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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收到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的来信。
这封信，是在六月二十日才交给我们的。
在此以前，这封信的内容已经在西方资产阶级报刊上透露了。
你们的来信，对我们五月七日信件中的合理建议加以歪曲和拒绝，对许多兄弟党要求团结、反对分裂的意见置若罔闻。
你们在来信中，为兄弟党国际会议规定了修正主义的政治纲领和分裂主义的组织路线。
这就暴露了你们已经下定决心 要蛮横地、片面地、非法地筹备和召开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会议。
（一）
在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主张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通过协商达成一致的协议，召开一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大会，坚决反对召开分裂会议。
我们过去和现在始终坚持这种立场。
你们在来信中说我们“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 这完全是用谎言代替事实。
事实是怎样的呢？
早在一九六二年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不久以后，中国共产党就积极支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越南劳动党和新西兰共产党的倡议，主张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来消除被你们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的分歧。
中共中央在一九六二年四月七日给你们的信中表示“衷心支持召开兄弟党会议的主张”，并且指出，要使会议取得成就，“有赖于事先克服许多困难和障碍，有赖于进行许多准备工作”。
你们是忘记了这两句话，或者是没有看懂这两句话吧。
如果是忘记，这就表现你们的记忆力是何等低下；
如果是没有看懂，这就表现你们的理解力又是十分的不行。
我们不是明明写着，要使会议取得成就，“有赖于事先克服许多困难和障碍，有赖于进行许多准备工作”吗？
我们采取这样的立场，是为了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
而你们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的信中，拒绝了关于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倡议。
接着，你们就采取了一系列进一步恶化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步骤，并且在一九六二年冬先后举行的欧洲五个兄弟党代表大会上，掀起了一个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新的逆流。
尽管如此 中共中央仍然派代表团在一九六三年七月到莫斯科，举行中苏两党会谈。
我们原来希望这次会谈能够取得积极成果，从而有利于准备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
而你们对于中苏两党会谈毫无诚意，并且在会谈期间，发表了苏共中央给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扩大和加深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进一步堵塞了召开国际会议的道路。
一九六四年春，为了克服你们设置的重重障碍，争取召开一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大会，我们又一次做了重大的努力。
由于你们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我们的信中只是空唤团结，而没有就召开国际会议提出任何具体措施，所以我们在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给你们的信中提出了关于筹备和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四项建议。
这四项建议是：“（一）停止公开论战，必须经过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进行各种双边的和多边的会谈，通过协商，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公平合理的办法，达成共同的协议。
（二）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并且积极支持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在举行这次会议之前，应当做好准备工作，克服困难和障碍。
我们愿意同其他兄弟党一起，尽一切努力，使这个会议成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团结的大会。
（三）中苏两党继续举行会谈，是开好兄弟党会议的必要准备步骤。
我们提议，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到二十五日在北京继续举行中苏两党会谈。
（四）我们提议，在中苏会谈之后，举行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印度尼西亚、日本、意大利、法国十七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会议，以便为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作进一步的准备。”
你们在最近几个月里，干了些什么呢？
你们在今年二月十二日，背着我们向兄弟党发出一封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件，策划对我们采取“集体措施”。
我们过去多次请求你们把这封信送给我们，你们至今不给，还欠着我们的账。
你们在今年二月十四日苏共中央全会上作了反华报告，通过反华决议，叫嚷要“公开地、坚决地反击中共领导的不正确观点和危险行动”。
你们在今年四月三日发表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反华文件，接着就发动了新的反华运动。
仅仅四月份，据不完全的统计，你们的中央一级和加盟共和国一级报刊就发表了一千多篇反华文章和材料。
你们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对兄弟党大肆施加压力，在兄弟党内部大搞颠复活动和分裂活动，进一步同变节者、叛徒、托洛茨基分子、铁托集团和各式各样的反动派相勾结。
例如，你们策划志贺、铃木等人的叛党事件，来打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日本共产党。
你们积极联合印度尼西亚的反动势力，来打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你们积极准备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你们在今年三月七日给我们的信中，为匆匆忙忙地召开分裂会议，提出了一个紧迫的时间表，要在今年五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六、七月召开二十六个兄弟党筹备会议，秋天举行兄弟党国际会议。
这就暴露了你们要加快公开分裂的步骤。
我们认真地、反复地考虑了你们的分裂活动所造成的严重局势，看穿了你们要开的是一个分裂会议，所以我们在今年五月七日给你们的信中指出，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兄弟党国际会议还是迟开比早开好，甚至不开比开好。
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在这封信中建议，中苏两党会谈以推迟到明年上半年，例如明年五月较为适宜；
并且指出，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国际会议的准备工作也许需要四、五年或者还要长一些的时间。
总之，为了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我们始终主张“克服许多困难和障碍”，“进行许多准备工作”，召开一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大会。
过去，当你们没有就召开国际会议提出具体建议的时候，我们在今年二月二十九日的信中，提出准备召开国际会议的具体建议，为的是坚持团结，反对分裂。
现在，当你们决心要开分裂会议的时候，我们在五月七日的信中，主张用更长的时间，克服更多的困难和障碍，“做好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也为的是坚持团结，反对分裂。
我们始终反对匆匆忙忙地开会，反对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开来，因为这不利于加强团结，不利于共同对敌。
你们过去也说过，在进行许多准备工作之前，是不能够召开国际会议的。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说，如果仓促开会，“有导致分裂的危险”。
现在，你们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要用闪电战的方式筹备和召集国际会议，这是为什么呢？
你们大概认为，你们的所谓准备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人们从上述的事实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你们的所谓准备工作，不是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准备工作，而是扩大分歧、制造分裂的准备工作。
你们不是为召开一个团结大会做准备，而是为召开一个分裂会议做准备。
很明显，你们的这种准备工作做得越多，你们为召开一次团结大会所设置的障碍也就越大，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了克服这种障碍而要做的准备工作也就越艰巨，需要的时间也就越长，离开举行一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团结的大会的日期当然也就越远。
你们今年六月十五日的来信，主张匆匆忙忙地筹备和召开一个分裂会议，这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要求召开一个团结大会的共同愿望，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二）
你们的来信表明，你们已经为国际会议准备好了一个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修正主义政治纲领。
你们在来信中说，你们在国际会议上准备“寻找走向团结而不是走向分离的途径”，集中力量来找出“共同的东西”，以便“制定共同的立场”。
这些话完全是骗人的。
你们的来信狂妄地声称，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路线的象征”，表示要沿着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方针“坚定地前进”。
你们还用威胁的口吻说，谁要是不赞成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路线，那就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保守势力对现时代的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动”，那就是“浸透了个人迷信的思想”。
这就是说，你们明目张胆地要把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完成的系统的修正主义路线，强加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你们所说的要“根据国际局势已经发生的变动，补充和发展宣言和声明的思想，创造性地分析和解决新的问题”，就是要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修正主义路线，来代替宣言和声明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
从你们多年以来一贯的主张和行动来看，你们来信中提出的准备强加于国际会议的主要观点，它们的修正主义实质是十分清楚的：
你们所说的“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正在结束自己的重要发展阶段，而在新社会的建设中接近新的里程碑”，这就是要搞什么“全民党”、“全民国家”，改变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为资本主义复辟敞开大门。
