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主席接见越南朋友
新华社03日讯
刘少奇主席今天下午接见了越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团长孙光阀，团员潘文章、范鸿、阮氏碧玉、严文永，越南体委常委王碧旺，由武进安率领的越南河内青年足球队。
刘少奇主席同越南同志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杨秀峰、张致祥、黄中等。
越南驻中国大使陈子平也在座。
（附图片）
左图：
刘少奇主席和越南朋友合影。
新华社记者　孟庆彪摄

周总理接见各友军篮球队领队
新华社03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晚接见了参加1963年社会主义国家友军篮球锦标赛的各国代表队的领队，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被接见的有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蒙古、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中国等十个社会主义国家军队篮球代表队的领队：
萨·科拉内齐上校、基·杰尔切夫上校、卡·伊斯特万少校、黄春田大尉、金崇祖上校、那木达格少校、瓦·潘塔济中校、阿·恰内谢夫中校、伊·舍伊达中校、周之同大校。
被接见的还有应邀来北京参加1963年社会主义国家友军篮球锦标赛的社会主义国家友军体育运动委员会名誉主席、苏军列文科少将。
接见时在座的有：
贺龙元帅、罗瑞卿大将、王树声大将、萧华上将、李天佑上将、彭绍辉上将、李达上将、刘志坚中将、萧向荣中将，以及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等。
接见时，各社会主义国家驻华使节和武官也在座。

周总理接见朝鲜话剧观摩团
新华社03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下午接见由导演、人民演员李丹率领的朝鲜话剧观摩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沈雁冰、夏衍、曹瑛、周巍峙、张泽易。
朝鲜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郑凤珪也在座。

毛泽东主席会见以艾地同志为首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
两党同志进行了亲切的会谈
新华社03日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于09月03日会见了以艾地同志为首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
在会见时两党同志进行了亲切的会谈。
参加会谈的有：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代表团团长迪·努·艾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副团长苏蒂斯曼，团员：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宣传鼓动部委员苏吉约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候补委员、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东加里曼丹大地区委员会书记法赫鲁勒·巴拉克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北苏门答腊大地区委员会常务委员拉库特·森比林，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国际部副部长扎因·纳苏蒂安，艾地同志的秘书雅各布逊·吞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总书记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共中央委员刘宁一，中共中央机关负责工作人员张上明。
（附图片）
左图：
毛泽东同志和艾地同志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全体同志合影。
上图：
毛泽东同志接受艾地同志（左一）赠给的印度尼西亚西伊里安的珍禽极乐鸟标本。
新华社记者　吕厚民摄

湖北四川水稻生产形势喜人
湖北早稻中稻增产，四川中稻生长良好
据新华社武汉03日电
湖北省水稻生产呈现出喜人的形势。
目前，全省早稻已经收过，两千多万亩中稻也基本收完，大部分地区比去年有较大幅度的增产；
许多地方的晚稻，长势也普遍良好。
湖北省今年早、中、晚稻的栽种面积比去年扩大一成以上，除原有水田满插满栽外，还开辟了一部分新水田。
群众说：
高的地方插上了山，低的地方插下了湖。
由于栽种面积扩大，加之施肥较足，管理精细，抗灾工作也做得较好，因此，早、中、晚稻都长得很好。
08月初，早稻已收割完毕，普遍比去年增产。
不久，中稻陆续黄熟。
不论是平原、山区或丘陵区，也不论是老水田或新水田，中稻都长得棵大秆粗、穗长粒壮。
从各地已收的情况看，除很少一部分地区因灾减产外，一般地区都比去年增产一两成到两三成，增产幅度比早稻还大。
去秋以来，各地广大干部和社员从多方面为种好今年的水稻作了充分的准备。
去年秋种时，各地注意合理调整茬口，适当压缩了水田种麦面积；
还积极扩种了绿肥作物。
接着，又大办肥料，进一步发展水利建设，扩大有效灌溉面积。
今春以来，在水稻生长的整个过程中，社员们除精心做好田间管理工作外，还先后和涝、旱、虫灾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国家的扶持和各行各业的支持，也是今年湖北省水稻生长良好的重要因素。
据有关部门统计，仅在上半年，国家就给公社发放了各种贷款和预购款一亿元。
各公社利用自己的生产资金和国家的贷款，购买了十六万吨化肥，一万五千吨农药，十三万架农药械，九万多马力的排灌机械，以及大批的耕牛和小型农具等，积极发展生产。
工业部门为农村生产的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等，不仅品种、数量比往年多，质量也比往年好。
商业部门过去很少经营或没有经营的一些生产资料，今年也根据群众的要求尽量组织供应。
交通部门只要是支援农村的物资，一般都优先承运。
新华社成都03日电
四川省广大农民正在喜气洋洋地投入公社化后第5次秋收。
四川省的秋收作物主要是中稻，今年，全省中稻种植面积达四千万亩，比去年有所扩大；
由于栽插适时，管理精细，长势很好。
08月中旬开始收割以来，各地不断传出增产喜讯。
大巴山南麓的达县专区，今年先后发生了春旱、夏涝等自然灾害，但是广大群众依靠公社的力量，战胜了灾害，全专区的中稻种植面积比去年增加了六十多万亩。
到08月下旬，这个专区已收打中稻一百四十多万亩，单产一般都比去年增加。
中稻面积占耕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川西平原，去冬今春，各公社利用集体经济的巨大力量，对都江堰灌溉系统进行整修，使稻田用水得到充分保证。
目前这里开始收割第1批中稻，已出现不少丰产纪录。
今年各地在收打中稻前，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
许多公社都帮助生产队添置了一批晒席、拌桶、镰刀等秋收农具。
忠县各公社还组织七千多名工匠到各队修制农具，做到符合精打细收的需要。
德阳县专门召开了精打细收的现场会，普遍训练打谷手，提高脱粒技术，减少了谷粒的抛撒。
各地一面收割中稻，一面组织社员总结增产经验。
许多社员反映，公社化后兴修的水利工程，发挥了灌溉效益，是保证水稻增产的主要因素之一。
五十万亩中稻普遍获得增产的大竹县，公社化后共兴修了三千五百多处水利工程，新安了六十多台抽水机，新建了一批电力排灌站。
这个县的金鸡公社原来是个干旱区，公社化后修了五条引水渠道，使能保证灌溉的稻田面积由百分之三十上升到百分之八十。
富顺县在公社化以后，灌溉面积扩大了一倍、机械排灌设备能力由二十马力发展到二千五百多马力，今年全县百分之六十的稻田都是公社化新建的工程灌溉的。
这个县今年遇到严重干旱，但收成仍然比较好。

郑凤珪临时代办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介绍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十五年来成就辉煌
共和国已成为工业—农业国家，今年工业品产量将比1944年增长十倍；
农村个体经济已转变为社会主义合作经济，粮食可以自给自足。
南北朝鲜人民正同心协力，为赶走美国侵略军和实现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而斗争。
新华社03日讯
09月09日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
朝鲜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郑凤珪今天在使馆举行记者招待会，向中外记者介绍了十五年来共和国的光荣斗争历程和取得的伟大胜利。
郑凤珪临时代办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在朝鲜历史上开辟了新纪元，而且也使远东和亚洲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他说，我们的共和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强有力的一员，正在坚强地守卫着社会主义的东方前哨。
他说，战后朝鲜人民在朝鲜劳动党和金日成同志的英明领导下，在困难面前没有后退过一步，在废墟上重新开始了祖国建设的伟大事业。
他说，朝鲜劳动党把千里马运动规定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朝鲜人民的创造力在全民性的千里马运动中得到了充分发挥。
临时代办介绍说，战后的1953年到1962年，朝鲜工业以每年平均百分之三十三点六的高速度向前发展，今年朝鲜工业产品的产量将比解放前的1944年增长十倍。
在主要工业产品按人口平均分配方面，朝鲜的一些工业部门已经赶上日本，并且正在超过它。
临时代办说，朝鲜的农村经济已经从个体经济转变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合作经济，农业生产年年增长，1962年粮食产量达到五百万吨，大大超过解放前的水平。
朝鲜的粮食已经可以自给自足了。
他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已经转变为工业—农业国家，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制造所需要的大部分机器设备。
他接着还谈到了朝鲜在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他在谈到朝鲜劳动党在1961年09月提出的发展国民经济七年计划时说，这个计划的实现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的自主工业和机械化的大规模农村经济的工业国家，把人民生活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他说，七年计划正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顺利执行，去年和今年上半年的计划都已超额完成。
临时代办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霸占南朝鲜的侵略罪行，指出美帝强占下的南朝鲜已沦为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
他说，挽救南朝鲜目前的破产局面，最终地解决朝鲜问题的唯一道路是从南朝鲜撤走美国军队，由朝鲜人民自己来和平统一朝鲜。
他强调说，南北朝鲜人民正同心协力，为赶走美国侵略军和实现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而斗争。
这个斗争是一切被压迫民族反帝民族解放斗争的一环。
它必将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积极支持。
临时代办在谈到朝鲜的对外政策时指出，朝鲜劳动党和共和国政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以及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的原则，把不断发展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和合作关系，作为对外政策坚定不移的准则。
共和国政府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为世界和平进行坚决斗争的坚定不移的立场。
郑凤珪临时代办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他强调朝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是认真贯彻朝鲜劳动党提出的自力更生方针的结果。
临时代办指出，朝鲜人民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好自己的国家，这也是对整个世界革命作出的贡献。

首都各界人民今日举行盛大集会欢迎艾地同志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
新华社03日讯
首都各界人民将在04日上午举行盛大集会，热烈欢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迪·努·艾地同志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从04日上午八时五十五分开始，用第1套节目的频率转播大会实况。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也同时转播。

对财务会计人员的几点希望
李先念
最近，工人日报举行了“财务会计人员讨论会”。
全国许多财务会计人员、经济工作人员和其他方面的人员，热烈地参加了这个讨论。
大家在讨论中，提出了问题，交流了思想，介绍了经验。
报社对这次讨论已经发表了几篇很好的总结文章。
这对于提高财务会计人员的思想认识，进一步加强经济核算，促进增产节约运动，是一件有益的事。
工人日报的同志还要我讲一点意见。
我想借这个机会，说一说对财务会计人员（包括出纳人员）的几点建议和希望。
希望每一个财务会计人员更加热爱自己的工作。
会计工作同其他工作一样，是一个光荣的重要的岗位。
要办好一个工厂，一个商店，一个生产队，乃至一个医院，一个学校，等等，都离不开财务会计工作。
健全的财务会计，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多快好省要求的一个重要工具，是实现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社、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的一个重要工具。
这样的工作，值得我们热爱，值得我们重视，值得我们为它耗费心血。
每一个财务会计人员，应当满腔热情地、专心致志地、安心地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希望每一个财务会计人员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觉悟。
财务会计人员，不仅是一个财务会计工作者，他首先是一个社会主义建设者，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要好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要通过政治理论学习，通过实际斗争，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
要以奋发图强、勤俭建国、自力更生、力争上游的精神来从事自己的工作。
要永远保持艰苦朴素、朝气蓬勃、处处以人民利益为第1的光荣传统，使自己在任何情况下能够抵得住声色货利和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要毫不妥协地同一切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盗窃国家资财的现象作斗争。
要使每一个单位的财务会计部门，永远成为坚强的社会主义阵地。
要使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商店、每一个生产队的“钱柜子”的钥匙，紧紧地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手里。
希望每一个财务会计工作者进一步做好自己的业务工作。
把账目记好，算好，报好，分析好，以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多快好省地发展，这是财务会计人员最根本的职责。
经济活动的现象是复杂的，作为经济活动集中反映的会计，也是一门内容丰富的科学。
要掌握这门科学，就要有一股“钻劲”，要下苦功夫学，坚持不懈地学。
要力求使自己的业务水平同自己的工作任务相适应。
要使每一个单位的账目都做到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希望每一个财务会计人员敢于坚持制度，善于执行制度。
制度是人们行动的规范，应当大家遵守。
财务会计人员，首先要以身作则，遵守制度，廉洁奉公；
同时，也要求别人遵守制度，按制度办事。
一定的灵活性是必要的，但只能是制度所允许的灵活，不能是制度以外，自行其是的灵活。
如果制度本身不完备或者不尽合理，可以向上级提出意见，但不得自行改变。
如果同本单位领导人有不同意见，应当一面执行，一面反映；
属于明显地违犯国家制度的，应当拒绝执行，同时报告上级。
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的整体利益，不计个人得失，坚持原则，坚持斗争，是一个革命者应有的宝贵品质。
正确的东西，最后一定可以取得胜利。
当然，财务会计工作人员的作风，必须是谦虚谨慎的、实事求是的、以理服人的，有时必须不厌其详地向同志们进行说明解释，防止和避免那种生硬粗暴、盛气凌人的态度。
希望每一个财务会计人员更好地依靠领导，依靠群众。
财务会计工作，如果脱离了党的领导，脱离了群众，必将寸步难行，一事无成。
财务会计部门，必须经常地向本单位的领导和上级主管机关，报告工作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听取领导的指示，并且坚决贯彻执行。
财务会计部门要善于处理上下左右的关系，善于处理同企业各级、各科室之间的关系。
要不断改进财务管理的方法，充分发挥各方面当家理财、精打细算的积极性。
要学会走群众路线，多向群众作解释工作，并且虚心倾听群众的意见，向群众学习。
在经济核算工作中，既要搞好自己的专业核算，又要帮助职工搞好群众核算，把专业核算同群众核算结合起来。
“千条万条，党的领导是第1条；
千计万计，群众路线是第一计”。
一切财务会计工作人员，要牢牢地记住这句话。
建国十多年来，我国已经培养和锻炼了一支广大的财务会计工作队伍。
财务会计工作者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但是，目前的财务会计队伍，在数量和质量上，还赶不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要求。
加强财务会计队伍，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从财务会计工作者本身来说，就是要进一步鼓足干劲，提高政治和业务水平，提高工作的质量。
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各企业、各单位的领导人员，应当进一步加强对财务会计工作的领导。
要有计划地充实、整顿和提高财务会计人员的队伍，加强财务会计人员的培养和教育。
在日常工作中，要更好地运用和发挥财务会计工作的作用，支持财务会计人员一切正确的意见。
要加强对财务会计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同时关心他们的生活，合理地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毛主席和党中央历来是重视财务会计工作的。
早在1934年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就说过：
“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
毛主席指示的这条原则，不仅适用于过去，而且适用于今天。
1963年01月国务院发布了“会计人员职权试行条例”，给了财务会计人员很大的鼓舞，推动了财务会计工作的前进。
今后要进一步执行这个条例，并且在执行中不断总结经验，使它更加完善。
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在走向新的胜利。
让我们全体财务会计工作同志们，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按照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所指引的道路，为伟大祖国的建设事业，更好地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吧！

