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伟大队在大丰收后发动干部社员算“减产”账
克服增产到顶思想　挖出继续增产潜力
同先进比，比出施肥不足、苗不全、种子不纯等五项差距；
干部社员逐条讨论落实消灭差距措施，迅速行动起来，争取今年生产更上一层楼
据吉林日报消息　吉林省双辽县王奔公社宏伟大队，组织干部社员大算丰收之年的减产账，使一些人克服了“增产到顶”的思想。
干部和社员认识提高，干劲增长，努力消灭差距，争取1965年生产更上一层楼。
这个大队1964年获得了大丰收，粮食总产量比前年增加百分之四十四还多。
在一片大丰收的欢乐声中，有些人只看到增产成绩的一面，看不到不足的地方。
他们一谈到1964年的丰收，就十分满足地说：
劲使足了，措施用到家了，粮食打得可真“冒高”。
一提起1965年的打算，他们就说：
增产已经到顶了，再想增产也增不上去了，能保住1964年的产量就不错了。
丰收之年，有没有歉收之田？
大队党支部发现这种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增产到顶”的思想后，便及时组织了“丰收之年有没有歉收之田”的讨论。
在讨论中，队和队之间进行了产量排队，评选出高产队、高产地块。
各队都以高产队、高产地块为样板，比产量、找差距，算自己的减产账。
第8队和第3队比产量，仅一百六十五亩谷子，就比三队少打六万零五百斤，每亩少产三百六十多斤。
经过比措施，发现自己有施肥少、种地粗、缺苗多、种子不纯四条差距。
二队社员讨论到高粱每亩为什么比三队少打八十三斤时，副队长姜文卿说：
咱们的高粱地和三队的地头顶地头，论地板、论莳弄法，都不差啥，差的就是咱们留苗太稀，每亩比人家少留六百多棵苗，一棵少说打一两，就是六十多斤。
社员们一听都后悔地说：
啥也不怨，就怨咱们没听党的话，没合理密植。
这么一评一比，许多生产队不但看到了别人的经验，也发现了自己的不足。
从差距当中算出了“减产”账
干部和社员普遍承认有差距了，可是，到底差多少，许多人心里还没有准数。
这时，党支部的几名委员分别深入到各队，组织社员一条差距一条差距地算了“减产”账。
第5队经过组织社员下地数茬、进场称穗，算细账，发现每亩高粱缺苗达两千二百株，包米每亩缺苗六百六十多株，全队这两种作物就少产十二万三千多斤。
第1队种七百五十亩高粱，经过逐块数茬子算缺苗账，算出等于少种二百二十多亩地。
他们还算了虫害“减产”账：
玉米螟为害的玉米穗占百分之九十，如果平均每穗少结粒二钱，按实收株数计算，一亩就少产二十六斤多；
大豆食心虫为害的大豆，每亩约少产十斤。
第6队高粱、玉米、大豆种子不纯，经过和当地良种比较，共少产六万六千九百多斤，占这三种作物实产的百分之二十一。
算账的结果，全大队没有十分收成的面积，就连三队亩产五百八十六斤的高产谷子，还找出缺苗、追肥晚等三条差距，一亩至少要少产一百三十多斤。
原来认为增产到顶的人服气了
经过算账，全大队找出施肥不足、苗不全、种子不纯、受病虫害和低产地块等五条差距。
如果消灭这些差距，每亩产量就可以提高到五百多斤。
全大队可以增加收入二十二万五千多元，每户可以多收入五百零八元。
不少社员恍然大悟地说，原来寻思今年十成年景，哪曾想还少收这么多粮食。
干部和社员都一致认为：
把这几个差距消灭了，1965年每亩地打四五百斤粮食，是满有把握的。
比出了差距，挖出了增产潜力，原来认为“增产到顶”的人服气了。
干部和社员方向明了，信心有了，这时各队又都反复学习了《愚公移山》等文章，使大家进一步树立了消灭差距的信心和决心。
为今年增产打了三个突击战
接着，各队根据找到的差距，逐条地讨论，逐条地落实措施，逐条地消灭差距。
在打场期间，他们为1965年的增产打了三个突击战：
一、组织社员开展冬季积肥，落实了冬春积肥任务，家家都整修了厕所、猪圈、鸡架，新修了尿池子，挖了灰坑。
为了多积优质肥，全大队九百六十六头猪都做到了圈养，为1965年多施肥创造了条件。
二、为实现1965年良种化，他们根据三队科学实验小组良种对比试验和各队脱谷鉴定良种情况，确定了当地各种优良品种，结合打场精选良种，并从外地换进两万多斤良种，队队都备足了种子。
三、在秋收分配中，按照贫农下中农社员的意见，经过社员大会讨论通过，全大队公共积累比例由百分之十提高到百分之十二，为1965年扩大再生产增加了资金。
全大队已购买铲趟机八台、六六六粉一万多斤，订购化肥五万斤。
现在，全大队集中四十辆大车、二百五十多个劳动力，划分积肥送粪、水利建设两条战线，打歼灭战。
已经送到地里的粪肥一千多车，拉回垫圈土八百多车，清完两千多米排水渠。
检修农具、打绳套、粒选种子等工作也已全面开始。

北京一些工厂的负责人面对新形势谈工作新体会
从思想革命化入手促进工业生产新高潮
据新华社29日讯
北京市许多厂矿企业的职工最近思想很活跃，他们热烈议论着如何通过思想革命化，来促进今年的生产新高潮。
他们迎接生产新高潮为什么从思想革命化入手？
新华社记者就这个问题访问了一些工厂，下面是几个工厂的干部用本厂的实际情况对记者的回答。
一味向上级伸手此路走不通实行自力更生充满增产信心
北京市耐火材料厂党委书记刘文杰说：
我们厂在今年的生产高潮中，要使产品合格率显著提高，试制出六种重要新产品，在质量提高的基础上，使产量比去年大幅度增长，成本大幅度下降。
要完成这个任务，就要添置设备，革新现有设备和工艺。
可是国家用钱有轻重缓急，今年计划给我们的专款，主要用于试制一种高铝耐火材料。
大幅度增产和试制其它新产品所需要的技术措施费用从哪里来呢？
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不花钱或者少花钱能不能促进生产新高潮？
我们正在用行动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去年已取得了这方面的经验。
去年也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厂的产品质量不高，又赔钱。
那时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两大问题，非得用八十万元添置新设备不可。
于是我们同时伸出了两只手，一只手向北京市冶金工业局要，一只手向冶金工业部要。
那时在我们的思想里，好象只有钱才是力量，看不到全厂一千多人的力量，看不到人的因素第1。
这也可以说是政治不挂帅，是受了重钱轻人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当“伸手派”这条路走不通了，我们党委会就开会讨论，讨论结果是放手发动群众，走自力更生这条路。
我们发动群众改革设备，改进管理，学习了外地二十一项先进经验。
到年底，“三类品”和赔钱这两顶落后的帽子都摘掉了。
今年，我们就是用去年那个经验来发展生产的。
前些日子，我们厂去上海和青岛学习回来的同志，又带回了二十七项先进经验。
推广这些经验，要是靠国家给技术措施费，少说也得十几万元。
我们便自己动手利用旧设备和废料，修修改改，来解决这些问题。
有一种新产品的生产，需要三百平方米的厂房。
我们决定把动力科搬到生产现场去办公，其它科室也准备进一步精简合并，技术人员也尽可能下放到车间去。
这样，对生产有利，对干部的思想革命化有利，又可以腾出一些房子。
其它方面再挤一挤，生产新产品的厂房就算有着落了。
当然不是说伸手思想在我们厂就没有了。
比如上海有一项先进经验，在中碎工序增加一台对辊机，粉碎效率能提高两倍。
我们有一位技术员一听说，就在全国机械产品目录上挑选最好的对辊机，想花钱买新的。
其实我们有一部旧的对辊机，修一修还可以用。
我们认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过程，就是不断克服伸手思想的过程。
组织生产新高潮主要是靠人，靠人的思想革命化，主要不是靠钱。
我们厂的职工都有充分的信心，在不花钱或少花钱的情况下，使我们的生产来个大幅度的增长。
片面追求利润产品有了积压树立群众观点发挥生产潜力
北京金星金笔厂厂长沈玉林说：
我从前几天参加的一个会议说起吧。
在上级党委召开的那个会议上，专门讨论了“什么是影响生产新高潮的思想障碍”的问题。
好多同志都说，资本主义经营思想是影响生产新高潮的一个障碍。
就说我们厂吧，去年年底以前，生产上有这种怪现象：
制造技术复杂的金笔，质量最好；
制造技术简单的普通铱金笔，质量反而最坏，都是三类品。
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我们只重视高档货，不重视低档货。
我们以前总以为，金笔产值大，利润大，名气大，所以特别重视它，愿意多生产。
结果，有的型号由于生产过多，造成积压。
普通铱金笔产值小，利润少，生产简单，我们就轻视它，不愿多生产。
结果，这种笔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
普通铱金笔价钱便宜，买的人多，可是他们花了钱笔不好使，或者用不多久又要修理。
从这一点上说，我们轻视普通铱金笔的生产，就是缺乏为广大群众服务的观点。
而离开广大群众的需要去追求产值、利润和名气，是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的一种表现。
再说，在这种经营思想支配下搞生产高潮，也搞不起来，就是一时搞起来了，也巩固不住。
就拿金笔来说，尽管生产的金笔再多，产值再大，人家不需要那么多，有啥用？
反而会积压国家的资金。
而且，到头来生产还得减下来。
普通铱金笔产值小，利润少，但需要的多，我们就能充分发挥潜力，多生产。
这样来促进生产新高潮，才是实打实的。
为了使大家对促进生产新高潮有个正确认识，我们厂的领导干部向全厂职工检讨了经营思想上的缺点，这样也使职工们受到了为谁而生产的教育。
今年，我们根据销售情况，减少金笔的产量，大大增加了普通铱金笔和一级铱金笔（中档货）的产量。
我们也下了最大的决心，在继续提高金笔质量的同时，大力提高普通铱金笔的质量。
这种笔吸水用的弹簧原来已做出一批，因为质量不好，我们决定不再使用，另做好的。
笔舌也改变了结构，提高了书写效能，成品检验也比过去要求更严了。
最近，在北京日用工业品质量鉴定会上，我们厂生产的普通铱金笔，九项质量指标都达到了轻工业部规定的标准，摘掉了“三类品”的帽子。
关着门欣赏成绩盲目自满走出门听取意见步步前进
北京钟表厂党支部副书记刘宝志说：
去年我们厂试制成功十多种新的花色品种的闹钟，其中还有带日历的。
闹钟的质量也有所提高。
因此，我们就关着门估价自己的成绩。
我们说，比上海差点，比天津差不多，比那些年轻的兄弟厂高明得多。
没想到，在年底的全国钟表评比会上，我们闹钟的质量不但落在上海先进厂的后面，而且原来不如我们的一些兄弟厂也赶过了我们。
从此我们体会到，不克服盲目骄傲自满情绪，就不可能促进生产新高潮。
我们的盲目骄傲自满情绪是关着门产生的，要克服，就得走出门，开眼界。
我们正在组织职工进行“内查外访”。
我们厂的领导干部最近已访问了九个商店，从售货员那里听取顾客对我们厂产品的意见。
有人说我们的技术科总是自以为是，从不自以为非，这次科里的干部就主动到三个车间、三个科室和五个小组征求意见，听到了一百二十条意见，发现自己工作中好多急需改进的缺点。
我们的盲目骄傲情绪初步克服了，脚步也前进了。
据记者从北京市工业部门了解，这些工厂干部所说的思想革命化问题，也是许多厂矿职工议论最多的问题。
革命推动着生产，生产中坚持着革命，这一点给来到北京工厂的人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周恩来总理接见国际律师团
新华社29日讯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晚上接见了营救被巴西当局迫害的九名中国人员的国际律师团首席律师、日本国际法律家联络协会会长长野国助，国际律师团成员：
印度尼西亚律师苏普拉普托、巴基斯坦律师法赫鲁丁·易卜拉欣，以及长野国助的助手渡边卓郎等。
周恩来总理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吴德峰、张志让、张友渔、韩幽桐等。
（附图片）
周恩来总理接见营救被巴西当局迫害的九名中国人员的国际律师团律师。
前左四是国际律师团首席律师、日本国际法律家联络协会会长长野国助，前左三是印度尼西亚律师苏普拉普托，前左六是巴基斯坦律师法赫鲁丁·易卜拉欣。
新华社记者　吴元柳摄

我被迫害人员家属代表赴巴西探望亲人
新华社日内瓦29日电第2批去巴西探望被巴西当局长期非法逮捕和拘禁的九名中国人员的家属代表于伶、耿淑芳、韩四光和石菊英，今天乘飞机离开日内瓦前往巴西。
中国红十字会代表王敏陪同她们前往。
另一个陪同家属代表来日内瓦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衣成信没有取得进入巴西的签证，因此未能前往。
到机场送行的有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赵行志。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负责拉丁美洲事务的代表热基埃也到机场送行。

战斗友谊的新篇章
苏加诺总统特派的由第1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博士率领的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在我国进行了五天的访问之后，满载中国人民的战友情谊，离开北京回国了。
在这段期间，印度尼西亚贵宾和我国政府领导人，讨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斗争的共同任务，当前的国际形势特别是最近的东南亚形势以及进一步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种种措施。
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
双方对所讨论的各项问题，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通过印度尼西亚代表团的这次访问，大大加强了我们两国的友好互助的战友关系，促进了亚非国家的团结反帝事业。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是在亚非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反帝反殖斗争新高涨的形势下，举行会谈的。
在这个斗争中，印度尼西亚人民高举战斗的旗帜，同英美帝国主义的工具“马来西亚”展开了全面的对抗。
最近，印度尼西亚又毅然决然地采取了退出联合国的革命行动，极大地鼓舞了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
在这样一个不寻常的时刻，印度尼西亚代表团来到我国访问，有力地表明了我们两国人民在反帝反殖斗争中的团结一致和相互信任。
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亚非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首要任务，就是彻底根除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人民建立了亲密的战友关系。
我们的这种战友关系，经过了斗争烈火的锤炼，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在共同的事业中，无论是在困难的情况下，还是在顺利的情况下，我们两国人民始终都是相互同情、相互鼓舞和相互支持的。
正如陈毅副总理所说的，不论世界上发生什么变化，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都将永远同一亿零四百万印度尼西亚人民站在一起。
印度尼西亚对抗“马来西亚”的斗争是一个正义的斗争。
“马来西亚”是个大祸害。
英美帝国主义生拼硬凑出这样一个东西，是为了镇压马来亚、新加坡、沙捞越和沙巴人民的独立运动，是为了威胁印度尼西亚的安全，是为了在东南亚制造紧张局势。
印度尼西亚反对“马来西亚”的斗争，不仅仅是为了它本身的利益，也是为了东南亚各国的安全和亚洲的和平。
最近，英帝国主义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调动了几万军队和几十条军舰，增兵“马来西亚”，向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各国人民亮出了它们的屠刀。
美帝国主义自己也在叫嚷扩大印度支那战争。
它们张牙舞爪，自以为凶得很，可以把别人吓唬一通。
其实，寒伧得很，它们那小小的一点本钱，也是七拼八凑地搞来的。
英帝国主义摆出这么一副架势，是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
你们想把印度尼西亚人民吓倒吗？
印度尼西亚人民已经以全民动员作出了回答。
你们真想动手吗？
印度尼西亚人民不是孤立的。
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绝不会对你们侵犯印度尼西亚的行为置之不理。
陈毅元帅说得好：
“我们警告帝国主义不要在东南亚冒险。
如果它们不听，一定要挺而走险，其结果只能是东南亚变成帝国主义的坟墓。”
美国和它的伙伴们操纵联合国干尽了坏事，积下了众怒。
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的果敢行动，是各国人民愤怒情绪的一个爆发。
这样，就使全世界人民更清楚地看到：
联合国不是维护和平的机构，而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
不是联合世界各国的组织，而是分裂世界的组织；
不是大小国家平等协商、相互尊重的场所，而是强权即公理、大鱼吃小鱼的地方。
其实，这个被称为世界组织的东西，即使从表面上来看，也不象个样子了。
地球上有四分之一以上人口的国家，不在联合国。
这届联合国大会，已开了将近两个月，连个议程都订不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代表史蒂文森还在胡吹什么联合国是“维持和平”和“国际合作”的机构，是小国“得到和平、安全和幸福”的依靠。
算了吧，收起你们的这一套吧，你们大事宣传的联合国迷信已经破产了，联合国必须改正错误，彻底改组。
否则，它是没有前途的。
我国周恩来总理在01月24日的讲话中指出，在美帝国主义操纵下的联合国绝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联合国是可以反对的，联合国是可以退出的，联合国是可以不进去的，“也可以另立一个革命的联合国，与那个被美帝国主义操纵的因而只可能做坏事不可能做好事的所谓联合国也者，唱对台戏。”
这是完全正确的。
在美帝国主义继续操纵联合国做坏事的情况下，另立一个革命的联合国，让全世界的人民有所比较，只能有利于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
帝国主义散布这样一种论调，好象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就会连饭也吃不饱，裤子也穿不上。
你们太小看亚非新兴国家了。
苏加诺总统说得好，一个国家独立的王冠在于自力更生。
亚非国家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贫穷落后，既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命定的，是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奴役造成的。
帝国主义主要是靠吮吸亚非国家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膏血，才养得这样肥肥胖胖。
不是亚非国家离开了帝国主义活不下去，而是帝国主义离开了亚非国家才活不下去。
正如联合声明所指出的，“亚非国家都有丰富的资源，完全可以用本国人民的劳动和智慧，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
“亚非国家的自力更生，和亚非国家之间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经济合作，是发展各自民族经济的可靠保证，也是有利于维护和巩固民族独立的”。
亚非各国人民正在进行着反帝反殖、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英勇斗争。
在这一斗争中，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是并肩作战的战友。
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还在欺负着我们和其他国家，还在奴役被压迫人民，这一斗争就一天不能停止。
战后的历史和当前的现实表明，新兴力量和腐朽力量之间，帝国主义力量和反对帝国主义力量之间，是不可能和平共处的。
鼓吹帝国主义现在愿意同新兴国家和平共处，等于是要人相信老虎已经戒荤吃素了。
亚非人民在反帝反殖斗争中，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它们搞什么“新月形地带”，搞什么“马来西亚”，来包围我们。
包围就包围吧，有什么了不起！
帝国主义越是包围，就越能激励我们的斗争意志，发扬我们的革命精神。
中国古话说，“多难兴邦”，还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这就是事物的辩证法。
用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包围也可以变成反包围。
从全局来看，被包围的不是反帝反殖的力量，而是帝国主义自己。
今天，世界革命人民到处掀起了反美斗争，举起了反美的旗帜，形成了一个包围美帝国主义的汪洋大海。
在反帝反殖的斗争中，亚非国家的团结不断得到发展。
即将召开的第2次亚非会议，将是亚非各国团结合作事业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在联合声明中表示，这次会议应当坚持贯彻雅加达筹备会议的各项决议，继续发扬万隆会议协商一致的精神，更高地举起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旗帜，加强亚非国家和人民的团结，并且对亚非国家民族经济发展和互相合作作出重大的贡献。
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正在力图破坏这个会议。
我们相信，在亚非各国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下，这次会议一定会开好的。
印度尼西亚代表团的访问，写下了我们两国战斗友谊的新篇章。
双方不仅就反帝反殖的共同斗争任务取得了一致的认识，还决定加强技术合作，扩大两国贸易，发展两国之间的航运事业，加强两国之间的军事友好往来。
联合声明并宣布，我国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应苏加诺总统的邀请，将于今年04月去印度尼西亚参加万隆会议十周年的庆祝典礼。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我们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将不断得到发展。
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中，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印度尼西亚人民站在一起。

