工作没有大寨过得硬；
粮食产量和现金收入没有大寨高；
对国家的贡献没有大寨多；
科学实验不象大寨年年都有新套套。
最主要的差距，则是跟不上大寨人的革命精神。
为了学大寨、赶大寨，小高陵人落实了今后五年建设规划，掀起了生产和建设的新高潮。
在新的高潮面前，党支部的同志们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他们突出地感到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为大队配备了专职政治指导员，又选拔了成分好、思想觉悟高、劳动积极的十名社员担任生产队不脱产的政治工作员。
还以党团支部为核心，组织起了二十七个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
社员们说：
过去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走集体化的道路，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初步改变了面貌，今后要想作出更大的成绩，更要听毛主席的话，更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青海日报记者（附图片）
高寒山区的“大寨”——青海湟源县和平公社小高陵大队全景　青海日报供稿

为了便利基层商店采购，加快商品流转，降低流通费用，把百货、五金交电等十几个批发部集中在相连的街道上
天津实现“批发一条街”
本报讯
天津市商业部门不久以前在河北大街、估衣街一条相连的大街上建立了十几个批发部。
现在，人们把这条街叫做“批发一条街”。
这条街的批发部里，经营着百货、五金交电、土产杂品、服装鞋帽、纺织、医药、化工原料、糖业烟酒等上万种商品的批发业务。
农村基层供销社的采购员到天津市采购商品，只要花一天的时间就可以从这些批发部里采购到天津市所有的商品。
这些批发部建立以前，天津专区十个县的五十多个农村基层商业单位到天津进货，要跑十几个公司，到三十多个批发部办理批发手续，到五十多个仓库提货，几乎要跑遍天津市。
基层商业单位买一车货，要花三四天时间。
建立批发一条街以后，基层供销社的采购员可以少跑许多路，而且加快了商品流转，降低了商品流通费用。
过去在市内取一大车商品，一般需要花三十元运费，现在只要十五元就够了。
农村基层供销社收购了鸡蛋、水果等农副产品以后，可以直接向副食门市部交售。
这样减少了周转环节，不但可以使城市人民及时吃到新鲜鸡蛋，还大大降低了鸡蛋耗损。
据统计，鲜蛋由基层社直接送到副食门市部以后，耗损率已经由百分之六降低到百分之零点六。
这也降低了商品流通费用。
为了方便采购人员，有关方面还在批发部附近安排了两个大车店、一个旅店和一个食堂，专门招待农村基层供销人员。

为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音乐振奋
香港观众盛赞上海音乐学院演出
新华社香港07日电
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个演出小组，04日和05日两天在深圳作了三场演出。
香港有二千多人曾专程前往欣赏。
这个演出小组是由上海音乐学院十五名年青的教师和学生组成的，其中有歌唱演员温可铮、鞠秀芳，曾在“上海之春”音乐会上获得二胡比赛一等奖的闵惠芳等。
演出的有独唱、独奏、民乐小合奏、小提琴齐奏、女声表演唱、弹唱、重唱等近百个节目。
前往欣赏的香港音乐界人士和音乐爱好者认为，这些青年音乐工作者吹打弹唱，一专多能，朝气蓬勃，使人为之振奋。
他们的演出，表明中国的音乐艺术，在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道路上，正在不断前进。

什么叫商品流通费用
商品从离开生产部门，到进入消费者手中以前，一直处在流通过程中。
商品的流通过程，包括运输、保管、包装、销售等等环节。
在这各个环节付出的费用，就是商品流通费用。
商品流通费用可以分为两类，即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
直接费用是直接为商品流通服务的，包括商品的运输费、装卸搬运费、保管费、挑选整修费、包装费和商品损耗等所花的费用。
间接费用是企业内部的各项管理费用，包括企业工作人员的工资、修缮费、固定资产折旧费等。
这两方面都有很大的节约潜力，都要厉行节约。
但是，直接费用在商品流通费用中占的比重比较大。
例如，1964年商业部系统商品流通费支出中，直接费用占百分之六十四。
因此，企业应当以节省直接费用为重点。

台中近二百名工人罢工
抗议美国工厂无理开除工人
新华社07日讯
据台湾《征信新闻报》报道，台湾美国胜家缝纫机公司台中工厂近二百名工人最近举行罢工，愤怒抗议厂方无理开除工人。
这家报纸说，11月21日是星期天，工人何锦涂带病加班做工。
他因没有医生诊治，就倒在诊疗所门外的长凳上。
这时，工厂厂长看到后，把他叫到厂长室，不问事情的经过，硬要他“自动”辞职。
23日上午，厂方不顾工人们的反对，勒令他立即离开了工厂。
《征信新闻报》透露，这家美国工厂无理开除台湾工人的事件，激起了全厂男女工人的愤怒，他们集体前往台中市“总工会”请愿，要求恢复何锦涂的工作。
工人们在请愿无效后，于24日上午举行罢工，并提出即刻恢复何锦涂的工作等条件，限厂方03日内答复。
在厂方被迫表示接受工人的要求后，工人们才暂时复工。

努力降低商品流通费用
编者按：
商品流通费用，是商品流通过程中很大的一笔开支。
仅是商业部系统，商品流通费用水平如果降低百分之一，一年就可以节省几亿元。
如果再加上供销社系统、外贸部系统、粮食部系统，大家都努力降低商品流通费用，每年将为国家积累多少建设资金！
降低商品流通费用的途径是很多的。
例如，在促进生产、方便群众的基础上扩大的销，可以降低商品流通费用水平；
在加工和购销业务中推行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也能节省开支；
在装却、保管等方面革新技术，也可以挖出不少节约潜力。
按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更是大大降低商品流通中的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的一项根本性措施，需要积极推行。
洛阳专区实行按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以后，每年减少大量运费，充分证明这方面的节约潜力有多么大！
降低商品流通费用，要抓住大的方面，也不能忽视小的方面。
只要发扬‘一厘钱”的精神，也会收到积少成多的效果。
武汉市第一商业局通过回收旧包装用品降低商品流通费用的成绩，证明这方面的节约潜力也是可观的。
降低商品流通费用的关键，是要用毛泽东同志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和勤俭办一切事业的理论教育广大职工，使每一个职工牢固地树立长期节约的思想，千方百计地开展节约活动。
第3个五年计划就要开始实行了。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商品流通的进一步扩大，降低商品流通费用，节约商品流通中的开支，增加国家建设资金的积累，是商业战践上全体职工的一项光荣任务！
洛阳专区推广唐山专区按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经验
商品迂回倒流现象基本消灭
缩短了运输里程，节省了大量运费，节约了劳力畜力中转环节减少，商业机构简化，购销第1线力量加强
新华社郑州07日电
在河南省的洛阳专区，商品迂回倒流的现象现在基本上消灭了。
过去，洛阳专区农村基层供销社出售的工业品，基本上按照行政系统由各县县城的批发商店供应，即使靠近别的城市，一般也不能去进货。
进城的农副业产品同样不能直接外运，一般要经过产区的基层供销社、县供销社、专区供销社和销区的供销社层层转手。
因此，商品中转环节很多，迂回倒流现象严重。
现在，他们推广了唐山专区的经验，洛阳市周围的四十二个基层供销社巳改由洛阳市直接进货，另外还有些供销社实行了跨县进货的办法。
与此同时，洛阳专区还大力调整了食盐、化肥、石油等大宗商品的运输路线，做到了直达运输。
进城和外调的农副业产品，中转环节也大大减少了。
实践表明，这样改革有很大的经济意义。
仅仅是五十二个供销社改变进货关系和一部分农副业产品改变运输路线，全年就能够缩短运输里程五千三百多公里，节约货运量二百二十万吨公里，每年少开支三十一万元运费。
今年夏粮入库期间，由于改革了运粮路线，还为广大生产队节约了两万九千多个劳动日和三千八百多个畜力。
因为大城市和铁路、公路线上的批发商店经营的商品比较齐全，直接从这里进货的供销社一般都增加了二三百种商品，这样就为进一步活跃农村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
洛阳专区推广唐山经验以来出现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商业机构大大简化了。
这次改革以前，洛阳专区的商业机构也是按行政区设置的，重叠机构很多，光是专区、市和各县设在洛阳市的商业批发单位就有五十六个。
在这次改革当中，他们根据为生产服务、为消费服务的要求和按经济区组织商品流通的需要，按照业务繁简情况，有的保留，有的缩小，有的合并，确实不需要的撤销，共精简了一千七百多人，并抽出其中的六百多人加强了基层单位和农村购销第1线的力量。
洛阳专区在推广唐山经验的同时，还选拔了一批比较强的干部，建立了各级商业企业的政治工作机构，开始形成了政治工作领导系统。
在改革过程中，他们反复教育广大职工进一步树立发展生产、保障供给，为生产服务、为消费服务的思想，并积极开展了面向农村的活动。

山西省翼城县商业部门和交通部门实行商品直线运输。
这是翼城县运输队把从侯马火车站卸下的日用工业品，不经县城和基层供销社，直接送到浇底公社营里分销店。
王文青摄（新华社稿）

汽车轧人军舰撞船持枪抢劫
侵台美军连续逞凶伤人
新华社07日讯
台北消息：
侵台美国军政人员逞凶伤人的事件，最近在台湾连续发生。
据台湾报纸报道，11月18日，侵台美军下士夏普，驾驶“宾字四三三七号”轿车，在台北市中山北路，把中国妇女陈香银撞倒，然后开车逃跑。
事后据医生检查，陈香银的左腿已被辗断。
10月06日，另一个美国人约翰·伊斯林驾驶“宾字二八四四号”轿车，在台北县新店镇将中国工人周章庆撞倒，使他身受重伤。
09月27日，一个美国人骂驶“宾字二五二九号”轿车，在台北市园山动物园前，不顾红灯信号，继续行驶。
当地警察黄志刚上前制止。
这个美国人不仅不停车，反把黄志刚撞倒，把他的左腿辗伤。
台北市《联合报》还报道了两个美国少年在台北市附近的草山持枪抢劫出租汽车的事件。
他们在乘车途中，突然强迫司机郑国正停车，一个抱住他的颈部，一个拨出刀子对住司机说：
“拿出钱来！”
这两个美国少年抢走了一百多元台币后逃走。
另据蒋帮《中央社》报道，09月04日，美国军舰在海上还撞沉高雄市的“洪兴一零二号”渔船一艘，使船员王廷举死亡，船员周乌、蒋李殿和华如臣三人失踪。

活跃在各地报纸上的活思想
不要怕交学费
挖掘地下水源的时候，北相大队的第一眼深水井没有打成。
他们再接再厉，毫没有泄气，及时总结经验，采取适当措施，很快变失败为胜利，打成几十眼深水井。
王桐大队恰恰相反，他们被失败吓倒了，第一眼深水井没打成，就不敢继续打第二眼井了。
后来，王桐大队重新总结经验，向北相大队学习，最近也打成深井。
《山西日报》发表社论说，有人把失败比喻为交学费。
这个比喻很恰当。
人的认识受着实践的限制，无论干什么，失败往往是不可避免的。
尤其是从事前人没于过的事情，失败更不可免。
怎样对待失败？
看来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两条，一条是不怕，一条是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积极掌握客观规律，创适条件，变失败为胜利。
所谓不怕，就是时常要有两手准备，既作取得成功的准备，又作迎接失败的准备。
同大自然斗争，要进行一系列的革命，不担点风险是不行的，不遇到局部的、暂时的失败也是不可能的。
当然，我们要尽力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外界的规律性，力求少遭一些失败，少受一些损失。
但却不能怕失几败不敢革命。
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成功了，就总结成功的经验，并注意发现不足的地才；
失败了，就总结失败的教训，并着力寻找积极因素。
“吃一堑，长一智”。
经过一次或几次失败，付出了代价，交了“学费”，就会学到在顺利条件下不易学到的东西。
这就意味着胜利和成功的到来。
“无罪”和“足戒”
某团政委武震收到一封批评信，说他从连队拿走一包虾米，占了连队的便宜。
开始他很生气，觉得虾米是连队送的，自己又没有吃，批评与“事买不符”；
加上批评言词激烈，“分寸不当”，这就更难接受了。
后来，他重温毛主席“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教导，冷静地作了具体分析，才认识到批评者“无罪”，而自己“足戒”，就从生气转为感激了。
《解放军报》在“一事一议”栏发表短文说：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时候，要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从武震同志遇到的这件事来看，接受批评的人首先想通“言者无罪”这一条，非常重要。
作为批评者，应当抱着对革命负责、对同志负责的态度，见到错误的东西，就要批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同时，又要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弄准事实，讲究分寸。
这样，批评才能达到目的。
但是，作为被批评的同志，就不能强调这些，而必须首先肯定“言者无罪”。
这样，才会看到同志提出批评，是为了帮助自己，是对革命负责，才会采取欢迎的态度。
这样，才会不纠缠在“事实有出入”“分寸有不当”上，才会冷静下来，实事求是地分析，吸取有益的意见，实行“闻者足戒”。
如果被批评者是领导同志，则更要这样。
因为这才会使同志们大胆批评，有利于发扬民主，广开言路。
如果批评者一开口，就被顶回去，下次他还会批评吗？
还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吗？
这个“小差”开得对
某地水厂有个青年工人，写过一些东西。
有人把他请到别墅里去搞创作，一关几个月。
由于脱离劳动长了，实在没啥可写，憋得受不了，只好开了“小差”。
《中国青年报》发表短文说：
开小差，乍听起来，似乎不对，细细一琢磨，这个小差倒是开得不无道理。
一个青年工人，首先要劳动。
劳动，是他的革命岗位。
创作，是业余的事情，是第2位的。
怎么可以硬叫一个工人和农民长期脱离劳动来搞创作呢？
业余创作积极分子所以写出响当当的、具有时代精神的优秀之作，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不脱离劳动。
水厂的这个青年工人懂得这个道理，才不怕人家批评“无组织无纪律”，勇敢地开了“小差”。
就创作本身来说，斗争的环境，也是最好的创作环境。
可是，有那么一些人，偏偏要把有些写作才能的业余作者，调离劳动岗位，去“象牙宝塔”里闭门“创作”。
这显然是受了资产阶级创作思想的影响。
在旧社会，资产阶级作家看不起劳动人民，他们的作品也不可能去歌颂劳动人民的斗争。
他们抒的是资产阶级纸醉金迷生活之情，写的是身边琐事，当然可以坐在江心孤岛或避署胜地去无病呻吟，去写那大篇大篇的高级废话。
可是，今天是社会主义时代，我们要抒的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三大革命运动之情，要写的是火热斗争中的工农兵群众，不在斗争第1线的“战壕”里和工农兵同呼吸、共甘苦，怎么可能成为他们忠买的代言人呢？

