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修义黄英明许辅志朱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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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广州部队某团团长胡锡彪进一步学习《实践论》和毛主席有关调查研究的论述以后，改变了一般化的调查研究方法，深入四连蹲点，帮助这个连续三年没有评上四好的连队找到了薄弱环节，解决了老大难问题，从而提高了他们创四好的信心。
四连已初评为四好连队。
一九六二年底，这个团在四好总评中，发现四连连续两年没有评上四好。
一九六三年初，团党委决定帮助这个连队打翻身仗，胡团长也亲自到四连作过调查研究，但是，到了年底四连的问题还是没有很好解决。
是帮助不够呢，还是调查研究方法不对头？
带着这个问题，胡团长认真学习了《实践论》和毛主席有关调查研究的论述。
毛主席说，“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
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
他反复学了这段话以后，恍然大悟：“问题很清楚，我的毛病就是停留在‘大略’二字上。”
为了进一步搞好调查研究，他又反复学习了《实践论》中关于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部分。
越学他越坐不住，总评以后，他立刻又回到了四连蹲点。
胡团长到了四连以后，改变了过去先听干部汇报、作指示的做法，而是深入到班里，和战士一起参加了当时的晚稻收割工作。
他在跟班劳动中，发现有些干部战士在执行连里指示的时候，总喜欢在背后嘀咕几句。
连的领导发现后，就是一顿批评。
他想这大概就是四连官兵关系不够融洽的原因吧？
但是，胡团长没有停止在“大概”的认识上，他又进一步进行了细致的观察。
有一个星期天，连里决定休息。
后来，驻地公社要求派十个战士帮助他们收割晚稻。
连里也不讲清道理，就简单地向各排分配了数字，排长们也是简单地宣布了参加助民劳动的名单。
胡团长觉得这样做有问题，便跟着战士一块劳动去了。
一出营门战士们就议论开了：“要劳动为什么不早讲”，“我泡了衣服准备洗”，“我换了衣服准备上街”。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回来后，胡团长又召集这些战士进行了座谈。
战士们说：“如果领导事先讲清支援公社的任务，大家都会自动报名去的；
可是领导却单靠命令办事，大家心情自然不舒畅。”
以后，胡团长还观察到另外几件事，都和上次劳动大同小异。
胡团长现在明白了：四连的问题，主要不是管理教育方法的问题，而是四个第一不落实，政治思想工作薄弱。
怎样去帮助四连进步呢？
他想，四连政治思想工作虽然比较薄弱，但是，总可以找到思想工作做得好的实例的。
用他们自己的事教育自己，效果会更好。
果然，胡团长在炊事班找到了这样的事例。
有一天，一个战士向炊事班长请假上街买牙膏。
炊事班长很细心，遇事善于动脑子，他知道这个战士很俭省，牙缸里还有半管牙膏，这次请假上街，一定还有别的心事，便同这个战士谈起心来。
原来他家庭有困难，想借上街机会，到机炮连找老乡商量。
炊事班长对他进行了安慰，告诉他应该怎样正确对待家庭的问题，并把自己积蓄的十元线，给他家里寄去，使这个战士很感动。
胡团长便通过这两件事，组织班以上干部讨论。
经过对比以后，使大家深刻地认识到坚持四个第一、抓活思想的重要性。
接着，胡团长又进一步组织大家学习有关四个第一和连队建设的十二条基本经验，使四连干部找到了三年没有评上四好的根本原因，并制定了坚持四个第一的具体措施。
以后，四连工作便有了新的起色。
蹲点回来以后，胡团长再次学习了《实践论》，他更深刻地体会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他想：“要不是以《实践论》作武器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四连的问题还是不能解决。”
（张修义、黄英明、许辅志、朱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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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
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
《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八四○页
===== 叶剑英元帅观看许多部队“尖子”分队表演时指出-尽快尽好地普及“尖子”经验-普及郭兴福教学方法要贯彻勤俭练兵原则；
练好近战夜战本领，步兵除学好五大技术外，还要学游泳、打坦克和擒拿格斗；
加强地方武装和民兵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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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最近，叶剑英元帅观看了许多部队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尖子”分队表演，并作了重要指示。
叶剑英元帅谈到普及郭兴福教学方法时指出，尽快尽好地使全军普遍达到“尖子”水平，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因此，我们训练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练兵，一方面练官。
练兵必须抓好连队。
连排长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把兵练好。
首先把班搞好，把一辆坦克、一架飞机、一门炮搞好，这是基础。
当前部队在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尖子”，这些“尖子”的经验要很快地普及。
打仗，不是一个人、一个班、一个单项技术能战胜敌人的，所以要普及。
叶剑英元帅强调普及郭兴福教学方法要贯彻勤俭练兵的原则。
他说，培养“尖子”花费些时间、器材是允许的，因为在研究试验阶段，多费些时间、器材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尖子”培养出来了，已经成为“样板”，在普及中还照样耗费过多的时间、弹药和器材，就不行了。
必须节约，才符合勤俭练兵的原则。
他要求各部队、各兵种都要很好地尽快地普及郭兴福教学方法，提高部队战斗力。
叶剑英元帅指出，要发扬近战、夜战的光荣传统。
将来打仗还必须要靠近战、夜战打败敌人。
在近战中，敌我是面对面的搏斗，敌人远程炮火和空中火力不能发扬，比较难对付的是坦克，我们就要学会打坦克的动作和办法。
他说，步兵分队除了练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土工作业以外，还要学游泳、打坦克和擒拿格斗。
打坦克要摸索经验，要培养勇敢精神，要敢于和它斗，能爬上去，消灭它。
步兵还要学几手擒拿格斗的本领。
我们不但要白天能打，夜间也能打；
地面能打，空中也能打，水上也能打。
叶剑英元帅特别强调学好游泳技术。
他说，中央军委号召三军学游泳，这不仅是锻炼身体，在军事上也非常重要。
我国有长江、大河、水网稻田、人工湖，我们要能够克服这些水上障碍。
学游泳、泅渡，要培养典型，然后推广。
对于水上、海上怎样浮水，怎样潜游，怎样游得远，游得快，用什么样的器材可以持久，可以加快游的速度等等，要发动群众动脑筋，搞些发明创造。
负责这方面训练的领导干部和参谋人员，要把它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努力研究一下，总结出经验来。
把成功的经验写成教材、条令，供所有部队学习。
我们全军不仅侦察部队，就是步兵、轻型炮兵部队都学会游泳，遇到江河湖海，不用什么船都能泅渡。
使我们部队能够水上射击、水上喷火、敷水雷等等，学会打水仗。
叶剑英元帅说，我们按照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指示，不仅要把野战军和地方武装的训练搞好，而且要把民兵的训练搞好。
以后，我们要求出一部分力量抓地方武装和民兵的训练。
要建立传统的军事体制，即野战军、地方部队和民兵。
这样，当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时，我们的野战军、地方武装和民兵游击队密切配合，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就使敌人处处挨打，寸步难行。
叶剑英元帅还要求部队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质。
他说，步兵是靠两条腿的，训练、作战体力消耗很大，要有强壮的体格。
既要练好本领又要保障健康。
保持一定的体力和保持一定的技术是相结合的，训练中要注意这个问题。
作者：葛振洲刘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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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贺龙元帅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二十六日下午接见了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和四好、五好代表会议的全体同志，并和大家合影留念。
陪同接见的有：张宗逊上将、彭绍辉上将、杨成武上将、李天佑上将、王新亭上将、李聚奎上将、刘志坚中将、徐立清中将、梁必业中将、萧向荣中将、吴克华中将陈仁麒中将、吴信泉中将等。
本报讯 最近，炮兵召开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和四好、五好代表会议。
会上着重总结交流经验，表扬先进，树立标兵，以推动四好、五好运动和创造“三手”活动的进一步落实。
在这次会议上，炮兵树立了二十个各行各业的标兵。
先进单位中有：贯彻执行少而精原则卓有成效的某学院兵器牵引车教研室，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思想作风过得硬的某炮兵团声测连，坚持四个第一、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的某学院第二教育班等六个单位。
先进个人中有：被树立为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的班长陈春晨，处处作表率的班主任姜培桂，热爱党的教育事业、出色完成教学任务的教员段彬礼，为党的事业刻苦学习、成绩优异的学员朱瑞生等十四名。
会议期间，张宗逊副总参谋长作了讲话。
（葛振洲、刘浩）\\
===== 形势教育深入 从难从严锻炼 战备工作落实-某医院外科技术好作风硬-医生不管照明条件好坏都能顺利施行手术，护士划一根火柴照明就能做一次静脉注射；
他们战胜重重困难，多次出色地完成医疗抢救任务；
