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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都在谈论战争与和平问题。
万恶的帝国主义制度，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无数次战争，带来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祸。
帝国主义的战争使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同时也教育了人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人民普遍地强烈地要求世界和平。
越来越多的人懂得了，要保卫世界和平，就必须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
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责任重视人民群众要求和平的情绪，站在保卫世界和平斗争的前列；
有责任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斗争，揭穿他们的骗局，挫败他们的战争计划；
有责任教育群众，提高群众觉悟，把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引导到正确的方向。
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相反，现代修正主义者却适应帝国主义政策的需要，帮助帝国主义用谎言欺骗群众，转移人民的视线，削弱和破坏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为帝国主义准备新战争的计划打掩护。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同修正主义的路线，是根本对立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是有利于争取世界和平的正确路线。
这就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贯坚持的路线。
修正主义的路线，是助长新战争危险的错误路线。
这就是苏共领导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路线。
苏共中央公开信，苏共领导的大量言论，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制造了很多谎言来诽谤中国共产党人，但是，这并不能掩饰这种分歧的实质。
下面，我们将分析一下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现代修正主义路线的主要分歧。
历史的教训
自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以后，战争与和平问题一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一个重大问题。
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
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政策和战争政策是交替使用的。
帝国主义常常用和平的谎言，来掩盖他们的侵略罪行和发动新战争的准备。
列宁和斯大林都不倦地号召各国人民要同帝国主义的和平骗局作斗争。
列宁说过，帝国主义政府“都是口头上高谈和平和正义，而实际上却在进行掠夺性的侵略性的战争”。
（《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百三十页。）
斯大林说过，帝国主义奉行的和平主义，“只是追求一个目的：为了准备新的战争而用和平这种响亮的词句来欺骗群众”。
（《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二百四十八页。）他还说，“许多人认为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和平的工具。
这是根本不对的。
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准备战争的工具，是用虚伪的和平词句来掩盖备战的工具。
没有这种和平主义及其工具国际联盟，在目前情况下要准备战争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一百七十四页。）
同列宁和斯大林相反，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工人阶级的叛徒，却帮助帝国主义欺骗群众，成为帝国主义发动两次世界战争的帮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竭力用虚伪的和平言词，麻痹人民革命的斗志，掩饰帝国主义准备世界战争的计划。
在第一次世界战争爆发前后，老修正主义分子就纷纷扯下了“和平”的假面具，站在本国帝国主义政府一边，拥护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在国会中投票赞成军事拨款，虚伪地利用“保卫祖国”的口号，煽动本国的工人阶级投入残杀别国工人兄弟的战争。
当帝国主义者需要按照帝国主义的条件实行休战的时候，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又用什么“没有比建立在‘你活，让别人也活’的原则之上的谅解的和平更使我感到幸运了”（注一）之类的甜言蜜语，来蛊惑人心，反对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叛徒考茨基和他的继承者，更加明目张胆地充当帝国主义的和平骗局的吹鼓手。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散布了一大堆谎言：
第一，美化帝国主义，转移世界人民斗争的视线。
考茨基说，“对于世界和平说来，帝国主义的危害仍旧不过是微小的。
而东方的民族意图和各种独裁制的危害看起来还更大。”
（注二）这是要人们相信，帝国主义不是战争的根源，而东方被压迫民族和伟大的和平堡垒苏维埃国家，倒是战争的根源。
第二，帮助帝国主义掩饰新战争的危险，麻痹群众的斗志。
考茨基在一九二八年说，“如果人们在今天还大谈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那末所根据的是传统的陈词滥调，而不是对我们时代的考察。”
（注三）这些老修正主义分子还说，那些认为帝国主义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人，是“迷恋宿命论的历史观”。
（注四）
第三，用战争毁灭人类的确调来吓唬群众。
考茨基说，“下一场战争不仅会带来贫穷和灾难，而且要彻底摧毁一切文明，而留下来的（至少在欧洲）仅仅是冒烟的废墟和腐烂的尸体。”
（注五）这些老修正主义分子还说，“最近的一次战争使全世界遭受了极大的灾难，下一次战争就会把世界完全毁灭掉。
单单准备新的战争这一件事就会把世界断送掉。”
（注六）
第四，不区别正义战争和不义战争，不准革命。
考茨基在一九一四年说，“在目前条件下，一般地对各民族来说，特别是对无产阶级来说，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一种不幸，我们讨论的是，我们用什么手段能够防止有爆发危险的战争，而不是哪些战争有益，哪些战争有害。”
（注七）考茨基还说，“所有文明国家的广大人群越来越充满了对永恒的和平的要求。
它暂时使我们时代本来的重大问题退居次要地位”。
（注八）
第五，宣扬唯武器论，反对革命的武装斗争。
考茨基说过，“未来革命斗争之所以将越来越少地取决于武力，其原因之一，正如已经一再指出的，是现代政府军的装备较之‘普通老百姓’所拥有的武器具有巨大的优势，这种优势通常使普通老百姓的任何反抗一上来就没有成功的希望。”
（注九）
第六，散布通过裁军就可以保卫世界和平、达到民族平等的谬论。
伯恩施坦说，“在地球上确立和平、给人们以欢乐！
我们不能停下来休息，我们必须努力，以便使社会一帆风顺地向前发展，通过国际协议和裁军达到人人都幸福，达到各民族权利一律平等。”
（注十）
第七，散布裁军节省下来的钱可以援助落后国家的谬论。
考茨基说，“西欧的军备负担越少，就会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在中国、波斯、土耳其、南美等地建筑铁路，而这些工程同建造‘无畏舰’比较起来，是促进工业发展的一个更为有效得多的手段。”
（注十一）
第八，为帝国主义“和平战略”献策。
考茨基说，“文明欧洲的各民族（美国人也一样）通过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手段比通过军舰和飞机更能够维持近东和远东的和平。”
（注十二）
第九，对帝国主义操纵的国际联盟大加吹捧。
考茨基说，“仅仅是国际联盟的存在就已经意味着和平事业的伟大成就。
它是任何其他机构所不论提供的保卫和平的工具。”
（注十三）
第十，散布依靠美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幻想。
考茨基说，“美国现在是世界最强的国家，一旦它在国际联盟中或者同国际联盟一起致力于防止战争，它就使国际联盟成为不可违抗的了。”
（注十四）
列宁无情地揭露了考茨基等人的丑恶面目。
列宁指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和平主义“无非是对人民的一种安慰，无非是使各国政府便于在今后的帝国主义大战中驯服群众的一种手段！”
（《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百三十七页。）
斯大林指出，“这里最重要的是：社会民主党是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传播者，也就是说，在准备新战争和干涉方面，它是资本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支柱。”
（《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一百七十四页。）
人们只要读一下赫鲁晓夫同志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言论，只要把赫鲁晓夫的言论同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等人的言论对照一下，就会发现，赫鲁晓夫的观点并没有什么新创造，而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翻版。
赫鲁晓夫在战争与和平这个关系人类命运的问题上，正在步伯恩施坦的后尘，步考茨基的后尘。
历史经验证明，这是一条对世界和平十分危险的道路。
为了有效地保卫世界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不能不拒绝和反对赫鲁晓夫的错误路线。
最大的骗局
世界上最大的骗局，莫过于把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说成是爱好和平的天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代替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企图在全世界建立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帝国。