怎样做好社会主义的财务会计工作
编者按：
最近，工人日报就怎样做好社会主义的财务会计工作，组织了一次很有意义的讨论。
这次讨论涉及许多认识上的问题和工作中的问题，工人日报编辑部发表了五篇社论作为总结。
摘要如下：
光荣的岗位，艰巨的任务
财务会计工作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为了说明这个道理，社论引述马克思的话说：
“（生产）过程愈采取社会的规模，愈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簿记——当作生产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就愈成为必要。
所以，簿记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比它对于手工业经营及自耕农经营的分散的生产，更为必要；
它对于社会共同的生产，又比它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更为必要。”
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社会共同的生产，就是指社会主义生产和共产主义生产。
社论阐述说：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会计是资本家盘剥劳动者的工具；
而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生产中，会计是劳动人民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生产的工具，为人民谋利造福的工具。
对一个企业单位来说，财务会计的重大作用，至少有以下三条：
第1、记载企业的经济活动，办理企业的财务收支。
第2、反映经营管理的状况和问题。
第3、监督国家计划和各项制度的执行，保护国家财产。
社论说：
财会工作是一个综合性的工作，它通过资金的一收一支，同上下左右各个方面发生关系；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反映出这样或那样的矛盾。
把上下左右的关系处理好，把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处理好，坚持按计划按制度办事，又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支持生产建设多快好省地发展，的确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
关于上下之间的关系，包括国家同企业的关系，企业内部厂部、车间、班组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上下之间从根本上说是统一的，但也有矛盾。
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有的从整体考虑多些，有的从局部考虑多些，有的从集中统一考虑多些，有的从分级分权考虑多些；
有些事情从局部看十分需要，应当花些钱，从整体看则不十分需要，不应当给钱，如此等等。
关于左右之间的关系，比如财务会计科同各职能科室的关系，也是既统一又矛盾的。
他们是统一的：
所有科室都是社会主义企业的组成部分，都在厂部统一领导下，为最好地完成国家生产计划而努力。
他们又有矛盾：
财会部门管钱，其他职能部门花钱，财会部门往往从节约考虑多，常常希望少花些钱；
各职能部门从生产需要考虑多些，常常希望花钱宽裕一些，如此等等。
这里反映出管钱与用钱、需要与可能的矛盾。
上述这些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
它集中表现为节约和浪费的矛盾。
从某种意义上说，财务会计是企业各项矛盾的焦点。
社论说：
有些做财务会计工作的同志，在实际工作中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困难，听到这样或那样的批评和意见，感到“财务会计作人难”，甚至有的缩手缩脚，知难而退。
这正是我们的同志还不认识财务会计工作中的矛盾和不善于处理这些矛盾的缘故，还没有充分认识社会主义财务会计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的缘故。
怎样担当起这个艰巨的任务呢？
社论认为：
第1，财务会计工作者应当具有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家的胸怀，既任劳，又任怨，无论何时何地都把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第1位，放在本单位本部门或个人利益之上，坚决维护国家利益。
只有这样，他才能够一方面，对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事业表现最大的忠诚和热爱，尽一切可能，挖掘潜力，支持和促进生产建设的发展；
另一方面，对一切铺张浪费，违反国家计划和制度的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
只有这样，他才能够一方面，抵抗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引诱，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
另一方面，又受得起来自同志们的各种误解和受了委屈而毫无怨言。
第2，财务会计工作者要善于走群众路线，依靠广大群众，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财会工作有它的科学性的一面，也有它的艺术性的一面。
收支数字，一是一，二是二，严格按计划和制度办事，这是它的科学性。
依靠领导，依靠群众，善于把集权和分权结合起来，善于推动用钱的人也管钱，善于运用典型事例向领导和群众宣传解释国家规定的规章制度，即是说，实现“死制度，活工作”，做到“千斤担子”众人挑，这是它的艺术性。
为什么同样是坚持制度，有的能够做到上下左右拧成一股绳，工作顺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有的却孤军奋战，一筹莫展，做不出成绩来？
其中差别就在于是不是走群众路线。
第3，加强党和行政负责同志对财务会计人员的领导，这是加强财务会计工作的关键。
正确处理上下左右各方面的关系，离开领导的支持，是不可能的。
为了使财务会计人员了解领导上一定时期工作的重点和意图，有关重要的会议，应当吸取财务会计负责人员参加，使他们能够了解全面的工作情况，并且提出自己的意见。
认真坚持制度，善于执行制度
能不能坚持执行制度？
坚持执行制度会不会影响生产？
当遇到个别的、特殊的问题同制度规定发生矛盾的时候，应当怎么办？
社论说，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办任何一件事情都要花钱。
钱从哪里来？
用到哪里去？
怎样取之合理、用之得当，把钱用在“刀口”上？
钱花了以后效果怎么样？
所有这些，都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须重视的大事。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有一套健全的、合理的财务会计制度，作为管理财务、进行核算的依据，作为所有花钱、管钱的人共同遵守的准则。
任何制度，都有它所要推动、促进的和所要约束、限制的两个方面。
约束和限制是为了更好地推动和促进。
制定制度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发展生产、发展经济。
如果不限制铺张浪费，就不能促进勤俭节约；
不约束计划外的，就不能保证计划内的。
制度肯定是有约束力的，不能因为怕约束就不要制度。
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每一个基层单位都是执行国家计划和国家预算的基本环节，这个单位与那个单位之间，这项活动与那项活动之间，都是息息相关，唇齿相依，相互制约，相互支援的。
其中有一个环节、一个单位出了问题，往往会“牵一发，动全身”，影响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圆满实现。
无论什么人，不论他们工作性质有什么不同，所负责任是大是小，都无例外地应当严格地遵守制度，执行制度。
对财务会计人员来说，不仅要以身作则、模范地遵守各种财务会计制度，而且还要发动大家都来遵守制度，按制度办事。
这是每一个财务会计人员的重大职责，也是国家赋予财务会计人员的光荣任务。
不少人提出这样的问题：
有时候遇到某些特殊情况，按制度办事，就要同实际需要发生矛盾，怎么办？
社论认为：
客观情况是千变万化的，随着生产实践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不断深化；
有些本来是正确的、合理的制度，过了一个时期，由于客观情况和条件的变化，可能变成不正确、不合理，或者不完全正确、不完全合理了。
因此，制定制度的部门和单位，应当经常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制度的执行情况；
当客观情况发生了变化的时候，应当对制度作相应的修改、补充，使之更加完善，更加符合实际。
对执行制度的单位来说，也有义务、有责任随时将执行制度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向有关部门和单位反映、报告，并提出改进制度的建议。
但是制度的规定应不应当改变，应当怎样改变才算合理，还得由原制订制度的部门和单位，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统筹考虑，加以决定。
在制度没有正式改变以前，还应当按照原规定执行，不能擅自加以变更。
任何一项制度，都是从一般情况出发，从一般事物中概括出来的东西，它不可能也不必要把千差万别的具体要求，统统规定在制度之内。
所以，在制订制度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不同地区、不同单位的差别性，尽可能地在制度中作出适当的安排，给予有关单位以一定的机动权限，使执行制度的单位或其上级机关在制度规定的范围和条件内，可以因事、因地制宜。
尽管如此，当我们遇到某种特殊情况和某些特殊问题的时候，仍然可能发生制度的规定同实际要求不相适应的情况。
这时候，执行制度的单位，应当首先把情况和问题按照规定程序向上级或有关部门如实地反映，经过批准，可以对个别特殊问题作特殊处理，即使情况十分紧急，事前来不及请示报告，也应当事后补报，说明经过。
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制度的统一性，充分发挥制度的应有作用。
有些人有时只顾自己的方便，不经批准，擅自修改、变更制度的规定。
这种行为是决不能允许的。
不难设想，如果每一个企业都任意变更制度规定，那么，国家的计划管理、预算收支、物资调度，又怎么能够综合平衡呢？
计划经济岂不成了一句空话！
有些财务会计人员说，坚持制度，按制度办事的道理是懂得的。
但实际执行起来，有时会遇到一些阻力和障碍，顶不住，怎么办？
社论阐述说：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
这里面往往有多种不同情况，需要作具体的分析。
如果是因为有人对制度中某一规定的理解或者解释不正确，那就需要财会人员向他们说明情况，取得认识上的一致，然后共同按制度办事。
如果有人对制度感到“不习惯”“不自由”，或者强调本单位的“特殊情况”，不愿意按制度办事，财务会计人员就应当敢于坚持原则，坚持制度，敢于同违反制度的现象作斗争。
有些财务会计人员怕得罪人，因而放弃职权，不坚持按制度办事，显然是不对的。
社论说：
财务会计工作者首先是一个革命工作者，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维护社会主义的利益，每一个财务会计人员都应当具有革命精神，相信真理，坚持原则，坚持制度，而不从个人利害关系去计较得失，去考虑事情的后果。
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对每一个财务会计人员的考验，也是衡量一个财务会计人员是不是守职尽责的重要标准。
依靠领导，走好群众路线
为了做好财务会计工作，需要运用领导干部、财会专业人员和职工群众三结合的方法。
财务会计人员是专门理财，专门进行经济核算的，他们手中掌握着关于企业财务和业务活动、物资和资金移动状况以及信贷和结算等方面的全部资料，最便于了解企业财务和业务活动中的问题，最便于发现节约的潜力和增加赢利的正确途径。
当家理财，实行经济核算，这是企业和一切事业单位全体职工的事情。
但是，由于财务会计工作在企业和事业管理工作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以及它的职能，财会人员在这方面负有更大的责任。
俗语说：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财务会计工作者的任务就要善于发扬革命主动精神，把本单位财务的实际状况和问题，及时向领导反映，向群众说明，发动大家当家，大家理财，这样，我们的工作就会做得更加活泼了，就会更加生气勃勃地前进了。
社论指出：
有的财会人员把依靠领导看成只是按个别领导人的意图办事，这是不全面的。
向直接领导人请示、报告、反映情况，按照直接领导人的指示办事，这是依靠领导的一个方面。
向上级领导机关请示、报告、反映情况，按照国家和上级领导机关的明文规定办事，这是依靠领导的又一个方面，有时甚至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
社论说：
有的财务会计人员把“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看作是要什么就给什么，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因而在工作中“有求必应”，可以不按计划办事，不坚持制度，不坚持原则，为铺张浪费、乱花钱开了方便之门。
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我们一切工作，不仅为了群众眼前和局部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为了群众长远的、根本的利益。
加强对财会工作的领导，
充分发挥财会人员的作用
党和政府对企业的财会工作一贯是重视的。
去年国务院在总结了建国十几年来财会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会计人员职权试行条例，对企业财会工作人员的职责权限做了具体明确的规定，把我国企业财会工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社论指出：
发挥财会人员作用的问题，是关系到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计划、制度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关系到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来管理企业的问题，是关系到认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问题，每个企业的领导干部，都要严肃对待，认真地改进这一方面的工作。
企业领导人员应当怎样调动财会人员的积极性，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呢？
社论指出，首先要加强对财会工作的领导，支持财会人员大胆地、正确地行使自己的职权。
企业领导干部要定期部署、检查、研究财会工作，切实解决财会人员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支持财会人员的正确意见，支持他们坚持制度，向一切违反财经纪律和违法乱纪的行为作斗争。
其次，充实财会人员，健全财会机构，建立和健全各项必要的财务会计制度。
财会人员的工作岗位应力求稳定，不要随意抽调他们去做其他工作。
财会人员的任免，要按照规定报请上级财会部门批准。
要逐步建立一套适合本企业具体情况和特点的科学的管理制度，并组织动员广大群众共同为完成企业重大的经济任务而斗争。
再次，要加强对财会人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和业务培训工作，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和业务水平。
要注意对他们加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帮助他们防止和克服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坚定工人阶级的革命立场。
要加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使他们认识财会工作的重要，更加热爱专业，勇于负责。
最近几年，大量新的成分补充到企业财会工作的队伍中来，他们热情积极，愿意做好工作，但是业务不熟，经验不足；
许多从事财会工作时间较久的人员，也要求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因此，企业领导还要切实注意加强对财会人员的业务培训。
发扬无产阶级勤俭节约的革命精神
没有勤俭节约，就没有积累，没有扩大再生产，也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
社论阐述说：
为了贯彻实现勤俭节约这个根本性的方针，必须执行科学的、严密的、切实可行的经济核算制度。
而财务会计工作，是实行经济核算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
社论说：
有少数人有一种糊涂观点。
他们认为，只要完成生产任务和其他任务，多花一点钱，多用一些物资，多费一点人力，都是次要的事情，不值得大惊小怪。
他们根本不考虑经济核算，说什么“反正肉烂在锅里”，“只要为了生产，多花一点算不得什么”，甚至认为“当社会主义的大家，要有一点气魄，不能像摆小摊子那样小扣小捏的”。
社论说：
要在财务会计工作中贯彻勤俭节约的方针，必须作一系列艰苦细致的业务技术工作。
如果不把一套业务技术工作很好地组织起来，勤俭节约、经济核算都会落空。
财务会计工作，要在国家计划、国家预算的指导下，把用于国家建设的各项资金和各项费用分配好、管理好、使用好，保证使有限的资金和开支发挥最大的效用，获得最大的效果，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国家计划、国家预算是不应当突破的，每一个企业单位、事业单位的资金、费用的开支，都不应当超过国家下达的或者批准的计划。
如果允许每一个企业、事业单位的支出可以超过计划，看起来一个单位数字很小，但是全国所有单位加起来，就会是一个极大的数字，那就势必突破国家计划、国家预算，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同时，要在国家计划、国家预算的指导下，把本企业单位应当上缴的利润，及时地如数地组织上缴；
并要会同和促进有关部门，充分挖掘增产节约的潜力，力求在提高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增加花色品种的条件下，为国家提供更多的积累。
财务会计工作还要充分运用财务会计的账表凭证，帮助企业进行经济活动分析。
准确的账表凭证，完整的原始记录，是企业考核和分析经济活动成果的重要前提。
这就要求财务会计工作人员，很好地组织记账、算账、对账、报账的工作，保证记录完整、数字确实、反映及时。
在这个基础上，对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分析、比较和核算。
要提供必要的经济资料，配合有关部门检查企业各项指标完成的情况，最重要的是有没有达到或超过计划定额的要求，核算每个产品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单位消耗数量，对各个车间、各个方面的单位消耗进行分析、比较，要组织有关部门核算企业的成本利润，有计划地合理地组织固定资产的再生产，合理地有效地组织流动资金的周转。
要配合有关部门，同兄弟企业、兄弟部门进行分析比较，找出本企业和先进企业的差距，找出工作中的矛盾和关键，以便从生产技术上、经营管理上采取措施，发扬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不断地改进和提高企业科学管理水平，全面促进增产节约运动的发展，多快好省地完成国家计划。
财务会计部门是管钱、管物、管账的单位，一个小企业、事业单位一年要经手的钱总是几万元以至几十万元，一个大的企业、事业单位经手的钱总是几千万元以至几亿元。
在这里，资产阶级思想容易渗透，贪污盗窃、徇私舞弊的现象容易发生，铺张浪费的事情容易滋长。
因此，财务会计工作人员，必须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同一切违反国家利益的行为进行斗争。
这是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社论说：
财务会计工作人员，应当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了解生产建设中发生的问题，摸清生产建设需要的情况，更好地为生产建设服务。
财务会计人员参加劳动是免除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一个根本方法，它能够使我们知道应当废除哪一些有利于官僚主义、铺张浪费存在和滋长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应当坚持和建立哪一些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利益的、能够防止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的合理的规章制度，使财务会计工作不断地得到加强和改善。

维护国家利益　坚持执行制度
——《工人日报》关于财务会计工作的讨论简介
本报讯
《工人日报》最近在报纸上组织了一次有关财务会计工作的讨论。
讨论的主题是：
如何坚持执行制度，坚持原则，正确行使国家赋予的职权。
这是一场十分有意义的讨论，它对提高财务会计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水平和业务能力很有好处。
今年01月，国务院颁布了“会计人员职权试行条例”，《人民日报》先后就此发表了两篇社论，这对财务会计人员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但是，也有不少同志提出了财会工作中的一些疑难问题，有的人甚至表示不愿意做财务会计工作。
根据读者的这些反映，《工人日报》先后在北京、天津、辽宁、湖北、湖南等地区进行了调查，从05月下旬起举办了讨论会，帮助这些专业人员解决思想上的问题和工作上的一些实际问题。
三个月来，共发表了三十一期专栏。
参加讨论的有各行各业的职工，其中以财务会计工作者为主，来稿来信一千五百多件，地区遍及全国。
不少企业单位和机关还专门组织有关科室人员就讨论的各种意见进行学习。
能不能坚持执行制度？
这是财务会计工作者共同关心的问题。
讨论也是从这个问题开始的。
北京化工二厂克伊同志来信说，他们常常遇到“生产需要”和“执行制度”之间的矛盾。
比如，去年厂里生产液氯，因缺乏钢瓶包装，几乎造成全厂停产事故。
为了保证生产顺利进行，他们动用了流动资金和其他资金购置钢瓶。
但是，按制度规定，钢瓶属于固定资产，必须由国家预算拨款。
未经上级批准拨款就占用流动资金或其他资金，是违反制度的；
但是机械地执行制度，又会影响生产。
他认为，处理这种矛盾，首先要从生产需要出发，不能机械地执行制度。
吉林造纸厂姚万熙同志也列举了类似上述性质的事例，说明在实际工作中，确实有些不好解决的问题，使得制度不能坚持执行。
这些观点发表以后，有的人表示同意；
有的人根本否认两者之间存在矛盾；
但是，多数人认为，矛盾是存在的，问题在于如何处理这类矛盾。
为生产服务是对的，但必须明确是国家计划内的生产，还是计划外的生产。
如果是国家计划内的生产，国家就会及时拨款予以保证；
若是计划外的生产，那就只有按照规定程序，补报追加计划，经过审查批准后才能拨款。
大家认为，坚持执行制度是财务会计人员维护国家利益的具体表现。
如果只从本企业需要出发，随意动用流动资金购置固定资产那是失职行为。
不少同志认为，把生产与财务会计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对立起来是不正确的。
吉林郭前旗炼油厂寇其伟同志指出：
北京化工二厂缺少钢瓶，为什么在安排生产时不纳入预算？
如果有了预算，是否报请上级审核批准？
如果没有批准，为什么？
如果在安排生产时，根本没有考虑到添置钢瓶，这并不意味着制度本身与生产的矛盾，更不意味着执行制度与生产需要之间的矛盾，而是反映了企业的管理水平与生产的实际要求之间有矛盾。
如果生产部门作了预计，只是财会部门没有履行预算制度，那不能归咎于制度本身，而是财会工作人员没有很好地执行财务制度的结果。
讨论中，多数同志认为在坚持执行制度中是会碰到一些矛盾的，然而不能因为遇到一些矛盾，就把执行制度与保证生产对立起来，应当看到这两者之间有着矛盾统一的关系。
有的同志指出，思想认识不一致是不能坚持制度的主要原因。
思想认识一致了，制度是完全能够坚持执行的。
不少读者联系自己的实际工作，在讨论时提出了一些执行制度中的疑难问题。
比如“对小事应该不应该松一点？”
“执行制度要不要有点灵活性？”
“按个别领导同志意图办事对不对？”
“关系搞不好怎么办？”
等等。
武昌震寰纱厂余刚毅认为，有制度规定的应当坚持执行制度，但对一些小事应该松一点，不必为一些小事搞坏关系；
为了三元两元钱的事坚持制度，使领导人很难堪。
许多同志不同意这个看法。
他们认为“问题不在于钱数大小”，“对于会计制度来说，一分一厘钱都要坚持制度。”
按个别领导人的意图办事对不对呢？
山西应县粮食局刘鼎新说：
“只要按领导人意图办事，就没有错。”
许多人不同意这种论调。
大家认为：
个别领导人的意见不能代替制度，绝不应按照某一个人的意图办事。
有的领导人有时考虑的只是本单位暂时的、局部的利益，这就会违反制度，有损整体和国家的利益。
财务会计人员如何正确行使职权？
许多来信认为，首先要树立为政治、生产、群众服务的“三大观点”。
在行使职权中，一定要全面，不能只顾促进而不顾制约，或者只顾制约而不顾促进。
在行使职权中，既要监督，也要服务，还要善于依靠领导和群众的支持。
财务会计人员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如何发挥积极的作用？
比较集中的意见是要不断改进作风，经常深入群众，深入生产实际，进行调查研究，主动向领导和群众反映情况。
这次讨论，许多读者反映收获很大。
不少单位的财务会计人员结合讨论，全面检查和改进了自己的工作；
有的读者来信说，通过讨论，深深体会到党和政府对财务会计工作的重视，从而增强了搞好工作的信心。

中朝友协代表团抵平壤
据新华社平壤03日电
由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张际春率领的中朝友好协会代表团，今天下午乘火车到达平壤。
代表团是应朝中友好协会的邀请前来参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庆祝活动的。

下图：
1963年社会主义国家友军篮球锦标赛09月03日在北京闭幕。
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各国篮球队的领队，和他们合影留念。
新华社记者　王敬德摄

我和大和亚非团结委员会设宴
欢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
新华社03日讯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和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今晚举行宴会，欢送以阮氏萍为首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
阮氏萍团长和团员黎成南、青海，在宴会上受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及夫人于立群，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廖承志等人的热情款待。
在充满了亲切友好气氛的宴会上，宾主热烈地祝愿越南南方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不断取得新胜利，越南人民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愿望早日实现，中越两国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中互相鼓舞、互相支持的战斗友谊日益加强。
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应邀出席宴会。
出席作陪的，有包尔汉、茅盾、南汉宸、朱学范、李德全、姬鹏飞、夏衍、许广平、赵朴初、巨赞、梅益、严文井、戚云、潘丽华等各方面的负责人。

我国经济建设展览会在阿尔及尔隆重开幕
本·贝拉总理主持开幕仪式并剪彩
指出中国始终坚定地站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一边，中阿两国友谊永恒长青
新华社阿尔及尔01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展览会昨晚在阿尔及尔隆重开幕。
阿尔及利亚总理本·贝拉主持开幕仪式，并为展览会剪彩。
本·贝拉总理在开幕式上讲话说：
“我亲自出席这个开幕仪式，是为了向我们的中国朋友们表示，阿尔及利亚没有忘记，在我们的解放斗争时期，中国是坚定地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他说：
“我还要强调指出，这个伟大国家的经验是多么有益。
这个经验是有益的，对我们自己在国内所进行的试验来说，具有丰富的教益。
我要说，我们两国的斗争有那么多的共同点，例如我们的民族解放军是一个有效的工具，有着同在中国进行伟大战争的红军一样的称号。
我还要指出，当我们看到我国的农民群众势不可当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时，中国进行的试验是多么有用。
当然，这是特殊的社会主义。
我要借此机会强调这一点，并且驳斥那些要在社会主义的问题上给我们教训的人们。
我们已经说过，在这个国家，我们将以同任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一样的速度前进。
我们的革命将向前发展。
参加社会主义的伟大战斗。
当然，我要再一次重复一下，我们有自己的信仰，在这个国家，我们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民，此外，我们的人民把这种信仰作为自身解放的基本杠杆。
这就是说，我们决定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同世界上目前所完成的任何革命一样的速度前进。
我国独立差不多只有一年。
我说就在一年以前，我国政府成立了，然而，从那时起，走过哪些路程呢？
当我们回顾这一年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就是在这个月，阿尔及利亚还经历过一些混乱状态，经历了一年之后，还出现过对阿尔及利亚革命有危险的局势，我们骄傲地注意到，我们取得了进展，我们已经不可扭转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土地改革已成事实。
自治管理的制度已经建立起来。
这是一条不可扭转的道路。
我们始终在前进。
没有任何力量能使我们后退。
这就是我要说的话。
我认为这是说这些话的象征性的场合，向始终坚决地站在我们这一边的这个伟大国家的我们的朋友和兄弟们说，我们对这个伟大的国家的人民的经验给予应有的评价；
正如我国在解放斗争时期从中国的经验中吸取了教益一样，我们也将坚决而具有远见地为我国的建设从中国的经验中吸取教益。”
在本·贝拉讲话之前，中国展览团团长萧方洲讲了话。
他对本·贝拉总理、阿尔及利亚政府各部门对这次展览会的关怀和帮助表示感谢，同时感谢本·贝拉总理亲临主持展览会的开幕仪式。
他说：
“这个展览会将进一步增进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谅解，将加强和发展长期以来存在于我们两国之间的战斗友谊，将有助于交流经验，将使我们能多多互相学习，并将对我们两国各自的建设起有益的作用。”
他在谈到中、阿友谊时强调指出：
“中国人民一向把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作为自己的崇高国际义务，一向认为阿尔及利亚人民取得的胜利，是对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的巨大支持和强有力的鼓舞。”
开幕式结束后，本·贝拉总理和其他来宾，由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和展览团团长萧方洲陪同，参观了展览会。
出席昨晚开幕式的有阿尔及利亚知名人士七百多人，其中有：
阿尔及利亚新闻部长贝拉乌尼、商业部长霍布齐、司法部长本图米、阿尔及利亚政府秘书长贝德亚维、大阿尔及尔行政长官贝拉马纳，国会议员、高级官员和各群众团体负责人。
各国外交使节和在阿尔及尔的非洲民族主义政党代表也应邀出席了开幕式。
在开幕式之前，曾涛大使和萧方洲团长举行盛大招待会，庆祝展览会的开幕并答谢阿尔及利亚政府各有关部门和阿尔及利亚朋友们的热情帮助。
中国第1次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的这个大规模展览会面积达三千平方米，展品共四千三百件。
室内展览馆分五部分，即：
序幕，农业，轻工业和纺织业，重工业，手工艺品，文化教育。
农业部分以图片模型介绍了中国实行土地改革、实现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过程和水利建设的成就。
室外展出的有各种农业机器、改良农具和交通运输设备等。
新华社阿尔及尔31日电
本·贝拉总理和阿尔及利亚各界著名人士七百多人参观了今晚在这里开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展览会。
本·贝拉总理在中国大使曾涛和展览团团长萧方洲的陪同下，花了一个半小时参观了展览会的各个部分。
本·贝拉总理在参观完毕时说，举办这个令人感兴趣的展览会，将帮助阿尔及利亚人民了解中国。
他在留言簿上题词中强调了中阿友谊。
他写道：
“希望这件事为加强在我国解放斗争时期铸成的真正友谊作出贡献，在我国解放斗争时期，中国坚定地同阿尔及利亚爱国者站在一起。
正如你们在贵国所说的：
我们的友谊是永恒的，像松树那样长青。”
在参观结束时，本·贝拉总理在展览会的休息厅同曾涛大使和萧方洲团长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今晚来参观的其他阿尔及利亚朋友们也对展览会表示欢迎和赞赏。
人们边看边说：
“了不起！”
“太好了！”
参观者纷纷在留言簿上留下自己的观感。
阿尔及利亚新闻部长穆卢德·贝拉乌尼写道：
“纪念反对共同敌人的共同斗争。
愿这次友谊的表示对我们两国人民的亲近作出贡献。”
国防部办公厅主任沙巴纳少校写道：
“这次参观证明了，当一个伟大的民族在同一个意愿下团结起来的时候，这个民族就能实现这些目标。
只要我国人民学习这种伟大的榜样，也一定能以自己的劳动实现这些目标。”
塞蒂夫省省长阿克比·阿卜杜加尼写道：
“人民中国在阿尔及尔举办的这个展览会，必将加强我们的关系。
人民中国所取得的节节胜利和阿尔及利亚共和国已经取得的胜利，正在大大地削弱帝国主义阵营，并且鼓舞着正在为争取解放而斗争的各国人民。”
塞蒂夫省克拉塔市长阿里·布马扎在留言簿上说：
这样的展览会“能够有助于加强阿尔及利亚人民和中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友谊。
阿尔及利亚人非常钦佩中国人民的充满胜利的努力，中国人民依靠自我牺牲精神，使自己的国家成了一个自由、强大、现代化的国家”。
在这个展览会的一个月的筹备期间，阿尔及利亚政府各有关部门和各阶层人民对展览会的筹备工作给予了热情的帮助。
在展览馆工作的阿尔及利亚工人同中国工人一起在很热的气温下热情劳动，为展览会按时开幕作出了巨大努力。