作者：侯晴步谢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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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驻边防某医院外科的医护人员随时做好战斗准备，练就战时需要的医疗技术，培养战斗的医疗作风，在各种复杂的条件下能够出色地完成医疗抢救任务。
不久前受到昆明部队领导机关的嘉奖。
外科的同志们经常学习毛主席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等文章，时刻记住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本质绝不会改变的教导。
他们又结合境外蒋帮残匪的活动情况和边疆对敌斗争史，经常进行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教育，使大家自觉做到身在病房，胸怀全球，人人心上有敌情观念，行动做到常备不懈。
为了适应实战要求，外科的同志苦练战时最需要的医疗技术。
护士象战士苦练五大技术那样，苦练战场救护四大技术，学习对战伤的护理和各种情况下的穿刺技术。
医生们把各种战伤的急救手术、创伤的初期外科处理、抗休克、抗感染、缝合引流等作为基本功，并认真学习对烧伤、破伤风和气性坏疽等伤病的预防措施和治疗办法。
每一项操作技术，医护人员都要反复练基本要领，做动物试验，直到确有把握后再结合临床实践，锻炼提高。
他们还从难从严，锻炼在复杂困难条件下的工作能力。
现在，不论是白天或是黑夜，不管照明条件好坏，医生们都能顺利地施行手术。
护士们做静脉穿刺一针见血，在黑夜里划一根火柴照明就能做一次静脉注射；
遇到伤员休克后，要是针头扎不进去，还能进行静脉切开手术。
外科的同志们懂得要有战斗的作风，才能更好发挥技术的作用，因此，人人自觉她锻炼紧张快的作风。
平时，他们坚持出操、跑公路、爬山锻炼；
上前哨阵地时，坚持背背包和药品器械；
参加军事演习时，同战士一样攀崖走壁、翻山涉水。
到了宿营地，还不顾疲劳，坚持到各处看望病员。
过硬的技术，过硬的作风，使外科同志能够经受复杂条件下工作的考验。
遇有紧急任务，部队走到什么地方，救护所就开设到什么地方，条件再差他们也要想法完成任务。
有一次，医生原忠德和护士赵汝尧接受了一名病员，肠穿孔七处，失血约两千西西，心脏跳动微弱，只有立即施行手术，才有挽救的希望。
可是，在这偏僻的山村，治疗病员需要的血、药品、器械都十分缺乏。
为了挽救阶级弟兄的生命，他们想方设法克服困难，把一间茅草房变成了手术室，支起一块床板当手术台，十多只手电筒捆起来作照明用，当地群众捐献了鲜血，经过持续一天一夜的抢救，病员终于得救了。
几年来，他们战胜了重重困难，在极端复杂条件下出色地完成了许多医疗抢救任务，受到边防部队官兵的赞扬。
（侯晴步）
厦门前线某部卫生队，带着敌情、结合任务、按实战要求锻炼战场抢救本领。
图为夜间战斗通路被堵绝时，卫生员们利用就便器材迅速安全地把“伤员”运过外壕。
谢添水摄
作者：方德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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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009部队在普及“尖子”经验的工作中，注意发动群众自觉地向”尖子”学习，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这个部队在推广“尖子”经验的过程中，坚持走群众路线。
“尖子”有了经验，领导上首先鉴定，看是不是符合实战需要而又能为大家学到手，符合这个要求的就组织对口表演，发动群众学习；
群众不能学的东西，不硬行推广；
群众一时学不到的东西，就组织“尖子”扎扎实实地帮。
如某部八连投弹训练没有掌握住正确的要领，训练成绩一直不很好，看了投弹“尖子”班的表演很想学，但是感到光看一下表演学不了。
司令部的参谋了解这个情况后，就把“尖子”班的人员分到各个班排具体帮，一天的功夫，绝大多数战士都掌握了投远投准的要领，投掷距离普遍增长了四至十八米。
在推广“尖子”经验的过程中，发现有的同志对“尖子”的经验有怀疑，参谋人员就放手让群众向“尖子”提问题，使大家心服口服地自觉学习。
如炮兵侦察班长许增文，在某连表演目测距离时，连续测二十八个不同目标，误差都很小。
有的战士还想看看，组织传经的参谋就让战士们指示目标再测。
许增文又连续测了几十次，仍然测得很准。
战士们信服地说：“功夫真过硬。”
于是争着向许增文学习。
由于做好上述工作，群众学习“尖子”经验的自觉性很高。
有的连队学得活，用得好，有创造。
某部警卫连看了战术“尖子”班表演了班进攻之后，很快就把这个“尖子”班的战斗动作和小组长的指挥经验全部学到了手。
（方德全）
作者：郝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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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元帅、罗瑞卿大将等接见了炮兵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和四好、五好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
图为接见时合影。
本报记者 郝建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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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二十六日讯 今天上午，海军部队官兵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公祭原海军北海舰队某部副司令员赵北原（前误为源）少将。
参加公祭的有苏振华海军上将、王宏坤海军上将、杜义德海军中将、赵启民海军中将、彭林海军中将以及赵北原同志生前友好二百多人。
作者：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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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八月二十五日，副总参谋长王新亭上将和总参动员部部长傅秋涛上将等二十几位将军，和本部千余名机关干部战士一起，安全迅速地横渡了昆明湖。
上午十时整，组织横渡的总指挥一声令下，大家按照编队次序跃入清澈的昆明湖水中，二十几位将军亲率本队人员，一马当先，人人意气风发，奋勇前进，浩浩荡荡直达对岸。
在举行这次横渡昆明湖比赛以前，总参机关积极响应军委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广泛开展了游泳活动，为这次横渡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通过这次比赛，许多同志表示：今后要经常坚持锻炼，一定要练好水上硬功夫。
（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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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二十六日讯 八月二十六日十五时三十五分至十七时十七分，美国军舰一艘，侵入我福建省将军澳以东地区领海。
对于美国军舰的这种军事挑衅，我外交部发言人奉命提出第三百一十三次严重警告。
作者：刘风棠王兆波王槐可姜柳初胡希天刘端仁孙扬钦萧远春段玉刚张风岩
带头下水 鼓舞战士
六一三六部队首长易积贵，自游泳训练开始以来，就带头下水练游泳，并且虚心向战士学习。
他这种带头下水苦练技术的精神，使战士们受到极大鼓舞，练兵劲头倍增。
现在，全部队已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较好地掌握了游泳技术。
（刘风棠、王兆波）
搞试点 摸经验
广州部队某部首长王景彩，在游泳训练中亲自搞试点，摸索经验。
他带领工作组来到六连，从思想动员到训练的每一个步骤，都进行具体指导。
通过试点，他深深感受到，游泳训练的思想工作要做得更加细致；
训练中要先抓好基本功，再抓应用。
摸到这些经验后，他立即召开现场会，组织各级干部参观了试点单位的教学表演，并亲自介绍了经验，使干部们学到了组织游泳训练的领导方法。
（王槐可、姜柳初）
学游泳 练指挥
驻海南岛某部根据海岛作战需要，组织机关干部学习游泳、练习水上指挥能力。
开始，有的同志觉得机关不是直接作战单位，学游泳的必要性不大。
部队首长就对大家说明，如果机关干部平时不学会游泳，战时遇到特殊情况就不能在海上指挥作战。
当大家认识提高以后，他们又从侦察连抽调一部分游泳能手来指导练习。
干部们反映，通过训练，不仅学到了游泳技术，而且对指导部队游泳和海上作战指挥有了更实际的体会。
（胡希天）
因地制宜 注意安全
北京部队某部驻地远离江河湖海，缺少游泳场地，他们就因地制宜组织训练。
部队首长李吉昌率领参谋人员，对营房四周的水池、水渠进行勘探，并发动干部战士清除了水池、水渠中的杂草，整修了水道，设置了简易浮标，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成了三个训练场地。
人员多，场地小，他们就采取轮流作业：一部分在陆地练习基本动作，另一部分下水练习。
经过三周左右时间，原来不会游泳的同志初步掌握了游泳的基本要领。
（刘端仁）
典型示范 发动群众
“塔山英雄团”领导干部，在游泳训练中，首先抓紧时间给连队培养了一批“尖子”。
参谋长宋旭亲自给“尖子”任教，讲要领，作示范；
作训股长李盛祥运用郭兴福教学方法，发扬教学民主，和大家一起反复研究水上射击、武装泅渡及负重游泳等技术。
目前，各连在“尖子”的带动下，开展帮学活动，大大提高了训练质量。
（孙扬钦、萧远春）
加强指导 互帮互学
六○八九部队为了使大家尽快掌握游泳技术，由副参谋长戴林普担任技术指导小组长，每天结合大家练习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现场讲解和示范辅导。
同时，还根据每个人的情况，组成了帮学互助小组。
经过互帮互学，很多原来不会水的同志，已初步摸到了门路；
原来姿势不正确的同志，也初步得到了纠正。
（段玉刚、张风岩）
作者：陆岩石董海燕范迪宽王洪汝王炎西民裘堂
强调吃大苦，耐大劳，练毅力，练后劲，无论行军、刺杀和射击，对最后十几里路、最后几枪、最后几个动作，要求更加严格
本报讯 “硬骨头六连”在成绩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教育新战士继承和发扬本连打头仗、打大仗、打硬仗、打胜仗的战斗作风，苦练杀敌硬本领，随时准备一声令下，立即出动。
近半年多来，硬六连补入不少新战士，成员变换较大。
新战士来到六连后感到格外光荣，纷纷表示要搞好训练，保持连队荣誉，但是对搞好训练是为了打仗认识还不明确。
党支部认为：硬骨头连队不是为了摆给大家好看，讲给大家好听的，要做真正的硬骨头战士，就得一切着眼于打仗，敢打头仗、打大仗、打硬仗、打胜仗。
为了增强新战士的实战观念，他们除了大力加强思想教育以外，决定先通过日常生活、训练，培养新战士快的作风。
起初，新战士起床动作慢，连里提出具体要求后，一连几天许多新战士比老战士动作还快。