美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目标一直是：侵略和控制处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扑灭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并且进而消灭社会主义国家，独霸全世界。
为了实现这种称霸世界的野心，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八年来，连续不断地在世界各地进行侵略战争和反革命武装干涉，并且积极准备新的世界战争。
事实很清楚，帝国主义仍然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当代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美帝国主义。
这一点，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都做了明确的论断。
但是，苏共领导却认为美帝国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爱好和平的。
他们说，出现了能够清醒地估计局势的“明智”派。
这种“明智”派的代表人物就是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
赫鲁晓夫曾经赞扬艾森豪威尔，说“他作为得到本国人民绝对信任的人”，“真诚希望和平”，“也象我们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
赫鲁晓夫现在又赞扬肯尼迪，是一个比艾森豪威尔更能够承担起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的人，“表现出对维护和平的关怀”。
可以期待他“来为地球上的和平生活和创造性劳动保证可靠的条件”。
在散布谎言，美化帝国主义方面，赫鲁晓夫正象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一样卖劲。
苏共中央公开信对不同意他们这种谎言的人提出质问说，难道“真的认为，一切资产阶级政府在所有事情是都丧失了任何明智吗？”
他们显然不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
在阶级社会里，根本没有超阶级的明智。
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明智。
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明智。
所谓明智，就是善于按照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制定政策，善于根据本阶级的根本立场行动。
肯尼迪之流的明智，就是根据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行动，就是帝国主义的明智。
在国际阶级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的情况下，在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不断遭到挫败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者不能不更多地用和平的外衣把自己伪装起来。
肯尼迪的确善于使用和平的词令，玩弄和平的手法。
但是，肯尼迪的和平欺骗政策，同肯尼迪的战争政策一样，都是为美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服务的。
肯尼迪的“和平战略”，就是要把整个的地球，全部统一到以美帝国主义的“法律与正义为基础”的“自由世界大家庭”中去。
肯尼迪的“和平战略”的主要点就是：
用和平手段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推广美国的新殖民主义。
用和平手段对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渗透和控制。
用和平手段推动社会主义国家走南斯拉夫式的“和平演变”的道路。
用和平手段削弱和破坏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肯尼迪在最近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中，狂妄地宣称美苏和平的条件是：
一、要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到西德去；
二、不能容许社会主义的古巴存在；
三、要允许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自由选择”，也就是要在这些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四、不允许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如果可能的话，用“和平手段”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也是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一种惯伎。
反动阶段维持自己的统治和实行对外扩张，从来是依靠两手的。
一手是牧师式的欺骗，一手是刽子手式的镇压。
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政策和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从来是互相为用，互相补充的。
作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代表的肯尼迪的明智，只能是更加奸险地玩弄这种两手政策。
反动的统治阶级倚仗的主要的一手，始终是暴力。
牧师式的欺骗，是对暴力起辅助作用的。
帝国主义从来是依靠实力地位来划分势力范围的。
肯尼迪对这一点讲得很明白。
他说，“归根结蒂，维护和平的唯一方法，是准备最终为我国而战，并且说到做到。”
肯尼迪执政以来，推行所谓“灵活反应战略”，要求加速建立一支“多样化的军事力量”，加强“全面的实力”，以便美国能够随心所欲地打一切战争，不管是全面的还是有限的，核的还是常规的，大的还是小的。
肯尼迪的这个狂妄计划，把美国扩军备战活动推进到空前的高峰。
请看美国官方公布的一些事实：
第一，美国政府的军费开支，从一九六○财政年度的四百六十七亿美元，增加到一九六四财政年度预计的六百亿美元，达到了和平时期的最高水平，也超过了进行朝鲜战争时期的水平。
第二，肯尼迪最近宣称，两年多来，美国的“战略警备部队”的核武器的数目增加了百分之百，作好战斗准备的陆军师的数目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采购空运飞机的数量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七十五，“特种游击队”和“反暴乱部队”增加了将近五倍。
第三，美国的战略目标联合计划参谋部，已经制定了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核战争的计划。
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今年年初宣称，“我们准备在整个时期建立能摧毁几乎苏联所有的‘软’的和‘半硬’的军事目标（即地面的和半地下的基地）以及他们许多极为坚固的导弹发射场的力量。
此外，还要建立一支保护得很好的力量，用来进攻或者以备将来进攻他们的城市和工业区”。
美国进一步加强了矛头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导弹基地网，大大加强了在海外的携带导弹的核潜艇的部署。
同时，美国指挥下的北大西洋集团军队，今年以来向东推进，贴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边境的前沿。
第四，肯尼迪政府加强了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军事部署，并且大力扩充陆、空、海三军的“特种作战部队”，用来对付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运动。
美国把越南南方作为它进行“特种战争”的试验场，美国在南越的部队已经增加到一万六千人以上。
第五，肯尼迪政府加强了战争指挥机构。
它成立了“进击司令部”，统辖一支平时保持高度战斗准备的陆、空联合部队，以便能及时调动他们在世界各地挑起战争。
它成立了地面的和地下的全国军事指挥中心，还组成了分别设立在飞机和军舰上的紧急空中指挥所和紧急海上指挥所。
这些事实说明，美帝国主义是当代最狂热的军国主义和新的世界战争的策划者，是世界和平的最凶恶的敌人。
可见，美帝国主义并不因为赫鲁晓夫向它念圣经、唱颂歌而变成美丽的天使，并不因为赫鲁晓夫对它焚香膜拜而变成善心的菩萨。
在这方面，不管赫鲁晓夫怎样给美帝国主义帮忙，美帝国主义却丝毫不给赫鲁晓夫赏脸。
它总是要不断地用新的大量的侵略活动和战争活动，来自己揭露自己的和平伪装，也就是不断地打了赫鲁晓夫的耳光，宣告赫鲁晓夫美化帝国主义的种种谬论的破产。
这对于甘心充当美帝国主义辩护士的人来说，实在是很可悲的。
关于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问题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正在积极准备新的世界战争，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这是事实。
我们应当把这个事实告诉人民群众。
但是，新的世界战争能不能防止呢？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的观点，从来是十分明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毛泽东同志对战后的国际形势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就提出新的世界战争可能防止的论点。
早在一九四六年，毛泽东同志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著名的谈话中就说：
“在目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的时候，美国反动派如此大吹大擂地强调美苏战争，闹得乌烟瘴气，就使人不能不来看看他们的实际目的。
原来他们是在反苏的口号下面，疯狂地进攻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和把美国向外扩张的一切对象国都变成美国的附属物。
我以为，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
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一百九十二页。）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是针对着当时对于国际形势的一种悲观估计说的。
那时候，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日益加紧进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鼓吹所谓“美苏必战”，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
蒋介石反动派也大肆进行这种宣传，来吓唬中国人民。
