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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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统一社会党，从一月十五日到二十一日，举行了第六次代表大会。
现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千方百计地破坏全世界人民的团结，特别是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企图阻止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胜利发展。
各国共产党人和全世界进步人类，对于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团结所受到的日益严重的损害，感到深深的忧虑和不安，迫切要求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
我们本来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举行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代表大会，能够遵循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作出自己的贡献。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处在社会主义阵营的西方前线，面对着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西德军国主义的威胁，理应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我们的共同敌人，而没有任何理由在那里重演亲痛仇快的事件。
不幸的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出现了同我们愿望相反的情况。
德国统一社会党这次代表大会的显著特点是：一方面说了不少在兄弟党之间停止攻击、加强团结的话，另一方面却极其粗暴地继续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进一步扩大分歧，损害团结；
一方面说了不少拥护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话，另一方面却明目张胆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铁托集团翻案，公然破坏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
当应邀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在致词中引证和阐述莫斯科声明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批判的时候，大会的执行主席一再阻止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继续致词。
在这样的导演下，会场上发出一片喊叫声、吹口哨声和跺脚声。
这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怪现象。
中共代表致词以后，大会的执行主席居然提出抗议。
他表示“最坚决地拒绝”中共代表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批判，并且认为这是“违反各共产党和革命工人政党之间一切普遍的准则”的。
接着，苏联《消息报》就攻击中共代表对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批判，说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
德国统一社会党的这次代表大会，在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提出了这样严重的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究竟要不要团结？
究竟是要真团结，还是要假团结，究竟是要在什么基础上的团结，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还是在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纲领的基础上或者别的什么基础上“团结”？
这就是说，究竟是要消除分歧，增强团结，还是扩大分歧，制造分裂？
中国共产党人同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全世界进步人类共同一致的愿望是：维护团结，反对分裂；
要求真团结，反对假团结；
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共同基础，反对破坏这个基础；
要求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各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可靠保证，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胜利的可靠保证，是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可靠保证，是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
这种团结的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年莫斯科声明。
这两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协议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
只有严格遵守这两个文件，才能加强团结，才能有真正的团结；
违背这两个文件，就只能损害团结，只能是假的团结。
坚决维护莫斯科宣言、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和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共同准则，同违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言论和行动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是各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
中国共产党一贯为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非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努力。
一九五六年，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在全世界掀起了一个反苏、反共的浪潮，并且在匈牙利策动了反革命暴乱。
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一起，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捍卫了社会主义阵营。
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的莫斯科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共同努力，经过充分协商，制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确立了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共同准则。
在这两次会议上，我们对某些不正确的、不利于团结的倾向进行了必要的斗争，也在某些问题上作了必要的妥协，对于会议达成一致的协议，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一九六一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出现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指名攻击另一个兄弟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严重事件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就表示了坚决的反对，并且提出了真诚的劝告。
我们当时就指出，这种做法“是无助于团结，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
把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争执公开暴露在敌人的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的态度。
这种态度，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
中国共产党真诚地希望，有争执和分歧的兄弟党，将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在互相尊重独立和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
遗憾的是，我们的这种努力，没有能够阻止苏阿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我们的好意，竟然遭到某些人一连串的责难。
一九六二年四月，中国共产党本着维护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准则和加强团结的愿望，积极支持一些兄弟党关于和缓关系、改善气氛的建议，并且写信给有关的兄弟党，正式提出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主张，以便通过同志式的讨论和协商，消除分歧，加强团结。
我们还指出，在召开会议之前，各兄弟党应当进行许多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在广播电台上和报刊上停止对另一个兄弟党的攻击，以便为上述会议的召开和它的成功创造有利的条件。
我们感到十分痛心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兄弟党所作的这种积极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有关兄弟党的相应的响应。
相反地，那种违反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的做法，特别是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指名攻击其他兄弟党的恶劣做法，却愈演愈烈。
在最近一个时期召开的几个兄弟党代表大会上，都继续攻击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都攻击了中国共产党，在有的党的代表大会上还攻击了朝鲜劳动党。
这股违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逆流，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达到新的高峰。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受到了多方面的庇护，而根据莫斯科声明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兄弟党代表，却受到完全非同志式的，粗野的对待。
这种做法，是极其庸俗的，也是毫无用处的。
在某些同志看来，坚持兄弟党一致协议的莫斯科声明的原则，是不能容许的，是非法的；
而受到莫斯科声明谴责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反而是应当欢迎的，是合法的。
他们一方面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大肆攻击，另一方面同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大讲团结；
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剥夺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兄弟党代表发言的机会，另一方面向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喝采叫好。
这种十分恶劣的情况，是在精心策划下进行的，这就更加增加了它的严重性。
我们在这里不能不严肃地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在一个严重的关头。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的共同基础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正面临着被公开撕毁的严重的危险。
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正遭受到严重的威胁。
在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如何对待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大问题；
不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
