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农业科学实验的正确道路
在发展农业生产和建设现代化农业的伟大斗争中，我国的农业科学工作者肩负着一个重大的任务，这就是，从我国农业的具体情况出发，切切实实地加强科学实验工作，用越来越多的科学实验成果来加速农业技术改革，发展农业生产。
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的同志们，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个良好的成绩。
本报在05月25日曾经发表《盐碱地上好庄稼》的通讯报道，详细介绍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在河南新乡县研究盐碱地上的棉花和小麦保苗问题的成就。
今天报道的是同一个研究所，在湖南祁阳县研究低产田改良问题的成就。
这两个问题，都是当前我国农业生产中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逐步解决这两个问题，对于我国的农业增产，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更令人兴奋的是，这两项科学成就，都是科学工作者在农村建立研究基点，同地方科学技术干部和当地农民亲密合作，进行科学实验而取得的。
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他们深入农村，在生产第1线扎下据点，同群众一道进行试验，一道切磋琢磨，把自己的智慧和群众的智慧溶汇在一起，终于为农业增产找到了切实有效的科学措施，受到了广大群众的赞扬。
这个事实更有力地说明，我们的农业科学工作者在科学实验工作中，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就是科学工作者和群众相结合的道路，科学实验和生产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任何理论都来源于实践，实践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农业科学，归根到底是以农业生产实践为基础的。
我们要发展农业科学，就必须深入实际；
不但要深入科学实验的实际，而且要深入农业生产的实际，把这两种实践的经验密切结合起来；
而实现这个结合的最好的办法之一，是到农村去设立研究基点，同群众合作，去进行科学实验。
一般地说，科学工作者在实验室里进行的科学实验，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极其重要的实践。
实验室是科学工作者进行科学实验的一个经常的活动场所。
许多自然现象，只有在实验室里，借助于完善的设备和特定的条件，才能进行精密的观察和分析。
自然科学上的许多新的发现，常常是首先在实验室里得到的，工农业生产中的许多新技术，也常常是首先在实验室里试验成功的。
所以，没有实验室里的丰富的科学实践，就不可能获得理论概括所必需的系统的、全面的科学数据，因此也就很难作出科学结论和提高科学理论。
在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中，除了需要在实验室中进行研究以外，更重要的是依靠试验场。
因为农业科学的主要对象是植物、动物和土壤等等，对于这些对象的观察和研究，光靠实验室自然不行。
研究农作物，必须在一定的场地上，即试验场上，观察活的植物，观察植物生长发育的整个过程。
试验场可以说是实验室的扩大，也可以说是农业科学工作者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实验室。
但是，光靠实验室和试验场里的科学实验，仍然是很不够的。
因为实验室和试验场里得出的试验结果，或者是在将各种因素加以人工控制的条件下取得的；
或者是在代表性很小的场地上取得的。
而实验室和试验场以外的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形却比这复杂得多。
在实际生产当中，多种多样的因素错综地结合在一起，它们互相制约、互相影响，而又不断地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
为了使农业科学的研究成果更加符合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真正在农业生产上得到充分的应用和推广，就必须把实验室和试验场里的科学实践同广大农民的生产实践结合起来。
我们的农业科学工作者不但应当在实验室和试验场里从事辛勤的科学劳动，而且应当到农业生产的实践中去，熟悉生产实践的情况，考察生产实践的经验，同群众一起进行科学实验，这样获得的研究成果，才能卓有成效地为农业生产服务；
同时，只有这样做，才能在生产实践中检验科学理论，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农业科学。
总之，实验室、试验场、农村研究基点这三者，一般地说，都是进行农业科学实验所必需的活动场所，我们应当把这三方面的活动很好地配合起来，并且根据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研究对象、不同的问题，而有所侧重和选择。
农业科学研究工作是不是同生产实践合拍，是不是真能为农业生产服务，首先就看它的研究课题是不是“对路”，是不是准备回答生产实践提出的问题。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农业科学上可以研究的问题成百上千，如果在研究工作中不分轻重缓急，分散使用力量；
或者不抓住生产当中的迫切问题，结果就会浪费很多时间和精力，而不能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当然，这决不是说，可以不去注意研究农业科学上那些具有长远意义的理论问题。
农业科学上有不少理论问题，看来与生产的直接联系不大，但是这些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对于提高农业科学水平，对于从根本上改善农业生产的条件，却具有十分重大意义。
有些重大理论问题，甚至不是三年五载的研究就能彻底解决的，必须从现在起就投入相当的力量，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研究。
但是，研究当前我国农业生产的问题，毕竟具有更为迫切的现实意义，因此一定要拿出足够的力量去研究和解决。
同时，我们还应该明确认识，农业生产上的许多重大的关键问题，既是实际问题，也是理论问题。
大力研究当前生产实践所提出的问题，正是丰富和提高理论的重要途径，因为科学理论不是凭空来的，而是从生产实践和科学实践中来的。
我们不应该把理论问题的研究同生产上重大实际问题的研究截然分开。
拿盐碱地和南方丘陵区低产田的研究来说，我们的科学工作者经过三年的探索，对于这两种土壤的性质、发展变化以及它们同耕作、施肥等条件的关系，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规律性的知识，这些都是过去的科学文献上虽有所探讨、但是说得不够充分、不够具体的东西，因此，这两项研究工作的结果，不但会大大促进生产的发展，也将从理论上丰富我们的土壤肥料科学。
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人员在农村的科学实验工作中，遵循了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的一条原则：
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
不论是在研究盐碱地的新乡基点，还是在研究低产田的祁阳基点，他们一开始就很虚心地向农民群众学习，耐心地发掘和总结群众的生产经验，在这个基础上展开一系列的试验研究，于是很快取得了进展。
这个事实有力地证明了一个真理：
要真正发展我国的农业科学，必须把理论知识、实验室和试验场里的科学实践经验，同群众的生产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才能最有力地推动农业科学的发展。
一项科学实验，不仅需要理论的指导，而且在许多方面常常受着群众实践经验的启发。
我国农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这是一份宝贵的财产。
我们的农业科学工作者一定要珍视这些经验，把这份财产接受过来，去芜存菁，分析提高，作为发展我国农业科学的不可缺少的营养资料。
这样做，看起来比较费事，实际上却是发展农业科学的一条捷径。
农业科学工作者要积极推广科学研究的成果，使这些研究成果在农业生产上及时地发挥作用，同时也接受生产实践的检验。
这是使科学同生产实践相结合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关于农业科学工作者要不要参与示范和推广工作的问题，曾经有过争论。
有些同志怀疑：
科学工作者参加推广工作，会不会妨碍科学研究工作？
现在，土壤肥料研究所的科学工作者用自己的经验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们认为，科学工作者根据需要和可能，适当地参加研究成果的推广工作，不但不妨碍研究工作，而且有助于研究工作。
当然，这里需要明确的一点是：
科学工作者参加的推广工作，只能是跟他们的研究课题有关的推广工作，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做科学实验，而不是为了做农业技术推广站日常要做的事情。
农业科学院的土壤肥料科学工作者，在新乡和祁阳试验成功以后，就积极帮助当地生产队及时加以采用，他们把这叫做实验、示范、推广“三结合”。
这样做的结果，首先是使当地农民得到了增产的实惠，而更重要的是，使科学工作者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生产当中的复杂情况，检验自己的研究成果的正确性和适用的程度，这样，他们就可以根据生产实践的经验，进一步改进自己的试验研究工作，使已经获得的科学数据和科学结论更加符合实际，更加丰富和深化。
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说，科学工作者所做的这一部分推广工作，正是他们的科学实验工作在另一种形式上的继续。
这是实验室之外的另一种重要的科学实践。
这里，我们应当记住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里说过的话：
“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
科学上试验成功的东西，不但需要在实验室和实验场里反复检验，而且需要拿到生产实践中去检验，通过生产实践的检验来改进和充实自己的研究成果。
农业科学实验和农业生产实践相结合，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保证农业科学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促进研究单位的科学工作的发展，而且还在于吸引和推动广大群众和干部参加科学实验，使科学在广大群众中扎根。
在我们的国家里，科学实验不应该只是科学工作者的事情。
我们应当尽一切努力，使科学研究变成群众性的事业，使科学知识变成广大群众的财产。
我们的党教导我们说：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党的任务就在于领导全国人民深入地推进这三项运动。
从这点来说，农业科学实验同农业生产实践相结合、同群众相结合，就更具有深远的意义了。
当农业科学工作者深入农业生产第1线，在农村中撒下科学的种子，同农民一道进行科学实验的时候，当农业科学的新成就，在农民的生产实践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的时候，就会激起广大的干部和农民热爱科学，就会有更多的人参加科学实验，学会按照科学的要求来种试验田。
这里，也就给我们广大的农村干部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这就是：
认真学习科学知识，同群众一道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参加科学实验，养成严格的科学态度，使自己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密切联系群众、联系实际的优秀干部。
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加强科学实验同生产实践的联系，使科学实验和群众相结合，使我们的科学事业迅速繁荣昌盛起来，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刘主席周总理电贺阿联国庆
新华社22日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打电报给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纳赛尔祝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国庆。
电文如下：
开罗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总统阁下：
值此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国庆之际，我们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且以我们个人的名义，谨向阁下、贵国人民和贵国政府，表示热烈的祝贺。
祝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人民在建设自己的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
祝中国和阿联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指导下，日益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3年07月22日
新华社22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打电报给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部长执行会议主席阿里·萨布里祝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国庆，电文如下：
开罗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部长执行会议主席阿里·萨布里阁下：
在贵国国庆的时候，请接受我的诚挚的祝贺。
阁下今年04月对我国的友好访问，有助于我们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人民愿意同阿联人民一起，为亚非人民的团结和亚非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竭尽自己的努力。
祝阁下在致力于国家建设和维护世界和平和奉行和平中立政策的活动中取得新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3年07月22日

刘主席电贺埃塞俄比亚国庆
新华社22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今天打电报给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祝贺他的寿辰和埃塞俄比亚国庆。
电文如下：
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海尔·塞拉西一世皇帝陛下：
值此陛下寿辰和贵国国庆之际，我谨向陛下和贵国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祝贵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
祝陛下身体健康。
祝中、埃两国人民的友谊日益增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1963年07月22日

招待我出席世界妇女大会的代表团
何香凝举行茶会
赞扬代表团在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
新华社22日讯
全国妇联名誉主席何香凝今天下午举行茶会，招待出席世界妇女大会归来的中国妇女代表团，赞扬她们在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并且表示慰问。
茶会上，何香凝同杨蕴玉团长、区棠亮、郭建、吴全衡副团长和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向她们问好，并且同她们亲切谈话。
何香凝赞扬中国妇女代表团在莫斯科世界妇女大会上的活动很好地体现了中国人民坚持原则、加强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的正确立场。
她说：
“你们在大会上斗争得很勇敢、很坚定，你们的斗争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人民和妇女的斗争，给予很大的鼓舞和影响，并且一定会得到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何香凝特意赠送代表团一幅她的新作的画“墨梅”，她并且在画上亲笔题词：
“冰霜雪压心犹壮，战胜寒冬骨更坚。”
（附图片）
全国妇联名誉主席何香凝举行茶会，招待出席世界妇女大会归来的中国妇女代表团。
图为在茶会后合影。
新华社记者　郑小箴摄

波兰驻华大使举行招待会
庆祝波兰国家复兴节十九周年
朱德委员长、陈毅副总理等应邀出席
新华社22日讯
波兰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耶日·克诺泰今晚在大使馆举行招待会，庆祝波兰国家复兴节十九周年。
朱德委员长，陈毅副总理，郭沫若、林枫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包尔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中波友好协会会长沈雁冰，以及其他方面的负责人和首都各界人士，应邀出席招待会。
克诺泰大使在招待会上致词，提议为波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顺利发展干杯。
陈毅副总理也在招待会上致词。
他提议为波兰人民共和国的繁荣、中波两国人民的友谊、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世界和平干杯。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

湖南浙江早稻产区传来增产喜讯
除遭受严重干旱的少数地区外收成都可胜过去年
据新华社长沙22日电湖南各地早稻次第黄熟，广大公社社员已开镰收割。
今年湖南早稻收割面积约比去年扩大百分之十。
来自各地的消息表明，全省除湘南部分地区因受严重干旱的影响，收成可能差一些外，大都可望获得丰收。
被称为“粮仓”的洞庭湖平原，今年的早稻普遍长得好，从已经收打的情况看，单位面积产量普遍高于去年。
一般估计是：
这个地区的早稻无论是总产量或单位面积产量，都将比收成较好的去年有所增长，总产的增长幅度将更大一些。
大多数丘陵地区的早稻生长情况也比去年好。
以善种双季稻著名的醴陵县，今年栽种的四十六万多亩早稻，普遍长得好。
目前，这个县的广大田野，到处传扬着丰收的喜讯。
为做到丰产丰收，颗粒归仓，各地在开镰以前从各方面进行了周密的准备。
湘阴、长沙等县的许多公社、生产队，根据需要组织了割禾、晒谷、犁田、插田等劳动小组，采取专班人马，流水作业，以加快收割进度，力争早插二季晚稻。
在抢收期间，各级干部纷纷深入田间，和社员一同劳动，协助生产队做好有关工作。
湖南早稻丰收是千百万群众在社会主义教育的推动下，依靠公社集体的力量，顽强战胜自然灾害的结果。
在插秧的时候，就碰上了阴雨低温，烂了不少秧苗。
为了保季节、保面积，广大社员千方百计赶泡谷种，调济用秧，终于按季节完成了插秧任务。
以后，许多地方又遇上了严重的春旱、夏旱，湘南地区旱情尤为严重。
这时，广大社员又在党的领导下，与干旱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许多社员说：
要不是公社力量大，要不是大家干劲冲天，今年的早稻丰收是不可能的。
新华社杭州22日电浙江省正在紧张收割早稻。
从各地已收的情况来看，除沿海少数遭受严重干旱的地区外，一般都比去年增产。
宁波、绍兴、温州和台州、嘉兴、金华等地区的不少县、社，早稻一开镰，就传来了丰收的喜讯。
金华专区十个县，从开镰收割以来，还没有发现减产的社、队，已经收打的三万多亩早稻，一般比去年增产一成左右。
季节最早的平阳县，第1批收割的三万多亩早稻，平均亩产量也都超过去年。
余姚县江中公社早稻平均亩产量预计可比去年增产三成左右。
在早稻收割中，各地都注意适时收割、细收细打。
许多地区的机关干部、城镇职工和暑假回乡的学生，都帮助附近生产队收割早稻。
温州、宁波等沿海地区最近曾受到第6号台风的影响，由于这些地区的各级干部在台风来袭前，就到生产队组织社员抢收，因此，早稻的收成一般都没有受到影响。

锡兰大使佩雷拉奉调离任回国
新华社22日讯
锡兰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阿尔温·伯纳德·佩雷拉奉调离任，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到机场送行的，有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俞沛文、第一亚洲司司长章文晋和副司长张彤。
各国驻华使节和锡兰驻华大使馆外交官员也到机场送行。

陈毅副总理接见巴西记者
新华社22日讯
陈毅副总理今天下午接见巴西里约热内卢《最后一点钟报》记者伊伏内·海恩夫人，同她进行了友好谈话，并且回答了她所提出的问题。
接见时，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胡耐秋在座。

陈毅同志　陆定一同志
接见被捷无理要求召回的新华社三记者
陈毅同志对黄振声、张毓芬、陆郝庆说：
你们为了增进中捷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相互了解，为了传播真理，做了许多工作，捷政府不喜欢你们，把你们赶走，他们的行动对你们的工作恰好是一个评价，说明你们工作得很好，很有成绩。
新华社22日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今天下午接见被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无理要求召回的新华通讯社布拉格分社社长黄振声（兼人民日报记者）、记者张毓芬（兼人民日报记者）和记者陆郝庆。
陈毅副总理和陆定一副总理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陈毅副总理说：
“我和陆副总理认为：
你们为了增进中捷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相互了解，为了传播真理，做了许多工作，捷政府不喜欢你们，把你们赶走，他们的行动对你们的工作恰好是一个评价，说明你们工作得很好，很有成绩。”
陈毅副总理还说：
“捷政府采取这种办法来封锁真理，是不明智的，真理是永远封锁不了的。”
接见时在座的有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梅益，新华通讯社副社长朱穆之、邓岗、石少华、穆青，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胡绩伟，以及新华通讯社编委会的其他成员。
（附图片）
陈毅同志陆定一同志和陆郝庆（前排左起第2人）、张毓芬（前排左起第4人）、黄振声（前排左起第5人）合影。
新华社记者　杜修贤摄

中共代表团回到北京新闻纪录影片今起上映
新华社22日讯
《邓小平、彭真同志率中共代表团回到北京》新闻简报特号，已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23日起在北京放映，不日即将在全国各地放映。
影片报道了参加中苏两党会谈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由团长邓小平同志、副团长彭真同志率领，于07月21日回到北京，在机场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五千多人热烈欢迎的情况。
影片中毛主席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机场与群众会见时的动人场景，充分显示出人们对敬爱的领袖的无比热爱。

