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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二十六日讯 《人民日报》二十七日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反华报告》的大字通栏标题下，以六版的篇幅（从第三版到第八版），全文刊登了苏联四月三日公布的苏斯洛夫二月十四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所作的反华报告，和这次中央全会在二月十五日通过的反华决议，以及苏联《真理报》四月三日的反华社论。
在刊登上述反华报告和文件时，《人民日报》编辑部加了按语。
按语的全文如下：
一九六四年四月三日，苏共领导公布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关于苏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反华报告和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反华决议，同时还发表了《真理报》社论。
赫鲁晓夫本人，从四月三日到十八日的十六天内，没有放过任何一次机会，接连发表了十二篇公开反华的讲话和声明。
苏共领导一直耍两面派手法。
半年多以来，一面空喊停止公开论战，一面继续公开反华，并且大吵大嚷，要对中国共产党实行什么“最坚决的回击”，采取什么“集体措施”，还要“公布材料，阐明观点”，摆出一副吓人的架子，好象手里真的有什么了不起的法宝似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骗不了的，也是吓不倒的。
我们早就请他们把所有的法宝统统拿出来。
尽管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领教到什么“最坚决的回击”，什么“集体措施”，但是，苏共领导总算开始抛出一点东西来了。
这是值得欢迎的。
苏共领导的文件和讲话，彻底地暴露了他们大叫停止公开论战之时，正是他们加紧部署反华运动之日。
我们早就料到，以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是拿不出什么象样的货色来的。
果然如此。
苏共领导公布的文件，充满着陈词滥调，根本说不出为什么自己是正确的，为什么对方是错误的，活象是泼妇骂街，实在不够论战的水平。
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文件的妙处是，除了说谎还是说谎，除了诡辩还是诡辩，除了谩骂还是谩骂。
通篇用谎言、诡辩和谩骂，拼凑成一个六万多字的文件，也算是有一点本领。
文件中歪曲事实、颠倒黑白，造谣说谎的地方，据我们粗略的统计，就有一百四、五十处之多。
这些谎言，有许多早已被我们在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八篇文章中，批驳得体无完肤了。
可是，苏共领导却置若罔闻，象驼鸟一样，把头埋在沙里，一味地重复那些破了产的谎言。
看来他们十分迷信“说谎哲学”，以为谎言重复多次，就会有人相信。
其实，谎话的腿总是很短的。
靠说谎生活的人，不会有好下场。
赫鲁晓夫讲话的内容也差不多，除了更加粗野之外，只不过增加了拍桌，跺脚，挥舞拳头，咬牙切齿等等表演而已。
这些文件和讲话在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时候，或斩头，或去尾，断章取义，文不对题，歪曲和篡改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精神和实质。
文件和讲话是个大杂烩，七拼八凑，杂乱无章。
这正好反映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特点。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本来就是一个杂货摊子。
但是，它贯串着一根线，就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逐步发展起来的一条完整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就是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路线。
这条路线的基本点就是反对和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反对和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改变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
这更加证明了我们在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中所做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确确实实是当代的最大的修正主义者。
文件和讲话暴露了赫鲁晓夫等人下定决心，要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分裂，而只同修正主义者讲团结；
要同一切革命者分裂，而只同反对革命的人讲团结；
要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人民大众分裂，而只同全世界人民的公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讲团结。
这更加证明了我们在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中所做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确确实实是当代的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文件和讲话使用一切恶毒的语言，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破口大骂。
给中国共产党扣的帽子不胜枚举。
除了旧帽子之外，又加上什么“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小资产阶级革命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苏主义”，“新托洛茨基主义”，等等。
这正好反映了赫鲁晓夫等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阶级斗争，对于革命，对于民族解放运动，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充满了刻骨的仇恨。
苏共领导特别集中地攻击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攻击毛泽东思想，这也只能进一步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修正主义面目。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已经证明了的，是任何人也不可能抹煞的。
毛泽东思想受到全世界的革命人民的欢迎，他们从中国革命的经验中，从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中，获得了革命的武器。
这是很好的事情，只有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不高兴。
苏共领导妄想诋毁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不过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苏共领导大做托洛茨基主义的文章，诽谤中国共产党人是什么“新托洛茨基主义”。
其实，他们搬起这块石头只会打自己的脚。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很清楚托洛茨基主义的反革命实质。
究竟谁是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是很容易鉴别的。
我们愿意提醒一下：过去拥护过托洛茨基的反动主张，因为犯了托洛茨基主义的错误而作过检讨的，是确有其人的。
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同托洛茨基唱一个调子，发动反斯大林的狂热运动，使处于绝境中的各国托洛茨基分子大为嚣张起来的，是确有其人的。
现在到处勾结和收买托洛茨基分子进行破坏革命的卑鄙勾当的，也是确有其人的。
我们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公布有关的材料。
苏共领导攻击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攻击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更没有什么新鲜。
这些论调，同国际上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同我们国内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的论调，一模一样。
可惜的是，在事实面前，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这种宣传早就破产了，而苏共领导又敲起这套锣鼓，并不能为这场反华丑剧增添什么舞台效果。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已经战胜了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也战胜了由于苏共领导背信弃义的行为给我们造成的经济困难。
我们的经济情况已经全面好转，而且一年比一年好。
对于苏共领导的“关怀”，我们已经领教得够多了。
我们奉劝苏共领导，你们不必为中国人民“操心”吧，你们的错误政策把伟大的苏联人民折磨得够苦的了，你们还是多照管一下自己家里的事情吧。
苏共领导四月三日发布的三个反华文件，本报今天不惜篇幅，予以全文发表，并且把其中重要的地方，用黑体字标出，以便于读者阅读和研究。
赫鲁晓夫各次讲话中的反华部分，也将全文发表。
同时，全国所有省、市和自治区的地方报纸，也都刊载这些文件和讲话的摘要。
我们除了在国内广播之外，还用各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
我们再一次劝告我们的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也再一次劝告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革命者和人民群众，决不要因为苏共领导的文件和讲话又臭又长，就不耐心地读它。
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些反面教材来认识修正主义的丑恶面目，提高自己的革命觉悟，而不要轻易把它丢掉。
我们再一次向苏共领导提出一个明知故问的问题：我们全文发表了你们的反华文件和讲话，我们还将继续发表你们的反华文件、讲话和文章，你们敢不敢发表我们答复你们公开信的八篇评论呢？
我们断定你们是不敢的。
斯大林同托洛茨基斗争的时候，就敢于公布托洛茨基的言论。
因为真理在斯大林手里。
我们敢于公布你们的材料。
因为真理在我们手里。
你们不敢公布被你们称之为“新托洛茨基主义”的材料，因为你们害怕真理，害怕阳光，害怕人民群众识破你们的原形。
我们声明，苏共领导公布的这批反华文件、讲话和文章，以及在此以前和以后公布的一切反华文件、讲话和文章，我们都要在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答复完毕以后，依次给予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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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二十六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和他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议以后，今天中午乘专机由成都回到北京。
同机回到北京的代表团团员有：外交部副部长黄镇，部长助理乔冠华，第一亚洲司司长章文晋，西亚非洲司副司长林兆南。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谭震林，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包尔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蔡廷锴等，前往机场欢迎。
陈毅副总理和代表团其他成员下飞机以后，周恩来总理等同他们热烈握手。
少先队员向他们献花。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廖承志、刘宁一、孔原、张彦，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姬鹏飞、曾涌泉，国务院代理秘书长周荣鑫，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卢绪章，对外文委副主任丁西林，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王新亭上将、萧向荣中将、成钧空军中将，以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
阿富汗驻中国大使米斯凯尼亚，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查禾多，朝鲜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郑凤珪，缅甸驻中国大使馆参赞吴钦貌格礼，越南驻中国大使馆参赞黄北，也到机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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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二十五日讯 周恩来总理最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全体会议联席会议上，作了关于访问阿联、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尔巴尼亚、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等十四国的报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讨论后，一致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报告。