这个问题，关系到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同流合污。
这个问题，关系到是要以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作为团结的基础，还是以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纲领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作为“团结”的基础。
这个问题，关系到是要真正加强团结，还是口头上讲团结，实际上制造分裂。
归根到底，这个问题关系到究竟是要严格遵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种声明，还是要撕毁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
一九六○年莫斯科声明讲得十分清楚：“各国共产党一致谴责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的集中表现。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使自己的国家脱离了社会主义阵营，使它依赖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所谓‘援助’，从而使南斯拉夫人民的英勇斗争所取得的革命成果有失去的危险。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
他们以非集团政策为借口，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结的活动。
进一步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领导人，为了使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不受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反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而积极斗争，仍然是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一项必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对待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立场，正是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应当采取和必须采取的立场。
这个立场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立场是根本对立的。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根本反对莫斯科宣言，也根本反对莫斯科声明，并且拿自己的修正主义的纲领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共同纲领相对抗。
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纲领中，铁托集团否定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对立，主张采取所谓“超集团”的立场；
他们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他们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全民所有制说成是“国家资本主义”；
他们还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
所有这一切，都是同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水火不相容的。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以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的公报说：“全体会议认为，代表团执行了南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没有参加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没有签署这个会议的宣言是正确的。
因为，这个宣言包含一些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观点相矛盾并为南共认为不正确的观点和估计。”
至于说到莫斯科声明，铁托集团对它的攻击就更加猖狂了。
就是那个在德国统一社会党这次代表大会上受到有些人狂热欢迎的铁托集团代表弗拉霍维奇，在一九六一年二月南共联盟中央执委扩大会议上就说过：“莫斯科会议走了在各种观点和倾向间谋求妥协的路线，走了‘斗争策略规律千篇一律、死板划定、彼此雷同’的路线；
这样，在统一的声明范围内，反映了世界上当代社会的客观发展的立场和观点，同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的看法（其最明显的例子是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立场），混在一起了。”
南共联盟中央一九六一年二月会议通过的关于莫斯科声明的决议中说：“莫斯科声明不仅对社会主义事业，而且对巩固世界和平的努力，都只会引起有害的后果。”
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不是应当进行批判呢？
这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本来是不成问题的。
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原则性立场，也是得到其他兄弟党的赞同的。
大家记得，一九五八年六月，赫鲁晓夫同志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曾经说过：“中国同志和其他兄弟党一样，对南共联盟纲领草案修正主义原则的批评，都是十分正确和十分深刻的”。
大家还记得，正是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上一次代表大会上，也就是一九五八年七月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应该不应该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分歧。
赫鲁晓夫同志当时曾经说过：“南斯拉夫人士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观点，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德国统一社会党和所有其他兄弟党的深刻的原则性的批评。
各党在领导机构的决议中和党报的文章中，都采取了谴责这些观点的明确立场，十分注意于批判地分析这些观点。
这是很对的。”
他还说：“南斯拉夫人士口头上说他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实际上只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做一件外衣，来迷惑轻信的人，使他们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提出的革命的阶级斗争的道路；
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想从工人阶级手中夺取最锐利的阶级武器。
不管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他们是在帮助劳动人民的阶级敌人以换取贷款，帝国主义者因此夸奖他们那种‘独立的、超集团’的政策，反动势力在利用这种政策以图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阵营。”
他还说：“南斯拉夫领导人在他们的言论和正式文件中，赤裸裸地提出了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实质的修正主义观点。
他们公然采取了分裂的、修正主义的路线，从而帮助了工人阶级的敌人反对共产主义和帮助了帝国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团结的勾当。”
他还说：“南斯拉夫领导集团的纲领，实际上不过是右翼社会民主党人许许多多修正主义纲领的并不高明的翻版。
因此，南斯拉夫领导人不是走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道路，而是走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和其他叛徒所开辟的道路。
现在，他们实际上已经同卡尔·考茨基的后代——他的儿子本尼迪特合流了。”
我们不能理解，有些同志过去对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采取了正确的立场，为什么在现在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
有人说，这是因为“南斯拉夫领导人勾销了非常多的错误”。
很可惜，铁托集团自己从来不承认他们有什么错误，更谈不上什么勾销错误。
如果硬要说铁托集团“勾销了”错误，那才是真正的主观主义。
我们愿意请那些为铁托集团辩护的人，听听铁托集团自己是怎么讲的吧！
早在一九五八年四月，铁托在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就说过：“如果任何方面有人期待我们放弃我们在国际问题和内部问题上的原则性的立场的话，这只是浪费时间”。
一九五九年，铁托集团的另一位领导人卡德尔，在他写的一本小册子里，说得更加露骨。
他说：“现在看来，批评家们不断地向我们建议的，正是他们开始放弃的东西；
而批评我们的，正是他们开始接受的东西。”
直到最近，一九六二年十二月，铁托从苏联回到贝尔格莱德的时候，一下火车就说：“讨论南斯拉夫现在将如何改变自己的政策，这纯粹是多余而可笑的事情。
我们没有必要改变自己的政策。”
过了几天之后，铁托又说：“我们在那里（指在苏联）还谈到，南斯拉夫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对外政策。”
铁托和卡德尔的话表明，铁托集团坚决否认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有任何改变。
事实上，他们的确没有任何改变。
那些故意要说什么铁托集团“勾销了非常多的错误”的人，在这里不是说谎又是什么呢？
近来，某些人大谈他们同铁托集团之间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是相吻合的、日益接近的。
我们要问：既然铁托集团的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没有任何改变，那末，是不是说这些话的人自己，向铁托集团的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日益接近了呢？
特别令人惊异的是，某些人公然宣称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是“死板的公式”。
他们不允许任何一个兄弟党揭露和谴责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谁如果坚持谴责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谁就是“使用资本主义世界的野兽的法律”，就是“坚持野兽的道德”。
请问，把八十一个兄弟党一致协议的莫斯科声明，说成是什么“死板的公式”，说成是什么“资本主义世界的野兽的法律”，究竟目的何在呢？
是不是要撕毁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呢？
如果根据莫斯科声明谴责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竟然成为“野兽的道德”，那末，违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恨不得“咬死”一个兄弟党、兄弟国家，又算是什么道德呢？
我们还听到陶里亚蒂同志竟然这样说：“我们和其他一些人对南斯拉夫同志们所采取的立场是正确的，从而纠正了一九六○年的决议（按：这是指八十一个兄弟党一致协议的莫斯科声明），因为它在这一点上是不正确的。”
我们要问，对于各国兄弟党一致协议的莫斯科声明，陶里亚蒂同志究竟有什么权利宣布它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是不正确的呢？
究竟有什么权利来随便“纠正”、随便撕毁庄严的国际协议呢？
如果一个党或一些党可以随便“纠正”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达成的协议，那末，还有什么应该共同遵守的原则呢？
很明显，某些人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致通过的庄严的文件，采取这样轻蔑的态度，对于自己签了字的文件，自己不遵守，还要辱骂那些遵守的人，这完全是背信弃义。
在这里，我们要强调指出，那些热中于给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企图在南斯拉夫问题上打开缺口，进而全部撕毁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
如果他们的这种企图得逞，那就等于说，过去几年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批判，都是错误的，而叛徒铁托集团反而是正确的；