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举行招待会
热烈欢迎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
据新华社03日讯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今天下午举行招待会，热烈欢迎以肯尼亚下院议员、下院执政党议会党团首席督导约翰·戴维·卡利为首的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包尔汉，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廖承志，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会长刘长胜，外交部副部长黄镇等出席了招待会。
张奚若会长在招待会上讲话。
他说，我们高兴地看到，肯尼亚在不久前取得了内部自治，并即将取得独立地位。
这是肯尼亚人民在以乔莫·肯雅塔总理为首的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的领导下坚持斗争的结果。
中国人民对肯尼亚人民长期以来为争取民族独立和生存所进行过的震动非洲和世界的英勇斗争表示无限钦佩。
他说，中国人民将始终不渝地同有着光荣斗争传统的肯尼亚人民、非洲人民站在一起，坚决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
张奚若说，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朋友们的这次友好访问，标志着中肯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我们深信，你们通过这次访问将为中肯两国人民彼此加深了解，两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的战友情谊继续加强作出重大贡献。
约翰·戴维·卡利团长在讲话中说，我们今天能同中国朋友欢聚在一起感到非常高兴。
我们肯尼亚人有句话：
在最困难时候的朋友是真正的朋友。
如果你要试验一下谁是你的真朋友，谁是你的假朋友，你制造一些困难就可以看出来了。
他说，虽然帝国主义把中国排斥在联合国之外，并且还强迫人们痛恨中国，但我们还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人民的代表。
团长强调说，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说服肯尼亚人民、非洲人民来相信存在两个中国。
我们只承认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我们所承认的这个中国，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中国，也就是我们以新肯尼亚的名义派遣第1个友好代表团访问的中国。
他说，的确，肯尼亚和中国在社会生活、经济制度方面是不同的，但我们之间存在着友谊和爱。
他说，有些人企图强迫别人根据他自己的喜恶来爱和恨，我们不需要任何人告诉我们同谁作朋友，把谁当敌人，我们要自己作出选择。
团长着重说，在一切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没有被消灭之前，肯尼亚人民绝不罢休，我们将同任何主张消灭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国家合作，当然中国是其中之一。
招待会上，洋溢着热烈友好的气氛。
宾主为中肯两国人民的友谊频频举杯祝酒。
代表团团员、肯尼亚下院议员、工程运输和电力部驻议会秘书杰雷迈亚·尼亚加提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干杯。
这时肯尼亚全体朋友和中国主人齐声高呼：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肯尼亚万岁！”
接着团长大声地喊起了肯尼亚人常用的表示齐心合力一起干的号子。
团长说，这是表示让我们拧在一起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消灭掉。
他说完后，团员们举起右手跟着他一齐高呼。
这时，友谊、团结、战斗的激情感染了每一个人，欢乐的聚会达到高潮。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人大常委，政协常委，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以及首都各界知名人士李德全、胡愈之、武新宇、南汉宸、张志让、张友渔、连贯、赵伯平、孙大光、李代耕、蔡子伟、卢绪章、吴晗、朱光、邓岗、曹孟君、王照华等。

社会主义国家友军篮球锦标赛全部名次产生
苏联和中国队分获冠亚军
据新华社03日讯
1963年社会主义国家友军篮球锦标赛的全部名次在今天产生。
参加这次锦标赛的十个队经过第1阶段预赛以后，在第2阶段有六个队参加了决赛；
四个队参加了决定第7名以后名次的比赛。
在参加决赛的六个队中，苏联队五战五胜获得冠军。
中国队今晚以九十四比七十二战胜了最后一个对手——罗马尼亚队，以四胜一负的战绩获得了亚军。
保加利亚队取得第3名。
捷克斯洛伐克队名列第4，罗马尼亚队得第5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队获得了第6名。
获得第7名到第10名的，分别是：
匈牙利队、越南民主共和国队、阿尔巴尼亚队和蒙古队。
（附图片）
苏联队、中国队、保加利亚队获得了前三名。
　本报记者　吕相友摄

社会主义国家友军篮球锦标赛闭幕
我国防部举行宴会欢送各国代表队
新华社03日讯
1963年社会主义国家友军篮球锦标赛今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胜利闭幕。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贺龙元帅，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出席了闭幕式。
二十一时闭幕式正式开始。
参加锦标赛的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蒙古、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中国等十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篮球代表队队员们，在军乐声中进入体育馆大厅，全场热烈鼓掌，表示祝贺。
乐队高奏国际歌以后，这次锦标赛裁判委员会主任韩复东大校宣布比赛成绩。
接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天佑上将向获得这次锦标赛前三名的苏联、中国、保加利亚的军队篮球代表队授予奖杯和奖章。
这时，全场又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中将致闭幕词。
他说，这是一次充满着友好团结气氛的成功的锦标赛。
他指出，参加这次锦标赛的各国军队篮球代表队的同志们在比赛和共同生活中，进一步地增强了彼此间的了解，加深了友谊。
我们殷切地希望大家把这种宝贵的友谊，带回自己国家的人民和军队中去，使我们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及其军队之间的团结和友谊，成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世界和平、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的伟大力量。
他最后高呼：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及其军队之间的团结和友谊万岁！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今晚出席闭幕式的还有：
王树声大将、萧华上将、彭绍辉上将、李达上将、萧向荣中将，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蔡廷锴、荣高棠，北京市副市长贾庭三等，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部队官兵和首都各界人民一万五千多人。
社会主义国家友军体育运动委员会名誉主席苏军列文科少将，社会主义各国驻华使节和武官，也出席了闭幕式。
新华社03日讯
国防部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送参加1963年社会主义国家友军篮球锦标赛的各国代表队。
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出席了宴会，并在会上讲了话。
应邀出席宴会的，有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蒙古、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社会主义国家军队篮球代表队的成员。
来北京参加锦标赛的社会主义国家友军体育运动委员会名誉主席苏军列文科少将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罗瑞卿大将在讲话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向这次比赛的优胜者和所有锦标赛的参加者表示热烈的祝贺。
他说，这次篮球锦标赛，是一次互相观摩、交流经验、增进友谊的友好聚会。
经过这次比赛，不但达到了互相学习篮球技术和交流经验的目的，而且在增强社会主义各国军队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之间的团结与合作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收获。
我们坚信，这次篮球锦标赛的圆满成功，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及其军队之间传统的战斗友谊，必将产生良好的作用。
罗瑞卿大将说，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遵循着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一贯为维护、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和军队之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友谊，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他指出，参加这次锦标赛的各国军队篮球代表队在我国逗留期间，处处接触到中国人民及其军队对他们——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和军队使者的深厚友情。
他说，我们的友谊是任何险恶的风浪都颠扑不破的。
我们希望各代表队的同志们把我国人民和军队对他们真挚的友情，转达给他们国家的人民和军队。
他提议，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及其军队之间的伟大团结和战斗友谊，干杯！
列文科少将、各国军队篮球代表队领队，先后在会上祝酒，他们提议：
为祝贺这次锦标赛的成功，为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的热情接待，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团结和友谊，干杯。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萧华上将、李天佑上将、李达上将、刘志坚中将、萧向荣中将，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荣高棠，北京市副市长贾庭三等，以及参加这次友军篮球锦标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篮球代表队的运动员们。
社会主义各国驻华使节和武官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越南祖国战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孙德胜发表谈话
号召推翻美吴集团　成立民族团结政府
感谢毛主席发表声明支持南越人民斗争
新华社河内02日电
据越南通讯社报道，越南祖国战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孙德胜08月31日对越南通讯社记者发表谈话说：
“我们南方同胞在争取独立、民主自由和信仰自由的斗争中，唯一的出路是按照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主张，加强团结，坚持不渝地为推翻美吴集团、成立民主的民族团结政府而斗争。”
孙德胜说，南越目前的严重局势是吴庭艳实施戒严令和对佛教徒、学生和其他人民采取血腥的恐怖措施所造成的。
孙德胜指出，所有这一切法西斯行动都不能阻止越南南方人民的爱国运动的日益强大和广泛发展。
在南越的美吴统治的极端严重的危机是南越人民的胜利，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吴庭艳的卖国政策不断失败的结果。
他说，“美吴的内部倾轧正在加剧。
主子和奴才之间的矛盾更尖锐了。
美帝国主义在策划‘换马’，以便加紧他们对南越的侵略，麻痹人民的警惕性，欺骗舆论。”
他说，“吴庭艳08月20日宣布戒严的目的，不仅是要镇压包括佛教徒和学生在内的我国同胞的爱国斗争，而且也是要打垮一切反对派力量，包括现在希望推翻吴庭艳的亲美分子，抗拒美国有朝01日‘换马’的阴谋。”
孙德胜说，吴庭艳宣布戒严的极端反动的行动，更加清楚地暴露了美吴集团统治的腐败和朝不保夕。
孙德胜说：
“美帝国主义和它的仆从的任何镇压和恐怖行动，都丝毫不能损害我们南方同胞的英勇战斗精神。
他们的任何狡猾阴谋都欺骗不了我国人民。”
孙德胜对全世界各地声讨美吴集团滔天罪行的朋友们表示感谢。
他特别对毛泽东主席08月29日发表声明支持南越人民的英勇斗争表示感谢。

新西兰共产党机关报《人民之声报》发表社论
三国条约是对人民的欺骗对美帝的迎合
断然驳斥所谓中国要发动核战争的谎言
新华社03日讯
惠灵顿消息：
新西兰共产党机关报《人民之声报》08月28日发表社论，指出美英苏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迎合美帝国主义需要，是“对人民的和平渴望的一个骗局”。
社论列举事实，指出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并不妨碍美国试验和扩散核武器。
它说，三国条约签字还不到半个月，就发生这样一些事情：
“美国进行了两次地下试验。
美国宣布向加拿大提供核弹头。
美国宣布这个条约不妨碍它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国提供核武器。
法国宣布它将着手在太平洋岛上进行试验。”
社论说，新西兰人民非常关心把南半球宣布为无核区的主张，但是，“这个条约保证了什么呢？
是不进行试验吗？
不是的。
地下试验是特别得到允许的，而美国人说，他们为改善和扩充核军备所需要的恰恰是这个。
是不在大气层进行试验吗？
不是的。
按照这个条约的第4个条款，任何国家都可以退出。
美国人已经具体说过了，如果他们感到需要退出的话，他们就会这样做。
是不进行核扩散吗？……美国人已经公开说它不禁止核扩散，并且宣布要向加拿大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国扩散核武器。”
社论指出，给中国在制造原子弹方面增添困难，是没有好处的。
社论驳斥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诬蔑中国要发动核战争的谎话，它说：
“说什么中国希望通过一场核战争来在世界上实现共产主义。
但是中国人从来就没有这样说过，而且一再否认他们有这种想法。”
社论还指出，在苏联拥有原子弹之前，当只有美国拥有原子弹的时候，人们也曾经散布过关于苏联的同样的流言，然而苏联的拥有原子弹并没有导致战争。
社论强调说：
“导致战争的不是武器本身，问题在于谁掌握这种武器。
因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不过是通过别的手段而已。
要理解战争威胁的根源，人们始终应该问一句，谁有兴趣在别国进行投资来谋取利润？
谁有兴趣利用金钱和武装部队支持被看中的当地的傀儡政府来保证投资有利可图？
谁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会明白：
核武器掌握在美国大企业（帝国主义）手中是对和平的威胁；
而只要存在着原子弹，那么，核武器掌握在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手中，是有助于维护和平的。”
在谈到维护和平的办法时，社论号召人民起来争取全面禁止一切试验，争取完全禁止把核武器交给其它国家，争取撤除在外国的核基地和争取建立无核区。
社论说，“甚至这一点，也必须看作只是同人民争取实现完全禁止原子弹本身和销毁一切现有储存的目标的世界范围的斗争中不可分的第1步。”
社论最后说，如果我们不做上述那些事情，“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就像慕尼黑一样，是对人民的和平渴望的一个骗局。”

缅共先遣和平代表团团长郭泰举行记者招待会
希望爱国力量团结起来争取国内和平
谴责印政府勾结帝国主义　反对有利帝国主义的三国条约
新华社仰光03日电
缅甸共产党先遣和平代表团团长郭泰02日下午在这里举行记者招待会说：
“停止内战和恢复和平对于解决国内各项问题是一个首要的问题。
这也是目前形势下解决缅甸各项问题的关键问题。”
由缅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郭泰率领的缅共先遣和平代表团是在08月28日到达仰光的。
郭泰说：
“为了在真正的民族民主的基础上建立国内和平，每方必须承认对方，双方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讨论达成协议。
为此，在平等基础上进行的谈判是不能忽略的。
这是唯一正确的途径。
奉行彻底灭绝政策的前几届政府拒绝了谈判的建议，因此，帝国主义为了反对人民、反对共产主义而煽起的内战就延长了。”
郭泰说：
“缅甸共产党先遣和平代表团的任务是：
（一）规定双方和平谈判的基本原则；
（二）澄清双方所不明确的问题；
（三）为和谈创造有利的气氛并在国内和平还没有确立的时候创造和谈期间的停火局面。”
他说：
“我们已经说过，我们将尽我们一切努力来争取国内和平，并且深信，这将获得成功。
可是，作为对国家负责的一个党，它（缅共）并不抱着幻想来看问题。
双方应当认真而耐心地对待这类问题。”
郭泰强调指出，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正在用种种卑鄙无耻的手段破坏和平谈判。
因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建立真正国内和平的问题，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问题是分不开的。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实现国内和平，我们就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
他表示支持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对破坏国内和平的国内反动派所采取的行动。
他希望全国爱国力量团结起来争取国内和平。
在讲话后，郭泰宣读了缅甸共产党在08月19日就和平谈判问题发表的声明。
声明说，缅甸共产党将同缅甸民族民主团结阵线和全国人民一道，争取以民族民主为基础的真正的国内和平。
实现国内和平的最低条件是：
保卫民族独立，发扬国家民主，承认革命的政党是合法的政党以及使国内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利。
声明号召人民制止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破坏和平的活动，挫败他们的无耻阴谋。
郭泰在回答关于中印边界争端问题时说：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一贯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它还通过谈判成功地同缅甸和其他邻国和平地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
但是，印度政府一再破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它勾结帝国主义，并不断举行军事演习来威胁其邻国，破坏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在谈到美、英、苏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时，他说，“我们不赞成这项条约，因为它并不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
它并不包括地下核武器试验。
这只是有利于帝国主义，而不利于世界和平。
因此，我们反对这个条约。”
在谈到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时，他说：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都必须坚决遵守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
破坏这两个文件的人是错误的。
缅甸共产党坚决支持这两个重要的文件。”
在回答关于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的问题时，郭泰说：
“我不能理解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
在这以前，代表团在08月31日会见了缅甸国内和平委员会主席德钦哥都迈，交给他缅共主席德钦丹东的一封信。
新华社仰光03日电
据缅甸通讯社报道，缅甸共产党先遣和平代表团和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在02日晚间开始举行会谈。
以苏敏上校为首的革命委员会代表们包括拉汉上校、东登中校（空军）以及其他两位成员。
缅甸共产党先遣和平代表团由缅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郭泰率领，其他成员包括：
昂基、波泽亚、特丁、波梭貌和波布。

缅甸《人民报》发表文章评三国条约
谴责赫鲁晓夫投降美帝国主义
指出各国人民必须团结起来挫败共同敌人
据新华社仰光03日电
缅甸《人民报》今天发表文章说：
“赫鲁晓夫及其集团签订旨在防止中国拥有核武器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是在讨好美帝国主义。
赫鲁晓夫的这种行动不仅等于是向美帝国主义投降，而且是向它谄媚。”
文章说：
“当希特勒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以张伯伦为首的英国政府不但不对希特勒进行谴责和抗议，反而赞成希特勒的侵略行动，认为希特勒的目的只是入侵苏联。
但是最后，英国也受到了希特勒的飞机的轰炸。”
文章说：
“我们一定不能忘记第2次世界大战给我们的教训。
赫鲁晓夫向企图吞噬全世界的美帝国主义投降，不是能治好病人的药而只会杀死病人。
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挫败全世界的共同敌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制度。”

苏共领导人堕落到了何等地步
连惯于诬蔑中国的西方报刊都认为苏共中央公开信对中国的许多诽谤是捏造的、站不住脚的
新华社03日讯
苏共中央07月14日公开信对中国共产党的诽谤和攻击，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报刊的喝采，但是，这些资产阶级报刊也指出，苏共中央公开信对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指责，是捏造的，歪曲事实的，站不住脚的。
《纽约时报》07月15日的一篇文章说：
“西方的分析家在比较了苏联（07月14日）的声明和北京06月14日的信件之后，觉得后一个文件是一个推理更为紧密的意识形态声明。”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更像是一个罗列苏联对中共奉行独立路线的激烈不满的一览表”。
《华盛顿邮报》07月16日刊载题为《莫斯科的答复》的社论说，苏共中央公开信“信中罗列的口号没有革命两字，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由于北京选择了这个口号而莫斯科没有提到，因此这个口号属于北京。”
它说：
“现状对于莫斯科是具有吸引力的，这种现状意味着安全和居于最高地位。”
社论还说：
“俄国人在他们的信中没有浪费什么时间来企图从意识形态的泉源中吸取力量。
这封信是实际的，……这封信谈的是力量。
信的根据不是马克思或列宁而是记录。”
《纽约时报》07月25日的社论说，西方“要是不加批判地接受莫斯科对中国和中国的政策的那套说法的话，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社论说，“克里姆林对北京的诉状中”，“有许多是虚构的。”
英国《每日先驱报》07月29日刊载“美国远东问题专家”拉铁摩尔教授的文章说，“我认为这样一种指责是荒唐的：
即，中国人愿以一场核大战来进行赌博，因为在一场核大战后，留下的中国人要比任何别的国家的人多。
中国人并不是吓唬人，而是在揭人家的底牌。
他们必然认识到，除了美国以外，从未有人使用过原子弹，而当时的原子弹是扔在非白种人头上的。”
《法兰西观察家》周刊07月18日刊载克劳德·卡戴尔的文章在指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赫鲁晓夫分子对北京人的不折不扣的宣战”之后说，“莫斯科领导人在这份理论水平不如（中共中央）二十五点信件高而语调极端傲慢的文件里，按照自己的愿望来歪曲中国的世界革命战略观念，以便更好地驳斥这些观念。”
这篇文章指出，苏共中央公开信“硬说中共希望第3次世界大战是假的”，“说中国人以‘斯大林的错误观念的支持者’自居是假的”，“说中国人是种族主义者是假的”。
巴黎《世界报》07月24日以占四版的篇幅发表了“中苏论战的文件”和这家报纸对这些文件的按语，按语说：
“中国的信件在形式上比苏联的信件严谨得多，理论性强得多。”
挪威《方针报》不久前在一篇评论中苏分歧的文章中说：
“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上的有力之处在于他们有列宁的各种经典著作，以及（列宁）在革命前和革命后不久对右翼社会党人的攻击作为支持。”
文章说，“苏联的答复是，中国低估了战争危险，甚至说中国的目的是通过战争手段传播共产主义。
但是这是对中国意见的粗暴的、主观的歪曲。
中国认为，避免战争危险的最好方法是共产党集团方面采取坚定的态度。”
英国《卫报》07月15日刊载佐尔扎的文章指出，苏共中央信件故意断章取义，企图使“中国的论据失去思想光彩”。
文章说：
“苏联信件引证1960年发表的中国观点说，‘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出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
’这是中国在1960年关于列宁主义真正意义的辩论高潮中发表的声明，……在当时中国人就已对这一说法加以限制，说，如果帝国主义首先进攻，它将在这场战争中被消灭。
这一限制是俄国人自己在发表声称共产主义经过任何战争后都能存在的庄严文件时也曾使用过的，而现在则把它省略了，作为使中国的论据失去思想光彩的企图的一部分”。
英国《和平新闻》周刊07月19日刊载题为《俄国、中国和战争》的社论说，“中国现在被人说成是世界上的头号公敌”。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正在纠合起来反对中国。
西方舆论也同俄国人一样地推测，俄国和中国的主要分歧在于中国主张奉行更为咄咄逼人的政策”。
这家周刊说，“我们认为这可能是歪曲了中国的立场。”
周刊说，情况可能是，“俄国人真正担忧的是：
中国人所奉行的列宁主义路线比俄国人的更纯粹。”
英国《观察家报》07月21日刊载了该报远东记者丹尼斯·布拉德沃思写的报道说：
“若是认为，北京由于同莫斯科发生了分裂，而会采取惊人的侵略性政策，那将是错误的。
不论赫鲁晓夫先生怎么说，中国人不相信较大屠杀是实现世界革命的手段”。
07月24日出版的西德《明镜》周刊说：
苏共领导人多年来对中共领导人“进行背后说坏话的宣传运动，他力图在西方把毛泽东抹黑，说他是好战的冒险家和实行斯大林式的对公民的恐怖。
在上上个礼拜天，赫鲁晓夫把面具放下来了。
在他的主持下，苏联党主席团公开地作了在红色兄弟争执中至今为止最尖锐的指控。
当然这些指控是以同样可疑的来源为基础的。
这就是苏联人捏造的好战的中国人的观点”。
英国《论坛》周刊07月26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
“中国领导人不是战争贩子，不管他们在苏联的心情激怒的马克思主义同道在争执的火头上怎么说。
他们和其他任何人一样地不想在一个夷为灰烬的星球上升起红旗”。
文章还说：
“在（中苏）这场争论的开头阶段苏联对中国人施用了经济压力手段一事现在看来是确有其事了，当然，人们早就知道，俄国人尽了他们的一切可能来防止中国成为一个核国家。”
英国《论坛》周刊08月09日的一篇评论说，没有任何迹象证明中共领导人“准备冒——更不用说欢迎——核战争爆发的危险”。
它说，“中国不是由军事冒险家治理的。”
“中国的战略仍然是谨慎的。”
它说，“确实出现的情况是，中国并没有像疯子一样地挤到现代军备竞赛中去”。
英国《论坛》周刊08月09日刊载了读者哈利·麦克谢恩的一封信。
哈利·麦克谢恩在信中表示，他不同意中共领导人的意见，但是他反对歪曲中国共产党的观点。
他说，“人们料到俄国领导人会歪曲中国领导人提出的论点。”
他说，中国领导人在一封现已有名的信中一再否认他们主张发动世界战争来输出革命。
“让我们引用这封信中的一句话：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虽然曾经根据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说明过世界战争不可避免地引起革命的这种事实，但是，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张革命非经过世界战争不可，也永远不会有这样的主张。
’”
他说，“中国人表明，他们主张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
他们说，这种共处不适用于被压迫和压迫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被压迫和压迫阶级之间的关系。
这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07月20日一期的英国《经济学家》周刊的一篇文章说：
不能认为苏共中央信件中说的“都是确凿的事实”。
“当俄国人说两国的贸易额下降到三年前的三分之一和装备（大概是俄国的）的供应下降到四十分之一，是由于中国人的过错时，表示怀疑是允许的。
更加可能的是，北京拒绝以政治让步来换取经济援助。”
从更一般的方面说，“简单地说中国人是战争贩子”，那是“滑稽画”。
香港《南华早报》07月15日发表一篇题为《公开的分裂》的评论说：
中苏争执中表现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关于中苏贸易的指摘和反指摘。
莫斯科说三年来中苏贸易减了几乎百分之六十七是北京策动的；
北京的说法刚好相反。
公正的旁观者觉得北京的说法似乎比较更确实些。”
法新社07月14日从香港报道说，香港的“政治观察家获知苏联把它减少对中国的援助归因于中国的主动的消息之后，感到惊奇。
这里普遍认为，苏联是按照两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的发生，相应地削减它的经济援助的。”