永不停止
本报评论员
“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
吉林省双辽县王奔公社宏伟大队，去年粮食总产量比前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四。
这是很大的发展。
但是能不能停止在这个水平上呢？
有些人认为“1964年劲使足了”，“增产到顶了”，“1965年能保住1964年的产量就不错了”。
这些人想在这个水平上停止下来。
大队党支部启发大家批判了这种骄傲自满、故步自封的增产到顶思想，领导着大家力争继续发展，决心更进一步。
增产到顶是骄傲自满的片面观点，只看到本大队的总产量提高这一面，而没有看到本大队的一些低产队、低产田的产量不高这一面。
只要使低产队和低产田的产量赶上来，整个大队的生产水平就能大进一步。
增产到顶是故步自封的孤立观点，只看到自己，没有看到旁人，不知道许多兄弟社、队的产量比自己高得多。
只要虚心向兄弟社、队学习，采取切实有效的增产措施，产量还可以提得更高。
增产到顶是停止不前的静止观点，他们没有了解“顶”是会变的。
在现有的土壤、水利、肥料、耕作水平等等条件之下，生产有现在的限度，有现在的“顶”，一旦条件变了，比如，改良了土壤，兴修了水利，增加了肥料，加强了耕作，等等，生产水平就会提高，也就会出现新的“顶”。
为了更好地组织今年的生产高潮，宏伟大队党支部对社员进行思想教育的时候，引导人们用全面的、互相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看待自己的生产成绩，这种作法是很对的。
他们引导社员群众深入讨论“丰收之年有没有歉收之田？”
在讨论中，他们在队和队之间进行了产量排队，评选出高产队和高产地块；
发动各队以高产队和高产地块为样板，比产量，找差距。
这就把人们从生产到顶的骄傲自满情绪中引导出来，使人们既看到成绩，也看到缺点。
宏伟大队党支部并没有到此就停止下来。
几名支部委员组织社员一条差距、一条差距地具体算减产账。
结果算出全大队并没有真正十分收成的土地，连高产队、高产田的产量也还有很大潜力。
宏伟大队党支部仍然没有到此就停止下来。
他们组织社员反复学习《愚公移山》等文章，提高大家消灭差距的决心。
然后发动社员根据找到的差距，一条一条地找消灭差距的具体措施。
领导社员踏踏实实地打了三个消灭差距的突击战，为今年争取更大丰收打下了基础。
去年，全国获得很好的收成，在大丰收的社队很容易产生生产到顶的思想，只有克服这种思想，才能把今年的农业生产新高潮真正组织起来。
象宏伟大队这样，不满足现有成绩，不断总结经验，努力提高思想，找出差距，研究措施，决不停止，不断发展，这是很值得学习的。
“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
近几年来，我们的农业生产是在不断地发展：
总产量提高了，高产纪录出现了，许多怕旱怕涝的薄地变成稳产高产的良田。
这许许多多活生生的事实，每时每刻都在丰富人们的经验，提高人们的觉悟，克服人们头脑中的片面性。
我们要象宏伟大队党支部一样，不断克服片面性，不断发展，永远也不停止在一个水平上。

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一片欢乐景象
各族人民兴高采烈购买节日用品
据新华社昆明29日电云南边疆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商业部门为当地少数民族兄弟准备了丰富的节日物资。
目前，全州各县的民族商店里，各种商品陈列得五彩缤纷，这里有少数民族兄弟喜爱的花布、绸缎、头巾、披肩、衬衣、筒裙、红糖、茶叶和米酒等。
全州今年供应的商品达七千多种，比去年增加了一千五百多种。
傣族、景颇族、崩龙族的社员们这几天纷纷来到商店选购自己喜爱的节日用品。
今年新出版的春节门画和对联，最受各族人民欢迎。
潞西县上东乡葫芦寨的绝大多数人家都买了毛主席象。
下东乡下寨的贫农社员杨大爹买春联时，选了一幅题为“丝毫不放松革命警惕，千万别忘记阶级斗争”的春联，他满意地说：
“这幅最合我的心意。”
自治州的商业部门还为农村准备了充足的农业生产资料。
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在这里购买了大批农药和化肥，不少社员添置了农具，准备节后即时投入生产。
傣族、景颇族社员对昆明运去的钢锄、长刀和砍刀，赞不绝口。
自治区首府芒市民族贸易公司，近来每天都提前开门，推迟下班。
他们还在赶街天增设了三十一个货摊，更好地为各兄弟民族服务。

人民警察好风格
交通岗上的工具袋
这件事发生在去年秋天。
有一天，北京市一位叫王志刚的售货员去香山拉葡萄。
回来的路上，平板三轮车的车带坏了。
他想把车修好再走，但是附近没有修车的地方。
他只好推着车，一步一步地顺着公路往前走。
“远道无轻载”，何况车上又装了六百多斤葡萄哩！
走出不远，汗水就湿透了他的衣服，腰又酸腿又疼。
累，算不了什么，最使他担心的，还是车带。
瘪了气的车带轧在路上，“格登”“格登”地响，每一声都紧揪着他的心，这样走下去，车带非得磨坏不可。
就这样，他走了三里多地，到了玉泉山。
就在他着急的时候，在玉泉山交通岗执勤的民警刘东坡走了过来，向他说：
“你的车坏了？”
一面说一面拿过来一个工具袋，里面有胶水、旧内带、剪子、搬子……。
王志刚看了，真是喜出望外。
刘东坡帮助他扛车、扒带，工夫不大，车带补好了，一车葡萄轻快地拉走了。
这个工具袋，是玉泉山交通岗民警去年07月开始为群众准备的。
过去，交通民警在这里执勤，经常遇到一些过路群众的车子坏了，向民警打听修车地点。
这里地方偏僻，到最近的村镇修车，也要走六七里，每当天黑了或是群众有急事的时候，民警看到群众着急的样子，心里着实不安。
副班长沙长林想：
如果在岗上预备一些修车工具，不就可以方便群众了吗？
他把这个想法在党小组会上提了出来，大家认为是件好事，积极支持。
于是，大家动手找工具、找旧内带，有的买了胶水，有的拿出自己的车搬子，连同气筒一起带到岗上。
四个多月来，他们已用这个工具袋为许多过往群众解决了困难。
凡是在这里修过车的人，莫不称赞他们想得周到。
“爱民桥”
长春市绿元街居民区有一座小桥。
桥身虽小，但和附近八百户人家的日常生活却密切相关。
居民们上街买东西都要从桥上走过，职工们上班、孩子们上学也要经过这里。
可是，这座桥在1962年春天塌陷了。
附近居民和过往行人都感到很不方便。
一到雨季，人们到了小桥附近要脱下鞋子趟水走过去。
骑自行车的，要扛着车子走过去。
推手推车的、赶马车的，还要绕道多走五六里路。
1964年04月，绿元街派出所民警们在学习了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两篇文章以后，决心利用假日集体动手修复那座塌陷了的小桥，为群众多办一件好事。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绿元街派出所全体民警扛着锹、镐来到了现场。
副所长冯国良第1个跳下泥坑，挖泥排水。
其他民警也跟着干起来，挖泥的挖泥，运土的运土。
朝阳区维修队听说民警们要修桥，用汽车给运来三节混凝土排水管。
绿元街清洁队组长周仁听到修桥的消息，也领着十名工人，带着工具、推着手推车赶来参加。
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路过这儿，看到民警和工人合力修桥的动人场面，也拿起铁锹铲起土来。
有十几名街道妇女也赶来参加。
人多力量大，经过六小时的紧张劳动，一座桥修成了。
现在，马车、手推车可以并排在桥面上通过。
下雨的时候，人们也不发愁了。
群众赞扬民警为他们办了一件好事，都说：
这是一座爱民桥。
在休息的日子里
一天早晨，杭州市金钱巷派出所所长宋阿长醒来，见到窗外正在下大雪，附近屋顶上、马路上堆起了厚厚的积雪，就急忙起床。
他爱人惊异地问：
“阿长，你昨晚回来这么迟，今天又是休息日，外头天气这样冷，急着起来做啥？”
他说：
“耙雪去！”
宋阿长抹了一把脸，早饭也顾不得吃，就从门后拿起雪耙往外走。
原来，他昨天路过三圣桥，发现有几户居民的房子已经破旧，今早醒来，见雪下得这么大，立即想到：
这些房子有没有危险？
街上的积雪很深，宋阿长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
到了三圣桥畔，天才蒙蒙亮。
他走上桥头，动手去耙一间靠近桥栏的屋背上的积雪。
响声惊动了屋主人钮阿毛老婆婆，她吃了一惊：
莫非屋背被积雪压塌了？
再细细一听，“咯咯笃笃”，响声很有节奏，就大声喊：
“什么人？”
“钮婆婆，我在耙你屋顶上的雪。”
“啊呀呀，是老宋，好早呀！”
钮阿毛连忙从温暖的被窝里爬起来，披上衣服出门一看，只见宋阿长全身雪花，象一个“雪人”，手里拿着一根长雪耙，已经走远了。
宋阿长又来到三圣桥河畔十三号，这里住着军属张小莲老人。
她正坐在家里发愁，担心屋顶被雪压塌。
宋阿长不声不响，攀上长梯，迎着风雪，迅速挥开雪耙，一会儿就把屋顶上的积雪耙光了。
宋阿长从屋上下来以后，老人替他拂去身上的雪，紧拉着他的手说：
“滴水成冰的大冷天，你这么早来给我耙雪，我实在过意不去。
来，吃碗热粥暖和暖和！”
“不啦，我还有事呢！”
宋阿长婉言谢绝。
老人见他执意不肯，便说：
“我没有别的答谢你，就写封信给在部队里的两个儿子，叫他们好好向你学习，争取当五好战士吧！”
宋阿长微笑着，又到别的地方去扫雪了。
他顶着刺骨的寒风，一气干到下午五点多钟，就这样度过了一个繁忙的、有意义的休息日。
（新华社稿）

曾获得“拥政爱民连”称号的解放军某部无后座力炮连（四好连），春节前夕慰问驻地附近的烈属、军属。
牛德林摄

山西中医研究所和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中西医师密切合作
研究成功治疗子宫外孕新方法
这种中西医综合治疗的方法，不仅可以挽救病人的生命，又可以免除手术，保全病人的生殖机能
据新华社太原29日电
以山西省中医研究所所长李翰卿和山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于载畿为首的中西医临床研究小组，研究成功的一种中西医综合治疗子宫外孕的新方法，不仅可以挽救子宫外孕病人的生命，而且可以免除手术，保全病人的生殖机能。
子宫外孕是妇产科常见的一种疾病，如果不及时治疗，很容易造成死亡。
过去，西医治疗子宫外孕的唯一方法是手术割除。
这种方法虽然能使病人免于死亡，但是病人要忍受手术痛苦，并且往往因为要切除部分生殖器官而失去生育能力。
中医治疗子宫外孕虽然也有疗效，但是由于只限于临床症状的观察而不能用现代医学的方法进行检查，疗效也受到限制。
以李翰卿、于载畿为首的中西医临床研究小组研究出的中西医综合治疗方法，以服用和外敷去瘀止痛的中药为主，并且配合输血输液等西医治疗方法，不必施行手术就可以把病人治好。
从1958年以来，他们用这种方法替二百多个妇女治好了子宫外孕。
许多人病愈后，已经正常怀孕分娩。
有些子宫外孕病人合并有盆腔炎、阑尾炎、不全肠梗阻、肠结核等疾病，在治疗子宫外孕期间，也同时被治愈或者得到好转。
个别出血不止、血压下降，进入严重休克状态的危险病人，经过中西医综合抢救和治疗，效果也很好。
过去西医对患有手术禁忌症的子宫外孕病人没有办法治疗，这个研究小组采用中西医综合治疗的方法，取得了很好的疗效。
一些没有生育过和希望继续生育的子宫外孕病人，对这种非手术的新疗法非常满意。

山西中医研究所和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中西医师密切合作
研究成功治疗子宫外孕新方法
这种中西医综合治疗的方法，不仅可以挽救病人的生命，又可以免除手术，保全病人的生殖机能
据新华社太原29日电
以山西省中医研究所所长李翰卿和山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于载畿为首的中西医临床研究小组，研究成功的一种中西医综合治疗子宫外孕的新方法，不仅可以挽救子宫外孕病人的生命，而且可以免除手术，保全病人的生殖机能。
子宫外孕是妇产科常见的一种疾病，如果不及时治疗，很容易造成死亡。
过去，西医治疗子宫外孕的唯一方法是手术割除。
这种方法虽然能使病人免于死亡，但是病人要忍受手术痛苦，并且往往因为要切除部分生殖器官而失去生育能力。
中医治疗子宫外孕虽然也有疗效，但是由于只限于临床症状的观察而不能用现代医学的方法进行检查，疗效也受到限制。
以李翰卿、于载畿为首的中西医临床研究小组研究出的中西医综合治疗方法，以服用和外敷去瘀止痛的中药为主，并且配合输血输液等西医治疗方法，不必施行手术就可以把病人治好。
从1958年以来，他们用这种方法替二百多个妇女治好了子宫外孕。
许多人病愈后，已经正常怀孕分娩。
有些子宫外孕病人合并有盆腔炎、阑尾炎、不全肠梗阻、肠结核等疾病，在治疗子宫外孕期间，也同时被治愈或者得到好转。
个别出血不止、血压下降，进入严重休克状态的危险病人，经过中西医综合抢救和治疗，效果也很好。
过去西医对患有手术禁忌症的子宫外孕病人没有办法治疗，这个研究小组采用中西医综合治疗的方法，取得了很好的疗效。
一些没有生育过和希望继续生育的子宫外孕病人，对这种非手术的新疗法非常满意。

市场繁荣兴旺　商店货物充裕
首都人民喜气洋洋迎春节
西安节日物资丰富齐全受到广大群众欢迎
据新华社29日讯
首都春节前的市场繁荣兴旺，商店里货物充裕，大街上提着年货的人们喜气洋洋。
大大小小的副食品店里，猪肉供应十分充足。
全市安排春节前后供应的猪肉比去年同期增加将近一倍。
设在郊区芦沟桥附近的市食品公司收购供应商店，每天屠宰的猪只，比平日增加好几倍。
屠宰场里日夜忙碌，收购供应商店的经理也带领干部在这里提刀杀猪。
市场上供应的鸡、鸭、鱼、蛋比往年多。
著名的北京填鸭，一只有五六斤重。
在西单、东单、朝内等大型菜市场，还供应活鸡、活鸭和桂鱼、鲢鱼、胖头鱼、鲫鱼等活鱼。
此外，还有冰冻大对虾，以及海米、海带、海参、尤鱼等海味品。
副食品商店准备的大粬酒、茅台酒等全国各地名酒，品种齐全。
特别是北京顾客喜爱的二锅头酒、粮食白酒等，今年供应更加充足。
全市安排春节前后应市的苹果、广柑、香蕉、柚子等南北果品和其他干果，比去年同期增加四成左右。
蜜饯、果脯、元宵、年糕等春节传统食品，已经大量应市。
日用品市场也很活跃，零售商店比平日更加繁忙。
据北京市商业局统计，全市安排春节前后应市的一百三十二种主要工业品，有一百二十四种的数量都比去年同期增加。
其中包括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挂钟、闹钟、手表、毛线、毛毯、人造毛织品，以及大红纸和锣、钹等民族乐器，尤其是儿童玩具增加得更多。
在节日供应的繁忙日子里，北京市商业部门大批干部走出办公室到批发、零售单位和仓库参加体力劳动。
新华社西安29日电西安市各商业部门今年准备的春节物资十分充足。
各种肉类、蛋品、糖果、蔬菜、水果等都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倍左右。
现在全市每天出售的肉类、糕点、蔬菜和日用百货，超过平时一倍到数倍。
各种商品的花色品种也很齐全。
在各个肉食门市部里，既有大量当地出产的猪肉、羊肉和活鸡，也有来自南方的金华火腿、南式板鸭以及桂鱼、带鱼等。
在糕点门市部里，最受顾客欢迎的是西安市各食品工厂制作的质量好、价格便宜的各色糕点。
其中有当地居民喜欢吃的白皮点心、椒盐点心和南方人喜欢吃的麻元、“蜜三刀”等麻酥蜜饯食品。
在蔬菜店里，除陈列着大批大路蔬菜外，还有从南方各省运来的西红柿、鲜黄瓜、梅豆角等新鲜蔬菜。
各百货商场和商店，增加了西安市轻工业和手工业工厂出产的二千多种新产品。
这些新产品受到广大顾客的欢迎。
为了方便顾客购买年货，许多商店增设了临时供应点、组织了临时售货车。
全市有三千名商业学校和中学的学生，利用寒假时间参加义务劳动，担任了临时售货员。
西安市商业领导机关和基层单位的大部分干部，也从本月26日起，陆续分赴各门市部，接待节日前越来越多的顾客。