你们所说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改进合作和互助的形式”，“协调政治行动和经济行动”，这就是要兄弟国家服从你们的指挥棒，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变成你们的附属国，变成你们的殖民地。
你们所说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斗争的“组织形式和方法出现了很多新东西”，这就是“议会道路”和“结构改革”论，就是“和平过渡”，就是取消无产阶级革命。
你们所说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正处在完成阶段”，这就是取消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
你们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片面地归结为“维护和平、和平共处”，这就是不要反对帝国主义，不要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
你们用“以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狂人’为首的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概念，偷换了一九六○年声明规定的“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的概念，这就是要联合被你们称为“明智派”的美国统治集团，同美帝国主义合伙瓜分世界，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你们所说的什么“消除分歧”啊，什么寻找“共同的东西”啊，什么要“带着建设性的纲领来参加会议”啊，说来说去，无非是要强迫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接受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那一套修正主义路线。
你们最喜欢拿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提到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那段文字，当做自己的资本。
但是，你们明明知道，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反对这段文字的。
在两次兄弟党会议的过程中，你们再三请求，说是如果不写上这一段文字，你们的日子就十分不好过。
为了照顾你们的困难，我们才作了妥协。
在一九六○年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曾经声明，这是最后一次照顾。
现在，你们竟然把这段文字当作推行你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护身符，当作打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棍棒。
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为什么一个党的决定，硬要一切党都服从呢？
为什么不服从就算犯了大罪呢？
请问这是什么逻辑，什么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呢？
必须指出，你们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修正主义路线，是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的根源。
你们的这条修正主义路线，近几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反对，并且日益破产。
要召开一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团结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就必须对你们的这条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彻底的批判。
你们硬要把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强加于兄弟党国际会议，这只能表明你们决心召开一个公开分裂的会议。
（三）
你们在来信中提出的非法地筹备和召开国际会议的程序和步骤，是一整套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部署。
你们把一切都盘算好了：开什么样的会，什么人筹备，什么人参加，什么人召集，一切都是你们说了算。
在你们看来，所有的兄弟党都不过是傀儡，只有听从你们发号施令的资格。
你们的这一套，浸透了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气味。
第一，关于兄弟党国际会议的筹备会议。
我们在今年二月二十九日的信中，曾经建议由十七个兄弟党的代表组成筹备会议，你们不同意。
我们在五月七日的信中又表示，在原则上不反对扩大筹备会议的成员，但是首先应当考虑那些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
你们这次来信仍然不考虑我们的合情合理的意见，硬要由二十六个党的代表组成筹备会议。
你们想必记得，成立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文件起草委员会，是一九六○年布加勒斯特会谈前夕，中共中央在给你们的信件中建议的；
起草委员会的二十六个成员，是由各兄弟党协商确定的。
这二十六个兄弟党，只是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并没有世袭权，并不是筹备各次国际会议的常设机构的成员，而且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常设机构。
我们在今年五月七日的信中已经说过，现在的情况同一九六○年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在二十六个国家中，有些国家已经出现了两个党，究竟由哪个党参加，我们同你们之间是有分歧的，许多兄弟党也有不同意见。
关于国际会议筹备会议的召开和参加的成员的问题，必须由兄弟党通过协商取得一致的意见。
否则，不论召开什么样的筹备会议，统统都是非法的。
第二，关于中苏两党会谈。
中国共产党和许多兄弟党都认为，举行中苏两党会谈，是召开国际会议的一个必要的准备步骤。
你们过去也是这样说的。
直到今年三月七日，你们在来信中还说：“必须继续苏中两党代表双边会谈，然后再筹备和召开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
现在，你们在来信中把中苏两党会谈和兄弟党国际会议的筹备工作分割开来，对于我们在今年五月七日的信中提出的关于继续举行中苏两党会谈的具体建议避而不答，只是含糊其词地说什么中苏两党会谈“可由苏共和中共随时协商解决”。
你们分明是把中苏两党会谈看作是可有可无，企图撇开中苏两党会谈，在中苏两党没有通过协商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来筹备和召开国际会议。
这不是决心要开分裂会议，又是什么呢？
第三，关于兄弟党国际会议的成员。
你们的来信说，参加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会议并签署文件的党，都可以参加这次国际会议。
这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知道，叛徒铁托集团参加过一九五七年会议，签署过《和平宣言》。
你们显然是要把一九六○年兄弟党会议一致谴责的铁托集团拉进兄弟党国际会议。
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你们的来信，还在国际会议的新成员问题上提出了一个荒谬绝伦的标准。
按照这个标准，只有拥护你们的修正主义“总路线”的党才可以参加，同修正主义宣布决裂而重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不准参加。
老实告诉你们，这是绝对行不通的。
如果要召开一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团结的兄弟党国际会议，这些重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当然有权利参加，谁也没有权利拒绝他们参加。
如果你们要开一个修正主义者的分裂会议，你们要指望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同你们一道搞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阴谋，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第四，关于兄弟党国际会议的召集者。
你们的来信说，苏共负有召集国际会议的“特殊责任”，并且引证了一九五七年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同志的讲话。
但是，你们所引证的这个决议明明写着：“委托苏联共产党在和各兄弟党协商的条件下负责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
这就是说，必须同各兄弟党协商，才能召集会议。
毛泽东同志在提到由苏共负责召集国际会议的时候，正是以事先同各兄弟党协商为前提的，丝毫也不意味着你们可以独断专行。
我们还要指出，一九六○年兄弟党会议确立了兄弟党协商一致的原则。
因此，召集国际会议必须得到兄弟党的一致同意，绝不能把一部分兄弟党的意志强加于另一部分兄弟党，硬要它们同意开会。
如果你们胆敢破坏这个原则，不同所有的兄弟党商量好，取得一致的协议，你们就根本没有权利召集国际会议。
在上述有关筹备和召开国际会议的程序和步骤的所有问题上，世界各国兄弟党，包括原有的、重建的和新成立的，都会有这样的或那样的意见，这些意见都应当受到充分的尊重和考虑。
对于这些问题，各国兄弟党必须根据平等协商的原则，通过双边的或者多边的会谈，达成一致的协议。
如果你们以霸主自居，下令强行筹备和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那是完全非法的，那同样的只能表明你们决心召开一个公开分裂的会议。
（四）
几年来，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世界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力量普遍地、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
许多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修正主义者的分裂活动面前，挺身而起，在短短的时间里重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或小组，表现了共产主义战士的伟大革命气概和英勇的战斗精神，使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在这个斗争中，现代修正主义者日益暴露了自己的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面目，许多党的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已经被革命人民抛到一边。
这一切，都同你们的愿望相反，使你们感到焦虑不安，感到无限恐惧。
你们在来信中大肆攻击我们什么“加强派别活动和分裂活动，尽量使论战尖锐化”，这只能表明你们被强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力量吓破了胆，已经到了神经错乱、胡言乱语的地步。
目前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锡兰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出现的分裂，都是你们推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猖狂地进行颠复活动和派别活动的结果。
正是你们，挥舞指挥棒，硬把修正主义路线强加于一些兄弟党，并且指使这些党的修正主义领导者，横蛮地排斥和迫害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甚至把他们开除出党，造成了这些党的分裂。
既然这些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被剥夺了在党内进行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权利，那么，他们就只能重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来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下去。
