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庆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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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主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中日两党伟大团结、马列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干杯
新华社十日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今天下午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宫本显治，双方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
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赵毅敏等。
新华社十日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今天晚上举行宴会，热烈欢迎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宫本显治和他的随行人员。
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朱德出席了宴会。
刘少奇同志和宫本显治同志在宴会上先后祝酒。
他们提议为中日两国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中的友谊，为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团结，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干杯。
出席宴会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贺龙，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陆定一、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中共中央委员廖承志、林枫、安子文，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苏振华、徐冰、赵毅敏、孔原。
出席宴会的还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的负责人，人大常委会的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
在北京的一部分日本同志应邀出席了宴会。
刘少奇同志和宫本显治同志举行会谈。
图为刘少奇等同志与宫本显治同志（左四）合影。
宫本显治、刘少奇、朱德同志在宴会上。
新华社记者 刘庆瑞摄
作者：韩永材贲庆贵胡锡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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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厦门前线军民一千多人，九日上午隆重举行共产主义战士安业民新墓落成典礼。
海军前线部队首长左爱海军少将、中共厦门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渐摩、厦门市副市长施耀和安业民烈士的父母亲，安业民家乡辽宁省开原县副县长任振族以及兄弟部队的代表，参加了落成典礼。
九日是安业民光荣牺牲六周年纪念日。
六年前，安业民同志，在一次严惩金门蒋匪的激烈炮战中，身负重伤坚持战斗，最后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为了表彰安业民同志的功绩，学习和发扬他的革命精神，前线军民决定在厦门重建烈士墓，并修建纪念碑。
烈士墓建立在厦门风景优美的万石岩。
墓的后照墙右边刻着烈士的生平和英雄事迹，左边刻着烈士生前的战斗日记，正中央镶嵌着烈士的瓷象。
烈士纪念碑屹立在烈士墓的正前方，上面刻着朱德委员长的题词：“共产主义战士安业民永垂不朽”。
在烈士墓落成仪式上，左爱海军少将和施耀副市长先后讲话，号召学习和发扬安业民的革命精神，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韩永材、贲庆贵、胡锡琪）
作者：胡晓明萧健卿夏国珞靳思彤张正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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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川藏高原上，有一个善于翻雪山、涉冰河、穿密林的“铁脚板”连队，它就是成都部队的某部八连。
八连在解放战争中是以能走善打而著称。
全国战斗英雄傅文禄，就是八连的老连长。
这支英雄的连队，曾经转战在晋南广大地区，杀出了威风；
在进军大西南时，他们开动两条腿，猛追穷寇，被部队首长称为“铁脚板连”。
自一九五○年三月起，八连进驻原西康地区。
十四年来，他们辗转奔走高原，北起巴颜喀喇山南麓，南至川滇边界，行程十万余里。
先后担任过清剿国民党残匪、平息叛乱、运送物资、背运矿石、修筑公路等任务。
他们在平均拔海三千米以上的高原执勤，翻过二郎山，跨过大渡河，经常餐风宿露，冒雪淋雨，在高原崎岖险峻的道路上，行动快，拖不垮，越走越壮，越走越强。
什么空气稀薄、风雪烈日、高山密林、激流峡谷，都挡不住他们前进的脚步，表现出人民战士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只要上级一声令下，八连就能立即出动。
最近三年八连又连续被评为四好连队。
困难就是考验，困难就是斗争
由平原来到高原，对八连来说是个重要的考验。
一眼望去，高山连着高山，冰雪连着冰雪，不用说是快步行军，就是空着两手，步子稍快一些，也使你上气不接下气。
战士们刚到高原，不适应气候，头晕脑胀，浑身无力，连饭也吃不下。
能不能继续保持“铁脚板”的光荣传统呢？
这是摆在八连面前的重要课题。
他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把我们的思想、工作适应于情况，准备坐下，又准备走路，不要把干粮袋丢掉了。”
八连的同志们是这样理解的，作为一个战斗连队，就要时刻准备走路。
现在上级叫我们在高原执勤，我们就要积极学会在高原复杂的道路上走路的本领，即使在战争情况下，道路被炸断，桥梁被破坏，部队仍然要能够通得过，打得上，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
“练，为保卫祖国而练，练成高原上的飞毛腿，练成高原上的铁脚板”，这是八连战士的共同决心。
战士们靠岩练攀登，近水练徒涉。
不会爬山偏上山，不会涉水偏下水；
明明有平坦大道却不走，偏在乱石滩上转，荆棘丛中钻；
空着两只手走路还喘气，偏偏要背上东西爬山。
吊空摇晃的铁索桥，又窄又滑的跨河树干，油光溜滑的冰川，白雪皑皑的高山，都成了八连锻炼铁脚板的场所。
任凭风雪刺破了脸颊，烈日晒裂了皮肤，脚上磨起了血泡，战士们却丝毫没有把这些放在眼里。
他们牢牢地记住了林彪元帅的话：“我们是为人民利益而战，吃点苦也是应该的。”
他们说，不能受苦，就不能革命；
不磨几个泡，不出几身汗，就练不出铁脚板。
有一次，八连战士担任运输任务。
他们要走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大路，路程比较远，要多走好几天；
一条是近路，但崎岖艰险，特别是有一座拔海六千多米的火龙山横亘在中途。
走哪条路？
八连的战士们坚定地选择了后一条。
他们想：第一，可以节省时间，提前完成运输任务；
第二，这正是锻炼行军能力的好机会。
林彪元帅说过：“不能走路的队伍，来几次急行军强行军就能走了。”
战士们抱着“欲与天公试比高”的雄心壮志，决心和火龙山斗一斗。
火龙山，终年积雪，气候变化无常，山岩陡峭，一不小心，就会掉进雪坑里。
过去当地流传着一首歌谣：
火龙山啦火龙山，
火龙不见雪满天；
自古一条羊肠道，
十人过山九不还。
今天，火龙山却在铁脚板八连的面前低下了头！
四月，在内地已是春光烂漫，高原上依然是风雪漫天。
八连的战士们来到火龙山前，他们刚爬到半山腰，突然狂风大作，人睁不开眼，马迈不开蹄，紧接着是风雪搅动着冰雹向战士们砸来，他们仍然顽强地顶着风前进。
雪越下越大，天色渐渐昏暗，一眼只能看出几尺远。
怎么办？
八连战士没有后退，就住在半山的岩洞里。
岩石上挂着冰柱，岩洞外雪花纷飞。
尽管气候奇寒，战士们都争着睡在洞口，把避风的地方让给体弱的同志。
半夜，大家冻得睡不着，就干脆坐起来，你暖我的脚，我暖你的脚，一直挨到了天亮。
第二天清晨，战士们钻出岩洞，嗬！
全是一片雪白，道路没有了，小沟填平了。
战士冯英牵着一匹马艰难地走着，一不小心连人带马一起滑下坡去，陷进一人深的雪坑里。
当同志们一齐动手把他救出来时，他拍打着身上的雪说：“火龙山也不过如此，有啥了不起！”
山越爬越高，雪越来越深。
大队骡马陷进雪里，一步也挪不动。
担任尖兵组的袁廷茂、邓茂贤和雷本国，看着这个情况，毫不犹豫地说：“前面就是刀山火海，也要开出路来，上！”
他们三人伏在雪上，两只手不停地扒，把积雪推向两旁。
三人慢慢挪到了山顶，身后留下了一道雪沟，他们顺着这条沟又踩回来，把积雪踩实。
路开出来了，他们的手也冻僵了，棉衣上已经结成了一层冰壳，发出“咔咔”的响声。
当他们看到大队骡马能够通过时，脸上泛起了胜利的微笑。
火龙山终于被八连踩在脚下。
战士们就是这样，在半年时间内，来回翻越火龙山十多次。
挡不住铁脚板八连的岂止巍巍雪山！
行军中遇到彻骨的冰河，战士们脱下棉裤就趟。
有时，他们钻进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地上的腐枝败叶积起一两尺厚，走一步陷一脚，使不上劲，上坡时后脚没站稳，前脚又滑下，一个人站不稳，会滑下一大串，战士们就手脚一起动，抓住树干往上攀；
有时，他们遇到一棵大树放倒就成的“独木桥”，上面结起了一层薄冰，穿胶鞋滑得不能走，战士们就骑在上面，两手撑着身子一点一点往前挪；
有时，他们遇到风化岩、溜索桥等等，这些困难，都被八连战士们一一征服了。
时间就是力量，时间就是军队
“兵贵神速”，铁脚板八连的一个特色就是快。
“时间是一种力量。
有时作战增加一个营、一个团都不能解决问题，而提早一个钟头就可能解决问题。
如果你是进攻，就把敌人抓住了；
如果你是退却，就能摆脱敌人。
在这种情形下，争取一个钟头抵上了一个团、一个师的力量。”
八连党支部认真学习了林彪元帅的这一指示，认识到“快”是在战争中争取主动、克敌制胜的重要一环，也是三八作风的重要方面。
八连党支部提出了“两快”，一是集合快，二是走路快。
要想集合快，一声令下，立即出动，就得靠战士们脑子里经常有敌情，时刻保持战备状态。
八连党支部除了经常进行形势教育，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以外，还在平时训练中教育战士树立随时准备打仗的思想。
一天夜里，全连刚刚搞完紧急集合，白世昌副连长听到有些战士谈话：“明天早晨要睡个安逸觉罗！”
当战士们睡下的时候，他到各班观察，发现有些战士把背包带随便一丢就睡了。
他和几个干部商量以后，决定再来一次紧急集合。
不出所料，有几个战士的动作比上一次慢了。
白副连长就抓住这件活的事实对大家说：“一个战士，脑子里随时都要有敌情，随时都要有战斗准备，这是对祖国负责的态度。
平时的各项准备工作不是为了应付紧急集合，而是为了防止敌人的突然侵犯。”
这次集合后的集合，对战士们教育很深刻，他们真正地懂得了，高度的战备观念，是练好铁脚板必不可少的思想基础。
八连党支部还经常讲“快”对军队作战的意义。
有一次，连队看了电影《南征北战》以后，连的干部就用我军抢占摩天岭的胜利，来说明战斗中比敌人快一分钟，就可以首先占领有利地形，以逸待劳，就多一分取得战斗胜利的把握。
在平时锻炼中，八连也是从难从严。
一天，上午十一点钟，八连接到紧急命令，全连十二点出发，晚上九点务必赶到某地。
这一段路程约有一百二十里，途中要翻越两座高山，通常步行需一天半。
现在只有九个小时的时间，能不能赶到呢？
连领导上作了简短的思想动员，说明这是锻炼的时机，考验的时刻，要发扬“铁脚板”的光荣传统。
战士们鼓足劲头，走三十多里才停下休息一会儿。
当天晚上八点半钟，八连的电台里传来了首长亲切的问候：“你们现在走到什么地方啦？”
他们响亮地回答：“报告首长，我们已经提前全部到达目的地！”
“你们走得快，走得好，应该表扬！”
忍耐就是克服，坚持就是胜利