当时有一些同志，对于这种讹诈，生产畏惧的心理，在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反动派发动的武装进攻面前，表示软弱，不敢坚决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
毛泽东同志则相反。
他指出，只要对世界反动力量进行坚决的有效的斗争，新的世界大战就可以避免。
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论断，已经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所证实。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国际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九五○年六月，毛泽东同志指出：
“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
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
（一九五○年六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同志在各国兄弟党会议上，详细地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的变化，论证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他借用中国古典小说中一句成语“东风压倒西风”来形象地比喻这种形势。
他说，“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第二十五页。）
毛泽东同志是从国际阶级关系的分析中得出这个结论的。
他很明白地把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都放在“东风”的一边，而“西风”只限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战争势力。
这个比喻的政治含义是异常清楚和确切的。
苏共领导及其追随着把这个比喻歪曲成为地理的、种族的或者气象的概念，只是暴露了他们硬要把自己挤进“西方”的行列，来讨好帝国主义，煽动欧洲和北美的民族沙文主义。
毛泽东同志提出“东风压倒西风”，主要地也是为了论证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增长了，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和平建设环境的可能性增长了。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断，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观点。
可见，说中国共产党“不相信有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是苏共领导蓄意制造的谣言。
可见，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有防止的可能性的论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老早就提出来了，并不是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首先提出来的，并不是赫鲁晓夫的什么“创造”。
可是，赫鲁晓夫真的一点儿创造也没有吗？
不，创造倒是有的。
可惜，这些所谓创造，绝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修正主义。
第一，赫鲁晓夫把新的世界战争有防止的可能性，随意地说成只有防止的一种可能，而不存在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在指出新的世界战争有防止的可能性的同时，必须指出还存在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险性。
只有同时指出这两种可能性，采取正确的政策，作两方面的准备，才有利于动员群众进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同时，在帝国主义一旦把世界战争强加于世界人民头上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才不致于毫无准备，措手不及。
但是，赫鲁晓夫等人却反对揭露帝国主义策划新战争的危险。
按照他们的论调，帝国主义实际上已经变成爱好和平的帝国主义。
这是帮助帝国主义麻痹群众，涣散群众的斗争意志，使群众对帝国主义策划的新战争危险丧失警惕。
第二，赫鲁晓夫把新的世界战争有避免的可能性，随意地说成一切战争都可以避免，认为列宁主义关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原理已经过时。
新的世界战争有避免的可能性，这是一回事；
一切战争，包括革命战争，都可以避免，这是另一回事。
把二者混淆起来，是完全错误的。
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只要人剥削人的制度还存在，就有产生战争的土壤。
这是列宁经过大量的科学研究发现的客观规律。
一九五二年，斯大林在谈到新的世界战争可以防止的论点以后说，“要消灭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二十七页。）
列宁和斯大林是正确的，赫鲁晓夫是错误的。
历史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发动的世界战争只有两次，而帝国主义发动的其他的各式各样的战争则有无数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连续不断地引起了各种类型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
事实很清楚，在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派出自己的军队，或者利用他们的走狗，对于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国家实行血腥镇压的情况下，民族解放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说，“否认在帝国主义时代有发生民族战争的一切可能，这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历史上显然是错误的，而在实践上则无异于欧洲沙文主义”。
（《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七十四至七十五页。）
事事同样很清楚，在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武力来镇压本国人民的情况下，国内革命战争也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说，“国内战争也是一种战争。
谁承认阶级斗争，谁就不能不承认国内战争，因为国内战争在任何阶级社会里都是阶级斗争的继续、发展和尖锐化的自然表现，而且在一定情况下是它的必然表现。
所有的大革命都证实了这一点。
否认或忘记国内战争，就是陷入极端的机会主义和背弃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七十五页。）
历史上所有各国的大革命，几乎没有不经过革命战争的。
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是一个例子。
法国的革命，是一个例子。
俄国的革命和中国的革命，当然又是一种例子。
越南的革命，古巴的革命，阿尔及利亚的革命，等等，也都是大家知道的例子。
一八七一年，马克思在纪念第一国际成立七周年的讲话中，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时候，提出了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条件。
他说，“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
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四百六十八页。）
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在谈到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的时候，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现在，这个论断，也成为苏共领导攻击的对象。
他们说，这就是中国“好战”的论据。
可敬的朋友们，你们的这种诬蔑，毛泽东同志早在二十五年前就驳斥过了。
毛泽东同志说，“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
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
有人笑我们是‘战争万能论’，对，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这不是坏的，是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百三十五页。）
毛泽东同志说的这些话究竟有什么不对呢？
只有否认几百年来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全部历史经验的人，才会否认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论点。
中国人民已经用枪杆子造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政权。
除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外，谁都很容易懂得，这是一件好事，它是保卫世界和平、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因素。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不隐蔽自己的观点。
我们衷心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战争。
正如列宁所说，这种革命战争“是历史上所有一切战争中唯一合理的、正当的、正义的、真正伟大的战争”。
（《列宁全集》第八卷，第八十五页。）如果因为这一点，就攻击我们好战，那只能证明我们是真正站在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边，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
从来就是这样咒骂布尔塞维克“好战”，咒骂列宁和斯大林这样的革命领袖“好战”的。
我们今天遭到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同样的咒骂，正好说明我们高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
赫鲁晓夫等人大肆宣扬在帝国主义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一切战争都可以避免，可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