用户满意自己才能满意鞍钢无缝钢管厂副厂长　徐安诚
“用户满意，就是我们生产的活尺棒。”
这是我厂职工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为了更好地为用户服务而提出来的。
以前，我们生产的无缝钢管基本上以自己“满意”代替了用户满意。
突出表现在合金钢管生产上面。
当时，因为有些合金钢管质量低，用户给我们寄来了批评信，甚至把钢管退了回来。
这样的事几乎月月都有几件。
其中最刺心的是，有一家多年老订户不再向我们订货了。
他们因为合金钢管质量不高，一次再次向我们提山批评意见，我们没有认真地改进，还把用户批评掩饰起来，不敢直接与群众见面；
对用户强调种种客观理由，为自己辩护，企图让人家迁就自己。
这样，逼得用户只好抛开我们，舍近求远，到上海去订货了。
既然自己的产品有缺点，用户提出批评，为什么不正视，不认真改，反而掩饰起来呢？
当时，我们墨守成规地想，全厂生产一千九百个品种规格钢管，一年要完成七八千份订货合同，一个用户一个口味，如果把用户批评公之于众，按着用户意见办，一会招来更多用户不同要求；
二会给生产带来麻烦、被动；
三会挫伤群众积极性。
但是，结果与我们想的完全相反，越不改用户批评越多，越怕被动越是被动，越怕挫伤群众积极性，群众积极性越调动不起来。
合金钢管质量因而一直没有显著改善。
从多年的教训中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
对缺点采取掩饰的态度，结果缺点仍是缺点，堵塞了改进生产的道路。
去年我们从毛主席著作中找到了指路明灯。
我们认识到唯物主义者不该掩饰缺点，应当正视缺点，只要利于为人民服务，缺点都应当改正。
我们在统一思想、提高干部认识的基础上，对用户批评采取了主动态度，丢掉了顾虑，把用户的批评信、退货信张贴出来，展览出去，组织职工参观，反复宣传。
群众见到触目惊心，他们说，从中看到了质量问题，看到了为用户服务思想不牢固，看到了用户要求，看到了今后改进生产的方向。
这时，厂党委因势利导，一方面以毛主席著作当武器，反复组织职工学习《为人民服务》等文章，一方面组织职工讨论，使职工认识到为用户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对质量负责就是对革命负责。
群众的觉悟，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
广大职工行动起来了，按着用户批评意见改进生产。
以前，有些干部认为按用户意见生产合金钢管，没专业化车间办不到，没精密设备办不到，没专业人员办不到。
由于两眼只见物不见人，有的领导干部曾经伸手向国家要三百万元，准备新建一座合金钢管车间。
后来，我们把用户批评意见交给群众讨论之后，群众主动想方设法，利用原有设备、人员，成立了合金钢管班，实行专业化生产，并采用抛光、酸洗、退火等新技术，结果没用国家投资，就基本上满足了用户的质量要求。
许多干部从这件事受到了教育，坚持把用户批评意见交给群众处理，许多产品质量关键迎刃而解。
这以后，我们又进一步登门拜访，曾先后四十多次到大连、哈尔滨、沈阳、大庆油田、上海等地，一方面访问用户，征求意见，赔礼道歉；
一方面学习先进经验，改进产品质量。
以前，钢管表面有“划伤”，不少工人认为“包子好吃不在折上”，这次群众知道用户使用这种钢管带来许多麻烦，就主动提出了“宁可自己麻烦千遍，也不给用户留下困难”的口号。
许多工人操作象姑娘绣花一样仔细，移动钢管时轻拿轻放，有的在钢管接触的地方垫上肺袋片，有的自己动手制做了放管架。
这样，钢管“划动”质量缺陷显著减少了。
还有不少工人做到了身旁不离四件宝（手电筒、千分尺、锉刀、麻布），发现质量缺陷就随时消除，过去那种“差不多”、“将就”的现象大大减少了。
这样，生产就处于比较主动地位，许多可能发生的缺点，能够避免发生，已经发生的缺点，处理也准确及时了。
根据用户的意见改进生产，不仅使用户得到了比过去满意的产品，也促进了我们厂的技术发展。
因为用户的批评、意见和要求，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超过了现有技术水平和设备能力，有的是尚未生产的产品。
我们根据用户的意见整理归纳出七十二个生产技术关键，组成了三十三个革新小组，采取打歼灭战的方法，分批分期集中解决。
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努力，实现了一百八十一项革新，解决了二十五项重大生产技术关键。
过去，用户向我们订购微型钢管，由于没有设备，技术水平达不到，被顶了回去。
今年组成了三结合专业小组，自己动手制造小型轧管机，缺材料，工人找废料代替；
缺工具，工人蹬上火车到大连、天津等地工厂求助；
缺经验，从实践中摸索，终于在自己制造的小型轧管机上生产出七种规格微型钢管，其中最小的象针头一样细，从而打破了大工厂不能生产小钢管的迷信。
接着在其他车间里也生产出仅有一张报纸厚的薄壁钢管、超低炭不锈钢管、大口径钢管等高级精密产品。
这不但满足了用户需要，还使我们掌握了这些产品生产技术，为生产更多更好的钢管创造条件。
这样做的结果，生产比过去主动了，用户对我们厂产品也此过去满意了。
从去年以来，我们消灭了拖欠用户订货的现象，月月按质按量按期完成用户订货。
今年前三个季度钢管一级品率显著高于去年，降低成本计划也提前完成了。
当然，这仅是一个开端。
现在产品质量还有不少问题，一些用户对我们的产品还不是十分满意，今后必须继续努力。

积极回收和利用旧包装用品
武汉工商部门节约大量物资，降低生产成本，节省流通费用
本报讯
武汉市商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互相协作，积极回收和利用商品的旧包装用品。
今年以来，巳经回收和利用旧木箱三十三万个，纸箱二十四万个，棉布包十一万斤。
为国家节约了三千多立方米木材，六百多吨纸张和二十五万米以上的棉布。
此外，还节约了很多原麻、楠竹和金属材料。
许多工厂的生产成本因此有所降低。
商业部门也节省了包装费用。
武汉市工商部门已经创造了一些经常回收和利用旧包装用品的办法。
许多大商店都和工厂建立了直接联系。
商店卖了商品以后，就把包装用品折价退给原工厂继续使用。
小商店用过的包装用品，由包装公司收购起来，统一作价退给工厂。
原工厂不用的包装用品，商业部门就加工改制，卖给需要的工厂。
目前，武汉商业部门回收的旧包装用品已经有一千三百多种。
大的有木箱子、麻袋；
小的有只值五厘钱的草套子。
装牙膏的纸盒子，他们也不厌其烦地回收起来。
出售牙膏的时候，营业员就问顾客要不要纸盒子。
如果顾客不要，他们就把纸盒子留下，补给顾客一二分钱的小商品。
今年从04月到09月，全市各商店共回收了十六万个牙膏盒。
各批发商店和零售商店，都配备了专职或兼职人员，负责回收和管理旧包装用品。
他们在启箱开包的时候，注意爱护包装用品。
很多商店已能做到箱子不坏，钉子不弯，铁皮不损，绳子不断，包布不破。
有些单位还花了不少力量整理和修补旧包装用品，为包装复用创造了条件。
商业部门把商品包装用品回收起来，折价退给工厂，就节省了包装费用的开支。
今年一到09月份，武汉市第一商业局的包装费用水平，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三。
工厂利用了旧包装用品，也降低了生产成本。
如武汉化工厂近几个月来，牙膏和洗衣皂的成本分别降低了百分之九和百分之四点四。
全市工商部门由于积极回收和利用旧包装用品，九个月共节约开支一百八十三万元。

美国强盗抽取儿童血液进行细菌实验
台湾同胞抗议美军残害儿童
新华社07日讯
台北消息：
美国侵略者设在台湾专门研究和培植细菌的机构——“美国海军第2医学研究所”，不断抽取台湾儿童血液，用来进行细菌实验，激起了台湾同胞的强烈抗议。
据花莲市《更生报》报道，“美国海军第2医学研究所”的一个“科长”在11月04日写给蒋帮台东县“县长”的一封信中透露，“研究所”的一个小组，已经在花莲县抽取了两千零二十个儿童的血液，进行细菌实验；
11月08日，这个小组还将到台东县进行这项“工作”，希望得到“合作协助”。
这家报纸还说，美国“军医”为了进行螺旋体细菌实验，对花莲县明廉、明义等三个小学的一千二百名儿童每人抽血五西西，这次抽血事先既不许告诉学生家长，并且也没有对儿童的健康状况进行检查，毫不重视学生的健康和安全。
《台湾日报》透露，台湾同胞对侵台美军抽取儿童血液进行细菌实验提出了强烈抗议。
10月02日上午，当“美国海军第2医学研究所”人员正在花莲县明义小学抽血的时候，数百名学生家长涌进学校，愤怒抗议这种残害儿童的行为，并纷纷把自己的儿女领回家去，使抽血工作被迫中止。

苏州滚针厂树立甘当革命螺丝钉思想
为兄弟工厂服务有求必应
据新华社南京电
沈阳电缆厂一台重要机器的零件滚针被磨损，不能继续使用。
眼看机器停着，多么急人！
正在这当儿，厂内的两位工作人员从上海打听到苏州生产滚针，随即赶到苏州滚针厂。
滚针厂热情地接待他们，很快满足了他们的需要。
这种事情，在苏州滚针厂几乎每天都发生。
记者在工厂采访时，就碰到好几起。
据统计，今年十个月内，他们除按照签订的合同供应全国各地工厂企业的滚针、滚柱以外，还向五百四十七个单位提供了临时急需的滚针。
滚针是一种滚动体，在机器的旋转部分起支承、减少磨擦的作用。
这个厂的职工认为，他们是生产渡针的专业工厂，兄弟工厂有困难，他们自己不设法解决，谁来解决？
正由于职工们在思想上牢固地树立了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甘当革命螺丝钉的思想，所以对各地提出的要求，总是采取“来者不拒”、“有求必应”的积极态度。
有的要求供应的数量较大，供销部门也打破了“先订合同后交货”的老规矩，一面加工发货，一面补订合同手续。
苏州第三碾米厂电动机上损坏掉一个滚柱，一位老师傅来到厂里请求解决。
可是他们所缺少的这个滚柱的规格，厂内没有生产过。
工厂就请车间专门加工。
两小时后，他拿到一个滚柱满意地回厂了。

中德女排在京进行第3场友谊赛
据新华社07日讯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女子排球队今晚在北京体育馆同四川女子排球队进行友谊比赛，以三比一获胜。
这是客队在京三场友谊比赛中第1次取胜。
四局的比数是：
十五比十、十比十五、十六比十四、十五比九。
05日，客队同北京女子排球队进行第2场友谊赛，北京女队以五比三战胜客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女子排球队将在明天去南京访问比赛。

中苏象棋手在京进行首次友谊赛
据新华社07日讯
苏联象棋队选手今天在北京同我国国际象棋选手进行首次友谊比赛。
在六盘比赛中，我国选手的战绩是一胜、一平、四负。
国际象棋在我国开展的时间还不长，1957年才第1次被列为全国棋类锦标赛的竞赛项目之一。
苏联象棋队是05日到京的。

屹立高峰的雄鹰
毛泽东呵，天上的星，
你灿烂的光辉放光明！
在这动荡的世界上，
你是思想家和无产者的希望。
………
谁也不能把我们拆散，
团结我们的是共同的理想！
毛泽东，你是屹立高峰的雄鹰，
你是我们的希望。
——〔西德〕恩·包斯奇巴斯

康托尔亲王宴请我高教考察团
新华社金边07日电
柬埔寨王国内阁首相康托尔亲王07日中午举行宴会，欢迎正在柬埔寨进行访问的中国高等教育考察团。
康托尔亲王和中国考察团团长张维在讲话中都一致赞扬中柬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在文化教育方面的真诚合作。
出席宴会的有：
柬埔寨国民教育副国务秘书桑雷·索，柬埔寨王家大学校长冯冬和磅湛王家大学代理校长殷伦等。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陈叔亮也出席了宴会。

我交通部副部长宴请朝鲜客人
新华社06日讯交通部副部长于眉今晚设宴欢迎以朝鲜海运总局技士长崔炯八为首的中朝鸭绿江、图们江航运合作委员会朝方代表团全体成员。
朝方代表团是在沈阳参加中朝鸭绿江、图们江航运合作委员会第5次会议后，应交通部邀请，由中方首席代表、辽宁省经济委员会主任谈立人等陪同，于今晨乘火车来北京访问的。
前往车站迎接的有交通部副部长于眉、办公厅副主任赵履清等。
朝鲜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洪性千也到车站欢迎。