为祖国工业成就而自豪
新华社记者　李伟庭
最近，香港七家商号举办了一次他们经销的国产机械工具的陈列会。
会上虽然只展出了我国的一部分机械产品，但在观众中却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
香港同胞说，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从这些展品中看到了祖国工业的飞跃进步，我们人人都感到自豪。
这次规模小而反响大的展出，从06月27日开始，原定展出十天，预期的参观对象主要是路过香港的华侨、各国及香港的工商界人士以及工程技术人员。
可是许多香港同胞渴望看看祖国机械工业的成就，不少工会、学校、社团都写信要求让他们的人前来参观，结果陈列会延期了四天才闭幕。
在展出的日子里，会场内经常挤满了工商界人士、工程师、技术工人、路过香港的华侨和外国商人，他们聚拢在自己熟悉的车床前仔细研究、观察，称道新中国工业的发展和进步。
印刷业人士对所展出的印刷机很感兴趣，很多参观者都拿了一张这架机器当场印刷的七彩《文姬归汉》剧照留作纪念。
工业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看了万能磨床、立式铣床等机床的操作表演后，对这些机床的质量、效能很满意。
一位用过国产六十三吋自动换梭织布机的工人说，用同样数量的原料，这种机器能比一般机器生产更多的产品。
有些工商界人士认为，展出的机器很适合在香港和东南亚地区使用。
据这个陈列会的主持人说，百分之八十的展品已为香港厂商和华侨购去，香港厂商和华侨另外还预订了数十台机床。
参观过陈列会的工业家们，都盛赞祖国出产的机械产品质量好，效率高。
香港一个棉织业团体的负责人说：
“这次陈列的机械不仅比过去进步，而且生产技术也有了很大发展”。
他指出，国产单梭织布机质量好，和西方国家的产品质量相同，但售价却很合理。
一家橡胶厂的负责人看了展出后，在留言簿上写了“可见进步甚速”六个字。
另一家橡胶厂的一位技术总顾问说，他的厂采用国产压延机后，今年胶鞋胶靴的平均日产量超过去年将近百分之七十，可见国产机器的性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一位购买过国产机器的香港商人概括了厂商们的观感，他说，国产机器有三好：
质量好、价格合理、交货快。
但是，由于旧中国落后的面貌长期烙印在一些华侨和香港同胞的记忆中，有些人并不是一开始就对国产机械抱有信心的。
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在参观时，经过管理人员同意，把一些展品拆开仔细观察后，才对质量表示满意。
一位来自菲律宾的华侨起先不相信祖国能生产这样好的机械产品，看了以后很受感动。
一家塑胶厂的负责人生动地讲出他自己的故事：
他开办工厂的时候，对祖国机器没有信心，向一家外国工厂订购了车床，但是这家外国工厂交货时间长，他等得不耐烦了，就买了一部大连出产的普通车床试试，结果出乎意料，效能很好。
后来向外国工厂订购的机床来了，对比一下，两者质量差不多。
这时他承认，中国机床好。
但是其他方面的机器是不是也一样好呢？
他仍有怀疑。
这次看了展出后，他信心更高了。
外国商人对这个展出也感到很大兴趣。
英国、西德、荷兰、丹麦、瑞士、巴基斯坦、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墨西哥等国商人在参观后，对中国能生产这样的机械和工具，感到十分惊讶。
一位西德商人说：
“中国出产的机械和工具质量极好。
当然，我们国家出产的机械不错，不过我们的机械工业已有悠久的历史，而中国在短短的时期里就能生产这样好的机械，这是很不容易的。”
巴基斯坦和澳大利亚商人也认为，中国机械工具的性能好，适合他们国家的需要。
祖国机械工业的这些成就，鼓舞了香港同胞和路过香港的华侨。
香港九龙巴士（公共汽车）公司一群工人参观后在留言簿上写了一首诗，表达他们的感受，这首诗写道：
“国产机械精，社会主义兴，自力更生好，前途定光明。”
另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行动不方便，听说有些祖国出产的机器在香港展出，就叫两个女儿扶着她来看。
看后她高兴地说，过去祖国连螺丝钉都要进口，现在能出口机器，真是喜出望外。
来自亚洲、非洲、美洲、澳洲的华侨七百多人，看后都增强了对祖国前途的信心。
一位来自北婆罗洲的老华侨赶到陈列会参观的时候，已经过了开放时间。
他因为第2天就要赶回侨居地，就同管理人员商量，结果被允许入内。
参观以后，他高兴地说：
“这是中国人的光荣！”
一位来自菲律宾的老华侨说，他不知道有这样的展出，不然就一定携同儿女前来观看。
一位参观者在留言簿上写道：
这一展出，又一次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英明正确，三面红旗的光辉胜利。

学先进首先要学先进思想
吾乐大队学习羊井底大队，开始成效不大。
后来，吾乐的干部以羊井底的干部作榜样，为集体事业带头苦干实干，做的劳动日比过去成倍增加，全队生产建设面貌很快起了变化。
据新华社太原电
学先进首先须学习人家的先进思想。
这是山西平顺县羊井底公社吾乐生产大队取得的一条重要经验。
吾乐大队学习本公社的先进单位——羊井底生产大队已经六年多了，开始学习的成效不显著；
以后吾乐大队的干部学到了羊井底大队干部武侯梨的先进思想，生产建设工作才起了显著的变化。
现在吾乐大队同羊井底大队差不多，在改造穷山方面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五千多亩荒山已栽种了四千多亩林木，其中山腰的二百四十多亩果树已快结果；
附近的山沟也修起了一道道谷坊；
乱石山沟已垫成了六十多亩好的河滩地。
人们已经把吾乐称为第2个羊井底。
吾乐大队离羊井底大队只有三里路。
吾乐的耕地比羊井底又多又好，过去从来看不起羊井底。
以后羊井底大队全体社员，在武侯梨的领导下埋头苦干。
到1956年冬，羊井底的粮食产量和收入比吾乐高了三分之一。
吾乐大队的社员看到羊井底大队超过了他们，心里很着急，开始模仿羊井底在荒山上造林防止水土流失等等，但效果不太好。
为什么羊井底能办成的事，吾乐办不成？
吾乐大队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议进行研究。
会上，有的说，羊井底的工作规划搞得好，事情安排得有条有理；
有的说，羊井底的领导干部分工分得好，事事有人负责，等等。
现在的副大队长王长富，那时还是个林业队长，他说：
“羊井底先进，是人家干部和社员的思想先进，特别是干部的思想先进。
大队长武侯梨带头实干，为了把羊井底闹好，连自己都忘了。
咱们想赶上羊井底，最根本的是该学习人家的先进思想，特别是咱们干部，应该学习武侯梨的实干精神。”
这之后，吾乐出了一个“二侯梨”，这就是王长富。
社员把他叫“二侯梨”，因为他和武侯梨一样，为了集体，带头苦干实干。
当时，吾乐订了个赶羊井底的七年规划（1957年——1963年），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例如要发展果树没有树苗，买树苗又没有那么多钱。
怎么办呢？
王长富一个人天不亮就扛上镢，带上干粮到几十里外的山里去刨树苗，他起早贪黑，七天刨回来一万五千棵树苗，缺树苗的困难克服了。
吾乐有一大片荒山要造林，但是刚开始，种下松籽就被乌鸦刨吃了。
王长富就在播树种的时候，到山上看一段时间，这下子可把群众感动了，大家赶快出主意想办法，把问题解决了。
王长富和武侯梨一样，把一切对集体有利的事都当成自己的事一样自觉地去做。
吾乐有块地叫赵洼，离村六里多，半路还要走一段山坡，过去谁都不愿意往那里送粪。
王长富就到那里去送粪。
结果他在前头担上粪筐一走，后面送粪的社员就跟上一串。
现在，往赵洼送粪的任务年年提前完成。
王长富和武侯梨一样大公无私。
前面说到他去刨树苗，他只让记工员给他记了七个劳动日。
但按定额要超过七个劳动日好多倍。
大队派他到太谷县去买枣树苗，路上要坐一整天汽车，队里给他旅途伙食补贴，他说：
“咱队穷，拉倒吧。”
带上点干粮就走了。
他还尽量少要大队的补贴工，去年他只让队里给他记了两个补贴工，今年他一个补贴工也不要了。
他的这些行动，对社员们影响很大。
上山栽树是件苦事，大家看见王长富为集体弄树苗，吃了那样的苦，就对王长富说：
“老哥，你的心我们晓得呀！
你放心，咱保证一棵棵都给种得好好的。”
结果真的种得很好。
干部们也把王长富作为标兵向他看齐。
干部们做的劳动日比过去成倍地增加，他们带头到困难的地方去。
这样，吾乐大队学先进赶先进的运动被带动起来，规划在逐步实现，面貌也很快的改变。
（附图片）
山西省昔阳大寨公社井沟大队第4生产队队长宋艾良，当队长七年来，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他因开会悞了工，总是自己少休息，起早搭黑多做几个工。
图为宋艾良（右）正在担肥下地。
新华社记者　董荣贵摄

慈溪细管棉田力争增产
浙江慈溪县今年种下的四十八万一千亩棉花，绝大部分比去年同期生长得好。
当前，各公社正抓住增产关键季节，加强培育管理，力争今年棉花大幅度增产。
慈溪县是著名的棉花高产区。
播种及时，前期的培育工作又比去年精细，给今年棉花增产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现在，慈溪县的一部分早花已经现蕾座桃。
目前，全县的棉田已有三十七万亩追施了肥料，普遍除虫三次以上，深中耕、高培土和整枝工作，也在加紧进行中。
　（据新华社讯）

新疆少数民族青年参观团畅谈访问内地观感
伟大祖国是各民族温暖的大家庭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22日电
到内地参观访问的新疆少数民族青年学习参观团回到新疆后，个个兴高采烈，热情地赞美伟大可爱的祖国和各民族大家庭的温暖。
这个参观团由九个少数民族的六十个青年组成。
他们在北京、鞍山、延安、唐山等地参观访问两个月以后，满载着汉族人民的兄弟情谊，分别回到了阿尔泰山区、伊犁河谷、帕米尔高原、天山牧场和南疆农村。
他们在返回新疆的时候，满怀激情地向新华社记者叙述了在内地访问的观感。
这个参观团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说：
我们参观团中很多青年从未离开过新疆，过去虽然知道祖国辽阔广大，但了解得不具体。
我们乘了五天五夜火车到达祖国的首都，大家站在雄伟的天安门广场上，感到非常兴奋。
首都“五一”之夜，灯火辉煌，到处是欢乐的人群，各族兄弟姊妹是那样的亲密无间，这一切使我们感到伟大的祖国更加可爱。
代表团的团员们还谈到，他们在首都参观时到处受到汉族兄弟亲切的欢迎和接待。
喀什一家百货公司的营业员艾买提阿吉说，他在北京参观清河制呢厂时，心里很激动，过去每年他都经手进出好多毛料，现在他同生产毛织品的汉族工人会见时，受到工人的热烈欢迎。
一个名叫阿西尔的青年，在鞍山钢铁公司访问了一个老工人。
他告诉老人，他是维吾尔族第1代钢铁工人，他谈到解放前新疆没有一根钢轨，没有生产过一吨钢材，如今有了火车和现代化的工厂矿山。
老工人听了很高兴，拍着他的肩膀关切地说，我们鞍钢工人都希望少数民族工人兄弟快快成长起来，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
新疆少数民族青年学习参观团访问了全国闻名的建明公社，看到一个偏僻的穷山村，由于社员们艰苦奋斗勤俭办社，如今已是家家有余粮，户户有电灯，受到很大鼓舞。
一位住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沿的维吾尔族青年托热甫库尔班参观后表示：
汉族人民能把穷山村建设成乐园，我们也一定能把沙漠改造成绿洲。
回家后我一定要学做一个王国藩式的公社社员。
在革命圣地延安，他们看到了党中央、毛主席住过的窑洞，听到了革命领袖领导革命、参加大生产运动的动人故事。
柯尔克孜族青年苏力艾来参观后说：
“我生长在新社会，以前只体会到新社会生活幸福、自由，党的民族政策正确，现在才了解到泉水有源。”

河北及时除治棉田病虫害
河北省各主要产棉区大力除治棉花病虫害，已经收到显著效果。
到目前，绝大部分棉苗的立枯病、炭疽病等病害已经消除，棉花蚜虫已经停止发展蔓延，有些地方已经全部消灭，棉苗恢复了正常生长。
今年，河北省一千多万亩棉花，播种质量普遍好于去年，出苗情况很好。
但是，到05月中旬，棉区气温升高，以后又因阴雨气温突然下降，致使大部棉田发生了立枯病、炭疽病以及蚜虫等病虫害。
一般棉田中百分之七八十的棉株都有蚜虫，部分棉田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棉株萎缩卷叶。
这种情况出现以后，各地及时展开了以除治病虫害为中心的棉田管理活动。
到目前，全省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棉田已除治过一遍，有些棉田已治过两三遍。
为了消灭立枯病和炭疽病，大部棉田已锄过了两遍，有的锄了三四遍并追施了肥料，对缺苗田进行了补栽。

湖北棉区开展夺高产竞赛
湖北省许多产棉区正在热烈开展夺高产的竞赛活动。
今年，湖北各地棉花都种得足、种得好，加上管理适时精细，棉苗生长一般良好。
为了把棉花生产水平提高一步，争取平衡增产，许多地区开展了竞赛活动。
荆州、黄冈、孝感、宜昌等专区先后在先进产棉区召开了棉花现场会议，通过参观评比，总结和推广了一些先进的棉田管理经验。
有些社、队在各地广大棉农开展的竞赛活动中，都把加强棉田管理，千方百计增蕾保桃做为重点。
当前虫害较普遍，各地就及时彻底治虫。
目前，一般都防治了一二次，有的三四次。
对一部分晚苗，各地采取快追肥、追好肥的办法，促使棉苗早发。
湖北棉区各地干部都同农民一道下田参加劳动，带头学习和推行先进技术。
荆州专区就有六万多名干部在劳动中带头学先进技术，使广大社员学会了治虫、中耕等方面的新技术。