原来他们都是提前起来穿好衣服再睡下，等待吹哨集合。
领导上便教育新战士：快不是为了争第一，要练出能在突然情况下，一声令下马上拉出去，才是真正的快。
连里发动大家研究起床时动作快的方法，反复练习，做到三分钟内离开床位。
以后他们又一动一动地教新战士练打背包、带装具等等。
为了做到做饭快，连里经常教育新炊事员要有战备观念。
他们还经常在节假日的晚上突然紧急集合，使新战士明确越是节假日越要提高警惕，人放假，战备不能放假。
就这样，经过日常生活一点一滴的培养教育，新战士们认识到，战士的一举一动都要有战备观念，部队的一切都是为了打仗，要养成随时准备出动的习惯。
训练不仅是为了打仗，并且是为了打头仗、打大仗、打硬仗。
在这方面，连队很注重锻炼新战士吃大苦、耐大劳、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在先易后难，逐步提高要求的原则下，强调从难从严，练毅力、练后劲；
无论行军、刺杀和射击，对最后十几里路、最后几枪、最后几个动作要求特别严格。
练连续俯卧撑时，新战士房平泽使出全身力气练了几十下，越来越吃劲，最后一两下，眼看起不来了，排长便鼓励他坚持下去。
练完，房平泽说；
“这最后几下全靠意志、毅力了。”
练单杠拉臂引体向上，有的战士拉了几下就想下来，干部看他体力还可以支持，便在一旁鼓励战士“再来两下”。
干部说：就要培养战士这种硬骨头性格。
在苦练当中，有些新战士腰酸腿疼，手上打了泡。
他们便组织新战士学习毛主席有关著作，讲本连过去的英雄人物和战斗传统，宣传本连刺杀标兵李在直、射击标兵吴光华等苦练过硬功夫的事迹，激发新战士苦练热情，闯过“腰酸腿疼”这一关。
今年四月份，百里昼夜山地行军，正遇上大雨，新战士王发卿背十多斤石灰负责撤路标，因为石灰被淋湿，烧疼了腿，领导上叫他坐车。
他不肯坐，他说，走不动爬也要爬去。
这次行军走了二百多里，全连新、老战士无一人掉队。
新战士董新镜练单杠手上打了泡，一抓杠子就疼。
当他想起本连战斗英雄张殿山，从敌人枪眼里抓住火红的机枪管往外拽的事迹，牙一咬，照常坚持锻炼。
在发动新战士苦练的同时，连里十分重视改善生活，使战士吃上热饭、热菜、热汤，保证八小时睡眠，给打手泡的做手垫等，并发动干部战士研究改进训练方法，贯彻循序渐进、既苦练又巧练的原则。
因此战士们越练情绪越高。
在培养新战士当中，老战士也起了很大作用。
他们在日常生活和训练中，处处迎着困难上，专拣重担挑，以自身行动影响新战士。
六○炮班练射击，老战士自觉地从难从严要求，新战士也照着样子做，专找复杂地形操练。
最近一次表演，他们七发七中，受到观众的称赞。
老战士特别注意帮助新战士学习毛主席著作，引导新战士认清形势，身在连队，眼看全世界，激发新战士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老战士张党业复员离队以前，专门给班里买了一本毛主席著作单行本《将革命进行到底》，希望新战士要永远听毛主席的话，做彻底的革命派。
在老战士的具体帮助下，新战士的作战本领提高很快。
在最近一次比武中，硬六连射击、刺杀、投弹等各种课目都受到好评。
（陆岩石、董海燕）
宁要恶劣气候下的良好 不要风平浪静中的优等 （木刻·“硬骨头六连”组画之一） 范迪宽 王洪汝 王炎 西民 裘堂
作者：余庆孙鸣范梦绵
本报讯 昆明部队某师领率机关从未来战争需要出发，进行泅渡训练。
最近，这个师的首长和全体机关人员，利用就便器材，携带全副武装和办公用具，迅速、安全地渡过了一条水深浪大的大河。
当领导上提出机关下水的问题时，有的同志认为，打起仗来，连队要逢水泅水，领率机关嘛，可以搭浮桥或乘橡皮船过河。
针对这种反映，师党委及时进行教育，组织学习目前形势和任务，并且大讲毛主席几次横渡长江的伟大实践精神，使大家认识到，机关必须从最困难最复杂的实战情况出发，练出有桥有船能过河，无桥无船也能泅渡的硬功夫。
领率机关和连队一起进行泅渡训练，平时，能把思想工作、组织工作、安全保障工作做到水上，对部队泅渡训练指导更加有力；
战时，部队打到哪里，领率机关就能跟到哪里，江河无阻，指挥及时。
大家认识提高了，立即掀起水上练硬功的热潮。
师的领导同志拿出老八路的作风来，处处表率，带头下水。
师政委马子安、副师长朱尤林、参谋长王文辉、政治部主任乔洪德等，风雨无阻，坚持下水苦练。
师首长的带头作用，给了机关干部很大鼓舞。
炮兵参谋涂超过去见水就怕，如今看到马政委冒着大雨和大家一起苦练基本功，他感动地说：“首长年纪比我大还坚持苦练，我们还有什么说的呢？”
一向离不开眼镜的机要科副科长库顺卿，也背上竹筒，和参谋们一起下水练习。
四十开外的卫生科科长宋忠贤被称为“旱鸭子”，游泳经常喝水，但丝毫没有减低苦练的积极性。
机关干部在泅渡训练中，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力不从心。
有的游不了多久，就腰酸腿痛，耐久力比较差。
针对这一特点，他们积极开展体育锻炼，每今坚持出早操，以短距离跑步、爬山、作体操和练习两臂划水持久力等方法增强体力。
在水上，各部门的指导小组，注意摸清所有人员的水性和体质情况，分别编组，分别训练。
水性好和耐久力强的，练习如何抢急流，以提高水上技能为主；
水性差或体力弱的，主要练基本功，练耐久力，逐步加快速度。
他们遵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先在近岸练，再到深水中练，最后练横渡；
先光着身子练，再穿上衣服练，最后携带武器和背包练。
机关人员练武热情越高，领导就越深入细致地做好防险保安工作。
每进行一个新的课目，他们先组织技能较好的同志进行示范、试渡。
这样，既能及时拿出样子，介绍经验体会，又能清除群众顾虑，增强信心。
在组织措施上，他们成立观察组、救护组和医疗抢救组，并制订出去种安全措施。
对机关干部进行组织纪律的教育，凡是要求战士做到的，干部也必须做到。
（余庆、孙鸣）
为了消除同志们怕水的顾虑，某部首长孔瑞云少将亲自下水作示范。
范梦绵摄
栏目：短评
师团的领率机关有没有必要练武装泅渡？
昆明部队某师的实践告诉我们：领率机关练出逢水泅水的本领，有很重大的意义。
从实战需要来看：打仗时，师团两级领率机关要紧随部队行动，部队打到哪里，就要跟到哪里去指挥。
遇到江河阻隔，如果部队迅速泅渡过去，急需向前挺进，而领率机关却迟迟不能泅渡过去，就会影响战斗行动。
领率机关只有同样练出逢水过水的本领，打仗时，才能江河无阻，指挥靠前，不失战机。
所以说，领率机关学习泅渡本领，是战时开得动所必需的；
也是机关战斗化的一项应有的要求。
就平时训练来看：从站在岸上组织指挥，到下水锻炼亲自指导，也是转变领导作风的一种有效措施。
领率机关下水，能够更及时地了解情况，摸出泅渡训练的规律，总结出一套经验，更有力地做好水上的思想工作、组织工作和安全保障工作。
对部队泅渡训练会起到很大的模范作用和推动作用。
就锻炼机关人员来看：不仅可以增强体质，而且能够锻炼机关人员紧张快速、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
请看：一个怕水的参谋勇敢下水了，一个根本不会游泳的科长练出了泅渡本领。
这是技术训练，也是意志和作风锻炼。
作风是无形的巨大力量。
在游泳训练中培养出这种作风，对领率机关的其他工作，也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本报讯 不久前，东海舰队组织驻上海部队一千三百余人进行了横渡黄浦江的游泳比赛。
这次比赛，组织严密，队形合乎战斗要求，战斗作风好，博得观众一致好评。
比赛那天，首先进行的是一千八百米游泳个人速度赛。
比赛开始，一百七十名海军健儿在三面大红旗的引导下，奋勇向前，直取对岸。
最快的以二十八分十秒的时间游完全程，最慢的也以二十九分三十秒的时间胜利登上彼岸。
接着是一千八百米编队比赛的九个建制单位开始比赛，比赛结果，101船以速度快、团结互助好获得第一名。
最后进行的是一千五百米武装泅渡表演。
四十八名健儿头戴钢盔，携带机枪、步枪和冲锋枪，跃入汹涌的江涛，列开了整齐的队形，快速划水前进。
当接近对岸时，指挥员一声令下，只见所有枪口都瞄向滩头，喷射火光，响声震天。
刹那间，健儿们象箭头般地飞上滩头，抢占了“滩头阵地”。
这次游泳比赛所以搞得这样好，主要是党委重视，首长亲自抓。
渡江之前，他们就充分发动群众，从实战需要出发，苦练基本功，为正式渡江作好准备。
舰队刘政委、周副司令员亲自进行渡江前的动员工作和组织工作。
比赛前，各单位又反复向大家讲明了舰队提出的思想动员好，人员组织好，遵守纪律好，团结互助好，安全保证好等五项要求，使大家能够随时保持旺盛的斗志，严格要求自己胜利完成任务。
其次，比赛过程中，各支队、大队干部以身作则，带头下水，对部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再次是组织严密，分工细致。
由于这次比赛参加人员多，规模大，水流急，舰队作了充分的组织准备工作，明确分工，各负其责，保证了现场指挥有条不紊。
在正式比赛之前，他们还组织了试游，为正式比赛提供了较好的经验。
作者：李彭年
本报讯 八一男女篮排球队和青年队的教练员、运动员以及部分工作人员共八十余人，最近到北京部队某部当兵锻炼。
现在他们已经结束了二十多天的战士生活，返回驻地投入了紧张的训练。
八一队的同志们在当兵过程中坚持参加了每天的军事训练，动作认真，一丝不苟。
在一次夜间紧急集合时，男女队员们带着全副武装和背包急行军，用了七十分钟的时间走了十六里的路程，没有一个人掉队。
实弹射击总评优秀。
八一队的同志们，在当兵期间还坚持了天天读毛主席的书，天天读报纸。
他们除了和战士一起阅读了毛主席著作士兵选读本以外，还选读了毛主席有关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相结合、以及改造思想、克服困难等方面的文章，许多同志写了心得笔记。
在当兵期间，八一队的同志们能够从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
在日常生活中涌现出了许多好人好事。
许多同志主动参加公差勤务，主动多站一班岗，帮助同志洗衣服。
在业余时间还为部队作了三十多场篮排球表演，辅导连队开展体育活动。
当兵结束时，全队进行了评比，有三十六位同志被评为五好战士。
男篮一队和女排一队被评为四好集体。
（李彭年）
作者：张光宏秦观吕达阶
这场电影不能看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新战士王秉胜、顾文和、丁长利请假到服务社买日用品，正巧，礼堂里在放电影《小兵张嘎》。
他们早就听说这个片子很有教育意义，很想看看，于是三个人迈着大步就往礼堂走去。
正当他们迈上礼堂的台阶时，王秉胜忽然想起了连首长在上条令课时讲的话：“一个革命战士，最重要内就是自觉地遵守组织纪律。
特别是领导不在面前的时候，更应该这样。”
他停下脚步犹豫起来。
顾文和、丁长利问：“怎么啦？”
王秉胜讲了自己的想法以后说：“咱们是请假上服务社，不是看电影的；
这场电影是给别的单位看的，上级没有叫咱看，咱就不该擅自去看；
再说，如果看电影误了假，那更是个组织纪律问题。
领导越是不在跟前，越是考验我们自觉遵守纪律的时候，我看还是不看为好。”
听了王秉胜这一席话，顾文和与丁长利立刻表示同意，三人高高兴兴地离开了礼堂。
（秦观）
在外面跟在家里一个样
汽车六连驾驶员张其元和李良松，接受了载运上级检查组的同志到部队巡回检查的任务。
他们遵照连里吩咐，每到一个单位，车停下第一件事就是检查和擦拭车子。
他们遇到兄弟单位看戏看电影，总是一道站队入场。
兄弟单位的干部说：“驾驶员同志，你们俩不要站队，进去看就行了！”
他俩说：那怎么行，我们经常远离连队外出执勤，全靠自觉遵守纪律，在外面要跟在家里一个样子！
厦门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他俩很想去看看市容。
可是他俩牢记着连首长说的“人不离车是驾驶员的职责”，车子停在街道旁好几天，一直没有出去玩过。