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原昶发表演说指出
10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具有伟大国际意义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违反两大革命的经验，背叛革命，向帝国主义投降
新华社07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原昶最近发表演说时指出：
“10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革命这两个革命，证明了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普遍真理是多么正确”。
而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和平共处”，“是对帝国主义无原则的妥协和投降”。
米原昶指出，这两个革命为日本人民提供的经验教训包括：
革命在帝国主义统治的链条中最薄弱的地方发生；
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革命不会成功；
不建立工农联盟也就没有社会主义革命；
全世界革命运动要相互支持。
他还驳斥了在这些问题上的修正主义谬论。
米原昶是在纪念10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八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六周年的集会上发表这次演说的。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日共东京都委员会10月26日在东京召开了这次集会。
日共中央机关报《赤旗报》11月01日刊载了这篇讲话的全文。
米原昶驳斥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一种谬论，即：
俄国10月革命和中国革命是世界农村的革命，对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参考价值。
他指出：
“当然，不管俄国革命也好，中国革命也好，象晒蓝图似的，原封不动地适用于日本革命，是不可能的。
但是，所有的伟大的革命都贯穿着革命的基本规律。
没有这条基本规律，革命是不会成功的。”
米原昶在详细阐述了10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以后，谈到了日本人民要向这两个革命学习的四个经验教训。
革命在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处发生
他说，第1是发生革命的规律问题。
也就是革命在哪些国家里发生，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问题。
他说：
“如果引用斯大林的名言，那就是帝国主义统治的链条中最薄弱的地方，就是发生革命的地万，这已经完全为10月革命和中国革命所证实。”
他指出，在俄国10月革命之后，还是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指出的那样，革命不是在资本主义发达的西欧、北美发生的，而是在比这些地区更落后的东欧发生，在那里诞生了社会主义。
然后，在更为落后的中国、朝鲜、越南、古巴也发生了革命，并且进展到社会主义。
总之，是因为这些国家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是各种矛盾错综在一起的国家。
米原昶指出，现代修正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论点和第二国际时代修正主义者们的主张是相同时，就是说，只有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西欧和此美，才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只有那里的工人阶级，才能完成领导世界革命这动的任务。
米原昶说：
“这同当前世界活生生的现实完全相反。”
米原昶又说，在当前情况下，世界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特别是其中的亚洲东部、即从东南亚到远东的地区。
这个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曾经长期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直到最近才在政治上取得独立。
米原昶说，“现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特别在亚洲东部地区，革命正在全面地进展，可以说这就是世界革命的焦点。”
但是，“在一定的变化了的情况下，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可能成为革命的焦点。
所以，不能把这个问题过于看成是固定的。
日本也是亚洲东部的一个国家，虽然和其它国家条件不同，不过，它也正在成为世界革命的焦点。”
“日本是非常高度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
它的工业水平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已经占有第3位或第4位。
同时，工人和农民——劳动群众受着残酷的剥削。
而且，日本虽然是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却又处于被美帝国主义半占领的状态。
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个极为尖锐的矛盾。
这岂不就是帝国主义链条的最薄弱的一环吗！”
“另外，关于日本的革命性质问题，正如日本共产党学习了10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以及其它一系列革命经验，在觉纲里规定的那样，（这个革命）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垄断资本的新的人民民主主义革命。
纲领规定这个革命能迅速发展成社会主义革命。
这个问题的提法，可以说是从10月革命、中国革命两次革命经验中学来的。”
没有共产党领导革命就不会成功
米原昶说，从这两个革命中学习的第2个经验教训是工人阶级核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共产党领导革命的问题。
不论10月革命或中国革命，都目为有共产党的领导，才取得革命成功。
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革命肯定是不能成功的。
米原昶指出，“没有共产党，就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什么民族独立啦，什么在某种程度上争取到民主啦，什么建立议会制度啦，如果是这种性质的民主革命，那倒可能在没有共产党的领导的情况下也会发生。
但是，为了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要建立真正的彻底的人民民主，并且使它转化为社会主义，就非由共产党来进行不可。”
“但是，当前出现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们，最近又‘发明’了一种理论，他们说，即使没有共产党，没有马克思利宁主义政党也能实现社会主义。”
米原昶指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民族独立国家，现在还或多或少地受到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剥削，所以可以说，这些国家当前的任务，仍旧是坚决同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进行斗争，仍须继续进行民族民主革命。
“但是，这些国家的政府没收了过去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开办的公司和工厂，变为国有。
而且，有相当多的国家把这种情况呀作‘社会主义’。
修正主义者根据这些现象，就说什么这些国家已经是社会主义的，说什么它们正在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米原昶问道：
“实行了工业国有化就是社会主义吗？
要是这样，那么，日本在铁路、邮政、卷烟和制盐方面，早在几十年前，即在明治时代就已经实行国有化了。
那么，难道可以说社会主义在明治时代就已经在日本的一些方面出现了吗？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地说，所谓社会主义并不是这种东西。
仅仅实行了产业国有化，并不就是社会主义。
根本的问题是谁掌握那些实行了国有化的国家的政权。”
他说：
“只要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就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
他又说：
“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新兴国家，在资产阶级势力掌握政权的情况下，在实行产业国有化的同时，那些当了国有化企业的管理人的军人和官吏，也将成为特权阶层，出现反动化的倾向。”
米原昶还指出：
“还有，现代修正主义者们最近还不断宣传这样一种理论，他们认为，不仅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就是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象西欧、北美和日本等国，没有一个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也可以进入社会主义。”
他指出，另外，最近，在某个西欧共产党的内部，还出现了‘单一的工人阶级政党”这种“理论”，就是耍把最右翼的社会民主党、左冀的共产党等所有“自称为社会主义的政党”全部联合起来，依靠这些聚集到一起的力量，向社会主义前进。
米原昶说：
“要按照什么方针把这些政党联合起来呢？
如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社会民主主义那帮人肯定不愿联合。
以什么为基础，执行什么政策，实际是含糊其辞的议论。
根据那些说法，不用说社会主义革命，就连民主主义革命也完成不了。
这是完全违反10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的。”
“两个革命给了我们明确的经验。
它告诉我们：
如果不建立一个善于在本国革命运动的特殊条件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共产党，不建立这样一个强大的共产党，革命就不能成功。”
不建立工农联盟就没有社会主义革命
米原昶说：
“从这两个革命中学习的第3条经验教训，是党争取群众走向革命的问题。
干革命，仅仅依靠共产党员人数众多是不行时。
共产党只有把数百万、数千万的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走向革命，才是绝对重要的。
不言而喻，特别是要争取作为基本群众的工人和农民，建立工人和农民的革命联盟。
没有这个联盟也就没有任何社会主义革命。”
米原昶说：
“10月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苏联共产党，就是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对孟什维克的改良主义或修正主义的错误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同时，在工人中间进行了有系统的宣传、鼓动、组织工作，提出工人的所有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并且为实现这些要求而斗争，使绝大多数工人站到党的方面来。
同时，布尔什维克对农民也进行了系统的工作。”
“它告诉我们，工人和农民的革命联盟才是胜利的保障。”
米原昶说，中国革命“不仅有着比俄国更广泛的统一战线、工农联盟，而且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结成了包括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
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
所以，过去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为了同日本对抗，甚至把受到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集团也列入统一战线。
很明显，这种做法是使那个革命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米原昶说：
“日本共产党在这几年里，一贯高举‘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旗帜’。
但是，成为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基础的，无论怎样说，首先是工人，其次是农民。
现在多数的工会是被我们掌握着吗？
绝对不是。
如果不能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团结到共产党这方面来，怎么能够实现日本的社会主义革命呢！
另一个问题就是农民。
大部分农民现在仍在自由民主党的影响之下。
不把绝大多数农民团结到我们这方面来是不行的。”
“如果不能完成这项任务，就不能实现日本革命。”
“不把千百万人组织到统一战线里来，不论客观上在日本产生什么革命形势，革命也不会成功。”
全世界的革命运动要相互支持
米原昶说，最后一条经验教训是：
正是因为全世界革命的工人和农民支持了俄国和中国革命，也正是因为这些革命支持了全世界的工人和农民的斗
争，所以才使革命得到成功。
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问题，也是全世界革命运动相互支持的问题。
米原昶指出，目从出现现代修正主义潮流以后，这个全世界革命运动相互支持的论点，也遭到了歪曲。
就是说，么赫鲁晓夫为首的修正主义者们开始强调“和平共处”的总路线。
在这里必须提醒一句的是，列宁和斯大林曾经强调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这个外交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是必须遵守的。
但是，这项和平共处政策，只是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外交政策的一个方面。
就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所应采取的外交政策这个意义上说，它也不过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采取的外交政策的一个方面，而不是所有的方面。
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外交政策能不仅仅是和平共处，而必须站在互相积极合作互助的立场上，而不仅仅是互相共处的关系。
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支持各国人民革命运动，尽可能地给予精神和物质的支持。
“但是，赫鲁晓失修正主义却认为和平共处是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总路线，甚至把和平共处说成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践。
“这样一来，为了同美国那样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就发生了牺牲革命运动的事情。
这不是列宁、斯大林所说的和平共处，而是对帝国主义的无原则的妥协和投降。
“最恰当的例子就是1960年在刚果发生的事情。
那时侯，刚果在卢蒙巴的领导下展开了民族解放运动。
可是，在联合国，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殖民主义者们却策划向刚果派遣所谓‘联合国部队’，结果通过它的压力镇压了解放运动，卢蒙巴终于被害。
这段历史证明了‘联合国部队’是美帝国主义的工具。
在派遣这样的‘联合国部队’的时候，苏联代表也表示赞成，这是什么做法呢？
这是违背了一贯全力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10月革命的崇高精神的。
“我们不是象修正主义者们所说的那样，专爱对帝国主义进行战争挑衅。
而是说，在帝国主义进行侵略、发动战争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屈服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才必须一贯坚决反对以美国力首的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而且必须高举‘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与和平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旗帜’。
这才是10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告诉我们的重要的经验教训。
“不幸的是，现在，日本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同苏共领导发生了意见分歧。
但是，我认为，忠实于10月革命的经验教训的是我们，而决不是现在的苏联领导人。
我确信，苏联人民如果了解这个实际情况，他们也一定会支持我们的方针。”

日本摄影家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07日讯
由团长木村伊兵卫率领的日本摄影家代表团一行七人，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和中国摄影学会邀请来中国访问，已在06日乘飞机到达北京。
前往机场欢迎的有中国摄影学会主席石少华、副主席吴印咸，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秘书长陈公琪等。
正在北京访问的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事务局长白土吾夫和夫人，也前往机场迎接。

毛主席，我们敬爱您！
难忘的会见
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日本青年朋友，念念不忘11月25日这一天，他们把这一天作为终生难忘的日子，因为毛泽东主席在这天接见了他们。
日本青年朋友说：
他们到中国来的第1个希望，就是希望见到毛主席。
自从踏上中国的土地，他们每天都强烈地向往着这次会见。
在11月15日晚上的一次酒会上，陈毅副总理告诉日本青年朋友，毛主席很愿意见一见他们。
日本青年朋友听了这个消息后，高兴得长时间地热烈鼓掌，有的欢跳起来，有的说这是来中国后听到的“最大的消息”。
有的代表团回到宾馆后自己举行了庆祝会，还有的兴奋地谈到深夜。
11月24日，日本青年接到通知：
毛主席将在第2天接见他们。
好些日本青年朋友一夜不能成眠。
日本中央金属工会共同斗争会议代表团代表大岩根定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他跳下床来，一连给日本的朋友写了三封信，转达他喜悦的心情。
第2天，他们终于见到毛主席了，谁也不能把自己澎湃的心潮平静下来。
当时，许多日本青年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他们认为，此刻，他们简直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当天吃晚饭的时候，日本青年朋友们不断举杯高呼：
“为毛主席的健康和长寿干杯！”
夜深了，许多人还在写信。
他们说，要以最快的速度，把这终身难忘的会见告诉自己的亲人。
第2天，许多日本青年朋友又纷纷把《人民日报》上刊登的毛主席接见他们的消息和图片剪下来寄回日本。
日本青年朋友谈起这次会见，禁不住内心的激动。
许多日本青年朋友说，他们看到毛主席精神矍铄，身体健康，由衷地感到高兴。
部落解放同盟青年代表团的代表说：
“毛主席的健康，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幸福，也是世界人民的幸福。”
干千万万日本青年的心愿
许多日本青年朋友都这样说：
他们能够见到毛主席，不仅是他们自己的心愿，也是千千万万日本人民的心愿。
日本东京地方各界青年代表团团长清水勇说，不管日本青年各自的政治见解如何，希望见到毛主席，这种心情是一致的，而且非常迫切。
他说：
“日本青年都知道，解放前的中国是非常贫穷和落后的，在解放后短短的十几年时间，中国的建设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这都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日本青年都很敬仰这位世界上伟大的人物。
现在，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站在全世界反美斗争的最前线，又发表过支持日本人民反美斗争的谈话。
日本青年十分痛恨美帝国主义对日本的侵略，并正在同美帝国主义展开激烈的斗争，因此日本青年就更加信赖毛主席。”
社会主义青年同盟代表团团长德永年章对记者说：
“在日本时，有一位朋友对我说，我们这些年青人不能看到已经逝世的马克思和列宁，但要我到了中国，一定要求见到毛主席。”
关西地方各界青年代表团的玉木俊夫说：
“我的一位朋友为争取来中国参加大联欢，被警察打伤了，没有成行。
我们启程来中国时，他一再嘱咐我，一定要把他对毛主席的崇高敬意带给毛主席。”
部落解放同盟青年代表松下信夫说：
“来中国前，我的朋友曾用羡慕的口气对我说，‘这次你到中国，如果能亲眼看到敢于把美帝国主义比作纸老虎的伟大人物，我们都为你高兴。
’”二十一岁的女大学生青木雪子，为了争取出国的护照，耽误了写毕业论文的时间，毕业时间要推迟半年。
她说：
“为了能来中国，能见到毛主席，我的一些朋友被日本当局解雇了、打伤了。
他们仍然坚决向我们表示一定要斗争下去。
比起他们，我的这一点点波折算不得什么。”
说到这里，她轻轻地用中国话唱起了《东方红》。
中立工会联络会议青年代表团的秘书长吉田实来中国前，他的妻子用从事家庭副业挣来的钱，给他赶制了一套西服，并一再叮嘱他说，这套西服要在毛主席接见时才穿上。
吉田实就是穿了这套新衣去见毛主常，并和毛主席一起照相的。
他说：
“我要把和毛主席的合影作为传家宝，一代一代传下去。”
要更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
在毛主席的故乡——韶山，代表们在毛主席旧居的天井中拣了一些石子，从宅旁竹林中摘下几片竹叶，从屋里带走了一些泥土。
他们说，这些都是珍贵的东西，因为它们和毛泽东这个伟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他们要把这些东西永久地保存下去。
当日本青年到达延安的时候，延安已经是滴水成冰的季节了。
日本青年朋友个个精神焕发，他们参观了毛主席到达延安后居住的第1个地方——凤凰山麓的窑洞和其他地方，以及延安的许多革命旧址。
不少日本青年朋友站在延安的窑洞前，说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话：
“毛主席，我比以前更加敬爱您了。”
许多日本青年说，通过参观，我们知道了毛泽东主席的许多不朽著作，都是在艰苦的环境下写成的，回去以后，我们一定要和日本青年一起更好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
日本朋友德永年章说：
“在到延安前，我就考虑一个问题：
毛主席当时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为什么能对前途抱着乐观的预见。
到了延安，我了解到这是因为毛主席掌握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并且得到了中国人民的信任。
依靠群众，取得了革命的成功。”
东京地方各界青年代表团代表真田明在王家坪毛主席住过的房屋前的石桌边，听讲解员介绍毛主席当年曾在这个桌边教育他的儿子毛岸英背上小米和铺盖到家村劳动英雄那里去上学的故事后，感动地说：
“一个青年，应该象毛主席说的那样，到劳动中去。”
北海道地方各界青年代表团秘书长藤森茂男在毛主席故居枣园前，聚精会神地画下窑洞的全景。
他说，过去，他对于世界上有没有毫不利己的政治家，是怀疑的；
而现在，他找到了答案。
他说：
“毛主席正是一个毫无利己之心的政治家。
当年，毛主席脑子里时时刻刻想的是全中国苦难的人民。
现在，毛主席想的是全世界三分之二还没有获得解放的人民。”
（新华社记者　本报有删节）（附图片）
日本青年朋友在延安访问毛主席住过的窑洞　铁　矛摄

毛主席——觉醒的泉源
尼泊尔国务会议常委会委员巴斯尼亚特谈访华观感
新华社加德满都电
尼泊尔国务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康·曼·辛格·巴斯尼亚特不久前对新华社记者谈到他访问中国的印象时说：
“我们看到中国各地都在以一种坚定的决心和不屈不挽的精神进行工作。
我认为，这种觉醒的泉源是他们是爱戴的领袖毛主席。
这位伟大领袖鼓舞了每一个中国人。”
巴斯尼亚特是在一个月以前率领尼泊尔友好代表团到中国访问的。
他说：
“我在那个辽阔广大的国家——中国——的地平践上看到一个统一、劳动和自力更生的不可征服的形象在升起。”
他说：
“在步行，坐火车旅行和坐在飞机上，我们都看见山上有许多果树，到处的田地里长着生长良好的农作物，在乡村和城镇里都有着日夜不停地发出隆隆的机器声的作坊和工厂。
我们所到之处都看到中国人民的脸上有着自豪的神情。”
巴斯尼亚特说：
“（中国）人民最忠实于他们的事业，他们在各个企业中干劲冲天地劳动，他们待人非常亲切。”
他说：
“他们对我们尼泊尔人非常殷勤款待。
让我用下面一句话来结束这次谈话罢：
他们的国家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是，更加伟大的是他们的不屈不挠的精神，而最伟大的是他们在建设新中国方面所作的努力”。

谢胡主席接见我卫生代表团
新华社地拉那04日电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03日下午接见了由钱信忠部长率领的中国卫生代表团。
接见时在座的有：
阿尔巴尼亚卫生部长皮斯托利、部长会议秘书长鲁沙和外交部第1副部长纳塔奈利。
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许建国也在座。
接见在十分亲切和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阿尤布·汗总统接见我大使
新华社卡拉奇07日电
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07日上午接见了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
阿尤布·汗总统和丁国钰大使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首都财贸 职工举行联欢晚会
欢迎日本国家公务员工会访华团
据新华社07日讯
北京市财贸单位的职工数百人今晚举行联欢晚会，热烈欢迎以中谷恒男为首的日本国家公务员工会共同斗争会议第2次访华代表团。
中国财贸工会北京市委员会副主席范曦林在联欢会上讲话说，我们相信，日本工人和人民在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在粉碎“日韩条约”的斗争中，在争取独立、民主、和平和改善生活处境的斗争中获得更大的胜利。
中谷恒男团长在讲话中谈到日本税务工会同美日反动派斗争的情况，谈到日本工人和人民正在开展斗争，反对佐藤政府追随美帝国主义推行战争和侵略以及恢复日本军国主义的政策。
他说，中国工人和人民是我们可靠的兄弟，为了打倒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我们必须加强团结，继续开展联合斗争。
日本国家公务员工会共同斗争会议第2次访华代表团是05日到京的。

