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林/新文/任官锁/姜柳初/吴德馨/翟文华/曹振峰
栏目：短评
版面：头版
谁赠的书？
潮安第一中学一封来信说：亲爱的解放军叔叔，你们连的同志寄来了二十本毛主席著作单行本……。
遗憾的是不知道赠书者的姓名。
指挥连指导员黄大癸收到一封来自潮安第一中学的感谢信。
信中写道：
“亲爱的解放军叔叔，你们连的同志寄来了二十本毛主席著作单行本。
这不是几本普通的书，这是革命的真理，是思想的武器，这也是你们一片火热的心。
你们诚心赠书，我们领情收下了，除了表示衷心的感谢之外，并且保证象你们那样，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听毛主席的话，做一个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遗憾的是不知道赠书者的姓名，请首长和同志们查出来，给予表扬……”
黄指导员收到这样的信，已经不是一次了。
战士们在外面为群众做好事，都象雷锋那样，不留姓名，不要感谢。
可是，等到指导员知道这次送书的是谁以后，他比以往都高兴，他感到一棵幼苗正在成长。
原来送书的是入伍不到五个月的李振山。
他刚到连里，就要指导员给他《毛泽东著作选读》，并且和班长结成了“一对红”对子。
在大家的帮助下，他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勤学苦练杀敌本领，进步很快，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就加入了共青团。
他想：“我得到了进步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结果，要是能让在学校里读书的同学们都象我们一样学习毛主席著作这该多好啊！”
于是，在一个星期天，他到新华书店，用自己的津贴费买了二十本毛主席著作单行本，寄给了潮安第一中学。
当指导员问李振山送书为什么不写姓名时，他笑了笑，仍是老同志的一句老话：“这是自己应该做的，为啥要写名让人登门道谢呢？”
·王林·
因为有了政治
送书、修鞋、刷猪圈、救火……这都是些平平常常的事情，但是，这些平常的事情却让我们心情激动。
新战士李振山给中学生寄了二十本毛主席著作单行本，他想的是：我的进步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结果，能让同学们都象我们一样学习毛主席著作多好！
这朴实的想法里蕴藏着对毛主席著作多么深厚的感情，又有着对年青的同辈多么热烈的希望呀！
蒲周龙和王洪马自动去追赶救火的部队，不知道路，他们就向着火光前进！
两个革命战士为人民赴汤蹈火的红心，不是跳动在我们的眼前吗？
深山里单独执勤的邓锦成、何治安，他们在工作上做得很多，而生活上却要求很少。
吃不吃鸭蛋的确是小事情，可是他俩为了连队，为了同志，先人后己，“近水楼台不得月”，这种精神又是多么高尚呢！
刷猪圈，这在连队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
可是，陈康元不声不响地一次一次地主动去刷，却有一个不平常的想法：让手脚多干一些地赃的活，好去掉头脑里的脏东西。
我们从这几件平常的事情中，强烈地感到了突出政治的力量。
今年突出政治以来，在各个部队、在各个岗位上，涌现出大量的好人好事。
真是有了政治，就有了灵魂，就有了方向，就有了积极性、创造性。
有了政治，好人好事就会多多的。
看到这些生活中的好人好事，不禁使人想到将来战斗的时候：
平时出现这么多好人好事，战时真不知道要出现多少英雄人物！
平时火光就是命令，战时不是可以枪声就是命令吗！
平时出色地单独执勤，战时不是可以出色地孤胆作战吗！
平时勇于冲破一道道难关，战时不是可以奋勇攻克一个个碉堡吗！
刷猪圈的人
“干点脏活，可以丢掉脑子里的脏东西！”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天还没亮，同志们在床上睡得正甜，测地兵陈康元却早已在猪圈里忙碌开了。
他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战斗”，挑了二十多提水，把八个猪圈冲洗得干干净净。
天亮了，饲养员陆明文来到了猪圈，一看，感动地说：“小陈，真该谢谢你。”
陈康元说：“谢什么？
这是应该做的。
再说，我是来锻炼的，干点脏活，可以丢掉脑子里的脏东西！”
小陈出生在广州城里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父母的娇养使他沾染了一些资产阶级思想，脏的累的活他不愿干，琐碎的事他不沾边，到了连队不久，班长就摸透了他的“底”，找他谈心，要他在劳动化这方面下功夫，并告诉他要好好学习《为人民服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青年运动的方向》等文章。
小陈按照班长的话，读了毛主席的书，对照自己，觉得毛主席的话一针见血，正中了自己的弊病。
思想上通了，就要落实在自己的行动上。
小陈下定了决心，要象张思德那样不为名不为利，为党为人民而兢兢业业地工作，象雷锋同志那样甘愿当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班里的工作他争着干，打扫环境、打开水他不落人后，公差勤务更是一马当先，冲洗猪圈和厕所已经是常事了。
这天早起到猪舍工作，不过是许多次中的一次罢了。
·新 文·
奔向火光
两个外出的战士回到连队，大家全去救火了，怎么办？
走，向着火光追！
傍晚，团部突然来了紧急命令：车站失火，部队全部出动抢救，战士们好象接到了战斗命令一样，立即登车出发。
新战士蒲周龙和王洪马，这天恰巧送母亲回家，傍晚他俩返回连队，才知道这个情况。
他俩想：我们应该赶部队去！
朝哪里赶呢？
正好碰见一个别的连的同志，手往南一指，只见南边天空有一团红光，他俩顾不上吃饭，也没有休息，便箭步如飞，朝火光追去！
约摸跑了十多里路，汗流浃背，又饿又累。
蒲周龙擦着汗水对王洪马说：“这次是我们单独行动，这是对我们一次考验。”
王洪马说：“这点困难算不了什么……”他俩互相鼓励着说，“我们要象毛主席教导的那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两人越跑越有劲了。
走了快二十里路了，背后突然汽车一声长鸣。
司机伸出头来，见他俩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就问：你俩也是去救火的吧，快上车！
蒲周龙和王洪马爬上车，原来车上坐的也是拿盆桶的农民群众。
他俩和这些群众，怀着激动的心，一起奔向火光。
·任官锁·
深山“一对红”
在没有人烟的深山里，只有两个战士在执行生产任务。
他俩工作高标准，生活低标准，为了全连，先人后己。
连队从山区生产基地转到平原进行训练，把共产党员邓锦成和战士何治安留在山里继续搞副业生产。
这是一个偏僻的山区，他俩就住在山坡上的一间小茅草房里。
远离连队，远离领导，干多干少，都听自己。
但是邓锦成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他想：党把我放到这里，是对我最大的信任，只能干多干好，不能干少干坏。
他和何治安结成“一对红”对子，每天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
每半个月还要走六十多里回连汇报一次情况，请示工作，并且带回报纸来读。
他俩每天早出晚归，在田间劳动，除了种水田之外，还主动请求放养一百多只鸭子和种蔬菜。
他俩在工作上是高标准，在生活上却是低标准。
连里考虑他们劳动强度大，又是单独做饭，叫他们多吃点粮食，也可以吃一些鸭子和蛋，改善生活。
可是，他俩严格地按照标准吃粮，从不超支，还从自己种的菜地里捡些老黄叶子来吃，舍不得多花连里分文菜金。
几百个鸭蛋放在那里，他俩从不轻易动一个，连里硬要他俩吃，才吃几个。
有一次，一只鸭子被狐狸咬死了。
他俩也不肯吃掉。
邓锦成说：“这是连队的集体财产，我们不能随便吃。”
于是腌起来，送回了连队。
·姜柳初·
野营修鞋工
我们连木工、焊工、理发员都有了，就缺修鞋的。
大家在外野营穿鞋多费呀！
我来当个修鞋工吧！
一天，九班战士王树庚在垃圾堆里发现了一块破篮球皮。
他想，皮子可从用来补鞋呀，对！
我们连木工、焊工、理发员什么都有了，可是掌鞋的还没有。
连队常在山区野营，穿鞋确实费，鞋坏了就没处修。
毛主席说，“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
自己应该学习白求恩，为大家做点好事啊！
他在团小组帮助下，很快制作了一套适合部队经常行动、携带方便的简易工具。
钉拐子是他在废铁堆中找到了一块铁板和一段铁棍，花费了几个中午时间制好的。
锤子呢，是个登山训练用坏了的小铁锤，把它修理好，钉个鞋钉还是满可以。
修修鞋，看来很简单，可是开始时，不是刺破手，就是把钉子钉坏，班长李昌阳就用自己的鞋让他做试验。
他又利用几个假日到街里请教修鞋工人，就这样逐渐掌握了修鞋技术。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为全连同志修补了四十多双鞋。
·吴德馨 翟文华·
本栏插图，岳东楼 曹振峰
栏目：昨日要闻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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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刘主席接见尼泊尔贵宾
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主席二十八日下午接见了尼泊尔王国大臣会议副主席兼外交、土地改革、粮食和农业大臣基尔提·尼迪·比斯塔和夫人，以及随同采访的经济计划部秘书巴卡·巴哈杜尔·塔帕，外交部官员西尔瓦尔。
同时被接见的有尼泊尔国务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康·曼·辛格·巴斯尼亚特，和由他率领的尼泊尔友好代表团成员：全国评议会副议长纳·库·普拉丹，全国评议会议员莱·夏希，尼中友协司库梅·卡·坎萨卡尔。
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主席同贵宾们进行了亲亲友好的谈话。
中国阿尔及利亚发表联合公报
二十八日，中国和阿尔及利亚发表联合公报。
公报说，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由拉巴·比塔特国务部长阁下率领的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于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到达中国，进行了友好访问。
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为首的中国方面同以拉巴·比塔特部长为首的阿尔及利亚方面进行了亲切的会谈。
会谈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双方重申坚决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正义斗争，认为越南问题必须由越南人民自己解决。
双方重申第二次亚非会议必须如期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五日在阿尔及尔举行，保证要为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圆满成功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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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拉萨二十九日电 前来祝贺西藏自治区成立的中央代表团今天下午到达西藏首府拉萨。
拉萨市万众欢腾，各族各界一万二千多人隆重、热烈地欢迎中央代表团。
当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代表团团长谢富治，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代表团副团长张经武，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代表团副团长刘春和代表团全体团员到达拉萨近郊时，中共西藏工委第二书记张国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等西藏党政军负责人前往欢迎。
在通向西郊的柏油路上，搭起一座座高大的彩门，一幅幅标语横跨大道上空，上面用藏文、汉文写着：“热烈欢迎中央代表团”、“向各兄弟民族代表致敬！”
各界群众欢迎的行列延伸数里。
九年前，人们在这里欢迎前来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的中央代表团时，其中大部分人还遭受着农奴制度的残酷压迫。
今天，他们都以主人的身分来迎接亲人。
他们怀着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感激的心情，穿着新衣，高举红旗，挥舞着雪白的哈达和彩色的花束，敲着羊皮鼓，跳着踢踏舞，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
今天前往欢迎中央代表团的还有：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周仁山、王其梅、郭锡兰、苗丕一、杨东生、麻贵书，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帕巴拉·格列朗杰、朗顿·贡噶旺秋、崔科·顿珠才仁，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首长陈明义、任荣、吕仁山，政协西藏委员会副主席桑颇·才旺仁增、桑顶·多吉帕姆，佛协西藏分会副会长嘉措林活佛以及西藏党、政、军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负责人。
中央代表团团长谢富治，副团长张经武、刘春，代表团团员、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阎秀峰等，在张国华、阿沛·阿旺晋美等人的陪同下，乘车穿过欢迎行列进入市区时，乐队高奏《毛主席派人来》、《社会主义好》等乐曲；
欢迎行列里锣鼓喧天，掌声雷动，欢呼声响成一片。
一百二十名少先队员跑上前去，把鲜花献给代表团全体团员。