科学实验在生产第1线
本报记者　廖道维　张效良
正是南方水稻地区进入大忙季节的时候，我们从湖南省有关部门听到了两件振奋人心的消息：
省农业部门的同志说，全省数百万亩名叫鸭屎泥的低产田，找到了由低产变为高产的有效办法，现在正在大面积推广。
省供销部门的同志说，过去不受农民欢迎，以致大量积压的化学肥料过磷酸钙，今年虽然再次增拨，仍然供不应求。
经过一番打听，才知道他们说的原来是一回事：
对付鸭屎泥田的有效办法，就是施用供销部门过去难销大量积压的过磷酸钙。
提出用过磷酸钙来“医治”鸭屎泥田这一科学措施的，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和湖南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等单位共同设立的祁阳基点的研究人员。
06月上旬，我们来到了基点工作组的驻地——祁阳县文富市公社官山坪大队。
在这里，社员们正在欢欣地运用新的科学研究成果。
多少年来，农民们因为鸭屎泥田的“坐秋”问题而伤透了脑筋，由于低产田的拖累而不能迅速提高水稻产量。
所谓
“坐秋”，是指水稻在插秧后一个较长时期内返青极慢，禾苗萎黄，禾根发黑，生长停止，严重的甚至大量死亡。
每逢水田冬干，来年一定发生这种“坐秋”现象，水稻就要严重减产。
现在，在往年老是“坐秋”的成百亩水田里，正生长着油黑茁壮的禾苗。
“坐秋”现象消灭了，只有在板木塘生产队特意留下做对比试验的那几丘田是个例外。
一天，我们和来自衡阳专区各县的农业技术人员一起，来到了板木塘生产队一丘稻田的旁边。
这丘稻田被几条临时做成的田埂分成许多块。
其中特别显眼的一块，稻叶枯黄，苗架矮小，有些禾苗正濒近死亡，这是没有施磷肥的结果，正在出现“坐秋”现象。
可是，在同一丘的其他几块田里，由于施过磷肥，禾苗茎叶茁壮，生气勃勃。
提起改良低产田的事，当地干部和社员一致称赞研究人员三年来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工作精神。
先做调查研究　先当群众学生
为了寻找改良南方水稻低产田的途径，1960年03月17日，研究人员来到了这个具有代表性的低产地区，以这里作为长驻基点。
他们分头住到各生产队里，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一面传授科学技术知识，帮助社员搞好当前生产；
一面广泛调查和观测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生产特点。
从调查中了解到：
这里的土质差、肥力低，全大队的四百二十三亩稻田，鸭屎泥和黄夹泥（也是一种土质较差的低产田）分别占水田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五和百分之二十七。
鸭屎泥田在风调雨顺的年成，每亩产量可达三四百斤，如遇冬天干旱，第2年便发生禾苗“坐秋”现象，一般每亩只能收稻谷一百多斤至二百斤，不仅当年严重减产，而且连续两三年也得不到好的收成，所以当地群众有“一年干冬，三年落空”的说法。
这是当地水稻产量不能稳定的主要原因，也是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关键问题。
于是，工作组决定把防治鸭屎泥田禾苗“坐秋”，当作研究改良低产田的首要课题。
怎样着手进行研究呢？
他们决定从总结群众对付“坐秋”的经验入手，和当地农民一道研究措施和原因。
基点的研究人员多次同老农举行座谈会，还经常个别访问老农。
经过深入的调查，他们得悉有些农民过去曾经采取过掺紫色沙土和施猪粪等办法，来减轻冬干田“坐秋”的危害。
但是，每亩需要三万多斤紫色沙土才能见效，而这种土还要到几里路以外的地方去取，需要很多劳动力。
这种办法要在大面积稻田里使用，显然是办不到的。
怎样找出更经济有效的措施呢？
他们进行了更广泛的调查访问。
一天，工作组的陈永安到祁东县白地市公社调查，在一个生产队里，看到在有好几十亩“坐秋”的鸭屎泥田中，独有一丘禾苗长得很好。
生产队长张玉宝说，这丘田每亩追施了二三十斤鸡鸭粪，禾苗很快就返青了。
张玉宝还说，过去把磨番薯粉和荸荠粉剩下的水，在每亩冬干田里施四五千斤，对防治“坐秋”也有成效。
陈永安心想，这些都是些含磷量比较丰富的肥料，鸭屎泥田冬干“坐秋”是不是由于缺乏磷素养分？
他觉得这个线索很重要。
随后，他又到祁阳山区的大村甸公社六合岭生产队调查。
老农徐贤琇告诉他，把陈砖土碾成粉末，施到鸭屎泥田里，效果很好。
这又是一种磷素养分较多的物质。
这两个公社的两个生产队的情况是不是有代表性呢？
在一个炎热的日子里，陈永安又翻山越岭，到山区的寺门前公社和老农座谈，听到老农们反复提到用骨粉沾秧根，能够防治冬干田“坐秋”的意见。
陈永安把农民的这些经验和工作组的同伴们一谈，大家又举出许多事实，证明鸭屎泥田冬干“坐秋”，可能是由于缺乏磷素养分所致。
接着，他们在基点的简易化验室里，对鸭屎泥的养分和性质进行了各种分析测定，同时把鸭屎泥运往北京的研究室，采用更精密的方法——原子示踪法进行研究测定。
这些分析测定，都证明缺乏磷素养分是鸭屎泥田“坐秋”和低产的原因之一。
从探索性试验到大面积试验
找出了“坐秋”的原因以后，他们在1960年夏季，采取了二十多种办法，针对“坐秋”田进行了试验。
经过施用过磷酸钙的禾苗，不但返青快，不“坐秋”，株高穗大；
而且磷肥用量较少，价格便宜，来源不缺，不花很多劳力，使用也很方便。
这只是小面积的探索性的试验，还有待于反复验证。
1960年冬季，官山坪大队遭到了严重的干旱，全队百分之九十五的水田冬干，群众根据多年的经验认为，来年必然会“坐秋”减产，焦急万分。
这时，工作组以历年“坐秋”现象最严重的板木塘生产队为重点，和生产队的老农、技术员一道，选择了两丘群众认为势必“坐秋”的冬干鸭屎泥田，在1961年春季插秧时，采取用过磷酸钙沾秧根等办法，先走一步提前插秧，秧苗插下后不久便提早返青，防止了“坐秋”现象。
随后又和群众一起选择有代表性的四十多亩冬干田进行对比试验（每丘田一半施磷肥，一半不施磷肥），反复验证过磷酸钙防止“坐秋”的效果。
结果证明：
冬干鸭屎泥田每亩施用十五至四十市斤磷肥，可以防止“坐秋”。
冬干田种早稻，施用磷肥比不施磷肥的要增产百分之三十三点二，冬浸田种早稻施用磷肥比不施磷肥的也要增产百分之十九点五。
当大面积的试验肯定了磷肥的效果以后，他们又考虑到在一块田里连年施用磷肥是不是仍然有效？
因此，在1962年和1963年又选择典型丘块进行了多次重复的田间小区试验，效果仍然很好。
进一步探求治本的办法
防治鸭屎泥田水稻“坐秋”的措施找到了，但是，这还是一个治标的办法。
究竟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改良鸭屎泥田的土壤，提高肥力呢？
这是工作组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1960年夏天，工作组组长江朝余沿衡祁公路往公社去开会，走到百丈塘时，看到一片鸭屎泥田，水色棕黄，一堆堆树木落叶已在田里沤烂，禾苗长得比一般田好。
很明显，这是腐烂的山青在起作用。
他想：
利用种绿肥来提高土壤肥力，是全国许多地方行之有效的好办法，这里的鸭屎泥田里种绿肥如果能长好，这对于改良鸭屎泥田会有好处。
回到大队，他便向许多有经验的老农请教。
老农说：
别的田可以种绿肥，这里的鸭屎泥田可不能种绿肥，因为种上绿肥，稻田就要冬干，而冬干又会造成来年水稻“坐秋”。
江朝余又把引种绿肥的想法和同伴们一起商量。
大家想到，“坐秋”现象现在已经能够用施磷肥的办法来防止，只要说明冬种绿肥的道理，群众不会再耽心冬干会造成“坐秋”了。
但是，在鸭屎泥田里种植绿肥能不能高产呢？
研究人员和队干部一起到种植绿肥的地区去学习经验。
1960年冬，便在一些黄夹泥田和少量鸭屎泥田里种上了绿肥。
果然，第2年春天，每亩一般收了鲜草二千多斤。
社员们反映：
种了绿肥的鸭屎泥田，犁耙时省劲了，泥团也少了。
1961年和1962年，他们又反复在鸭屎泥田里试种，施以适量的过磷酸钙。
结果，绿肥高产，每亩收获五千七百斤。
同时，种过绿肥的田，增加了氮素，提高了土壤内速效磷含量，改善了土质，不但可以逐步提高土壤肥力，还为扩大复种创造了条件。
试种绿肥成功，同样给当地农民很大鼓舞。
现在，这个大队绿肥种植面积已由1957年的七亩扩大到去冬今春的一百零八亩（占总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五点六）。
祁阳县农业局副局长谢黎明告诉我们，全县的低产田地区，今冬也将普遍推广官山坪种植绿肥的经验。
反复试验得出科学结论
当然，他们取得上述的成果还是初步的，还有待于继续扩大和提高。
近两年来，在总结当地经验，防止“坐秋”和提高土壤肥力的同时，研究人员还精心地探索鸭屎泥的特性和引起“坐秋”的具体原因，以便做出比较完整的科学结论。
在访问期间，我们看到研究人员从田里掏回许多泥巴，放在瓶瓶坛坛里边，细心地测定各种鸭屎泥的养分情况和肥力变化。
这种泥巴冬干后为什么禾苗会“坐秋”？
为什么叫鸭屎泥而不叫鸡屎泥？
江朝余、陈永安、杜芳林等同志翻阅了各种有关杂志和书籍，了解到国内外对于“坐秋”这一类问题只有过一些零星研究，各家学者对“坐秋”的原因，有的说是缺硅，有的说是缺硫，有的则说是有机质太少，结构不良。
但是，我国南方丘陵地区水稻“坐秋”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在科学上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为了寻找这个答案，他们决心再到生产实际中去探讨。
陈永安和同伴们，一方面以鸭屎泥占总田面积百分之八十的板木塘生产队为重点，和农民一起，把全生产队的九十多亩稻田，按地形部位，肥力水平，泥质好坏和水利条件等情况，分成三种类型，逐丘建立田间档案，并选择其中的典型丘块，进行深入而经常的观测；
一方面又多方访问农民，寻找线索。
在黄家岭的一次座谈会上，老农邹兴富说：
“老辈子把这种夹泥田叫鸭屎泥是有来由的。
鸭子在排泄粪便时，屎和尿不混在一起。
鸭屎泥冬干后，泥团多，水和泥也不融和。”
还有一些老农反映：
冬干后的鸭屎泥，犁耙费劲，插秧时感到泥巴很紧，秧苗插下后，不易走根（不发根）；
还说，这种田不起泥浆，泥团多，下田好比摸“鹅蛋”。
老农的这些经验，对研究人员有很大的启示。
可是，“鹅蛋”到底有多少？
禾苗“走根”的情况又怎样？
却从来没有过科学数据。
1960年夏季的一天，陈永安和同伴们冒着酷热，来到一丘鸭屎泥田里，把一种特制的无底木箱，嵌入田泥中，取出一堆一堆的“鹅蛋”似的泥巴，用水洗净后，按照不同大小分成几个等级，又一个个地点数，一个个地测量。
最后，终于测定出在耕作层八千立方厘米的体积中，便有半径二三厘米至五厘米以上的泥团八十三个。
他们用小刀轻轻地破开泥团，发现泥团中的土粒干燥，排列紧密，不易化泥。
他们还特意采集了几个曾经在水里泡了五个月、半径四厘米的泥团进行观察，剖开一看，还有半径约一厘米是干的。
后来，发现这种泥团直到第7个月，才全部浸润而逐渐溶化。
为了验证不易“走根”的说法，对秧苗禾根扎入泥团的情况，也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发现栽插了二十天的禾苗，扎入泥团的根数还只占总根数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五。
根据农民提供线索进行的观察，同时在基点的简易化验室里和在北京的研究室里对鸭屎泥养分和性质进行的各种分析测定，终于初步找到了鸭屎泥的秘密。
这种田，土质粘重，磷素养分少，一经脱水冬干，土粒就凝聚成块，耙不碎，泡不散，形成大量外湿内干的泥团。
为什么泥团多的田就发生“坐秋”现象？
是因为有效磷素转化、释放少呢，还是因为这种田的水稻根系吸收磷的能力差，还是二者兼而有之？
这是研究基点上的科学工作者们正在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科学实验和生产实践紧密结合所产生的良好效果，引起了农民群众从事科学实验的极大兴趣。
他们自动地进行着各种实验，并且培育着大量的丰产田。
在第5生产队的田野里，我们看到女社员李元英正在一丘有着几条田埂的长方形稻田里仔细观察。
原来，这是她为了考察施用磷肥的不同方法，在生产队和其他社员的支持下，特意开辟的试验田，考察施用磷肥。
祁阳基点的研究人员的实践证明，在生产实践中，有着无限的科学源泉；
勤劳的农民，有着丰富的生产经验。
研究人员深入农村，不但可以很好地发展科学，也便于迅速地促进生产。
工作组组长江朝余深怀感慨地说：
“在研究室里，我们也可以用几克土研究一年两年或十年八年，得出一些研究成果，但它却远远起不到在农村基点里两三年工作所起的作用。”
现在，这个基点的研究人员，正和群众一道，继续总结经验，按不同地形，不同土壤，探求低产稻田实现亩产八百斤的土壤肥力条件和演变规律。

辽宁努力促进棉苗茁壮生长
辽宁省产棉地区广大社员正在加强棉田管理，促进棉苗茁壮生长，力争多产好花。
辽宁产棉地区的广大社员今年坚持抢墒抗旱播种，不仅完成了植棉计划，而且绝大部分棉田都选的平川肥地，播种质量比往年好，棉苗出土后大部分生育都比较好。
但由于播种时期受干旱的影响，棉苗生育普遍比往年晚。
各地棉农在总结历年经验的基础上，普遍推行了以增加株数、依靠群体力量为主，积极提高单株产量的增产措施。
目前全省各地棉田的定苗工作已普遍结束，一般留苗数都比往年增加。
铲趟、防虫、追肥等工作也比往年大有改进。
现在各地棉田已普遍完成三铲三趟，多者已铲趟五遍到六遍。
并普遍打了两遍农药，防治病虫。
大部分棉田还追施了硫铵，促进了棉苗的生长。

德统一社会党也开动宣传机器攻击中共
《新德意志报》诬蔑我内外政策
新华社22日讯
柏林消息：
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发表以后，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也开动起它的宣传机器，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大量报道了各方面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反应，一面吹捧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面诽谤和攻击中国共产党。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机关报《新德意志报》20日发表社论，歪曲和攻击中国共产党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观点，并且把这种诽谤和攻击扩大到对中国的国内政策方面。
这篇社论一开头就把中共中央06月14日的信件说成是“对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公开进行严重的诽谤”，说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对莫斯科会议文件——1957年的宣言和1960年的声明的“攻击”。
它攻击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佯称保卫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
但是他们的实际行动又是怎样呢？
在1960年莫斯科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就表示了同列宁主义学说不相容的看法。
在这些看法被各国兄弟党驳回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面临孤立的危险之后，他们才在莫斯科声明上签了字。
今天已明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虽然签署了莫斯科声明，但却背地保留了自己的错误看法。
他们今天公然企图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于共产主义运动。”
社论接着歪曲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观点。
它把中国共产党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坚决支持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的立场，说成是“对苏联发出诽谤性的攻击”。
它在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攻击说：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放过任何时机来说明，人们必须首先进行反对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而他们自己的行动又作何解释呢？
在美帝国主义把世界推向原子战争的边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让自己受人左右，而热烈表演反动势力所导演的同印度的边境冲突。
他们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就是这样的吗？
他们不是根据万隆会议原则通过和平谈判像解决一切争端一样去解决边境问题，而是同一个摆脱殖民统治的民族国家发生了一场军事冲突。”
社论歪曲和攻击中国共产党对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科学分析，它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是推行明智的政策，争取人民中的大多数支持争取和平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是违背莫斯科声明，硬说战争是‘一种本质的现象、是我们时代的规律’，也就是说是不可避免的。
他们用下面这个公式来看待斗争的进程：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最后灭亡——就是帝国主义的逻辑。
’从这种原则性的表态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认为战争和内战是斗争的唯一的形式。”
“从今天世界力量对比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这些看法不正好表明过高估计了帝国主义力量吗？
这些看法不是说明不相信社会主义和全世界一切其他的爱好和平力量的威力和强大吗？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说原子弹是‘纸老虎’，相信这样的思想：
在一次原子战争以后可以在帝国主义的废墟上建立‘高千百倍的文明’和‘真正美好的将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想到如果发生一次原子战争，原子武器的破坏力——按照他们自己的话说——能够毁灭人类的一半的时候，他们的良心不发跳吗？”
社论诬蔑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原则立场，它硬说，“1961年初，中国共产党的一位领导同志向我们党的一个代表团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今后若干年内只同那些支持中国的思想概念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
以后事态的发展不幸证明了这种说法。”
社论学着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说法，攻击说，“中国政府废除了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的许多条约。
我们的国民经济由于突然更改重要的进口货和已达成协议的出口货而受到损失。
从1958年到196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减少了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贸易。
这一切难道都是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也承担的对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义务而必须作的么？”
社论胡说，在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中国共产党领导把中国特殊的经验冒充普遍有效的，像他们1963年06月14日信里所表达的这点和其他点一样，并且企图把这些经验强加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社论对中国的从“大跃进”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国内政策进行了放肆的攻击，它胡謅“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和出于小资产阶级的左倾急进的急躁情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企图通过‘持续大跃进’，在绕过必要的发展阶段的情况下直接进入共产主义”。
它说，中国共产党“试图只通过培养人们觉悟的道路来解决问题，而不正确利用社会主义的经济法则，不利用经济杠杆，亦即物质利益”。
它攻击说，中共中央06月14日的信中，“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一个字也没有说”，“也许这同中共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民主抱有一种特殊的看法有关。
例如我们记得，他们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进行过一个运动”。
“但是中共领导的这一口号，也只是有助于迷惑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
中共领导本身作了相反的事，他们对于在过渡时期理应争取的部分知识分子加以歧视和施以报复。”
社论在谈到民族解放运动问题的时候，诬蔑中国共产党“低估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和堡垒的作用”，“也低估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斗争”，
“使这一斗争从属于民族解放运动”。
它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图把教条主义的和千篇一律的斗争方式强加给为自己的民族解放而斗争的那些国家人民，从而企图为民族解放运动定下规章”。
社论胡说，“中共领导人强奸事实并僵硬坚持无益的教条主义”。
“中共领导想通过派系活动和颠复活动把他们的看法强加给其他的兄弟党”。
它攻击说，中国共产党“把他们的意见分歧和不高明的攻击带到公众中去”，“这真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日共《赤旗报》驳斥修正主义对核战争问题的犯罪性谬论
防止核战争取决于反对美国核讹诈
模糊谁是和平的敌人就是放弃斗争
据新华社22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07月09日和10日连续发表题为《防止核战争和修正主义理论》的文章，驳斥了修正主义关于核战争问题的谬论。
文章说：
目前，美帝国主义正在肯尼迪的“和平战略”的新的伪装下，推行准备核战争的政策，使核战争的危险增大。
这种新的严重局势迫切要求全体和平力量起来揭露肯尼迪的
“和平战略”的欺骗性，进一步加强和扩大保卫和平的斗争，反对美帝国主义，防止热核战争。
文章指出：
修正主义分子一面装着好像只有他们才全面地认识到核战争的破坏力量及其对人类的威胁，一面普遍地宣传种种错误理论并采取种种错误行动。
他们声称由于核武器的出现战争已经不再是“政治手段”，已经没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否认帝国主义核战争的阶级性；
他们声言核战争危险的根源不是美帝国主义的准备核战争的政策，而是美苏两国的“核武器竞赛的恶性循环”，为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开脱罪责；
他们否定社会主义国家旨在防止核战争的防御性的核军备和核试验，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政策；
他们提出不把保卫和平的斗争矛头指向唯一的敌人——帝国主义而指向一切军事集团和核武器的中立主义的、绝对和平主义的路线，阴谋瓦解和平运动；
他们宣称，反帝民族斗争和革命有引起核战争的危险，而把民族独立斗争和阶级斗争同和平共处对立起来；
他们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党优先考虑的不是人类的命运而是反帝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胜利，而且，他们在（美国）侵略古巴事件发生以后，提出了美帝国主义正在改而采取和平共处政策这种新的论点。
这样，他们正在完成他们为帝国主义辩护的理论体系。
文章说，上述这些理论不会有助于防止核战争的事业，恰恰相反，只能使帝国主义更加容易地推行它的核讹诈政策，使核战争的危险增大。
对日本的和平运动的发展来说，粉碎他们的反动理论，完全消除这种反动理论的影响，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文章指出，修正主义分子从核战争的巨大破坏力和绝对需要防止核战争这种观点出发，提出这样一种荒唐无稽的结论：
在战争意味着“人类毁灭”的核时代，战争的政治性和阶级性已经消失。
这种谬论的犯罪性质的作用，在于掩盖美帝国主义准备核战争的事实和（核战争的）非正义性。
文章认为，核武器的出现，使战争的惨祸增大，但并不意味着失去这样的阶级性：
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战争的政治本质、战争的历史和经济的原因、进行战争的阶级和战争目的、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
恰恰相反，核战争正是帝国主义目前进行的统治、压迫、剥削和侵略这样一些反动政治的最极端的手段的直接继续，核武器使帝国主义挑起的战争的残暴和非正义的程度达到极点，使战争的阶级性变得更加深刻，使它挑起的战争更加反动了。
文章说，修正主义分子假借马克思主义之名提出的上述那些论点，只会有助于掩饰帝国主义核讹诈的本来面目，欺骗人民。
它说：
社会主义国家拥有的核武器，绝对不是为了进攻和侵略别国的政治手段，而只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阻止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的手段。
而且，万一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各国发动核进攻，社会主义国家将使用一切手段，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的继续，为消灭帝国主义而斗争。
不论这场斗争需要付出多大的牺牲，充满多少苦难，都要进行下去，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坚定的决心，就不能保卫住和平。
它说，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全面地打消这种决心的修正主义分子的理论，意味着让帝国主义者一手操纵世界的命运，意味着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
文章还驳斥了修正主义者的这种谬论：
核战争危险的根源不是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而是美苏两国的“核武器竞赛的恶性循环”。
文章指出：
“恶性循环”的本质是帝国主义的无止境的扩张军备和核积累，这个责任完全不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恶性循环”的发动者帝国主义，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偶发性战争”和其它危险，也是从这里产生的。
如果像修正主义分子那样，把本质和现象混淆起来，在目前还没有禁止制造、试验核武器的条件下，为了停止恶性循环，即便使社会主义国家单方面停止核研究工作，也不能保证可以使帝国主义停止核研究工作，核战争的危险不但不能减少，反而只会增大，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负起保卫和平的责任。
停止“恶性循环”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把斗争矛头集中在“恶性循环”的发动者——帝国主义的战争计划。
文章指出：
反党修正主义分子认为，由于核武器的出现，帝国主义也由于在理性上认识到“共同毁灭”而从避免全面战争逐步地实行和平共处。
文章指出：
战后十七年间国际政治的全部历史以及我们每天看到的国际政治的现实表明，造成核战争和局部战争的危险的唯一根源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奉行的侵略政策。
闭着眼睛不看非常明显的事实，散布有害而危险的幻想的修正主义分子的言论，只不过起到为帝国主义开脱罪责和辩护的作用。
文章说，最近国际形势中的各种各样的事件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证明“美国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是国际宪兵，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
文章引述大量事实证明，梦想霸占世界的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政策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更进一步加强了。
文章指出：
肯尼迪政权正在准备全面核战争，即使已经对全面核战争的胜利失去指望的时候，它也不会选择和平共处，而是直接地挑起和进行同核战争恫吓相结合的冷战的加剧和各种有限战争。
总而言之，肯尼迪政府正在推行它的帝国主义政策的最强有力的支柱——“核讹诈政策”，在这当中，丝毫不包含着它“意识到对人类命运的责任”和由于核竞赛困难而探求和平的作法。
文章强调说：
因此，结论只有一个：
防止核战争的事业的成败，取决于全世界和平力量同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进行的斗争能否获得进展和成功。
如果我们由于过分地忧虑核战争的惨祸，万一陷于惧怕帝国主义的核讹诈的状态，那就等于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给它以成功的机会和条件，而这在事实上反而会使核战争的危险增加。
文章最后详细论述了不需要，也不应该害怕帝国主义的核讹诈的各种论据后指出，如果各国人民不畏惧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并且不被它的新的和平伪装所欺骗，集中力量同它的战争政策和压迫政策进行斗争，那么，就能够孤立美帝国主义，防止核战争。
据新华社21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在20日和21日连续刊载题为《和平的敌人是否不清楚？
》的文章，驳斥修正主义分子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分子所谓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不应指出和平敌人的谬论。
文章指出，肯尼迪06月10日在华盛顿美利坚大学发表的演说，是肯尼迪两面手法的典型表现。
文章指出，“在肯尼迪的甜言蜜语里，很容易找出帝国主义好战政策的辞句。”
肯尼迪表示，他打算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煽动反革命，把已取得独立的国家重新置于美帝国主义的统治下，使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复辟。
连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也知道，肯尼迪是选择中苏两国共产党会谈的时机发表他的所谓和平演说的，这是打算离间苏联和中国。
文章指出，在欧洲，美国正在加紧推行它的核战略。
在亚洲，美国的战争政策更为露骨。
文章问道：
“我们在哪里能够找到反党修正主义者所谓的美帝国主义改变了和他们对人类的命运具有责任感呢？”
文章说：
应当与之斗争的和平的敌人是十分清楚的，模糊谁是和平的敌人这一问题就是放弃斗争。