刚果（利）爱国武装
坚决打击蒙博托伪军
新华社07日讯
利奥波德维尔消息：
刚果（利）东部地区爱国武装06日在菲齐地区袭击正在那里进行“扫荡”的蒙博托伪军。
自刚果（利）伪军头子蒙博托在帝国主义指使下于11月25日发动“军事政变”上台以来，加紧了对刚果（利）爱国者的军事镇压。
据报道，一支伪军工兵部队最近企图修复11月被爱国武装炸毁的卡马尼奥拉桥，结果遭到爱国武装的伏击，被打得抱头鼠窜。
卡马尼奥拉桥位于联系布卡武和乌维腊两地的伪军的公路上。
消息说，东部的爱国武装正在布卡武以南的鲁齐齐河谷集结，准备打击敌人。
另据伪军司令部透露，在刚果（利）东北部的爱国武装，继续在斯坦利维尔地区广泛活动，打击蒙博托伪军。

在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委会主办的会议上
苏联代表又同蒋帮等傀儡排排坐
新华社07日讯
马尼拉消息：
苏联政府派遣了一个代表团去马尼拉参加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主办的讨论“亚洲工业化问题”的会议。
这是不到两个月内，苏联第4次和南越、南朝鲜等傀儡集团一道参加联合国机构在东南亚地区举办的会议，其中三次还有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参加。
据报道，在马尼拉举行的这次会议06日开幕，会期两星期，准备讨论所谓“加快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地区各发展中的国家工业发展的措施”和设立实施这些措施的机构等问题。
参加这次会议的除蒋介石集团、南越和南朝鲜傀儡集团外，还有“马来西亚”、以色列、印度、日本、美国、英国等。
在这以前，苏联政府11月中旬在曼谷参加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地区研究组会议。
苏联代表团11月下旬在曼谷参加了一个所谓“亚洲教育部长会议”。
苏联政府在10月下旬还参加了“亚洲开发银行”筹备会议。
会后表示准备同这个美国控制的新殖民主义工具进行合作。
据《马尼拉时报》03日说，美国所以“邀请”苏联来一道建立“亚洲开发银行”，是为了使苏联对美国“制止共产党中国在亚洲日益增长的影响”的努力中，“作出贡献”。

大雅加达地方掌权者、第5军区司令悍然宣布
取缔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所属组织
新华社07日讯
雅加达消息：
据安塔拉通讯社报道，大雅加达地方掌权者、第5军区司令乌马尔·威拉哈迪库苏马06日宣布，在大雅加达和它周围地区内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组织和它所属的所有组织，包括中央和地方组织，都是被禁止活动的组织。
他说，在雅加达地区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组织和它的群众组织所有进一步活动将被认为“违反法律和进行颠覆活动”。
据安塔拉通讯社07日报道，印度尼西亚第三海军区域司令部司令宁普诺06日宣布禁止在南苏门答腊、占碑、楠榜、西爪哇和西苏门答腊等地他所管辖的地区内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它的所属组织。
在这以前，包括雅加达在内的一些地区已经宣布“暂时停止”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组织和它的群众组织的活动。
后来，西爪哇、马鲁古、南苏拉威西和东南苏拉威西、西加里曼丹等地区也先后宣布解散当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它的群众组织。
据安塔拉通讯社06日报道，印度尼西亚国防和安全统筹部长纳苏蒂安03日在合作国会的一次工作会议上说，一些地区的地方掌权者解散这些地区内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组织和它的姊妹组织，“是他们职权之内的事”。

孰令致之？
美国《新闻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哥伦布城巾许许多多侵越美军家属在忧愁、绝望和哀伤中度日的惨象。
这些不幸者的遭遇，是值得同情的。
孰令为之，孰令致之？
谁使他们失去自己的亲人？
谁把他们置于痛苦的深渊之中？
是侵略成性的美国统治集团。
约翰逊政府为了一小撮垄断资本家的利益，把千千万万美国青年赶到南越去充当炮灰。
正是这些给越南人民制造灾难的人，给美国人民制造灾难。
现在，在美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一点。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民反对侵越战争的斗争日益扩大的缘故。
约翰逊曾经假惺惺地对侵越美军的惨重伤亡表示“悲伤”。
这是十足的虚伪。
约翰逊已决定要继续往南越增兵。
这就是说，他还要使更多的妇女成为寡妇，使更多的儿童成为孤儿。
也就是说，他要让《新闻周刊》所描述的哥伦布城的情景，出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城镇之中。
怎么能够设想，广大的美国人民对于约翰逊政府的这种灾难政策会逆来顺受呢？
毫无疑问，随着约翰逊政府侵越战争的进一步升级，美国人民的反战斗争必将更猛烈地兴起。

水上战绩
美国侵略者在南越到处挨打，在空中和地上挨打，在水上也挨打。
南越解放武装力量在海洋和江河上消灭美伪舰艇的战绩也是辉煌的。
据不完全统计，从1961年到今年09月底，南越军民已击毁击伤了近千艘美伪舰艇。
这不仅沉重打击了美国侵略者在水上发动的“扫荡”，而且使它的后勤供应工作遭到了严重的困难。
1964年05月02日，美国一艘载重一万五千吨的“卡德号”运输舰，到达西贡港口后，南越解放军从舰底用炸药把它炸了一个大窟窿，使它只能卸下一部分飞机，就沉到河底了。
今年03月下旬，在警卫森严的美国重要军事基地岘港，南越人民武装又一次成功地炸坏了一艘较大的美国军舰。
当时这艘排水量四千八百吨的坦克登陆舰停泊在岘港码头上，也是在船底发生爆炸，受到严重破坏。
南越解放武装力量在水上的英勇战斗，日益加强，仅南部中区，今年头九个月就击沉击伤美伪舰艇一百零七艘。
　（涛）资料英勇善战的南越解放军和游击队战士，从水上猛袭敌人。
越南通讯社稿（新华社发）

约翰逊不断派兵去南越送死多少美国家庭在痛苦中煎熬
译者注：
在美国佐治亚州哥伦布城居住着两千多户侵越美军第1骑兵师的家属。
第1骑兵师从这里的训练基地开赴南越以后，留在这里的家属不断地收到侵越美军兵士阵亡的电报。
12月06日的美国《新闻周刊》报道了这个区域内美军家属一片绝望的情景，摘要如下：
在哥伦布城，当第1骑兵师已经开拔、家属分散以后，还有两千二百户留了下来。
在这里，战场上的伤亡数字不断化成为无限的伤心。
最近几个星期，西方联盟（电报公司名称——译者注）的信差成了这里的常客。
当信差一敲门的时候，安·麦克马纳斯就知道是什么事情。
她带着亚拉巴马州的口音回忆说，“我走到门口，他把电报交给我，然后等待我读完电报。
当我读完了，他就问我需要不需要帮助。
我说不需要了。
随后，他就去找一位邻居来陪伴我。
邻居来了。”
对于麦克马纳斯夫人，一个默默的恐惧发出声音了，代表阵亡者的密码代号变成了查尔斯·麦克马纳斯。
电报说，“他在一次搜索—破坏的行动中，被敌人小型武器火力击中”。
一个星期以前，伊莫金妮·费勒耳读到了德浪河谷的战报以后，茫然若失地徘徊了几个小时，然后决定告诉她的四个孩子说：
“你们知道你们的父亲正在参加最激烈的战斗。
他也许不会回来了。”
就在第2天半夜以后，一名出租汽车司机送来一份电报，证实了她的凶兆：
费勒耳中士阵亡了。
三十九岁的费勒耳太太说，“我用不着读它。
我知道它的内容。
我高兴收到了这份电报。
我仿佛得到了安静。
我可以不再焦急了”。
在哥伦布城以拖车为住宅的居住区附近租屋的萨拉·埃利奥特，当她听见毕利·埃利奥特中士因手榴弹在脚边爆炸阵亡以后，也是这样说。
对另一些居住在哥伦布城的家属说来，仍旧是等待的时间。
赫托太太的丈夫是一个直升飞机驾驶员。
12月份该回国了。
赫托太太说，“我站在走廊上，可以听得见每天两三次的二十一响炮声。
如果你认为这声音不使你寒心，你就是疯子”。
对大多数的美国人说来，日益扩大的伤亡单仍旧是抽象的。
但是由于报纸上刊登了战场上许多伤亡者的照片和空军喷气式飞机运载棺材的照片，感恩节染上了不调和的忧伤气氛。

“轻度”？
“中等”？
“严重”？
美军伤亡冬报的奥妙
整个排实际上被歼灭了，可以说成伤亡是“轻度”的。
即使死伤达百分之四十，只要大部分军官还活着，伤亡也只算“中等”。……
本报讯
美国侵略军最近在南越连连吃败仗，伤亡惨重。
但是，美军当局总是说伤亡是“轻度”的、“中等”的。
这种掩饰败绩的拙劣手法，甚至不能不引起美国公众舆论的不满。
美国《新闻周刊》12月06日出版的一期，就揭了美军战报的底。
这家杂志写道：
“五个月以前，美国在西贡的司令部停止了每日伤亡数字的公布，而用‘轻度’、‘中等’、‘严重’的字样来表示每次军事行动中所遭受的损失。
实际上，关于伤亡的报道几乎一成不变的是‘轻度’或‘中等’——有些观察家认为这种情况是与日益增加的每周伤亡数字不相符合的。
这个显而易见的矛盾的解答是：
在越南，‘轻度’、‘中等’、‘严重’的意义是由美国军事发言人随意赋予的。
描述某次军事行动的损失的形容词，是与使用的兵力总数有关的。
例如，一整个排可能实际上被歼灭了，但是如果这个排所在的营的全部实力只损失了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那么伤亡就被描述为‘轻微’的。
而且，连续两次军事行动可能产生同样程度的伤亡，而说法却不同。
防御部队的‘中等’伤亡，在进攻部队是‘轻度’伤亡，因为进攻部队的伤亡本来就预期要大一些。
在什么情况下的伤亡才被称为是‘严重’的伤亡呢？
西贡的一位新闻官员说，‘当一个作战的战斗单位不再以一个单位进行战斗的时候，伤亡就是‘严重’的，因此，如果一个作战单位遭受百分之四十的伤亡，只要它的大部分军官和军士还活着，它的伤亡就是‘中等’的。”

南越解放军再接再厉猛攻猛打不让敌人喘一口气
美国第1步兵师两个营被打得晕头转向
败兵惊呼：
“上帝啊，到处都有他们在射击，他们在等着我们，可是我们就是看不见他们。”
新华社07日讯
西贡消息：
侵越美军第1步兵师的两个营05日在油汀地区遭到解放武装力量的袭击时，伤亡惨重，狼狈万状。
美联社记者06日从战场上发出的一条消息透露其中的一个营遭到打击时的狼狈相说，解放军“用机关枪组成的交叉火力猛烈地袭击了美军的一个营”。
“这是第1步兵师迄今所经历过的最厉害的一次战斗。
被袭击的那个营的美国人的伤亡是重的。”
消息引用一个幸存者的话说：
“上帝啊，到处都有他们（南越解放军）在射击。……他们在树上，洞里，到处到处都有。
有的人甚至扮得象树一样。
只有在他们下来或者开枪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们是什么。”
消息说，“有一个连里，唯一幸存的一位军官是道格拉斯少尉。”
消息说：
“当士兵们钻入丛林躲避雨点般的子弹的时候，越共就从两侧事先预备好的阵地上开火。
这次袭击开始时响起了号声。”
“一位中尉紧贴在地上，通过无线电叫飞机来空袭，结果嘴巴上中了一颗机枪子弹，马上就被打死了。”
消息说，“越共事先在战斗地区的树上准备好了手榴弹，插销上绑着绳子。
当美国人躲到丛林里开始挖工事的时候，越共就拉动绳子，绳子牵动插销，使手榴弹掉到地上。”
消息引用一个名叫亨利上士的话说，他在朝鲜战争中没有经历过比这次战斗更凶的战斗。
他说，“他们在等着我们，可是我们就是看不见他们。……丛林真密。”

虚弱性的又一暴露
美国侵越战争的“逐步升级”，使军事开支直线上升，从而加剧了通货膨胀。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马丁不得不采取紧急行动，甘冒“收紧信贷会扼杀美国经济在过去五年中享有的繁荣”的危险，宣布把美国联邦银行的贴现率提高到百分之四点五这样一个几年来所未曾有的水平。
马丁急于提高贴现率的另一个目的，是要吸引一部分短期外国资金流入美国，借以减少美国国际收支逆差，抵补因扩大侵越战争而大大增加的海外军费开支，缓和美元危机。
约翰逊政府一直是依靠信用膨胀来维持美国的所谓“繁荣”的，现在马丁采取的措施，不能不使约翰逊政府受到“重大的挫折”。
这个矛盾，暴露了美国统治集团难于对付扩大侵越战争所加深的经济困难的窘态。
约翰逊为了刺激“繁荣”，借助于通货膨胀，但通货膨胀又要加剧生产过剩危机和金融危机，导致美元地位的垮台。
而马丁采取的措施，可能使通货膨胀缓和一点，但势将使“繁荣”受到打击。
总之，都是顾此失彼，找不到真正的出路。
仅仅扩大侵越战争，就使这个庞然大物在经济金融上陷于如此狼狈局面。
这生动地证明了美帝国主义的虚弱性，正如林彪同志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文中所指出的：
美帝国主义的财力，同它独霸全球的野心比较起来，是远远不足的。

贴现和贴现率
贴现是资本主义银行的一种放款形式。
工商业资本家为了取得现金，把所掌握的未到期票据卖给商业银行这就是贴现。
再贴现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提出的票据办理贴现；
商业银行通过这种再贴现取得中央银行的放款。
商业银行在付给申请贴现的客户现金时，要从客户扣取从贴现日到到期日的利息。
这种利息的比率（利率）就是贴现率。
中央银行在商业银行提出票据要求放款时所收取的利率，就是再贴现率。
目前，西方国家通常把再贴现和再贴现率简称为贴现和贴现率。
（新华社）