那就等于说，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是错误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纲领反而是正确的；
那就等于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已经过时，现代修正主义已经不能反对，更说不上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
那就等于说，大家都应当跟在铁托集团的后面，“同卡尔·考茨基的后代——他的儿子本尼迪特合流了”。
如果这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和策略，就要全部改变，就要以修正主义的投降路线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
如果这样，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还有什么团结的共同基础呢？
这不是存心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制造分裂吗？
现在，摆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面前的迫切任务，就是保卫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就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我们坚决拥护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基础上的团结，坚决反对在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纲领或者别的什么东西的基础上的“团结”。
我们中国共产党，将同所有的兄弟党一起，为此进行不懈的努力。
无产阶级的事业从来都是国际性的。
各国共产党人为了争取这个共同事业的胜利，必须联合起来，进行共同的斗争。
没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联合和团结，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事业，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和巩固胜利的。
维护和加强这种团结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只能是遵循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
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关于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实行联合的原则，互相支持、互相援助的原则，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原则，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
是不是认真遵守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是考验每一个共产党人是否真正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首要标志。
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这两个由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协议的国际文件，对于各国兄弟党都具有约束力。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只有遵守的义务，而绝对没有破坏的权利。
任何一个党或一些党，都没有权利去改变它，都没有权利宣布它无效。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任何一个兄弟党，不论它的地位多么重要，它的作用多么大，它的决议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只能对它自己一个党具有约束力。
按照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性则，不能容许把一个党的纲领、决议、方针、政策，强加于其他兄弟党；
也不能容许把一个党的领导人今天这样讲、明天那样讲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自相矛盾的话，当做圣旨，要其他兄弟党必须服从；
更不能容许根据一个党或一些党的意志，任意地把这个或那个兄弟党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一脚踢出去，或者任意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硬拉进来。
由于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和变化迅速，由于各个兄弟党所处的情况很不相同，在各兄弟党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或那个问题上发生不同的意见，是难以避免的。
问题在于，当兄弟党之间发生分歧的时候，应当根据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关于兄弟党关系的准则，通过内部的平等的协商，消除分歧，达成一致；
而绝对不应当把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也不应当利用报刊和其他宣传工具对兄弟党进行公开的攻击，更不应当利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公开攻击其他兄弟党。
很明显，如果今天公开攻击这个兄弟党，明天又公开攻击另一个兄弟党，那还有什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可言呢？
我们认为，一方面讲要停止攻击，另一方面又在继续进行攻击，这绝不是一个诚实的共产党人应当采取的态度。
正如出席德国统一社会党这次代表大会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团长所指出的：“在这个并非兄弟党国际会议的代表大会上，一方面谈论停止对意见分歧的公开争论和加强团结，而另一方面却又提出了兄弟党之间意见分歧的问题，特别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片面的批评。
我们认为，这不能看作是友好的同志式的态度，这种态度无助于我们所一致主张的团结一致。”
说一千句团结的空话，不如做一件有利于团结的好事。
现在是悬崖勒马的时候了！
晚做总比不做好。
我们诚挚地期望，首先发起攻击的兄弟党言行一致，采取主动，回到内部平等协商的轨道上来，回到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的轨道上来。
中国共产党深刻地理解自己在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方面所应当担负的责任。
我们将一如既往，不遗余力地在这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曾经多次主张、现在仍然主张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大家心平气和地坐下来，经过充分的同志式的讨论，协调彼此的观点，消除分歧，在新的基础上加强团结。
我们愿意同所有兄弟党一起，采取一切有利于和缓关系、加强团结的步骤，以便改善气氛，为召开兄弟党会议准备必要的条件。
今天，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正在疯狂地进行挣扎，妄想阻挡和扭转时代的潮流，妄想阻止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妄想破坏社会主义阵营。
大敌当前，我们共产党人应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更加坚定地进行共同的战斗。
任何不利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的言论和行动，任何不利于世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言论和行动，任何不利于共产党人和全世界革命人民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在全世界共产党人中间是通不过的，在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中间是通不过的，在所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中间是通不过的，在一切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的人们中间是通不过的。
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希望。
我们越是团结，全世界人民就越是高兴，越是受到鼓舞。
我们越是团结，就越是能够增强一切革命人民的胜利信心，越是能够有力地打击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
我们不应该辜负全世界人民的期待。
我们一定要坚持团结，反对分裂。
我们一定要真团结，反对假团结。
让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原载1月27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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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上海28日电 中共上海市委今天下午邀请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各民主党派上海市地方组织、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各界知名人士二百多人，举行春节座谈会。
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主持了座谈会。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中共中央委员邓颖超同志等出席了座谈会，和各界人士一起，欢度春节。
各民主党派上海市地方组织负责人在会上热烈发言，畅谈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和1962年各方面工作取得的巨大成绩。
他们满怀信心地表示，1963年将更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继续加强学习，努力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柯庆施同志在会上讲了话。
他说，今年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目前正值春节，一年之计在于春。
他要求大家同心协力、紧密团结、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的物质建设和思想建设，发扬先公后私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为尽快实现国家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这一伟大目标而奋斗。
周恩来总理也向大家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作者：吕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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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28日讯 毛泽东主席接见了古巴《革命报》国际部主任贝尼特斯和摄影部主任萨拉斯，并同他们进行友好的谈话
毛泽东主席接见古巴《革命报》国际部主任贝尼特斯 （右一）和摄影部主任萨拉斯（右二） 新华社记者 吕厚明摄
===== 刘少奇邓小平等同志接见科学家-刘少奇同志说：我们国家的进步，我们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都要依靠全国人民的努力，依靠科学家的努力，尤其需要老科学家的带头。
只要大家努力，我们的国家一定会进步得很快。
——现在，我们国家的形势很好，我们希望在一九六三年取得更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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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26日讯 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以及党的其他领导人邓小平、董必武、彭真、李富春、谭震林、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杨尚昆等，今天晚上接见了一百多位著名的科学家。
刘少奇同志和科学家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他说，我们国家的进步，我们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都要依靠全国人民的努力，依靠科学家的努力，尤其需要老科学家的带头。
