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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今年七月十四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一封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言人在七月十九日的声明中指出，“苏共中央这封公开信是对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为，这封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
中共中央将在适当的时候予以澄清和评论。”
人民日报和中国其他全国性报纸以及所有省、市级报纸，已经在七月二十日全文刊载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中国的广播电台也全文广播了这封公开信。
自从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发表以后，苏联全国性报刊上又发表了近三百篇攻击中国的文章和材料。
人民日报已经将其中一部分摘要发表。
从今天开始，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将陆续发表文章，评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已经一个多月了。
苏共领导发表这封公开信和随后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已经把中苏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推到一个空前严重的阶段。
现在，莫斯科、华盛顿、新德里、贝尔格莱德打得火热，苏联报刊上连入篇累牍地刊登着攻击中国和各种奇谈怪论。
苏共领导公然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必然撕毁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公然违反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联合美帝国主义，联合印度反动派，联合叛徒铁托集团，反对社会主义中国，反对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中苏两党的分歧，是涉及一系列重大原则性问题的分歧。
中共中央在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件中，已经系统地、全面地论述了这种分歧的实质。
中共中央在这封信件中指出，目前国际共产中义运动的分歧，中苏两党的分歧，归根到底，是要不要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分歧，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分歧，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分歧，要不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分歧。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
究竟是怎样发展到目前这样严重地步的呢？
这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
我们在《分歧从何而来？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社论）这篇文章中，曾经概括地论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当时，我们对于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事实，特别是涉及苏共领导的一些重要事实，有意识地作了保留，给苏共领导留了余地，准备在必要的时候说明真相，弄清是非。
现在，苏其中央公开信在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这个问题上，扯了许多谎话，完全歪曲了事情的真相。
因此，我们不得不列举一些事实来详细地说明这个问题。
苏共中央公开信不敢把事实的真相告诉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
苏共领导不是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具有的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是采取资产阶级政客所惯用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一味地要把分歧的产生和扩大的责任，转嫁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列宁说过，“政治上采取诚实态度，是有力量的表现，政治上采取欺骗态度，是软弱的表现。”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是采取诚实的态度，总是尊重事实的。
只有政治上堕落了的人才靠说谎过活。
事实是最雄辩的。
事实是最好的见证人。
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分歧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
俗语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目前国际非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当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散布一种说法，似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从一九六○年四月我们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而引起的。
这是一个弥天大谎。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事实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系列原则分歧，早在七年多以前就开始了。
具体地说，这是从一九五六年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领导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
从苏共第二十六代表大会到现在，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经历了一个产生、形成、发展和系统化的过程。
人们对于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我们历来认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当代国际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提出的许多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特别是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和通过所谓“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更是极其重大的原则错误。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斯大林的批判，无论在原则上，在方法上，都是错误的。
斯大林的一生，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
在列宁逝世以后的三十年间，斯大林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领袖，世界革命的旗手。
斯大林的一生中，犯过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同他的伟大功勋相比较，毕竟是第二位的。
斯大林对于苏联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有伟大功绩的。
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四月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说过：
“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
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保卫列宁主义
遗产。
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
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
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
斯大林所以赢得苏联人民
的拥护，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因为他和苏联共
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在一起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
和农业单位化的路线。
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线，使社会主
义制度在苏联取得了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
中取得胜利的条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
阶级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
因此，斯大林这个名字
也就很自然地同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
斯大林的错误是应该批判的。
但是，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了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丑化了伟大的苏联，也丑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他完全不是运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认真严肃地分析和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而是采取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斯大林，把一切错误都推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捏造了大量的谎言，使用了恶毒的煽动性的词句，攻击斯大林是“迫害狂”，“严酷的专横”，“走上了大规模迫害的道路，走上了恐怖的道路”，“只是从电影上来研究国内情况和农业”，“按照地球仪计划战役”，斯大林的领导“成了苏维埃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等等。
他根本抹煞了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同一切国内外敌人进行坚决斗争，取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的功绩，抹煞了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保卫和巩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的功绩，抹煞了斯大林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功绩。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否定斯大林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正是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开始在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六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借口世界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提出了所谓“和平过渡”的论点。
他说，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唯一正确的道路”，现在情况变化了，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这种错误论点，实质上是公开地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公开地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通意义。
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也借口世界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提出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原理是否继续有效的问题，在实际上篡改了列宁的学说。
赫鲁晓夫把美国政府及其首脑看作是抵抗战争势力的人，而不是帝国主义战争势力的代表。
他说，“在美国主张以战争方式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的人还占据着强有力的地位，他们还继续在对总统和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
他还说，帝国主义者开始承认实力地位政策已经破产，他们中间“出现了头脑有些清醒的征象”。
这就是说，美国政府及其首脑可以不代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可以放弃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是维护和平的力量了。
赫鲁晓夫宣布，“我们希望在为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的斗争方面，以及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同美国友好合作”。
正是这种错误观点，看来发展成为“苏美合作解决世界问题”的路线。
赫鲁晓夫歪曲列宁的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正确原则，提出和平共处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这就是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互助合作，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支援，都排除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之外去了；
或者是把这一切都从属于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政策了。
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斯大体的问题和所谓“和平过渡”的问题，绝不是苏共一个党的内部事务问题，而是同各国兄弟党共同有关的重大问题。
苏共领导事先毫不征求兄弟党的意见，就武断地作出结论，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并且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作为借口，粗暴地干涉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内政，颠复他们的领导，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自己的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政策。
