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随邓小平去三线视察工作发生了一件虽说有惊无险却亦令人心悸的“意外事故”。
邓小平是四川人，他一到成都自然就是到了家乡，西南大区书记李井泉、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和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等人都热情接待并随同总书记视察工作。
一天上午，根据日程安排，大家去参观水陆两用坦克车制造厂。
原先安排在嘉陵江边观看水陆两用坦克车开到江里去表演，只因天公不作美，雨下个不停，道路泥泞，不得不将坦克表演临时改在室内进行。
水陆两用坦克成了“一用”，暂且只好当作普通坦克车表演了。
大家未能看坦克车开进江里去的精彩表演，多少感到有点煞风景。
厂方负责人带领大家进了一间大厂房。
真不愧是坦克工厂，厂房之大使我生平第1次开了眼界。
除了厂房中央划出了一块空地停着一辆预备表演的坦克车外，里边停满了坦克车。
参观人员被安排在这辆表演坦克的四周。
首长站在前边，随员在后。
我站在邓小平右侧，同他相隔开七八个人。
我的右边是铁道部办公厅主任，我们背靠停放在身后冷冰冰、硬邦邦的钢铁家伙——水陆两用坦克车。
我们没有退路。
技术人员向首长们介绍了坦克的性能和同军事上先进国家坦克的比较情况后，便开始进行坦克车原地转动表演。
一位负责现场指挥的同志手里举着一面小红旗站在坦克正前方，驾驶员在坦克车内通过一个外“八”字形的视窗按照指挥员的命令进行操作。
那辆表演坦克启动时马达发出隆隆的轰鸣声，参观者被震得耳膜轻微疼痛，听不到旁边人们的说话声。
坦克车先作顺时针方向慢速转动一圈，中间灵活地表演了几次煞车，一切都很顺利；
但它刚一停稳又突然启动进行逆时针方向高速转动，还没有令参观者反应过来，已有好几个人被掠倒在地。
我摔倒在地，手里提着的出诊包被甩出数米远。紧挨我右边站着的铁道部办公厅主任也倒在我身旁。
他用右手护着左胳膊，只见鲜血从他手指缝里滴下来，他的外衣已染红了。我急忙从地上站起来去检查他的伤口。
他的左胳膊受了重伤：身上的军大衣、呢中山装、毛线衣、衬衫及棉毛衫等五层衣服被撕成一个大洞，伤口又大又深，骨头也露了出来，鲜血直往外流。
这位主任挺坚强，他只是用好胳膊托住受伤的左臂，紧皱着眉头低声地哼哼着。
有人把出诊包给我递了过来，我取出急救包替他包扎好伤口，接待部门用汽车送他去医院。
首长们都已安全地离开了现场。
我正欲拎起出诊包返回潘家坪住地时，突然感到自己右手腕剧烈疼痛，无法拎起出诊包。
仔细一瞧，发现右手腕关节已肿了起来。
在场的人也用汽车把我送到重庆医学院附属医院骨科门诊，经X光拍片检查发现桡骨下端裂了一条小缝，幸好并无错位。
医生用中药敷贴局部并以石膏托固定右臂。我这点小伤同那位主任相比算不了什么，虽说有点痛还是可以忍受。
但我不知道自己受伤后还能否继续随首长们一起活动。
“张大夫，疼得怎么样？我们这里事情不多，你可以回北京去治疗，养伤要紧，不要勉强。”
回到潘家坪后，卓琳见到我便关切地说。
“……”
我听后默不作声，不知道自己应当怎样表示好。
我受了一点伤，到底应该说“没有关系，可以留下来”，还是说“我回北京去吧，另找一位医生来接班”？
这毕竟不是战争环境轻伤不下火线。
“当然，你愿意留下来继续随我们一起活动，我们是欢迎的。”
她见我未表示态度，大概看出了我的心事，又接着补充了一句。
后来，邓小平办公室的人真诚地征求了我的意见，我表示愿意留下来随团活动。
第2天中午，我听到邓小平办公室工作人员说：
地方上，在我们离开后就把那个坦克车驾驶员抓了起来。
“马上放人，不许处分他！这件事情同驾驶员根本就没有关系。”
邓小平向他的随员这样交代，并要他们赶快去办。
邓小平得知地方上抓了坦克驾驶员，他在仔细了解情况后有些生气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解释：
那个坦克车驾驶员坐在车里完全是听外面指挥员的命令动作。
这个驾驶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立过功，为什么要抓他？
要说有责任的话，还是安排这个活动的领导要负责，组织工作没有搞好嘛。
事情已经发生了也不要再去追究什么责任，重要的是应该吸取教训，这么搞法不好！
我听他们讲了这件事情的经过，内心非常感动，觉得邓小平真了不起，我既为那个驾驶员庆幸，感激邓小平，也为我们党有这样英明的领导人而欣慰。
若是碰上哪一个官僚主义的大官、昏官，这个驾驶员可就要倒霉了，即使不被枪毙也得叫你在大狱里呆上几年，起码得审查你的动机、政治背景或幕后指使者以及祖宗三代的历史。
“文革”中，邓小平作为我国第2号“走资派”被打倒。
我跟家人和挚友曾多次悄悄地讲过上面这个真实而感人的故事，一个大人物能如此体谅与宽容基层干部，关怀平民百姓实是难能可贵。
由此不难看出邓小平决不是坏人，说他有错误我不敢反对，但要打倒他，我觉得太过分了。
——摘自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
【注】
查邓小平年谱：
1965年11月13日
上午，召开会议，听取有关方面负责人汇报三线建设项目的进展情况。
下午，视察二九六厂、二五六厂，观看坦克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