只要大家努力，我们的国家一定会进步得很快。
刘少奇同志说，现在，我们国家的形势很好，我们希望在1963年取得更大的成绩。
他祝科学家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春节愉快。
被接见的自然科学家中，有在科学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水稻专家丁颖、地理学家竺可桢，物理学家吴有训、小麦专家金善室、数学家华罗庚、原子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力学家钱学森、胸腔外科专家黄家驷以及老中医蒲辅周、青年科学工作者邓稼先、孙超和新近回国的病理学家侯宝璋等。
在社会科学方面，有历史学家翦伯赞、哲学家冯友兰、语言学家吕叔湘等著名学者。
陪同接见的有林枫、李四光、韩光、蒋南翔、张爱萍、范长江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
据新华社26日讯 农历年初二的夜晚，首都的理科、农科、工科、医科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名学者、教授、青年研究工作者、技术工作者以及他们的亲人，一共二万五千多人，在人民大会堂里欢度新春佳节。
七时晚会开始，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以及党的其他领导人邓小平、董必武、彭真、李富春、谭震林、陆定一、陈伯达、康主、薄一波、杨尚昆走上大礼堂的主席台，向大家祝贺春节。
这时全场万人起立，长时间地热烈鼓掌，感谢党的领导同志的关怀。
欢乐、团结、发奋图强的气氛笼罩着这富丽堂皇的人民宫殿。
在联欢的人群中，肩负着国家和人民重托的学者、教授、研究工作者、医师、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们，都互道新春的祝愿，畅谈过去的成就和未来的抱负。
他们为党和政府对科学工作的关切和支持而喜悦；
为过去一年中的新成就，以及在红专道路上的进步而喜悦；
为接班人的成长而喜悦；
为增添了新式的实验设备和其他的研究工作条件而喜悦；
为配备了得力助手而喜悦。
在大会堂的十个娱乐场所里，人们欣赏了各种精采演出和参加了各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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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27日讯 全国各地人民解放军的拥政爱民活动。
春节期间开展得更加深入热烈。
各地部队在春节前夕，召开了党、政、居民座谈会，或派出人员向驻地党政机关、人民群众广泛征求了意见。
春节期间，又普遍组织慰问小组、宣传队、贺节队到驻地党政机关，厂矿企业、人民公社和烈属军属的家里，贺节、慰问。
厦门前线南日岛和黄岐等前沿阵地上的部队，派出五十多个贺节队和宣传队，携带招贴画、标语等宣传品，敲锣打鼓，边歌边舞，向驻地人民群众祝贺新春，感谢他们一年来对部队的关怀和支援。
北京、南京、沈阳、广州、济南、武汉、昆明、兰州、拉萨、乌鲁木齐、西安等地部队的文艺团体、战士业余演出队和宣传队，都以各地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组织了腰鼓队、秧歌队、高跷队、小型说唱队、电影队、荡湖船、踩高跷、耍狮子、龙灯等，向驻地各界人民和农村中的广大社员祝贺春节，宣传国际国内形势，宣传三面红旗的光辉胜利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以及军民水乳交融的动人事迹。
福建前线、云贵高原和内蒙古草原等地部队，还派出一批官兵把光荣匾、幸福灯和春联等送到烈军属和革命残废军人在海边、山寨的家里和帐篷中。
驻张家口部队派代表到董存瑞烈士家里进行了慰问。
驻云南怒江地区某部副指导员刘国清慰问军属崔英老大妈时，崔大妈高兴地直说：“见到了你们，就象见到我亲儿子一样。”
这期间，驻农村部队的拥政爱民活动，普遍以支援农业为中心，尽自己所能，大力协助驻地公社积肥运肥，准备春耕生产用具和制订生产规划。
去年曾经以一百几十万个劳动日支援了驻地人民公社农业生产的沈阳地区各部队，今年春节期间又分头派出人员，同驻地人民公社商订了1963年全年支援农业生产的计划。
驻内蒙古草原的部队，也纷纷出动帮助驻地附近公社积肥运肥、修棚垫圈，喂饮牲畜。
西安驻军某部四连，一天就为红庙坡、红东等生产队起圈积肥九万七千多斤。
陕西驻军某部还把自己积存的三万四千多斤好肥送到公社田间。
在祖国南方，春暖较早，不少部队上山下田帮助公社社员扶犁春耕。
五指山某连，一天帮助黎胞深翻地六十多亩。
番贺生产队一条七百米长的灌溉水渠，也在官兵们帮助下修成。
云南驻军用一千多个劳动日，为临沧人民加固了南汀河堤，做好了春耕引水灌溉的准备。
驻在傣族、景颇族等兄弟民族寨子附近的部队，还牵牛、带马，帮助当地人民提前完成犁田的任务。
各地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铁道兵和工程兵等技术兵种，这期间也派出大批技术人员和修理人员，上山下乡，为公社整修农具，迎接春耕。
军医和兽医人员，背着药包串村过寨，为社员和牲畜防治疾病，保证人畜健康。
重庆地区某部理发员廖在仁，带着理发工具到海兰公社二大队，在山间和田头为社员免费理发。
官兵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受到人民的赞扬。
西昌地区人民歌唱道：“安宁河，长又长，解放军的恩情比水长；
攀枝花，好又好，解放军是毛主席派来的好代表，”
农历正月初一这天，许多部队还表扬了一批一年来遵纪爱民好的官兵。
不少入伍不久的新战士，也给家乡的政府发出了感谢信，汇报自己入伍以来的进步情况，感谢党和政府对自己家庭的关怀和照顾。
作者：古光成田葵沃信康
在某团机关干部的花名册里，写着这样一个人：上尉，参谋，孔大军，党员。
可是，要找这位参谋，在办公室里十有九回和他打不上照面。
作训股的朱同志，倒有句常挂在嘴边的话：“他呀，回家啦！”
这个“家”指的就是孔大军常去的连队。
一
说起孔大军以连队为家，话就长啦。
1954年他从朝鲜回国不久，被调到营里当施工参谋。
部队到达施工地区以后，孔大军一没有出门看看砸的是什么石头，二没有去问一问部队人员情况，就给各连订了个施工指标。
连里干部反映：石头太硬，又要砸那么细，每天完成不了那么多。
孔大军说：“二十来岁的大汉子，一天那么点石头都砸不烂，还象个样子。”
到了年终一计算，各连的任务果然还差一大截。
当时，连队觉得不光彩，孔大军自然也受了点批评。
施工回来，孔大军对照着参谋工作职责，默默地想了很久。
哎！
为啥事先对工地和连队情况不了解了解呢？
他回想到：在志愿军的时候，他们的排长了解他们全班同志，就象自己的十个指头一样。
闭上眼睛都能听清是谁的脚步声。
在金城阻击战中，排长知道他们班道路熟，跑得快，就派他们向前沿运送弹药。
他们通过敌人的层层封锁，把子弹、炮弹及时送到了前沿。
就为这，他自己立了三等功，胸前还挂上下一枚荣誉勋章。
那时排长那样了解我，现在我为啥不深入连队了解情况呢？
想到这里，孔大军暗暗下定决心：要当好参谋，就只有深入连队，把根子深深地扎到连里。
二
孔大军到了连队，总是以普通一兵的姿态和战士们共尝甘苦。
有时，他背起背包同战士们一起行军，向部队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给战士们讲解行军常识。
有时又和部队一起出去生产劳动，并且组织各连利用早晚时间进行天天练。
在和战士们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孔大军博得了连队干部、战士的爱戴。
战士们熟悉他，正如他熟悉每个战士一样。
全国步兵分队的班长，他能一个不落地叫出名字；
全团的战士，他一见面就能分清谁是哪个连哪个班的。
有时靶场上传来“哒哒哒——哒哒哒”的射击声，他会不加思索地说：“这是机枪连张显文射击的，小伙子今年两次射击两次优等啦。”
早晨，操场上传来杂乱的口令声，他听见向右转的“右”字，几乎和“后”分不清，他会爽朗地笑着告诉你：“四连一班长韩绍贵的毛病还改不过来呀！”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孔大军熟悉了连队和战士的情况，给他的工作带来很大帮助。
比如，去年上半年，四连射击预习了一段时间，思想上有些自满厌烦情绪，请示要提前进行实弹射击。
孔大军当即回答说：“不行，还有十几个同志没有过关。
现在打，成绩是不会及格的。”
四连长不相信，回去抽了一个班试打，果真没有及格。
以后又预习了一个多月，孔大军翻了翻他那小本子，告诉四连：现在可以打了。
四连长问：“能打个什么？”
孔大军回答：“良好有把握。”
射击结果，真是良好成绩。
以后，连队的战士们，一瞅见孔大军就扭住他的胳膊笑：“你，真有两下子！”
三
孔大军在工作中不仅把根子深深扎在连里，而且还事事注意调查研究和亲身实践。
在这方面，他给我们讲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去年训练初期，订“四点瞄准”的过关指标。
订成什么样子才合乎部队实际呢？
孔大军拿起秒表就到四、五连去试验。
指标订出来了，可是一拿到三营去却不适用：四、五连技术最差的都可达到指标，三营的“尖子”还差这标准一大截。
同样的部队，一样的指标，为什么相差这么远呢？
孔大军拿起本本就到三营去调查。
原来三营在组织射击预习的时候，工作做得不够细。
应该把预习分成装退子弹、四点瞄准等几个步骤进行，可是他们没有分；
预习的时候又没有提出具体要求和逐个地进行检查鉴定。
所以，表面看起来，部队趴得整整齐齐在练，实际上效果不好。
他向三营的同志介绍了四、五连的经验，帮助他们把预习分成四步，步步提出要求，天天进行检查鉴定。
这样，不仅领导上有了把质量关的尺寸，而且大家的目标具体，大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
以后，三营很快就赶上了兄弟单位。
第二件事，是去年进行“防御战斗中的小组”这个课题的时候，很多干部感到没有经验。
孔大军就和其他参谋一起，根据过去的战斗经验，带领班长边做边研究，不仅编写出了“防御战斗中的小组”这个课题的教材，还提供了组织这个课题训练的方法。
要问孔大军为什么能这样深入连队？
有的讲他对参谋工作无限热爱，有的说他是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准确更扎实，还有的说他是1957年到北京参加积极分子会议的时候，见了毛主席，回来学会了走群众路线。
但是，他自己却是这样回答：“我孔大军过去是个穷孩子，做梦也没有想到当参谋。
今天，党把我培养成参谋，我就要听党的话，把工作做好。
不然，就对不起党了。”
作者：星火纳穆吉勒
曾在战斗中荣记两次集体三等功，在1961年和1962年连续争得四好的内蒙古某部三分队，掀起冬练“三九”、战胜严寒的训练热潮。
在冰雪上进行战斗指挥训练。
官兵们在零下三十多度、风雪交加的天气里，飞马奔驰，苦练冲击敌人的本领。
特等射手贺荣升帮助新战士阿日木根扎掌握射击要领。
===== 通信营官兵观看《槐树庄》受到教育-决心以郭大娘为榜样做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他们写信教育家庭热爱人民公社，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勉励自己明确立场树立阶级斗争观点，为党的事业苦干一辈子
作者：肖秀魏万蔺平
本报讯 4587部队通信营官兵，看了影片《槐树庄》以后，深为郭大娘的光辉形象所鼓舞。
他们进行了座谈讨论，一致表示：学习郭大娘那种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鲜明的阶级观点，和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崇高品质，象郭大娘那样，做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
在讨论中，官兵们列举了电影中的大量事实，从各个方面分析了郭大娘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
大家认为，影片中的郭大娘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的光辉形象，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郭大娘那种坚决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精神，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对官兵们教育最深。
大家说，在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摆在郭大娘面前的困难很多，如一穷二白，自发资本主义思想，地主阶级千方百计阴谋复辟，等等。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减弱郭大娘坚定的社会主义革命信念。
在党的领导下，她带领群众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重重障碍，坚定不移地沿着社会主义革命大道勇猛前进。
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郭大娘的阶级立场为什么那样坚定，我们应该从郭大娘身上学习些什么呢？
大家认为：首先，要学习郭大娘那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
技师尹志斌说：郭大娘心目中有明确的共产主义总目标，所以她不满足民主革命的成果，在党的指引下，又带领群众马不停蹄地向社会主义革命前进了。
党员刘老成分得了土地和房子，不愿再革命了，郭大娘就教育他，“咱们共产党员不能光靠那会儿的光荣过一辈子，咱们得跟着党不断地朝前走才行哪！”
大家说，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者，只有在革命征途中，时刻牢记着共产主义的总目标，才不会迷失方向。
其次，要学习郭大娘那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鲜明的阶级斗争观点。