罗马尼亚《火花报》谴责美侵略南越
热烈支持越南人民正义要求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21日电
罗马尼亚《火花报》20日发表评论，谴责美帝国主义和吴庭艳集团对越南南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并对全体越南人民统一自己祖国、进步和和平的愿望表示热烈支持。
评论说，越南民主共和国不仅严格遵守了日内瓦协议的原则和具体规定，而且还为国家的统一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提出了无数倡议。
评论说，越南北方的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评论说，越南南方人民却继续处在血腥的恐怖专制的统治之下。
由美帝国主义所扶植的吴庭艳集团，加深了国家的分裂。
它们对争取统一越南的爱国力量发动了肮脏的和血腥的战争。
评论揭露了美吴集团军队在越南南方镇压爱国力量、残杀人民的罪行。

肯尼迪玩弄禁止核试验大阴谋
不是为了全面禁止核武器而是为了保持核优势和扩充核军备
只许美国加强核讹诈资本而不许别国拥有抵抗核讹诈的能力
据新华社22日讯本社记者报道：
这几天来，美国总统肯尼迪和美国宣传机器反复表示，美国参加正在莫斯科举行的美英苏三国禁止核试验会谈的用意，是为了“防止核（武器）扩散”。
这个在肯尼迪上台以前就正式提出、而近来越叫越响的论调，掩盖着肯尼迪政府以保持美国在核武器上的“实力地位”为基础来推行侵略性的世界战略的一个大阴谋。
在莫斯科三国会谈开始两星期以前，肯尼迪在那不勒斯大西洋集团总部发表的演说中说得很清楚：
“我们为结束核试验进行的谈判和我们反对扩散核武器的态度，同我们对防务的注意是完全一致的。
这些都是一个单一的和平战略的补充部分。”
从肯尼迪一贯的言论可以看出，所谓“防止核扩散”实际上就是：
保持和加强美国的核武器实力，防止其他国家主要是防止除了苏联之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拥有这种武器，以保证美国可以在国际事务中任意进行核讹诈而不会受到抵抗。
美国专栏作家艾尔索普在1962年03月底发表的根据他同肯尼迪的谈话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说：
根据“肯尼迪的总战略”，“美国必须永远维持足够的核攻击力优势”。
肯尼迪本人不止一次地说过，美国的庞大的“核攻击力量”恰恰是推进这些战略目标的一个主要手段。
疯狂扩张核军备是肯尼迪政府上台后的一项主要措施。
肯尼迪批评他的前任艾森豪威尔在这方面花钱太少，批评他“使我们的战略和军事要求适应我们的预算，而不是使我们的预算适应我们的军事要求和战略”。
他表示要“扭转”这种情况，而大量增加开支核军备的费用。
只许美国无限制地加强核讹诈的资本，不许再有别国拥有抵抗美国核讹诈的能力，这是肯尼迪政府一个阴谋的两个方面。
在肯尼迪上台以前，他就提出，必须防止“许多国家都可能成为原子俱乐部的成员”，否则，“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区别将越来越失去它的意义”。
也就是说，如果美国的核实力地位受到挑战，那么，美帝国主义就将不再能对那些拥有核武器的独立主权国家任意实行讹诈和摆布。
关于这方面的考虑，肯尼迪自己作了坦率的表露：
“其他国家试验、发展和储存原子武器的能力，会根本改变力量均势的全貌，并用原子攻击来吓唬我们。”
换句话说，美国将丧失以“原子攻击来吓唬”其他国家的特权。
肯尼迪政府宣称禁止或部分禁止核试验必须同“防止核扩散”问题联系起来。
肯尼迪在今年02月21日的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一项禁止核试验条约没有限制核扩散的“效果”的话，“那么这项条约就会被废除”。
肯尼迪政府显然认为：
签订这样一项关于禁止核试验的条约并不妨碍它通过“多边核力量”之类的办法把制成的核武器以及制造核武器的技术秘密扩散到受它控制的盟国，而另一方面，这项条约却可以首先把矛头针对着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国。
关于后一点，美国官方人士和报刊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就反复表明了他们的意图。
美新处07月12日在评论目前的三国会谈时说，如果签订一项禁止或部分禁止核试验的条约，“非签字国将完全凭自己的力量来发展核武器——这是一次耗费很大的工作。”
同时，这将形成一种“压力”，“迫使他们不进行试验”。
在美国目前的行动中，拉拢苏联来共同实现美国的上述计划，居于关键地位。
肯尼迪在06月10日向美利坚大学发表的关于“和平战略”的演说中，竭力宣传美苏两国在包括禁止核试验在内的所谓“制止军备竞赛”问题上具有“共同的深刻的利益”。
美国官方人物不知羞耻地公开谈论：
要利用目前的中苏分歧来从中渔利，以实现它一贯的阴谋：
防止社会主义的中国获得抵抗核讹诈的能力。
参加莫斯科三国会谈的美国副国务卿哈里曼在06月21日直截了当地说：
“我们曾经希望我们能够同苏联和英国就禁止试验问题达成协议的原因之一，是这可能制止扩散（核武器），我们能够合作来防止中国获得核能力。”
美国裁军署署长福斯特06月23日也说：
我们希望能做到的事情之一……是我们至少能对中国人施加压力——经济压力和政治压力——以便使他们断了有这种武器的念头。”
美国官方在停止核试验问题上的如意算盘，国务卿腊斯克在今年03月11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的讲话说得再也清楚不过了。
他说，签订“一项有效的禁止核试验条约在军事上对美国有利”，因为“我们今天储藏着爆炸力相当于几十吨到几百万吨的烈性炸药的各种核武器，这种武器可以用于各种战略和战术用途。”
另一方面又可以防止“核武器进一步扩散到其他国家”“这种首要的危险”。
因此，正像美新处07月17日指出的，肯尼迪具有“炽烈的愿望”，要在今年实现这个计划。
归根结底，肯尼迪政府玩弄孤立地停止核试验、“防止核扩散”的阴谋，决不是为了他们口头上所宣传的“人道”和
“和平”，更不是为了全面禁止核武器，而是为了扩充核军备，建立美帝国主义的“世界秩序”。
要求全面禁止核武器——即完全禁止使用、制造、储存和试验核武器的各国人民，反对核战争的全世界人民，必须警惕和揭穿侵略和战争的主要策划者——美帝国主义所设下的这种圈套。

赫鲁晓夫再次同哈里曼会谈
新华社22日讯
莫斯科消息：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昨天再次会见了出席美英苏三国禁止核试验会谈的美国代表团团长哈里曼，并且同他进行了约一小时会谈。
赫鲁晓夫同哈里曼这次会谈是在他们出席观看在莫斯科列宁运动场举行的苏美运动员田径对抗赛之后进行的。

跟在苏共中央发表公开信之后
保共领导掀起攻击中共新运动
新华社22日讯索非亚消息：
在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后，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导也跟着发动了一个攻击和诽谤中国共产党的新运动。
保加利亚共产党在各地纷纷召开各种会议，“宣传”和“解释”苏共中央公开信。
到19日为止，仅在科拉罗夫格勒州就举行了二百多次集会。
保加利亚报纸和通讯社连续发表社论、文章等，竭力吹捧苏共中央公开信，并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立场。
《工人事业报》17日发表了题为《为社会主义、为和平的一贯的列宁主义政策》的社论。
社论吹捧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特别重要的党的文件”，并诬蔑中国共产党进行“旨在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共同方针的、没有根据的、诽谤性的攻击和颠复活动”，“不恪守（莫斯科）声明的精神和文字”，把意识形态的分歧“引伸到国际民主组织的活动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
这篇社论硬说，中国共产党人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理解是“不正确的、极为有害的，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任何共同之处”，他们的立场“正在解除和平战士的武装”。
社论武断地说，在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革命斗争的道路和方法的问题上和在民族解放运动、全人类向社会主义过渡方面，“正是中国同志以自己的‘总路线’执行着错误的、既对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斗争有害，也对民族解放运动有害的方针”。
社论攻击说：
“中共领导人在当代根本的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是同他们旨在破坏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实际活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他们的‘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没有根据的，这种理论竭力把建立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的错误观点强加于其他国家，并破坏世界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团结。
中国领导人的实践就是以这种‘理论’为根据的，他们忘恩负义地对待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给予中国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援助”。
《祖国阵线报》17日的一篇文章，诬蔑中共中央06月14日信件的论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不符合实际的”。
它说，这个文件中提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指出了不符合劳动人民利益的任务和道路”。
《人民青年报》17日的文章攻击说，中国共产党人在当代基本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上的观点是“错误的”，这种观点“决定着他们旨在破坏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践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伟大原则的实际活动”。
这篇文章还诬蔑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民主组织中一贯采取分裂活动”。
《工人事业报》等报纸和保加利亚通讯社还发表了大量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的言论。
其中，保加利亚妇女委员会主席托多罗娃说：
“中共领导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所有主要问题上的立场都是极端错误的，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
保加利亚作家协会书记托多罗夫攻击说：
“中国的立场是学究式的，而且充满着危险。”
有的人甚至谩骂说，“中国领导人的行动有助于帝国主义者，他们想要分裂共产主义运动”；
“中国同志现在并未帮助争取和平的斗争，而是帮助人类的敌人。”

任何暴力也不能使敢于为自由而斗争的民族屈服。
阮友寿著文重申长期抗战的胜利信念
越南南方人民决心击败美国侵略者
必须把自主的权利交还越南民族。
任何暴力也不能使敢于为自由而斗争的民族屈服。
据新华社河内22日电据越南南方解放电台广播：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阮友寿就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签订九周年发表文章，庄严表示越南南方人民决心击败美国侵略者。
这篇题为《实行全民全面长期抗战》的文章说，越南南方人民在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下，正在进行真正的第2次神圣抗战，抵抗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争取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进而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
阮友寿说：
“我们要拿起武器，是因为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
阮友寿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能让美国侵略者的铁蹄蹂躏我们的家乡，不能让吴庭艳卖国集团骑在我们的头上。
“在
‘必须把自主的权利交还越南民族’这一口号下，我们拿起了武器。
我们的抗战一开始就是全民全面的抗战。”
“美帝国主义纵使拥有大量的现代武器和战争手段，也避免不了陷入毫无出路的泥坑中而不能自拔。
任何暴力也不能使敢于为自由而斗争的民族屈服。
这一真理在越南南方日益放射光芒。”
阮友寿强调指出：
“我们越打越强，敌人越打越弱，这是侵略战争和反侵略战争的一条规律。
在07月20日这一天里，我们要告诉美国侵略者：
为了达到我们的正当愿望，不论需要作出多大牺牲，我们一定要战斗到底。
我们的口号是‘不独立毋宁死’。
我们完全有能力进行长期战争，不管这一战争时间将延续多么长。
肯尼迪政府必须知道，我们将是胜利者。”
阮友寿强调说，“我们是在世界总的形势十分有利的情况下进行第2次抗战的。
千百万人民正在关注、鼓舞和支持我们。
越南南方一千四百万人民的全民全面长期抗战必定取得光辉胜利。
这是我们不可动摇的坚定的信念。”
（附图片）
河内市各界三十万人21日早上冒雨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南方，反对吴庭艳集团的卖国罪行，坚决要求实现祖国的统一。
图为三十万群众振臂高呼：
“打倒美帝国主义！”
“美帝国主义从越南南方滚出去！”
“越南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繁荣万岁！”
越南通讯社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一年来老挝局势的回顾
周毅之
07月23日是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签订一周年。
这个协议庄严地宣告：
十三国承认、尊重并从各方面遵守老挝王国的主权、独立、中立、统一和领土完整，并且承担了不干涉老挝内政等一系列义务。
这些原则如果得到严格遵守，老挝是有可能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的。
但是，一年来的事实表明，美帝国主义不仅没有停止，而且变本加厉地推行侵略老挝的政策。
它继续猖狂地干涉老挝内政，企图破坏老挝民族团结政府，重新挑起老挝内战，粗暴地践踏了日内瓦协议。
美国合众国际社最近公然叫嚣，日内瓦协议已经“死了”。
这充分暴露了美帝国主义企图彻底撕毁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的迫不及待的心情。
一年来，美帝国主义对老挝的侵略和干涉活动，步步加紧。
一方面，它拒绝执行日内瓦协议关于从老挝撤出外国军事人员的条款，把数以千计的美国军事人员和几千名泰国、南越、菲律宾的军队以及蒋介石残匪隐藏在老挝，建立秘密军事基地，整顿和训练老挝反动派的军队，把沙湾拿吉集团的武装力量从五万多名扩充到六万多名。
另一方面，它指使沙湾拿吉集团继续非法霸占政府许多重要部门的重要职位，并拒绝老挝爱国战线党关于使万象中立化的建议，不执行组织三方联合警察部队的协议，坚持把老挝政府置于美国特务和老挝反动派所把持的“国家安全局”的控制之下，使中立派和老挝爱国战线党的大臣和干部们不能有效地进行工作，甚至生命安全也得不到任何保障。
尤其恶毒的是，美帝国主义施展各种威迫利诱手段，企图分化和瓦解老挝中立派，离间中立派同老挝爱国战线党的团结合作，破坏老挝的民族统一战线。
美国用金钱收买中立派的少数反动军官，并派遣大批外国特务和沙湾拿吉集团的土匪，混入中立派反动分子所掌握的军队，在中立派武装力量内部制造摩擦。
对于那些不肯屈从它们的意旨的中立派爱国人士，它们就采用逮捕和暗杀手段，加以谋害，并造成恐怖气氛，借以威胁那些意志薄弱的人，迫使他们改变立场。
老挝杰出的爱国政治家、老挝民族团结政府外交大臣贵宁·奔舍那和坎堤·西潘通中校被暗杀，是美帝国主义实施这个恶毒计划的一项罪恶行动。
接着，美国更进一步千方百计地破坏老挝三亲王查尔平原协议的三方面一致的原则，力图从根本上破坏民族团结政府的基础，并阴谋把富马亲王所领导的中立派，贬低为附属于沙湾拿吉集团的一个小派系，以便孤立和打击老挝爱国战线党，彻底破坏老挝民族团结政府。
美帝国主义诱骗了少数中立派领导人，把中立派的一部分武装力量和右派拉在一起之后，自以为这样一来老挝的反动势力就很强大了，足以消灭老挝爱国力量了。
于是，它就迫不及待地指使老挝反动势力，疯狂地向中立派的爱国部队和老挝爱国战线党的武装力量发动进攻，妄图加速实现占领整个老挝的计划。
目前，反动派军队已经侵占了原属于老挝爱国战线党的塔通、塔文、帕东等许多据点，并且向川圹市和腊黄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在中、下寮地区，他们也加紧进行挑衅活动，对容马拉市周围和阿速坡市附近的解放区进行“扫荡”。
与此同时，美国还通过东南亚军事集团干涉老挝内政，并一再扬言，要派遣美国军队进入老挝。
所有这些，都是美帝国主义准备扩大在老挝的军事冒险的危险信号。
从上面的许多事实，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年来肯尼迪政府对老挝采取的手法是十分阴险毒辣的。
它以施展政治阴谋为主，同时也不放松武装进攻的计划。
无论是玩弄政治阴谋，还是武装进攻，其目的都是要消灭老挝的爱国力量，以便使老挝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和军事基地。
美国通讯社最近公开说：
“老挝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也不是“一个国家”，只是“地图上的一个位置”，美国不能让这个在战略上具有重要价值的位置“落入寮国之手”。
这些话不仅赤裸裸地暴露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也说明它蔑视老挝的独立和主权到了怎样猖狂的程度。
面对老挝的严重局面，老挝的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理应揭发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的罪恶活动，维护庄严的国际协议。
但是，国际委员会的印度主席，却伙同加拿大代表，干着包庇美帝国主义的勾当。
他们背着波兰代表，一再向日内瓦会议两主席提出歪曲当前老挝局势真相的报告，无中生有地对越南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老挝爱国战线党进行恶意的攻击和诽谤。
他们还不顾老挝爱国战线党和波兰代表的抗议，向查尔平原派出“常驻小组”，违反了日内瓦协议关于国际委员会职权范围的规定，侵犯了老挝的主权。
国际委员会印度主席的这些恶劣行径，充分说明他已经变成美帝国主义侵略老挝的驯服工具。
在美帝国主义和老挝反动派的严重挑衅面前，老挝爱国力量高举和平中立、维护日内瓦协议和保卫民族团结政府的旗帜，同美帝国主义和老挝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老挝爱国战线党和以敦上校、铁少校为首的中立派爱国军队，坚决起来进行自卫斗争，挫败了美帝国主义和老挝反动派的军事进攻，保卫了老挝的爱国武装力量和解放区。
对于老挝内部问题，老挝爱国战线党坚决主张恢复三方面一致的原则，保卫民族团结政府；
要求同富马亲王和中立派的其他领袖举行会谈，就当前局势交换意见，寻求协议，维护老挝爱国战线党同以富马亲王为首的中立派的团结，并进一步召开三方面领导人会议，以便共同制止老挝紧张局势的发展。
老挝爱国力量的这些正确主张和坚决行动，对于捍卫日内瓦协议、维护老挝的独立和中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这不仅完全符合老挝的民族利益，也完全符合东南亚和世界和平的利益。
老挝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受到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支持。
我们相信，老挝人民只要坚持斗争，一定能够挫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维护1962年的日内瓦协议，实现老挝人民的民族愿望。