教育子女千万不要忘记过去
现在的春节怎么过？
过去的春节怎么过？
把不同的过节情形讲讲，是对子女很好的教育。
去年年三十晚上把孩子们叫到跟前，讲了我一段亲身经过：
“1942年我八岁的时候，家乡河南省林县闹灾荒，树皮树叶都吃得一干二净。
我和你们的奶奶、大爷、叔叔、姑姑，在原乡再也活不下去了，就逃荒到山西长治县。
一路上讨不到饭，就靠树叶子来充饥。
到山西后，还算不错，吃到了一点点从人家碾旁边扫来的谷糠。
1943年，我们是在一个破窑里过的年。
那年我们到这里正赶上秋收，所以奶奶对我们说：
‘孩子，你们好好捡粮，等到过年时给你们做一顿好吃的。
’我们都兴高采烈地跳了起来，捡粮的劲头也就更大。
一个秋天，我们捡了六七升粮食。
平时舍不得吃，一直到过年才把这粮配了一半土糠，推了一斗多糠面。
年三十那夜，没等到鸡叫，我们就催着奶奶起来做饭。
奶奶下了四升糠面做了一大锅，我们吃得真香，一点没剩，要不是看奶奶还没吃，我还得吃两碗呢……。”
接着我对孩子们说：
“象你们现在有吃有穿有书念，在那时爸爸连想也不敢想。
现在咱过年有肉，有米面，有新衣新帽，样样齐全。
这是党和毛主席给咱带来的幸福，你们可千万不能忘记呀！
你们要好好学习，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孩子们听了我的回忆对比后，逐渐变了：
她们不仅热爱劳动，而且学习成绩也提高了。
今年春节又快到了，这是教育孩子的好机会。
因此我建议：
在春节里向孩子们进行忆苦思甜的教育，这是有很大好处的。
辽宁省本溪市火连寨水泥厂　李未堂

旧社会“过年如过关”
每到春节，我总要想起在旧社会里，我亲身经历过“过年如过关”的悲惨生活。
1936年，我十七岁时，我们郭圆坞地区遇到了百天大旱，田里的作物收得极少。
那时，我家九口人，全靠父亲苦守着地主余大禄、邵大尧两户豪门的四亩多小根田过日子。
这年，一共只收了三担多谷。
而地主的“铁板租”总共就需要五担一斗，自己不但一粒没得，还欠地主租谷二担一，加上半年多来一家大小度荒借来的粮债，到年底足足欠下干谷十二担八斗。
到了年关临头的时候，我父亲躺在床上病得不省人事。
这时地主又来逼债要租，我母亲被逼得象热锅上的蚂蚁，走投无路，只好一面向地主、伪保长求情，一面典卖衣服和家具，七拼八凑才凑了七块白洋交给他们，而大年初一，我们就吃着两餐野菜拌米糊。
这样才算过了年关。
但第2年春天，我父亲病死了，两个不满十岁的小妹妹也因春荒难熬饿死了。
在旧社会，我亲身经历过三十年这样的“年关”，没有一年不提心吊胆，没有一年能过得平安无事的。
解放后，共产党和毛主席把我们一家救出了苦海。
全家生活一年比一年好。
去年，我们破塘溪生产队又是大丰收，全队粮食平均亩产达到八百三十九斤。
我想，现在春节又快要到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翻了身的贫农社员，不能忘记旧社会过年如过关的悲惨生活。
我希望大家在春节前后，要积极搞好集体生产，争取多打粮食，支援国家建设。
浙江省江山县坛石公社贫农社员王晋诗口述周家岳整理

武汉研究成功治疗内痔新法
新华社武汉29日电
武汉市中医医院痔瘘科最近研究成一种治疗内痔的新方法——油剂注射液疗法。
用来注射的这种油剂是由一些中药和西药配制成的，名叫“内痔枯脱油”。
治疗时，只要根据痔核的大小注入适当剂量的注射液，几天以后，痔核就渐渐干枯，自行脱落。
由于这种注射液不含有毒成分，对人体没有刺激，注射时不需要麻醉止痛，注射后也没有周身反应。
注射后发生的局部肿胀或轻微疼痛，绝大多数病例在几小时以后就可以消失。
由于手术操作简便，有些病例可以在门诊施行。
使用这种注射枯脱油的治疗方法，经过三百多例临床试验，证明它具有疗效高、疼痛小、适应性广、操作简便和安全经济等优点。

破庙里过除夕
每逢春节，我都要想起二十年前破庙里过除夕的辛酸往事。
我家住在四川省长寿县卫星公社第8生产队。
解放前我父亲租种了地主张半天十二亩贫瘠的沙滩地。
1945年，天久不雨，禾苗快要枯死了。
我父案为了全家人的活命，拖着积劳成疾的身体，忍着饥饿，到离地头十多里远的一条小水溪里挑水浇苗，救活了五亩地的禾苗。
到秋后，才收了近三百斤粮食。
就在这年除夕的夜晚，母亲煮了些大米稀粥，准备让全家人吃顿饱饭。
正在这时，地主张半天带了一群狗腿子，气势汹汹地闯进了我家门。
张半天一进屋就大声吼道：
“我的租子准备好了吗？”
母亲赶忙求情地说：
“张大人，今年天旱，没收多点粮食啊！
要缴，等明年再讲吧！”
张半天把两只狗眼一瞪，说：
“哼！
等明年再讲？！
老子有话在先，一年租子一年清，没有也得缴！”
说着，就翻开阎王账本，高声念道：
“佃户王发忠，租种‘良田’十二亩，应缴租子二千四百斤粮食，加上去年利息的利息，共缴粮食三千斤。”
我母亲听这一说，脑子里嗡的一下，差点昏过去，好一阵才说：
“我的天哪！
上哪去找三千斤粮食来还债啊！
今年才收了三百斤粮食，这是全家八口人的命根子啊！
无论如何也不能拿走啊！”
比老虎还恶毒的张半天，随手指着没煮熟的稀粥，说：
“没有粮食，这是什么？”
便一脚把锅踢翻，大米稀粥泼了一地，接着就在母亲脸上打了两个耳光。
当时，母亲昏倒在地。
这时，狗腿子们翻箱倒柜，满屋四处搜查。
我母亲为了不让地主夺走用血汗换来的三百斤粮食，挣扎着起来用双手紧紧抱住张半天的腿，丧尽天良的张半天，用脚猛力把母亲踢了个仰面朝天。
我父亲看到眼里，恨在心头，就从躲在灶前的乱柴禾垛里跳了出来，顺手抓了个木凳子，举手就要往张半天的头上砸去，狗腿子们闻声扑上去，立即把我父亲捆了起来，用木棒子打，细竹条抽。
我父亲被折腾得昏过去几次。
最后张半天就把我全家赶出门来，把我家仅有的一间遮风避雨的小窝棚放火烧掉了。
母亲扶着遍体鳞伤的父亲，背着皮包骨头的小妹，在漆黑的夜里走一阵、哭一阵，后来，来到一个早已挤满了穷人的破庙里，度过了这个除夕之夜。
1949年，家乡解放了，这个罪大恶极的大地主张半天被人民政府处决了。
我家分了房子和地，从破庙里搬进了新房。
1960年08月，我带着亲人的嘱咐，跨进了革命的熔炉，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
母亲也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
我一想起这些，就激起了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从而更加热爱党和毛主席，更加热爱新社会。
我是一个人民的战士，一定要握紧手中枪，苦练杀敌本领，誓作革命派。
解放军某部战士　王良

进一步密切警民关系，改进工作作风
各地公安部门广泛开展爱民月运动
新华社29日讯
一年一度的公安人员爱民月运动，从1965年元旦开始在全国各地相继展开，现在已经进入高潮。
在运动中，各地公安机关首先组织干部和民警认真检查执行政策和遵守纪律的情况，并普遍向群众报告工作，征求意见。
北京、上海、沈阳、成都、济南、杭州、哈尔滨、呼和浩特等大中城市的公安分局和派出所，普遍召开了街道居民座谈会和有各行各业群众参加的居民代表会。
山东省济宁市公安局，在运动中召开了许多次警民座谈会，征得群众意见两千多条，其中有表扬、有批评、有建议、有要求。
通过座谈，进一步密切了警民关系，帮助公安人员改进了工作作风。
广东、湖南等地的一些县公安局，在运动中派干部到公社和生产队召开贫农下中农座谈会，或参加公社召开的贫农下中农代表会，认真地向贫农下中农报告工作，虚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
对于群众的批评和建议，各地公安机关采取满腔热忱积极欢迎的态度，认真妥善地处理，群众普遍表示满意。
各地公安人员在爱民月运动中，还广泛地开展了为群众办好事的活动。
据上海市市区十一个公安派出所和民警队统计，公安人员在运动中已为群众办了各种好事三千多件。
有的地区组织公安干部和民警为公社生产队送肥、翻地，支援农业生产。
河北省公安厅副厅长李信、刘兆祥等，01月14日率领六十二名公安干部，到天津郊区李七庄生产队帮助运肥一千多担，排除污泥二百多筐。
青海省公安厅副厅长衣竹林，最近率领全厅干部到西宁郊区友谊生产队劳动了三天，帮助平整土地一千多平方米，并修整了四亩稻田。
青岛市公安局副局长王世敏、王经坤、高景智等，01月09日率领全局干部和民警扫马路，挖阴沟，修补道路。
有的地区结合安全检查，对一些可能引起火灾的地方，帮助群众加强了安全措施。
河北省满城县公安局在运动中，组织民警检查了一些公社和生产队的仓库、饲养棚，堵塞了一些不安全的漏洞。
浙江省公安厅组织干部访问了九十二户烈军属和工人家庭，帮助整理家务，并砍柴二千六百多斤分送给他们。
北京市有些民警也积极帮助烈军属挑水、扫院子。
还有不少地区的公安干部和民警为群众寻找失物、查访亲人、指迷引路、扶老携幼、救危扶难，体现了人民公安人员热爱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

庆祝中缅友好条约签订五周年
我驻缅大使举行盛大招待会
新华社仰光28日电中国驻缅甸大使耿飚今晚在这里举行盛大招待会，庆祝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五周年。
招待会上充满了胞波情谊的气氛。
六百多位人士出席了招待会，其中有缅甸外交部长吴蒂汉，国防部的钦纽上校、索洛蒙上校、伦上校和其他高级军政官员。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缅中友好协会主席信波、缅甸著名艺术家、电影演员和缅甸各界知名人士。
正在这里访问的中国民族艺术团全体成员也出席了招待会。
宾主双方为中缅胞波友谊的进一步发展、为两国边境问题的顺利解决而干杯。
招待会结束后，中国民族艺术团为缅甸客人演出精采的节目。
演出受到缅甸朋友们的热烈欢迎。

我大使向肯尼亚总统递交国书
新华社内罗毕28日电
中国驻肯尼亚大使王雨田今天上午在这里的国家宫向肯尼亚共和国总统肯雅塔递交国书。
递交国书时在座的有：
肯尼亚外交部长穆隆比和外交部长助理马塔诺。
肯雅塔同中国大使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我对外文协会长电唁卢中协会主席逝世
新华社28日讯
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今天打电报给卢森堡中国协会，吊唁卢中协会主席勒弗特逝世。
电报说，“惊悉勒弗特先生不幸逝世，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协会并通过协会向勒弗特夫人表示慰问。”

日共《赤旗报》就各国共产党国际会议问题发表社论
强调必须停止召开毫无根据的片面的“国际会议”
驳斥所谓苏联共产党有召集“国际会议”的权限等各种谬论
揭露现代修正主义一贯采取同美帝无原则妥协的对外政策
新华社29日讯东京消息：
日本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赤旗报》01月21日在第1版发表题为《再论各国共产党国际会议的问题》的社论。
社论全文如下：
（一）
去年夏天，以赫鲁晓夫为核心的苏共领导，预定在今年07月召开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为此建议从去年12月15日起在莫斯科召开由二十六个党组成的“起草委员会”的会议。
这些同志在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说，“即使在二十六个党中有哪个党在指定的日期以前不派出代表，也不妨碍委员会开始工作。”
他们从一开始就企图强行召开只有那些赞成苏共领导提案的党的会议。
不仅如此，他们还说，“拒绝参加会议，就是企图把分裂的局面加以‘固定’”，从而企图把片面的建议强加于人，并且企图把分裂的责任推卸给别人。
关于这个问题，《真理报》去年08月10日在社论中公然地发表了片面的看法和建议。
因此，我们党也在去年10月05日，在《赤旗报》的题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召开，不应当是为了分裂，而应当有助于团结——日本共产党的建议》的社论中明确地指出，苏共领导的建议无论在程序上和内容上都是没有正当的根据的，而且它将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团结现象导致最后的分裂，同时，要求停止召开这种会议。
我们曾经向世界各国的兄弟党建议，促使停止召开上述片面的毫无根据的“国际会议”，而来筹备这样一个国际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团结一致，采取具体的共同行动，进行斗争，反对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明确地规定的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在目前进行的侵略。
最近，苏共领导宣布把预定在去年12月15日召开的“起草委员会”会议推延到今年03月01日召开。
这件事，是苏联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在去年12月12日（即在12月15日的三天以前）宣布的。
据《真理报》这次发表的“通告”说，“各兄弟党经过相互协商，为了更好地筹备起草委员会会议和共产党、工人党的国际会议，决定于1965年03月01日举行起草委员会第1次会议”。
这就是说，按照上述说法，好象在兄弟党进行协商之后，已经一致决定延期举行“起草委员会”会议似的。
但是，这是违背事实的。
我们党对于召开毫无正当根据的、片面的“起草委员会”会议这件事情本身，从来没有表示过赞成，因而，也没有对这个会议的延期表示过赞成。
这些同志曾经在去年08月10日的《真理报》社论中强调说：
“在起草委员会开始工作以前，为了进行筹备，已经腾出充分的时间”。
但是，这一次，《真理报》却说，“起草委员会”会议不得不延期的“原因”，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筹备”。
究竟为什么，现在不得不说出这种和以前说的完全矛盾的话呢？
这是因为，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现实的历史的进程，已经以冷酷的事实证明，以赫鲁晓夫为核心筹备的“国际会议”和“起草委员会”会议的计划是片面的强加于人的计划，它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团结是不相容的。
然而，这些同志却不肯承认为现实生活所验证的结果，而依然在坚持他们自己的错误态度和建议，因此，才不得不作出上述前后矛盾的解释。
我们愿意借此机会表示衷心的希望：
我们希望这些同志能够冷静地认识这种事态，从根本上重新研究以往关于召开国际会议和筹备会议的毫无根据的片面的计划，并且能够认真地倾听我们的合乎道理的主张和建议。
我们从这个观点出发，再次对召开国际会议问题的错误“论据”加以反驳，同时表明我们党的态度。
（二）
首先从召开国际会议的程序问题谈起。
企图单方面地强行在去年12月15日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的同志们提出的“论据”有：
（1）“在1957年的会议上各兄弟党一致通过了‘委托苏联共产党在同各兄弟党进行协商的情况下，负责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决定”；
（2）当时，已经在各个党之间进行了“必要的协商”“充分地详尽地全面地讨论了召开国际会议的问题”；
（3）因为“已经在事前交换意见的过程中发现，起草委员会的组成问题将会成为召集会议的新的障碍”，所以，要由曾经筹备1960年会议的二十六个党组成“起草委员会”；
（4）“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考虑到绝大多数共产党明确表明的意见，认为应该开始进行关于召开国际会议的筹备工作的时机已经到来”。
第1，一部分同志仍然顽固地坚持所谓苏联共产党有召集国际会议的“能力”和“权限”的看法。
但是，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这一“决定”是在1957年召开的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的会议上做出的。
包括我们党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党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更不用说参加通过这一“决定”了。
我们党全面地支持1957年的宣言，但是，这个宣言并没有包含这样的“决定”。
因此，拿出这一“决定”来约束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是办不到的，而且，把片面地召开会议“合法化”，也是办不到的。
一部分同志辩解说：
最近在实际上产生了会议的筹备问题的时候，别的兄弟党想起了曾经把召集会议的任务委托给苏联共产党这一件事。
但是，什么人想起了这个决定，这一点和从原则上阐明召集国际会议的程序问题，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第2，在这个“决定”中还有“在同各兄弟党进行协商的情况下”的字样。
“在同各兄弟党进行协商的情况下”，当然含有
“在各兄弟党的同意下”的意思。
企图片面地强行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的同志们说，在召开国际会议的问题上，已经进行了必要的协商。
但是，他们提出的“进行了必要的协商”的“论据”，归根结蒂，仅仅是说，过去两年间，所有的共产党实际上在各种文件——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关于两党会谈结果的联合公报、领导人的声明、各党之间交换的信件等——中已经阐明了它们的立场。
很明显，各国党就国际会议问题发表了一般看法这样一些事情，同原来预定在去年12月15日召开的“起草委员会”会议和预定在今年07月召开的“国际会议”是不是在“同各兄弟党进行协商的情况下”决定的这件事情，完全是两回事。
包括四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在内，一系列有影响的兄弟党对于由一部分党片面决定的“起草委员会”会议，事实上已经表示反对。
这个事实清楚地表明，所谓为了召开各国共产党国际会议，“进行了必要的协商”这一“论据”，是不能成立的。
因此，这些同志对于他们究竟在什么时候，同哪些兄弟党就召开片面的“国际会议”问题进行了必要的协商，达成了什么样的协议这样一些问题，没有做出任何具体的说明。
第3，所谓应当由曾经筹备1960年国际会议的二十六个党组成筹备即将举行的国际会议的“起草委员会”的主张，也是没有根据的。
二十六个党，在为了筹备1960年会议而于同年06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会议上得到了确认，在那以后，其它兄弟党也没有提出反对。
但是不管怎样说，它们的任务在它们向1960年国际会议提出草案以后就已经完结了。
另外，在1960年会议上，一部分党的代表建议说应当设立国际共产主义的常设机构，但是，这个建议被否决了。
因此，如果为了筹备下次国际会议而要召开筹备会议的话，当然应当重新通过各个党的协商来决定这个会议的成员。
一部分同志现在仍然根据下列“论据”，即从所谓不使委员会的组成问题成为召开会议的过程中的不可克服的障碍这样一种唯一的动机出发的“论据”，企图顽固地坚持自己片面的建议。
但是，关于委员会的组成问题，已经有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应当由十七个党组成的建议以及其它具体方案，因此，如果不再把片面的没有根据的主张强加于人，而努力通过协商取得一致的意见，那么，筹备会议的组成问题，就不会成为“召开会议的过程中的不可克服的障碍”。
这些同志最近还说，他们认为把他们的具体建议交给各兄弟党来判断，是正当的。
但是，这种说法同他们曾经说过的下述一段话是绝对不能并存的，他们曾经说过“即使在二十六个党中有哪一个党在指定的日期以前不派出代表，也不妨碍委员会开始工作”。
这些同志的说法，只能是企图掩饰他们片面地强加于人的做法，并且把他们的责任推卸给其它兄弟党。
第4，这些同志仍然在重复“有绝大多数党的支持”这种说法，但是，正象我们一再指出的那样，所谓多数或者少数，不能成为处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问题的准则。
1960年声明强调了“通过协商取得一致”的原则。
在1960年会议上，否决了企图以多数强行解决分歧的提案，最后贯彻了全体一致的原则。
这才是处理保持独立平等关系的各兄弟党之间的问题的唯一正确的准则。
这一准则是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组织上的保障。
不论在争论的内容问题上，还是在下次国际会议的程序问题上，都应该运用这个准则。
一部分同志在不得不把预定在去年12月15日召开的“起草委员会”会议延期到今年03月01日召开以后，说什么起草委员会进行预备性的协商，讨论同筹备国际会议有关的问题，准备基本文件的草案，在这以后还能够再次就草案同所有的兄弟党进行协商，还说什么能够同包括没有赞成参加12月15日起草委员会会议的党在内的兄弟党进行补充性的讨论。
他们这样装模做样，好象非常关心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来了。
但是，如果这些同志真正考虑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什么不完全停止推行关于片面召集“国际会议”和“起草委员会”会议的计划呢？
我们党要再次强调指出，为了召开新的国际会议，应当对筹备国际会议的筹备会议的组成、时间和议题等问题，尊重所有的兄弟党的意见和建议，并且通过协商取得一致意见。
（三）
下面谈谈国际会议的目的和性质问题。
实际上，那些一直抱着不惜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态度的同志们，在口头上也说什么“召开各国共产党会议，不是为了把这个或那个党‘革除’出共产主义运动，随心所欲地把这个或那个国家驱逐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不是为了互相谩骂和互相指责”，而是“为了克服目前的困难，防止分裂”（见1964年08月10日《真理报》社论）。
但是，这些同志，在《真理报》的同一篇社论里，对于不赞成他们提出的毫无正当根据的片面的建议的兄弟党，不仅咒骂它们是“企图使用一切手段破坏会议的一伙人”，而且还就片面的“起草委员会”会议的目的，说什么“起草委员会要根据以往会议的经验，来准备提交国际会议讨论的基本文件的‘草案’”。
这个“基本文件”具有什么性质，这一点已经从下面的话里更加清楚地表现出来。
“1960年会议之后已经过去四年了。
在这段期间内，世界上发生了不少重要变化……需要给予新的评价和作出新的结论。……总结1960年会议之后所经过的阶段，交流新的经验，以及创造性地探讨世界共产主义面临的新问题，补充和发展宣言和声明的思想”，“分析新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现象和进程，商定评价和立场，根据这些来丰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并使之具体化，这将是会议最重要的最主要的任务。”
（见1964年08月10日《真理报》社论）。
这些同志把“起草委员会”的主要任务确定为拟订一个代替1960年声明的新的“基本文件”草案，这一点从上面援引的话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而且，他们强调说，“我们党一贯坚持自己一再定为公式的立场，今后仍将继续竭尽全力来维护这种立场”。
从这里更加清楚地看出，这些同志要拟订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基本文件。
我们认为在1960年会议以后的世界形势的发展过程中不是没有产生值得研究的新问题。
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争论的最首要的问题，是要不要遵守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问题。
而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公开争论，是1960年会议召开以后还不到一年的时候，在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由赫鲁晓夫挑起来的，后来又被赫鲁晓夫扩大了。
因此，我们在《赤旗报》1964年10月05日的社论中说：
“一系列的兄弟党已经表示不参加根据片面的建议召开的、将会导致最后分裂的‘国际会议’。
如果强行召开这种‘国际会议’，起草一个新的基本文件，以代替由八十一个党的代表全体一致通过的1960年声明，那么，很明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会名副其实地走向分裂。”
“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不团结，已经陷于极其复杂的、严重的地步。
但是我们认为，最后的分裂要比目前的情况更坏。”
“毫无疑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真正的团结，必须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我们必须早日实现这种真正的团结。
但是，从现状看来，难道一下子就把原则问题都加以解决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吗？
遗憾的是，我们认为那种条件也没有成熟。”
我们在发表社论时，根据上述正确的判断，曾经向世界各国的兄弟党建议，停止召开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导向最后分裂的“国际会议”，并且说明“朝着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建立真正团结的方向前进的现实途径”，在当前是“筹备一个这样的国际会议：
讨论关于团结一致、同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所明确规定的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正在进行的侵略活动展开斗争的具体的联合行动的问题”。
我们同时还指出，“即使是通过争论来探讨真理，也应当努力争取行动统一，同敌人进行斗争，而不允许帝国主义离间社会主义阵营和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团结来进行恶毒的阴谋活动。”
一部分同志在预定于去年12月15日举行的“起草委员会”会议不得不延期的情况下，一面继续主张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的方案，同时又说得好象是同意我们党提出的上述建议的样子。
然而，这些同志一方面仍然固执地要举行那个被曾经参加1960年会议的一系列的党所反对的、由二十六个党组成的“起草委员会”会议，并且继续主张拟订他们一贯要拟订的新的“基本文件”，在另一方面，他们又说得似乎是赞成我们党的建议的样子。
这种主张同我们党的下述建议，是有根本分歧的。
我们党的建议包括这样的内容：
停止召开毫无正当根据的、片面的“起草委员会”会议，“至少要取得出席1960年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所有的党的同意，……在必要的有关的党之间进行应有的讨论”。
赫鲁晓夫下台以后，一部分同志说，似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一直积极地支持了同帝国主义、特别是同美帝国主义一贯进行斗争、并且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坚决进行着斗争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各国人民。
但是，种种事实清楚地表明，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采取了以同美帝国主义政府实行无原则的妥协为中心的对外政策，并且对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实际上采取了压抑的态度。
正因为如此，无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或者在国际民主运动中，是否认真地同1957年和1960年的国际性文件规定的“各国人民的共同的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一直是争论的中心问题之一。
而且，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自从1963年的第9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以后，一直同我国的反党修正主义者和反共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勾结起来，阻挠日本人民朝着同美帝国主义和从属于它的日本垄断资本进行决战的方向来发展他们的斗争和团结。
从上述这些我们身边的事例中也可以看出，所谓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一贯地同美帝国主义进行了斗争的说法，显然是完全违背实际情况的。
不论是谁，只要他正确地理解了我们党的关于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赞成这个建议，我们都表示热烈的欢迎。
但是，如前所述，无论在程序上或者在内容上，基本上保持赫鲁晓夫担任第1书记时期的分裂主义的建议，同时又零敲碎打地、部分地表示好象是赞成我们党的建议的态度，是同我们党的建议完全背道而驰的。
我们再一次强调，应当坚决停止推行关于召开毫无根据的、片面的“国际会议”的计划，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同必要的有关各党充分进行事前协商，而且在当前，要就展开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这件事情，达成具体的协议。