西方报刊夸奖铁托在南苏会谈中“表现很出色”
铁托没有“一点让步”　赫鲁晓夫一再曲意逢迎
指出铁托向赫鲁晓夫传授了向资本主义蜕变的独特经验并共同策划反华新“攻势”
新华社03日讯
西方资产阶级报纸在评论苏共中央第1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南斯拉夫的访问时普遍指出，铁托在同赫鲁晓夫的会谈中加强了他的修正主义政策的地位，并且利用会谈怂恿赫鲁晓夫加紧反华和向苏共领导人推销他自己的修正主义的独特经验。
一些美国报纸和其他西方报纸，都为铁托在和赫鲁晓夫打交道中所取得的胜利喝采。
它们共同认为，铁托并没有“一点让步”，而是赫鲁晓夫向铁托“靠近”。
美国《明星晚报》说，“从铁托政权的观点看来，赫鲁晓夫的访问是一件格外令人满意的事情”，意味着对南斯拉夫的“赔罪”。
这家报纸说，“铁托既没有就他的行动的独立和自由作一点让步，也没有牺牲他同西方的良好关系，就完成了苏南和解。”
“赫鲁晓夫的访问将成为他的东道主的一个大胜利。”
赫鲁晓夫实际上已“把铁托抬高到一种接近于他自己的某种地位：
使铁托的头和肩膀都在乌布利希、卡达尔、诺沃提尼等人之上。”
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一篇从贝尔格莱德发回的评论说，西方外交家对于赫鲁晓夫—铁托会谈迄今的调子和结果表示满意。
一个美国人赞叹铁托说，“在我们看来，他表现得很出色。
他充当了和蔼友好的主人，对赫鲁晓夫表现了热烈的感情，但同时却毫无疑义地表示他将继续奉行南斯拉夫的路线，不管这条路线引导到哪里。”
《芝加哥太阳时报》说，没有证据表明，铁托打算靠近苏联，“恰恰相反，赫鲁晓夫已向南斯拉夫式的共产主义靠近”。
丹麦《新闻报》的社论中说，如果人们研究一下从1955年以来的苏南关系，“人们可以肯定实际上每次必须让步的是赫鲁晓夫。”
它说：
“去年这一年结束时，铁托得到了苏联对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身份以及其政治独立的承认，由此迫使赫鲁晓夫实际上违背1960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共产党会议的决议。”
《瑞士报》的社论说：
“对于苏联人来说，现在已不再是铁托是‘叛徒’、是‘修正主义分子’的时代了。
人们已到了拥抱的时代，如果这种场面公开出现，这并不是铁托已经改变，这是苏联的政策改变了。”
许多美国报纸还纷纷报道，铁托竭力怂恿赫鲁晓夫坚决反华。
美国《芝加哥太阳时报》在从南斯拉夫发出的一篇报道中说，铁托和来访问的赫鲁晓夫“正在充分利用他们的机会对共产党中国人投掷旁敲侧击的标枪”。
《华盛顿邮报》在一篇报道中指出，铁托同赫鲁晓夫探讨的是“同北京分裂的历史和前途”。
“南斯拉夫的意见是，他们必须加强俄国人的反华立场”。
这家报纸认为，铁托对赫鲁晓夫说明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在亚非拉煽动反华运动的重要性。
铁托集团还利用它反华急先锋的角色，要赫鲁晓夫“坚定”承认南斯拉夫为一个所谓“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
法国《回声报》也说，铁托和赫鲁晓夫正在考虑在“新的苏南旗帜下”，发动一个反对中国的“攻势”，“特别是在第3世界国家所在的大陆：
非洲、亚洲、拉丁美洲。”
《纽约时报》特派记者从贝尔格莱德发出的一篇报道认为，铁托还力求通过赫鲁晓夫的访问，来掩饰和冲淡他的卖身投靠西方。
报道说，铁托作为所谓“不结盟”的一个主要提倡者的“声名”，“像印度总理尼赫鲁一样，在最近两年中已经暗淡下来，需要不断加以刷新”。
它说，铁托“正在专心致志地培育同那个共处主义同伴赫鲁晓夫日益发展的友谊”。
但是，铁托集团坚定认为，“在意识形态分歧方面”，“不是他们向苏联靠近”，而是“苏联共产党向他们靠近”。
铁托还通过苏共领导人的访问，向赫鲁晓夫宣扬南斯拉夫向资本主义蜕变的独特经验。
《纽约时报》08月29日刊载自南斯拉夫普拉发出的一篇报道说，在赫鲁晓夫访问期间，铁托“给他看的主要是南斯拉夫同西方国家合作的好处”。
“例如，为这个苏联领袖安排的第1次访问拉科维乔汽车和拖拉机工厂，这个厂在英国许可执照下生产大量福格逊拖拉机和佩金斯引擎，此外生产若干种得到意大利菲亚特公司的许可执照的产品。
本星期，赫鲁晓夫将要参观行将竣工的萨格勒布塑料和化学工厂。
这个厂是1960年用美国开发贷款基金的二千八百万美元的贷款建成的，已经让这位苏联总理看了科托尔、杜布罗夫尼克、斯普里特和扎达尔艾地的迷人的亚得里亚海海港，所有这些海港都是由于西方的援助、西方的旅行和西方的港口设备而欣欣向荣的。”
这个记者说，“这一课对这位苏联总理不是没有影响的，……。
赫鲁晓夫也可能希望亲自断定，怎样在西方公司的参加下建设共产主义。”
《纽约时报》27日的社论要铁托集团起“传送带的作用”，把它采纳的许多西方的主张“传给东方”。
报纸说：
“人们应当记住，赫鲁晓夫现在称赞的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中的农业主要是由个体农庄组成的，而不是由集体农庄组成的。”
南斯拉夫的经济“大部分废除了集中的经济计划，而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市场的竞争和供求来进行调节。”
“如果赫鲁晓夫总理按照他现在表示的态度做去的话，最后可能使莫斯科的经济组织发生巨大的变化。
南斯拉夫采用的西方的主张是这样多，因而它可以起一种传送带的作用，把西方的经济主张传给东方。”
社论说，赫鲁晓夫在南斯拉夫的一切言行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一点是这位苏联总理表现出愿意考虑南斯拉夫就共产党正统作法采取的新做法。”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08月27日的社论在谈到赫鲁晓夫表示苏联准备考虑南斯拉夫的“工人委员会制度的优点”时说：
“这可能标志着苏联经济的重大改变。”
《芝加哥太阳时报》认为：
“赫鲁晓夫承认：
铁托有权用不同的方法来实现社会主义，就是为他自己的实验和修正主义进行辩解。”
华盛顿《明星晚报》从贝尔格莱德发出的评论说，铁托“试图向赫鲁晓夫兜售这种观点，南斯拉夫是非常适合于而且也有办法充当东欧贸易联盟与西欧共同市场之间的某种交易所或中间人的国家。
他讲话的重要之点是，如果莫斯科恢复它一度给予南斯拉夫的卢布贷款，铁托准备把这些信贷的一部分兑换成美元供苏联账户在西方市场采购。”
法国《战斗报》也说，美国认为，铁托“是同人民民主国家关系中的理想的媒介”。

西方报刊夸奖铁托在南苏会谈中“表现很出色”
铁托没有“一点让步”　赫鲁晓夫一再曲意逢迎
指出铁托向赫鲁晓夫传授了向资本主义蜕变的独特经验并共同策划反华新“攻势”
新华社03日讯
西方资产阶级报纸在评论苏共中央第1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南斯拉夫的访问时普遍指出，铁托在同赫鲁晓夫的会谈中加强了他的修正主义政策的地位，并且利用会谈怂恿赫鲁晓夫加紧反华和向苏共领导人推销他自己的修正主义的独特经验。
一些美国报纸和其他西方报纸，都为铁托在和赫鲁晓夫打交道中所取得的胜利喝采。
它们共同认为，铁托并没有“一点让步”，而是赫鲁晓夫向铁托“靠近”。
美国《明星晚报》说，“从铁托政权的观点看来，赫鲁晓夫的访问是一件格外令人满意的事情”，意味着对南斯拉夫的“赔罪”。
这家报纸说，“铁托既没有就他的行动的独立和自由作一点让步，也没有牺牲他同西方的良好关系，就完成了苏南和解。”
“赫鲁晓夫的访问将成为他的东道主的一个大胜利。”
赫鲁晓夫实际上已“把铁托抬高到一种接近于他自己的某种地位：
使铁托的头和肩膀都在乌布利希、卡达尔、诺沃提尼等人之上。”
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一篇从贝尔格莱德发回的评论说，西方外交家对于赫鲁晓夫—铁托会谈迄今的调子和结果表示满意。
一个美国人赞叹铁托说，“在我们看来，他表现得很出色。
他充当了和蔼友好的主人，对赫鲁晓夫表现了热烈的感情，但同时却毫无疑义地表示他将继续奉行南斯拉夫的路线，不管这条路线引导到哪里。”
《芝加哥太阳时报》说，没有证据表明，铁托打算靠近苏联，“恰恰相反，赫鲁晓夫已向南斯拉夫式的共产主义靠近”。
丹麦《新闻报》的社论中说，如果人们研究一下从1955年以来的苏南关系，“人们可以肯定实际上每次必须让步的是赫鲁晓夫。”
它说：
“去年这一年结束时，铁托得到了苏联对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身份以及其政治独立的承认，由此迫使赫鲁晓夫实际上违背1960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共产党会议的决议。”
《瑞士报》的社论说：
“对于苏联人来说，现在已不再是铁托是‘叛徒’、是‘修正主义分子’的时代了。
人们已到了拥抱的时代，如果这种场面公开出现，这并不是铁托已经改变，这是苏联的政策改变了。”
许多美国报纸还纷纷报道，铁托竭力怂恿赫鲁晓夫坚决反华。
美国《芝加哥太阳时报》在从南斯拉夫发出的一篇报道中说，铁托和来访问的赫鲁晓夫“正在充分利用他们的机会对共产党中国人投掷旁敲侧击的标枪”。
《华盛顿邮报》在一篇报道中指出，铁托同赫鲁晓夫探讨的是“同北京分裂的历史和前途”。
“南斯拉夫的意见是，他们必须加强俄国人的反华立场”。
这家报纸认为，铁托对赫鲁晓夫说明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在亚非拉煽动反华运动的重要性。
铁托集团还利用它反华急先锋的角色，要赫鲁晓夫“坚定”承认南斯拉夫为一个所谓“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
法国《回声报》也说，铁托和赫鲁晓夫正在考虑在“新的苏南旗帜下”，发动一个反对中国的“攻势”，“特别是在第3世界国家所在的大陆：
非洲、亚洲、拉丁美洲。”
《纽约时报》特派记者从贝尔格莱德发出的一篇报道认为，铁托还力求通过赫鲁晓夫的访问，来掩饰和冲淡他的卖身投靠西方。
报道说，铁托作为所谓“不结盟”的一个主要提倡者的“声名”，“像印度总理尼赫鲁一样，在最近两年中已经暗淡下来，需要不断加以刷新”。
它说，铁托“正在专心致志地培育同那个共处主义同伴赫鲁晓夫日益发展的友谊”。
但是，铁托集团坚定认为，“在意识形态分歧方面”，“不是他们向苏联靠近”，而是“苏联共产党向他们靠近”。
铁托还通过苏共领导人的访问，向赫鲁晓夫宣扬南斯拉夫向资本主义蜕变的独特经验。
《纽约时报》08月29日刊载自南斯拉夫普拉发出的一篇报道说，在赫鲁晓夫访问期间，铁托“给他看的主要是南斯拉夫同西方国家合作的好处”。
“例如，为这个苏联领袖安排的第1次访问拉科维乔汽车和拖拉机工厂，这个厂在英国许可执照下生产大量福格逊拖拉机和佩金斯引擎，此外生产若干种得到意大利菲亚特公司的许可执照的产品。
本星期，赫鲁晓夫将要参观行将竣工的萨格勒布塑料和化学工厂。
这个厂是1960年用美国开发贷款基金的二千八百万美元的贷款建成的，已经让这位苏联总理看了科托尔、杜布罗夫尼克、斯普里特和扎达尔艾地的迷人的亚得里亚海海港，所有这些海港都是由于西方的援助、西方的旅行和西方的港口设备而欣欣向荣的。”
这个记者说，“这一课对这位苏联总理不是没有影响的，……。
赫鲁晓夫也可能希望亲自断定，怎样在西方公司的参加下建设共产主义。”
《纽约时报》27日的社论要铁托集团起“传送带的作用”，把它采纳的许多西方的主张“传给东方”。
报纸说：
“人们应当记住，赫鲁晓夫现在称赞的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中的农业主要是由个体农庄组成的，而不是由集体农庄组成的。”
南斯拉夫的经济“大部分废除了集中的经济计划，而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市场的竞争和供求来进行调节。”
“如果赫鲁晓夫总理按照他现在表示的态度做去的话，最后可能使莫斯科的经济组织发生巨大的变化。
南斯拉夫采用的西方的主张是这样多，因而它可以起一种传送带的作用，把西方的经济主张传给东方。”
社论说，赫鲁晓夫在南斯拉夫的一切言行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一点是这位苏联总理表现出愿意考虑南斯拉夫就共产党正统作法采取的新做法。”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08月27日的社论在谈到赫鲁晓夫表示苏联准备考虑南斯拉夫的“工人委员会制度的优点”时说：
“这可能标志着苏联经济的重大改变。”
《芝加哥太阳时报》认为：
“赫鲁晓夫承认：
铁托有权用不同的方法来实现社会主义，就是为他自己的实验和修正主义进行辩解。”
华盛顿《明星晚报》从贝尔格莱德发出的评论说，铁托“试图向赫鲁晓夫兜售这种观点，南斯拉夫是非常适合于而且也有办法充当东欧贸易联盟与西欧共同市场之间的某种交易所或中间人的国家。
他讲话的重要之点是，如果莫斯科恢复它一度给予南斯拉夫的卢布贷款，铁托准备把这些信贷的一部分兑换成美元供苏联账户在西方市场采购。”
法国《战斗报》也说，美国认为，铁托“是同人民民主国家关系中的理想的媒介”。

铁托和赫鲁晓夫一唱一和
恶毒攻击坚持马列主义的党
铁托欢送赫鲁晓夫回国对苏联投降主义外交路线感到“满意”
新华社03日讯
贝尔格莱德消息：
苏共中央第1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及其随行人员，在南斯拉夫“休假”访问两周后，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贝尔格莱德回国。
赫鲁晓夫在机场上受到铁托等人的欢送。
铁托在欢送词中对赫鲁晓夫这次访问表示“满意”。
他还说，南斯拉夫对“苏联通过自己的爱好和平的创议，对国际谅解和对解决目前在国际关系中引起争论的问题作出贡献的诚挚的决心，感到满意”。
赫鲁晓夫说，苏南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就国际问题交换意见是“十分有益和有成效的”，希望他这次访问像铁托去年访问苏联一样，有助于加深和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有助于“和平与社会主义”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的事业。
08月30日，赫鲁晓夫在铁托等陪同下从勃尔多乘车到达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的煤矿中心维累涅。
铁托和赫鲁晓夫当天在这个城市的一次集会上发表了讲话。
他们在讲话中一唱一和地谈到苏南两国的“一致”和“合作”，并且不指名地大肆攻击那些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
据南斯拉夫通讯社报道，铁托在讲话中攻击了那些谴责和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骂他们为“形形色色的政治冒险家和国际合作的反对者”，说他们“把苏联、南斯拉夫和世界上其它进步力量的建设性政策说成是向资本主义的某种投降，是放弃革命斗争，等等”。
铁托在讲话中表示支持赫鲁晓夫的国际政策，并且再次恶毒地诽谤和攻击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他说，“形形色色的假革命家正通过他们的贩卖假革命词句和前后矛盾的政策破坏社会主义的成就和分裂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南斯拉夫“将同那些竭力想使国际革命工人运动走上假革命精神道路，走上种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道路的人的一切企图进行斗争”。
铁托在讲话中根本未提赫鲁晓夫所谓南斯拉夫已表示愿意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劳动分工”一事，而是大肆贩卖他的“世界一体化”的“国际分工”。
他说，南斯拉夫“下一个经常任务是纳入国际分工。
在这方面，我们预期同社会主义国家、同亚洲、拉丁美洲国家以及同其它国家的经济关系将会得到十分广泛的发展。”
接着，赫鲁晓夫发表了讲话。
戴着墨镜的铁托两手插在衣袋里，神气十足地站在他的一旁。
当赫鲁晓夫离开讲稿攻击“某些自称是革命者的人”时，挥手握拳，怒不可遏，有时还望望铁托。
铁托为赫鲁晓夫的讲话一次又一次鼓掌。
台下不时有节奏地高呼：
“铁托—赫鲁晓夫！”
“铁托—赫鲁晓夫！”
据塔斯社报道，赫鲁晓夫在讲话中谈到他这次到南斯拉夫的“休假”时说，这种“休假”是“很别致的，可以说是积极的休假”。
他谈到了苏南两国领导的“一致”和“谅解”，主张两国“联合起来”。
赫鲁晓夫也承认，尽管他对铁托曲意逢迎，但是，苏南之间还有一些未“得到正确解决”的问题，还存在“某些擦痕”。
他对铁托说：
“我有这么一种印象：
在根本问题上，我们和你们有着共同的看法。
这很好。
如果有些擦痕，让时间来工作吧，一切都会磨光的。”
他主张“不是去寻找死猫，而是扔掉死猫”。
赫鲁晓夫在讲话中赞扬了南斯拉夫的内外政策。
他硬说南斯拉夫同爱好和平力量“站在一起”，并“高度评价”南斯拉夫政府“为了铲除世界热核战争威胁所作的积极努力”。
他还说，他看到南斯拉夫是“具体建设社会主义，而不是空谈革命”。
赫鲁晓夫还攻击某些“革命者”和“无视兄弟党经验”的人。
他说，有一种“革命者”，“他只念念有词地谈论真理，要求所有的人只同意他的意见，重复他的金玉之言。
这是很愚蠢的”。
他还说：
“某些活动家企图在马克思主义方面搞出新花样，忽视客观规律，无视兄弟党的经验，于是就犯了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
他们也在‘试验’，然而，遗憾的是，并不总是汲收必要的教训。
口号提出来了，这个口号在实践中不灵验，后来他们又没有足够的勇气公开放弃这个口号，结果是：
口号宣布了，而实际上它却什么都没有剩下。”
08月31日，赫鲁晓夫在铁托陪同下参观了卢布尔雅那的“农业联合企业”。
赫鲁晓夫表示要派专家来学习这个企业的“伟大的经验”。