中央代表团来到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行列前，二百多名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回族的人民代表，齐声欢呼“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
、“感谢党和毛主席的关怀！”
六年多前，被叛匪挖去双眼的自治区人民代表布德，今天让人搀扶着前来欢迎。
他听见亲人们的汽车开过来，激动地跳起来欢呼。
他说：我虽然看不见亲人的面孔，但我的心已经感到党和毛主席的温暖。
民主改革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藏族工人，今天和汉族工人一起热烈欢迎中央代表团。
西藏八个文艺团体的一百多名各民族文艺工作者，穿着西藏各地区各民族的鲜艳服装，跳起了吉祥的“铃鼓舞”，热情欢迎中央代表团的来临。
当代表团的车队经过载歌载舞的行列时，一群文艺工作者涌上前去，在喧天的鼓乐声中，抛撒着五彩缤纷纸花。
前来祝贺西藏自治区成立的六个文艺团体已在前几天先后抵达拉萨。
今天。
这六个团体的三百六十多名文艺工作者和拉萨市人民一道欢歌畅舞，欢迎中央代表团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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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二十七日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就印度方面公然蔑视中国主权、扰乱中国——锡金边境安宁、威胁中国边民安全的侵略行为，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照会说：“根据中国有关地方当局报告并经查实，一九六五年七月份内，印度军人连续四起越过中国——锡金边界侵入中国领土，活动猖狂，情节严重。
其中最突出的一起发生在七月二十二日下午。
九名印军，携带长短枪枝，从中锡边界上的车拉山口以北侵入中国境内，在日午其牧场搭起帐篷，四出侦察骚扰，刺探情报，并且闯入中国牧民的帐篷勒索财物。
其中两人还在七月二十三日深入到中国西藏亚东下司马附近，距中锡边界约达十二公里的空嘎拉卡牧场一带。
九名入侵印军在中国领土上非法停留两昼夜之后，才在七月二十四日中午出境。
他们在所到之处遗留下了大量入侵证据。”
照会接着列举了另外三起印军入侵的事件：
一、七月二日，印军两人越过拉多拉山口侵入中国境内进行侦察。
二、七月三日，印军五人侵入中国西藏的洞朗草场，进行了长达四天的侦察骚扰活动。
三、七月十日，印军一名在达吉山口附近越境，被正在中国境内放牧的中国牧民扎西次旺发现。
入侵的印军竟向他开了两枪，扎西次旺险被击中。
照会指出：“自一九六○年以来，中国政府对印度方面在中锡边境的入侵活动曾经一再提出抗议。
但是，印度方面不仅置若罔闻，反而变本加厉、更加猖狂地加紧侵略活动，并先后在乃堆拉、东巨拉、则里拉、卓拉四个山口越界或跨界修筑了大量侵略工事。
印度军队不止一次地侵入中国境内劫走边民，抢走牲畜。
印军在中锡边界越境侦察骚扰的事件，在今年五月到七月三个月内，共达十四起之多。
尤其严重的是，入侵印军竟敢肆无忌惮地在中国领土上安营扎寨，四处窜扰，甚至深入到远离边界线十多公里的西藏重镇亚东下司马附近，有的在中国境内停留雷达四天之久。
这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所不能容忍的。”
照会最后说：“中国政府不能不警告印方：如果它不立即停止这种入侵和挑衅活动，它就必须对可能产生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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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泊尔国王陛下政府关于修建公路的议定书，今天下午在北京签字。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参加了签字仪式。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尼泊尔王国大臣会议副主席兼外交、土地改革、粮食和农业大臣基尔提·尼迪·比斯塔，代表双方在议定书上签字。
中国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还有：方毅、韩念龙、陶琦、胡愈之、杨公素、戴平、冯继忠、张茜、王珍。
尼泊尔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大臣会议副主席比斯塔的夫人，经济计划部秘书巴卡·巴哈杜尔·塔帕，外交部官员西尔瓦尔。
尼泊尔驻中国大使凯谢尔·巴哈杜尔和夫人也参加了签字仪式。
作者：叶剑英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进入第三年以后，毛泽东同志及时地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指挥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战略决战。
三大战役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开始，历时四个月零十九天，歼灭敌人正规军一百四十四个师（旅），非正规军二十九个师，共一百五十四万余人。
在这个期间，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也都展开了进攻，歼灭了大量的敌人。
在战争的头两年，人民解放军每月平均歼灭敌军八个旅左右。
到了这时，人民解放军每月平均歼灭敌军的数目，已经是三十八个旅了。
这三大战役，使国民党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上归于消灭，大大地加速了解放战争的全国胜利的到来。
三大战役所取得的伟大战略决战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战略决战思想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战略思想的胜利。
战略决战思想是毛泽东同志整个军事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认真研究三大战役的丰富经验，将帮助我们全面地领会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全面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科学。
本文想从几个方面来阐述三大战役中所体现的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战思想和军事指挥艺术。
及时地抓住决战时机，正确地确定决战方向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经过敌处战略进攻、我处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我处战略进攻、敌处战略防御阶段以后，由于人民解放军继续大量地歼灭了敌人，到一九四八年六月，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更进一步地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的一百二十万人增加到二百八千多万人；
国民党军队由四百三十万人减少为三百六十五万人，其中用于第一线的只有一百七十余万人。
在这个时候，人民解放军虽然在数量上还少于国民党军队，在装备上还低于国民党军队，但是，在两年多的内战和外线作战中，已经大大地提高了自己的战斗力。
人民解放军消灭了大量的敌人，缴获了大量的现代化武器，加强了自己的装备，建立了强大的炮兵和工兵，提高了攻坚能力，在石家庄、四平、开封等战役中，取得了攻坚经验，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
同时，人民解放军利用战斗间隙，用诉苦、三查和群众性练兵的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加强了内部的团结，提高了部队的政治质量、军事技术和战术。
解放区的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坚决进行保田、保家的斗争；
被俘的蒋军士兵经过政治教育之后，也纷纷自愿地参加人民解放军，从而使解放军得到源源不断的兵员补充。
这个时候，各个主要的解放区相继连成一片，可以作战略上的直接支援。
解放区面积已扩大到二百三十五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四分之一；
人口增至一亿六千八百万，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
解放区内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发展了生产，进一步提高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使我军后方更加巩固，使战争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物力的支援。
在全国范围内，更加扩大和巩固了人民革命的统一战线，更加发展和壮大了人民革命的力量。
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军队的数量虽然还多于人民解放军，装备虽然还比人民解放军的好，国民党反动派虽然还统治着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三分之二的人民，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所发动的反革命战争的非正义性，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极端腐朽性，国民党反动政权已经陷入摇摇欲坠的境地。
这时候，敌人已经被迫放弃“全面防御”的计划，而进行所谓“重点防御”，企图以他们现有的兵力和工事，固守战略重要点线。
敌人为了避免遭受歼灭，以精锐部队为核心，兵力靠拢、猬集一团，想使人民解放军“吃不掉、啃不烂”；
同时，裁并“绥靖”区。
扩大兵团、吞并杂牌、裁减机关，以求增大机动兵力；
并在国民党统治区大量抓丁，扩充二线部队，以便整顿和补充力量，进行垂死挣扎。
但是，在人民解放军大规模的进攻面前，他们再也无法摆脱战略上全面被动的地位。
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五个战略集团已被人民解放军分别牵制在南线和北线的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东北五个战场上。
东北战场为卫立煌集团，共四十八万余人，分布在长春（当时，该处敌人已被围困两个月）、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依靠北宁线的锦、榆段作为他们和关内水、陆联系的通路。
华北战场的敌人共六十余万，分布于平绥线（在人民解放军绥察战役后，归绥与张家口之间的联系已被切断）上的归绥、张家口及北宁线上的北平、天津、唐山、山海关等各要点，依靠塘沽港作为他们海上补给的通路；
太原孤城的守敌，已被围困。
华东战场为刘峙集团，共六十余万人（以后增援的一个兵团及其他部队未计算在内）。
这个国民党军集团在我军进攻济南时，迟迟不敢北援，当济南被解放后，即集中于以徐州为中心，西起商丘、东至连云港的陇海线上及南至蚌埠的津浦线上，企图阻止我华东人民解放军南下。
中原战场为白崇禧集团，约七十五万人，分布于平汉线南段及以汉口为中心的地区。
西北战场为胡宗南集团，约三十万人，被牵制于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一隅。
除上述五个战场外，敌人后方的军队仅有三十六个旅，约二十三万余人，由于人民游击战争的发展，很难机动，这样，国民党反动派就没有完整的战线了。
除某些地区还有一部分兵力可作战略机动外，大都处于徘徊麻痹、被动挨打的状态。
这种敌我力量对比的形势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
为着继续大量地歼灭敌人，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人民解放军就必须攻击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必须同敌人的强大机动兵团作战。
因此，敢不敢打我军从来没有打过的大仗，敢不敢攻克敌人的大城市，敢不敢歼灭敌军的强大集团，敢不敢夺取更大的胜利，已经成为我军当时战略决策上的重大问题。
就在这时候，国民党一九四八年八月南京军事会议曾经议论过撤退东北，确保华中，坚持沈阳至十月底，以观时局发展，原则上不放弃沈阳，同时亦作撤退准备的作战指导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让敌人实现他们把现有兵力撤至关内或江南的计划，使我们失去时机，从而增加我军尔后作战的麻烦呢？
还是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决策逃跑之前，我们就当机立断，抓住大好时机，组织战略决战，各个消灭敌人的强大战略集团呢？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毛泽东同志根据对战争形势的科学分析，毅然决然地抓住了这个战略决战时机，先后组织了辽沈、准海、平津三大战役。
他在《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中向东北战场的我军指挥人员指出：要“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
毛泽东同志说过：“我要优势和主动，敌人也要这个，从这点上看，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
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
他还指出，在一个或几个战役分了胜败以后，“无论何方失败，都直接地、迅速地引起失败者方面的一种新的努力，就是企图挽救危局的努力，使自己脱出这种新出现的不利于我有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而重新创造出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去压迫对方。”