这种论调就是早已破产了的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
他们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使各国人民相信在帝国主义制度下可以实现永久和平，从而取消革命，取消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并且在实际上帮助帝国主义准备新战争。
核迷信、核讹诈是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政策指南
苏共领导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理论的灵魂，是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一切，改变了阶级斗争的规律。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在本世纪中叶所制成的火箭一核武器改变了以前关于战争的概念”。
究竟怎样改变的呢？
苏共领导认为，在核武器出现以后，已经没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了。
他们说，“原子弹不遵循阶级原则”，“原子弹是不会辨别帝国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而劳动人民又在什么地方的，它轰击成片的地方，所以消灭一个垄断资本家，就会消灭数以百万计的工人”。
苏共领导认为，在核武器出现以后，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必须放弃革命，必须放弃进行正义的人民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否则，人类就要毁灭。
他们说，“任何一个小小的‘局部战争’都会成为引起世界大战的火灾的星星之火”；
“现在，任何战争，即使由普通战争、非核战争开始，也会变成毁灭性的火箭一核战争。”
这样，“我们将会毁灭自己的诺亚方舟——地球”。
苏共领导认为，在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和战争威胁面前，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屈服，不能抵抗。
赫鲁晓夫说过，“毫无疑问，一场世界热核战争，如果由帝国主义狂人挑起的话，必然会使产生战争的资本主义体系灭亡。
但是，难道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事业会从世界热核灾难中得到胜利吗？
只有故意闭眼不看事实的人才会这样想。
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不能设想，在世界文化中心的废墟上、在荒无人迹的和被热核尘埃污染的土地上，建立共产主义的文明。
我们尚且不谈，对许多人民来说，社会主义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了，因为他们的肉体已经从我们的星球上消失了”。
总起来说，在苏共领导看来，自从核武器出现以后，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都统统消失了。
现在，世界上一切阶级矛盾都根本没有了。
他们把当代世界的矛盾，看成只有一种矛盾，就是他们虚构的所谓帝国主义和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共同活命同全部毁灭的矛盾。
在苏共领导的脑海里，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宣言和声明，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古脑儿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请看《真理报》说得多么直爽：“要是丢了脑袋，原则还有什么好处呢？”
这就等于说，一切为俄国革命，为十月革命胜利而牺牲在反动派屠刀下的革命者，一切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勇牺牲的战士，一切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而流血的英雄，古往今来一切为革命事业献身的烈士，统统都是傻瓜。
他们何必为坚持原则而丢掉自己的脑袋呢？
这是道道地地的叛徒哲学。
这是在叛徒的自首书中才可以看到的无耻言论。
正是在这种核迷信、核讹诈“理论”的指导下，苏共领导认为，保卫世界和平的道路，不是当代各种维护和平的力量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是美苏两个核大国合作解决世界问题。
赫鲁晓夫说，“我们（美苏两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我们为和平而联合起来，那么就不会有战争。
那时，如果有某个疯子想挑起战争，我们只要用手指吓唬他一下，就足以使他安静下来”。
从这里，谁都可以清楚地看出，苏共领导认敌为友已经到了何等地步。
苏共领导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惜采取造谣诽谤的办法，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
他们硬说，中国共产党主张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就是要挑动世界核战争。
这是离奇的谣言。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包括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
不这样作，就是背弃了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
我们同时认为，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只有依靠自己的坚决的革命斗争，才能取得解放，任何别人都不能代替。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不应当、也不需要使用核武器。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取得和保持核优势。
只有这样，才能迫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核战争，才有利于彻底禁止核武器。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手中的核武器，永远只能是抵抗帝国主义核威胁的防御武器。
社会主义国家绝不应当首先使用核武器，绝不应当玩弄核武器，进行核讹诈、核赌博。
我们反对苏共领导不支持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错误做法，也反对他们对核武器的错误态度。
苏共领导不但不反省自己的错误，反而指责我们要苏美“迎头相撞”，要把苏美推进核战争中去。
我们回答说，不，朋友们。
收起你们的耸人听闻的造谣诬蔑手法吧。
中国共产党岂但在言论上坚决反对苏美两大国“迎头相撞”，而且在实际行动中，力求避免苏美两大国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
我们同朝鲜同志一道，在朝鲜的抗美战争中，我们在台湾海峡的反美斗争中，总是宁愿自己承担必要的牺牲重担，站在守卫社会主义阵营的最前线，而使苏联处于第二线。
今天苏共领导竟然制造出这样的谣言，这那里还谈得上有什么无产阶级的道德呢？
事实上，不是我们，而是苏共领导，经常吹牛，说要使用核武器援助这个国家或者那个国家的反帝斗争。
谁都知道，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没有核武器，不可能也不需要使用核武器来进行革命。
苏共领导自己也承认，在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战争中，常常没有隔开敌对双方的明显战线，因此，谈不上使用核武器的问题。
那么，我们要质问苏共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有什么需要使用核武器来支援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呢？
我们还要质问苏共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怎样使用核武器来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呢？
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正在进行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的地方使用核武器，从而使各国革命人民同帝国主义者一起遭到核打击呢？
还是在帝国主义使用常规武器进行侵略战争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就首先对帝国主义本国使用核武器呢？
很明显，无论这两种情况中的那一种情况，社会主义国家使用核武器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实际上，苏共领导挥舞核武器，并不是真正为了支援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
有的时候，他们只不过是发表一纸根本不准备兑现的声明，为的是猎取廉价的声誉。
有的时候，例如在加勒比海危机中，他们心存侥幸，投机取巧，不负责任地进行核赌博，以便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他们的核讹诈一旦被对方识破，并且遭到对方的反讹诈，他们马上节节败退，从冒险主义滚到投降主义，在核赌博中输得精光。
我们愿意指出，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红军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力量。
但是，建立在核迷信和核讹诈基础上的赫鲁晓夫的军事思想却是完全错误的。
赫鲁晓夫的眼睛里只有核武器。
在他看来，“在现代军事技术发展的条件下，空军和海军已经失去了它过去的意义。
这类武器不是要削减而是要被代替。”
担负地面战斗任务的部队和士兵，当然更是无足轻重了。
他说，“当时决定国防力量的不是我们有多少士兵肩荷枪支，有多少人身穿重大衣。”
“国家的防御力量在决定性的程度上取决于火力如何，取决于这个国家掌握着什么样的发射工具。”
至于民兵和人民群众，那就更不在话下。
赫鲁晓夫有一句著名的话：民兵，对于有现代化武器的我们来说，这不是军队，这是一堆肉。
赫鲁晓夫这一套军事理论，完全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军队的学说，照这种错误方针做去，只能瓦解军队，从精神上解除自己的武装。
很明显，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接受赫鲁晓夫的错误的军事战略思想，就只能把自己的国家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赫鲁晓夫尽可以给自己加上“伟大的和平战士”之美的称号，给自己颁发“和平奖金”，给自己戴上英雄的勋章，但是，不管他怎样自吹自擂，都不能掩盖他轻率卤莽地玩弄核武器的危险作法，都不能掩盖他在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卑躬屈节的形象。