战士邢茂盛说：郭大娘爱憎分明，她知道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者，应当维护哪个阶级的利益。
比如分配土改中地主剥削来的财产的时候，地主崔老昆恶狠狠地问郭大娘：“不是自己的肉，能长到你自己身上吗？”
郭大娘立即义正辞严地反驳：“你吃的穿的都是哪儿来的？
我们农民身上的肉不能长到你们地主身上。”
这句话讲得多么深刻有力，她的无产阶级立场观点多么鲜明啊！
再如，地主崔老昆的儿子崔治国，要求摘掉他父亲的地主帽子，郭大娘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卑鄙阴谋，断然拒绝了。
报务主任安同玉说：郭大娘对阶级敌人是那样仇恨，但对阶级兄弟却是那样深切同情。
她把贫农李老康的疾苦，当成了自己的疾苦，李老康卖了地，好似她自己卖了地一样难过。
对于曾同她一起闹翻身的刘老成，郭大娘又是那么苦口婆心地进行动导，终于使刘老成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讨论中，官兵们一再表示，要象郭大娘那样做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在讨论中，官兵们还广泛联系到自己家乡农业集体化实际和部队生活实际。
他们说：象郭大娘那样忠心耿耿、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按照党和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人，在我国现实生活中有千千万万。
家在河北省安平县的架设连二排长侯忠信，向战士们介绍了安平县南王庄王玉坤等三户贫农，坚决定集体化道路的生动事迹。
战士范存业列举了他二哥热爱集体经济，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事例。
他二哥从部队复员回家后，第一个报名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里缺少资金，他把自己养的一只羊卖了，给社里添置新农具。
在讨论中，官兵们还赞扬了部队中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民公社，积极支援人民公社的好人好事。
三连战士说，指导员周丙申是他们的活榜样。
周丙申家乡办高级社的时候，资金缺乏，他立即把自己积蓄的五十元，寄给了高级社。
家乡遭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他又教育家庭，自力更生，克服困难，不要给公社添麻烦。
他休假回家，积极参加公社劳动，不计报酬。
通信连副指导员赵春荣还介绍了卫生员胡云海热爱人民公社的事迹。
胡云海把支援人民公社当作自己份内的事。
在野营中，不管风雨天，漆黑深夜，哪家社员病了，他就跑到哪家看病。
他入伍两年多，先后给社员看病五百多人次。
学习电影《槐树庄》后，官兵们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民公社。
他们千方百计地支援人民公社，决心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驻地人民公社扩音器坏了，无线电技师尹志斌立即带领战士去检修。
在最近一次野营中，修理所还给当地公社修好两部电话总机、十二台收音机。
官兵们纷纷写信教育家庭，要象郭大娘那样热爱人民公社，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干部、党员纷纷表示：要象郭大娘那样做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为党的事业埋头苦干一辈子。
（肖 秀、魏 万、兰 平）
作者：文永宣卜广恩
本报讯 沈阳部队某师师长吴九山、副师长王庆英率领工作组，深入冬训现场，总结具体经验，指导部队训练。
冬训一开始，吴师长和王副师长就带领工作组，来到训练先行连——三连，和战士们一同操作，指导大家按照实战要求，练出过硬本领。
有一次，在射击预习的时候，因为天气突然变冷，连里几个同志轻微冻伤，有的干部就说：“基本射击主要是练射击要领，教程上对天候好坏没有严格要求，不必在复杂天候中练。”
也有的战士反映：“大冷天在野外练射击是白挨冻，哪能学好技术？”
连里没有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便修改了训练计划，把射击操作课目安排在靠近中午的时间，如果遇到冷天，就把室外课目改为室内课目。
师首长发现这个问题后，指出这个做法不符合实战要求；
应该积极锻炼，不应该消极防寒，要以练为主，练防结合，执行教程要从实战需要出发，不要死抠条文。
经过首长们的口授身教，提高了大家的认识，调动了官兵们在天寒地冻条件下苦练硬本领的积极性。
如三连的射击场，原来选择在一个山坡上，角度不大。
连里根据师首长指示的精神，重新选择了一个角度比较大的射击场地，从难从严提高部队的射击技能。
师首长下连以后，发现一个问题，就具体帮助解决一个问题；
解决一个问题，就认真总结一次经验。
如连队干部缺乏组织冬季射击训练的经验，为了避免冻伤，采用了动静结合的方法。
王副师长在跟班训练的时候，具体计算了一下时间，发现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用在练习射击上，其余时间都搞其它活动了。
便和连队干部一起研究，采用练立姿据枪比赛的方法，这样既能增强抗寒力，防止冻伤，又能锻炼臂力和快速瞄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射击第二练习中，有一个主要难点是冲锋枪不好操纵，干部战士对打好这个练习信心有些不足。
吴师长就亲自摸要领，和大家一起研究，找出了原因。
有些战士摸不到在雪地瞄准的要领。
吴师长就对大家讲解了在各种情况下瞄准的知识，诱导大家反复苦练，摸透手中武器的脾气，切实把技术练精。
由于师首长深入到训练中发现问题，不断帮助连队改进训练方法，使三连的实弹射击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领导上又用在三连摸到的经验，及时指导了全师的射击训练。
（文永宣、卜广恩）
作者：广定
本报讯 6898部队在某山区野营，模范地遵守党的政策纪律，在群众工作中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并且运用人民群众热爱军队的事例教育部队，使部队受到一次生动的人民军队本质教育。
野营开始前，部队领导机关派出工作组调查山区人民风俗习惯，组织部队学习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使指战员明确认识军队群众纪律的好坏，不仅关系到我军任务的完成，而且还影响着党和军队的崇高威信。
然后，发动人人抓政策纪律，形成了群众性的遵纪爱民活动，行军中部队纪律严明。
红一连的副连长吴子修带领设营组到某地设营的时候，正是午夜，还下着大雨，有个独立家屋仅有两名妇女在家，不便开门。
他们就忍受寒冷，背靠背倚立在大门口度过了一夜。
驻训的时候，部队和群众相处一起，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损害群众一草一木。
这种严守纪律的模范行为，使群众深受感动，更加积极地支援军队。
有个老社员叶升奇看到部队住在四面通风的破房里，就主动送来稻草给战士垫铺，拿出棉被给战士盖。
群众热爱军队，反过来又给战士们以深刻的教育，战士们很有体会地说：毛主席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真正表现了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
野营部队在群众工作中认真地贯彻了党的阶级路线。
各个连队经过社会情况调查，首先帮助生产队搞好生产，同时帮助五保户、困难户搞些家庭副业。
他们为公社为基本群众办好事的自觉性很高，只要听说人民公社有什么困难，就不顾疲劳地抢着去干。
离驻地十三里的岭溪大队有一万五千斤公粮因劳力缺乏运不出来，部队在一和中午派七名干部率二百名战士，一次就全部运出来了。
三分队经过一夜行军正在睡觉，忽闻附近圩背生产队仓库起火，他们就立即起身赶往抢救。
战士李士学等冒着危险冲上房顶断了火路，抢救出来三百多担粮食。
大队书记和群众都感激万分。
有个老社员摸着粮食对战士说：“你们真是毛主席派来的救命星！”
部队对人民群众的宣传做到了有的放矢。
在群众对我军不够了解的地区，就广泛宣传我军本质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军民关系很好的地区，就宣扬群众热爱军队的事迹。
对一般社员就宣传爱社的集体思想，说：“高山松柏青又青，人人爱社莫变心，莫学灯笼千只眼，要学蜡烛一条心。”
这种宣传很受群众欢迎，社员们扶老携幼来听，女社员梁观秀还写决心书交给部队指导员，表示要积极参加集体劳动，争取今年粮食大丰收。
野营中部队和群众广泛接触，阶级感情互相交流，领导上把这种朴素的阶级感情提高到阶级觉悟上来，使部队受到一次生动的教育。
五连刚到兴隆生产队的时候，副指导员发现社员欧汝横患重病，连长指导员都来探望，把自己的饼干送给他吃，副班长齐保玉了解病人确是困难户，就建议全连捐献二十元帮助他。
欧汝横感动得眼泪簌簌地掉下来，轻声说：“解放军真好啊！”
这件事在群众中传开了，群众更加热爱军队，自动送柴送菜支援子弟兵，驻训九天内，群众给战士们烧水洗澡的就有三十八人次，五个青年报名要求入伍。
指导员杨荣富运用这些事例对部队进行了人民军队教育，把军民之间的阶级情感归结到我军本质上来认识，大大提高了战士们的阶级觉悟。
许多战士说：“平时演习群众就这样热情支援我们，打起仗来更不成问题。”
老战士受教育后都表示说：“人民把我们当亲人看，我们更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正担负起保卫人民的责任。”
（广 定）
作者：刘世@
本报讯 4736部队在冬训中爱护庄稼保护农田。
冬训开始前，部队政委陈庆中亲自到公社研究训练场地问题，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协同营连干部勘察地形。
部队在构筑工事、设置障碍物时，尽量利用山坡路边闲散土地。
八连在设置铁丝网、鹿寨、交通壕时，原来计划要占用一块冬麦地，连长蔡德新看完地形，提出沿着路边挖工事，利用山坡设鹿寨、架铁丝网，加深原有的水渠作交通壕，结果使冬小麦没受到一点损失。
最近部队演习结束，各单位填平了工事，逐户征求群众的意见才离开现场。
（刘世勂）
栏目：文化尖兵
摄影员伍振超随身带者照相器材，深入海岛给战士们照相。
他到达海岛那天，战士们都高兴得喊起来：“老伍又给咱们照相来了！”
岛屿上的战士，想照一张相片真不容易啊！
要等班船，一去一回就得三四天，再说也不能为了照张相片离开战斗岗位呀！
摄影员伍振超正是为了解决大家的困难来的。
往常，他都是照完了回去冲洗，这次照完马上冲洗，当天晚上战士们就看到自己的照片了。
有的战士照一个劳动的镜头，表示他建岛的决心。
有的战士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时照一张相片，他们说：党是母亲，岛是家，学习毛主席著作，在岛上把根扎。
有的在海石花前照张相，留下一个纪念。
伍振超一年来不辞辛苦深入海岛、边防部队给战士们照相，和战士们交上了朋友。
他还拍摄了不少新闻图片和艺术图片，去年在军内外报刊上，刊登了六十二幅。
这些反映海岛、边防部队建设和生活的图片，对战士们鼓舞很大。
（《战士报》）
作者：王妃弄曾宪道
栏目：文化尖兵
六八五七部队二连战士、高中毕业生谢仲云，去年编了十六个文娱节目。
有小歌舞剧《兄弟情》、小演唱《喜报送回家》、话剧《没有警惕的人》、活报剧《人民公敌蒋介石》和相声、快板、三句半、诗朗诵、双簧等短小节目。
这些节目反映了连队的生活，演出时受到战士们的欢迎。
他对开展连队文娱活动的积极性很高。
连队执行生产任务的时候，谢仲云想：“我是个知识青年，又是党员，在生产中应该把连队的文娱活动搞起来。”
于是，他就把生产中的好人好事编成节目。
连队领导上知道以后，积极支持他，并且给他提供材料。
指导员杨金铭主动和他一起研究修改节目，给他指点方向，帮助提高节目的思想性。
战友们也很热情地支持，如代替他出公差，帮助搜集一些好人好事的材料。
谢仲云还用木板钉了个小凳子，在野外放牛的时候把它也带去，坐在草地上写，星期天很少外出，吃完饭又坐在床前写起来。
他曾四次请假到大冈镇买书，经常翻阅连里的书报，不断提高思想水平和编写能力。
（王妃弄、曾宪道）
作者：李希曾李沛然
栏目：文化尖兵
五好战士、共产党员张云明，是4606部队电影放映员。
两年多来，他放映六百二十余场电影，没有发生一次故障，没有断过一次片，受到领导上的表扬和奖励。
张云明使用的那台发电机已有好多年了，但是至今没有丢掉一个螺丝钉，没有碰掉一片漆皮，甚至连一处锈损的痕迹也找不出来。
他刚接过这台发电机的时候，老同志向他详细地介绍了机器的性能和脾气，要他象对待自己的眼睛一样地爱护它。
从此，张云明把这句话牢牢地记在心上。
几年来，他奔走山区放映，路上怕车辆颠簸，给机器铺上草垫；
遇到爬山越岭用手扶着，宁可自己受点累，也不让机器出毛病。
有一次去一百二十里地以外放映，到达目的地。
天已经黑了，他带病把机器检修好，立即放映。
又一次，在一个大雪初停的夜晚，给山区部队和群众放映，发电机的喷油嘴不好使，他用手扶了两个多小时，把手都冻肿了。
工作中，他逐渐认识到：要把机器保护好，更重要的是了解机器，掌握操作技能。
所以他一有空就拿着书和路线图对着机器一件件地学，常常是别人睡午觉，他还蹲在机器旁边琢磨，有时连吃饭都忘了。
去年夏天上级调他去军区电影集训队学习，被评为队里的学习标兵。
现在他不仅摸透了机器的脾性，而且只要机器一开动，凭着两个耳朵就能听出机器工作得是否正常，保证了放映任务顺利完成。
（李希曾）
6861部队修理连战士卢本泉是1961年入伍的城市知识青年，他教歌、弹琴、画画、编演节目，样样都行，是连革委会的文娱委员。
一年来不仅在修理战车中圆满完成任务，而且为活跃部队做了很多工作，去年年终被评为五好战士。
李沛然摄
据新华社拉萨26日电 春节期间，西藏各地人民对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进行了热情慰问。
24日上午，西藏各界人民春节慰问总团和拉萨市分团，携带大批慰问信和慰问品，到拉萨郊区军医院慰问伤病员。