日共《赤旗报》就各国共产党国际会议问题发表社论
强调必须停止召开毫无根据的片面的“国际会议”
驳斥所谓苏联共产党有召集“国际会议”的权限等各种谬论
揭露现代修正主义一贯采取同美帝无原则妥协的对外政策
新华社29日讯东京消息：
日本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赤旗报》01月21日在第1版发表题为《再论各国共产党国际会议的问题》的社论。
社论全文如下：
（一）
去年夏天，以赫鲁晓夫为核心的苏共领导，预定在今年07月召开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为此建议从去年12月15日起在莫斯科召开由二十六个党组成的“起草委员会”的会议。
这些同志在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说，“即使在二十六个党中有哪个党在指定的日期以前不派出代表，也不妨碍委员会开始工作。”
他们从一开始就企图强行召开只有那些赞成苏共领导提案的党的会议。
不仅如此，他们还说，“拒绝参加会议，就是企图把分裂的局面加以‘固定’”，从而企图把片面的建议强加于人，并且企图把分裂的责任推卸给别人。
关于这个问题，《真理报》去年08月10日在社论中公然地发表了片面的看法和建议。
因此，我们党也在去年10月05日，在《赤旗报》的题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召开，不应当是为了分裂，而应当有助于团结——日本共产党的建议》的社论中明确地指出，苏共领导的建议无论在程序上和内容上都是没有正当的根据的，而且它将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团结现象导致最后的分裂，同时，要求停止召开这种会议。
我们曾经向世界各国的兄弟党建议，促使停止召开上述片面的毫无根据的“国际会议”，而来筹备这样一个国际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团结一致，采取具体的共同行动，进行斗争，反对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明确地规定的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在目前进行的侵略。
最近，苏共领导宣布把预定在去年12月15日召开的“起草委员会”会议推延到今年03月01日召开。
这件事，是苏联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在去年12月12日（即在12月15日的三天以前）宣布的。
据《真理报》这次发表的“通告”说，“各兄弟党经过相互协商，为了更好地筹备起草委员会会议和共产党、工人党的国际会议，决定于1965年03月01日举行起草委员会第1次会议”。
这就是说，按照上述说法，好象在兄弟党进行协商之后，已经一致决定延期举行“起草委员会”会议似的。
但是，这是违背事实的。
我们党对于召开毫无正当根据的、片面的“起草委员会”会议这件事情本身，从来没有表示过赞成，因而，也没有对这个会议的延期表示过赞成。
这些同志曾经在去年08月10日的《真理报》社论中强调说：
“在起草委员会开始工作以前，为了进行筹备，已经腾出充分的时间”。
但是，这一次，《真理报》却说，“起草委员会”会议不得不延期的“原因”，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筹备”。
究竟为什么，现在不得不说出这种和以前说的完全矛盾的话呢？
这是因为，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现实的历史的进程，已经以冷酷的事实证明，以赫鲁晓夫为核心筹备的“国际会议”和“起草委员会”会议的计划是片面的强加于人的计划，它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团结是不相容的。
然而，这些同志却不肯承认为现实生活所验证的结果，而依然在坚持他们自己的错误态度和建议，因此，才不得不作出上述前后矛盾的解释。
我们愿意借此机会表示衷心的希望：
我们希望这些同志能够冷静地认识这种事态，从根本上重新研究以往关于召开国际会议和筹备会议的毫无根据的片面的计划，并且能够认真地倾听我们的合乎道理的主张和建议。
我们从这个观点出发，再次对召开国际会议问题的错误“论据”加以反驳，同时表明我们党的态度。
（二）
首先从召开国际会议的程序问题谈起。
企图单方面地强行在去年12月15日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的同志们提出的“论据”有：
（1）“在1957年的会议上各兄弟党一致通过了‘委托苏联共产党在同各兄弟党进行协商的情况下，负责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决定”；
（2）当时，已经在各个党之间进行了“必要的协商”“充分地详尽地全面地讨论了召开国际会议的问题”；
（3）因为“已经在事前交换意见的过程中发现，起草委员会的组成问题将会成为召集会议的新的障碍”，所以，要由曾经筹备1960年会议的二十六个党组成“起草委员会”；
（4）“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考虑到绝大多数共产党明确表明的意见，认为应该开始进行关于召开国际会议的筹备工作的时机已经到来”。
第1，一部分同志仍然顽固地坚持所谓苏联共产党有召集国际会议的“能力”和“权限”的看法。
但是，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这一“决定”是在1957年召开的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的会议上做出的。
包括我们党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党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更不用说参加通过这一“决定”了。
我们党全面地支持1957年的宣言，但是，这个宣言并没有包含这样的“决定”。
因此，拿出这一“决定”来约束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是办不到的，而且，把片面地召开会议“合法化”，也是办不到的。
一部分同志辩解说：
最近在实际上产生了会议的筹备问题的时候，别的兄弟党想起了曾经把召集会议的任务委托给苏联共产党这一件事。
但是，什么人想起了这个决定，这一点和从原则上阐明召集国际会议的程序问题，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第2，在这个“决定”中还有“在同各兄弟党进行协商的情况下”的字样。
“在同各兄弟党进行协商的情况下”，当然含有
“在各兄弟党的同意下”的意思。
企图片面地强行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的同志们说，在召开国际会议的问题上，已经进行了必要的协商。
但是，他们提出的“进行了必要的协商”的“论据”，归根结蒂，仅仅是说，过去两年间，所有的共产党实际上在各种文件——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关于两党会谈结果的联合公报、领导人的声明、各党之间交换的信件等——中已经阐明了它们的立场。
很明显，各国党就国际会议问题发表了一般看法这样一些事情，同原来预定在去年12月15日召开的“起草委员会”会议和预定在今年07月召开的“国际会议”是不是在“同各兄弟党进行协商的情况下”决定的这件事情，完全是两回事。
包括四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在内，一系列有影响的兄弟党对于由一部分党片面决定的“起草委员会”会议，事实上已经表示反对。
这个事实清楚地表明，所谓为了召开各国共产党国际会议，“进行了必要的协商”这一“论据”，是不能成立的。
因此，这些同志对于他们究竟在什么时候，同哪些兄弟党就召开片面的“国际会议”问题进行了必要的协商，达成了什么样的协议这样一些问题，没有做出任何具体的说明。
第3，所谓应当由曾经筹备1960年国际会议的二十六个党组成筹备即将举行的国际会议的“起草委员会”的主张，也是没有根据的。
二十六个党，在为了筹备1960年会议而于同年06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会议上得到了确认，在那以后，其它兄弟党也没有提出反对。
但是不管怎样说，它们的任务在它们向1960年国际会议提出草案以后就已经完结了。
另外，在1960年会议上，一部分党的代表建议说应当设立国际共产主义的常设机构，但是，这个建议被否决了。
因此，如果为了筹备下次国际会议而要召开筹备会议的话，当然应当重新通过各个党的协商来决定这个会议的成员。
一部分同志现在仍然根据下列“论据”，即从所谓不使委员会的组成问题成为召开会议的过程中的不可克服的障碍这样一种唯一的动机出发的“论据”，企图顽固地坚持自己片面的建议。
但是，关于委员会的组成问题，已经有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应当由十七个党组成的建议以及其它具体方案，因此，如果不再把片面的没有根据的主张强加于人，而努力通过协商取得一致的意见，那么，筹备会议的组成问题，就不会成为“召开会议的过程中的不可克服的障碍”。
这些同志最近还说，他们认为把他们的具体建议交给各兄弟党来判断，是正当的。
但是，这种说法同他们曾经说过的下述一段话是绝对不能并存的，他们曾经说过“即使在二十六个党中有哪一个党在指定的日期以前不派出代表，也不妨碍委员会开始工作”。
这些同志的说法，只能是企图掩饰他们片面地强加于人的做法，并且把他们的责任推卸给其它兄弟党。
第4，这些同志仍然在重复“有绝大多数党的支持”这种说法，但是，正象我们一再指出的那样，所谓多数或者少数，不能成为处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问题的准则。
1960年声明强调了“通过协商取得一致”的原则。
在1960年会议上，否决了企图以多数强行解决分歧的提案，最后贯彻了全体一致的原则。
这才是处理保持独立平等关系的各兄弟党之间的问题的唯一正确的准则。
这一准则是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组织上的保障。
不论在争论的内容问题上，还是在下次国际会议的程序问题上，都应该运用这个准则。
一部分同志在不得不把预定在去年12月15日召开的“起草委员会”会议延期到今年03月01日召开以后，说什么起草委员会进行预备性的协商，讨论同筹备国际会议有关的问题，准备基本文件的草案，在这以后还能够再次就草案同所有的兄弟党进行协商，还说什么能够同包括没有赞成参加12月15日起草委员会会议的党在内的兄弟党进行补充性的讨论。
他们这样装模做样，好象非常关心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来了。
但是，如果这些同志真正考虑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什么不完全停止推行关于片面召集“国际会议”和“起草委员会”会议的计划呢？
我们党要再次强调指出，为了召开新的国际会议，应当对筹备国际会议的筹备会议的组成、时间和议题等问题，尊重所有的兄弟党的意见和建议，并且通过协商取得一致意见。
（三）
下面谈谈国际会议的目的和性质问题。
实际上，那些一直抱着不惜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态度的同志们，在口头上也说什么“召开各国共产党会议，不是为了把这个或那个党‘革除’出共产主义运动，随心所欲地把这个或那个国家驱逐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不是为了互相谩骂和互相指责”，而是“为了克服目前的困难，防止分裂”（见1964年08月10日《真理报》社论）。
但是，这些同志，在《真理报》的同一篇社论里，对于不赞成他们提出的毫无正当根据的片面的建议的兄弟党，不仅咒骂它们是“企图使用一切手段破坏会议的一伙人”，而且还就片面的“起草委员会”会议的目的，说什么“起草委员会要根据以往会议的经验，来准备提交国际会议讨论的基本文件的‘草案’”。
这个“基本文件”具有什么性质，这一点已经从下面的话里更加清楚地表现出来。
“1960年会议之后已经过去四年了。
在这段期间内，世界上发生了不少重要变化……需要给予新的评价和作出新的结论。……总结1960年会议之后所经过的阶段，交流新的经验，以及创造性地探讨世界共产主义面临的新问题，补充和发展宣言和声明的思想”，“分析新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现象和进程，商定评价和立场，根据这些来丰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并使之具体化，这将是会议最重要的最主要的任务。”
（见1964年08月10日《真理报》社论）。
这些同志把“起草委员会”的主要任务确定为拟订一个代替1960年声明的新的“基本文件”草案，这一点从上面援引的话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而且，他们强调说，“我们党一贯坚持自己一再定为公式的立场，今后仍将继续竭尽全力来维护这种立场”。
从这里更加清楚地看出，这些同志要拟订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基本文件。
我们认为在1960年会议以后的世界形势的发展过程中不是没有产生值得研究的新问题。
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争论的最首要的问题，是要不要遵守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问题。
而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公开争论，是1960年会议召开以后还不到一年的时候，在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由赫鲁晓夫挑起来的，后来又被赫鲁晓夫扩大了。
因此，我们在《赤旗报》1964年10月05日的社论中说：
“一系列的兄弟党已经表示不参加根据片面的建议召开的、将会导致最后分裂的‘国际会议’。
如果强行召开这种‘国际会议’，起草一个新的基本文件，以代替由八十一个党的代表全体一致通过的1960年声明，那么，很明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会名副其实地走向分裂。”
“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不团结，已经陷于极其复杂的、严重的地步。
但是我们认为，最后的分裂要比目前的情况更坏。”
“毫无疑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真正的团结，必须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我们必须早日实现这种真正的团结。
但是，从现状看来，难道一下子就把原则问题都加以解决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吗？
遗憾的是，我们认为那种条件也没有成熟。”
我们在发表社论时，根据上述正确的判断，曾经向世界各国的兄弟党建议，停止召开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导向最后分裂的“国际会议”，并且说明“朝着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建立真正团结的方向前进的现实途径”，在当前是“筹备一个这样的国际会议：
讨论关于团结一致、同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所明确规定的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正在进行的侵略活动展开斗争的具体的联合行动的问题”。
我们同时还指出，“即使是通过争论来探讨真理，也应当努力争取行动统一，同敌人进行斗争，而不允许帝国主义离间社会主义阵营和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团结来进行恶毒的阴谋活动。”
一部分同志在预定于去年12月15日举行的“起草委员会”会议不得不延期的情况下，一面继续主张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的方案，同时又说得好象是同意我们党提出的上述建议的样子。
然而，这些同志一方面仍然固执地要举行那个被曾经参加1960年会议的一系列的党所反对的、由二十六个党组成的“起草委员会”会议，并且继续主张拟订他们一贯要拟订的新的“基本文件”，在另一方面，他们又说得似乎是赞成我们党的建议的样子。
这种主张同我们党的下述建议，是有根本分歧的。
我们党的建议包括这样的内容：
停止召开毫无正当根据的、片面的“起草委员会”会议，“至少要取得出席1960年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所有的党的同意，……在必要的有关的党之间进行应有的讨论”。
赫鲁晓夫下台以后，一部分同志说，似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一直积极地支持了同帝国主义、特别是同美帝国主义一贯进行斗争、并且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坚决进行着斗争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各国人民。
但是，种种事实清楚地表明，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采取了以同美帝国主义政府实行无原则的妥协为中心的对外政策，并且对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实际上采取了压抑的态度。
正因为如此，无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或者在国际民主运动中，是否认真地同1957年和1960年的国际性文件规定的“各国人民的共同的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一直是争论的中心问题之一。
而且，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自从1963年的第9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以后，一直同我国的反党修正主义者和反共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勾结起来，阻挠日本人民朝着同美帝国主义和从属于它的日本垄断资本进行决战的方向来发展他们的斗争和团结。
从上述这些我们身边的事例中也可以看出，所谓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一贯地同美帝国主义进行了斗争的说法，显然是完全违背实际情况的。
不论是谁，只要他正确地理解了我们党的关于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赞成这个建议，我们都表示热烈的欢迎。
但是，如前所述，无论在程序上或者在内容上，基本上保持赫鲁晓夫担任第1书记时期的分裂主义的建议，同时又零敲碎打地、部分地表示好象是赞成我们党的建议的态度，是同我们党的建议完全背道而驰的。
我们再一次强调，应当坚决停止推行关于召开毫无根据的、片面的“国际会议”的计划，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同必要的有关各党充分进行事前协商，而且在当前，要就展开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这件事情，达成具体的协议。