是斗争还是投降
世界和平只能是各国人民争取得来的，而不能是向帝国主义乞求得来的。
只有依靠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有效地保卫和平。
这是一条正确的方针。
针锋相对的斗争，是中国人民在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长期斗争中，得出来的一条重要经验。
毛泽东同志说：
“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
我们呢？
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
他还说：
“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
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一百二十六页。）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五年分析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的时候还说过：
“‘针锋相对’，要看形势。
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
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
……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
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一百五十八页。）
毛泽东同志总结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就在于：“陈独秀对于反革命向人民的进攻，不是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结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几个月内，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一百二十八页。）
中国共产党人懂得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坚持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
我们既反对投降主义，又反对冒险主义。
这个正确的方针。
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也保证了革命胜利以后，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取得的伟大成就。
一切革命的人民都赞成和欢迎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个正确的斗争方针。
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害怕和痛恨这个方针。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针锋相对的方针。
遭到苏共领导的恶毒攻击，这只能证明苏共领导根本不要反对帝国主义。
他们攻击和污蔑针锋相对的方外，不过是为了掩饰他们迎合帝国主义，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的错误路线。
苏共领导说，同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岂不是要导致紧张局势吗？
这怎么得了呢？
按照这种逻辑，那就只能允许帝国主义侵略和威胁别人，而不许被侵略者进行斗争，只能允许帝国主义压迫别人，而不许被压迫者起来反抗。
这是赤裸裸的为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开脱责任。
这是十足的弱肉强食的哲学。
国际紧张局势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造成的。
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面前，各国人民当然应当进行坚决的斗争。
事实证明，只有经过斗争，才能够迫使帝国主义退却，才能够使国际局势得到真正的和缓。
而对帝国主义一味退让，是不能得到真正的和缓的，相反，只会助长帝国主义的侵略。
我们从来反对帝国主义制造国际紧张局势，主张争取和缓国际紧张局势。
但是帝国主义一定要到处进行侵略，到处制造紧张局势，那也只会走向他们愿望的反面。
毛泽东同志说，“美帝国主义自以为紧张局势总是对它自己有利，但是事实是，美国制造的这些紧张局势走向了美国人愿望的反面，它起了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作用。”
他还说，“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如果坚持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势必有一天要被全世界人民处以绞刑。”
（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人民日报》）
一九五七年宣言说得好，“这些反人民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所实行的政策使它们自取灭亡，自己造成埋葬自己的掘墓人。”
这是历史的辩证法。
那些把帝国主义奉为神明的人，很难懂得这种真理。
苏共领导说，你们主张针锋相对的斗争，就是拒绝谈判。
这也是乱说。
我们一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谈判，这绝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就曾经多次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在中国解放的前夕，中国共产党人仍然不拒绝谈判。
在一九四九年三月，毛泽东同志说，不论是全面的和平谈判，或者局部的和平谈判，我们都应当做准备。
“我们不应当怕麻烦、图清静而不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也不应当糊里糊涂地去接受这些谈判。
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四百三十七页。）
在国际上，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行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同样地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谈判。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一年十月谈到朝鲜停战谈判的问题时说：
“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
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放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
经过坚决的斗争，迫使美帝国主义在谈判中接受了朝鲜的停战协定。
我们积极参加了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会议，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作出了贡献。
我们对于侵占着我国领土台湾的美国，也主张同它坐下来谈判。
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进行了八年多。
我们积极参加了一九六一年召开的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促成了关于尊重老挝独立和中立的日内瓦协议的签订。
是不是中国共产党人只许自己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谈判，而偏偏反对苏共领导人同帝国主义国家领导人谈判呢？
当然不是这样。
事实上，对于苏联政府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的每一个有利于保卫世界和平而不是不利于保卫世界和平的谈判，我们从来都是积极支持的。
一九六○年五月十四日，毛泽东同志说过：
“我们支持首脑会议的召开，不管这种会议有无成就和成就的大小。
但是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应当依靠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
（一九六○年五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我们赞成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谈判。
但是，绝对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地把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于谈判，散布对于谈判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而麻痹各国人民斗争意志。
老实说，赫鲁晓夫这样一种对待谈判的错误态度，对于谈判本身也是不利的。
赫鲁晓夫越是在帝国主义者面前步步退让，越是饥不择食，帝国主义的胃口就会越来越大。
赫鲁晓夫以历史上最大的谈判迷的姿态出现，结果总是害单相思，屡次成为笑柄。
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于投降主义者是从来不讲什么情面的。
保卫和平的道路和导致战争的道路
综上所述，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我们同苏共领导的分歧，是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要不要支持革命斗争，要不要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计划，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同路线的分歧。
中国共产党，同其他一切真正革命的政党一样，一贯站在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最前线。
我们认为，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不断地揭露帝国主义，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就必须依靠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发展，依靠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依靠被压迫反族的解放斗争，依靠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斗争，依靠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统一战线。