两人一边看守车子，一边搞训练，还抽出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并且经常写信向连里汇报工作、学习和遵守纪律的情况。
有一天，检查组的同志叫他们出去玩一玩，他们谢绝说：“人不离车是驾驶员的职责。
街上来往人多，一下子把车子弄坏了，就不能按时出车。”
检查组的同志称赞他俩是自觉遵守纪律的好榜样。
（张光宏）\\
风雨六十里
一个风雨天的傍晚，大家正在议论战士王文柱会不会超假，突然，一个浑身滴水的军人来到了连部门口，喊了声：“报告连长，王文柱按时归队！”
连长陈亚根亲热地答道：“很好，你做得对！”
最近王文柱父母身体不好，领导上准假让他回家去看看。
不巧，他一到家，就下开了连阴雨。
假期满了，雨还不停，急得王文柱坐立不安。
他想：走吧，没有车；
不走吧，得超假。
怎么办？
这时候，在他眼前出现了邱少云遵守纪律的英雄形象，“邱少云为了战斗的胜利，为了战友们的安全，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难道我还能因为天下雨就不遵守纪律了吗？
志愿军依靠自己的铁脚板追得敌人屁滚尿流，难道我就不能用“十一号”战胜风雨天吗？”
想到这里，他下定决心：下刀子也得按时赶回部队！
坚强的意志终于战胜了困难，在风雨中，他踏着泥泞的道路走了六十里，按时回到了连队。
（吕达阶）
作者：王德英宋振涛孙元著
本报讯 炮兵某团修理所时事教育落到实处，全团武器经常处于良好状态，获得机关和连队的一致称赞，被评为四好修理所。
这个所重视抓活的战备教育。
几年前，他们从福建前线回来，有些人觉得现在是在“后方的后方”，因而工作上出现了拖拉松懈的苗头。
党支部立即抓住这些糊涂观念，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的有关论述，使大家认识到：保证部队的武器器材经常处于战备状态，是战斗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
军械修理兵是战斗员，不是“和平兵”，后勤分队也需要紧张作风，他们每半个月上一次时事课，平时发现问题及时教育。
有一次，所长崔守才和指导员王金龙看到修理工具放置无定位，影响使用，不便携带，当即组织全所同志学习报纸上有关注视敌情，加强战备的报道，要求大家对照思想，检查工作。
第二天，大家的工具都放得很好，有些人还制做了便于携带的工具箱。
干部们还经常用亲身的经验，教育战士苦练修械本领。
崔所长当年在福建前线炮战中，曾带领两名修炮工抢修过火炮。
他常对战士们说：“修理兵只有英勇顽强、技术过硬，才能够完成任务。”
通过反复教育，全所同志战备观念日益加强，苦练实战需要的硬本领。
为了适应夜战需要，他们在夜间无照明情况下锻炼修炮本领，几年来各工种坚持一专多能训练，每人都学会三种以上修理技术。
一次夜间，团司令部把一门火炮大拆大卸开来，要求他们在一小时内结合完毕。
由于他们技术过硬，只用二十八分钟就完成了任务。
他们提倡“野战化”，不搞“工厂化”，大力培养战时作风。
平时，他们为连队修理各种武器，都象在战场上那样到连队去取，修好送还连队；
并且以营为单位建立了固定修理组，只要部队一行动，各组就可分头跟随部队活动。
在下连修理火炮时，他们不管天气冷热、任务缓急，总是以战斗姿态日夜抢修。
连队的同志看到他们满脸流汗、满身油泥的样子，都说：“真象打仗的样子。”
（王德英、宋振涛、孙元著）
===== 霍查同志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全会上发表讲话-断然反对赫鲁晓夫集团召开分裂会议-我们主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结；
为了重建这种团结，为了召开一次能够为这一崇高目的服务的各国共产党国际会议，必须进行广泛的准备工作
据新华社地拉那二十五日电 据《人民之声报》报道，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在最近举行的一次党中央全会上讲话时，揭露了赫鲁晓夫集团策划的匆忙召开一次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阴谋。
霍查说，“现在赫鲁晓夫之流正在热中于召开一次国际共产主义会议。
人们已经知道赫鲁晓夫集团对这个会议的叛徒阴谋。
他竭力匆匆忙忙地要召开一次没有准许的会议，来正式分裂共产主义运动，谴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批准他的取消社会主义、实现同帝国主义的接近和合伙的目标。”
“我们断然反对赫鲁晓夫的这一新的危险阴谋，赫鲁晓夫集团的这一阴谋必将遭到可耻的失败。”
霍查说：“为了重建团结，为了召开一次能够为这一崇高目的服务的各国共产党国际会议，必须进行广泛的筹备工作。”
霍查在七月七日到九日在地拉那举行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全会致了闭幕词。
这次会议是为了讨论进一步加强党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思想工作而召开的。
霍查在闭幕词中论述了今后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一系列问题，并且谈到了国际形势中的一些问题以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所奉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
霍查首先说：我们党从诞生之初就关心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教育问题，天天不断在做这项工作，将来也要做很多工作。
党从来以革命的态度，本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来看待这些问题，把这些问题看作是十分复杂、多种多样的并且和整个党和国家的生活密切联系的问题。
霍查强调指出：“教育年轻的一代应该是党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因为年轻的一代没有参加过阶级斗争，不了解侵略者和封建资产阶级的野蛮性、它们对我国人民所使用的阴谋诡计、压迫和屠杀。
青年们只是在书本上读到这些东西。
许多男女青年特别是未来的青年，当他们看到、并将更好地看到农业的绝妙的发展时，不能那么容易地想象到我国农民过去的生活是怎样的；
当他们看到我国到处都有工厂、电站和学校时，不可能很好地想象到我国工人过去的生活。
党应该不断地使他们明确，这一切都是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用斗争和巨大的牺牲换来的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这一切都是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尖锐斗争中取得的。
因此，党要使我国青年永远保持革命精神，使青年忠于革命，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忠于工人阶级及其思想。
为了很好地做到这一点，我们应该通过不倦的革命教育工作，铲除青年思想意识中的一切旧社会残余。”
他又说：“我们一刻也不要忘记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包围，以及它们从宣扬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消灭阶级斗争、把无产阶级政党变为资产阶级政党，直到关于和平主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等虚伪宣传所散布的毒素。
所有这一切都对我国人民施加着、并将继续施加巨大的压力。
由于还考虑到对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时间比较短，以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残余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还将长期存在，党应该在各地，在任何时候，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和机关工作人员中进行坚持不懈的教育工作，并同由于他们的还没有很好地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的工作特点而在这些阶层中出现的旧思想残余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
霍查在谈到国际形势的时候指出：“事实说明，生活也证明，我们党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我们党所采取的措施和进行的斗争是正确的和有效的。”
霍查说：“反对赫鲁晓夫和铁托之流的叛徒、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其他代理人的斗争在激烈地进行，而且还将进行很长一个时期。
我们不害怕这场斗争，相反，这场斗争使我们更加强大。”
霍查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叛徒赫鲁晓夫和铁托之流正在快步走向帝国主义，并同帝国主义结盟，他们使自己的国家蜕化为资本主义国家。
在修正主义泛滥的欧洲，我们国家和我们党，始终是社会主义的坚强堡垒，对于我们作为这个光荣的党和国家的战士来说，捍卫这个堡垒，冲破敌人的风浪并取得胜利，是一项重大的责任。”
“世界资本主义不断地力图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蜕化变质，使它们变成社会民主党、法西斯党，等等；
而且如果有可能的话，就要把马克思列宁政党完全消灭。”
“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没有放下武器，而且制造其他武器，来进攻社会主义，首先是进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
现代修正主义就是帝国主义的恶毒武器之中的一件。”
“因此，我们不能忘记我们面临的时刻，不能低估各种危险，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和无情地对付敌人。
不要忘记，敌人现在不是用武器来进攻我们，而是通过电台、电影、报纸、间谍和意识形态来煽动小资产阶级残余等等来攻击我们。
我们的斗争在任何时候都应该保持在必要的水平上，对敌人是严厉的，不动摇的。”
霍查指出，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空前激烈。
在这些决定性的战斗中，我们已经取得更大的成绩。
在进一步揭露赫鲁晓夫分子、铁托分子及其一伙叛徒的过程中，我们正在取得成绩。
我们的队伍增强了，他们的队伍削弱了，遭到了失败，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不再象过去一样随着指挥棒转了。
赫鲁晓夫集团一方面要求实现自己曾那么积极和疯狂地制造的共产主义的分裂，而另一方面要求控制那些追随它走上了背叛道路的人。
霍查说：“现在赫鲁晓夫叛徒头子叫嚷团结。
但要知道，他叫喊什么样的团结呢？