你们越是坚持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路线，就越会有更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重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同你们进行斗争。
斗争的逻辑必然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
你们摆出一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高法官的架势，说重建和新成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小组和政党都“置身于共产主义运动之外，而且任何力量也不能把他们拉进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里来”。
好象一切事物只要你们不承认、不批准，它们就在地球上不存在似的。
这是一切腐朽势力对待新生力量的哲学。
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新生力量，都是在腐朽势力死也不肯承认的情况下发展和壮大起来的。
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不承认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美帝国主义过去不承认苏维埃国家、现在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没有能够阻止它们的发展。
你们不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生力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生力量照样在全世界存在和发展。
你们越是恶毒地咒骂他们，就越是证明他们做得对，做得好。
同你们相反，我们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对于这些重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表示极大的钦佩。
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不可推诿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责任。
过去我们这样做，现在我们这样做，不管你们怎样咒骂，我们今后还要这样做，而且要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我们还必须警告你们，你们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兄弟党所进行的干涉和颠复活动，是一定要彻底破产的。
你们这种卑鄙的行动，只能暴露你们同反动派同流合污、破坏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丑恶面目。
你们最近片面地公布了给日共中央的信件，悍然发动了对站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斗争前线的英勇的日本共产党的公开攻击。
你们勾结美日反动派，支持日共叛徒志贺和铃木等人颠复日本共产党，破坏日本革命运动。
我们坚决反对你们这种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罪行。
我们坚决支持日本共产党反对你们的干涉和颠复活动的斗争。
我们坚决支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反对你们的破坏活动的斗争。
说到公开论战，谁都知道，那是你们自己挑起来的。
想当初，你们一心要搞公开论战，怎样劝你们，你们都不听，越劝你们不要搞，你们搞得越起劲。
你们满以为，只要这样搞下去，就可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压倒，把他们从地球上灭掉。
谁知事情的发展很快就走向你们愿望的反面。
在这场大辩论中，你们的修正主义面目很快地、有些是彻底地暴露出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则是迅速地壮大了。
这场大辩论，变成了清除修正主义渣滓的熔炉，预示着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新高涨的必将来临。
现在你们怕也没有用了，扑也扑不灭了。
火既然已经由你们放起来，公开论战的火焰已经燃遍了全世界，你们现在又想用纸把它包起来，这怎么能够办得到呢？
你们在来信中指责我们要“无止境地进行公开论战”。
我们可以告诉你们，我们对于你们去年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对于你们今年二月全会的反华报告和反华决议还没有开始答复，对于你们一年来发表的三千多篇反华文章和材料保留答复的权利。
只要你们坚持修正主义路线，不肯公开承认错误，我们就一定要把大论战继续进行下去。
既然你们提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并且坚持要把它强加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那么，我们，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一个严肃的党，理所当然地要彻底揭露和批判你们的修正主义。
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对于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不彻底弄清是非，兄弟党还有什么团结的基础呢，又怎么能够开好兄弟党国际会议呢？
你们的来信，又一次拒绝了我们提出的双方在自己的报刊上发表对方论战文章和材料的建议。
看来，我们的建议使你们吓得发抖。
你们辩解说，你们不发表我们的材料，是为了不破坏苏联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友好和兄弟情谊”。
这真是奇怪的逻辑。
你们发表了几千篇文章和材料，恶毒地诬蔑和谩骂中国共产党，极尽造谣惑众之能事，难道不是破坏中苏友谊吗？
你们咒骂我们是什么“假马克思主义”、“现代托洛茨基主义”、“赤裸裸的小资产阶级乌托邦主义”、“直接反苏主义”、“反共主义”、“好战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大汉族主义”、“霸权主义”、“北京变节者”、“现代的革命工贼”、“假革命分子”、“现今右翼社会党人的教父”、“同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结成一伙”、“同不可救药的殖民主义者结成一伙”，等等，你们这样大骂特骂，难道是维护中苏友谊吗？
显然，你们拒绝我们的建议，不敢在你们的报刊上发表我们摆事实、讲道理的文章和材料，是因为你们心里明白，广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是珍惜中苏友谊的，是能够明辨是非的，一旦他们看到了我们的材料，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你们的日子就更加混不下去了。
你们在来信中，为了给自己壮胆，声称越往后越会证明你们是对的，我们是错的。
既然如此，你们又为什么这样沉不住气呢？
为什么这样声嘶力竭地咒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生力量呢？
为什么这样迫不及待地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呢？
为什么这样匆匆忙忙地要开国际会议呢？
你们让时间来证明我们的路线是错误的岂不很好吗？
说穿了 时间并不在你们方面，你们对于自己的前途丧失了信心。
形势逼人，你们的来信，理不直，气不壮，色厉内荏，胆小如鼠，正好反映了你们的这种心理状态。
但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一切都是你们自己造成的。
你们搬起了石头打了自己的脚，这又能怪谁呢？
（五）
中国共产党坚持主张召开经过充分准备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团结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坚决反对你们开分裂会议。
中共中央庄严地声明：我们决不参加你们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
谁都能够看到，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是这样严重，争论是这样剧烈，如果急急忙忙地召开国际会议，只会开坏，不会开好。
如果你们不顾我们的严正警告，抛弃协商一致的原则，一定要非法地、片面地召开国际会议，那只能有一个结果，就是公开分裂。
自从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解散，到一九五七年，一共有十四年。
在这段时间里，一直没有开过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
这并没有妨碍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
相反的，在这十四年中，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东欧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各种类型的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其他国家的革命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经验证明，对于各国共产党来说，最重要的，是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斗争。
凡是这样做了的，就能使本国人民革命事业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贡献。
凡是不这样做的，就会使革命事业遭到挫折和失败。
一九五七年以来，各国共产党已经举行过两次国际会议。
一九五七年的兄弟党会议，制订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
但是你们在这次会议以后不久，就把宣言的革命原则抛在一边，大肆推行你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并且把它强加于兄弟党。
在一九六○年兄弟党会议上，我们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对你们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严正的批判。
但是你们仍然毫不悔改，又把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抛在一边，坚持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不断地扩大和加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召开一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大会呢？
所以我们说，“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兄弟党国际会议还是迟开比早开好，甚至不开比开好。”
过去十四年不开兄弟党国际大会，没有什么坏处，反而很好，为什么现在要这样急急忙忙地开会呢？
你们现在要召集分裂大会，不，应当说是分裂小会。
因为全世界共产党人中，真正相信修正主义的人，就共产党人总数来说，不过是一小撮人，而且这些人肯定是要失败的。
世界上的修正主义者们，十分不团结，意见不一致。
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你们指挥棒转圈子的人，有一些，但是越来越少了。
所以，你们不经过协商，不取得兄弟党的同意，就要片面地、强制地召开的所谓大会，历史将证明，只是一个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极其渺小的会议，就象当年第二国际为了反对列宁主义所召开的一些所谓大会一样。
你们既然下定了决心，大概就得开会吧。
如果不开，说了话不算数，岂不贻笑千古吗？
这叫做骑虎难下，实逼处此，欲罢不能，自己设了陷阱，自己滚下去，落得个一命呜呼。
不开吧，人们会说你们听了中国人和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劝告，显得你们面上无光。
要是开吧，从此走入绝境，再无回旋的余地。
这就是你们修正主义者在现在这个历史关节上自己造成的绝大危机。
你们还不感觉到吗？
我们坚信，你们的所谓大会召开之日，就是你们进入坟墓之时。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愿意再一次诚恳地劝告你们，还是悬崖勒马的好，不要爱惜那种虚伪的无用的所谓“面子”。