毛主席要求部队要“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八连党支部认为，他们离毛主席的要求还差得远。
光是走得动、走得快还不行，从我军过去的战斗传统和未来战争的需要来看，还要练出更高的本领。
能够长距离地奔袭，大踏步地运动。
走它几百里，走它几昼夜，吃不上，睡不上，照样行军，照样打仗，这才是硬功夫。
平时他们就练这手硬功夫。
有一次，八连经过长途奔袭，行军演习，正向一座拔海近四千米的山峰爬去，到了半山腰，大家已经汗流浃背，感到疲劳。
连长纪刚心里想：要是现在有了战斗任务，战士们能不能猛打猛冲战胜敌人？
为了锻炼部队，他便叫司号员吹起了冲锋号。
战士们立即忘了行军的疲劳，勇猛向上冲。
接着，纪连长又出情况：敌人反冲击了！
战士们立即又向山下冲去，占领了有利地形，展开一场“战斗”。
事后，纪连长把大家集合起来说：“我们走的目的是为了打，走路本身并不能消灭敌人，能走是为消灭敌人创造条件。
在战斗中不管走多么远，多么疲劳，都要有一股‘后劲’，一遇到敌人就能冲得上，打得狠。
平时我们就要加强这种锻炼。”
战士们越顽强地磨炼铁脚板，干部就越关心他们，越爱护他们。
遇到险路，干部先探测；
遇到冰河，干部先涉水。
有一次，八连行一天军，夜里露宿在拔海五千米高的雪山上。
战士们放下背包，谁都感到一身轻松。
这会儿，要能美美地睡它一觉该多好！
前任连长崔凤元当然了解大伙的心思，但是他却布置做饭，叫人家一定要吃好晚饭再睡。
在这雪线以上的高山，做一餐饭谈何容易！
找水的同志空着桶回来了，找柴的同志只抱回一些湿树丫。
没有水，崔连长就领头上崖打冰块。
他们费了很大劲才把饭做好。
饭后，有些战士又想倒下就睡。
可是崔连长没有答应。
这个从小就参加八路军的老连长，他深深懂得：战士的脚板不光要练，还要爱。
行军以后再累也要让同志们烫脚。
他反复地向战士们作解释，并且督促各班烧开水。
于是，雪山之巅燃起了堆堆烟火，火光映出围盆烫脚的战士的笑脸。
“不经一番风霜苦，难得寒梅吐清香。”
八连长期在高原艰苦环境中千锤百炼，思想炼红了，腿杆练硬了，脚板耐磨了，战斗中也更能经得起严峻的考验。
有一次，八连奉命从几百里以外去奔袭一股叛匪，战士们昼夜兼程。
天下起了大雨，棉衣、棉裤都湿透了。
每人身上四五十斤的负重，这时更加沉重了。
路滑坡陡，一不小心就会摔倒。
但是，他们不管这些，大踏步继续前进。
第三天，一座拔海六千多米的大雪山横亘在八连战士们面前。
山上没有路，战士们就踩出一条路来；
空气越来越稀薄，呼吸越来越困难，战士们都顽强地忍受着。
下山的时候，遍地都是风化石，站也站不稳，抓也抓不住，有的战士干脆坐在地上往下滑，棉衣剮烂了，皮肤擦破了。
为了战斗的胜利，他们一切困难都不怕。
四天两夜的急行军，终于按时赶到目的地。
八连战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打猛冲，一举全歼叛匪，受到了上级的表扬。
结合生产进行训练是八连的一个特点。
你看，战士们正背着粪筐锻炼负重行军的能力。
张正模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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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强调工作要越做越细。
什么叫越做越细呢？
至少有这样三条：第一，针对具体情况、具体单位提出不同的要求。
既有一般号召又有个别指导，把工作做到每个单位甚至每个人身上。
不是一般化，搞大呼隆。
第二，从思想工作入手，启发群众的自觉，不断发现问题，切实解决问题。
不是只抓任务，不抓思想，放着问题不处理，使问题成堆。
第三，抓住根本的东西不放，亲自实践，反复检查，搞深搞透。
不是没有重点，把这次要的东西克着不放。
但是，有些同志对工作“越做越细”却存在一些误解。
说的是把工作做细，其实是在那里搞复杂化，搞繁琐哲学，搞无效劳动，甚至是有害劳动。
把活生生的事情办得非常呆板，非常机械，非常僵硬，非常没有生气。
比如，有些机关搞文件很起劲，几千字、几万字地写，一篇又一篇向下面发，而且是“精雕细刻”，什么“之乎也者”“因为所以”，推敲一遍又一遍。
结果呢？
你在上面“细”，下面就用“粗”来对付，粗枝大叶看看了事，或者干脆放在抽屉里。
还有些领导机关，他们不是认真地传达贯彻上级的指示，采取具体措施，使这些指示在基层落实。
本来上级已经有了明确的指示，他们还要另搞一套，大路不走走小路，有了好的药方不吃，要乱找偏方，有了电灯泡不用，还要另外去发明灯泡。
他们不是认真地研究、总结和推广群众中的先进经验，大胆放手地让群众去创新，去改革，把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而是忙着搞什么三要四不要呀！
七准八不准呀！
什么规定呀！
什么标准呀！
今天这几条，明天那几条，条条多到连自己也记不清了。
他们耕得多，写得多，点子出得多，但是实际效果并不好。
这样不但不能够使上面的指示落实，而且还会把群众的手脚束缚起来。
齐天大圣孙悟空一个跟头翻十万八千里，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
唐僧却要用金箍咒把它的脑袋箍起来。
这种办法我们万万使不得。
我们提倡工作要有创造精神，但要少搞新花样；
提倡工作越做越细，但不要搞“繁琐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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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河内九日电 据越南通讯社今天报道，美国一再派遣军用飞机侵入越南民主共和国上空进行侦察飞行。
截至八月三十日为止的十二天中，美国飞机侵入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十五个省的上空。
计侵入清化省九次，义安省七次，宁平省五次，广平省四次。
入侵的飞机大部分是从老挝方向或南中国海方向飞来的。
越南人民军总司令部联络代表团在九月四日和七日两次写信给越南国际委员会，强烈抗议美国飞机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领空的挑衅行为。
联络代表团强调指出，这些侵犯领空的事件严重地侵犯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明目张胆地破坏了一九五四年关于越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
联络代表团要求国际委员会采取有效措施，迫使美国立即停止这种挑衅行动。
栏目：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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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高兴地看到，常年在高原严寒地区执勤的成都部队某部八连，在艰苦的环境里练出了一副铁脚板。
高山密林挡不住他们前进的脚步，任何艰难困苦，他们都不在话下。
我们也高兴地看到，昆明部队，还有广州部队和其他许多部队的广大官兵，正在“逢山过山、逢水泅水、逢林穿林”的口号下，大练山林地行军，大练武装泅渡江河；
不但白天练，而且夜间也练，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练好铁脚板，练好逢山过山、逢水泅水、逢林穿林的过硬本领，做到任何情况下都能开得动，对于提高我军的战斗力，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在我军光荣的战史上，有许许多多英雄的部队。
他们拖不垮、打不烂，逢山过山、逢水泅水、逢林穿林，具有高度机动作战的能力。
当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天上有几十架敌机侦察轰炸，地上有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路上有数不尽的艰难险阻；
然而，英雄的红军战士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跨越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雪山、过草地，“铁流两万五千里”，战胜了敌人，创造了古今中外战史上罕见的伟大奇迹。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我们有无数的“飞行军”，活跃在敌后的山沟小道、水网湖泊、堡垒林中。
他们纵横驰骋，神出鬼没，到处袭扰和打击敌人。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军广大指战员，开动了自己的两只脚，从白山黑水，一直打到海南岛；
从中原大地，奋勇挺进到西南祖国边疆。
战士们的双脚，踏遍了万水千山，终于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由此可见，我军的胜利，是和善于走路行军分不开的。
一个部队，能不能逢山过山、逢水泅水、逢林穿林，能不能凭着两只脚，走它几百里，走它几昼夜，吃不上睡不上，照样行军打仗，这是检验部队战斗力的一个极重要标志。
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军队需要的无非是两个东西，一是会打，一是会走，两套本领都要学会。
林彪元帅在谈到培养部队行军能力问题时也说：“我们要学会打仗，还要学会跑路，行军不掉队，不轻易打烂脚，这项本领一定要锻炼出来。
因为没有这项本领，就难于打胜仗。”
这就清楚地表明了，“能走”，正是“会打”的一个先决条件。
现代条件下的战争，走路的作用不仅没有降低，而且相反地是更加提高了。
一方面，由于现代战争的复杂性和破坏性增大，一旦打起仗来，许多铁路、公路、桥梁可能会遭到敌人轰炸。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形极其复杂，有很多江河湖海、高山密林、水网稻田、草原沙漠和丘陵地带。
在云南和两广等亚热带地区，更是山多、林多、河多、雨多、雾多。
有很多地方，高山连绵，江河横亘，草深林密，荆棘丛生，道路崎岖，人烟稀少。
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作战，开得动的问题往往成为克敌制胜的首要关键。
正是因为这样，毛主席、中央军委和各位元帅反复教导我们：“将来打仗还是要靠两条腿”、将来打起仗来“有许多地方通不过去，看起来只有两只脚有用”。
这些指示，说明了一个极重要的思想，这就是一切要从最困难处着眼，除了各种车辆和牵引工具要练好复杂件下开得动的本领以外，更要相信我们的两条腿，把未来战争中的“开得动”，建立在最可靠的基础上。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一定要大练行军走路。
要做到在人烟稀少的地区，在没有向导、没有村寨、没有道路的情况下，能够利用地图和指北针定方向、定目标、定距离，走得好、通得过。
要把每一个战士锻炼得既是“爬山虎”，又是“翻江龙”；
既是“飞毛腿”，又是“铁脚板”。
不论在任何地形上作战，也不论是白天、黑夜、天晴或下雨，都能够逢山过山、逢水泅水、逢林穿林。
怎样练好铁脚板，做到逢山过山、逢水泅水、逢林穿林呢？
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坚持四个第一，发扬三八作风，使每一个干部战士都真正懂得练好铁脚板的重要意义，人人拿出“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英雄气概，不怕吃苦，敢于锻炼。
要知道，逢山过山、逢水泅水、逢林穿林，不仅是一种物质的力量，也是一种无畏的精神力量。
它是我们无产阶级军队吃大苦、耐大劳，无坚不摧，无险不克的坚强毅力和英雄主义精神的表现。
因此，一定要通过阶级教育、形势教育和传统教育，启发部队苦练铁脚板的高度积极性和自觉性。
要使每一个干部战士懂得，一切硬本领和铁脚板，都是从苦练中得来的。
正如八军战士们所说的：不能吃苦，就不能革命；
不出几身汗，就练不出铁脚板。
只有高度发扬无产阶级战士的硬骨头精神，坚持苦练，在最困难、最疲劳的时候，有坚持“最后五分钟”的硬劲和耐力，才能练出真正过硬的本事来。
要练好铁脚板，做到逢山过山、逢水泅水、逢林穿林，还要设想多种困难，练出在多种情况下行军的能力。
在未来保卫祖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任何复杂的地形和情况都可能遇到。
诸如高山、激流、悬崖、峭壁、密林、沼泽，无向导、无村落、无道路，连续长途行军、强行军和黑夜行军等等。