“胜利者方面的努力和这相反，力图发展自己的胜利，给敌人更大的损害，务求增加或发展有利于我的条件和形势，而务求不让对方完成其脱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企图。”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进行到第三年以后的情形也是这样。
国民党军队在遭受了一系列的失败以后，为了挽救他们的危局，曾经进行拼命的挣扎，企图用“重点防御”的办法，来摆脱当时已经出现的对他们极端不利的形势，妄图重新创造一种有利于他们而不利于我们的形势，在一定时机向我们举行反扑。
与此相反，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赢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以后，力图发展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更大量地消灭敌人，务求发展当时已经出现的对于我军极为有利的形势，务求不让敌人实现他们脱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计划。
这种主观能力的竞赛，当时首先出现在时机的选择上。
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抓住时机，进行决战；
对于敌人来说，应当是抓住时机，组织战略撤退，避免战略决战。
一九四九年十月三十日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社论说：“满洲的丧失是不可避免的，在撤退问题上唯一严重错误，就是择时不当。”
敌人在战略撤退上的犹豫不决，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捕捉决战时机的英明。
毛泽东同志在紧紧地抓住决战时机的同时，又正确地选定了决战方向。
当时全国各战场的形势虽然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但敌人在战略上却企图尽量延长坚守东北几个孤立要点的时间，牵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使我军不能入关作战；
同时，敌人又准备把东北敌军撤至华中地区，加强华中防御。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指向华北战场，则会使我军受到华北、东北敌人的两大战略集团的夹击而陷于被动；
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敌人迅速撤退，而实现他们的战略收缩企图。
因此，东北战场就成为全国战局发展的关键。
当时东北战场的形势对我又特别有利。
在敌军方面：孤立分散，态势突出；
地区狭小，补给困难；
长春被围，无法解救；
或撤或守，举棋未定。
在我军方面：兵力优势，装备较好；
广大地区，联成一片；
土改完成，后方巩固；
关内各区，均可支援。
东北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东北敌军，就能粉碎敌人战略收缩的企图；
就能实施战略机动，有利于华北、华东战场的作战；
就能以东北的工业支援全国战争，使人民解放军获得战略的总后方。
根据上述情况，毛泽东同志将战略决战方向，首先指向东北战场的卫立煌集团，这就将战略决战的初战胜利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
这是毛泽东同志宏图大略全局在胸投下的一着好棋子。
决战首先从局部的优势开始，进而争取全局上的更大优势。
由于迅速而顺利地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就使全国战局急转直下，使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
针对三个战场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作战方针
在辽沈战役开始前，东北战场敌人据守于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
我军进攻的主要方向应首先指向哪里，才有利于战役发展，才有利于全歼东北敌人，才有利于全国战局，是战役指导的关键问题。
从局部看，长春孤敌，为我久困，是东北战场敌人的弱点，消灭该敌可以解除我后顾之忧。
但敌人却企图以长春来牵制我军，掩护沈阳、锦州敌军改善态势，并且进行撤退的一切准备工作。
我作战方向如首先指向长春，就会中敌人的诡计；
而攻克长春，又会将沈阳、锦州的敌人迅速吓跑，影响战役和全国战局的发展。
锦州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虽然锦州敌人的兵力比长春多，周围并有若干据点；
攻锦州时，华北敌军可能增援，敌人亦可由海上支援，若不能迅速攻克锦州，就会陷我军于被动地位；
而且我军主力，远由北满南下作战，会有一定困难。
但是，锦州至山海关段上各点的敌军，孤立分散，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
在北宁线上作战，可吸引长春、沈阳敌军来援，有利于战役发展；
还可分割敌方在华北战场和东北战场的两大战略集团，华北敌军的增援则将因我华北人民解放军的牵制而削弱。
锦州是东北敌军通向关内的咽喉，打下锦州这一战略要点，就等于关上了东北的大门，卫立煌集团即成“瓮中之鳖”；
而且控制了北宁线，更有利于我军根据战局发展，向两翼机动作战。
基于上述分析，锦州才是东北敌军的真正弱点、致命弱点。
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指出：“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
如长、沈之敌敢于增援，“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
同时又指出，攻克锦州是全战役胜利的关键，要求东北人民解放军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
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东北人民解放军坚决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作战方针，歼敌四十七万，取得了东北决战的伟大胜利。
加上当时其他各战场上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从此就使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对于国民党军也转入了优势。
正当辽沈战役方兴未艾之时，毛泽中同志在华东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济南战役胜利以后，又组织了淮海战役。
华东战场敌人刘峙集团，以重兵猬集于徐州附近地区，形成所谓一点两线的部署，企图阻止我军南下，以屏障南京。
敌人重兵密集，便于机动，增援迅速。
若要攻歼其任何一部，必须首先挡得住敌人的援兵，才能赢得时间，保持主动。
这是华东战场与其他战场截然不同的特点，也是影响战役胜败的关键。
当时黄伯韬兵团位于东接连云、西近徐州、南靠江淮、北面山东的陇海线上，是刘峙集团右翼劲旅。
如歼灭了黄伯韬兵团，则使刘峙丧失一臂，并可吸引徐州敌人东援，在运动中歼其一部。
同时可将我山东、苏北两解放区联成一片，切断徐（州）、海（州）联系，形成包围徐州、兵临江淮的态势。
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指出：“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峄县、枣庄、临城韩庄、沈阳、邳县、郯城、台儿庄、临沂等地，”为了全歼黄伯韬兵团，毛泽东同志根据华东战场敌军部署的特点，在兵力的使用上，采取了巧妙的部署，指示我军“要用一半以上兵力，牵制、阻击和歼敌一部，以对付邱李两兵团，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三个师的目的。”
“否则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三个师的目的。”
毛泽东同志对战役尔后的各阶段也反复地强调了这一部署原则。
从一般情况说来，主要兵力应集中使用于攻歼的目标上，毛泽东同志却在我有足够兵力及敌军兵力集中的情况下，采取了相反的方法，创造性地处理了战役目的和手段既统一而又有区别的辩证关系，灵活地运用了集中兵力的原则，因而顺利地牵制、阻击了徐州敌军强大兵团的东援，取得了歼灭黄伯韬兵团的胜利，切断了敌人海上逃路，为战役的尔后各阶段，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以后由于黄维兵团北援，徐州敌人西逃，使战役发展方向不是东向新（浦）、海（州）、连（云港）及两淮地区，而是向西歼灭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这就使淮海战役大大地超过了原来的计划，歼敌五十五万五千余人，取得了中原决战的伟大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首都——南京处于人民解放军直接威胁之下。
从此，国民党反动统治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
恰当淮海战役鏖战正酣之际，毛泽东同志又组织了平津战役。
当时华北战场的敌军，在我华北人民解放军的牵制与打击下，又受到了辽沈、淮海两大战役胜利的震撼，已成惊弓之鸟。
国民党反动派这时在战略上唯一可能机动的兵力就是华北的部队。
因此，蒋介石一方面企图利用这个集团阻止我军南下，以便掩护他们在江南重整军力；
一方面又企图诱使这个集团经塘沽海运江南，增援华东战场，以解刘峙集团之围或扼守长江，进行垂死挣扎。
而这个集团本身当时还有沿平绥线西撤绥远的企图。
敌人或撤退或收缩，都将对战局的发展不利。
因此，不使敌人撤退、不让敌人收缩就成为平津战役的主要关键。
毛泽东同志利用了华北敌军认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后必然进行休整，不能迅速入关的错觉，命令东北人民解放军于辽沈战役结束之后，不进行休整，迅速秘密入关，配合华北人民解放军的两个兵团，出敌不意地对华北敌人实施战略包围，力求将敌人全部就地歼灭。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指出：“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
“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
因此，在目前两星期内一般应采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
为了不使敌人逃跑，又着重指出：“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门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
为着造成敌人的错觉，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的敌军南下，又令华东战场我军对杜聿明集团残部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又令山东方面集中若干兵力控制要点，作好防止敌军向青岛逃跑的准备。
这样，就稳住了敌人，完成了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使华北敌人完全陷入收不拢、逃无路之绝境。
“兵贵神速”和“出敌不意”的军事原则，为一般军事家所熟知，但毛泽东同志运用之妙，却超乎寻常。
“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作战方针，以及延缓华东战场对杜聿明集团残部最后歼灭部署的指示，则更表现了军事指挥上的高度艺术，而为一般军事家所望尘莫及。
由于我军执行了上述方针，华北敌人即被我军斩头去尾，一截一截地被各个歼灭。
平津战役共歼灭和改编了国民党反动军队五十二万余人，取得了华北决战的伟大胜利，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
毛泽东同志根据全国各战场的具体情况，抓住了不同的关键问题，正确地确定了决战方向，制定了不同的作战方针，使三大战役之间和各战役的各阶段之间有机地联系了起来，一环扣一环地，一个胜利接一个胜利地向前发展，取得了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
主要地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
“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
“说重要，说有决定意义，不能按照一般的或抽象的情况去规定，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去规定。”
抓住了最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在组织决战中，初战问题就是最重要的问题。
从战争的全局和战役的全局出发决定初战，初战的胜负又对战争的全局和战役的全局的胜负有决定意义。
这就是两者的辩证关系。
因此，初战必须建立在确有胜利把握的基础上，同时，初战的胜利又必须有益于全局的发展，这是照顾局部和全局关系中最吃力的问题。
总之，没有全局观念，就没有好的初战计划。
历来的军事家虽然也慎重初战，但初战的指导艺术，毛泽东同志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达到了得心应手的地步。
三大战役的首战东北，以及辽沈战役的首攻锦州，淮海战役的首歼黄伯韬兵团，平津战役的首克新保安和天津，都是从全局利益考虑决定的。
三大战役的三个作战方针，都是初战与全战役计划密切联系的体现。
因此，初战胜利之后，就势如破竹地分别取得了三大战役的胜利。
三大战役的初战胜利，完全体现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必须打胜；