古巴革命武装部招待我军事友好代表团
奥尔多基少校说古中人民和军队的永恒友谊将继续得到发展
刘亚楼空军上将强调我军民始终不渝支持古巴军民正义斗争
新华社哈瓦那21日电古巴革命政府革命武装部昨天晚上举行招待会，欢迎以刘亚楼空军上将为首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
中国方面参加宴会的有：
刘亚楼空军上将、莫文骅中将以及代表团的全体成员。
中国驻古巴大使申健和夫人，以及中国使馆的其他官员也出席了招待会。
古巴方面出席招待会的，有革命武装部副部长华金·奥尔多基少校，革命武装部副总参谋长蒙塔内少校，战斗训练部部长费尔南德斯少校，坦克部队司令阿尔多·圣塔玛里亚少校，工程兵部队司令胡利奥·加西亚以及革命武装部的其他军官。
招待会开始，奥尔多基少校代表革命武装部致词，对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古巴表示热烈欢迎。
他说，古巴人民和中国人民，古巴军队和中国军队之间的友谊是永恒的。
这种永恒的友谊将继续得到发展。
接着，刘亚楼空军上将发表了讲话。
刘亚楼空军上将说，英雄的古巴人民和起义军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及其战友的领导下，经过艰苦的武装斗争，打垮了美帝国主义走狗的反动统治，在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后开始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拉丁美洲建立了第1个社会主义国家。
古巴革命的胜利是拉丁美洲人民民族民主运动的一个光辉范例，大大地鼓舞了世界上所有的被压迫国家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
他说，英雄的古巴人民和起义军的战士们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活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坚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和革命立场，使古巴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特别是在去年10月美帝国主义制造的加勒比危机中，英雄的古巴人民充分地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坚持革命原则和五项正义要求，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卓有成效地保卫了古巴的主权、独立、尊严和荣誉。
他说，古巴人民的胜利对社会主义阵营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对保卫世界和平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始终认为，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他们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并且把支持古巴人民的正义斗争当做自己的光荣的国际义务。
今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将始终不渝地同兄弟的古巴人民和起义军战友站在一起，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斗争到底。
招待会是在极其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古巴革命武装部招待我军事友好代表团
奥尔多基少校说古中人民和军队的永恒友谊将继续得到发展
刘亚楼空军上将强调我军民始终不渝支持古巴军民正义斗争
新华社哈瓦那21日电古巴革命政府革命武装部昨天晚上举行招待会，欢迎以刘亚楼空军上将为首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
中国方面参加宴会的有：
刘亚楼空军上将、莫文骅中将以及代表团的全体成员。
中国驻古巴大使申健和夫人，以及中国使馆的其他官员也出席了招待会。
古巴方面出席招待会的，有革命武装部副部长华金·奥尔多基少校，革命武装部副总参谋长蒙塔内少校，战斗训练部部长费尔南德斯少校，坦克部队司令阿尔多·圣塔玛里亚少校，工程兵部队司令胡利奥·加西亚以及革命武装部的其他军官。
招待会开始，奥尔多基少校代表革命武装部致词，对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古巴表示热烈欢迎。
他说，古巴人民和中国人民，古巴军队和中国军队之间的友谊是永恒的。
这种永恒的友谊将继续得到发展。
接着，刘亚楼空军上将发表了讲话。
刘亚楼空军上将说，英雄的古巴人民和起义军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及其战友的领导下，经过艰苦的武装斗争，打垮了美帝国主义走狗的反动统治，在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后开始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拉丁美洲建立了第1个社会主义国家。
古巴革命的胜利是拉丁美洲人民民族民主运动的一个光辉范例，大大地鼓舞了世界上所有的被压迫国家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
他说，英雄的古巴人民和起义军的战士们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活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坚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和革命立场，使古巴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特别是在去年10月美帝国主义制造的加勒比危机中，英雄的古巴人民充分地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坚持革命原则和五项正义要求，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卓有成效地保卫了古巴的主权、独立、尊严和荣誉。
他说，古巴人民的胜利对社会主义阵营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对保卫世界和平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始终认为，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他们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并且把支持古巴人民的正义斗争当做自己的光荣的国际义务。
今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将始终不渝地同兄弟的古巴人民和起义军战友站在一起，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斗争到底。
招待会是在极其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亚非作家会议执委会会议在团结反帝气氛中闭幕
号召亚非作家站在反帝斗争最前列
各国代表发言中纷纷反驳那些鼓吹人和人是同志和兄弟、散布战争恐怖、宣扬超阶级的人道主义等谬论，揭露口头上表示支持民族解放斗争、实际上阻挠各国人民反帝反殖民主义斗争的虚伪态度
据新华社巴塘20日电亚非作家会议执行委员会会议20日下午在巴厘首府巴塘胜利闭幕。
在今天的全体会议上，来自十七个国家的代表们一致通过了亚非作家会议执行委员会的呼吁书和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以及支持民族独立运动的二十三项决议。
呼吁书在回顾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的形势之后说：
“亚非作家站在斗争的最前列，起着重大的作用。”
“他们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亚非各国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生活，鼓舞他们进行斗争的决心，我们应当特别珍视。”
呼吁书接着说：
“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国对亚非各国人民进行侵略、干涉、颠复和镇压，同时大量扩散腐朽的文学和电影，来传播有害于人类进步的思想观点，毒害亚非各国人民的思想，腐蚀他们的革命斗争和破坏他们的民族文化的发展。
这清楚表明，帝国主义者在继续从事侵略和统治，他们的本性决不会改变，直到他们的末日到来，……因此，亚非作家的任务应当是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企图通过卑鄙地使用文化手段来奴役亚非人民的恶毒阴谋加倍提高警惕，并进行坚决的斗争，以保证民族文化的健全发展。”
会议通过的决议要求美帝国主义侵略军撤出南朝鲜、反对成立“马来西亚”、呼吁制止美国对老挝进行干涉和挑起战争、热烈欢迎亚非人民声援越南人民日、废除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军事条约、把美国“和平队”赶出亚非地区、反对种族主义、支持古巴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支持“非洲统一组织宪章”、支持非洲各地人民争取完全独立的斗争和召开第2次亚非会议。
全体会议还通过关于诗歌的决议。
决议说：
“今天亚非人民提倡的主题和美学是革命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主题和美学。”
会议还通过关于明年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第3届亚非作家会议的决议；
决定第3届会议的议程如下：
一、总结自开罗会议以来亚非作家在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的作用和贡献，为运动的今后发展建立巩固的基础。
二、进一步发展亚非各国的民族和民主文化，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反动文化的渗入。
三、加强文化交流和亚非作家的相互访问，促进在发展民族和民主文化方面的互相支持。
会议最后还通过“告越南作家书”，谴责美帝国主义对越南的侵略，支持他们争取统一和民族独立的斗争。
据新华社巴厘18日电亚非作家会议执行委员会17日的全体会议上充满了团结反帝的热烈气氛。
朝鲜代表团团长崔荣化发表讲话说，除非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从它们所插足的所有国家清除出去，否则人们就休想实现民族独立和文学创作的自由以及民族文化的繁荣，更谈不上人民的真正自由幸福。
因此，作家们决不能对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漠不关心，或使文学脱离政治。
崔荣化说，现在，有些作家被帝国主义者的战争歇斯底里所吓倒，他们在谈到战争时只是描绘战争的悲惨景象，在人民中间散布战争的恐怖。
他们通过这种作品麻痹人民的革命意志，使他们脱离斗争。
他说，亚非作家们应当坚决反对这种有害的倾向，应当阐明民族解放斗争的正义性，反映在正义斗争中站了起来的人民的英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
他说：
“在各国人民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斗争日益剧烈的时候宣扬‘纯粹的人道主义’、‘包括全人类的超阶级的人道主义’和‘永恒的主题’，同时在战斗文学中抹煞革命精神和阶级性，那就是走上妥协的道路和背离革命作家的立场。”
应邀出席会议的北加里曼丹代表团团长艾哈迈德·萨里拉在讲话中说，北加里曼丹人民决心为维护独立和人民的权利而进行武装斗争，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因为只要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仍然盘踞在北加里曼丹，就不会有和平与安宁。
他说，“帝国主义不过是一只虚弱的纸老虎。”
日本代表团团长三宅女士在发言中说，美帝国主义不仅是日本人民的敌人，而且是亚非各国人民的敌人。”
她说：
“如果我们斗争到底而不犯作无原则妥协的罪过，我们一定会赢得最后胜利。”
怯尼亚代表穆尼在发言中说，对黑人的罪恶压迫已经无可置疑地表明，美国肯尼迪政权比美国历届政府都更为险恶和狡猾。
肯尼迪政府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忘的事例，像非洲的谚语所说的那样，我们不能指望狮子改变它的侵略性。
喀麦隆代表阿坎加在会上说，他相信，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将使亚非作家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斗争中的笔尖锋利起来。
据新华社巴塘19日电亚非作家会议执行委员会18日上午继续举行全体会议。
苏丹代表凯尔在发言中说：
“有人说，人和人是朋友、同志和兄弟。
吸血鬼头子肯尼迪、吴庭艳、萨拉查、维沃尔德等等之流都是人。
我们可以做他们的朋友、同志和兄弟吗？
作为亚非作家，我们决不能把问题混淆起来，不能指白为黑。”
凯尔说：
“美帝国主义是我们亚非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是我们人民争取独立、民主的最凶恶的敌人、是世界和平的最凶恶的敌人。”
“我们不应当说，美帝国主义或是其中的一些人是头脑清醒的，更不用说把他们的头子肯尼迪称为是要和平的人了。”
他说，“我们深感遗憾地发现，有人假惺惺地对我们的运动表示支持和帮助。
可是当我们亚非人民的斗争变得尖锐起来，总的形势变得比较复杂的时候，他们就手足无措，失去对人民斗争的信心。
他们不号召受压迫的各国人民起来斗争，反而开始传播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过高估计敌人的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
“他们改变了他们对我们的运动的态度，竭力把他们自己的错误路线和观点强加于我们”。
他说，“有些人谈论和平，谈论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另一场战争危险的迫切必要性、而不指出谁是和平的敌人，甚至不指名提出美帝国主义，不呼吁人民团结奋起为反对美国及其他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而斗争，他们不过是在种下祸根，他们必将招来大祸。”
锡兰代表魏克马沁格说：
“现在我们已学会不受殖民主义者企图使作家脱离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与和平的斗争的阴谋诡计之骗。”
南罗得西亚代表马孔贝介绍了津巴布韦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英勇斗争。
莫三鼻给的代表多斯·桑托斯在发言中说：
莫三鼻给作家一天天面对现实，我们的现实首先是消灭殖民主义的斗争。
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团长阿尤布在发言中说，今天，印度尼西亚人民正在动员和发动以纳沙贡为核心的一切革命的民族力量，来铲除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残余，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镇压反革命。
他说，因此，在反对我们直接面对的“马来西亚”形式的新殖民主义的时候，我们必须采取斗争的态度。
苏联代表穆斯烈波夫在会上谈到了苏联文学的情况。
他说：
“文学的新趋势始终结合时代的新要求，并来自人们的行为。
现在我们的道德准则是，人和人是朋友、同志和兄弟，苏联作家必须赋予他们的主人公以最高的道德标准。
苏联文学力求在全世界面前刻划新人的形象，显示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作用和价值。”
他说，苏联作家关于卫国战争的作品都显示出战争是可怕的流血，但是为了保卫新的人类的生活理想又是绝对必要的。
苏联代表为了说明这一点，列举了一本描写七个战士怎样在战争中全部死亡的小说。
他接着说：
“这些作品的作家所感
兴趣的不仅是战争的细节，而是人在复杂和危险的战争环境
中的行为。”

07月22日，陈毅副总理接见了巴西里约热内卢《最后一点钟报》记者伊伏内·海恩夫人，同她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图为陈毅副总理和伊伏内·海恩夫人握手新华社记者　杜修贤摄

张奚若欢宴印度尼西亚民族党副主席
据新华社22日讯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和夫人今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印度尼西亚民族党副主席、希利威查雅大学校长穆罕默德·伊萨和夫人。
张奚若在充满友好气氛的宴会上讲话。
他热情地赞扬中国印度尼西亚两国人民具有悠久历史的友谊。
穆罕默德·伊萨在讲话中说，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在短短的时间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如果不亲眼看到这些成就是不会相信的。
他谈到了在广州附近参观了人民公社的感想。
他说，中国人民经过合作化走上了人民公社的道路，这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十分钦佩的。
中国人民公社的道路是正确的。
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馆参赞苏弗雷·尤淑夫和夫人应邀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的有包尔汉、黄镇、胡愈之、连贯、钟庆发等有关部门负责人。

我女子篮球队抵苏
新华社莫斯科21日电应邀前来苏联访问的中国女子篮球队，在领队张联华率领下，于21日下午乘飞机抵达莫斯科。
苏联体育协会和体育组织联合会对外局局长契金和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文化参赞张莫棠等前往机场迎接。

打自己的耳光
不管印度政府怎样竭力辩解“美国之音”在印广播无损于新德里继续披上“不结盟”外衣，但连印度报纸也不相信这个鬼话，并且不惜打了印度政府一记耳光。
《印度快报》说得很坦率：
“美国之音正在做的事情”，“也正是全印电台打算做的事情”。
这就是说，美帝国主义的宣传，也正是印度反动派所要作的宣传。
印度《政治家报》说得更坦率，也更确切：
“我们（印度政府）毫不犹豫地把我们自己拴在美国政府的宣传车上”。
这就是说，全印电台将依附于“美国之音”，新德里从此成了华盛顿的传声筒。
这样，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
谁都知道，一国的宣传，是为其政策服务的。
那么，印度报纸上面的话，不就是说，印度政府“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政策“拴在”美帝国主义政策之上，充当美帝国主义的十足的走卒吗？
这不仅是合乎逻辑的推论，而且是活生生的现实。
印度反动派要为美帝国主义在东南亚和远东的侵略政策作一名急先锋之类的宣传，一步一步把自己拴在美国“空中保护伞”上之类的做法，还嫌少么？
《印度快报》说，“旧的不结盟概念本身越来越含糊了，如果不是过时的话”。
是呀，印度政府想替自己的“过时”货，弄“含糊”起来，岂不是心劳日拙！

日本画家代表团回国
据新华社21日讯
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日本画家代表团，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经广州取道香港返国。
代表团在我国期间曾赴西安、延安访问。

朝拥护和平全国民族委会和朝鲜亚非团结委员会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22日讯
朝鲜拥护和平全国民族委员会和朝鲜亚非团结委员会代表团四人，在朝鲜拥护和平全国民族委员会副委员长金国熏率领下，今日乘飞机到达北京。
他们是应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和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的邀请，来我国参加“争取美帝国主义侵略军撤出南朝鲜共同斗争月”的活动的。
到机场欢迎的有包尔汉、李德全、朱学范、刘清扬、区棠亮、王明远、钱李仁等。
朝鲜驻中国大使馆二等秘书李在成，也到机场欢迎。

毁灭性的打击
合众国际社记者比奇渴望给予被压迫人民通过武装斗争取得解放的革命理论以“毁灭性的打击”。
他认为给予这种“打击”的最好办法，莫过于美国取得侵略南越战争的“胜利”。
然而，姑不论这个革命理论已有无数经验证明是任何势力“打击”不了的，就拿这位记者叫嚷要用武力在南越取得“胜利”来说，这本身就也证明南越人民的武装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因而是完全正确的。
何况美国又怎样才能在南越取得“胜利”呢？
比奇并没有比肯尼迪更聪明一点的办法。
他仍然指望换“一个比吴庭艳政权更为有效的工具”，使美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可是，美国在南越使用了一万五千名兵员，数百架飞机，成千成万吨武器弹药和化学毒剂，成千条警犬……所有这一切“工具”都不能给美国带来“胜利”，更换一条走狗就真能带来什么奇迹么？
这只能说，真正证明了在南越已经受到毁灭性打击的，不是南越人民用武装斗争取得解放的革命理论，而是关于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爱好和平、人道主义等等的神话，和宣称被压迫人民只能乞求帝国主义恩赐独立的梦呓。
比奇之流不正是因为受到了这个毁灭性的打击，才咬牙切齿地诅咒革命人民的革命理论，想从中得到一点儿安慰的么？

老挝爱国战线党中央就日内瓦协议一周年发表声明
号召人民加强团结斗争保卫老挝和平中立
指出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必须对极端紧张局势负全部责任
据新华社21日讯
据寮国战斗部队电台19日晚广播，老挝爱国战线党中央委员会就1962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一年来的执行情况发表声明指出，“正是美帝国主义者和沙湾拿吉方面在梭发那·富马亲王的认可和支持下造成了老挝目前的紧张局势；
换句话说，正是他们严重地破坏了1962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的一切条款和三方面就老挝问题达成的各项协议。
鉴于重新爆发内战的威胁，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必须对目前老挝极端紧张的局势负全部责任。”
声明列举事实说明，在过去的一年中，老挝爱国战线党严格执行了日内瓦协议，并且始终不渝地同有关方面协商，以便执行三方面已经达成的协议。
相反地，美帝国主义者及其代理人却越来越无耻地破坏1962年的日内瓦协议以及老挝三方面所达成的各项协议。
与日内瓦协议的条款背道而驰，美国人不仅没有把他们的军事顾问和军事人员及其仆从国家的军事人员和军队全部撤出老挝，而且还把另外的军事人员运进了老挝，以便继续并且加紧进行阴谋破坏活动。
美帝国主义者疯狂地力图增强沙湾拿吉方面的武装力量，对贡勒将军的部队实行有效的控制，扩大军事活动，促使发动蚕食和破坏解放区的军事行动，妄图消灭真正的中立派和老挝爱国战线党的部队，从而使老挝面临重新爆发内战的威胁。
美帝国主义者还一贯利用泰国和南越的领土作为供应和对老挝进行渗透的基地，来援助沙湾拿吉方面镇压老挝人民，并以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名义威胁老挝的和平、中立和独立。
声明说，为了使他们破坏日内瓦协议和对老挝内部事务的干涉合法化，美国及其代理人促使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中的印度和加拿大代表背弃一致协议的原则，使这个组织变成为他们效劳的破坏工具。
此外，在两主席之一英国的赞同下，美国利用在国际监督委员会中的印度和加拿大代表对寮国战斗部队和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歪曲和诬蔑的宣传运动，以便要求扩大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的权力和行动范围，进一步破坏老挝的主权、独立和利益。
它说，“富米·诺萨万将军把六千多名正规军和别动队的人员非法引进川圹地区和查尔平原并且非法占领了塞诺基地；
他以为时机已到，在1963年06月21日的一次讲话中公然宣称，从这一天起老挝的战争已重新爆发。
这正是富米·诺萨万将军和美国应对目前在老挝所造成的紧张局势负责的招供。”
声明说，“老挝爱国战线党注意到，对老挝人民、并在历史上担负了沉重责任的梭发那·富马首相殿下并没有正确地履行他的任务。
有意或无意地，他的行动是同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阴谋破坏活动一致的，是同日内瓦协议、同和平和中立的政策背道而驰的，从而加剧了目前的紧张局势并且为通过和平协商的途径解决有争执的问题制造了严重的障碍。
这种态度是根本不符合老挝人民的愿望和国王陛下关于民族和睦的号召的。”
声明强调指出，“老挝爱国战线党的不变的立场和观点过去是，现在仍然是：
正确地执行1962年日内瓦协议，同时坚决要求美国和站在美国一边的国家以及沙湾拿吉方面正确地遵守和执行上述协议，以便为建立一个和平、中立、独立、民主、统一和繁荣的老挝创造必要的条件。
“老挝爱国战线党坚决要求美帝国主义者及其仆从从老挝撤走他们的全部军队、全部军事人员，停止把武器和军用物资非法运进老挝，停止一切附有条件的和一切单独的援助以及停止利用泰国领土和南越领土作为对老挝进行侵略的基地；
坚决要求沙湾拿吉方面和梭发那·富马亲王正确地遵守和执行三方面达成的协议，首先是把沙湾拿吉方面的部队从川圹地区和查尔平原撤走，停止挑衅和破坏活动，在平等的基础上本着谅解、尊重和互让的精神恢复有关方面的谈判，以便在最短期内恢复国家的稳定。”
声明最后说，“老挝爱国战线党号召老挝人民和爱国力量加强团结，更加奋发地进行斗争，来维护日内瓦协议，保卫民族团结政府，保卫老挝的和平和中立。”