后来事实的发展，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苏共领导人背离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是从上述这些错误发展起来的。
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一向就有原则性的不同意见，这是苏共领导同志十分清楚的。
但是，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却硬说中国共产党过去是完全支持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硬说我们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评价“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说我们的立场是“摇摆不定”的，是“虚伪”的。
苏共领导想要一手遮天，这是办不到的。
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事实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曾经多次在内部会谈中，严肃地批评了苏共领导的错误：
一九五六年四月，即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不到两
个月，毛泽东同意先后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同志，同
苏联驻中国大使的谈话，都对斯大林问题表示了我们的意见。
毛泽东同志着重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斯大林“要具
体分析”，“要有全面估价”。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同志接见苏联驻中国大
使的时候指出，“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
我们有不同意见。
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志接见苏联驻中国大
使的时候又指出：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
的；
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
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同苏共领导人的谈话，周恩
来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一日同当时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
表大会的苏共代表团的谈话，周恩来同志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
日同苏共领导人的谈话，都一再谈到我们对斯大林问题的意
见，批评了苏共领导人的错误。
这些错误主要是：对斯大林
“ 完全没有全面的分析”；
苏共领导人“缺乏自我批评”；
“事
先没有同兄弟党商量”。
关于和平过渡问题，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同苏共同志的内
部谈话中，也提出过我们的不同意见。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中
共中央还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书面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
意见提纲》；
全面地、明确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
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同苏共同意的多次内部谈话中，还针
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就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的战略问题，系统地阐述了我们的观点。
所有这些，都是明明白白的事实。
苏共领导怎么可以睁着眼睛说瞎话，一笔加以抹煞呢？
苏共中央公开信企图把这些重要事实掩盖起来，断章取义地摘引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的某些公开讲话，用来证明中国共产党曾经全盘肯定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这是徒劳的。
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从来没有全盘肯定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从来没有同意过全盘否定斯大林，从来没有同意过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
我们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即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其后，又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这两篇文章，在驳斥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共谰言的同时，对于斯大林的一生作了全面分析，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委婉地然而又是十分明确地批评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论点。
难道这不是举世周知的事实吗？
中国共产党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一直是继续把斯大林的象片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伟大的革命领袖的象片挂在一起的。
难道这不也是举世周知的事实吗？
当然，有必要指出，当时我们考虑到，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正在利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猖狂地进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为了团结对敌，为了照顾苏共领导人的困难处境，同时，苏共领导那时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没有象后来走的那样远，我们没有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进行公开的批评。
当时，我们怀着满腔热忱，还希望苏共领导能够改正错误。
因此，我们总是努力寻求它的积极因素，在公开场合给以适当的、必要的支持。
即使这样，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公开讲话中，也还是着重从正面、从原则上阐明了我们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立场。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刘少奇同志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全盘肯定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但是，恰恰正是在这个报告中，刘少奇同志论述了中国革命的经验，说明了所谓“和平过渡”的道路是错误的，也是行不通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邓小平同志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全盘肯定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做法。
但是，恰恰正是在这个报告中，邓小平同志详细论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问题，领袖和群众的相互关系问题，并且说明了我们党一贯的正确作风，这就在实际上批评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错误。
我们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呢？
难道这不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人政党应有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态度吗？
怎么能够说，中国共产党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这种一贯的、正确的立场，是什么“摇摆不定”的、“虚伪”的，是什么“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呢？
苏共中央公开信对我们提出这样的指责，大概是他们以为，我们过去的批评只有苏共少数领导人知道，可以赖账，可以用谎言来欺骗广大的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
但是，这种做法，不是恰恰证明他们自己是虚伪的吗！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引起的严重恶果
苏其中央公开信极力吹嘘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产生了“出色的结果”、“伟大的结果”。
然而，历史是篡改不了的。
只要是不健忘的人，总会记得，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并没有带来什么“出色的结果”或是“伟大的结果”，而是败坏了苏联的声誉，败坏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声誉，败坏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声誉，给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和其他一切共产主义敌人以可乘之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当时，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气焰高涨，在全世界掀起了一次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浪潮。
美帝国主义把苏共领导大反斯大林看作是“空前未有的合乎我们目的”的举动，叫嚷要利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作为武器来摧毁共产党运动的威望和影响”，并且乘机鼓吹促进苏联的“和平改变”。
当时，铁托集团嚣张万分。
他们打着所谓“反斯大林主义”的反动口号，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他们叫嚷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为在南斯拉夫开始的“新趋势”“创造了相当多的因素”，“现在的问题是：是这条路线得胜呢，还是斯大林主义路线再度得胜”。
当时，处于绝境的共产主义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大肆活跃起来。
所谓第四国际在他们的《告全世界工人和人民书》中叫嚷说：“当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自己承认斯大林的罪恶时，他们就是默认……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所进行的、反对工人国家堕落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使修正主义思潮大为泛滥起来。
在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内，一批叛徒跟着帝国主义、反动派和铁托集团一起，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攻。
在这期间发生的最突出的事件，是苏波关系事件和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
这两个事件，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
苏共领导对这两个事件都曾经犯了严重错误。
苏共领导调动了军队，企图用武力压服波兰同志，犯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
苏共领导在匈牙利反革命势力占据了布达佩斯的紧急关头，曾经一度准备采取投降主义的政策，企图把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抛弃给反革命。
苏共领导的这些错误，使一切共产主义的敌人猖狂起来，给许多兄弟党造成了严重的困难，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面对着这种局势，中国共产党人同各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一起，坚决主张击退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进攻，捍卫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当时，我们坚决主张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粉碎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坚决反对抛弃社会主义的匈牙利。
我们坚决主张采取正确的原则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问题，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做法。
同时，我们用极大的努力，维护了苏共的威信。
当时，苏共领导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由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检讨了他们过去在处理兄弟国家关系方面的一些错误。
十一月一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对苏联政府的宣言表示支持。
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也是为了劝告苏共领导及时地接受教训，纠正错误，而不要沿着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滑下去。
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苏共领导却反而对我们怀恨在心，把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看作是他们推行错误路线的最大障碍。
一九五七年兄弟党莫斯科会议
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是在击退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进攻以后召开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制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方面起了“巨大作用”。
事实恰恰相反。
一九五七年兄弟党会议，正是在许多重大原则性问题上，拒绝了并且纠正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观点。
莫斯科会议通过的著名的一九五七年宣言，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各国共产党共同的斗争任务，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通意义，概括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规定了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
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相对立的。