如果平时练不好，战时就可能碰到绝大的困难，甚至贻误战机，造成损失。
这就要求各个部队，不论驻在南方或北方，都要充分利用驻地附近和可能找到的复杂地形，练爬山，练泅渡，练习走田埂……。
白天练，夜间练，风天雨天，酷暑严寒，各种情况都能行走自如。
在苦练行军的同时，并且结合战术背景，演练各种战斗动作和战斗技术，既练走路，又练思想作风和战术技术，真正达到能走善打的目的。
要练好铁脚板，做到逢山过山、逢水泅水、逢林穿林，还要注意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紧密地结合起来。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
在复杂地形上锻炼，要注意先掌握基本要领，并且注意防险保安，注意爱护战士的身体，保持战士的体力。
“战士的脚板不光要练，还要爱。”
这句话，体现了高度的负责精神和革命情感。
各级干部，都应牢记心怀，切实注意。
作者：张星明魏振时张祝
左：三二三五部队炮一连带着敌情进行山地射击训练。
张祝 摄
右：六○六六部队警卫连战士练习夜间克服障碍。
张星明、魏振时 摄
作者：蒋乃修
栏目：一事一议
某营在江苏某地播种苞米。
营的干部下连检查播种情况。
第一天，营长来了。
他想到自己家乡东北种苞米，是要打起垅子，在垅上点种，这样有垅有沟，才能保住水分。
他热心地作了示范，让连队照着他的样子去种。
过了两天，副营长下地检查播种情况，他一看大家在打垅挖沟种苞米，行距有一米，株距有八十厘米，就想，不对呀，我们家乡胶东荣成种苞米，都是拉起草绳，把株距和行距都对齐在五十厘米左右，行距和株距太大，不仅浪费土地，减少产量，挖沟打垅的种法也费时费工。
于是，他亲自指导连队干部战士，按照自己家乡的方法进行播种。
第四天，教导员下地检查播种情况，他一看，有的在挖沟打垅，有的在拉绳子量地，实在麻烦，自己家乡蓬莱种苞米的方法很简单，在地上戳一个洞，丢下种子，土一盖就行了。
他也热心地指导连队按照自己家乡的方法进行播种。
这样一来不打紧，连队可犯难了，究竟哪一种方法对呢？
执行哪一个首长的指示好呢？
只好把意见反映到营首长那里。
开始，营的三个干部都觉着自己的播种方法对，争论不下。
营长说：“东北是出苞米的地方，年年好收成，这方法错不了。”
副营长说：“荣成的苞米产量是胶东地区数一数二的。”
教导员也说：“蓬莱的种法既快又好。”
争论没有结果，他们说：学习一下毛主席著作，看毛主席怎么说的。
他们翻开了《实践论》，一页一页往下读，读到“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同环境的情况……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时，他们都觉得，这不明明是说的自己吗？
怎么办？
三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向当地生产队的老农请教。
老农来到地里，边示范边向三个营的干部说：我们这里地势平，种苞米就在平地上下种，因为雨水多，如果挖沟打垅，下雨后地里水排不出去，根茎就会霉烂。
又因为夏季常常刮大风，大片苞米的种法横竖不对齐，这样对防止倒伏有好处。
株距约五十厘米，行距在六十厘米，因为土肥，中间还可插种一行黄豆。
另外，要种得稍深一些，太浅了苞米成长后给雨水一冲，根茎露在土外，大风一吹，也容易倒伏。
三个营的干部越听越觉着自己没有调查研究，越觉着自己出的主意不对头。
接着他们请老农向连队干部战士作了示范，规定连队一律按照老农传授的方法进行播种。
（蒋乃修）
栏目：一事一议
某营的三个干部，就种苞米的方法，展开了一场争论，各说各的理。
他们也确实都有“理”。
东北是盛产苞米的地方，经验是起垅挖沟；
荣成的苞米产量在胶东数一数二，拉绳等距播种的方法也不错；
而蓬莱的种法，也是有根据的。
但是，在他们为自己的播种法提出了种种论据的时候，恰恰忘记了最重要的一条——实际是什么。
他们脚下播种的地方，既不是东北，也不是荣成和蓬莱，而是江苏。
种苞米，需要阳光，水分，空气，这是共同的，不论哪个地区都是如此。
可是怎样保证苞米生长所需的阳光，水分，空气，各地有各地不同的情况，各地有各地不同的方法。
起垅挖沟，等距种植，本来都是围绕着这个目的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如果不研究当地情况，不从实际出发，把甲地的经验照搬到乙地，那就会适得其反。
种庄稼是如此，做一切工作也是如此。
工作中的原则，象阳光，水分，空气一样，总是那么几条。
可是，在具体运用这些原则的时候，就必须首先了解具体情况，就必须从实际出发。
同样是后进连队，同样是需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可是，具体问题就不一定完全一样；
解决的方法，也就不能完全一样。
以为自己过去“有经验”，不必蹲点，也不必去下功夫调查研究，遇事只要照“老经验”一办就行了，那结果就必然会象那营的干部一样，把事情办扭了。
毛主席从来就教导我们，要注意调查研究，注意从实际出发，“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
这是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的。
作者：欧纯
本报讯 广州部队某师政治部主任王铁炉最近到五连代职任指导员，跟随连队开进深山密林进了野营训练。
通过实践，摸索出山岳丛林地训练的政治思想工作经验。
王主任下连代职前，根据过去的经验，对山岳丛林地训练中的政治工作作了一番设想。
可是，部队深入山区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山峰越来越高，树林越来越密，气候多变，供应困难。
病号增多，思想问题也多起来，少数干部产生了急躁情绪。
这时，王主任感到原来的设想过于简单。
于是，他开始从新的情况出发，研究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具体措施。
他和连队干部一块研究，一些干部说：当前主要的问题就是教育部队吃大苦，耐大劳。
那么，怎样使部队树立吃大苦、耐大劳的思想呢？
在行军中，他听到战士们议论：干部走到哪，我们跟到哪。
这不正是要求干部以身作则、模范带头吗？
于是，他通过支部委员会，首先统一干部的认识，对干部提出要求：遇到困难带头上去，遇到险情带头排除，遇到方便带头谦让。
此后，干部处处走在战士头里，遇到陡壁险情，总是一马当先，而且还一个一个地帮助战士保险，等战士走完自己才走；
遇到饭不够吃，就让战士先吃，干部再吃；
遇到房子不够住，让战士住房，干部露营。
战士们看在眼里，想在心上，人人都受到感动，官兵拧成了一股绳。
接着，王主任又对连队进行形势任务教育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要求战士们为了保卫祖国安全，为了支援世界革命，不怕千辛万苦，练出过硬本领，从而进一步激励了战士克服困难的意志。
王主任在实践中体会到，在这种艰苦条件下，开展“一对红”的活动更为重要。
但是原来的对子不尽适合当前的情况。
于是，他亲自下班摸索在山岳丛林地野营开展“一对红”活动的办法，最后归结为多边结合、多种形式、多种内容。
具体做法是：思想强弱和体力强弱相互配搭，既搞思想互助，又搞体力互助；
出发前谈心解疙瘩，行军中前后传佳话，宿营后共同订计划。
这样做的结果，既调动了思想好、体力差的同志的积极性，也激励了思想较差、体力较强的同志的上进心。
关于山岳丛林地带野营中的群众工作，王主任起初以为山区人烟少，群众工作只要一般讲讲就行了，连队干部也反映这回群众工作省事了。
到达山区之后，发现处处是林场，虽然没有居民点，但住有稀少的兄弟民族。
部队夜晚露营，免不了要砍树伐木，升火做饭。
山区的兄弟民族，十多年来不见解放军，更加需要开展宣传工作。
于是，他重新对连队进行了遵纪守法，爱护森林，尊重兄弟民族风俗习惯的教育，邀请林场干部讲解了育林的重要意义和识别野树林、木材林、经济林的基本知识。
战士们说：“山中处处是国宝”；
“眼前看不到群众，心里可要时刻想到群众”。
王主任下连代职期间，他的感受非常深刻。
他说：亲自跟着战士爬几座山就知道了爬山的滋味，自己的汗水和战士们的汗水流在一起，才能设身处地地想问题。
肩上挑起代职的担子，考虑问题就细了。
（欧纯）
作者：丁固
九月一日，福建前线安业民烈士战斗过的阵地上一片喜气洋洋。
当两位远道而来的老人走过来时，阵地上鞭炮齐鸣，锣鼓喧天。
列队在路旁的战士不断鼓掌高呼：“欢迎，欢迎，欢迎我们英雄的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就是英雄安业民烈士的父母亲。
一九五八年一次激烈炮战中，当弹药包被敌人炮弹打着起火的紧急关头，安业民为了保护火炮和战友的安全，在烈火中英勇地把炮身转向隐蔽位置，献出了年青的生命。
安业民牺牲后，守卫在这个英雄阵地上的海军某炮连的官兵都把安业民的爸爸和妈妈当作自己的父母亲，时常写信向老人家汇报自己在学习安业民和创造四好连队运动中所取得的成绩和进步。
安业民的爸爸和妈妈也非常思念心爱的海岸炮兵，经常把家乡以英雄儿子名字命名的“安业民生产队”和“安业民中学”等各方面的建设消息带给前线战士。
连队有一套珍贵的《毛泽东选集》，就是安业民的爸爸捎给他们的。
他在书的封页上题了这样几句话：“永远听毛主席的话，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作个坚强的革命战士。”
两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乐呵呵地走进营房，摸摸这个战士的脸，拉拉那个战士的手，激动得久久说不出一句话。
官兵们围拢在双亲的身边，有的用毛巾给爸爸擦汗，有的把茶水送到妈妈手中。
战士刘振庆把五好战士证章和神炮手纪念章分别佩戴在两位老人的胸前说：“我是在亲密战友安业民烈士的鼓舞下锻炼成长起来的，现在我代表阵地上全体官兵向英雄的爸爸妈妈表示崇高的敬意，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两位老人连连点头，激动得只是说：“好孩子，你们真是好样的！”
两位老人家来到了儿子生前战斗过的火炮前。
在这门英雄炮位的墙壁上挂着安业民的油画象。
浓眉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坚定地凝视着前方。
战士们对安业民的爸爸和妈妈说：“训练想起安业民，成绩全得红五分；
战斗想起安业民，英勇顽强杀敌人。”
他们用这种精神，连年出色地完成了捍卫祖国海防、军事训练和护渔护航的任务，年年被评为“四好班”。
全班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分别被评为五好战士、神炮手、技术能手和受到上级的嘉奖。
炮长林如临还对老人家讲了英雄炮的战斗故事。
一天，战斗警报一响，他们个个飞快到达战斗岗位，配合全连炮火，把一艘窜入我渔场的敌舰打中，冒起了一股黑烟仓惶逃遁。
二位老人家听到这里，兴奋地登上炮塔连声赞道：“好，好，打得好！”
集合哨声响了。
战士们列队走向林蔭广场，去听两位老人作报告。
行进中，他们唱起了雄壮的战歌：“海岸炮兵，勇敢坚定，日夜监视着敌人动静……为祖国，英勇战斗，要迫使敌舰在我们面前下沉！”
（本报有删节）
作者：高建新
本报讯 空军某部一大队飞行员徐风甫，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养成了令行禁止的优良战斗作风。
十年来，他先后飞过六种飞机，飞完三种气象，从没有出现过事故征候；
近年来，他执行过无数次的战备任务，也从没有误过战斗起飞。
不久前，他被树立为这个部队飞行员标兵。
徐风甫从学飞行那天起，一直把遵守纪律，养成令行禁止的作风，作为提高自己作战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次，他跟长机飞编队课目，返航时遇到逆风，结果时间超过了两分钟。
因为他是僚机，所以谁也没责备他。
可是，徐风甫却认为这是违犯纪律的大事。
在讲评会上，他认真地检讨了自己纪律观念薄弱，对特殊情况处置准备不周的缺点。
他说：“一两分钟就能进行一次空战，平时时间观念不强，打起仗来就不能过硬。”
飞行训练中，领导上经常根据部队出现的一些事故苗头，作出防止事故的规定。
徐风甫把这些规定视为命令，坚决执行。
为了避免编队时出现危险动作，领导上规定，僚机在空中作完课目后，要向长机报告才能“入列”返航。
徐风甫一直坚决这样作。
不论和新飞行员还是和老飞行员一起飞，只要他当僚机，就一定照办，从不马虎。
有一时期，为了防止飞机着陆时冲出跑道，领导上规定飞机滑跑时不准收“襟翼”，没滑跑完不准打开座舱盖。
可是夏天飞机落地后，座舱里温度很高。
徐风甫宁肯热一点，也坚决按照规定执行。
平时容易被人忽视的一些“小事”，徐风甫也自觉地按领导指示去作。
比如大队为了整齐划一，规定列队时一律用左手拿图囊，他就从不用右手拿；
部队规定体育活动时不能穿棉衣，他也从不违犯。
并且还敢于向违犯纪律的现象作斗争，耐心地帮助别人改正缺点。