如果你们不听，一定要走绝路，那就请便吧！
那时我们只好说：“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致兄弟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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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三十日讯 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 中华护士学会一九六四年学术年会和第十八届来、彭真、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杨尚昆，今天晚上接见了出席全国招待工作会议、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
版面：头版
新华社三十日讯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阁下的邀请，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希尔·沙阿陛下将于一九六四年十月下半月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新华社三十日讯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阁下的邀请，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陛下将于一九六四年十月下半月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收到了你们五月七日的信，信中包含着对我们今年三月七日的信的答复。
你们在信中不仅拒绝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提出的旨在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的一切建议，而且实际上拒绝同各国党的代表会晤，拒绝进行谈判，拒绝同他们一起讨论全世界共产党人都感到不安的共同问题。
中共中央从来还没有这样公然地表示藐视各国兄弟党的意见，不愿意听取它们的呼声，不愿意参与共同寻求克服分歧的途径。
你们来信的全部内容及其粗暴的语调说明，同中共中央多次表白的不允许分裂和坚持团结的愿望相反，你们不想克服分歧，实际上是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你们甚至不想掩饰：你们的目的是使自己能放手进行派别分裂活动。
对于我们运动中出现的困难感到焦虑的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只能这样来评价你们的信。
苏共中央在向你们发出三月七日的信时是从这样一点出发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形成的局面，要求进行集体研究、共同确定克服困难的适宜途径，达到所有兄弟党的团结。
为此目的，我们曾建议尽快举行苏中两党代表团的会谈，召开二十六国党代表的筹备会议，并同兄弟党协商在今年就举行国际会议。
我们曾经认为，停止公开论战，放弃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的，已经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不小损失的任何破坏活动和分裂活动，是顺利实现这些措施的必要条件。
我们考虑到了坚决主张苏共和中共代表举行会谈和召开共产党国际集会的大多数兄弟党的愿望，这种国际集会能够在同志般的气氛中，在共产党人的兄弟般的家庭中，共同讨论已经出现的问题，消除由中共领导的分裂活动所引起的分歧。
苏共中央在三月七日的信中提出的建议，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得到了积极的支持。
到目前为止，压倒多数的兄弟党都已表示支持立即召开会议。
某些党原则上赞成召开会议，同时由于考虑到你们抗拒召开会议，他们在召开会议的具体时间上有保留。
但是，除了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以外，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个党的领导反对采取旨在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和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集体措施的必要性。
中共中央在五月七日的信中建议把会议推迟“四、五年或者还要长一些的时间”，而且声称，“甚至不开比开好”。
你们又把中共中央还在不久前建议在今年十月举行的双边会谈向后拖延很久，而在表示同意举行会谈时提出了各种保留，这些保留使人怀疑中国方面对于双边会谈究竟有没有兴趣。
因此，我们确认：中共中央放弃了自己的建议。
中共领导人长期以来把自己形容成是尽快召开会议的倡议者，把事情说成似乎是苏共对此进行抗拒。
当一九六二年冬，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新西兰共产党提出召开会议的建议时，你们支持了他们的建议。
一九六二年四月七日，你们写道，召开会议“对于克服兄弟党之间目前存在的分歧，是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的”。
一九六二年底，你们代表团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兄弟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公开证实了中共中央的这种立场。
后来，你们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和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致苏共中央的信中主张召开会议。
最后，你们在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的信中又在白纸上写了这样的黑字：“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并且积极支持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但是，只要苏共中央和其他兄弟党具体地提出会议问题，你们就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
中共中央立场的极端矛盾和不合乎逻辑，是每个人都能一眼看穿的。
不久前，你们还热烈主张召开会议，甚至以你们第一个支持了召开会议的建议而自豪，你们认为开会是有益处的。
现在，中共领导人讲的完全是另外一套了。
原来，他们认为，会议是不适时的，甚至会使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各种各样的灾难。
看来，这种摇摆只能用下述一点来解释：无论是过去，或者是现在，你们从来没有认真地想要召开会议，因为你们不能指望共产党人的国际集会会支持你们的政治思想纲领。
理所当然地产生这样一种看法：维护和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问题很少使中共中央感到不安，中共中央把会议问题变成了不体面的政治把戏的对象以便制造更多的困难。
虽然你们百般显示自己对其他党的意见毫不理睬，并且声称，你们不怕它们的“坚决回击”，但是事实上你们是怕参加共产党的国际会议，力图回避诚实而直率的谈话，避免把自己的错误纲领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进行对比。
你们提出的反对召开会议的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你们断言，国际会议以及中苏两党代表的会谈，只会“吵架一场，无结果而散”，“公开分裂，各走各的路”。
只有自己决心把事情引向分裂的人才会这样提出问题，才会事先预言会议将导致分裂。
的确，如果在会议上执行加深分歧的路线，如果认为会议的目的是对谁进行谴责，给他带上污辱性的帽子，进行不负责任的指责，那么，可以取得的不是加强团结，而是进一步分离。
但是，苏共以及那些在分歧的一切阶段上都始终主张举行新的国际会谈的兄弟党，坚决拒绝这种路线，拒绝对待会议的这种态度。
对于我们来说，会议问题是同维护和加强我们运动的团结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
我们的出发点是，在共产主义运动所遇到的分歧面前，首先必须集中力量来找出那些使所有兄弟党联合起来的共同的东西，来寻找克服已经产生的困难的途径。
各兄弟党没有比在国际集会上集体交换意见更好的办法来克服分歧和制定共同的立场，这种国际集会使每个党都能完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同时能够积极参加制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的路线。
共产主义运动中炽烈燃起的给它带来了不少损失的分歧和争论，毫无例外地涉及到所有党的利益，因此每个党都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对讨论和解决各项迫切问题，对加强团结的共同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正是会议将给每个党提供可能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坦率而实事求是地陈述自己的观点，以便使自己的观点在以后制定共同路线和共同决议时能够得到考虑。
至于苏共，那么，它在提议召开会议时是想完全按照共产主义运动中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以后确立的原则，在会议上执行团结的、使我们运动中的局势正常化和认真讨论争论问题的路线，这种讨论不会促使分歧加深，而会加强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
我们深信，在这方面不存在不可克服的客观障碍。
需要的只是国际会谈的所有参加者都表现出哪怕是最起码的诚意，准备善意地倾听和理解他人的意见，寻找走向团结而不是走向分离的途径。
如果所有党的代表对于克服困难都表现出兴趣，如果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象苏共和其他党认为必要的那样，带着同所有其他参加者一起寻求互相了解的愿望，带着建设性的纲领来参加会议，那么，会议就会成为走向加强团结的转折点。
苏共中央完全清楚地知道，中共中央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是非常严重的，且已走得很远。
在公开论战过程中，各党之间积累了不少淤积的、臆造出来的、妨碍互相了解的东西。
在现时代的重大问题和世界共产主义的重大政策问题上出现了一系列原则性的分歧，并且达到了非常尖锐的程度。
因此，不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怎样力求在所有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可能在会议过程中不会一下子就做到这一点。
但是，苏共中央相信，即使会谈的结局如此，这也不意味着中共领导人所固执地预言的那种分裂。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认为在会议上有可能就下述问题达成协议：各国共产党承担义务考虑会议的所有参加者、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意见，在发现立场和利益相同的那些领域里善意地进行合作，今后不采取任何会使困难加深和只会使阶级敌人高兴的行动。
试问，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会议就必将导致分裂呢，抑或会使共产主义运动的局势恶化呢？
我们认为，我们建议的、完全符合各国共产党相互关系准则和原则的这个会议的工作程序，是完全现实的。
问题仅仅在于要在实际上表现出对于团结的最起码的关怀，表现出耐心和善意，这些都是共产主义运动有权期待于它的每支队伍的。
如果所有兄弟党及其领导人都对我们运动的命运负有历史责任感，都了解局势的严重性和分裂的可能后果，那么，对于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有任何怀疑的。
苏共中央坚持举行新的国际会谈的想法，其出发点是：举行这个会议之所以必要，不只是由克服分歧（不管这一任务本身是多么重要）的利益所决定的。
共产党人一分钟也不能忘记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民族独立、争取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的斗争中所肩负的责任。
最后一次国际会议到现在已经过去将近四年了。
在这些年里，世界上发生了不少重大变化，需要加以研究、总结和做出结论。