答赫鲁晓夫
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议
本报讯
08月01日至15日一期的巴西《工人阶级报》刊登了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议。
题目是《答赫鲁晓夫》。
摘要如下：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07月14日在《真理报》上发表的公开信中企图回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06月14日信件中提出的论点的时候，指责中国同志策划和支持各种反党集团来反对“美国、巴西、意大利、比利时、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共产党”。
指名点出了巴西共产党领导机构的成员。
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的指责，是极其荒谬的，缺乏任何理由，同革命运动的利益背道而驰。
苏共中央依据什么作出上述指责呢？
苏共领导对我国共产主义运动自1956年以来所发生的事件了解得很清楚。
这些事件的结果是出现了两个党：
巴西共产党和巴西的共产党。
引起分裂的事实
如所周知，苏共二十大以后，在共产党的队伍中出现了强大的修正主义思潮，以阿吉耳多·巴拉塔为其主要代言人。
大多数党员和中央委员会当时都反对修正主义的种种表现。
虽然在进行思想斗争当中犯了某些错误，但是采取了措施，来捍卫党免受与无产阶级不相容的思想的影响和保障党的团结。
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也参加了这一反对修正主义斗争。
但是，在1957年06月苏共内部发生事件，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其他同志排除出这个党的领导机构之后，普列斯特斯突然来了一个似乎难以理解的转变，表示完全赞成阿吉耳多·巴拉塔及其集团当初所维护的思想。
从那时起，他便变成了修正主义狂热的维护者，这一集团的知名分子都聚集在他周围。
他成了巴西资本主义发展的狂热的辩护士，比1945年支持厄尔·白劳德的意见时劲头更大。
1958年03月，普列斯特斯通过反党手段，让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的方针。
这一方针，除了严重地损害了巴西革命运动之外，还公开否定了党的斗争传统。
但是，这一新的政治路线，在中央委员会和党员中开始遇到越来越大的抵制。
修正主义者日益失势。
1960年，普列斯特斯和其他改良主义者在党的领导机关内部的地位并不稳固。
他们掌握的多数甚至变得相当不牢靠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决定召开党的第5次代表大会，其唯一目的在于把反对这一右倾政策的所有成员排除出领导机构。
他们企图以可以轻易取得选举胜利的前景来控制党，说什么洛特元帅的当选将能保证党取得合法地位，并保证取得政府中的位置。
第5次代表大会是经过处心积虑的筹划的。
虽然在开会前的一个阶段在中央机关报的版面上展开了广泛的辩论，可是攻击反对修正主义的同志的谎言和诬蔑得到了传播。
对各级党代表会议和大会进行了不应有的干涉，使它们通过这一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挑选出同意这一路线的人当代表。
只需指出这样一点就足够了，就是在报刊上展开的论战中，发表的文章有一半以上表示不同意普列斯特斯所持的意见，在代表大会的多次筹备会议上，大批党员反对中央委员会提出的论点。
可是，由于上述阴谋，在第5次代表大会上，持不同意见的党员在代表中为数不多。
因此，代表大会并不反映党的意志。
第5次代表大会达到了其召开的真正目的，把总共二十五个正式中央委员中的十二个正式中央委员和好几个候补委员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尽管遭到了这种可恶的歧视，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们，还是有纪律地服从了第5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但是，普列斯特斯及其追随者，继续进行其修正主义活动，最后着手破坏党的基础。
1961年08月，他们违反代表大会决议，以谋取党的合法地位为借口，决定创立一个新党。
巴西共产党被抛在一边，而代之以巴西的共产党。
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指导的规定，被从党章中删除了。
所提出的纲领还不如工党和社会党的纲领激进。
不同意这样明目张胆地破坏民主集中制、以维护党的团结为重的党员，要求中央委员会收回所采取的立场，不然就召开一次非常代表大会。
他们表示永远不会赞成取消巴西共产党。
机会主义领导集团的回答是，采取惩罚措施，解散组织，开除久经考验的党员，掀起一个攻击正直共产党员的卑鄙的诬蔑运动。
苏共中央的无理攻击
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革命者能够怎么办呢？
他们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只有重新组织巴西共产党。
1962年02月，他们在圣保罗举行了全国非常代表会议，来讨论所出现的形势和决定将要采取的方针。
参加这一代表会议的有好几个州的代表，会议决定重新建党，通过了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纲领，决议刊行党的传统机关报，选出了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
留在巴西共产党里面的有原中央委员会的八位委员，一些工会和青年组织领导人和一大批从事党的活动连续二十余年的党员。
他们的领导人中间，有许多是在反动监狱中度过许多岁月的同志。
在一年来的工作中，党由几百个党员发展到几千党员，在全国建立了组织，扩大了它在群众中的影响，加强了它的政治活动，并且大大增加了党报的发行量。
既然如此，以赫鲁晓夫为领导的苏共中央怎么能够说，巴西共产党是一个反党集团呢？
怎么能指责这一正统的巴西工人阶级先锋队、指责这个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组织进行分裂活动呢？
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能够举出巴西共产党有过哪些违反革命和巴西人民利益的行动来证明他们的攻击呢？
只能这样理解，苏共中央的攻击，是竭力鼓励把巴西共产主义运动导向了分裂的、以普列斯特斯为首的腐败的改良主义派，而企图把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发生分裂的责任加于中国同志。
这些攻击竟然来自列宁创立的、在其历史上无情地反对过机会主义并在任何情况下坚决支持过革命者的党的领导人，这对于巴西革命者，确实是痛心的事。
我们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榜样教导下的共产党人，一贯把苏联看作世界革命运动强大的基地。
因此，我们不能同意这样一些人的所作所为，他们居于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地位，背叛布尔什维主义的光荣传统，并公开支持世界各地的修正主义分子。
不管苏共现任领导人多么蛮横无理和怎样歪曲真理，我们还是借这个机会，向进行了伟大10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并在最残酷的一次战争中打垮了纳粹法西斯主义的苏联人民，表示我们的钦敬和感戴。
没有任何东西能使我们离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革命斗争。
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支持和助长普列斯特斯修正主义派，客观上就是反对我国的革命运动。
机会主义路线的破产
事实业已证明，巴西的共产党由于执行了机会主义的政治方针，在广大群众和民主势力面前，威信扫地到什么程度。
他们改变了党的名字，破坏了党的原则，为的是争取在选举法庭登记。
可是已经过去一年多了，甚至连这个新改良主义党也没有获得合法地位。
这些事实以及其他许多事实完全证明了巴西的共产党奉行的方针的破产。
革命党和改良党
苏共中央怎么能把这样一个党看作工人阶级的领导组织、而把真正表达无产阶级利益的党指责为反党集团呢？
巴西共产党在进行斗争，争取推翻大庄园主和大资本家的现政权，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政府，只有这样一个政府才能够实现国家进步、人民福利和争取彻底民族独立所必不可少的改革。
巴西的共产党不反对现政权，而仅仅主张在这一政权的框框内进行局部的国家结构改革。
其借口是，这些改革将为彻底变革开辟道路。
巴西共产党争取建立一个代表巴西社会进步阶级和阶层的人民革命政府，取代大庄园主和大资本家的政权。
而巴西的共产党的目标，则是争取建立一个所谓民族主义民主政府，这个政府的实现，在于把投降派部长排除出政府，任命其他被认为是民族主义的和民主的人士。
巴西共产党为了实现人民民主的民族解放革命，坚持建立一个由巴西社会所有革命力量组织的以工人和农民为基本核心的统一阵线。
而巴西的共产党由于只要求进行局部改革，就竭力要建立一个包括所有资产阶级、甚至包括大庄园主阶层的所谓民族主义民主阵线。
巴西共产党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统治阶级已经堵塞了革命的和平道路，因此，人民在不放弃利用各种合法斗争形式的同时，应该作好准备，争取非和平的解决。
而巴西的共产党，毫不依据本国现实情况，欺骗人民，硬说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可以通过和平道路来达到它的目的。
巴西共产党提出了一个革命的纲领，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目标，公开肯定它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不隐瞒它的名字及其阶级本质。
而巴西的共产党背叛了原来的党，放弃革命纲领，隐瞒自己的名字，因而实际上已不再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
总之，巴西共产党是革命党。
而巴西的共产党是改良党。
巴西共产党为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而斗争。
而巴西的共产党则被统治阶级牵着走，帮助资产阶级欺骗劳动群众。
因此，在巴西不难区分究竟哪一派走革命道路，哪一派走修正主义路线。
一派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针，而另一派则采取典型的右派方针。
巴西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原因
苏联领导人指责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造成了巴西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这只不过是一种完全违背真实情况的武断，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诬蔑。
事实充分证明，内部因素是分裂的主要原因。
分裂实质上是由于资产阶级思想渗入到党内引起的。
随着资本主义在我国的进展并由于资产阶级使用诱惑的伎俩，这些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大。
分裂还由于以普列斯特斯为首的改良主义领导人的不克制态度，他们在进行思想斗争时采取了应加以最严厉谴责的手法。
同样不可否认，存在外来影响。
影响最大的是（苏共）二十大。
这一代表大会，由于通过了一些大可争议的论点和提出个人迷信问题，造成了混乱，鼓励了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和所有那些反对有一个真正革命的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人。
同时，帝国主义大搞特搞思想攻势，也影响到党的队伍。
苏共领导人在指责中国同志要对巴西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负责的时候，流露出他们对巴西工人的能力和斗争精神的蔑视。
他们浸透了优越感，想像不到，在机会主义叛变的情况下，我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人，他们决心高举革命的旗帜，创立无产阶级政党，继续对帝国主义和大庄园制进行无情的斗争，为社会主义在巴西的胜利奋斗到底。
在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内部开始讨论的时候，那些后来要求重新建党的同志们并不知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
以后，当他们了解到在一些问题上有争论的时候，他们也还不知道分歧的实际深度。
一直到今年，北京《人民日报》和《红旗》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的时候，巴西共产党党员们才得以确切了解到存在多大的分歧。
到这时才了解到，分歧不光涉及中国和苏联两党，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之间的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斗争。
上述文章以及中共中央今年06月14日致苏共中央信中所阐明的中国共产党的论点，不能不令巴西共产党的党员和领导人以及广大的工人阶级和进步知识分子阶层感到欢欣鼓舞，感到十分满意。
这些文件，对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的斗争，是一个极其宝贵的贡献。
这些文件中所捍卫的许多理论，都完全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反对机会主义斗争的问题，使我们看出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意识形态问题不局限于巴西。
这些问题是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的现象。
苏共中央的理论损害革命运动
拉丁美洲的革命斗争也证实了，中国共产党关于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这些斗争在整个世界局势中所起的作用的论点是正确的。
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不能等待“和平竞赛”来实现他们的解放。
他们处于美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之下，美帝国主义日益明目张胆地干涉他们的内政，扶植这个、推翻那个政府，践踏他们的民族感情，在“争取进步联盟”的假慈悲的幌子下，加强对本大陆各国的残酷剥削。
拉丁美洲是美帝国主义和人民群众之间一场无声战争的战场。
因此，只有最有力的斗争，特别是只有武装斗争，才能为本半球被压迫民族打开解放的道路。
古巴革命、委内瑞拉的起义斗争和其他各国日益扩展的游击队就证明了这一点。
修正主义政策散布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对它委曲求全、平息对美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派的斗争，这种政策严重地损害了拉丁美洲的革命运动。
所有不准备坚决揭露美帝国主义者、不准备把它从自己国家中驱逐出去的人注定要遭到完全的失败。
真正的革命者不能同意赫鲁晓夫美化美帝国主义的言论，反对他对肯尼迪的不断的颂扬。
怎么能同意说帝国主义的最高头目对和平感兴趣呢？
怎么能同意说他在人民和帝国主义的矛盾面前能明智地行动呢？
怎么能相信，曾经阴谋策划对古巴的入侵、在越南南方进行“特种”战争、在拉丁美洲组织军事政变、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军备竞赛的肯尼迪，是美国垄断资本家当中比较不那么侵略成性、比较不那么反动的集团的代表呢？
对拉丁美洲人说来，肯尼迪是和平和各国人民独立的最凶恶的敌人。
因此，我们大陆的广大群众明白赫鲁晓夫说的是假话。
更为严重的是，赫鲁晓夫在培养对美帝国主义幻想的同时，粗暴地攻击曾领导我们时代极其重要的一次革命、开辟了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新阶段的中国共产党人。
他说，中国希望热核战争，要在原子爆炸的废墟上取得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
这种论调是对各国人民良心的侮辱。
读一读中国共产党的文件，观察一下人民中国的外交政策就可以容易地得出这一结论：
中国人是真正的和平保卫者，中国领导人指出了阻止原子战争爆发的正确道路。
赫鲁晓夫通过他无原则的玩弄手法、对帝国主义让步、宣传原子恐怖、进行冒险活动、麻痹人民的警惕性和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政策，使和平受到威胁。
为了避免战争，必须有力地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不让帝国主义欺骗群众，加强爱好和平力量的团结、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最后要使各国人民把和平事业掌握在自己手里和为保卫和平而斗争到底。
像赫鲁晓夫和一些党的某些领导人那样断言中国领导人要把人类拖向一次热核战争，这是与共产党人不相称的行动。
同中国共产党人势不两立，无中生有地硬把他们说成是原子战争的拥护者，这一切企图，只会受到革命者和所有正直人士的谴责。
修正主义者到了何等地步！
在他们看来，要打原子战争的人不是帝国主义者，倒是中国共产党人！
在原则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对其他国家革命者的激烈攻击破坏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这是现代修正主义分子分裂活动的一部分。
这并不是他们第1次攻击兄弟党。
一个时期以来，他们就大放厥词，一个劲地痛骂曾十分英勇地同纳粹法西斯主义展开斗争、领导了阿尔巴尼亚人民的解放运动、现在正领导着阿尔巴尼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胜利前进，并一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
他们甚至鼓动推翻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
他们还不满足，又采取了损害这个国家经济的措施，为它的社会主义建设制造困难。
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在执行这个应受谴责的政策的同时，竭力博取那个为了美国金钱而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铁托的同情，并慷慨地给对人民中国实行侵略和不断挑衅政策的尼赫鲁反动集团以经济援助。
正如普列斯特斯及其追随者对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的诬蔑一样，赫鲁晓夫对巴西共产党的指责是枉费心机的。
修正主义者的诽谤只能使那些加入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人感到光荣。
修正主义者支持修正主义者，而不支持革命者。
革命者支持革命者，而不支持修正主义者。
我们采取这种立场，是维护一种原则的政策。
我们赞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莫斯科宣言和声明所包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我们认为，巴西共产党人只能在革命的政治方针的基础上求得团结，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人民需要保持团结，以对付帝国主义，保卫和平事业，并高举着革命的旗帜胜利前进。
我们不能把团结理解为简单的妥协，而把分歧掩盖起来。
如果像赫鲁晓夫对中国同志所说的那样“抛开一切争论和分歧，不去分辨谁对谁错，不要翻过去的东西，而是从新的一页开始我们的关系”，让这个观点占上风，就永远也达不到团结。
这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这是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的特色。
不应掩盖分歧，更不应把分歧抛在一边。
分歧应该通过对推进革命运动必不可少的思想斗争来加以克服，以保证共产党人的巩固的团结，维护伟大的无产阶级学说的纯洁性。
我们相信，英勇而富有经验的伟大的列宁的党将找到一条最好的道路来清除它的领导机构对革命斗争造成极大损害的错误立场，同兄弟党建立正确的关系，反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危险的倾向——修正主义。
巴西共产党认为真理应该说出来。
真理迟早要得胜。
我们不怕任何障碍，决心在我国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竭尽全力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
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3年07月27日于里约热内卢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思想在我们大陆必将胜利
巴西共产党《工人阶级报》的文章
本报讯
巴西共产党《工人阶级报》（08月16日至31日一期）发表了若泽·杜亚特写的题为《攻击中国共产党而保护机会主义》的文章。
全文如下：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07月14日公开信发表之后，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共产党出来讲话，攻击中国同志所持的观点。
他们十分卖力，迫不及待地声称无条件拥护苏共领导人所鼓吹的路线。
他们有些人是用防守的方式，如代表巴西的共产党的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另一些人则取进攻姿态，如代表智利共产党的路易斯·科尔巴兰。
但是他们所有人，都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歪曲事实真相，采取苏共公开信所使用的同一手法。
他们为了替修正主义路线辩解而提出的论点，是心怯理亏的。
他们声称是在反对教条主义，但是实际表明，他们是最顽固不化的教条主义者、赫鲁晓夫理论的学舌者。
他们把一个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说成是适用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普遍规律。
在他们看来，列宁关于必须批判地分析其他国家和其他党的经验的指示是毫无价值的。
他们说，“我们的路线以苏共二十大的理论为依据。”
因此，他们不是以现实、而是以其他共产党领导人所宣布的东西为基础。
他们就这样主观行事，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
在我国，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经过慎重的长期等待之后，在《新方针》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明了他所领导的一派人的立场。
他过去一直假装站在中间立场，现在已公开倒向现代修正主义一边。
他说，“我们的方针和活动是丝毫不容置疑的。”
他还说，“巴西共产党人对于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分歧的问题，有自己肯定的看法。”
他异乎寻常地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恶意颠倒黑白。
众所周知，是苏共首先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及其领导人公开发动攻击的。
在第22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破坏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进行了无耻的诬蔑，企图把他们排挤出共产主义运动，甚至于煽动推翻那个兄弟党的领导人。
可是普列斯特斯却硬说是阿尔巴尼亚同志攻击苏共。
他竟然以当时即时攻击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支持了赫鲁晓夫立场而自吹自擂。
但是大家知道，普列斯特斯及其追随者，除了苏联领导人供给他们的材料外，对阿尔巴尼亚的情况一无所知。
随后，普列斯特斯在文章中妄自分析了加勒比危机，再一次支持赫鲁晓夫，进而一个腔调地重复苏共二十大的论点。
他使用修正主义者所惯用的手法，把他脑子想的一套归在列宁身上。
例如他说，10月革命的天才领袖“向来认为，共产主义在全世界传播，不应当靠武力，而应该靠范例的力量”。
他没有说明究竟从哪里找到了这种思想。
诚然，列宁谈到过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榜样对革命运动的影响。
但是列宁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放弃指出这样一点，就是历史的原动力是阶级斗争，共产主义在世界的进展要通过革命。
普列斯特斯在文章中不放过机会为他如此醉心的和平道路的理论辩解。
他坚持要在现政权的框框内进行所谓积极解决和结构改革，断言争取这些目标的斗争将会“削弱统治阶级的镇压机器，从而使它的很大一部分成员转到人民一边来”。
按照普列斯特斯的意见，为大地主和大资本家服务的国家机器，特别是其镇压工具，可以转到革命力量一边。
这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的理论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怎么可以同意，以迫害和镇压革命阶级为其任务的统治阶级镇压机器的很大一部分人可以转到反对帝国主义、大地主和本国垄断集团的势力方面来呢？
普列斯特斯根据这种思想，根据他的主观臆断，制造了“削弱镇压机器”这一奇妙理论。
这不仅造成了对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幻想，而且还造成了对警察本身的幻想。
这种“理论”如果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势必导向全面的灾难。
普列斯特斯——他直到当时还假装不理睬《工人阶级报》和这个报纸所代表的组织——最后在文章中决定“提醒”他的追随者注意这个报纸和真正工人阶级政党的活动。
他随声附和赫鲁晓夫对巴西共产党领导人的诽谤，给正统的革命者扣上“反党集团”的帽子。
他慑于这些革命者越来越大的成就，便在他的文章中攻击中国共产党，公然宣布，已就北京电台民主地公正地广播了《工人阶级报》的社论向北京提出了意见。
智利共产党总书记路易斯·科尔巴兰采取不同途径来维护这些修正主义的论点。
他在智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上发言中，气势汹汹地对中国同志展开攻击，同时却对赫鲁晓夫和苏共其他领导人俯首贴耳，唯命是从。
科尔巴兰硬说，分歧是在“中国共产党与几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间”发生的，他这是明显的存心不良。
这是企图在智利公共舆论面前，把勇敢地进行辩论的中国共产党描绘成在辩论中处于孤立。
在科尔巴兰看来，这一荒唐的胡话就是最有力的理由。
而事实并不是这样。
与中国共产党思想一致的党和共产党人的数目愈来愈多。
而且，即使中国共产党人只是单枪匹马反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居统治地位的主张，难道这就证明他们错了吗？
革命斗争的历史记载着如下事实：
在第1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几乎单独地进行了反对所有社会民主党立场的斗争。
而道理是在他们一边的。
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间，无疑是存在着深刻的分歧的。
但是，这些分歧不仅仅存在于这两个大党之间。
在不同的党之间和在一些党内部也存在着这些分歧。
所以这样是因为，正在进行的这场思想意识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现代修正主义间的斗争。
据07月21日《世纪报》刊登的声明，对自己的机会主义的态度的后果感到恐惧的智利（共产党）领导人本着多数总是对的这种心情，谴责中国共产党信件的这一段：
“如果党的领导集团采取不革命的路线，使党变成改良主义的政党，那么，党内的和党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会代替他们在革命中的地位。”
这种看法有什么可惊奇的呢？
生活是怎样指明的呢？
古巴的例子完全证明，如果被认为是先锋队的组织在革命中不起自己的作用，那么就有其他力量起而代之。
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同志在发动推翻巴蒂斯塔的斗争时，不属于共产党。
今天拉丁美洲发生的情况表明，凡是陷入机会主义的党一无成就的地方，就出现新的革命力量。
在我国也出现了这种战斗力量并正在成长和壮大，巴西共产党的存在就表明了这一点。
路易斯·科尔巴兰在发言中坚持要遵守各党的决议。
他几次引用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的莫斯科声明。
但是第1个不遵守宣言和声明的就是他。
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支持了宣言和声明的这一明确原则，即修正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铁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
而科尔巴兰擅自修改一致通过的决议，硬说，“教条主义已成为主要的危险。”
他毫无廉耻的宣称，铁托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已经放弃他们的修正主义立场，在国际问题上，今天他们的政策“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吻合”。
试问：
是铁托改变了呢，还是以武器和辎重支持那个马克思主义叛徒修正主义立场的路易斯·科尔巴兰改变了呢？
美国现任国务卿腊斯克在一次同记者谈话时说过，“美国军事援助不仅仅起了保卫南斯拉夫对苏联集团的独立地位的作用，而且从1948年起，促使这个国家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一个分裂活动的中心。”
谁对呢？
是科尔巴兰呢，还是腊斯克？
如果铁托回头了，那么美帝国主义者怎么会继续以援助的名义给他提供数以百万计的美元呢？
这个智利改良主义领导人的全部发言的目的是企图恫吓他的党内的不同意他的修正主义论点的党员。
他不愿他们阅读和讨论中国同志的材料。
他坚决禁止传播这些材料，而同时却蛊惑人心地谈论党内民主。
但是，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智利同志了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在进行的大辩论并最终找到革命的真正道路。
共产党人队伍中展开的辩论有助于在拉丁美洲澄清立场和暴露那些直到不久以前还冒充革命者的机会主义者。
遭受帝国主义和大庄园制压迫奴役的劳动大众已开始认清，普列斯特斯、科尔巴兰、柯都维亚之流是什么一号领导人。
拉丁美洲的修正主义者对辩论今后的可能发展特别关心。
但是这一辩论对革命运动只会有好处。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思想在我们大陆也必将胜利。
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我们各国人民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将锻炼出一支能够引导人民和劳动群众走向胜利的革命先锋队。

美共《政治》月刊发表社论
竟诬蔑《每月评论》05月号社论采纳“投降路线”
本报讯
08月号的美共理论刊物《政治》月刊发表了一篇题为《今天的极左派：
〈每月评论〉》的社论，摘译如下：
在最近几个月内，极左派分子的发言越来越多了，他们越来越坦白地以中共的意识形态立场为依据，以此来支持和鼓舞他们自己的路线。
《每月评论》的编辑霍伯曼和斯维济已成了中国立场的公开代言人。
他们在1963年05月号的《每月评论》中，对中国的立场给予了几乎是无条件的支持。
他们以此表达了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上的看法。
他们从这种看法中得到了必然的结论。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们更其清楚地暴露了他们在“保卫列宁主义”的幌子下真正采纳的投降路线。
他们在若干重要问题上已把他们的立场说得很清楚，对其中一些问题，我们想在这里谈一谈：
他们把“应当把争取和平的斗争还是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列于首位的问题说成是争执中的主要问题”。
他们说：
“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永远不能取得真正的和平，更不用是有保证的和平了。”
所有这一切听来可能都是十分“列宁主义的”。
但是它规避了我们和这些编辑发生真正分歧的争执的中心点，即世界力量对比发生的深刻变化。
这种变化本身就是由于反对帝国主义斗争取得重大胜利所造成的，关于这种变化，他们却不置一词。
但是我们要说，力量对比现在已不利于帝国主义力量，帝国主义不再拥有前几年中的力量了。
我们关于在这个历史性的时代可能出现的事情的结论就是基于这种看法，而不是相信老虎的本性已改。
一些编辑为中国对去年10月古巴危机所抱的态度而作的辩解，是沉溺于不负责任的左派浪漫主义的特别突出的实例。