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
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的初战原则。
在战争指导中如何照顾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如何在复杂的情况中去找出和掌握关键问题，毛泽东同志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范例。
全面地运用十大军事原则，高度地施展作战艺术
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长期以来敌人战略上围攻我军的情况，改变为我军战略上围攻敌人的情况。
毛泽东同志从最后消灭敌军主力，必须攻击敌人坚固设防的大、中城市，并与敌人强大机动兵团作战的情况出发，从建立全国统一的革命政权，必须夺取政治、经济的中心城市的情况出发，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全歼敌人强大兵团密切地结合起来，把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夺取城市与地方密切地结合起来，把大规模的运动战和大规模的阵地战密切地结合起来。
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军多年来丰富的作战经验概括而成的“十大军事原则”，在三大战役的指挥中，得到了全面的运用。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是人民军队达到化劣势为优势、以劣势兵力战胜优势敌人的根本方法。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之相对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是能够脱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他抛入劣势和被动。
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敌人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
这样的转变，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
这个正确的指导就是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法。
我军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作战方法，不仅在中国革命战争过去的实践中，而且在三大战没的决战的实践中，都得到了完全的成功。
在三大战役中，我军对敌人实施战略包围的同时，进行了战役和战术上的分割与围歼。
在战略上将敌人分隔在几个战场上，而在各个战场上又把敌人的强大集团肢解为若干孤立部分，集中优势兵力，逐次予以歼灭，以至迅速地消灭全部敌人。
我军在辽沈战役中，利用东北敌军分散孤立的态势，首先集中优势兵力攻歼了锦州的敌人，继而转用主力各个歼灭了由沈援锦的廖耀湘兵团和沈阳的残敌，卫立煌集团遂全军被歼。
我军在淮海战役中，首先割断了黄伯韬兵团与徐州敌军的联系，继而包围了黄维兵团，阻止了李延年兵团、刘汝明兵团，使敌军不能相互支援，在歼灭了黄伯韬兵团之后，逐次转用主力各个歼灭了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
我军在平津战役中，把敌军分割包围在平绥、平津线上的各点，逐次歼灭。
通过各个歼灭敌人的方法，我军在四个月零十九天内，就把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三大战略集团一百五十四万余人，迅速全部地予以歼灭。
这是毛泽东同志“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这些原则的实际运用和发展，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全部歼灭敌人强大兵团密切地结合了起来。
在三大战役中，我军不仅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夺取了敌人占领的城市和地方。
由于攻克锦州，不仅歼灭了敌人、解放了该城及其附近地区，而且迫使长春敌人的一部分起义，其余全部投降，而解放了长春，并为全歼卫立煌集团打下了基础。
由于黄伯韬兵团被歼和黄维兵团被围，不仅歼灭了敌人、解放了陇海线东段南北地区，而且迫使徐川敌人弃城逃跑，解放了徐州，并为全歼刘峙集团打下了基础。
由于新保安、天津被攻克，不仅歼灭了守敌、解放了两城及其附近地区，而且为全歼华北敌人打下了基础。
总之，在三大战役中，不但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夺取了敌人占领的很多城市和地方。
这是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这些原则的实际运用，使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夺取城市与地方密切地结合了起来。
在三大战役中，我军不仅进行了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且进行了大规模的阵地战。
辽沈战役开始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以六个纵队的兵力在大量的炮兵支援下，于三十一个小时内，攻克了敌人坚固设防的锦州。
同时，在锦州以南的塔山地区，以近三个纵队的兵力，用阵地防御战阻止了敌人九个师在海、空军配合下的增援；
在黑山地区，用阵地防御战阻住了廖耀湘兵团十二个师的增援。
攻克锦州后，我军又转用兵力，迎击从沈阳西窜的敌军，以八个纵队，经过两昼夜的激烈战斗，在运动中将廖耀湘兵团全部歼灭。
淮海战役开始时，我华东人民解放军以十一个纵队，在运动中以侧击、攻击、截击的方法，将西撤的黄伯韬兵团包围于徐州以东的碾庄圩附近地区，同时以强大的兵力在徐州以东地区，用阵地防御战阻止了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共十二个师的东援，将野战阵地防御中的黄伯韬兵团九个师全部歼灭。
在围歼黄伯韬兵团的过程中，我中原、华东人民解放军六个纵队，密切协同，以运动战将北援的黄维兵团中途包围于蒙城东北的双堆集附近地区。
歼灭黄伯韬兵团之后，中原人民解放军在华东人民解放军配合下，突破了敌人的坚固野战阵地，将黄维兵团全部歼灭。
当黄维兵团被围攻时，困守徐州的杜聿明集团企图沿津浦路增援黄维兵团，合力南逃。
我军以八个纵队之兵力，展开了大规模的阵地阻击战，粉碎了敌人的企图。
因此，杜聿明集团遂弃城西逃，我华东人民解放军则以十个纵队的兵力，展开了平行追击，在运动中将敌人包围在永城东北的陈官庄地区。
黄维兵团被歼灭后，我军集中十一个纵队的兵力发起攻击，彻底摧毁了敌人的坚固野战阵地，将杜聿明集团二十四个师全部歼灭。
同时，刘汝明、李延年两个兵团共八个师由蚌埠的三次北援，亦为我军所粉碎。
淮海战役的三个阶段，都以大规模的运动战开始，以大规模的阵地战结束。
平津战役中，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以六个纵队的兵力，在强大的炮兵支援下，于二十九个小时内，攻克了由十个师十三万重兵坚守的现代设防的天津市。
毛泽东同志历来强调，要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和战争的不同阶段，适时地转换作战形式。
我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曾一再地进行过这种作战形式的转换。
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时，我军曾以运动战为主歼灭和消耗了敌人；
在敌军从“全面防御”被迫转入“重点防御”以后，阵地战的形式特别是攻坚战就被提到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同志指出：“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
在三大战役中我军已经把大规模的运动战和大规模的阵地战很好地结合了起来。
在过去历次革命战争时期以及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前期，由于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基本特点，使我军只能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能以保守和夺取城市与地方为主要目标；
只能在战役、战斗范围内集中优势兵力，围歼敌人的一路或一部，而不能全歼敌人的强大兵团；
只能在必要的方向和时间，以阵地的进攻和防御来辅助运动战，而不能打大规模的阵地战，特别是大规模的攻坚战。
到了三大战役的时候，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已经改变为我强敌弱的形势，攻克敌人坚固设防的大、中城市和夺取地方，已经成为继续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密切联系的问题。
在对敌人的强大兵团实行战役分割的同时，实行战略包围，力图全歼；
在攻歼敌人重兵坚守的城市的同时，从运动中歼灭敌人增援的强大兵团。
这些都是在三大战役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可能和必须完成的任务。
“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
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
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进行了灵活的战略指导，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严格遵循了和灵活运用了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战略战术原则，因而使我们在三大战役中取得了战略决战的胜利。
“决战阶段的斗争，是全战争或全战役中最激烈、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在指挥上说来，是最不容易的时节。”
毛泽东同志在三大战役中，不但对我军指挥自如，而且善于制造和扩大敌之弱点，使敌军完全听我调动，就我范围。
例如：攻击锦州的时候，我们估计沈阳的敌人可能出来援助锦州的敌人，而沈阳的敌人果然来援，结果取得了辽西的大胜利。
又如：围歼黄伯韬和黄维兵团的时候，我军坚决阻击邱清泉、李弥、刘汝明、李延年等兵团的增援，敌军果然都不能越“雷池”一步，结果使黄伯韬、黄维兵团全部就歼。
又如：平津战役开始的时候，我们打算先稳住敌人，而华北敌人果然未能东逃或西撤，结果全部被我解决。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艺术达到了“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高度。
创造了解决敌军的三种方式
人民解放军对敌军从来就是在主要实行军事打击的同时，又进行政治上的争取和瓦解，并把二者密切地结合起来。
在三大战役中，由于我军的节节胜利，国民党败局已定，敌人内部的一切矛盾，都迅速扩大化，这就为我军争取和瓦解敌军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在辽沈战役中，我军争取了曾泽生部的起义，郑洞国部的投降；
在淮海战役中，我军争取了何基沣、张克侠、廖运周等部的起义，孙良诚、赵壁光、黄子华等部的投诚，并在围攻杜聿明集团的时候，发出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组织了强大的政治攻势，虽然杜聿明拒不投降而遭歼灭，但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就争取了敌军一万四千余人来降。
平津战役中，在我大军包围下的北平、天津守敌，完全陷于绝境，我军“秣马厉兵”，只待攻城。
但是，为了保护平、津人民的生命财产，我军采取了“先礼而后兵”的方法，劝告平、津守敌接受和平解决，给敌军指出了两条道路，或战或降，任其择一。
天津守敌陈长捷等拒绝投降，我军即以战斗方式，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了该敌。
在天津解放之后，迫使北平守敌不得不接受和平解决的方法，并且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这就使北平这一文化古都以不流血的斗争方式获得解放。
用北平方式解决敌军，“这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
在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以后，我军为了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主要部分，对于绥远国民党军队，有意让其暂时存在，在保留一个时期之后，待条件成熟时，再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将其和平改编。
用绥远方式解决敌军，“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
这种斗争方式对于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的政治影响，较之北平方式将要保留得较多些，保留的时间也将较长些。”
因此，这并不是说，他们举行了起义或接受了和平改编，就已经革命化了，没有反动性了，相反地，还必须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造，才能真正地成为人民解放军。
在三大战役之后，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提出了用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解决残余敌军的问题，他着重指出：“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