阿尤布总统揭露印度加紧准备再次侵巴
号召加强国防随时粉碎印度进犯阴谋
巴舆论抨击美国在阿尤布总统访美前夕施加压力
据新华社卡拉奇04日电据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04日说，只要印度还在奉行它的侵略政策，准备将来发动侵略，巴基斯坦人民就必须保持警惕，作好保卫国家的充分准备。
他在拉合尔一次盛大的集会上讲话说，印度领袖们总是力求伤害巴基斯坦，在经济和政治上削弱巴基斯坦。
阿尤布·汗总统说，印度面临着尖锐的缺粮问题，还遇到许多其他的大问题。
如果印度不放弃它的侵略政策，它还会遇到更大的问题。
他说，对印度武装侵略的十七天抗战在巴从斯坦人民当中形成了一种为国家完整和国防事业而奋斗的显著的团结和献身精神。
他说，由于危险还没有完全过去，所以这种精神必须继续保持，各界人民必须进一步努力加强国防。
他说，“如果敌人胆敢再一次进攻我们，我们就将象今年09月间一样以同样的实力和决心来对付他们。”
据新华社卡拉奇07日电据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从拉瓦尔品第报道，接近巴基斯坦总统秘书处的人士06日对美国新闻处在阿尤布·汗总统访美前夕在这里发布一份新闻稿感到“惊奇”。
据《黎明报》12月02日报道，美国新闻处散发的这份新闻稿，是由一个美国白宫记者在美国总统约翰逊亲自向他说明他在同巴基斯坦总统会谈时可能采取的立场之后写的。
它说：
“预料美国不会支持巴基斯坦同共产党中国修好，以作为对印度的一种政治压力”，“美巴联盟是反共的，不是反印的”。
这些人士指出，美国的新闻稿清楚表明，已使美国恢复对巴基斯坦援助从属于外交政策的问题。
这些人士认为，阿尤布访问的前景已变得“困难了”，虽然改善巴基斯坦同一切国家关系的努力必须继续下去。
据拉瓦尔品第在11月下旬发表的一项官方公告说，阿尤布·汗总统将在12月中旬访问美国，这次访问是“对美国总统发出的长期有效的邀请”的回答。
据新华社卡拉奇07日电巴基斯坦舆论强烈地谴责美国在阿尤布·汗总统访美前夕向巴基斯坦施加压力。
卡拉奇的《领袖报》04日就这件事发表文章说：
这份新闻稿说明的唯一事情就是：
如果“巴基斯坦不同美国一致和不促进它的反共十字军运动，它将继续不给援助。
这个警告正象美国的其他声明一样，使美国援助所附的政治条件变得更为突出了，并且把它的已经破烂不堪的人道主义的外衣剥得精光。”
文章在谈到美国希望巴基斯坦同印度“和解”时问道：
“是以什么条件为基础的和平呢？
是解放克什米尔的基础之上还是在使印度在那里的虐政长久保持下去的基础之上？”
文章说：
“中国一向对巴基斯坦非常友好。
在最近几年中，中国坚定地支持勇敢的克什米尔人反对印度侵略的斗争，当印度进攻我们的时候，中国坚定地同我们站在一起。”
最近一期的《星期日邮报》说：
美国的新闻稿“是一种明白而下流的手法，企图让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了解，这个国家只有愿意为美国的全球政策效劳，为推进这个政策而使人驱使，才能够得到美国的援助。”
《新时代报》05日发表社论说，巴基斯坦人民要向约翰逊总统说清楚，关国无权反对中巴友好。
社论说：
“如果援助是要为了取得美援而限制我们的自由和主权，我们必须明确地正告美国统治者，我们不能牺牲我们的自由和主权来换取美国的友谊。”
民族人民党总书记马哈茂德·哈克·乌斯马尼05日向报界发表声明说，新闻稿再一次证明，美国统治者“最珍视的莫过于他们自己的帝国主义图谋，甚至于不需要掩饰他们的国际剥削和讹诈。”

陆上能歼敌水上亦扬威
南越军民九个月沉伤敌战船百余艘
南部中区军民大力展开战斗竞赛争取击沉更多敌战船
新华社河内06日电
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越南南方南部中区军民在今年头九个月里，击沉敌军战船三十五艘，严重击伤七十二艘，并消灭了战船告上的大量敌人。
今年初以来，南部中区军民在有水路的各个乡成立了成百个猎船队和猎船组。
敌船从此就不能在所有的江河、运河、渠道上自由来往，它们走到那里，就在那里遭到游击队的截击。
从同塔梅地区的楚上、丰美和美萩省的米市等小运河到九龙江平原地区的万古、巴来、咸隆、古膻等大河，每月最少有三至五艘美伪集团的战船被游击队打沉。
目前，越南南部中区军民正在大力开展战斗竞赛，他们在各条江河上设置了障碍物，随时准备击沉更多的敌军战船。

难于应付扩大侵越战争造成的经济困难
美国提高贴现率引起金融风波
纽约股票价格猛跌，老板惴惴不安，总统大为震惊
据新华社07日讯华盛顿消息：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05日宣布，从12月06日起，把贴现率由百分之四提高到百分之四点五。
贴现奉是美国各商业银行用未到期的期票向中央借款时所付的利率。
委员会还宣布，从同一天起，银行对期限超过01月的定期存款和存款证书所付利率由百分之四点五提高到百分之五点五。
联邦储备委员会上述提高贴现率的决定，是在信用已经高度膨胀的美国经济还要承受庞大的侵越战争费用的情况下作出的。
委员会在声明中强调指出，它采取这个措施有三个作用：
一、防止通货膨胀过度的情况破坏由于在越南的军事活动而负担增加的经济；
二、防止美国国际收支持续逆差；
三、保卫美元在国际上的十分脆弱的地位。
美联社在05日的报道中指出，美国许多经济学家“对由于在越南的军事活动扩大而大大增加政府开支引起的物价上涨威胁感到不安”。
联邦储备委员会在声明中指出，如果保持原有的利率，就会使货币和信贷的供应量“过度增加”，从而“会使商品和劳务的价格进一步上涨”。
贴现率的提高意味着，企业家今后在借款扩充设备能力时，或是消费者借分期付款信贷来购置房屋、汽车及其他赊销商品时要付出较高的利率。
委员会显然指望这一措施会约束信贷的进一步扩大。
但是，这反过来也会给采用信用膨胀的办法刺激经济造成困难，从而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西方通讯社在报道中指出，联邦储备委员会不顾政府的警告而决定提高利率是同约翰逊的直接对抗，也是约翰逊遭到的一个“严重挫折”。
法新社在报道中指出，美国指望利用提高贴现率来“保持美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和“鼓励短期资金自海外流入（美国）”；
但是，“这样就会使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更难于平衡它们的国际账目”。
据新华社07日讯
纽约消息：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提高贴现率的决定，06日在纽约股票市场上引起了强烈反应：
抛售之风大盛，股票价格普遍出现猛跌。
这反映了美国资本家对经济前景惴惴不安的心情。
纽约股票市场的强烈反响使美国总统约翰逊大为震惊。
他在06日下午匆忙召唤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马丁前往他在得克萨斯州的休养地，就提高贴现率引起的局势举行紧急磋商。
马丁在同约翰逊会谈后答复记者问题时再次强调，目前通货膨胀是对美国“非常、非常现实的威胁”。

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戚本禹
无产阶级是旧世界的掘墓者，又是新世界的建设者，它肩负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责任。
无产阶级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通晓历史发展的规律。
不懂得历史发展的规律，就不能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正因为这样，无产阶级重视历史，重视历史研究。
无产阶级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要从过去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中去汲取教训。
历史的经验，可以启发和帮助无产阶级革命者正确地制定自己的战略、策略。
无产阶级自己革命活动的历史经验，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指导当前革命运动的最宝贵的借鉴。
历史是阶级斗争的教科书。
反映阶级斗争的历史，可以使人民群众和革命的新一代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反抗压迫民族的光辉斗争事迹，一直是鼓舞人民群众积极、勇敢地参加革命斗争的力量。
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都是重视历史和历史研究的。
恩格斯这样说过：
“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①。
毛泽东同志对待历史和历史研究的态度，使我们特别感到亲切。
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
“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②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③
这些话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历史和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一切轻视历史的观点，一切不愿意学习历史的观点，一切认为历史研究可有可无，或者认为历史教学可以取消的观点，都是不对的，都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违背毛泽东思想的。
我们说要重视历史，重视历史研究，并不是叫人趴在陈旧的历史故纸堆上，向古人焚香顶礼，跟着他们去翻查历史的流年老账。
没有超阶级的历史研究。
以往一切统治阶级，都是根据他们自己阶级的利益来解释历史的。
他们的阶级利益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那样地不调和，同社会发展的要求是那样地不一致，因此，他们不可能认识历史的真象，而且要歪曲历史真象。
趴在历史故纸堆上，踏着前代历史学家的脚印，亦步亦趋地去进行历史研究，势必要变成前代历史学家的俘虏；
替他们去宣扬那些陈旧的、与时代精神相背离的观点。
无产阶级是人民群众最高利益的代表者，它是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提出自己历史任务的，所以它对待历史的态度同历史上一切统治阶级根本不同。
无产阶级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实现自己伟大的革命任务，而进行历史研究的。
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就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
有没有这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我们的历史研究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
你看，从孔夫子以来，大家都说农民造反无理。
众多的历史学家，为了教育活人的目的，而把无数的明枪暗箭投向那些在叛逆的事业中死去的农民英雄，把他们描写成为暴戾恣睢、罪大恶极的“犯上作乱”者。
就是“五四”运动中的一些新文化战士，在这样一种千百年来习惯舆论的压力下，也觉得没法子否认那个加在叛逆者头上的“乱”字。
轰然一声，马克思主义者突兀而起，向人群大声宣告：
“造反有理。”
从秦朝以来的农民造反运动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
毛泽东同志指出：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④
几千年来，帝王将相被历史学家们尽情地歌颂着，历史变成了他们庙堂里的赞歌。
除了个别的思想家曾经悄悄地提出了一点怀疑以外，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
但是无产阶级却以其伟大的革命气魄，对这些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社会“主宰”，投以藐视的目光。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⑤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几千年来人们对帝王将相的迷信。
多么严重的分歧啊！
相同的历史事件，用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竟然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有一种意见，认为历史研究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不行，还要有一种“历史主义”，如果只有阶级观点而没有“历史主义”，就要犯“否定一切”的“非历史主义”的错误。
问题的提出使人感到惊异。
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怎么会引向“否定一切”，引向“非历史主义”，因而必须要用一种“历史主义”来补偏救弊呢？
在马克思主义的宝库里，怎么会有一种脱离了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呢？
在历史主义的问题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
资产阶级对于历史主义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他们或者是把历史看作脱离了阶级对抗的自然发展过程，或者是把历史看作观念的发展过程，如此等等。
无产阶级则是按照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去了解历史的。
毛泽东同志说过：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
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要求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历史本身的发展过程，从历史本身的矛盾斗争过程去观察历史事件。
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矛盾斗争过程，是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其实在内容的。
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在阶级社会里，离开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就没有什么历史的发展。
因此，那种脱离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即那种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内容的“历史主义”，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没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就根本谈不到马克巴主义的历史主义。
从历史本身的发展、斗争过程去观察历史事件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要求把历史事件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里来作具体分析，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这种要求正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所具有的特色。
因为作为人类文明史的阶级斗争历史，本来就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联系在一起的。
毛泽东同志说：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
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
⑦这段话，清楚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本身就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溶为一体的。
可见，运用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研究历史，绝不会引向“否定一切”，引向“非历史主义”。
企图用一种离开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来补无产阶级阶级观点之“偏”，救无产阶级阶级观点之“弊”，那只能是用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如果因为有人没有正确掌握或者没有完全正确掌握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在历史研究中出现了偏差和弊病，那就应该正确地去阐明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正确运用，而不能把所谓偏差和弊病归罪于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对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错误理解，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不清楚的问题，达里实质上反映了一些人对于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的一种怀疑和动摇，有的甚至是反对。
对于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有些人因为受旧观点的束缚，感到不习惯，有些人甚至抱有反感。
他们对于批判帝王将相不满，对于称赞农民起义不满，并且提出了一整套错误的观点。
一方面，他们认为，封建地主只有处在没落、崩溃的阶段才是可以骂，可以反的；
处在上升、发展阶段的封建地主，因为有进步作用，是不可以骂，不可以反的。
因此，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不能“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
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农民也是私有者，愚昧、落后，不足以革命称之。
在他们看来，农民的造反，其动机不过是为了升官、发财，当新贵族、新皇帝，他们的斗争纲领，同样是封建主义的。
于是，他们就觉得在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上，只有阶级观点是不行了，必须要用一种东西来补偏救弊了，所谓“历史主义”的问题，就是这样登上历史论坛的。
其实，他们所要提倡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厉史主义所要摈弃的。
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看来，封建社会里最本质的关系，它的主要矛盾就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对立。
农民是被剥削阶级，地主是剥削阶级。
封建社会初期出现的地主同后期的地主，在历史作用上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就其阶级本性而言，则是一样的。
初期封建地主同样是农民的剥削者和压迫者。
有剥削和压迫就有骂和反。
秦朝和汉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有多少农民骂过地主，反过封建！
陈胜、吴广、赤眉、铜马，揭竿而起，前仆后继，给了那个“美妙”的初期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从而推动了社会的继续前进。
既然当时的农民对封建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可以骂，可以反，为什么现在的无产阶级对他们就不可以骂，不可以反了呢？
当然，我们所说的骂和反，不是空洞的辱骂和简单的否定，而是对他们剥削本质的具体分析和深刻批判。
对于初期的封建地主就不许加以分析和批判，这是什么阶级观点，什么历史主义呢？
骂初期的封建地主，反初期的封建地主，这并不妨碍无产阶级去承认他们曾经有过的历史进步作用。
而且，也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科学地分析和估价一种剥削制度的历史作用和它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历史的时候，曾经用最尖锐的语言，抨击了初期的资产阶级，说他们是象“狼一样”的血腥剥夺者。
但是，也正是马克思最充分地估价了他们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骂初期的封建地主，反初期的封建地主，这也不妨碍我们去恰当地肯定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
列宁说：
“无产阶级敌视一切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制度的一切表现，但是这种敌视并没有解除它应对资产阶级人士在历史上的进步和反动加以区别的责任。”
⑧这是无产阶级对待历史上统治阶级人物的根本态度。
我们从来不否定统治阶级中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
不仅是初期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就是后期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只要他们之中哪一个人在自己一生的活动中，对历史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甚至只要他的活动在某一个方面对历史的发展起了一些好的作用，我们都应该承认。
我们承认清代末年光绪皇帝和其他维新变法人物的历史作用就是一例。
但是，我们的这种承认，指的是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地去对帝王将相进行恰当的历史评价，而不是一味给他们做歌功颂德的文章。
我们承认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之所以杰出，是因为他们的某些活动在客观上符合了社会发展的要求，或者在客观上符合了人民的某种愿望。
我们始终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归根到底不过是统治阶级中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历史作用同人民群众相比，同那些站在历史火车头前面的伟大革命领袖人物相比，不过是沧海之一粟。
只有人民群众以及那些真正的革命领袖人物，才是最值得我们去热烈歌颂的伟大英雄。
我们承认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也同一切统治阶级中的人物一样，是人民群众的压迫者和剥削者，他们在为历史提供新东西的同时，往往伴随着残酷的压迫、剥削，而且是从统治者当前的利益出发的。
因此，我们在评述他们历史作用的时候，也应该对他们压迫和剥削的暴行进行必要的揭露和批判。
当然，有时为了集中阐述某一个方面的问题，可以着重评价他们的进步方面，对他们之中一些功大于过的历史人物，应该根据他们全部的历史活动去进行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而不应该只就一点，随意苛求。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可以无原则地去夸大他们的历史作用，牵强附会地去赞美他们的文治武功，甚至为他们的历史罪过进行粉饰和辩解。
有些人着到对帝王将相的研究中出了一些问题，便认为帝王将相可以不去研究了。
这是不对的。
不仅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就是他们之中最反动的人物，也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
间题的关键是要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进行研究。
《窃国大盗袁世凯》一书，写的是近代帝王将相中一个最反动的人物。
由于作者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进行了研究，不仅写出了一个反动阶级代表人物活动的特点，而且通过一个反动人物，从一个方面写出了当时的历史真象。
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要了解阶级斗争的历史，就要对阶级矛盾的双方都进行研究。
帝王将相或者其他反面人物是矛盾一方的代表，不很好研究他们，也就不能很好了解矛盾的另一方。
历史学界在帝王将相问题上的争论，反映了在这个问题的研究方向上还存在着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在研究的面前退却，而是要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做好这种研究。
正如背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就不能正确认识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和帝王将相一样，背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也就不能正确认识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和农民战争。
封建社会的农民是小私有者，他们存在着小私有者的缺点，例如狭隘、散漫、保守等等，这就是我们大家所常说的历史局限性。
因此，我们不赞成用无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铸他们，那样，不但不符合历史的事实，而且也否认了无产阶级对农民领导作用的重要意义。
但是正如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里所分析的，农民在封建社会里是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阶级。
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对地主的反抗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奇怪的是，这样一个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穷得只剩下一把锄头、两个肩膀的小私有者，现在在一些历史学家的笔下，怎么竟然变成了同膏腴万顷、屋宇千间的封建贵族一样的私有者了呢？
你看，农民造反是为了升官发财，当新贵族、新皇帝，他们的斗争纲领又是封建主义的。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还存在着什么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和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呢？
我们怎么可以设想，千千万万饥寒交迫、辗转沟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奴，当他们被迫起来同剥削、压迫他们的封建地主作生死斗争的时候，他们每个人所想的却是怎么让自己去变成那些正被大伙所反对的老爷们？
存在决定意识。
每个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决定着他们自己的思想意识。
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它所处的被剥削地位，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必然产生反抗地主的思想，而处于剥削地位的地主阶级，则只能产生压迫农民的思想。
当然，封建社会的农民在某些方面会受到统治阶级的思想影响，所以在他们的斗争纲领里，常常有一些反映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的东西；
而在农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也常常有革命领导成员向封建主义转化，或者革命领导权被地主阶级分子篡夺，以致使农民革命变成封建统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
达种历史事实，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分析的，是受到历史条件限制的缘故。
至于农民革命斗争纲领里的一些反映封建思想的东西，同他们“均贫富”、“等贵贱”，“有田同耕”、“有饭同吃”的革命口号相比，毕竟不是主要的东西。
所谓农民造反是为了升官发财等等，完全是对农民革命运动的歪曲。
有一种意见，认为近几年来，人们写历史只写农民起义的一面，不写或者很少写帝王将相。
这样，历史上的光明面丧失了，变成了漆黑一团。
这真是危言耸听。
我们从来认为农民起义和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帝王将相的统治是封建社会矛盾的两个方面，为了全面反映历史的真象，哪一面都是需要写的，所以问题不仅在于哪一面写多了、哪一面写少了，更重要的是，不管写哪一面，都要看为什么而写，怎样去写。
比如，在写帝王将相历史的时候，仍然照着封建皇朝《实录》和《起居注》的样子，恣意地去描写皇帝的“龙颜”后妃的“淑德”，以至于他们的祖坟风水，那么，这种历史即使写得不多，也是不对的；
或者，在写农民起义历史的时候，仍然抱着封建士大夫的感情，用一种封建史学家的笔调，无端地去给农民英雄的脸上抹黑，那么，这种历史就是写多了，也是错误的。
而且，如果一定要论写多写少的话，事实是：
迄今为止，我们对封建社会的历史主人——农民的历史倒确实是写得太少了。
直到现在连一部农民革命的通史还没有人替他们写出来，怎么能说是只写农民起义了呢？
至于帝王将相的历史，写得也不是少了，而是有许多写得不正确。
一些历史学家那么虔诚地把许多美丽的桂冠奉献在旧日封建统治者的面前，什么“英明的君主”，“圣贤的臣相”，“人们的救星”，“顶天立地的男子”，熙熙攘攘，热闹得很。
这样的一种现象，难道是正常的吗？
根本的问题不是什么写多了、写少了的问题。
根本的问题是：
为什么农民起义的历史写多了，帝王将相的历史写少了，历史就会丧失光明，变成漆黑一团了呢？
难道历史之光不是来自千百万创造了人类文明的劳动人民，千百万高举着革命火把的革命群众？
难道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历史只能从帝王将相那里去乞求一线的光明？
为什么谁多写了一些农民起义的历史就有这样大的罪过呢？
对于我们历史研究工作这样的一种指责，不正是背离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结果吗？
对于历史研究中所谓非历史主义的批评，乍一看，是使人迷惑的。
但是我们只要探究一下事实，就可以明白，原来近几年来，历史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不是别的，而正是那种歌颂帝王将相，否定农民运动的现象。
这种非历史主义的出现，不是如同一些人所指责的，是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多了，恰恰相反，倒是因为缺少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
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⑨历史研究又何尝不如此。
你看，有一些人本来企图用一些问题来证明研究历史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不行，结果这些问题却证明了研究历史绝对不能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会不会影响历史研究的科学性？
资产阶级的学者们从来就是拿阶级性会妨碍科学性的论调来反对我们。
胡适是其中最卖力气的一个。
他认为，研究历史要“超阶级”、“纯客观”，如果用上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那就是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
他的这一套破烂货色，早就被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得破产了；
但是，这种错误理论的影响在一部分人思想里依然没有消除，就是在解放以后，仍然有人拿这种理论来反对历史研究中的党性原则。
1963年就有人公开提出不可以用阶级斗争理论解释历史的主张。
关于历史研究中只有阶级观点不行，还要有一种“历史主义”的说法，实际上是同这个历史研究中科学性和阶级性的老问题有关系的。
要谈历史研究的科学性，首先就要谈历史研究中的科学性是什么，而历史研究又是怎样变成科学的。
历史研究中的科学性，无非是说我们对厉史的认识要符合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
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是可以认识的，但是一切剥削阶级，对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都要受它所处的阶级地位的限制。
剥削阶级的利益，使他们不可能科学地、客观地去观察历史事变。
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他们常常故意歪曲历史发展的真象。
恩格斯说过：
“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
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
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
⑩人们对历史的认识，通常还要受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在科学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也不可能做到科学地、客观地去了解历史。
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似前，虽然有很多历史学家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资料，但是仍然是一堆没有规律的片断事实。
历史研究在无产阶级的手里发生了伟大的变革，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把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应用于历史的考察中，从错综复杂、迷乱混沌的历史现象中发现了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使历史研究变成了科学。
为什么无产阶级能够把历史研究变成科学？
这是由无产阶级所处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地位决定的。
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最先进的阶级，它亲自参加现代大生产的实践，人类文明和现代科学所积累起来的全部知识，赋予了无产阶级以超越以往任何时代的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
无产阶级又是现代社会最革命的阶级，它最受压迫，最受剥削，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它的利益同人民群众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它的利益同社会发展利益的一致性。
正象恩格斯所说的：
“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
？
世界上只有代表了人民群众利益和社会发展利益的无产阶级，才能光明正大、无所畏惧地去揭示历史发展的实在过程。
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科学性完全是一致的。
以“超阶级”、‘纯客观”的态度去研究历史的主张，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强烈的资产阶级阶级性的客观主义理论，“超阶级”、“纯客观”的口号，不过是他们用来掩饰自己历史研究中资产阶级阶级性的一种幌子。
他们之所以要打着这种幌子，不过是用虚伪的面孔，来欺骗劳动人民，企图使劳动人民把他们充满了资产阶级阶级性的东西，当做全民的、全社会的东西来接受。
我们可以看一看事实。
被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界公认为“现代客观主义历史学派之父”的德国兰克，尽管一生埋头在尘埃扑面的史料库里，但是他研究历史的最终目的，不过是企图用最好的历史教材来作为向德国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的献礼。
他本人就是普鲁士霸权和稗斯麦铁血政策的支持者。
他最著名的著作《教皇史》，就是一部关于统治阶级如何统治人民的经验总结。
还有那个一向标榜“尊重证据”、“尊重事实”的胡适，不就是那个所谓历史是一堆随人摆弄的“大钱”的谬论的鼓吹者吗？
为了替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张目，为了替一切投降派辩护，他可以随意摆弄他历史的“大钱”，为卖国贼秦桧喊冤。”
秦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是冤枉。”
（胡适：
《南宋初年的军费》）他们哪里是什么“超阶级”、“纯客观”！
列宁说过，任何一个活着的人，不可能不站在这个或者那个阶级的立场上，不可能不为这个或者那个阶级的成败欢喜和悲伤。
是这样的，没有阶级性的历史研究从来是没有的。
史学研究本身的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人民抚育了我们，我们不应该忘记人民。
为人民写历史，为革命写历史，一定要在思想上同客观主义划清界限，一定要摆脱他们的思想影响。
历史研究从来是思想斗争非常激烈的一个领域。
封建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为了麻痹劳动人民的反抗意志，从来不放松对这个领域的控制。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被推翻的统治阶级的历史观点是不会自动地从历史研究的领域里撤走的。
无产阶级的战士，应该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高高举起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旗帜，勇敢地去占领和巩固历史研究领域里的一切阵地。
我们的祖国是有着悠久历史和优秀遗产的伟大国家，我们的人民是有着光荣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传统的伟大人民，我们的党是有着光辉革命历程和宝贵历史经验的伟大的党。
在这样极端丰富的历史宝藏面前，我们还是小学生。
让我们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好地掌握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①　《英国状况　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
《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六五○页。
②　《改造我们的学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八○一
页。
③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毛泽东选集》第二
卷，第五二二页。
④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六
一九页。
⑤　《论联合政府》。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一○三一贡。
⑥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毛泽东选集》第二
卷，第五二二页。
⑦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一四
九一页。
⑧　《旅顺口的陷落》。
《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
三四页。
⑨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
《列宁全集》第二
○卷，人民出版社版，第四五九页。
⑩　《〈爱尔兰史〉的片断》。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六卷，
人民出版社版，第五七三页。
？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三五三页。
（原载《红旗》1965年第13期）