在过去这几年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取得了巨大成就，它的经济实力增长了，它对世界发展的政治和思想影响加强了。
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正在结束自己的重要发展阶段，而在新社会的建设中接近新的里程碑。
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的任务，日益迫切地要求改进合作和互助的形式，交流经验，协调政治行动和经济行动。
在国际局势中更明显地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方针：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执行的并得到人类绝大多数支持的维护和平、和平共处的方针；
另一种是以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狂人”为首的帝国主义反动派所执行的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和加紧战争威胁的方针。
过去的几年表明，共产党关于防止战争、孤立和粉碎反对和平的力量的可能性的结论是多么正确。
最近时期越来越清楚地证明，资本主义总危机加深了，使资本主义制度不仅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而且在国际舞台上分崩离析的社会和政治矛盾增长了。
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为自己直接的和最终的利益而斗争的组织形式和方法出现了很多新东西。
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正处在完成阶段。
近年来，解放了的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不可遏止的向往以及他们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意图，是特别明显了。
在革命运动面前，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战士面前，展现了新的巨大的可能性，而我们共产党人应该考虑，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些可能性，使之有利于工人阶级，有利于各国人民。
我们深信，会议恰好是一个合适的地方，在那里可以集体地分析新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现象和过程，协调评价和立场，根据这些评价和立场丰富共同的政治路线并使之具体化。
可以满意地指出，生活完全证明了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文件中确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并给兄弟党带来了新的成就。
同时，这种必要性已成熟了，即聚集在一起，对所走过的阶段做出总结，交换经验，把摆在世界共产主义面前的所有问题研究一遍，并根据国际局势已经发生的变动，补充和发展宣言和声明的思想，创造性地分析和解决新的问题。
从所有这些任务的角度来看，中共中央把召开新的国际会议推迟很长时间的建议，尤其是不能接受的。
一切情况都说明，会议仍然是必要的，不能把会议的召开长期拖延下去。
按照苏共中央的意见，最主要的是，不管新的国际会谈的具体日期如何，每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今天就要对作为会议宗旨的事业——对巩固全世界共产党人队伍的团结，加强努力达到共同目标的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目前重要的是，所有兄弟党都要更加积极地为这些目标而奋斗。
每个兄弟党都面临着一些刻不容缓的任务：深刻地研究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形成的局势，建设性地参加讨论和寻求克服困难的途径，在自己的所有日常行动中都从巩固我们队伍的国际团结的利益出发。
这就是证明自己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和要求，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整个精神的切实可行的方式。
同时这也是召开和顺利举行共产党的国际集会的最好途径。
我们坚决反对把召开会议的时间问题变成新的争论的借口，变成解决摆在共产主义运动面前主要任务的道路上的障碍。
但是，我们也坚决反对，象中共中央所建议的那样，把会议推迟“四、五年，或者还要长一些的时间”。
这就是我们对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在最近几次交换的信件中所提出的基本问题——新的国际会议的目的和前景问题的立场。
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的信还涉及到一系列同举行国际会议有联系或者同它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问题。
例如，关于召集会议的程序问题就是属于这一类的。
中共中央断言，在现在情况下，因为没有共产国际那样的常设机构，谁也无权召集国际会议。
如果从共产主义运动赖以建立的民主原则出发，那么，就不能不承认，任何一个党或一些党都可以提出开会的倡议。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运动的其他各个队伍的义务是：细心研究和支持这一倡议，如果它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有益处的话。
至于苏共，大家知道，在召集国际会议问题上，兄弟党赋予它以特殊的责任。
一九五七年会议通过的决议称：“委托苏联共产党在和各兄弟党协商的条件下负责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
这项决议是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下一致通过的。
不仅如此，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下午会议上声明：“承认以苏联共产党为会议召集人有必要”。
我们列举这些有利于恢复真相的事实，为的是不使倡议召开会议的问题变为争论的新课题，变为拖延业已成熟的兄弟党代表国际会谈的口实。
中共中央为了在通向会议的道路上一个接着一个地设置越来越多的障碍，写道：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我党过去和现在始终认为，为了使会议取得成就，必须进行细致的准备。
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我们才不断地建议停止公开论战和放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进行派别活动的方法。
从一切情况看出，中共中央所说的“准备工作”，是指某种完全相反的东西：这就是加强派别活动和分裂活动，尽量使论战尖锐化。
如果坦率地讲，那么，中国领导推迟召集会议的真正原因实质上就在于此。
在斗争越来越尖锐的情况下，从各种情况来看，中国领导打算拼凑一个顺从北京的党和小组的集团。
现在你们公开力争邀请你们在各国招募的同谋者参加会议，这个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
既然中共中央现在把参加会议的成员问题也变成了分歧的课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表示自己的态度。
我们认为，参加过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会议并签署了会议文件的那些党都可以参加会议。
这样做之所以更为正确，是因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涉及到对宣言和声明的解释。
当然，只有那些起草并签署了这些文件的党的集会，才能做出正确的解释。
只有会议本身才有权作出邀请新的参加者的决定。
在最后一次国际会谈以来的年代里，在某几个国家里（特别是在非洲）出现了一些党，它们承认反映在宣言和声明中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它们在实践中执行这条总路线，它们是本国工人运动的公认的代表。
自然，这样的党有权指望被邀请参加新的国际会谈。
当中共中央提出邀请新的成员参加会议的问题时，它所关心的决不是这些党，而是指那些由它自己建立的、响亮地称之为“党”的反党派别小组。
但是，第一，这些小组并不代表本国的工人运动，而是从国外人为地扶植起来的。
澳大利亚、巴西、比利时、锡兰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党小组的出现，恰恰是在中共中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展开派别活动的时候，这一事实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巧合。
第二，这些小组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不遵循宣言和声明中规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
相反，它们所宣扬的观点完全暴露了它们是这个路线的反对者。
第三，这些小组是由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开除的、同这些党的合法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及其久经考验而有威望的领导人进行斗争的、处于反对派地位的反党分子组成的。
对于说明它们的政治面貌和成员，有意义的是，托洛茨基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各种叛徒和变节者参加了这些小组。
应当直截了当地说，这样一些支持中国领导路线的人决不会给中国领导增加光彩。
不论你们如何努力把这些冒充的人描绘成“真正的革命者”，他们仍然置身于共产主义运动之外，而且任何力量也不能把他们拉进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里来。
苏共中央对于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的信中包含的污辱澳大利亚、巴西和印度这些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企图不能置若罔闻。
我们坚决拒绝这种不体面的手法：一个党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要求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要求有权对整个整个的党及其领导人作出判决，有权随心所欲地解决那些只有各该国工人阶级才能做出判断的问题。
如果你们今后继续进行这样的会议“准备工作”，也就是说，力图继续展开派别活动，那么你们只能以此再一次证实现在已有的看法：中共领导在把事情直接引向分裂。
中共中央打算使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公开论战尖锐化的企图，早已昭然若揭了。
它所发动的宣传运动已经超出了思想论战的一切范围，变成了反对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公开的政治斗争。
这个宣传运动同弄清真相、同探讨我们运动的理论和政策的各种迫切问题，毫无共同之处。
你们的言论的全部内容、方法和腔调表明，你们有意地想进一步扩大争论问题的范围，歪曲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真正立场，诬蔑它们的领导，唆使群众反对这些党的领导。
谁不了解，这不是论战，而是加剧分歧和燃起仇恨。
这个宣传运动在动摇着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友谊，在革命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队伍中散布混乱和不信任，损害世界社会主义的声誉。
从而，中共首领们在为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助长声势，而这个集团，如所周知，正在热心帮助散发中国的宣传材料。
我们对会议的准备有另一种理解。
苏共中央从来主张运用一九六○年声明所规定的同志式交换意见的方法，在准备过程中创造性地讨论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问题。
我们认为，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或那些迫切问题，就我们运动的战略和策略问题进行辩论，是正常的和有益的事情。
这样的辩论有助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有助于把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同生活的要求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有助于拟定共同的立场，作为对会见和会议的准备。