周恩来总理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向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转达了十四个友好国家的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真挚友情。
周恩来总理在报告中首先谈到这次访问的经过和成果。
他说：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初到肯尼亚参加独立庆典后，同我在开罗会合，我们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至一九六四年二月五日，访问了非洲十国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从一九六四年二月十四日至三月一日，访问了南亚三国，总共历时七十二天，行程十万八千里。
周总理说：这次访问，获得了圆满的成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通过这次访问，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两党、两国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进一步增进了中国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从而有利于加强全世界人民的反帝大团结，有利于保卫世界和平和争取人类进步的事业。
阿尔巴尼亚之行
周总理报告的第一部分是阿尔巴尼亚之行。
他说：我们在美丽的“山鹰之国”，同阿尔巴尼亚同志们一道辞别旧岁，欢庆新年，度过了永远难忘的九天。
我们受到了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共和国政府极其隆重、极其亲切的接待，受到了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满街满城、遍山遍野的热烈欢迎。
我们访问了阿尔巴尼亚光荣的首都地拉那、北部边防重镇斯库台、南方重要海港发罗拉、革命摇篮科尔察、历史名城培拉特。
我们到处都听到响彻云霄的“恩维尔——毛泽东”的欢呼声，到处都看到阿尔巴尼亚同志们发自内心的、激动的笑容。
同志谊长，战友情深。
阿尔巴尼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这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友爱，是对中国人民的巨大鼓舞和宝贵支持。
周总理热烈赞扬阿尔巴尼亚人民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
他说：阿尔巴尼亚人民是英雄的人民，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是英雄的国家。
几个世纪以来，阿尔巴尼亚人民一直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同外国侵略者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后终于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一九四八年改名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取得了自己的解放。
接着，阿尔巴尼亚人民又多次粉碎了叛徒铁托集团的颠复阴谋，一再击退了希腊保皇法西斯的军事挑衅，捍卫了自己的革命果实。
周总理指出：当现代修正主义者掀起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逆流的时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挺身而出，给现代修正主义者以坚决的打击。
阿尔巴尼亚同志们下定决心，在任何情况下绝不拿原则作交易。
“一手拿镐，一手拿枪”，“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这两句有名的战斗口号，显示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和全体人民崇高的革命品德和无畏的斗争精神。
我们在这次访问期间，亲眼看见阿尔巴尼亚全民戒备，日夜警惕，斗志昂扬，信心百倍。
二十年来，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象一座不可摇撼的山岳，屹立在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向全世界放射出革命的光辉。
我们确信，不管世界上出现什么惊涛骇浪，阿尔巴尼亚这个坚强的革命堡垒是顶得住的。
周总理在谈到阿尔巴尼亚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辉煌成就时说：解放以前，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经济和文化最落后的国家之一，没有一座现代化工厂，没有一条铁路，没有一所高等学校。
解放以后，在阿尔巴尼亚的土地上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
阿尔巴尼亚一九六三年的工业产值相当于一九三八年的三十倍，农业产值相当于一九三八年的二点四倍，全国每四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人在校学习。
阿尔巴尼亚已经变成了一个拥有现代化工业和集体化农业的社会主义农业——工业国。
周总理指出：最近几年来，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战胜了现代修正主义者背信弃义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继续取得了重大进展。
现代修正主义者施加经济压力，断绝经济援助，非但没有吓倒阿尔巴尼亚人民，反而促使阿尔巴尼亚人民更加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决心把祖国建设得繁荣富强起来。
目前，阿尔巴尼亚人民正在为争取几年内实现粮食、肉类和奶类的自给而努力，为实现工业的更加健全的发展而努力。
周总理说：阿尔巴尼亚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正确领导的结果。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光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支久经考验的坚强队伍。
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阿尔巴尼亚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引导阿尔巴尼亚人民披荆斩棘，英勇战斗，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它在全世界共产党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共同斗争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周总理说：我们在这一次访问期间同霍查同志、谢胡同志和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
双方就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阿两党、两国的友好团结和互助合作关系以及当前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问题，充分地交换了意见，双方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重要文件。
所有这一切，对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一道，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一道，同全世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的人民一道，继续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团结旗帜，高举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旗帜，为全世界人民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的最后胜利奋斗到底。
非洲十国之行
周总理报告的第二部分是非洲十国之行。
他说：我们在非洲十国所受到的隆重接待和热烈欢迎，也是永远难忘的。
这些国家的人民，冒着炎热的天气，长时间地等候在路旁，向我们夹道欢呼。
有些城市更是万人空巷，满城欢腾，载歌载舞，鼓声雷动。
这些激动人心的场面，充分地显示了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休戚相关的战斗友谊。
周总理接着谈到了非洲反帝革命的大好形势。
他说：非洲人民遭受过殖民主义几个世纪最野蛮、最残酷的奴役和剥削，进行过反抗殖民主义统治的长期英勇的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一九五五年万隆会议以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势蓬勃发展起来。
万隆会议举行时，非洲只有四个独立国家。
现在，在非洲五十九个国家和地区中，已经有三十四个国家获得了独立。
这是非洲人民坚持不懈地斗争的结果。
还处在殖民统治下的非洲各国人民，也正在为争取独立和自由而进行着前仆后继的斗争。
殖民者的压迫越残酷，人民的反抗越坚决。
越来越多的非洲人民，由于遭到殖民者的武装镇压，忍无可忍，终于拿起武器，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
周总理说：在我们访问非洲新兴国家的过程中，最使我们感动的是，非洲人民的精神面貌有了深刻的变化。
他们热情勇敢、生气勃勃，表现了独立了的、站立起来的人民的豪迈气概。
他们敢于当家作主，敢于管理自己的国家，敢于藐视一切敌人，敢于同一切新老压迫者进行斗争。
这种斗争精神，是一切新兴国家的立国之本。
非洲人民有了这种斗争精神，就能够战胜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任何阴谋诡计，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障碍。
今天的非洲，已经不是十九世纪末叶或者二十世纪初叶的非洲了。
非洲已经成为一个觉醒的、战斗的、先进的大陆。
周总理指出：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绝不会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它们正在极力阻挠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企图继续控制非洲。
老殖民主义者在多数情况下，被迫作了让步，又采用新殖民主义的手法，企图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控制非洲新独立国家。
美国新殖民主义者采取更加阴险狡猾的手段，企图取代老殖民主义者的地位，把非洲新兴国家置于自己的奴役之下。
这就使非洲人民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日益激化，非洲的反帝革命运动日益深入。
有些非洲国家的反帝革命运动，在帝国主义的镇压和欺骗下，可能遭到暂时的挫折，但是非洲人民总是要继续前进的。
例如，刚果（利奥波德维尔）的民族独立运动，虽然在美帝国主义的干涉下遭到了挫折，使刚刚独立的刚果沦为美国的半殖民地，但是，刚果的爱国力量已经重新聚集起来，展开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争取民族解放的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
周总理指出：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无论采取怀柔欺骗的手段，还是采取武装镇压的手段，都不能够阻止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周总理说：非洲新兴国家的人民正在为清除殖民主义势力，反对帝国主义的控制、干涉、颠复、侵略而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阿联从殖民者手中收回了苏伊士运河，并且把英、法企业收归国有。
阿尔及利亚接管了殖民者占有的二百七十万公顷土地（占全国耕地百分之四十以上），并且没收了一部分殖民主义者的企业。
摩洛哥迫使美国答应撤除它设在摩洛哥的军事基地。
突尼斯收复了比塞大军事基地。
加纳最近再一次破获了帝国主义的颠复阴谋，加纳政府和人民正在为反对帝国主义的颠复活动而展开着坚决的斗争。
马里迫使外国撤除了设在它的领土上的全部军事基地，并且收回了殖民主义的农业垄断企业尼日尔公司。
几内亚把殖民者的大部分工商企业收归国有。
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也都在进行着反对新老殖民主义控制和干涉、维护国家主权和巩固民族独立的斗争。
周总理强调指出：非洲独立国家进行的所有这一切正义斗争，都是非洲反帝民族革命的组成部分。
周总理说：不少非洲新兴国家的领导人表示要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
他们认为，当前的迫切任务是：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巩固革命政权，建立和发展民族的自卫武装力量，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发展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等等。
我们认为，只要这样作，就能够保卫非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成果，并且把民族民主革命继续推向前进。
周总理接着谈到，非洲新兴国家的人民正在为发展民族经济、建设自己的国家、逐步消除殖民统治所造成的贫困和落后状态而努力，并且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许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人指出，仅仅取得政治独立足不够的，要进一步争取经济独立，才能够使自己的国家彻底摆脱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控制，走向完全的独立。