同时指出：“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
战争发展的实践，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这些意见的正确。
一九四九年四月，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同志向全国进军的指示，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迅速地消灭了继续顽抗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并用和平方法解放了绥远、长沙、昆明、四川西部、新疆和西藏等地区。
用三种方法解决敌军，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要互相结合的思想，在敌军主力被歼后的新条件下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兵民是胜利之本
为了取得三大战役的胜利，党在军队中继续进行了“三大民主”、“立功运动”、政策教育等政治思想工作，更加激发了广大官兵最大限度的革命热忱和革命主动精神，使他们能够以惊人的毅力、高度的智慧和灵活的战术，去完成一切作战任务。
与此同时，党还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进行了更大的动员和组织工作，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来支援战争。
在辽沈战役中，动员了十八个独立师直接投入战斗，又以八十个二线兵团约三十余万人，作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后备兵源。
在淮海战役中，动员了四十余万人的地方武装，直接或间接地配合了主力部队作战。
在平津战役中，也动员了华北几个省的地方武装，参加对敌斗争。
在各战场上，还动员了广大的民兵和各种群众团体，支援前线，巩固后方，使我军得以专心作战。
这样，就将人民的力量全部动员了起来，与前线的军事斗争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使敌人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而无法逃脱其灭顶之灾。
由于各解放区相继完成了伟大的土地改革，动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不断地得到提高；
同时，在已解放的城市中，立即恢复了各种工业生产，尤其是军工生产，从而使我军的供应得到了根本的保证。
为了满足前线我军对粮食、被服的急需，又组织了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筹集粮食，赶制被服。
在三大战役中，各地组织了广大的人民群众，随军执行战勤任务。
辽沈战役的时候，动员了一万三千八百余副担架，三万六千七百余辆大车，九万六千余民工，随军行动。
淮海战役的时候，动员了二百余万民工，支援前线，使我军与民工的比例达到了一兵一民、一兵二民、甚至一兵三民。
在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援和热情鼓舞下，人民解放军终于克服了一切困难，取得了战略决战的胜利。
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思想的胜利。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真正的力量属于人民。
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观点。
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的因素，政治的因素。
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
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
又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革命战争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尽管革命的武装力量开始的时候比较弱小，但是，最后终究要取得胜利。
在三大战役中，广大人民支援战事的宏伟场面，以及由此而取得的战略决战的胜利，再一次证实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
（《星火燎原》编辑部供稿）
据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赤旗报》八月十四日发表一篇文章，题为《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战争与和平理论和历史对它的审判》。
文章共分五个部分：一、团结反帝和平力量的任务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二、关于对美帝国主义和肯尼迪、约翰逊的评价；
三、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和美帝国主义的两手政策；
四、关于和平共处与民族解放斗争的关系；
五、克服现代修正主义，争取反帝和平斗争的胜利。
不容许轻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文章在第一部分首先指出：“目前，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战争，反对它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争取各民族的独立，保卫世界和平，已经成为全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最紧急的中心任务。”
文章说：“这种情况使任何人都看清楚，赫鲁晓夫等人宣扬的回避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追随和屈服于美国主义、以维持美苏两国的‘和平共处’是保卫世界和平的途径这样一条现代修正主义路线，已经破产。”
文章在回顾了几年来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巨大进展后强调指出：“随着现代修正主义的机会主义、分裂主义、大国主义的路线越来越明显地走向破产，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内部产生了种种对立和斗争，新的裂缝正在扩大，深刻的矛盾正在加剧。
与此成为鲜明对比的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更加坚定了信心，他们的国际威信更加提高了。
“但是，这件事情决不等于说，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已被克服，现在已经不需要同它进行政治的、理论的斗争了。
情况正好相反，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虽然由于赫鲁晓夫下台和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等情况，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它的路线的破产，但是正是因为如此，它们一方面开始一点一点地强调加强反帝斗争和实现统一和团结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仍然以更加狡猾的方式推行机会主义路线，开始进行新为分裂主义的阴谋活动。
“赫鲁晓夫的错误路线和理论的有害影响，同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的这种新阴谋结合起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内部仍然根深蒂固，轻视同它进行斗争是不能容许的。”
文章指出：“在美帝国主义同世界反帝、和平和争取独立的力量环绕越南进行激烈斗争的情况下，在现代修正主义者里面，有人在口头上强调反帝斗争，但在实际上响应约翰逊的欺骗性的‘无条件谈判’的建议，一再试图把越南问题纳入追随美国的‘和平共处’路线的轨道，加以解决，这在实际上是要起到在事实上援助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的作用。”
文章说，“如果完全不加理睬地听任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在表面上罗列美丽的词藻，侈谈统一和团结，而实际上图谋扩大国际上的不团结状态，并把它固定下来，那就一定会使国际共产业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的团结变成单纯在口头上的空谈，而在事实上放弃要由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斩断美帝国主义进行侵略和战争的魔爪这样一个紧急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为了争取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在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头目的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的斗争中的统一行动，不仅要同苏共领导的无理干涉和破坏活动进行斗争，而且要为彻底消除赫鲁晓夫等人的机会主义、分裂主义、大国主义的理论和路线的深刻影响而进行斗争，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文章强调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象苏共领导所主张的那样，无条件地停止这几年来进行的国际论战，那就等于放任不管现代修正主义的机会主义、分裂主义、大国主义为路线在事实上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斗争造成为有害影响。
为了消除这种有害的地响，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的团结，就需要彻底研究在赫鲁晓夫等人挑起的国际论战中提出的问题，进行必要的争论，辩明真理，并且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根本上完全加以解决。
不这样做，就不能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真正团结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正发展。
文章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下，最正确的态度是，把通过论战探讨真理的做法和加强当前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统一行动的做法，正确地结合起来，不论公开或不公开，通过边团结边论战、或边论战边团结的办法，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团结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
苏共新领导跟赫鲁晓夫一样美化美帝侵略头目
文章的第二部分谈到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的评价，特别是对它的政治领导、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的对外政策的评价的问题。
文章指出，赫鲁晓夫等现代修正主义者一直认为，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不同于戈德华特等“狂人”，是对当前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作了现实的估计的“明智派”。
文章说：“赫鲁晓夫被解职以后，苏共新领导还是照样地继承了赫鲁晓夫的这种评价。”
“苏共新领导承认约翰逊的竞选纲领同苏联的立场‘完全一致’，就是号召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和战斗的人民要求支持苏联的‘和平共处’政策一样地支持约翰逊的‘和平共处’政策。”
文章指出，以赫鲁晓夫为核心的苏共领导美化肯尼迪和约翰逊的论调，是本质上否认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解除世界人民武装的最丑恶的修正主义理论；
而赫鲁晓夫等人所指控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看的观点，才是最现实地估计了美帝国主义者的本质和实际情况，最正确地指明了世界人民斗争方向的观点。
文章说，如果象赫鲁晓夫所希望的那样，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接受了他们的美化美帝国主义的论调，那么，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解除武装，在一种可怕的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碰到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地侵略越南的情况，就会遭到严重的困难。
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战争的斗争，也会遇到严重的危险。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以能够避免陷于这种局面，是由于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进行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美帝侵略越南扯掉了美英苏三国条约的遮羞布