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结吗？
不，他清楚地知道，决不会有修正主义者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间的团结。
他要的是修正主义者之间的团结，在赫鲁晓夫统辖下的团结。
但这是一个永远也实现不了的梦想。”
霍查在谈到召开国际共产主义会议的时候说：“我们党是争取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坚强战士。
但是要什么样的团结呢？
我们是主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结的。
赫鲁晓夫集团及其背叛活动严重地损害了这个团结。
所以，为了重建团结，为了召开一次能够为这一崇高目的服务的各国共产党国际会议，必须进行广泛的准备工作。
我们党已经对怎样进行这种准备工作作了公开的阐明。”
霍查说：“我们的责任是，随时注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一切手腕，坚决反对他们策划的一切阴谋。
我们将同中国共产党和其它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兄弟党一起，站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敌人的斗争的最前列，坚决捍卫原则，始终坚持原则，英勇地执行我们党的正确路线，我们必将取得胜利。”
霍查又说：“我们应该保持警惕，因为赫鲁晓夫的背叛行为变得越来越危险。
赫鲁晓夫集团越来越站在美帝国主义一边，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各国人民、反对各国人民的解放和反对和平。
你们已经从外国报纸上知道，赫鲁晓夫最近建议建立一支联合国警察部队。
ⅷ这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又一可耻的背叛行为。
赫鲁晓夫为了自吹自擂，用从牧人、矿工到火箭之父和万事通等很多职业来给自己打扮一番。
现在，看来他已决定给自己加上一个新职业——国际宪兵。
今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不仅将同过去一样继续破坏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而且将组织一支专门的警察部队，用火和剑来镇压、埋葬和烧杀敢于为自由独立和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的每一个国家的人民、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爱国者。”
霍查最后说：但是，任何东西都挽救不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全世界人民和共产党人正日益加强他们无往不胜的斗争，这个斗争必将粉碎帝国主义者以及赫鲁晓夫牌和铁托牌的现代修正主义者。
我们党将一如既往，并将更坚决地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进行正义斗争。
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并且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
栏目：在祖国各地
内蒙古自治区战胜近几年来少见的大风雪和其他灾害，连续获得公社化后第六次牧业丰收。
从去年七月一日到今年六月底的一九六四年牧业年度内，全区接产成活仔畜一千多万头（只），使牲畜总头数增长百分之七点七，超额百分之一点一完成国家生产计划。
成活仔畜数相当于历史上接产成活仔畜最多的一九六三年，比一九四九年全区牲畜总数还多百分之十。
在新疆西北部的哈萨克草原上，各牧区人民公社奋力战胜了持续几个月的春季风雪灾害，又获得了畜牧业生产的好收成。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目前成活的幼畜有二百六十九万九千多头，另外还有四十万头母畜新产的仔畜数字没有统计在内。
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这个地区的畜牧业连续三年丰收，每年平均增产幼畜二百五十万头，而今年增添的幼畜又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
栏目：在祖国各地
甘肃省河西走廊的十个国营农场已陆续收割春小麦。
从实收情况看，今年小麦产量比去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这些国营农场今年收成好的主要原因是紧密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普遍学习和推广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经验，以革命精神，从种到收狠抓技术改革和提高耕作质量。
山东省七千多万亩晚秋作物大部生长良好。
全省近两千万亩大豆普遍扬花结荚，一千一百多万亩夏播玉米开始结棒，甘薯、晚谷子及其它晚秋作物也都生长旺盛。
广大社员在这大好形势面前，本着“庄稼不收，管理不停”的精神，继续鼓足干劲，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加强田间管理。
栏目：在祖国各地
贵州省新近建成的一百九十一座水轮泵扬水站已经投入灌溉，使贵州山区旱涝保收的农田又增加了一万六千多亩。
贵州山区河流多，落差大，适合建设水轮泵扬水站。
为了使这种最经济的山区农田提水工具能够多快好省地在贵州推广，省水电厅今年五月首先在贵阳市花溪区试建了十二座水轮泵扬水站，取得经验以后，又分期分批在遵义、安顺等地择点兴建。
作者：徐邦
栏目：在祖国各地
新疆地方国营巩乃斯种羊场的模范牧工阿不都阿郎（哈萨克族）在细心照管羔羊。
新华社记者 徐邦摄
栏目：在祖国各地
四川省四千多万亩中稻陆续黄熟，广大干部和社员正在奋力收割。
到八月上旬，泸县、富顺、遂宁和潼南等县，收获面积已经过半。
实收的情况表明，今年中稻的亩产量一般比去年有所增加。
栏目：在祖国各地
解放前基本上没有电的西藏高原，已建立起三十多座中小型水力或火力发电站。
电力开始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到藏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中。
现在，不仅拉萨、日喀则、昌都、泽当、黑河、林芝、江孜等西藏主要城镇建立了电站，有些县、区的新兴居民点也有了电。
这些电站绝大部分是民主改革后随着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兴建的。
西藏地区过去没有一项现代工业。
随着电力的发展，已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
拉萨近几年来就新建了二十多座中小工厂。
日喀则、昌都和那曲等地，也相继兴建了一批农具、皮革等中小工厂，这些工厂都用电作动力。
藏族人民的有些手工业互助组也开始用电力来鼓风、锯木和焊接。
拉萨郊区农村有时还用电力排灌农田。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 利奥波德维尔消息：刚果（利）北部的爱国武装乘胜追击，已于二十三日解放了刚果河上的北部重镇奔巴。
奔巴位于中刚果省省会利萨拉的东面，在斯坦利维尔的西北三百多公里。
据报道，冲伯伪军听到爱国武装进攻的消息后，闻风而逃，弃城溜走，爱国武装未经战斗就解放了奔巴。
据新华社二十六日讯 利奥波德维尔消息：刚果（利）全国解放委员会二十五日在就美国干涉刚果发表的一项声明中，“坚决要求美国侵略军连同他们的一切杀人武器立即从我国撤走，要求紧急召开非洲统一组织特别会议来讨论美国侵略刚果的问题，并呼吁所有非洲国家不要给予冲伯任何援助从而参与对刚果人民的屠杀。”
声明说，全国解放委员会要告诉公众舆论，美国对刚果的干涉是同对越南的干涉类似的。
声明呼吁非洲兄弟们“保卫非洲土地，反对侵略者美国佬。”
声明强调指出：“约翰逊、五角大楼和斯巴克在‘援助’的幌子下，向卖国贼冲伯提供杀人武器和军事人员，因而已经向刚果人民公开宣战。
这是一种明目张胆的侵略，全国解放委员会对此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声明也谴责美帝国主义以派遣“顾问”的形式对刚果进行军事侵略。
作者：王宇/远明
（十三）加紧对柬埔寨进行颠复破坏活动
为了企图迫使柬埔寨王国政府放弃和平中立政策，约翰逊政府不仅继承了肯尼迪政府对柬埔寨进行军事挑衅的罪恶政策，继续指使越南傀儡集团和泰国军队侵犯柬埔寨的边境，焚烧村庄，杀害和平居民，而且派遣美国军事人员直接参加这种罪恶活动，甚至采取了向柬埔寨境内投掷化学毒物来毒死人畜的灭绝人性的手段！
（十四）对老挝进行直接的武装侵略
约翰逊政府蓄意扩大老挝内战，进一步加紧对老挝的军事干涉。
今年四月十九日，指使老挝右派发动了军事政变，破坏老挝民族团结政府，吞并老挝的中间力量。
五、六月间，约翰逊政府更亲自出马，派美国飞机轰炸老挝解放区，袭击在康开的中国代表机构，甚至公然配合老挝反动军队进攻解放区，对老挝人民进行了直接的武装侵略！
（十五）加紧在南越进行“特种战争”
约翰逊政府为了挽救美国在南越的败局，一上台就进一步加强和扩大对南越的侵略战争。
他换了一个新的走狗阮庆，更换了驻西贡的“大使”和侵越美军司令，增派了四千名美国军事人员到南越，一再派军事头目到南越进行军事部署，多次召开军事会议制定扩大侵略战争的计划，指挥美伪军对解放区进行疯狂“扫荡”。
（十六）公然发动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武装侵犯
最近，约翰逊政府捏造了“第二次东京湾事件”的谎言，竟悍然发动了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突然袭击。
英雄的越南军民给以迎头痛击，取得了击落敌机八架、击伤三架的光辉胜利。
约翰逊政府遭到失败，仍旧死不甘心，在阴谋利用联合国扩大侵略的同时，一方面装出罢手的样子，企图麻痹世界人民，一方面继续调兵遣将，加紧扩大侵略战争的准备。
（十七）猖狂侵犯我国领海领空
约翰逊跟他的前任一样，对中国人民怀着刻骨的仇恨。
他上台以后，更加猖狂地派遣军舰和飞机侵犯我国领海领空，继续指使和支持蒋介石匪帮派遣美制间谍飞机到大陆上空搜集情报，出动武装匪特袭扰我国大陆。
美国的军政头目和宣传机器并且不断发出战争叫嚣，甚至公然叫嚷要“不惜冒险同中国一战”。
（十八）玩弄反革命“两手”
对社会主义国家，约翰逊继续坚持“实力地位”政策，不断进行战争威胁和核讹诈，公然叫嚷美国“有勇气谋求和平，也有胆量冒战争风险”；
同时继续玩弄反革命的“两手”，主张通过所谓“提供援助”、“扩大贸易”和“文化交流”等等，阴谋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使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复辟。
（十九）帝国主义的本性至死不变
约翰逊上台九个月，干了一大串坏事，并不是偶然的。
因为建立世界霸权，执行侵略和战争政策，是美国垄断集团的既定目标和政策，不管肯尼迪也好，约翰逊也好，都是按照美国垄断集团的意志行事的。
约翰逊政府这样富有冒险性，正是它的侵略和战争政策遭到了越来越严重的失败，是它走投无路的表现。
（二十）还是一只纸老虎