非洲经过帝国主义的长期殖民统治和掠夺，绝大多数国家存在着单一经济作物和单纯发展采矿工业的畸形经济。
帝国主义力图继续保持这种状态，以便在经济上长期控制和剥削非洲国家。
因此，非洲新兴国家要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不能不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严重斗争。
周总理说：我们高兴地看到，非洲新兴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正在从建设自己国家的实践中取得经验，开辟着适合于本国具体情况的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
非洲有着勤劳勇敢的人民，有着富饶的地下、地上和水中资源。
我们相信，只要坚定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充分地利用本国的资源，同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友好国家互相合作，非洲新兴国家是一支能够逐步建设起来的。
一个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新非洲是一定要出现的。
周总理说：在这次访问过程中，我们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纳赛尔、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本·贝拉、摩洛哥王国国王哈桑二世、突尼斯共和国总统布尔吉巴、加纳共和国总统恩克鲁玛、马里共和国总统凯塔、几内亚共和国总统塞古·杜尔、苏丹共和国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阿布德、埃塞俄比亚帝国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索马里共和国总理舍马克等非洲十国的领导人进行了友好的会谈，就进一步发展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并且发表了一系列有助于加强亚非人民团结反帝事业的联合公报。
我国同突尼斯建立了外交关系，同埃塞俄比亚达成了在最近的将来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协议。
周总理说：在这次访问期间，我们提出了中国同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即：一、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
二、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
三、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统一和团结的愿望。
四、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国家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
五、主张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主权应当得到一切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
这五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具体运用，是万隆精神的发扬光大，受到了许多非洲国家的赞同。
我们今后应予贯彻执行。
周总理说：我们还提出了我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即：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
二、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
三、中国政府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
四、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五、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
六、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
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
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
八、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这八项原则充分地体现了我国同新兴国家进行经济合作和文化合作的真诚愿望。
它不仅适用于我国对非洲新兴国家的援助，也适用于我国对亚洲和其他地区新兴国家的援助。
周总理强调指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向认为，援助总是相互的。
亚非新兴国家繁荣富强起来，就能够增强亚非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力量，就能够增强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
这对中国人民来说，就是巨大的支持和援助。
亚非国家遭遇相同，处境相似。
我们之间的相互援助，是穷朋友之间的同舟共济，而不是强欺弱、大凌小。
这种相互援助的规模目前虽然还不大，但是，它是可靠的、切合实际的、有助于各国独立发展的。
随着各国建设事业的发展，这种相互援助的规模将日益扩大，范围将日益广泛。
南亚三国之行
周恩来总理报告的第三部分是南亚三国之行。
他说：在访问非洲之后，我们又访问了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三个友好的亚洲国家，旧地重游，倍感亲切。
我们受到了这些国家政府和人民的殷勤接待和热情欢迎。
周总理说：中国人民和缅甸人民之间一向存在着深厚的“胞波”情谊。
为了加强两国间的友好睦邻关系，两国领导人频繁地进行了相互访问。
我已经是第六次访问缅甸了。
这一次，我们同奈温主席在额不里海滩进行了亲切的会谈，双方一致表示要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而努力。
中国方面表示支持缅甸政府奉行的和平中立的对外政策。
周总理指出：近几年来，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友好睦邻关系获得了重大发展。
两国圆满地解决了边界问题，签订了航空协定和贸易协定。
我们在这次访问期间，从西巴基斯坦走到东巴基斯坦，时刻都生活在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之中，使我们深为感动。
我们亲眼看到，巴基斯坦人民决心为反对外来压力和威胁、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促进亚非团结而斗争。
任何外来的干涉和压力，都无法阻止巴基斯坦人民沿着这条独立自主的道路继续前进。
周总理说：我们这次同阿尤布汗总统举行了友好坦率的会谈，进一步加深了相互了解，发表了联合公报。
这一切，为进一步发展中巴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开拓了更加广阔的前景。
双方在联合公报中表示，希望克什米尔争端能够象印度和巴基斯坦向克什米尔人民所保证的那样，按照克什米尔人民的愿望获得解决。
周总理说，宋庆龄副主席和我这次访问锡兰，进一步加强了中锡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几年来，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总理领导的锡兰政府，继承前总理班达拉奈克的遗志，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颠复和干涉、肃清殖民主义势力和发展民族经济方面取得了进展。
最近，锡兰把过去由外国资本垄断的石油经销业务和保险业务改为国营。
锡兰政府表示反对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印度洋，并且严正宣告不准载有核武器的外国军舰和飞机进入锡兰国境。
这些都体现了锡兰人民坚持独立、坚持反帝的决心。
我们在同锡兰领导人会谈中，表示坚决支持锡兰政府奉行的独立自主和和平中立的政策。
双方在会谈中讨论了进一步发展两国经济合作问题。
周总理在分析当前亚洲形势时指出：亚洲的民族民主革命正在深入发展。
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干涉、颠复和控制，已经成为亚洲反帝民族革命深入发展的一个鲜明标志。
在受到美国军事占领和控制的地区，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如火如荼。
越南南方人民反抗美国武装侵略的爱国正义斗争节节胜利。
南朝鲜人民最近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运动，反对美国幕后操纵的“日韩会谈”。
日本人民的反美爱国正义斗争继续高涨。
美国组织军事集团，把亚洲国家拴在美国的战车上，损害它们的利益，现在，这些军事集团日益分崩离析。
美帝国主义在亚洲的侵略阵地已经在根本上发生了动摇。
同时，决心要走独立发展道路的亚洲新兴国家，也在不断反击着美帝国主义的干涉和颠复活动。
以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柬埔寨政府和柬埔寨人民就在勇敢地进行着这种斗争。
周总理指出：美帝国主义在亚洲推行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不可避免地树立了自己的对立面。
它到处干涉和控制别人，到处惹起别人的反抗。
亚洲各国人民已经越来越清楚当前的主要敌人。
亚洲人民也坚决反对其他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
北加里曼丹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火焰是扑不灭的。
印度尼西亚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坚决反对英帝国主义制造并得到美帝国主义支持的新殖民主义产物“马来西亚”。
只要亚洲各国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坚决斗争，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总有一天要被完全赶出亚洲去。
周恩来总理接着说：在这次访问亚非国家过程中，我们到处感受到，万隆精神深入人心，亚非人民团结反帝的事业有了巨大的发展。
许多亚非国家领导人认为，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为此进行积极的准备。
当前的形势要求我们亚非国家进一步加强团结合作，共同对敌。
我们需要采取具体措施，支持仍然处于殖民统治下的亚非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我们需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维护国家主权，巩固民族独立。
我们需要根据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进行不附带条件的经济、文化、技术合作。
我们需要在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友好合作。
我们需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我们相信，第二次亚非会议将能够更高地举起亚非团结、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旗帜，进一步发扬万隆精神，使第一次亚非会议制订的十项原则更加具体化，从而把亚非人民团结反帝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中国政府愿意同亚非各国一道，为作好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筹备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周总理指出：第二次亚非会议同第二次不结盟国家会议并不是相互排斥的。
在中国锡兰联合公报中，我们同锡兰总理一道表示，希望第二次不结盟国家会议将对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支持民族独立运动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贡献。
我国对外政策总路线
周恩来总理在报告的最后一部分中谈到，中国政府将坚定不移地继续执行自己的对外政策总路线。
他说：这次访问非洲、欧洲和亚洲十四个国家，更加深切体会到，我国对外政策总路线是符合中国人民、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亚非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的。
周总理说：我们将继续努力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团结合作。
现在已经越来越看得清楚，只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才能真正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真正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
周总理说：我们将继续努力争取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
中国已经根据五项原则，同许多国家建立和发展了友好合作关系。
我们也愿意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资本主义各国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
但是，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举行了八年多，至今还没有取得结果。
原因是美国政府一再拒绝同中国政府达成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和平共处的协议，拒绝保证从中国的台湾省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武装力量。