宣言所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性别，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是同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宗派主义相对立的。
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在会议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
中共代表团一方面同苏共领导进行充分的协商，对他们作了必要的、适当的斗争，帮助他们改正自己的错误；
另一方面又同其他兄弟党领导人反复交换意见，力求达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文件。
在这次会议中，我们同苏共代表团的争论，主要是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苏共领导原来提出的宣言草案中，硬要塞进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和平过渡的错误观点。
这个草案，根本不提非和平过渡，只提和平过渡，而且又把和平过渡说成是“在议会中争取多数，并把议会从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为真正的人民政权的工具”。
这实际上是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所谓“议会道路”来代替十月革命的道路，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基本原理。
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苏共领导所提出的宣言草案中的错误观点。
我们对于苏其中央先后两次提出的宣言草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且在作了相当多的原则性的重大修改以后，提出自己的修正草案。
后来，中苏两党代表团在我们的修正草案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次的讨论，然后提出《苏共和中共共同起草的宣言草案》，征求其他兄弟党代表团的意见。
经过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党代表团的共同努力，会议最后通过的宣言，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同苏共领导第一次提出的草案相比较，有两点重大的修改：第一，在指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同时，也指出非和平过渡的道路，并且强调“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而且历史经验也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
第二，在谈到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的同时，强调“开展议会外的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必要的条件”。
虽然作了上述的修改，我们对于宣言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表述，还是不满意的。
只是由于照顾到苏共领导一再提出的希望能够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相衔接的愿望，我们才作了让步。
但是，当时我们就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地、明确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
这个提纲着重指出：
“按照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从策略观点出发，
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
可能”。
“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
夺取政权的革命紧急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
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
“取得
议会的多数，并不等于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
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
如果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国
家机器没有被摧毁，无产阶级及其可靠同盟者在议会中的多
数，或者是不可能的”，“或者是靠不住的”。
（见附件一）
经过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党代表团的共同努力，一九五七年宣言还纠正了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六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错误观点，并且在一系列的原则性问题上，增加了或者补充了许多重要内容。
其中主要有：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人民群众的最凶恶的敌人；
帝国主义如果发动世界战争就注定灭亡；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的重要性；
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终结；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
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等等。
同时，中共代表团作了必要的妥协。
除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法以外，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那一段文字，我们是不同意的，并且提出过修改意见。
但是，为了照顾苏共领导当时的困难处境，我们没有坚持修改这一段文字。
谁也不会想到，我们这种照顾大局的让步，竟然被苏共领导拿来作为借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加剧分歧，制造分裂。
现在，苏共中央公开信口口声声地把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等同起来，企图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路线代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
我们早就说过，现在有必要再一次指出，根据兄弟党独立的、平等的原则，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其他兄弟党接受某一个兄弟党代表大会的决策或者任何别的什么东西。
任何一个党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都不能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对别的兄弟党都没有约束力。
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兄弟党一致协议的文件，才是对我们和所有兄弟党具有约束力的共同行动准则。
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的发展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以后，有了一个各国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宣言，我们本来希望，苏共领导能够遵循这个宣言的路线，改正自己的错误。
不幸的是，同我们的愿望相反，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的愿望相反，苏共领导反而越来越严重地违反宣言的革命原则，违反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越来越远。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有了新的发展。
这就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随之加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苏共领导根本不顾一九五七年宣言关于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的共同结论，热衷于追求同美帝国主义的合作，追求苏美两国首脑解决世界问题。
特别是在一九五九年九月戴维营会谈前后，赫鲁晓夫简直把艾森豪威尔捧上了天，把他说成是“得到本国人民绝对信任的人”、“也象我们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
苏共同志还极力宣扬连艾森豪威尔都不承认的所谓“戴维营精神”，说这是什么“国际关系的新纪元”、“历史的转折点”。
苏共领导根本不顾一九五七年宣言的革命路线，在赫鲁晓夫的言论和苏联报刊的文章中，大肆宣扬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路线，宣扬帝国主义的“明智”和“善良愿望”，宣扬在帝国主义还统治和控制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情况下，就可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宣扬全面彻底裁军“能够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开创一个崭新的纪元”，等等。
苏共还出版了许多著作，发表了许多文章，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阉割它的革命灵魂，宣扬他们的修正主义观点。
苏共领导还力图把自己的一系列的错误观点，强加给国际民主组织，改变它们的正确路线。
苏联同志在一九六○年六月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上的做法，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苏共领导根本不顾一九五七年宣言所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在百般讨好美帝国主义的同时，放肆地进行反对中国的活动。
苏共领导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看作是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障碍。
他们自以为他们的内部问题已经解决了，他们自己的地位已经“稳定”了，可以加紧推行他们的“对敌和、对友狠”的政策了。
一九五八年，苏共领导提出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的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政府正当的、坚决的拒绝。
不久以后，一九五九年六月，苏联政府就片面地撕毁了中苏双方在一九五七年十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接着，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夕，苏共领导不顾中国方面多次提出不同意见，迫不及待地在九月九日发表了塔斯社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声明，偏袒印度反动派。
这样，苏共领导就把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苏共领导撕毁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和发表关于中印边境冲突的声明，这是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创造所谓“戴维营精神”，送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
苏共领导人和报刊还对中国共产党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进行了大量的恶毒的攻击。
这种攻击，几乎每一次都是由赫鲁晓夫带头进行的。
他影射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超阶段”和“平均共产主义”，攻击中国的人民公社“实际上是反动的”。
他影射攻击中国好战，犯了“冒险主义”，等等。
他从戴维营会议回来以后，竟然向中国推销美国的“两个中国”计划，并且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国宴上，教训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
苏共领导推行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路线，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引起了严重的混乱。
美帝国主义好象已经不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艾森豪威尔被某些共产党人当作“和平使者”来欢迎。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一九五七年宣言似乎已经过时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一九五七年宣言，澄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思想混乱，在一九六○年四月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
在这三篇文章中，我们根据一贯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立场，着重阐述了一九五七年宣言的革命观点，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
这三篇文章的观点，是同苏共领导所宣扬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完全相对立的。
但是，当时为了顾全大局，我们仍然没有公开批评苏共同志，而是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帝国主义者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极力歪曲和攻击《列宁主义万岁》这三篇文章，但是举不出任何一个令人信服的论据，来证明他们的攻击是站得住的。
我们要问：在当时的情况下，难道我们应当对盛行一时的错误观点和荒谬言论沉默不言吗？
难道我们没有权利和义务起而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一九五七年宣言吗？
苏共领导对中共的突然袭击
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发表了八天之后，就发生了美国U—2飞机侵犯苏联领空、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的事件。
所谓“戴维营精神”，完全垮台了。
事态的发展，证明了我们的论点是完全正确的。
大敌当前，迫切需要中苏两党、全世界兄弟党消除分歧；
加强团结，共同对敌。
但是，事情同人们所期待的相反：一九六○年夏季，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的分歧进一步扩大了，大规模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发生了，苏共领导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了。
本来，在一九六○年六月初，苏共中央提出，利用六月间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局势交换意见。