我们所主张的这条路线，是符合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所规定的各国共产党的共同路线的。
按照这条路线，就可以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使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按照这条路线，就能够不断地增强以社会主义阵营为核心的世界和平力量，不断地打击和削弱帝国主义战争势力。
按照这条路线，就能够使各国人民的革命不断发展壮大，牵制住帝国主义的手脚。
按照这条路线，就可以充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包括利用美帝国主义同其他帝国主义的矛盾，最大限度地孤立美帝国主义。
按照这条路线，就可以粉碎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打败它的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计划。
这是各国人民既取得革命胜利，又赢得世界和平的路线。
这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正确的、有效的道路。
苏共领导所执行的路线，同我们的路线。
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的共同路线恰恰相反。
苏共领导不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世界和平的敌人，而是指向社会主义阵营，削弱和破坏保卫世界和平的核心力量。
苏共领导用核讹诈来吓唬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不许他们支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以便于美帝国主义把社会主义阵营孤立起来，便于美帝国主义镇压各国人民的革命。
苏共领导用核讹诈来吓唬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不许革命，并且伙同美帝国主义扑灭革命的“星星之火”，以便让美帝国主义在处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放手地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苏共领导还吓唬美国的同盟国，不许他们进行反对美国控制的斗争，以便于美帝国主义奴役这些国家，巩固它的阵地。
苏共领导的这套做法，根本取消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
苏共领导的这套做法，根本取消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保卫世界和平的统一战线。
苏共领导的这套做法，不是最大限度地孤立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而是最大限度地孤立世界和平力量。
苏共领导的这套做法，实际上取消了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任务。
这是一条适应美帝国主义“全球战略”的路线。
这不是保卫世界和平的道路，而是助长战争危险导致战争的道路。
目前的世界，已经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世界了。
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
世界人民的觉悟已经大大提高。
世界革命人民的力量已经大大增强。
苏联人民、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世界各国人民，绝不能听凭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和他们的吹鼓手们支配自己的命运。
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侵略和战争行为，正在教育世界各国人民逐步觉悟起来。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那些在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上有错误观点的人，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面教育之下，我们相信，有很多人会改变过来。
对此，我们寄予很大的希望。
我们相信，全世界共产党人，全世界人民，只要能够拆穿帝国主义的骗局，识破修正主义的谎言，把维护世界和平的担子担当起来，就一定能够粉碎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计划，保卫住世界和平。
注 释
（注一）考茨基：《民族问题》。
（注二）考茨基：《国防问题和社会民主党》。
（注三）同上。
（注四）哈阿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九一二年克姆尼兹代表大会上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发言，载于《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手册（一九一○——一九一三）》第二卷。
（注五）考茨基，《战争与民主》导言。
（注六）《社会党国际一九一九年伯尔尼代表大会关于国际联盟的决议》。
（注七）考茨基：《战争时期的社会民主党》。
（注八）考茨基：《战争与民主》导言。
（注九）考茨基：《社会民主党的教义问答》。
（注十）伯恩施坦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九一二年克姆尼兹代表大会上关于裁军问题的发言，载于《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手册（一九一○——一九一三）》第二卷。
（注十一）考茨基：《再论裁军》。
（注十二）考茨基：《国防问题和社会民主党》。
（注十三）同上。
（注十四）考茨基：《社会主义者和战争》。
作者：毛泽东
版面：头版
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
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1950年6月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据新华社雅加达18日电
社论写道：“人们的确可以全心全意地支持新运会，也可以半心半意地支持它。
我们希望所有的新兴力量，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进步力量这三种力量，将继续全心全意地支持新运会。
因为这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
文章还谈到，由于新运会是独立的、民主的。
它不会禁止它的会员同时也是其他别的团体的成员。
文章说，禁止这个，禁止那个，甚至开除会员的，不是别人，而是歧视性的和不民主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新华社平壤18日电
文章以自豪的心情赞扬了在这次运动会上两次田径赛中刷新世界纪录和获得三枚金质奖章的朝鲜女运动员申金丹，在挺举中创造新的世界纪录的举重运动员李兴泉以及创造优秀成绩的朝鲜其他运动员。
文章指出，朝鲜运动员在新兴力量运动会上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成就，是因为他们衷心响应朝鲜劳动党提出的把他们的体育水平提高到世界水平之上的号召，在训练中充分发扬主体精神、勤学苦练的结果。
文章说，同时，这也是朝鲜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朝鲜劳动党正确的体育政策的结果。
文章赞扬了中国和参加新兴力量运动会的其他国家运动员的成就。
文章写道，参加新兴力量运动会的新兴国家运动员的一切成就不仅在世界体育史上建立了不朽功绩，而且大大有助于加强新兴国家人民之间的团结和友谊。
与此同时，这些成就也是对恶毒地企图破坏新兴力量运动会的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的有效打击，是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力量的巨大胜利。
文章还谈到害怕新兴力量增长的帝国主义及其仆从恶毒地阴谋破坏新兴力量运动会的成就的情况。
文章说，一些人胡说什么非国际田径联合会会员国的选手在新兴力量运动会上创造的纪录将不能得到“国际承认”，这真是荒谬透顶。
文章强调指出，不管帝国主义“承认”与否，新兴国家运动员的体育水平却在日益提高，在世界体育史上增添新的一页。
帝国主义统治和垄断体育场的时代，象他们在政治领域任意侵犯和掠夺他国人民的时代一样，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帝国主义不论施展什么阴谋诡计，都不能阻止新兴力量国家运动员取得巨大进步和惊人成就，帝国主义的阴谋必将遭到最后的失败。
栏目：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
新华社雅加达18日电 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比赛第八天是比赛开始以来项目最多的一天。
运动会二十个项目中，最后开始的曲棍球比赛今天也揭开了战幕。
今天竞赛场上，十二个项目的运动员在友好气氛中竞显身手。
又有一些选手打破了本国全国纪录，一些球类比赛显示了很高水平，一些年轻选手创造了优异成绩。
由于各国选手水平接近，今天的各项游泳比赛气氛热烈紧张，在近万名观众一阵紧似一阵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的鼓舞下，中国、即度尼西亚、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柬埔寨选手又刷新了五个本国的全国纪录，其中有一个是少年选手打破的。
在今天举行的五项决赛中，有两个冠军为少年选手取得。
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赢得冠军的中国选手符大进和亚军印度尼西亚选手第姆亚蒂分别以2分6秒5和2分8秒5的成绩打破了2分6秒8和2分9秒1的本国全国纪录。
在女子100米自由泳决赛中，十六岁的荷兰选手海克以1分8秒的成绩取得冠军，为荷兰队在这届新运会上赢得了第一枚金质奖章。
十六岁的中国广东选手梁桂良在激烈争夺中以1分2秒1的成绩赢得了男子100米蝶泳冠军。
他同亚军、中国选手曾纪文的成绩相同，根据终点摄影照片才分出先后，朝鲜选手韩应模的成绩同冠军只差0.1秒。
中国游泳选手今天还在女子200米蛙泳、男子400米混合式接力比赛中获得优胜。
在女子200米蛙泳比赛中，两名最年轻的选手——柬埔寨十四岁的选手卡蒂拇和十五岁的选手万纳，分别以3分11秒和3分11秒9的成绩，打破了3分12秒9的本国全国纪录，分列第四和第六。
在男子400米混合式接力决赛中，获得第二名的印度尼西亚队以4分27秒9的成绩打破了4分28秒6的本国全国记录；
获得第四名的越南队也以4分36秒8的成绩打破了4分43秒的本国全国纪录。
在今天举行的男子跳台跳水比赛中，阿联选手互古伊·拉欧夫赢得了冠军，成绩是158.79分。
中国选手梁伯熙和杜度分别获得第二、三名。
有四个队参加的水球比赛今天进入第二天。
在今天的比赛中，日本队以10∶3战胜了阿尔及利亚队。