关键就在于美帝国主义要继续用武力霸占中国领土台湾，用武力威胁中国大陆，坚持对中国实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美帝国主义为了把台湾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中割裂出去，正在加紧进行制造“两个中国”或者“一个中国、一个台湾”之类的变相的“两个中国”的阴谋。
可以肯定地说，这种企图无论怎样花样翻新，是永远不能得逞的。
周总理指出：要争取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和平共处，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而最近苏联政府提出的所谓“放弃使用武力解决领土争端和边界问题”的建议，却是一个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效劳的新的骗局。
这个建议故意把帝国主义侵略和霸占别国领土，同历史遗留下来的国与国之间的领土争端和边界问题混为一谈。
亚非国家之间的边界问题，当然是应该而且可以通过和平协商，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的。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边界问题，也是这样。
但是，帝国主义侵略和霸占别国领土，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对于被帝国主义侵占的领土，受侵略的国家当然拥有一切权利使用任何手段加以收复。
如果要受侵略的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使用武力，那实际上就是要各国人民放弃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听任帝国主义的宰割和奴役。
周总理强调说：我们要继续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这种斗争越发展，越能够打击和削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势力，越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
用任何借口来反对和破坏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在帮助加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势力，危害世界和平。
周总理指出：美帝国主义在世界上到处横行霸道，作威作福，成为全世界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
全世界一切受美帝国主义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要联合起来，结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周总理表示深信，只要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联合起来，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就能够挫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保卫住世界和平。
周恩来总理最后说：目前的国际形势有利于全世界革命的人民。
但是，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还会进行捣乱和挣扎。
今后的斗争仍然是长期、艰巨的。
我们必须戒骄戒躁，谦虚谨慎，坚持原则，奋勇前进。
我们在国际关系中，必须继续贯彻平等待人的精神，坚决反对和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在各方面的表现。
天涯处处有芳草，我们要继续发扬相互学习的精神，认真地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一切有益的东西。
归根到底，全国人民必须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不断地取得新的成就，才能够在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争取人类进步的共同事业中，更好地尽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
===== 一个连队接近四好水平，一个连队距离四好水平较远，应该着重和哪个结成对子；
-六连找最困难的帮
作者：韦启高孙德骅沈静王胡
他们学习了毛主席勇于挑重担的论述，提高了认识，决心把一连帮好
本报讯 某炮团连续两年评为四好的六连，主动和创四好困难最多的一连，结成了“一帮一”的对子。
开展“一帮一”活动以后，上级号召四好连队自觉自愿地去结对子。
六连指导员阎明德想：“帮助没评上四好的连队创四好，这是上级给我们的新任务，一定要负起这个责任来。”
六连附近有两个没有评上四好的连队，一个是接近四好水平的指挥连，一个是距离四好水平较远的一连。
他暗暗把两个连的情况作了比较，认为一连困难最多，最需要帮助，应当和一连结成对子。
当他把这个问题让干部们研究时，出现了两种意见。
一种认为应该帮最困难的一连。
另一种认为应该帮指挥连，理由有二：第一，帮指挥连省劲，容易看到成绩，对自己连也光彩；
第二，指挥连特业分队训练经验多，正是自己最需要的东西，可以学习，帮他们对自己也有利。
为了统一大家的认识，支部召开了支委扩大会，进行了热烈的争论。
阎指导员认为，主张帮指挥连的同志，主要是过多地考虑了自己连队的得失，没有为提高整个部队的战斗力着想。
于是，他组织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关于对待困难的论述。
毛主席要求大家拣重担子挑的指示，使干部们很受启发。
接着，他们又学习了总政治部关于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的指示和《解放军报》《学习山西“一带二”，比学赶帮创四好》的社论，使大家明确了，象大寨帮井沟那样，帮助困难最多的连队，这才是共产主义风格。
经过学习以后，大家的认识提高了一步，过去不同意帮一连的同志说：“我们要为集体着想，为兄弟连队着想，不能光为自己打算”，“为了共同提高战斗力，我们要不怕困难，努力把一连帮好。”
会后，干部们主动去找一连商量。
一连同志很高兴，也很激动，认为这是六连同志对自己的信任和鼓舞，创四好的信心更大了。
两个连的干部还在一起研究了互相帮助的办法。
六连这种勇于承担责任的思想，受到了首长和同志们的称赞。
（韦启高、孙德骅、沈静、王胡）
本报华东某地二十六日电 二十五日下午南京部队某部在野营地区举行南京路上“好八连”命名周年纪念大会，正在野营的“好八连”全体官兵和某部队一千七百多名代表，共庆光荣命名一周年。
南京部队首长许世友上将、杜平中将、王蕴瑞少将和驻地党政机关负责同志专程前来参加了大会。
许世友上将在会上讲了话，他首先代表南京部队党委和领导机关祝贺好八连一年来的新成绩、新进步。
他说，好八连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和全军部队的鼓励和教育下，一年来更高地举起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坚持四个第一、大抓活的思想，发扬了艰苦奋斗的作风，各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绩和进步。
八连党支部进一步加强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领导，把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放在支部工作的首位，全连官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更加自觉，更加经常，更加有成效了。
八连还特别重视进行阶级教育，使全体人员认清当前阶级斗争的特点，提高革命警惕性，使艰苦奋斗的作风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八连还经常进行荣誉教育，使大家能够正确对待荣誉。
他们运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发动群众找差距，虚心向兄弟单位学习，向地方学习。
许世友上将还代表南京部队党委和领导机关对所属部队的所有连队学习好八连的成绩和进步表示祝贺。
许世友上将最后说，全军正在广泛开展“一帮一”“一对红”的比学赶帮活动，我们希望好八连好上加好，前进再前进。
我们号召各部队继续向好八连学习，通过比学赶帮的共产主义竞赛，把各项工作做得好上加好，创造更多的“好八连”式的四好连队。
杜平中将接着在会上讲话。
他勉励好八连要一年比一年更好，要从更好上大做文章，要永远牢记毛主席“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教导，永远牢记毛主席“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教导，作为思想作风的传家宝，一代一代传下去。
好八连政治指导员王经文在会上汇报了八连一年来的工作情况，提出了当前存在的薄弱环节。
他代表全连官兵表示，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继续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永远牢记毛主席“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教导，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在“一帮一”“一对红”的活动中，虚心向地方学习，更好地向硬骨头六连、钢八连和全军各个先进连队学习。
和“好八连”挂钩的“临汾旅”某部四连连长陈瑞龙在讲话时表示，一定要更加深入地学习好八连的先进事迹和政治思想工作经验，为创造好八连式的四好连队而努力。
驻沪部队首长熊应堂少将和某军首长王诚汉少将以及好八连野营地区的地方党委负责同志先后在会上讲了话。
纪念大会结束后，某部战士业余演出队和好八连演唱组表演了文艺节目。
栏目：编后
一个是接近四好水平的指挥连，一个是距离四好水平较远的一连，着重跟哪个结对子？
六连选择了一连。
他们的想法是：一连创四好的困难最多，最需要帮助。
六连同志们想得很对，做得很好！
一些连续几年没评上四好的连队，今年创四好的要求很迫切，决心也大。
但是，由于他们的基础差一些，薄弱环节多一些，创四好还有比较多的困难。
正是因为困难多，就越需要先进的连队去帮助，去关心，去支援。
帮助这样的连队，自然担子要重一些，困难要多一些。
困难也有二重性，它能够阻碍人，又可以锻炼人。
困难多，是个不利条件，但是也可以激励人们克服困难的革命精神，锻炼人们克服困难的本事。
要帮助兄弟连队克服困难，就逼着你好好总结自己的经验，找出解决困难的主意和办法，使自己的经验更完备。
这不是既帮助了别人，又提高了自己吗！
帮助兄弟连队克服一个困难，你也受到了一次锻炼，一旦自己遇到同样的问题和困难，就会比较有把握去克服它，这不是于人于己都大有好处吗！
至于谈到“费劲”还是“省劲”，就不是个认识的问题，而是个风格的问题了。
我们提倡为集体着想的共产主义风格，反对眼光短小只为自己打算的本位思想。
林总说，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就是要先进单位负担新的任务。
这是先进单位光荣的新任务，这是关系到四好运动向前发展的新任务。
在这个新任务面前，先进单位应当象六连同志们那样，勇于承担起责任来。
作者：杜平
今年四月二十五日，是国防部授予上海某部八连以“南京路上好八连”光荣称号一周年的日子。
一年来，好八连的同志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四个第一，进一步发扬了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谦虚谨慎的优良作风，经受了新的考验，创造了新的成绩。
在军事野营训练中证明：好八连不仅在城市过得硬，在山区也同样过得硬。
好八连更好了。
一年来，南京部队热烈响应林彪元帅“以好八连为榜样，创造更多好八连式的四好连队”的号召，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加强了抓活思想的工作，大大促进了四好运动。
好八连这支鲜艳的腊梅，已经迎来了山花烂熳的春天：在东海前哨，在各部队，各兵种，到处都有了自己的好八连。
这些连队，象好八连那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好，党支部领导坚强，干部过得硬，内外团结好，坚决执行命令，完成任务出色，经得起任何风险的考验。
这些好八连式的四好连队，是怎样向好八连学习的呢？
我们所有的连队，应该如何使学习好八连的活动，更经常、更深入、更有切实效果呢？
从根子学起，这是最重要的经验。
开始向好八连学习时，一些同志觉得好八连什么都好，什么都想学，不知从何学起。
有的又认为：“好八连好是好，可惜咱学不了。”
经过一段摸索，同志们懂得了：好八连的好，虽然表现在各个方面，但是最本质的东西只有一条，那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四个第一，保持和发扬了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抓住了这个根子以后，他们象好八连那样，大学毛主席著作，一读、二议、三对照、四行动，学了就用，用中又学；
象好八连那样，抓阶级教育，抓苗头、抓表扬、抓骨干，大抓活的思想。
这样，效果就大不相同了。
一位指导员对比学习前后的情况说：从前对战士讲话，只会讲自己的话，有时说服不了人；
现在用毛主席的话，道理讲得更深，感染力更强，战士特别爱听，特别灵验。
带着问题学，这是最重要的学习方法。
有些连队，从本连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学习好八连、学习毛主席著作紧密结合起来，每当做一件工作，或者处理一个重大问题，首先想一想毛主席是怎么讲的，好八连是怎么做的。
这样一想，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有的连队对口学，干部学干部，老战士学老战士，新战士学新战士，学得具体，也学得实在。
有的连长，过去爱批评人，学习了好八连“遇事想一想”以后，再不轻易批评人了。
有的老战士原来不太安心，学习好八连老战士站好“最后一班岗”以后，决心留下好名誉，传下好作风，端正了服役态度。
还有些连队，采用做什么学什么，一个一个问题学习的方法，如学毛主席著作时，就学好八连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培养骨干时，就学好八连培养骨干的经验，学了就用，立竿见影，使学习好八连的活动更经常、更持久。
虚心学习，甘当小学生，这是最重要的学习态度。
这个问题不解决，口里说学习，心里不服气，学不到东西；
这个问题一解决，就处处见优点，到处好学习，越学越有味。
解决的办法是，一学、二比。
学，就是学毛主席“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教导，学好八连的政治思想工作经验。