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郭锡兰，西藏各界人民春节慰问驻藏部队总团团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阿沛·阿旺晋美，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副司令员赵文进等党政军领导人，对休养员们进行了亲切慰问，勉励他们安心休养，早日恢复健康。
连日来，拉萨市区各街道的藏、回族居民，纷纷组织慰问队，敲锣打鼓，喜气洋洋地到解放军驻地，给子弟兵补衣、修鞋、打扫住所，居民格桑却珍一到部队驻地，就搜寻战士们需要洗的衣服。
她说：解放军为我们受了千辛万苦，给他们作点事是尽自己的心啊！
在山南、日喀则和昌都等西藏主要城镇，这几天先后举行了慰问驻军大会。
在藏北草原和阿里地区，慰问活动也在深入展开。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26日电 春节期间，新疆各地的各族各界人民对人民解放军驻新疆部队和人民公安部队广泛展开慰问活动。
24日，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赛福鼎，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吕剑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辛兰亭、伊敏诺夫、帕提汗·苏古尔巴也夫等党政领导人，在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首长郭鹏，陶峙岳、徐国贤等人陪同下，先后到乌鲁木齐郊区的驻军某部和某医院，对官兵们和休养员们进行了亲切慰问。
在乌鲁木齐、喀什和新疆南北部许多县市的各族各界人民春节慰问团，也都随带剧团和各种慰问品，向当地的边防部队和人民公安部队进行了慰问。
新华社27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赤旗报》24日发表社论指出，日本共产党一贯主张按照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所指出的根本方向和方法，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并且为此一直进行了必要而且可能的努力。
社论首先说，自从去年年底以来，同在若干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发生公开批评其他兄弟党的情况联系起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意见分歧重新表现出来了。
社论指出，在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共同纲领性的文件——莫斯科声明中，阐明了共同的政治任务，并且对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各个兄弟党之间的相互关系，也规定了明确的准则。
“我们确信，唯有这个方法才是解决独立和平等的政党——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间的意见分歧的唯一真正同志式的方法。
除了这个方法以外，再没有别的处理共产党人的国际大家庭内部问题的正确方法了。”
社论说，“事态的演变经过已经表明，兄弟党之间的公开争论，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没有任何好处，相反地，不仅使问题更加难于解决，而且只会给敌人提供挑拨的材料。
我们党迄今一贯主张按照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方法解决争论问题，坚持不参与兄弟党之间的公开争论的自主态度，是因为公开的争论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十四次全体会议（1960年12月）的决议确认，我们党的代表团在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上，和其他兄弟党的代表团一起，在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1962年10月）的决议说：“我们党忠实地遵守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的原则并且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奋斗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
社论说，“不幸，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已经公开表现出来，在这个时候，我们衷心地期望，各个兄弟党立即停止公开争论，彼此保持节制，耐心地为加强团结而采取必要的措施，在作好充分的准备以后，召开国际会议，解决争论问题。
我们党的这个观点已经在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给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贺词中表明了。”
社论指出，从日本共产党逃跑出去并且被日本共产党开除的春日庄次郎一派和西川、内藤一派的反党捣乱分子，以为现在碰到了可以掩饰他们自己丑恶面目的好机会，对日本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肆造谣、污蔑，如痴如狂地进行着挑衅和分裂的活动。
社论说：西川——内藤一派和春日一派中间的一伙人，已经加入社会党，成为反共右翼社会民主主义领导人的御用理论家，攻击日本共产党，破坏民主力量的团结，并且甚至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行着挑衅。
从整体来说，他们已经同反共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分子联合起来，事实上附和那种无视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根本区别的“积极中立”论，否认帝国主义阵营实行核武装和社会主义阵营实行核武装所起的相反的作用，起着那些鼓吹今天世界的根本矛盾是核武器同全人类的矛盾这样一种超阶级理论的煽动分子的作用。
社论说，我们对于正在企图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意见分歧重新嚣张起来的反党修正主义分子，必须坚决给予反击，彻底揭露这些骗子的面目。
社论接着说：“我们党曾经再三主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实行团结，并为此一直进行了必要而且可能的努力。
不仅如此，我们党在对美帝国主义的估价、对肯尼迪政府的态度、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与独立问题、和平共处与普通裁军等等问题上，也站在根据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在日本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使日本的革命运动向前发展这样一个根本的立场，阐明了我们党的观点。”
社论指出，对于独立和平等的政党——兄弟党之间的问题，必须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决不应当发表轻率的意见。
党中央将联系到事态的发展，充分地研究事实，根据需要进一步表明日本共产党的态度，并且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进行积极的努力。
社论说：“同人类历史上的一切进步运动一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发展的道路上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曲折和困难。
但是，共产主义运动一个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任何困难和曲折都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能阻止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意见分歧，归根结蒂，是在发展道路上的暂时的和局部的现象。
如果以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它们是各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经过共同努力而取得的）为依据的话，那么，就一定能够克服目前的困难，开辟出一条实现独立和平等的政党的更加巩固的、团结的道路。”
新华社26日讯 贝尔格莱德消息：南斯拉夫总统铁托1月23日立南斯拉夫人民青年联盟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否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将放弃它的投靠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
他并且大肆污蔑中国奉行“贩卖战争”的政策。
据南斯拉夫通讯社报道，铁托在讲话中说：西方某些人猜测说，南斯拉夫由于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改善了，因此现在会放弃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保持良好关系的政策；
这种猜测是“完全荒谬的”，“是错误地估价我国对外政策所体现的原则”。
他声称，“我们不仅不会放弃这样的政策，而且，就我们而言，我们将努力继续保持这样的政策。”
铁托在讲话中恶意地曲解中国共产党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污蔑中国以马克思和列宁的名字来掩饰所谓“贩卖战争的政策”，“想把整个世界推入深渊”。
他说，“如果那样，亿万人将遭毁灭，人类千百年来以巨大代价所创造的人类的成就将要毁灭，而对于这些，他们毫不在乎。”
铁托恶毒地污蔑中国奉行“一种成吉思汗政策”，“是对世界和平的一个巨大危险”。
铁托表示他确信，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同美国总统肯尼迪最近就核试验问题进行的通信中所使用的友好语调以及赫鲁晓夫在柏林等问题上的最近讲话，是“现在政治地平线上出现了越来越明显可见的晴朗化迹象”。
据新华社28日讯 华盛顿消息：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昨天表示，美国一定要继续推行首先使西欧“统一”到它的掌握中来的“大计划”，而不顾它的盟国，特别是法国的反对。
他说，尽管有这个或者那个国家不时表示不同的意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开始的西方统一“大计划”将继续推行下去。
谈到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时，腊斯克承认，美国现在所以对于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协议一事感到兴趣，其中的一个考虑是妄图借此束缚中国发展国防力量。
他认为，如果中国爆炸一个核装置，“其心理和政治影响会是十分严重的。”
他表示希望美国能够同苏联缔结禁止核试验条约。
但是他说，苏联所建议的两三次“就地视察”是不够的。
他强调说，为保证这种条约得到执行，必须有“视察安排”，特别是在亚洲辽阔的地区。
腊斯克还说，肯尼迪下令停止地下核试验，这不过是暂停，其目的在于促进同苏联在停止核试验问题上的谈判。
腊斯克在谈到古巴问题时再次表示要推翻古巴人民的政府，他说，美国“不能接受”所谓得到外界支持的共产党政权“对西半球的渗入”。
腊斯克说苏联在古巴驻有“很大的军事力量”，并且说这是“一件值得真正关切的事”。
他说，美国首先要求从古巴撤出苏联导弹，其次是轰炸机；
下一阶段将是进一步减少在古巴的“苏联势力”。
腊斯克接着说，“我们从苏联方面得到某些表示，说这些部队、这些部队的一部分将在适当时候撤出。”
他还说，美国已经看到苏联军队最近几个星期从古巴作“某种外调”。
栏目：人民日报社论
在锡兰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的倡议下，亚非六国为了促进中印和解，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在锡兰首都科伦坡举行了会议，并且提出了稳定停火、脱离接触和呼吁中印双方进行直接谈判的建议。
周恩来总理已经在本月十九日写信给班达拉奈克夫人，表示中国政府原则上接受科伦坡会议的建议作为中印官员会晤讨论稳定停火和脱离接触并促进中印边界谈判的初步基础，同时保留对该建议的两点解释。
中国政府对科伦坡会议的积极支持，充分反映了我国政府和人民谋求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
我们一向重视亚非友好国家在调解中印边界争端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我国政府在去年十月二十四日的声明中和周恩来总理去年十一月十五日致亚非各国领导人的信件中，一再呼吁亚非国家对促进中印和解作出贡献。
随后，中国方面采取了单方面停火和全线后撤的主动措施，这就为亚非国家的调解活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班达拉奈克夫人提出召开科伦坡会议的倡议后，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热诚的支持。
在锡兰总理和印度尼西亚副首席部长苏班德里约博士访问中国时，中国政府对科伦坡会议的建议作出了积极的响应。
我们对于锡兰和参加科伦坡会议的其他国家的活动，给予高度的评价。
中国政府赞赏六个亚非国家在科伦坡会议上表现出来的指导精神。
参与会议的国家，明确以调解人的身份进行呼吁，而不对中印争端进行干涉和仲裁。