阿尔及利亚队在17日曾以4∶3战胜了阿根廷队，日本队在17日曾经以0∶2被印度尼西亚队所击败。
在举行羽毛球比赛的体育馆内，座无虚席。
四个单项比赛都在今天开始举行。
其中女子双打最早结束，印度尼西亚的米娜妮和古斯蒂娅获得了冠军。
参加女子双打的有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五对选手。
中国队的梁小牧和陈玉娘，印度尼西亚队的米娜妮和古斯蒂娅通过头两轮比赛后，在决赛中相遇。
结果，米娜妮和古斯蒂娅连胜两局，获得冠军。
在半决赛中被淘汰的两对选手，今天进行了争夺第三名的比赛。
结果，中国队的陈家琰和陈丽娟以2∶0战胜印度尼西亚队的埃尔萨和伊达瓦蒂，获得第三名。
在今天的男子篮球分组循环赛中，中国队以137∶42胜老挝队、巴西队以97∶50胜阿尔及利亚队、朝鲜队以74∶34胜几向亚队。
在今晚举行的两场足球复赛中，攻势凌厉的朝鲜队和善于长传突击的乌拉圭队分别以5∶1和2∶1战胜了印度尼西亚队和中国队，都获得了争夺前四名的半决赛权，比赛受到十多万观众的热烈欢迎。
在今天进行的女子自选小口径步枪50米60发卧射比赛中，世界冠军、四十五岁的苏联选手顿斯卡娅以589环的成绩赢得冠军。
中国二十三岁的选手冷桂英只以4环之差（585环）名列亚军。
朝鲜二十三岁的组织女工林青子以575环的成绩取得第三名。
已经有五个孩子的印度尼西亚选手科萨希夫人以553环的成员打破了552环的本国全国纪录，名列第八。
在击剑场上，今天进行了男子花式剑个人赛，结果阿根廷选手吉列尔莫取得了冠军。
这是阿根廷队继昨天取得男子200米仰泳金质奖章以后，在这届运动会上赢得的第二枚金质奖章。
男子花式剑团体赛是在17日举行的。
印度尼西亚队以9∶7和9∶4分别战胜了阿联队和日本队，赢得了冠军。
阿联队以13∶3击败了日本队，名列第二。
日本队得第三名。
在今天开始的曲棍球比赛中，阿联队以1∶0战胜了印度尼西亚队。
栏目：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
在十一月十七日举行的新运会女子跳台跳水比赛中，中国选手张秀伟以八十三点七○分获得第一名。
新华社稿（传真照片）
栏目：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体育知识
参加比赛的每个队由十一名运动员组成，每个队员的位置的叫法同足球比赛一样。
在宽约三米六十、高约二米一十的球门前，有一个半圆形的球门区，类似手球的球门区，但是同手球比赛规则相反，进攻者必须在对方的球门区内射门才有效。
曲棍球比赛全场共进行七十分钟，上半时和下半时均为三十五分钟。
（新华社）
栏目：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
游泳和跳水
女子100米自由泳
郑若虚 第二名 1分8秒1
陈效邠 第三名 1分9秒
女子200米蛙泳
高慎卿 第一名 3分5秒5
戴丽华 第三名 3分9秒2
男子100米蝶泳
梁桂良 第一名 1分2秒1
曾纪文 第二名 1分2秒1
男子200米自由泳
符大连 第一名2分6秒5，破2分6秒8的全国纪录
钱旭芬 第四名2分9秒9
男子400米混合式接力
中国队（杨三生、莫国雄、梁桂良、符大进）第一名4分15秒6
男子跳台跳水
梁伯熙 第二名157.53分
杜 度 第三名151.49分
射 击
女子自选小口径步枪50米60发卧射
冷桂英 第二名 585环
曹靖芬 第五名 574环
羽毛球
女子双打
梁小牧、陈玉娘 第二名
（在决赛中以0∶2负于印度尼西亚的米娜妮、古斯蒂娅）
陈家琰、陈丽娟 第三名
足球（复赛）
中国队以1∶2负于乌拉圭队
附17日部分公报
篮 球
男子（分组预赛）
中国队胜柬埔寨队92∶53
（48∶22）
排 球
男子（第二轮）
中国队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队3∶0
（新华社）
新华社18日讯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今天下午继续举行大会。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会上作了关于1963年国家预算草案和预计执行情况、1964年国家预算初步安排的报告。
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董必武副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邓小平总书记出席了今天的大会。
出席大会的，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郭沫若、黄炎培、彭真、陈叔通、赛福鼎、程潜、刘伯承、林枫，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陈毅、乌兰夫、李富春、聂荣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等。
国务院各部负责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列席了大会。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政协委员，也列席了大会。
会议将从11月19日开始进行分组讨论。
李先念副总理在人大二届四次会议上作报告 新华社稿
据新华社18日讯 参加国际工会支援南越工人和人民委员会会议的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今天下午向北京市工会的积极分子作报告，介绍这次会议的情况。
国际工会支援南越工人和人民委员会会议是1963年10月20日至23日在越南民主共和国首都河内举行的。
刘长胜说，这次会议是一次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的国际会议，是世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一致对敌的一个范例。
会议所通过的文件充分体现了国际工人阶级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对越南南方的侵略和大力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的决心。
这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南越的走狗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越南人民争取祖国统一的神圣斗争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这次会议对促进各国工会和工人加强和扩大支援越南南方工人和人民的斗争活动将有重要的影响。
他说，会议文件和与会代表一致谴责美帝国主义破坏日内瓦协议，侵略越南南方，并在那里进行一场“不宣而战”的“特种战争”的罪恶行为。
刘长胜说，各国代表一致支持越南南方工人和人民的斗争，并且欢呼南越人民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他们指出，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决不能把自己的解放寄托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明智”上面，只有通过加强团结，坚持斗争，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他说，会议文件和各国代表的发言，对越南南方人民的斗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大家认为，越南南方人民的斗争不仅是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一个光辉榜样，而且也是对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斗争的有力支持。
他说，许多代表严正指出，联合国大会最近通过派遣所谓“调查团”到南越去的决议，是美帝国主义企图掩盖自己的罪行，转移人们的视线的一种阴谋手段，必须坚决予以揭穿和反对。
他说，会议代表表示，不管美帝国主义玩弄什么阴谋，越南南方人民一定能在斗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越南的大好山河一定能重新统一，三千万越南人民一定能重新团聚。
刘长胜指出，美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其在南越的罪恶统治和扩大侵略，一脚踢开了对于他们已经丧失使用价值的吴庭艳，而找了新的代理人。
但是，不管帝国主义换哪一条走狗，也不管有些人如何替美帝国主义涂脂抹粉，越南南方卖国集团终将不能逃脱众叛亲离、土崩瓦解的结局，美帝国主义终将从越南南方滚出去。
历史的发展只能是这样的。
刘长胜说，最近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就西贡政变后的形势发表声明，提出了消除目前南越危险局势的六项迫切要求，中国工人和人民完全支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正义要求。
我们认为，这些要求真正反映了广大越南南方人民的呼声。
刘长胜说，中国工人阶级完全拥护会议发出的关于在今年12月20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三周年之际，各国工人和工会举了“国际支援越南南方工人和人民斗争日”的号召和其它决议，并将以实际行动来履行我国工人应尽的国际主义的义务。
中华全国总工会已经作出决定，12月20日在我国首都北京举行盛大的群众集会，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正义斗争。
届时将开展宣传活动，介绍越南南方人民的英勇斗争事迹。
12月20日我国将发行支援南越工人和人民斗争的纪念邮票，并将所得款项捐献给越南南方劳动解放协会，以支援他们的斗争和表示我国人民对越南人民的真挚的友谊。
他接着谈到了中国工会代表团在会议结束之后，应越南总工会的邀请，在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的友好访问。
他热情地赞扬说，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劳动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的领导下，根据正确的路线和快、猛、稳的方针，发扬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革命精神和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伟大成就。
他说，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建设成就，不仅大大支持和鼓舞了南方人民的斗争，而且对我国工人和人民也是个极大的鼓舞和支持。
新华社仰光17日电 缅甸革命委员会15日晚间发表声明宣布，它同由缅甸共产党、克伦族统一党、新孟邦党、吉仁尼族进步党和钦族最高组织组成的缅甸民族民主团结阵线就恢复国内和平问题举行的谈判已在11月14日宣告破裂。
据缅甸《记者报》16日报道，以郭泰为首的缅甸共产党先遣和平代表团已在11月14日离开仰光，前往包康。
由曼巴赞率领的民族民主团结阵线代表团也在15日上午离开仰光。
缅甸革命委员会同民族民主团结阵线的谈判是在10月4日开始的。
在这以前，缅甸革命委员会同缅甸共产党先遣和平代表团在9月2日开始了会谈。
缅甸革命委员会在15晚上就和平谈判破裂发表的一项声明中说，“尽管举行了漫长的谈判，民族民主团结阵线在努力争取实现国内的真正和平方面没有表现出任何诚意。