比，就是看看好八连，想想自己，找找差距。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一比就看出了好八连就是好，一比就发现自己就是有些地方不如好八连，一比就把盲目自满情绪比掉了。
学习好八连的活动，给了各级领导机关一个十分重要的启示：典型的力量是巨大的，必须努力学会运用典型推动工作，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作方法，它将促进我们把创造四好连队的工作做得好上加好。
目前，我们有了一批好八连式的四好连队，为进一步坚持四个第一、发扬三八作风、创造四好连队，树立了更多的活榜样。
这些连队，在“一帮一”、“一对红”的比学赶帮活动中，应该起到两个作用：一个是示范作用。
领导上要通过各种形式，不断宣扬这些连队的成绩和经验，号召所有连队向他们学习，把他们的经验变成全军的财富，把他们的水平变成全军的水平。
一个是骨干作用。
发动他们同其他连队直接挂钩，互帮互学，创造更多好八连式的四好连队。
这样做，既可发挥典型的作用，把四好运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又可以使典型在群众中生根、发展，日益完善，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典型。
让我们更好地向伟大的战士雷锋和“南京路上好八连”学习，创造出更多好八连式的四好连队和雷锋式的五好战士吧！
作者：邱汉初
开始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时，三连党支部只是强调担负教学的干部和班长要学好，至于战士应该学什么，怎么学，既没有要求，也没有办法。
这样，有些战士就认为“与己无关”。
结果，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声势不大，效果不好。
党支部很快察觉了这个问题，就教育大家要把郭兴福教学方法学到手，就要做好教和学这两方面的工作，在提高干部教学能力的同时，又注意做好战士的工作。
他们首先在全连开展了一个与郭兴福“比干劲”的活动。
大家找到了在干劲方面，有四个不如郭兴福：政治热情不如郭兴福旺；
积极上进心不如郭兴福强；
苦练精神不如郭兴福好；
战斗本领不如郭兴福高。
差距找出来了，战士们又进一步订措施，表决心，提出了练兵四不怕：一不怕刮风下雨；
二不怕险恶地形；
三不怕腰酸臂疼；
四不怕反复重做。
全连顿时出现了一个苦练硬功的局面。
接着，党支部又发动大家与郭兴福“比钻劲”。
大家又找到了在钻劲方面也有三个“不如”：钻研毛主席著作，指导行动不如郭兴福；
钻研理论，融会贯通不如郭兴福；
钻研动作要领，提高战术技术水平不如郭兴福。
通过这一比，战士们提出了“干劲加钻劲”、“苦练加巧练”的口号，全连掀起了钻研毛主席著作、钻研条令条例、钻研动作要领的热潮。
新战士王青山结合单兵进攻作业，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论述后，反复琢磨，运用到作动作中去，利用地形地物，首先注意发扬火力，不放过每一次射击机会，然后再注意荫蔽身体。
（邱汉初）
作者：高其良
本报讯 班长要教好，战士要练好，两好合一好，才能把郭兴福教学方法运用好。
这是昆明部队某部五连一班的深刻体会。
一班是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试验班。
开始，战士们认为学郭兴福是干部和班长的事，我们叫做啥就做啥，缺乏自觉性。
后来，连领导组织他们学习了报上登的郭兴福带领表演的三班战士谈体会的文章，看了郭兴福教学方法的电影，班长张庭友还组织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关于“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作用”等论述，使大家懂得了学习郭兴福是大家的事，干部和班长学郭兴福的教学方法，我们就要学三班战士的练兵精神，只有共同努力，两好合一好，才能练得思想红，功夫硬。
从此以后，战士们的练兵积极性提高了。
大家自动组织起来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林彪元帅的军事论文，研究战例，对照自己做过的动作，检查哪些做对了，为什么对，哪些做错了，为什么错。
在训练中，大家带着问题去听讲，动脑筋，提疑难，不弄清楚不罢休；
苦练的劲头也特别大，战士刘久林个子小，开始练超越外壕，空手撑竿过还摔到壕里，后来，他抓紧一切机会练习，请班长和动作熟练的同志指导，空手撑竿能过了，又练背枪过、肩枪过，现在超越外壕的各种动作都很熟练了。
有的同志在战壕投弹投不准，就随身携带手榴弹，有空投起来；
有的同志刺杀不熟练，就向刺杀标兵请教，练对刺。
这个班经过两个多月的刻苦钻研，顽强苦练，最近，向领导机关作了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汇报表演，成为出色的“尖子”，受到了军首长的表扬。
（高其良）
作者：李云生
作者：顾里
连年被评为四好的西藏驻军某部二连，在深山密林中苦练攀登本领。
休息啦，大家唱个革命歌吧！
顺里摄
连年被评为四好的西藏驻军某部二连，在深山密林中苦练攀登本领。
作者：马钱水代成朱书贵
连长领我们到三车参观
运用郭兴福教学方法以后，人家都感到连首长在组织领导训练中作风变了。
虽然要求严，但是大家能愉快地接受。
例如有一次作业，坦克进入待机地域以后，立即伪装。
三车炮长张录松把炮伪装得很巧妙，既隐蔽，又不妨碍观察。
有的炮长随便在炮管上挂了几根树枝子就了事。
连长阎继龙看到这种情况，不是简单地批评纠正，而是召集各车乘员到三车参观，详细地向大家讲解了坦克伪装的重要意义，要求大家向张录松学习。
这样一来，大家立即想出各种办法，认真地进行了伪装。
有的把光秃秃的天线打扮成一棵小树，把履带伪装成一个灌木丛，即使从两侧看，也很难发现有坦克停在这里。
炮长 马全水
赶跑了老一套思想
上级确定我们在单车训练中，试用郭兴福教学方法。
当时我想：“不管什么教学方法，凭我当兵六年多，单车训练不就是那么几下。”
但是，事实与我想的完全相反，教员教的和过去大不同啦！
拿徒手队列作业来说，本来是个老课目，可是越学越觉得大有学头。
当“车辆”开近山棱时，王海旺排长给我出了个情况：“敌人已发现你车，并集中火力向你车射击。”
我就命令驾驶员挂倒档，倒在棱线下，避开敌人火力，另行选择冲击地点。
王排长又说：“倒档挂不上。”
我只好命令驾驶员用前进档向右侧运动几十米，然后向敌发起了冲击。
王排长叫“停”，让大家讨论我刚才处置的方法对不对。
驾驶员张炎臣、机电员刘长山都说我处理情况的缺点是给敌人增加了捕捉目标的机会，容易被击中；
既然挂不上倒档，我车已暴露给敌人，不如原地向敌冲击，勇往直前地进攻。
同志们一分析，我脑子亮堂了。
在纵深战斗中，我们发现了敌方目标，同时车子也暴露给敌人了，我见左面有个山背可以利用，我便命令驾驶员向左转向，沿山背隐蔽地接近敌人，消灭了目标。
讨论时，乘员们都说我情况处理得好，排长也夸我有战术眼光。
经过几天训练，我学到了不少东西，郭兴福式教学方法赶跑了我的老一套思想。
车长 代成
是非分明
参加郭兴福式教学方法示范，我体会最深的是正误对比。
用这个方法是非分明，大家记得牢，看得清。
例如我们车到达待机地域后，教员介绍了敌情，叫我们选择一个符合战术要求的位置。
我们五个乘员根据地形，找了三个位置。
教员没有马上作出结论，要我们把这三个位置作一比较：左面山沟能发扬火力，就是机动性差；
右边山沟，地形隐蔽，但是左邻部队不好观察；
只有中间一个平坦洼地，比上两个地形都好，便确定坦克停在这里。
最后教员做了归纳：无论是运动或停放，选择坦克的位置，都应该注意四个“便于”，即便于观察，便于发扬火力，便于隐蔽，便于机动。
这样教，印象深刻，比干巴巴记条文好多了。
坦克炮长 朱书贵
王宇插图
现代修正主义者贼喊捉贼，企图掩盖自己的分裂行动，责任推给别人。
他们发动激烈反华运动是阴谋分裂社会主义阵营。
他们打着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进行分裂颠复活动，这是最卑鄙的国际宗派主义行为。
他们企图把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部利益攫为己有，是典型的民族利己主义。
他们诬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党不能正确地领导革命，这是破坏阶级团结的大国沙文主义行为
据新华社平壤二十五日电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劳动新闻》四月十九日发表社论，严厉谴责现代修正主义者最近疯狂地反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并且呼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和共产党人同全世界革命人民紧密团结起来，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把革命进行到底。
这篇题为《制止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阴谋活动》的社论说，由于滚进了修正主义泥坑的某些人的行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遇到了巨大的障碍。
最近几周以来，某些人通过党的全会、演说和报刊，发动了一个大规模的运动，攻击那些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兄弟党。
这些人在全国召开地方各级党组织会议，天天攻击兄弟党，并动员各种宣传手段，不断进行诬蔑和诽谤。
他们甚至扬言要采取“集体措施”，把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
这是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明目张胆的阴谋活动。
他们自己首先挑起了公开论战，并且一方面口头上说要停止公开论战，但又继续攻击兄弟党，一方面又说别人的答辩是挑战，威胁说要进行“最坚决的回击”。
这是贼喊捉贼，是企图掩盖自己的分裂行动、把责任推给别人的行为。
社论指出，把分裂行动的责任推给别人，用关于团结一致的伪善言词粉饰自己，为分裂进行动员工作 这就是他们正在展开的运动的真正内容。
社论说，当一些人开始公开论战时，我们就曾经要求过立即停止公开论战，反对力图孤立和排斥兄弟党的分裂行为。
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我们曾经忍耐了难以忍耐的问题，努力求得内部解决。
但是，他们公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宣言及声明的革命原则，散布错误观点和主张，继续着有害的行动。
他们不但不听兄弟党的正确意见，反而把自己的错误观点强加于人；
他们对不追随他们而坚持革命立场的阶级兄弟，进行各方面的攻击，企图把阶级兄弟孤立起来，排斥出去，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
他们不惜把几个国家逐出社会主义阵营，甚至把意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中去，肆无忌惮地片面撕毁兄弟国家间的协定，断绝同兄弟国家的外交关系。
他们甚至不分革命同志和阶级敌人。
他们美化和粉饰帝国主义，向帝国主义作无原则的迎合让步，表示“友好”和“善意”，而对阶级兄弟和革命同志却象敌人一样，干出无法容忍的勾当。
社论强调说，社会主义阵营是国际工人阶级和被压迫劳动大众长期流血斗争的伟大成果，是我们时代的伟大革命力量，是世界和平牢不可破的堡垒，是所有进步人民的胜利的可靠保证。
任何一个党或一个国家绝不能任意糟蹋这一宝贵的胜利果实。
决不能因为是大国就可以取代社会主义阵营。
尤其不能因为是大的、革命早的国家就可以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随心所欲地决定和处理有关共同利益的问题。
社论说，最近越来越激烈的反华运动和所谓采取“集体措施”的骚动表明，这些人在分裂主义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反对帝国主义而坚决斗争，积极支持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
因此，帝国主义者和国际反动势力怀着极大的仇恨，为贬低中国的威信和孤立中国而进行疯狂活动。
然而，某些人却与此同流合污 诬蔑和攻击中国是“好战分子”、“托洛茨基主义”、“分裂主义”等等。
自称为共产党人的人，同帝国主义者一样，猛烈攻击中国，企图孤立和排挤中国，这实在危险到了极点。
事实上，孤立占社会主义阵营人口三分之二的中国，这意味着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妄图孤立和排挤中国，就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社论说，不但对大国是这样，对小国也是这样。
无论是多么小的国家，把它从社会主义阵营排挤出去，都是不能容许的。
假如在社会主义阵营里，昨天孤立和排除一个国家，今天又孤立和排除另一个国家，明天又孤立和排除另一个国家，如此下去，十分明显，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终将四分五裂。
社论谴责那些搞分裂活动的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把一国党的代表大会描绘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阶段”的开始，说谁都要接受和服从它的决议。
社论说，这些人打着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谋害和攻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人，干涉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内政，唆使这些国家的反党宗派分子，进行分裂兄弟党和颠复兄弟国家领导的活动。
这是最卑鄙的国际宗派行为。
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他们用来对不追随他们政策的人进行攻击的一个恶名昭著的挡箭牌。
社论指出，有些人自己干着恶劣的国际宗派活动和破坏活动，却恬不知耻地颠倒事实，反诬别人进行“分裂活动”。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简直无法想象的这些手法和行为，归根结蒂只能证明他们自己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失败。
社论说 他们还反对兄弟国家的党和人民用自己的力量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
他们叫喊所谓“经济一体化”，企图把别国的经济建设工作也置于他们的控制和支配之下。
这是无视别人的主权，企图千方百计地把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部利益攫为己有，把别国的经济变成他的附属物，这是一种典型的民族利己主义的表现。
社论说，正在继续搞分裂活动的人，离开国际主义立场越来越远，他们正在破坏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破坏国际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