中国共产党不赞成匆忙地召开这样的会议，也不赞成只召开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
我们积极建议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且主张为了开好这个国际会议，必须很好充分的准备。
我们的这个建议得到苏共的赞同。
两党并且同意，为了准备这个国际会议，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大代表大会的兄弟党代表，可以就这个国际会议的召开日期和地点，初步交换意见，但不作任何决定。
出于我们意料的是，苏共领导竟然背弃自己的约言，把本来应该针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矛头转向中国共产党，在布加勒斯特对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
兄弟党代表布加勒斯特会议，是在六月二十四日到二十六日举行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把这次会谈说成是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什么“同志式的帮助”，这完全是骗人的。
事实上，在会谈前夕，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分别向兄弟党代表散发了或者宣读了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
这个通知书，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全面的、毫无根据的诬蔑和攻击，这是苏共领导的反华纲领。
在会谈中，赫鲁晓夫带头组织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大规模的围攻。
赫鲁晓夫在发言中，放肆地诬蔑中国共产党是“疯子”，“要发动战争”，“把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旗帜拿起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是“纯粹的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对苏共采取“托洛茨基方式”。
一些听从赫鲁晓夫指挥的兄弟党代表，也跟着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是“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假革命”、“宗派主义”、“比南斯拉夫还坏”，等等，等等。
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谈中发动的反华运动，对于许多兄弟党来说，也是一种突然袭击。
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代表，是不同意苏共领导的这种错误做法的。
在这次会谈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拒绝服从苏共领导的指挥棒，坚决反对苏共领导的宗派活动，苏共领导就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看作眼中钉。
他们从此进行了越来越激烈的反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活动。
苏共领导发动的对中国共产党的这样恶劣的攻击，难道能够说是什么“同志式的帮助”吗？
不。
这是苏共领导事先预谋的反华大演出，这是粗暴破坏一九五七年宣言关于兄弟党关系准则的严重事件，这是以苏共领导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为了维护宣言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同苏共领导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出席布加勒斯特会议的中共代表团，为了顾全大局，在会议公报上签了字，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一九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发了一个书面声明。
中共代表团在声明中指出，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中的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
中共代表团严正声明：
“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的基本原则上是同赫鲁
晓夫同志有分歧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各
国人民的要求和斗争，取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而绝不
是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挥棒”。
“我们党只信服马克思列宁主
义真理，而决不会向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
（见附件二）
苏共领导对于在布加勒斯特没有能够压服中国共产党并不甘心。
紧接着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苏共领导采取一系列步骤，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进一步对中国施加压力。
七月间，苏联政府突然片面决定，在一个月内撤走全部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从而撕毁了几百个协议和合同。
苏联方面还片面撕毁中苏双方分别出版和互惠发行《友好》杂志和《苏中友好》杂志的协议，无理要求中国政府召回驻苏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并且挑起了中苏边境纠纷。
看来，苏共领导以为，只要挥舞手中的指挥棒，纠合一批打手进行围攻，只要施加政治的和经济的巨大压力，就能够迫使中国共产党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顺从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意志。
但是，久经考验和锻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打不倒、压不垮的。
妄想组织围攻和施加压力就能使我们屈膝的人，完完全全打错算盘了。
关于苏共领导破坏中苏关系的真相，我们准备在另外的文章里作详细的论述。
在这里，我们只打算指出，苏共中央公开信在谈到中苏关系的时候，竟然故意隐瞒了苏联政府撤退全部在华专家、片面撕毁几百个协议和合同的事实，隐瞒了正是苏联方面的这些片面的行为造成了中苏贸易的缩减，反而指责中国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指责中国缩减中苏两国贸易。
苏共领导竟然这样明目张胆地欺骗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这才真正是可悲的。
一九六○年兄弟党会议上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九六○年下半年，围绕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召开，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进一步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这场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是坚持原则、维护团结还是抛弃原则、制造分裂这两种方针的斗争。
在兄弟党会议召开之前，种种迹象表明，苏共领导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并且力图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国共产党深深感到分歧的严重性。
我们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作了许多努力，希望苏共领导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
一九六○年九月十日，中共中央对于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的通知书，作了答复。
在这个答复书中，中共中央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对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重大原则性问题，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驳斥了苏共领导对我们的攻击，批判了苏共领导的错误观点，并且向苏共中央提出了解决分歧、达到团结的五项积极建议。
（这五项建议，见附件三）
接着，中共中央派遣代表团在九月间前往莫斯科。
同苏共代表团举行会谈。
在会谈中，中共代表团指出，苏共领导一面美化美帝国主义，一面大肆反华，把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把同敌人的关系和同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摆错了位置。
中共代表团再三地劝告苏共领导改变这种错误的立场，回到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上来，加强中苏两党两国的团结，反对共同的敌人。
但是，苏共领导根本无意改正自己的错误。
这样，一场尖锐的斗争就不可避免了。
这个斗争首先在有二十六个兄弟党代表参加的为兄弟党会议准备文件的起草委员会中展开，接着就在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中达到空前未有的激烈的程度。
十月间在莫斯科学行的起草委员会中，苏共领导企图强行通过自己起草的声明草案，这个草案包含了苏共领导的一系列错误观点。
由于中共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坚持原则的斗争，起草委员会经过激烈的辩论，对苏共提出的声明草案作了许多重大的原则性的修改。
起草委员会就声明草案的绝大部分达成了协议。
但是，苏共领导存心要继续争论，拒绝对声明草案中仍然遗留的几个重大分歧问题达成协议，而且赫鲁晓夫从纽约回来以后，甚至把在有的问题上已经达成的协议也推翻了。
一九六○年十一月，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
苏共领导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其他许多兄弟党的代表团的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愿望，竟然在会议的前夕，向齐集莫斯科的兄弟党代表，散发了一封更加粗暴地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长达六万余字的信件，挑起了更加尖锐的争论。
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就是在这样的极不正常的气氛中举行的。
苏共领导的恶劣做法，曾经使会议濒于破裂的边缘。
由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坚持团结，由于大多数兄弟党代表团要求团结、反对分裂，会议最后还是达成了协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代表团“只是在出现了它会完全孤立的威胁的时候，它才签署了声明”。
这又是在说谎。
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呢？
苏共领导在会议中以及在会议之前，确实组织了不少兄弟党代表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围攻，也确实企图依靠所谓多数来压服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代表团，也确实企图强迫它们接受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观点。
但是，无论在二十六个兄弟党起草委员会中，或者在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中，苏非领导的强加于人的作法都失败了。
事实是：苏共领导提出的声明草案中的许多错误论点都被否定了。
举例来说：
苏共领导关于和平共处与经济竞赛是社会主义各国对外政策总路线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新阶段的出现是由于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反对社会主义各国“单干”，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各国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对所谓“集团活动”和“派别活动”，实际上是要兄弟党听从苏共领导的指挥棒，取消兄弟党关系中独立、平等的原则，用多数压服少数来代替协商一致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低估现代修正主义严重危险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事实是：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党代表团提出的许多重要的原则性的正确意见写到声明中去了。
声明中关于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的论点；
关于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的论点；
关于建立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论点；
关于民族解放运动是防止世界战争的重要力量的论点；
关于新独立国家彻底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论点；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工人运动支持民族解放斗争的论点；
关于在处于美国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和军事统治下的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主要打击是针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也针对出卖民族利益的垄断资本和国内其他反动势力的论点；
关于兄弟党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
关于反对修正主义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的论点；
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
等等；
都是吸收了中共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的意见的。
当然，也应当提到，在苏共领导同意删掉他们的错误论点，接受了兄弟党的正确意见之后，中共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也作了一些让步。
例如，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问题，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我们都是有不同意见的，只是为了照顾苏共和一些兄弟党的需要，我们才同意在声明中照抄一九五七年宣言关于这两个问题的文字。
但是，我们当时就告诉苏共领导，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我们只能再照顾这一次，以后决不能照顾了。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到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的整个过程，贯穿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这次会议中表现出来的苏共领导的错误，较之前一时期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从苏共领导提出的声明草案中和在会议的发言中，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到，苏共领导企图强加给兄弟党的错误路线，在政治上是以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错误观点为中心内容，在组织上是实行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的错误政策。