这就有助于推动中印双方直接会谈，而中印边界争端是只能由当事国直接谈判才能解决的。
与会国反对帝国主义插手中印边界争端、干预亚非事务。
这一主张反映了亚非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
人们注意到，在中印边境的武装冲突发生以后，美帝国主义竭尽煽风点火之能事，为求冲突扩大化。
为帝国主义效劳的南斯拉夫铁托集团，冒充为“不结盟国家”，力图干预中印边界争端，破坏亚非团结。
显然，只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阴谋活动，才能维护亚非和平和亚非团结。
与会国家表示反对使用武力取得任何领土，这是一个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的原则。
如果任何一方不遵守这个原则，必将导致无休止的武装冲突。
与会国家主张稳定停火、脱离接触，以便为解决边界问题的谈判铺平道路，并且认为停火、后撤和建立非军事区等措施，将不损及任何一方政府关于边界最后划法的概念的立场。
十分清楚，与会国家所肯定的这些原则，体现了亚非和睦和万隆会议的精神。
科伦坡会议的建议，反映了与会国家促进中印双方直接谈判的愿望。
这些建议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也有不明确和不一致的地方。
历史证明，中印边界全线都未经双方划定和标定，各段都有争执；
武装冲突不仅发生在西段，而且也发生在东段，事实上东段的武装冲突更为激烈。
认为只有在中印边界西段有争执，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因此任何有关稳定停火和脱离接触的安排，必须贯彻对于中印双方对等和对中印边界各段一致的原则。
科伦坡会议的建议没有呼吁印度军队后撤，而只是希望在中印边界西段印度军队保持现有的军事驻地不动。
既然如此，那么，在中段和东段，印度军队至少也应该保持现有的军事驻地不动。
会议的建议只规定在西段脱离接触，而没有对东段和中段作出同样的规定。
会议的建议对东段在停火安排中有争执的地区，即扯冬地区和朗久，规定由双方讨论解决。
既然如此，最低限度应该把同样的原则应用到西段在停火安排中有争执的地区，即印方使用武力越过一九五九年实际控制线、建立了四十三个军事据点的地区，而不应该规定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军事撤退所空出的地区，由有待商定的双方民政点进行管理。
容许印度在这个地区设立民政点，等于承认印度在一九五九年以后直到一九六二年使用武力侵入这个地区设立四十三个军事据点是合法的。
经过同锡兰总理和印度尼西亚副首席部长苏班德里约博士反复讨论，中国政府对科伦坡会议建议提出了以下两点解释：
一、中国边防部队将按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国政府声明的既定计划，在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后撤二十公里，以利稳定停火、脱离接触；
会议的建议关于印度军队保持现有军事驻地的规定，也应该适用于中印边界全线，而不仅适用于西段，在东段，中国政府的理解是，在中国边防部队撤出的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实际控制线以南的地区，印度方面将继续象它直至现在所宣称已经做的那样，不派遣它的军队重新进入，而只派入携带自卫武器的民政人员。
二、中国边防部队在按中国政府声明继续全线后撤到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实际控制线二十公里以外的地方时，将远离他们一九六二年九月八日的位置。
这样在东段的扯冬地区和朗久、中段的乌热和西段印度曾经设立四十三个据点的地区，将没有中国边防部队驻扎。
上述各个地方都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实际控制线中国一边，中国方面在这些地方设立民政检查站是理所当然的。
为了响应科伦坡会议发出的和平号召，促进中印双方直接谈判，在印度军队和民政人员不再进入这些地方的情况下，中国方面愿意在和解道路上再迈进一步，不在这些地方设立民政检查站。
正如周恩来总理给锡兰总理的信中所指出的，“中国政府的上述两点解释，有助于使科伦坡会议的建议贯彻对中印双方对等的原则和对中印边界各段一致的原则，而且丝毫不损害中印双方对于边界的最后划法所持的立场。
印度政府对于科伦坡会议的建议也可能有它的解释。
中国政府希望中印双方不同的解释不致阻碍中印官员迅速会谈，而能够在会谈中求得解决。”
应该强调指出，中国政府根据上述对科伦坡会议建议的第二点解释，准备作出的让步，是中国政府为了谋求中印直接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在采取主动停火、主动后撤的措施以后的又一次重大努力。
目前中印双方在停火安排中有争执的地方，即中印边界西段印度曾经设立四十三个据点的地区、中段的乌热、东段的扯冬地区和朗久，都是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实际控制线中国一边，印度没有任何权利来到这些地方。
现在，中国政府不仅把边防部队撤离这些地方，而且还准备在印度军队和民政人员不再进入这些地方的情况下，把这些地方空出来，不在这些地方设立民政检查站。
这不仅实际是使双方脱离接触，把停火稳定下来，而且也表现了对印度的自尊和荣誉的极大照顾。
如果印度方面确有在平等友好、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那么，中国方面一而再、再而三的和解努力应该从印度方面得到有利的反应。
锡兰总理和科伦坡与会国家一致认为中国政府对科伦坡会议作出了积极响应。
科伦坡会议与会国家本来不把会议的建议看成是中印谈判的最后基础，而是象锡兰总理在一月十六日就访问中印结果发表的公报中所指出的，会议的建议“本身就包含有科伦坡会议让印中两国去通过共同协议作出决定的某些问题”。
中国政府对科伦坡会议建议提出自己的解释，但是并没有把接受这些解释当作开始谈判的先决条件。
中国政府希望，中印双方对科伦坡会议建议的不同解释将在谈判中得到圆满的解决。
中国政府的这种态度，符合中国政府一贯反对为中印谈判规定任何先决条件的立场，也符合科伦坡会议与会国家的希望和科伦坡会议建议的精神。
印度政府尽管声称全部接受科伦坡会议的建议，实际上对会议的建议也作出了它自己的解释。
尼赫鲁总理最近在印度议会的发言表明，印度政府竭力把科伦坡会议的建议解释成为满足了印度原来所提出的恢复一九六二年九月八日以前的边界状况的要求，强调科伦坡会议的建议的实质就是撤销中国对印度的所谓侵略。
据《印度时报》一月二十一日报道，尼赫鲁总理给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一份备忘录，说明印度政府自己对科伦坡会议的建议的解释。
据说，根据印度政府的解释，在西段，中国边防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所空出的中国领土内，印度竟有权规定在某一个地段中国不得设立民政点，只能由印度设立，而在另一个地段，必须设立中印双方的民政点；
在东段，印度政府不仅要把军队一直开到所谓麦克马洪线，而且还要在线北的扯各地区设立印度的民政点；
在中段，印度政府准备象过去一样，继续侵入实际控制线中国一边的乌热。
现在的问题是，印度政府不仅坚持它对科伦坡会议建议的解释，而且坚持中国政府必须全部接受它所解释的科伦坡会议建议，作为中印双方官员开始会谈的先决条件；
否则，“不可能举行任何会谈，甚至是初步的会谈”。
科伦坡会议与会国家原来是要把他们的建议作为促进中印直接谈判的桥梁，但是，印度政府却力图把这些建议变成堵塞谈判道路的障碍，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很大的遗憾。
中国政府本着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将继续用自己的行动来响应科伦坡会议的号召和建议。
中国边防部队不久将按照中国政府的声明完成他们的全线后撤计划，那时他们的驻地将远离他们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八日以前的位置。
同时，中国政府还准备把双方在停火安排中如前所述的有争执的所有地方都空出来，不在这些地方设立民政检查站。
只要印度政府不蓄意进行挑衅，中国政府的这些措施将会使中国边境局势继续和缓下去。
为了促使中印直接谈判迅速开始，中国政府仍然坚持，中印双方对于科伦坡会议建议的不同解释，不应该成为双方官员举行会谈的障碍，而应该在会谈中求得解决。
中国政府真诚地希望，中印直接谈判能够早日开始。
但是，如果以为可以利用中国政府的这个真诚愿望，向中国政府进行勒索，那肯定是办不到的。
中国政府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中印官员是否能够立即举行会晤，完全取决于印度政府。
我们等待印度政府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不要辜负科伦坡会议与会国家的期望，迅速回到谈判桌子上来。
（原载1月28日《人民日报》）
作者：孔凡令
栏目：思想战线
革命干部的一言一行对群众都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说革命干部的私生活问题不是小事而是大事，不仅是私事，有时也是公事，理由之一也在这里。
一般说，群众总是习惯于通过自己经常接触和体验较深的生活领域中的问题，来认识和判断我们的干部以至我们的党和军队的。
1月10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张沛同志写的一篇革命回忆录，叫做《马歇尔，我们认识了你》。
在这篇回忆录里，有一段是叙述解放前北京饭店的老服务员们，通过参加当时所谓“军调部”的我方工作人员的严肃生活，认识我党我军的革命本质的情形，很能发人深省。
1946年，美帝国主义对蒋介石发动的内战进行假调停，成立了军事三人小组，在北平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
当时参加这个“军调部”的我方、国民党和美国三方面工作人员都住在北京饭店。
三方面的人员同住一所大楼，同在一个餐厅吃饭，却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生活方式。
我方的工作人员每天下班回来就看看书，有时也打打扑克。
对人态度和蔼，对“茶房”也都客客气气。
到了晚上，安安静静，既不酗酒，也不赌钱，更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女人来来往往。
这些情形使那些有着几十年服务经历的老服务员们深深地感动了，他们见过法国人、日本人、美国人、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却还是第一次见着象我们这样的“官员”。
于是，有一次，一个背已经驼了的老服务员，拉住我方工作人员，悄悄地说：“共产党确实好呵！
你们一定会得胜的！”
这里，我们多么清楚地看到了严肃生活作风的巨大意义和它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那些老服务员们就是从这里开始认识我们党和解放军的。
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干部的生活私事，不同时也就是与革命影响问题密切关联的公事了吗？
生活作风这桩小事，不就成了群众借以认识革命的政党和军队的大事了吗？”
我们党取得全国政权已经十三年多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水平在这期间有了飞速的提高。
人民群众对党的认识，当然也有了新的政治的标准，不会仍然象当年北京饭店的老服务员们那样，单从待人和气、不酗酒、不赌博等方面来看问题了。
但是，革命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仍然常常是群众观察评判我们党、军队和一切革命组织的一个角度。
人民群众不光要听你怎么说，也要看你怎么作；
不光看你要求别人如何，也要看你对待自己如何；
不光看你在办公室里、会议桌上怎么说，也要看你回到家里私下又如何。
这就是说，他们是要全面地看问题的。
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了，我们党执掌了政权，革命者的生活条件也起了很大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群众不仅依然要从我们每个党员、革命干部的生活作风上来认识和判别我们的党员和干部，而且还要根据新的条件，作更高的要求。
他们要看我们是不是真金？
看我们能否在新的条件下继续保持过去的光荣传统？
那些在艰苦条件下作得出的事，现在是不是还想作还能作；
他们要看我们是精神奋发地在继续革命，还是已经停滞不前了。
在这种情况下，说革命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不是小事而是大事，不仅是私事同时也是公事，那道理不也是很明显的吗？
我们的党是在全国执政的党，在全国人民中有不可估量的崇高威望，这使每个党员和革命干部，也相应地受到群众的极大尊敬。
人们处处以我们党员和干部为榜样来立身行事和作人。
革命干部的生活趣味，甚至衣着风度等细微末节，常常他能起影响社会风尚的作用。
最明显的例子，要算城市人民衣着的变化了。
解放了，城市人民群众在衣着问题上的荣辱观来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从以华丽奢侈为荣，转而以朴素节俭为荣，于是华装锦服一变而为青蓝干部服、大棉袄了。
这里我们不去评论大家都一律穿青蓝干部服、大棉袄是否就好，我们要说的是，这确实反映了人们心理和社会风气的一种革命。
这革命不是靠什么行政命令，而是在社会大变革的基础上，从山沟里出来的革命老同志们艰苦朴素作风感染的结果。
这个经验告诉我们，倘如今天，我们党员和革命干部不能严格检点自己的生活作风，肯定也会迅速地对我们今天的社会风尚起不良的影响的。
从这里看，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也不是小事而是大事，不仅仅是私事，同时也是公事。