约翰逊政府吞了苦药丸又挥起了大棒
白宫和国务院一齐为泰勒撑腰，胁迫阮庆不得再有冒犯
美报悲叹西贡主奴矛盾难以缓和，美国的脚踩在流沙上
据新华社29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统治集团在对南越新政变表示焦躁不安的同时，正在对阮庆集团施加压力，力图使它按照美国的意旨行事。
白宫和国务院发言人28日分别发表声明，强调美国总统约翰逊对美国驻南越“大使”泰勒“完全信任”。
当新闻记者问及约翰逊是否会召回泰勒时，白宫新闻秘书里迪加重语气地回答说：
“不会”。
他说，
“总统完全信任泰勒大使，将要他留在那里。”
国务院新闻发布官麦克洛斯基也说，“泰勒大使得到总统的完全信任。
关于他的地位，没有任何理由进行揣测。”
美国政府发言人强调这些话，是为了要加强泰勒的地位，对公开对泰勒表示不满的阮庆施加压力。
麦克洛斯基还说，美国“愿意支持”一个所谓“得到越南人民支持的政府”，“要是这里有人认为美国不会支持一个军政府的话，那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我们一直是支持的。”
但是另一方面，麦克洛斯基又拒绝说明美国对阮庆政变集团采取什么态度。
他要求阮庆集团“及早同我们（美国）的大使馆接触。”
据合众国际社消息说，麦克洛斯基的话是奉约翰逊之命发表的。
这家美国通讯社说，“美国正在继续对阮庆和
（南越）其他军方领袖施加压力，要他们建立尽可能基础广泛的文官政府”。
《纽约时报》记者芬尼说，华盛顿对西贡政变“感到沮丧”同时又“无可奈何”，但是它仍然力图使西贡伪政权“至少继续保持文官政府的门面，而使这种选择比较合口味一点”。
与此同时，美国一些通讯社对美国同阮庆集团之间的主奴矛盾能否缓和继续表示忧虑。
美联社记者海托华认为，泰勒在执行美国在南越的政策方面今后将会“碰到越来越大的困难，除非他和南越的军事首脑阮庆能够解决他们的分歧和建立某种可以相处的个人关系。”
海托华说，“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似乎正在增长。
这种紧张关系是去年06月泰勒被任命为美国驻南越的高级代表之后不久就出现的，在上月底这种紧张关系就公开化了。
来自西贡的消息报道在越南
（指南越）高级人士中间有一种看法，认为在阮庆掌权以后，就出现了一种不可能解决的局面，阮庆或泰勒必须有一个人离开。”
美联社新闻分析员瑞安也在28日写道：
“西贡新发生的军事政变，很难被认为是走向美国所寻求的稳定的一个步骤。”
他说：
“过去美国人曾不时
（对南越局势）表示感到鼓舞，结果却被新的动乱浇灭了希望。”
瑞安还说，“的确，今后还可能发生新的使美国人失望的事情。
最后，华盛顿可能不得不在泰勒和阮庆之间作出选择。
阮庆不喜欢泰勒，所以泰勒是否有用就成了问题。”
法新社28日从华盛顿发出一条消息说，“泰勒的地位正在变得异常虚弱。
虽然国务院说这次政变并没有使他们措手不及，但是人们可以问一问：
为什么在政变发生时泰勒呆在曼谷呢？”
《纽约时报》28日刊载托平从西贡发出的一条电讯说，南越这次政变“使美国为建立一个稳定的文官政府而进行的努力遭到另一个挫折。”
据托平说，阮庆在发动政变前曾经把事情告诉美国驻南越“副大使”约翰逊，可是“约翰逊未能劝阻阮庆发动这次计划好的政变”。
据新华社29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资产阶级报纸普遍承认，南越发生的新政变，是对约翰逊政府又一“重大打击”。
28日的《纽约时报》写道：
南越“最近的这次军事政变是对美国的又一次打击。
这是一次失败。
这不是输了一场战争，但是肯定是输了一次战役。
美国不能作什么事情来阻止这次政变。”
这家报纸还说：
“美国在西贡的结构是建筑在流沙之上的，这一点很久以来就是清楚的……美国（在南越）一直在拖时间，但是时间对我们是不利的”。
同一天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在社论中承认：
南越的局势已经超出美国的控制，美国在南越的“冒险”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这家报纸说，泰勒犯了一个“严重错误”，“这个错误就是让他自己卷入同阮庆将军的公开冲突。
我们现在看到了这样做的结果。”
这家通讯社引美国众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扎布洛基的话说，这次政变推翻了美国支持的陈文香“文官政府”是“最不幸的”，因为任何这种领导机构的改变都是对美国在南越的战争不利的。
扎布洛基是在听取了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就这次政变所作的汇报之后对记者发表谈话的。

纪念古巴医学家托马斯·罗梅诞辰
中华医学会举行酒会
据新华社26日讯
中华医学会今天下午举行酒会，纪念古巴著名医学家托马斯·罗梅诞生二百周年。
中华医学会会长傅连暲在酒会上讲了话。
我国有关方面负责人和著名医学家，古巴驻中国大使馆外交官员，在北京的其他古巴朋友，出席了酒会。

纸老虎的自供状
据美国《新共和》周刊报道，美国陆军副参谋长埃布勒姆斯不久以前对美国陆军协会说，美国在南越战场上投入了相当于大约四点八个师的少校和上尉，大约三点五个师的中尉，大约三个师的军士。
《新共和》杂志因此慨叹说，美国侵略南越的“肮脏的小小的战争”“消耗了陆军最缺乏的东西，即高度合格的下级军官”。
它说，由于南越战场拖住了并且消耗了美国陆军的大量干部，美国陆军十六个师中就得有三个到四个师没有干部，“或者更加可能的情况是，为数多得多的部队严重缺乏干部”。
美国陆军副参谋长供认的这种情况，有力地证明了南越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是对于全世界一切反对美帝国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各国人民的巨大支援。
南越人民的胜利斗争越来越多地拖住了并且消耗了美帝国主义的力量，使得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顾此失彼，穷于应付，而各国人民能够更加沉重地打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
这种情况也有力地证明了美帝国主义是一只纸老虎。
它到处把手伸得很长，结果却力不从心，捉襟见肘，挖东补西，窘态毕露。
一个南越战场就消耗了它陆军干部的四分之一，如果再来几个南越，结果又将如何，那是不言自明的。
一切革命人民从埃布勒姆斯的供状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更加坚决地支持南越人民、刚果
（利）人民、印度尼西亚人民和一切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人民的斗争，从各方面给美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以沉重的打击，以便不断地消耗它、削弱它，最后消灭它。

英法报纸嘲笑美国侵略南越政策遭到严重挫折
西贡新政变使华盛顿处境非常尴尬
据新华社伦敦29日电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报刊在评论南越发生的新政变时认为，这次政变再次表明“美国在越南的政策遭到严重挫败”，华盛顿“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英国《每日电讯报》28日发表社论说，“对华盛顿来说，昨天的政变不仅是一系列人们所熟悉的挫折中的另一次挫折而已，情况要比此更糟。
一定引起惊愕沮丧的不仅仅是阮庆将军的东山再起，因为在他早些时候执行独裁专政时，他是得到过美国的同意和支持的。
令人不安的新因素是：
现在导致他重新执政的喧闹的佛教徒示威是反美的。
在要求撤换越南总理陈文香的同时也要求撤换泰勒大使。”
这家报纸说，“南越发生的任何政治动乱都使美国感到沮丧，因为华盛顿对那里的政策是促进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然后以美国的支持来巩固这个政府。”
然而，社论认为，美国在南越“没有任何可靠的政治支柱”，社论发问道，阮庆“不可能被另外一些军官赶跑吗？”
《每日邮报》28日在一篇评论中写道，“昨天推翻文官政府，使军人再次上台的新的西贡政变使美国在越南的政策遭到严重挫败。”
英国《卫报》同一天刊登的斯科特发自华盛顿的评论，针对美国官方故作镇静亟力掩盖美国受到的打击指出，“这可能是美国现在在看待越南的局势时怀抱的一种绝望心情的迹象，虽然这里的官员们坚决地否认这一点。
不然人们怎样来解释这样一种情况：
政府对最近在西贡发生的政变采取的态度非常平静，而上月发生的政变却立即被看成是危机呢？”
“看来最近一次政变肯定会使得美国驻西贡的大使泰勒的任务变得更为困难。”
法国《费加罗报》昨天写道：
“约翰逊政府对这次新政变将采取什么态度呢？”
“还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确信，白宫将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同一天的《十字架报》也指出，没有人怀疑“南越愈来愈深地陷入无政府状态”，“至于美国人，不难设想他们的失望”。

三分之一麦食和半数以上货币抓在美国手里
印度接受美“援”沦为美国附庸
印报惊呼美国利用“剩余”粮食掌握了印度命脉
新华社29日讯
新德里消息：
最近印度报纸的一些言论表明，美国利用印度缺粮的困境向印度倾销粮食，从而加强了对印度的控制。
这些印度的资产阶级报纸开始认为，美国这种做法含有“不祥的含义。”
《印度斯坦旗报》25日在一篇题为《我们依靠美国粮食》的文章中说：
“自从09月份以来，运送的粮食平均达每月六十万吨。
现在正在定购的数量将在02月份创造七十万吨的最高纪录。
在这样的速度下，印度本财政年度将进口六百多万吨美国粮食，而在上一年则为四百万吨，在一九六二——1963年为三百万吨。
现在进口的小麦总数相当于印度国内产量的一半。
换句话说，美国小麦在印度人消费的小麦中所占的比率将从四分之一增长到三分之一。”
文章说：
“根据最近的估计，按照第四百八十号公法卖给印度的粮食总值接近三十亿美元——几乎占印度一九六四——1965年度总收入估计数字的三分之二。”
《闪电》周刊23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
“印度一半以上的货币控制在美国的手里。”
“美国知道它不论提出什么条件来，印度都得同意。
如果必要的话，要它从身上割一磅肉下来，印度也得照办。”
印度《爱国者报》01月08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也承认：
“由于这种进口，印度的外债增加了五十七亿七千六百万卢比。”
文章说：
“美国取得的卢比资金的这种分配方法，从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观点来看，是具有人们既不了解、也没有意识到的深远意义的。
这不仅牵涉到印度依靠美国来提供我国人民维持生活的最低限度的粮食，而且牵涉到美国插手我们的发展工程中去，牵涉到美国和印度的工业家加紧合作，而这种合作的条件和目的对我国经济的运转和前途都具有不祥的含意。
这也牵涉到把剩余商品转换成为在美国大使馆控制下的卢比资金，不仅可供它用来支付它的卢比费用，而且还可以供它用来支付为了我们毫不了解而且我们也无法进行检查的政治目的而引起的开支。
这笔钱中有一部分可能被用于
（而且极可能正在用于）也许是不利于这个国家的某些目的。”
文章指出，美国向印度出口所谓“剩余”农产品不需要作出任何牺牲，相反地，美国政府如果把这些农产品在国内销售不能不引起农产品价格暴跌。
它说：
“除了向印度和其它国家出口这些产品以外，另一种办法就是不惜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来把它们存在美国国内的仓库里，而这些产品肯定会存储得变质和需要毁坏掉。”
《印度时报》01月15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抱怨美国向印度提供“剩余”农产品的条件苛刻。
文章说，按照规定，美国供应物资的百分之五十必须由美国船只运送，运费要用外汇来偿付，而美国的货运收费率比世界上其它国家的运费要高。
因此，仅运费一项，印度每年就得付给美国三、四千万美元。
文章指出：
“这可能使印度的外汇资源陷于严重的枯竭。”

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支持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
用革命双手粉碎联合国假尊严
印度尼西亚医生协会决定退出联合国控制下的组织
据新华社雅加达28日电
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今天在这里发表声明说，联合国越来越成为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的工具。
声明说，联合国的历史记录下美国和其它帝国主义利用它的名义侵略和干涉别国的许多行为。
声明说，联合国没有能力解决任何重大问题，不能适应当前世界的实际情况。
在联合国中占多数的亚非国家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集团，但是每一个反映它们的切身要求的提案，由于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采取否定态度而一再陷于僵局。
声明说，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不能不被认为是一个小集团任意作最后决定的场所。
声明说：
“印度尼西亚人民用革命的双手粉碎了联合国的假尊严，撕开了它的和平形象的面纱。
联合国的神话永远破灭了。
亚非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民将对美帝国主义控制的联合国更果敢、更有信心地作斗争。”
声明说：
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的行动，向全世界表明，对美国操纵下的联合国作斗争，不能仅限于在联合国之中，还必须在联合国之外同时进行，在某些情况下，退出联合国是对帝国主义的最有效的打击。
据新华社雅加达29日电
安塔拉通讯社今天报道：
印度尼西亚医生协会中央理事会已经决定退出在联合国控制下的世界医学协会。
这个协会的中央理事会在最近举行的一次全会上通过的决议说，采取这一措施，是因为世界医学协会是受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控制的。

卡塔威纳塔赞扬周总理讲话强调联合国必须改组
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人民一起战斗
阿尔及利亚《人民报》主张按责任均衡原则分配安理会席位
英法报纸承认联合国不表达亚非人民意志不合世界潮流
新华社雅加达29日电
印度尼西亚—中国友好协会28日晚间在这里举行欢送会，欢送中国—印度尼西亚航线通航中国友好代表团以及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代表团。
印度尼西亚合作国会议长阿鲁季·卡塔威纳塔在讲话中指出，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一事说明，联合国必须加以改组。
他说：
“即使美英帝国主义派遣几千个魔鬼到印度尼西亚前线来，我们丝毫也不害怕。
即使他们威胁印度尼西亚几千次，印度尼西亚决不屈服。”
他说，印度尼西亚人民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这将决定他们革命的命运，击败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
他说，周恩来总理关于支持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的讲话包含着“有价值的话，使我们深信，中国人民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友谊是帝国主义所破坏不了的”。
印度尼西亚空运部长伊斯坎达在讲话中说，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在这个时刻通航，更加有助于进一步发展两国的友谊和合作。
印度尼西亚—中国友好协会总主席苏罗托说，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不喜欢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友谊日益加强。
他们的惊慌失措表现了他们的软弱和忧心忡忡。
他还赞扬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
他说，纸老虎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这取决于反对帝国主义斗争高潮到来的速度。
中国友好代表团团长邝任农在讲话中再次表示中国人民支持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
他说，这个行动不仅有利于破除对受美帝国主义控制的联合国的迷信，而且大大鼓舞了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
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代表团团长钟庆发也在欢送会上讲了话。
出席欢送会的有印度尼西亚合作国会议长阿鲁季·卡塔威纳塔，印度尼西亚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副主席、印度尼西亚民族党总主席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副主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印度尼西亚民族阵线秘书长苏迪比约，总统军事顾问苏里亚达马空军上将，国务部长黄自达以及印度尼西亚其他高级官员和知名人士。
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姚仲明也出席了欢送会。
据新华社雅加达28日电
印度尼西亚第2副总理兼代理外交部长莱梅纳27日晚间在这里说：
“我们非常高兴，正当我国人民全力以赴地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作斗争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中国人民最强有力的支持。”
莱梅纳在中国—印度尼西亚航线通航中国友好代表团团长邝任农举行的告别招待会上说：
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站在一起，两国人民在共同斗争中互相支持。
他表示坚信反帝斗争必将取得彻底胜利。
出席招待会的来宾有印度尼西亚合作国会议长阿鲁季·卡塔威纳塔，空运部长伊斯坎达，海运部长阿里·萨狄金以及其他许多政府高级官员和知名人士等二百多人。
新华社阿尔及尔28日电
阿尔及利亚《人民报》今天发表社论要求改变联合国的结构，使它成为能真正代表世界各国人民意志的机构。
社论谈到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和中国总理周恩来最近提出建立一个唱对台戏的组织的建议之后指出：
“必须承认，实际上，联合国从来就不是自由和和平的屏障或捍卫者，而它本来是应该如此的。
不必回溯到朝鲜战争，只要回想一下通过了那么多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种族主义的决议而毫无作用，就能肯定这一点。”
社论说：
“联合国今天远不能反映世界的真正形势，当联合国在差不多二十年前建立的时候，世界上的力量对比与现在迥然不同，特别是，当时大部分人类还处于殖民主义统治之下。
过去受压迫而现在已获得解放的人民，要求把他们看成是成长起来了的人民，并且要求同‘大国’一样，在与他们有关的问题上有同等的发言权。”
社论还说：
“首先，安理会的组成问题必须按照责任均衡分配的原则来解决，这主要关系到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它们目前的代表权与它们目前的实际力量不相适应。”
社论说：
“同时，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的荒谬作法，严重损害了联合国的威信。”
新华社伦敦29日电
英国《卫报》27日发表文章承认，联合国不能表达亚非人民的意志，它“象年老的士兵一样，只会逐渐消亡”。
这篇题为《联合国：
信任危机》的文章还说，目前人们“开始怀疑：
事实上，联合国是不是对世界大家庭有实际价值的组织。……可以这么说，联合国的成就是微小的。
世界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没有在这个讲台上加以讨论。
事实上，这就是中国人的说法。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符合事实的，联合国没有设法处理世界重大问题。”
文章说，联合国“虽然经常讨论到殖民主义问题，但是亚非国家难得有机会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任何行动。
因此，我们所描绘的以亚非国家为主的联合国的图景实际上并不符合事实。”
法国《民族报》同一天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大国和小国的权利和问题的不均衡，终于把联合国大会变成了一个不负责任的讲坛”，“联合国同其他许多组织一样，它目前的形式已不再符合世界的发展了。”