这是一条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根本相违反的修正主义路线。
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代表团，坚决反对这条路线，坚决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上义的路线。
在这次会议中，斗争的结果是，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观点基本上被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会议通过的声明所体现的革命原则，是全世界兄弟党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有力武器，也是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有力武器。
在这次会议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对苏共领导的一系列错误观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迫使苏共领导不能不接受兄弟党的许多正确意见，从而打破了那种对苏共领导的错误一点也批评不得、苏共领导说了就算的极不正常局面。
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中共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处于“完全孤立”的境地，这不过是苏共领导打肿了脸充胖子。
这次会议，还体现了兄弟党既互相联合又独立平等的原则，体现了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挫败了苏共领导企图用多数压服少数、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兄弟党的错误做法。
这次会议又一次表明，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来说，在解决兄弟党分歧的时候，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坚持团结，是完全必要的。
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的系统化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中共领导人在一九六○年的声明上签字，不过是耍花招而已”。
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
不，恰恰相反，耍花招的不是我们，而是苏共领导。
一系列的事实表明，苏共领导在一九六○年兄弟党会议上，同意删改他们在声明草案中的错误论点，是迫不得已的；
他们接受兄弟党的正确论点，也不是真诚的。
苏共领导根本不把兄弟党共同协议的文件放在眼里。
一九六○年声明签字墨迹未干，苏共领导就开始动手破坏它。
十二月一日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在声明上签字，过了二十四小时以后，同一个赫鲁晓夫，就在招待各国兄弟党代表团的宴会上，违反兄弟党的协议，大讲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八十一个兄弟党会议以后，苏共领导越来越放肆地破坏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
苏共领导一方面把声明所宣布的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美帝国主义看作是朋友，鼓吹“美苏合作”，表示要同肯尼迪一起，“动手架设信任、相互谅解和友谊的牢固桥梁”；
另一方面，把一些兄弟党、兄弟国家看作是敌人，急剧地恶化了苏联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
一九六一年十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领导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新的高峰。
这是苏共领导把他们自己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的修正主义形成完整体系的一个里程碑。
在这次大会上，苏共领导发动了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大规模的公开攻击。
赫鲁晓夫在发言中甚至公开号召推翻霍查同志和谢胡同志的领导。
苏共领导就是这样地开创了利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公开攻击兄弟党的恶劣先例。
在这次大会上，苏共领导干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在斯大林逝世八年之后，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五年之后，又一次集中地大反斯大林。
苏共领导这样做，归根到底，是为了抛弃宣言和声明，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行一条系统的修正主义路线。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集中地表现在这次大会通过的新的苏共纲领中。
苏共中央公开信把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路线，说成是“在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得到赞同的，并且在宣言和声明中得到反映的”。
苏共领导这样说，难道不感到太粗心了吗？
怎么能把一九六一年发生的事情，说成在一九六○年甚至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就“得到赞同”或者“得到反映”了呢？
这里姑且不谈这样荒诞的自我吹嘘，首先必须弄清楚的倒是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共纲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货色。
只要稍微认真地研究一下苏共纲领和赫鲁晓夫的报告，就不难看出，苏共领导提出的是一个根本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违反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
这个纲领，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违背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
在一九六○年兄弟党会议上被否定了的苏共领导的许多错误观点，又在苏共纲领中出现了。
例如：把和平共处说成是对外政策的总原则，片面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把社会主义国家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诬蔑为“单干”，等等。
这个纲领，把苏共领导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执行的错误路线更加系统化，它的主要内容就是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
这个纲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即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作了粗暴的修正，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没有必要，宣布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已经改变，提出了“全民国家”和“全民的党”的谬论。
这个纲领，用人道主义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用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代替共产主义理想。
这个纲领，是反对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进行革命的纲领，是反对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纲领，是保存和恢复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
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错误。
应邀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同志，在致词中就申述了我们党的立场，后来在同赫鲁晓夫和其他苏共领导人的会谈中，也坦率地批评了苏共领导的错误。
在同中共代表团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完全拒绝中共代表团的批评和劝告，甚至公然表示支持中共党内的反党分子。
赫鲁晓夫毫不掩饰地表示，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当他们开始走上“同斯大林不同的道路”，也就是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的时候，他们还需要兄弟党的支持。
他说，“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对我们有很大的意义”，“现在不同了”，“现在我们好了”，“我们要走自己的路”。
赫鲁晓夫的这些话，表明苏共领导已经下定决心，沿着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走下去。
不管中国共产党怎样多次进行同志式的规劝，他们根本不放在心里，而且毫无悔悟之意了。
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裂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的逆流
苏共中央公开信，竭力想使人相信，似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曾经“作了新的努力”；
谋求改善中苏两党的关系，谋求加强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
这又是在说谎。
事实究竟是怎样呢？
事实上，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苏共领导为了推行自己制定的完全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系统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加肆无忌惮地破坏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的政策。
这就使中苏关系越来越恶化，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下面就是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来，苏共领导破坏中苏团结，破坏兄弟党、兄弟国家团结的主要事实：
第一，苏共领导力图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力图用自己的修正主义纲领代替宣言和声明。
他们把自己的错误路线说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近年来的全部列宁主义方针”，把自己的修正主义纲领说成是“我们时代的真正的共产党宣言”，是“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社会主义友好共同体各国人民”的“共同纲领”。
任何一个兄弟党，只要它不接受苏共的错误路线和纲领，而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苏共领导就把它当作敌人，就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手段，反对它，攻击它，损害它，颠复它的领导。
第二，苏共领导不顾一切地采取了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中史无前例的行动，断绝了同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
第三，苏共领导继续向中国施加压力，恶毒地攻击中国共产党。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指责我们采取什么“特殊的立场”，实行什么与兄弟党共同方针不同的路线，并且把我们支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也算是一条罪状。
苏共领导还企图迫使中国共产党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放弃自己一贯坚持的完全符合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的路线，接受苏共领导的错误路线，接受他们破坏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的既成事实，作为改善中苏关系的条件。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大肆吹嘘这个时期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件，一九六二年十月赫鲁晓夫对中国驻苏大使讲了一些要团结的话等等，其实都是为着达到这个可鄙的目的。
第四，苏共中央拒绝了印度尼西亚、越南、新西兰等兄弟党关于召开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的倡议，也拒绝了中共中央一九六二年四月七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件中为准备召开兄弟党会议而提出的五项积极建议。
苏共中央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日给中共中央的复信，甚至要求阿尔巴尼亚同志必须放弃自己的立场，作为改善苏阿关系的先决条件，也作为召开兄弟党会议的先决条件。
第五，一九六二年四月到五月间，苏共领导通过他们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颠复活动，引诱和胁迫几万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境内。
在中国政府再三提出抗议和交涉之后，苏联政府还以“苏维埃法制感”、“人道主义”为借口，拒绝遣返这些中国公民。
这一事件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是史无前例的、骇人听闻的事件。
第六，一九六二年八月间，苏联政府正式通知中国说，苏联将同美国达成关于防止核扩散的协议。
这是苏美合谋垄断核武器，企图剥夺中国拥有核武器以抵抗美国核威胁的权利。
中国政府对此一再提出了抗议。
第七，苏共领
版面：头版
新华社5日讯 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合作国会副议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鲁克曼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合作国会代表团一行十四人，在前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途中，今天下午由广州乘专机到达北京。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书记处书记彭真，人大常委会委员张苏、蔡廷锴、胡愈之、武新宇，中共中央委员伍修权，外交部副部长黄镇，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余心清、连贯等，到机场热烈欢迎印度尼西亚朋友。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团长迪·努·艾地、副团长苏蒂斯曼也到机场欢迎。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苏弗雷·尤淑夫，朝鲜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郑凤珪等。