越大使介绍南越人民反美斗争情况
新华社22日讯
中国越南友好协会今天上午举行报告会，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陈子平在会上作了关于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情况的报告。
陈子平大使在报告中介绍了越南南方人民同美吴集团进行自卫斗争的英勇事迹，并且严厉谴责了美帝国主义和吴庭艳反动集团镇压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血腥罪行。
他说，越南南方人民不堪忍受美吴集团的残酷压榨，他们宁愿斗争而死，不愿耻辱地活下去。
大使在报告中热情地称赞越中两国人民兄弟般的牢不可破的友谊。
他说，越中两国人民在过去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并肩战斗，现在两国人民又在反对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并肩战斗，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并肩前进，互相支持。
他说，由于我们有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支持，我们感到自豪。
陈子平大使的报告受到了到会各方面人士的热烈欢迎。
中越友好协会会长杨秀峰、秘书长崔仲远和中越友协的理事出席了报告会。

锡兰—工会代表回国
新华社21日讯
应中华全国总工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锡兰工会联合会代表维杰森德拉，今天上午乘飞机离京回国。

“伏里深耕田，赛过水浇园”
我国冬小麦主要产区的黄河、渭河中下游平原，在冬麦等夏收作物收割后，常常实行伏耕。
特别是关中、晋南、陇东和豫西等地，冬小麦播种面积占耕地的很大比重，对这些土地实行伏耕，是这里的农民的一条重要增产经验。
实行伏耕的好处，首先在于保蓄夏秋雨水。
上述地区的雨量集中在七、八、九三个月，伏耕了的土地，能够接纳和保蓄雨水，有利于适时整地播种冬麦。
“伏里深耕田，赛过水浇园”，正是农民群众对蓄水作用的一个生动描写。
实行伏耕的第2个好处是疏松耕作层，改善土壤物理性质。
以盛行伏耕的关中平原来说，这里主要土壤为“？
土”，土层深厚，但土质较粘重，有机质含量仅百分之一点五左右，耕翻的土垡往往紧实坚硬，不易耙碎。
及时进行伏耕的地，土垡可以得到充分曝晒，土垡中的水分剧烈蒸发后，土壤热传导减弱；
由于昼夜温差大，内外温度不均衡，土体发生收缩与膨胀，坚实度受到破坏；
同时经过充分曝晒和干燥的土垡，土温很高，一旦遇雨，一部分水分在土壤的非毛管孔隙中急剧变为蒸气，加大了对土壤孔隙内壁的压力，使土壤变得散碎、疏松，物理性质得到改善。
“伏里创破皮，强似秋后犁几犁”的农谚，反映了伏耕效果比秋耕好，是有科学道理的。
为了保证伏耕的质量，需要及时抓好浅耕灭茬、深耕晒垡和耙地收墒三个环节。
浅耕灭茬也叫“串地灭茬”，是在夏收作物收割后随即进行的。
深耕晒垡一般在灭茬后十天左右进行。
耕翻的地，不耙不耱，任其曝晒。
耙地收墒是在雨季即将停止前趁墒耙地，整碎土块，把地耱平，使耕作层上虚下实，能保住足够的水分。
陶岳嵩

利用异色瓢虫防治黄瓜蚜虫
利用黄瓜蚜虫的主要天敌——异色瓢虫（花大姐的一种）防治这种害虫，收效很快，叶片上的蚜虫，一两天就被消灭了，效果远远超过烟草粉等农药。
利用瓢虫治蚜，根据散放日期，分短期（三至五天）和长期（三至五天以上）两种。
在蚜虫发生以后，采集的瓢虫又较多时，可以短期集中使用，把采集的瓢虫全部放出。
在蚜虫还没有发生时，可把收集来的瓢虫喂养起来，待机使用。
不论怎样使用，在放出以前一定要饿它三五天。
经过饥饿的瓢虫成虫和幼虫，放出以后，捕食能力和稳定性都很高。
在放出后的两天里，它们每天的捕食能力可增加百分之一百五十到二百，并且能定居下来，不再飞走。
罗希成（附图片）
左图：
几种异
色瓢虫

“大暑”——酷热的时期
07月23日是“大暑”。
根据多年平均温度，全国大多数地区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多出现在07月下半月。
济南的最热候（五天为一候）是07月15日到19日，西安是25日到29日。
俗语说：
“冷在三九，热在中伏（07月26日到08月04日）。
“大暑”后的半个月，大部处在中伏。
但从节内平均温度看，“大暑”与“小暑”相比，变化不大。
这个时期，全国最热地区是杭州和长沙，节内平均温度是三十度。
“大暑”期间全国绝对最高温度出现在吐鲁番盆地，1942年曾出现高达四十七点八度的世界上少有记录。
“大暑”期间各地的降水量，东北地区比“小暑”略少，节内降水量是四十到九十毫米；
华北平原和长江流域是四十到一百二十毫米；
华南地区有所增加，比“小暑”多二十到四十毫米。
07月下旬是台风登陆和影响沿海各地最多的一旬，平均遭受台风侵袭的机会，最多是广东，其次是福建、浙江，第3是海南岛，第4是山东和江苏。
07月下旬全国各地仍有暴雨。
安东、北京、汉口、广州、浦城和桂林的旬最大降水量，都曾到过三百毫米以上。
拉萨在1936年07月下旬降水量，竟高达一千一百七十九点九毫米，相当于吐鲁番盆地（年降水量二十五毫米）四十七年降水量的总和。
南岭以北、淮河以南的长江流域，在梅雨结束后，常常发生伏旱。
东北地区、新疆北部和青海省春小麦，一般在“大暑”开镰收割。
这个期间，东北棉田进入开花期；
东北和华北的水稻、玉米、高粱抽穗扬花；
长江流域的中稻抽穗，春玉米、春高粱成熟。
小农

白色玉米苗的由来
一片嫩绿的玉米田里，往往夹杂一些白色或淡黄色的幼苗。
这种幼苗没有叶绿素，不能进行光合作用制造营养物质，所以当种子中的养分消耗完了以后（一般在二、三片叶时），就枯死了。
造成白苗的内在因素是玉米退化的遗传表现。
玉米是异花授粉作物，如果强迫它自花授粉或近亲繁殖，就容易发生这种退化现象。
玉米萌芽和幼苗期，在低温、高湿的条件下，如受到某种真菌的侵害，也能使一些植株丧失形成叶绿素的能力而变成白苗。
朱文

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
于蒙
（一）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这一论断，是毛泽东思想宝库中极重要的一个部分。
这个思想的科学性和战斗力，已经为我国民主革命的实践所证明，也已经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所证明，这个思想，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总结，并且载入了1960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这个历史性的文献之中。
声明说：
“在目前的条件下，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同帝国主义集团没有联系的民族资产阶级，客观上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基本任务的实现有着利害关系，因而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
从这个意义来说，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进步性。
然而它是动摇不定的，除了具有进步性以外，它还倾向于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妥协。
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它参加革命的程度在不同的国家是不相同的。
这取决于具体的条件，取决于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取决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的尖锐程度，取决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的深度。”
毛泽东同志精辟地分析了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问题，透过异常复杂的现象，实事求是地概括出民族资产阶级最本质的特点。
这就不但正确地揭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而且也正确地揭示了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共同特点。
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必须加以区别。
其所以必须加以区别，并不是由于他们之间不存在资产阶级的共性，而是由于他们国家所处地位的不同——被压迫国家和压迫别人的国家，给他们各自带来不同的个性，同时他们在自己国家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的不同，又对他们发生极为重大的影响。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
“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这后者，例如在辛亥革命时期和北伐战争时期）的革命性，可以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它们所愿意反对的敌人。
这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旧俄帝国的资产阶级的不同之点。
在旧俄帝国，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是侵略别人的，所以俄国的资产阶级没有什么革命性。……但同时，也即是由于他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他们又保存了另一种性质，即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一方面——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又一方面——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焉’的两面性。”
①正是这种两面性，具体地说，是他们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反动政府的革命性，使他们同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相区别，有可能参加到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中来，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
世界革命有两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
以俄国10月革命为界碑，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宣告结束，进入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新时代。
在这个新的时代里，“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的阶级、党派或个人，又不管他们意识着这一点与否，他们主观上了解了这一点与否，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
②由此可见，在研究资产阶级问题的时候，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与否，是必须分清的一个重要的界限。
今天，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势力是美帝国主义。
因此，真正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必须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首先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这才能使自己挂在当代世界革命的列车上。
反之，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迎合帝国主义的需要，甚至把自己捆绑在帝国主义的反动战车上，那末，随着反帝爱国的革命性的消失，也就不成其为民族资产阶级了。
这个界限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当前的情况下，是更加明显和更加突出了。
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论证，不仅要把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区别开来，而且要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的民族资产阶级同这些国家中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区别开来。
民族资产阶级是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也就是中等的资本主义成分和雇佣工人（或者店员）的小规模的工商业者，以及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
他们和帝国主义没有联系或者联系较少。
就我国的情况来说，他们虽然在1927年到1931年这一段期间，跟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对过革命，但是他们基本上没有掌握过政权，而且跟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结果，什么好处也没有得到，只落得个破产或者半破产的境遇。
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即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和损害，他们虽然也是资产阶级，同样具有资产阶级的共性，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却可以参加或者保守中立。
而大资产阶级则不同，他们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帝国主义所豢养的阶级，同他们的外国主子、本国的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结合在一起，压迫工人农民，同时还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
这个大资产阶级历来是革命的对象，除掉在某些特殊条件之下，总的说来，是谈不到有什么两面性的。
这样，在分析资产阶级的问题上又要注意另一个重要的界限，这就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只有那些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压迫、损害或者限制，因而有参加革命可能的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才是民族资产阶级。
这个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以及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规定了他们区别于同一国家里大资产阶级的特性。
由此可见，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不是什么人臆造出来的东西，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毛泽东同志关于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思想，正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晶之一。
（二）
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它的特殊内容和不同表现。
在我国具体情况下，它随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而逐步起变化。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
③就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各个阶段来说，在经济恢复阶段，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主要表现为既有表示拥护共同纲领、愿意进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生产经营的一面，又有违反共同纲领、施行五毒的另一面。
我国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国家宪法公布以后，则主要表现为既有拥护这条总路线和宪法、愿意接受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又有违反总路线和宪法、抵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另一面。
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又主要表现为既有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表示接受六条政治标准的一面，又有走资本主义回头路、违反六条政治标准的另一面；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和对外政策总路线，既有表示拥护的一面，又有动摇、抵触的另一面。
如此等等。
总之，民族资产阶级存在，他们的两面性就必然存在。
但是，在整个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他们的进步一面和反动一面都不是均衡的，总是此消彼长，有起有落，经常处于反复的相互斗争的状态。
具体到各个资产阶级分子，有的进步倾向为主，有的进步倾向和反动倾向难分高下，有的反动倾向为主，有的完全站在反动的方面。
随着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发展，各个人的政治态度又会继续发生变化。
因而，在民族资产阶级队伍中，总是既有左、中、右的区别，又不断发生或大或小的分化。
情况是极其错综复杂的，需要经常了解和具体分析，不可把它看成铁板一块，笼统对待。
指出在我国具体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还有两面性，当然不是说阶级和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更不是说阶级和阶级斗争已经不存在或者快要消灭了。
我国十几年来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大量事实证明，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究竟谁胜谁负的问题，必须经过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斗争，才能最后地解决。
这从一个方面来说，也正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还保持着两面性。
事实生动地说明，具有这种特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出现了在原来基础上大有进步的情况，它的反动一面并没有消失而还是继续存在着，同无产阶级相对立，一有机会，就要顽强表现出来。
这是个不依人们主观愿望而转移的客观矛盾。
矛盾客观存在，斗争就必然客观存在。
矛盾和斗争，绝对不是也不可能是来自一方。
资产阶级的人们总喜欢说他们不愿意斗争，这是不真实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形式、方法等等变了，但是变来变去，绝对没有变得不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
他们还喜欢说，就是有斗争，在他们也是出于不自觉的。
其实，他们在不自觉的精神状态下进行的斗争，更有力地证明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
为了正确处理这个客观矛盾，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也只能坚持适合具体情况的阶级斗争方法。
如果放弃革命斗争，实行阶级调和，那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这里所说的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方法，一般说来，包含两个方面：
对于他们的进步倾向，实行联合；
对于他们的反动倾向，实行斗争。
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
除掉对他们的右派必须彻底加以孤立、分化以外，对他们的左派，要继续扩大和提高，对他们的中间派，要继续团结、教育和争取。
在处理同他们关系的过程中，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一个时期的比较突出的某些矛盾得到一定的解决，可以指望同他们的多数人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但又不能指望一劳永逸地消灭他们的反动倾向。
因为这种倾向是他们阶级性中最本质的东西，根深柢固，总要长期地、反复地起消极、破坏作用。
至于起的消极、破坏作用或大或小，决定于斗争的具体情况和阶级力量的对比等具体条件，而不是反动倾向存在或者不存在的问题。
我们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英明领导下，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一贯保持着高度的清醒头脑和无产阶级敏锐性，因而能够及时地洞察各个时期、各个阶段资产阶级的动向及其分化，并据以反复地但是胜利地进行了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这样，我们就经过曲折的道路，拖带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多数人在革命形势不断发展、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的条件下，在渡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关的基础上，逐步地、参差不齐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三）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问题的争论，是历来存在的。
对于这个思想，有的人从右边作争论，有的人从“左”边作争论。
右的思想和“左”的思想看来似乎很不一样，却有它们的共同之点，就是都否认两面性，主张一面性。
它们都是主观的、片面的；
不是从实际出发或者不是从全面的实际情况出发，片面强调，片面夸大。
“左”倾思想只看到民族资产阶级的消极的一面，看不到他们的积极的一面，把他们和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看做一样，因而主张“一切斗争，否认联合”。
这是关门主义等错误思想的根源。
右倾思想只看到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一面，看不到他们的消极一面，从而模糊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界限，因而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
这是投降主义、尾巴主义等极其危险的错误思想的根源。
同右倾思想相区别，毛泽东同志充分估计到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及其危害作用，充分估计到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反复性；
就在估计他们的进步作用的时候，也清醒地指出这种作用的位置、范围和限度，反对模糊或者夸大其实际的位置、范围和限度。
同“左”倾思想相区别，他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一面及其作用有着如实的恰当的估计，在指出他们的消极作用的时候，也辩证地分析了这一方面作用的产生、存在、发展和变化的条件。
在抗日战争初期，有人拿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来否定他们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可能性，认为他们即使在抗日战争爆发这样的新形势下，也不可能改变政治态度。
为了驳斥这种“左”倾思想，毛泽东同志指出：
“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正是因为这样，帝国主义敢于欺负他们，而这也就规定了他们不喜欢帝国主义的特点。
自然，我们不但不否认，并且完全承认：
又是因为这一点，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容易拿某种临时的贿赂为钓饵将他们拉了过去，而这也就规定了他们对于革命的不彻底性。”
④同样一个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的同志忽视了它对革命不利的一面，有的同志却又看不到它在一定条件下有利于革命的另一面。
这些认识都是片面的，不能导致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在毛泽东同志完善犀利的辩证的剖视之下，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本质就全面地、深刻地暴露在我们面前，使我们既看到问题的正面，又看到问题的反面，能够防止和克服其不利于革命的消极因素，利用和调动其有利于革命的积极因素。
毛泽东同志关于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思想，就是同各种右的思想、观点和“左”的思想、观点不断作斗争，并在这个斗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今天来学习毛泽东同志这一光辉思想，具有一项特别重大的意义。
这就是要依靠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同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划清界限，并与之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只要我们在认识上和实践上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旗帜，我们就能够做到这一点；
否则，就可能为修正主义的谬论所迷惑，甚至有与修正主义同流合污的危险。
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要反对忽视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斗争的可能性的错误之后说：
“另一方面，则要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看做一样的东西，忽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的错误。
这种错误，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不但在极力影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而且还在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力求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力求使革命果实归于资产阶级的一群一党的事实；
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一到革命同他们一群一党的私利相冲突时，他们就实行叛变革命的事实。
如果忽视了这一方面，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⑤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是在1939年说的，至今已经二十多年了，在当前的情况下，学习，再学习，仍然有伟大的现实意义。
因此，我们学习他的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思想，特别要深刻地领会反复强调指出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这一方面。
这方面之所以需要强调，首先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一面，无例外地都是他们阶级本性的表现。
这种阶级本性是很顽强的，同无产阶级、共产党、社会主义始终是尖锐对立的。
在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经过批评和斗争，他们的反动一面虽然随之逐渐有所削弱，但切不可以为它在一定的条件下就不会再顽强地表现出来，更不可以为其一时的进步表现所迷惑，错认为这种阶级本性已经消逝了。
其次还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具有积极的一面，特别是在他们有较大的进步表现的时候，在客观上有可能产生一种不良的倾向，即有些人对资产阶级本性的必要警惕松弛起来，甚至产生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错觉，仿佛他们同革命的劳动人民没有什么区别了，反动一面不存在了。
所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正确地估计民族资产阶级进步一面，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如实地看到他们中间的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并在这个认识基础上，团结这个可以团结的社会集团；
而且特别是在于注意、识别伴随这些积极表现而生的虚假现象和欺骗作用，从而加强自己的阶级警惕，尽到批评同盟者，揭露假革命，争取和保卫领导权的责任。
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同志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有过极其精辟的教导。
在这篇文章里，他分析了为什么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分子常常是欺骗民众的好手的问题。
他说：
“因为他们中间除了那些真正拥护人民革命事业的人们而外，有许多人在一个时期内能够以革命的或半革命的面目出现，所以他们同时就具备着欺骗民众的资格，使得民众不容易认识他们的不彻底性以及装模作样的假相。
这就增加了共产党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夺领导权的责任。
如果我们否认民族资产阶级在大震动中有动摇及参加革命的可能性，那也就取消了至少也减轻了我们党对于争取领导权的任务。
因为，如果民族资产阶级是同地主买办一模一样，以卖国贼的狰狞面孔出现，争取领导权的任务就大可取消，至少也可以减轻了。”
⑥现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人们，经过十几年的教育改造，在原来的基础上确有进步，但是从多数人来看，特别是从他们在接受改造的过程中不断出现动摇、反复的大量事实来看，不能不在恰当地指出他们的进步表现的同时，对于他们长期存在着的程度不等的虚假现象保持足够的警惕和估计。
所以，目前的情况尽管和二十多年前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也没有任何根据可以丝毫放松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种严肃的政治警惕性。
我们党的领导地位的巩固有力，这是连敌人也不能否认的。
但是党的巩固领导地位在我国的条件下断然不能改变是一回事；
资产阶级只要存在一天，就一天不会不从其阶级本性出发，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领导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中，伺机而动，负隅顽抗，又是一回事。
也就是说，印夺不掉是一回事，有人总想夺印又是一回事。
掌印的警惕很高，力量很强，想夺印的由于自身利害的审量，而不是由于阶级本性的任何改变，不敢轻举妄动，这是有可能的；
但就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要估计这是唯一的可能。
如果对于这一点认识不清，估计不足，同资本主义势力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平共处，组织上经济上稀里糊涂，而且不去努力改变这种精神状态，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滑下去，阶级界限不分，敌我地位倒置，那么无产阶级已经取得的领导权，就有为资产阶级所篡夺的严重危险。
因此，在今天来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思想，不仅要拿来作为尖锐的武器，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特别是要同现代修正主义严格划清界限，并且同它作毫不调和的斗争，直到取得完全彻底的胜利。
应当指出，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的思想，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长期具有反动一面的论断，就许多资产阶级人们来说，是很难承认和接受的。
他们从固有的阶级偏见出发，对这个思想是有距离以至有抵触的。
他们对自己的进步倾向，往往津津乐道，片面夸大，对自己的反动一面，就往往不愿意正视承认。
集中代表这种阶级偏见的是资产阶级右派。
右派分子总是要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把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思想作为进行攻击的目标。
1957年到1958年，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时候，就拼命强调说民族资产阶级只有一面性，没有两面性，以此煽惑资产阶级的人们，阻挠社会主义改造。
当时也的确有许多人对这个右派论调赞赏共鸣。
右派分子完全懂得，在我国的情况下，公开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是不行的，而如果把两面性的思想否定掉，就从根本上把社会主义改造否定掉了。
毛泽东同志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
“如果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了两面性，那末资本家的改造和学习的任务也就没有了。”
⑦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以真人真事的现身说法，给人们敲起了警钟，生动地证明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一面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为害很大。
这样，右派分子就以自己的行动驳倒了自己，使偏见不大的人们比较容易得到正确的结论：
民族资产阶级确实还存在着两面性，而绝对不是只有一面性。
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同时从反面给我们指出：
毛泽东同志关于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思想，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不容动摇的指针，必须好好保卫它，必须坚持这个思想武器，更好地掌握它，并且把它运用到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去。
自然，资产阶级中还是有很多人不心服的，只要资产阶级还存在，环绕着这个问题的斗争就不会完全结束。
因此，珍视这个思想，保卫这个思想，同一切错误思想，特别是同修正主义，作不懈的斗争，充分发挥这个思想的革命战斗作用，仍然是我们当前和今后长时期的一项十分重大的政治任务。
还应指出，学习和坚持这一光辉思想，更重要的还不在拿它来说明社会现象，而在于拿它来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
十几年来，党对民族资产阶级贯彻执行和平改造的方针，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这个方针之所以正确有效，从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面来说，是由于他们在整个过渡时期还有两面性。
在他们保持两面性的条件下，对他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有可能采取和平的方法即民主的方法，也即团结、批评、教育的方法。
和平的方法当然和强制的方法不同，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对具有两面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不采用和平的方法而采用强制方法是不正确的。
但是，这主要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能够更好地达到彻底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
所以，党采用和平方法，是一种坚定地、深刻地、切实地把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方法。
把这种革命方法看为阶级调和的方法，这是完全错误的，也是同我国十几年来的革命实际毫无相似之处的。
在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改造的全部过程中，我们都要严格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阶级矛盾，并坚持分别采用专政和民主的方法来正确处理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
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对于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人民内部阶级矛盾，经过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是能够逐步加以解决的。
至于解决这个矛盾漫长的过程当然不是平坦的、笔直的，而是充满着波浪式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斗争。
在这里，我们应当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信任党的团结、批评、教育政策的巨大革命战斗力量，并为贯彻执行党的政策而进行不懈的斗争。
同时，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也应当积极地接受党的政策，努力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不是仅仅在口头上讲，而是在行动上认真实践自己提出的“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诺言。
这样坚持下去，决不半途而废，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他们对于社会主义事业也一定能够作出应有的贡献。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六六六至六六七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六六四页。
③《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3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一四二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五九八至五九九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一四三页。
⑦《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二○页。