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使徐风甫技术越来越精，作风越来越过硬，上半年又被初评为五好飞行员，荣立三等功。
（高建新）
作者：杨新田林枝旭金麟汝城顺荣辰生
栏目：部队与民兵
学“绝招”
守备九连的驻地，背山面水，是祖国的海防前线。
狡猾的敌人有可能在能见度极差的黑夜里来骚扰破坏。
怎样才能及时地发现和消灭它们呢？
战士们经常想着这个问题。
驻地民兵连副连长王子章，从小跟着父亲出海打鱼，练就了一双“顺风耳”，海上的涛啸、划船的桨响，他能辨别得一清二楚。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他还能准确地判断出一千三四百米远的海面上有没有船只在活动，是大船还是小船。
战士们发现了这位“能人”，高兴极了。
九连党支部立即请王子章同志给战士们传授夜间海上潜听的本领。
王子章同志献出了他的全部“绝招”，细致讲解，还领着战士们实地体会。
战士们虚心学，刻苦钻，很快就掌握了这手硬功夫。
他们兴奋地说：锐利的眼睛又加上了灵敏的耳朵，不管敌人多狡猾，也休想从我们这里逃过去！
（杨新田）
辰生插图
阵地传经
这一天晚上，天空漆黑。
解放军某部指导员杜甫和往常一样，领着巡逻队，巡逻在海岸上。
几十双警惕的眼睛，搜索着正在涨潮的海面。
“谁？
站住！
口令？”
接着，就是“哗啦，哗啦”的拉枪机声。
杜指导员不慌不忙地回答了口令，就向发口令的地方走去。
原来这是新设立的民兵哨位。
指导员称赞了民兵们警惕性高，同时指出刚才的缺点，说明距离这么远，就问口令，会过早地暴露自己。
他从战士手里拿过一支枪，给民兵们做示范，说明怎样拉枪机、上子弹声音才会小，怎样观察和荫蔽，在多远的距离上发口令等等。
民兵紧握着杜指导员的手说：“谢谢你的帮助！”
（林枝旭）
哨所里的“争执”
一天傍晚，在前沿某哨所里，发生了一场“争执”。
某部八班哨所前面的高地，是由八班和驻地民兵共同防守的。
这一天晚，根据情况的需要，民兵连长决定担任岗哨的民兵搬到哨所里住。
哨所房子小，铺位少，民兵们打算在防炮洞里蹲一蹲，可是战士们知道了，都主动让出铺位。
民兵们却说什么也不肯上床去睡。
他们说：“你们白天训练，还抽空帮助我们抗旱、抢收，晚上又要放哨，睡不好怎么行！”
民兵要战士睡在床上，战士要民兵睡在床上，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只好让部队陈副指导员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陈副指导员再三劝说下，民兵们才算让了步。
他们非常感激地说：“我们应该好好学习解放军同志这种先人后己的精神，和解放军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守好海岛。”
（金麟、汝城、顺荣）
据新华社河内九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副总理黎清毅今天晚上代表越南政府表示，如果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侵犯越南的主权和领土，那么全体越南人民，万众一心，将坚决给予敌人以有力的打击，美帝国主义必将象它在越南南方和今年八月五日在越南北方所遭到的失败一样而遭惨痛失败。
黎清毅副总理是在今天晚上出席朝鲜驻越南大使马东山为庆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六周年而举行的招待会上说这番话的。
黎清毅副总理在讲话中严厉谴责了美帝国主义阴谋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新的军事冒险。
他说，目前，美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它在越南南方、老挝和世界其他许多地方所接连遭到的失败，正在图谋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新的军事冒险行动。
美帝国主义已经公开宣称“扩大对北越的行动可能是必要的”，它还命令美国军舰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领海，命令第七舰队处于经常戒备状态。
黎清毅说，由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越南、印度支那和东南亚的局势极其严重。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强烈控诉美国政府的极端危险的阴谋。
黎清毅代表越南政府表示，希望一九五四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两主席和参加国及时采取必要措施，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一切挑衅和破坏行动，停止在越南南方的侵略战争，从越南南方撤出全部军队、武器、军事人员，保证一九五四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议得到尊重，以便维护和巩固印度支那和东南亚的和平。
据新华社河内十日电 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在城市人民反对美国——阮庆集团的强大斗争声中，八月份频繁出击，不断进攻敌人的军事哨所，捣毁“战略村”，使敌人陷于到处挨打的困境。
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槟椥省人民武装力量八月份出击四百七十二次，击毙敌人六百三十人，其中有两名美国少校和两名美国中尉，打伤敌人二百三十人，俘虏敌人七十九人，缴获各种武器一百八十三件，其中有迫击炮两门、重机关枪两挺、轻机关枪十四挺和无线电收发报机十九台。
芹苴省凤合县人民武装力量从八月十二日到十六日的五天中，共歼敌五百多名，其中有五名美国侵略者，破坏了三个军事哨所，击落一架直升飞机。
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还报道，靠近西贡市的嘉定省矩支县人民武装力量在八月上半月歼敌一百三十七名，其中有一名美国少校。
缴获各种枪支三十二件和大批战争物资。
据新华社河内十日电 为配合城市人民反对美国——阮庆集团的斗争，越南南方一些农村和市镇人民在八月份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政治斗争。
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八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美国——阮庆集团派遣大批军队，到金瓯市、督河镇、太平镇、加莱镇等地包围民房、商店、旅店和船只，把近二千名十八到四十五岁的人抓去当兵。
这种暴行激起人们的极大愤怒，在金瓯市有上万的群众奋起斗争。
他们跳上敌人的军车，把被抓去的人拉下车来，许多人躺在公路上，阻拦敌人的军车。
同时“打倒美帝国主义！”
“打倒阮庆集团！”
的呼声震天动地。
督河、太平、加莱等镇人民也群起反对抓兵。
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还报道，八月二十七日，被美国——阮庆集团抓去的二千名青年被带到永隆市时，当地人民群起要求释放他们。
一个美国军人竟威胁示威者，并殴打一个老婆婆，因而激怒了被抓的青年，他们打死这个美国侵略者后，有一千三百人逃到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控制的地区。
新华社十日讯 康开消息：三架美国T—28型战斗轰炸机今天上午侵入康开地区上空，在康开市以东的班奴丹村和班桑村投弹六枚，并滥肆扫射，一些民房被炸毁。
据老挝爱国武装防空部队指挥部公布，九月上旬，侵入川圹解放区上空的美国军用飞机达七十多架次，继续对康开、查尔平原、川圹市、塔通、塔文和富科特山等地区进行侦察，并且对许多村庄和爱国军队驻地进行轰炸和扫射。
在塔通和塔文前线，从二日以来，每天都有三架至六架美国T—28型战斗轰炸机疯狂轰炸老挝爱国军队的阵地，直接掩护沙湾拿吉集团军队向解放区进攻。
新华社十日讯 利奥波德维尔消息：刚果（利）北部的爱国武装在解放了中刚果省省会利萨拉以后，继续向西南挺进，最近已跨过刚果河，解放了战略要点布温德，并直逼中央盆地省省会科基哈特维尔。
布温德位于斯坦利维尔和科基哈特维尔之间，有公路和河道直达相距三百公里的科基哈特维尔。
爱国武装解放布温德以后，科基哈特维尔的伪军和伪政权十分惊慌，已经有一些人逃窜。
据合众国际社透露，刚果傀儡政权急忙从利奥波德维尔调了一支白人雇佣军前往科基哈特维尔去“救急”，美国的B—26型轰炸机也飞到前线，向爱国武装扫射并发射火箭，企图阻止爱国武装向科基哈特维尔进军。
据报道，最近冲伯伪军在美国飞机、军事人员和白人雇佣军的参与下，在东部地区向爱国武装进行反扑，爱国武装在予敌人以打击后，已主动从北加丹加省省会阿伯特维尔和工业城市马诺诺撤退。
栏目：简明新闻
越南审判十六名美蒋特务
越南（红河）左岸军区军事法庭，七日和八日在广宁省举行公审大会，审判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三日被越南广宁省人民和民兵捕获的十六名美国和蒋介石匪帮特务。
法庭对犯有严重罪行和顽固抗拒的匪徒沈伦判处死刑，“纵队副司令”聂栋轩、队员李振凡二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他十三名罪犯分别被判处十八年到三年的有期徒刑。
东京一万七千人举行集会抗议美国核潜艇进驻日本港口
日本各阶层人士约一万七千人八日晚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美国核潜艇企图进驻日本港口。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春日正一在会上发表讲话说，美国核潜艇停泊日本港口的这一步骤并不表示它有力量，而是说明它在印度支那陷入困境。
他号召一切民主力量团结一致进行斗争，反对美国核潜艇。
西哈努克亲王重申抵抗美国——南越侵略的决心
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八日在茶胶说，美帝国主义者和南越现在向柬埔寨发动严重的攻击，企图在柬埔寨还击时越过边境，以便利用这个作为借口来对柬埔寨进行侵略。
西哈努克说柬埔寨军队已奉命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
印度尼西亚青年示威 抗议美国军事威胁
东爪哇泗水数千青年和其他市民九日在美国领事馆前举行示威游行，强烈抗议美帝对印度尼西亚的挑衅，并反对它在印度尼西亚洋（印度洋）加强军事力量的部署。
英国增兵“马来西亚”
据英国军方发言人说，驻西德来因河地区的英国第二十二轻空防团部队五百多人从八日开始已陆续空运到新加坡，这些部队将“参加紧急作战任务”。
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的四艘舰只（包括一艘导弹驱逐舰、两艘快速舰、一艘舰队供油船）已取消对澳大利亚的访问。
英国政府目前还正在研究其它英国舰只开往东半球海面的计划。
加人民示威反对设置美国核武器
来自加拿大各地的一百五十多名加拿大人，从七日开始在拉马卡萨的美国博马克导弹基地的入口处举行四十八小时静坐示威，反对在加拿大放置美国核武器。
这是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的英雄们。
在他们狠狠的打击下，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一败涂地。
越南北方人民决心随时粉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任何挑衅。
图为八月九日晚，河内青年手执火炬举行示威游行。
左图 七月二十五日，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数千人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示威，声援古巴和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所操纵的美洲国家组织外长会议反对古巴。
下图 八月二十日坦桑联合共和国首都达累斯萨拉姆人民举行示威，反对美国侵略刚果（利）。
八月十五日，来自日本本上和冲绳的代表在海上举行集会，要求制止美国利用冲绳作为侵略印度支那的基地。
图为当载着冲绳岛代表的船只到来时，海上集会者发出欢呼。
（照片全系新华社稿）
一年多来，在我国文学艺术界中有一场颇为热烈的学术讨论。
这场讨论是从一九六二年第十二期《新建设》上发表了周谷城的《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一文以后展开的。