据新华社5日讯 首都各界一千五百多人今天下午举行集会，热烈欢迎以肯尼亚下院议员、下院执政党议会党团首席督导约翰·戴维·卡利为首的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枫，中国人民外文学会会长张奚若，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会长刘长胜，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李德全等出席了大会。
非洲国家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在北京的非洲各国外宾，应邀出席了大会。
大会在政协礼堂举行。
会场上悬挂着巨幅标语：“中国肯尼亚两国人民友好万岁！”
“中国非洲人民团结万岁！”
主持大会的张奚若会长致开会词以后，刘长胜会长、约翰·戴维·卡利团长和代表团团员，上院议员瓦松加·西杰约，上院议员姆比尤·科伊南吉，内罗毕妇女组织者查那布·萨利姆夫人，下院议员、农业部驻议会秘书詹姆斯·奥索戈，下院议员、工程运输和电力部驻议会秘书杰雷迈亚·尼亚加等，先后在会上讲了话。
刘长胜在大会上讲话时，他感谢代表团带来了八百多万肯尼亚人民和全体非洲人民的友谊，赞扬肯尼亚人民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进行了长期英勇的斗争。
他说，肯尼亚人民已经在今年6月间取得自治，并且将在今年12月间取得独立，这是肯尼亚人民长期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斗争的结果。
刘长胜说，肯尼亚人民的斗争和胜利有力地证明，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只有通过各种形式的斗争，包括武装斗争在内，才有可能逐步地赢得独立和自由。
他说，有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散布被压迫民族和国家可以同压迫民族和国家和平共处的谬论，散布帝国主义者可以用裁军节省下来的钱来帮助所谓“不发达国家”的幻想，这完全是替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者涂脂抹粉，这只能麻痹和瓦解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革命意志。
刘长胜说，民族革命的风暴正席卷整个非洲大陆。
非洲人民要革命要独立自由，这是任何人和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的。
他说，觉醒了的两亿五千万非洲人民已经形成一支对世界进程起着越来越大影响的巨大力量，这是当代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刘长胜表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革命斗争；
支持非洲人民和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的正义斗争；
支持非洲国家首脑会议要求核大国停止一切形式的核试验，宣布非洲为非核化的地区，销毁现存的核武器，并且要求帝国主义国家撤出在非洲的军事基地的决议。
刘长胜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力图通过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来破坏中国同非洲国家发展友好关系。
他说，现在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领导人识破了新老殖民主义者的这种阴谋诡计。
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是割不断、分不开的，新老殖民主义者的阴谋诡计一定是要彻底破产的。
刘长胜最后说，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的这次来访必将为进一步发展中、肯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人民愿意同肯尼亚人民和全体非洲人民一道，高举亚非团结的旗帜，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旗帜，为争取和维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胜利，为争取世界和平的胜利而共同奋斗。
约翰·戴维·卡利团长在热烈的掌声中应邀讲话。
他说，我们的这次友好访问是一个很大的成功，并且是随着而来的好事情的一个很好的开端。
我们将尽力保持我们同你们国家所建立的良好关系，我们希望并相信你们也会这样做。
团长说，我们政府的对外政策是积极的中立。
我们将同憎恨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以及同它们进行斗争的任何国家进行合作。
他强调说，我们在肯尼亚将不会温顺地满足于一面国旗和一支国歌。
我们知道，没有经济的自由，任何自由都是不完全的。
我们不会让我们的商品价格由任何欧洲或美国的国际资本来决定。
今天的大会是由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举办的。
出席大会的还有南汉宸、吴德峰、朱学范、许广平、吴晗、赵伯平、张执一、朱光、张铁生、曹孟君、王照华等各方面人士。
据新华社金边3日电 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为最近一期的《民族主义者》周刊撰写的一篇题为《莫斯科条约和我们》的社论，表示支持中国政府关于召开各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的建议，并指出美英苏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是一个骗局。
西哈努克亲王说，中国政府的建议“能使那些对人类命运共同负责的领导人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重大责任。”
他还说，这样的世界性会议“还会使大多数真诚希望和平的无核国家政府有可能对大肆扩军和发展核危险的负责人的俱乐部施加压力，迫使他们结束他们的疯狂竞赛。”
西哈努克亲王在谈到疯狂攻击中国的建议的某些国家时说，“只能这样来解释，某些大国决意要把世界的其余部分排斥在它们认为的只有它们才能独占的地盘之外，统制其它国家和摆布这些国家的命运。
这样一来，无原子的人类就只有赞扬它们耀武扬威的行径的权利和义务。
包括我国在内的某些国家要是采取小心翼翼和徒劳的保留态度的话，那就成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独立的表现。”
他说，“条约的倡导国想尽办法来使尽量多的国家在条约上签字，这表明，它们一方面反对各国平等参加会议，同时又坚持要各国表示赞同。
总而言之，这是在举行会议和签订条约方面推行卫星化的政策！”
西哈努克亲王在谈到柬埔寨拒绝在莫斯科条约上签字的立场时写道，“条约（这是条约的一个缺陷）一方面正式地把目标局限在大气层的卫生上，而另一方面却为倡导者保留通过地下核试验继续泰然制造核武器的权利。
很难认为这是充满崇高的感情的！”
他还说，美国“急忙地让自己国内和它的阵营放心，说它将不会不增加地下试验，再说这种试验已经恢复了。
因此莫斯科条约对于毫无防御核危险能力的我们来说，就象是‘苏格兰的淋浴（一阵冷、一阵热）’。”
亲王说：“事实上，我们不能了解，为什么这三个首要签字国拒绝缔结一项肯定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爆炸的条约。
而正是他们而且也唯独他们是核武器的主要生产者。”
他写道：“（莫斯科条约）序言中的漂亮字句消除不了给人们留下的恶劣印象，特别是条约第四条所引起的严重不安，第四条规定：各方如断定与本条约内容有关的非常事件危及本国的最高利益，为行使国家主权，有权退出条约。
他说，“预言自称本着和平愿望的一项条约会危及条约倡导国本身的最高利益，是一种令人不解的和无疑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放肆之举。
不过这只能加深我们的这种印象：莫斯科条约只是对于未来的国际局势的缓和、世界和平和我们可怜的人类的命运没有多大价值的一个骗局和笼络人心的行径。”
他最后写道，“对于那些因为我们赞同其符合我们愿望的建议硬要把我们说成是人民中国的顺从的和胆小怕事的卫星国的那些人，我只能再次向他们说，我们始终是完全独立地思考问题的。”
“不知道有多少次，人们把我们保持中立和拒绝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说成是孤立！
很抱歉，我们不得不说，我们没有因此而受影响。”
他说，“无论如何，我们宁愿孤立而同中国站在一起，而不愿意反对中国而孤立，只有中国是准备同我们并肩战斗以保证我们的生存的国家，如果我们的生存遭到直接威胁的话，这对于象我们这样一个小国是极为重要的。”
据新华社平壤4日电 据此间报纸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第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3日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日成的主持下开幕。
参加全体会议的有劳动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党中央和地方党组织的负责干部，中央和地方政权机关的负责干部，工厂企业和农村经济部门的行政和党组织的负责人以及各群众团体的负责干部等。
这次全体会议的议程是：一、关于1963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初步总结和1964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二、关于增加畜产品的生产。
据新华社平壤4日电 朝鲜内阁副首相兼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长郑准泽3日在朝鲜劳动党四届七中全会上作了《关于1963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初步总结和1964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报告。
他在报告中总结1963年成绩时说，由于全面建立了大安工作体系和新的农业领导体系，由于彻底贯彻了青山里精神和青山里方法。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新的大高潮。
现在可以断言，为完成今年计划而进行的斗争能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据初步总结，工业总产值计划将超额完成，预计将比去年增长8％以上。
他说，农业部门出现了新的转变。
增加农村劳动力、巩固农村阵地是当前农业发展中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我们党组织了全党全民支援农业的运动。
灌溉受益面积增加了四万四千町步（每町步等于十五市亩）。
今年虽然遭受水灾，但农作物全面生长情况良好，预计将获得历年来少有的丰收。
郑准泽在报告中指出：“生活再次证明，我们党一贯坚持的自力更生和自主民族经济建设的路线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上的唯一正确的路线，是具有伟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路线。”
郑准泽在报告中提出了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任务。
他说，1964年在七年计划中是新的转变的一年，中心的任务是：进一步加强和合理利用已经建立起来的自主经济基础，大力增加消费品生产，划时期地提高人民生活。
从这点出发，我们要做的工作是：（一）轻工业、机械工业企业和中央工业企业的生产生活必需品车间集中一切力量大力进行消费品生产；
（二）使重工业积极保障消费品的迅速增长，决定性地促进煤炭、矿业，林业等采掘工业的发展，巩固地建立工业的原料、燃料产地；
（三）增加粮食生产，特别是提高稻产比重，同时迅速发展畜产业和果木业，使轻工业原料和各种食品更加丰富。
他指出，我们要保障生产发展的高速度，争取在一两年内使消费品生产出现巨大变化。
郑准泽提出，明年工业总产值将比今年预定实际增加21％，其中生产资料生产增长13％，消费资料生产增长35％。
郑准泽说，农业部门将继续巩固五百万吨粮食高，特别是大力增加稻产，显著发展畜产业和经济作物生产，充分保障工业原料。
明年将扩大水田四万町步，使水田总面积达到六十二万四千町步。
明年将供应农村二千六百多台拖拉机、二千五百多台汽车、七十八万吨化肥，同时把二十万人以上的劳动力分配到农村。
据新华社5日讯 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第三事务局局长、最高人民会议代议员韩秀东率领的朝中友好协会代表团，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代表团是应中朝友好协会的邀请，前来我国参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庆祝活动的。
代表团团员有：朝鲜科学知识普及协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安国，对外文委三局局长金斗星，功勋演员宋英爱。
据新华社5日讯 中朝友好协会会长李德全今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以韩秀东为首的朝中友好协会代表团。
陈毅副总理出席宴会并致词祝酒。
他说，中朝两党两国和人民之间存在着最亲密的友谊和钢铁般的团结，在任何大小问题上没有分歧。
我们互相支持，互相依靠，是同生死共患难的兄弟和战友。
我们的友谊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
陈毅副总理说，朝鲜人民的胜利经验为全世界人民树立了一个典范。
朝鲜人民不仅在朝鲜战争中打败了美帝国主义，而且在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造成的废墟上建设好了自己的国家。
陈毅副总理建议为中朝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为即将到来的朝鲜人民光荣的伟大节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干杯。
这篇文章着重剖析和批判了今年4月间在安特卫普举行的比利时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和5月间在伊符里举行的法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会议所采取的修正主义路线。
文章在谈到比利时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时说，这次大会“讨论”了提纲草案，这个草案纯粹是抄袭赫鲁晓夫为苏共辩护的论点。
和平共处被说成是“一个胜利”，因为它已被“强加给”帝国主义者了，而且打开了“通过一些非暴力的途径”通往世界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这个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提纲”中，“革命”一词小心翼翼地被禁止使用了，提纲的修正主义是非常明显的；
所有那些主张同帝国主义进行具体斗争的人，如中国共产党人，则被称为“冒险主义者”、“左倾主义者”或“极端宗派主义者”。
文章说，这个提纲还恬不知耻地佯称比利时共产党尊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为1957年和1960年会议的宣言和声明，佯称比共上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已证明是正确的。
可是，它忘记了1960年4月的提纲，那个提纲谴责修正主义是主要的危险，“南斯拉夫变种是修正主义的集中表现”，或者忘记了那个文件中揭露的共同市场是国际垄断组织猛烈进行战斗的武器。
1963年4月，修正主义便不再是一种危险了，南斯拉夫人便不再受到批判了，共同市场便成为“应予重视的一种现实，必须竭力对它施加影响”了。
其实，无论是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还是共同市场的性质，都没有改变；
正是比利时共产党领导机构否认了它从前的分析、决议和庄严的义务。
它竟敢以被它践踏的原则的纯洁性为名，攻击那些仍然忠于1960年11月通过的莫斯科共同决议的人，甚至把那些仅仅指出这些矛盾作法的勇敢的同志驱逐出党。