卡塔威纳塔赞扬周总理讲话强调联合国必须改组
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人民一起战斗
阿尔及利亚《人民报》主张按责任均衡原则分配安理会席位
英法报纸承认联合国不表达亚非人民意志不合世界潮流
新华社雅加达29日电
印度尼西亚—中国友好协会28日晚间在这里举行欢送会，欢送中国—印度尼西亚航线通航中国友好代表团以及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代表团。
印度尼西亚合作国会议长阿鲁季·卡塔威纳塔在讲话中指出，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一事说明，联合国必须加以改组。
他说：
“即使美英帝国主义派遣几千个魔鬼到印度尼西亚前线来，我们丝毫也不害怕。
即使他们威胁印度尼西亚几千次，印度尼西亚决不屈服。”
他说，印度尼西亚人民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这将决定他们革命的命运，击败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
他说，周恩来总理关于支持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的讲话包含着“有价值的话，使我们深信，中国人民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友谊是帝国主义所破坏不了的”。
印度尼西亚空运部长伊斯坎达在讲话中说，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在这个时刻通航，更加有助于进一步发展两国的友谊和合作。
印度尼西亚—中国友好协会总主席苏罗托说，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不喜欢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友谊日益加强。
他们的惊慌失措表现了他们的软弱和忧心忡忡。
他还赞扬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
他说，纸老虎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这取决于反对帝国主义斗争高潮到来的速度。
中国友好代表团团长邝任农在讲话中再次表示中国人民支持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
他说，这个行动不仅有利于破除对受美帝国主义控制的联合国的迷信，而且大大鼓舞了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
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代表团团长钟庆发也在欢送会上讲了话。
出席欢送会的有印度尼西亚合作国会议长阿鲁季·卡塔威纳塔，印度尼西亚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副主席、印度尼西亚民族党总主席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副主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印度尼西亚民族阵线秘书长苏迪比约，总统军事顾问苏里亚达马空军上将，国务部长黄自达以及印度尼西亚其他高级官员和知名人士。
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姚仲明也出席了欢送会。
据新华社雅加达28日电
印度尼西亚第2副总理兼代理外交部长莱梅纳27日晚间在这里说：
“我们非常高兴，正当我国人民全力以赴地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作斗争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中国人民最强有力的支持。”
莱梅纳在中国—印度尼西亚航线通航中国友好代表团团长邝任农举行的告别招待会上说：
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站在一起，两国人民在共同斗争中互相支持。
他表示坚信反帝斗争必将取得彻底胜利。
出席招待会的来宾有印度尼西亚合作国会议长阿鲁季·卡塔威纳塔，空运部长伊斯坎达，海运部长阿里·萨狄金以及其他许多政府高级官员和知名人士等二百多人。
新华社阿尔及尔28日电
阿尔及利亚《人民报》今天发表社论要求改变联合国的结构，使它成为能真正代表世界各国人民意志的机构。
社论谈到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和中国总理周恩来最近提出建立一个唱对台戏的组织的建议之后指出：
“必须承认，实际上，联合国从来就不是自由和和平的屏障或捍卫者，而它本来是应该如此的。
不必回溯到朝鲜战争，只要回想一下通过了那么多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种族主义的决议而毫无作用，就能肯定这一点。”
社论说：
“联合国今天远不能反映世界的真正形势，当联合国在差不多二十年前建立的时候，世界上的力量对比与现在迥然不同，特别是，当时大部分人类还处于殖民主义统治之下。
过去受压迫而现在已获得解放的人民，要求把他们看成是成长起来了的人民，并且要求同‘大国’一样，在与他们有关的问题上有同等的发言权。”
社论还说：
“首先，安理会的组成问题必须按照责任均衡分配的原则来解决，这主要关系到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它们目前的代表权与它们目前的实际力量不相适应。”
社论说：
“同时，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的荒谬作法，严重损害了联合国的威信。”
新华社伦敦29日电
英国《卫报》27日发表文章承认，联合国不能表达亚非人民的意志，它“象年老的士兵一样，只会逐渐消亡”。
这篇题为《联合国：
信任危机》的文章还说，目前人们“开始怀疑：
事实上，联合国是不是对世界大家庭有实际价值的组织。……可以这么说，联合国的成就是微小的。
世界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没有在这个讲台上加以讨论。
事实上，这就是中国人的说法。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符合事实的，联合国没有设法处理世界重大问题。”
文章说，联合国“虽然经常讨论到殖民主义问题，但是亚非国家难得有机会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任何行动。
因此，我们所描绘的以亚非国家为主的联合国的图景实际上并不符合事实。”
法国《民族报》同一天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大国和小国的权利和问题的不均衡，终于把联合国大会变成了一个不负责任的讲坛”，“联合国同其他许多组织一样，它目前的形式已不再符合世界的发展了。”

奴颜婢膝为美帝效劳的面目再次暴露无遗
铁托集团恶毒攻击周总理讲话
并对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的革命行动表示“遗憾”
新华社29日讯
贝尔格莱德消息：
周恩来总理24日关于联合国必须彻底改组和也可以另立一个革命的联合国和美帝国主义操纵的联合国唱对台戏的讲话使卖身投靠美国的铁托集团暴跳如雷。
它们就这个问题恶毒地攻击中国，并竭力吹捧美国和少数大国控制的联合国。
南斯拉夫官方喉舌《战斗报》28日发表的评论，胡说什么中国政府关于彻底改组联合国的主张是为了“大汉族霸权主义”的利益，是要使中国在联合国拥有“垄断性的领导地位”；
另建立一个联合国的建议则是为了“威胁和采用实力”。
《新闻晚报》27日的评论攻击中国通过它的建议“企图使世界回到最糟糕的冷战的日子，甚至制造世界性的冲突”。
评论还效仿美帝国主义的口吻威胁说，中国提出彻底改组并成立一个革命的联合国的建议，意味着它“已放弃了在联合国占据席位的权利”。
在南斯拉夫联邦议会27日会议上，南斯拉夫外交国务秘书波波维奇居然代表南斯拉夫政府对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的革命行动表示“遗憾”和“不安”，并胡说什么这个行动“对反对殖民主义和加强和平的斗争可能产生消极影响”。
他说，中国的建议使联合国在工作方面产生“危机”，而南斯拉夫政府正准备“作出新的努力来克服联合国目前的困难”。
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南斯拉夫为美帝国主义控制和利用联合国效劳的面目。
南斯拉夫外交国务秘书处发言人布拉哥耶维奇28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极力为联合国搽粉。
他说，“联合国是解决国际问题、保障世界和平、同殖民主义和国际关系中一切形式的不平等进行斗争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

巴西对中国人员的判决危害和平
各国爱好和平公众对此不能坐视
我有关机构团体继续收到大批国际声援函电
据新华社26日讯
巴西当局对九名中国人员的非法判决在各国激起了愤怒和抗议。
连日来，中国各有关机构和团体又收到了各国贸易机构和社会团体发来的大批声援电报和信件。
印度尼西亚“经济合作联合会”中央理事会秘书长布尔诺莫哈迪给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来电强调说，“巴西军事法庭的法西斯行为不仅蹂躏了国际公法和基本人权，也危害了世界和平。”
他说，经济合作联合会的会员组织“民族企业联络机构”、“民族企业联合会”、“印度尼西亚退伍军人企业理事会”及“小商业企业联合会”等团体的私营民族企业家，都对此事表示深切同情，都将继续向巴西当局提出抗议。
巴基斯坦雷雅兹·哈利德公司来信中表示，他们确信经过爱好和平国家的共同努力，被巴西非法判刑的中国人员将获得自由。
巴勒斯坦学生总联合会曾打电报给巴西总统，要求立即释放被非法判决的中国人员。
澳大利亚哈特公司来信中认为，对九名中国人员的判决是不合理的，要求立即释放他们，让他们回到祖国。
新西兰泰特斯菲尔德公司经理曾就巴西当局非法判处九名中国人员一事致信新西兰联合商会主席罗杰斯，表示对这一事件不能坐视，要采取实际行动进行支援。
法国土尔昆羊毛进口公司、瑞士华嘉洋行、奥地利工业家协会也都分别来电或来信，表示声援和支持九名中国人员。
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总书记伊里·麦斯纳给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寄来了该组织的一项声明。
声明说，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代表七十六个国家的十万名会员，要求巴西当局立即撤消这一无理判决。
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还收到了老挝爱国战线党中央委员、《老挝爱国报》总编辑西沙纳·西山的电报。
电报表示强烈反对巴西当局在美帝国主义指使下判决九名中国人员的恶意行动，并要求巴西当局取消这个非法判决，立即恢复九名中国工作人员的自由。
据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电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首席代表马道雷最近在这里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巴西当局对九名无辜中国人员的无理逮捕和非法监禁。
声明指出，强加在中国人员头上的所谓颠覆案是美帝国主义一手策划的。
美帝国主义者同巴西当局狼狈为奸，为了迫害中国人员，无视一切国际法和正义的准则。
据新华社24日讯
奥斯陆消息：
挪威《方针报》16日再次发表文章，谴责巴西当局非法判决九名中国人员。
文章指出，早在九名中国人员被巴西反动当局逮捕之时，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出，他们是巴西当局进行政治迫害的受害者。
文章说，不少曾同中国人员有过联系的证人都指出，这些中国人员除了进行正当的贸易和新闻报道外，没有进行过任何其他活动。
文章说，巴西军事法庭是以莫须有的“罪行”判处了他们十年徒刑。

布隆迪国王任命新首相
新华社28日讯
布隆迪首都布琼布拉电台23日晚广播，布隆迪执政党民族进步统一党主席约瑟夫·巴米纳已被国王正式任命为布隆迪首相，以接替不久前被暗杀的恩根丹杜姆韦。
恩根丹杜姆韦在15日晚组成新政府几小时以后在布琼布拉被美国驻布琼布拉大使馆的会计暗杀身死。
事后美国国务院已承认这个事实。

海妖的歌声
希腊神话中有一种半人半鸟的海妖，常常用美妙的歌声引诱从附近经过的船上的水手，使他们遭到覆灭的命运。
今天这个神话竟然成了现实：
海妖化身为美国代表史蒂文森，在联合国讲坛上唱起了迷人的歌声。
史蒂文森在安全理事会里被非洲国家对美国侵略刚果（利）的愤怒谴责弄得面红耳赤，羞恼万状，这是不久以前的事情。
可是，在26日的联合国大会上，这个美帝国主义的发言人却忽然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反侵略的英雄，居然大谈什么“大多数人珍视的东西不仅是生命”，“与其跪着活，不如站着死”，
“只要有爱国者，就会不惜任何代价抵抗侵略”。
史蒂文森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既没有人在对美国进行“特种战争”，也没有人派伞兵到美国去“拯救人质”，更没有人派遣雇佣军到美国去进行一次“猪湾登陆”，史蒂文森这种反侵略的豪情壮志，究竟从何而来？
如果美国代表史蒂文森真正理解这几句话的意义，懂得肆行侵略不会得到好下场，那末美国早就该停止了对南越和刚果（利）的侵略，停止了对古巴的封锁和对中国的包围，史蒂文森也不至于因为有人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而暴跳如雷了。
可见，史蒂文森的这些话，不过是骗人上当的海妖的歌声。
他企图用这种歌声把人们引诱到一个陷阱里去，这就是他紧接着提出的由联合国来“处理冲突和暴力”。
人们已经在朝鲜、在刚果（利）、在塞浦路斯见识过联合国这种“维持和平的有效能力”。
史蒂文森现在妄想用被侵略者的语言，把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引进美国所操纵的联合国的陷阱里去。
这是对一切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人民的极大的嘲弄和侮辱。
据说，古代希腊史诗里的英雄奥德赛，用蜡封住他船上水手们的耳朵，并且把自己绑在桅杆上，终于战胜了海妖的诱惑。
今天已经不是古希腊的时代了。
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已经懂得，美帝国主义的狗嘴里是长不出象牙的。
他们正在用狠狠打击美帝国主义来封住史蒂文森之流的嘴，掀起盖天蔽地的反美风暴来把这些海妖葬入海底。
史蒂文森的歌声是迷不住人的。
在历史的海洋上，人民将永远扬帆前进。

美帝是暗杀布隆迪首相元凶亚非人民认清暗藏匕首敌人
索、尼、朝和印度尼西亚公众舆论谴责美帝罪行
新华社摩加迪沙28日电
索马里民主联盟今天发表声明，抗议对布隆迪首相恩根丹杜姆韦的暗杀。
声明说，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帝国主义在非洲犯下的暗杀和恫吓罪行，正好暴露了他们的软弱。
但是他们绝不会停止，也不会放弃这种手段。
帝国主义采取这种手段，对此只能有一种解释：
他们知道自己已经日暮途穷；
他们那种建立在剥削和掠夺人民财产的基础之上的制度，其崩溃的日子越来越临近了。
声明最后说：
世界上有足以制止美帝国主义操纵和侵略的力量。
据新华社阿克拉28日电
尼日利亚报纸《西非向导报》最近发表文章，揭露美国谋杀布隆迪首相的阴谋。
这篇题为《新殖民主义阴谋家》的文章说：
“美国和比利时参与了布隆迪事件，已经不再是一个秘密了。
就在一个星期以前，布隆迪首相皮埃尔·恩根丹杜姆韦被杀害。
这是谁干的呢？
是在布隆迪首都的美国大使馆的一名雇员干的。”
文章说：
“谋杀布隆迪首相是一种新殖民主义行为，这是殖民主义者犯下的许多血腥罪行之一。”
文章号召“所有的非洲国家应当揭露新殖民主义的阴谋诡计。”
文章最后说，外国干涉者和雇佣军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
我们必须对他们说，“不准干涉非洲”。
据新华社平壤27日电朝鲜《劳动新闻》今天发表评论指出，美帝国主义是谋杀布隆迪王国首相皮埃尔·恩根丹杜姆韦的元凶。
评论说，美帝国主义为了控制在独立自主道路上前进的新生国家，一向使用罪恶的手段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来推翻它们的政府，甚至谋杀它们的领导人。
布隆迪首相遭到暗杀一事再一次证明，美帝国主义表面上装作非洲人民的“朋友”，实际上却是藏着匕首的敌人。
据新华社雅加达27日电
印度尼西亚《人民日报》今天就布隆迪首相恩根丹杜姆韦被刺事件发表社论指出，这是美帝国主义所采取的恐怖行动之一。
社论谈到了阴谋杀害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其它进步力量的领导人的事件，并且指出，这些事件表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只要认为对它有利，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暗杀也包括在内。
社论指出，但是恐怖手段决不表明帝国主义强大，而只能表明他们虚弱。
革命力量很强大，能够打败反革命的行动。

苏发努冯亲王等联合声明强烈抗议美帝战争行动
老挝人民坚决挫败美帝及其走狗阴谋
越南外长复函苏发努冯亲王并照会富马谴责美帝扩大老挝战争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声明支持苏发努冯亲王的立场
据新华社29日讯
康开消息：
据寮国战斗部队电台28日广播：
苏发努冯亲王、老挝民族团结政府中的老挝爱国战线党和爱国中立力量方面的大臣和国务秘书们，25日发表联合声明指出，美帝国主义派遣飞机轰炸老挝领土的严重事件，是极其严重的对老挝的侵略和战争行动。
它再一次证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无视国际公法和关于老挝问题的1962年日内瓦协议，蔑视老挝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公开践踏老挝的主权和独立，从而严重地威胁着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各国的安全。
声明呼吁世界人民和爱好和平国家的政府，尤其是关于老挝问题的1962年日内瓦会议参加国，特别关心老挝当前的严重局势，支持老挝人民的正义斗争，制止美帝国主义的血腥侵略魔掌，迫使老挝亲美派在会议桌上坐下来，同爱国力量一起和平解决老挝问题。
在这项联合声明上签字的是苏发努冯亲王、坎苏·高拉、富米·冯维希、昏·蒙昆维莱、昭苏·冯萨和坎番·杜纳龙。
声明严厉驳斥了美国的所谓美国是根据老挝政府的要求派遣飞机到老挝活动的，并且今后将继续进行这种无耻论调。
声明指出，美国的上述论调只不过是恬不知耻的强盗论调。
关于老挝问题的1962年日内瓦协议，绝对没有任何条款允许美帝国主义对老挝内部进行军事干涉。
声明强烈抗议和严厉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行动，要求它立即放弃上述残暴的行动。
它说，“如果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仍然顽固地继续这种行动，那末，老挝人民将万众一心，采取一切斗争形式，挫败它们的阴谋。
声明强调说，为了解决老挝当前的局势，在国际方面，必须立即无条件地重新召开关于老挝问题的十四国会议；
在内部方面，老挝各派必须立即继续举行会谈，以便共同寻求解决三方面之间存在的各个问题的措施，使国家局势逐步得到稳定。
据新华社河内27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春水今天在给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老挝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苏发努冯亲王的一封复信中，表示完全支持他在1965年01月16日来信中谴责美国政府对老挝的明目张胆的军事干涉和重新召开一九六一——1962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建议。
复信说，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一贯认为，造成目前老挝极端严重局势的根源和直接原因是美帝国主义对这个国家越来越猖狂的干涉。
复信说，越南政府完全支持老挝爱国战线党的意见，即在老挝当前极其严重的局势下，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重开日内瓦会议，讨论确保执行1962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的办法，是绝对必要的。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宣布，它随时准备参加这样的会议。
据新华社河内28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春水26日照会老挝王国政府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对万象当局听任美国政府在老挝进行干涉、破坏它的独立与中立、实现把战争扩大到南越边境以外的企图提出强烈抗议。
照会指出，作为1962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的签字国和老挝王国的近邻，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对此提出这个抗议。
照会说，自从1964年05月以来，美国出动自己的及其泰国和南越代理人的飞机不断在老挝进行活动。
照会指出：
“万象当局多次企图掩盖美国空军在老挝的活动，但是他们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的百般诽谤和诬蔑，只是更加突出地表明了他们为容许美国使用空军屠杀老挝人民以及扩大在老挝和印度支那的敌对行动而应承担的严重责任。”
照会坚决要求万象当局正确执行1962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和1954年关于越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停止同美国、南越和泰国的任何军事勾结。
据新华社河内29日电
据越南南方解放电台广播：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对外联络委员会22日发表声明，抗议美帝国主义派遣飞机轰炸老挝解放区的非法行动。
声明表示坚决支持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老挝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苏发努冯亲王1965年01月16日给日内瓦会议参加国的信中所表示的正确立场。
声明要求美国必须立即停止在老挝和整个印度支那地区的军事冒险行动，彻底履行1962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尊重老挝的主权、独立和中立。