有些人傲慢至极，他们说亚洲党经验不足，不能独立活动；
他们对那些坚持革命原则的人和为反对帝国主义而进行浴血战斗的革命志士横加诬蔑，说他们“政治上不成熟”，说他们是“不坚定的人”。
他们只知道拿出自己的革命传统和经验，说什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工人阶级人数少，他们的党不能正确地领导革命，即使革命成功了，也很难坚持下去。
这些都是蔑视和污辱别人、破坏阶级团结的大国沙文主义行为。
我们对兄弟党的革命传统和经验是敬佩的。
但是，主要问题在于，今天谁在为革命进行正确的斗争，而不是对过去自吹自擂。
现在，离开革命立场来炫耀革命传统是不能为自己辩解的。
社论说，这些人诬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什么“冒险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运动”。
有些人甚至诬蔑这一地区人民团结反帝是在反对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
这只能被认为是妄图在劳动人民中间鼓吹民族主义感情，制造不和。
从那些自称为共产党人的嘴里，听到帝国主义者在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殖民地附属国的人民进行挑拨离间时所说的那种胡言乱语，实在是令人惊讶的。
在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决不能容许并且一定要消除这样的错误行动。
社论说，今天，当一些人使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面临危险的时候，摆在全世界共产党人和国际工人阶级面前的神圣任务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而积极展开维护其团结的斗争。
今天，反对某些人的分裂活动的斗争，不是局限于个别的党，而是关系到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党和共产党人的问题。
社论说，一切共产党人为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而站在光明磊落的立场上坚持独立自主，这是最重要的事。
社论指出，现在，有些人利用自己党的既得权威，竭力强迫别人追随他们的分裂主义行动，搜罗支持者。
他们为了把错误的行动强加于人和排挤不服从自己意志的党，提出了所谓多数和少数，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应当使用集中制原则和纪律。
他们还说，应当采取措施，创造一种使之具体化的组织形式。
在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不可能有上级和下级的关系，不可能有谁居于某种中央地位发号施令、进行控制，而别人则在他下面只是服从他和执行他的命令的关系，也不可以强迫别人接受机械的多数意志。
叫喊集中制原则，归根结底，就是要把意见分歧引导到组织分裂，就是要把自己置于中央地位，可以实行大国的蛮不讲理和横行霸道。
社论说，如果以团结和社会主义的事业为重，就不应当屈服于外部的压力而丧失独立性，盲目地追随别的党。
自己没有独立性，人云亦云，亦步亦趋，这既不能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也不意味着是对国际主义的忠诚。
修正主义者企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内部继续制造混乱，引起分裂。
他们到处丢社会主义的脸，降低社会主义阵营的威信，并想搞垮全世界工人阶级长期以来用血汗换来的伟大阵地。
同时，必须坚决反对横行霸道、强迫别人接受修正主义的大国沙文主义。
社论说，我们认为，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来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是必要的。
但是，兄弟党的国际会议只有在遵守独立自主、相互平等和同志式的协商原则，并进行了充分准备的基础之上召开，才能取得成功。
如果要象现在某些人先就威胁说要采取“必要途径和手段”来反对别人的那种性质的国际会议，那么，这种会议就只能成为分裂的工具。
社论指出，离开革命道路、制造社会主义阵营分裂的人，如果继续其背弃国际工人阶级的行为，他们就要对由此产生的后果负严重责任。
社论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和共产党人应当坚决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应当同全世界革命人民紧密团结起来，把革命进行到底。
社论最后说，朝鲜共产党人在任何复杂情况下，一贯反对修正主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
它今后将一如既往，继续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忠实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为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而进行顽强的斗争。
据新华社河内二十六日电 越南通讯社报道，胡志明主席最近回答了著名的澳大利亚记者贝却敌提出的一系列问题。
这些问题和答复如下：
问题一：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一再发表声明说，南越的战争是由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某种“侵略”或者“干涉”；
如果越南民主共和国尊重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一切“就会好起来”。
你对这一点有什么看法？
答：美国统治集团关于所谓越南民主共和国“侵略”的一切声明都纯粹是捏造的。
全世界已经清楚地看到，美帝国主义是侵略者。
美帝国主义者把成千上万的官兵，几十万吨的现代化武器，数以千计的飞机和坦克，成百吨凝固汽油弹和化学毒剂运入南越，来屠杀我国南方的同胞。
正是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一再派遣别动队到北方来进行破坏活动。
至于“越南民主共和国不尊重日内瓦协议”的说法，这的确是腊斯克先生的捏造，如果说不是谎言的话。
自从日内瓦协议签字以来越南民主共和国一直认真地加以执行。
不尊重日内瓦协议的恰恰是美国。
墨迹未干，美国就开始破坏日内瓦协议，南越战争的主要根源是美国对日内瓦协议的蓄意破坏，美国阻挠在一九五六年七月举了全国大选，从而破坏了越南的和平统一。
它运入大批军队，并且利用它的傀儡来进攻手无寸铁的南越人民。
这些都是腊斯克先生无法否认的确凿事实。
这就是南越当前紧张局势的真正根源。
如果美国政府遵守它的“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保证，就不会爆发战争。
问题二：人们应当如何解释美国和西贡阮庆政权关于把战争推向北方的威胁？
答：美国和西贡统治集团中的一批人一再谈论为了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发动进攻而训练的“特种部队”。
这是美国把“战争推向北方”的计划的一部分。
但是计划是一回事，实行计划又完全是另一回事。
美国和阮庆集团就象一只狐狸，两条腿已经陷入陷阱，还在跳进另一个陷阱。
阮庆及其美国主子在他们的冒险计划上应当放小心一些，……他们在连西贡邻近地区都无法控制的情况下，怎么谈得上向北进军呢。
一九六一年制定的关于在十八个月内征服南越人民的“斯特利——泰勒计划”已经被挫败了。
最近，麦克纳马拉和阮庆计划在十二个月之内平定一个省，以图实行“油点扩散”战术，这种新计划也注定是要失败的。
美国及其走狗在谈论“把战争推向北方”的时候应当记住，越南民主共和国拥有足够的战斗待机部队，而且还有准备帮助的强大朋友，并且全世界的和平力量正在给予他们热烈的支持。
问题三：——最近几个月，美国舆论中有许多关于在越南实行中立解决的说法。
你是否能谈谈这个问题？
答：——南越战争是美帝国主义者及其代理人挑起的。
反对谁？
反对南越人民。
为了结束战争，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即尊重南越人民的意志。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战线已经指出这种人民的如下意志：南越问题必须在民族独立、民主、和平与中立的基础上由南越人民自己来解决。
这方面的先决条件是：美国军队和武器完全撤走，美国尊重一九五四年关于越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
我愿意作如下补充：在我的答复中，关于美帝国主义在这次血腥战争中的罪责已经谈了许多了。
……我们划清了美国人民和美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界限。
我们愿意同美国人民保持友好兄弟关系，我们非常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有才能的人民，对科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在最近时期，一直在对南越战争提出抗议。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 波哥大消息：哥伦比亚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成员在二月间举行的共青联盟第五次中央全会上谴责了领导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哥伦比亚共产党中央领导机构的修正主义路线。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在这次会议发生分裂之后单独继续开会，并宣布成立哥伦比亚的共产主义青年联盟。
会议通过决议，谴责哥伦比亚共产党中央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右倾的修正。
决议说，它不提出夺取政权的基本战略目的，歪曲国家现实，制造幻想，假造在资产阶级统治下改善人民处境的可能性，在无产阶级斗争中采取经济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政策。
决议号召哥伦比亚青年开展革命斗争，通过一次爱国、人民和反帝革命来夺取政权，走向社会主义。
决议说，要进行准备和组织工作，把劳动群众引向他们的基本的目标——夺取政权。
决议还决定不参加欺骗人民的下届选举。
决议谴责有人正在利用与革命组织不相容的手段，如系统地破坏内部民主和民主集中制，采取说谎、诬蔑和告密的手法，其目的是阻止哥伦比亚的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发展。
决议还决定要清除哥共中央领导人所强加的宗教制裁式的手段。
决议说，这种手段阻碍这个组织的全体成员自由地研究反映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和策略的不同意见的材料，造成这种限制是为了阻碍思想的发展和思想斗争，阻止在党和青年联盟内对领导的机会主义和尾巴主义的立场进行必要的辩论，以致不能最好地有助于在尊重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解决这些分歧。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 四月二十六日十二时十九分至十四时十八分，美国军舰一艘，侵入我福建省赤湖镇东南将军头以东地区领海。
对于美国军舰的这种军事挑衅，我外交部发言人奉命提出第二百八十六次严重警告。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 布鲁塞尔消息：比利时全国各地区的青年共产主义者在十九日举行了全国特别会议。
会议宣布，比利时的青年共产主义者将竭尽全力建立一个真正的青年革命先锋组织。
这次会议是为了恢复比利时共产主义青年团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而召开的。
会议谴责了全国执行局的修正主义、分裂主义和反共活动，并且选出了一个新的全国执行局。
会议向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以格里巴同志为书记的比利时共产党致敬，并且对它表示最热烈的、全力的支持。
这次会议选出的新的执行局包括六名成员，以阿尔贝·福斯特同志为书记。
新的执行局在今年冬季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负责领导共产主义青年团。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 莫斯科消息：四月三日，苏联公布了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苏斯洛夫二月十四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所作的题为《关于苏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反华报告，和这次中央全会在二月十五日通过的反华决议。
同一天的苏联《真理报》发表了反对中国的社论。
苏斯洛夫的反华报告共分下列八部分：“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作用的问题的两种态度”、“战争、和平和革命问题”、“中共领导人使民族解放运动脱离国际工人阶级的方针”、“关于苏中关系”、“中共领导人对苏共纲领的攻击”、“中国领导人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活动”、“关于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新托洛茨基主义的倾向的危险性”、“争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报告攻击说，“中国领导人在他们的派别行动中走得更远了，造成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直接威胁”。
“中国领导人这些年来不是使已经产生的分歧消除，而是使之加剧。
他们从修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某些策略性规定开始，一步一步地加深自己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在当代最重要问题上的分歧，最后提出了自己的特殊方针来对抗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方针，他们在自己的特殊方针中从大国沙文主义和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的立场来修改宣言和声明的基本原理”。