周谷城在这篇文章中对艺术创作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篇文章的观点引起了艺术理论、美学以至哲学研究者的广泛注意，许多人反对周谷城在《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一文中的观点，并就周谷城近几年所写的有关文章中的一些看法展开讨论。
几乎在每篇重要批评文章发表以后，周谷城都写了答辩、反驳文章，坚持自己的观点。
这是一场涉及文艺理论问题的重大讨论。
文艺工作者应当关心它，因为文艺工作者应当懂得一点文艺理论，否则会迷失方向。
其它工作岗位上的同志们，也应当尽可能地理解一点这个问题，以利于开阔视界，提高认识。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这场讨论的内容，现将讨论中所争论的主要问题及主要论点简略介绍于下，以供参考：
一、“无差别的境界”问题
周谷城认为“为着要说明创作，最宜把创作之前的情况先考查考查。
……创作之前的情况是怎样的？
……曰：生活上无差别的境界是也……生活上的问题是一个又一个的来，矛盾是一次又一次的来。
但来了，就逼着我们去解决；
问题或矛盾解决了，生活上必有无差别的境界出现”。
“无差别的境界，就是没有矛盾的境界。”
“平常我们所谓主观与客观，在这里竟是没有区别的”，这种境界“从正面说又叫绝对境界”。
他说：“艺术生活是超越差别，进入绝对的。”
许多批评者反驳他这个看法。
茹行说：“在社会生活过程中没有矛盾的无差别境界是永远不会出现的。”
周谷城肯定“无差别的境界”的存在，就否认了矛盾的普遍性。
把艺术当成对于“无差别的境界”追求的手段，“会使艺术失去它所应该负起的崇高的社会作用”。
王子野、朱光潜等人指出：旧矛盾解决了，又有新矛盾，中间没有无矛盾、无差别的境界。
如果承认了事物发展过程中有一个没有矛盾的阶段，“那么，下一步发展究竟从哪里得到推动力或原因呢？”
许多文章认为周谷城从“无差别的境界”推演出的“断而相续”说是站不住脚的。
李醒尘进一步指出：“所谓‘无差别的境界’和有差别的境界都是周先生虚构的主观的精神境界。”
周先生用主观精神顶替了客观现实，终于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我论和历史唯心论，由此完全否定了客观现实中的矛盾斗争，尤其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二、艺 术 的 源 泉
周谷城说：“美的源泉只能从斗争中来。
没有斗争，便没有成败可言；
决有成败可言，感情或情感便不会发生；
情感不发生，美的来源一定枯竭。
……美或艺术或艺术品，却是以情感为其源泉的。”
他还说：“我们只能说，生活上感人最深的一段，所产生的情感，被艺术家捉住，使之成体，附以形象，以便独立感人。
我们不能说一切生活都是感人的，都是艺术的源泉。
一切生活如果都是感人的，都可以产生强烈感情，那么艺术家所谓选择题材云云，更毫无意义了”，“资产阶级固然认情感为艺术源泉，无产阶级亦未尝不以情感为艺术所决不可少”。
王子野、茹行等人都认为周谷城的艺术“以情感为其源泉”的说法是错误的。
他们强调社会生活是艺术唯一的源泉。
茹行认为“周先生多次强调艺术以情感为源泉，否认社会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他的真正目的无非是要想说明艺术的源泉不在客观世界，而在艺术家的主观世界。”
朱光潜认为周谷城的观点是资产阶级的表现主义，“而在艺术的任务就只在表现情感这个基本观点上，则鲍山葵，克罗齐和周先生却完全是一致的。”
关于周谷城把“选择题材”等作为艺术源泉是情感的论据，许多人指出这是混淆问题。
茹行说，说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决不意味着生活就是艺术。
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和“艺术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两种提法是毫无矛盾的。
马奇认为，周谷城的论点否认艺术反映人民生活的必要，否认艺术家到火热的斗争中的必要。
他进一步指出：“任何经过精巧伪装的脱离以社会生活为艺术的唯一源泉的理论，都不过是诱劝革命艺术家脱离社会生活，反对艺术家改造世界观，畏惧革命艺术品的产生的骗局。”
三、艺术创作过程的特征
周谷城以为“创作过程应该是由主观到客观的‘斗争’，不应该是主观与客观的‘平行’。
创作开始之前作者有强烈的主观要求；
创作进行之时，主观与客观有尖锐的冲突对抗；
创作成功之后，主观应已被表现为客观了”。
他认为，创作活动只能在生活不平静之时开始，这种不平静的生活，有三个特点：“一则客观的情况明白显现，与自我相违，即与主观对立起来，阻挠着身体的活动，使不能畅快的前进。
二则主观的心理活动，原是与身体的活动融合无间的，现则分别显现，跳出来独立活动。
三则生活陷入不稳定，甚至很痛苦的境界中；
主客观互相分离，心、身不能统一，统一的活动受着阻挠。”
这时候，“独立的心理活动”成了一般所谓思维，要“缓和生理的活动”、“消除当前的障碍”、“恢复心身的统一”，于困境中找出可行之路，这就是理想。
“一个理想提出来，只诉诸情感，不付诸实行”，这样的实现“可称之为理想的虚拟的实现”，即艺术的实践。
王子野认为这实际是资产阶级理论家抽象的心理分析法的再版。
陆贵山认为周谷城是“把思维的内容片面地限定为孤立于社会生活之外的个人生活，而绝口不谈思维内容的社会性和阶级性”。
马奇批评了周谷城所说“使情成体”并不是什么“美的创造的科学过程”，他认为“这不过是为否定艺术的客观内容的形式主义直至破坏形式的形式主义辩护的理论。”
茹行认为周谷城把理想看作个人设法走出困境、追求“心身统一”的道路，是和实用主义观点相近的。
他也认为用“使情成体”、“理想虚拟的实现”来说明创作过程是走向主观唯心主义的“自我表现说”。
姚文元认为：“在周先生看来，创作过程不是客观的人类社会生活经过思维的矛盾运动而反映到艺术家头脑中来的过程，而是经过主观同客观的猛烈‘斗争’使主观表现为客观的过程。
这是赤裸裸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创作论。”
四、艺术中的情与理
周谷城以为“艺术品之发生作用，在于以情感人：一件艺术作品，一方面体现情感，另一方面则动人情感”，使“被感动者全人格受到震动，而不自知其所以然”，这种情况，他说“颇近乎一般所谓直觉”。
至于艺术中的情是什么样的情，他以为必须表现“真实情感”，而反对提“阶级情感”。
他的理由是：“阶级感情四字太无一定，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仇恨？
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仇恨？
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的感情？
这样含糊的名词在这里不能使用；
要使用还须另加说明，倒不如不用”。
“斗争并不止于阶级的，还有人对自然的斗争。
人对自然斗争所生的情感，不能归入阶级情感内。
如农民对天灾所生之感，渔民对海浪所生之感，就不好说是阶级感情。”
“真实感情范围大于阶级感情；
我们讲艺术理论，当取范围较大者。
……个人作品所表现的感情是具体的，决不是含糊笼统的阶级感情四字所能代替。”
许多批评文章中都反对周谷城这样的观点。
王子野认为，“艺术作品既要有感情，又要有思想，两者不可缺一”，而“感情总是受理智、思想支配着的”。
陆贵山认为“艺术形象是认识和情感的合金”，“艺术的情感因素产生于并服务于对真理的认识”。
他问周谷城“片面地夸大情感，把情感说成是艺术中唯一重要的因素，想置理智和思想于何地呢？”
朱光潜指出：“由于在艺术中排斥了‘理’，周先生就必然要排除艺术的思想性和认识作用。”
他以为这是周谷城的表现主义在情与理关系上必然会有的观点。
对于周谷城强调“真实情感”，反对提“阶级情感”的观点，许多文章都进行了批评。
茹行认为周谷城的观点，“除了把人看作超阶级的抽象的人，把‘范围’扩大到寻求‘共同人性’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呢？”
朱光潜认为周谷城的观点是超阶级的。
他说“问题在于怎样才算‘真实’。
在阶级社会中，情感必然带有阶级的烙印”，是按不同阶级情感去表现呢，还是皂白不分，“汇合”之为“情感”（例如爱与恨）取消其阶级内容呢？
他反问周谷城这两种哪一种才算“真实”’呢？
五、时 代 精 神
周谷城认为艺术创作要有超出模仿的东西，“超出模仿的东西，就一方面说，虽属出于创作；
然就另一方面说，却是广泛流行于整个社会的时代精神”。
各个时代有不同的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
“各时代的时代精神虽是统一的整体，然从不同的阶级乃至不同的个人反映出来，又各截然不同。
这种种的不同，进入各种艺术作品，即成创作的特征或独创性，或天才的表现。”
许多批评文章中认为这观点是周谷城“真实情感”说的必然结论。
茹行认为“在历史上，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从来也没有‘汇合’成一个统一的时代精神”。
“时代精神无非是指某一历史时期内在某一社会中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力量”。
周谷城的观点“把各个阶级的思想并列混合，否认无产阶级思想的绝对领导地位，否认无产阶级思想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不可调和的斗争。”
姚文元认为周谷城“抹杀矛盾双方的不同性质，否认经过斗争产生的革命转化，这就是周先生认为，‘不革命，反革命’思想都‘汇合’成时代精神的哲学根据。
这在方法论上是一种诡辩。”
姚文元还认为“我们常说的文艺要表现今天社会主义时代的时代精神，就是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就是革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的伟大的精神面貌，就是革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中的伟大的精神面貌，而不是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投降帝国主义的种种精神。”
在七月七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金为民、李云初的《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
这篇文章是支持周谷城、反驳姚文元的。
文章中说，历史上“既有先进的革命的时代精神”，也有“腐朽、反动、停滞、落后的时代精神”。
他们认为艺术中各阶级、阶层的各种典型人物，都直接体现时代精神，认为现在写人物要注意“更有普遍常见的、平凡的人之常情”。
六、艺术的社会作用
周谷城认为艺术创作的社会作用“可以勉强分为较大的三项：一曰填补不足，二曰纠正错误，三曰发扬优点”。
“真正的艺术作品，不是以理服人的，而是以情感人的。”
“被理说服者，可以参加对自然的斗争或对阶级的斗争，推着历史前进；
被情感动者，更可以参加对自然的斗争或对阶级的斗争，推着历史前进。”
“艺术作品，只要是体现了真实情感的，都是可以动人的。
就这点说，理想的虚拟的实现，其作用可以是很长远的：……只要它所体现的情感还是人类中可能有的，其感人的作用亦必随着存在，是曰不朽。”
批评周谷城的文章则认为这是不符文艺实际的。
马奇说，现在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超阶级的统一的一般的艺术，“属于不同阶级的艺术，将发挥不同的社会作用”。
他指出周谷城抽象谈论理想、艺术作用后说：“对艺术的社会作用，必须作具体的阶级分析”，“如果不放弃超阶级的抽象的议论，不认真贯彻阶级分析的方法”，不论怎样装点门面，也掩盖不住问题的实质。
茹行认为“艺术不仅诉诸我们的情感，而且也要诉诸我们的理智”。
如果艺术认识只能停留在直觉的阶段上，那么艺术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也就非常可怜了。
陆贵山认为，“以普遍人性论为基础的人的共同情感是不存在的，艺术作品的不朽也不是因为它体现了什么人类情感的‘通性’。”
王子野说：“不朽的作品一定有真实的感情，但是有真实感情的作品未必都能不朽”，不能撇开思想内容去评价。
应该强调阶级感情，而不是抽象的真实感情。
（原载《人民日报》）
作者：魏巍
反对无产阶级文艺的人，和不高兴无产阶级文艺的人，总是要通过种种办法来反对它。
前几年，一些人采用的办法是，取消世界观对创作和生活的指导作用。