文章在第三部分彻底地揭露了美英苏三国缔结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欺骗性以及指出它已经遭到了可耻的破产。
文章说：“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战争的现实，扯掉了一切曾经掩饰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遮羞布，使一切称赞这个条约的论调好象一场梦一样地完蛋了。”
文章指出，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只是掩盖了美帝国主义加紧推行核战争政策的事实，并且，被美帝国主义用来作为一个新的工具，使它借口“防止核扩散”，阻挠中日加强防御力量，推行“遏制中间的政策”。
文章着重指出：但是，中国为了保卫它的人民和保卫亚洲与世界的和平免受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之害，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和一九六五年五月成功地进行了核试验。
中国核试验的成功，沉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核战争政策和“遏制中国”的阴谋活动，在阻止核战争方面起了更大的作用，并且把争取禁止核武器的斗争向前推进了一步。
同时，中国核试验的成功，对于现代修正主义者一贯反对中国为进行防御而拥有核武器的阴谋活动也是一个更大的打击。
文章还指出，中国一面发展为防御所不可缺少的核武器，一面倡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禁止核武器和禁止使用核武器的问题，这种正确的态度已经为越来越广泛的人们所理解和支持。
美帝利用苏联的妥协愈来愈扩大侵越战争
文章在第四部分谈到和平共处或者和平同革命斗争或民族解放斗争之间的关系问题时，揭露赫鲁晓夫等现代修正主义者把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和平共处作为当代绝对的至高无上的使命，宣称回避热核战争是比革命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等一切斗争都更为重要的首要任务，其实他们一直企图使一切斗争从属于确保所谓美苏“和平共处”的追随美国的政策。
文章指出：“越南的局势表明，无论苏联拥有多么强有力的核武器、夸耀它的物质成就，对美帝国主义拼命地进行赫鲁晓夫式的‘明智的政治妥协’——实际上是无原则的政治妥协，也不能改变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不仅如此，美帝国主义反而利用苏联的追随美国的政策，越来越扩大侵略，甚至公开扬言要挑起核战争。”
文章指出，在这种具体情况下，不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斗争，只是一味地要恢复越南的“和平”的做法，那就意味着，屈服于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直接响应约翰逊所谓“体面的和平解决”、“无条件讨论”的欺骗性的建议，承认美帝国主义继续赖在南越和侵略南越，出卖越南民族的独立和统一，以换取“停止轰炸北方”。
实际上这种做法根本不难给南越带来什么“和平”。
文章说：“在今年二月八日‘轰炸北方’开始后，在这半年里，各种力量围绕越南战争进行的复杂的斗争的过程中，所谓‘立即停止越南战争’、‘立即召开国际会议解决越南问题’等等口号的错误越来越明显，而且现代修正主义者企图追随美国以便‘和平解决’越南问题的阴谋活动遭到挫败的事实，是对赫鲁晓夫的无原则‘和平共处’论的最后的致命的一击。”
反帝反修斗争使国际共运受到锻炼，马列主义的力量大大加强
文章在第五部分指出，近几年的历史经验，对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的斗争，已经得出了无可争辩的重要的结论。
那就是赫鲁晓夫所推行为同美帝国主义实行妥协的路线，归根到底只会破坏成为胜利保证的反帝和平力量的国际团结，给美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给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火上加油。
这条路线，就连维持美苏“和平共处”也是困难的。
文章说，近几年的历史经验得出的另一个更重要的结论是，只有全世界人民勇敢坚决地斗争，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才能够真正保卫各民族的独立和世界的和平。
文章说：“现在，连那些基本上继承赫鲁晓夫路线的人们，也已经不能用赫鲁晓夫同样的调子来谈论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了。
但是，这并不是说，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已经彻底清算赫鲁晓夫的无原则的‘和平共处’论，并且坚决放弃了机会主义的追随美国的路线。”
文章说，苏共领导为了证明他们自己对越南问题的坚定立场，一再强调苏联政府援助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意义。
文章说：“如果苏共领导认为这样做就可以使自己的错误行为变成合理的，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文章指出：“苏共领导一面嘴上高唱‘团结和统一’，一面勾结和唆使我国的反党修正主义者志贺义雄和神山茂夫，对我们党和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日苏协会等我国民主团体，进行了不能宽恕的干涉。
这些事实，提供了一定的根据，使我们不能不认为，苏共领导把赫鲁晓夫路线的那些过于笨拙的部分作了某些修正，而正以新的花招推行着它的机会主义、分裂主义和大国主义的路线。”
文章接着列举许多事例说明这种机会主义、分裂主义、大国主义的立场，到处都遭到了新的失败。
文章说：“苏共领导如果认真地要同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行为进行斗争，认真地要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的团结作出贡献，那就无论如何都一定要从根本上重新检查赫鲁晓夫的机会主义、分裂主义、大国主义的路线。”
文章强调指出：“假如苏共领导不从根本上对自己的错误进行公开的直截了当的检讨，那末，即使想只是局部地、一点一点地改变某些局面来补救自己的错误，那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和发展也是毫无用处的。”
文章说：“近几年来，我们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也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斗争。
这两种性质不同、但都是很激烈的斗争，使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论在政治上或思想上都受到了锻炼，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斗争中大大地加强了。
这几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一定会作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几年而载入史册。
在进行这两种互相结合的斗争的几年间，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揭露美帝国主义、克服现代修正主义的战斗力日益加强，不断地成长壮大。”
文章最后说：“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所实行的战争和侵略、压迫和反动、剥削和掠夺的政策，也正在不断地教育和训练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全世界的人民起来进行斗争。
而且，追随帝国主义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背叛，不仅用实例在教育和训练着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且也在教育和训练着无产阶级和人民。
我们相信，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终必将克服现代修正主义的机会主义、分裂主义、大国主义的路线，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获得统一，并进一步发展壮大，直到取得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后胜利。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真正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
据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中日两国青年共一万人，今天在这里举行了一次群众性的体育大联欢。
生气勃勃的两国青年，为这次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揭开了别开生面的一幕。
在北京体育馆的各个室内活动场所和室外田径场上，中日两国青年有时肩并肩地坐在一起观看各种体育表演，有时用中国两国语言为比赛者同声呐喊“加油！”
有时又手拉手地一起去参加一项友谊比赛。
他们既是观众，又是比赛的参加者。
整个北京体育馆，到处是一片欢声笑语，到处充满了友谊的欢乐和青春的活力。
参加这次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所有日本青年代表，在这里观看了包括庄则栋、王维俭、陈玉娘、钱澄海等在内的中国第一流乒乓球、体操、羽毛球、篮球选手的精彩表演，他们还上场同我国各界青年一起参加田径游戏，进行拔河、游泳、乒乓球、排球等项目的友谊比赛。
几乎所有的日本青年朋友，都参加了一项到几顶比赛活动。
这里的各项比赛都不分你我，两国青年自由结合或一起编组参加，为大联欢增添了浓厚的友谊气氛。
正在北京访问的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在北京的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同我国有关方面负责人廖承志、伍修权、杨海波等一起，参加了这次大联欢。
据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为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在东京坚持斗争获胜的又一批日本青年朋友，今晚乘飞机从广州到达北京，受到首都各界青年七百多人的热烈欢迎。
在机场上举行了欢迎仪式。
北京市青联副主席李文义致词祝贺日本青年朋友胜利来到北京。
他说，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和团结，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
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中日青年友好往来的愿望。
日中友好协会青年代表团团长春日嘉一在机场上说：由于佐藤政府拒发护照，经过我们顽强的斗争，十八日才拿到护照。
可是，佐藤政府作出无理的决定，以后，拒绝再发给其他代表团护照。
但是，我们日中友协代表团愿同被拒发护照的十五个代表团的二百五千名代表一道访问中国。
因此我们同他们一起进行战斗直到昨天。
他说：我们揭露了佐藤政府的反人民的本质，佐藤政府在二十五日突然动用武装警察殴打我们，使我们的伙伴负了重伤。
春日嘉一还说，各代表团在这次斗争中，了解了日中友好的真正意义，并且确信这一斗争将要取得胜利。
剩下的现在还在进行斗争的代表团，从九月一日开始，为了把斗争扩展到日本全国，将到地方上去作报告，号召人们一起进行斗争。
===== 瞄准美国侵略者，狠狠地打！
-解放军奇袭边和击毁敌机六十多架毙伤美澳军数百名；
南越游击队在平江乡连打胜仗歼灭美军百余 中部中区游击队四个月打死美军八百六十四名
新华社河内二十九日电 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越南南方解放军八月二十三日奇袭边和美国空军基地，共击毁敌机六十多架，打死打伤美国侵略军和澳大利亚仆从军数百名。
八月二十三日夜间十一时，越南南方解放军向边和美国空军基地展开了猛烈的炮击。
解放军在十五分钟内，准确地向机场和敌军宿舍发射了数百发迫击炮和无后座力炮炮弹。
整个机场顿时升起了高达数十米的巨大火柱，大火一直燃烧到第二天早上还没有熄灭。
包括汽油库在内的一些仓库和机场内的一些设备被烧毁。
同一天晚上，解放军还以猛烈的炮火轰击了边和机场以北约十公里的新渊伪军第四十六团指挥所，歼敌五十名。
解放军在完成任务后，安全返回根据地，受到解放区人民的热烈欢迎。
这是解放军第二次袭击边和机场取得的巨大胜利。
第一次袭击是在去年十月三十一日，共击毁美国飞机五十九架，其中有二十一架“B—57”型轰炸机，打死打伤美国侵略者二百九十三名。
新华社河内二十八日电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越南南方广义省平山县平江乡游击队在八月十三日和十四日接连打退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两次“扫荡”，打死美国侵略军一百零八名。
八月十三日，一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喷气式飞机的掩护下，对距朱莱美军基地约十公里的平江乡进行“扫荡”，在这些美国侵略者乘直升飞机刚刚着陆的时候，当地游击队就依据他们的工事猛烈截击敌军，打退了敌军的进攻，打死美国侵略军五十八名。
第二天早晨，另一营美国海军陆战队再次对这个乡进行“扫荡”。
当地游击队又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打死五十名美国侵略军。
这样，从今年六月到八月十四日，这个乡的游击队已经打死打伤美国侵略军三百六十二名。