“中共领导人实际上抛弃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集体制定的宣言和声明后，向兄弟党提出了他们那臭名远扬的‘二十五点’。
这二十五点的真正涵义实质上可以归结为：否定社会主义体系对世界发展过程日益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轻视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斗争；
把民族解放运动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工人运动对立起来；
对外政策上的冒险主义和保持‘冷战’局面；
在革命问题上的宗派主义和盲动主义；
保卫和维护受到共产主义运动谴责的个人迷信的方法和制度；
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派别斗争辩解。”
“这样一来，中国的首领们把自己同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见不同弄到了这样的程度：这种意见不同实际上发展成了在一切根本问题上的分歧。”
报告极力为苏共领导一面空喊停止公开论战，一面继续公开反华的两面手法辩解。
报告说，“被民族主义的傲慢情绪弄得盲目的中国领导没有听取兄弟党的意见和呼吁。
它拒绝了我们的倡议，并走上了同集体制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方针进行公开的政治斗争的道路。”
报告说，“中国的宣传，就其总的方向和对苏共及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攻击的放肆程度而论，越来越同帝国主义反动集团的反苏反共报刊站在一个行列了。”
“中国首领们重新使用托洛茨基分子曾经使用过的方式方法，企图使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人同党的领导和国家领导对立起来。
事情发展到了这种地步：中国报刊和广播电台号召苏联人反对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
“这是完完全全抛弃各国共产党相互关系的起码准则，抛弃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转向公开的反苏主义的立场。”
报告说，“中共领导人已经不限于在意识形态范围内行动。
他们把意识形态分歧引伸到国家关系中，引伸到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的实际政策领域中。
中共领导为了削弱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一致，玩弄了各种花招和伎俩，以瓦解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把不和带到它们在国际舞台的活动中。
最近时期，中国领导人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颠复活动大大加强了。
现在已经没有疑问，北京采取了分裂各共产党、建立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派别和小组的方针。”
“中国活动家为了掩盖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背离，最近拼命地耍花招，掩饰自己的目的和阴谋，令人厌恶地反复强调自己的‘革命性’、‘勇敢’、‘坚定’等等。
但是，事态愈向前发展，中国宣传的调子愈歇斯底里，就愈加清楚地看出，中国领导的真正计划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世界社会主义的利益毫无共同之处。
现在，中共领导在极端革命的词句和口号的掩盖下，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成果进行疯狂的攻击，集中主要火力不是来反对帝国主义，而主要是反对苏共、反对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这一点愈来愈明显了。”
报告说，“诚然，中国领导人现在也大谈他们希望社会主义大家庭团结一致。
但是他们的行动却和这些话完全背道而驰。
“他们大谈团结，但是，他们的一切行动都是在追求另一个目的：瓦解和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破坏使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人民团结和联合起来的思想基础、组织原则和政治原则。
他们企图把‘中国化’的社会主义，对外政策和国内政策方面的冒险主义方针以及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强加给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领导人喋喋不休地说自己希望‘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要‘清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现代修正主义’和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但是，中共领导的真正目的，在于利用各种政治变节者——共产主义的叛徒、无政府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等等，来分裂共产党人的统一阵线，拼凑亲华的派别和小集团来对抗共产主义运动，使各共产党服从于自己的影响。
“中国领导人宣扬，他们才是民族解放运动最可靠的和久经考验的朋友。
但是，谁要是相信这一点，谁就要受大骗。
中共领导的图谋，在于把自己的冒险主义主张和方法强加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按照种族的特征使各国人民彼此对立起来，破坏民族解放运动同工人运动之间的联盟，这实际上只能瓦解和削弱民族解放运动。
“中国领导人最近一再断言，他们是和平的真诚维护者，是一贯为争取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而斗争的战士。
但是，有谁相信这点呢？
中共领导，由于在加勒比海危机日子里采取挑衅立场、拒绝在关于禁止在三个领域试验核武器的莫斯科条约上签字、一向力图诬蔑苏联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从而在全世界面前表明他们不愿意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斗争，而力图保持‘冷战’的局面，作为实行冒险主义政策的合适的背景。
“中共中央领导人如此沉湎的所谓世界革命胜利、各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一切议论，其目的实际上是不让舆论和共产党人知道中国领导的主要战略方针，即不顾一切地使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服从于它的大国主义的、狭隘利己主义的利益。
正是为了这种目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被粗暴地践踏。
为了这种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被篡改和歪曲。
为了这种目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最坏的传统、最无耻的蛊惑和诽谤都被拿来当作武器。”
报告的第一部分诬蔑“中共领导把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体系、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对立起来，把民族解放运动说成是反帝斗争中的主要力量，并破坏当代革命力量的团结”。
它把《人民日报》和《红旗》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的编辑部文章谈到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革命，是当前最重要的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力量”这一正确论点，说成是“修正”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历史作用的学说，“贬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
它又说，“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国理论家赋予它的只是支持和发展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革命的‘根据地’的作用。
不用说，这种立场只能既危害社会主义体系，也危害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伟大事业。”
报告说，“从南斯拉夫的例子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中国领导人侈望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充当‘最高仲裁人’，赋予自己权力来判定哪个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哪个国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今天，他们不考虑事实，把南斯拉夫从社会主义‘革除’。
明天，中共领导也会灵机一动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这样做。
难道这种主观主义和专横行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只有那些完全不珍惜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团结一致的利益的人，才会这样行事。”
报告的第二部分攻击说，“中共领导人进行着反对列宁的和平共处方针的斗争，并且用靠战争来‘推动’革命的道路同这一方针对立起来，他们竟然说战争是解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矛盾的可以接受的、甚至实际上是唯一的手段。”
报告硬把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核战争问题上的正确立场，说成“是玩弄超级革命空谈、政治上完全不负责任的典型”。
报告诬蔑说，“中共领导现在在革命问题上的主张的实质，就在于：背弃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群众斗争的结果的学说，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情况下都一味采取武装起义的方针，而毫不考虑群众的情绪和他们对革命的准备，不考虑国内外形势。
“这种方针的特别危害在于，细致的和耐心的群众工作、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和主观条件成熟的指望，被革命词藻所代替，或者更坏，被脱离人民的一小撮人的冒险行动所代替。
难道这种行动方式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什么共同之处吗，难道这不是宣传早已被驳倒的布朗基的主张和托洛茨基的主张吗。”
报告在第三部分中攻击中国领导人“把特殊的打算同利用民族解放运动达到自己的目的联系起来”，“企图把那种会使民族解放运动走上危险道路，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有丧失危险的方针强加于民族解放运动”。
它歪曲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彻底解放的道路——武装斗争的方针，硬说中国领导人“完全无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所处的条件是极其复杂多样的”，而一概“要求到处进行武装斗争”。
报告攻击说，中国领导人关于“东风压倒西风”的论点“是民族主义的口号，是用地理的、甚至种族的见解来偷换阶级的见解。
其中显然表现出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对西欧和美洲的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作用的轻视”。
报告说，“中国理论家想用东方各国人民在民族主义的、甚至是种族的基础上独树一帜的号召来代替体现在‘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这一口号里的联合各国和各大洲的反帝力量的列宁主义思想。
他们关于东风具有某种魔术般的力量的口号显然是指望在为反对殖民主义而斗争的各国人民中间煽动起民族主义情绪，甚至是种族情绪。”
“中国领导人正是企图煽动这种感情，指望唆使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各国人民来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并以这些国家人民的利益的唯一保护者自居。
而如果揭穿了中国口号的隐密打算，如果揭示了中共领导人的深远目标，那么，这就是：他们认为，中国是东方最大的国家，它体现着东方的利益，于是就出现了‘历史的风’，它应该‘压倒’‘西方’的风。”
“可见，这个口号不是别的，而是中国领导的领导权欲望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的表现。”
报告在第四部分中声称苏共领导对待中共和中国人民的态度是“名副其实无私的、国际主义的”，大肆宣扬苏联对中国的援助。
它并且反咬一口，把苏共领导将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片面地决定撤走在中国帮助工作的苏联专家，撕毁几百个协议和合同，拒绝提供苏联装备，把中苏贸易缩减到最低限度的罪责，硬栽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头上。
报告说，“最近，由于中共领导的使劲，苏联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合作逐年缩减，文化交流和社会团体的联系也逐年减少，与此同时，对苏联人民的诋毁和诽谤却不断增加，这一事实用什么来解释呢？
只能用一点来解释：中国领导人竭力把本国人民同苏联隔开，生怕他们的人民知道苏联关于发展苏中两国关系的无私的兄弟建议的真相，从而会使他们企图丑化我们党和苏联人民的全部卑鄙的诽谤破产。