美帝国主义越是凶狠狡猾，全世界人民就越能认清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就越要团结起来和它进行斗争，直到把它从地球上彻底消灭掉。
到头来，美帝国主义还是一只纸老虎。
王宇 远明画
编者按：
时代阶级条件和投降变节问题
有人说，李秀成是个一世纪以前的农民革命领袖，我们不能用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标准来要求他。
作为共产党员，只要写“自白书”就是投降变节，但是对农民革命领袖不能这样要求。
我们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来评价历史人物，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
但是批评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并不就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或者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古人。
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或者共产党员的标准呢？
就是要求一个革命者具备科学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终身为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以及高度自觉的组织性、纪律性等等。
有没有人拿上述任何一种标准来要求李秀成呢？
没有。
人们要求李秀成的，只不过是希望他在身陷囹圄，做了敌人俘虏的时候，能够象陈玉成、洪仁玕、赖文光和千千万万宁死不屈的农民革命战士那样，忠实于农民群众的利益，坚持气节，不投降敌人。
难道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共产党员的标准吗？
如此说来，世界上不早就有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了吗？
时代对百年以前的农民革命运动是有限制的，这种限制就是那时候还没有无产阶级，因此，农民得不到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但是时代也给予了百年以前的农民革命运动广阔的活动舞台。
由于封建压迫的加深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百年以前的中国社会处于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的阶段。
高举着农民革命大纛的太平天国革命家号召人们拿起武器，为土地和自由坚决战斗到底。
贫困的、饥饿的农民群众响应了这个号召，成群结队地涌进了这个伟大的革命潮流中，英勇地同反动派进行了殊死的战斗。
由于群众的踊跃参加，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以暴风雨般的声势席卷了半个中国。
在这样一个时代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李秀成，尽管不可能对封建反动派进行科学的阶级分析，但是仍然可以去坚决反对封建反动派。
时代并没有为太平天国革命的领导人物提出不革命或者反革命的限制；
相反，倒是替他们提供了最能表现他们革命英雄气概的天地。
民主主义的精神，农业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杰出的军事指挥天才，壮烈的革命斗争气节，都可以在这个革命的新时代里闪耀出夺目的光彩。
但是李秀成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了一个投降变节的“自白书”，向敌人乞恩报效。
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前进要求，抛弃了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去做了投降变节的事情，却说是受了时代条件的限制，这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也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
有人说，李秀成的投降变节是由于农民阶级有一种向地主阶级投降的阶级局限性。
封建社会的农民是小生产者，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少弱点，如狭隘、散漫、保守等；
但是封建社会的农民同时又是一种处于“农奴”地位的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者。
农民的小生产地位，决定了他们在革命中提不出远大的政治理想，不能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
这种特点，使他们在革命中难以保持纯洁和统一。
但是由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他们主导的一面还是革命的。
农民是封建社会的主角，坚决反抗封建压迫，坚决反抗封建贵族的黑暗统治是他们在历史上的重要表现。
任何夸大农民的弱点，把整个农民阶级说成是具有一种向地主阶级投降的阶级局限性，都是错误的。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没有什么投降变节是农民阶级局限性的理论。
相反，他们倒是经常论述农民是土豪劣神的死对头，经常热烈歌颂农民的英勇斗争精神。
恩格斯在论述德国农民起义的时候，热情地赞扬了封建社会农民坚苦卓绝，顽强战斗的革命精神。
“南德的农民，坚忍不拔，从一四九三年起，密谋造反，历时三十年之久，把他们因住地分散而造成的种种困难都一一克服，并不无数次溃散、失败，首领被杀之后，总是再接再厉重整旗鼓，直到最后大规模起义的机会来到——这样的顽强坚忍，实在令人钦佩。”
列宁在《给农村贫民》里写道：
“在农奴制存在的时候，全体农民群众曾经同那些由沙皇政府保卫、袒护和支持着的压迫者——地主阶级作过斗争。
那时候农民还没有联合起来，那时候农民还什么都不懂，农民在城市工人中国还没有帮手和兄弟；
可是，农民终究还是尽一切力量进行了斗争。
农民没有害怕政府的野蛮迫害，没有害怕体刑和枪杀，农民没有相信司祭的话……农民到处起来进行斗争，政府终于因为害怕全体农民的总起义，而让了步。”
毛主席更把中国封建社会农民坚持不懈地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看成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他说：
“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
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
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
有人说，历史上农民革命领导人物的投降变节“屡见不鲜”，甚至说，农民革命者在革命低潮和失败的时候，大部分人都要丧失革命气节，脱离革命，投降变节。
如果李秀成写了一个自述就要这样批判，那又怎样评价他们呢？
是不是一个个都要翻案呢？
农民革命历史上有过一些变节分子和叛徒，他们的背叛都有自己的思想根源。
但是什么时候，那不能把这种背叛看做是农民的大多数。
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中国人民世代相传、妇孺皆知的豪言壮语。
前仆后继，英勇战斗，临危不惧，死不降敌，是我们祖国人民从古以来的光荣斗争传统。
就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陈胜、吴广以来无数坚贞不屈的农民革命英雄的斗争历史，说明了大多数农民革命的英雄，即使在革命失败的时候，也是不甘屈服的。
太平天国的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事实。
一八五八年（咸丰八年）五月，长期坚守九江城，屡次打败敌人进攻的林启容，率领一万七千多名太平军，在烈风雷雨中，同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浴血巷战，全部壮烈牺牲。
烈士们的鲜血把长江的流水都染成了红色。
一八六一年（咸丰十一年）九月，守卫安庆的太平军，粮绝饿倒，但是当敌人越濠入城的时候，他们仍然奋起拒敌，全部英勇牺牲。
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七月，南京保卫战中，城内守军万余人，前仆后继，坚决抗敌，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城破以后，许多人宁愿集体自焚，也不投降敌人。
各地太平军“誓死不降”的事情更是史不绝书。
这仅仅是极少数的一部分例子。
很奇怪，为什么我们的一些学者和文学艺术家们不去热烈歌颂洪秀全、杨秀清、陈玉成、林启容、洪仁玕等英雄人物，而偏偏要去热烈歌颂李秀成呢？
当然，在农民斗争的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少数的变节分子和叛徒，但是他们从来为革命的人民所不齿。
如果把这一小部分败类，当成是农民阶级的多数和主体，那简直是对我们伟大劳动人民的极大污蔑。
所以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可以把硬骨头的劳动人民，说成是具有一种投降变节的阶级局限性。
至于对其他农民革命领导人物的评价问题，要根据具体历史事实来进行分析。
农民革命是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
在斗争中有真投降，也有假投降。
有争取时间的虚与委蛇，也有真心实意的彻底背叛。
历史研究的任务，就是具体分析这些不同的情况，给历史人物以正确的历史评价。
应该翻案的就要翻案，不该翻案的也不要硬给他翻案。
投降变节是一般性质的错误吗？
有人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李秀成有投降变节行为，并且还找出了李秀成投降变节的思想根源；
但是却仍然要找寻理由来为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辩解。
说什么李秀成的投降变节是他一生的“污点”和错误，但是仍然属于革命工作中一般性质的错误，而且同他一生的成绩比较起来，这些都是次要的；
或者说，尽管李秀成有过投降变节行为，但是总的还是“功大于过”，“成绩是主要的”，“仍然不失为伟大的革命英雄”，“他的名字仍然要用金字铭刻在天安门广场的丰碑上”等等。
有人在议论李秀成投降变节问题的时候，还引证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里说的“让卖身投靠资产阶级的报刊大声喊叫我们革命所犯的每一个错误吧，我们不怕有错误”一段话，来为李秀成辩解；
说列宁讲的虽然是无产阶级革命，但是其基本思想，对于看待旧时代的革命斗争、革命英雄人物也应当是适用的，不这样就说不上是马克思主义观点。
还有人引证毛主席“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话，来为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辩解。