其实，他们的用意，并不是反对一切世界观，不过是反对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罢了；
只要把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攻掉，也就天下太平，没有了无产阶级的文艺。
大家知道，这种打算，已经转化为它的反面。
现在呢，又出现了一种新办法——“汇合”的办法，就是把不同阶级的思想意识“汇合”成为一个“统一整体”，以便腐蚀、消溶革命的力量。
这样下去，也就没有了无产阶级的文艺。
例如，周谷城关于时代精神的论点，就是这样。
这当然不能不引起激烈的争论。
这个争论，看来有两个斗争的焦点。
其一是，究竟承认不承认一定历史时期的先进阶级有资格作为时代精神的代表？
其二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各对立阶级的思想意识究竟能不能“汇合”为同一个时代精神？
由于时代精神问题密切联系着创作的实践，也就必然引伸到对艺术典型的不同理解。
下面，仅就以上三个问题，谈一些初步的看法。
谁有资格作时代精神的代表？
关于文艺创作中的时代精神问题，这决不是没有特定含义的、超时间的、超阶级的概念。
通常说，一部作品是否具有时代精神，是看它是否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先进阶级的思想、感情和历史要求，只要是反映了这种思想、感情和历史要求的，也就必然是同时代前进的方向相一致的，这种作品，就是具有时代精神的作品。
反之，如果一部作品，反映的是反动阶级的思想、感情和要求，也就必然是阻挠时代向前发展的东西，这种精神，只能称之为反动精神，而没有资格称之为时代精神。
如果再说得简单一点，通俗一点：时代精神，就是推动时代前进的精神；
时代精神的代表，就是推动时代前进的先进阶级。
试看，今日之域中，“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难道离开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离开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竟可以来谈时代精神么？
难道那些阻挠时代前进的害人虫，包括几只“嗡嗡叫”的苍蝇在内，竟是时代精神的代表么？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只有先进阶级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所以，承认不承认先进阶级是时代精神的代表，实质上也就是承认不承认先进阶级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的问题。
在《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这篇文章里，周谷城批评姚文元说：“姚先生认为今日这个时代的精神，就是革命精神。
其实这只能算是抽象概括的说法；
若就事实稍稍分析，我们就会觉得并不如此。
革命精神之外，还有些非革命的、不革命的、乃至反革命的种种；
这在国内是如此，在国际更是如此。
反转来说，谓革命精神就是今日这个时代的精神，对不对呢？
以偏概全，为逻辑所不许；
如一定要这么说，至少须加三个字，曰‘的主导’，或‘为主导’。”
这里可以看到，如果不把那些“非革命的、不革命的、乃至反革命的种种”一起称为时代精神，他是无论如何也不甘心的。
表面上看，他对那种“以偏概全，为逻辑所不许”的理论似乎作了“的主导”或“为主导”的宽宏大量的“让步”，实际上，还是非要把那些“非革命的、不革命的、乃至反革命的种种”塞进时代精神不可。
而且，即使这种“让步”，也是虚伪的；
只要往文章后面看一看，就会发现周谷城对先进阶级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的看法，是抱着何等明确的否定的态度。
他说：“地主思想固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其实离开了斗争过程，即农民思想也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
问题提得多么肯定呵！
那么，谁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呢？
周谷城说：“进步的动力，只能于斗争过程本身去寻”，哦，原来“斗争过程”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请看这位史学家，发出的是何等的奇谈怪论！
在这里，革命的力量与反动的力量，新生的力量与腐朽的力量，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与阻挠历史前进的力量，竟是没有分别的！
在进步动力上，竟是半斤八两平分秋色的！
如果说这也叫“辩证法”，那真是对辩证法的污辱。
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难道推动革命事业发展的不是革命阶级吗？
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三一页）这不是对历史发展的动力的最好说明吗？
这同周谷城的“斗争过程”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说法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难怪周谷城不承认先进阶级是时代精神的代表，因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他都是不肯承认的！
我们很想问一问：周先生！
你是一个历史学者，你天天给人讲历史，你想必是很懂得历史的，可是你故意抹杀革命阶级的历史作用，究竟是什么用意呢？
周谷城依据自己的论断，归结到“任何艺术作品只能反映斗争过程的一部分，也必须反映斗争过程的一部分”。
似乎只要反映了斗争过程的一部分，也就找到了推动历史的动力，也就体现了时代精神。
我们说，艺术作品当然要反映斗争过程的一部分，可是《水浒传》反映了斗争过程的一部分，《荡寇志》也反映了斗争过程的一部分，难道都同样找到了推动历史的动力吗？
都同样地具有时代精神吗？
金为民、李云初支持周谷城的观点，并且进一步提出：谁取得支配地位，谁就是时代精神的代表。
这完全是错误的。
我们说，谁有资格作时代精神的代表，不是看它是否占据着支配地位，而是看它是否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方向。
过去的历史表明：资产阶级在它的上升时期，并没有居于支配地位，然而它可以同其它革命力量一起成为时代精神的代表；
相反，在它居于支配地位之后，由于它的进步性逐渐丧失净尽，它反而没有资格再成为时代精神的代表，而只有资格成为反动精神的代表。
这时候，时代精神的代表，已经光荣地转移到世界无产阶级的身上，不管它是否取得了支配地位，或者只不过是“星星之火”。
这样看问题，不仅不是什么“抽象的、凝固不变的公式”，并且真正是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用革命的观点看问题。
相反，认为谁取得支配地位谁就是时代精神的代表，这才真正是“抽象的、凝固不变的公式”！
他们还说：“时代的发展总趋势，固然是象姚文元同志所指出的，是‘新生事物必然代替腐朽事物’，但是否是‘直线前进’，没有暂时停滞倒退的阶段呢？
如有，那么在这阶段中，‘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事实上不占主导地位，不起主要作用，也就是说它事实上并没有起着‘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那是否还应该称之为‘时代精神’呢？”
又说，“如果它不占主导、支配地位，却仍然称之为时代精神，是不是有些不够实事求是？”
他们举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时期”的三十年代初为例，好吧，就拿这个时间说吧。
这时候，中国革命的力量，从表面来看，的确是很弱小的，简直谈不到支配地位；
照金、李的看法，照耀万古的井冈山精神，震撼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直到今天，它仍旧为全世界的革命人民所称道，成为鼓舞他们前进的精神力量），竟不但没有资格成为时代精神的代表，并且连“时代精神”也不能叫，如果叫了，就不够“实事求是”了！
因为他们“事实上并没有起着‘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
这样说，中国的无产阶级，从哪一年起才忽然之间有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呢？
而在这以前，是谁起着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呢？
如果说，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无产阶级才有了一点儿时代精神，在这以前，他们的精神是什么精神呢？
如果金、李的看法可以成立，那么，在中国相当长的历史上，只有皇帝老子才代表了时代精神，随后，袁世凯、北洋军阀、蒋介石和他那伙保甲长们，才代表了时代精神；
今天的世界，也只有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手持皮鞭的总管们代表了时代精神，因为今天世界的大部分地方，不正是他们占据着“支配地位”么？
不，不能这样认为；
除非他戴着剥削阶级的眼镜，看不清时代的风向。
各对立阶级的思想能够“汇合”吗？
周谷城不承认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精神是时代精神。
那么，什么是时代精神呢？
他提出，各不同阶级的思想意识“汇合”起来才能叫做时代精神。
他认为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一种“广泛流行于整个社会的时代精神”。
他说：
“在原始氏族社会，因着人与自然的斗争，部落与部落的斗争，常形成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汇合而为氏族社会的时代精神。
在奴隶制社会里，生产力比以前大大进步了，社会分裂成为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同阶级，压迫与被压迫的不同阶级。
随着阶级出现的有国家制度。
这时的人，除与自然作斗争外，尚有阶级与阶级的斗争，民族与民族的斗争。
所有这些，又形成较前此更复杂的思想意识，汇合而为更复杂的奴隶制社会的时代精神。
由奴隶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随着不同，各种斗争亦随时代而有异。
封建时代，农民反抗封建地主的压迫和剥削，不断爆发斗争；
资本主义时代，工人反抗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也不断爆发斗争。
因此，封建时代又有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
资本主义时代，又有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
各时代的时代精神虽是统一整体，然从不同的阶级乃至不同的个人反映出来，又各截然不同。
这种种的不同，进入各种艺术作品，即成创作的特征或独创性，或天才的表现。
就其广泛流行于整个社会而言，曰时代的精神；
就其分别反映于具体作品而言，曰天才的表现。”
这里，劈头就可看到，周谷城对无阶级社会同有阶级社会，竟是不加区别的，这种超阶级的观点，是多么荒谬。
自从人类社会产生阶级以来，各对立阶级的思想意识，只能是新生的一方战胜腐朽的一方，是决不能“汇合”为同一个时代精神的。
周谷城责备别人是“抽象概括”，我们倒很希望他对艺术现象，多来些具体分析。
例如《水浒传》与《荡寇志》，能够“汇合”为同一个时代精神吗？
《大路歌》与《毛毛雨》能够“汇合”为同一个时代精神吗？
《义勇军进行曲》与《大东亚进行曲》能够“汇合”为同一个时代精神吗？
《霓虹灯下的哨兵》与摇摆舞能够“汇合”为同一个时代精神吗？
如果能“汇合”的话，它们究竟是怎样“汇合”的？
如果解释不通，或者故意躲避“汇合”这两个字，那就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可以看到，这种“汇合”论的实质，就是地地道道的阶级调和论。