美国《每月评论》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的看法
本报讯
美国刊物《每月评论》（05月号）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世界的分裂》的社论，提出了对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的看法。
下面是这篇社论的详细摘要：
《每月评论》在1961年的12月号上曾就中苏争执问题发表社论。
在这以后，发生了许多事情，大量的新材料或者以前人们不大看到的材料发表出来了。
鉴于这些发展，我们必须十分坦率地说，我们以前对争执的分析是不能成立的。
那种分析有很不确切的说法，重点没有放对，现在我们觉得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比这更严重得多的是，整个论点是以对争执的内容的错误概念为基础的。
争执所在
发生争执的问题并不是战争是否不可避免，或者怎样把战争危险减至最少限度，或者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应当如何等等，虽然争执牵涉到这些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
归根结柢，争执是关于世界正在经历的历史时期的性质的，是关于为了促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能够和应当采取的行动的。
俄国人和同意他们的意见的人（包括大多数亚洲以外的地方的共产党的领导）认为，我们时代的压倒一切的问题是战争或和平问题，与此相比，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他们说，如果发生热核战争，文明本身将被毁灭，或者无论如何将倒退几百年，即使不是几千年，而现在似乎在向社会主义国家招手的光明前途将被葬送。
另一方面，如果战争能够避免，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在十年或二十年内将会明显地表现出来，整个世界将不可抗拒地被吸引到社会主义阵营来。
根据这种分析得出的政治路线主要强调三个目标：
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裁军和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
例如，这些目标不仅被看作是适宜的，而且被看作是实际上可以达到的，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新纲领就是这样看的。
这是一个必须经常记住的极为重要的特点。
社会主义阵营中发生争执的并不是这些目标是否适宜，而是这些
目标能否实现，而能否实现取决于现实，而不是取决于愿望。
战争与帝国主义
中国人强调支持和平共处政策，我们在对陶里亚蒂的第1篇回答中读到：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向支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
（《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我们还读到：
“社会主义没有对抗性的社会矛盾……根本不需要、也不允许进行向外扩张的战争。
世界战争绝不会由社会主义国家挑起。”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但是他们同样强调他们坚持认为，帝国主义并不赞成和平共处，帝国主义充满了对抗性的社会矛盾，进行扩张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本性，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世界战争。
这些的确是列宁主义的一部分最根本的原则，这些原则已经为历史所充分证实。
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于帝国主义冲突引起的，而且“战后十七年的历史表明，各式各样的局部战争就一直没有间断过。”
（《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单单从1960年到1962年这三年中，中国人就举出了约莫二十次局部战争或帝国主义侵略行为。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他们根据严格的逻辑得出这样的结论：
“要消灭一切战争，达到‘没有战争的世界’，这只能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制度，消灭一切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制度之后，而不可能在这之前。”
（《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抱有别的看法就不是列宁主义，而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认为第3次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更不意味着中国人认为世界将在一场热核浩劫中毁灭。
在这些问题上（这些问题不同于完全禁止战争的问题）他们是十分乐观的。
他们的推理实质上是这样的：
正如头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帝国主义丧失了大片土地和众多的人口一样，第3次世界大战将最后把帝国主义从地球表面上消灭掉。
如果能够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战争的力量有效地动员起来，并且使帝国主义者相信发动另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自杀，就能够使他们不敢发动世界大战。
关于原子战争，中国人认为，既然“核武器的秘密早已不能垄断，你有核武器，不能禁止其它国家也有核武器。
你有导弹，不能禁止其它国家也有导弹。
帝国主义者妄图用核武器毁灭对方，实际上也就是把自己放在被毁灭的地位。”
因此，“我们历来认为签订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协议是可能的。”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他们指出，“历史上已经有过禁止具有巨大破坏力的武器的先例。
1925年，各国在日内瓦达成了关于禁止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就是一个证明。”
但是，防止第3次世界大战或禁止核武器的问题当然完全不同于完全禁止战争的问题。
完全禁止战争只能在帝国主义完全消灭之后才有可能实现。
诚然，如果帝国主义本性改变了，或者如果帝国主义本性正处于改变过程之中，这个结论就不再是有效的了。
但是中国人认为，帝国主义发生的变化，特别是老的殖民帝国的衰落并没有改变这个野兽的本性。
美国继承了以前占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衣钵，在“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在全世界推行扩张的政策。”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但是这并没有影响这个体系的矛盾。
相反地：
“美帝国主义者建立世界霸权的政策，也必然加剧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新老殖民主义者之间对于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争夺，加剧美帝国主义者同其他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
这种斗争关系到帝国主义的切身利害，在这种斗争中，帝国主义的一方对帝国主义的另一方是毫不留情的，它们之中的一方总想扼死竞争的另一方。
美帝国主义者和它的伙伴们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采取极端反动的镇压和欺骗政策。
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义不容辞地、理所当然地采取同情和支持的政策。
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政策。
这两种政策的矛盾不能不在这些地区明显地表现出来。
现代修正主义者对这些地区的政策，实际上是为帝国主义政策服务的。
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策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政策的矛盾，也不能不在这些地区明显地表现出来。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些地区的人口占资本主义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
这些地区革命浪潮不断高涨的事实，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新老殖民主义者之间争夺这些地区的事实，突出地反映了这些地区是资本主义世界各种矛盾的焦点，也可以说，是世界矛盾的焦点。
这些地区是帝国主义链条中的最薄弱的环节，是目前世界革命风暴的
主要源泉。”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裁军的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显然认为，任何真正裁军的可能性小到几乎可以说是没有，的确小到几乎不值得谈这个问题。
在毫无疑问是他们重要的理论性文件的《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中，只是在“战争与和平”一章中的一个地方谈到了裁军，而且很快就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
“老机会主义者考茨基认为，‘战争是军备竞赛的产物’‘如果自愿就裁军问题达成协议’，这就‘消除了最严重的战争原因之一’。
列宁对考茨基和其他老机会主义者这类不从社会制度、剥削制度去观察战争根源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曾经给以尖锐的批判。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去销毁一切武器。
无产阶级无疑会做到这一点，但是这只能在那个时候，决不能在那个时候以前。
’社会发展的规律只能是这样。
现代修正主义者不能用历史的、阶级的眼光去说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所以，他们总是笼统地谈和平，笼统地谈战争，不区别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
有人企图使人相信，实现了全面彻底裁军，压迫者手里没有武器，人民的解放就会‘无比地容易’。
我们认为这是乱说一通，是完全脱离实际的、本末倒置的。”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对裁军的可能性作这样低的估计并不意味着中国反对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建议裁军：
不这样做将是放弃一个有效的宣传武器。
但是中国人显然认为，依靠裁军作为促进或保证和平的手段是没有意义的。
战争的威胁并不来自军备本身，而是来自帝国主义，而且只能通过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来对付这种威胁。
因此苏联的政治路线集中于为争取和平和裁军而斗争，而中国的政治路线集中于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如何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怎样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呢？
中国的答案是必须在各级以各种可以使用的方法来进行。
但是由于像我们所看到的，他们认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不发达国家是“帝国主义锁链中最薄弱的一环”，因此他们自然得出结论，认为同帝国主义进行胜利的斗争的关键在于这些地区的各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
由于这是中国态度的真正核心和他们同苏联发生争执的中心问题，似乎需要充分说明他们的看法：
“这样的形势，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当代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支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因为这种斗争，对于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在一定意义上说来，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斗争结果如何为转移，要以能否取得这些地区的革命斗争的支援为转移。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革命斗争是不可压制的，斗争是必然要爆发的，在这些地区的无产阶级的政党不去领导它，就必然脱离人民，无从取得人民的信任。
在这些地区的反帝斗争，无产阶级有着极其广泛的同盟者。
因此，这些地区的各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都必须站在斗争的最前线，高举反帝和民族独立的旗帜，善于组织自己的同盟者，组织反帝反封建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揭穿帝国主义者、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各种欺骗，把斗争引向正确的方向，使斗争逐步地得到胜利，使各种斗争的胜利能够得到可靠的保证。
如果不是这样，革命斗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也是不巩固的，胜利的果实就有可能落到反动派的手里，而使自己的国家和民族重新受帝国主义的奴役。
人民在革命斗争中被出卖的事例，在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是不少的，中国1927年的革命失败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
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也必须站在支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的最前线。
这种支援，在实际上，同时就是帮助欧美各国无产阶级自己的解放事业。
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想摆脱资本压迫的灾难，想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灾难，如果不取得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对自己的支援，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此，帝国主义宗主国内的无产阶级政党，有倾听这些地区革命人民的呼声、研究他们的经验、尊重他们的革命感情、配合他们的革命斗争的义务，而没有任何权利在他们的面前倚老卖老，摆老资格，摆老爷架子，指手画脚，像法国多列士同志那样傲慢自大地轻视他们，说他们‘年轻、缺乏经验’；
更没有权利以社会沙文主义的态度，诽谤、咒骂、恐吓、阻挠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
应当了解，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导，帝国主义宗主国内的工人政党，如果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采取不正确的立场、方针和政策，那末，它们对于本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斗争事
业的立场、方针和政策，也不可能是正确的。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力支援，是保障社会主义国家不受帝国主义侵犯的一支极重要的力量。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这些地区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应当热烈同情、积极支援，而绝不能采取敷衍的态度，民族自私的态度，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更不能容许采取制止、阻挠、欺骗和拆台的态度。
获得了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必须把支援各国民族解放斗争和人民革命斗争，当作自己神圣的国际主义义务。
有人认为，这种支援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只是一种单方面的‘负担’。
这是很错误的观点，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必须了解，支援是双方面的，是相互的：
社会主义国家支援了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反过来，各国人民革命斗争也支援和保卫了社会主义国家。”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因此，不发达国家的革命运动是十分重要的反帝斗争中的决定性因素。
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正确地领导这些运动，以防止遭受中国革命在1927年所遭受的那种严重挫折。
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左派必须了解和支持这些运动。
最后，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尽一切可能支持这些运动，这不仅是一个国际团结问题，而且也由于这是削弱它们的死敌的最好办法。
对于前途，中国人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
他们说：
“现在世界各国人民面临着一个大好形势。
这个形势，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对于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都是非常有利的，只有对于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对于侵略势力和战争势力，是不利的。”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曾在似乎是不可克服的劣势下成功地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派进行了斗争。
他们认为，现在的条件已有利得多，世界上其他被压迫和被剥削人民是同样能赢得胜利的。
和平竞赛与和平过渡
这一切丝毫不意味着中国否认或低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进行的经济竞赛所取得的胜利作为促进世界革命的一个因素的重要性。
他们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所显示的优越性，正在给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以极大的鼓舞”。
他们还带着赞同的语气引列宁的话说，“现在，我们主要是用我们的经济政策去影响国际革命”。
但是他们接着说：
“但是，列宁并没有说苏维埃国家的建设可以代替世界各国人民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
苏联四十多年来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任何国家的革命和制度的改革，都是本国人民自己的事情，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政策，并不能够改变其他国家的社会制度。
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政策，就有可能改变整个世界各国社会制度的面貌，建设一个能够满足人们的一切愿望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究竟有什么根据呢？”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换言之，中国的立场是，和平竞赛可能激励非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但决不能替代它们的革命。
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如何？
中国人支持莫斯科宣言（1957年）和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莫斯科声明（1960年），这两项文件都说这种和平过渡是可能的；
但是他们显然并不对此寄以很大希望，并且认为完全依靠和平的斗争方法是极其危险的。
他们说：
“如果和平过渡能够实现，这自然是符合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利益的。”
但是“可能与现实，愿望与能否实现愿望，究竟是两回事。”
此外，到目前为止，“历史上还未有过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先例。”
更重要的是：
“即使能够用和平的方式取得政权，也还要准备立刻应付外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反革命武装叛乱。
共产党人应该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艰苦地积聚革命力量上，准备在必要的时候迎击资产阶级的武力进攻方面，而不应该片面地强调和平过渡，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上面，否则就必然麻痹无产
阶级的革命意志，在思想上解除自己的武装，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陷于完全无准备的被动的局面，以至葬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因此，归根结柢，和平过渡问题被认为涉及反帝斗争。
这是对社会主义在今天的世界上采取的政策进行的一切有意义的讨论的起点和终点。
但是，能够进行一场像中国人主张和支持的坚决的反帝斗争而不挑起具有种种灾难性后果的第3次世界大战吗？
核武器和纸老虎
中国人对这一问题的答复没有详加说明。
他们实际上只是说，反帝斗争有助于保卫和平，而不会挑起战争。
下面的这种推论大概是这一信念的基础。
对游击战和其他形式的人民斗争来说，核武器是完全用不上的，而这些形式的斗争必然是帝国主义和革命力量在不发达国家的冲突的主要形式。
杜勒斯提出的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对革命提供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而要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大规模报复”的主张是一种自杀的办法。
甚至杜勒斯本人也未能在奠边府战役时说服美国政府实行这种主张，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对任何向它们发动的进攻进行报复的力量与时俱增，这种理论在今后付诸实践的可能性更小。
与此同时，革命斗争由于使一国又一国获得解放因而会削弱帝国主义，这种过程将使这个体系的一切矛盾加剧，最后将为在母国中心推翻这个体系创造条件。
这种推论看来可能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尽力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革命斗争；
反对中国的人事实上指责中国人采取这种立场。
为了对这种指责作出估计，人们必须了解和考虑中国的两个大加宣扬的论点——“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关于“纸老虎”的论断实际上不过是以比喻说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最没有疑义的前提之一：
世界范围资本主义的没落及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都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从历史的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制度的卫士是无能为力的，他们是纸老虎。
这就是应当在战略上藐视的敌人。
“战略上”这个字眼，在这里是指“归根到底”、是指“整个来说”。
因此，
“战略上藐视敌人”和“纸老虎”这两个论断结合在一起，只是马克思主义者长期以来对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所说的那番话的中国说法：
不要被你们的压迫者的貌似强大的力量吓倒；
他们的命运已经由历史决定了；
现在就投入战斗，加速他们的灭亡和你们自己的解放。
吃人的老虎
可是这一切同实际上的战斗的进行——中国术语中的“战术”方面——根本是两回事。
在这方面不存在要藐视的纸老虎。
根据毛泽东的理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有两重性。
“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
可是这仅仅是他们的本性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
（英文版《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第一四一页，引用毛泽东的话）而这些真的吃人老虎是必须在日常战斗中与之搏斗的老虎。
因此原则是：
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更具体说来这意味着什么，当然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可是这肯定不是不负责任的冒险主义的药方，而且历史表明，中国人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同任何其他大国一样审慎。
他们坚持解放台湾的无可置疑的合法权利，他们没有为此采取军事步骤，甚至没有去占据沿海岛屿，尽管这些岛屿被用来作为进行破坏和间谍活动的根据地，他们容忍在中国国土上存在香港和澳门这两个殖民地，等待“时机成熟的时候”来解决这些问题；
美国报刊一再指责中国在老挝和越南进行军事干涉，这种指责看来是毫无根据的；
对例如阿尔及利亚和古巴这样的远隔重洋的国家，中国人给予革命力量以道义上的充分支持并且提供了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经济援助，可是注意避免采取会被认为是挑衅性的行动。
与此同时，当他们感受到中国本身遭到了直接威胁或攻击，例如1950年在北朝鲜和1959年起在印度边界上，中国人就毫不犹豫地为自卫而猛烈反击。
那么在去年10月古巴危机时中国人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难道不是挑衅性的么？
如果是中国而不是苏联同美国针锋相对，那么全世界不是就有被卷入一场热核战争烈火的大好机会了么？
中国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断然否定的。
首先，他们强烈反对把导弹运入古巴；
他们认为，这只是让美帝国主义抓住把柄的冒险主义行动。
对美国进攻古巴起遏制作用的真正力量必然是古巴人民誓死战斗的意志、世界舆论的谴责、拉丁美洲的愤怒；
而对于这些遏制力量，导弹只能起有害的作用而不是有益的作用。
其次，中国人肯定不反对撤走导弹。
他们反对不同古巴人商量而撤走导弹、反对同意由联合国进行单方面视察，总之，他们反对牺牲另一个国家的主权来同帝国主义做交易。
在这一切之中，没有一点表明中国方面奉行冒险主义政策或好战的政策。
相反，显而易见，如果毛泽东处在赫鲁晓夫的地位，首先就不会有导弹危机，古巴危机如果发生的话，也会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形式。
改良呢还是革命
在中国人和他们的对方的争论中还有另一个突出的争执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同无产阶级革命对立的“结构改革”的问题。
对凡是读过从前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间的“大辩论”的文件的人，特别是读过列宁1917年和1918年写的《国家与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两本著名的著作的人来说，这次新的交锋听来是非常熟悉的。
正如列宁当年认为在当时有十分急迫的意义的国家与革命问题上恢复和再次阐明马克思的真正学说是他的首要职责一样，今天中国人认为自己有责任向“现代修正主义者”提醒列宁本人所说过和坚持的论点，并且证明他们的“新”思想实际上一点也不新，其与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背道而驰，正如半个世纪以前考茨基的思想与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背道而驰一样。
在这篇文章里不准备讨论陶里亚蒂（以及西欧其他各种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理论家）现在所提倡的“结构改革”论。
在这篇文章里，只要指出中国在这些有争论的问题上的立场是严格的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够了。
列宁的衣钵
的确，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说，在双方争执的所有问题上，中国人的论据在精神上是纯粹列宁主义的，即使说在形式上不总是如此的话（老虎，不管是真的还是纸的，毕竟不是俄国的特产）。
相形之下，俄国人和他们的追随者毫无疑问就是中国人把他们刻划的那样的现代修正主义者。
这就说明了整个争论的最突出的方面之一。
由于一些我们在这里只能稍稍触及的原因，赫鲁晓夫和他的一伙非常需要披上列宁的意识形态外衣。
他们突然地贬黜斯大林的做法打断了苏联发展的连续性，并且在一定的意义上也使他们自己的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受到怀疑。
因此他们需要往回头去想办法，而且确是这样做了，他们企图显示他们自己是列宁的真正继承人而斯大林是个骗子，借以确定一种更根本的连续性。
因此，赫鲁晓夫式的做法就是一有适当的机会就推崇列宁，而把斯大林贬到万籁无声的监牢里去，甚至在斯大林确是列宁的忠实门生的一些问题上，或者在斯大林的权威可能对赫鲁晓夫极为有用的问题上，也这样做。
现在中国人站出来了，他们以万分确凿的证据证明：
赫鲁晓夫的思想和以这种思想为依据的政治路线根本不是列宁主义的，而且事实上与列宁在苏维埃国家刚诞生前后所集中火力批判的那批人的思想和路线有更多的共同点。
赫鲁晓夫和他的一伙假如能够回答中国人，能够言之成理地证明列宁的真正解释者是他们而不是中国人，那是一回事。
但是要这样做，显然是毫无希望的：
同中国人进行任何说理的辩论只能是害多于利。
结果是他们连篇累牍地曲解和歪曲中国的立场。
中国人被加上的罪名有要通过世界大战来推进社会主义事业，鼓吹和实行冒险主义的外交政策，煽起还不成熟的暴动，对他们自己国家之外的情况无知，如此等等、诸如此类。
所有这一切指责都是虚构的，任何一个知道过去不久的历史和肯于读一读中国的有关文件的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辨别出来。
因此，苏联领导方面为了不让本国人民知道事情的真相，就不得不把中国人对自己所受到的指责的答复压下来不发表。
中国的政策是发表辩论双方的材料，俄国的政策是只发表一方面的材料，两相对比就很能说明这场辩论本身。
（这种情况中一个最可悲的特点是：
像赫鲁晓夫和陶里亚蒂这样有能耐的领导人，且不去说那些次一些的人物，居然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抛到九霄云外，而采用了最陈腐的实用主义。
但是这个问题太大，限于篇幅无法讨论这个问题——原注。）
中国人对他们的对手说：
“你们既然肯定我们的文章是错误的，何不将这些错误文章通通发表出来，然后逐条予以批驳，以便在你们自己国内的人民中间能够引起痛恨，痛恨那些被你们称之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邪魔外道’呢？
你们为什么不敢这样做呢？
为什么要封锁得铁桶一般呢？
你们怕真理。”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天哪，很难想出别的理由了。
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
这个争论自然涉及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问题。
即使在第三国际时代，没有任何会员党会想要对苏联的领导提出公开挑战的时候，中国人也是悄悄地照自己的办法行事的；
在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他们直接抗拒了斯大林关于参加蒋介石所控制的联合的劝告。
如斯大林本人后来所承认的，他们是对的，他错了。
由于有了这些经验，中国人惯于处于少数地位，从来没有被苏联万无一失这种理论压倒过，这些事实有助于说明他们目前的立场。
中国人认为，所有的共产党都是平等的，任何一个党都不能擅自对其他党发号施令。
这并不排除一个党自愿听从“指挥棒”，如果它愿意的话（“指挥棒”这个字眼是他们指苏联路线的婉转说法），但是没有一个党必须这样做。
对所有党具有约束力的唯一路线是诸如大家签署的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这些文件中所确定的路线。
（由于每个党都随心所欲地解释这些文件，显然实际上他们所承担的遵守义务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另一方面，虽然俄国人放弃了对独一无二的领导权的任何要求，却争辩说所有的党都应当接受多数的意见。
中国人否认这一点。
他们说，重要的不是多数，而是真理；
采取坚持真理的原则立场的少数终于将成为多数。
在他们那方面，他们毫不怀疑，他们代表真理，时间对他们有利。
至于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他们既然一定要闹，他们就闹下去吧。
群众是会给他们做结论的，历史是会给他们做结论的。”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保共中央委员会的声明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08月01日发表声明。
声明摘要如下：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研究了苏共中央委员会1963年07月14日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以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06月十四的信件。
我们代表保加利亚全体共产党员表示完全赞同苏共中央的信件，并且无保留地支持其中所阐述的见解和观点。
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对于最近几年来由于中共领导人离开两次莫斯科会议共同通过的路线而引起的、以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一方同中共领导为另一方之间的分歧表示十分忧虑。
这些分歧最初是由于中国同志在1960年04月公开发表的小册子《列宁主义万岁》而表现出来的。
这一本小册子包含了反对1957年莫斯科会议宣言的一系列论点。
我们曾希望，这些分歧通过同志式的交换意见将能得到克服，但是中国同志的行动却造成使这些分歧加深的严重危险。
1960年莫斯科会议进一步加强了兄弟党的团结，并且曾希望，中国领导（它的代表在声明上签了字）放弃自己的错误概念。
但是，正如后来表明的那样，中国领导人只不过是表面上同意声明。
他们实际上是耍了花招，以便不陷入同其余共产党完全孤立的境地。
莫斯科会议之后，中国领导人继续攻击宣言和声明所确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
他们对坚定地遵循这条路线的兄弟党发动了公开的斗争，开始组织和支持一系列国家中的各种派别集团和反党集团。
中国代表们企图把自己的教条主义观点强加于国际民主组织，并且力图使它们的队伍分散。
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重新讨论争执问题的必要性。
我们曾对苏共和中共进行会谈的协议表示满意和欢迎，并曾期待会谈会导致现有分歧的消除。
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委员会发表和散发今年06月14日信件以及采取一系列其他分裂活动，给会谈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给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对伟大列宁的党、对它的中央委员会和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杰出的活动家与和平战士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对苏共第20次、二十一次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苏共纲领进行了就其内容和语调来说是毫无根据和不能容许的指责。
这封信对各共产党和工人党、对它们的政策和争取伟大共产主义事业胜利的斗争进行了侮辱性的影射和攻击；
诽谤性地指责它们背叛整个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害怕帝国主义者，从组织上和精神上解除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武装，诸如此类等等。
中国共产党领导在给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件中公开企图抛弃莫斯科会议制定的总路线，而把自己非常错误的观点当作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来代替它。
因此，中国领导人的建议归结起来不是要制定一条总路线（因为这一路线已经有了），而是要修正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制定和一致通过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目前的这条总路线。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同志声称他们站在莫斯科会议的立场上，他们为实现这些决议的革命精神而斗争，有什么价值呢？
我们坚定地站在两次莫斯科会议的立场上，认为在我们时代的各种矛盾中间，主要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中国同志的立场是：
我们时代的主要矛盾是民族解放运动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的主要力量是民族解放运动，这是根本错误的。
中国同志实际上否认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首先是苏联的决定性作用和它所奉行的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正确政策，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他们采取这种立场是否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者硬要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唯一保卫者角色归于自己？
这不是试图把民族解放运动同它的主要支柱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吗？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同志之间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也有着深刻的分歧。
他们提出口号：
利用战争来永远消灭一切国家的资本主义，使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各国人民要付出的代价是亿万人的牺牲，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成就的巨大破坏。
中国同志毫不犹豫地建议付出这种牺牲。
但是这种论断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背道而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革命是工人阶级、人民群众的事情。
中国同志在自己的信中轻视甚至无视争取裁军的斗争。
他们宣布说，普遍裁军是不能实现的；
它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胜利以后才有可能。
中国同志炫耀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论点。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实质上也只是编造宗派主义的公式，并用左的词句加以掩盖，歪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文件，随心所欲地指责苏共和其他兄弟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中国同志自己方面，尽管也谈和平与非和平的途径，但是他们实际上是否认社会主义革命的和平途径。
谁要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武装形式，他就是站在改良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
谁要是否认社会主义革命的和平形式，并鼓吹武装起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唯一形式，他就是站在左倾机会主义、冒险主义的立场。
中共领导在这个问题上正是散播这种立场。
保加利亚共产党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进步舆论一道，完全同意苏联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对斯大林个人迷信及其有害后果所作的深刻的有原则的斗争。
中国领导人在这个极其重要的原则性问题上来了个急剧的转变，并扮演了个人迷信思想和政策的保卫者和宣传者的角色，继承了个人迷信的工作与领导的制度和方法。
但是，他们把被实际生活所抛弃的个人迷信理论和实践强加于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努力是徒劳的。
我们不能同意中国同志的观点，即：
由于斯大林有功，就应该避而不谈斯大林的严重错误，甚至他的罪行。
各个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威信是应该巩固的。
但是，他们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而进行的忠实的活动对于巩固他们的威信具有最大的作用。
中国领导人遵循其教条主义的概念，抛弃了体现在苏联共产党纲领里的有关发展苏维埃国家为全民的国家和有关把苏联共产党变成全民党的观点。
但是他们的论据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在苏联的社会里，不存在任何使得有必要保留无产阶级专政的剥削阶级和集团。
一切社会主义国家里的国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要沿着这条道路发展。
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证实了苏共第20次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路线的生命力，同时也揭穿了中国领导人方面的公开维护个人迷信是站不住脚的。
中国领导人在当代基本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在他们的旨在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实际活动中得到了继续。
他们在口头上声称要维护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而实际上采取破坏这个团结的措施。
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实行的是导致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联系的方针。
在对我国的关系中，中国领导人也采取了缩小彼此互利的经济联系的措施。
保加利亚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交流迅速增加，而最近二至三年来，我们同中国的贸易由于中国同志的过错，缩减了大约五分之四，这使我们的国民经济受到了损失。
中共领导为了在人民面前为自己的限制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的政策辩解，目前正在宣传“自力更生”的理论。
他们以这种理论来对抗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国际分工、协作和专业化，并且提出实际上是建立自给自足经济的主张。
中国领导人对下列事实甚至不敢提一个字：
为了在社会主义互助、平等、互不干涉内政和尊重主权原则上进一步团结社会主义阵营，苏共特别是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之后进行了巨大的积极的活动。
他们绝口不谈苏联给予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无私的兄弟般援助，而这种援助是社会主义共同体的相互关系的核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苏联那里获得了多得多的援助。
但是，现在，中共领导向苏共和苏联发动了令人愤怒的攻击，指责它们是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靠损害别的国家来为自己谋利。
这是多么荒谬。
中国领导人就是这样忘恩负义地对待苏联给予和继续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巨大的兄弟援助。
这不能不引起每个共产党人、每个正直的人的愤怒。
中国领导人不断地重复，他们争取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争取确定兄弟党之间的正确关系。
但这只不过是烟幕，其目的是以此来掩盖他们的真实活动和迷惑不明真相的人。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组织中进行着派别活动。
中国领导人指责说，苏共把自己置于其他党之上，干涉它们的内政。
这种指责不能不在它们的队伍中引起极大的愤怒。
这种指责是对兄弟党的不公正的诬蔑。
事实表明，不是苏共，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企图把自己置于其他党之上，自封为它们的监护人，总想教训它们，对它们的活动进行最粗暴的干涉。
这一点近来表现得特别明显。
在这方面有许多众所周知的事实。
中国领导对保加利亚共产党也有类似的表现。
中国同志对我们党和我国采取了不友好和傲慢的态度。
应当如何评价下列事实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索非亚大使馆不尊重我们党和我国的主权，不经我们有关机构的同意，非法地在保加利亚散发中国共产党今年06月14日的信件。
中国代表在我国的这些举动和其他类似的举动，不能看作是别的，只能看作是旨在破坏我们党的团结的粗暴的派别活动，看作是对我们党内生活的粗暴干涉。
中共领导在反对修正主义的形式下，公开号召共产党和工人党内部的分裂。
只有那些不珍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只有那些走上了派别斗争道路的人，才会这样做。
我们怀着愤怒的心情驳斥中国同志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对苏共的诬蔑。
中国领导的立场不能看作是别的，只能看作是蓄意唆使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去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其目的是继续利用他们作为中共领导的错误观点和行动的代言人。
中国同志对南斯拉夫采取主观的、预谋地否定的立场。
我们认为，不能像中国领导人对待南斯拉夫的做法那样，肤浅地评价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
不妨着重指出，七、八年以前，中国领导人不否认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
而在后几年里，那里的社会主义阵地巩固了。
显然，他们现在采取这种立场是由于想要诋毁奉行同南斯拉夫接近的路线的苏共和其他党所执行的政策，阻挠南斯拉夫同社会主义阵营关系正常化的过程。
保加利亚共产党今后仍将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一起为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团结一致而作出一切努力，将继续积极地促进克服同中共领导的分歧。
但是，这不光是取决于我们。
这主要取决于中国领导人的行为和行动。
遗憾的是，他们至今大力一贯地、顽固地继续采取其有害的行动，继续执行其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路线。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于1963年
08月02日举行了扩大会议，作了决议。
决议摘要如下：
中央委员会赞同并批准以卡达尔同志为首的党政代表团在苏联就国际工人运动问题所表达的立场。
中央委员会认为，中共中央1963年06月14日的信件武断地解释和粗暴地歪曲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并且毫无根据地指责那些根据声明精神而斗争的各国兄弟党。
中央委员会宣称，它完全同意苏共中央1963年07月14日的公开信，因为在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形势问题上，这封信表达了今天唯一可能的、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并为实践证实了的立场，针对中共中央毫无根据的攻击，捍卫了共产主义运动共同的列宁路线。
中央委员会认为，卡达尔同志在表示赞同苏共中央1963年07月14日的信件时，表达了党和人民的立场。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第1书记卡达尔在布达佩斯匈苏友好大会上的讲话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第1书记卡达尔08月
05日在布达佩斯匈苏友好大会上讲话。
讲话摘要如下：
对苏共中央07月14日公开信，我们也表示了态度。
我们说，我们匈牙利共产党人完全同意苏共的观点及其公开信的观点。
我们拒绝中国领导同志的立场。
我们首先是由于原则信仰而拒绝它，因为我们认为，中国领导同志最近时期所公开的态度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而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
我们也由于实践的原因而拒绝和谴责中共领导人的立场，因为我们同列宁一起主张，社会主义革命永远不需要空洞革命口号，任何一个能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的日常实际行动也要比一百句空洞革命口号值钱。
我们谴责中国领导人的派别活动方法。
他们到处，只要是有可能的地方，都企图在某些兄弟党内进行破坏活动。
我们深深谴责这种做法，因为它不是共产党之间讨论问题的办法，它不会带来好处。
同中国同志的争论并不是从昨天开始的。
但是过去这个争论并没有公开。
老实说，我们这些拥护团结的人的手在某些方面是受到束缚的。
我们表示了最大的耐心，因为我们不想使争论深化下去，我们想不要让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意见扩大到群众中去。
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中国同志错误地理解了我们的做法。
他们千方百计散布自己的意见和观点。
现在情况不同了。
如果中国想争论，那我们就放心地同他们争论，因为我们相信，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真实、清楚地告诉全体党员和人民，那末我们的党员和人民一定会支持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而不是支持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立场。
中国领导同志当然需要理解几件事。
例如，除了原则上的分歧意见之外，他们还必须知道，中国兄弟党从人数上来说虽然是个大党，但他们应该了解，中国党的范围到哪里为止，其他国家工人阶级政党的范围从哪里开始。
中国领导人不要把对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工作接管过去，因为这样做不会有任何好处。
他们应当把这件工作交给根据我党党章规定选举出来的、有权利做这些工作的组织——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来做。
遗憾的是，在国家关系方面，我们同中国同志也有过一个小冲突。
大家都知道，中共中央06月14日的信当时在匈牙利没有公布。
因为在匈牙利印发其它党的什么文件和何时印发这些文件，是匈党中央的事。
我们还认为，我不是收信人，而根据起码的礼节，也应当由收信人来确定何时和如何同发信人进行争论。
但是，中国领导同志“及时地”印制了相当数量的匈文译件，并且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就大力散发。
这时，我们的外交部根据这种时候习惯的做法召见了有关的中国外交官并要求他们停止这样做。
我们的中国同志回答说，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这是对主权与内政的很独特的解释法。
中国同志可以确定在他们的国家散发什么，至于在匈牙利散发什么，这是匈牙利的主权范围内的事，这永远应当由有关的匈牙利部门来确定。
因为这是匈牙利，而不是中国的内政。
在几年前，我们党和人民为了恢复人民共和国的合法秩序，恢复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同1956年反革命暴乱进行了斗争。
这是斗争的主要问题。
但是，我们不仅反对了修正主义和反革命事件的爆发者，而且反对了个人迷信和个人迷信所意味着的一切：
违反社会主义法制、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脱离人民与生活。
这是斗争的内部逻辑和规律。
我们反对了非法案件的实践，没有根据的经济计划和个人迷信的一般有害残迹。
我们的任务仍然是为党内生活和匈牙利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为不断发展和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而进行工作。
今天，谁以个人迷信和个人迷信方法的辩护者身份出现于国际工人运动，谁就休想指望我们，因为我们党和人民觉得个人迷信已经足够了，再也不希望看见它了。
在反个人迷信斗争同时，我们也为社会主义建设、人民和平与福利斗争。
苏共二十大——正如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所肯定的——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有利的影响。
在这次大会上，苏联同志宣布了战争可以避免的马克思主义论点，任何人都可以看看，在这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和平得到了维护吗？
得到了。
共产主义世界在这以后更强大了吗？
是的，更强大了。
帝国主义削弱了吗？
不言而喻。
一系列的人民从殖民主义压迫下解放了出来。
新的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而且还不是在随便某一个地方，而是在西半球，在美帝国主义者的邻近地方。
这是不可辩驳的事实。
现在对有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也有争论。
争论当然是可以的。
我们对南共纲领的某些论点，也同南斯拉夫同志有争论。
但是不管怎样，我们应该走理智的道路。
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是我们的邻居。
我们既然能努力同美国建立正常关系，那么我们不就更应当努力同在我们旁边的、交界的、人民有共同命运的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建立更正常更睦邻的关系吗？
如果我们不看这些暂时的分歧意见，那么今天世界上不管怎样，是存在着十四个社会制度基础是社会主义的国家。
这是件伟大的事情。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全会的公报
德国统一社会党于1963年07月29日至30日举行了中央全会，全会发表了公报。
公报摘要如下：
哈格同志就中国共产党领导执行的反对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的声明和反对苏联共产党政策原则的政策作了报告。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07月14日公开信得到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和预备党员的一致赞同。
我们同苏共、苏共中央及其第1书记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兄弟般地连结在一起，并且谴责中共领导对光荣的列宁的党及其领导同志的诽谤。
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开始的创造性地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阶段，即克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以及消除其有害的后果，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高涨的根本出发点。
这一新阶段在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会议的文件中、在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以及第6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中得到了继续。
共产党和工人党在一九五七和1960年莫斯科会议一致协议的——就是说也得到中共赞同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已经证明是完全正确和卓有成效的。
以苏联为首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不断扩大了它在世界上的影响，并且首先通过它的始终一贯的和平政策以及迅速的、势不可当的经济发展，使世界力量对比变得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和平。
因此，我们谴责中共领导人谋求修改这一条总路线的行动。
以光荣的苏联共产党为首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把争取和平、拯救人类使其不遭受原子灾难的斗争看作是自己的头等任务。
它们努力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和普遍彻底裁军。
要实现社会主义就需要和平。
如同我们在我们的纲领中指出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坚信，只要人民群众全力以赴，就能够维持和平。
德国统一社会党坚决反对中共领导人的论点，他们不承认在最终消除帝国主义以前有防止世界战争可能性的论点，低估原子战争的危险，对各国人民的命运采取轻视和不负责任的态度。
我们党坚决地进行反对西德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斗争，并按照莫斯科声明和宣言，把争取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斗争、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进一步加强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经济竞赛，看作是以最小的牺牲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实现社会进步的主要途径。
接受中共领导人的宗派主义政策，就是给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增加困难。
中共领导人的左倾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概念，他们的派别和分裂活动，他们对苏共和我们党进行诽谤的方法，他们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公开袒护以及把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的做法，给争取和平、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带来损害。
我们对中共领导采取这一立场感到遗憾。
但是我们认为，应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在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基础上克服现有的意见分歧，从而维护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
我们有共同的目标——社会主义，有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