苏发努冯亲王等联合声明强烈抗议美帝战争行动
老挝人民坚决挫败美帝及其走狗阴谋
越南外长复函苏发努冯亲王并照会富马谴责美帝扩大老挝战争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声明支持苏发努冯亲王的立场
据新华社29日讯
康开消息：
据寮国战斗部队电台28日广播：
苏发努冯亲王、老挝民族团结政府中的老挝爱国战线党和爱国中立力量方面的大臣和国务秘书们，25日发表联合声明指出，美帝国主义派遣飞机轰炸老挝领土的严重事件，是极其严重的对老挝的侵略和战争行动。
它再一次证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无视国际公法和关于老挝问题的1962年日内瓦协议，蔑视老挝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公开践踏老挝的主权和独立，从而严重地威胁着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各国的安全。
声明呼吁世界人民和爱好和平国家的政府，尤其是关于老挝问题的1962年日内瓦会议参加国，特别关心老挝当前的严重局势，支持老挝人民的正义斗争，制止美帝国主义的血腥侵略魔掌，迫使老挝亲美派在会议桌上坐下来，同爱国力量一起和平解决老挝问题。
在这项联合声明上签字的是苏发努冯亲王、坎苏·高拉、富米·冯维希、昏·蒙昆维莱、昭苏·冯萨和坎番·杜纳龙。
声明严厉驳斥了美国的所谓美国是根据老挝政府的要求派遣飞机到老挝活动的，并且今后将继续进行这种无耻论调。
声明指出，美国的上述论调只不过是恬不知耻的强盗论调。
关于老挝问题的1962年日内瓦协议，绝对没有任何条款允许美帝国主义对老挝内部进行军事干涉。
声明强烈抗议和严厉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行动，要求它立即放弃上述残暴的行动。
它说，“如果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仍然顽固地继续这种行动，那末，老挝人民将万众一心，采取一切斗争形式，挫败它们的阴谋。
声明强调说，为了解决老挝当前的局势，在国际方面，必须立即无条件地重新召开关于老挝问题的十四国会议；
在内部方面，老挝各派必须立即继续举行会谈，以便共同寻求解决三方面之间存在的各个问题的措施，使国家局势逐步得到稳定。
据新华社河内27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春水今天在给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老挝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苏发努冯亲王的一封复信中，表示完全支持他在1965年01月16日来信中谴责美国政府对老挝的明目张胆的军事干涉和重新召开一九六一——1962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建议。
复信说，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一贯认为，造成目前老挝极端严重局势的根源和直接原因是美帝国主义对这个国家越来越猖狂的干涉。
复信说，越南政府完全支持老挝爱国战线党的意见，即在老挝当前极其严重的局势下，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重开日内瓦会议，讨论确保执行1962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的办法，是绝对必要的。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宣布，它随时准备参加这样的会议。
据新华社河内28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春水26日照会老挝王国政府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对万象当局听任美国政府在老挝进行干涉、破坏它的独立与中立、实现把战争扩大到南越边境以外的企图提出强烈抗议。
照会指出，作为1962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的签字国和老挝王国的近邻，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对此提出这个抗议。
照会说，自从1964年05月以来，美国出动自己的及其泰国和南越代理人的飞机不断在老挝进行活动。
照会指出：
“万象当局多次企图掩盖美国空军在老挝的活动，但是他们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的百般诽谤和诬蔑，只是更加突出地表明了他们为容许美国使用空军屠杀老挝人民以及扩大在老挝和印度支那的敌对行动而应承担的严重责任。”
照会坚决要求万象当局正确执行1962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和1954年关于越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停止同美国、南越和泰国的任何军事勾结。
据新华社河内29日电
据越南南方解放电台广播：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对外联络委员会22日发表声明，抗议美帝国主义派遣飞机轰炸老挝解放区的非法行动。
声明表示坚决支持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老挝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苏发努冯亲王1965年01月16日给日内瓦会议参加国的信中所表示的正确立场。
声明要求美国必须立即停止在老挝和整个印度支那地区的军事冒险行动，彻底履行1962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尊重老挝的主权、独立和中立。

为什么“皱着眉头看生活”呢？
广东制药厂工人　张荣基
今年第8、九期《文艺报》刊登的《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一文，介绍了邵荃麟同志提倡大写“中间人物”的言论。
其中邵荃麟同志说到：
作家们“各有各的路子，各有各的风格。”
“让各人发展自己的风格，从平常中见伟大也好，含着微笑看生活也好，皱着眉头看生活也好，我们都不必生气，也不必干涉。”
我不懂文艺理论，不知有没有一种这样的风格，但我总觉得这种说法有问题，我认为“含着微笑看生活”和“皱着眉头看生活”，这不是作家的什么风格问题，而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生活态度，是个立场、观点问题。
“皱着眉头看生活”是什么意思呢？
据我的理解就是抱着旁观者的态度看社会主义生活，或是抱怀疑的态度看待今天的生活。
解放十五年来，我国人民的生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已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天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呢？
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赶走了帝国主义，消灭了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翻身当家作主的生活；
是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进行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生活。
为什么要“皱着眉头看”这样壮丽而丰富多彩的生活呢？
问题很清楚：
这是由于他们没有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不是站在无产阶级、贫下中农的立场看今天的生活；
是由于他们的思想没有改造好，还满脑子的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今天豪迈壮丽的生活不满意、看不顺眼。
这样“皱着眉头看生活”，而不是满怀热情地或是“含着微笑看生活”的作家，他们写出来的会是什么样的作品呢？
我想，他们的作品一定会使读者“皱着眉头”或简直不愿意看。
只有本身也是“皱着眉头看生活”的人才会欢迎它们。
提倡“写中间人物”和“皱着眉头看生活”是有密切联系的。
正因为是“皱着眉头看生活”，所以看到的就只是生活的“阴暗面”，就只是“不好不坏，亦好亦坏”的动摇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有“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的所谓“中间人物”。
正因为他们“皱着眉头看生活”，他们就看不见或不愿看我们伟大时代中成千上万的英雄人物，因而就认为写英雄人物的“路子窄了”，不够“现实主义”了，因之要提倡大写“中间人物”了。
当然，暂时处于中间状态的人物是有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写。
但是必须写出他们在英雄人物的教育下的质的变化，而对其落后、消极的东西则应该批判。
要做到这点，作者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而不能让“皱着眉头看生活”的作家来写。
何况我们更需要的是我们伟大时代中的光辉的英雄形象，只有这些崇高的形象才能作为我们的榜样，教育群众不断前进。
邵荃麟同志说：
“含着微笑看生活也好，皱着眉头看生活也好，我们都不必生气，也不必干涉”。
老实说：
我们是会生气的。
因为你们“皱着眉头看生活”写出来的作品，只能是对我们的诋毁和诽谤。
把我们说成是有严重缺点的，立场不坚定的，甚至是自私自利的，浑浑噩噩的所谓“中间人物”，实质是落后人物，这怎么叫人不生气呢！
总之，“皱着眉头看生活”的作家是断然不能正确反映我们的生活的，是不会热情赞美、歌颂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生活中的英雄人物的。
这样的作品我们不欢迎，而且坚决反对。
（原载1964年12月22日《南方日报》）

作家可以不表示鲜明的态度吗？
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人业余文艺创作组　王中均
文学艺术是反映我们的现实生活，反映人民的斗争和理想的武器，是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的工具。
在我们轰轰烈烈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时代，在革命斗争日益深化的今天，革命的文艺更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既是这样，革命的作家就更应该在描写现实生活和创造艺术形象的同时，指出革命方向，表示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站在矛盾斗争的革命的方面，对反动势力，反动思想，残余的旧势力作不调和的斗争，使文艺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可是，“写中间人物”的倡导者邵荃麟同志，却要作家走相反的路子。
他说：
在描写身上充满着“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的人物时，可以只提出问题，不解决问题，可以不表示鲜明的态度。
又说：
“也可以指出方向，让读者自己去得出结论。”
从表面上来看，好象是号召作家在写作时要给读者留有“思索方向”的余地，使文章有“踏花归去马蹄香”的妙处。
如果我们剥开这层皮来看看，就会发现，这实际是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剩货，是反对革命现实主义的货色，是一剂毒药。
至于我们的人民身上是不是“充满着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已经有很多文章用大量的事实有力地反驳了。
这里，想对“不表示鲜明的态度”和“指出方向”两个问题作些分析、批判。
大家都知道，当前的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存在着阶级斗争。
而这种斗争又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出现，反映在各式各样的矛盾之中。
在这样的斗争面前，作家在作品中对所反映的矛盾，所描写的生活，所塑造的人物，往往表现了他对现实生活的态度，表现了他是站在阶级斗争中的哪一面，表现了他的爱憎感情。
在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当中，在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当中，我们每一个戏剧、文艺工作者以至每一个革命工作者，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都不能不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态度。
邵荃麟同志提出的“不表示鲜明的态度”实际上就是要人们不去注意阶级斗争，对当前的阶级斗争假装看不见，消磨人们阶级意识。
不去反对反动的东西，革命的力量就要受到压抑，不站在革命的人民的一边，必然要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的一边。
“不表示鲜明的态度”的理论后边，其实已经表示了鲜明的态度，那就是：
反对革命，支持反动势力。
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在文艺作品中，作家要写人物，写矛盾。
作家所以要写矛盾应该是为了用革命的办法去解决矛盾，让人们认识矛盾的本质，得到克服矛盾的积极办法，达到消灭敌人，团结人民的目的。
我们很多优秀的文艺作品里，都描写了各种不同的矛盾，在这些矛盾中，作者表示了鲜明的态度，从而帮助了读者认清了前进的方向。
以柳青同志的《创业史》为例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作者在写梁生宝与梁三老汉的矛盾时，明确地表示出梁生宝所走的道路才是方向：
“你看生宝的神气，象过日子的神气吗？”
“他是过大日子的神气。
你老人家要过小日
子。
我知道：
你父子俩就为这个矛盾着哩。……”
“看看看！”
老汉摊开了两只树根手“我说你
们在党的是一家人，一点没说错！
一家人看见一家
人亲嘛！
你们说话一个调调。
你们全姓共，是不是？”
通过这件事，我们看到了在过“大日子”和“小日子”的矛盾上梁生宝是站在多么高尚的立场上。
梁生宝的思想在闪耀着共产主义的光彩，梁生宝以为人民，为集体，为党的事业的忠心来处理这个矛盾。
当然，作者写梁生宝和梁三老汉是放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写的，可是，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新与旧的斗争，看到了一个高大的形象在两条道路面前走上了一条霞光灿烂的共产主义大道。
作者满腔热忱地赞扬着梁生宝说：
“被事业心迷了心窍的小伙子啊！
我们承认：
你处理父子关系，处理和王瞎子一家人的关系，处理和郭振山的关系，处理白占魁的问题，都是相当出色的！”
这是作者的评价，也是我们读者的评价。
这样来处理矛盾，不是使人在矛盾中没着没落，不是使人陷在矛盾中拔不出脚来，更不是让人在矛盾的面前唉声叹气；
而是让人们去迎接矛盾，战胜矛盾，以革命的精神解决矛盾，走上大路，奔向光明。
可是，邵荃麟同志说：
“有的矛盾可以解决，有的矛盾当时不能解决，那怎么办？”
我们以为，能不能在作品中正确处理解决矛盾的问题，是作家对生活的本质如何认识的问题。
如果一个作家在生活中看到的只是“阴暗心理”，是“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对共产主义的前途毫无信心，对英雄人物没有感情，那么，他是不可能了解社会主义时代的生活本质的，更谈不上怎样去解决矛盾了。
革命的作家，他们都是以饱满的热情来看我们的新社会，来歌颂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无数英雄人物，和他们感情相通，息息相连。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
一定的阶级主张一定阶级的文艺，一定阶级的文艺也为一定的阶级所欢迎。
资产阶级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无产阶级主张无产阶级的文艺，这是一场革命文艺与反动文艺的思想争夺战。
邵荃麟同志极力为小说《赖大嫂》吹牛捧场，并不止一次地拉出它来“闯牌子”，这是为什么呢？
他为什么主张写这样的东西呢？
原因是这篇小说“模范”地遵守他的“不表示鲜明的态度”和“指出方向”的理论。
可是，我们看完了这篇小说，却不禁要大声地向他问一句：
究竟要向何处去？！
在《赖大嫂》这篇小说里，邵荃麟说作者没表示
“鲜明的态度”，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了作者的态度，作者企图引导人们走进一条黑咕隆咚的死胡同，一条根本走不得的“方向”。
赖大嫂三次养猪，前两次是“三心二意”的，认为“卖了钱要交公，还不是白操劳一场！”
直到第3次，赖大嫂看到了立柱妈卖了猪，买了许多“震动”全村妇女的“好东西”（洋瓷脸盆，花头巾……）才使她动了心，才流着涎水的意识到：
“人家卖了猪，发了财，”所以，抢着养猪。
如果说赖大嫂的第3次养猪是个方向，那么，这个方向只能是一种回到资本主义老路去的方向。
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往往只提出问题而不解决问题，那是因为他们本身的世界观的局限，他们虽然从表面上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却看不见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的动力，找不出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所以也就不可能给他笔下的人物安排真正的出路。
高尔基曾经说过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并没有在脑满肠肥的小市民所造成的肮脏的无政府状态中指出一条出路。”
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契呵夫自己也说过：
“我们既没有切近的目标，也没有遥远的目标，我们的灵魂里简直空空如也。”
这几句话，正尖锐地指出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局限性。
在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这种方法要求我们的作家以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去观察分析和反映社会生活，在作品中体现出伟大的革命理想，因此，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没有理由不表示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没有理由不指出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方向。

希望多写社会主义的新人
陕西省兴平县西吴公社北马大队贫农代表　牛志才
现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热火朝天，出现了很多英雄模范，作家正应该到农村来，把这些英雄人物写在文艺小说和电影戏剧里，教育群众。
可是，邵荃麟等同志却搬出个“写中间人物”的怪点点子，要作家写“中间人物”。
我看这不光是文艺写作问题，而是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问题。
去年，我们北马大队评选“五好”社员。
在评比中，贫农、下中农社员在先进里头找先进、英雄群里挑英雄，比过来、比过去，看谁思想好、劳动好、最爱集体，就选谁。
都说
“五好”社员是咱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样子”，要是选出来的“五好”社员不象样子，就不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起带头作用。
可是有个别富裕中农，不选热爱集体、大公无私的先进社员，却要选一个自私自利、对集体劳动不上心的富裕中农当“五好”社员。
当然咱贫农、下中农是不能同意这号意见的，因此，在选“五好”社员的当口展开了两条道路的斗争。
贫农、下中农要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榜样，富裕中农却要选不热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榜样。
阶级立场不同，主张也就不一样。
我们要带领群众往社会主义奔，他们却要把群众往资本主义拉。
小说、戏剧、电影，都有个阶级性。
咱社会主义革命文艺是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的。
在作品里究竟写什么样的人物好，究竟应该叫群众学什么样的人物，也就和我们队上评选“五好”社员一样，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看法各有不同，两种不同看法，就是两条对立的文艺路线。
一条是毛泽东文艺路线，一条是资产阶级文艺路线。
毛主席一贯地指示作家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在农业合作化初期，他就说过河北省三户贫农所走的社会主义方向就是五亿农民的方向，还说这三户贫农形象就是中国的形象。
他说，农村的英雄人物到处都有，就是作家没有去找他们，所以写出的贫农、下中农英雄人物太少了。
到1963年，毛主席又号召我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要作家写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人样子”。
可是，邵荃麟等同志却嫌工农兵英雄人物写多了，“中间人物”写少了，他们主张作家写“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
拿小说《创业史》来说，邵荃麟把有自私自利思想的梁三老汉捧上天，把大公无私的梁生宝拉下地，就象我们队上的富裕中农一样，把工农兵当中真正的英雄模范不放在眼里，却对几个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物十分欣赏。
邵荃麟等同志提倡写“中间人物”的目的，也和我们队上那些富裕中农一样，他们认为在文艺书里写出有自私自利思想、盼望资本主义的人物才“合情合理”，才“有血有肉”。
他们这些人根本不懂咱社会主义的新英雄，还暗地里打算取消社会主义新人物在文学上的地位，用“中间人物”来挤掉我们工农兵英雄。
邵荃麟提倡这套歪理论，实际上是要用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来反对毛主席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文艺方向。
如果作家真的听了他的话，不深入生活写工农兵英雄形象，尽写些富裕中农、落后分子，那就等于通过文艺宣传，表扬资产阶级、富裕中农和城乡一切资本主义势力，把我们往后拉，不要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所以我说：
邵荃麟等同志“写中间人物”的资产阶级文学主张是很恶毒的，必须把它批判倒。
我们贫下中农都爱看歌颂新英雄人物的小说、戏剧、电影，象《李双双》、《槐树庄》。
大家看了都说李双双和郭大娘好，要学习她们。
可没有人说喜旺好，都说喜旺拉住了李双双的腿，太不应该。
咱农村里，象李双双、郭大娘这样的人多得很，还有模范饲养员、会计、仓库保管员、农业技术员，都在为咱社会主义立功，可在文艺书、电影、戏剧里还见得很少。
我们贫下中农希望作家们不要听邵荃麟那一套资产阶级怪点点子，听毛主席的话，长期住到农村来，写出更多更好的英雄人物，教育、鼓舞大家，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原载1964年12月26日
《陕西日报》，转载时略有删改）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编者的话
毛主席说：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那么，什么样的作品、什么样的人物形象才是工农兵喜爱的呢，当然就得听听他们自己的意见。
广大群众对一部文艺作品所持的态度，首先是看这部作品是否对他们有利，是否能鼓舞他们的斗争，是否能引导他们向前看。
对于那些能够“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的作品，他们是欢迎的、热爱的。
而对于那些无助于甚至妨碍他们团结前进的作品，即使有某种艺术性，他们也是排斥的。
这里发表的一篇调查报告，值得一读，虽然只是一个农村生产大队的情况，但却有力地驳斥了“写中间人物”的提倡者所说的“都是红脸，人家就不爱看了”这种荒谬论调。
群众的评论意见，是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倾听和尊重的。