云南沧源发现古代崖画
沧源佤族自治县位于云南西南边境。
1965年初，云南省历史研究所工作人员到沧源进行调查工作，在那里发现了六处古代的崖画。
这在云南省尚属首次发现，为研究少数民族的历史和艺术提供了新的资料。
这些崖画都分布在高山垂直的崖壁上。
由于岩石风化剥蚀和雨水冲刷等原因，崖画毁坏甚多，现存部分亦多模糊残缺。
画均呈红色。
经过化验证明，当时所用颜料是赤铁矿。
大部分画可能是用手指蘸着颜料绘上去的。
画的风格古朴而生动，如人的身体都画成简单的三角形，面部五官也不绘出，但通过四肢的不同姿态，仍可以看出此人在进行何种活动。
崖画内容极为丰富，反映了当时人们生产和生活各方面的情况。
最多的画面用来描绘牛、猴和象等动物的形象，以及人们用弩弓射猎的活动。
有些画面则表现出人们正进行舞蹈或表演的姿态。
从另一些画面又可以看到舂臼、驯牛，以及当时村落布局和房屋建筑的情况，可以看出有一座房屋是建造在树上的。
此外，还发现人的手印和一些意义不明的图形、符号。
从画的方法和内容来看，它们具有相当的原始性，应属于当地古代居民的作品，可能就同佤族的祖先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佤族是这一带山区主要居民，也是传说中沧源地区最古老的居民，而且崖画所表现的生活习俗，同有些地区佤族的生活习俗也有某些相似之处．初步估计这些崖画至少已有四五百年以上的历史。
关于它们的具体年代，尚待进一步研究。

封建统治阶级“让步政策”问题的讨论
在一些历史论著和历史教学中，常把封建统治阶级在受到农民战争的打击后，实行的一些“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措施，称作“让步政策”。
对这些措施究竟怎样估价，我国史学界是有不同看法的。
最近，《光明日报》陆续发表了孙达人的《应该怎样估价“让步政策”》，熊铁基的《对“让步政策”的看法》，王玉哲、陈振江的《如何正确地理解“让步政策”》，覃延欢、钱宗范的《封建统治阶级的两面手法》，蜀群的《“让步政策”的阶级实质》，王穆的《必须全面分析问题》等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有没有“让步政策”？
关于封建统治阶级有没有实施“让步政策”的问题，约有两种看法。
一种意见认为，农民战争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地主阶级，在农民战争中，许多地主被消灭，更多的地主被剥夺了土地和财产。
当地主阶级血腥地镇压了农民战争，重新掌握了封建政权以后，他们采取直接劫掠农民的财产，进一步恢复和发展自己的经济，不可能对农民采取让步了事的政策。
因为敌对阶级之间的利益是你死我活、针锋相对的，所以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决不会作出真正意义上的让步，更不会有什么“让步政策”。
另一种意见认为，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阶级斗争的产物。
它一般地是在农民大起义之后才出现的。
阶级斗争，这种“革命的压力”，是无时不有的。
不过，这种“压力”有时大些，有时小些，同时统治阶级对这种“压力”的态度也因人因时而异。
正因为这些不同，才有“让步政策”的产生。
它是农民起义打击了封建统治的表现之一，也可以说是农民群众阶级斗争的结果。
二、“让步政策”的实质
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究竟怎样正确地估价？
这首先要研究它的阶级实质。
一种意见认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所谓“剿抚兼施”、“恩威并用”，对起义农民进行残酷镇压，而后又对农民作一点虚伪的让步，这是一种反革命的两手政策。
无论是地主阶级的暴力镇压还是和平欺骗，都是和农民革命对立的，都是反动的。
特别是由于“让步”这一手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加上历来的封建士大夫对它吹捧，所以它往往不易为人民群众所识破。
因此，对“让步政策”的反动实质不应掩盖，不应让它继续欺骗群众。
另一种意见认为，“让步政策”是封建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总政策的一部分，拿它同农民起义前夕封建统治集团执行的高压政策作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到它的一些进步作用。
执行“让步政策”的结果，可以免除一些苛重的赋税，革除一些落后的环节，从而多少调整了一些生产关系，使人民能够得到比较安定地从事生产的环境，这样就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也正因为这样，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有着不相同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可是，“让步政策”的范围不外是“轻徭薄赋”和去掉一些无关紧要的法律条文等，也是为封建统治阶级镇压人民服务的。
拿它同农民阶级在起义过程中所采取的革命政策和措施比较，很容易看出它的反动性和掠夺性，很容易看透它的实质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只是统治阶级的一种改良货色而已。
三、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较多文章指出，有人把农民战争和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看成是历史发展的两个平行方面，这是不正确的。
这种观点，实际是认为不是农民战争打击了封建统治，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农民战争打击了封建统治，争取到封建王朝对农民的让步，才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按照这种说法，历史发展的动力变成了两个，即既是农民阶级，又是地主阶级。
但是，由于对“让步政策”的看法不同，所以对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真正动力的具体论述也略有不同。
有的文章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斗争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就表现于起义农民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或改造了封建统治，使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得到了暂时的一定程度的缓和。
只有通过这样的斗争，才能使封建社会不断发展。
也有的文章认为，农民革命对历史的推动并不需要由地主阶级的国家来“帮助”实现，而是通过自己的阶级斗争，直接地不断地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在封建社会，农民最根本的愿望是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实现社会财富的平均。
这个愿望是不可能通过“让步政策”得到实现的。
但是，有的文章认为，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正是农民打出来的，是农民战争的胜利果实之一。
如果要谈到“让步政策”的作用，首先要把它放到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之内，也要看到它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目前，这一问题的讨论，还在继续开展中。
　（张放）