当这种谬论受到批判的时候，他象一个善于用遮眼法的魔术师，急忙地想借用对立统一的外衣遮掩起来，结果却搬出一个“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来冒充辩证法。
这样，马脚反而更加暴露了。
在这篇文章里，他不厌其烦地举出种种事例，想借用事物对立面双方的相互依存，来为他的“汇合”论辩护。
在他看来，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可以用他的“汇合”法成为一个“统一整体”；
只要证明统一物是部分合成整体，仿佛就可以解脱他的困境。
结果呢，恰恰证明，他看问题的方法，不是“一分为二”的辩证法，而是“合二而一”的矛盾融合论。
把对立物“汇合”为一个“统一整体”，与把统一物“一分为二”，这是截然相反的。
前一个是调和精神，后一个是革命精神，这既不能混同，也不能冒充。
周谷城把不同阶级的思想意识“汇合”为“杂烩的一锅”，不去区分矛盾双方的不同性质及相互转化：不去指明，何者是新生的一方，何者是腐朽的一方；
何者是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一方，何者是阻挠时代前进的一方；
何者是终于要胜利的一方，何者是终于要没落的一方；
而让它们“汇合”起来，然后把这个“汇合”物称作时代精神，这不是调和论是什么呢！
前面提到，周谷城死也不肯承认先进阶级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不肯承认先进阶级有资格代表时代精神，把矛盾的双方看成半斤八两，就是抹杀矛盾双方不同性质的明显表现，也就是他的这种“合二而一”的调和论必然结论的。
由此可见，他的“统一整体”并不是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只不过是一个把各种阶级思想炖在一起的、形而上学的周氏“杂烩锅”而已。
他的这个“杂烩锅”，其妙用既在于“汇合”，既在于制作“大杂烩”，怎么肯又怎么能“一分为二”呢？
毛主席告诉我们：“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三二一页）学习辩证法，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不懂得这一点，就是根本不懂得辩证法。
不承认这一点，就无法树立革命观点，就无法成为彻底的革命派。
如果把辩证法的斗争的绝对性看成相对性，把统一的相对性看成绝对性，那更是对辩证法的歪曲。
“合二而一”论者的错误，正是出在这里。
不过，对周谷城说来，这也毫不奇怪。
因为他本来就是个羡慕和主张“无差别境界”的人，主张“汇合”的人，如果要求他也懂得辩证法，那就非摔碎他的“统一整体”的“杂烩锅”，另起炉灶不可了。
周谷城会说：且慢，我还有一个“分别反映”！
我让各种不同阶级的思想在“杂烩锅”里“汇合”以后，还让它们“分别反映”出来呢。
不错，他的确说过：“各时代的时代精神虽是统一整体，然从不同的阶级乃至不同的个人反映出来，又各截然不同。”
好，让我们看看这“分别反映”出来的，是什么样的“截然不同”吧！
他接着说：“这种种的不同，进入各种艺术作品，即成创作的特征或独创性，或天才的表现。”
噢，原来“截然不同”的，只是这么几个东西！
大家知道，创作特征或独创性，基本上属于艺术风格的范畴（当然它同内容是联系着的），天才的表现，无非是作家艺术才能的高低问题，长短问题。
这一来，问题是多么清楚明白呵！
原来各敌对阶级的思想经过“汇合”“分别反映”出来的、“截然不同”的，只不过是艺术风格的差异和艺术才能的高低罢了。
所谓不同阶级思想在“统一整体”内的“对立”、“斗争”，“无时或忽”，“不能彼此代替”云云，到头来，呜呼哀哉，只剩下这么一点可惜的东西！
如前例所指，难道《水浒传》与《荡寇志》，《大路歌》与《毛毛雨》，《义勇军进行曲》与《大东亚进行曲》，《霓虹灯下的哨兵》与摇摆舞等等，它们二者之间，仅仅是创作的特征不同么？
仅仅是独创性不同么？
仅仅是才能高低不同么？
同一个阶级的作家，不是也存在着风格、才能的差异么？
这哪里还有什么不同阶级思想的对立呢！？
瞧，这个“分别反映”，不同样证明周谷城是地地道道的阶级调和论么！
一句话：“大杂烩”并不等于时代精神！
“杂烩锅”也并不等于对立统一！
时代精神与“历史具体性”
时代精神问题，的确是直接关系到文艺的性质、内容的重大问题。
对时代精神的不同理解，当然就会产生对创作实践的不同认识。
例如金、李，他们不同意先进阶级代表时代精神的提法，认为这样提，就会同文艺创作的“历史具体性”发生矛盾。
他们甚至认为，姚文元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学要表现“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是为“反历史主义倾向开辟道路”，在创作实践中，便会把“三十年代的时代精神的正面典型与六十年代的正面典型，以及六十年代的正面典型，与共产主义建成之后的正面典型”，写得“没有什么性质、内容上的差异了”！
金、李先生的问题不仅提得十分离奇，而且近于荒唐。
难道社会主义文学去表现资产阶级的反动精神，反而是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么？
作品就有了“历史具体性”么？
这至少说明，他们对时代精神同艺术描写的“历史具体性”的关系，并不怎样清楚，如果不是故意歪曲的话。
什么是“历史具体性”呢？
无它，它的科学含意就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只要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也就最好地表达了“历史具体性”。
而时代精神，也并不是抽象的、外加于历史的东西，它同样是来自历史生活的深处。
比如，我们说我们的时代精神，是“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难道这是革命作家的空洞想象么？
难道我们的生活里不存在这种精神么？
我们党在几十年间领导的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革命运动，难道不正是这种“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的鲜明表现么？
我们的作家要表现这种时代精神，为什么同“历史具体性”就会有那么大的矛盾呢？
不，这二者并无矛盾。
因为艺术描写的“历史具体性”，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简言之，都是要求作家站在先进阶级的立场从历史出发，从生活出发；
而表现时代精神，并不要求作家作抽象的体现，而同样要求作家站在先进阶级的立场从历史出发，从生活出发。
这二者完全是一致的。
而且，应该说，愈是重视艺术描写的“历史具体性”，愈是注意“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创造，作品就愈加具有艺术的魅力，也就愈能表现时代精神。
具有现实主义素养的作家懂得：不仅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历史具体性”，即是同一时代的不同阶段，甚至不同年代，不同地区，也有不同的“历史具体性”。
例如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是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些不同阶段的英雄人物，他们对革命的忠实虽是一致的，但他们却有不同典型环境所形成的特殊风貌。
要求体现先进阶级代表的时代精神，并没有要求把他们写得一模一样。
例如“潘虎”这个典型人物，不仅同雷锋不同就是同其它革命阶段的英雄人物也颇不相同。
人们都称道这个人物写得好，并没有责备作者没有表现时代精神，也没有要求把“潘虎”写得象雷锋一样。
认为表现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会抹杀“历史具体性”，就会“拔高”人物，就会“反历史主义”，这不过是不满意把革命阶级的精神当作时代精神所加给人的“罪名”而已。
我们说，恰恰相反，如果把反动精神当作时代精神去描绘人物，那倒注定是从头到尾的“反历史主义”。
最荒唐的是，金、李为了证实表现“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是“抽象的、凝固不变的公式”，说这样会使不同时期的正面典型，“没有什么性质、内容上的差异”！
我们说，只要严格地按照“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来创造人物，当然就会有差异，而且也会有内容上、性质上的差异。
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英雄人物，不一定每一个都有社会主义的觉悟。
这同今天的英雄人物相比，不是内容上、性质上的差异么？
作家在塑造这种典型人物的时候，也没有必要硬把他提到今天的水平。
这样一来，尽管表现出来的某个个别人物仅只具有民主革命的觉悟，但只要作家是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去分析、表现人物，这个作品就仍旧可以说是属于社会主义文学，表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
因为这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家所写的这类人物，毕竟会是不同的。
其实，只要历史地、具体地描绘现实，不仅不同时期的英雄人物有内容上、性质上的差异，即同一个时期的英雄人物，也会有这种差异。
但是，看来金、李不满足这种差异，是不是要找出革命与反革命这样的“差异”才算是“性质、内容上的差异”呢？
如果是这样，那就不是英雄人物性格的差异，而是要求把反动的或落后的人物来冒充英雄人物。
其实，只要认真研究一下，就可以发现，他们关心的并不是什么“历史具体性”，关心的倒是反动精神能不能成为时代精神，反动人物能不能成为时代的主人公！
这样说，丝毫也不是耸人听闻，请看他们的文章：“时代精神的本质与特色，应由当代占支配地位的生活方式、精神状况，即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
作品的时代精神，即看其是否反映了各个时代的这些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从矛盾的总体上，及互相联结的形态上），特别是要看这主要方面，反映得是否鲜明、充分。”
（着重点是我加的——魏）请同志们仔细看看这一段的意思！
这就是说：谁取得支配地位，谁就能代表时代精神，文艺作品就应当写谁；
而且还要特别把“支配方面”写得鲜明、充分！
这就等于说，在封建社会中，把皇帝老子、大小地主写好，就算反映了时代精神；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把资本家和他们的佣仆写好，也就有了时代精神；
而且还必须写得鲜明、充分！
他们对地主、资本家是怀着何等高的崇敬，何等高的热忱呵！
那末，社会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和其它革命群众居于支配地位，照理也该有资格代表时代精神了吧，照例也应当把他们写得充分、鲜明一点吧！
不然！
他们说：“我们是否可以断言，在这整个历史时期，不论在何时何地，总是‘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占主导的方面，而不存在暂时的局部的倒退、变质的可能性呢？
我们以为这种论断，不管作者是否愿意，它在实践上可能产生的后果是：以作者的‘革命臆想’去代替革命发展中的现实，‘把自己的主观愿望，自己思想上、政治上的态度，当作为客观事实。
’”呜呼！
无产阶级生于当世，何不幸如斯也！
当你没有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人家说你没有资格代表时代精神；
你取得了支配地位，人家又说你的地位还不保险，还是没有资格代表时代精神！
那末，什么时候你才有这种资格呢？
共产主义社会？
可是那时阶级已经没有了。
看来，人家已经把地盘挤得精光，时代精神的代表，你此生就休想了罢！
创造新英雄人物是表现时代精神的核心问题
不，不行。
无产阶级还是要挤阵地，扩展自己的阵地。
在文艺创作中，什么是表现时代精神的最重要的问题？
我们说，创造新英雄人物（更本质地说，是创造无产阶级的先进人物）是时代精神的核心问题。
对革命的文艺兵说来，这是头等大事。
因为在这些先进人物的身上，不仅最鲜明地、最集中地体现了时代精神；
更重要的是，塑造这种艺术典型，将更加有力地推动历史前进。
实在说，这就是制作无产阶级的精神原子弹！
反对无产阶级文艺的人，和对无产阶级文艺不感兴趣的人，当然要设法反对和抵制革命文艺的这一重要课题。
例如金、李就是这样。