一些兄弟党是怎样跟着指挥棒攻击中国的
编者按：
从今年07月14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以来，有一些兄弟党的领导，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跟着苏共领导的指挥棒，人云亦云，采取发表决议、声明、讲话、文章以及其他方式，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
本来，只要看了苏共领导和苏联报刊是怎样诽谤和攻击中国的，就可以知道这些兄弟党的领导会说些什么。
虽然如此，我们仍然选择他们的一部分决议、声明、讲话和文章，摘要发表，并且希望读者耐心一点，把它们读完，看看这种诽谤和攻击是多么不像样子。
捷共中央委员会的声明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07月19日发
表了《捷共中央委员会对苏共中央致苏联各级党组织
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的声明》。
声明摘要如下：
苏共中央的信与我们党的观点和路线完全一致。
因此，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表示毫无保留地赞同它的结论和正在最大限度地为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团结作出贡献的列宁的党的做法。
最近几年，中国同志们开始随心所欲地和不正确地解释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通过的文件，以图用自己的路线代替这些文件所表达的战略和策略原则，甚至于将这一带有错误倾向的路线强加于其他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06月14日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是这种活动的顶峰。
中共中央的这封信同苏共中央今年02月21日和03月30日致中共中央的信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
苏共中央的这两封信是从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巩固，以求加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的共同斗争的愿望出发的。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坚决拒绝中共领导对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列宁主义政策，对已在莫斯科会议文件中固定下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的攻击。
中共中央为了达到使苏共政策声誉扫地的目的，不惜进行煽动、歪曲和诽谤，将苏共及其他兄弟党从来没有宣扬和坚持过的说法与观点加在它们头上。
中共的全部论据以及关于非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态度的指责，都是建立在这些说法与观点之上的。
中国同志们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即似乎他们有权垄断对宣言与声明的革命原则的解释。
与此同时，他们对这些文件中所表达的原则进行歪曲，或者根本上予以拒绝。
他们力图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这些文件的革命精神是他们的创作。
但是必须真实地指出，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议上千方百计地阻挠会谈的进行，力图不惜一切代价地贯彻其错误的主张，只是当他们在强行自己的错误观点方面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其做法被兄弟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坚决拒绝的时候，才在文件上签了字。
同时令人吃惊的是，现在中共中央正在将自己曾在会议上受到尖锐批评的某些错误观点强加在其他党头上，从而颠倒了真理。
中共进行攻击的目的，完全是为了降低苏共在国际革命运动中的先锋队作用，并把自己说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纯洁性的主要捍卫者以及为争取自由、独立和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的被压迫民族和劳动人民的最高保卫者。
中共中央在06月14日信中毫不犹豫地起来为受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谴责的个人迷信进行辩护，这使我们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劳动人民十分愤慨。
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共中央曾对苏共在这一问题上的原则性做法表示赞同，而今天，在已经充分证明克服个人迷信时期的不健康现象对整个发展发生了极为良好的影响的时候，他们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立场。
在第20次代表大会以后，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生活中的列宁主义准则的恢复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复兴过程，正是社会主义及其对世界事务的影响的进一步高涨的基本条件，正是近几年来争取世界和平和进步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基本条件。
我国全体人民在自己的生活中也体会到了第20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意义，这次代表大会的良好影响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
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里，情况也是如此。
中国同志们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纯洁性的捍卫者，但事实却是无情的。
他们维护个人迷信的做法只是证明了他们停滞于旧的阵地，脱离了生活。
我们坚决拒绝中共中央试图在国际革命工人运动中推行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路线。
这条路线绝不会导致反帝战线的加强，而是导致反帝战线的削弱。
在充分尊敬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的同时，对于中共领导目前在国际范围内在和平与战争问题、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问题、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和发展问题以及世界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上的主张和做法，只能评价为是对反帝统一斗争战线的分裂主义行为和危险的冒险主义。
其证明就是下述活动：
中国代表们在国际民主组织中的分裂主义活动，他们建立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分裂的闭关自守的组织、竭力将苏联代表排除出这些组织、使这些组织脱离开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革命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甚至反对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其中也包括捷克斯洛伐克亚非人民团结委员会的代表——哪怕仅仅作为观察员参加今年02月初在莫希举行的第3次亚非团结大会，并且威胁说，如果我们的代表作为正式观察员参加，他们将退出大会。
新华社布拉格分社，以后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布拉格大使馆本身，在我国领土上散发了与我们党的观点相违背的材料。
中国的代表们不尊重我们对于这种行为的抗议。
中国的代表们同样也在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土上大量散发了中共中央今年06月14日的信。
他们甚至在布拉格机场上不加区别地把这封信散发给所有的旅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尚在北京《人民日报》刊登这封信的同一天，就这样大量地、以这样的速度在我国散发这封信，证明这是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反对我们党的行动。
这种行为是对我国主权的大国主义的藐视，是对兄弟党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的破坏。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却把我们党反对中国代表们的这种行为的正义措施，说成是破坏捷中关系，这真是奇怪的逻辑。
真正令人遗憾的是，中共中央把与苏共中央和其它兄弟党的意识形态的矛盾也推广到国家关系上来了。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关系上的做法，给包括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从1961年起，由于中国的代表们的过错，在相互贸易关系中发生了急剧的下降。
尽管我们通过给予中国方面各种有利条件以求保持和提高换货额的努力，1963年贸易总额降低为1959年的百分之十六弱，我国的出口额甚至降低到不及百分之十。
中国同志们同样在各种借口之下，也把我们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内的相互关系降低到最低限度。