业余创作十八年
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
八郎人民公社两家子生产大队业余创作组组长赵景春
“鸡毛飞上天”
我们业余创作组已经建立十八年了。
1947年，在党的领导下，斗倒了骑在我们头上的地主——台吉（蒙古贵族），这是我们穷苦农牧民天大的喜事。
大伙都要办秧歌，热热闹闹地过个翻身年。
可光有秧歌没有唱还显得不“火暴”，还不能说出心里话，唱吧，旧秧歌词净是“一进大门抬头观，观观财主的灯笼杆”那一套。
不用说唱，一听就来火了，根本不能用。
唱新的呢？
还没有。
穷哥们说：
“咱自己编！”
老支书也说：
“景春，你找几个人编吧！”
我虽然不知道“创作”这玩艺有多重分量，可也知道这东西不好整。
不过我有股犟劲，就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了。
一找人，找了五个。
可我们五个人，刘绍义是文盲，我只念了二年书，赵忠和张德念了三年，唐景山文化高才念四年。
还找谁呢？
穷哥们说我们就是“圣人”。
一个字：
“闯”！
我们去找村文书要张纸，没想到这个“老秀才”说：
“你们也想编词？
骑老母猪要高粱叶子，瞧瞧你们的人马刀枪吧！
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一瞅他那个样，我们转身就走了。
夜晚，我们五个人围坐在一张小桌旁编唱词。
编了一句：
“大鼓一打响咕咚”，就难住了，七个字有四个字不会写。
一碗灯油快熬干了，也没想出“鼓、响、咕咚”怎么写。
后来大伙说想不起来就画个号顶着。
还没编到十句，满篇纸净是“O”了。
一宿功夫白费了。
第2天，村文书看我们眼睛熬得通红，故意问：
“编好了吧，拿给咱见识见识！”
村文书讽刺，可老支书支持我们，他说：
“景春，咱们要用自己的腿走自己的路，用自己的嘴唱自己的歌！
不会写不要紧，能记住就妥，有教育意义就行！”
我们一想，对！
干脆用脑袋记。
我们五个人里张德的记性最好，编完了，记的也差不多，大伙再一提头就妥了。
就这样，我们编成了第1批作品。
翻身年过的挺热闹，群众夸我们，说我们是“庄稼秀才”，“编的对心思”，由于群众鼓励，我们的劲儿也就更足了。
土改胜利后，村里青年报名参军。
贫农李义自愿报名，可他的妻子扯后腿。
经过李义和妇女会向她做工作，她想通了，亲自送李义参了军。
于是我们创作了小演唱《全家光荣》。
这个节目小，可影响很大。
李义的事迹传开了，青年们都要学习李义夫妻，结果全村有十四名青年参了军。
李义还在几千人的大会上讲了话。
一个人做什么比他做了对群众有益的事情更高兴呢！
区委书记说我们参加了战斗，打了胜仗。
我们真有点乐得睡不着。
心里只是翻翻腾腾地想：
这是共产党给我们安的翅膀。
村里办冬学，我们几个二话没说，都参加了冬学，以后又学“速成识字法”。
人经过难处，学习也用心，几个突击，我们把眼面前的字都捡起来了。
这回心里更有底了。
土改后，村里的生产高潮和政治运动一个跟着一个。
1953年，农村阶级斗争很尖锐。
一部分上中农明面上搞假互助组，暗地里雇工放贷，大搞个人发家致富，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而一部分贫农由于劳力少，人口多，加上自然灾害，不得不把土改时刚分来的土地卖掉。
一些富裕中农在互助组里，占尖取巧，排挤贫困户，把一些组搅得“春插夏散秋垮台”，抵制党的互助合作政策。
就在这时，贫农董树方领着一伙无车无马的贫下中农成立了一个“穷棒子组”，他们听党的话，以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战胜了一切困难，夺得了大丰收，在全村农民走向合作化的道路上，立起一面红旗！
当时，党支部要我们把老董的事迹编出去。
我们就及时编了二人表演唱《董老汉》。
戏不大，作用不小，使贫下中农认清了一些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严重的富裕中农在互助组里耍的各种花招，纷纷提出坚决办好互助组。
转年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初级农业合作社。
这以后，我们创作组更来劲了，配合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又写了一些作品。
我们配合互助合作运动，创作了《互助合作力量大》、《水流千里归大海》、《十夸合作社》等。
在高级合作化运动中，编了歌剧《公社前夕》。
这些节目在村里演出后，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1956年，我们读了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里写的按语，心里更豁亮了。
知道了我们农民虽然文化低，没有创作过，可只要在党的领导下，有贫下中农敢于革命的闯劲，也可以拿起笔来，把我们心里想的，嘴里说的，革命需要的，写出来，唱出来。
这真叫“鸡毛飞上天”。
争夺阵地的斗争
1961年，我国经济遇到困难，地主、富农乘机活动起来。
车仁久等几个地主、富农，在屯里设了五个黑“说书场”，大讲《施公案》、《济公传》……；
富农张广福在地头唱起了《小王打鸟》、《劈山救母》、《大西厢》；
地主子弟周凤俊唱《打牙牌》。
地主富农的猖狂活动，使某些觉悟不高的贫农青年受了毒害。
第4队会计段占民听书上了瘾，借了一本《绿牡丹》，放在抽屉里，写一会儿账，看一段。
后来竟无心记账了，甚至把生产队的公款借给上中农去搞投机倒把活动。
这只是文艺活动吗？
不，这是阶级斗争。
党支部书记向我们讲：
“文艺，它是一杆枪。
我们要放下，敌人就会抢过去向我们进攻。”
同时党支部确定：
加强文艺战线，整顿俱乐部组织。
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开展，我们针对这些问题，在创作组内展开了大讨论。
阶级斗争的警钟使我们每个成员头脑清醒起来。
我们进一步理解了毛主席说的：
“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
这几句话含意深刻。
许多党团员都激动地说：
“敌人的枪还没放下，我们怎么能放下武器呢！”
多年的创作实践告诉我们：
一个创作组成员，只要他脑子里有“革命”，他的创作热情就会象一盆火，越烧越旺。
这次活的教育，使我们增强了阶级斗争观念，创作活动又从一个新的起点上发展起来。
但是，争夺阵地的斗争井不是一帆风顺的。
舞台上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被清除了，可在炕头上、地头上不仅有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市场，还有牛鬼蛇神的活动空间。
我们既然要搞兴无灭资，就必须对它们发起全面进攻。
这时第2队发生了一场针锋相对的阵地争夺战。
一天响午，摘掉右派帽子的赵光，又在生产队里讲起了《包公案》。
这时，刚刚当上故事员的赵喜友走了进去。
一看，一些老年人坐在炕上静听《狸猫换太子》。
革命的斗争精神使他丢开了“讲不好”“张不开嘴”这一切顾虑，他就在东屋讲起了《杨子荣大摆百鸡宴》。
他抬高了嗓门，打起了手势。
革命英雄惊心动魄的斗争，抓住了听众，听书的越来越多。
最后，《包公案》的听众只剩了两名，赵光也只好散了。
随着一次又一次争夺阵地的斗争，使我们认识到，我们要争夺的阵地很广，由剧场到队部，由家庭到田间，所有这些群众进行生产劳动和休息的场所，都需要用我们的文艺去占领，因此，必须把书面创作和口头创作结合起来，把写、讲、演、唱、画各种形式有效地利用起来。
阵地扩大了，参加创作的人员增多了，创作活动也空前活跃起米。
各个角落都出现了一片写新、唱新、演新的沸腾景象。
在家庭故事场里，在地头故事会上，不仅讲《红岩》，讲《烈火金刚》，讲《儿女风尘记》等长篇小说的选段，还自编了《一对红》、《模范老党员》、《不走回头路》等很多新故事。
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开展，我们创作组用文艺作品与封建残余势力作斗争，也更加主动了。
社员李春的妻子一贯迷信鬼神，一得病就说是“大仙附体”、“要出马”，不肯请大夫，结果被疾病折磨死了。
我们抓住这个事实，创作了《迷信害人》《再不上当》《侯快腿出丑》等演唱材料，在旧历腊月二十二的晚上（旧俗送灶王的前一天），举办了一个破除迷信专题晚会。
在演出中，社员王峰的妈妈，越看剧中的迷信婆越象自己，她看不下去，没等演完就跑回家去，烧了供奉多年的“胡黄二仙”、“眼光娘娘”的牌位。
通过这场晚会，没等到腊月二十三，都提前“送”走了灶王，有力地打击了封建迷信的残余思想。
1964年冬，常玉民、王雅彬等三对青年男女，结婚不要彩礼，新事新办。
团支部、妇代会和文化室，给他们在剧场里举办了个热热闹闹的新式婚礼。
我们创作组赶编了《喜事新办》《不要彩礼》等六、七个文艺节目，还有一些喜歌、喜联。
举行典礼之后，业余剧团就地演出这些节目。
参加婚礼的社员于文龙说：
“我家去年办喜事，要象人家这样，那能搞得生活这样困难”。
打这以后，谁家娶媳妇都找文化室。
创作组不能改变颜色
随着知识青年的返乡生产，我们的创作组增加了新的力量。
我们在加强毛主席著作学习、促进创作队伍思想革命化中，又突出地注意抓活教材，进行思想教育。
赵景太就是一例。
赵景太，1957年高小毕业，他很热心于文艺创作，可是方向不明确。
1960年，听说县里搞业余美术展览，他煞费苦心地画了一套《夜战马超》、《三战吕布》等三国人物画，跑了七十里，进城送画，因为内容不好，一幅也没选上。
后来通过阶级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他明确了什么应当成为青年的理想，什么是革命文艺的战斗任务。
从1963年起，三年来，他配合本地火热的斗争，写了几十篇作品，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
有些作品在报刊上发表，他把稿酬的一半买了毛主席著作和报刊供大家学习，另一半买了纸张文具。
他的进步受到老贫农的夸奖，受到青年的称赞。
他两次当选为县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今年又被选为大队的团总支书记。
我们就把他当做样板，号召大家学习他那种为革命创作的思想，也吸取他过去的教训。
创作组的成员思想觉悟提高了，生产劲头和创作热情也都向前迈了一大步。
我们四十三个人当中，今年开春，就有近三十名被评为五好青年。
我们大队是个风沙严重、十年九旱的地方，去年春天，眼看着有一百多晌地要种不上，全大队响应党支部的号召，展开了挑水保墒的斗争。
我们创作组一面拿起扁担投入战斗，一面挤时间做好宣传鼓动。
当时第5小队的困难最大，他们的地离水源三里多路，青年们为了抢种这块地，一天挑水十八趟，往返一百零八里。
创作组员们在这些英勇的斗争中，见到好人好事不写出来，就觉得自己任务没完成。
有时甚至不吃饭也要挤空把他们写到板报上，这样，我们的创作组既成了大小队文艺宣传活动的“总编辑部”，也成了自我教育的学校。
就拿最近宣传老党员刘振才的情况来说吧，这位老党员今年六十二岁，解放以来，一直走在各项运动的前头，现在队里不让他再参加劳动，他不干。
他说：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革命！”
生产队拗不过他，只好分派他去看果树园子。
他一到果园，不但看的好，还给生产队捡了很多粪，一开春还挑水在园子里种了七百多埯子窝瓜。
春耕前，他到住在纳河的弟弟家去串门，听说那里的麦种、糜种好，就要了一些双粒糜子和克强麦，他怕自己带着误了农时，就提前邮了回来。
回来之后队里表扬他，他说：
“这是社员的本份，用不着表扬”，我们创作组及时创作了《千里背麦种》、《红管家》等作品，宣传他的共产主义思想。
我们创作组，就是这样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坚持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在现实斗争和具体创作中锻炼提高，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的。
编者的话
毛主席说：
“从来没有不经过打扫而自动去掉的灰尘。”
在思想领域里，封建主义的东西、资本主义的东西也是一样，不经常打扫，它是不会自动退出的。
只有用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跟它较量。
比过了它，胜过了它，革命的、转会主义的正气才会抬头，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邪气才会压下去，无产阶级的文化阵地才会一天天扩大。
八郎人民公社两家子生产大队创作组的同志，吕燕华同志，刘成义同志，正是在一定要占领无产阶级文化阵地的信念的鼓舞下，通过“比”来斗争的，在茶馆里比，在田头上比，在炕头上比，比的结果，破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立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东西。
一旦占领了文化阵地，精神就变成了物质，“别看都是口头语，撒到地里变米粮”，正是具体的写照。
让社会主义思想占领文化阵地，是一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看看人民群众的毅力和天才，可以确信这个阵地一定可以占领，并且会不断发展巩固下去。