可是，中共中央发动的敌视共产主义运动的宣传运动，丝毫都不能为这些目的服务。
你们威胁说，你们要答复似乎在苏联报刊上发表的“两千多篇反华文章和材料”，以及“几十个兄弟党的大量决议、声明和文章”。
换句话说，你们准备无止境地进行公开论战。
看来，这正是你们的目的之一。
你们开始了论战，迫使兄弟党对你们的不正确的观点给予反击，而如今，你们想在“答辩”的幌子下越来越扩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政治斗争。
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的信中提出的两党订立一个在自己的报刊上发表对方材料的协定的建议，再好不过地揭露了你们的计划。
这个建议是旨在进一步加剧论战的。
对此，我们愿意指出，在还可以指望辩论不超出对理论和政策问题进行原则性讨论的范围时，我们在自己的报纸上转载过某些中国材料。
但是，当事情已经清楚，问题不是原则性的辩论，而是敌意宣传时，我们必须用另一种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
任何一个共产党，任何时候都没有承担转载、散布和宣传同社会主义事业背道而驰的诽谤性材料的责任。
无论这类材料从谁那里来，它们只会帮助帝国主义反动集团进行反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斗争。
转载那些把我党我国硬说成“同美帝国主义勾结”、“背叛革命”、“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文章，不会有别的结果，只会破坏我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友好和兄弟情谊，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他们的领导人的当前行动当然是不能负责的。
苏联报刊一篇接一篇地刊载这样的文章，就不得不回答其中每一篇文章。
这样，同中国领导的论战就会成为我国全部思想生活的基本内容。
而这就意味着转移党和人民对主要任务——共产主义建设、反帝斗争、援助革命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的注意。
显然，我们党是不会这样干的。
应该再一次确认，你们的全部意图是旨在进一步加剧论战，加紧派别活动，拒绝对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问题进行集体讨论的方法。
中共中央在使世界共产党人不安的所有问题上，都采取了违背我们运动的共同利益、违背加强我们运动各个队伍的团结的利益的立场。
从这方面看来，说中共中央“一贯的立场是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说它“坚持不懈地为消除分歧而努力”的话，是完全违反事实的。
在当前条件下为团结而斗争，这比任何时候都要求实际的建设性的行动。
但是，你们的行动的目的，却是竭尽全力和使用一切手段妨碍消除分歧，并使局势尖锐化。
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的整个信件所贯穿的消极态度，根本不愿意迎合兄弟党的倡议，只能有一种解释：中国领导人不愿意考虑压倒多数的共产党的意见和利益，进行反对它们的激烈斗争，存心使共产主义运动分裂。
共产主义运动的所有成员都清楚，中共中央把国际会议推迟到遥远的期限，是指望在这个时期里增加自己的支持者的数目，把他们变为自己政策的顺从工具，企图以此为自己在将来的会议上造成有利的条件。
为了预言这种打算的彻底破产，无须成为预言家。
我们毫不怀疑，越往后，生活将越加证明中共领导人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思想纲领和策略路线是站不住脚的。
中国领导所追求的不体面的目的将日益暴露出来，那些暂时被它迷惑的人们将会睁开眼睛。
当然，中共中央的分裂活动会给并且已经在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损害，特别是给那些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复杂条件下为工人阶级事业、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而斗争的共产主义运动队伍带来了损害。
但是，工人阶级斗争每前进一步，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每取得一个新的成就，都会打击中国领导的错误的、脱离现实的方针，都会证明共产主义运动的列宁主义方针的正确性和生命力。
中共中央在自己的信中涉及到一些同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政治思想分歧的问题。
我们党已不止一次地阐述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立场。
因此，我们不认为有必要再在这封信里谈论这些问题，何况你们的攻击没有任何新东西。
你们早就靠粗野的谩骂和扣帽子过日子了，并以此来代替对那些中共中央持有特殊意见的问题的善意讨论。
苏共中央坚决摒弃你们的不负责任的断言，认为它是明显的诽谤，如说什么苏共“一心一意要联合美帝国主义”，“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策划一个公开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阴谋”。
这些说法只能使它们的作者们的威信扫地，只能使那些竟然如此恶毒攻击担负同帝国主义斗争的主要重担的第一个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威信扫地。
指望谁来相信这些妄诞的谰言呢？
难道你们当真指望找到相信这种诽谤的头脑简单的人吗？
你们这些断言的真正意义在于，你们想迷惑中国人民群众，唆使他们反对苏联人民——中国工人和农民的朋友与兄弟。
这一切只能有利于帝国主义反动派，它连在梦中都在想怎样才能拆散社会主义各国人民，怎样在他们之间散布仇恨，使他们彼此发生冲突。
你们力图用这种手法来模糊你们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现今的政治路线之间确实存在的分歧的真正实质。
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早已明白，中国领导人已经同共产主义运动在诸如战争与和平、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民族解放运动的作用和发展途径、同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做斗争、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法这样一些根本的非常重大的问题上分道扬镳了。
你们到处宣扬，你们是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思想的不可调和的反对者。
同志们，你们以此为荣是白费的！
要知道，这最能暴露你们是今天站在早已被生活和整个世界解放运动的实践所摒弃了的落后立场上的人。
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承认，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开辟了我们运动发展中的新阶段，这一点也载入了宣言和声明。
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成了列宁主义的创造精神和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路线的象征，成了从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向列宁主义的原则和准则转变的象征。
正是这一转变为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威望和影响的增长，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转入对反动势力和战争势力的新进攻，奠定了前提。
对苏共第二十次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宣言和声明的原理和方针的猛烈攻击，这正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保守势力对现时代的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动。
看来，你们甚至没有觉察到，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的信本身是如何浸透了个人迷信的思想。
你们对兄弟党的意志示威性的藐视态度，你们回避集体讨论已产生的问题的毫不掩饰的意图，你们用各种各样的政治诽谤、最离奇的指责来进行论战的方法，对共同斗争的同志采取不容忍和凶狠态度——所有这一切都打上了个人迷信的实践的不可磨灭的烙印。
中共中央企图用对所有共产党人说来都是神圣的、革命和反帝的旗帜来掩饰自己对共产主义运动共同路线的背离。
但是，中共领导的实际行动，它旨在隔离当代革命力量的全部活动，都表明了这种“革命性”的真正价值。
例如，最近已特别明显，中共领导人把什么样的意思塞进了所谓“中间地带”这一臭名远扬的理论。
与中国一起列入中间地带中的，有日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和英国的帝国主义者。
帝国主义者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社会主义阵营中分裂的表现感到多么高兴，这一点可以从他们想找到某种途径来同那些引起这种分裂的人接近的企图中看出来。
中共领导人是否注意到，正是现在，当中国的宣传叫喊“革命”和“反帝斗争”叫得最多的时候，这些大国的统治集团却特别愿意同北京发生更紧密的关系。
正如美国官方人士的许多声明证实了的，连美国帝国主义者都确认，虽然中国宣传的调子是好战的，但是中国的行动却是“温和的”，因此，美国应当为同中国关系的可能改变“敞开大门”。
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今天越来越清楚，中共首领们口头上的“左”的词句，只不过是掩盖他们在国际舞台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行动中所日益明显表现出来的大国主义意图和霸权主义罢了。
同志们，我们愿意预先警告你们，你们走上的道路，是一条极端危险的道路，这是对中国人民的命运，对中国人民革命成果的玩弄。
你们企图把对你们反列宁主义的观点和立场的批评说成是“反华运动”。
你们十分清楚地知道，在我们党的所有文件中都特别强调苏联共产党人对中国人民的最友好的感情，我们曾经给予、今后仍准备给予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以全力援助。
苏共中央并没有在本国人民中煽起对中国、对伟大的中国人民以及对所有其他国家人民的不信任和敌对感情。
正是因为我们珍惜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谊，珍惜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团结，珍惜整个世界解放运动的团结的利益，我们才不松懈地为同中共的关系正常化而努力，尽管中国领导日益公开地表示不愿意改善这种关系。
我们之所以长期容忍和克制，是由于我们忠于列宁的国际主义原则，看到明天，并且相信这些原则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最终胜利。
我们再一次重申我们在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必要性方面的立场，认为这是保证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团结的可靠的和受过检验的方法。
我们建议在短期内就在原则上商定：会议应该召开，不应该长期拖延，至于召开会议的具体日期以及会议的议程和成员，可在同兄弟党进一步协商的过程中谈定。
苏共中央认为，在现阶段上，应该把主要力量集中到举行筹备会议上来。
我们再一次重申我们的建议：召开由二十六国党代表组成的筹备会议，这些党在一九六○年已经被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批准为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并且代表着世界上一切主要地区的共产党人的利益。
关于召开这个筹备会议的具体日期，我们认为必须在最短期间内就同兄弟党商定。
苏共中央仍旧愿意在取得协议的任何日期举行苏共和中共代表的双边会谈。
这个问题可由苏共和中共随时协商解决。
对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进行集体审议的方法，这是目前唯一正确的、为各国共产党所公认的方法。
因此，任何一个党，如果它没有抛弃国际主义的话，都不得阻碍会议的召开，或独自专行地迫使别人接受自己的关系举行会议的条件。
所有的党都是平等的，并且根据从宣言和声明中引申出来的民主原则共同解决涉及到我们整个运动的各种问题。