文章在揭露比共领导机构的人们陶醉于叫作“议会迷”的机会主义路线和观点时指出，比利时共产党员们并不作同样的推论。
但是，尽管如此，由挑选的代表举行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改良主义的提纲，并且认为应该用整整一章来驳斥事实上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论点的“中国论点”。
提纲第六十节就特别说明了修正主义对共产主义原则的歪曲，“和平共处意味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建立和平竞赛，以便给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对福利、自由和幸福的问题，带来更好的解决办法。”
这即是说，资本主义这种人剥削人的制度，可以在给劳动者带来福利方面同社会主义竞争。
这种把“和平共处”不是看作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阵线。
而是看作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的看法，是符合铁托的论点的，而他的论点曾受到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1960年会议的谴责。
文章接着谈到了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伊符里（塞纳省）举行的会议。
这次会议听取了副总书记瓦德克·罗歇作的关于4月间举行的莫斯科会谈的报告，当时派了法共代表团去同苏联领导会谈。
文章指出，这一报告只是赫鲁晓夫论点的正式重新采纳，只有一点差别：报告提到这些修正主义论点是莫里斯·多列士的发明。
多列士在争夺西方共产主义运动的小头目位置的斗争中，竭力阻止他的同伴、意共领导人陶里亚蒂。
于是，他叫他的手下人摘引他在1946、1949、1950年的演说或向法共以前几次代表大会发表的讲话，以便证明多列士一向预见到了共产党的政策应该达到赫鲁晓夫先生引导这个政策所达到的地步。
文章说，这个文件对八十一个党声明的解释，是曲解的典型。
例如，莫斯科宣言和声明正确地强调指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
而这个文件却把主要危险说成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文章说，由于1960年以来，国际上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力量对比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就证明没有任何东西使人能够硬说修正主义已突然不再是主要危险了。
没有任何东西，只不过是比共和法共领导人已陷入修正主义，并在追随赫鲁晓夫吹捧本应受到揭露的铁托的同时，借口局势发生变化来否认他们签的字。
任何跟着赫鲁晓夫指挥棒转的党的中央委员会，今天都不能证明国际局势自1960年底以来已发生很大的变化.足以证明修改对这个时代的基本论点是有道理的。
因此，这些共产党的任何领导人，今天都不能修订1960年11月庄严地通过的声明。
所以，是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政策才引导这些领导人否认他们的签字和根据外来的命令而改变立场的。
文章说，比共已是一个停滞、发展不够、不能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里完成它的使命的党。
它说，比利时共产党在比利时帝国主义把刚果投入火海血泊之中时，无能履行它的国际主义义务。
文章强调指出，“一个党员人数少、干部政治质量差、不受人民拥护的共产党，只有一个办法前进、壮大和变得善于完成它的历史任务：这就是坚决站在革命的立场上。”
接着，文章说，“法国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化，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不幸现实。”
文章指出，法共领导干部同社会民主党的僧侣不再有任何区别了，法共使用的词汇也社会民主党化了。
文章说，当警察正挥舞大棒和进行屠杀的时候，人们却说党将通过和平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文章接着揭露说，在法国共产党和比利时共产党中出现了一些虚伪的调解人，他们言不由衷地说，他们非常希望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举行预定的会谈时，看到分歧得到消除。
这些调解人一向谈论的和解，仅仅是这种意义上的和解：即中国共产党人要放弃他们的正确批评，而苏联共产党则绝对拒绝对它的理论错误和策略错误作自我批评。
法国共产党和比利时共产党的这些虚伪的调解人在希望和解时，在向苏联共产党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和解的愿望表示致意时，是按照赫鲁晓夫的命令行事的。
关于原则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论点问题，这些“调解人”完全了解，任何妥协都是不可能的。
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应保全苏联领导人或者苏联的威信，而是在于共产党人是否拥护社会主义革命，在于共产党是否把准备和领导这些革命作为使命。
列宁过去不能同社会党叛徒达成原则妥协，因为这些人要把社会党劳动者引向同帝国主义者实现神圣同盟，从而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中国共产党将不同意同修正主义者作任何妥协，除非这些修正主义者放弃他们的分裂观点，重新走上由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开辟的革命道路。
中国代表将要维护八十一个党的声明，声明规定了揭露和反对主要危险——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任务；
他们不能同意妥协，因为这将是支持那些违反自己签署的协议的人、反对那些守信用的人。
中国代表将坚持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宪章的条文，它规定所有共产党，不论其人数多少，都是平等的。
人民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将向全世界共产党人，苏联以听从它的命令、甚至错误的命令作为它给予物质援助的条件，并且取消对一个敢于批评赫鲁晓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甚至对这个国家实行禁运，这是否符合国际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互相支持的原则。
文章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在会谈中不可能和解。”
文章列举了法共刊物刊登伪造的所谓中国驻伯尔尼大使馆的信件并借此攻击中国共产党以及比共领导机构诬蔑雅克·格里巴在比共于克勒区委会和布鲁塞尔省委会组织派别等事实，说明：“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修主主义者不得不使用捏造和诬蔑。”
文章斥责了苏共领导机构支持被日本共产党驱逐的右派修正主义集团。
它说，这个集团是由作为分裂分子驱逐出党的春日庄次郎领导的。
苏联共产党领导机构同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起指责春日庄次郎之后，现在发现他具有很大反革命品质，他成立了一个反对日本共产党的右派党，因为日本共产党的多数人赞成人民中国共产党所维护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论点。
说叛徒春日庄次郎得到“原则性”的支持，是修正主义者的又一捏造。
如果苏联共产党和它的其它党的仆从们的事业是正确的和保卫得住的，那它就不需要靠捏造来取得成功了。
在谈到古巴问题时，文章援引了一位波尔多的读者来信。
它说，这位同志强调这一事实，苏联象法国共产党一样，最初否认在古巴设置原子导弹发射台。
而在承认了设置这些发射台和火箭之后，苏联的态度是一种“大国”的态度，它的卫星集团只能未经讨论就追随它。
他说，“美帝国主义要那些要求它给予经济援助的小国在政治上屈从于它的作法，同苏联在作出现在或将来涉及和平或战争的决定时都不征求受这种决定约束的人民民主国家的意见的作法，在精神上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一个人民民主国家抗议或是表示不同意，人们就取消苏联给予的一切援助，而苏联给予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倒是永远享用的。
这是大国沙文主义，口头上说平等，实际上只容许卫星国表示赞成。”
这位同志说：“赫鲁晓夫每一个报告都唠唠叨叨地强调苏联给予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但是，赫鲁晓夫始终略而不谈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给苏联的援助”。
这位同志说：“有人谴责中国共产党曾经批评赫鲁晓夫在加勒比海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面前逃避和退却。
一个党员自然是宁愿要和平而不愿意要战争；
但是，今天在帝国主义的要求面前退却，就等于准备明天在要么战争要么作奴隶之间进行选择，因为，任何退却都将是对帝国主义者的鼓励，帝国主义者将把这种退却解释成一种软弱。”
文章说，这位波尔多同志提出的问题不容忽视，我们应该考虑考虑。
但是，苏共党领导人宁愿要修正主义的铁托恭维，却不愿接受中国同志们建设性的批评。
文章还列举了大量事实批判了法国和比利时共产党领导机构在什么“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有化、无产阶级反对资本家的新斗争方式（1）、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等方面的修正主义观点。
文章最后呼吁：“全体革命的劳动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以便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同反对修正主义为之效劳的资本主义的斗争配合着进行。
“积极支持人民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立场，自然是这一革命斗争的一部分。
“法国和比利时的共产党员们，你们组织起来吧，开展理论讨论吧，在你们党中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吧。
让我们同中国共产党同志们一起，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前途，确保世界社会主义未来的胜利。”
这封信说：“我们在帕多瓦对于问题的真相了解得很清楚，而且我们也懂得，兄弟党之间，无论大小，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彼此进行会谈、讨论、磋商和帮助是完全合理的。
没有任何人可以抹杀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样的权利，即彼此联合起来，确立反对共同敌人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的纲领，当然也要考虑到各国的特点。
过去一直就是这样，而且今后还会这样，这毫不足为奇，尤其是现在当那些对全世界革命运动造成很大危害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得势的时候。
我们是这样来看同站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的斗争的最前列的中共的友谊的。”
这封信说，苏共对中共的二十五点的答复中有关帕多瓦的段落引起了全意大利的大哗。
基层的同志们想了解事情的真相，想了解中国同志的论点。
目前，意大利各城市正在出现新的小组。
这使意共不得不干预，“但采用惯常手法，重复地进行造谣中伤、无视事实、恐吓或使用家长的办法、不暴露真相而偷偷摸摸地开除一批人。”
这封信说：“然而意共过去不能、现在也不能用这些手段来压制或阻挠讨论和争论。
我们深知，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以中国同志的论点为首的那些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论点是被无视和被掩盖的。
“现在，由于一切事件，尤其是由于中共坚定而有力地进行斗争，意大利修正主义者再也不能掩盖一切，甚至不得不发表某些表示抗议和要发表自己观点的同志的文章。
他们后来不得不在尽管只有少数人阅读的专刊上发表中共的理论文章，并且最后不得不通过意共中央监委会发出一个通知：在党的各级组织中即将展开辩论。
他们展开辩论，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不这样做，而他们的意图是明确的：粉饰逆境，并把辩论引向死胡同。”
这封信说：“这一切是经过许多年的沉默、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个时期以来在全意大利散发了载有中国同志的思想理论观点的几万份小册子之后才发生的。”
这封信说：“因此，我们应该得出结论，肯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已迫使修正主义者展开思想辩论。”
“我们有把握说，通过这一斗争，我们将会争取其他同志拥护正义的事业，反修正主义小组将会得到加强，实质上是纸老虎的修正主义者将会开始原形毕露。”
作者：左少芗/黄林/倪承藩
本报讯 7589部队是一支由二十多种少数民族的战士组成的部队。
他们在社会主义教育中，运用驻地附近少数民族的村史、家史教育少数民族战士，并组织到拉祜族村寨——解放新村进行参观访问，通过新旧社会的鲜明对比，进一步提高了各少数民族战士的阶级觉悟。
解放新村是解放后新建立的村庄。
这里居住的拉祜族居民，解放前都散居在偏僻的祟山峻岭中，遭受地主、头人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过着牛马一样的悲惨生活。
七十岁的拉祜族老人李老三大爷，原先住在大山深处的所谓“滑竿寨”。
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战士诉说了苦难的过去：在旧社会，恶霸地主杨华田霸占着这个寨子，除了要租要贡、派丁派款以外，还把全寨子的青壮年男子当差役使用。
杨家不论大人小孩出门，都要贫苦农民用滑竿抬着他们。
因此，本来有自己名字的大吉后寨子，失去了真名，被称为“滑竿寨”了。
这个地区山大坡陡，道路崎岖，空手徒步都不很方便，抬着滑竿更是步步艰难。
有一次，李老三大爷等抬杨华田下山赴会，他们被逼着在路上奔跑，结果李老三被压断了脊椎骨。
李大爷谈到这里，热泪夺眶而出。
他掀开上衣，露出了三十年前被折断的、隆凸的脊椎骨。
五十岁的乡妇联主任罗正英（拉祜族），拿出了一件比她年纪还大的“千层衣”，对战士说：“在过去，拉祜族姑娘十几岁了，身上连块麻布片都没有。
这件“千层衣”，我母亲穿了四十多年，传给我又穿了二十年，直到解放，才把它收藏起来。
这上面有多少补钉我没法数清，就连原来的颜色和式样也看不清了。”
解放新村的老一辈，为了把往日的苦难生活告诉战士们，他们从山上找来了解放前常吃的食物：野毛薯、黄连、大道莱等样品给战士们看。
当年，他们收下的一点粮食，大部分被地主、头人抢走，只有用这类野菜充饥。
接着，贫农罗开珠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拉祜族人民的迫害，他说：“抗战时期，国民党反动政府要修什么滇缅路，强迫我们地区去了六百名拉祜族劳工。
在修路中，开山凿壁，安全根本没有保障，人死了不知多少。
我阿爹就是这次死在外边的。”
少数民族战士面对着这些从苦难中熬过来的老一辈，目睹这些记载着拉祜族人民血泪的衣服、野菜，激发了阶级仇恨。
苗族战士杨光明当场诉说了他家的血泪史：他两岁那年，家乡遭灾，地里没有收成，地主逼租打伤了他父来，夺走了命根子一样的耕牛，最后逼得全家逃到二百里外的大山里开荒维持生活。
杨光明最后说：“拉祜族人民的苦与我们苗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苦一样深重，它使我懂得了各族人民的苦难，是阶级的苦难。
我们一定不忘过去，牢记血海深仇。”
当拉祜族社员喜笑颜开地谈起了解放后的变化时，少数民族战士们都由衷地感谢党和毛主席给各族人民带来的幸福生活。
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帮助散居在大山森林中的拉祜族人民盖了房子，定居下来，并发给粮食、衣物、被子、蚊帐等生活用品，以及耕牛、犁耙、锄头等生产工具。
当三十六户人家搬进新村时，为了永远不忘党和毛主席的恩情，一致提议把村子命名为“解放新村”。
新生活开始的第一年，拉祜族人民由于过去长期过着受压迫、受剥削，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体瘦力弱，一年只开了三十亩田，收下三千五百斤稻子。