据新华社河内二十八日电 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越南南方中部中区游击队猛烈袭击美国侵略军，从今年四月到七月共打死美国侵略者八百六十四名，打伤多名。
据新华社河内二十七日电 据此间今天中午公布，越南安沛省军民二十六日击落美国飞机三架，击伤多架。
新华社河内二十七日电 据此间今晚公布：越南广平省军民二十六日晚间击落入侵的美国飞机一架。
这样，从去年八月五日以来，越南北方击落的美国飞机总数已达四百九十七架。
综合新华社讯 台湾蒋介石集团驻喀麦隆“大使”蒋恩铠的随行人员华祖馨，毅然脱离蒋帮，回到祖国怀抱，二十八日中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华祖馨在机场上受到外交部办公厅专员张占武的欢迎，并且接受了献花。
他在北京机场上向记者说，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感到追随国民党没有前途。
他这次高兴地回到祖国是实现了他十多年的愿望。
华祖馨表示，他今后要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二十九日下午接见并设便宴招待华祖馨。
RW：华祖馨；
蒋介石集团驻喀麦隆“大使”；
投诚
中国人民公安部队总医院政治委员吴寿坤同志，一九三八年一月入伍，一九三八年四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患重病医治无效，于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时四十二分在北京逝世，享年四十八岁。
定于九月一日上午九时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公祭。
吴寿坤同志治丧委员会RW：吴寿坤；
公安部队总医院政委；
逝世
栏目：不要忘记被压迫阶级兄弟
墨西哥工人在美国受尽侮辱
美国垄断资本家为获取廉价劳动力，不断地从它的邻国——墨西哥“输入”移民工人。
墨西哥工人一进入美国，就受到侮辱，美国当局强迫他们把全身脱得精光，象牛马一样被消毒过，然后被送到“接待机关”，分配给不同的雇主。
他们在农场里、在铁路上或矿井里拼死拼活地干活，所得到的却是吃不饱的工资。
在美国南部佛罗里达州的移民工人营里，墨西哥工人吃的是狗食不如的食物，每人每星期却要付十二块美元的伙食费；
住的是没有自来水和厕所的小木屋，每星期却要付房租十二元三角六分，占了他们工资的四分之一。
这样，移民工人全家几个人辛勤劳动，也无法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
教师饿死课堂 学生求乞街上
南朝鲜报纸报道了这样一则消息：汉城高等商业学校一位姓金的教师在上课时晕倒，救治无效而死。
后来才知道，这位姓金的教师每月收入只有最低生活费用的三分之一，靠这样微薄的收入，他和他的一家实在无法活下去了。
这位教师由于长期挨饿，支撑不住，终于发生了上述惨剧。
报纸还说，釜山南浦名小学三年级丙班主任教师在三月二十七日也因饥饿过度，在上课时晕倒死去。
另据南朝鲜《东洋通讯》报道，南朝鲜有一百八十六万儿童每天只吃一顿饭。
有些学生饿得实在吃不消了，只好在上课时打瞌睡。
退学的小学生越来越多，因为他们要上街求乞度日，不能再上学。
“石油王国”的苦难人民
这是委内瑞拉一家贫苦农民。
他们失去了土地流落到城市。
城市并不比农村好，一家老小仍然过着流浪生活。
委内瑞拉素有“石油王国”之称。
但是，在美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下，丰富的资源给委内瑞拉人民带来的是六十多万人失业、六十多万学龄儿童不能入学，约八十万农户完全被剥夺了土地，一半以上的人民过着赤贫生活。
（新华社发）\\
英国贫民无处安身
英国的房荒一向非常严重，仅在伦敦一地，就有一千五百户共七千人无家可归。
英国报纸曾作过这样的描写：“在英国新出现的贫民窟里，每间房里都住着五六个人，他们都是轮流睡觉。”
“在某些情况下，在一个房间里白天有五六个人睡觉，晚上则把自己的床让给别人睡。”
英国住房缺乏，一方面是因为地皮少，地价昂贵；
另一方面是因为劳动人民生活贫困，房租太贵，住不起房子。
同时他们不论到那里，房东都是一样的恶毒。
据大化敦住房委员会的报告估计，房东虐待房客的事件每年大约有三千起，其中包括把蛇放进澡盆里，在床铺上撒上使皮肤发痒的药粉，在地板上放死老鼠，甚至以谋杀相恫吓，以便勒索更多的房租或把房客撵出去。
作者：高林书
毛主席在抗日战争初期教导我们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只有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战斗，我军才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
依靠人民群众，这是我军战斗力的源泉，是我军所以能够战无不胜的根本保证。
我曾经较长时期在某部二连工作过。
（这个在解放战争中曾荣获过“政策纪律模范连”的光荣称号）从亲身经历中，深刻地体会了上面说的这一条真理。
远在抗日战争初期开辟豫西根据地的艰苦岁月里，二连就经常在我的家乡一带活动。
那时候，豫西人民遭受着“河南四荒：水、旱、蝗、汤”的严重摧残，特别是这最后一“汤”（国民党汤恩伯部队），可把人民害苦了。
国民党十三军驻扎在豫西，苛捐杂税，多如牛毛；
他们还到处奸淫抢劫，无恶不作。
日本鬼子一来，他们却丢盔弃甲，望风而逃。
豫西人民对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军队恨之入骨，对八路军这支人民子弟兵无限热爱，一贯重视做群众工作、模范地执行政策纪律的二连，更为家多的人民所熟悉。
一听说二连来了，人民群众就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白面拿出来烙饼擀面条，象接待贵客一样。
有的老大娘把给女儿、媳妇坐月子准备的几个鸡蛋也拿出来慰劳部队。
有一次，群众还冒着生命危险，给二连送来了日本鬼子分兵三路要来包抄的紧急情报，使部队迅速安全转移，日本鬼子赶到，连我军的一根毫毛也没见着。
无数的事实表明：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有了它，依靠它，就能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
离开人民就会寸步难行，一事无成。
不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是这样，抗美援朝战争的事实也同样证明了：坚决依靠各国人民，同仇敌忾，互相支援，我们就能打败最凶恶的帝国主义、反动派。
抗美援朝时，我已经在二连当指导员了。
还记得一九五一年第五次战没在三八线附近反击美伪军时，二连开赴作战阵地途中，在队伍的前前后后，到处都可以看到来自祖国的民工和朝鲜人民组织的运粮队、担架队，其中有年过半百、头发花白的朝鲜大爷、大娘，也有背上背着孩子、头上顶着粮食的大嫂子，他们冒着敌机轰炸扫射，勇敢机智地把粮弹送到前线，把伤员运到后方。
许多朝鲜姑娘、儿童还担任了防空警戒哨，保证部队顺利地向前开进。
在志愿军经过的村庄或要道口，朝鲜人民早准备好了带路的向导。
人民群众想得多么周到，支援战争的意志是多么坚强啊！
我们常常边走边用这些活生生的事例来教育、鼓舞部队。
那时战士们最爱哼这样一首歌子：“鱼儿离水活不了，树儿没根要枯掉，军队失掉老百姓，打胜仗没依靠……”战士们说，哼起这样的歌子，就觉着战斗的信心更强，意志更坚。
跟其他兄弟连队一样，二连在历次战争时期所取得的胜利，都是和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分不开的。
毛主席曾经说过：“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事实确是如此。
坚决依靠人民群众，和人民群众紧密结合，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这是我们胜利的根本，这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最害怕的。
过去我们靠它打胜仗，今后仍然靠它打胜仗。
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手下，个把美帝国主义同样是不够打的。
作者：刘殿珍
“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是指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制胜法宝，也是指导一切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制胜法宝。
依靠它，我们就能战胜任何最凶恶的敌人，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
我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先是在地方上工作，后来到部队。
那时，我对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的许多道理还不太懂得，但是在实际斗争中，却十分深切地体会到它的无穷威力。
当时，我的一个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打鬼子并不只是部队上的事情，而是全体老百姓的事，所有人民群众都在进行着战争，都在和鬼子作战。
在根据地内，真是人人闹抗战，村村有民兵，家家有地雷。
广大人民群众都组织起来了。
民兵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锄，敌人来了，就埋地雷，打游击，掩护乡亲转移，配合主力作战；
敌人走了，就坚持生产，维持治安。
一九四二年，鬼子在我们家乡企图强拉民夫修筑一条二十多公里长的公路，但是，他白天修，群众就在晚上扒，修了扒，扒了修，公路到底也没有修成。
群众对军队的关怀和支援，更是使人感动，“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生动事迹，到处都是。
由于敌人的连续疯狂“扫荡”，人民的生活很艰苦，但是，为了支援军队打鬼子，群众总是千方百计省出粮食来给部队吃。
特别是一听说部队要打仗了，群众的那股热劲更是无法形容。
他们拿起土枪，抬上担架，扛着扁担，部队走到哪里，跟到哪里，抬伤兵，送粮弹，抓俘虏，不怕困难，不怕危险。
……
就在这样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凶恶的敌人变成了聋子、瞎子，吃不安，睡不稳，到处挨打，寸步难行。
而我们则能耳听六路，眼观八方，情况明，行动快，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有一次，我们昔和独立团围攻昔阳县城，仅仅昔阳、和顺两个县，就有上千民兵主动参战，在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下，经过三天激战，把上千日军打得丢盔弃甲，狼狈逃窜，一个大队的伪军全部被歼，拔掉了据点，解放了县城。
人民战争，威力无穷。
回忆抗日战争的历史，再看看当前形势，我不禁想到，美帝国主义胆敢继续扩大战火，把战争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那就让他来吧，来尝尝我们的人民战争的味道吧！
其结果必将比日本侵略者失败得更惨、更彻底。
作者：戈仑
栏目：思想战线/提倡唯物辩证法 反对形而上学（矛盾是掩盖起来好，还是揭露出来好/）
王应寿同志在八月九日“思想战线”上提出，“究竟怎样才算是真正揭露了矛盾！”
我的认识是这样：真正揭露矛盾不是把事情的表面现象暴露出来拉倒，而是要透过现象抓住矛盾的本质，找出矛盾的内在联系，揭示矛盾发展的规律性。
根据这一认识，我认为，要揭露人们思想上的一种矛盾，通常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抓住要害，弄清性质；
二是找出问题产生的原因；
三是认识错误思想的危害性。
任何一种思想问题，其表现形式总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有的现象是反映了问题的实质，有的则是枝节性的，还有的是假象。
看一种思想问题暴露得是否彻底，主要的不在于把那些无关重要的现象罗列得很多，而在于能把隐藏在内心深处真正形成疙瘩、对行动经常起指导作用的东西挖出来。
挖出了这个东西，才能看清错误思想发展程度和性质。
比如我们连一个干部，前两年工作一贯积极，近半年来却经常反映自己“文化低”，“能力弱”，“身体不太好”，要求调动工作等等。
看上去是考虑个人前途问题。
究竟这是否反映了问题的实质呢？
今年四好初评时的支委交心会上，才弄清楚，原来这些反映都是假象，他的真实思想是认为自己当排长的时间长了，提拔慢了，职位低了。
这就明确了他考虑个人前途问题的性质是地位观念在作怪。
由于抓住了问题的症结，弄清了问题的性质，教育时也就能够对症下药，打中要害，使他对自己的错误思想很快有所认识。
过去则因为问题没有充分暴露，没有抓准，尽管做了不少思想工作，却都是“隔靴搔痒”，没有解决多少问题。
把问题找准，性质弄清以后，就要进一步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危害。
所谓原因，用《矛盾论》所阐述的观点看，就是矛盾的形成和转化的条件。
毛主席说：“在一定条件之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互相转化；
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
认为“对自己提拔慢了”，“职位低了”的地位观念之所以在上述那个同志身上表现出来，而不是在别人身上表现出来；
之所以现在表现出来，而过去却没有表现出来，这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一定的条件和原因的。
这个同志的阶级出身很好，但阶级觉悟不够高，沾染上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污垢；
他看过不少旧小说，受帝王将相等级观念的影响较深；
入伍后发展一帆风顺，当战士时年年评为五好，服役期满又很快提为干部，当排长后他所领导的排又连续两年被评为“四好”。
在这种情况下，他便逐渐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不能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自己，严格要求自己，因此错误思想就逐渐发展起来。