最后，苏共中央认为必须强调指出，苏联共产党将坚决地沿着它的二十次代表大会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列宁主义方针前进，坚持不渝地执行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中所体现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
我们党和全体苏联人民面临着一项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这就是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我们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一起，对防止世界热核战争，对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担负着责任。
我们在争取解决当代这些伟大任务的斗争中将不吝惜自己的力量。
我们也是从这些立场出发来对待克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和加强其队伍的团结的。
世界共产主义的利益对我们来说高于一切，我们在同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任何一个党的关系中都是遵循这种利益的。
苏共中央愿意希望，中共中央委员会将非常认真地对待这封信中提出的建议，再次权衡它所采取的立场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并且从自己方面采取不是旨在分裂而是旨在同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团结的步骤。
致兄弟的敬礼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
作者：方及
栏目：军事学术
编者按：
一九三七年九月下旬，日寇在平型关遭我一一五师有力打击、大吃苦头之后，遂即变更了部署，从平型关与雁门关之间的茹越口突破了国民党军的晋北防线，接着以五万之众，分三路直逼太原。
国民党军队依然是节节败退。
就在这时，我一二九师七六九团（师的先遣团），奉命插向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十月中旬，七六九团进到代县以南、滹沱河左岸的苏龙口、刘家庄地区后，发现敌人飞机不断地由滹沱河右岸起飞，轰炸忻口和太原。
经过询问居民和现地侦察，弄清了敌人机场就在滹沱河右岸的阳明堡西南地区，共有二十四架飞机，白天轮番去轰炸太原、忻口，晚上停放在机场。
敌人由于未受国民党军队的有力抵抗，加之对我军估计不足，后方警戒相当疏忽。
机场里只有警卫部队约二百余人，防御工事仅构筑了简单的掩体和掩蔽部，飞机集中停放在警卫部队的东南侧。
敌人主要兵力驻在阳明堡、崞县、代县等地区。
我七六九团团长陈锡联同志分析了上述情况之后，即决心采取秘密而神速的行动，出敌不意地袭击敌人机场。
具体部署：以第三营为突击营，负责袭击机场，击毁敌机；
以第一营袭扰崞县，牵制崞县的敌人；
以第二营（欠第七连）为预备队，与团指挥所一起位于苏龙口北侧地区，第八连在王董堡，破坏阳明堡西南的公路，阻止敌人出援，保障三营翼侧的安全；
团属迫击炮连位于滹沱河边，支援第三营战斗。
基本部署确定之后，各级指挥员又进一步进行了现地勘察和调查，对打飞机的动作进行了研究，准备了必要的破坏工具和燃烧手榴弹。
部队接受任务后，进行了深入的战斗动员，全团人员情绪高涨。
虽然是第一次打日本鬼子的飞机，但谁也不把困难放在眼里，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十月十九日夜里，部队悄悄地出发了。
担任突击机场的三营，是一个能攻善守，以夜战见长的部队，他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得过“以一胜百”的奖旗。
今天 他们继承着红军时期的优良传统，投入了新的战斗。
战士们一律轻装，棉衣、背包都放下了，刺刀、铁铲、手榴弹，凡是容易发出响声的装具，都收拾妥当。
长长的队伍，在一位从敌人机场跑出来的老乡引导下，沿着漆黑的山谷行进，很快渡过了滹沱河，爬过了敌人机场外围的铁丝网，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了机场。
十连向机场西北角前进，负责歼灭敌人警卫部队，直接掩护十一连的安全。
十一连直向机场中央的机群扑去。
十二连为预备队，在机场东南侧待命。
九连早已插向阳明堡至机场的公路桥附近，负责警戒阳明堡的敌人。
由于我行动静肃、秘密，敌人警戒疏忽，十一连进到距敌机三十米时，敌人尚未发觉。
十连在向敌人警戒部队接近时，被敌发觉。
顿时，十连和十一连向敌猛烈攻击。
十连以猛烈火力将敌警戒部队压制在掩蔽部内，十一连的机枪、手榴弹一齐倾泻到敌机群里。
正在机群周围巡逻的敌哨兵，慌忙赶来，和冲在前面的我军战士围绕着飞机互相角逐。
在机舱里值勤的敌飞行员惊醒后，盲目开火，乱作一团。
这时敌人警卫部队除依靠工事向我猛烈射击外，一部分向机群扑来。
在二十多架飞机中间，敌我混战在一起，营长赵崇德同志一面指挥部队与敌人白刃格斗，一面命令战士们将手榴弹往敌人飞机肚子里扔。
随着轰轰的爆炸声，飞机一架架燃起了大火。
几十分钟后，敌守卫队大部被歼，二十多架飞机烧毁在熊熊的烈火之中。
这时驻在阳明堡街里的敌人香月师团的装甲车急忙赶来增援。
可是，等他们到机场时，我们的部队早已神速地撤出了战斗。
夜袭阳明堡飞机场的消息，通过无线电传遍了全国。
那些国民党的官儿们，开始根本不相信，他们说：“就凭八路军那些破武器还能打飞机？
根本不可能！”
可是自从十月二十日起，一连几天忻口、太原都没有遭到敌机的轰炸，那些畏敌如虎、胆小如鼠的国民党官儿们这才张口结舌了。
这次战斗，我军为什么能以极小的代价取得重大的胜利呢？
第一，最主要的是坚决贯彻了毛主席关于游击战争的指导思想。
抗日战争一开始，毛主席就规定我军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并指出：“……游击战争是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的。
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
（《毛泽东选集》第五四○页）我军当时就是在毛主席这一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开赴敌后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的。
夜袭阳明堡战斗的胜利，是毛主席游击战争思想的胜利。
这次战斗证明，深入敌后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就可使敌人有后顾之忧，不能安稳坐占；
就可以拖住敌人，不能实施猖狂的进攻；
就可鼓舞士气，振奋人心。
这种作战形式，既适合敌强我弱的条件，使自己少受损失，多打胜仗，也适合敌小我大的条件，使敌人多受损失，少打胜仗。
在抗日战争中，我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就是采取这样的游击战争的形式，逐渐地削弱了敌人，积蓄了自己的力量，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
第二，充分发挥了人的积极因素。
游击战争是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自求解放的一种最好的斗争形式。
一切反动派，他们开始总是貌似强大，在武器装备上占着优势的。
革命的人民向敌人进行战斗，最主要的是要充分发挥人的积极因素，发挥人的勇敢精神。
只有敢于斗争，才能取得胜利。
夜袭阳明堡战斗，就是我军指战员勇敢加智谋，演出的一场威武雄壮的活剧。
第三，主动地灵活地进攻敌人。
游击队作战，是深入敌后，而自己又多是处于无后方作战的状态，环境比较严重，情况复杂变化多端。
在这种情况下，担任游击作战任务的部队，必须善观风色，善察战机，积极地、主动地、灵活地进攻敌人。
这种进攻，“要求集中可能多的兵力，采取秘密和神速的行动，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很快地解决战斗”（《毛泽东选集》第四○○页）。
三八作风，特别是快的作风起重大作用。
在指挥上要象渔人撒网一样，看清水的深浅，看准水的流速，及时撒开，及时收拢，部队行动要象流水疾风一样迅速，即打即离，迅速变换位置。
夜袭阳明堡战斗，正是贯彻了这一原则，从而速战速决地歼灭了敌人。
作者：王振祥/应孟
栏目：军事学术怎样指挥第一仗
一九四八年十月间打锦州，我带领三排主攻北大营。
当时我刚当排长不久，第一次指挥一个排打仗。
头一次进攻，我把兵力都摆在正面，结果碰了钉子。
接着，在连长的具体指导下接受了教训，第二次攻击从敌人后背开刀，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开口子的任务。
北大营在锦州东北角，东临一条小河，南北都是开阔地，西北靠着小山。
营房外的土围子，每隔四五十米有一个大碉堡，每个大碉堡前有二至三个子堡；
碉堡外还有一道四米宽的旱壕。
守敌为国民党九十三军一个师的两个团。
由于地形开阔，白天不易接近，团营首长先后四次到前沿观察地形和敌人防御情况，确定突击方向选在东南角，从两个地堡的结合部打进去。
为了详细看好地形，夜间我又带领班长们去摸了一次，比较熟识了进攻道路。
当夜十二点，在炮火掩护下从正面展开进攻。
由于敌人炮火拦阻，子母堡的火力密集，接敌困难，爆破没有成功，攻击失利了。
这时，我心里千头万绪，是进攻还是后退，一时拿不定主意。
正在犹豫不决时，连长杨盛先上来了，他斩钉截铁地说：“三排长，停止攻击，好好总结一下。
要坚决迅速地打开口子，不然天一亮，整个团就进不去了！”
连长的话，给了我很大启示。
我反复考虑，觉得这次攻击失利的主要原因，是没有选好“点”，一上来就从正面打。
敌人两个母堡内各有三挺重机枪，每个子堡内有一挺轻机枪，都朝着正面打。
这怎么能攻上去呢！
于是，我马上重新改变攻击部署：命七班长赵富带领全班绕到北边那个母堡后面去打，九班长朱英带领全班从左侧绕到南边那个母堡后面去打，八班在正面佯攻牵制。
我把新的部署方案向连长作了报告之后，连长点点头说：“这样作符合实际情况，容易奏效，只要把点选好，就可以拿下来了。”
新的部署虽然定了，但我还有些担心。
主要顾虑把两个班撒到敌人后面去，会遭到敌人侧射火力的威胁。
连长好象看出了我的心思，说：“三排长，有了正确的决心部署，就要坚决执行。
打仗，不要怕敌人侧射火力威胁；
我们的炮火能压制敌人火力，你用八班佯攻，又能吸引敌人火力，迷惑敌人，直接支援七、九班的行动。”
连长这么一说，我心里完全踏实了。
第二天五点钟，炮火重新准备后，八班首先在正面打响，敌人误认为我们仍从正面进攻，全部火力又集中打八班。
这样，九班进展就比较顺利了，一下就接近了母堡。
可是，碉堡里三十多个敌人仗着工事坚固，仍然向外猛烈射击。
九班长便命令战士从射击孔往里扔手榴弹，只听得一声巨响，母堡全毁。
接着，他们又采用同样方法，将三个子堡炸毁。
这时，天已破晓，七班战斗进展缓慢，因为子母堡内的敌人又集中火力对付他们。
我一看这情景有点火了，九班长朱英很机灵，看了看我的脸色，坚决地说：“排长，我去！”
我打心眼里钦佩九班长的机灵、勇敢，同意了他的要求。
他乘敌火间隙，呼呼地绕过去接近母堡。
他见七班两个战士扔进去的爆破筒，都被敌人推出来爆炸了，便扑过去自己动手爆破。
他将爆破筒的导火索拉响后往里一推，一下就解决了问题，又歼敌三十多。
口子打开了，大部队也进去了，营团首长上来握着我的手说：“王振祥，打得好，第一次攻坚战指挥得不错嘛！”
（应孟整理）
栏目：军事学术编者的话
打仗，是用主力进攻敌人的正面好，还是用主力进攻敌人的侧后好？
这篇文章主力进攻敌人正面，是硬碰侧后，是以实击虚，是避强击弱，这种办法很容易奏效。
林彪元帅在总结《打胜仗的根本办法》时说：必须避免将连队主力用在攻击目标的正面，须设法将主力绕到敌人后面去，只用少数兵力在敌人正面进攻。
因为敌人不怕你攻他的正面，就怕你攻他的后面。
这个战例中的指挥员正是这样做的，因而打了胜仗。
我们学习怎样指挥第一仗，应该牢记这一条。
作者：韩怀智
栏目：军事学术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成为一个智勇双全的指挥员，有一种方法是要学习的，“那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
（《毛泽东选集》第一七二页）战斗实践证明，毛主席这一教导是科学的真理。
在战斗中，只有熟识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才能使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符合，才能比较把握地多打胜仗。
如果一个指挥员不愿意多了解情况，把自己的决心建立在“一相情愿”上，或者建立在书本知识上，这样就不可能打胜仗。
在战斗中，总的来说，是要了解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
但对一个局部的指挥员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要弄清地形情况。
这是因为：一、当上级决定打某一个敌人时，多是已经大体上弄清了是什么敌人，有多少兵力，是什么样的战斗性质，这时对局部的指挥员来说，主要是怎样打、从哪里打的问题。
二。
地形是不变的东西，是“敌我双方作战的共同基础”，有时敌情弄不很清，战斗部署就要根据地形情况来确定。
由此可见，实战中，指挥员亲自侦察地形是十分必要的。