相反，已经确实证明，民族民主团结阵线代表团在和平谈判过程中，利用革命委员会以国内和平为重作出的让步，通过所属各党在政治、军事和组织方面的活动，企图对革命委员会施加压力。”
声明说，“根据上述种种事实，革命委员会向民族民主团结阵线提出了在继续谈判时应该遵守的某些指导原则，但是民族民主团结阵线中央的代表却提出种种理由拒绝这些原则。
因此，革命委员会同民族民主团结阵线举行的和平谈判不得不在1963年11月14日晚上宣告破裂。”
缅甸政府在同一天晚间公布了缅甸共产党就和谈破裂向人民发表的声明。
缅甸共产党的声明说，这次和谈由于革命委员会对民族民主团结阵线、缅甸共产党和克伦族统一党在严重怀疑而遭到破坏。
委员会疑心这些党一直在设法从和谈中获得政治好处，当民族民主团结阵线提出关于保持地下组织占有区的现状的原则时，这种疑心就更加严重了。
提出这项建议的目的是为了便于控制地下力量占有区的局势，但是革命委员会认为这是企图寻求对一个对立的政府的承认。
声明说，政府要求民族民主团结阵线在停火期间停止它的一切组织活动，停止募款，公布它的武装力量的驻地，派这些力量到委员会具体规定的地区，把这些力量局限于这个地区，未经当地政府部队许可不让他们离开这个地区，等等。
声明指出，这个建议不仅远远超出停火安排的范围，而且还牵涉到一些政治性问题。
它还等于是一种使民族民主团结阵线各党实际上处于被阉割和毫无权力的状态的行动。
由于这些原因，缅共代表团认为这个建议是不能接受的，事实上，代表团是一个先遣代表团，无权接受它。
因此向革命委员会提议瑟民族民主团结阵线各党的中央委员会讨论这个建议。
最后，缅共代表团向全国作出以下保证：
一、党将在和平谈判中作出最大的让步，只要党的组织权不受到妨害；
党还将要求革命委员会重新考虑恢复和谈是适当的；
二、缅共将继续努力恢复国内和平。
因此，缅共将要求革命委员会在与民族民主团结阵线各个党达成的协议的基础上恢复与这些党的会谈，虽然与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民主团结阵线的会谈已经失败；
三、缅共将保持目前已经缓和的局势。
同一天晚上，缅甸政府还向报界公布了民族民主团结阵线就和谈破裂发表的声明。
民族民主团结阵线的声明说，民族民主团结阵线非常遗憾，革命委员会竟然中止了会谈，特别是因为已在达成协议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
它指出，在向革命委员会提出的十二点中，已就十点达成了协议。
声明说，民族民主团结阵线同革命委员会的主要分歧点是在以下建议上：
政府要求：一、在停火期间，民族民主团结阵线必须停止它的组织工作，并停止向人民募款。
二、民族民主团结阵线的全部武装力量必须离开各自的驻地，在委员会所具体规定的各地点集结。
声明说，民族民主团结阵线代表团解释说，它不能接受而且事实上也无权接受这个建议。
这个建议实际上超越了停火条款，牵涉到一些政治性问题。
因此它提出反建议如下：
一、民族民主团结组织将不在它自己的管区以外的地区进行组织活动或募款；
二、应当成立由双方代表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来执行在各方占有区内的停火，这些地区应保持目前的状况。
声明最后说，尽管目前的谈判失败了，民族民主团结阵线将继续为和平面努力，它已呼吁革命委员会继续与民族民主团结阵线有关各党的中央委员会举行和谈。
新华社18日讯 福建、浙江、江苏三省司法机关最近对1963年以来在福建、浙江、江苏沿海地区偷渡登陆后自动缴械投降的十七名美蒋武装特务，决定免于刑事处分，予以释放，对其中三名有立功表现的武装特务，并发给了奖金。
被释放的十七名美蒋武装特务中，有纵队司令、副司令、支队长、副支队长、中队长、电台台长等六人，队员十一人。
他们是：受蒋匪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派遣，于1963年7月24日在浙江省永嘉县老虎岩偷渡登陆的“反共挺进军第十一支队”中队长南桂芳；
受蒋匪情报局派遣，于1963年8月27日在浙江省温岭县三蒜岛偷渡登陆的“浙江省反共救国军独立第三十支队”支队长高度妹，副支队长林茂新，队员牟德发、卢岩焕、林裕森；
受蒋匪情报局派遣，于1963年10月8日在江苏省射旧县射阳河口地区偷渡登陆的“江苏省反共救国军独立第十八纵队”司令刘直权，副司令俞宝琪，电台台长戴克传，队员洪庆琢、鲁轶群、赵国清、姚锦兰、刘荫楷；
受蒋匪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派遣，于1963年10月20日在福建省福清县后屿村偷渡登陆的“反共挺进军第一四一支队”队员黄亚土、吴土龟；
受蒋匪情报局派遣，于1963年10月24日在福建省莆田县平海湾偷渡登陆的“福建省反共救国军独立第九纵队”队员陈金木。
这十七名武装特务，由于不愿意替他们的主子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卖命，在登陆以后，自动向我缴械投降，陈金木、黄亚王、吴土龟等三人并协助当地军民搜捕同他们一起登陆后潜藏起来的其他武装特务。
福建、浙江、江苏三省司法机关鉴于他们能够自动投降，坦白悔罪，根据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的政策，决定对他们免予刑事处分，予以释放，安置他们适当的工作。
对于有立功表现的陈金木、黄亚土、吴土龟三人，决定发给陈金木奖金二千元，发给黄亚土、吴土龟奖金各一千元。
被释放的武装特务，在台湾有家属、本人又愿意回台湾的，人民政府允许他们去台湾与家人团聚。
这十七名武装特务在得到政府予以释放的通知后，都一再感激人民政府对他们的宽大处理；
给了他们以新生之路。
他们深深认识到只有抛弃与祖国和人民为敌的立场，投靠祖国和人民，才是唯一的出路。
并表示一定要痛改前非，努力工作，以实际行动来报效祖国和人民。
1962年10月至1963年10月，在我沿海地区歼灭二十四股美蒋武装特务时捕获的其他特务分子，亦将根据他们的犯罪事实和悔改表现，由有关部门陆续分别处理。
===== 美英报纸评论苏联释放美国间谍-称赞肯尼迪的“坚定态度”，“使克里姆林吓了一跳”；
认为这表明，对赫鲁晓夫来说，“继续奉行和解政策要比在这个事件中保持面子更为重要；”
新华社18日讯 美英资产阶级报纸以得意的语调评论美国间谍巴洪的获释。
《纽约时报》17日说：“肯尼迪总统的坚定态度使巴洪教授获得释放”。
这家报纸提到肯尼迪14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强硬的声明”，它说：“克里姆林一旦明显地看到继续按照它在巴洪事件中的作法做下去可能遭受的损失，它就作出了减少这种损失并把他释放的决定。”
《纽约先驱论坛报》17日写道：“美国总统如此充分地关心一个美国公民的命运以至于公开地为他担保……一定使克里姆林吓了一跳”。
这家报纸狂妄地问道：苏联政府是否“从这一事件中学到了教训？”
英国《卫报》18日写道：“有两件事是明显的，这就是：肯尼迪总统的强有力的亲自干预使俄国当局吃了一惊；
而在他们那方面，他们以不寻常的迅速作出了反应——在（美国）总统表示他的关切的公开声明发表之后不到四十八小时就释放了巴洪教授。”
英国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在评论中吹嘘“美国赢得了另一次意志斗争的胜利。”
它说，“正如葛罗米柯所说的，所以释放（巴洪）教授，是‘因为肯尼迪总统个人表示关切’的缘故，这是一种极不寻常的理由。
这还表明，对赫鲁晓夫先生来说，继续奉行和解政策要比在这个事件中保持面子更为重要。”
新华社18日讯
巴格达电台说，阿里夫已经下令立即解散伊拉克国民警卫队，要国民警卫队的成员立即把武器交给陆军部队，违抗者将就地枪决。
国民警卫队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武装组织。
它是在今年2月这个党在伊拉克夺取政权后建立起来的。
这个党在过去五天来陷于严重的内部分裂。
11月13日，以前副总理兼国家指导部长萨迪为首的一派，同以内政部长贾瓦德和外长谢比卜为首的一派之间，曾发生了武装冲突。
随后，以阿弗拉克为首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总领导机构，宣布接管了这个党伊拉克地区领导机构的职责。
新的军事政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巴格达电台广播的一系列公告说，阿里夫命令武装部队和空军控制巴格达及其郊区，消灭一切抵抗。
电台还宣布了在全国实行戒严和封闭一切机场的公告。
另据阿联中东通讯社报道，新成立的革命司令部全国委员会通过决议，任命阿里夫为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哈达卜·阿卜杜勒·加法尔为副总统兼（武装部队）副总司令和空军司令。
阿里夫曾经是前卡塞姆政府的副总理，后来因反对卡塞姆而被免职。
今年2月，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发动推翻卡塞姆政府的政变成功后，他被任命为总统。
新华社开罗18日电
声明说，“阿联完全支持伊拉克人民的权利及其意志，如果发生任何来自伊拉克外部的违反伊拉克人民利益和意志的威胁，它决不袖手旁观”。
===== 杨文明、阮玉书是什么货色？
-（答宋春奎、陈昌炯、张文蓉等同志问）
栏目：时事信箱
杨文明是美帝国主义在南越换上的一条新走狗，现任南越政变集团“革命军人会议”的主席。
这个家伙原是亲法军官，曾任南越前总理陈文友的副手，后来被吴庭艳拉拢利用，充当吴庭艳的帮凶，任吴庭艳政府的作战司令部司令，残酷地镇压过南越的教派。
一九六○年西贡发生军事政变，未成，他受到吴庭艳的猜疑，被调离军队。
这次政变前任吴庭艳的“总统”特别军事顾问，杨文明同在南越的美国“军事顾问”来往密切，美国称他为南越“最有才干”的将领，因而被选为美国在南越的新走狗。
杨文明被换上台后，立即遵照美国主子的意旨，在十一月八日宣布，要加强南越伪军和美国军官之间的“合作”，保证执行美国侵略南越的“军事政策”。
最近以杨文明为首的政变集团，已经把大部分伪军开出西贡，去打南越人民武装，表示它坚决执行美国的“特种战争”计划，死心塌地为美国服务。
阮玉书是这次南越军事政变后，被政变集团“革命军人会议”指定的“临时政府”“总理”。
他出生于南越龙川省的封建大地主家庭，今年五十五岁。
在法国殖民统治年代，他曾在法国殖民者的行政机关当过高级职员，并曾任过龙川省省长，是南越南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
一九五四年，阮玉书被拉入吴庭艳政府，先后担任过内政部长、经济部长等职，政变前任副总统。
阮在任职期间，利用职权攫取经济权益，招到了吴庭艳等人的不满。
今年南越佛教徒大规模斗争爆发后，阮玉书又力图通过调解争端，扩大个人影响，更为吴氏家族所猜疑。
阮玉书和美国关系密切，受到美国赏识。
九月间，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到南越策划政变阴谋时，曾经专门同他进行了谈话。
最近，有些部队的同志来信询问有关订阅《解放军画报》、《解放军文艺》的规定，现作如下答复。
根据总政治部、总后勤部颁发的政治工作费标准第一项中有关订阅各种报刊的规定，各部队均可按规定的标准，用公款向当地邮局订购《解放军画报》和《解放军文艺》。
今年10月9日总政治部又发出关于严格执行订阅《解放军画报》、《解放军文艺》的通知，要求各级政治机关，特别是营、连干部，充分利用这两种刊物，组织好阅读或剪贴展览，多方面地发挥它们的宣传教育作用；
并通知各部队，凡未按规定订阅的，立即按规定标准到邮局订购；
今后政治工作费中有关订阅各种报刊专用款，不得挪作他用。
总政治部的通知中，附有订阅《解放军画报》、《解放军文艺》的标准，如需详细了解，可向各部队团以上政治机关宣传文化部门询问。
现在，邮局已开始1964年度的《解放军画报》《解放军文艺》的征订工作，请各部队按规定标准速到当地邮局办理订阅手续。
《解放军画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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