李秀成的投降变节是一般性质的错误吗？
不是。
历史的考验是严峻的。
它给予许多被俘的太平天国领导人物以笔墨，让他们自己写完自己历史的最后一页。
洪仁玕、赖文光等人是可敬的。
他们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坚定不移、忠贞不屈，为中国近代革命史写下了光辉灿烂的史篇。
而李秀成却用这最后的笔墨，在自己的历史上写下了屈辱的一页。
这一页屈辱的历史糟蹋了他的一生。
他的自述是太平天国被俘人员里写得最可耻的一个。
我们不否认李秀成参加太平天国革命斗争的历史，也不否认他曾经是太平天国革命部队的统帅，但是他晚节不终，他的斗争历史和统帅地位依然否定不了他投降变节的事实。
而且只要是投降变节了，那么，斗争历史越长，革命职务越高，问题也就越严重。
数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主要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对抗的历史，是两个阶级你死我活斗争的历史。
农民革命的领导者并不掌握科学的革命理论，但是他们仍然可以向自己集团的成员提出各种政治要求。
坚持斗争气节，就是这种要求之一。
在太平天国革命历史上，革命方面经常以革命气节激励自己的战士，要求自己的成员学习文天祥、谢枋得、史可法、瞿式耜誓死不事元、清的精神，并且严厉处置投降变节的人，称他们是“反骨妖人”。
反革命方面为了瓦解革命阵线，也经常以高官厚禄、金钱美色、苟全生命等手段引诱革命者背叛革命。
对待阶级斗争历史上的这种现象，无产阶级应该有自己明确的态度。
为了发扬阶级斗争历史上的光荣传统，我们应该去歌颂历史上那些在反动派面前宁可倒下去、也不肯屈服的人们的英雄气概，而鄙视那些在革命斗争中丧失节操的行为。
李秀成的投降变节，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他的评价问题。
关于他的评价，大家正在争论着，这里不准备作详细的论述。
这里只想回答一个关系到他的评价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李秀成晚节不终，背叛革命的事实究竟意味着什么？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意味着一个革命者因为经不起考验而变成了反革命。
事情起了质的变化，我们的一些同志却还在那里振振有词地大谈其“成绩是主要的”、“功大于过”、“不失为伟大的革命英雄”、仍然要用“金字”铭刻他的名字等等。
说实在的，这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历史人物，而是用革命的词藻来为变节分子进行粉饰。
如果真的要谈功过问题，就要首先弄清什么是“功”，什么是“过”。
在我们看来，所谓“功”，就是革命工作中的成绩和贡献；
所谓“过”，就是革命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叛变投敌明明是由革命变成了反革命，怎么是革命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呢？
毛主席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里告诉我们，要划清两种界限，一种是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一种是革命队伍中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
毛主席在讲后一种界限的时候，特别指出它是革命队伍中的界限，可见“功”与“过”的问题，几分成绩、几分错误的问题，是革命队伍内部评价人物的是非标准，投降变节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大是大非问题，怎么可以同革命队伍内部的功过问题混为一谈呢？
如果李秀成后来没有投降变节，那么我们可以用“功大于过”、“成绩是主要的”标准来评价他；
一旦他投降变节了，那就等于他自己把自己开除出了革命队伍，这时我们就不能再用评价革命人物的功过标准来评价他了。
如果他叛变投敌了，我们还要把他算做是革命队伍中的伟大英雄，而且还要歌颂他，追念他，用“金字”铭刻他的名字，那么古往今来的一切大叛徒岂不是都可以获得历史的大赦，从此翻身雪耻，留芳青史，而千千万万知名不知名的英雄烈士的慷慨殉难，岂不都是无谓的牺牲和愚昧的死！？
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里的话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列宁这里指的只是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中的错误，也即是革命者为了革命的目的而在工作中犯的错误；
而且主要是为了回击资产阶级的污蔑而说的，并不是为投降变节行为辩解。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分清敌我乃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如果连敌我性质的问题都分不清楚，那才说不上是马克思主义观点。
毛主席“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话，是在纪念孙中山九十诞辰时说的。
孙中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他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
但是，“象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中山也有他的缺点，毛主席说：“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试问，我们怎么可以拿毛主席教导我们实事求是评价一个毕生革命的伟大人物的话，来为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辩解呢？
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科学。
为投降变节行为辩解的语言在马克思主义里是找不到的。
歪曲了列宁和毛主席的话，用来为历史人物的投降变节行为辩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污辱。
这种歪曲和污辱是不能容许的，否则就会产生极其有害的后果。
为什么要大肆宣扬投降变节行为？
有人批评我在《评李秀成自述》里“一笔抹杀了李秀成”，“全盘否定了一切”。
我的《评李秀成自述》，主题是论述李秀成自述的性质，不是给他作全面的历史评价；
而且，事实上我也没有否定李秀成的历史作用。
其实，问题的实质不在于谁否定了李秀成的历史作用，问题的实质，意见分歧的真正所在，乃是我们对李秀成的投降变节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一个变节分子的“自白书”，被一些专门研究它的专家捧到了九天之上，他们不仅自己对它视之若香花，敬之若神明，而且还要号召我们大家，号召我们的青年一代，一起来认真阅读“这部革命英雄的自传”，一起来“表彰”和“热爱”这位革命的“先烈”。
三个省、市，五个出版社以各种铅印、影印的版本，附以各种笺证和说明，向广大读者推荐着它。
我们的大、中、小学，我们神圣的无产阶级教育的讲坛，也在向学生们进行着李秀成“崇高伟大”的教育，一二年的小学生可以不知道农民革命元勋洪秀全、杨秀清，却必须知道“农民领袖”①李秀成。
我们的革命舞台，也在向观众推荐着关于李秀成，“慷慨就义”的戏剧。
一个人变节了，却仍然可以得到人们这般的歌颂，难道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合理的吗？
是不是没有人提出过疑问呢？
有，而且有不少人提出过疑问。
但是却被一些人认为是“诬罔先烈的皮毛之见”，“污蔑忠王的谬说”。
再提意见就是简单的阶级观点、典型的非历史主义。
请问，这是什么逻辑？
无产阶级的历史学是具有鲜明党性的科学，它对不同的历史人物，有自己阶级的强烈爱憎。
它不会否定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无谓地去抹杀一个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但是它也绝对不会以浓墨酣笔，去描绘那些在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斗争中的变节分子。
距今一千多年以前，有一个著名的农民革命军将领朱温。
这个人是黄巢的部下，曾经率领所部，纵横南北，为农民革命打过硬仗。
但是在农民革命失败的前夜，他叛变了革命，唐朝的皇帝赐了他一个“全忠”的美名，但是农民革命军却对他痛恨到了极点。
这样的人，难道我们今天不会批判他的无耻叛变，倒要把他抬进农民革命的庙堂里去，让大家向他顶礼膜拜、鞠躬致敬吗？
古人不可训，还有今人。
就是那个把自己比做是衔石填海小鸟的汪精卫。
他青年“从事革命”，因为刺杀清朝的摄政王而几罹大辟。
“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这是他被捕以后的“绝命词”。
辛亥革命以后，他又追随孙中山，“赞助”新三民主义，成了所谓国民党的左派，到宁汉分裂，他还“高喊”革命口号不已。
但是曾几何时，这个所谓有着“半生光荣历史”的人物，却成了反革命的头子和大汉奸、卖国贼。
如今中国的老百姓哪一个不骂他。
难道我们却要去要求老百姓在骂他之前，首先去颂扬一番他的“光荣”历史吗？
无产阶级革命中也有这样的事例。
例如考茨基曾经是个革命者，但是，当他叛变了革命以后，列宁骂他是“叛徒”、资产阶级的“走狗”和“奴才”，难道列宁也犯了什么错误吗？
有人会说，李秀成的投降没有被敌人接受，没有给太平天国革命造成“严重的危害”，不能同上面那些人做比较。
是的，李秀成的投降没有被敌人接受，因此他没有能做出更多的坏事，但是，这不等于李秀成不想去作更多的坏事。
反革命的坏事做得多少，可从使问题的程度有所不同，却不能改变问题的性质。
养士三百年的明皇朝，出了许多贪生怕死的进士。
在投靠了清朝的许多进士中，有不少人后来也没有做过很多坏事，但是在历史上，他们的名字，从来不是和孙承宗、袁崇焕、史可法、瞿式耜并列在一起；
而总是和洪承畴、吴三桂、钱谦益、龚鼎孳排在一个行列里。
太平天国的历史上，也有一些“谋反”不成的“反骨妖魔”，前面讲到的周锡能就是一个例子。
他刚同敌人拉上了关系，还没有来得及做多少坏事，就被处决了。
难道我们能因为他做的坏事不多，没有给革命造成“严重的危害”而原谅他吗？
还有，如果要讲否定，那么，值得注意的还不是有谁把李秀成全部否定了，相反的，倒是有一些人把他的一切都美化了，甚至为了美化他而歪曲和丑化太平天国的其他领导人。
例如太平天国从建国开始，对革命叛徒的处置一直很严肃，但是李秀成对革命叛徒却时常采取纵容和包庇的态度。
这一点不但很少受到批评，而且还有人表扬他。
又如他在苏、浙一带执行的某些保护地主利益的政策，也很少受到批评，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比太平天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更为正确、更为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政策。