譬如，实战中，指挥员最过硬的一手是选“点”，“点”要选在敌人的弱点而又靠近要害处。
然而敌人的弱点究竟在哪里，不是凭空能够想出来的，而是必须靠反复侦察地形才能找得到的。
因此，“点”的选择，不能仅仅根据地图，或者只听取侦察汇报，而必须根据亲自对实际地形的具体侦察。
在这里，每一座山头的高低，房子的大小，工事坚固与否及其形状等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而这些东西，离开亲自侦察是难以具体了解的。
要弄清地形情况，主要的要靠指挥员两脚走近，两眼看到，即靠指挥员亲自去进行侦察。
特别是在主要方向上，指挥员一定要亲自去看，不仅要从正面看，还要从侧面看；
不仅白天看，必要时还要夜间摸；
不仅要自己看，可能时还要组织下级指挥员和战士去看。
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定下决心，部署兵力，有把握地歼灭敌人。
指挥员要亲自侦察地形，说来容易，但在实战中，有时有的指挥员却做得不好。
主要表现有：一、性急鲁莽，没有很好侦察就想打；
二、忙于琐碎事务，把侦察地形这样重要的事情放过去了；
三、自己怕苦怕累，依赖别人去进行侦察。
上述种种不是由于政治责任心不强，就是由于对亲自侦察地形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因此，我们所有的指挥员应该懂得：打仗是敌死我活的斗争，在弄清情况问题上来不得半点含糊；
亲自侦察地形，是指挥员勇敢和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重要表现，应当身体力行。
作者：辰生
栏目：军事学术
作者：章炳元
栏目：连队学习毛主席著作辅导学习笔记
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他在这篇著作里斩钉截铁地指出：“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
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毛主席又一再重申和强调这句至理名言。
历史上，教条主义者曾经把毛主席这句至理名言诬蔑为“狭隘的经验主义”。
毛主席则以大无畏的科学勇气，坚定地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
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
①这个论断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的。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人的正确思想、言论和意见，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头脑里本来就有的，而是从社会实践中来的。
因此，人们只能从社会调查中取得发言的权利。
这不是什么狭隘的经验主义，而正是避免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科学的唯物主义。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是太野蛮了吗？
毛主席回答说：“一点也不野蛮。”
这完全是老老实实的科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严肃态度。
你既然事先对某个问题根本没有作调查研究，你就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件事情的情形和底细，那你也就根本谈不上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正确的认识，能发表出什么正确的意见，能提出什么正确的解决办法，因此，你对于这件事情也就没有发言的权利。
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
岂不是合情合理、理所当然的事情吗？
倘若事前不调查，却硬要发言，那只能是主观主义的胡言乱语，不负责任的瞎说一顿。
“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
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知道，群众是遵照领导的指示办事的，战士是根据干部的言论行动的，干部的言论和意见，在很大的程度上关系到工作的成败好坏。
因此，一切指挥和领导群众行动的人，切不可灵机一动，信口开河地乱说一通，而应当事先作好周密的调查研究，务使自己的发言有根有据。
毛主席最反对不作调查就指手画脚胡言乱语的人。
他说这种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
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
②
每个革命干部都应该懂得，我们的正确思想、言论和意见，只能从实践中来，只能从调查中来，只能从群众中来。
因此，我们应该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周密地进行调查研究，虚心做群众的小学生，不作“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发议论的“钦差大臣”。
先作群众的学生，再作群众的先生；
先作周密的调查研究，再作有根据的发言；
认真地从调查研究中取得发言权，这才是唯一正确的科学态度。
注：①②见《“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未注明出处的均见《反对本本主义》。
作者：王章/葛荣德
栏目：连队学习毛主席著作辅导
过去，我总认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是对比较高的领导同志和领导机关的干部说的，对于基层干部，就没有再去做调查研究的必要。
因此，每当战士给我提意见，说我有时表扬批评不准确、缺乏调查研究的时候，心里总觉得别扭。
我想：一个连，就眼皮底下那点人，睁眼看得见，闭眼想得到，班、排长把情况反映上来，好的表扬，差的批评，还有什么需要调查？
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工作中就常犯李逵式的错误，费力不少，成绩不好，群众意见很多。
后来，我学习了毛主席有关调查研究的文章，发现了自己的“闭塞眼睛捉麻雀”的毛病，初步懂得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道理，开始注意了对有关情况的调查，工作就开始好转。
可见，调查研究，也是一抓就灵。
这次我又认真地学习了《反对本本主义》，进一步认识到“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句话的深刻意义。
毛主席说：“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真是千真万确。
我那种不做周密的调查研究，看到一点现象，抓住一个枝节，就乱发议论的做法，常常是把不该批评的批评了，不该表扬的表扬了 这不是唯心的工作指导是什么呢？
这样做的结果，是无意中打击了正气，扶持了歪风，损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助长了工作中的形式主义。
如果让它自由自在地发展下去 工作中还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
批评和表扬是如此，其他工作也都是如此。
任何事情都有本质和现象两个方面，任何事情都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任何事情都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着的。
连队工作当然也不例外。
领导机关确定的各项工作都要在连队落实，连队工作非常具体，矛盾也非常具体。
一个连一百几十号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
连队要办的那么多的事情，每件事有每件事的特殊性。
每个人都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每件事也都处在发展变化之中。
每个人和每件事的表面现象又不一定都反映他们的本质。
不做周密的调查研究，怎么能摸清连队的全部情况，又怎么能做好工作？
所以，结论只有一个：不仅领导机关需要调查研究，基层工作也要调查研究，谁不调查，谁就没有发言权，硬要发言，必定碰壁。
（葛荣德整理）
作者：陈振泉
栏目：连队学习毛主席著作辅导
我刚担任司务长的时候，听人说，干司务长这一行，是费力不讨好的。
我心里捉摸，司务长工作也是一种革命工作，为什么会落个费力不讨好的“名声”呢？
当时我也没经验，就决心试一试。
做司务长工作，首先碰到这样两件事：
第一件是报销出差费。
我们是个通信分队，出外送信的人多，需要报销的出差费也多。
过去，常因报销不及时，或者该报的没报，不该报的报了，大家有很多意见。
我开始只注意了自己的工作态度，随来随报，不嫌麻烦。
这样，报销不及时的现象是没有了。
但是，报销是否合理？
我却没注意。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学习了毛主席有关调查研究的文章，并且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从调查研究做起。
我首先找经常外出送信的同志调查送信路线，见到熟悉那条路线的同志也问一问，终于把常去送信的几个地方，每个地方有几条路线、乘什么车需要多少钱等情况，都查清楚了。
这样，就能比较准确地掌握报销标准，同志们的意见也少了。
第二件是发放服装。
大家意见最多的是发的衣服鞋袜往往不合适，可是上级发来的服装，又难以完全适合所有人的具体要求。
这样，需要和可能之间就发生了矛盾。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又按照毛主席关于调查研究的指示，首先逐个地调查了全连人员的具体需要，再对照上级发来的服装号码，发现有十来双鞋袜不合适。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又到其他单位去调换。
结果，使全连同志人人满意。
这两件事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司务长工作决不是个费力不讨好的工作。
如果真的发生了费力不讨好的现象，就应该首先考虑我们费的是什么力。
假使费的是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所批评的那种“力”——“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
或者脱离实际情况，只知道盲目地执行指示和规定，那么，当然要落个费力不讨好的结果了。
反之，如果真正能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就能做到比较少费力而又讨好。
作者：黄震
栏目：连队学习毛主席著作辅导学习漫谈
为什了说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得好？
是因为他读得多、笔记写得多吗？
不错。
但是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学了会用，用在工作上、生活上和思想改造上，而且取得了显著成绩。
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强大的思想武器。
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目的，只能是为了武装我们的头脑，指导我们的行动。
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
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
因此，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首先就要明确学以致用的目的。
学习，不是为了空谈而是为了用；
不是为了装点自己，而是为了提高觉悟、改进工作。
要坚定地树立为革命而学的思想，力求把所学的东西用到革命事业中去。
要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必须坚持学用结合的学习方法，也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带着问题学”的方法。
只有学用结合，带着我们对国际国内以及全党全军各项大事的认识上的问题、自己工作上和思想上以及生活上的问题，有的放矢地用毛主席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加以解决，活学活用，才能钻得深，联得紧，用得上，收立竿见影之效。
读书千百篇，笔记一大片，思想不沾边，行动没改变，决达不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这种学习方法，是我们根本反对的。
用，是学习目的，又是学习方法，也是检验学习效果的唯一标准。
学了不能用，即使把书背得烂熟，也不能算有什么成绩；
学了能用，即使学得不多，用得不熟，也算有了几分成绩。
我们要坚持边学边用的学习方法，把毛主席著作学得更好，更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