在私人生活问题上出现的缺点或错误，一般说并不是怎样难以发现和识别的。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常常把它看轻了，不能严肃地从原则的高度去认识它，不能从它的发展趋向和社会影响来看待它的严重意义。
于是，不仅自己容易原谅和姑息自己，还总觉得组织上和群众也不应该、不必要多来计较。
这是很不对的。
我们每个党员和革命干部，切不可忘记自己在社会中，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所处的地位。
时刻记住并真正理解自己的这种地位，才可能从“小”处看出“大”来，才可能处处留心，时时在意，不仅用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工作，也用共产主义道德的高标准来检点自己的生活。
记得在战争的年月，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是很能理解自己在群众心目中的地位的，是很懂得时时处处考虑党和革命部队的政治影响的。
那时候，部队宿营在村子里，有哪个战士跟年轻的妇女接触时态度不够严肃，或次数多了些，甚至只是有意无意地多看了几眼，晚间的班务会上，也常常是要作认真检查的，同志们也是要批评批评他的“妇女观点”问题的。
现在想来，这种作法或许有些过分了，但是它的确反映了我们部队的严肃纪律，反映了我们的干部战士对党的革命事业、对人民群众的高度政治责任感，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部队战士的崇高而又纯朴的风貌。
我觉得，这种高度的责任感，今天仍然是应该加以发扬的；
这种崇高而纯朴的风貌，今天也仍然是应该继续保持的。
作者：李知
栏目：思想战线学习信箱
问：
——7024部队 李 争
答：
先说什么叫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
所谓阶级，就是根据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不同地位，主要是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关系即是否占有生产资料的情况，而划分成的各个集团。
在人类历史上，随着生产的提高、社会分工的发展以及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形成，由原始社会进入到奴隶社会以后，随着各个阶级社会的出现，人类便被划分成了各个不同的阶级。
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就是在各种生产关系下处于不同地位的两个基本的对立的阶级——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
不同阶级之间，由于经济地位、利益和要求不同，就产生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由于阶级利益的不可调和，因而他们之间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调和的。
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存在一天，阶级斗争也就存在一天。
剥削和反剥削、压迫和反压迫的阶级斗争，贯串于各个阶级社会的始终。
几千年来，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一切斗争，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
阶级斗争不仅是阶级社会中普遍的不可避免的现象，而且是阶级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
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实现从一种生产方式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过渡。
阶级斗争又是贯串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包括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各个方面的。
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在经济上是完全对立的。
剥削阶级每得到一点利益，都是被剥削阶级的血汗，而被剥削阶级每得到一点利益，又必然要减少剥削阶级的收入。
剥削阶级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不惜对被剥削阶级实行惨无人道的榨取；
被剥削阶级为了生存下去，也只得通过斗争来求得减轻以至取消剥削。
这种为了直接的物质利益而展开的剥削与反剥削的经济上的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中最大量、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一切阶级斗争的出发点。
在这个基础上，阶级斗争的进一步发展便是政治上的斗争。
政治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剥削阶级为了维护它的剥削，便利用政治手段来压迫被剥削阶级听从他们的剥削，特别是利用政权来对被剥削阶级实行残酷的统治，镇压被剥削阶级的反抗；
被剥削阶级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也不得不向剥削阶级展开政治上的斗争，特别是通过夺取政权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创造条件。
这种政治上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
只有当阶级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的时候，才有可能改变生产关系。
思想上的斗争，则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
剥削阶级随时随地都在极力宣传他们的剥削阶级意识，用各种反动思想来欺骗和毒害被剥削阶级，以便阻止被剥削阶级起来斗争；
被剥削阶级则要用先进的思想来武装群众，揭露和批判一切反动思想，以便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起来斗争。
因此，思想斗争也是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简单说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就是如此。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
正因为在阶级社会里，一切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矛盾斗争，都来源于各个阶级不同的利益和要求，一切对各种事物的不同看法和态度，都有它不同的阶级意识作背景，因此，我们如果要洞察问题的本质，只有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进行观察和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结论。
这就是阶级分析方法。
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去看问题，就是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作指导，从研究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利害关系、思想面貌和对革命的态度着手，透过现象，找出本质，明辨是非，分清敌我，弄清哪一种趋向代表反动剥削阶级的利益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哪一种趋向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和生产力向前发展的方向。
譬如，对于一项经济活动，我们就要了解它是对哪一个阶级有利，是阻碍还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
对于一个政治行动，我们也要看它是代表哪一个阶级利益的，是敌是我？
对于一种思想或言论，我们同样要研究它是为哪个阶级说话的，是先进思想还是反动思想？
然后，再确定我们对待这些事物的态度，对无产阶级有利，对革命事业有利，就坚决赞成；
反之，对无产阶级不利，对革命事业不利，就坚决反对。
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观察社会现象的根本方法，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必须掌握的思想武器。
只有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从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才能正确地运用阶级分析方法。
也只有坚持阶级分析方法，才能指导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制定正确的革命路线并贯彻执行，才能提高我们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阶级觉悟。
（李 知）
栏目：思想战线每周干部必读
《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学习这篇社论时，参阅1月26日《人民日报》刊载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和致词的摘录》。
《进一步加强工农联盟》
作者：李怀德
栏目：思想战线
共产党员的个人利益，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
在日常生活中，在工作岗位、地区等等方面，无条件地服从组织的分配和调动，则是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的一项最经常最具体的表现。
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能作到无条件地服从组织的分配，这首先要解决一个革命的远大理想和事业观念的问题。
一个革命者，只有有了远大的革命理想，才能产生高尚的革命情操。
只有明确地认识到党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是光明伟大的，愿意为其实现而奋斗终生；
服从组织的分配正是服从这一伟大事业的要求；
他才能够自觉地听从组织的决定，按组织的要求办事，即使会使自己作出任何牺牲，也毫不吝惜。
在我国革命的历史上，许多共产党员服从党的需要，听从组织决定，赴汤蹈火，视死如归，正是由于他们具备了这种坚强的共产主义事业心。
有了这种革命的事业心，个人的地位、享受等等东西，就在他们的眼中变成极庸俗的东西了，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则高于一切；
有了这种革命的事业心，就不至于为个人的暂时困难所吓倒，也不至于为个人的得失所困惑，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心甘情愿去最艰苦的地区，作最复杂的工作，并以此为荣，以此为乐。
从另一方面说，一个党员要作到无条件地服从组织的分配，又要坚决克服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残余。
凡事总是以是否对个人有利为取舍的标准，那是难以作到在任何条件下都坚决服从组织分配的。
我们有时看到一些同志，当他们在上面的时候，常说：“基层干部水平太低，需要加强”，而当组织上决定要将他下放，加强基层工作的时候，他又有所不满，觉得对自己“大材小用”了。
也有些同志，当他从分队调到机关工作的时候，他们抱怨机关工作“有职无权”，而以后要从机关调他下分队了，他却又认为是组织上对他“不信任”、“看不起”等等。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因为他们只以个人得失作标准来判断、对待工作分配的问题。
因此，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只有当他们认真地抛弃了私心，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自觉地服从组织的需要。
革命工作是多方面的。
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每个革命工作人员的具体工作也总是不免要随之起变化。
仍然在同一地区，作同类的工作，只是担子重了，责任大了，要求高了，这是一种情况。
但也有另一种情况，就是在新的形势下有了新的工作要求，因而需要一些人改变工作地区和工作性质。
显然，这些都是革命事业前进中常有的现象。
举例来说，在革命战争年代里，为了消灭敌人的强大的反动武装，推翻敌人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就需要更多的人在军队里工作，加强武装斗争。
当革命战争取得胜利之后，党需要从军队中抽调一批干部去建立和加强政权工作，去从事经济、文化等工作，于是就要有一批同志转业到地方去。
内地各项建设有了较好的基础，为了加速边疆和不发达地区的建设，又必然要调一批干部去加强这些地区的工作。
为了加强部队的基层建设和全面加强国防力量，又要让一些干部下放使用，或去加强民兵工作等等。
在这些情况下，假如我们是以革命事业为重，而不以个人的利害得失为重，我们就应毫不犹豫地无条件服从分配，能上能下，能军能民，能经得住任何变化，吃得住任何辛苦。
总之，服从组织，四海为家，哪里最需要就到哪里去，哪里最艰苦就到哪里去，这是每个以革命为终身职业的共产党员应有的伟大气魄，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组织纪律性所要求的，同时这对锻炼自己、提高修养、增长才干，也是很有好处的。