这时，政府供应了他们不足的口粮，接着，又派来工作组、生产技术指导组和医疗组，帮助他们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各种困难。
第二年，开了一百五十亩田，收粮食三万斤。
1955年以后，他们先后建立了阶级社和高级社，以后又成立了人民公社，农业生产一年比一年好，生活水平一年比一年高。
在集体化的道路上，拉祜族人民越干越欢。
他们不断扩大耕地面积，兴修水利，改进耕作技术，把单季稻变为双季稻。
1962年，全村稻田扩大到六百二十九亩，收粮食三十多万斤，全村大小二百四十六口人，除每人平均留口粮七百斤以外，还向国家交售粮食十四万斤。
随着生产的发展，物质与文化生活得到了改善。
现在，全村95％的农户有余粮和存款。
每到节假日，妇女们都穿上崭新的、银珠闪闪的拉祜族服装，唱歌跳舞，十分欢乐。
1954年，拉祜族老贫农罗正明到北京观礼，亲眼看到了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今年“五一”节，老雇农出身的乡长罗正开到昆明观礼时，见到了敬爱的刘主席。
拉祜族人民的幸福生活，使战士联想起本民族的生活变化。
无论是哪个少数民族，都有说不尽的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通过参观访问，少数民族战士深刻认识到：在旧社会，各族劳动人民当牛做马，过着极端贫困落后的生活，是三大敌人惨无人道剥削压迫的结果。
今天，各族人民当家作主，有吃有穿，过着幸福生活，是由于党和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压在各族劳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实现了各族人民的亲密团结，走上了集体化道路的结果。
在座谈讨论中，各兄弟民族战士一致表示：永远不忘阶级仇恨，永远牢记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彝族战士李少科说：“解放的时候，我只有五岁，只知道过去家里很苦，但印象不深。
去年，我高中毕业后参军，分配当一名机枪手，思想有些不通。
这次参观访问，用阶级苦水擦亮了我的眼睛。
我一定要牢记阶级苦，积极锻炼，争取做一个优秀的人民战士，随时准备消灭一切敌人。”
苗族五好战士刘光学参观以后说：“以前觉得边疆生活苦，今天一比我知道了现在的生活多么可贵，多么幸福，从前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他表示，一定要更加安心服役，握紧手中枪，保卫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
（左少芗、黄林、倪承藩）
7589部队少数民族战士访问拉祜族村寨。
这是乡妇联主任罗正英拿着一件补了又补的“千层衣”，讲述她在旧社会受压迫剥削的悲惨生活。
倪承藩、左少薌摄
永远不忘阶级仇恨 永远牢记党 和毛主席的恩情
作者：杨本义
本报讯 昆明部队干部子女暑假期间到公社参加劳动，请贫农讲村史、家史，学习阶级斗争的知识，度过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暑假。
昆明部队政治部组织了七十多名青少年学生，带着行李和假期作业，到农场参加劳动锻炼。
孩子们当中有胡荣贵、段思英将军和各部门领导干部的子女。
在劳动中他们访问公社，邀请老贫农讲家史，讲村史，受到了现实阶级斗争的活教育。
当孩子们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子，来到马坊人民公社访问的时候，公社党支部书记杜强同志热情地给他们讲述了马坊村的村史：在旧社会，马坊村二百三十多户人家，就有一百七十多户贫雇农，受着地主富农的压迫和剥削，人们说：“有女嫁了马坊村，无吃无住没衣穿！”
解放了，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着我们贫苦人民翻了身，受苦的日子才熬到了头。
以后又先后成立了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生产、生活一年比一年好。
我们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痛，要牢牢记住阶级苦，发愤图强，办好集体经济，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
孩子们又请六十二岁的老贫农李元伯伯讲了他家在旧社会受地主压迫和剥削的辛酸史。
最后，李元伯伯激动地说：地主和农民是对头冤家。
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象我这样的穷人，哪能后到今天！
现在，我一家人入了公社，集体劳动有吃有穿，过着幸福的生活，这是共产党、毛主席给我们带来的幸福！
参观回来，孩子们联系实际展开讨论。
初中二年级学生尚前说：“过去，我对阶级斗争只是在书本上学，听老师在课堂里教，听父母在家里讲。
听了李伯伯讲的家史，使我懂得了什么是剥削，什么是阶级压迫。”
萧苏琦说：“我看过电影《槐树庄》，影片里的地主，临死之前还把那本变天账交给他儿子。
今天听了村史和家史，更了解了过去农民伯伯苦从何来。
我们人民的江山，要我们革命的后一代来建设和保卫它。”
林咪咪同学在日记中写道：“过去，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手段是残酷的，我们今天过着幸福的生活，但要时时刻刻不忘过去，象雷锋那样，做个憎爱分明、立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在马坊公社期间，孩子们每天帮助生产队捉虫保苗，割草积肥。
他们不怕苦、不怕脏、不怕晒。
有的在割草积肥时，手被镰刀划破，依然坚持劳动。
集体生活也培养了集体主义精神。
共青团员张英和晏罗玲，主动帮助男孩子缝衣服、补裤子，帮助年纪小的梳头洗脸。
他们每天坚持做假期作业，有四个小同学在家时贪玩，作业拖了五六天，在这次劳动中已经补了起来。
孩子们的家长普遍反映：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暑假生活，建议今年寒假、明年暑假也组织这样的活动。
（杨本义）
作者：王徽斌
栏目：怎样当好连长指导员
怎样才能把训练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好，我是有教训的。
以前，我习惯在连部开会听汇报，有时到了训练现场，也只是走马看花地转一转、看一看。
因此，抓不住问题，话也讲不到“点子”上。
今年训练开始，我反复学习了连队政治指导员工作条例，决心到训练场上去抓活思想，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每个人、每个课目中去。
到了现场，我就蹲在一个班，和战士同学习、同操练，仔细观看和体察战士们的思想情绪和技术难点，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基础技术训练阶段，一班练习炮闩的分解结合，当轮到新战士操作时，老战士叶国勋就说：“结合击针的动作不要做了！”
我问他：“为什么不让新同志做？”
他说：“新同志一点不会，搞不好容易出事故。”
我说：“正因为他们不会，才要他们练，如果老是不让他们动手，又怎么能够学会呢！”
新战士游进喜在掌握了要领以后，经过几次练习，击针结合得挺好，我当场表扬了他。
其余两个新战士，在这种鼓励下，也都大胆地按要领做了。
这时我想不会结合击针的老战士可能还有，我就问：“谁还不会？”
大家说文贻谋不会，去年评神炮手时考核他，就是因为不会结合击针，扣掉了二十分。
于是，我便叫文贻谋进行练习。
一小时过后，全班不论新老战士，都能按要求结合击针了。
这件事启示我：到现场去做政治思想工作，就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
过去，由于我不大懂专业技术，再加上工和作风不够深入，是尝过一些苦头的。
有一次四班挖驻锄坑，左大架总是放不好。
全连评比时，四班倒数第一，战士们很泄气，问我到底是什么毛病，可是我也看不出来。
“不了解情况就没有发言权”，可不是吗？
这怎么能把思想工作做到点子上去呢！
后来，我想了个法子，把二班的同志找来，要他们一个盯一个，给四班操作“集体会诊”，结果发现主要毛病在四炮手身上。
四炮手在放驻锄板时，没有用力把大架抬起来，放的时候又没有使劲往后拉。
毛病找出来了，我鼓励四班再挖一次看看，这回果然驻锄板与驻锄坑后壁吻合得很好。
以后连挖几次都合乎标准。
为什么毛病出在四炮手身上？
原来四炮手是学生出身，在家缺乏劳动锻炼，刚到部队又有些怕苦怕累，不愿当四炮手抬大架。
这个思想问题抓到了，我就个别找他谈了话，我说：“练武，练武，就得肯吃苦，怕吃苦怎么能练出硬功夫来呢？”
由于问题抓准了，一说就通。
以后他的练兵情绪有显著提高。
今年训练开始，上级提出要做到指标、时间、参训人数和训练质量“四落实”，特别强调质量要落实。
怎样才能保证质量落实呢？
有一次，我口头抽测了几个战士，火炮有多宽多重？
战士们都对答如流。
我立即把它编成应用题考战士，我说：“刚才接到上级指示，命令一炮通过奇峰桥进入发射阵地，根据资料，奇峰桥宽一点五米，负重量十二吨，火炮能不能通过？”
有几个战士楞住了，迟疑了半天做不出肯定的回答。
为什么有的战士回答这一问题没有把握？
经过了解，原来是教练员在教课时，没有联系实际讲火炮的诸元，所以战士只能背“条条”，却不会应用。
以后，我们便强调教课要尽量联系实际应用，学一点巩固一点，保证训练质量。
结果，5月份，我们参加实弹射击考核，只用两发炮弹就摧毁了目标，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 “不要忘记过去！”
-——海防某部二连访问房东受到深刻教育
作者：任斌武/曹振华/振峰
驻舟山部队某部二连在社会主义教育中访问了海岛上的中弄村。
一个夜晚，战士们和几户老贫农房东一面乘凉，一面谈起了“不要忘记过去”。
不要忘记什么呢？
生产队副支部书记、老雇农李友法大伯现身说法地告诉战士们，不要忘记地主的残酷剥削。
他说：“我一家三代都给地主当长工。
父亲年轻轻的就被地主折磨死了，不久母亲也病故了，丢下我们小姊妹四个。
生活无法维持，逼得两个十多岁的姐姐和一个六岁的妹妹给地主当了童养媳和使女，我自己刚七岁就给地主家放牛，稍大了几岁就下田出海干活。
我整整给地主出了十年牛马力，吃了十年牛马苦，到头来，地主连一个工钱也不给。
到了十八岁那年，我要离开地主家，狠心的地主只给了我一把破竹筒杓子、一个破木盆、两双竹筷子和两个粗泥碗，就把我赶出门来了。”
三班房东芮小友大伯从家里找出了一件解放前他整整穿了二十四年的破棉袄，两手托到战士们眼前，说道：“你们看！
说起过去阿拉吃的那苦头，说到天亮也说不完啊！
……”芮小友家祖祖辈辈不是给资本家晒盐，就是给地主扛活，出力最大，受苦最深。
他的母亲生过三个儿子、一个女儿。
三个儿子都活活地饿死了，女儿爱梯刚十三岁就被迫卖给地主当了丫环。
剩下的小友和哥哥阿根跟着母亲讨饭度日。
小兄弟俩都不满十岁就给地主家当苦力。
芮小友从小脚下没穿上过一双鞋子，身上没穿上过一件棉衣，直到成亲那年，母亲才好容易给他做了一件粗布棉祆。
这件棉袄小了就接，破了就补，一直穿到解放。
那上面浸透了汗水，也沾满了血迹；
留下了地主的鞭痕，也留下了蒋匪军和日本侵略者的刀痕。
它记载着芮小友前半生痛苦的经历，也记载了劳动人民的苦难历史。
芮小友谈到伤心处，他那已经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坐在一边忍不住了，她老人家说：“年轻人不晓得，地主的心有多狠、多毒啊！
阿拉子子孙孙忘不了！”
这时，战士张锷又问房东沈大妈：“阿妈，你有几个儿子？”
“一个，生是生过四个，只养大了一个。”
“那三个呢？”
沈大妈眼泪汪汪地说：“连病加饿折磨死了。”
“请医生看过没有？”
“请医生？
那时候，咱们穷人连饭都吃不上，哪有钱请医生呀！”
“怎么不向人去借一点？”
“到哪里去借呕！
穷人家谁也拿不出，去地主家借，本加利、利滚利，连命也得滚进去呀！”
沈大妈抬起头打量了张锷一眼，说：“同志，你年轻赶上了好时候，没尝到那份苦情。
你不晓得，地主富农杀咱穷人有两把不见血的刀子，租子重，利钱高。”
房东们的叙说，引起了官兵们的回忆，一排长刘玉福告诉战士们：“我们还不要忘了官僚的罪恶。”
他说：“我家是四川省秀山县。
解放前，那里是大地主恶霸刘永和的天下。
有一年，刘永和仗着势力平白无故地把我家仅有的两亩田霸占了去。
我的父亲冤恨难消，领着儿子沿路讨饭去县城打官司。
当时是：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县衙门不但不让进，还把我们父子痛打了一顿，赶出城来。
旧官府，都是为地主、恶霸服务的。”
最后，房东们告诉战士，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老乡们你一言他一语地谈起有些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不甘心灭亡，背地进行破坏活动。
芮小友的老母亲说：“可别上当！
他们是菩萨面，老虎心呀！”
这次访问，使战士们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
班长孙自立说：“我们决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疼。
要牢记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年轻人不晓得，地主的心有多狠、多毒啊！
阿拉子子孙孙忘不了！”
振峰速写
作者：林锡寿
本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领导机关8月25日晚上举行授奖大会，授予某部七连的五人演唱组和某团的十二人业余演出队奖状。
福建前线部队首长皮定钧中将在授奖大会上说，这两个战士业余演出单位，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针，积极而正确地开展了基层文娱活动，为创造四好连队服务，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他们队伍精干，作风朴实，演出的节目，具有丰富的革命思想内容和英勇豪迈的部队气派，形式活泼，战斗性和鼓动性强。
他号召各部队学习和推广这两个业余演出单位的经验，进一步积极开展部队文娱活动，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
这两个战士业余演出单位在今年6、7月间，曾奉命到北京汇报演出，返回前线途中，又在济南、青岛、上海等地向兄弟部队进行慰问演出，共演出三十五场，演出自己创作的节目二十多个，观众达五万多人次。
他们的演出，受到首都文艺界和军内外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和赞扬。
福建前线部队领导机关已在最近作出决定，在前线各部队中推广和学习这两个业余演出单位的经验。
（林锡寿）
作者：相国/鼓传宗/吴章玉/荣山/传海/吴镇西/陈崇斌/刘凤楼
栏目：海岛短波
前进歌舞团上岛演出
沈阳部队前进歌舞团，最近渡海上岛，为守备部队演出优秀的歌舞节目。
文工团员们发扬了老红军老八路宣传队的优良传统，不但为守岛战士演出了舞剧《伟大的战士——雷锋》、《董存瑞》，以及合唱、独唱和相声等精采节目，还结合岛上好人好事编写了数来宝《我爱我的家》，及时地宣扬了部队中的先进人物，给守岛战士很大鼓舞。
女文工团员们都带着针线包，利用演出的空隙时间为战士缝缝补补，战士们深受感动。
他们赞扬地说：“前进歌舞团演雷锋，唱雷锋，象雷锋。”
（相国、荣山、传海）
狄政委深入前哨抓训练
福建前线某岛守备部队政治委员狄文琏深入前哨连队，跟战士一起巡逻执勤，参加训练，从中进行调查研究。
他针对训练中存在的问题，协助连队干部具体研究敌人可能从哪里上来，敌人登陆后会出现些什么情况，以及怎样联络民兵，一致行动，彻底消灭敌人。
在狄政委具体指点下，连队干部战士在自己守卫的阵地上，多次演练夜间反偷袭的战术，越练越精。
（彭传宗）
针对海岛特点集训侦察干部
某岛守备部队最近用一周时间，集训了所属各单位的侦察干部。
他们针对海岛的特点，结合未来作战的需要，重点演练了攀登、捕俘、游泳等课目，并且认真细致地学习了研究敌军的资料，知己知彼，更加激励了苦练专业技术的意志。
此外，他们还交流了专业训练的经验，以便日后更好地开展侦察专业训练。
（吴镇西）
保证武器装备无霉烂无锈蚀
某岛守备部队针对当前海岛气候多变的情况，要求各单位把武器装备维护保养好，这个岛的守备二连、迫击炮一连和高炮营营部等单位，在维护保养武器装备的过程中，思想工作领先；
干部抓得很紧，军械员认真负责，坚持贯彻有关规章制度，勤擦拭，勤检查，勤督促，使所有武器装备无霉烂，无锈蚀。
在最近一次分队干部和军械员会议上，业务部门还总结了先进单位的经验，要求大家好好学习，务使武器装备处于良好的战备状态。
（吴章玉）
守备二连组织民兵练技术
某岛守备二连积极主动帮助驻地民兵提高军事技术。
自今年春季以来，他们组织民兵演练和学习了单兵战术、炮兵射击操作、轻武器射击预习、步哨勤务和防空知识等课目。
二连官兵个个都很耐心，不厌其烦地把着手教。
炮兵操作时先用一个班作示范，然后让民兵练，一炮手包教民兵一炮手，二炮手负责民兵二炮手，直到教会为止。
轻武器射击预习时，排长杨常斌逐个检查，并向他们介绍自己的射击经验，使民兵射击技术很快提高，第一第二练习实弹射击都取得优等成绩。
（陈崇斌、刘凤楼）
某岛部队赶种秋菜
某岛最近连下几天大雨，土地湿润。
守岛部队干部战士抓紧大好季节，立即行动起来赶种秋菜。
他们送肥翻地，干得非常热火。
在播种期间，通信连见机关干部业务工作很忙，劳动力不足，就主动前来帮助。
由于干部战士齐心合力，动作迅速，岛上一片片秋菜已经种完，耕作质量良好。
（吴镇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