防治役畜日射病和热射病
在炎热的夏季，役畜暴晒在强烈的阳光下，或在闷热的环境中过度运动，都会突然发生晕倒、呼吸急促微弱、全身肌肉抽搐等俗称“中暑”的症状。
役畜的头部在强烈的阳光直射下，阳光中的辐射热能（主要是红外线），可以透过头皮、头骨，影响脑部的温度；
有少量辐射热能使脑膜、大脑充血，中枢神经过热，引起大脑的血管神经中枢和呼吸中枢麻痹，体温调节机能紊乱，因而得病。
役畜由于强烈阳光照晒而发生的中暑，称为“日射病”。
在闷热环境中劳作过重的役畜，体内温度急剧升高，但是由于外界温度高，湿度大（即闷热），所以体内热能不能及时向外发散，这样也会引起役畜脑部血管中枢神经和呼吸中枢神经麻痹，而出现精神萎靡，步态不稳，体温迅速升高，大量排汗，剧烈颤抖等现象。
这种病叫做“热射病”。
日射病和热射病都属于家畜“中暑”，只是病因和症状有所不同（有时也难以区分）。
当役畜在烈日下劳作过重时，往往同时发生这两种病。
发现家畜中暑以后，必须迅速把它移到树下或荫凉处，冷敷它的头部、胸部，或用凉水逐渐喷射畜体，喂饮清凉的水，以驱散积热。
如果病情严重，心跳微弱，还应该注射强心剂。
役畜中暑往往不易抢救，病轻者抢救后也要两三周才能恢复健康。
炎夏使用役畜的时间，应尽量安排在早晨和傍晚。
在闷热的环境中使役应注意：
不能役用过度；
使役前饮足水；
饲料中可加些盐（相当料重的百分之一、二），防止役畜出汗过多，引起肌肉痉挛。
夏季畜舍应选择通风良好的地方。
畜舍内的家畜不宜密集。
叶其铿

高粱叶子里的毒素
1961年夏天，江西庐山奶牛场青山养牛队，先后有三头牛吃了高粱叶子而中毒死亡。
高粱叶子为什么会使牲畜中毒呢？
高粱茎叶（包括收割后萌发的幼苗）里含有一种本来无毒的氢氰酸化合物的配醣体。
它的含量一般不多，但家畜大量采食以后，这种配醣体跟胃酸、胃酶、胃液等接触，就会变成游离状态的氢氰酸。
氢氰酸能麻痹家畜的呼吸、运动两个部分的神经中枢，影响血球机能，使家畜身体中的循环系统发生障碍。
家畜在吃了较多的高粱叶子以后，快的一二十分钟，慢的一两小时就会发病。
病状是：
突然倒地，呼吸困难，心脏衰弱，四肢痉挛，牙关紧闭，体温下降。
防止家畜因吃高粱茎叶中毒的基本办法，是控制饲喂数量，分次少用。
氢氰酸具有一定的挥发性，晒干了的高粱叶子毒性能减小。
如果已经发生中毒，轻微者可以采用百分之零点一的过锰酸钾溶液或其他氧化剂洗胃、灌服，或注射美蓝溶液等。
威家