南庄大队社员阅读文艺作品的调查
群众喜爱英雄人物还是“中间人物”？
——南庄大队社员阅读文艺作品的调查
陈守钦　谢德忠
广大农民群众喜爱革命英雄人物，还是“中间人物”？
鼓舞群众前进的是革命英雄人物，还是“中间人物”？
我们在榆次县东阳公社南庄大队作了一次实际调查。
调查结果证明：
实际生活中，完全不是象邵荃麟同志所说的那样，什么文艺作品多写英雄人物，“人家就不爱看了”，事实是恰恰相反。
南庄大队能识字看书的有六百多人，其中看革命文艺作品的有五百多人，经常看的有一百五十余人，还有四十多个“书迷”。
这些“书迷”口袋里经常带着书，见缝插针地阅读红书。
革命文艺作品的种类和数量都是供不应求。
图书室有一千五百二十一册书籍，其中文艺书有七百一十三册。
描写工农兵英雄人物的优秀革命文艺作品，传播得很广泛。
象《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红岩》、《林海雪原》、《红旗谱》、《晋阳秋》、《连心锁》、《苦菜花》、《迎春花》、《创业史》、《铁道游击队》、《刘胡兰》、《向秀丽》、《王若飞在狱中》、《大寨人》等二十余种文艺作品，都是农村青年爱不释手的好读物。
图书室排队预约的办法不起作用了，有时这个人还没看完，就被另一人抢走。
书传破了，群众就自己裱糊好，又继续传读。
群众热爱英雄人物，赞赏英雄人物的斗争事迹。
他们看过革命文艺作品，最深刻的印象、最急于要告诉别人的便是英雄人物和英雄的斗争事迹，并且念念不忘。
象雷锋、许云峰、江姐、杨子荣、朱老忠、梁生宝、刘胡兰、向秀丽、董加耕、邢燕子等，都是为农村青年们所熟知的。
这里群众有一句赞叹英雄人物的惯用语“好样儿的”。
群众每看完一本书、听罢一个故事，都要这样称赞几句。
全省劳动模范王爱英最喜爱读描写女英雄的革命书，她每看完一本书，就急忙地向本队女青年讲述和传看。
她的日记里记着许多革命英雄的话语，并表示向他们学习。
她写道：
“我要象刘胡兰那样坚强，象向秀丽那样勇敢，象李双双那样热爱集体。”
群众每当看了一本优秀革命文艺作品，受到感动，受到鼓舞，总是要情不自禁地讲给别人听，英雄人物咋样有本事，咋样领导群众打垮敌人。
象《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怎样智取威虎山，《红岩》中许云峰怎样舌战毛人凤，双枪老太婆怎样救江姐，不少群众都能讲得有声有色。
这样使群众自然而然地形成讲革命故事的活动，向没有看过书的人进行着生动活泼的政治教育。
在饲养院、记工房、冬学、地头、炕头，群众讲革命故事的人越来越多，并且涌现出十二个优秀的革命故事员。
在讲革命故事的活动中，曾出现过这样的故事。
八队的冀文达，能讲全本《苦菜花》。
每当劳动歇下，地头就热闹了，群众都围拢到冀文达跟前来，抢先告诉他上次讲到的地方，要求他快接着讲。
去年春天，有一次，五队和八队被分派在一块场地劳动。
五队有个白兴印，是个文盲，有很好的记忆力和口才，好说“义侠”书。
这次劳动时，他说旧书，冀文达说新书。
结果，群众都来听冀文达说《苦菜花》。
听了以后，群众说：
“人家娟子真是好样儿的，那么大的困难，还坚持闹革命！”
白兴印瞧见这个情景，心想：
“这新书可就是好，招引着那么多的人！”
于是，他也开始羡慕了。
他到处听故事，听过不忘，说的时候，能把雷锋、杨子荣、江姐都讲得活龙活现。
只剩下一个乔玉堂还说旧书。
这一天，乔玉堂在供销社过道里说《粉妆楼》，书刚开头，白兴印来了，他对大伙说：
“咱来讲段杨子荣舌战小炉匠吧！”
几个孩子就说：
“快听杨子荣抓特务呀！”
二十多个人一哄而来，把白兴印围了个严，连乔玉堂也当了听众。
不久，乔玉堂就叫他的女儿乔万玉经常到图书室去借小说来看。
后来，他看新书、说新书也受到了教育。
群众读了写英雄的书，都争着当英雄，当模范，新人新事层出不穷。
今年01月到05月、07月到08月，光在青年当中就涌现出好人好事一千三百六十二件，许多青年响应大队号召，利用午间、月光下为集体开荒地，扩大耕种面积。
贫农郭茂林见队里没有饲草，把攒下做新袄的四十块钱交给队里，他说：
“人家雷锋把一百二十元钱送给公社，咱这算个甚！”
在他的带动下，十六户凑了一百七十多元借给队里买饲料。
村里有二十三户烈军属、七户五保户，青年、儿童都抢先帮他们担水、推磨，帮着干家务事。
群众特别喜爱反映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生活的作品，认为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更有现实的教育意义。
学习了李双双，村里出现了赵二娃、赵占恒等二十多个“管得宽”。
副大队长乔爱全、会计吴有龙，读了《大寨人》，学习陈永贵怎样参加劳动。
吴有龙说：
“人家陈永贵经常开会，时间安排得还是那么好！”
从此，他白天劳动，晚上及时处理账目，不拖延。
乔爱全和吴有龙两个人，今年都做下三百八十多个劳动日。
上个月，棉田被雨水淹了，王爱英就急忙带领贾改来、吕桂花、冀明仙等六个女青年，冒着寒冷去抢收棉花。
可是一到棉田，见水有膝盖深，这些小姑娘就犹豫了。
王爱英跟她们说：
“人家秀丽姐抢救国家财产牺牲了，咱遇到这点困难就怕啦？”
姑娘们忽然想起向秀丽被火烧的英雄形象，一鼓劲跟着爱英下了水，一天就抢收回一百多斤棉花，高高兴兴地交回队里。
在南庄的时候，我们曾召集部分贫下中农，就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问题进行了座谈，他们认为，“书里面那些好样儿的人是火车头。”
贫农郭茂林说：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李双双能教人学个‘管得宽’，爱集体，‘中间人物’能起个甚作用，都学喜旺夹起铺盖卷就走了，今天俺们这渠谁来挖？”
王爱英说：
“我看赖大嫂就是个典型的旧脑袋，太自私自利了，写这样的作品，对俺们农民有甚帮助？”
许多青年都谈到“革命英雄人物不是写得多了，而是太少了，好书根本就不够我们看”。
他们要求作家们多写些好书，多写革命英雄人物。
要求作家多到农村跑跑，把生活中千千万万的英雄人物写出来。
（原载1964年12月17日
《山西日报》，转载时略有删改）

以雷锋为镜子
北京新华印刷厂五好工人　夏清
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他的事迹是平凡而伟大的。
电影《雷锋》，正是从他的平凡中表现了他的伟大，因而感动了我们每个人。
银幕上的雷锋形象成了我们学习的活生生的榜样。
例如他去看病，经过建筑工地，听到广播说运砖工序跟不上，影响了进度，他立刻把军衣一脱，投到运砖竞赛中去。
为了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加上一砖一瓦，他早把自己的病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在工地干了一天，回营房路上，遇到一位大娘带个孩子在大雨里寸步难行，他又去背起孩子，走一二十里路，直把她们送到家，连水也不喝一口，就转身走了。
在雷锋看来，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应该这么做。
他首先不是考虑自己如何，而是首先考虑到别人，考虑到集体。
只要是对人民有利，不管有多大困难，他都千方百计、毫不犹豫地去做。
看起来好象很平常，做起来可就不那么简单了。
再如他艰苦朴素，钱舍不得花，袜子补了又补还穿在脚上，可是支援灾区乡亲，他就拿出一百元；
战友家中困难，他就悄悄地寄去二十元。
这也是一些平凡的事，可是我们从这里深深体会到雷锋的无产阶级感情。
他原是个苦孩子，旧社会害得他家破人亡，所以他对新社会、对社会主义大家庭有无比的热爱。
他说穿破了的袜子也比小时候光着脚在雪地上走强得多；
他说新社会到处全是他的家，部队是他的家，灾区农村也是他的家。
高度的无产阶级觉悟，使雷锋在平凡的生活里也能做出伟大的事情。
看了电影，我检查了自己。
我也是在旧社会的苦海里熬过来的，是党救了我，给了我幸福。
我和雷锋都是在党和毛主席的培养教育下成长的，雷锋能够做到的，我为什么就不能够呢？
学习雷锋不应该成为一句空话，要认真地学，学习他那样刻苦钻研毛主席著作；
学习他那样助人为乐、舍己为人、处处以集体利益为重；
学习他那样艰苦朴素、勤俭节约；
学习他那样一辈子不忘阶级苦、为革命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千万个雷锋跟上来
解放军某部　刘同乐
我怀着对伟大的革命战士——雷锋无限崇敬的心情看了《雷锋》这部影片。
雷锋这个平凡而伟大的战士形象，早在1962年全军、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时，就给我极大的鼓舞。
今天我又看了电影《雷锋》，对我的教育又更加深刻了一步。
雷锋同志时刻以毛主席思想作为武器和方向盘。
他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了。
他到哪里都能发光发热。
他对同志如春天般的温暖，对工作如夏天般的火热……这些在影片中都得到充分的反映。
当看到雷锋童年的悲惨生活时，我这个不爱动感情的人，也不禁流下了泪水。
而最使我抑制不住内心激动的，还是雷锋同志在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的举动：
他用自己的钱给同志们买毛选和日记本；
他带病跑到工地去劳动；
他带病冒雨背小孩送大娘回家；
他一听王大力家中有困难就偷偷地给他家寄钱；
他把平时节约下来的一百元人民币支援灾区人民……这些看来都是“小事”，但正是从这些“小事”中体现了雷锋同志舍己为人、助人为乐的高尚人格。
看到银幕上的雷锋，我的眼前忽又浮现出另一个熟悉的面庞，他就是我团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张文田同志，他和雷锋同志许多地方都是一样，他连续三次立三等功，1964年光荣地出席了九大代表会议。
我的进步也是和他的影响分不开的。
我和张文田同志认识，是在一次团文艺集训中。
当时我和他恰巧在一个演出队里。
接触不久，我就发现张文田同志每天天还没亮就起来扫走廊擦地板，平时有空就双手捧着《毛泽东选集》看。
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和他一块搞卫生，学毛主席著作。
一天，我在日记本上写上这样几句话：
“……我在不断的扫地中，扫去了我身上的灰尘，在擦地板的过程中，同时也擦掉了我脑子里的污泥……”影片里的王大力在雷锋同志的影响下，在休息时间帮同志们洗衣服的时候说：
我得好好的洗洗呀！
我身上的油泥太多啦！
我不正象影片中的王大力同志吗？
张文田同志不正是雷锋吗？
从那时我就暗暗下了决心，要作党的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
我一定听毛主席的话，作毛主席的好战士。
一个雷锋倒下去，千万个雷锋跟上来！
我这一辈子要永远向雷锋同志学习！

·电影《雷锋》片断·
雷锋从小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儿。
大风雪里，他背着一捆树枝，路过地主家，被狠毒的地主婆用柴刀砍伤了手。
解放了，雷锋在党的抚养教育下长大。
参军以后，他更懂得：
要听党的话，要下决心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
他抓住一切机会，勤奋地学习毛主席著作。
毛主席著作给雷锋增添了无穷的力量，雷锋处处把别人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
他在帮助建设工地干了一天以后，又冒着大雨把一位老大娘和孩子送到十多里外的家里。
才脱下红领巾不多几年，又带上了红领巾。
雷锋担任了一个小学的校外辅导员。
他立志要带好这些革命接班人。
雷锋一贯勤俭朴素，一双袜子补了又补，还穿在脚上。
但他奉命运物资去灾区时，却捐献了一百元给灾区人民。
他说：
“全中国到处都是我的家。”
雷锋因公牺牲了。
他的战友们接过领导机关授予的“雷锋班”红旗，接过他的枪、红领巾和一部《毛泽东选集》，沿着这个伟大战士的道路继续前进。

立志做雷锋式的接班人
公安部队某部五好战士　宋芬桂
雷锋同志的英雄事迹，全国到处传诵，人人皆知；
雷锋的精神在我们很多人身上已经开花结果。
现在，雷锋同志的英雄事迹搬上了银幕，形象化地再现了雷锋同志的共产主义思想。
看了这部电影，又一次受了革命化的深刻教育。
雷锋同志为什么能够成为毛主席的好战士呢？
影片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他是带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孜孜不倦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主席的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
影片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情节：
雷锋同志下哨回来的路上，听到收音机里广播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的消息，他怒不可遏，立刻就去找指导员，再三请求到前线去杀敌人，可是上级没有批准。
当时雷锋同志有点不大高兴。
指导员和雷锋一起学习了《为人民服务》以后，雷锋认识到，党需要自己到前线去，就坚决奔赴前线，不怕牺牲，勇敢地杀敌；
党需要自己开汽车，就把汽车开好，只要是党的需要，什么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
看了这一情节，我就联想起自己刚入伍时的事情。
刚入伍时，我内心里有这样一个志愿：
当了兵要到战场上去，做一个黄继光式的战斗英雄。
到部队以后，经过几天的实际生活，感到和自己以前想的完全不一样，领导上不是让我到战场去战斗，而是整天出操上课，站岗放哨。
我心想：
在这平凡工作上怎能当英雄呢？
自己有文化，干点别的工作发挥的作用不更大吗？
当时我们指导员看出了我的思想，找我个别谈心。
他对我说：
“想当英雄的想法是好的，但当英雄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为了自己出名、让人赞扬呢？
还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呢？”
他把这些问题一个一个给我解释，又给我讲了雷锋同志的故事，最后也给我一篇毛主席著作《为人民服务》，让我好好地读。
当天晚上我把《为人民服务》读了又读。
毛主席说：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我把这句话想了又想，和自己想当英雄的想法作了对比，才知道自己光想当英雄的目的是为个人名利出发的，并不象黄继光、董存瑞那样真正为了革命事业。
现在看了《雷锋》电影后，联想到自己，更加明白了这个道理，感到自己以前的想法完全不对头。
雷锋同志要求到前线去，不是象我为了去当英雄而上战场，他是为了亲自去杀敌，是为祖国安全着想的。
党不需要他去前线，他就安心做好本职工作。
雷锋同志才是彻底地完全地为人民服务的。
这使我懂得了，只要有一颗为革命的红心，扎扎实实的干，才能当雷锋式的好战士，象雷锋同志一样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雷锋》是一部好影片。
把我们现时代的英雄人物搬上银幕，正符合我们的愿望。
看了影片，对雷锋同志印象更加深了，并且使我下定决心，要象雷锋同志一样，时时学习毛主席著作，活用毛主席著作，做一个雷锋式的革命化接班人。

给个人主义以有力的回击
中央戏剧学院学生　杨维华
我在沈阳读高中的时候，雷锋同志曾到我们学校作过报告。
当时，我因事未能参加，事后一直为没有能亲眼看见雷锋而难过了很久。
我多么想有一天能再有机会看见这位伟大的战士啊！
可是，不久他就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年青的生命。
后来，雷锋班的班长又给我们作了一次报告，当时我们都被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事迹感动得流下了热泪，我们一面深深地怀念着这位伟大的战士，一面下定决心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
“向雷锋同志学习”！
现在，雷锋的光辉形象出现在银幕上。
看完电影，我仿佛真的看到了这位伟大的战士。
他是那样朴实、热诚和可亲……直到影片结束，我还不愿离去，我多么想再见见雷锋同志啊！
影片中所描写的事件和情节虽然并不是轰轰烈烈的，然而，正是从雷锋同志的一言一行里闪烁出共产主义的光芒。
正是这些，强烈地激荡着我们的心。
当我看到雷锋带着病体，在风雨交加的夜里把一位老大娘送到家中，看到全家团聚后，他带着幸福的微笑离去的时候；
当我看到雷锋穿的袜子上了千层补钉而他却为灾区人民献出了一百块钱的时候；
当我听到他激动地说出：
“家，我有家，党和毛主席就是我的亲生父母，人民公社就是我的家”这句话的时候，都使我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想想雷锋，再看看自己，不能不感到惭愧。
在学校里，自己平时做了一点事，生怕别人不知道，总要显示一下，好象就是为了给别人看才做似的。
在日常生活中，我也不够节约，说心里话，不要说象雷锋脚上的那双破袜子我早就丢在垃圾堆里去了，就是平时穿上有补钉的衣服，也总觉得难看……为什么雷锋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踏踏实实地去干，把别人的快乐与幸福当作自己的快乐与幸福，而我就不能呢？
显然，这是由于自己没有象雷锋同志那样，树立起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
冯定说：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想到自己的。
以前，我也以为每个人做事都会多多少少考虑到自己的。
如果用不着吃大苦而又能革命，那岂不两全其美？
今天看了《雷锋》才使我认识到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如果一个人老想着自己，他怎么可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呢？
他怎么可能毫无保留地投身到革命中去呢？
银幕上的雷锋，再一次以形象化的事实教育了我，并给冯定所宣扬的个人主义人生观以有力的回击！
我是一个刚刚进入艺术院校学习的青年，为了将来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必须首先树立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我将要成为一个演员，但首先要做一个象雷锋一样的人！
我要永远向雷锋同志学习，努力改造自己，争取做一个又红又专的革命文艺的可靠的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