中共领导担心，同我国的合作，会把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思想的那股消除了由于对斯大林个人迷信而形成的不能容忍的局面的涤垢之风，也吹到中国去。”
报告的第五部分说，“中国领导人在反对苏共纲领时，竭力诋毁经过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其他反科学的流派的长期斗争之后，在工人运动中取得了胜利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共领导人——不管他们承认或者不承认这一点——正在恢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观念，并且从这种立场出发企图批判建设新社会的国际经验。”
报告说，“中国的理论家攻击苏共纲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命运、关于国家和工人阶级政党在苏联的性质的结论，无视社会生活的新现象。
他们顽固地不愿意看到：苏共纲领的新结论和新论点不是随意作出的，而是表达了已经进入生活的东西。
他们在攻击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路线时，竟然怀疑我们党、我国人民建设共产主义的权利。”
“显然，北京被派别斗争弄得盲目了，以至在狂热中没有觉察到已经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
报告在第六部分中攻击说：“最近，中国领导人旨在挑起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分裂的破坏活动变本加厉了。
这一分裂活动已经公开并正在广泛展开，其手段特别精巧，而且是史无前例的。
中共领导人已把他们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挑起的论战变为直接向兄弟党进行政治斗争的武器。”
“看来，中国领导人决定把他们反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列宁主义团结的破坏活动进行到底。”
报告说，“中国领导人在自己的派别斗争中竟然同某些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断绝关系，随心所欲地宣布那些党‘不存在’，而宣布由他们纠集起来的分裂主义者的集团为‘政党’。
他们大声疾呼地宣布支持分裂主义者的派别集团。”
“中共领导显然在设法拼凑一个受他们保护的类似特殊的国际集团的东西，把它作为加紧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作斗争的工具来同后者对抗。”
“中国代表在国际民主联合组织里大力加紧分裂活动，公开采取建立单独的组织、破坏世界各国和各个地区进步和民主力量之间的联系的方针。”
“由此可见，尽管中国领导人有时还用团结一致的词句来作掩饰，事实上，他们全部实际行动的目的却在于动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使之分裂。
中国领导人的政策和活动今天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主要危险。”
报告说，“从共产主义运动史可以清楚地看出，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曾屡次不负责任地指出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为修正主义。
中国分裂主义者的手法欺骗不了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报告在第七部分中说，“中国理论家们今天的概念难道不使我们联想到早已被列宁主义粉碎的种族小资产阶级流派的许多思想吗？”
“必须公开地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全部理论观点和政治观点，在许多方面都是重弹早已为国际革命运动所唾弃的托洛茨基主义的老调”。
“无论中国领导怎样想避而不谈它的思想的真正来源，它却无法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同老的和现代的托洛茨基分子的观点相吻合的。”
“看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缺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锻炼，不能坚决地抵抗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压力和捍卫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路线。
只有这一点才能解释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他们的对内和对外政策上打下了自己的烙印这个事实。”
报告大肆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攻击中国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它诽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是“想要跳过社会发展必要阶段的‘左倾’尝试”。
报告说，“在分析中国领导现今立场的根源时，不能不看到这种根源还在于越来越严重的、露骨地民族主义的、大国主义的意向，这种意向特别严重地表现在中共首领们的对外政策活动中。”
“事实证明，民族主义在中国领导的整个政策中越来越占上风，正在成为他们行动的动力弹簧，这一点在‘大跃进’时期已经表现出来了。
想出这个‘大跃进’，显然是企图‘用一个跳跃’超过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占控制地位。”
“以后，这些倾向日益加强了。
这反映在中国政府这样一些行动上，例如围绕边界问题人为地煽动民族主义狂热，中共领导人在加勒比危机时期的行为，中国政府对核问题的立场。”
报告拼命攻击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攻击毛泽东思想。
它诽谤说：“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越来越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产生消极的影响”。
“现在已经十分清楚，中共领导力图把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扩大到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使中共的一个领导人，象当年的斯大林一样，俨然上帝一般凌驾于所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上，并且随心所欲地决定它们的政策中和活动中的一切问题。
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在许多方面是中国领导人产生领导权意图的原因。”
“中国领导人出于自己的政治打算，起来维护个人迷信。
他们之所以维护斯大林的歪风和错误，首先是因为，他们自己正在培植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
报告的第八部分攻击说，中国领导人“实际上是在推动核军备竞赛，鼓吹越来越多的国家参加这一竞赛，奉行一种能够导致原子战争的路线”。
“中国领导人的行动破坏着和动摇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越来越使中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隔绝。
中共中央轻视经济建设，无视社会主义国家在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竞赛中的任务。
这样的方针使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威力削弱，使它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实际斗争困难起来。”
“中共领导人千方百计丑化工人阶级及其共产主义先锋队为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为和平和民主而进了的斗争，拒绝建立广泛的反垄断资本联盟的路线，否认和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鼓吹不问具体情况，手拿武器采取冒险主义的行动。”
“中国领导人避而不谈民族解放革命现阶段的实质，看不到各个国家的不同情况，给各国人民开一样的药方——武装斗争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实际上，这种方针将会导致民族阵线的破裂、殖民主义者和新殖民主义者的地位的加强。”
“中共领导人破坏共产主义运动和民主组织的团结，建立派别组织，竭力分裂我们的运动及其在各国的队伍。”
“这样，中共领导人就是在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策略的一切基本问题上反对共产主义运动。
他们的方针是一条融合着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民族主义以及大国主义野心的方针。”
“当中国领导人对我们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对我党的列宁主义方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猖狂进攻时，苏联共产党人将不会保持沉默。
我们不得不大声阐明中国领导人反马克思主义的、新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的实质。”
报告最后说：“我们充分认识到，中国首领们现在的立场多么危险。
事实表明，面临着一场争取加强一切社会主义力量的团结、争取苏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合作的严重的、从一切迹象来看也是长期的斗争。
现在十分明显，中共领导人今后还打算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还打算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继续展开派别活动。”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的反华决议说，“苏共中央全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分裂行动表示严重的忧虑，这些行动将给社会主义大家庭、给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带来巨大的损害”。
决议说，“中共领导人在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口头保证的掩饰下，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莫须有的修正主义作斗争的旗帜下，对共产主义运动在现阶段所遵循的基本理论方针和政治方针展开了攻击。”
“中国领导人在战略和策略的一切基本问题上背离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列宁主义路线，宣布了把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融合为一的方针。
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实质上正在滚到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上，把托洛茨基的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方法拿来作武器，在各个国家拼凑拥护他们的派别集团。
中共领导企图把自己的特殊的思想纲领强加给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强加给国际民主组织。
“中国领导人采取了恶化苏中两国关系、破坏苏中两国人民友谊的方针。
他们拒绝了苏共中央关于使苏中关系正常化的一切建议，在中国国内加紧反苏宣传，粗暴地干涉苏联的内部事务。”
决议“要求从思想上揭露中共领导的反列宁主义的立场和坚决反击他们的分裂行动”，并且声称“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使苏共离开这个方针——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方针”。
《真理报》发表的反华社论说，“中共领导人千方百计地企图把自己的结论强加于兄弟党，硬说什么中共领导人的特殊方针是唯一正确的，而集体制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越是错误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认为坚决挺身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纯洁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是自己的责任。
我们继续保持沉默不仅不会带来益处，而且会助长中国领导人瓦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削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反帝斗争的主要革命力量的意图。”
社论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为了达到他们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毫无共同之处的特殊政治目的，不择任何手段，围绕着有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重要问题玩弄伪善的把戏。
他们用分裂来恫吓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利用共产党人对团结的自然愿望企图束缚共产党的双手，阻挠它们揭露中共领导思想上的变节和分裂活动。”
“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必须象伟大的列宁那样坚决地和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毫不妥协地反对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反对修正主义者、教条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和‘左倾革命词句的英雄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