特别的姑娘（报告文学）
黄宗英　张久荣
一
按照计划日程，我们本该离开河北省宝坻县了。
我们向全国知名的邢燕子队和铁姑娘队的姊妹们依依不舍地道了别。
行囊已经理好，可打心眼儿里就是不愿走。
听县委宣传部老杨说，这里还有个姑娘，名叫侯隽，乡亲们都说她“特别”，我们决定去看看这个“特别”的姑娘。
一个早晨，我们来到史各庄公社豆家桥生产大队。
一进村，我们就打听侯隽住在哪儿。
村里正在盖新房子，有人在屋顶上上瓦，一位大叔望着远处地头说：
“这会儿侯隽哪能在家，不定在哪块地里干活哪！”
这时候，有一群孩子把我们围上了，问：
“你们是侯隽的同学吗？”
“你们也是听毛主席的话来种地的吗？”
我问孩子们是不是都认识侯隽？
喜欢不喜欢侯隽？
孩子们七嘴八舌地嚷开了：
“她可好哪，尽教我们唱歌。”
“给我们讲故事。”
“她还是民校老师。”
“她会织‘车把套’，我们都学会了。”……孩子把我们带到一座低矮的小屋前，门上搭着锁，我正犹豫，一个小女孩轻轻把锁一摘，把门推开说：
“进去吧，这门从来不锁住，侯隽愿意大伙儿到她屋里去玩。”
我跨进门去；
这是一座用秫秸夹的小泥房，顶棚破处露出秫秸秆秆，窗户纸透风的地方，用旧席片子挡住，小屋里锅灶土炕，柴堆水缸，墙上挂着留种的玉米，墙角靠着一两件农具，又用碎砖头搭了个摆瓶瓶罐罐的案子。
乍看是个庄稼人住的屋，又过分简陋了些。
只是那炕角上的歌谱、口琴，一本《怎样写美术字》的小册子，一只新式的塑料茶杯，自制的插筷子的布袋……，显示出屋子的主人不像是个“土生土长”的种田人。
我们刚迈进门时，就有几位大娘婶子也挤进来了。
我耳边听到她们在嘁喳着议论什么：
“准是的，没错儿。”
“这下可好了。”
我回过头来叫：
“大娘！”
一位背着小孙孙的大娘亲热地招呼我们坐，问道：
“这二位同志准是来接侯隽的吧？”
我一愣，正不知如何作答，亏得这大娘爱说话，一口气的唠叨下去：
“这闺女可真会受啊。
我就跟她说过，你在这儿吃这份苦，上边瞅得见，总有一天会把你这份人才调到大地方当干部去。”
我心里直嘀咕，我走过许多有知识青年当“新农民”的村庄，当我们向群众了解情况时，也常有为年轻人“请功”或“告状”的，可是从来没有碰到干脆要求调走的。
我心想向她们解释，我们不是什么上级，更没有权利调人，随嘴却问出：
“大娘，您不愿意侯隽在这儿吗？”
大娘说：
“咋不愿意？
这样的闺女可哪儿找！
跟谁都和。
可这是怎么说的？
大高中毕了业，念的那书一本本老厚，全不带小人儿的。
老远跑到我们这儿来，没一个亲门近支的，有个伴儿也‘颠儿’啦。
成天下地，汗珠子掉地摔八瓣，一冬尽吃点白薯干子，说是要把好粮食留农忙吃，我们眼时再苦的庄稼人过的也比她强，这算哪门子事啦！”
另一位婶子也赶着“说情”：
“这闺女在这儿太孤了，太可怜……”我问：
“侯隽自己怎么说？”
大娘说：
“她自己肯说啥？
那闺女不软，不软也偷偷地哭了好几回了。”
婶子又忙解释：
“搁谁谁也挡不住掉泪啊。
也怪她当初想的太特别，干吗……”这时外边响起一个清朗柔和的声音：
“我不走，我哪儿也不去。”
我看见孩子们牵着一个姑娘的衣角说着话走过来了。
这姑娘，看上去，性格温和稳重。
她脸色红红的，剪短发，戴着顶旧草帽，身个不高不矮，虽然不壮，倒也结结实实，她上身穿一件褪了色的“北京蓝”的上衣，下边裤子膝盖上补着补钉，一双青布鞋，没穿袜子，我特别注意到她的脚胫乌黑光亮，肩上扛着锄头，左手还攥着一本《人民文学》和一张报纸，我想起我的家乡老一辈人管种田的叫“乌脚梗”，管不劳动的读书人叫“白脚梗”，而今天，扛着锄头，攥着书本，攥着书本，扛着锄头的“乌脚梗”，是一天比一天多了。
姑娘停在门口，惊奇地睁大眼睛打量着我们。
二
侯隽，今年二十岁，家住北京，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工会的干部。
侯隽的母校是北京良乡中学，六年来她就在“良中”住读，曾因品学兼优获得北京市教育局的奖状。
1962年，毕业前夕，同学们壮志勃勃，一部分人忙着投考大学，一部分人急着上山下乡回家建设新农村。
啊，有谁接触过中学毕业生填写志愿时的心情和眼神吗？
如果我是个音乐家或画家，我要呕心沥血去描绘这样的刹那，年轻人的思想里波涛汹涌，万马奔驰，翻腾着整个的世界，有数不清的工作、兴趣、理想吸引着他们，突然，一个最强音出现了，“站出来，任祖国挑选！
千条志愿，万条志愿，党的需要是第一志愿。”
于是，顷刻间，端端思绪全凝化为一个极为单纯的坚定的信念，一个极为热烈的渴望。
——到党最需要的地方去，到青年人最应该去的地方去。
侯隽就是这样千千万万高中毕业生中的一个，她虽然也曾向往学文学、学历史、学外语、学医护……，可是，目前哪里党最需要、哪里青年人最应该去呢——农业战线！
侯隽此刻突然觉得自己有了主意了，成熟了，她觉得别的想法都是“小时候想着玩”的往事了，只有“当农民”才是她终身的志愿。
无论是和同学们在月光下散步的时候，或倚着课桌凝想的时候，她总是听到党和祖国在召唤，她的眼前总是展现碧绿的田野，金黄的麦浪，总是看见回乡参加生产的先进知识青年邢燕子、王培珍……在向她招手。
她也曾犹豫过“我行吗？”
接着她又果断地想：
“行，别人能锻炼出来，我为什么不能？”
有人说，“农村苦啊！”
她想：
“对，我就是要去吃苦，让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把苦吃个干净，用我们的双手和智慧为祖国人民，为后代创造幸福吧。”
可是具体问题来了，人家问侯隽：
“你家在北京市，你下哪个乡呢？”
侯隽说：
“哪儿要我我就上哪儿。”
这时，有一个和她最要好的姑娘，从小学六年级起就和她同学，七年来两人秤杆不离秤锤老在一块儿。
那姑娘说，“你随我走吧。”
侯隽说：
“你家在山东济南市区，我去干吗？”
那姑娘说：
“我能找着地方，我从小生长在河北宝坻县豆桥庄，十几年前土改时，我父亲在豆桥分到过一间屋。
虽说现在豆桥也没一个亲人啦，小屋还在，咱们俩到那儿扎根去吧。”
两个姑娘互相倾诉着共同的理想，并且把预先设想出来的种种困难，一一想好解决的办法。
那姑娘就兴冲冲地和豆桥生产大队和小时候的伙伴联系上了。
队里表示欢迎，小伙伴张俊峰已经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也回家参加劳动了，还热情地说要骑自行车来长途汽车站接她们，给她们驮行李。
两个姑娘高兴地当时就去办迁移户口手续了。
她们决定要走的那天，也正是高等学校报考的最后一天。
老师一方面鼓励她们，一方面也对她们说：
“党号召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因为革命青年必须和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
同时，党也需要一部分青年升入大学，掌握更丰富的知识，将来更好地为工农群众服务，从侯隽多方面的条件来说，也还是可以考虑继续升学。”
可是任何时代，都有它的最前线，年轻人谁不渴望奔赴最前线？
同学们都夸赞她们有志气，也有人担心她们“弦定得太高”，有点“浪漫主义”，好意地劝她们考虑得更周到些。
侯隽的父母先是不同意女儿去的，因为这不同于学校里有组织的分配介绍，有点不放心。
女儿又非去不可，他们就要女儿再仔细地冷静地想想，这是一辈子的生活道路的起点，若是去了，就不能半途而废。
侯隽从小在城市里长大，吃饭在机关学校食堂里，穿衣着鞋是百货公司去买，送成衣铺去机器扎，袜子破了补不好，水开不开听不出音。
下乡又要劳动，又要做饭，侯隽的身子又单薄，真能行吗？
真能坚持住吗？
——谁都不能回答，只有让生活，让时间，让事实来回答。
三
1962年07月10日，史各庄公社又增加了两名新社员，两个高中毕业生在豆桥生产队落户了。
虽然这里受了点旱灾，物质条件较贫乏，可是干部和社员对待她们的热情却极为丰盛。
大家都觉得这件事挺新鲜，挺有意思，也挺特别。
冀东老百姓的胸怀永远为革命者敞开着，当年怎样地接待老八路，今天还是怎样地接待支援农业的新兵。
大家跑来七手八脚的帮助她们糊顶棚，油窗户，你搭冷灶，我架锅，东邻送瓢，西邻借铲。
队长媳妇刚给送碗甜酱，书记闺女又提了串咸菜疙疸，生产队还搬来口大水缸。
“嘁里卡嚓”地就把个家安置好了。
年轻的姑娘呀，尽管她们自己以为是大人了，设想考虑得很周到，思想准备得很充足了。
可是在生活面前，她们到底还是个孩子。
人生、困难、斗争和整个的世界在她们，也才不过是像偎在母亲怀里数着夜空的星星，或是和小伙伴滚在青草地上，仰看变幻的彩霞。
而生活的实际，却似莽莽风云，滔滔激流滚滚涌来。
第1战役，冀东平原上大嘚咧咧没半点含蓄的07月骄阳，算跟这两个才从课堂里走出来的学生较上劲儿啦。
烈日毫不客气地把姑娘的皮肤晒糊了。
姑娘大汗小汗溜溜地淌，农业活儿，也不是像在学校里每周两小时的劳动锻炼那么简单愉快，就说耪地吧，抡起锄来不知怎么迈步，使出全身的劲儿，还是耪不深。
明明跟人家一齐动的手，可总是被人家拉得很远，这下，可算形象的了解了“落后”二字的解释了，田垅变得好像无限长，老也到不了头。
侯隽发狠地说：
“你瞧，咱们立志当新农民，地里的活儿都干不好，算什么农民呢？”
两人一商量，决定加紧练，赶上老农。
于是早晨鸡才叫，星星刚退，她们已经在田里练了，耪地时候练耪，开苗的时候练开苗……。
腰酸腿疼还在地里干，手上磨起一个个血泡还是干。
在农民看来是轻而易举小拇指拨拉拨拉就成了的事，她们都得拚出半条命来。
光是下地劳动不算，一天还得做三顿饭，在那火笼一般的西晒的小厢屋里，两个人糊鼓揪瞎糊弄，夹生过火、盐大碱小好歹地算填了肚子了。
再加上，这一年，夏秋之交，又涝得厉害，庄稼被淹了，春旱秋涝，灾上加灾，眼看是要减产，口粮上虽然队里对她们还是照顾的，可是她们半点存底儿也没有，所以“吃口”挺紧，也不敢敞开吃饱了。
宝坻一带，洼地多，苇塘多，大花蚊子，“小？
？”
蚊子，也来向姑娘献殷勤了。
两个姑娘只侯隽带来一顶单人小帐子，你推我让地，侯隽不肯把帐子挂起来，她们的腿被咬烂了，至今留有瘢瘢的疤痕。
生活的考验实在够呛，可是姑娘在地里没少唱歌，在村头的大槐树底下，还表演舞蹈，她们说：
“生活越艰苦越紧张才越有意义。”
唉，话虽这么说，可惜生活和“意义”也有“闹分家”的时候。
还不到一个足月，那个带侯隽来的姑娘走了。
（老是“那姑娘”“那姑娘”写不明白听不顺，请谅解我姑隐其名的苦衷。
乡亲们都说“那姑娘”再机灵不过了，就叫她“小机灵”吧。）
“小机灵”灵机一动，到×村去看朋友去了。
本来，一个伙伴儿，暂时离开十天半月也不打紧，可是侯隽这时和豆桥的乡亲还有些人生面不熟的，又摸不准伙伴这一去什么时候回来，就特别感到孤单难受，更有人传说：
“小机灵”是去订亲去了。
有人和侯隽逗着说：
“人家有对象啦，不回来啦。”
有人同情地说：
“可真不够意思，她把你给‘闪’了。”
更有人背后叨咕说：
“我说是吧，那个走了，这个也呆不长。”
侯隽的歌声喑哑了，眼泪老是不听话地往外跑。
党支部书记张清瑞鼓励她说：
“侯隽啊，当初来的时候铁嘴钢牙咋说的，可别‘半截革命论’，咱对革命的热情，可不能像水皮上的油花，浮头一撩，就剩凉水一缸了，要越考验越热，越锻炼越强才是好样的！”
那直性子爱说话的大娘也为她排解忧愁：
“她走她的，走了更好，省得你啥事儿都得让着她，吃饭也老是她吃稠的，你喝稀的。”
侯隽嗫嗫地说：
“她回来，我还让她吃稠的。”
大秋时候，“小机灵”蹦蹦跶跶地回来了。
侯隽把自己掉泪的事全忘了，姐俩又有说有笑，有商有量，又唱又闹了。
说也凑巧，树还没掉叶儿，“小机灵”的母亲又病了，“小机灵”就回济南去了，这一走，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也没回来。
有人替侯隽着想说：
“伴儿也走了，你也回北京吧，在我们这个‘破’地方，是图个什么呢？
怎么了局呢？”
侯隽的眼圈又红了。
豆桥的姑娘帮着把侯隽的小铺盖一卷，……侯隽没有回北京，而是搬到了新结识的女伴儿的暖屋热炕头上。
豆桥的人们哪一个不疼侯隽呢。
常常是侯隽回到小厢屋做饭时，缸里水满着，有时候锅盖上躺着把鲜嫩的小葱……，侯隽天天和大家在一起，在风风雨雨的田野里来来去去，一步步、一锄锄地，把意志和麦种一起深深地种下，相信它一定会发芽。
冀东平原上的赛小刀子的老北风也来拜望姑娘，姑娘的手脚全冻裂了。
农忙季节已经过去，家里的妈妈也想煞这心尖尖上的女儿了，捎信来叫她回家和弟弟妹妹一起过新年。
可是，侯隽在这里教起冬学民校来。
每天夜晚，在油灯下，在琅琅的书声中，姑娘把自己学得的知识一点一滴的教给别人。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而姑娘感到夜夜有暖流流过心房。
直到古历腊月二十七，庄户人家都忙着扫房，杀猪，剁饀……没空来上学了，侯隽才坐着进城的牛车，有生以来第1次捎上些按自己劳动工分分来的谷子、棒子、猪肉、白面……买上张长途汽车票，回北京过春节。
侯隽在豆桥劳动了半年，庄稼活儿，“久熟，久熟”干久了，又有人把着手教，自然而然就熟了，大家“鉴定”说：
“侯隽苦夏寒冬的，风里雨里泥里土里‘抡打’过来了，像个庄稼闺女啦，干活够点意思啦。”
她和大家相处的亲亲乎乎的，春节这一走，大家又是为她回家看妈高兴，又是嘀咕她不会再回来，本来嘛，这儿没家、没业、没亲、没故，闺女有啥可恋的呢？
何况侯隽也说过，自己虽然是决心不脱离农业，可是很想去国营农场，也曾向有关方面去过信。……侯隽还会不会回来呢？
四
没等“七九河开”，不待“八九雁来”，她穿着一身厚棉裤棉袄，扛着从家里搬来的新炕桌，掖着几本农业书，回到自己简陋的小厢屋。
人们觉得侯隽好像长大了些。
有人说侯隽有心事，尽发愁。
可有的人说侯隽更踏实了，她经常把书报带到地头，念给大家听。
并把一首首新歌，一句句地教给村里的年轻人。
她不但已经不用劳烦团支部书记戚连升费心偷偷给她挑水，而且大队部的水缸竟常常被她挑满。
她把家里带来的喇叭口的裙子改成了劳动服。……但是，侯隽是不是就真的留在豆桥，不知道，姑娘的心还没有定下来，此刻，我的笔也不能为她做任何的艺术加工。
也许读者还关心着侯隽和“小机灵”的友谊吧，七载同窗，立志并肩走向生活，在这经受严峻考验的第8个年头，是否就此分手呢？
据豆桥的姑娘告诉我，情况是这样的：
才过春节，“小机灵”从济南回来，路过豆桥，见侯隽不在家，就径往×村去了，侯隽回来，一听说，就愣了，撂下炕桌，就往×村写信，一封封地写，可是“小机灵”难得回信。
及至证实“小机灵”真的订了婚，并在×村小学当上代课老师了。
肯定是不回豆桥了，“小机灵”又老给侯隽写信，侯隽又懒得搭理她了。
后来，“小机灵”来把侯隽接到她未来的婆婆家去玩，做好的给侯隽吃，请她瞧“皮影”，住了几天，侯隽非走不可，“小灵机”说：
“多玩两天嘛。”
侯隽说：
“我想家了。”
“小机灵”没明白：
“咋个啦？”
“你不想咱们那个家，我想。”
侯隽就回豆桥了。
我们和侯隽谈心时，总想“套套”她和“小机灵”的具体的矛盾冲突，可是侯隽没说过她一句不好听的话，只是深有所感地解释：
“生活的实际考验，比我们所想像的要复杂得多，它并不像在小说和电影里那么富有‘文学性’和‘诗意’。”
呀——我真恨自己的文风花里乎梢，没能把侯隽所经受的考验真切如实地反映出来。
它非常琐碎、细致、平凡，又是从早到晚、从大到小、从近到远无所不在的。
豆桥的群众对“小机灵”的评价可不像侯隽那么止于分寸，他们倾向鲜明，护着侯隽，爱说的大娘又向我们检举：
“那姑娘参加农业的心，是牛蹄子两半着。
这件事做得就是不够意思。”
好心的婶子告诉我们“小机灵”来豆桥办迁出户口手续时，她从小厢屋窗台猫眼里看见姐俩吵翻了。
婶子说：
“侯隽就是嘴太笨，翻过来倒过去只两句话：
‘……你当初来的时候怎么说的，你当初怎么向老师和同学保证的’。”
可是侯隽不承认吵翻了，她笑着说：
“别听她们的，我们没吵，她回来，我还跟她好，她要好好教书，我也还跟她好，她总算没离开农村。”
我赞成侯隽这个态度。
“小机灵”年纪还很轻，走过一小段弯路，前途还是很广阔的。
但是必须估计到，改正缺点，要比打冲锋仗还要艰巨得多，要付出五倍、十倍的毅力和决心。
有时候一张画稿画坏几笔，只好一切从头画起。
而侯隽呢，从她参加少先队的时候起，从她在中学里接受党和团，接受老师们的谆谆教育，从她树立了全心全意献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理想的时候起，到她独立地驾起一只小船，驶向生活的汪洋大海。
她划呀划呀，不管那波涛汹汹，涌浪回旋，也不管那黑夜的风暴，她甚至弄不清是哪只海鸟为她带路，哪座灯标为她避礁，哪里传来的歌声为她鼓劲。
她只是不停地奋力向前划。
筋酸骨痛还是划，胆战心惊还是划，……当云雾渐渐散去，她发现方向是对的，对的！
曙光是在前面，太阳又红又大又暖和，时代的长风巨浪推送着她的小船，她划出了好远好远，比她自己想像的要远得多，海阔天高、乘风万里，正好扬帆。
一切经历过的困难和斗争都化为胜利的喜悦。
真是到了“山口潜行始隈隩，山开旷望旋平陆”的境界，今天年轻人的理想的桃源，正在这不平静的农业前线，她的眼睛看得很清，很远，她的胸襟开朗，斗志昂扬。
侯隽是否就定居在豆桥，她以后到底应该怎么办？
大家的看法很不一致，因为笔者的走访，掀起了辩论的热潮，一时成为史各庄公社豆桥党团支部的干部们，大叔大爷、大娘婶子、姑娘学生在地边、炕头、会场、当街的谈话中心。
有的人说：
“是应该让人家到国营农场去，那边生活有规律，也用不着自己做饭，组织领导、政治文化各方面都比咱们这儿强，年轻人进步得快，学习技术也方便。”
有的人不同意：
“在公社在生产队又不是没人管，都是共产党领导，哪儿更需要她呢？”
有人说：
“咱不能主观做决定，侯隽，你还是自己把心锅儿端出来吧。”
侯隽带着自我检讨的心情，红着脸说：
“打我一来，公社、队里干部和乡亲们都这么关心我，待我好，帮助我进步。
可是我自己还一阵阵的安不下心，想去农场，总还是为自己想的多。
我现在高低不走了，我舍不得离开豆桥。
再说越是条件差，越能锻炼人，这儿也需要我。”
姑娘的眼眶再一次的湿润了，可是这是闪烁着幸福的泪花。
寻找困难，是我们时代年轻人的风格，当一个人感到自己是跨过了一个相当的高度，感到自己是对大家有用，是多么幸福。
这孩子就是这样，我们和她相处了那么多天，从来没听她讲过自己的优点，也从来没听她抱怨过什么。
她才到豆桥不久，就给燕子姐姐写了一封信，可一直到今天都不好意思发，她老觉得自己还做得很不够，一年以前，侯隽还只能从字面上概念地去理解毛主席说的：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可是今天，她多么想加劲使自己掌握更多的劳动本领和知识，好和农村青年成群结队，在这广阔的天地间，更高、更快、更勇猛地飞！
飞！
飞！
“是啊。”
有人说：
“像侯隽这样的先进人儿，应该调到咱宝坻县的大红旗邢燕子或铁姑娘她们的队里，就合适了。”
这话在年轻人中点起火来，为了侯隽她们的落户，热情忙活张罗了一年的张俊峰早憋不住了：
“人家是燕子，咱也不是天生的笨雀儿；
人家是铁打的，咱就是豆腐做的啦？
又不比人家缺胳膊短腿，要是侯隽带个头，咱就追不上人家了，先进人儿都凑在一块儿，起啥作用啊？
不赞成！”
侯隽说：
“我也常常想，咱们能不能也组织个什么队，拳头攥紧了才有力量。”
姑娘们说：
“着啊！”
小伙子们嚷起来：
“咱庄要组织可别叫什么姑娘队，得把我们也包括进去，不兴犯本位！”
那位爱说话的大娘，可是还转不过弯子来：
“别吵吵，干吗死气白赖地留人家闺女在这儿吃苦哪，没看人家掉泪儿的时候？”
侯隽笑起来：
“大娘，您净记着我掉泪儿，您可不知道我心里有多乐，多甜。”
我们能体会到：
一个人如果听了党的话，为革命奋力工作时，那种“苦中自有乐，乐在吃苦中”的心情。
好心婶子可也还在担忧：
“年轻人别瞎起哄，你们敢情在家，守着妈哪，人家闺女多孤啊，多可怜，也没伴儿……”侯隽抢着说：
“豆桥都是我的亲人，我不孤，党支持我。”
着啊，豆桥的全体社员和她在一起，党和她在一起，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都是她的伴儿。
我们也跟她作伴，生活中的新生事物教育了我们文艺工作者，我们不是生活的旁观者，我们不但是应该宣传新生的事物，而且首先是应该支持新生的事物。……
“是件好事啊，就是太特别。”
大娘感叹地说。
“好就好在特别！”
年轻人又“炸窝”啦。
“特别的有志气！”
“特别的有意义！”
“特别的有教育作用。
人家跟咱这儿不沾一丝边儿，还非在这儿苦干实干，咱们还有啥话说！”
本来嘛，知识青年和劳动人民相结合，参加农业劳动，本身就是件特别的事，是前代知识分子从来没有也绝不可能做到的事，我们今天迈出了这伟大的一步。
我们年轻人就是要立这样特别的志愿，干这样特别的事情。
我想到“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我们深刻地感觉到，共产主义思想渗透在年轻一代的血液里，这是我们党的思想教育工作的一朵胜利之花。
五
侯隽不走了，侯隽坚决地留在豆桥了。
去年07月，侯隽还是学生；
今年07月，侯隽已是农民。
侯隽带着五分的优良成绩走出校门，她在生活的考场上，在她这一年的期终总评来说，又一次的得到了五分。
我们难以预料，在未来的征途中，她还要遇到多少次大大小小的测验，我们祝愿这位特别的姑娘，勇往直前，永远得五分！
豆桥，美丽的豆桥，翻滚的麦浪正在劳动的巨掌下被征服，全体社员都出动来忙“麦秋”啦，今年麦子长得这旺实，乡亲们乐得后脑勺都开了花儿，侯隽在麦地里和大家一起拔麦子。
这件新活儿，把姑娘的手又勒破了，姑娘把手指头缠起小布条，接着干。
姑娘在场上，撂下叉杆，抄起扫帚，放下簸箕，抡起撬钩，天热，姑娘把短发用玻璃丝扎起两个小笤帚辫儿，额前的鬓毛，汗黏搭拉的，像剪了一圈齐眉穗儿，活是一个农家小闺女模样啦。
笔者本应在这里打住煞尾了，可是想着也该再交代交代“小机灵”，我们打算去×村找找她，不料，她来了。
这一天，我们正在场上“过箔”，把压过场以后的麦秸，在高粱秆编的有细缝的帘子上不停地拨来拨去，漏下剩余的麦粒，和短小的可喂牲口的花秸。
“小机灵”穿着一身新衣裳来了。
我们见了面都很高兴，她也拿起叉杆来就和我们一起“过箔”，侯隽挽起裤腿，光着脚丫子，忙着给我们供料。
我们还扯着闲话儿，后来，“小机灵”问我们：
“姐，听说你们是想把侯隽的事登报吗？”
“是啊。”
她脸上“唰”地“挂色儿”了：
“你们可别写我啊。”
我们笑了：
“怕我们批评你吗？
我们的笔头虽有尖尖儿，看见你这小样儿心早软了。”
“真别写我，你们就把侯隽这面红旗树起来，就得了，别拿我衬着，再一艺术加工，我就没脸见人了。”
“我们是想跳过你，可是避不开，你想想，我们就是只写八个小字儿——她带侯隽来，她走了。
也不能让读者看着是表扬你，是不是？”
她停下叉杆来，瞧着我们：
“你们要把我写成反面人物吗？”
我说：
“怎么可能哪，我们要肯定你几点，你是充满了热情来的，经受过一段困难的考验……你现在还是在农村。……”她又问：
“您说我就真错了吗？
我当时想，我的家境困难，父母省吃俭用把我供到高中毕业不容易，我应该找个工作给家挣俩钱，不然怎么说得过去……”我正思忖着，每一个退下阵来的人，都会从“我”的角度找到一些“实际”理由，其实这些理由是一驳就站不住的，我怕话出口会太重，她接受不了。
这时，和她从小一起长大的，火性直肠的张俊峰插嘴了：
“你就只知道你父母省吃俭用供你读高中，咋你爷爷奶奶省吃俭用，你爸爸可没念高中哪！”
“小机灵”委委曲曲地说：
“我当时想着也还可以支援支援侯隽，您看咱们这个‘家’，顶今儿还是要啥没啥……”在我们对面干活的一位复员军人开腔了：
“就算你是份好心吧，可你忘了你和侯隽参加农业就等于上前线。
你琢磨琢磨哪个知识青年扛起锄把来，没有多少双眼睛盯着盼着啊。”
“小机灵”不说话了，使劲地来回拨拉着麦秸已经不多的“箔”，高粱秆发出哗嚓哗嚓的响声，半天她抬起头来：
“姐，我是绕了个弯子，可我才二十几岁，往后日子长哪，您看着吧，我再也不挪窝儿了，我要好好的当小学教师，‘麦秋’‘大秋’放假，我就到侯隽这儿来劳动，我不相信我永远走弯道儿。”
我们高兴地说：
“对！
行！
我们把你的话记下来，以后我们还要见面哪！”
我想侯隽也一定在乐，这姑娘有哪一天不牵记自己要好的小伙伴呢，我揩了揩额上的汗，放下叉杆，抬眼看侯隽，咦，她哪儿去啦，这个特别的姑娘。
烈日当顶，拖拉机吼叫着，牵住八个大？
轴在场上转圈，腾起了土雾麸烟，满场是金子的海，金子的山，特别的姑娘在哪儿，是哪一个？
这里谁也不特别。
集体劳动的竞赛热情，融汇成一片雄壮和谐欢乐的合声，姑娘在人群中，姑娘在麦浪中，麦浪汹涌，麦浪汹涌……。
（05月23日——06月20日写于豆桥——北京——宝坻）（附图片）
孙滋奚　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