巴西的共产党总书记普列斯特斯的文章
巴西的共产党总书记普列斯特斯在07月26日出版的巴西的共产党机关刊物《新方针》周刊上发表题为《巴西共产党人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的文章。
文章摘要如下：
虽然1957年的宣言重申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并确定了它们活动的共同原则，对这些原则的解释和执行却是有分歧的。
1960年04月，中国同志们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列宁主义万岁！
》，公开提出了他们对1957年宣言某些论点的解释。
这些分歧开始在国际性的群众民主组织中反映出来，影响了它们的活动，造成了损害。
有鉴于此，出席1960年06月举行的罗马尼亚工人党第3次代表大会的各兄弟党代表团，出于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关怀，接受了苏联同志的建议，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讨论。
这次会议通过了一项一致的决议，决定在同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全体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巴西共产党人从会议准备阶段开始就参加了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工作。
这次会议经过长期讨论后一致通过了两个重要文件：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
达成了新的团结，相对地停止了公开辩论，这令人们满怀希望，期待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可能逐步消除在若干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并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已经出现的矛盾求得解决办法。
然而，苏共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恶化，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竟猛烈的攻击苏共及其领导人，苏共不得不在它的第22次代表大会上公开谴责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违反1957年和1960年决议的行为。
巴西共产党人及时地研究了这个问题，并同意苏共采取的态度，希望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放弃他们的错误观点。
中国同志们不同意苏联同志采取的态度，并在二十二大的讲坛上声明，这种态度危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因此，中国共产党同苏共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大多数之间的关系大大地恶化了。
中国同志们开始散布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对苏共及其领导人的攻击，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最广泛地阐述他们对1957年和1960年两个文件论点的解释。
这种面局到了1962年10月加勒比危机的时候变得更加严重了，因为中国同志们不同意苏联的作法。
中国同志们认为，把火箭核武器运入古巴是冒险主义的错误，而为了换取美国政府不对古巴进行军事侵略的保证把上述武器撤出古巴，是对帝国主义投降。
巴西共产党人支持苏联同志的立场，因为他们保卫了古巴革命，同时也挽救了世界和平。
在一系列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接二连三的发生了更加激烈的冲突。
在这些代表大会上，中共代表团维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有几次，例如在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还公开批评了代表大会采取的政治路线。
因此，分歧就更加恶化了。
帝国主义力图利用这种局面，在许多国家内，共产主义的叛徒和敌人加紧进行派别活动。
鉴于这些事实，鉴于有必要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赫鲁晓夫同志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6次代表大会上，代表苏共中央建议停止公开辩论，以便激动的情绪能平静下来，并在经过必要的准备后，有可能召开全体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
经过双方随后多次信件往还，苏共和中共取得了必要的协议，同意举行两党代表之间的预备会谈，这次会谈已于本月05日在莫斯科开始。
我们已经说过，巴西共产党人对辩论中的主要问题有自己肯定的看法。
关于现时代的特点的问题，分歧的产生是由于有人低估了第2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形势上发生的深刻变化。
不能认为，现时代的特点只是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的时代。
现时代的基本内容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斗争的时代，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灭亡和殖民体系崩溃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时代。
正如1960年的声明所说的：
“我们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在帝国主义阵营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其特点是它的产生并不是同世界战争联系在一起的，而是发生在两种制度竞赛和斗争的情况下。
帝国主义已经不能和四十年前一样为所欲为，已经不能阻止历史向前发展。
当代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世界战争已经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和平力量能够挫败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
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改变。
然而正如1962年10月侵略古巴的企图所表明那样，世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是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直接相关的。
和平竞赛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
假如说，在19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和平共处的政策帮助了年青的苏维埃国家从资本主义世界取得了它迅速发展经济所必须的合作，那么在我们的时代里，和平共处的政策就为一切争取民族解放和争取进步的人民展开了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取得无私的经济援助可能性。
另一个分歧很激烈的重要问题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
目前的世界力量对比越来越有利于社会主义，由此而出现的新条件使得人们可以认为不经过起义或内战而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性，这是对无产阶级比较有利的。
在争取积极的解决、争取结构改革和争取民主自由的过程中积蓄力量，在一定的条件下、在目前国际局势的形势下也可能导致革命的变革，而不需要发生武装起义和内战。
这一过程，尤其在我国，并不排除而是意味着会在城市和乡村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而且往往是十分激烈的冲突；
意味着统治阶级的镇压机器逐渐失灵，使得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转到人民方面来。
这一切都有力说明了争取结构改革和争取民主的斗争深刻的积极意义。
有些人认为，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可能存在“多数”和暂时“少数”，这种看法是修正主义的表现，我们坚决反对这种看法。
它只能导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取消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所依据的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
在我国人民进行斗争的具体环境下，我们应当反对妨碍我们执行我们的政治路线的两种倾向。
宗派主义倾向不承认我们的主要打击对象应当是帝国主义及其国内代理人；
对反动和投降主义力量以及民族资产阶级不加区别；
看不到统治阶级这两个阶层的矛盾，不利用这些矛盾来进一步展开反对帝国主义和大庄园制度的斗争，发展群众运动，为成立民族主义民主政府创造有利的条件。
右倾机会主义倾向把工人阶级和人民力量的立场同统一战线中的资产阶级阶层的利益绝对的等同起来；
看不到同民族利益有连系的资产阶级的妥协动摇的两面性，不对这一资产阶级阶层执行的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妥协的政策进行经常的斗争。
我们提请我国全体共产党员注意警惕目前出版《工人阶级报》的反党集团的活动。
这些人利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来进行他们的分裂活动。
北京电台广播他们的某些社论使他们受到鼓舞，这种作法是违反我们同中国同志中间存在的友好关系传统的，我们已对中共领导机构提出我们对此感到的诧异。
巴西共产党人忠于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原则，将善于保卫自己队伍的团结反对任何分裂的态度。

意共中央全会决议
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63年07月举行了全体会议，全会通过决议。
决议摘要如下：
意共中央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贾恩·卡洛·巴叶塔同志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前问题所作的报告。
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断然驳斥中共以越来越激烈的情绪和越来越专横的语调所表明的态度，这种态度要不是表现为明显的歪曲，就是具有对共产主义运动以对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的忠诚并以普遍的历史经验为基础制订出来的斗争战略路线进行公开攻击的性质。
中央委员会重申，不能怀疑作为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的基础的那些革新原则。
这些原则意味着对已为形势所证实的新事物以及对世界范围争取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可能性的重要认识。
这些原则就是：
战争不是必不可免的，和平共处制度和走向社会主义与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的可能性，以及在苏联和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消除斯大林时期的后果。
这些原则实质上已为1957年和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所确认。
这些原则在和平政策中、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取得的进展中以及在共产主义运动进行的斗争和取得的成就中，都是成功地得到了考验的。
这些原则是同我们党长期以来在意大利以及在国际上的政策考虑和政治行动完全符合的。
虚有其表地在原则上接受，而实际上却拒绝，或反对为争取实现这一路线和这种前景而采取的政治行动，是荒谬的，而且是应当受到谴责的。
正相反，所有的共产党都必须对这一路线有充分的了解，不断地和果断地使它得到发展，并为争取其实现而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
中国共产党企图使教条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方针得逞，使用了应当受到谴责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是以派系活动为基础并煽动派系活动的。
这种做法不仅损害了中国同志声称愿意维护的团结，而且实际上阻碍了研究、深入了解和辩论的过程，而由于共产主义和革命运动的高涨，新事物的出现以及这一运动在全世界面临的任务的复杂性，这一过程在今天是必要的。
我们党在它的第10次代表大会上和大会以后，已经有机会同中国同志公开讨论成为目前的分歧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政治斗争的根源的那些根本问题。
中央委员会现在号召全党，本着坦率的精神，坚定不移地从我们的立场出发，从我们所奉行的政策的经验及其制订过程出发，来进行一次深入而负责的讨论。
我们要进行的讨论、研究和斗争，其目的应该是更深入地体会和积极发展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的政策，其目的应该是使工人和民主力量为了在整个欧洲向前推进而采取一致行动；
我们应该通过讨论、研究和斗争，来防止任何可能产生的使斗志？
散或在目前的局势面前听任摆布的危险，同时有力地确认在建立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团结方面向前迈进的必要和可能性。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重要的是承认在客观实际中存在的共同点和分歧点，并以此为根据，来求得这样一种团结：
在缔造这种团结的过程中，能够更好地发扬各党的独立自主、思想上和政治上贡献的必要的多样化、不同立场之间的交锋和开诚布公的真正的争论。
意大利共产党将不放弃任何机会，将不放弃目的在于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维护和促进团结以及维护和促进国际群众组织的独立自主作用的任何倡议，来维护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共同事业胜利的斗争中的团结和一致。
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要求动员决心改造社会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全部力量，采取空前的一致行动。
中共领导人要我们放弃这种努力。
放弃这种努力，就意味着放弃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同时使社会主义力量不能成功地抗击敌人可能采取的暴力。
中国领导人指责我们的统一战线政策，对千百万劳动人民和非共产党民主主义者表示不信任，而这种政策却是确有成效的。
中国领导人对我们党和其他一些兄弟党所奉行的政策所采取的立场，实际上表现出他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对世界革命运动统一事业的贡献的无知和蔑视。
在宣扬被列宁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驳倒了的“不断革命”和武装少数派这一陈旧理论方面，可以更全面地看出这种损害不可或缺的群众行动的态度。
中国同志给自己的论点披上一系列一般的论断和列宁的引语，但是并没有考虑我们时代的性质。
他们甚至采用了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绝对格格不入的观点，这种观点导致：
不把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斗争建立在阶级原则的基础之上，而是把这种斗争建立在属于世界哪一部分和属于哪种肤色的原则之上。
他们集中火力攻击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久经战斗的队伍和国际主义态度的典范、光荣的苏联共产党。
中共领导人指责保卫和奉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共同通过的路线的兄弟党听从苏联的“指挥棒”。
这种反动派所惯用的诽谤只能使阶级敌人感到高兴。
他们不惜求助于破坏活动。

智共政治委员会的声明
智利共产党政治委员会07月20日发表声明。
声明摘要如下：
智利共产党政治委员会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根据最近几周的事态发展来考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于中国同志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立场的形势。
在这次会议上，听取了中央委员会负责教育工作的瓦尔多·阿蒂亚斯同志的报告。
此外，考虑了中国共产党06月14日给苏联共产党的信和国内外报纸的消息和评论。
政治委员会一致表示了忧虑，并对中国同志的信和他们的实际活动使分歧尖锐化一事深感遗憾。
政治委员会认为这封信第12点的提法是特别严重的。
这一点说：
“如果党的领导集团采取不革命的路线——根据中国同志的特殊见解——，使党变成改良主义的政党（根据同样的见解），那么，党内的和党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会代替他们在革命中的地位。”
这个提法实际上是名副其实地号召所有不走中国错误道路的共产党进行分裂。
尤其严重的是，与此同时还在被各国共产党开除的宗派分子以及雇佣分子和冒险分子的帮助下进行实际分裂活动。
这些图谋出现在我国人民民主的力量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进行艰巨的斗争并努力争取建立一个人民的政府的时候。
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的所有宣传机器企图从中国同志引起的局势中捞取好处。
政治委员会还证明，在中国06月14日的信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比以前更加公开地表示反对和平共处的政策了。
实际上，在这封信的第16点中最后认为，“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错误的”。
这个提法显然违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和原则性文件的条文和精神。
对智利共产党人来说，同样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世界只有一个抉择：
要末和平共处，要末热核战争。
所有共产党人的职责是争取和平、避免热核灾难和实行和平共处。
中国同志的提法是同这个职责相抵触的，因为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不是和平共处，那么这条路线必将是战争。
中国的同志们把一切坚决争取和平共处并以争取和平的斗争作为自己最高职责的共产党说成似乎它们限制群众的革命斗争，妨碍在各条战线上的反帝斗争。
这是一种污蔑性的提法。
各国共产党一面高举为和平而斗争的旗帜，一面日益强有力地在所有其他领域内开展阶级斗争，当然也展开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

法共中央政治局的声明
法国共产党政治局07月19日发表声明。
声明摘要如下：
在最近一段时期中，特别是在中共领导人06月14日的信件中，中共领导人公开地对包括他们自己的党在内的所有的党所同意的论点提出非难，同时，他们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和在国际民主组织内展开了分裂活动。
他们攻击和平共处这一根本性论点。
他们硬说我们不仅要在国与国的关系上实行共处，而且也要在帝国主义同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上，以及在同一个国家的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上实行共处。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争取全面裁军与和平的斗争的正确性提出非难。
事实上，他们否认，由于社会主义在一系列国家取得胜利、由于殖民地人民的解放、由于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发展，决定了世界上的新的力量对比，防止战争已成为可能的了。
他们似乎看不到由于热核武器的存在和积累而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使人们不得不就1960年声明所提出的两者之间作出抉择，即：
“是不同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还是破坏性的战争。”
一场世界大战将在几天之内招致数亿人的死亡：
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将变成放射能弥漫的荒芜土地。
人们是不会在这样的废墟上建立“真正美好的未来”，建立充满进步和富裕的、具有深刻人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
和平事业是同社会主义事业分不开的。
中共领导人要使人相信这样一种主张：
反对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斗争是同各国人民争取自己的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对立的。
过去四十年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驳斥了这种说法。
法国的工人和民主运动，有助于各殖民地人民解放运动的发展。
法国共产党从建立时起，就积极支持这些国家人民的所有民族解放斗争，特别是在摩洛哥、越南和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
中国同志利用“革命”的词藻，竟然把依据1957年和1960年决议而奉行的政策，说成是机会主义的和改良主义的。

波兰统一工人党机关报《人民论坛报》的社论
波兰统一工人党机关报《人民论坛报》07月十八
日发表题为《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以后》的社论。
社论摘要如下：
我们的党员怀着和苏联人同样的注意力和心情读了苏共中央就中共中央06月14日的信而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因为苏共中央信中所谈的问题与我们波兰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各国共产党人相关的程度并不亚于苏联同志。
我们完全同意苏共对以中共为一方同以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另一方之间的分歧产生的经过所持的观点。
我们支持苏共中央信中对这些分歧的实质所作的说明，我们支持谴责中共领导对苏联共产党的不友好和诬蔑性的攻击。
我们认为苏共中央向中国同志发出呼吁希望他们“走上消除分歧和加强我们的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真正团结的道路”是正确的，有根据的。
苏共中央认为自己有责任向党和人民说明，在中共领导与苏联共产党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之间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产生了根本的和深刻的矛盾。
苏共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认为，争取和平和防止世界性的核灾难的斗争是自己当前的首要任务。
可是中共领导认为，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不可能消除战争，和平共处是一种幻想，不可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原则，并且认为争取和平和和平共处的斗争妨碍革命斗争的发展。
这只不过是反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战争和和平问题上的共同路线，而不是别的东西。
由于中共领导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得出理论上的结论，所以他们轻视地对待争取裁军的斗争。
苏共中央正确地反对了这一点，指出，假如我们放弃争取裁军的斗争，就正是提供了向军国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投降的证据。
中国同志反对有力地体现在苏共最近的三次代表大会决议中的旨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路线的论据是说服不了任何人的。
中国同志指责苏共“忘记”了革命，因为苏共为和平而斗争，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提高它们的人民的福利而斗争，因为苏共为资本主义国家劳动群众的民主权利和切身利益而斗争。
苏共同时指出，中共对法共、意共、美共及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指责也是毫无根据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说，共产党人应该利用阶级革命斗争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切形式，包括和平的和非和平的。
中国同志在实质上否认了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斗争的和平形式的可能性。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革命进程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国家及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紧密的联合和合作是民族解放运动继续取得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
这是同列宁的关于工人阶级领导作用是反帝斗争胜利的一个条件、是最终把民族解放运动引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条件的学说相符合的。
但是中国同志却认为反帝斗争的决定性力量，不是国际工人阶级，而是民族解放运动。
这只能意味着把民族解放运动同国际工人阶级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相对立，而不会是别的。
苏共中央对中共领导人力图破坏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实际活动给以应有的批评。
中共领导独特路线的例子之一就是他们对阿尔巴尼亚问题的立场。
中国领导人在攻击苏共及其他党时特别注意南斯拉夫问题。
他们不顾事实地声称，好像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并要求把南斯拉夫从社会主义国家中驱逐出去。
仅仅根据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在某些问题上有自己的看法就不承认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主观主义的表现。
苏共的观点同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观点有非常重大的区别，但它不怀疑阿尔巴尼亚的社会主义性质。
我们曾多次声明，我们认为1957年和1960年会议所制定的原则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必须遵守的。
我们同意苏共中央的这种看法：
1960年的声明中已经正确地制定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
中共中央在自己今年06月14日的信中（我们已在《人民论坛报》上发表了详细摘要）试图把一个新的总路线强加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
我们支持苏共中央的看法：
这种试图是毫无基础的，是有害的。
如果接受这个总路线就等于背弃1960年的声明。

美共机关报《工人报》的文章
美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报》08月11日发表丹尼尔·梅森的一篇题为《中国的立场的实质是反对任何禁试》的文章。
文章摘要如下：
过去数星期以及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谈判期间和谈判前后的时日发生的事态，揭露了中国政府领导人之所以攻击苏共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共产党的真正的意思。
这样一个冷酷的肯定的事实已经暴露出来，中国政府领导人不希望有一个禁止核试验条约，也不希望别人采取其他任何在采取后有可能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行动。
他们准备破坏全世界的和平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团结来阻挡任何走向和平共处的步骤。
他们的立场的核心赤裸裸地表现在北京《人民日报》一星期前的星期六的一篇社论中，把他们的立场的本质揭示出来了。
中国政府领导人的发言人在那篇社论中猛烈攻击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是一个“大骗局，旨在束缚中国手脚”。
这个条约的目的是制止核武器试验，而且人们希望世界所有国家都将在它上面签字，这样一个条约怎么可能束缚中国实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任何正当的目的方面的手脚呢？
中国政府领导人在这种看起来令人费解的反对态度中看到自己同法国的独裁的戴高乐将军和以阿登纳总理为首的新纳粹分子和垄断资本家的西德政权连结在一起。
中国政府领导人显然感到恼火。
因为他们认为部分禁试条约对于加速核武器竞赛和他们自己的原子武器试验是一个障碍。
但是，情况却是，中国政府领导人代表了唯一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它不把部分禁试条约当作走向全面彻底裁军和和平共处的重大的第1步来欢迎。
他们的那种认为这个条约“旨在束缚中国的手脚”的论点，同美国的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之流的极右分子、参议员约翰·史坦尼斯之流的白人优越论者以及高级军官们所采取的观点极其接近。
这些和平敌人声称禁试条约将束缚美国的手脚，声称五角大楼将无法进行必需的核试验或发展新的原子武器，声称怎样都是不可信赖的俄国人将因而变得更强大。
中国政府领导人显然希望能自由地为一场核战争准备一个武器库。
正如上周末苏联共产党在《真理报》的一篇社论中所说的那样，中国政府领导人认为他们可以“在正义战争的崇高的革命口号掩盖下进行任何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赌博”。
中国政府领导人现在发现自己在禁试条约方面陷于孤立，感到非常恼火，而使他们把一切关于国际忠诚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门面话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他们甚至没有假托任何理论论证就开始了一次侮辱和诽谤苏联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以及反对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的宣传运动。
他们号召和阴谋推翻苏联政府并撤换不同意他们的危险路线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
但是中国政府领导人一面假冒伪善地诽谤和平共处的拥护者，一面肆无忌惮地破坏一切想要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起来的组织。
今年早些时候，他们企图削弱莫斯科世界妇女代表大会的争取和平的力量。
这种做法上星期初在广岛甚至表现得更加明显。
在那里，中国代表们破坏了日本反对原子弹和氢弹委员会组织第9届世界反对核武器代表大会的工作。
这次代表大会原定在08月06日开幕，那一天正好是二十万男女老幼在美国轰炸机在那里投下第1枚原子弹下丧生的十八年的周年。
中国人通过他们在日本委员会内的头面人物采取行动，他们的破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使那个组织最后不得不放弃了这次反对核武器的会议的发起者地位，而交给广岛分会自己去办。
数千名和平进军者同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的代表团一起在广岛汇集。
他们在就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协议达成的鼓舞下充满了希望，但是他们不得不在上星期日却被迫地听取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赵安博对禁试条约的诽谤，他把这个条约斥为“一个使反对核战争运动陷于瘫痪的阴谋”。
同时，中国政府领导人千方百计破坏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团结和效能。
在这方面，他们得到托洛茨基分子和共产主义的叛徒的支持。
他们用来粉饰他们的目标的那些左倾辞句，已经证明主要是对孤立的和思想混乱的、由于他们自己的失败而寻求迅速而不负责任的解决办法的知识分子有吸引力。

蒙古人民革命党机关报《真理报》的社论
蒙古人民革命党机关报《真理报》07月21日发表题为《苏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一致的热情捍卫者》的社论。
社论摘要如下：
近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诸如和平共处、战争与和平、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任务和发展、反对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的斗争、世界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战略和策略等切身重要的原则问题上奉行同苏联共产党和世界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完全相背的、危险的错误的政策。
苏联共产党同其他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起，为消除最初由中国同志所挑起的分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基础上统一思想作出了一切所能的努力。
但是，某些愚笨的死啃书本的教条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对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共产党、工人党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正确政策进行歪曲，颠倒黑白，制造出这些党所没有做过和说过的东西强加给他们，进行直接诬蔑。
这些人，恬不知耻的对由伟大的列宁所建立和锻炼起来，并最早给人类指出了新的道路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光明前程，领导、鼓舞和组织英勇的苏联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法西斯反动势力的斗争，在粉碎无产阶级的形形色色的敌人方面建立了伟大功绩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公认的先锋队——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共产党、工人党，以共产党人口中不能说出的话进行毫无根据的恶毒咒骂，说它们“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成为帝国主义帮凶”和“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等。
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贯教导，是否忠实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否为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团结一致而斗争，是否支持和帮助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被压迫的亿万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试金石不是冗长的咒骂和诬蔑，而是真正的客观行动。
在社会主义各国的发展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开创新时代的苏共二十大的决议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同时，苏共二十一、二十二大的决议，特别是苏共纲领，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华，是给苏联人民指出了建设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的杰出文献。
按肤色、种族和地理来区分世界所有共产党、工人党和所有共产党人的成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表现大民族主义、是分裂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极为有害的事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在非党的国际组织的会议上一再提出兄弟党之间在意识形态上有分歧的问题，进行了破坏团结的活动，苏共在公开信中，以事实揭露和坚决回击了中共报刊把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诬蔑为“盲从别人”、“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大杂烩”，甚至于说成是完全“跟着别人指挥棒行动”等诬蔑和诽谤。
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对于中国同志以冗长的革命词句来掩盖其对苏共和兄弟党及其领导人的侮辱和诽谤以及破坏和削弱团结一致的这种下流的行动，表示深切的不安和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