再如李秀成在南京陷落以前，企图通过他的妻舅宋永祺同敌人联系的事，他的自述里写得很清楚，近年来有的历史研究工作者也承认这一点。
但是有人偏说这是什么“敌党”对他的陷害，或者什么欺骗敌人的策略。
其实，宋永祺案的有关人员如陈德风、九帅师爷等当时都在湘军营中，李秀成怎么会无中生有地捏造一段当场就可以拆穿的谎言呢？
何况曾国藩看了这段故事，也没有说它“情事不确”呢？
②李秀成作为太平天国的军事统帅，按其地位，要投降是很困难的，事实上宋永祺被莫仕葵逮捕以后，李秀成也没有再进行这类活动，但是在全面评价李秀成的时候，也应该看到这个事实。
有人硬要否认李秀成自己讲的事实，并且指责别人承认这个事实就是犯了曲解史料的错误。
这难道是实事求是的吗？
不少人把李秀成说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独撑大局的巨柱”，或者是“唯一支柱”③。
李秀成在太平天国后期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是太平天国后期，在军事上指挥全局，抗击湘军主力的主要是陈玉成。
李秀成和他所属的部队，在同陈玉成并肩参加了几次大战役之后，在东战场（苏、浙一带）开辟了新局面。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如果不是陈玉成在西战场（长江上游）牵制了湘军主力，李秀成就不会赢得那样大的战果。
所以，在陈玉成死前，李秀成在太平天国历史上的实际地位一直在陈玉成之下；
陈玉成死后，他才负责掌管全军事务，时间一共两年多，但是这时候，最后决定军政大计的还是洪秀全。
洪秀全死后，李秀成担起了领导太平天国军事、政治的重任，时间还不到两个月。
所以从实际情况看，李秀成并不是太平天国后期“独撑大局”的“唯一支柱”。
为了宣扬李秀成而歪曲和丑化太平天国其他领导人物的事情也不是个别的。
这突出表现在一些宣传李秀成的文艺作品里。
不久以前，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上演的所谓“具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的话剧《李秀成》，是根据话剧剧本《李秀成之死》编导演出的。
话剧《李秀成之死》为了表彰忠义、鼓励气节，竟然把一个在革命斗争严重关头投降变节的历史人物，当做完美的革命英雄加以歌颂。
全剧的最高潮是李秀成就刑以前的一幕，敌人给了他三杯酒，他说：“谢谢！”
随后把三杯酒洒在地上，祭奠天国诸王和千万英勇牺牲的革命战士。
在这一场戏里，作者对李秀成极尽了美化之能事，但是舞台上李秀成最后一场慷慨激昂的道白，什么悲壮的死啦，迎着火光的死啦，却变成了对他自己的讽刺。
《李秀成之死》不仅歌颂了变节分子，而且还美化了敌人。
一个被捉来的湘军对着李秀成大骂：“你们这些禽兽，长毛贼！
……你们以为我们湘军是怕死的吗！”
这时天兵鼓噪，但是被李秀成制止，他依然“很心平气和地”对敌人说：“兄弟，我知道你们湘军是不怕死的，你们很勇敢，很刚强，很有魄力，就是我们也很敬佩你们……。”
结果敌人依然大骂：“你们快点把我杀了”，“谁是你们好兄弟！”
李秀成又进行说教，并且叫忠王娘亲自给这个湘军包扎伤口，以兹感化。
另一个忠实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奴才林福祥，也在话剧里被当作正面人物描写着。
但是，革命领袖和革命战士却遭到了歪曲和丑化。
天王洪秀全在话剧里变成了一个昏庸鄙陋、倒行逆施，几乎无人不骂的对象。
洪仁玕的干王府也变成了制造“毒箭一般”谣言的大本营。
革命战士也被描写成为发牢骚、讲怪话、想老婆的人。
当然，历史剧同历史著作不同，它允许夸张和想象，但是它不应该颠倒是非、黑白不分。
另一部自称是根据“无悖于历史”的原则写成的话剧《忠王李秀成》，也把李秀成当作一个伟大的革命英雄和坚持革命气节的典范，进行了错误的歌颂。
为了突出表现李秀成，《忠王李秀成》的作者把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写成了一个听信谗言、斥疏忠良、“杀戮功臣”的糊涂虫；
把矢忠于革命的干王洪仁玕写成了一个阴险恶毒、鬼计多端、专门“陷害忠良”的“奸贼”（再版里洪仁玕改为洪仁发，但是干王仍然是“奸臣”）；
伟大的革命英雄陈玉成也在话剧里变成了一个妒贤忌功、“不知好歹”、同李秀成争权夺利的小人。
而叛徒童容海和投敌不成的宋永祺却在话剧里翻了案。
一个是被逼反的；
一个是被诬陷的。
马克思要求我们用伦勃朗的强烈色彩来描绘革命领导人，而不要在他们的头上涂绘灵光圈。
我们一些人却用虚假的色彩描绘了一个变节分子，而且为了替这个变节分子涂绘灵光圈，不惜歪曲事实，丑化其他革命领导人。
于是，一个在革命危急关头，经不起考验，背叛了自己祖国和自己阶级的懦夫，变成了“万古忠义”、“崇高伟大”的革命英烈；
而坚持革命不屈、带头吃野菜度困难的革命领袖，却变成了执迷不悟、作恶多端的历史罪人。
叛徒翻了案，好人栽了赃，忠变成了奸，奸变成了忠，没有了是非，没有了真理。
我们不禁要向某些学者和文学艺术家们提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要这样的不公平！？
如果你们大肆宣扬李秀成投降变节的专门论著、教科书、画册、诗歌和戏剧，真的都变成了不允许更改的东西，那么，美化敌人和丑化革命还有什么错误？
“曲线救国”和“保命哲学”还有什么不对？
如果变节分子真的可以变成革命英雄，那么，革命还有什么光荣，叛变还有什么可耻？
今年是太平天国首都陷落的一百年，也是洪秀全等人的百年忌辰。
此时此刻，站在无产阶级革命前列的中华儿女，以极崇敬的心情，怀念着太平天国的革命英雄们。
他们在反抗封建统治阶级和资本主义侵略者的伟大斗争中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鼓舞着我们前进。
我们高度地珍视太平天国革命英雄们的贡献，但是正因为我们珍视这种贡献，所以我们不能无原则地去歌颂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不能把一个变节分子的“自白书”当作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遗产”来让人们学习。
附注：
① 某些流传在学生中的“民歌”，如“毛竹笋，两头黄、农民领
袖李忠王”等，是否真是当年太平天国地区农民流传下来的民
歌是值得怀疑的。
在太平天国的时候根本没有“农民领袖”的
名词，这个名词甚至在辛亥革命前后也不大听说。
② 曾国藩对李秀成自述里的一些不符合事实或者有怀疑的地方，
常有评注，如桐城之战，他写道：“前后之路不符，岂分而
复合邪？”
刘玱林阵死事，他写道：“刘玱林是外江水师生
擒”。
但是对宋永祺案，他并没有评注。
曾国藩对李秀成自述
里的一些显然写错的字，常加以改正；
如“李昭起”改“李昭
寿”、“载中堂”改“赛中堂”。
李秀成自述里说，九帅师爷
的兄弟，在曾国藩营下戴蓝顶子，可保于他。
曾国藩看后，把
“蓝”字改为“红”字，从这里推测，曾国藩可能知道这件
事。
至少曾国藩并没有否定这件事。
③ 语见梁岵庐《忠王李秀成自述手迹》序，科学出版社，一九五
八年版。
这种说法在解放前后出版的近代史著作里很普遍，不
一一引述。
作者：林剑鸣高景明
李秀成被俘后是真降还是“伪降”？
这是评价李秀成讨论中的一个主要问题。
有的同志认为，李秀成是“伪降”，是“苦肉缓兵计”，应当赞扬，而有的同志则认为，李秀成是真降，是叛变革命，应到批判。
看来，争论的双方都持有这样一个标准：假若李秀成是假投降，把投降当做挽救革命的一种策略，那么我们便应当对他加以同情、惋惜，甚至赞扬。
实际上，不仅在评价李秀成的晚节的问题上有这种情况，而且许多同志在评价历史上某些农民起义领袖时，也都持这种看法。
这种观点，我们认为有商榷的必要。
对于复杂的阶级斗争以及革命家在这场斗争中应采取什么策略，马克思主义者历来认为：“如果要拟定一张包治百病的药方，或是一个适用于一切情况的共同准则（“不作任何妥协”！）那是很荒谬的。”
我们也并不反对农民革命家在革命斗争中采取进攻的、强硬的或退却的、让步的策略。
但是，策略应当服从于整个革命斗争的最终目的，应当服从于整个阶级的长远利益。
暂时的退却、妥协也是为了迂回地通向既定的革命目标，是保持群众“对革命的忠诚和继续斗争的决心”的斗争方法。
那种“伪降”之所以应当批判，首先是因为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实行阶级的妥协，只能削弱群众对革命的信念，涣散革命斗志，瓦解革命力量。
是的，在有些情况下，“伪降”从表面上来看，是保存了一部分革命力量免遭牺牲，但是，如果取得免遭牺牲的代价是重新被奴役，那么，这种免遭牺牲的方式，从来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
在严酷的阶级斗争中，牺牲是不可避免的。
真正的革命者历来就不会被这种牺牲所吓倒，而只会被这牺牲所鼓舞，浴血前进。
向敌人屈膝求降（哪怕是暂时的、有条件的甚至是假的）与向敌人坚决斗争，它们之间是有原则区别的：坚持革命与放弃革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在这里，我们就历史上几个事实，来考察一下“伪降”到底对农民起义起了什么作用。
宋景诗是山东农民起义黑旗军大帅，他在一八六一年七月曾投降了清军，在一八六三年初又率部起义。
但是，能否因其以后的功绩而称颂其“伪降”为“革命策略”呢？
不能。
尽管有些同志为他辩护，说他“伪降”之后并没上敌人圈套。
但是，这种说法却无法改变历史的真实面貌。
我们只引用赞美这次“伪降”的同志自己的一段话，就足以说明一部分问题：“由于一八六一年山东东昌府属的军事渐趋和缓（指宋景诗等已投降——引者），而太平军与捻军进攻安徽颍州（阜阳），清朝统治者就命胜保（清政府“剿”宋军统帅——引者）统兵到颍州，并命宋景诗等部七营随行。”
可见，由于宋景诗的投降，不论是真是“伪”，清政府马上松了一口气，腾出一支很重要的力量，去镇压更大的农民起义军；
相反，太平天国和捻军却失去了一支农民起义军的支援。
同时，由于宋部还不得不去攻打太平军（因为既是“投降”，就要服从调遣），这就更加削弱了太平天国革命队伍的力量。
至于张献忠“伪降”后所起的作用，是不是象罗尔纲同志所说的那样：“……经过两次伪降，在招抚的幌子掩护下，渡过了难关，最后终归倾复了明皇朝”呢？
这种说法与历史事实根本不符。
谁都知道，正是由于张献忠的“伪降”，对敌人放下武器，明皇朝得以抽出手来“围剿”其他起义军。
江淮十三家农民起义军就在这种压力和张献忠影响下先后降敌，李自成也在潼关南原被击败，仅余十八骑。
但是，李自成坚持了斗争，终于获得了伟大的胜利。
由此看来，倾复明王朝的伟大历史功绩主要是李自成坚持斗争的结果。
绝不能把倾复明王朝的历史功绩算在中途变节的张献忠头上，更不能歪曲史实为一切变节者开脱罪责。
这些怵目惊心的历史事实说明，任何方式的放弃斗争行为，只能给革命的人民带来更大灾难。
李秀成也不例外。
我们认为：对李秀成的投降的评价，不在于考证其是真降还是“假”降，更不在于以各种考证来证明其投降是这样的还是那样的“计”。
关键在于：在革命危急关头，作为一个农民革命领袖，是坚持斗争还是打出“降”字旗。
只要那“降”字旗一打出来，不论是真的还是“假”的，不论是永远的还是“暂时”的，都只能起到帮助敌人、瓦解革命的作用。
因此，对这种在“崇高动机”遮羞布掩盖下的投降行为，同样应予以谴责和批判。
恩格斯教导说：革命的紧急关头，“在革命中，占有决定性阵地而不迫使敌人进攻以试其身手就把这种阵地丢弃的人，永远应该被视为叛徒”。
（原载八月十九日《人民日报》，作者林剑鸣、高景明，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