唱得旧歌滚下坡
贵州遵义县青山坡公社社员　刘成义
人人都说编歌难，我说编歌也简单。
提笔就把主席想，几天几夜写不完。
1961年春天，我进入蓬义师范二年级的时候，响应党发出的支援农业第1线的伟大号召，回到山高路险，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的青山坡来安家落户。
决心要在山区革命一辈子。
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这里还有些残余的封建习惯势力，既不准妇女唱歌，更不准妇女去开会。
我结婚后想出去参加点社会活动，婆婆就有意见。
我整天除了出工，就忙于繁忙的家务，家庭负担很重，引起我很多烦恼。
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给我们这闭塞的山区带来了革命精神。
我懂得了我们年轻人在革命事业中的责任。
同时，我也认识到，应该帮助家庭进步。
因此，每逢散会回家，我就给他们讲解《为人民服务》等三篇文章，传达开会的精神。
就这样，公婆的思想觉悟渐渐地提高了，对我出外活动不再阻拦了。
今年队里开始薅包谷时，有少数社员做起活来干劲不足，“摆龙门阵”，薅草进度很慢，我心里想：
有什么办法能使草薅得更快点呢？
这时，我猛然想起了唱歌是可以鼓干劲的，于是，我就领起青年妇女唱开了《贫农下中农一条心》、《学大寨，赶大寨》等革命歌曲。
歌声压倒了“摆龙门阵”的声音，草薅得又快又好。
在收工回家的路上我就想：
薅草唱歌能提高工效，可见其他队薅“打闹”草是有道理的。
薅“打闹”草是我们这个高山地方流行的一种宣传鼓动形式，就是在薅草时，由两名闹师一人背鼓，一人提锣，站在薅草的人群前面对唱山歌。
当天晚上我向队里建议向别的队学习，也薅“打闹”草。
大家都表示赞成。
第1天薅“打闹”草，一开始，两名老闹师按照老一套唱了“请神”、“锁龙”歌之后，就一首接一首的唱了起来。
我一听，首首都是旧货色。
如有个闹师唱道：
今天社员来得多，
听我唱个扯白歌。
大哥麻象阳雀菌，
二哥麻象鬼登哥。
只有三哥好一点，
麻得一脸米筛窝。
唱完后，很多人都直摇头，感到很不满意。
可也有人哈哈大笑。
老闹师还接着唱了一些黄色低级的旧歌。
我听了非常生气。
当时真想站出去批评他们几句，夺过锣鼓来唱新的。
但一想，自己是第1次参加薅“打闹”草，从来没有唱过山歌，更不知道该如何“打闹”法。
于是我就找两个团员商量，准备接过来唱。
但两个女团员都没有文化，又都没有唱过山歌，而这个地方又从来没有女的当“打闹”师的，所以，她们都不敢上台。
我想：
毛主席说过，应该使文艺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唱这些旧山歌，只能腐蚀人民，帮助敌人。
在我们面前正摆着一场革命斗争呀！
“打闹”场这块文化阵地，革命的文艺不去占领，难道就让那些封建迷信、神灵鬼怪、低级庸俗的旧山歌继续占领下去吗？
不！
我们一定要占领这块阵地！
不会唱山歌，可以学；
没有现成的新山歌，自己可以动手编。
于是，我下定决心，晚上回去编新山歌，作好准备，第2天再来。
我把我的想法和家里人一说，一家人都感到很惊讶，我婆婆说：
“上闹场又不是唱一首两首的，你怎么看得那样简单？”
我爱人李其富又讲：
“你敢去唱山歌，除非石头开花马生角。”
只有我那七十岁的公公闷声闷气的一言不发。
这一切，我看在眼里，听在耳里，心想：
我就不信编山歌有那样难！
吃完晚饭，做完家务事后，我就坐下来编歌。
我首先想到的是，大家都说，从来没有妇女上闹场。
可是，如今妇女都翻身了，男女平等，为什么我就不能放开喉咙唱呢？
越想越激动，顺手就写下了一首：
从前妇女不上坡，
从前妇女不唱歌，
每天围着锅台转，
唱歌惹人闲话多。
写完后，两眼望着四句词直发呆：
是呀！
这个地方从来就没有妇女上闹场唱歌，今天，我要提锣上阵，去当“打闹”师，是不是会惹人笑话呢？
思想里乱糟糟的，很想停笔不干了。
可是，笔一离手，我想起了离校时党对我的嘱咐，想起了一个共青团员对革命事业的责任。
我的脑子清醒了。
我问自己：
“你不是有为社会主义作出贡献的雄心壮志吗？
怎么现在还没有上阵就要当逃兵？”
又想到：
通过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青山坡的绝大部分社员的觉悟都提高了。
只要自己能编出、唱出新山歌来，他们一定会欢迎的。
决心下定了，编什么呢？
唱什么呢？
我拿着笔，心里又七上八下的了。
还是向毛主席著作请教吧！
我又一次学习了《愚公移山》。
我想：
愚公立志要搬走两座大山，难道我编新山歌还此搬两座大山困难吗？
愚公的精神鼓舞着我，一首新的山歌出现了：
愚公立志把山搬，
我要立志把歌编。
明日提锣上阵去，
要那旧歌滚下山。
我又想到：
我敢编新山歌，完全是因为党领导的好。
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我是不敢这么作的。
于是我又写道：
党的领导真正好，
我们妇女翻身了。
上坡敢赛男子汉，
放开喉咙唱歌谣。
写到这里我又想：
老闹师唱旧歌，是因为他们不会唱新的，也没有人来编新的给他们唱。
他们都是贫下中农，对他们不能采取打击的态度。
应该团结他们，教育他们。
于是，我便写出了《五不忘》、《忆苦思甜》、《新旧社会对比》等山歌。
脑子一开窍，越写越激动，越写越顺利。
继续写出了歌唱党和毛主席，歌唱人民公社，还有关于民兵训练、国际形势、鼓舞生产干劲的山歌，一共五十九首。
这时候鸡已经叫了，忽然，堂屋门被人推开，回头一看，我那七十岁的公公进屋来了。
原来他老人家听说我要编山歌、唱山歌，就一直为我担心，见这么夜深了我的堂屋里的灯还亮着，便起来问我还在做啥子，当他老人家知道我还在编山歌时，很受感动，说：
“成义呀，薅‘打闹’草要的歌多哩，你编的那点怕不够。”
于是，他又帮我编了十二首，和我编的加起来，一共七十一首。
还一字一句地教我唱。
第2天清早，我走到坡上，老闹师已打锣开场了，仍然是唱的一些旧歌。
我再也听不下去了，休息时就向队长说：
“我来唱一台气！”
队长很惊讶地说：
“谁跟你唱呢？”
群众也议论纷纷，有的在摇头，有的在笑，但是，许多青年和老社员却都向我投来了热情的眼光，好象在说：
“干吧！
我们支持你！”
这给了我很大鼓舞。
我浑身都是劲，毫不犹豫地提锣上阵，打将起来。
哪知老闹师“呵——喂”一声，锣鼓一停，便抢先唱道：
高山画眉未出窝，
哪有妇女唱山歌。
妇女唱歌逗人笑，
劝你煮饭去烧锅。
我一听又气又急。
昨晚编的山歌一首也对不上，心头真有点慌了。
但坚决要和旧山歌、旧思想斗争到底的决心，使我从慌乱中慢慢的镇静下来。
我根据老闹师唱的内容，一边延长打锣的时间，一边想歌词。
社员们看到我只打锣不唱歌，都望着我，为我着急，个别的人悄悄议论：
“你看，她对不上了，下不了台啦！”
我不断警告自己：
沉着，沉着！
就这样，敲了一阵锣，终于也“呵——喂”一声，唱出了一首新歌：
从前妇女不唱歌，
如今上阵打响锣。
唱得人们干劲大，
唱得旧歌滚下坡。
老闹师听到这首山歌，便轻视地唱道：
你也唱来我也唱，
你我唱歌不一样；
男人唱歌宏朗朗，
女人唱歌喳喳腔。
我针对他这一首，又想到他们昨天和今天唱的一些旧歌，便随口唱道：
你在唱来我在想，
你我唱歌不一样；
我要歌唱共产党，
你偏要把旧歌唱。
老闹师当然不服气，瞪了我一眼，故意把歌的内容岔开：
太阳大了难得挨，
丢下锣鼓去打牌，
为人要学轻巧艺，
他包跳到我包来。
（包指钱包）我一听就冒火了，也没有细想，顺口就回唱：
革命人唱革命歌，
要把旧歌撵下坡，
贫下中农爱劳动，
哪个和你去赌博！
老闹师自己知道理亏，赶快又唱道：
不唱赌博唱诸葛，
听我把那三国说，
桃园结义刘关张，
三人义气好投合。
我马上就回唱道：
山茶花开红似火，
哪个跟你唱诸葛，
要唱社会主义好，
红色山歌震山河。
老闹师脸红筋胀，有点对答不上了，竟唱道：
师傅来了我欢喜，
没有哪样迎接你；
拿个癞子大哥来接你。
头也癞，尾也癞，
管你师傅爱不爱。
我一听他骂人，更加气愤，接口唱道：
一上闹场办交接，
唱歌骂人要不得；
单为骂人方上台，
请你快快改过来。
老闹师词穷了，只好应付道：
有了山歌唱山歌，
没有山歌打呵嗬；
呵嗬呵嗬三呵嗬，
三个呵嗬当首歌。
这一唱一答，使得社员们大笑不止。
先是笑今天的稀奇，妇女也敢上闹场；
后是笑老闹师节节退败，没歌唱了。
老闹师越来越站不住脚了。
针对这种情况，我便劝说地唱道：
老闹师你听端详，
从前苦处细思量；
忆苦思甜紧记住，
不要忘了共产党。
这一唱正打中老闹师的要害。
因为他本来就是贫苦农民，党对他的关怀和照顾是说不完的。
只是因为自己的政治觉悟不高，才在闹场上唱旧山歌，作了反面宣传。
经过这首山歌的提醒，他便紧敲着鼓，好一阵才惭愧地唱道：
你唱山歌我听清，
句句话儿记在心。
过去苦处我想起，
坚决跟党一条心。
＊＊＊
从前唱的封建话，
今天应该改变它。
新歌唱遍青山坡，
旧歌让它进三坝。
　〔注〕老闹师转变了，我兴奋得满脸通红。
直到这时候，我才发觉，因为我干活时左手拇指的半边指甲受了伤，是用食指和中指拴麻绳提锣，现在，食指和中指都拴肿了，疼得钻心。
可是，斗争胜利的喜悦压倒了疼痛，接着我把昨夜编的歌都唱了出来。
社员们听了很满意。
先前支持我的大多数社员，看见我打了胜仗，他们从心底里感到高兴；
先前怀疑我的，这下子也放心了；
先前嘲笑我的，这下子也不嘲笑了。
这天，唱得热闹，不知不觉薅草薅了几大片，工效空前高。
收工后，一些人笑着问我：
“成义，你今天咋个胆子这样大，敢上场对歌呀？”
我顺口就唱了一首，作为回答：
昨日深夜我编歌，
一共编了五十多，
主席思想教导我，
今日“闹场”我对歌。
这以后，许多青年都来找我教唱新歌，队长和会计也编了不少新歌，此如《五不忘》、《八不准》、《唱丰收》等等，并将它们写好贴在鼓上，在薅“打闹”草时看着唱，连老闹师也唱了新歌，在群众中起了很好的作用。
这次薅“打闹”草之后，我看见了老闹师的转变，看到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更加高涨，内心充满了说不出的欢喜。
我编新山歌的劲头更大了。
现在，我们大队文化室已经成立，我要在党和团的领导下，和我们队的青年在一起，逐渐把社会主义的各种文化活动都开展起来，全面占领农村文化阵地，让它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
〔注〕：
三坝是当地的大水库。

讲一辈子革命故事
上海市青浦县小蒸公社社员、业余故事员　吕燕华
1964年01月，公社党委让我去参加县里召开的文教积极分子大会，县领导号召我们广泛开展业余文化教育活动。
县委书记还向我们指出：
“革命故事是宣传革命思想的，故事员就是党的宣传员，讲故事不是闲聊，是革命工作，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少不了它。”
‘革命工作”这四个字“嗖”的钻进了我的耳朵，牢记在我的心里。
我马上向书记表示：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一定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从此，我白天劳动，晚上看故事书。
我只读了一年多的书，看起书来特别慢，时间看久了，疲倦得不行，有时，手拿着书就睡着了。
长此下去，我怕影响生产，就改在天一有点亮，就起来读。
烧饭时就在灶头前一边烧火一边读。
劳动休息时也拿出来看看。
这样，我学会了《红灯记》、《血泪斑斑的罪证》、《老队长迎亲》这样一些新故事。
有了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的本领，我就到处去讲革命故事。
有天，我走过小蒸镇东市梢的茶馆门口，看到里面有许多农民正在听一个老头子讲《唐伯虎点秋香》。
这是一篇宣扬地主阶级玩弄女性的故事，是和我们社会主义思想唱反调的，当时我就想闯进去讲个革命故事。
这时，另一个思想产生了：
茶馆是个“百口衙门”，我们家乡的习惯，妇女一般是不进茶馆的，我进去了，人家说长道短不怕，要是把我轰出来怎么办？
但又想起了县委书记的话：
“故事员是党的宣传员，讲故事是干革命，要去占领思想文化阵地。”
现在阵地就在眼前，我能不去占领吗？
于是一脚跨进了茶馆，往长凳上一站，向大家讲起故事《红灯记》来。
许多茶客听了都说：
“人家李奶奶、李玉和、铁梅真是英雄，唐伯虎一天到夜想女人，呒没意思。”
从此以后，我就常常到茶馆里去讲故事。
大家也很爱听，很支持我。
但是，对讲革命故事这样的新鲜事物，不是每一个人都一下子就习惯的，特别是我们女故事员进茶馆，开始时难免会遭到一些讽刺。
有人说我象个“女江湖”，达时我心里却想：
我是个革命故事员，同旧社会里的“走江湖”卖艺是根本不同的，如果他们一定要把进茶馆去讲革命故事叫做“走江湖”，那么，为革命“走江湖”，又有什么不好呢？
有一次，我到县里去开会，从小蒸镇乘轮船到青浦，路上要三个多钟点，同船的乘客没有事做，有的闲聊天，有的打瞌睡。
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宣传阵地，就说：
“我来讲个故事好不好？”
大家很赞成，我就讲了起来。
讲完一个，大家要求继续讲，我就一个又一个的讲，一路讲到青浦。
隔了一些时候，文化馆的同志告诉我，有个乘客写信给文化馆，说我是个农民“宣传家”。
文化馆的同志向我指出这样见缝插针，随时随地占领阵地很重要，今后要经常这样做。
从此以后，上千个人的会上我去讲故事，茶馆只有三个茶客我也讲，两个人走在路上也一路讲。
人家请我，我乐意讲，人家不请我，我也要争着去讲。
去年“五一”劳动节，我刚吃饭，文化站的许美瑛同志推门进来说：
“燕华阿姐，庄浜大队今夜要演戏，听说有《碧落黄泉》、《英台哭灵》！”
我丢了饭碗，同她一起赶到庄浜，经过同晚会负责人再三商量，终于抽掉了这两出旧戏，由我讲了《一只鸡》的故事。
今年春天，我从市里故事传授班学了《大寨人的故事》回来，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一面自己讲这个故事，一面把这个故事传授给本公社其他故事员，通过大家，到处讲讲，使家家户户都知道了大寨人、大寨支部、大寨精神。
不少社员听了故事以后，冒雨积肥。
金星大队团支部书记朱建华，挑粪时不小心跌了一跤，大家劝他休息，他说；
“人家赵小和跌断了腿，还要接上骨头去劳动，我为啥要休息！”
这些事对我教育很大，促使我更加热爱讲革命故事了。
我除了讲现成的故事外，自己也学着编故事。
因为：
有些中心工作找不到适当的故事配合，同时公社里有许多新人新事，使我非常感动，觉得非写下来不可，我自己也有一些经历，可以编成故事。
我编的第1个故事《母女会》，就是根据自己的家史编的。
我没有出世以前，妈妈从家乡流浪到上海，被人贩子卖给资本家当丫头；
怀孕八个月的时候被资本家对准肚子踢了一脚，当天夜里生下了还没足月的我；
后来资本家为了要我妈妈当奶妈，竟把我送进育婴堂，妈妈赶到育婴堂，从铁抽屉里把我抱回来，我已经只剩一口气了，可是资本家总把我看作眼中钉，有一次拿一把剪刀掼过来，戳在我脸上，鲜血直流，到现在还留下一块疤。……我觉得应该把自己的家史编成故事，让更多的故事员一起来讲，让大家都牢记阶级仇恨，把革命进行到底。
想到这里，我顾不得三九深夜的寒冷，不管自己文化水平低会带来多大困难，马上从热烘烘的被窝里坐起来，一笔一笔，歪歪扭扭的开始写起家史来。
经过三个夜晚，总算勉强写下了初稿。
尽管质量很差，白字不少，还有许多写不出的字只好画个圆圈圈代替，但是我把它写出来了。
后来，在文化馆和出版社的帮助下，增添了母女失散和相会的情节。
又在社员中讲了几次，吸收意见作了修改，发表在《故事会》上。
从这件事，我体会到，在共产党领导下，我们种田人也是能够创作的。
这以后，我编故事的劲头更高了。
我时常根据公社党委、大队党支部和社员的意见，把一些新人新事编成口头故事，进行讲述。
比如：
我们公社周童大队党支部书记李幅根，发现供销社多给了队里一千五百六十六斤肥田粉，立即退还给供销社。
我就把这件事编成故事《好支书》；
每次开会，孩子们总是吵得厉害，影响会议效果，但也有几个孩子很好，我就把几个好孩子的事情，编成《队长的女儿》，教育启发孩子们；
川沙县有一个故事员，她祖母死后，她劝说叔叔姑母不要请和尚道士，不要搞迷信活动。
叔叔姑母说不过她，憋气撒手不管，让祖母的棺材留在客堂里。
她没有被他们难倒，请科学试验小组的青年们帮着料理丧事，把棺材抬了出去。
我把这件事编成故事，讲给村里的人听，大家听了都很感动，都说要学习这种坚持移风易俗的革命精神。
象这样的新人新事是很多的。
我认为要展开兴无灭资的斗争，要配合三大革命运动，就要着重发扬这些新人新事，使一点红变成一片红，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美好。
除了自己创作，我还把自己看过一些好的电影、小说、连环画编成故事讲给社员听，随看随编，随编随讲，两年来，前后口头改编的故事有《李双双》、《霓虹灯下的哨兵》、《豹子湾战斗》等十八个。
两年来，我讲了一些故事，编了一些故事，为党作了一点宣传工作，这都是由于党的关怀和培养。
我今后一定要进一步学习毛主席著作，进一步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不断提高觉悟，坚定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沿着党所指引的方向，讲一辈子革命故事，做一辈子党的宣传员，把革命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