他们提出：“要塑造能够充分体现当代的时代精神的英雄形象，是不是只要让他们最集中地表现出‘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表现出当代最先进、最革命的精神（当然同时是个性化了的），就有可能塑造出当代的英雄典型呢？”
这就是说：仅仅表现无产阶级的精神，即是个性化了的，也不行，也是不能塑造出当代的英雄典型的。
那可怎么办呢？
下面他们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不要表现当代英雄与当代亿万革命人民在精神上所共有的精神状态或广泛存在的精神联系呢？
（不仅有革命的、先进的，而且更有普通常见的、平凡的人之常情；
它们不是革命、先进的，可也并非就是不革命、反革命的精神因素）否则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不能离开历史，就象人的身体不能离开皮肤一样’的不可避免的时代的局限性，我们的当代英雄身上还有没有呢？
它是否仅仅只是在某种个性表现形式上，或外部环境方面存在，在精神境界、内在品质方面则过去、现在与未来，就毫无质上的区别呢？”
这里可以看到，金、李对他们所说的“更有普通常见的、平凡的人之常情”，抱有相当浓厚的兴趣，并把它看作是创造当代英雄典型的成败的关键。
可是，这里说的“普通常见的、平凡的人之常情”，究竟是哪一种人之常情呢？
是无产阶级的人之常情呢？
还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封建阶级的“人之常情”呢？
比如雷锋在车上帮助列车员扫地、端水、为旅客服务，这在资产阶级看来，就是违背“人之常情”的，你又不是列车员，搞这个，不是叫人看着怪别扭的么？
如果再把它写在书上，搬到舞台银幕上，那就更使人不能忍受了。
而在无产阶级看来，这是英雄行为，也是人之常情。
列车员那么忙，出来帮一把手，使大家更舒适一些，这不是地地道道的人之常情吗？
如果指的是这种人之常情，写英雄的品质与写人之常情，不仅毫无矛盾，而且完全是一致的。
如果指的不是这种人之常情，而是相反的“人之常情”，比如在火车上抢座位，本来是一个人却要占两三个人的座位，这倒也是“普通常见”的，也不能说他就是“反革命的”，但我们能说这是合于人之常情的么？
如果金、李要求于当代英雄典型的，就是充满了这种更“普通常见的、平凡的人之常情”，还能称之为英雄人物么？
现在，在我们刚刚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新社会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还大量地、顽固地存在着。
这种习惯势力，就其阶级实质说，就是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坏影响。
也正是金、李所说的“人之常情”。
金、李要求表现当代英雄“不仅有革命的、先进的，而且更有普通常见的、平凡的人之常情”，指的就是这种东西。
他们认为，如果不写出这种东西，就会象人的身体离开了皮肤，就没有了“历史局限性”，就会写不成“当代英雄的典型”。
我们的认识恰恰相反。
在社会主义的当代，同这种旧社会习惯势力展开坚决的斗争，务必战而胜之，正是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的英雄之所以有资格称为社会主义的英雄，正是因为他们是这种旧社会习惯势力的死对头，他们不但敢于同这种旧思想、旧感情、旧习惯彻底决裂，而且敢于同它们展开坚决的搏斗。
雷锋之所以成为雷锋，董加耕之所以成为董加耕（以及其它许多英雄人物），难道不正是因为他们身上具备着这一重要的精神特征么？
这些英雄人物之被称为“新”英雄人物，“新”就“新”这里。
老实说，一个人不肯或不敢同旧思想、旧感情、旧习惯分家，是不能成为我们时代的英雄人物的；
在艺术作品里，他同样无权成为英雄典型。
当然，这不等于说，我们的英雄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是同现社会隔着什么绝缘体的英雄，是身上没有任何旧影响的英雄，不，完全不是这样。
恰恰相反，我们的英雄，他们的好品质，正是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锻炼成的，正是同别人也同自己可能受到的旧影响的毫不妥协的战斗中锤炼成的。
同时，笔者也没有这样的意思，写任何英雄人物，都必须象刀切那样的整齐，不能有上下高低之分。
不，不是这样。
金圣叹分析《水浒传》里的农民英雄们，有所谓“上上人物”、“上中人物”等等，不管分析是否正确，同是英雄人物，却是有区别的。
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也会是这样。
有的人可能缺点多些，有的人可能缺点少些，但不论多、少，他们都必须是坚决彻底的革命派，而不是动动摇摇的妥协派；
都必须是居于斗争的最前列，向反动阶级、反动思想冲锋陷阵的勇士，而不是徘徊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势力之间的中间派。
至此，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到：金、李劝告我们着力去写那种“普通常见的、平凡的人之常情”，那种“不是革命、先进的，可也并非就是不革命、反革命精神因素”（到底是什么怪东西！），并不是什么新创造，不过是重复国际上早就出现过的“非英雄化”的谬论而已。
这种谬论实际认为，生活中真正大公无私的英雄是不存在的，人都是一样的人，“不好为坏”，“亦好亦坏”。
这样一来，好人同坏人，先进与落后，他们不同的阶级实质就被悄悄地抹掉，用“合二而一”的妙法“汇合”在一处。
其实质完全是超阶级的“人性论”的立场。
金、李用“非英雄化”来代替创造新英雄人物，这无疑是把无产阶级的先进人物——我们时代真正的主人公，排挤出文艺领域之外；
而把那些庸俗、自私的阶级和阶层奉为时代的主人公。
掌握先进阶级的世界观是表现时代精神的关键
我们大力提倡创造新英雄人物，据我的理解，是说，他们是我们时代的主人公（因为他们是革命群众的真正代表），因此，也应该成为艺术作品的主人公；
并不是说，艺术作品不能够表现其它典型人物，如中间人物、落后人物和反动人物。
因为不论从社会生活来说或者从艺术创作来说，都不是单一人物所能构成的。
在社会生活中，先进人物不能不同反动人物并且也同落后人物发生激烈的冲突；
也不能不团结教育中间人物一道前进，否则，他就无法战胜反动人物，他无法将落后人物争取到进步方面。
在改造世界的各项艰巨斗争中，先进人物之间，也不可能由于性格、觉悟、水平、思想方法的不同而不发生矛盾。
总之，就无产阶级文艺的总体说，新英雄人物必须是不可代替的主体；
但是，某一些作品，由于主题需要，把其它典型人物作为具体作品的主人公，也应该是允许的。
不从作品的实质看问题，仅仅从形式上，把创造新英雄人物的问题孤立化、绝对化，对我们无产阶级的文学事业也是很不利的。
紧接的问题是：表现中间人物、落后人物和反动人物能够体现时代精神吗？
关键问题，是作家的世界观问题，即作家本人是否具有先进阶级的思想。
如果具有先进阶级的思想，不仅写先进人物能够体现时代精神，写反动人物、中间人物和落后人物，也可以通过作者对反动人物的深刻揭露和批判，和正确描绘中间、落后人物的转变过程显示出时代精神。
反之，如果作家本人不具有先进阶级的思想，则不仅写反动人物、中间人物和落后人物的作品，无法显示时代精神，即使写先进人物也会被歪曲，也难以揭示出时代精神。
因为不论写什么人物，都是通过作者的认识、作者的态度提供给读者的。
描写先进人物，是通过作者充分揭示先进人物的精神面貌、思想品质、理想要求来体现时代精神的；
描绘反动人物，是通过作者深刻揭露其反动腐朽的本质，和必然没落的前途来显示出时代前进的脚步的；
中间人物和落后人物，他们摇摆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大对立势力的尖锐冲突中，面临着两种转变，或者是革命性的转变，或者是转向落后与没落，也要通过作者正确地反映出这种变化过程，才可以表现出时代精神。
总之，无论创造哪种典型人物，离开了作家先进的世界观而能体现时代精神，都是不可思议的。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写以反动人物为主要描写对象或以中间人物、落后人物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品，也要揭示正面力量精神上的强大（尽管它可以处于暂时的劣势）；
即使正面人物不登场的情况下，也需要使读者感觉到有强大的革命力量存在着，作者只不过暂时把这种力量置于幕后罢了。
金、李提出：“如果不论什么时代，都只有正面、先进的典型形象，才能直接体现时代精神，而反面的典型，则只能从作者的批判态度中间接地体现，而不是从反面典型所概括的客观现象中体现，则无疑是说，时代的典型可以不表现时代精神，不表现时代精神也可以成为时代典型了，是否说得通？”
作者举出“果戈理、谢德林笔下的那群地主、官僚、‘小人物’的典型形象”，“奥勃洛摩夫这个典型”，“契诃夫笔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小市民的典型”等等，判定这些典型形象，即使离开作家的批判态度，也可以“从反面典型所概括的客观现象中”体现出时代精神。
话说得多么坦白呵！
这就等于说，不管作者批判不批判，那群地主、官僚本身就是时代精神的代表者。
他们在文章前面，拐弯抹角说了许多，发明了一种谁居于支配地位谁就代表时代精神的“理论”，原来正是为这一点服务的。
在谈到社会主义先进人物的时候，他们百般刁难，暗示先进人物缺少“人之常情”，又唯恐人们写不出这些人物“内在品质”上的“时代局限性”；
而在谈到官僚、地主的时候，则说离开作者的批判态度，也可以体现时代精神，完全暴露出他们是坐在什么立场上说话了。
但是他们的立论一窍不通。
难道这些艺术典型，竟能够离开那些进步作家的批判态度而存在么？
而概括客观么？
竟能够把那群官僚、地主的反动、腐朽、庸俗、愚蠢的本质揭露得如此深刻么？
如果说离开批判态度也能够体现时代精神，岂不是说反动作家写的同类作品，也同样具有时代精神么？
那末，进步作家与反动作家还有什么区别呢？
看来立论者根本不了解这些作品的本旨和艺术生命所在。
如果不是这些作家具有民主思想的进步立场，这些东西是根本无从产生的。
果戈理的《死魂灵》第二部的失败，不正是他本人立场转为反动的必然结果么？
这些被称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们，所以取得很高的成就，在历史上起到了进步的作用，并不是他们所写的那群官僚、地主及其艺术典型有什么时代精神，而正是这些作家反封建的民主思想这种当时的时代精神在他们的作品里闪耀着光辉！
金、李为了证实不是任何时代的时代精神都一律是先进阶级的先进思想，还举出了阿Q这个典型。
他说：“辛亥革命时期的时代精神，应该是民主主义，是义和团所表现的革命性了，那么，阿Q这个典型身上所体现的‘阿Q精神’，是不是当时时代精神的体现呢？”
首先指出，他们把阿Q与果戈理等人笔下的那群官僚、地主置于同样地位提出问题，就是相当荒谬的。
只要认真地读一下《阿Q正传》，就会看到所谓“精神胜利法”只不过是阿Q身上具有的弱点而已；
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所加于阿Q的精神上的烙印，阿Q决不因为具有这种弱点而成为反面人物。
鲁迅先生曾说：“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
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
在《阿Q正传》里，鲁迅一方面批判阿Q身上的弱点，同时又肯定阿Q这个雇农的革命性。
阿Q是真正地要求革命的。
对于未庄的赵太爷、钱太爷、秀才、假洋鬼子这伙乌男女，是真想“革这伙妈妈的命”的。
当革命来了的时候，他是象“六月里喝了雪水”一般地迎接了革命。
仅仅因为假洋鬼子“不准革命”，才造成时代的悲剧。
这个典型反映了革命阶级的历史要求，同时又反映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脱离群众和不彻底性。
照金、李看来，难道是赵太爷和胸上挂了“一块银桃子”的假洋鬼子，才反映了历史的要求，才是时代精神的代表么？
话就说到这里。
总之，只有推动时代前进的精神，革命阶级的精神，才能称为时代精神；
而阻挠时代前进的精神，没落阶级的精神，只能称作反动精神。
这两个东西，过去从来不能“汇合”，今后也还是不能“汇合”。
今天有人想借用“时代精神”之名，把它们“汇合”起来，只不过是为没落阶级的反动思想涂脂抹粉，使之重新夺回失去的阵地罢了。
看来，这种愿望，将象他们的“无差别境界”一样，是永远无法实现的。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九日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