很显然，如果不把这些原因找出来，对这个同志的思想变化，就无法理解，也就无从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还要揭露错误思想的危害。
这是为了从这一思想问题和周围事物的关联和影响上去揭露矛盾，它是彻底揭露思想矛盾不能忽视的一个方面。
我们连这个干部的思想问题，半年来，不仅影响了他个人进步和在群众中的威信，也严重地影响了全排工作。
把这些具体情况一一摆出来，这才使他大吃一惊，真正省悟过来，进一步认识了自己思想上的矛盾的严重性质，受到了很大震动。
他下决心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思想上出现了一个飞跃。
由此可以看出，抓住要害，弄清性质，找出原因，分析危害，是彻底揭露一种思想矛盾不可缺少的几个基本环节。
只有既弄清了矛盾的性质，又弄清了矛盾发展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我们才能比较深刻地揭露矛盾的本质，掌握矛盾发展的规律性。
由此也可以看出，揭露思想矛盾的过程，是一个充分暴露思想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分析矛盾和认识矛盾的过程。
对矛盾暴露得越充分，分析得越透彻，认识得越深刻，距离解决矛盾也就越接近。
但是要真正做到彻底揭露思想上的重大矛盾，也并不是很容易的，最根本的是要有改造思想的高度自觉性。
一方面要有“脱裤子割尾巴”的精神，勇于暴露思想，勇于和错误思想决裂；
另方面又要争取别人的帮助，善于接受批评。
作者：童中杰
栏目：思想战线/提倡唯物辩证法 反对形而上学（矛盾是掩盖起来好，还是揭露出来好/）
最近，我带着克服自己的骄傲自满情绪的问题，学习了《实践论》和《矛盾论》。
学过之后，在一次会上谈了一下心得。
大家听了说我虽然找到了思想上的主要矛盾，但是揭露得并不彻底。
开始，我对大家的意见还有点想不通，认为自己所能想到的问题，都无保留他讲了，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揭露呢？
以后，我带着大家提出的问题，又学习了《实践论》和《矛盾论》。
经过仔细思索，反复斗争，终于认识到自己思想上的矛盾的确象大家说的那样，还没有彻底揭露出来，在中间打了“折扣”，留下了“尾巴”。
比如，我在会上列举了自己骄傲自满的表现有四点：一是爱谈成绩和优点，不愿谈缺点和问题；
二是只爱听表扬，不愿听批评；
三是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
四是看现象多，看本质少。
这都是些现象，至于这些现象是怎么产生的，自己思想上有什么相互对立的东西。
却没有认真深入地进行分析和挖掘，因此也就没有能从本质上认识这个问题，克服的办法也就不明确。
我的骄傲情绪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反复地琢磨这段话，得到了很大的启发。
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过去受的是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反动教育，满脑子灌输的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轻视工农群众的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
在幼小的心灵里早就不知不觉地形成了高人一等的思想。
参加革命部队后，由于工作顺利，便逐渐滋长和发展了骄傲自满的情绪。
目光短小，只看到自己看不到别人。
这就是说，我的骄傲自满情绪的存在和发展，反映了我的思想深处还有一个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王国，它是同彻底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根本对立的。
只有不断提高思想觉悟，用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的世界观武装自己，摧毁思想深处那个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王国，才可能彻底清除产生骄傲自满情绪的根源，解决这个矛盾。
根据以上的认识，后来我又在会上谈了一次心得。
讲了以后，大家说这样去揭露和批判骄傲情绪就比第一次深刻得多了。
通过这次学习和讲用，使我进一步认识到：要把矛盾真正揭露出来，一要溯本求源。
没有无源之水，没有无本之木。
同样，思想上的矛盾也不是无缘无故地存在着的。
只有从根本上去揭露它，才有可能真正找到矛盾所在，也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去解决它。
二要全面分析。
任何一个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思想上的任何一个问题也不例外，它必然和其他问题相联系。
因此，分析思想上的矛盾，解决思想上的问题，不能就事论事。
毛主席说：“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
研究思想上的问题也必须全面地、本质地加以分析。
只有这样，才能深刻地揭露它，全面地认识它，正确地解决它。
总之，只有从根本上去揭露和认识矛盾，才算是真正揭露了矛盾。
作者：黄家新
栏目：思想战线/提倡唯物辩证法 反对形而上学（矛盾是掩盖起来好，还是揭露出来好/）
我同本单位一位政工干事相处得很好。
除了工作上的联系之外，在生活中我们也是有说有笑，相互之间没有什么大问题。
可是，今年四月间，却出了一件事。
有一次我写了一封介绍信，叫他盖个公章，当时他正在楼上忙着搞卫生，对我说道：“你把介绍信放在桌子上，等一下我会替你盖好的。”
我急着要把这封信拿走，又催了两次。
这时他从楼上把钥匙扔到楼下来，不高兴地说道：“拿去，你自己盖去！”
我看到他不大耐烦，回了他一句：“你这种态度不太好吧！”
这以后，我们“认真”起来了，生活中不象以前那样有说有笑了，有时，相互间说一两句话都要想一想，看对方是不是说自己。
这时，我想同他交换一下意见，又一想，觉得这些都是小事，何必小题大做，还是“盖”着好，今后注意就是了。
但是，问题存在着，想“盖”却“盖”不了。
有一回，他指着公家的报纸对大家说：“你们看完报纸，自动夹到报夹上去吧。”
我无意中答道：“我每次看完报纸都给你夹上了。”
他接着说道：“噢，给我夹上？
是给我夹的？”
我意识到，我说的那个“你”字出了问题。
心里感到很不是味道。
这么一来，我们相处之间更是小心翼翼了，生怕说起话来会引起对方的反感，甚至在走路的时候碰到对方也觉得很不自然，工作上的联系也不大胆了。
这时候，我们两个都感到再这样下去不行了，实在别扭得很，于是互相开诚布公地谈了一次话，交换了意见，各自检讨了自己，说出了心里话。
他说，那天说等一下替我盖好公章是好心好意，不知我很急用，后来，我催促多次，他以为是我不信任他，认为他不负责任，所以有点生气。
我也坦率地告诉他，我催促他是为了早点把事办妥，并不是不信任他，认为他不负责任。
夹报纸那件事，起初也是无意识的，可是都误解为对方是故意责难自己。
就这样，产生了思想隔阂，感情不融洽了。
显然，我同这位政工干事之间的这段波折，纯粹是一次误会，不是真的产生了什么难以克服的深刻矛盾。
然而，它却使我进一步懂得了揭露矛盾的意义。
同志间闹了“别扭”，必须把情况认清楚，单纯地“克制”，处处“小心”，想把问题“盖”住，想暗中来解决这个矛盾，反而可能加深矛盾。
因为你把自己的想法“盖”起来不向对方提出，对方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
对方不同你谈，你也不知对方怎么回事；
这样，本来是小事也会变大，没事也能引出事来。
大家说出了心里话，弄清问题，这就是暴露了矛盾，便于矛盾的解决。
所以，即使是生活中的小矛盾，哪怕是误会，也一定要“揭”，不能“盖”；
也就是说，应当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开诚布公，互相交心，使矛盾和误会消除。
作者：荆津连
栏目：思想战线/集思广益
有的同志主张，对一些非原则性的问题“揭”不如“盖”好。
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
原则性的问题固然要“揭”，非原则性的问题也不能“盖”。
因为非原则性的问题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处理不好，它是可能转化成为原则性的问题的。
两个同志为了点小事争吵几句，这不能说是原则性问题；
但是双方从此思想上有了隔阂，“盖”起来不加以解决，那它就会发展到影响团结和工作，这就成了原则性问题了。
在人们的生活中，原则性的问题和非原则性的问题的出现，都是矛盾的反映。
凡是矛盾，就不能用“盖”的办法解决。
否则不仅解决不了，反而会扩大和发展。
当然，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应该各有不同，但不论怎么不同，也不能采取“盖”的办法。
荆津连
作者：杨江和
栏目：思想战线/集思广益
对工作和生活中的原则问题和非原则问题，都应该采取“揭”的办法，不应该采取“盖”的办法。
因为，你不把问题的情况和性质揭露出来，加以分析，就不能清楚地辨别它，就可能误把原则问题当作非原则问题，误把复杂问题看成简单问题，误把错的当成正确的，等等。
当然，经过揭露分析，弄清了问题的情况和性质之后，在处理的方法上，则一定要区分原则和非原则问题，不能什么事情都用一种办法去处理。
杨江和\\
作者：王庆绵
栏目：思想战线/集思广益
作者：张书诚
抗日战争胜利已整整二十年了。
回想起八年艰苦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历史，再看看今天美帝国主义在侵略越南的战争中连遭惨败的局面，使我对毛主席关于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战略思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了侵华战争，叫嚣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华北几十万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不战而逃。
在这关系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我们党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领导着全国人民和八路军、新四军，担当起了抗日救国的重任。
当时我们的部队脚上穿着草鞋，身上背着斗笠，扛着梭镖、大刀、抬枪、土炮、老套筒，英勇地向敌后挺进，一面勇敢地打击日本侵略军，一面宣传、组织和武装群众。
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很快地组织起来，拿起武器同敌人进行斗争。
记得一九三九年，在晋察冀边区的黄土岭战斗中，由于边区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援，使我军有力地克服了武器装备上的种种困难，一战消灭了有着飞机、大炮等优势装备的敌人一千五百多人，并且击毙了日军指挥官阿部中将。
这一个大胜仗，大大振奋了边区军民的士气，更加坚定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和决心。
当时，我们的条件是很艰苦的，但是，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们懂得了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不是物，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因此，也就能够克服一切艰难困苦。
我当时在后方医院当看护员，每打完一仗，伤员从前线抬下来，我们马上进行抢救、治疗。
没有镊子，我们自己动手做；
没有绷带，就自己织粗布代用；
没有消毒药水，就用食盐水代替；
没有脱脂棉，就到小河里捞水草，用碱水煮完、蒸过之后作脱脂棉用。
……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我们照样胜利地完成了医治伤员的任务。
由于我抗日军民的英勇斗争，敌我力量逐渐起了变化。
一九四五年初，我调到某团当卫生员。
这时候，我们那个部队的武器装备就大大不同从前了，战士们肩上扛着的，都是从战场上缴获的“三八大盖”和“歪把子”机枪。
日本侵略者在我军民的英勇打击之下，被迫龟缩到铁路沿线，陷入挨打的地步。
这个曾经是十分疯狂、不可一世的凶恶敌人，最后终于被中国人民彻底打败，被迫宣布投降了。
抗日战争的历史事实，深刻地证明了“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在人民没有组织、武装起来的时候，敌人是那样地欺负我们，一旦人民群众觉悟了，拿起梭镖、大刀，决心和侵略者决一死战的时候，就斗倒了拥有飞机、大炮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
人民的力量能够战胜一切反动派。
今天，世界革命的形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民革命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
但是，美帝国主义仍然在世界各地捣乱，特别是正在张牙舞爪地进行侵略越南的战争。
尽管它有着更多的飞机、军舰等现代化武器，但却吓不倒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越南人民。
英雄的越南南方人民用劣势的、甚至是原始的武器，就把美帝国主义打得头破血流，解放了大片国土，歼灭了大量敌人，壮大了自己。
越南人民和世界人民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无数事实证明了并将继续证明毛主席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思想的伟大和正确。
不管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如何穷凶极恶，不管它们采取什么反革命手段，在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人民面前，它们都逃不脱彻底失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